科研方法概论精选(九篇)

第1篇：科研方法概论范文

【关键词】不确定理论 概率论 可信性理论 公理化方法 类比方法

一、不确定理论简介

在运筹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及工程等领域存在诸多客观或人为的不确定性，如随机性、模糊性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改造自然要求的提高，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必然也会遇到某些不确定因素的出现。人们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不确定信息是从研究随机现象开始的。到现在为止，研究随机现象的理论，即概率论已经发展为处理此类不确定性的强大理论工具，并在许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模糊集的概念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由Zadeh［4］首次提出的，到现在为止，模糊集理论已经发展成处理模糊信息的重要方法，它的理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应用隶属度函数描述模糊集合，而隶属度函数的选取具有很大的主观性，故大部分学者认为模糊集是经验的集合，缺乏严谨性。实际上，人们之所以对模糊集理论存在片面的理解，主要原因是模糊集理论本身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尽管Nahmias［3］定义了可能性空间和模糊变量的概念，并试图建立模糊集理论的公理体系，但由于公理基础不完善，以致于随后的理论框架一直没有很好的搭建起来。直到最近Liu［1］［2］在Nahmias可能性空间的三条公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可能性空间的第四条公理，并成功的建立了模糊集的公理体系：可信性理论。

我们知道，现实世界是不确定的，而不确定现象的发生也具有不确定性。某些时候会出现双重或多重不确定性同时发生的现象，一种典型的情况就是随机性和模糊性同时发生。例如，在测量湖水深度时，一般的测量方法是随机的在湖中选取一点，测量的结果可能为“很深”、“较深”、“大约5米”等比较模糊的数据。实际上，这些数据的产生既涉及随机性，也伴有模糊性，显然若想单独用概率论或模糊集理论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显得力不从心。双重不确定性问题的出现，促使了模糊随机理论和随机模糊理论的发展。［1］［2］

总的来说，作为数学科学的一个分支，不确定理论是研究不确定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学科，是概率论、可信性理论、随机模糊理论和模糊随机理论的统称。

二、不确定理论教学中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近年来，随着不确定理论的逐步发展及其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很多高校逐渐意识到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设该类课程的必要性。一些关于不确定理论的课程，如概率论、模糊集理论、可信性理论的课程相继开设。但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于一些教师对不确定理论的了解和研究不够深入，因此往往忽略了对不确定理论发展和研究方法的介绍，不能有效的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思想。虽然学生通过系统学习能够掌握教科书上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应用方法，但书本知识毕竟是过去研究结果的总结，对学科的前沿不能有系统的掌握。

实际上，不确定理论课程中的一些学科，如可信性理论、模糊随机理论，都是近年来才开始逐步发展完善的，因此在充分了解发展过程和领域前沿的基础上，向学生介绍重要结论的由来和科研方法是十分必要的。这对于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加其学习积累，培养其学术思维具有重要的作用。鉴于此，我们通过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逐步探索将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纳入课堂教学中，使学生通过对不确定理论的学习逐步掌握一般的科研方法和技巧，为将来的进一步学习和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不确定理论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科研方法的尝试

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来说，在课堂教学中讲授相关知识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向他们传授相关的科研方法，以打破科研神秘感，培养他们的科研兴趣。在不确定理论实际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向学生介绍两类科研方法的应用，即公理化方法和类比方法。

1．公理化方法：公理化方法是建立数学体系的主要方法之一。它对现代数学和某些自然科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公理化的趋势是现代数学区别于以往数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它在公理基础上将其它所有概念、命题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从而条理清楚、简明扼要，使人们便于学习、继承和应用。［5］［6］所以，一门数学如果公理化了，则被认为是成熟的学科。建立在公理基础上的学科一定是严谨的学科，在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悖论。在介绍公理化方法的时候，一定要先以浅显易懂的实例告诉学生什么是公理基础及其作用。例如，初中学习的平面几何就是建立在公理基础上的，其中涉及的公理包括平行直线永不相交、同位角相等、内错角相等、同旁内角互补等。通过这样的介绍，学生首先会对公理基础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之后对不确定理论中公理基础的理解有一个较好的开端。

现代概率论完全是在公理化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公理基础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设Ω为非空集合，A是由Ω的一些子集构成的 代数，若非负集函数Pr满足：

公理1：Pr｛Ω｝＝1；

公理2：对任意B∈A，有Pr｛B｝≥0；

公理3：对任意可列互不相交的集合列 A，有 ，则集函数Pr称为概率测度，（Ω，A，

Pr）称为概率空间。随机变量是定义为从概率空间（Ω，A，Pr）到实数集合的一个可测映射。

在介绍上面公理时，一定要向学生介绍概率测度是测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在概率空间和随机变量的概念提出后，人们就可以从测度论的角度来研究概率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概率论的公理化理论体系的形成。概率论中相关定理的推导都是基于公理基础上的，故不会出现悖论，缺乏了公理基础，悖论不可避免。在概率论的讲授过程中，一定要时刻以公理为主线，让学生体会到公理化方法在概率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可信性理论的发展也是基于公理基础的。它包括如下四条公理：即设Θ为非空集合，P（Θ）是由Θ的所有子集构成集合。若非负集函数Pos满足：

公理1：Pos｛Θ｝＝1；

公理2：Pos｛Φ｝＝0；

公理3：对任意的集合列｛Bi｝，有Pos｛UiBi｝＝ViPos｛Bi｝，则集函数Pos称为可能性测度，（Θ，P（Θ），Pos）称为是一个可能性空间。模糊变量是定义为从可能性空间到实数集合的映射。

此外，为了定义乘积可能性空间和乘积可能性测度，Liu［1］［2］提出了可能性理论的第四条公理。设（Θi，P（Θi），Posi），i＝1，2，…n是可能性空间，而Θ＝Θ1×Θ2×…×Θn。设集函数Pos满足：

公理4：对任意B∈P（Θ），有：

此时，记Pos＝Pos1∧Pos2∧…∧Posn，则Pos是一个可能性测度，从而（Θ，P（Θ），Pos）是一个可能性空间，称为是（Θi，P（Θi），Posi），i＝1，2，…n的乘积可能性空间。

可信性测度（Cr）是基于可能性测度而定义的，即对任意B∈P（Θ），有Cr｛B｝＝Pos｛B｝＋1－Pos｛Bc｝。三元组（Θ，P（Θ），Cr）称为可信性空间。可信性理论是基于上述公理和可信性侧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与传统模糊集理论相比，其优势在于它是建立在公理化体系基础之上的，从而可以消除模糊集中的主观因素，而且不会出现悖论。

通过对不确定理论公理基础的介绍，不仅可以使学生了解公理基础在学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使他们掌握一项重要的科研方法——公理化方法。

2．类比的方法：类比法是数学方法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根据两种数学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相似或相同，从而推出它们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的推理方法。它是以比较为基础的一种从特殊到特殊的推理方法，它在数学的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5、6］从整体而言，可信性理论的迅速发展得益于类比了概率论的知识。事实上，模糊变量、可信性测度，以及期望值算子的概念都能够在概率论中找到原型，它们分别对应于随机变量、概率测度，以及随机变量的期望值算子。在不确定理论的其他学科，如模糊随机理论和随机模糊理论的丰富过程中，类比的方法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介绍类比方法如何应用的。就概率论而言，对概率测度的研究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概率论的理论体系。同样的，要发展模糊集理论，就必须要研究可能性测度、必要性测度和可信性测度的数学性质。具体来说，如何研究这些测度的数学性质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到概率论，对照概率测度的研究方法，研究可能性测度、必要性测度以及可信性测度的数学性质。这就是类比方法的应用。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就是这个道理。对模糊集理论来讲，它的巨人就是概率论，它的发展也必须参考概率论。例如，概率测度有一些数学性质：设（Ω，A，Pr）为一个概率空间，则有

（1）（自对偶）对任意的B∈A，有Pr｛B｝＋Pr｛Bc｝＝1；

（2）（有界性）对任意的B∈A，有0≤Pr｛B｝≤1；

（3）（单调性）对任意的B

C，有Pr｛B｝≤Pr｛C｝。

在可信性理论中，由于可信性测度对应于概率论中的概率侧度，在研究可信性侧度性质时，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它是否具有与概率侧度相似的性质。有了这种想法，经过严格的理论推导也可证明可信性侧度具有自对偶性、有界性和单调性。设（Θ，P（Θ），Cr）是一个可信性空间，则：

（1）（自对偶）对任意的B∈P（Θ），有Cr｛B｝＋Cr｛Bc｝＝1。

（2）（有界性）对任意的B∈P（Θ），有0≤Cr｛B｝≤1。

（3）（单调性）对任意的B C，有Cr｛B｝≤Cr｛C｝。

实际上，可信性理论的很多结论都是类比了概率论中的结论而得到的，再如，概率期望值算子具有线性性质，我们同样也可以证明，在某些条件下可信性期望值算子也具有线性性质。

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介绍类比方法的应用，它是科学研究方法论中的一项重要方法。这样的授课方式不仅能让学生在理解概率论的基础上更加容易理解其他理论，还能让学生掌握科研过程的另一基本方法——类比法。

四、结束语

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讲授课本上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外，还应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方法。具体来说，就是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注意用实例的方式注重科研方法的灌输，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对于提高他们科研能力和扩充知识面都有很大的帮助，从而达到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Liu B.Uncertaint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its Axiomatic Foundations. Berlin: Springer-Verlag，2004

2 Liu B.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ncertain Programming. Heidelberg: Physica-Verlag，2002

3 Nahmias S. Fuzzy variables. Fuzzy Sets and Systems，1978.1：97～110

4 Zadeh L A. Fuzzy sets. Information and Control，1965.8：338～353

5 周述歧.数学思想和数学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第2篇：科研方法概论范文

《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复习提纲

第一章科学研究的概论

1、科学的定义 P1

2、科学的分类 P2

3、科学研究的概念、内容、特征 P3

4、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概念及特点 P4~6

5、科研方法的概念与种类 P7~9

6、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P13

7、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环节 P14~17

8、社会调查研究的一般程序 P17~19

9、专技人员具备的科研能力 P20~24

第二章经典科研方法

1、经典科研方法分类 P26

2、逻辑方法的分类 P26

3、归纳法的概念与类型 P26~29

4、演绎法的概念与主要形式 P29

5、演绎法的作用于局限性 P30~31

6、类比的定义特点 P32~33

7、类比的类型与格式 P33~35

8、类比的步骤与作用 P35~36

9、分析、综合、抽象、具体的特点 P36~39

10、科研中的经验方法定义与分类 P39

11、观察的定义与类型 P39~41

12、科学观察的原则 P41

13、实验的定义与基本要素 P42~43

14、实验的特点与作用 P43~44

15、实验的类型 P45

16、实验的基本要求、要领与程序 P46~48

17、测量的要求、指标、信度 P48~49

18、统计的特点、作用、种类与局限 P50~51

19、数学方法的特点与作用 P52~54

20、运用数学方法的步骤 P55

21、数学模型 P55

22、模拟实验的定义与特点 P56~57

23、模拟的作用于种类 P57~58

24、理想模型的特点与作用 P59~60

25、理想实验的作用 P61

26、科学假说的来源、特征、作用、形式 P62~64

27、怎样建立与验证科学假说 P64~66

第三章

- 1 -

1、老三论与新三论的定义 P67

2.、贝塔朗菲定律 P68

3、系统的概念与特征P69~71

4、系统方法的定义 P71

5、系统方法的特点 P72

6、系统方法的原则 P73~74

7、系统解决问题的程序 P74

8、系统方法的作用 P75

9、控制论的概念与研究对象P76~77

10、控制过程的步骤P77~78

11、管理控制的概念 P78~79

12、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与功能P79

13、管理控制的目的 P79~80

14、信息的概念与特点 P81

15、信息技术革命的过程 P82

16、信息反馈 P82

17、信息方法的作用 P83

18、新三论的构成 P83~85

第四章

1、科学问题的概念、结构 P87

2、科学问题的分类 P88

3、科研选题的概念 P88

4、科研选题的分类与意义 P89

5、科学问题与科研选题的区别与联系 P90

6、科研选题的来源 P91~95

7、科研选题的原则 P95~100

8、选择科研题目充分估计条件 P98

9、科研选题策略 P101

10、科研选题的方法 P102

11、科研选题的程序 P103~107

12、选题计划包括的内容 P107

13、确定课题名称的注意事项 P107

14、科研选题的注意事项 P108~110

第五章

1、科研资料的特征 P111

2、科研文献的概念、级别和种类 P112~113

3、学位论文的种类 P114

4、标准文献包括 P115

5、专利文献的核心 P116

6、查阅文献的重要性 P118

7、如何根据查阅目的明确查阅方向 P119~120

8、检索工具书的定义种类 P120

9、国内外知名文献数据库 P121~124

10、搜集文献资料的主要渠道 P120~126

11、搜集文献资料的注意事项 P126~127

12、文献搜索的途径和选择原则 P127~132

13、文献搜索的步骤 P132~134

14、如何鉴别文献资料 P134~135

15、如何整理文献资料 P135~136

16、怎样阅读文献资料 P137~139

第六章

1、部级研究项目包括 P141~148

2、项目申报的准备工作 P158~159

3、科研项目申报工作流程 P159~160

4、科研项目申报书的主要内容 P160~161

5、科研项目申报书的基本要求和具体要求 P161~164

6、撰写科研项目申报书的技巧 P165~167

7、科研人员在项目实施阶段的行为规范 P168

8、影响项目负责人作用发挥的因素P169

9、项目实施方案应包括 P169~170

10、结题材料的种类 P174

11、处理结题材料的原则P175

12、结题报告的内容和结构 P176~177

13、结题报告的总体要求与具体要求 P177~187

14、常见的结题报告形式 P182~183

15、科研成果的分类 P183~184

16、科研成果鉴定内容与形式 P184~185

17、科研成果鉴定的程序 P185~187

18、知识产权的定义 P190

19、知识产权的类型 P192

20、专利申请的类型 P193

21、科研成果转化分类 P196

第七章

1、科研论文的概念 P198

2、科研论文的特征 P199~201大标题

3、衡量专著的标准 P204

4、期刊论文的定义与种类 P202~203

5、科研论文的基本格式规范 P206~208大标题

6、参考文献的目的 P208

7、论文标题的基本要求 P209~210

8、层次标题的规范 P210~211

9、拟定论文标题的方法和技巧 P211~212大标题

10、摘要的主要内容 P214~215

11、摘要撰写的基本要求 P216

12、摘要的主要类型 P217~218

13、如何选择不同的摘要类型 P218~219

14、选择关键词的基本规范、顺序和技巧 P219~221

15、引言的基本内容和要求 P221~222

16、综述的写作要求 P224

17、专题研究论文的征文写作要求 P225~226

18、征文的写作要点 P227~228

19、结论的内容 P228

20、结论的撰写要求 P229

21、参考文献的定义 P230

22、参考文献著录的作用 P231~232

23、参考文献著录的要求与原则 P232~233

24、作者及署名规范 P236~237

25、编、编著和著的定义和区别 P237

26、引用的定义和形式 P239~240

27、合理引用和适当引用的规定 P240~242

28、注释的定义、形式和规定 P242~243

第八章

1、论文内容的检查修改 P246

2、提交论文的方式 P250

3、如何投稿 P244~254大标题

4、涉及的问题 P244

5、程序 P255~259标题

6、编审初审的内容 P255

7、著作权定义 P257

8、国内期刊费用类型 P258

9、学术会议定义 P259

10、学术会议类型 P260

11、国际学术会议模式基本要素 P261~262

12、学术报告定义与类型 P262~263

13、参加学术会议注意事项 P265~266

第九章

1、科学共同体概念P268

2、科学道德责任主要体现在P269

3、科学道德定义 P269

4、科研人员应具备的道德观念和科学品格 P270~271

5、科研人员的基本行为准则 P272~273

6、学术规范的概念 P273

7、科研人员应遵守的学术规范 P274~281大标题

8、科研查新的作用 P274

9、项目申请应遵守的规范 P274~275

10、引文和注释应遵守的规范 P275~276

11、参考文献应遵守的规范 P276

12、学术成果发表及后续的工作规范 P276~278

13、学术评价的概念 P278

14、学术评价应遵循的规范 P279~280

15、学术批评规范 P280

16、人及实验研究对象规范 P280~281

17、科研不端行为及其表现形式 P282

18、科研不端行为的危害 P283

19、抄袭、剽窃行为的定义、形式和界定 P284~286

20、伪造和篡改的定义、形式和危害 P287~288

21、一稿多投的定义、形式和界定 P290~293

22、重复发表的定义 P291

第3篇：科研方法概论范文

关键词 认知语言学 研究方法 概念框架 定性研究 定量研究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Methods

——Take the Construction of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xample

ZHANG Shiqi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0）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ake the right research route and proper research means； follow the relevant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academic goal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Wang Yin， 2004）.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in method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se methods i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model cre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rol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mbine to demonstrate the scientific methods and specific research and its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Key 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methods； conceptual framework；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ntitative research

1 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概述

当代认知理论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主义哲学，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识的无意识性及思维的隐喻性，认为语言的形成是思维体验客观世界的结果。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采取正确的研究路线和恰当的研究手段，遵循语言学研究方法论的原则，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学术目标（王寅，2004）。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可以区分为语言科学和认知科学两大研究取向，前者有更多的社会科学色彩，以基于语言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后者则以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见长，在研究中多采取定量方法（卢植，2003）。

徐盛桓（1992）指出，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讨论语言学研究方法。宏观的方法论为语言学研究设定指导原则和研究框架，微观的方法是宏观方法论得以体现和实现的手段。语言学的研究离不开综合与分析、归纳与演绎、定性与定量等基本的研究方法，认知语言学也不例外。卢植（2005）将认知语言学研究方法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定量方法又包括语言分析法、内省法、语言比较和对比法、调查法、问卷法和实验法。本文会在第3部分中回顾这些方法，并分析其在概念框架模式的创建和运用中的作用。

2 概念框架模式及其方法论

概念语义系统是语符关系的概念内容部分，和作为语言表达的词汇语法构成体现关系。程琪龙（2006）构建了概念框架来表述小句的概念内容，即概念框架是小句概念内容的形式表征，其认知意义有二：一是它的语符关系，即它和语法结构间的体现关系；另一个是如此概念框架及其语法体现关系是可操作的，不悖于生理可行性。概念框架是概念系统中的一个具有一定激活连通权值的局部性关系网络，一个小句可以激活若干个概念结构。小句激活的概念结构可以组成三个部分：概念过程、先设条件和推导结果，三部分是组合关系。

概念框架宏观的构建是一种理论驱动的研究，而通过语言现象对框架的细化和验证是一种语料驱动的研究，这是一种理论——语料双驱动的研究原则。（1）模拟实验法。程琪龙（2002）认为生理研究成果、社会文化行为和语言现象都不足以直接构拟一个语言系统，他的做法是构建一个模式来表述语言系统，并对其进行严密的验证，这就是模拟语言系统。（2）假设验证逼近法。对模式的整体构造做出假设，然后用已知事实和语言现象对假设进行验证和修正，逐步逼近真理。（3）分析、综合和验证。在模式构建的过程中，假设的是模式的宏观构造，而内部的具体连接关系需要在双驱动原则的指导下，从语料中获得信息；分析注重对线形结构的分解，最后将分解结果综合成整体系统。完整的构建步骤是：假设分析综合验证。（4）演绎推理。演绎是从普遍推导出特殊的推理过程。用演绎的方法在假设的理论模式中推导出了概念语义和语法表达两个不同子系统。

3 概念框架构建和应用中的研究方法

3.1 定性方法

定性方法是对现象的特征做出一般的描写或说明。广义的定性研究指不包括定量手段的主观性理论探讨；狭义定性方法则主要指个案研究和实地调查，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深入地考察所研究的现象，获得资料，整理和分析，得出结论。常用的定性方法有解剖分解法、比较对照方法、因果关系方法等。其缺点是研究人员的主观介入程度较高，可重复性和概括性不强等。

在概念框架的构建过程中，运用了定性方法，其主要目的是确定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某种特征，排除无关的因素，更好地揭示本质。比如，在致使概念结构的研究中，不同致使结果是通过比较而得的，而对不同致使结果的解释是因果关系的定性分析。

3.2 定量方法

3.2.1 语言分析法

任何语言学研究都必须从具体语言材料入手，语言分析法是语言学最经典的研究方法。

概念框架这一模拟语言系统的构建是以观察社会行为和语言现象为基础的；对模式整体构造的假设要用语言现象进行验证，模式内部的具体连接关系要从语料分析中获得信息。另外，应用概念框架模式对动词及其变式关系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分析语料的基础上的。

3.2.2 内省法

内省法主要是凭借研究人员的语言直觉、学术经验和常识对某些言形式进行可资论证的分析和解释，参照既有的文献或语言资料，提出某个假设。就认知语言学而言，内省法有助于考察直接反映认知活动的语言现象，找出有规律的东西，分析其内在的认知取向。但是，其缺点是主观性太强。

在语言学领域，Beth Levin， Goldberg， Jackendoff， Chomsky， Talmy等学者都对义形关系提出了重要理论。概念框架模式是创建者在掌握了语言和生理科学知识，并辩证地吸收了这些理论精华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并构建的。例如，程琪龙曾经探讨过概念框架和语义结构的相互关系，关注概念语义的参与者和语义结构的谓元之间的异同。

3.2.3 语言比较和对比法

赵元任认为语言学理论是语言学的比较，是对世界各民族语言比较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认知型的语言比较和对比研究试图揭示不同语言的基本概念系统的异同之处，其基本观点是语义依存于文化，语义为支配不同语言的语法结构的原则提供理据，这一点不同于形式主义的语言观。语言比较和对比并不否认语言的共性，而是通过系统地穷尽语言的特异性，最终达到对语言共性的认识和理解。

英语、汉语和其它语言为概念框架的构建和验证提供了语料支持，相反概念框架模式也可应用于不同语言的比较。如：从“灯在书桌上”和“The Lamp was on the table”这样的例句中可以得出不同语言对于位置空间关系的语法体现不同。汉语的语法形式是“在……方位词”位于动词前；英语的语法形式是介词短语，语法位置则是句尾。虽然汉语的“在……方位词”结构也可以出现在句尾，但它表示终位，如：“老师站在台上”。

3.2.4 调查法

在对不同语言体系特征的描写以及同一语言区域中不同方言的研究中，调查法是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研究方法。在认知语言学研究中，调查方法和现代科技的相互结合，计算机技术和因特网的普及使用为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语料库语言学作为新的语言学分支也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革命，而其实质性理念仍然是调查，具体方法则是先进技术手段的引入和使用。

程琪龙在应用概念框架对动词及其小句对应关系的研究中，对语料操作设置了严格的程序。（1）确定动词类。（2）查找变式例句：语料源包括母语者编制的语料库及其它母语网络资源、母语者编的原版词典和出版物。（3）穷尽列出变式。（4）补遗。有两种方法：编造例句然后再次进入语料库查询，或编造例句请母语者判断成句与否。其中的第（2）步是典型的应用现代互联网的调查法。而第（4）步涉及到问卷法。

3.2.5 问卷法

问卷法就是研究者根据测量学和统计学原理针对特定的语言现象设计具有一定结构特点的问卷来进行研究的方法。问卷法属于结构化观察，研究者事先有一个研究大纲，根据研究大纲所设定的思路来编制自己的问卷。

在运用概念框架进行动词及其变式研究的语料操作程序中，第（4）步补遗中编造例句请母语者判断成句与否运用的是问卷法。最终大部分母语者认为可接受的句子被归为有效，反之则无效。这种方法在穷尽语料，提高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2.6 实验法

实验法分为实验室实验和自然实验。实验室实验按照科学原理设计出实验程序，选取特定实验语料（刺激），通过实验仪器收集受试对于实验刺激的反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研究所采取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方案，在一定的框架内对数据做出合理的讨论和解释。自然实验则先提出假设，然后根据研究原理设计出实验程序，以数理统计的取样规则选取特定的实验对象，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用相关的理论或模式对经过分析的数据进行理性的讨论，以此验证假设。

4 结语

在任何一门学科中，正确的方法论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都对学科的研究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将科学研究方法正确合理地运用到研究中去是另一个重要的课题。综合与分析、归纳与演绎、定性与定量等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研究方法，这些方法无不贯穿于概念框架的构建和研究运用之中。科学的方法是研究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保证了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而科学的研究也反过来支持、证实和发展了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 Geeraerts，D.2006.Methodolog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C]∥ G.Kristiansen et a1.Cognitive Linguistics：Current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Mouton de Gruyter：21-49.

[2] 程琪龙.义词语符关系框架[J].福建外语，1999（1）：31-34.

[3] 程琪龙.逼近语言系统.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4] 程琪龙.概念框架和认知.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 王寅.认知语言学之我见[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5）.

第4篇：科研方法概论范文

关于系统科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的理论地位

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然是研究政治学一般理论的唯一通揽全局的方法和高屋建瓴的视角，不幸的是，迄今它尚未遇见过竞争对手，还没有被其他政治学研究方法所取代。系统科学方法历来主张应有一个充分包容性的概念框架结构，由此来鉴别政治生活的基本范围，显现这些范围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系统科学方法构建了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是由若干机构以及一个个行为模式所组成的，称为“政治系统”。系统科学方法现在仍不失为政治学一般理论继续发展的出发点。[1]

戴维・伊斯顿的系统政治学在西方政治学界是独树一帜的成功的政治学理论，他对系统科学方法以及系统政治学的评价决非夸大之辞。按照我国的目前的系统科学理论，戴维・伊斯顿在几十年前所进行的系统政治学研究只是运用了一小部分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有很多系统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没有得到解释、说明、阐述或运用。在系统科学已经获得相当发展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运用系统科学方法来促进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低估系统科学方法的能量，没有理由漠视系统法学的发展，没有理由再对系统科学方法抱有怀疑的或保守的态度。虽然系统法学作为我国法学的一种法学理论还处于探索之中，但是我认为，我们有理由对系统科学法学方法和系统法学给予一个高度的肯定和评价，有理由相信系统法学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也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学术目标和理想设定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理想总是把方向指向有可能到达的目标上。戴维・伊斯顿已经到达了系统政治学这个目标，因此，我们也应当向系统法学这个可能到达的目标前进。理想又总是把目标设定在已经前进的方向上。我国法学界已经向系统法学这种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的目标前进了20多年，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进行某种跨越式的前进。

系统法学研究需要的什么样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进行系统政治学研究必须同时具备理论勇气、智慧和毅力，三者缺一不可。戴维・伊斯顿认为：一方面，政治学理论是很廉价的，到处都有；另一方面，政治学理论又稀缺得出奇。[2]看起来我们只能在像系统政治学这样的一些宏观政治学理论和没有政治学理论之间加以选择。在政治学研究中，在系统政治学研究中，我们不能“总是在未经表达的一系列设想、没有联系起来的若干概念和拙劣整合起来的若干概念之间徘徊流连”，我们应当有勇气毅然决然地去“博取更强烈的理论自我意识，去把握更缜密的理论逻辑”。在戴维・伊斯顿看来，系统政治学的研究“与理解人类社会现象的较广泛目标息息相关”，只能“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做出选择。当然，这种事物的内在逻辑只是与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相对而言”。由于政治系统时非常复杂的，解释和描述政治系统的网络结构和“内在逻辑”，不可能不包括“知识的幻想、直观、传统或偶然”的成分。对于个别研究者而言，“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但是如果选用这种方法，“就必须具备卓越超群的理解能力、适用于排解疑难问题的灵活多变的思路以及在茫茫暗夜中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炬而艰苦摸索的坚韧毅力等等许多品质”。 [3]

实际上，戴维・伊斯顿的很多观点，可以视为对我国法学整体状况的真实评价和真实写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尽管这种评价听起来相当尖锐和刺激，一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就系统法学研究而言，我国法学界总体上表现出来的敏锐、勇气、智慧和毅力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作为一个“个别”的系统法学研究者，从某种角度来看我的研究方法始终就是“对资料随意进行研究，不受正规的理论限制”，我也只能这样做。戴维・伊斯顿认为这种方法“大概是一种最适宜的方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而且我也相信我具备进行系统法学所需要的勇气、智慧和毅力。

将系统法学作为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

戴维・伊斯顿认为，理论的概括性和连贯性是甄别所有理论的两种特性。理论的概括性是指法学理论所包含的论题的范围 ，“它们从非常有限的数据到最广泛的数据，各不相同”。理论的连贯性是指构成理论的命题之间的连贯程度。根据这两种特性，理论可以分为三种：单项概括理论、局部理论和一般理论。单项概括理论的数量是很多的，它们仅仅涉及到一批非常有限的数据，适用于为数甚少的一些事情。在若干单项概括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形成局部理论。关于政党、组织、利益集团、领导权力、行政行为、联盟等政治学的局部理论，只是研究政治系统的特殊方面或特殊部分，而没有说明这些局部理论自身各自都与一个更大的逻辑、更大的理论整体或更广阔的领域相吻合。这些局部理论之间，也就是“逻辑尚不确定、含糊不清和相互矛盾之处”，就成为了政治学研究的处女地，“而这正是一般理论帮助测定的区域”。系统政治学就是可以说明各种局部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政治学的一般理论。

在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学理论的三种划分，与前面所说的刘永佶关于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和学科论述体系的划分，是完全相通的。戴维・伊斯顿将系统政治学作为一种政治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这启发我们也应当将系统法学作为一种法学的一般理论进行探索。在这种探索中，应当尽量概括我国法学已有的单项概括理论或单一性论题论述体系，以及局部理论或集合性论题论述体系，不论它们是共识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前沿性的探索。

系统法学是价值无涉的实证主义法学

戴维・伊斯顿认为，很多政治学研究就是选择一些价值作为基本原则，围绕它建构一批概念和命题。由此获得的一些政治学理论作为局部理论不管如何重要，都必然面临甚为狭窄的前景。我们现在缺乏的是系统阐述政治学理论问题的一种明确方法。这种方法并不关注特定的政治的价值问题，而是拓展自己的视野，致力于处理各种政治系统所面临的永恒问题。物理学中已经有了关于运动的一般理论，生物学中已经有了关于生命的一般理论。与此相应，我们在政治学中也应当有一个论述政治生活中心过程的一般理论。在系统政治学理论中，我们可以寻求到一种理性方法，借此把握最具综合性的问题，进而在最一般层次上打开政治生活的窗口，了解政治生活可能采取的一切形式。一旦我们确认，形形的政治生活都可能完全变为我们研究的领域，政治学理论研究和探讨的实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满足于维护某些与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利益相关的中心价值。相反，我们必然会不分时间与空间，不管所研究的政治系统是最民主的还是最专制的，是最原始的还是最发达的，是最传统的还是最现代的，只是关注一切政治生活系统所面临的最一般问题。

戴维・伊斯顿所研究的政治生活本身都是涉及价值的，但是，他是以一种价值无涉的系统思想和系统科学方法来分析和描述这些政治生活的。因此，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在我国法学界，人们围绕着多样的法的价值，构建了很多法学理论。只不过有人偏爱自由、民主、人权、正义等法的价值，有人偏爱秩序和国家统治等法的价值。这些法的理论把研究范围局限在特定的法的现象上，不能说是关于法的现象的一般法学理论。系统法学以价值无涉的系统科学方法来研究涉及价值的法的现象，因而是一种实证主义法学理论，各种形形的法的现象，都是系统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在戴维・伊斯顿看来，如何构建系统政治学的论述体系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他的很多关于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阐释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它所适用的经验系统行为，完全要看组成这种理论的概念和概括中有多大程度的逻辑连贯性。一个一般理论若是构成了一个思想演绎系统，一整套经验上正确的概括便可以按特性递降的顺序，从特定的假设、前提和公理中演绎出来，这个一般理论也就以其理想的和最有力的形式，实现了其最大价值”。戴维・伊斯顿并没有认为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完整地提供了现成的演绎性命题或可以用来进行演绎分析的概念框架，也并没有认为他的系统政治学理论是完全按照演绎分析的方式构建的，是在贫瘠的政治学理论土壤中一夜之间突然绽放出的一朵“演绎理论之花”。但是他认为系统政治学理论是有可能这样构建起来的，而且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为承认和接受系统政治学研究能够取得的成就“留下余地”。

戴维・伊斯顿在构建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的过程中还发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都是间歇式问世的，一些研究成果表现出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太大的兴趣或与其无关。在戴维・伊斯顿看来，这种“严重缺乏现成的理论概括”和“缺乏累积性研究”的状况，使得系统政治学研究不可能做到“把各方面概括集中成为一个逻辑上松散的一般理论统一体”，而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步骤，“使理论探究范围限于易驾驭的边界以内”，在“探知一系列演绎性命题”和“寻求以最起码的连贯性摆脱纯粹收集和处理资料水平的、松散关联的一系列该概括”之间求得某种适当的平衡与结合。不论如何，要想使系统政治学研究取得重要而极为有益的进展，“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围绕此框架，渐渐述及更加复杂的理论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中，人们可以发现和确定用来分析政治系统的稳定而明确的分析单元。

戴维・伊斯顿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的论述体系中，一方面有选择地将系统、输入、输出、反馈等一些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进行演绎，同时也从大量的政治现象、政治学理论和学说中，有选择地提炼出一些具有概括性、综合性和归纳性的概念，如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等，并且尽量使这些概念以及相应的命题与那些演绎性概念和演绎性命题相吻合、协调、一致和相互沟通。在这种论述体系中，政治系统是核心概念，输入、输出、反馈等概念以及政治共同体、当局、典则、压力、愿望、支持等概念是两类主体概念。这两类概念构建了一个高层次的总体概念框架。在这个总体概念框架之内，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生活作了相当彻底的系统分析与综合，形成了很多新的关于政治系统的分析单元。在这种论述体系中，充斥着大量的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概念和术语，大量的人们所熟知的传统的主流性的政治学理论和学说被肢解了，并被整合到一个概括性和连贯性的概念框架结构中。我认为这种独树一帜的系统政治学论述体系，隐含着政治学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不容易也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也就是说不愿看，也看不懂。

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过程中几乎面临着戴维.伊斯顿在这里所说的全部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演绎、分析与归纳、综合的关系问题。我们在系统法学研究中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适当地解决这些问题，根据法学和法的现象的特点，“发展逻辑上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创构一个最高层次上的总体概念框架”，系统法学也就向成熟的法学理论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如何使我国法学界愿意和容易理解系统法学这个法学流派和法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版):6-7.

第5篇：科研方法概论范文

论文关键词 刑法教科书 习惯性思维模式 研究方法

每个部门法都有各自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是该部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性思维。刑法学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要想从宏观上认识刑法学的研究方法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研究刑法学的教科书。部门法的教科书是部门法的说明书，其叙述模式虽不能解决某一具体问题，但是通过对教科书的体系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晰发现刑法学的研究思路。部门法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学科发展至今形成的习惯性进路，这种习惯性的思维已经渗入到该部门法规范与理论的方方面面，通过对刑法学教科书尤其是对其体例的研究可以从宏观上认识刑法学的习惯性思维模式，把握其研究方法。

一、刑法学教科书在刑法学研究方法中的地位

从学说发展史的角度上看，刑法学曾形成了刑事自然法学派和刑事实证法学派，两派学者都编撰了各自的刑法学教科书。刑事自然法学派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是费尔巴哈初版于1801年的《德国刑法教科书》，而刑事实证法学派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是李斯特初版于1881年的《德国刑法教科书》。进入二十世纪，成文法系各国刑法的发展各有特点，其中苏联刑法以及日本刑法对我国刑法发展影响较大。苏联直到1938年才出版了由全苏法律科学研究所集体编写的《刑法总论》教科书，不同于传统的成文法系刑法理论，苏联刑法学无论是在犯罪论、刑罚论或者罪名的设置上都有自己的特色。日本刑法学受传统成文法系刑法影响较深，基本继承了德国刑法的理论构架，但在一些理论问题上又有新的突破。中国的刑法学早先多受苏联刑法学理论影响，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转向对德日刑法理论的研究。这种分歧也反映在刑法教科书的编撰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本教科书分别是由高铭暄、马克昌老师主编的《刑法学》以及张明楷老师编撰的《刑法学》。两本教材在理论选择上各有倾向，体例内容上有较大差异。

本文选择德国费尔巴哈的第14版《德国刑法教科书》、李斯特的第26版《德国刑法教科书》、日本大塚仁的第3版《刑法概说》、中国法律出版社82年版的《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的第5版《刑法学》、张明楷编撰的第4版《刑法学》共六本刑法学教科书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二、刑法学教科书体例编排的特点分析

虽然六本刑法教科书的内容差异较大，出书时间先后相差200多年，且跨越三个国家，但其仍存在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是刑法学发展至今形成的共同的习惯性思维方式。

（一）遵循由总论加分论的结构布置

本文所提到的总论是指分论以外所有的论述。六本教科书都有总论和分论两部分的区分，这种区分不仅仅基于对本国法律进行更详细阐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刑法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刑法典都清晰的划分了总论与分论两部分，虽然在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中就有了类似于现代刑法典中的总则的“具律”一章，但在西方，即便是成文于16世纪对德国刑法影响巨大的《卡洛林那法典》也没有总则与分则的划分，甚至都没有章节的划分。不过，刑事法律的发展必然意味着总论的出现，而刑法学理论的发展则将大大充实总论的内容。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总论的发达与否是衡量刑法学成熟的标准，丰富的刑法总论意味着刑法哲学的成熟，表明学者对于刑法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二）总论由概论、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组成

费尔巴哈的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将总论分为“概论、刑法的最高原则”、“总论中派生的法律原则”两部分，其中在第二部分中又分章论述了“关于犯罪的本质”、“刑法的特征及刑法适用”以及“刑罚本质及种类”。李斯特将总论的内容分为“绪论”“总论”两编，在绪论中介绍了刑法本质、功能，在总论中介绍了犯罪与刑罚。大塚仁直接将总论分为“绪论”、“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82年版刑法学分为“概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三部分。高教版刑法学三者统筹与总论之中。张明楷老师将总论分为刑法论、犯罪论、刑事责任论。虽然六本教科书中概论、犯罪论、刑罚论三部分的组合不同，名称各异，但其总论部分都有三部分的内容。概论部分除了谈及刑法的一些适用范围、渊源、历史等内容主要论述的是刑法的性质、价值、目的、原则，而犯罪论则都围绕着犯罪的构成展开，刑罚论则全部按照刑罚制度及刑罚适用分别论述。

（三）各部分联系紧密

六本教科书在观点、立场甚至指导思想都不相同，但无论是结构还是排列布局都非常一致，均采用了总论加分论的结构，以及总论中概论、犯罪论、刑罚论的排列顺序。其原因就在于刑法学是一门逻辑清晰的学科，如同一环紧扣一环的流水线，虽然不同工厂具体细节各异，但整体的生产模式是固定的。这个“固定的生产模式”由总论加分论两个层次组成，总论由概论、犯罪论、刑罚论的三部分构成。总论是分论建构的基础；概论奠定了整个刑法的价值基础，是刑法学的理论原点；在概论基础上产生了犯罪论与刑罚论，犯罪论解决何为犯罪的问题，而刑罚论解决如何处罚的问题。

三、刑法学教科书所反映的刑法学研究方法

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思辨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两大类。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刑法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分为思辨和实证两种，所谓思辨方法是指运用逻辑推导而进行纯理论，纯概念的思考。主要运用于人文社科领域。所谓实证方法是指根据经验或者观察的来事实采用归纳的方法得出结论的一种研究范式，主要的实证方法有调查、观察、文献分析、个案分析等。实证性研究方法主要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是实证主义在认识论中的体现。结合刑法教科书的一般性特征，刑法学的研究方法可具体分为以下三类。

（一）思辨性研究方法在刑法教科书中体现

刑法学的思辨性研究方法按照出发点不同可以分为价值思辨与理论思辨两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价值思辨研究方法是指以价值论为起点对刑法进行指导的一种研究方法，理论思辨是指以已经成熟的某种理论或学说为起点，通过逻辑推演的方式，构建一套完善的体系的方法。以费尔巴哈的教科书为例，该书第一编第一部分是“概论，刑罚的最高原则”，在这一部分中提到心理强制理论和刑法的最高原则。第二部分是“总论中派生的法律原则”，该部分则探讨了犯罪、刑罚以及相互关系。从标题上看，在费尔巴哈的逻辑中，第一部分派生出第二部分，换言之，第一部分是第二部分的逻辑起点。从内容上讲，无论是犯罪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刑罚的分类都要受制于刑法概论中的原则，而这几个原则又都来源于古典哲学的学说。以李斯特的《刑法教科书》以及大塚仁的《刑法概论》为例，书中基于刑罚与保安处罚性质不同的认识，在刑罚论中单列了保安处分一章，从而形成了刑罚二元论的结构，而我国的刑法教科书基于刑罚与保安处分性质相同的认识，没有将保安处分单列出来，这种结构的差异就是理论性思辨方法的起点不同所致。

（二）实证性研究方法在刑法教科书中的体现

刑法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几乎所有犯罪论、刑罚论的理论学说都建立在对大量案件的分析归纳的基础上，换言之，正是通过对刑法分论的归纳才最终形成了刑法总论的体系。在刑法教科书中经常采用的实证方法是文献分析、调查、实验的方法。以刑罚论为例，为了详细介绍本国的刑罚制度，刑法教科书需要分析该国现行的全部刑事法律，从中找出有关的规范，并归纳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刑罚体系。高教版《刑法学》在刑罚的裁量情节一节中将量刑情节分为三部分，综合考察刑法典及所有司法解释规定将各种情节分门别类，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量刑情节体系。再如，大塚仁在《刑法概说》刑罚论一章中论及死刑时，引用二战后日本执行死刑人数及罪名统计数据证明日本近年来减少了死刑适用的事实。

（三）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刑法教科书中的体现

第6篇：科研方法概论范文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汉语国际教育；语言学概论；教学理念；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3-0175-02

一、引言

语言学是汉语国际教育的重要支撑学科之一，“语言学概论”在该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基础核心课，需进一步明确其教学对象特点，围绕专业培养目标进行教学。同时，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能将知识应用于实践的应用型人才，这也对理论性较强的“语言学概论”带来较大冲击，需要教师思考如何针对“应用型”本科进行课程建设，把课程教学目标与培养应用型人才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应用型本校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语言学概论”的教学目标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课程建设的基本要求

我们赞同研究型、应用型、高职型三类高校对待理论态度应有所区别的看法。应用型本科教育要求理论“坚实”，要求理论准确、实在，但不过深，只把理论说清楚，让学生能够掌握即可，不必关注理论的来龙去脉等，应着重于理论如何应用到实践中去。“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应该符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科理论建设的总体定位，“坚实”也应该是其课程建设的出发点。

（二）应用型本校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

教育部高教司（2012）《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以下简称“新目录”）指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培养掌握扎实的汉语基础知识……能在国内外各类学校从事汉语教学……从事与语言文化传播交流相关工作的中国语言文化学科应用型专门人才。”新目录“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定位，“基础的、基本的、入门级别的”培养规格，就应该是确定本专业课程总体教学目标的依据，也是确定“语言学概论”课程分项教学目标的出发点。

（三）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语言学概论”的教学目标

教育部颁布的“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大纲。实际上是针对汉语言、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等专业的笼统规定，并没有结合专业特点具体化，因此有必要强化对象意识，确定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语言学概论”的教学目标，具体为：（1）认知领域。可简要概括为传授基本语言知识和基本语言学知识，谢奇勇、张先亮对此已有较好的总结，此不赘述；（2）技能领域。可总结为培养三种能力，即综合运用语言文字的基本能力、初步从事语言调查研究的能力和对外汉语教学的能力，其中前两种能力是汉语言、汉语言文字和汉语国际教育三个专业的共性要求，对外汉语教学能力是本专业的特殊要求；（3）情感领域。满足本专业培养目标的毕业生，不管是从事语言文字、汉语教学还是国际文化交流等工作，甚至改行，语言文字包括相关文化素养都是其立身之本，是其综合素质的重要因素之一。“语言学概论”是课程模块“中外语言类”的基础和核心，在人才培养中的支撑作用不容忽视，因此培养学生对语言文字的兴趣，树立对汉语汉字汉文化的自豪感，有从事相关工作的愿望，也是教学任务之一；（4）学习策略。学习策略是学习者为了促进信息的获得、存储、提取和使用所采用的方法，是影响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重视学习策略问题可以增强学习的核心竞争力，改进高校教学质量。在“语言学概论”教学过程中，若教师能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成效，实现学习策略教学和专业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无疑对学生综合素质特别是思辨能力培养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教学内容的选择

通过广泛调研，并结合教师的教学实践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认为在尚无面向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语言学概论”教材的背景下，采取以一本教材为主，适当增删相关内容的做法较好。

（一）选择“适当的”教材

选择一本合适的教材是上好一门课的重要前提。“语言学概论”教材数量较多，主要可分为语言概论类、语言学概论类和复合类。相对而言，第三种更有优势。在此前提下，又结合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接受情况、专业特点及国家规划教材等进行筛选。在广泛调研、综合比较的基础上，选出较为适宜的三本教材：教材一是使用高校较多并作为重要考研参考书的《语言学纲要（修订版）》，叶蜚声等著，王洪君等修订，教材二是崔希亮主编、专门针对对外汉语本科专业的《语言学概论》，教材三是池昌海主编《现代语言学导论（第三版）》。最终，优中选优，针对现阶段“语言学概论”教材前沿理论吸收不足的问题，排除了教材一，顺应尽量使用国家规划教材的要求，排除了教材二，最终选择了池本教材。它既是“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也是浙江省高等学校重点建设教材，在内容和编排方式上也都比较合适。

（二）适当增删相关内容

“语言学概论”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一般是48个学时左右，教师要在保持课程知识体系相对完整的前提下，根据具体的教学需要进行删减或增补，进行合理的课时安排。讲授每一个专题时，不必要求面面俱到，更需要注重基础知识的介绍和基本能力的培养，承前启后，尤其是与“现代汉语”、“西方语言学流派”等直接相关课程的衔接。补充的内容主要包括补充解释性材料、提供辅材料和推荐参考书目，适当兼顾语言理论的前沿性，比如适当补充语言类型学、认知语言学等方面的内容，重视汉外语言对比等。删减的内容应该是较为陈旧或与前后衔接课程有所重复的内容。

四、教学方法的改进

高校一般依据教学目的、内容、对象等选择相应的教学方法，如启发式的讲授法等。“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传统的讲解/讲授模式为主，研究型教学模式为辅

讲解或讲授依然是高校的重要教学方法，“语言学概论”一定要重视讲解或讲授，但必须要废止“注入式”或“填鸭式”教学方法，提倡灵活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等教学方法，尤其是研究性教学的案例教学法、基于问题解决的学习等。基本思路是：一是要把研究理念、成果及时引入课程；二是要让学生积极参与到研究中；三是要注意在教学过程中建立民主、和谐、文明的师生关系。具体而言，应该是以研究型教学方法作为对传统教学方法的补充，在教学中适时开展观察比较、分组讨论、课题研究、学习汇报等活动，重视探究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开放性的研究型教学更关注学生怎样解决问题，提倡并鼓励学生质疑，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目前应用型高校要求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加强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将研究型教学理念应用到为“概论”课程，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二）重视讨论、交流与小组合作学习

合作学习主要以小组活动为主，表现为组内合作，组间竞争，刺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讨论课一般先由教师结合具体教学内容提出讨论题目、要点、阅读文献，学生课下分组准备，然后小组汇报、研讨，教师就研讨情况要进行简短的总结、评价，供学生参考。

（三）课堂集中教学与课外分层次教学相结合

分层次教学是教师将教学内容难度、要求高低、指导程度进行必要划分，可适当根据学生不同基础、学习能力状况、学习目标要求来实施教学。客观上，学生之间存在个体差异，学习动机不一，“因材施教”是必要的，尤其是部分学生有考研深造的愿望时，牢固的基础知识储备、扎实的能力培养就是标配，与不考研的同学迥然不同。本科教学和考研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本科教学应当为考研服务，尤其是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已转变为招录全日制培养的应届毕业生，与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有了良好的对接。但由于考研的学生毕竟是少数，教学不可能都围绕着少数学生来展开，所以就有必要将课堂的集中教学与课外分层次辅导相结合，满足不同的学习需求。

五、结语

尽管已对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语言学概论”课程建设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与思考，但尚有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一是课程教学评价体系方面，如何在遵守学校总体要求的前提下，优化课程评价体系；二是在任课教师方面，如何实现教师在教科研方面的可持续性发展及有效建设理论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结构科学合理的“双师型”师资队伍等。

参考文献：

[1]潘懋元.什么是应用型本科[J].高教探索，2010，（01）.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87-88.

[3]冯桂芹.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方案初探[J].科技风，2013，（12）上.

[4]张先亮.关于“语言学概论”内容与方法的再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0，（02）.

[5]谢奇勇.关于“语言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几个问题的讨论[J].中国大学教学，2010，（01）.

[6]张先亮.对“语言学概论”课程性质与任务的思考[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

[7]陈楠，杨峥琳.基于学习策略的汉语教材练习本土化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15，（02）.

[8]周海涛，景安磊，李子建.大学生学习策略使用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4，（04）.

[9]池昌海.框架概念和关联――语言学概论类教材略谈[J].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04）.

[10]宋颖桃.新世纪以来语言学概论教材比较研究[J].现代语文，2015，（05）.

第7篇：科研方法概论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方法论；理想世界；现实世界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10－0015－04中图分类号：F822.2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More and more economists have had great eagerness to study the exchange rate of RMB and there have been many papers and book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se papers and books, we find out the error of research methods,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judging the value of these achievements and promoting future research. We hold that there are contact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dealized world and realistic world and between science concept and everyday concept. We criticize the error of methods that economists confus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idealized world and realistic world and between science concept and everyday concept. Then, we sum up the two main viewpoin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etical model and realistic worl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point out their shortcomings separately. We believe that the solid methodology foundation is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e to the effective research of the exchange rate of RMB.

Key words: exchange rate of RMB; methodology; idealized world; realistic world

一、引言

于1948年底诞生的人民币，一开始就被严厉的外汇管制封闭在中国边境之内，与世界经济的长期隔离使人民币汇率研究缺乏现实意义，30余年少有问津。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交往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对世界经济影响的日益增强，人民币汇率越来越为世人关注。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一连串重要事件，诸如起始于1979年连续15年的贬值、起始于1981年为期13载的汇率双轨制、1994年实行的汇率并轨改革、1996年底实现的经常项目可兑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贬值压力以及当前由于国内外经济失衡引起的升值压力等事件将人民币汇率研究一次次推向高潮，以其为考察对象的科研成果数量逐年递增，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科研文献。

对业已形成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无论从现实层面，还是从理论层面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梳理工作往往按照两个向度来进行。一个向度是通过文献梳理来回答“我们认识了什么”的问题；另一个角度是通过梳理文献来回答“我们是如何认识的”的问题。对于前一个向度，研究者一直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绝大多数以人民币汇率为考察对象的研究工作都是以梳理前人的观点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整理人民币汇率研究观点的综述文章。通过这一向度的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在人民币汇率研究领域，不仅仅一些核心问题，诸如人民币均衡汇率、汇率波动以及汇率制度等问题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而且一些细分问题，诸如人民币汇率调整对中国就业、进出口,甚至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进入了汇率研究的视野。

研究者对以上问题几乎都没有形成彼此相同的意见，相反，哪怕在任何一个细分问题上都存在着多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对相互竞争的观点进行分析、评价必然会突破这些观点“是什么”的范围，而进入更深入的探究层次，即“这些观点是如何得来的”。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由梳理文献的第一个向度进入到第二个向度，即“我们是如何认识的”，可见，对现有观点的分析评价不仅仅局限于考察其内容，还要深入考察其研究方法，达到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后一个向度的考察属于方法论范畴，往往具有更加根本的地位，却经常为研究者所忽视。

本文沿着文献梳理的第二个向度审视过往的人民币汇率研究，以人民币汇率研究方法为考察对象，或者更为明确地说，是透视过往研究中普遍存在却为研究者视而不见的方法谬误。这些错误的研究方法在人民币汇率研究中被广泛应用，清理这些方法魔障对于该领域的有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相反，不能在方法论层次上深刻认识这些错误的研究方法，而舍本逐末，仅仅对建立在这些方法基础上的各种观点进行简单的分析和评价丝毫无助于该领域研究的进步。

关于方法对错的探讨注定是颇有争议的。毋庸说研究方法的对错，就是经济学理论的对错也被许多经济学家判定为是一个“伪问题”。比如，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3）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在这一问题上即持有工具主义立场，他们认为经济学理论不过是人们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已。既是工具，则无对错之分，仅存在有用和无用的差别。如果说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理论是否可以用对错来判定这一问题上存在广泛争议的话，他们对于研究方法是否可以用对错来判定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却一致得多。广泛认同的观点是：研究方法，如同工具，仅有适当与否之别，而无真伪对错之分。即使是方法的适当性或恰当性问题也是一个与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相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独立于这些因素之外的问题(Dudley Shapere，1984)。既然如此，那么本文是在何种意义上来讨论方法的对错呢？

无论适当与否，效果高低，任何研究方法最基本地都被要求是逻辑一致的。本文即从这样一个最一般意义、或曰最低限度要求的视角来讨论方法的对错。亦即在本文中只有那些连逻辑一致这样一个最基本要求都没有达到的方法才被判定为是一种错误的方法。而这种错误的方法在人民币汇率研究中并不鲜见。可见，是否违反逻辑在本文中被确立为判定方法对错的惟一标准。本文将遵循这一标准，梳理过往文献，揭示人民币汇率研究中的错误方法。

二、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合

（一） 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

现实世界即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它鲜活无比，也最为实在。理想世界是理论模型所反映的世界，理论模型通过改变假设条件来改变分析结果，相关因素被置于各种假设条件之下，或者说，理想世界是被条件化了的现实世界，二者具有本质区别。以汇率决定理论中的绝对购买力平价说为例，该理论选取汇率e、本国物价水平P与外国物价水平P＊ 三个变量，并将其置于如下假设条件之下：1.对于任何一种可贸易品，一价定律都成立；2.在两国物价指数的编制中，各种可贸易品所占权重相等。如果满足以上条件，采用直接标价法的汇率e与P、P＊之间具有如下函数关系：e=P/p＊。绝对购买力评价理论通过选择相关变量、确定假设条件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这就构建出了一个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虽然相关，却具有本质区别。表现在：1.在现实世界中，汇率e不仅与P、P＊两个变量相关，而且与本国的利率水平、国民收入、货币供给水平以及外国的利率水平、国民收入、货币供给水平等诸多变量相关，从严格意义上说，与汇率e相关的变量是无穷的，而非有限的，更不仅仅是P与P＊ 。理想世界将现实世界中除P与P＊之外的其他与汇率e相关的因素全部简化掉了。2.现实世界不能满足该模型的假设前提。从假设的功用角度来说，理论模型中的任何假设都不会与现实完全相符，否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可见，不仅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而且其他汇率决定理论，更进一步说所有理论模型所给出的都是理想世界，揭示的都是理想世界中的相关关系，而绝非现实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的相关关系。

（二） 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

科学概念是指理论模型中所使用的概念，仅仅存在于理想世界。而日常概念是指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概念，存在于现实世界。有许多概念，诸如汇率、利率、国民收入、货币供给等概念既在理论模型中被使用，又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他们中有些概念是先在理论模型中被提出，后来也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比如GDP、总需求等概念；还有一些概念是先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后来被理论模型所借用，比如价格、汇率、利率等概念。尽管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存在一定联系，但我们不可以因此模糊了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的根本不同之处。

我们的语言体现着理解，这主要是说，我们的概念结晶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概念虽然是人类理解中最稳定的结构，但概念的含义仍然处在不断变迁之中，最根本地取决于使用概念的语境，语境不同，含义往往大相径庭。理论模型中的科学概念被现实生活借用，或者现实生活中的日常概念被理论模型借用，使用概念的语境都将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理想世界向现实世界转变或从现实世界向理想世界转变。被借用概念的含义将会因为语境的改变而发生系统性改变(Erwin Schroedinger，1959)。我们还以汇率决定理论中的绝对购买力平价说为例，本国物价水平、外国物价水平以及汇率这三个概念既作为科学概念在理论模型中被使用，又作为日常概念在现实生活中被使用，后者最典型的例子是各国在其每年的统计年鉴中对以上三个指标所记录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是统计部门对现实世界，或曰现实生活中的物价水平和汇率所作的统计。在这些资料中，物价水平和汇率是在日常概念的意义上被使用。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具有本质区别，所以以上统计数据绝非是对购买力平价理论中的P、P＊以及e这三个科学概念的度量，P、P＊、e只存在于满足假设条件的理想世界中。以物理学中的自由落体定律（h=1/2at2）为例，研究者只有在满足假设条件的理想试验中获得的高度、加速度和时间的数据才是对科学概念意义上的h、a、t的正确度量。相反，在现实生活中测量的高度、加速度和时间的数据仅仅是日常概念，绝不能作为是对科学概念h、a、t的正确度量。可见，对于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说，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科学概念意义上的P、P＊、e，所以他们无法测量，甚至无法为我们所经验。

（三）错误地游走于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

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具有本质区别，混淆二者将违反基本的逻辑规律。譬如，经典力学中的自由落体定律告诉我们，假设没有空气阻力，从同一高度下落的两个物体，无论质量是否存在差异，他们都将同时落地。该定律揭示了一个理想世界中高度h、加速度a以及时间t这三个科学概念之间的函数关系，h=1/2at2。然而，无论比萨斜塔实验是否做过，是谁做过，我们都不难想象，从比萨斜塔顶上抛下一块软木和一个铅球，它们下落的速度将是不一样的。如果是这样，比萨斜塔实验是否否认了自由落体定律呢？或者，如果比萨斜塔实验中的软木与铅球恰巧同时落地是否证明了自由落体定律呢？答案显而易见，无论软木与铅球是否同时落地，比萨斜塔实验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证自由落体定律。因为前者属于现实世界，后者属于理想世界，在现实世界中测量的高度、加速度以及时间与自由落体定律所反映的理想世界中的h、a、t具有本质区别，前者属于日常概念，后者属于科学概念。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研究的文献中，这种混淆却普遍存在。研究者往往用理论模型所反映的理想世界中存在的必然关系来论证现实世界中也存在同样的必然关系，或者研究者通过考察现实世界中的统计数据来验证理论模型的对错真伪。他们错误地游走于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违反了逻辑，却浑然不知。正如我们已经论证的那样，理论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仅仅存在于理想世界，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函数关系。用取自现实世界的统计数据（属于日常概念）来验证理想世界中的理论模型，或曰验证理想世界中变量（属于科学概念）之间的函数关系，已经违反逻辑，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

易纲、范敏（1997）使用《美国统计摘要》、《美国消费物价指数报告》、《中国生产资料市场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中的数据，加上自己在美国和中国亲自取样得来的数据验证汇率决定理论中的购买力平价说和利率平价说。这种验证工作从逻辑上说是一项错误的工作，他们居然也给出了答案，即现实数据不支持购买力平价说和利率平价说，进而得出以上理论模型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的结论。由此使我们想到，正是由于这些研究者没有正确地认识到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科学概念和日常概念的本质区别，才导致有些学者企图搞 “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他们不懂得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完全是两回事。退一步讲，如果他们的验证工作是合理的话，我们可以肯定，购买力平价说和利率平价说，甚至包括像自由落体定律那样的一切理论模型不仅不适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不适合美国等发达国家，事实上他们不适合任何现实世界。我们说理论模型具有普适性，并不是说它普遍地适合于一切现实世界，恰恰相反，它与一切现实世界具有本质区别，它仅仅适合于它所构建的那个理想世界。易纲、范敏进而提出为了使购买力平价说与利率平价说适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其加以修正，使其符合现实世界。修正的办法就是在原有函数关系的基础上加上一个摩擦系数λ，用这个摩擦系数λ来代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的差异，λ是一个随机变量，随着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于是，利率平价模型由原来的（Eet+1-Et）/ Et=RRMB-R＄ 被易钢、范敏修正为（Eet+1-Et）/ Et=RRMB-R＄ +λ，其中，Eet+1表示对下一期汇率的预期，Et表示t期汇率（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R＄表示外币存款利率，RRMB表示人民币存款利率。同样，相对购买力平价模型也被易纲、范敏如法炮制，由原来的（Et－Et－1）/Et－1=лRMB-л＄修正为（Et－Et－1）/Et－1=лRMB-л＄+λ，λ=-a-b，于是有，（Et-Et-1）/Et-1=лRMB-л＄-a-b。其中，л＄和лRMB表示外国和中国t期的通货膨胀率，Et-1和Et分别表示t-1期和t期汇率，a表示中国通货膨胀中非贸易品涨价幅度高于外国的部分，b表示中国贸易品生产力提高速度快于美国的部分。

易纲、范敏通过给原有理论模型简单地加上一个代表理论与现实之间差异的摩擦系数λ的方式企图消除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本质区别。如果这样的修正能够算作理论改进或创新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给任何理论模型，诸如利率平价理论这样的经济学模型以及自由落体定律那样的物理学模型简单地加上一个代表理论与现实之间差异的摩擦系数λ，一劳永逸地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然而，事实上这是徒劳无益的。研究者通过确立假设前提来简化现实世界，构造出一个被简化了的理想世界，在这个理想世界里，数量极其有限的几个变量在假设前提的规范下表现出了某种确定的函数关系，这种关系由于其具有确定性而具有必然性，汇率决定理论是这样，自由落体定律也是如此。易纲、范敏给原来的模型加上一个摩擦系数λ，而λ随着情况的改变而改变，是一个随机变量。这样一来，模型中的变量就由确定性的函数关系变成了非确定性的统计关系，这种统计关系是随机的，不具有任何确定性，因而也不具备普适性。而普适性是科学理论的基本品格，缺乏普适性便丧失了科学理论的地位。

混淆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的逻辑错误在人民币汇率研究文献中相当普遍，比如陈学彬（1999）、惠晓峰（1999）、张晓朴（2000）、俞乔（2000）、李亚新（2002）、王志强（2004）、邱冬阳（2006）等都曾用现实世界中的统计数据来验证汇率理论的正确性或适当性。如果有人用这样的方法来验证自由落体定律的正确性或适当性的话，其逻辑错误昭然若揭。为什么在经济学中这样的错误却大行其道，值得我们深思。

三、娜拉出走后怎样

“娜拉出走后怎样”出典于《玩偶之家》。意思是说我们不满意于一种境遇，从它出走，又能到哪里去呢？理论模型毕竟不是智力游戏，构建模型的目的在于使我们更易于认识现实世界，把握现实世界。如果我们驳斥并放弃了以上那种通过混淆理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来建立理论模型与现实生活联系的方式，那我们又能通过何种方式来搭建他们之间的桥梁呢？当我们思索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思维便与晚近半个世纪的那次方法论之争实现了对接。

正如曼昆（Mankiw，N.G，2000）所言，要完全真实地构建任何一个模型都会复杂到使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理解，简单化是构建一个有用模型的必要组成部分。通过假设方法来营造一个理想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简单化的不二法门。对于像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而言，他们可以在现实世界中通过“可控实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符合理想世界的实验环境，提取具有科学概念性质的实验数据，来验证理论模型的对错。而经济学却没有那样幸运，虽然实验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与自然科学的可控实验相比，经济学实验还简陋得多。那么如何来验证经济学模型的对错与否呢？这个问题牵动了当代最优秀的一批经济学家的神经。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以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和以萨缪尔森（Samuelson）为代表的卡内基―梅隆学派。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却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即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具有本质区别，来自现实世界的证据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证理论模型。鉴于理论模型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验证理论模型正确与否的努力。退而求其次，从构建理论模型的目的角度来确立评价理论模型的其他可行标准。

一种普遍的认识是：构建经济学模型的目的在于解决现实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解释和预测，即能够对现实问题给予有力的解释，并对无论有没有某种政策措施影响下的未来进行预测，理论模型如果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那就再理想不过了（道，2005）。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3）认为能够做出成功的预测是理论模型的首要目标，也是我们选择理论模型的主要指标。在他看来，理论的对错无法验证，我们应将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不去理会。而构建理论的目的是借助理论对现实生活中变量的未来值做出预测，由于预测是针对现实世界的，所以可以用现实世界的数据来验证。通过验证预测的准确程度来判断理论模型的“好用性”。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那里，理论被当作工具，只有好用与否的区别，而无对错之分。同时，他认为解释和预测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一个理论能够用来做出成功的预测，也必然能够用来对现实问题做出有力的解释。弗里德曼的观点招来了强烈的反对，对方反对他预测标准至上的观点，而且指出解释和预测具有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萨缪尔森（Samuelson ，1963）就是反对方的代表，他指出理论模型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解释现实问题，而不是预测变量未来的发展趋势。若要使理论具有解释力，就必须要求理论模型能够反映现实世界里的本质关系，而理论模型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的，所以就要求假设必须具有现实性。于是，如同弗里德曼一样，他实际上也将验证理论对错的问题搁置一旁，转而验证假设是否具有现实性，以确保理论模型能够被成功地用来解释现实。然而，“现实性”本身就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对其进行有效验证几乎是不可能的。两派观点的争论开始于上世纪中叶，一直绵延至今。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但是经济学家在对问题的认识上却相当明晰。他们虽然并未走上康庄大道，但毕竟已经绕过了陷阱与沼泽。反观 人民币汇率研究，我们发现研究的内容是21世纪的，而犯的错误却属于上个世纪前半叶。人民币汇率研究若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必须深刻认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陈学彬.近期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态势分析――兼谈分析实际汇率应注意的问题[J].经济研究,1999,(1).

[2]道.经济学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71.

[3]惠晓峰等.基于购买力平价和简单货币学说的人民币长期汇率组合模型[J].国际金融研究,1999,(10).

[4]曼昆.宏观经济学（第四版）.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0.

[5]李亚新等.关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与应用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2,(10).

[6]王志强.人民币汇率购买力平价的界限检验[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2).

[7]邱冬阳.人民币购买力平价――1997―2005年数据的协整分析[J].经济研究,2006,(5).

[8]易纲,范敏.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及走势分析[J].经济研究,1997,(10).

[9]俞乔.购买力平价，实际汇率与国际竞争力：关于测算我国加权实际汇率指数的理论与方法[J].金融研究,2000,(1).

[10]张晓朴.购买力平价思想的最新演变及其在人民币汇率中的应用[J].世界经济,2000,(9).

[11]Boland,L.A,1979:‘A Critique of Friedman’s Crit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7:503-522.

[12]Dudley Shapere,1984: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p.181.

[13]Erwin Schroedinger,1959:Mind and Matte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01.

第8篇：科研方法概论范文

关键词：教育学; 迷思; 概念混乱; 学科地位;

回首20世纪的中国教育学术, 我们感到的不是丰盈, 而是荒凉, 不是厚重, 而是单薄, 在这个领域, 百年来没有出现卓有成就的学者, 缺乏独创性的学术体系, 就现实看, 甚至堪称执著于独立求索的学人也寥若晨星。[1]自20世纪80年代起, 中国的教育学就已陷入学科危机之中。其中不乏充满危机意识的学者, 如陈桂生教授考察了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2];吴刚教授更是在《教育研究》发文称教育学已终结[3];李政涛教授则指出教育学的四大悲哀之处[4];赵蒙成先生也发表了对教育学迷惘的看法, 指出中国教育学的处境不佳;巴战龙教授撰文阐述了教育学的尴尬[5];刘猛教授则提出了“教育学的形而上之痛”与“教育学的形而下之痛”[6];等等。一时之间, 学者们对自认为已经很熟悉的教育学又感到那么陌生和困惑, 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是经过理性设计的社会合理化产物, 但却往往出现一些实质非理性的现象, 比如其概念日益混乱、其学科地位日益尴尬等。本文拟对教育学概念的混乱和泛化、教育学学科地位的尴尬进行分析, 出现这些实施非理性的现象的原因为何, 以期能为我国教育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些许启发与建议。

一、教育学概念的混乱和泛化

教育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 教育学概念的混乱和泛化便是其中一个, 萦绕在教育学者的心头, 既挥之不去, 又让人深恶痛绝。

任何一门学科都应拥有精确化的概念, 不仅是为了避免在使用时造成歧义和混乱, 而且也是为了确保与其他学科的概念有所区分。教育学亦是如此, 只有在对某一概念达成共识的层面上, 才能够继续研讨教育学中的问题, 若连最为基本的概念都没理解, 研讨又该从何谈起。苏联教育家斯卡特金曾指出:“概念和术语使用得不准确, 叙述起来就会前言不搭后语, 一片混乱”[7]。因此, 在教育研究中, 使用精确化的概念和术语无疑是重要的、必要的和迫切的。

但是, 伴随着我国教育学的快速发展, 教育学概念不是更加清晰和确定而是更加混乱。其实, 教育学中的概念混乱由来已久, 是伴随着教育学的不断发展而逐渐积聚起来的, 教育学者们对此也深有体会, 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个词的时候表达的却是不同的含义或者说是对同一个词存在不同的理解。陈桂生教授为此专门撰写过《教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略议教育学的基本概念》[8]一文, 在文章中专门对“教育”“课程”“教学”等词的混乱使用进行了研究;杨开成教授更是宣称教育学概念体系十分糟糕, 教育学中“用术语冒充概念、在科学的语境下构造伪概念、习惯于概念泛化以及构造虚假的概念分类体系”[9]等缺陷客观存在。

实际上, 教育学的建立也从侧面证明了教育学的概念最初并非是混乱的。徐继存教授曾说过:“在今天的教育学中, 人们似乎什么话都可以说, 什么样的概念都可以用, 但所说的又常常空洞无物, 不仅词语的含义模糊不清, 而且那些最初使我们心理之间得以沟通的真实意义都被抛弃了。”[10]究其原因, “教育学中的概念混乱是伴随着教育学发展不断积聚起来的, 也与我们对国外教育理论的盲目引入和传播密切相关, 更与现代学科制度的规训分不开。”[11]因此, 可以说教育学概念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人的因素———教育研究者, 是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滥用导致的结果。

除了教育学自身发展的先天不足这一原因外, 教育学概念的混乱与我国学者对西方理论 (不仅包括教育理论, 也包括像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 的盲目引入和传播也不无关系。考察我国教育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史不难发现, 我国的教育学是在学习、模仿和借鉴日本、德国、苏联、欧美等国家的基础之上才逐步中国化的。“在教育研究中, 也往往习惯于借鉴外来理论, 有时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12]教育学在借鉴其他学科理论的同时, 也难免会使用理论中的各种概念和术语。不可否认的是, 西方的许多学科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 但这些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孕育而生, 具有普适和特殊的两面;只有将这些理论和概念经过本土化的改造、深入的分析与判断、全面深化的理解之后, 才能够放置于中国的语境下使用。但是, “在教育研究洋化的影响下, 人们竞相以西方、美英为时髦, 西化成为‘学问’的代表, ‘西化’成了教育研究的一股兴盛的风”[13], 研究者在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和术语时, 那些本应被赋予新的教育学化的概念和术语, 并未经过教育学化的“加工”, 而是被研究者直接置于教育研究中任意使用。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 我国教育学的话语方式西化现象日益严重, 研究者的心态也发生了扭曲, “我们的教育问题要通过翻译过来的名词借以表达, 才能得到承认。”[14]

但就教育学而言,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家, 古代先贤曾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 也曾撰写过许多重要的教育著作, 比如《学记》《大学》《论语》等, 但这些中国古代的教育经典和重要的教育家的思想无人去深入探究。这样说, 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理论不重要;相反, 正是因为西方的这些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 所以才需要去学习。但是, 学习的前提是得先把本国的优秀理论学会、学通, 否则只能“不中不西”, 像冯友兰、胡适等学者正是先通中国而后学西方并最终达到“融贯中西”之境界。对于一门学科来说, 也是如此。放眼我国整个教育学界, 已经完全是西方话语下的中国教育学, 但这样的教育学是否还能够称之为中国教育学, 实则有待商榷。西方的许多理论实际上是深植于本国的土壤之中, 有其文化气候的特征, 但在移植到我国的过程中, 如何本土化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难题。就借鉴的目的而言, 借鉴理论不是为了所谓的新奇、好发文章、独树一帜, 而是为了用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 奏效即可, 但现实往往却与之相背。实际上, 不去关心教育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而热衷于西方理论以及西方学者说了什么的学者不在少数, 似乎国外的就是正确的、有价值的、经典的, 而不是去批判地辩证的看待, 看其是否符合我国教育实际情况。可以说, 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引入与传播实乃我国教育学概念混乱之一要因也。

除上述原因外, 现代学科制度的规训也是造成教育学学科概念混乱的又一要因。现代学科制度虽然促进教育学知识生产的专业化, 但也使得教育学者的视野窄化, 敏感性减弱。“当一个教育学研究者既不认识教育事实, 也不可能认识教育事实的时候, 为了使自己摆脱困境, 掩饰和隐藏自己的缺陷, 满足自己种种难以言表的需求, 也就只能在概念上做文章”[15]。很多时候, 教育学者在论及教育学科重要性问题上耗费的笔墨颇多, 以一种未来主义的态势展现出教育学学派蓬勃发展, 分支学科多么齐全, 学术研究成果何其丰富, 但学界为何不能真正地承认教育学不仅是一门理论性的学科, 而且也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可以说, 在我国教育学的研究队伍内, 存在着一个无形但基数庞大的“经验学派”, 亦可将这些学者称之为“经院学者”。“他们集中关注教育学专业的文本, 常常无需同人合作, 或者干脆不能同任何人合作, 因此脱离现实教育世界, 缺乏对教育事实的直接感受。”[16]从事教育研究而不注重实际, 简直是在开玩笑。在我国教育研究群体中, 存在这样一类学者, 他们虽未明说但都以实际行动表明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是一种超越教育实际的纯思辨之学。实际上, 教育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其本身就是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概括。如不注重现实中教育世界, 只是一味地追求所谓的“新”, 卖弄各种概念, 最终只能导致教育学的概念更加混乱。

二、教育学学科地位的尴尬

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吗?学界已争论了长达百年之久, 而答案不外乎两种: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学不能够称得上一门独立的学科, 最多只能算是一个研究领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无论是对于教育学初学者还是从事教育研究长达数十载的学者来说, 教育学的学科地位都使人感到尴尬、困惑和迷惘。纵观中外学者对于教育学的论述也不免让人感到沮丧、失望。比如, 钱钟书先生曾在《围城》中说道:“大学里理科学生瞧不起文科学生, 外国语文系学生瞧不起中国文学系学生, 中国文学系学生瞧不起哲学系学生, 哲学系学生瞧不起社会学系学生, 社会学系学生瞧不起教育系学生, 教育系学生没有谁可以给他们瞧不起了, 只能瞧不起本系的先生。”[17]赵蒙城先生也曾撰文指出, “当今教育学的处境非常尴尬。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者蔑视它, 或干脆不予承认, 更不用说自然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者了。事实上, 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有教育学。在比较有影响的综合社会科学刊物中, 讨论教育的文章罕见。作为一门课程, 即使在师范大学, 教育学也是一门公共课, 没有人重视它, 也无人感兴趣。”[18]实际上, 不仅中国的教育学学科地位不高, 美国的教育学学科亦是如此。正如拉斯曼曾在《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的英文版序言中提到:“为什么教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工作总是被看做一个后娘养的孩子?”[19]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 (又译作涂尔干) 也在《教育与社会学》中指出:“教育学往往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文献”[20]霍斯金更是毫不客气的指出:“‘教育学’不是一门学科。今天, 即使是把教育视为一门学科的想法, 也会使人感到不安的难堪”[21]以上学者的种种论述, 无不表明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学界关于教育学学科地位的争论大都集中于教育学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等方面。总的来说, 教育学学科地位尴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既与学科评价标准有关, 也与教育学自身的产生背景、研究方法不无关系。而我国学者关于教育学学科地位的争论也大都可归为学科评价标准与教育学自身发展这两点上。

从学科标准来看, 教育学的学科独立地位可从学科和科学两个子标准加以衡量。虽然中西方学者对学科标准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但都认为学科标准包含理智与建制两个层面。所谓理智层面, 乃指学科是否拥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术语与概念、研究方法、理论、范式等, 主要强调知识的内在逻辑;所谓建制层面, 乃指学科是否拥有多支研究队伍、学术流派、学术人才制度、专业期刊等。方文指出, “特定学科的独特尊严和合法性的建构, 有赖于特定学科的理智进展和学科制度的完善。”[22]但学者们对理智层面的标准看法不尽相同, 经过激烈的争论, 学界在理智层面就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成立条件达成一致, 确立了学科“三要素”标准: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独特的理论体系。陈桂生教授也在《教育学的建构》一书中指出, “在各门基础学科诞生之初, 要求每门学科不仅有专门的研究对象, 而且有适于这种研究方法的独特的研究方法, 这曾是一条不成文的学科规范。”[23]“三要素”标准的确立对于教育学来说无疑是沉重的一击, 因为教育学并无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 就连教育学研究对象也是模糊的, 学界至今尚不能说清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 只能模糊的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统称为教育规律、教育现象、教育问题。

作为学科标准的子标准, 科学标准也衡量着教育学学科地位。在科学标准下, “范式”成为学界和学者评判一门学科是否独立的主要依据, 如候怀银教授就曾指出:“一个学科之成为一个学科, 就在于它有自己独立的范式”[24]。其实, 范式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库恩, 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25]。在库恩看来, 只有范式才能够使一门学科成为科学, “拥有了一个范式, 有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 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26]按照库恩的划分, 科学是沿着“前范式-范式-范式危机-新范式”的路径不断发展的, 只有一门学科真正的产生了范式, 那么才能说这门学科真正建立了。但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并未明确的严格地界定何谓“范式”, 再加之其不仅在不同的语境中频繁地使用该词, 而且每一语境下“范式”的内涵不尽相同, 从而使得“范式”的可阐释空间很大。据国外学者统计, 范式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含义高达20多种。[27]由此可知, “范式”一词的解读已超出库恩的本意。而学界所主张作为评判学科标准的“范式”主要是本体论层面的范式, 教育研究者正是基于相同的本体论层面的“范式”, 才会使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分析框架等, 并产生一致的研究信念, 从而形成库恩所说的学术共同体。

考察世界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史也不难发现, 赫尔巴特、梅伊曼、拉伊、狄尔泰等学者一直致力于建立科学的教育学。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的出版一般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教育学的诞生标志, 赫尔巴特本人也被视为教育学学科创始人。他在《普通教育学》的绪论中指出:“假如教育学希望尽可能严格地保持自身的概念, 并进而培植出独立的思想, 从而可能成为研究范围的中心, 而不再有这样的危险, 像偏僻的、被外人占领的区域一样受到外人治理, 那么情况可能要好得多。”[28]赫尔巴特的这段话证明了在当时教育学是被其他学科占领的区域, 而若想要改变这种被占领的状态, 并由此将教育学提升到一门独立的学科, 必须要走科学化的道路, 达到科学的标准。此后的梅伊曼、拉伊、狄尔泰等人均做出了不同的尝试, 以期能够将教育学从次等学科提升到中心学科。

除了学科标准的原因以外, 教育学自身的不均衡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教育学的学科地位。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 其发展历史不过两百多年, 其产生背景也可追溯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世界各国国民教育运动的兴起, 随着教师师资培训的扩大化, 师范院校及作为一门课程的教育学也逐渐兴起。在此种背景之下, 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也随之诞生。然而, 由于历史的种种局限, 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在研究对象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选取上一开始就是先天不足的, 自然也就难免在学科地位上展现出其尴尬的一面。

三、结语

无论是教育学概念的混乱和泛化还是教育学学科地位的尴尬, 都是不争的事实。教育学概念是教育学研究者共同交流的语言, 它的混乱和泛化一方面反映和表现出教育学的混乱, 另一方面又是教育学混乱的要因之一。教育学学科地位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体现出教育学学科危机, 另一方面又直接影响着教育学研究的品质。有些教育研究者抱怨道:“教了几十年教育学了, 现在可越来越觉得不知道怎么教了”[29], 以及“当年我如果不是选择了搞教育学专业, 而是从事别的专业, 我此生的成就肯定要大些”[30]。不仅是教育学界的学者们对于教育学产生迷惘, 教育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又何尝不是。李泽厚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起, 基于他的主体性哲学, 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作为一门专门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教育学必将成为人文社科中的中心学科,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统一 (Marx) 中心将是教育学。这是科学。”[31]但是, 我国教育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却告诉人们, 本应成为一门中心学科和显学的教育学并未达成这一目标。

文章选取教育学概念的混乱和泛化问题与教育学学科地位问题进行的考察与探讨虽不能完全展现我国教育学困境, 但一叶知秋、可见一斑。以上所言, 并非是对教育学者所做贡献的不尊重, 只就学术层面展开的几点思考。

注释

1[29][30]胡德海.思考教育学[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01) :86-89.

2陈桂生.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建国以后教育学发展道路侧面剪影[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1989 (03) :33-40.

3吴钢.论教育学的终结[J].教育研究, 1995 (07) :19-24.

4李政涛.教育学的智慧[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6.

5巴战龙.教育学的尴尬[J].读书, 2003 (10) :90-93.

6刘猛.意识形态与中国教育学:走向一种教育学的社会学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4.

7[苏]斯卡特金.中学教学论:当代教学论的几个问题[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5:53.

8陈桂生.教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略议教育学的基本概念[J].教育学报, 2018, 14 (01) :3-12.

9杨开城.教育学的坏理论研究之一:教育学的核心概念体系[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13 (05) :11-18.

10[11][15][16]徐继存.教育学的学科立场:教育知识的社会学考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2, 1, 6, 6, [12]刘献君.教育研究方法高级讲座[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10, 284, 284.

11钱锺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72.

12赵蒙成.教育学的迷惘[J].读书, 2001, (5) .

13埃伦·康德利夫·拉格曼.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困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M].花海燕, 等, 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0:6 (序言) .

14[23]陈桂生.教育学的建构[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39, 27.

15霍斯金.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C]//华勒斯坦, 等.学科·知识·权力.刘健芝, 等, 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43.

16方文.学科制度与社会认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11.

17侯怀银.中国教育学之路[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118.

18[26][英]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 胡新和,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95, 9.

19[英]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 胡新和,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9.

20伊姆雷·拉卡托斯, 艾兰·马斯格雷夫.批判与知识的增加[M].周寄中, 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77-83.

21赫尔巴特:教育学讲授纲要[M].李其龙, 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10.

第9篇：科研方法概论范文

关键词：概率归纳；逻辑；概率论

abstract: from mulle’s discussion of the probability, after w.s.jevons’s foundation to the probabilistic inductive logic, until the system of modern probabilistic inductive logic which carnap represents. this article inspects the process of which probability inductive logic developed, promulgates the reason which it rises, and analyzes some new tendencies of the modern inductive logic .

keywords: probabilistic inductive logic; theory of probability; probability

概率归纳逻辑旨在以数学的概率论和现代演绎逻辑为工具构造归纳逻辑的形式演绎系统，是现代归纳逻辑的主要发展方向。

一、概率归纳逻辑的开创

18世纪 40年代，休谟指出归纳推理不具有逻辑必然性，认为它只把真前提同可能的结论相联系,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曾想到当时概率论所揭示的或然性的客观意义及其对归纳的可能应用。穆勒在《逻辑体系》中以很大篇幅讨论了偶然性问题,认为概率论只同经验定律的建立有关，而与作为因果律的 科学 定律的建立无关。惠威尔也对偶然性作过讨论，但与穆勒一样，并未想到把概率论应用于归纳。直到1859年，德国化学家本生（r.w.bunsen）和基尔霍夫（g.r.kirchoff）用统计方法分析太阳光谱的元素组成等科学活动，进一步引起科学方法论家对统计推理问题的注意。许多科学方法论家认为科学结论不是确定的，而是或然的，开始尝试把归纳还原为概率论。

最早将归纳同概率相结合的是德摩根和耶方斯。德摩根将一般除法定理和贝叶斯定理应用于科学假说。但是布尔（boole）抓住了它的缺点，即运用贝叶斯推理给科学假说的概率带来更大的任意性，至此否定了概率归纳逻辑的方向。在70年代耶方斯作出重大开创性工作之前，这方面的工作基本趋于沉寂。耶方斯发展了布尔代数，他一方面有着关于归纳本质的方法论考虑，另一方面，他将数学应用于发展演绎逻辑的同时，也将数学应用于发展归纳逻辑。他在《科学原理》中说明：“如果不把归纳方法建立于概率论，那么，要恰当地阐释它们便是不可能的。”[1] 耶方斯认为一切归纳推理都是概率的。

耶方斯的工作实现了古典归纳逻辑向现代归纳逻辑的过渡。

二、现代概率归纳逻辑

现代概率归纳逻辑始于20世纪20年代，逻辑学家凯恩斯 、尼科（nicod）及卡尔纳普和莱欣巴赫（reichenbach）等人，采用不同的确定基本概率的原则及对概率的不同解释，形成不同的概率归纳逻辑学派。

凯恩斯将概率与逻辑相结合，认为归纳有效度和合理性的本质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不是经验的或形而上学的问题。他提出了“概率关系”的概念：假设任一命题集合组成前提h，任一命题集合组成结论a，若由知识 h证实a的合理逻辑信度为α，我们称a和h间的“概率关系”的量度为α，记作a/h=α。并着眼于构造两个命题间的逻辑关系的合理体系，但未取得成功。而且他认为，大多数概率关系不可测，许多概率关系不可比较。但他在推进归纳逻辑与概率理论的结合上，作出了 历史 性的贡献，是现代归纳逻辑的一位“开路先锋”。

逻辑主义的概率归纳逻辑的代表卡尔纳普，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概率逻辑系统，这一体系宣告了归纳逻辑的演绎化、形式化和定量化，将概率归纳逻辑推向了“顶峰”。卡尔纳普认为休谟说的归纳困难并不存在，归纳也是逻辑，并且也有像演绎一样的严格规则。施坦格缪勒（stegmuller）指出：“ 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开始把正确的演绎推理的规则昭示世人，同样，卡尔纳普现在以精确表述归纳推理的规则为己任。”[2]演绎的逻辑基础在于它的分析性，所以，从维特根斯坦和魏斯曼（waismann）就开始致力于把它改造为逻辑的概率概念，以使概率归纳成为分析性的。卡尔纳普完成了这一发展。他说：“我的思想的信条之一是，逻辑的概率概念是一切归纳推理的基础……因此，我称逻辑概率理论为‘归纳逻辑’。”[3]他并把此概念直接发展为科学的推理工具：“我相信，逻辑概率概念应当为经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念，即一个假说为一给定证据所确证的概念提供一个精确的定量刻画。因此，我选用‘确证度’这个术语作为逻辑概率刻画的专门术语。”[3]与凯恩斯一样，卡尔纳普把概率1解释作句子e 和 h间的逻辑关系，表达式是c(h,e)=r，读作“证据e对假说h的逻辑确证度是r”。这样，归纳便是分析性的了，演绎推理是完全蕴涵，归纳推理是部分蕴涵，即归纳是演绎的一种特例。此外，卡尔纳普所想要的归纳逻辑还是定量的，他希望最终找到足够多的明确而可行的规则，使c(e,h)的 计算 成为只是一种机械的操作，以将他与凯恩斯严格区分开来。

20世纪30年代，莱欣巴赫建立了他的概率逻辑体系，被称为经验主义的概率归纳逻辑。他用频率说把概率定义为，重复事件在长趋势中发生的相对频率的极限。这种方法简单实用，但却带来两方面的困难。首先，上述极限定义是对于无数次重复事件的概率而言的。那如何找出一种测定假说真假的相对频率的方法呢？其次，对单一事件或单一假说怎么处理呢？所以频率说只适用于经验事件的概率，其合理性的辩护非常困难。它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找不到由频率极限过渡到单个事件概率的适当途径。为此，莱欣巴赫建议把“概率”概念推广到虚拟的、平均化的“单个”事件，引进了单个事件的“权重（weight）”概念，试图把理想化的单个事件的概率或“权重”事先约定与对应的同质事件的无限序列的极限频率视作同一。但这与他的初衷相背，频率论者不得不由原先主张的客观概率转向主观概率了。

对概率的前两种解释都着眼于概率的客观量度，然而对随机事件的概率预测离不开主观的信念与期望。主观主义概率归纳逻辑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创始人是拉姆齐（f.p.ramsey）和菲尼蒂（de finetti）。它将概率解释为“合理相信程度”或“主体x对事件a的发生，或假说被证实的相信程度。”表明，如果按贝叶斯公理不断修正验前概率，那么无论验前概率怎样，验后概率将趋于一致；这样，验前概率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就无关紧要了，因为它们终将淹没在验后概率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之中。一个人对被检验假设的验前概率是由他当时的背景知识决定的。

主观概率充分注意到推理的个人意见及心理对于概率评价的相关性，意义重大。但是，人们在做出置信函项时，除了“一贯性”的较弱限制外，很难在多种合理置信函项间作出比较和选择。

三、概率归纳逻辑兴起的原因

概率归纳逻辑是伴随 现代 科学 、现代演绎逻辑、归纳逻辑本身的 发展 而兴起的。

概率归纳逻辑兴起的原因大致有：（1）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微观粒子的运动只能采用概率的方法，因此，西方科学界出现了否定因果决定论而接受概率论的观念。（2）较完备的概率理论。特别是20世纪以来，它具备了严格的数学基础，而且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3）归纳逻辑本身要求进一步完善和精确化。人们要求对单称事件陈述对全称理论陈述的归纳支持作出量的精确刻画。逻辑的数学化，数学的逻辑化，穆勒已经注意到归纳与概率的关系，耶方斯等将归纳与概率结合。（4）以数理逻辑为主干的现代演绎逻辑逐渐成熟，从而使得一些逻辑学家热衷于将现代演绎的形式化、公理系统方法与概率论方法协调起来，以运用于归纳逻辑的研究。（5）对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的探索。休谟的归纳问题一直是个 哲学 难题。现代归纳逻辑的种种体系，几乎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个问题不断作出回答。上述三种概率归纳逻辑体系也无例外，都是为求得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或对归纳论证进行改进，或把结论改成概率的陈述，使归纳逻辑被构造成演绎逻辑的一个分支，或用实用主义策略使归纳即使不是有效的，至少也有存在的理由。所以说概率逻辑是以现代演绎逻辑和概率论为工具，形式化、定量化的归纳逻辑。

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理逻辑等相关学科取得新的发展，特别是 计算 机科学技术以及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使现代归纳逻辑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

第一，面临归纳演绎化的困难，出现了非概率化、非数量化的趋势，有的用有序化、等级化来代替，有的将定性的研究重新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有的又再度重视如模态、因果概念的结合使用等等。

第二，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结合，将纯逻辑研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这就不能只限于语构层次，而要考虑语义、语用层次，就要涉及心 理学 、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而且不能脱离所涉及的具体过程（实验）与学科。

第三，对归纳逻辑的研究与整个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研究联系起来。归纳是一类复杂性问题，决不是单靠纯逻辑所能解决的。归纳远比演绎复杂，须与多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

第四，归纳逻辑的研究与当前的科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申农提出的信息论仅是相当于语形的统计信息模型。而信息的语义层次的研究都出自卡尔纳普之手，再经辛迪卡（hintikka）等人的论作又已形成信息逻辑这一分支。这揭示了逻辑与信息科学的联系。再如，随着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的研究进展，对归纳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若能将人工智能与归纳结合起来，必将带来新的进展与突破[4]。

概率归纳逻辑是归纳逻辑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大大发展了归纳逻辑，也昭示了归纳逻辑的发展机制，为我们出示了现代归纳逻辑发展的方向。

参考 文献 :

[1] w.s.jevous.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m]. london:dover press,1877.197.

[2] hintikka,j.(ed.). rudolf carnap,logical empiricist[m]. d.reidel pub.co.,1995.l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