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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主要方法精选(九篇)

科研主要方法

第1篇:科研主要方法范文

【关键字:发展历程;现状;发展趋势;具体方法

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

从历史的角度看,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一个艰辛漫长的发展过程。

近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产生以前,道德哲学是人们研究社会的主流标准,人性善恶等抽象理念是人们惯用的思维,猜测、思辨是当时的主要研究方法,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16、17世纪的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众多思想家都是如此。

“自17 世纪后期社会学鼻祖奥古斯特孔德提出建立‘科学的社会学’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经历了经典实证主义、工具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以及非实证主义后,逐渐向批判主义、建构主义发展。”[1]这其中,尤其以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和基于建构主义的结构化理论的发展最有代表性,影响力也最大。实证主义:由孔德创立的实证主义在20世纪迎来长足发展并慢慢演化为其他新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本质上是逻辑实证主义的逻辑分析方法,“所谓逻辑分析,就是把命题的逻辑形式与对这些命题的经验观察结合起来,使命题形式与经验事实相对应”[2];逻辑实证主义摒弃旧有的以直接经验做判断的标准,转而依据陈述直接经验的语言证实为判断准则;实证主义希望所建立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是以共同的数理逻辑语言为基础的。批判主义:马克思开创了社会学批判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先河,强调其革命的、批判的性质和特点,并重视理论和理论家的改造变革社会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拓宽了马克思的批判方法理论,而这其中也伴随着对实证主义的不断批判且富于其鲜明的价值色彩;从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到阿多尔诺基于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基础上的思辨透视思维再到哈贝马斯的语言学转向后融合社会理论形成的批判理论的规范哲学范式,都丰富和发展了社会科学的批判方法论。结构化理论:这一理论的倡导者是安东尼・吉登斯,他基于“结构二重性”的概念在取代传统二元论前提下开创了一条不同以往的“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融合了传统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优点又有时代新意,实现了对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超越。

有关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现状,国内一众专家学者都有过专门的研究和论述:有从系统论和层次论角度来论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为应该从有机层次构成联系紧密的整体的系统角度来看待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持此观点的有朱红文、孙显元、李承贵等;有从学科间交叉与融合的角度来探讨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创新的,坚持用综合集成思维和实践来创新研究方法,如王雅芬、徐飞、于景元、刘平峰等;还有坚持借助于计算实验的实证方法来完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如盛昭瀚、李静、张军等……

毋庸置疑,以上这些分析、探讨和论述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也为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与启发。

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现状及原因

谈到社会科学自然不能不谈及自然科学,也正是在两者的比较中才更容易发现社会科学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滞后与单一,这也是我们需要不断完善乃至创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动力所在、根源所使。面对自然科学层出不穷的成果与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我们应该反思问题的根源还在于方法论方面,科学合理方法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容易硕果累累。

社会科学方法单一与滞后的现状有其历史原因,当然更主要的还在于其自身的复杂性和变化性。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与主体的成分与因素太复杂、太难把握。本身不同的社会规律就难以全面把握,如果再加上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等因素,想用一种或几种固定的或者万能的模板方法去穷尽研究,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再考虑到一些偶然因素或状态,就更没有定式可言。这些都是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难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变化性主要体现在其自身及其周围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这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又一大难题。不断变化着的自身与环境就很难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和方法去研究和把握。“西方经济学研究讲究实证分析,社会科学研究也讲究实证分析,但社会科学研究难就难在实证分析,就是很难建立实验环境。所以,社会科学研究是需要掌握宏观观察能力与微观观察能力的。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归纳分析,抽象演绎等等也必不可少。”[3]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就决定了社会科学较之自然科学很难建立一种或几种易操控、可预测的研究方法,当然也没有自然科学那么易于取得研究成果,即便有一些研究成果也需要很漫长的时间积淀和历史周期的反复验证。正是因为有如此的复杂性和变化性因素,所以社会科学研究也只能遵循既定的几种单一滞后的研究方法和套路。但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已成大势所趋。

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及特征

(一)发展趋势

现代化的大发展大探索为我们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创造了了宝贵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经验的积累;信息化与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也助推了我们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更上一个新的层次;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科学合理发展及相互交融更为我们的方法论发展创新提供了动力和源泉……未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将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趋势。

首先,依托于现代网络和通信技术的研究手段和技术将会更加便捷高效高质。相比于传统的资料搜集、整理、分析等耗时耗力的方式和手段,依托于云数据库、云计算等云技术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方式和手段显然更方便快捷,也大大缩短了研究成果的周期,而且质量和效果也更高。这一变化目前正在慢慢被学界所接受和掌握,而且这必定是未来的主要趋势。

其次,多元化的研究范式加上跨学科的研究团队也会在未来占有一席之地。“在当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个社会现象往往被多种社会因素所影响和决定。”[4]这种情况下非一种方法和一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所能及,所以多元化研究方法及跨学科的研究团队的综合运用会慢慢成为大势所趋。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现实所需。

再次,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前体下实现研究范式本土化也是不容忽视的发展趋势。别人的未必适合自己,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马克思早就阐述过这个道理,这之后新中国的领导人们也多次强调这个问题,同样这个道理放在我们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上也适用。庆幸的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也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积极向这方面努力。“研究者用西方的理论范式对本土概念和现象进行解释,从本土的现象和问题出发,寻求相应解决问题的途径、方法和工具,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建立本土的学术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5]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没有过时,我们的专家学者们正在用实际行动努力实现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本土化。这蔚然成风的立场和态度也将逐渐引领我们科学社会方法研究的潮流和趋势。

(二)特征

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出发,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层次性。“社会科学的各种学科之间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关系是彼此渗透、移植、结合的,这种关系推进了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新思路、新方向,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来研究同一对象的方法论思想。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之间出现了一门科学的知识理论体系向多门学科辐射、渗透的现象。如社会学的理论被用来研究经济学、法学、文学、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形成了如教育社会学、文艺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等学科。”[6]

其次,联系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联系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与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关联上。“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诸如系统、结构、状态、行为、功能、环境、信息、输入、输出、反馈、控制、调节、组织等具有分析价值的概念和范畴。利用这些概念和范畴来分析各种不同的社会系统已成为一股社会潮流。”[7]而科学技术则贯穿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全过程,为社会科学研究选题获取、材料的分析加工及传输存储、研究结果验证提供新技术和新手段的有力支撑。

最后,杂糅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杂糅性特征通过其历史发展演变初现端倪,而且随着现代科学体系发展的不断成熟与完善也愈加明显。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发展演变过程中,现象学、解释学、分析哲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潮都曾在这个舞台上“粉墨登场”并有过“华丽演出”,并且它们在和一些具体学科的“共舞”下形成了一批批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有影响的流派,比如存在主义文学和伦理学、实证经济学、实用主义教育学等,这些流派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思路都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起到一种丰富和完善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能动反映论等观点和方法也一度成为显学并成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导思想与方法并延续至今。到了现在,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趋势有增无减且越发明显,许多新的跨学科跨领域流派也纷纷涌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体系正在慢慢扩大、成熟和完善。

四、社会科学研究具体方法分析

前面从宏观方面谈了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几个方面,接下来有必要深入到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内部从微观的视角来具体分析一下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几个步骤与阶段的方法运用。

(一)选题方法

选题的成功与否事关研究的成败,这话并不是危言耸听。所以,确定一个有价值、有意义、值得研究的课题就为接下来整个研究开了一个好头。而这其中,科学合理地运用一些有效的研究方法至关重要。

对于创新性研究的选题方法,横向拓展细分、纵向挖掘深化、理论前沿观点争论都是可以选择的具体方法;“所谓‘细分’,就是把一个研究领域分成很多小的部分,并将这些分割出来的部分当做独立的研究对象。细分不仅仅分一次,可以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细分下去。 ”“所谓纵向挖掘深化,就是对一个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别人对它的研究还不够深、不够透,而自己可以对它再进行深化的研究。”[8]理论前沿观点争论就是对于当前理论前沿热点话题和观点进行仔细深入分析后去发现其不足甚至是错误的地方然后展开研究;在对某一具体领域持续关注的前提下,单独或综合运用这几种方法相对比较容易找到一个或几个具有创新性的选题。

对于应用型研究的选题方法,调研是前提,材料分析与加工是手段,形成调研报告框架是结果。在调研过程中,为确保调研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有效性尽量选择侧面调研和随机调研;在对调研材料分析和加工过程中要遵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对调研过程中真实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及解决对策等方面分析;在分析和加工完材料后可以进行专家学者的专项研讨会,之后在确定正确合理的逻辑起点后层层推进构建一个完整紧密的研究框架体系。所有这些都做完后,研究成果的写作或表述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二)写作或表述方法

在确定研究主题后,写作或表述过程就相对简单很多。除去传统的文本、比较、实证等方法外还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来不断完善乃至创新我们的研究方法。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不能丢。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发展动力,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社会科学研究立足于社会发展实践的现实需要与要求,离开了实践观点和实践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实践方法不但不能丢,更要成为指导其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指南针和引导器。

其次,综合集成思维方法是利器。这既包括对研究相关联学科知识体系的把握,又暗含综合集成多学科多元化逻辑思维、人财智优势这种思维方法的培养和运用。选题如此,写作或表述也不例外。

(三)成果检验方法

在实践中坚持社会科学相对真理性的观点和人民群众的价值导向是检验研究成果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归宿是其相对真理性,这是大多数专家学者的共识,但这种相对真理性必须经由不断的“实践――理论――再实践”的螺旋式上升的循环往复过程才能达到;人民群众的价值导向是指一切社会科学研究都要符合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否则,社会科学研究毫无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成色”如何,我们将会一目了然。

参考文献:

[1]王蔚.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评述[J]. 求索,2006,(3).

[2]宋萍.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范式及其演变综述[J].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1).

[3]侯倩. 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J]. 东方企业文化,2013,(23).

[4]牛广甫.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J].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6).

[5]宋萍.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范式及其演变综述[J].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1).

[6]李晓丽. 社会科学方法论基本特征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2010.

[7]周志华.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探析[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13,(5).

第2篇:科研主要方法范文

研究方法是旅游研究者顺利开展旅游研究的必备工具,具体的研究方法又受到特定的研究范式的制约,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在努力掌握各种研究方法时,往往对其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限制了研究水平的提高。本文认为,中国旅游研究者要想提高研究水平,必须首先系统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思潮和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采用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策略。

关键词:

研究方法; 研究范式; 本土化旅游研究; 跨文化旅游研究

收稿日期: 2011-05-01; 修订日期: 2011-08-31

基金项目: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皖南国际旅游区品牌权益的评价与管理:基于顾客视角的研究》(AHSK09-10D90);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中国国家旅游形象的跨文化比较研究”(160-751056)

作者简介:

张宏梅(1969-),女,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行为、旅游目的地营销、跨文化管理。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旅游研究已走过30年。30年来,旅游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数量持续增加,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水平有所提升,旅游研究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研究成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1) 很多研究是对国外研究的简单模仿和复制,这些研究借用国外的理论模式,将国外的测量工具翻译成中文,然后以中国旅游目的地作为案例地,以中国的旅游者、居民或旅游企业员工作为调查对象,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复制,而很少能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推进旅游知识的积累;(2) 很少有研究在借用国外理论和方法时能考问这些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应用时的适用性问题;(3) 尽管解释性研究数量在增加,但旅游研究仍以描述性研究偏多,很多研究满足于对现象的定性或定量描述,而缺少对现象背后原因的分析,或只是想当然地列出一些解释;(4) 很多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只是对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堆砌,而这些分析结果很难放置在一定的理论脉络中加以解释;(5) 缺乏理论构建意识,很多研究满足于对案例地或调查样本特征的具体描述,而对理论概括和抽象无所涉及。

以上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使中国旅游研究的整体水平无法提高,旅游学的学科地位无法确立。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研究者在参考国外旅游研究文献时,多依葫芦画瓢。虽然在具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上容易模仿,但存在于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却很难直接从文献中看出并被理解,而研究范式及相应的科学哲学是构建知识和理论的基础。由于对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缺乏了解,从而导致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只能在理论和方法上对国外研究进行简单借用和模仿,而很少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构建上有所贡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强调西方的科学研究范式在旅游研究中的哲学基础作用,并探讨如何进行中国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以期引起中国旅游研究者对研究范式和本土化研究的关注。

2 对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反省

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有句名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者做研究工作同样如此。研究者要想把研究工作做好,取得好的研究成果,必须首先掌握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广泛认同,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就无法进行有效的研究工作,研究方法简单粗糙会限制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进而限制理论和学科的发展。

国内早期的旅游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描述为主,陆林(1997)对国内旅游地理文献的分析发现,国内旅游地理研究描述性工作多,低水平重复工作多,缺乏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先进的研究方法,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谢彦君(2003)认为旅游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应具有的特殊的研究方法体系还没有成型,理论范式单一,研究方法不够系统。张宏梅和陆林(2004)对《旅游学刊》1999~2003年刊出文献的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发现,约80%的文章运用传统定性方法,即主要以文字作为表现手法,对所研究内容进行理性的分析,属于科学研究的传统思辨阶段;运用现代定性方法的文章约占文章总数的8.8%,这些文章主要运用定性资料、统计数据、访谈和开放式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包括对各种定性数据进行频数和频率的统计分析;运用定量方法的文献只占总数的11%,且大部分使用基础统计方法(均数、频数等),比如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多元复杂统计方法使用较少。

近些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观。定性研究中,个体深度访谈和焦点组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青睐;定量研究中,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规范性在不断提高,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多元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旅游研究者来说也不再陌生。旅游研究方法的改进促进了旅游研究质量的提升,让我们对旅游研究的未来充满期待。但当撇开这些成绩的光环,将旅游研究与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成就进行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旅游学科和上述学科的差距还很大,这固然与旅游学科的复杂性有关,但更与国内的旅游研究者缺乏科学哲学、研究范式、方法论、以及具体研究方法的系统理解和训练有关。旅游学科可以说是旅游业快速发展背景下催生的一门新兴学科,从其产生之初就存在很大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加上旅游现象涉及面极广,具有高度复杂性,这都给旅游学科树立独立的学科地位提出了挑战。目前,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旅游学科的学科地位仍然没有得到学界认可。作为旅游研究者,当然首先应该对旅游学科的发展前途持乐观态度,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应该反省目前的研究现状,思考如何跳出盲目模仿、简单重复、多零散的案例描述、缺乏理论建树的怪圈,还旅游学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本质,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摒弃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处理好旅游科学研究与科学知识应用之间的关系。虽然建立独立学科的路很艰难,也很漫长,但有志于旅游学科发展的仁人志士应当勇于挑战这种艰难。不过光有勇气和决心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寻找克服这种艰难的有效途径。我觉得这种有效途径至少有以下两条:一是理解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二是进行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

3 西方的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

在西方国家中,科学哲学和各门学科之发展存有一种互为体用的关系:各门学科的发展,变成科学哲学反思的题材;科学哲学的发展又能回过头来,促进各门学科的发展(黄光国,1999)。与各种科学哲学思潮相对应的研究范式更是西方学者进入研究工作的敲门砖,方法论课程是西方高校研究生入学第一学年必修的基础课程。反观国内的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我们会发现,很多高校没有开设方法论课程,甚至一些高校连研究方法课程都尚未开设,研究生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结果只能是盲目模仿,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错误地使用研究方法,更难有自觉的理论建树。

目前,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多在自己摸索和尝试使用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各种数据分析方法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总体状况仍令人担忧。一方面,硕士生甚至博士生们,对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一知半解,似懂非懂,盲目使用;另一方面,国内旅游学界虽然已经开始重视研究方法使用的规范性,但很多人会满足于对具体研究方法的正确理解和使用,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研究方法背后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问题。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和建构知识的基础,要进行高质量的旅游研究,研究者们不仅要掌握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更要理解各种研究范式,在范式的指导下从事旅游研究工作。

3.1 西方科学哲学的演变脉络

西方科学哲学的快速发展始于20世纪初期,在整个20 世纪,科学哲学出现了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混沌理论、建构实在论等多种思潮或范式,这些范式为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哲学基础。

最先提出、持续时间最久的科学哲学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它排斥神学和形而上学,认为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由普遍规律和真理支配的。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揭示真理,其路径为科学观察和逻辑归纳,“科学始于无偏见的观察”,遵循“观察-归纳-理论-证实-新的观察”的真理累积增长模式。实证主义采取一种极端经验论的立场,认为:人类知识应当仅限于收集事实并找寻其间关系,借以对世界做出正确描述;超出主观经验的知识是不可靠,也是不可知的。这种极端经验主义的立场致使实证主义在20世纪初就遭遇了危机和挑战,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推动了后实证主义、诠释学等哲学思潮和流派的涌现。

以波普为代表的后实证主义以其“否证论”哲学最先对实证主义提出挑战。波普在《科学发现的逻辑》(1932)一书中,提出科学方法应当是以理性批判为基础的演绎推理:科学家先针对特定问题提出假说和猜想,再依据事实对假设进行检验,并在检验过程中不断修改原来的假设和猜想。他否定科学理论是由归纳过程发现的,主张演绎才是经验科学正当的方法,并始终认为“一切观察都渗透着理论”,“理论先于观察”,提出科学发展的证伪模式:“问题-猜想(理论)-批判(反驳或证伪)-新问题”。波普认为,以经验观察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必须坚持否证原则,我们可以证明一种理论为假而予以摒弃,或者因为还不能证明它为假而暂时予以保留,但不论多少经验事实,都不能证实一种理论。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主要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在科学和理性之风盛行的背景下,它们也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被很多社会学科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如管理学中的实证研究,心理学中的实验心理学和行为学派,并成为20 世纪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主要采取客观主义的研究立场,认为在主体(研究者)之外存在一个客观、独立的客体(研究对象),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和真理,寻找现象间的因果联系。这种立场遭到现象学、诠释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等持主观主义立场的哲学流派的批判。这些哲学流派反对“自伽利略和笛卡尔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的无所不在的客观主义”,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生活的人们都可以构建出他们所特有的“实在”,即世界是由多重事实组成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等待研究者去认识的世界;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关系,在互为主体的交互作用中,双方共同构建知识,这种知识是主观的、创造性的,因而也是不可重复的。

西方各种哲学流派之间互相批判和论战,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许多科学哲学家在与他人的论战中也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有时很难将一些科学哲学家划归哪个流派,如皮亚杰的思想中就既有结构主义成分,也有建构主义成分。一个哲学流派内部的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存在很大差异,以致要概括某一科学哲学流派的基本思想变得非常困难。

各种哲学思潮和相应的研究范式都存在一些优势和不足,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建构实在论试图整合客观和主观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为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知识融合提供哲学基础。建构实在论在本体论层面上主张存在两种“实在”,一种是“实在自身”(actuality),另一种是“建构之实在”(constructed reality)。“实在自身”是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感官之外而不为人的感官所掌握的既定世界,这个世界或许有某些结构,这些结构或许是以距离、空间、因果性或时间作为其运作的基础,但我们无从获悉;我们对其特性所提出的都只是预设,我们只能理解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构建出来的世界,除此之外,我们不能理解其他任何东西。这个构建的世界,我们称之为“建构的实在”(黄光国,2010)。

3.2 研究范式对研究方法的制约

范式(paradigm),又被翻译成范型、典范,是美国物理学家库恩(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组织观察和推理的基本模式和参考框架,是指导行动的一套基本理念,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知识共同体(科学社群)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科学哲学思想决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式,如后实证主义哲学决定了遵从该哲学流派思想的研究者必然采用后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差异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加以比较。

范式是研究者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是知识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指南,研究者要进入某一科学社群,从事研究工作,必须首先从理解范式开始(黄光国,2010),只有理解了各种范式的基本观点,“才能确保研究者在设计自己的研究方案时,保持资料的收集方法与此后的基于资料的知识建构之间的一致性”( 詹宁斯,2007)。

每一种范式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如果研究者采取客观主义的立场,即认为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存在,那么,他必然采取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并采用客观的研究方法,不管是质性的还是量化的方法,都不能带有研究者的任何主观因素。反过来,如果研究者使用了客观的研究方法,那么他必须同时接受“客观实在”的本体论和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他建构的知识就是客观的知识,即客观规律或真理。

具体研究方法的选择受制于研究范式,一般来说,研究者采取某种研究范式,就需要相应地采用某些研究方法。如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多采用问卷调查、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收集数据,并主要采用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检验理论和假设。但后实证主义也不排斥质性方法,如他们通常会通过个体访谈或焦点组访谈等质性方法收集被访者对研究问题的看法和观点,作为设计问卷和量表的基础。解释学研究范式多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和非参与观察、焦点组访谈、案例研究、文本(如旅游日志、照片等)等方式收集数据,采用内容分析、主位(或局内人)视角、三角互证等方法分析数据,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扎根理论。虽然解释学研究范式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但它也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如内容分析方法就会用到频数和百分比等定量描述指标。

因此,研究范式对具体研究方法的制约是有限度的,同一种研究方法可以服务于不同的研究范式,但不同范式对同一方法的使用方式有所不同。比如,同是访谈法,后实证主义和狄尔泰的历史主义解释学都主张客观主义,认为需要摆脱研究者个人偏见对访谈过程及其结果分析的影响,而伽达默尔的辩证诠释学则强调解释者的“偏见”或“视域”在理解中的积极作用,将研究者的偏见合法化,认为访谈是双方共同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访谈结果的分析中明确研究者的个人偏见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必需的。在Denzin和Lincoin(1994)的质性研究五阶段框架中,他们认为质性研究在第四个阶段,即陈述的转折时期(crisis of representation),研究者将自我融入到认识的整体过程中,并将自己写进文章,使野外研究和解释过程具有很强的个性化特征。Denzin和Lincoin的第四阶段质性研究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哲学观点是相一致的。

每一种研究范式和每一种研究方法都有适用自己的研究情境,因而国外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已趋于平息,研究者可以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不过,不同的学术期刊对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会有所偏好,作为主流的研究范式,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和定量研究方法仍受到更多青睐。国内的旅游学者由于对各种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缺乏全面深入的了解,加上有些研究方法被一些研究者错误地使用,导致有些人完全否定一些研究方法,这种认识不利于提升中国旅游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3.3 旅游研究范式选择

研究范式是研究者进入某一科学社群进行研究工作的起点。当一个研究者想进入旅游研究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时,他必须首先理解各种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问题选择适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国外旅游领域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加强,此阶段出现了一批方法论专著和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经过近30年的争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旅游研究同时需要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应将两者结合起来或根据研究情境适当地取舍。

旅游现象非常复杂,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如旅游的生态环境影响),又涉及社会科学领域(旅游学科的性质是社会科学);既涉及心理学领域,也涉及经济学、管理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所以,旅游学科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是一门典型的跨学科性质的复杂学科,对旅游现象的研究不能采用单一的研究范式,而必然需要采取多元范式的研究取向,多元研究范式的立场最适合旅游学科的性质。

由于旅游现象的复杂性和广域性,所以对旅游现象的不同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即使是同一研究问题,也可以采用不同的范式和方法,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达到对研究问题较深入的认识。如旅游体验研究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旅游行为预测可采用后实证主义范式,旅游影响研究则既可采用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也可采用诠释学研究范式。无论采取何种研究范式,研究者都应对该范式的优势和不足有较清晰的认识,避免过于美化某种范式,而完全否定另一种范式。

旅游学科具有跨学科性质,但目前,旅游学科的发展还不够成熟,这种跨学科性还没有真正实现,而仍然处于多学科阶段。多学科的特点是相关学科分别从各自兴趣和角度介入旅游研究,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沟通和整合,在旅游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只能用来充实原有学科的知识体系,而对统一的旅游学科的形成无太多帮助。跨学科则要求介入旅游领域的各相关学科以某个统一的内核为基点,实现知识的整合,谢彦君认为这个统一的内核就是旅游的本质,即“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谢彦君,2010) 。

旅游学科在由多学科向跨学科发展过程中面临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但我们可以在西方研究范式的发展中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哲学基础,以帮助我们在哲学层面上找到旅游跨学科整合的依据和方法,这个科学哲学流派就是建构实在论。建构实在论的主要目的是推动不同学科的跨学科、跨文化整合,在哲学上提出一套知识论的策略,让不同学科所构建出来的知识体系整合在一起。旅游领域的不同分支学科、不同范式下的旅游研究成果需要互相理解和整合,以改变目前各自为政、互不沟通的局面,这也是旅游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

4 中国旅游研究的本土化

4.1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必要性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方学者对各种哲学思潮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在科学研究中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因此西方学者在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屡有建树。我们熟悉的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都是产生于西方,我们自己很少提出有影响力的理论。李炳全在其所著《文化心理学》一书中指出,中国心理学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在西方已有深厚积淀的领域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心理学框架内进行研究”( 李炳全,2007) 。科学哲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学者对西方的科学哲学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系统的认识,这可能是导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因而,中国学者要想在由西方制定游戏规则的科学研究领域有所作为,必须对西方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有一种“相应的理解”,不过,这种理解只是进入学术这一行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黄光国,2010)。

虽然中国旅游研究与西方旅游研究在起步时间上相距不像其他学科那么久,但与其他社会学科一样,中国的旅游研究也主要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进行。西方的旅游研究在各种哲学思潮影响下出现了多元化的范式,中国的旅游研究者要想在西方的研究框架下有所建树,也必须去熟悉这些框架或范式。但是,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在中国的研究情境中采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来验证西方研究得到的知识。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途径是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环境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那么中国人的旅游行为、旅游业发展模式和旅游企业的运营管理必然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仅靠简单借用西方理论和模仿西方的研究方法,很难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可以使我们着眼于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构建本土化的旅游理论,改变总是步西方研究后尘的局面,为全面理解旅游现象做出贡献。但提倡本土化研究并非认为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已不重要,为了提高研究水平,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必须首先理解西方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本土化研究,才有可能对建立和完善旅游学科的理论体系有所贡献。

4.2 本土化旅游研究的方法和策略

本土化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后风靡全球,港台的一些心理学者在80年代初期开始致力于本土心理学研究,并发起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心理学领域的本土化运动给旅游研究以很大启示,中国的旅游研究者与其盲目地复制西方的研究,倒不如在我们熟悉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本土化的旅游研究。

“本土化”旨在突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色或特征。根据李炳全对心理学本土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将旅游研究的本土化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西方旅游研究中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进行改造和处理,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研究,如在西方旅游动机的“推-拉”理论框架下修订旅游动机的测量量表,使其适用于中国旅游者。其基本步骤一般为:学习和接纳外国研究范式改造或转换本土化后的研究范式。这种本土化本质上仍是国外的理论,又被称为“外源性本土化”,但因为操作比较简单,适用于刚进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学者。第二个层次是以中国语境下的旅游现象为研究根源或素材,通过对中国语境下旅游现象的研究,建构与之相适应的旅游学理论体系,这种本土化可称为“内源性本土化”。

本土化旅游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和策略:(1) 主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时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采取被研究者的观点,为此,研究者需要参与到研究对象中,如在某个景区停留较长时间,观察旅游者的行为,与旅游者进行交谈或访谈。(2) 客位研究策略,即研究者更多从自己的视角,而不是从被研究者的视角来观察、分析、理解和解释旅游现象,这种策略下,研究者可以完全独立于被研究者之外,如请学生或市场调查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旅游本土化研究并不排斥西方主流的实证方法和方法论。(3) 同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有同样的文化背景,这样更容易达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心灵的相通,研究者会更容易理解被研究对象,更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如中国的旅游研究者对中国旅游者的旅游行为更容易理解。(4) 异文化研究策略,即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文化背景,如西方学者对中国旅游现象的研究、中国学者对西方入境旅游者的研究,异文化研究可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状况(李炳全,2007)。以上四种方法和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采用几种研究策略。

4.3 本土化旅游研究与旅游跨文化研究

本土化研究与跨文化研究是相互联系但又互相不同的两种研究方式。本土化研究强调对本土(特定语境下,主要是不同于西方的语境下)的旅游现象进行研究,以突出本土旅游现象不同于西方旅游现象的独特性。不过,本土化研究并不反对普遍性或普适性的旅游知识和理论,中国旅游研究者在中国语境下得到的旅游知识和理论如果能在别的语境下重现,就有可能发展成普遍性的知识和理论,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旅游学科发展做出贡献。跨文化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或策略,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旅游现象的差异,目的在于验证知识和理论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普适性,关注文化对旅游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旅游跨文化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国外已有大量的旅游跨文化心理和行为、主客跨文化交往方面的研究成果。国内跨文化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较少(张宏梅,陆林,2008;张宏梅,陆林,2009;马耀峰,等,2008),但跨文化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已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王健,2010)。旅游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旅游者与目的地居民的交往是一种跨文化交往,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旅游者的心理和行为会深深打上文化的烙印,但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者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如都是作为旅游者的人,因而,他们也会存在一些共性的旅游心理和行为。跨文化旅游研究能够帮助我们识别这些差异和共性,加深对旅游现象的理解,避免盲目使用西方的理论和知识解释中国旅游现象时出现的困惑。

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策略,且都重视文化的影响。通过本土化和跨文化旅游研究,中国旅游研究者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熟悉本土文化的优势,在旅游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不过,与本土化研究侧重单一文化下旅游现象的研究不同,跨文化研究需要同时考察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现象,这给跨文化研究带来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有兴趣进行跨文化研究的学者必须首先搞清楚跨文化研究的含义,以及跨文化研究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特点和要求,以免使用不当的方法和技术进行跨文化研究,结果是付出了精力和成本,却得不到可靠的知识(张宏梅,陆林,2009)。

5 结语

旅游学科作为一门新兴而又异常复杂的学科,其研究水平与其他学科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的旅游研究与国外的旅游研究相比也还比较落后,表现在我们总是步西方的后尘,从研究选题到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上都是对西方研究的简单模仿,而没有去深度理解指导西方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科学哲学基础和研究范式。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本土化研究和跨文化研究策略来改变中国旅游研究整体水平不高的局面,但无论是采取哪种研究策略,对西方科学哲学和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和演变路径的理解是希望对旅游知识积累有所贡献的旅游研究者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对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掌握不能仅靠研究生们零散、盲目地去摸索,而需要旅游专业研究生教育对此给予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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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光国.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论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J].社会理论学报,1999(1):151.

[3] 黄光国.社会科学的理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 李炳全.文化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5] 陆林.旅游地理文献分析[J].地理研究,1997(2):105111.

[6] 马耀峰,郑鹏,白凯.入境游客决策行为差异研究――以旅华日美游客为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8(1):102106.

[7] 王健.跨文化比较:旅游研究的共性思维[J].旅游学刊,2010(5):2024.

[8] 谢彦君.旅游的本质及其认识方法[J].旅游学刊,2010(1):2631.

[9] 谢彦君.旅游与接待业研究:中国与国外的比较[J].旅游学刊,2003(5):2025.

[10] 詹宁斯.旅游研究方法[M].谢彦君,陈丽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7.

[11] 张宏梅,陆林.国内旅游研究方法的初步分析[J].旅游学刊,2004(3):7781.

[12] 张宏梅,陆林.入境旅游者旅游动机及其跨文化比较――以桂林、阳朔入境旅游者为例[J].地理学报,2009(8):989998.

[13] 张宏梅,陆林.跨文化旅游态度和行为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8(4):8287.

第3篇:科研主要方法范文

1.1主要研究方法得到继承和普及,运用熟练性水平提高由表1可知,论文研究方法使用频数排在前四位的依然是我国足球科研主要的研究方法即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和观察法[3],使用频率分别为文献法75.3%、统计法51.4%、调查法46.2%、观察法28.3%,远远超过相同期刊19992006年间的统计结果(文献法24.7%、数学方法36.2%、调查法24.5%、观察法23.1%)[4],说明在论文的研究中足球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得到了继承和普及.体育科学研究中常用体育科学方法得到更为广泛的普及是科学方法运用熟练性水平提高的表现之一[5],由此可见,我国足球科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运用熟练性水平得到了提高.

1.2不同研究领域方法运用的独特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足球运动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对足球教学、训练、比赛和实际管理工作以及足球运动发展和变革过程中的问题进行研究自然离不开对相关社会影响因素的调查.因此,除文献法外,足球教学训练研究论文运用频次最高的就是调查法(表1),说明研究人员充分认识到只有多途径、多视角地研究该领域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该领域论文研究方法运用频数较高的还有统计法、观察法、逻辑法等.比赛分析研究论文主要通过观察法来实现研究资料收集,文献法也是该领域论文研究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由于该领域的研究需要准确地用数量这一客观证据来描述和分析足球比赛的特征和规律,统计法的运用频数是四个研究领域中最高的,大量运用了推断和多元统计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比赛分析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人体科学应用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频数依次为统计法、文献法、调查法、实验法、测量法等,说明其研究方法运用秉承了运动人体科学的研究传统,即/以实验为基础,以客观量化的统计数据为依据0[6].由于是运动人体科学理论和方法在足球领域的应用研究,研究有时需要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或有关专家进行调查,调查法也是该领域研究使用频数较高的方法之一.

人文社会学研究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频数依次为文献法、调查法、统计法、逻辑法等,其方法运用具有明显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烙印.研究的实证资料主要通过调查方法来收集,研究的理论资料主要通过文献法来收集.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如足球文化、球迷现象、道德伦理、足球运动发展的历史、足球运动与社会体育关系研究等,主要通过具体的逻辑方法,如比较与类比、抽象与概括、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辩证地揭示足球社会现象,探索足球社会发展规律.任何具体研究方法都有其方法学的理论基础和具体要求[5],由表1可知,除文献法在各个研究领域的论文中都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外,随着我国足球科学的发展,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对象逐渐明确,研究内容不断明晰,科研人员能按照不同方法的适用范围和优缺点,根据研究课题的性质、内容等实际需要而灵活运用[7],不同研究领域论文方法运用的独特性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如除文献法外,足球教学训练和人文社会学这2个研究领域的论文主要常用研究方法是调查法和统计法,但是,在它们各自的具体研究领域,也反映出方法的独特性,如足球教学、运动训练问题的研究方法与足球运动市场经济、俱乐部经营管理问题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区别;比赛分析研究论文主要通过观察法来实现研究资料收集,同时,其统计法的运用频数是四个研究领域中最高的;人体科学应用研究主要采用统计法,实验法的运用频数是四个研究领域中最高的.

1.3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力明显增强马樟生等的研究提出/足球科研方法的综合运用有待进一步加强0[8],为了了解论文科研方法综合运用的状况,对其运用的研究方法数量进行了统计.由表2可知,论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数量统计结果相比较于李仪的研究结果(1种方法占74.10%、2种方法占21.26%、3种及以上方法占4.64%)[9],运用1种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明显减少,运用3种及以上研究方法的论文比例明显增加(占58.8%),并且远远超过运用单一或2种研究方法的论文,足球论文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能力明显加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当代的足球科学研究正向高度综合性发展[10],需要探讨和研究的因素不断增加,因此需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发挥研究的综合作用,以增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能力;此外,随着整个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供选择的科学方法明显增多[5],为足球科学综合运用研究方法创造了方法学条件.

1.4重视定性与定量方法结合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虽有歧异却并不排斥和矛盾[11],如果能把二者结合起来进行使用,不仅能克服单一运用某种方法带来的缺陷,而且,必然在方法的使用上表现出更为全面的优势.调查发现,四个研究领域的论文在逻辑思辨的基础上,较好地结合了统计方法(足球教学训练研究为66篇,占48.2%、比赛分析研究为55篇,占74.3%、人体科学应用研究为27篇,占64.3%、人文社会学研究为48篇,占37.5%),利用统计方法对大量调查、观察、实验和测量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有效地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较准确地用数量来揭示影响所研究问题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较精确地描述了研究结果的本质与规律,从而对问题做出了客观的阐释和理解,提升了研究的科学化水平.

1.5统计学方法运用水平明显提高统计发现,有196篇,占51.4%的论文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大量数据资料进行处理.研究人员大量运用了假设检验、非参数检验、多重比较、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差异性分析、聚类分析等复杂的推断性统计方法,远远超出了/大部分论文所运用的数学方法还停留在百分比、平均数的水平0[4],统计学方法运用水平明显提高,如论文对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使复杂的、多变量的研究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较准确地用数量来揭示了影响所研究问题的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说服力,提升了研究成果的理论深度.

1.6实证主义倾向表现明显统计发现,除比赛分析论文外,其他三个研究领域的足球论文大量运用了多种类型的调查法(表3),特别是对问卷调查法的使用,问卷调查法由于具有实证性质,有助于获得定量化事实材料,能帮助我们收集系统的数量化资料、经验理论假设[12],体现了足球科学注重采取定量的手段,依据客观的验证来分析和研究具体足球问题的研究特征.此外,人体科学应用研究有38.1%的16篇足球论文运用了可靠性、科学性。较强,能更深刻地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并具有实证性质的实验法.由此可见,足球论文的研究中重视/借助于调查、实验等实证方法,获得更多的支撑论据,通过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到有理有据,得出可靠的结论0[11],说明足球论文的研究中比较重视对研究对象的测量与客观分析,强调客观事实,实证主义倾向表现明显.

1.7参考的文献资料类型全面由表4可知,论文的参考文献种类较全面,涉及图书、期刊、论文集、学位论文、标准、报纸、汇编、报告、电子文献和未定义类型文件(该类型文件只做一种统计)等10种类型的参考文献,这表明论文获取文献信息的途径进一步拓宽,参考文献的分布正在逐步扩散.期刊、图书长期以来都是我国足球科研人员主要和习惯参阅的文献类型,参阅频数排在前两位;值得一提的是电子文献,由于其知识覆盖面广,时效高并且随着网络的普及获得更加快捷、轻松,正日益受到我国足球科研人员的关注,参阅频数排在第三位,将来有可能成为我国足球科研的主要参考文献类型.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参阅频数也较高,说明我国足球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教育与科研水平正在提高,最能代表其科研水平的学位论文正日益受到我国足球科研人员的关注;其他类型的文献资料虽然参阅频数不高,但它们正日益丰富、充实着我国足球科学的文献资料库,使我国足球科研的文献资料更加全面.

1.8资料收集、加工手段日趋科学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供足球科学研究使用的先进科学技术日益增加,这些技术的运用为足球科学研究提供了研究条件与应用保障,促进了足球科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发展.调查发现,大部分足球科研人员都掌握了较为扎实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利用计算机联机检索系统和各种机构或专业网站进行文献资料的收集,实现了文献资料的计算机检索,文献资料收集手段日益现代化,从而保证了文献资料的全面性、时效性.此外,科研人员大部分都能利用各种统计软件如SPSS、Excel对资料进行数理统计和分析,部分科研人员还把Poiar遥测心率手表、奥林巴斯27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新型身体机能测试系统、QualisysMCU500GC红外光点运动捕捉系统和SIMIOmotion7.3三维运动图像解析系统等现代科学的高新技术运用到具体的研究项目中,从而保证了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先进性,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化水平.由此可见,我国足球科研人员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利用正在逐步加强,研究资料收集、加工手段日趋科学化.

2结论

第4篇:科研主要方法范文

【论文摘要】:"科学哲学"是什么?对于这个与西方科学互相依存的科学研究典范,多数科学研究者是陌生的,但是是极为重要的。科学哲学是一种逻辑思考与范式交织运用,从事创造性学术活动的思维。西方人运用这种独特的思维理论带动科学革命的浪潮,运用科学创造发展实力,影响人类历史数百年之久,迄今仍方兴未艾。

中西方传统文化的差异造就了西方人与我们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就中西方哲学思想的比较,中国哲学论述的焦点是"行为"之"善",而西方哲学论述的焦点是"知识"之"真",两种思维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美国北卡罗来那大学教授罗森博格对科学哲学做出以下定义:哲学首先要处理的是科学尚不能回答或永远不会解答的问题,其次要处理科学为何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也认为科学哲学长久以来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就是要了解科学是什么,它如何运作,它的方法、基础和条件是什么。库恩于1962年发表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指出:范式是科学哲学的基本观点,也就是研究者用来寻找意义的理念模式。而且所谓理念模式,就是研究者用范式的指导来从事研究问题与选择研究行动时的思维方式。这个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由以下二个核心概念所构成。

一、思维逻辑

受文化影响,西方人在从事科学研究时有其独特的思维逻辑,循"本体论-知识论或认识论-方法论"的思维逻辑按部就班的思考问题。有学者解释,西方学者在从事创造性学术研究活动时的后设思维,他们基于对世界本体的某种预设,因此提出了一些认识世界的方法,从而建构出某些独特的知识体系。这种后设思维展现在他们学术研究的成果之中,但无法在其研究成果中论述自身。然而,思维本身只是个抽象概念,所以必须将范式融入思维中从而思考研究的问题和方向。换言之,研究者的基本信念决定的任何一种研究取向或研究范式所主张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就构成该项研究范式的"世界观",也就是如何去认识及累积建立该门知识。

本体论关心的是人类日常生活世界中各种现象或行为,是否存在着一种事实、永恒不变的本质。如果有,那么真实、永恒不变的本质是什么?而且,不同的范式则有明显不同的主张。所以,本体论就是科学研究的开端,研究者针对被研究的对象探讨其本质究竟是什么?建构起一个初步的概念。

有了概念,接下来就是诠释内涵。知识论关心的是研究者应该运用何种立场与态度,与被探究的对象产生互动关系,才能了解现象的真实本质。也可解释为探讨知识本质、原则和知识的来源。重点是,研究的结果和研究者的立场与态度理当一致。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以后,这样文化传统更发展成为笛卡儿"主∕客"对立二元论的哲学,对近代科学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

方法论就是要透过何种方法与策略才能发现或检证预设的问题的本质。由于科学分类的关系,凡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领域都有其严格的方法论,以作为获取知识的方法与学科发展的支撑。同样的,不同的范式对方法论选用就会有所限制。一般我们熟知如归纳法、演绎法、辩证法、实证法、解释法、批判法等。

综上所述,我们了解到"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者之间具有互为逻辑的关系。因此,一个研究者对于"方法论"的回答,必然会受到其"本体论-认识论"立场的限制,而不能随意选择任何一种方法论。反过来说,当研究者决定采用某种"方法论"时,他必须同时接受其"本体论-认识论"的预设。

二、范式

粗略的了解了科学哲学中的思维逻辑,接下来进一步认识研究者是透过怎样的研究范式来对其研究的问题进行预设。其实,整个研究范式的发展就是一部完整的"科学史",充分证明了西方哲学论述的焦点是不断追求"知识真理",任何一点违反理性思辨法则,都将遭受严厉检验和批判。二十世纪各种不同派别的范式主张就演进的时间先后,依序有下列五种范式的论点主张及主要是应用于何种科学的研究。

实证主义从十六世纪科学革命起,迄今仍然主宰着人类的科学研究活动,即时下广为自然科学所引用的实证研究。实证论者的主张是"素朴实在论",采用实验论的立场,相信科学能够回答所有的疑问,解决所有的问题,属于"量化研究"的科学研究范式。

"后实证主义"针对"实证主义"纯科学的观念提出强烈的批判。代表人物波普尔认为:"科学就是已成立事实的集合,这种通行观念是错的。科学中没有任何一滴知识是永远成立的,没有东西是不变的。"后实证论者主张"否证论"的研究范式,但是仍然保留着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对客观、精确、预测及控制的重视,也认为完全的客观不可存在。属于"量化研究"的科学研究范式,但不排除使用"质化研究"方法。

人们通常把结构看成一种形式、一种架构或某种形状。其实,事物的结构和本质有极其密切的关系,两者互为条件,相互影响。结构主义不仅关注外在形式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探讨形式内在组成要素彼此间之深层结构的问题。属质量化兼具的科学研究范式。

解释学的发展受到"现象学"影响甚深,两者均是对自然科学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法则是不完全的,并没有绝对性。解释学主张,人类不可能完全了解客观的事实,必须要从生活实践中创造意义,而创造意义的过程就是解释的过程。主要的方法是用对话与辩证的方式,透过归纳、比较与对照过程获得一致性。属于质化科学研究范式,同时也奠定了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

第5篇:科研主要方法范文

关键词:会计研究 方法论体系 哲学方法论

一、引言

进行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方法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方法论对于任何科学研究都具有基础性的指导作用。科学研究越发达,就越注重对其方法论体系的总结、研究和评价,会计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不例外。近年来,我国在会计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无疑标志着我国会计研究水平达到了一个更高水准,会计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随着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会计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只有构建完备的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才能为会计研究工作奠定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更加自觉地用其指导会计研究工作,进而推动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发展。

二、会计研究方法论及其体系结构

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理论。按其不同层次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据此推断,会计研究方法论乃是关于认识会计活动、发现会计活动规律、形成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践的有关方法的理论。整个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按照从抽象到一般的顺序可以依次划分为三个层次:哲学方法论、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和会计研究具体方法论,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会计研究方法论结构体系,并用于指导会计研究工作。其中,哲学方法论是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基础,对于会计研究具有基本指导作用;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是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的核心,在正确的哲学方法论指导下对于会计研究工作起核心指导作用;在正确的哲学方法论和适宜的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指导下,会计研究具体方法论对于会计研究工作发挥具体指导作用,也是会计实务操作的基础。

三、会计研究哲学方法论

哲学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方法理论,它与世界观是相统一的,即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因此,研究哲学方法论必然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两方面的问题。

(一)本体论

本体论是哲学中研究世界的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理论,属于“哲学的理论科学”[1]。关于这一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意识是本原,存在是派生,意识决定存在,即唯心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存在是本原,意识是派生,存在决定意识,即唯物主义。但唯物主义有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分,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才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二)认识论

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的对象和来源、认识的本质、认识的能力、认识的结构、认识的过程和规律以及认识的检验的哲学理论。认识论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不可知论、唯心主义认识论(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经验主义认识论)。

四、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

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受西方主流科学方法论、特别是经济学方法论影响较大。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西方科学方法论,构建我国会计研究方法论体系的内核。本文认为,会计研究一般方法论至少应该包括归纳主义、演绎主义、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和历史主义方法论。其中,前四种方法论与具体会计研究过程相关,而历史主义方法论则与会计科学理论发展模式相关。我们认为,在进行会计研究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从会计研究过程和会计理论发展过程来看,要坚持马克恩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认识论,就必须承认会计实践活动是形成会计理论的唯一来源,同时会计理论又对会计实践活动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坚持会计实践一会计理论一会计实践的科学发展观。

第二,在相关理论指导下,按照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要求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实证会计研究,为规范会计研究提供大量经过严格检验的经验资料,使会计理论大厦建立在雄厚的经验基石之上。

第三,对于实证会计研究形成的结论要采用精致证伪主义加以检验,避免谬误相关。

第四,就规范会计研究本身而言,应该将归纳主义与演绎主义相结合,避免单纯的归纳研究或演绎研究,使规范会计研究与经验研究有机结合,既根植于丰富的会计实践活动,又充分发挥人的理性思维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会计理论更加科学合理并反过来更好地指导会计实践活动。

第五,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批判地继承库恩和拉卡托斯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并以此为标准认识会计理论发展过程、选择会计研究内容、决定会计研究走向。

第6篇:科研主要方法范文

[关键词] 科研评价;学科评价;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 G35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037(2017)4-27-3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Research Hotspot Analysis of Subject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asurement

Yang Ruixian Huang Nan Shi Fengjuan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Henan 450001)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subject evaluation tends to be more and more diverse, including richer research hotspots and methods. From the measurement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pounded in specific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development of subject evaluation, and analyzed the hotspots in the field of subject evaluation in recent years, hoping to provid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fields related to subject evaluation.

Key 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evaluation; subject evaluation; measurement analysis

1 引言

学科评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并不断发展,期间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愈发重视学科评价研究工作。从专门评估机构的建立到相关法律和法规的制定等都充分体现了科学评价工作的重要性。迄今为止,在学科评价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学者早已提出了较为成熟的评价程序与方法。本文旨在从计量分析视角下,比较国内外学科评价研究现状与热点,为学科评价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2 国内外学科评价发展现状

2.1 国外学科评价发展现状

世界上较早开展学科排名的国家是英国、美国和德国,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HE)是最早开始学科和高校排名工作的机构之一,也是国外学科评价工作的代表。英美德三国在学科评价方面的特点如表1所示。

除了一些机构对学科评价发展做出的贡献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学者们在计量方法研究及其在科学评价上的应用陆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Weinberg等采取计量学的方法,提出了选择标准与优先范围指标体系,并利用该标准对原子能科学等学科实施了定性评价[1]。荷兰Laiden大学科学研究中心(CWTS)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映射了农业科学等学科的发展情况[2]。21世纪以来,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BBSRC)的专家开始对可持续农业学等学科进行评价[1]。

2.2 国内学科评价发展现状

我国学科评价研究工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逐渐展开的,主要包括两种模式,分别是以政府为主体的评价和以社会团体为主体的评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以政府为主体开展评价的,有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上海教育评估事务所、江苏省教育评估院、上海教育评估院、广东省教育评估中心等,其共同特点是以评价体现政府意志,其主要目的是为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服务[3]。例如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价所发表的学科排名,涵盖了国内除军事学门类之外的80个一级学科,是首个由权威教育评估机构发表的学科排名。

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课题组、网大中国大学排行榜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是以社会团体为主体的评价代表。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武书连课题组凭借其独创的方法,成功解决了类型不同的大学与不同学科之间比较的问题[4];网大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从考生择校的角度撰写,包含4个一级和6个二级指标。此外,2004年,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邱均平教授课题组与中国青年报合作了《中国高校科技创新竞争力评价报告》等一系列评估结果,进一步深化了学科评价研究工作[5]。上海交通大学高教研究所刘念才教授团队,采用研究成果和学术表现力作为评估指标,对全球一流大学进行对比分析[6]。浙江大学评价研究课题组重点关注大学的综合实力,引入国际活力一级指标是其独有特点[7]。

另外,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相关网站,得到我国有关学科评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立项资助共三项,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刘念才于2006年获得批准的国家自科基金项目“世界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与学科评价:科学计量学的视角”、山东理工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李长玲于2011年获得批准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学科评价研究”和新乡医学院的刘雪立于2015年获得批准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影响因子缺陷的多维度矫正与学术期刊跨学科评价”。2013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也立项资助一项课题――“学科主题演进深度挖掘研究”,该课题的研究也属于学科评价研究的范畴。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对学科评价的立项研究在2006年以前寥寥无几,近几年才出现该方面的研究。学科评价研究主要聚焦方法和实践两个方面,有些采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有些则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还有的针对世界大学评价实践开展应用研究。这些项目均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特别是管理科学、社会学、信息科学的融合;二是符合现实需要,除了理论研究,还涉及到了实证研究,使研究成果能够服务于社会。

3 国内外学科评价研究热点

3.1 国外学科评价主要研究热点

国外学者对于学科评价的研究比较广泛,且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按其目的,可以将学科评价研究的热点分为以下五个方面[2]。

3.1.1 学科排名。对大学本科专业与研究生专业分别进行排名,注重展示专业实力。例如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的大学专业排行榜,专注于高校学科实力的排名。

3.1.2 科学映射。该类学科评价映射不同学科发展方向,显示了学科知识结构。例如荷兰Laiden大学科学研究中心(CWTS)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映射学科领域展开情况[2]。

3.1.3 发展态势。该类学科评价注重考察学科发展水平等指标,展望学科前沿动态。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就开始对学科发展趋势与前景进行评测。

3.1.4 管理科学基金。该类学科评价被资助机构用来评估基金利用效率和制订基金分配方案。评价旨在制定学科未来发展策略,明_未来核心资助方向。

3.1.5 确立科技发展规划。该类学科评价主要用于确定发展规划和学科发展的优先级。在1985年,温伯格(Weinberg)等提出科学选择标准和学科优先领域评价体系,对确立学科发展规划有积极作用[1]。

3.2 国内学科评价主要研究热点

目前,国内学者对学科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3.2.1 学科评价指标体系。该方面研究者众多,例如浙江大学评价研究课题组,在分析国内外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的基础上提出了评价指标体系[8]。

3.2.2 学科评价方法。该方面也是当今学科评价研究的热点,例如李岩伟[9]利用数据挖掘的方法开展学科评价的研究工作,为学科评价提供数据获取渠道和评比参考依据;董琳[10]分析了文献计量方法在学科评价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应用。

3.2.3 学科评价实践。学科评价实践侧重对大学和学科进行评价和排名。例如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从考生择校等角度提供决策信息支持。此外,每年中国大学与学科专业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评价等一系列研究报告。

4 计量视角下的学科评价研究方法

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是当前学科评价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定性评价主要有深度访谈、专家访谈、调查问卷等方法。定量评价主要有文献计量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本文主要探讨当前学科评价领域应用较多的几种定量评价方法。

4.1 文献计量方法。

运用文献计量方法的学科评价,是运用大量数学和统计学等方法,以文献体系和计量特点为研究对象,对文献进行的多层次研究[1]。

4.2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主要用于研究分析由各种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结构,反映各个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各式各样的关系,是对关系结构和属性进行分析的一套较为完善的标准和方法。

4.3 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一种当今科学研究中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该方法根主要据各聚类的特点,对大量的样品进行分类,没有历史模式可以借鉴,即没有经验的知识储备。

4.4 数据挖掘

数据挖掘也是当今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数据挖掘是基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决策支持过程,它可以对海量的数据进行高效的分析和归纳,并获得所需的各种评价信息。

4.5 数据包络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揭示社会实验结果的研究方法之一。该方法的输出与输入都包含非精确的指标,是DEA的一个优势。

4.6 态势分析法

态势分析法即SWOT分析法,以前多用于企业多元信息分析领域。SWOT分析法是把企业的各方面条件进行综合地概括,从而深入研究企业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会和风险,并为提高企业的效益提供决策支持。

4.7 可视化方法

可视化方法可以把抽象的数据信息用形象的图形表达出来。研究者可以清晰且直观地观测到其所计算的结果,并利用人类天生的视觉机能来处理这些信息,从而可以充分利用人脑和计算机这两个强大的处理系统。

5 结语

不可否认,学科评价研究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学科评价是对一个国家总体教育水平高低的监督与认同,且对考生决策、高等教育和学科发展帮助极大。先进且完善的学科评价方法对学科评价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与国外研究相比,学科评价研究的水平较低、研究热点较少、研究方法和标准体系尚不健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与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愈发重视,再加上研究同仁的不懈努力,我国学科评价研究工作在未来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参考文献:

[1] 季淑娟,董月玲,王晓丽.基于文献计量方法的学科评价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11):21-25.

[2] 董琳,刘清.国外学科评价及其文献计量评价指标研究[J].理论与探索,2008(1):37-40.

[3] 陈何芳,孙丽娟.中外高校学科评价现状比较[J].大学(学术版),2012(8):61-67.

[4] 武书连.2014年中国大学100强排行榜[J].陕西教育(高教版),2014(3):22-24.

[5] 邱均平.中国高校科研竞争力评价的意义和做法[J].评价与管理,2004(3):31-40.

[6] 刘念才.我国名牌大学离世界一流有多远[J].高等教育研究,2002(2):19-24.

[7] 浙江大学大学评价研究课题组.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指标体系设计探讨[J].评价与管理,2005(1):32-42.

[8] 牛艳梅.高校学科发展绩效评价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3.

第7篇:科研主要方法范文

(一)课题提出的背景

1.深化我市小学科学课程改革的需要

在新课改的实施过程中,科学教师队伍建设,是小学科学课程建设和发展的基本保证。虽然小学科学教师的专业化培养已经在一些院校开设出来,但是小学科学教师的课程设计方案还在探索之中。

2.加强我市小学科学学科整体建设的需要

我市自新课改以来,小学科学学科队伍建设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关心与重视,改变了原来专职教师队伍以“老、弱、病、残、孕”为主要成员的现状,骨干教师以兼职为主体的师资结构现状。截至2015年1月统计:本市现有公办小学30所,现有科学专职教师71名,专职教师每校平均2.37名,兼职教师18名,平均每校0.6名;专职教师中本科学历49人,占70%。所以,改革本区域对科学课教师的研训工作是我市科学教师队伍建设最为急切的任务。

3.提升我市小学科学课堂教学质量的需要

从目前本市的科学专职教师年龄结构中来看,35周岁以下教师占比较大,五年内任教新教师比例尤为突出,这部分教师对课程目标与学生缺乏解读、思考与理解。如何为教师搭建各种研修平台,提高教师参与研修的主动性与有效性,使教师的研修能够与自身的课堂教学问题相关联,切实解决科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遇到的普遍问题,这对本市的小学科学课堂教学意义重大。

(二)本课题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解决本市小学科学各类教研活动形式简单、效率低下问题。

我们试图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解决目前我市小学科学课程各类教研活动缺乏整体建构、平台单一、研修方式单调,指向性不明、研修内容与教师的专业成长所需不匹配等问题。

2.解决本市科学教师参与教研活动主动性、积极性不够的问题。

我们试图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解决我市小学科学教师,特别是年轻的一线科学教师课程学习意识与能力不强,缺少课堂教学中对普遍问题的主动与创造性解决的思考等问题。

二、本课题的选题目的与意义、创新之处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课题的目的在于改变目前我市小学科学教师教研活动现状总体处于一种随意的、无系列的、完成任务式的、被动的状态。通过对本课题的研究,可以对本市小学科学教师的专业发展意识、愿望、专业素质和能力、专业发展的环境、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方法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展现、总结与探索,从而全面提升我市小学科学课程质量。

(三)创新之处

1.在研究视角上,关注小学科学教师的研修平台及方式,关注“参与式研修”在县域层面上的建设与实践操作方法,更为关注小学科学教师从接受培训到“参与式研修”的主体、内容的变化,这是本课题最重要的创新之处。

2.在研究思路上,坚持教育行政主导性和课题领导多元主体整合性相统一。

3.在实施方式上,坚持以市科学教研员、市教科员为主的县域统筹与科学教师为行为主体的个性发展需要相结合。

三、概念界定

参与式研修:

“参与式”:参与是指参加活动的个体在群体活动中的状态;参与式是指个体与其他个体间的互动、个体受群体影响、个体影响群体等外显行为的方式和程度。

参与式研修:通过学习者主动的、从解决自身问题出发的参加群体组织的研究和学习方式。是为完成真实课堂问题,成员之间相互依赖、探究、交流和协作的一种教研方式。

(下转第63页)

(上接第59页)

四、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

1.共同体建设理论

2.课程发展理论

3.教师专业发展理论、学习理论

4.需要理论

五、课题的研究目标

具体目标有:

1.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探索“参与式研修”在小学科学课程中县域层面上的建设与实践操作方法。形成有效的“参与式研修”的平台及研修方式。形成本市小学科学课程“参与式培训”实践经验。

2.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使对本市科学老师的培训工作更加系统、科学,促进培训工作的实效。加快本市科学教师的专业成长。

3.形成与积累起本市小学科学系列的学科问题资源与培训资源。

4.形成一批本市小学科学课程领域中具有较高自主研修能力的团队与个人。

六、课题的研究内容

(一)小学科学区域教研活动现状调查与问题成因的研究。(基础性研究)

主要对我市目前小学科学课程中在市级、片级、校际间、校级教研活动的开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寻找问题,进行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二)“参与式研修”方式的现实意义与功能价值研究。(理论性研究)

主要研究在本市小学科学课程中进行“参与式研修”方式的价值取向、内涵、本质特征、功能定位等,着力研究研修建设内容、途径和条件创设,影响“参与式研修”的方式建立相关要素,及其发生作用的一般规律。

(三)小学科学区域教研“参与式研修”组织形态的研究。(组织框架研究)

主要研究本市小学科学在实施“参与式研修”中的组织框架与结构、运行路径 、运行机制的问题。

(四)小学科学区域 “参与式研修”运行方略的研究。 (方法研究)

主要探索小学科学参与式研修从主题的产生、确立、研究的方式、研讨的方法以及技术的支撑、运行的路径、总结交流的形式开展系列的各个层面的研究,找出小学科学课程急需解决的教学中的各种问题、成因以及解决的措施,从而整体推进本市小学科学学科课程研修,促进本市小学科学的课程实施。

(五)小学科学区域教研“参与式研修”各类型案例研究。

主要通过对典型个案的跟踪分析,发现和探寻“参与式研修”对教师个人成长及团队建设影响的一般规律,总结经验。

七、课题研究的方法

本课题主要采用如下研究方法:

1.调查研究法

2.文献调查法

3.行动研究法

4.经验总结法

5.个案研究法。

八、预期成果形式:

1.《太仓市小学科学区域教研活动现状调查与问题成因》调查报告

2.《参与式研修:变革小学科学区域教研方式的研究》研究个案集。

3.《参与式研修:变革小学科学区域教研方式的研究》课题研究报告。

4. 《参与式研修:变革小学科学区域教研方式的研究》课题研究论文集。

5.《参与式研修:变革小学科学区域教研方式的研究》研究活动的汇编。

九、可行性分析

第8篇:科研主要方法范文

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比较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又叫做历史决定论,或者生产决定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科学、最完备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一般的哲学方法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对现实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了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

一、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身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依托于社会科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皮”与“毛”的关系。

(一)社会科学

1.具体社会科学的产生。

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不仅推动了各门自然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也纷纷建立起来。

2.人文科学的发展

严格地讲,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一定的区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制定的《教育分类国际标准》中,“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未来学等12个门类,而哲学、史学和文学等则被划入“人文科学”。一般来说,人文科学主要研究恒久地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它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及其人类历史进化的反映。社会科学主要研究社会各个领域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包括经济、政治、管理等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从时间上讲,人文科学各学科在古代就已产生,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于近现代。但实际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渗透,难以将其截然分开,所以,我们往往以“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予以统称之。

3.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效应

同志曾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话,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概念和特点

1.什么是方法

从词源上讲,“方法”一词在中国古代是规矩、规则之意。在西方,“方法”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其意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在现代,方法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准则、程序、线路以及工具、手段和途径。

2.什么是方法论

方法论,顾名思义,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方法论,包括“论方法”和“方法论”。方法论需要哲学思维,但不仅有哲学的方法论,而且有科学方法论和技术方法论。

3.什么是社会科学方法论

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相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而言的。所谓社会科学方法论,是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之上的,它除了论述这些方法之外,还要进一步阐明这些方法的客观基础、本质根源、基本特征及其运用的原则。

4.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特点

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对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波普尔所说的世界一,还要研究世界二、世界三。其二,对社会的研究不仅要说明,而且要诠释;而诠释就是理解,就是评价;而理解和评价就是活动和改造。

但是,在现代条件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法论和社会科学方法论呈现出相互交叉、相互借鉴和彼此融合的趋势。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和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

1、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其世界观,又是其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它具体化为从实践出发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一个创造性的开放体系,人类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合理的方法,马克思主义都应该积极地予以借鉴和吸收。

2、基本原则

贯彻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基本原则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客观性原则。按照人类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这是任何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首要的前提。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纯而又纯的社会客体,但是,客观性的要求却是绝对必须的。

第二,主体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一要注重从主体的维度去观察社会客体;二要注重把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结合起来;三要注重坚持群众史观,反对英雄史观。

第三,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实质上系统性原则。

第四,具体性原则。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第五,发展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用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反对用静止和孤立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的意义

如何认识和把握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其发展规律,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方法论问题,而这个问题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伴随社会科学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科学内部的方法论意识日益自觉 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 本土化与国际化等,正成为经济学、 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激烈讨论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真理观,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方法,是我国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学术要求和前提。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哲学研究,不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对于社会科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加强理论的宣传,加强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向明,朱晓阳,赵旭东.《社会科学方法研究 (方法评论) 》.重庆大学出版社

[2] 田佑中.刘江涛译《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 李秀林.王于.李淮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9篇:科研主要方法范文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