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的概念和特点精选(九篇)
第1篇：通讯的概念和特点范文
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现任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普纳思经济管理研究院联合学术主席,美国价值引擎公司创办人,华尔街Zebra对冲基金公司首席投资经理,是国际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
关于马化腾的财富故事,可以从腾讯的商业模式、股票市场作用等多角度来理解。对于普通人,可以从无股权不富的道理中悟出可用的财富之道或财富之术。对冲基金对家庭理财、创业成功的个人或家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马化腾的致富神话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可以看看腾讯的商业模式,或者经济学者比较喜欢用的一个话语,就是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看,腾讯跟农业和其他的行业到底有哪些差别?
去年腾讯全年收入是124.4亿元,总利润52亿元,但是它雇佣的人数实际上不到1万人。按照人均创收计算,腾讯公司每个员工去年一年创造的收入是124.4万元。相比之下,去年中国的农业,农林牧加在一起创造的经济增加值是35500亿元人民币,如果我们按照3.5亿农民的劳动力总数来算的话,平均每个人创收大概1万元多一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腾讯与农业和其他很多行业的差别。
为什么腾讯赚钱的能力这么强,而农业还有其他传统的或者非传统的制造业、工业都远远赶不上腾讯的商业模式?我们可以从商业模式或者生产函数的角度来理解。对于农业来说,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线性关系。
相比而言,腾讯的生产函数和投入之间是完全的非线性关系,或者说没有什么太多的关系。《阿凡达》在中国上映之后,他们第二天就在虚拟衣服上推出阿凡达虚拟人物的服装,一两天他们得了3个亿收入,把腾讯自己都吓怕了。制造这套服装,可能要几个程序员花一天时间就设计好了,接下来一个人点击一下或者一亿用户点击一下,不会增加任何成本,每增加一个点击量,都会增加腾讯的净收入。
马化腾360亿元的财富神话还跟股票市场紧密相关。包括其他国内的亿万富翁,他们通过创业,并在公司上市后出让股权,通过股价变动把公司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流今天提前变现。这些财富跟我们传统理解的财富是有本质区别的。
对于腾讯这样的公司,我们不妨假设今天没有香港的联交所,或者假设腾讯不能够到香港上市,也不能够在国内上市,在没有股权市场的情况下,马化腾的财富是不是也可以达到360亿元呢?我们肯定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假如没有股票市场交易,马化腾拥有腾讯14%股权应该有的价值,按照利润这种传统方式计算,今天他大概有16亿元财富,而不是360亿元。
我们可以把股票市场看成是对未来收入的贴现机器,今天腾讯将近3000亿元的市值,等于是股票市场给腾讯未来无限多年收入流贴现值的估算,马化腾的财富更多的是未来收入的贴现值。由此可见,股权市场给财富观念带来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理解的财富更多的是过去收入的概念,而今天财富的概念更多的是未来的收入,这是马化腾财富神话的核心。
第2篇：通讯的概念和特点范文
【关键词】刑讯逼供 证据 刑事诉讼 刑罚 无罪推定 罪刑相适应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1 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禁止刑讯逼供，但是，此类案件仍然是层出不穷。近年来学者们也对这一问题做过深入的分析，但大多都是从制度和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着个问题。下面笔者从学理的角度来提一点个人的不成熟的看法。
刑讯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在野蛮的古老法制中，烈火和沸水的考验以及其他琢磨不定的械斗的“神明裁判”就是刑讯的雏形。古老野蛮法的刑讯产生的根源是将人致于烈火中交给神来裁判。而几千年后的今天的刑讯已经有了自己新的意义，其产生的根源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当代刑讯到底根源是什么？笔者想以刑讯本身为基点的推理方法向大家揭开其真正的面纱。
前面提到了刑讯的概念，既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口供在刑事诉讼中被称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属于证据的一种。而且是直接的，原始的证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案件已经发生不能重现，所以其他证据的获得具有很大的困难，激发人的惰性而使用刑讯来获得证明力强的口供。司法机关要口供就是要证据，这里我们推出了第二层的概念——证据。
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是证明犯罪事实的唯一手段。刑事案件是已经发生而且不可能重现的客观事实，司法工作人员查明案情，证实犯罪的唯一途径，就是充分，全面地收集与案情有关的证据，宾运用证据，经过正确的推理，判断，查明案件的情况，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离开了证据，要想查明案情，证实犯罪，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所以公安机关要费劲力气来获得证据。不仅如此，证据还是进行刑事诉讼的依据，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运用证据的过程。在立案，逮捕，定罪的各个过程中，没有了证据就无法进行下去。这里我们有从证据引出了第三层的概念——刑事诉讼。
我国的刑事诉讼的概念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查院，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2从定义中我们就能看出，实际上刑事诉讼的是将犯罪与刑事责任想连接的纽带，只有通过通过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才能是国家实现刑罚权，能使一个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刑罚处罚，使无罪的公民的权利得到保护。这里提到了犯罪与刑罚便是我们要的第四层概念，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一般情况下，犯罪是与刑罚是对立的统一，两者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犯罪是侵犯法益的行为，而刑罚是保护法益的手段，刑罚是对付犯罪的工具。其统一表现在：刑罚与犯罪都是阶级社会的特有现象，二者相互依存，没有犯罪就没有刑罚，没有刑罚也就没有了犯罪。3但是刑罚的真正目的不是惩治罪犯，而是保护法益，预防犯罪，所以刑罚的强度和犯罪的下场应该更注重对他人的效果，既预防他人犯罪。而刑罚对于他人的影响是正是法律想得到的效果——看到了别人因为犯罪的行为受到了身体的痛苦，而这种贝卡利亚所称的易感触的力量4更能在人们心中流下印象，促使人们在自己行为之前回考虑到自己行为要承受的身体痛苦，从而使其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但是犯罪与刑罚之间有存在这刑事诉讼的一个过程，如果推迟刑罚会得到使犯罪与刑罚两个概念分离开来的结果。推迟刑罚尽管也能给人惩罚犯罪的印象，但是，他造成的印象不象是刑罚，倒象是表演。因此，刑罚的及时性是比较有益的：犯罪与刑罚之间相隔的时间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此，人们可以很自然的将犯罪当作起因，将刑罚当作必然的结果。所以为了实现刑法的终极目的，刑罚的及时性是必要的。这便是我们看到的第五层概念。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一条推理线索：刑讯——证据——刑事诉讼——犯罪与刑罚——刑罚的及时性。从而得出了刑讯产生的根源是刑罚的必要性。
从上面的推理来看，我们不仅能够得到刑讯产生的根源，而且，我们也能够通过这条线路找到它理论上的弊端及错误所在。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从刑讯这个概念出发，对于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由于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举证工作是有他们来完成，所以证据的取得具有职务性，加之案件本身并不和办案人员有直接的关系，有时候难免出现一些玩忽职守的现象，出现只将工作的中心放在结论上，而忽略了案件的客观真实性。但是这一点讲的是人的主观性还不至于从理论上来否认刑讯。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概念，证据，行刑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证明力强的口供来证明案件事实，但由刑讯所得到的口供存在极大的可能不能真正的反映案件事实，而是主观想象，猜测和捏造的事实，所以通过刑讯获得的口供证据与证据的一个本质特征不相符合，那就是证据的客观性。此外，从证据的证明对象上来看：可以分为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从他证明的实体法事实来看，我们要分情况来讨论，如果刑讯口供是真正的犯罪分子作出的，那他就可以证明其实体法事实，如果不是犯罪分子作出的，而是被刑讯逼供的无辜者，那它理所当然的不能证明其实体法事实。从程序法事实来看，刑讯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所以更谈不上能够证明其程序法事实。综合上面的两个方面，从证明对象上讲，刑讯是错误的。呈上所述，我们从刑讯发生根源的第二层概念中彻底的否认了它。
谈到了他的弊端，其实，从其他的角度也有很多，下面让我们来讨论一下。
1 刑讯违背了无罪推定原则。
在法院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之前，任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不能认为是有罪，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但是刑讯逼供的前提正是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之所以采取刑讯，是因为他们没有如实的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必须采取一定的肉刑让他们所谓的“准罪犯”认罪伏法。
2 刑讯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在上面一点中我们提到的刑讯的前提是有罪推定，所以因为是有罪的，我们就要对这种“准罪犯”实行一定的惩罚，而在被刑讯人招供，法院依法判决后，他还要承担来自犯罪本身的惩罚。对一个真正的罪犯来说，这样的话，自己所承受的惩罚是两份惩罚，既刑讯的肉刑加上刑罚。但自己本应承担的只是判决后的刑事责任。而对于一个无辜者在刑讯中，无论招不招供，他所承受的惩罚都是莫须有的，自己不应承担的。所以，刑讯所带来的惩罚总是大于被刑讯人该受到的惩罚。这是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冲突的 。
3 刑讯的诉讼弊端
刑讯从一个侧面限制了其他正确取证手段的运用。证据的种类很多，因为我们只重视了口供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证据的取得，久而久之回产生对口供的依赖，限制了其他证据的运用，使我国的司法侦查手段特别是证据的取得变的单一落后。不仅仅是在侦查中，它也反映在审判中法官对口供的过分依赖。我国刑法中明确的规定了刑讯逼供要承担刑事责任。正是因为法官的过分依赖口供证据，才会使侦查人员铤而走险运用刑讯来获得法官所需要的口供。5
以上我们分别讨论了刑讯产生的根源，以及刑讯的错误与弊端，下面我们看看刑讯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刑讯者的初衷是为了了解案件事实，获得直接证据。但事实上，犯罪是一个客观存在体，它不会因为刑讯的发生而改变，刑讯能够改变的只是接受刑罚的主体而已。对于一个无辜者被刑讯逼供的认罪伏法，它对社会，法律毫无正面意义，因为在法律上，实施犯罪的主体并没有得到惩罚，案件事实并没有得到证实。
从犯罪人本身来看，对于刑讯他们较之无辜者更具有优势。贝卡利亚说过，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缺乏实施重大犯罪所必须的气魄，就象缺乏表现伟大美德所必须的气魄一样。6所以，从主观上讲，犯罪人更经的起痛苦的考验，对他们来说在刑讯中撑一撑就有可能无罪释放，逃脱应有的惩罚，而即使撑不住也只是罪有应得而已。而对于无辜者来说，正好相反，人本身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我们的意志的一切活动永远是同作为意志源泉的感受印象的强度相对应的，而且每个人的感觉是有限的。7而刑讯痛苦的影响可以增加到下面的地步：它占据了人的整个感觉，给受折磨者留下的唯一自由只是选择眼前摆脱惩罚，而摆脱的最短的方法就是招供。这时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后果：无辜者处于了比罪犯更坏的境地。这种方法能保证强壮的罪犯获得释放，并使软弱的无辜者被定罪受罚，无辜者只有倒霉，而反倒是罪犯能占到便宜。造成这种状况的便是刑讯的真正含义：刑讯是考验人忍耐力的工具，而不是得到犯罪事实的手段。了解刑讯的真正含义对于解决刑讯这个问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笔者在文章谈到了刑讯发生的根源，刑讯的弊端及刑讯的真正含义。这些都是理论上的讨论，真正在实践中怎样的彻底根除这棵毒树之果8，还是需要司法工作者在实践中具体的运用制度和法律来解决，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着难。所以，对于刑讯问题的解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是在人为，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的进行法制，严格的按制度程序办事，那真正司法公正的一天已经离我们不远。
参考文献
1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系 张翔 《关于刑讯逼供原因的几点思考》
2陈光中 徐静村主编 《刑事诉讼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修订二版〕
3张明楷主编 《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第二版﹚
4贝卡里亚〔意〕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 第二章
5熊小松 《论沉默权与刑讯逼供》广西社会科学 2003年第12期
6贝卡里亚〔意〕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 第十三章
第3篇：通讯的概念和特点范文
【关键词】受众研究 戴维・莫利 民族志研究
一、莫利的研究渊源、研究视角及其研究路径
戴维・莫利是英国伦敦大学史密斯学院传播学首席教授,他早年接受了严格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训练,具备经验主义微观分析的基础,社会学成为他的受众研究的切入点。20世纪80年代,莫利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师从霍尔教授,深受伯明翰学派所倡导的阶级、种族、性别、民族、国家等宏观视角的浸淫,开始关注文化产品的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结构,还有比电视更广阔的大众文化领域消费过程的复杂和矛盾的本质。90年代以后,莫利及时吸纳新兴理论,加入了家庭研究、人类学和地理学,与费斯克一起致力于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以更全面的视野为信息时代的媒介研究延展新的空间。
在有机糅合多种学科背景的基础之上,莫利重新构筑了受众概念,开创性地将传统受众研究范式引向民族志受众研究,挑战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实证主义传统范式,实现了传统受众研究视角的转型。《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是莫利20多年来从事电视受众研究的一个总结。它“接合”实证主义与批判理论、经验主义的受众研究模式与霍尔编码/解码模式,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等,运用霍尔模式对《全国新闻》的节目进行受众分析,又创造性地结合人类学民族志研究方法来验证霍尔模式的科学性,同时将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比如阶级、性别等)引入到传统受众研究。这种研究视角也被当时的学术界誉为“新型受众研究”。但是,传统的媒介研究和文化研究对此进行了猛烈的“夹击”和批评。莫利在书中自我解嘲式地说:“我的研究由于坚持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传播和文化,我的文化研究观念是非常特殊的,是“边缘”和“非主流”的研究。”①
二、 从《全国新闻》看莫利的电视受众研究
(一)研究新范式的开创――既非“规范性”又非“诠释性”
麦奎尔认为,不同研究路径之间的本质区别,根源于研究者立场的不同,即面对传媒工业一方和大众受众一方时,究竟更靠近谁。②主流传播研究被一种“钟摆效应”主导了很长时间,一端是以讯息为出发点的研究――从对讯息的内容分析到传播效果分析;另一端是以受众为出发点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特征、社会环境以及随之以来的社会需要。迄今为止,前者(讯息/效果)主要采用的是行为主义取向的“规范性”研究,即受众的行为如何反映讯息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后面加入了认知因素,但是仍然属于行为主义取向;后者(受众)基本上是结构――功能主义取向的“诠释性”研究,研究焦点在于不同受众的社会特征,反映受众接受讯息不同程度的“开放性”。近来,受众研究学者提出要与结构――功能范式分道扬镳,试图从社会意义角度对传播进行研究,而不是社会功能或行为效果角度。
这三种主流传统都似乎在永无止境地寻找所谓的“讯息的‘终极’意义或‘真实’意义”③,但是莫利不同,他试图运用符号学和社会学分析,更加关注能够产生意义的传播的基本条件。他希望对“规范性”和“诠释性”范式进行批判,并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一种既非“规范性”又非“诠释性”全新范式――对讯息的符号学分析和对受众的社会学分析。这一取向将受众研究的注意力转到了对讯息的显性和隐形符码的研究上来,并且将传统的“文本化分析”转到了“受众的接受分析”。也正是在这一理论框架之下,莫利将符号学和语言学里的“话语”概念纳入进来,重新解释了讯息的解码过程,并重新构筑了受众的概念。接下来,我们分别从讯息和受众两个方面来看莫利的研究结论。
(二)莫利研究的“双重焦点”――从文本到受众
莫利认为,影响文本意义的产生有两个关键性因素:一是文本自身的符号内容,二是受众自身拥有的“文化符码”。两者的互动才能产生“意义”。莫利早期对英国电视新闻杂志节目《全国新闻》的研究中,运用了符号学和社会学来分析这两个制约因素。目的在于了解“受众不同的亚文化结构、不同团体和阶级的文化符码和素养是怎样为不同部分的受众构建信息解码的”。④因此,莫利分析的核心问题是:通过分析一个特定媒介(电视)中的一个特定模式或者类型(杂志或者时事)中的一个特定节目(《全国新闻》)来探求受众如何认识和理解媒介所展现的世界。
1、讯息的编码/解码
“诠释性”范式认为讯息是“多义”的,一条讯息总能任意地得到诠释,但是莫利认为,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简单,“我们必须考虑到,‘清晰’和‘有效’永远是广电从业者的职业追求,他们希望进行有效的传播,注定要提供具有‘方向’和‘封闭’结构的讯息,使之成为若干可能解读中的‘倾向性或主控性解读’”。⑥因此,研究时必须通过节目的显性内容看清这背后隐藏的假设是什么,而这些假设中,必然有对受众的假设。因此,讯息不会孤立的对受众产生影响,了解文本的意义,必须考虑文本在特定条件下所接触的“交叉话语”。
因此,莫利集中考察了节目的语言表述和结构编排,包括各个话题是如何被连接的,背景和解释框架是如何通过影像和语言进行展开的,专家和主持人的评论是如何插入的,主持人的开场白和采访是如何监控和操作的等等。在这里,莫利关注的是,《全国新闻》的节目内容通过哪些传播技巧和策略使受众觉得这个节目“话题一目了然”,并在这个显性讯息之下传播了一套关于社会价值观念和基本态度的隐蔽讯息。
然而,这种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势必造成对文本讯息的过度关注,而忽视了受众解读的“积极性”。因此,莫利不仅考虑了讯息的解码/编码过程的符号学研究传统,还进而运用社会学的研究视角重新的构筑了受众概念。
2、重构受众
在大众传播过程中,讯息的发送和接受总是存在符号分离的可能,我们不仅要了解在广电从业者编码时所规划的倾向性解读范围,而且要了解在这一范围内受众进行解码的程度,也就是,受众解码的策略和能力范围是什么。至此,莫利对受众的概念进行了重新构筑。
在《全国新闻》的受众分析中,莫利纳入了弗兰克・帕金的社会学理论,即我们可以预期同一个社会中不同阶级成员具有不同的“意义系统”(即,主流价值系统、次级价值系统和极端价值系统)或者意识形态构架。莫利在继承帕金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霍尔的受众模式并进行相应改造,即受众对讯息的解码主要有三种方式,分别是“主控式”解码、“协商式”解码和“抵抗式”解码。⑥这里,莫利没有像霍尔一样完全关注受众的宏观的阶级属性,而是更深入地分析了社会因素通过哪些具体机制与话语相连,并影响了受众对意义的解码。实际上,就是阶级位置不会像独来独往的骑兵一样横冲直闯,它只有在结合符号和话语时,才对解码过程发挥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莫利超越了帕金和霍尔。
(三)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在受众研究中的首创性运用
一般认为,“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肇始于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马林诺夫斯基所创造的“参与观察法”是这一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民族志指的是“研究者深入到某一特定群体,长期观察研究之后,从这一群体的文化内部,来说明文化的意义和行为”。⑦格尔茨认为民族志描述有个特点“一是群体性,二是社会性的诠释,三是微观的,四是所涉及的解释在于将这种‘所说过的’从即将逝去的时间中解救出来,并以可供阅读的术语固定下来。⑧
民族志研究为莫利的电视受众研究搭建了研究策略上的框架和视野,并一以贯之地延续到后来的《家庭电视》研究当中,从而深刻影响了莫利甚至整个传播学界的受众研究取向。这一贡献可谓高屋建瓴。长久以来,受众研究主要运用的一直是定量的经验性研究。一种计量表安放在每家每户的电视机上,运用“形象识别”系统来识别,谁,在什么时间,在哪一台电视前面收看什么节目,这就是收视率调查。这种量化研究局限在于把受众当成数字来看待,所有的受众在观看电视时的意义差别被抹杀了。然而,实际情况是,受众的收视行为是非常复杂和多样的。莫利对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引入,突出了电视观众收看电视时的“收视语境”,从而引导着人们对此前深信不疑的“收视率”效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莫利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成为了与传统经验学派量化研究相对抗的范式,这为传播学研究流派成果的相互交融和碰撞提供了一条新路径。民族志研究目前在西方的传播学界非常流行。美国1997年出版的《信息社会的传播媒介》一书中,将“民族志研究”与内容分析法、实验研究法等并列作为传播学中基本的三大研究方法。
三、莫利受众研究的局限与修正
1、符号学上的“模糊性”
莫利认为,大多数的日常传播行为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这影响了研究者的评价能力,他们很难评价“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会发生”。“模糊性”恰好是追求“清晰”和“客观”的实证主义的大敌。对于讲究“自然”的民族志研究者来说,“模糊”是日常生活互动进行时的必然,传播行为的编码/解码模糊不清和“倾向性解读意义”含蓄不明的情况在所难免。
2、语言形式和意识形态意义多样性的忽略
对于“说话方式”问题,莫利准备考察的是语言形式和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多样性问题。实际操作中,研究重点却滑向了对特定信息的孤立因素的反应,比如,对《全国新闻》的话语核心《每日电视》的研究中,需要考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对待。
3、社会学因素的残缺不齐
虽然在研究设计时,考虑了年龄、性别、种族、阶级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实际操作中也对阶级影响做了系统观察,但是种族、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却依然没有作为一个结构性因素进行考察。用拉德威的话说就是,《全国新闻》受众研究过分关注“阶级”这一变量,而且对“阶级”这一概念的构建也过于简单。莫利自己也认为,对于探究结构性因素和文化实践之间关系的复杂类型上,《全国新闻》只是触及了一点皮毛而已。
4、莫利对《全国新闻》研究方法局限的修正
由于是首次采用民族志方法,莫利对晚间新闻节目《全国新闻》进行研究时,这一方法并未得到充分运用,还存在许多漏洞和局限。莫利在后来的“家庭电视”等研究中进行了一一修正。在如今的文化研究之中,性别问题、同性恋问题、种族问题、移民问题、身份问题等均成为了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①泰码・里贝斯,艾利胡・卡茨 著,刘自雄 译:《意义的输出――的跨文化解读》,华夏出版社,2003:22
②④戴维・莫利 著,史安斌 主译:《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94
③丹尼斯・麦奎尔 著,刘燕南 等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6:25
⑤蔡骐、谢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新闻大学》,2004(2),第29页
⑥尼克・ 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3:134
⑦克利福德・格尔兹 著,韩莉 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35
⑧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4
第4篇：通讯的概念和特点范文
传统寻呼业的“奶酪”正在急剧减少。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寻呼业在1998―1999年达到了发展顶峰，共有寻呼台2000多家，寻呼用户数量8400多万，但此后仅过两年时间，寻呼用户数量已下降到不足6000万，而寻呼企业利润空间的萎缩速度更是让人心惊肉跳。 “有点儿像股市崩盘的感觉。” 近三年内多数寻呼企业的利润和收入都连续“跳水”。以目前占国内市场60%份额的联通寻呼为例，“在1999年的收入超过100亿元，利润20亿元；到2000年，收入下降不多，约为90亿元，而利润则减少为10亿元；而去年总收入已不足50亿元，寻呼业务首次出现亏损。”中国联通无线寻呼事业部副总经理于英涛认为，今年国内的寻呼市场将进一步下滑。
下滑趋势无可阻挡。面对令人沮丧的市场环境，可供寻呼企业选择的道路似乎只剩下了两条：“逐步退缩”或“直接离场”，但也许还可以“进攻”――一条充满风险与机遇的反向道路。事实上，那些后寻呼时代的虔诚信徒已经开始了所谓“夕阳产业”里的“激进行动”。
掀起并购狂潮
三种力量推动了寻呼业的并购重组： 暴利时代催生了太多的寻呼企业，产业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要求市场走向整合与相对集中，正如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王文宽所说：由于原来多数寻呼企业规模偏小，层次偏低，寻呼业的结构调整已经势在必行，经过震荡重组之后才可能回到稳定发展阶段。
多数寻呼企业举步唯艰，但又难以直接脱身――寻呼服务采取预交费的模式，负责任的企业必须为自己所服务的用户找到承接者才可退出。 而对于另外的少数企业，为生存和发展计，寻求规模经济成为其内在冲动。 在这种情况下，有意扩张者就正好可以出来帮助希望退出的旧日同僚收拾残局，于是，无论规模大小，只要足够“激进”，便积极投身到了并购狂潮之中。
另类凯登：逆流去淘金
“去寻呼业淘金！”
若在1996年，这句口号可被视为毫无新意的废话，但在公元2002年，几乎所有的正常人都会认为这是一句疯话。
“疯话”只有“疯子”才相信。
北京凯登企业集团总裁张力是这样的一个“疯子”。2002年3月份，凯登以100万元的价格收购了北京海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的寻呼相关业务。在“零收购”（并购双方无须资本易，而只涉及寻呼用户的移交和相关服务的承接）盛行的寻呼行业，许多同行都对张力此举深感不解，认为他买贵了。 “我认为很值，因为海诚有其他企业所不具备的优质寻呼资源。”张力说：“海诚是摩托罗拉在中国授予的唯一一家四星级寻呼企业，社会形象和用户形象都非常好，而且其软件支持系统均为自主开发，便于应用拓展，另外，海城的网站和电子商务也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这些对于凯登今后的相关业务将非常有用。”
凯登原来并没有直接介入寻呼运营，与寻呼相关的业务仅限于代收服务费和“手机短信”服务平台。但强调“服务集成”概念的凯登公司对于收购寻呼台蓄谋已久，“我们原来只有服务的‘出口’，而现在所收购的寻呼台可成为集成化服务的一个‘入口’”。
以海诚寻呼为基础，凯登在随后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又连续收编了5家小型寻呼台。“我们的并购步伐不会停止，全新理念的寻呼业务也将陆续推出。”张力对寻呼的未来信心十足。
诸侯华讯：雄踞一方
面对江河日下的传统寻呼产业，京城最大的民营寻呼企业华讯集团在两年前就开始了“坚壁清野”的工作，时至今日，其作为地方诸侯的雄踞姿态已尽显无遗。 为降低运营成本，华讯于1999年开始内部重组，将旗下的新闻台、京都台、大都台、金业台、华航台等大小20多个台、10多个单位合并组建了“北京华讯网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一运营整个集团的寻呼业务，以求节约成本，并形成合力。
2001年，华讯又投资2000多万元在北京西郊的处建立了全新的寻呼基地。尽管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华讯所称的投资数额含有水分，但这一投资行为本身便足以令外界惊诧，因为颓势之中增加大笔投入似乎并不明智。但华讯集团董事长戴焕忠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次投资非常值得，先进的技术系统可为服务质量提升和新业务拓展奠定良好基础，也有利于得到用户和并购（合作）对象的认可。”
除了对10多家小型寻呼台的收编之外，2002年4月，华讯与北京国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强强合作，将后者的10万寻呼用户招至了麾下。“在北京的规模较大的寻呼企业中，华讯的产业决心令人钦佩，它的寻呼平台也的确十分先进，”北京国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维忠说：“国讯也有着良好的寻呼业务基础，但考虑到公司的战略转型，此次与华讯的合作会是一个双赢方案。” 戴焕忠表示，华讯的并购行为仍将继续。
巨头联通：并购正当时
作为全球最大的寻呼网，联通认为行业低迷正是大举吃进的好时机。 2001年，联通在全国共收编寻呼台170多家。而在今年4月份，又施展大手笔，由联通寻呼的广东分公司接纳了润讯在广东省的全部寻呼业务，使联通的用户数量骤增50万。北京分公司也不甘落后，于同期将凯奇寻呼和商业通讯纳入了联通的阵营。
无线寻呼事业部副总经理于英涛说：“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年初，国内寻呼业的并购浪潮会达到顶峰，之后，将形成仅有少数几家企业（全国联网的寻呼企业甚至可能只剩下联通一家）共存的相对稳定的市场格局。” 为更好地把握寻呼业的并购潮，在中国联通无线寻呼事业部总部，即将下发各地分公司的《关于兼并、合作社会寻呼台的管理办法》正在反复修改中。该办法明确提出：“总部寻呼事业部鼓励各级分公司在保证正常业务经营的前提下，积极、稳妥、主动的开展兼并或合作社会寻呼台的工作。”
可以预见，正如有关报道所说：“今年联通的兼并浪潮将一浪高过一浪。”
颠覆寻呼概念
“算了吧！看看你周围的人，还有谁在用呼机？”在张力考虑收购海诚时，一些朋友委婉地表示了劝阻。 但张力并不在意现在有多少人使用传统的寻呼服务，因为他要做的是去颠覆当前的寻呼概念。
“源自美国的Paging概念是中国寻呼业的恶根，”张力说：“由于仅仅定位于个人寻呼服务，其局限性必然会使寻呼业在某一天走到死胡同的尽头。” “我们现在所称的‘寻呼’实际上应该界定为：一种单向、窄带、低速的无线移动数据传播网络，目前的个人寻呼只是其可以实现的众多应用中的一项。”张力认为寻呼概念应该从原来的某种具体服务内容回归到传播网络的本质，只有如此才能打开寻呼业的桎拷，从而拓展应用获得新生。
“寻呼技术并未过时，对于大容量数据信息，寻呼网是目前唯一现实可行的传输途径。”于英涛显然不赞同人们把寻呼当作过气事物。 戴焕忠的观点也与此相近，他认为寻呼业主流服务可以从简单的个人通讯向多种类的信息通讯转变，寻呼系统的生存基点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具有个性化服务能力的广播通信；携带与使用方便；可实现语音文字信息和数据信息的低成本高效传播。
寻呼网作为边缘媒体的概念也正在被人们所认识，有专家指出：内容、服务，再加上传播载体和网络终端（寻呼机或PDA），寻呼网已经构成了完整的传媒体系，而且这一媒体兼备了广播电视和计算机计算机网络的特点。 “寻呼台也是一种壳资源，它拥有频点使用权，就像电视台拥有频道或者报社拥有刊号。”这种稍显夸张的念头又会使人从投资运作等角度重新审视寻呼的概念和价值。
对“寻呼”理解的会不断深入，“激进”分子们也肯定会使“寻呼”服务的花样频频翻新。而商机就蕴涵在新业务之中。
放纵未来商机
“在美国有4000多万寻呼用户，与此类比，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在较长时期内的寻呼用户数量也不会低于2500万。”联通公司于英涛说：“传统寻呼服务的用户结构将主要包括三类人群：医院、航空等特殊行业用户；军队、政府机关、大型企业等集团用户；低端个人用户。”
“传统寻呼业务并没有真正进入微利时代，”凯登公司张力仍然相信传统寻呼服务可以得到较好的利润回报，尽管他是典型的新寻呼主义者。有两大病态因素将传统寻呼企业带入了困境，一是畸形的收费模式，购机免一年服务费、免费改频入网以及带有欺诈性质的所谓“终身全免”都是寻呼企业间的自残式竞争，直接导致了寻呼用户的高流失率和低收费率。二是企业自身的铺张浪费。张力说：“一家寻呼企业经内部重组后，仅保险柜就省去了13个，其原先的机构臃肿程度可见一斑。”
传统寻呼还可通过地狱延伸获得增长，规模仅次于联通，拥有200多万用户的中北寻呼在农村市场尝到了不少甜头。“到农村去，农村大有可为”，这句话对于传统寻呼业务也许有一定道理。 当然，寻呼业更多的机会还在于业务创新，信息服务和呼叫中心是寻呼企业所普遍关注的两大热门领域。“我们去年投资了4.8亿元，主要是用于这两项业务的推进，今年还将投资1.5亿元。”于英涛透露，联通寻呼的全国信息网将于今年6月1日正式开通，而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外包式呼叫中心也已在北京开始了筹建工作。
为适应寻呼网络的信息服务，PDA成为主流寻呼终端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有多家寻呼运营商都提到了与PDA厂商的战略合作，联通将要与商务通携手，而凯登也已在着手于这方面的实质性接洽…… 寻呼网与互联网以及移动电话网的结合也可产生许多新型业务，网上呼、寻呼手机短信、寻呼email等创新服务都已经被有条件的寻呼企业所运用。接下来还可能出现寻呼网与广播网的结合，华讯公司戴焕忠提出了一种“呼机+收音机”的概念，也许不久就会面市。
还有更具创意的，北京邮电大学的一位教授描述了一种寻呼广告牌，由若干寻呼机排列在一起构成广告牌的电子显示屏，通过寻呼台可实现对广告牌内容的远程随时更新。 创新无止境。愿寻呼业的路能越走越宽，希望“激进”分子们能在后寻呼时代的市场迷宫中寻到更多的“奶酪”。
寻呼企业离场的若干方式
“激进”分子和非赢利性寻呼台将留守业内，但更多的寻呼企业将注定离场。这些企业的离场主要有以下几种典型方式：
方式一：套现退出
如海诚寻呼，带着从凯登拿到的100万元现金很干净地脱身了。“尽管海诚的寻呼业务还可以赢利，但利润已经很微薄，”北京联合海诚电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付春河说：“今后我们将集中精力于利润更丰厚的网络集成、设备以及其他相关业务。”
方式二：合作过渡
如国讯北京寻呼，在一定时期内仍将保留着与华讯就相关收入进行分成的权益。北京国讯董事长刘国忠说：“我们的转型方向主要是在于电信增值服务方面，有已经运营较长时间的连锁经营、网络接入以及最近开始的新的电信增值业务。”
方式三：无偿转让
如润讯广东寻呼，其在广东省的寻呼用户和寻呼设施已经无偿转到了联通旗下。由于只是润讯公司的区域业务，该部分的人员走向将由总部统筹安排。
方式四：用户移交
如多数小型寻呼台，仅将用户移交给仍在运营的寻呼企业，以无偿为原则，相关杂费另行商定。移交后可变卖固定资产，另谋出路。
方式五：关门大吉
如信华寻呼，曾经信誓旦旦可提供终身免费服务的企业终于不堪重负而停止经营。
第5篇：通讯的概念和特点范文
2005年，马化腾曾说：腾讯要打造出一个“在线生活”的新模式。就像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水和电的依赖一样，腾讯要做互联网上的水和电，渗透到用户的日常生活中。随着腾讯母品牌的效应日益强大，子品牌的推出也渐呈水到渠成之势。网游一直是互联网里走势强劲的产业，腾讯游戏在积累了8年之后，终于公布了自己的品牌战略，而品牌的三大关键词则是――“快乐”、“值得信赖”和“专业”。
打出“品牌”这张牌
2010年，腾讯游戏推出了全新品牌形象和旗下四大子品牌；2011年，腾讯游戏公布了具体的品牌建设活动，宣告品牌打造成为战略重点之一。
2010年初，腾讯游戏的用户已经积累过亿。这时候，腾讯游戏团队内部开始了种种讨论，认为腾讯游戏有必要单独强化针对网游用户的认知，做一个更独立、更清晰的,针对网游用户需求和服务的承载体，也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品牌形象。最终，这个想法成为了团队的共识，并得到了马化腾的首肯。这一年，在腾讯游戏副总裁程武的领导和推动下，腾讯游戏推出了全新品牌形象和旗下四大子品牌，雷厉风行。2011年，腾讯游戏公布了具体的品牌建设活动，宣告品牌打造成为战略重点之一。
这段经历让2009年才加入腾讯的程武感触颇深。目前，网游已经在互联网产业中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独立，而且规模巨大、用户需求比较明显、有自己行业特征的产业，而腾讯游戏通过多年的摸爬滚打，在整个中国网游行业已经有了深厚积累和优势，收入更是占到了腾讯全公司的48%之多。看到这一点后，程武认为，是时候了，“在这个时候仍然借助母品牌的话，这个业务系统和给用户提供的产品形象将无法独立和突出，也没有办法让网络游戏用户更好地认知和体验你的产品”。
从提出概念到规划落实，在一年的时间里，程武带领整个团队下了不少工夫，连总裁马化腾也亲自参与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腾讯游戏原来的logo是借助于公司企鹅的标识，这个新logo的设计经过了一年多时间，马总也亲自参与到制定的过程，从形状到颜色搭配，到所代表含义是否能体现腾讯游戏现代、时尚、互动体验的感觉，他都给了很多建议。”最后定的新logo将腾讯游戏的缩写T和G融入其中，并用四个键盘上的操作键箭头来表现，玩家一眼就能分辨出这是腾讯游戏的标识。
随着各类网游产品越来越多，用户选择产品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而品牌是帮助用户选择产品的有利手段。程武不仅为腾讯游戏描绘了宏伟蓝图，对中国的游戏产业，他也满怀期许，“中国网游一定会走向成熟时代，通过腾讯游戏这个塑造过程，希望能够促使中国网游行业更好更快地走向品牌营销时代”。
搭建快乐矩阵
网络游戏是通过现代技术的形式，用最低的成本，满足人类追寻快乐和游戏天性的最好方式。
腾讯游戏一直致力于开拓网游细分市场――MMORPG、动作、FPS、音乐、竞速、即时战略、体育，以及新兴的网页游戏和社交游戏。“我们希望能为玩家创造更多的快乐。推出的首支品牌广告是我们的快乐宣言，秉承‘用心创造快乐’的品牌理念和真诚的态度。”程武表示。
在这些产品的基础上，腾讯游戏推出了腾讯游戏嘉年华（TGC）、腾讯游戏竞技平台（TGA）、腾讯游戏公会（TGG）以及腾讯游戏爱心联盟（TGSR）四大平台，力图为中国玩家提供完整的快乐解决方案。
在程武和他的团队看来，游戏的目的是寻找快乐，而如何为用户提供更多快乐，成了他们最核心的工作。“游戏是人类天性，追寻快乐是每个人的权利，我们希望通过创新给用户带来快乐。我们品牌理念的核心，就是努力为用户带来快乐的体验，我们希望用这一理念来指导所有工作，使快乐成为最终的目的。反过来讲，因为给用户创造了快乐，团队也就有了成就感，也有了快乐的感觉。”
第6篇：通讯的概念和特点范文
[关键词] 移动电子商务 信息系统 Bent函数 Hash函数
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及普遍使用，使得社会前进愈来愈依赖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经济席卷全球，成为经济运行的主流。电子商务近年来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应用的环境越来越好，但同时产生了商务信息系统安全问题。商务信息系统安全的核心是密码理论与技术，密码技术的研究一直收到广泛重视，密码理论与技术发展很快。应对层叠而出的商务信息系统安全问题，设计能抵抗安全攻击的布尔函数不仅有理论价值，同时还有巨大的商业应用价值。
由Rothaus教授提出的Bent函数是一类重要的密码函数，还有Hash函数。它在密码、编码理论、序列设计，以及组合设计理论中有广泛而重要应用。笔者在本文将主要探讨移动电子商务信息系统安全，以及如何采用bent函数、hash函数技术如何增加移动商务信息系统安全系数的问题。
一、移动电子商务信息系统安全简述
1.电子商务与移动电子商务概念
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简称E-commerce）是在因特网开放的网络环境下，基于浏览器或服务器应用方式，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各种商贸活动，实现消费者的网上购物、商户之间的网上交易和在线电子支付，以及各种商务活动、交易活动、金融活动和相关的综合服务活动的一种新型的商业运营模式。
移动电子商务(M-Commerce)，它由电子商务(E-Commerce)的概念衍生出来，是通过手机、PDA（个人数字助理）、呼机等移动通信设备与因特网有机结合所进行的电子商务活动。移动电子商务能提供以下服务：PIM（个人信息服务）、银行业务、交易、购物、基于位置的服务、娱乐等。移动电子商务因其快捷方便、无所不在的特点，已经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新方向。因为只有移动电子商务才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真正解决做生意的问题。
截至2008年4月，中国移动电话用户合计5.84亿，移动电话用户数与固定电话用户数的差距拉大到2.24亿户，移动电话用户在电话用户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1.9%。移动电话普及率已达41.6%。
移动电子商务与传统的主要通过桌面电脑网络平台而运行和开展的电子商务相比，拥有更为广泛的潜在用户基础。当前，中国互联网用户虽然已经超过2亿，但同时手机用户却相比多了3亿多用户，此外根据资料还有数量庞大的PDA用户群，因此，移动电子商务具有比非移动电子商务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2.移动电子商务信息系统安全概念
移动电子商务信息系统安全问题是动态发展的，如防范病毒的措施，往往不可能一次成功更不可能一劳永逸。由于移动电子商务信息系统是以移动通信网络与计算机网络共同构建的平台为商务活动平台，因此它不可避免面临着一系列的由移动通讯网络和计算机网络相关的安全问题。移动电子商务给商务活动带来了诸多便利，如缩短了商务活动时间、降低了商务成本、提高了响应市场的效率等等。计算机网络为主体的有线网络安全的技术手段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无线的移动网络环境，由于无线设备的内存和计算能力有限而不能承载大部分的病毒扫描和入侵检测的程序，因此，有效抵制手机病毒的防护软件目前还不是很成熟。
3.移动电子商务信息系统安全类型
移动电子商务信息系统安全威胁种类繁多，可以有多种可能的潜在面，既有蓄意违法而致的威胁；也有无意疏忽造成的安全漏洞。另外还有如：非法使用移动终端、移动通讯公司工作人员不慎泄露客户信息而致、窃听等均有可能导致不同程度和后果的移动电子商务安全威胁。大体我们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情况：
第一，移动通讯网络本身导致重要商务信息外泄：移动无线信道是一个开放性的信道，它给移动无线用户带来通讯的自由和灵活性的同时，同时也伴随着很多不安全因素：如通讯双方商务内容容易被窃听、通讯双方的身份容易被假冒，以及通讯内容容易被篡改等。在移动无线通讯过程中，所有通讯内容（如：通话信息，身份信息，数据信息等）都是通过移动无线信道开放传送的。任何拥有一定频率接收设备的人均可以获取移动无线信道上传输的内容。这对于移动无线用户的信息安全、个人安全和个人隐私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在移动电子商务信息系统中商业机密的泄漏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商务活动双方进行商务活动的核心机密内容被第三方意外获得或窃取;交易一方提供给另一方使用的商务文件被第三方非正常使用。
第二，移动通讯设备传播的病毒的侵犯：病毒是目前威胁移动电子商务用户的主要因素之一，随着移动网络应用的深入扩展，移动电子商务的规模愈趋增大，移动电子商务用户也越来越多地面临着各类病毒黑客攻击风险。与病毒齐名的是黑客侵扰和攻击，由于各种网络黑客应用软件工具的传播，黑客与黑客行为己经大众化了，他们利用操作系统和网络的漏洞、缺陷，从网络的外部非法侵入，进行侵扰和不法行为，对移动电子商务安全造成很大隐患。
第三，移动通讯网路漫游而致的威胁：无线网路中的危害安全者不需要寻找攻击对象，攻击对象在某种条件下会漫游到攻击者所在的小区。在终端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信息可能被窃取和篡改。服务也可被经意或不经意地拒绝。交易会中途打断而没有重新认证的机制。由刷新引起连接的重新建立会给系统引入风险，没有再认证机制的交易和连接的重新建立是危险的。连接一旦建立，使用SSL和WTLS的多数站点不需要进行重新认证和重新检查证书,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来获利。
第四，垃圾信息（或称垃圾短信）：在移动通讯系统及设备带给广大人们便利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烦恼，其中尤其难以控制的就是铺天盖地而来的垃圾短信广告打扰着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在移动用户进行商业交易时，会把手机号码留给对方。有的移动用户喜欢把手机号码公布在网上。这些都是其他公司获取大量手机用户号码的渠道所在。垃圾短信使得人们对移动电子商务充满不信任和反感，而不敢在网络上使用自己的移动设备从事商务活动。
二、提升移动电子商务信息系统安全的趋势与必然性
1.移动商务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未来几年中，伴随着无线网络的日益普及，移动计算设备将变得很普及。计算机技术和无线技术的结合将成为最终趋势，电子商务也将向移动商务过渡。中国在电子商务的发展方面要落后于发达国家，但随着观念的改变和技术的进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中国要想在商务模式变革的过程中取得成功，关键是要准确分析市场趋势并把握市场先机。移动商务中关键的一点以用户为中心，如果能成功把握住移动个性化方面的市场先机，则完全有可能成为移动商务的规则制订者，从而摆脱以往的模仿。
2.我国高速发展的移动通讯网络要求提升移动电子商务信息系统安全性
2007年，全国电话用户新增8389.1万户，总数突破9亿户，达到91273.4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在电话用户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0.0%，移动电话用户与固定电话用户的差距拉大到18183.8万户。
2007年1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底，我国网民人数达到了2.1亿，占中国人口总数的16%。调查反映出基于网络的商务安全问题，调查网民对互联网最反感的方面是：网络病毒 29.8%，网络入侵或攻击（有木马） 17.3%等。可以说我国2亿多网民在网络上，信息安全问题是比较普遍的，因此，我国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络客观上也要求提升商务信息系统安全。
美国安全软件公司McAfee2008年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手机病毒和攻击现在还不普遍，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通过手机访问互联网和下载文件，手机病毒出现的概率将越来越大。McAfee公司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1%的被调查者曾经自己遭遇手机病毒，而听说过其他手机用户遭遇病毒的被调查者也只有11.6%。McAfee在英国、美国和日本共调查了2000名手机用户，结果发现86.3%的用户对于手机病毒没有任何概念。
当前我国移动用户数保持世界第一，网民数为世界第二，我国高速发展的移动通讯网络要求提升移动电子商务信息系统安全性。
3.利用加密函数技术加强和完善高效高安全性的移动电子商务信息系统
在这个网络互联技术、移动通讯技术告诉前行的时代，信息安全尤其是电子商务信息的保密工作变得越来越至关重要，这无疑给密码学的研究带来了巨大推动。为提高移动通讯网络与互联网为平台的移动电子商务服务质量，维护移动电子商务信息提供者的权益，信息安全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笔者认为，研究布尔函数各种性质，特别是研究对抵抗相关攻击的相关免疫函数类、抗线性分析的Hent函数与Hash函数，无疑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
(1)Hash函数加密技术概述及应用
Hash函数加密技术主要用于信息安全领域中加密算法，它能把一些不同长度的信息转化成杂乱的128位的编码里，叫做HASH值。Hash就是为了找到一种数据内容和数据存放地址之间的映射关系密码学上的Hash函数是一种将任意长度的消息压缩到某一固定长度的消息摘要的函数。Hash 函数可用于数字签名、消息的完整性检测、消息的起源认证检测等。安全的Hash函数的存在性依赖于单项函数的存在性。Hash算法被普遍应用于数字安全的几乎所有方面，如登录办公室局域网、进入个人邮箱和安全页面都要用它来保护用户的密码；电子签名系统利用它来认证客户及其发来的信息。
(2)bent函数加密技术概述及应用
在密码学中，为了抵抗最佳线性逼近，人们引人了Bent函数的概念，bent函数具有最高非线性度，在密码、编码理论等方面理论中有着重要应用，因而成为当前密码学界研究信息安全保密技术的热点。对Bent函数的构造可以分为间接构造和直接构造。直接构造方法主要有2种：一种是MM类；另一种是PS类，这两种属于直接构造方法。bent函数具有最高的非线性度，但它的相关免疫阶为0，为了使bent具有更好的密码学性质和实际应用价值，学者们提出了bent函数的变种，如Hyper-bent，Semi-bent等。
总之，移动电子商务信息系统安全是个多角度、多因素、多学科的问题，它不单要求从保密安全技术方面，同时也要求我们从技术之外的社会等因素考虑解决。
参考文献：
[1]赵永刚:解析“三角经营商法”[J].商场现代化,2004(15)
[2]姬志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社会.科技咨询导报[J].2006(20)
[3]邱显杰:关于Bent函数的研究.湘潭大学[D],2002
[4]戴方虎等:Internet的移动访问技术研究.计算机科学，2000（3）
[5]肖皇培张国基:基于Hash函数的报文鉴别方法[J].计算机工程, 2007,(06)
第7篇：通讯的概念和特点范文
关键词：信息失序；MIL教育；评价体系
0引言
“假新聞”的相关研究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出现爆炸式增长。根据2017年10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43%的美国人从互联网上获得新闻，约67%的人从社交媒体获得新闻，但只有5%的人相信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获得的信息[1]。后真相时代对信息真实性的考察成为全球面临的挑战。在此背景下，以新闻传播学界为代表的全球各领域、跨学科的组织机构对于假新闻的影响、治理等方面的研究已有相当成果。而引申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提升公民媒介与信息素养（MediaandInformationLiteracy，MIL）。图书馆是实施和推广MIL教育的重要主体之一，我国图书馆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目前研究以对后真相视野下国外各机构参与打击虚假信息的经验引介与总结为主。随着相关的研究广度与深度的进展，国外学界开始不满于“假新闻”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与局限性，尝试探索更为科学全面的框架，以便更准确地揭示当前信息环境的复杂性。新框架的构建，也有助于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教育主体在MIL教育的过程中对抗信息失序。
1“假新闻”：被滥用的热词
根据柯林斯词典的调查，从2016到2017年，“假新闻”（FakeNews）的使用率增长了365%[2]。这一概念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成为网络热词，但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对于何为“假新闻”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它在公众和学术话语中被赋予了多重涵义。以朴雅卡·梅尔（PriyankaMeel）等为代表，将“假新闻”定义为“打着真实新闻的幌子散布的虚假信息，目的是在政治或经济上获取利益，增加公众偏见”，与谣言（Rumor）、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标题党（Clickbait）、讽刺作品（Staire/Parody）、阴谋论（Conspiracy）、垃圾意见（OpinionSpam）等共属于“虚假信息”（FalseInformation）的概念之下[3]。佩蒂亚·吉维（PediaKiwi）认为“假新闻是一种恶意或故意传播错误信息的方式，无论是通过传统新闻媒体还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4]。假新闻其“假”不仅意味着“虚假”（Falsity），还更多地涉及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IdentityPolitics）上的争论[5]。政客或某些团体常常将异于自己的意见、批评贴标签为“假新闻”，由此假新闻成为一种“污名化”的指认。但是在特定讨论语境中，依然倾向于使用“假新闻”。如《科学》在《假新闻的科学》一文中就指出，“假新闻”词语的使用有被当做政治武器的危险，但其附带的政治特性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6]。总体来说，“假新闻”有时被用来特指新闻媒体领域的一种新闻失范现象，有时又被指代一种不实的、不受信任的信息总和。
“假新闻”一词常常被宽泛使用，与相近概念混用。一项研究曾统计2003—2017年间34篇研究“假新闻”的学术论文，结果显示，这些论文中的假新闻被用来描述一些不同的现象，包括新闻讽刺与戏仿、捏造信息、操纵内容、广告和宣传[7]。2017年3月，耶鲁法学院的信息社会项目组织举办主题为“打击假新闻”的研讨会[8]，与会者均认同“假新闻”术语含义混乱、不够严谨的问题，但研讨会没有花费过多的时间来为“假新闻”建立更精确的定义，而将主要精力放在确定“假新闻”的危害性与解决方法等问题上。汝绪华指出，相较于研究假新闻的发生与影响机制、危害与治理等方面，明确区分假新闻、错误信息与谣言的界限在假新闻研究的价值序列上并不具有优先性[9]。
众多学者和媒体平台都曾呼吁，警惕“假新闻”被滥用在不同语境中。脸书2017年4月在报告《信息操控与脸书》中试图摒弃“假新闻”的说法，提出信息操控（InformationOperations）、虚假新闻（FalseNews）等概念[10]，但和之前的多数学者一样，脸书实质上只是从操作化定义、实践形式等角度对虚假信息进行了分类。2018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新闻业、假新闻与虚假信息：新闻教育与培训手册》（Journalism，'FakeNews'andDisinformation：AHandbookforJournalismEducationandTraining），该手册主编之一，牛津大学研究员朱莉·波塞蒂（JuliePosetti）在解释为何在封面的标题“假新闻”字上带删除线时称，新闻应该是为实现公众利益而分享的可证信息，当一个信息为虚假的，那它就不是新闻；此外，假新闻这个词已经成为用来攻击和诋毁合理批判性报道的武器。“这个术语以最具破坏性的方式传播开……我们需要找到探讨这场危机的新形式”[11]。
“假新闻”一词的使用目前处于“擦抹”（UnderErasure）①的状态，甚至已成为一种“空洞的能指”[12]，但由于惯性和意义的累积而依然广泛使用。不同的个人和组织使用包括“假新闻”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词语，来描述当前信息污染的复杂现象。这些名词具有不同的文化联想和历史含义，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含义。这些差异看似很细微，但是对它们的分辨十分重要。因为术语会影响人们对信息传播方式、传播者和接收者等问题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又会决定什么样的干预措施或解决方案才是适当的。为了更好地认识、分析当今信息污染现状的复杂性，也更有益于人们应对未来新的挑战，学界亟需一个更为清晰严谨的概念框架。
2“信息失序”：新框架的尝试
2017年9月，受欧洲委员会委托，哈佛大学索伦斯坦中心发表报告《信息失序：面向研究和决策的跨学科框架》[13]，哈佛大学教授克莱尔·沃德（ClaireWardle）作为第一作者，正式在报告中提出一种以“信息失序”（InformationDisorder）概念为核心的新框架。“信息失序”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自造组合词汇，但沃德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它的内容进行了更为学术和严谨的检视，丰富了其内涵。概括来说，信息失序是指信息环境受到污染的多种方式，包括误导信息、错误信息、不良信息。而通过审查信息失序的“三要素”和“三阶段”，有助于理解创造、传播和消费信息失序现象的复杂动机网络。
2.1信息失序的“三类型”
以恶意性和错误性为维度，信息失序可以如图1所示，分为三种类型：①误导信息（Disinformation）：故意创建/分享虚假信息并造成伤害，在信息共享过程中，受分享人动机的影响，误导信息常常会转变为错误信息；②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没有意图造成伤害的虚假信息；③不良信息（Malinformation）：基于现实，意在对他人或团体造成伤害的信息，比如一些个人邮件、照片泄露事件，以及针对宗教信仰的仇恨言论。
图1信息失序的3种类型
信息失序往往表现为7种具体形式，以危害性从弱到强为序：①戏仿讽刺，如“洋葱新闻”；②虚假联系，如“标题党”；③误导性内容，如断章取义式引用；④虚假语境，如“看图讲故事”，往往利用图片或短视频，配以不符事实的描述；⑤冒名顶替内容，如冒充某专家发言；⑥操控内容，真实的内容被修改，如利用软件合成虚假图片或视频；⑦编造内容，内容全部为捏造，意图欺骗和造成伤害。
与传统普遍对“假新闻”的分类相比，信息失序有着更为广泛的光谱，有助于更好理解信息污染现象的复杂构面。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何界定“恶意”和“有意图的伤害”，这种恶意程度在信息传播的不同阶段又如何评估？沃德自身的表述有时并不明确，甚至犹豫。尤其是关于“不良信息”，如何定义仇恨言论？仇恨言论和自由言论的边界在哪里？这些本身也都是非常复杂的课題。部分还不够准确的表述与概念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灰色区域，还亟待修正。沃德也指出，目前还处于对信息失序了解的初级阶段，其定义依然是流动的，还有待进一步的丰富。
2.2信息失序的“三要素”和“三阶段”
分析信息失序现象时，可以通过以下三个要点考察其意图、内容与目标：①行动者（Agent）：创造、生产和传播讯息的行动者；②讯息（Message）：讯息的类型、形式、特点；③解释者（Interpreter）：讯息被接收后，如何被解读、重释。当解释者再次分享讯息时，其也同时成为新的“行动者”。各要素考察要点详见表1。
信息失序的过程包括三个阶段：①创建（Creation）：讯息被创建；②产品化（Production）：讯息进入媒体环境，成为媒体产品（如讯息创建后发至微信朋友圈）；③分发（Distribution）：媒体产品被分发（如发至微信朋友圈的讯息被转发至推特或微博）。第3阶段和第2阶段可反复，具体如图2所示。
对信息失序要素与阶段的解析有助于思考信息失序传播的特性与过程。讯息有可能只是个人的一条微博，也可能是有组织的长期宣传策划，它可能以文本的形式存在，也可能是视频、音频等形式。讯息可能在广泛的叙事框架内被赋予一定意义，不同阶段的行动者很可能具有不同的特点（类型、动机等），一旦一条讯息被分发，它就可以被许多不同的行动者无限地重新分配。解释者对讯息的解读或再次分享的意愿，除了与讯息本身以及创建与传播讯息的行动者有关外，常取决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态度等。当事件不断变化时，解释者的立场往往也会随之变化与流动。通过对要素细节式的剖析，考察讯息传播的路径、情境逻辑，才有助于理解信息失序的机制，也有助于重新审视其多重构面和类型界定。
2.3信息失序框架的应用
鉴于信息污染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对于建立一个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框架的讨论还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像沃德这样的探索是必需的，她尝试摆脱对“假新闻”这样内涵混杂术语的依赖，批判性地思考讯息的创建与传播、参与者的动机与类型，对于理解信息失序的形式、动机、传播提供了思路。信息失序及其相关概念自提出即获得相当的认同。如前文提及的UNESCO手册《新闻业、假新闻与虚假信息》，以及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与部分国家与地区学者合作的《亚太地区信息失序概览》联合研究报告中，众多学者均采用了信息失序的概念[14]；哈佛大学索伦斯坦中心还于2018年5月启动了“信息失序项目”（InformationDisorderProject，IDP），建立“信息失序实验室”[15]；此外，英国下议院数字、文化、媒体暨运动委员会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有意不再使用“假新闻”，并引用了沃德的意见[16]。这一概念框架对于揭示当前信息环境复杂性的价值得到了肯定。
3信息失序视野下MIL教育的挑战
遏制当前信息失序现状的措施可分为强化个体，以及基于平台的检测与干预。“强化个体”措施主要通过教育提高个人媒介与信息素养（MIL）来实现。后者一般包括两个路径，其一是包括政府在内，各组织团体、科技公司等主体，通过数据挖掘、人工智能、模型建构、调整算法等途径，监督、干预信息失序，已取得一定成效；其二是事实核查新闻（Fact-checking），承担了信息污染环境中的“清道夫”角色，旨在通过设立专门的事实核查机构和专业的事实核查员，对媒体的内容生产进行严格把关和管控[17]。我国目前仅有如腾讯“较真”栏目这样的核查信息聚合平台，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事实核查机构。
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定义MIL是一个将媒体素养、新闻素养、ICT素养等包括在内的各种数字能力的集合概念，指公民能够以批判、道德与有效的方式，运用多种工具去存取、检索、理解、评估、使用、创造和分享各种形式的信息与媒介内容，并融入个人、职业、社会行动的综合能力[18]。欧美众多国家都开展了从小学到大学的MIL课程项目，这些课程往往在新闻素养或媒体素养的项目下展开，目的是帮助公众了解信息的消费、生产、发现、评估和共享，培养批判性思维。本节旨在跳出“假新闻”的窠臼，在信息失序视野下重新审视当前MIL教育面对的挑战。
3.1从有限的技能向提高自我认知跨越
美国著名媒介素养学者蕾妮·霍布斯（ReneeHobbs）曾撰文指出当前的新闻素养项目将过多精力放在了基础新闻知识的教授上[19]。詹妮弗·弗莱明（JenniferFleming）在2010年考察石溪大学的新闻素养课程教学方法后也指出，教学重点被过多放在教授如何评估新闻信息的真实性上，这种强调发展信息核查能力的做法很可能与课程老师多为新闻专业背景有关。受众似乎获得更多的是新闻评估能力，而不是批判性思维技能[20]。从当前的培养方式来看，以信息核查能力为课程重点可能会存在以下问题。
其一，按照目前的信息核查能力培养逻辑，主要从来源与内容判别信息真实度，而其中的主要方法是将信息与相对可靠的信息源进行比对，即需要确定与“假”对应的“真”。但首先，事实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过程，人对事实的认知也是一个过程。很多时候，尤其在面对一些较大的事件时，这种真假的二元论与“事实”本身的纷繁复杂会构成矛盾，通常将主流媒体报道视作真实性标准的做法近年也在西方舆论界引发异议[21]。其次，这种逻辑有简化信息失序复杂性的倾向，仅考虑错误性而忽略恶意性的维度，容易忽视“事实”在传播过程中被嵌入或者提取的语境。
其二，受众可能会通过课程增加对信息传播的理解，同时获得一定的信息核查技能，但课程在实际生活中对个体抵抗信息失序的效果受到一定质疑。以大卫·贝金汉姆（DavidBuckingham）为代表，他认为在一个即时获取信息的时代，很少会有人在实际生活中采用课堂上所教授的核查步骤来评估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并反复核对信息[22]。另一方面，技能的提升并不一定意味着加深了个体对自身局限性的理解。个人的兴趣、背景、知识和偏见都会影响其对信息的识别和处理，瑞秋·莫朗（RachelR.Mour？o）等就认为受众对信息的判断与自身能力素养无关，更多地与身份认同有关[23]。俄亥俄州立大学201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错误信息并不都来自外部，个人会并非故意地自己编造错误信息。比如在得到一个有争议话题的相关统计数据时，个人很容易记错信息，从而支持其先入为主的信念和偏见。人们需要意识到，内部的错误信息来源可能和外部的错误信息来源一样重要，甚至比外部的错误信息来源更加重要[24]。
信息失序本质上是更深层次问题的表征，是人性、社会结构、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MIL教育应在打击信息失序的探索中调整思路，在教授学生基本信息核查技能、了解媒体传播特性的同时，致力于培养一种认知能力，了解认知偏见的普遍性，将解答“人们为什么会受信息失序裹挟”放在首位，帮助公众认识到所有人都身处一个信息失序的时代，不良信息、虚假信息、错误信息横行，很多时候面对的不是两极的黑与白，而是大量的灰色区间。基于信息失序，我们每个人首先应承认并诚实面对自身认知偏见，并对不同的观点持开放态度。其次，受平台媒体算法技术的影响，尤其是在媒体信息服务的方法不透明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被“过滤气泡”包围而不自知。MIL教育应帮助公众了解、识别算法技术中隐藏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动机。
3.2建立系统的MIL教育评价体系
“接受过MIL教育的人比未接受过的人有更好的媒介与信息素养”，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判断，但这其实涉及非常重要的课题——MIL教育评价。
美國石溪大学新闻素养中心是较早开展相关课程的机构之一，该中心曾对其新闻素养课程做过两次结果不尽相同的调查。2010年，该中心对613名修完一学期该校新闻素养课程的学生（实验组）和389名未修课程的学生（对照组）进行了调查，并在一年之后再次测试，以了解课程是否有效，调查涉及学生评估信息可靠性以及对媒体消费、公民身份和公民参与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25]。研究发现，实验组对媒体在民主进程中作用的认识，评估信息可靠性和新闻公平性的能力都有所提高，但在1年后，参加课程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下降。更意外的是，对照组一年后能力反而有所提高。林赛·拜尔斯坦（LindsayBeyerstein）认为此次调查方法为受访学生自陈式报告，可靠性值得商榷。她还指出，素养教育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下降并不奇怪，因为如果不加以巩固加强，大多数教育形式的影响都会如此，更何况是一学期的大学课程[26]。
2017年，亚当·马克斯（AdamMaksl）等学者联合论文，再次对石溪大学新闻素养课程作出评价[27]。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修过课程的学生）的新闻媒介素养水平明显提高，而且课程效果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该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理解和解读新闻信息。和2010年度调查不同，这次研究方法采用了马克斯2015年的研究成果“新闻素养量表”[28]，并考虑到统计控制，如学生被要求至少回答一名家长的最高学历，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该生的社会经济地位。
两次调查的结果从侧面说明MIL教育评价的不易之处。首先是缺乏被广泛认同的评价工具，拜尔斯坦认为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来研究类似“新闻素养量表”这样的工具，并促使之成为科学范式，这样相关数据、证据基础才会随着MIL教育发展而增长[26]；其次是应考虑如何解释被调查个体文化或社会经济差异等因素，比如伊斯特·哈吉坦（EszterHargittai）就指出，在同一所学院的学生中，网络技能的差异与社会经济地位和父母的教育水平有关[29]，为MIL教育带来了额外的复杂性；最后是缺乏更有深度和广度范围的数据，目前考察对象多为单一课程。这就需要政策层面的参与，一方面将MIL教育逐渐纳入学校常规教育体系中，另一方面设立机构并有足够的资金来牵头。英国的通讯管理局（OfficeofCommunication，Ofcom）是一个较成功的例子，其开展的年度研究通过大范围调查，考察新兴的媒介素养议题、媒介素养水平，建立追踪调查，为媒介素养的提升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和支持[30]。
第8篇：通讯的概念和特点范文
【关键词】建筑电讯派；插入城市；住宅胶囊；行走城市；瞬间城市
【中图分类号】TU-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544（2015）07-0223-01
一、绪言
建筑电讯派由AA的年轻学生彼得库克、沃伦查克、郎赫伦、丹尼斯克朗普顿、戴维格林和迈克尔韦伯等人组成。其主要成果是《建筑电讯派》杂志，其初衷在于快速传递建筑新思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建筑电讯派建筑师认为建筑必须脱离传统观念的束缚，跟进时代的节奏，建筑变成像可乐、服饰一样的可消费品。而现代社会的技术成果是建筑作为消费品的首要前提，希望从新技术革命的角度对现代主义建筑进行批判，提倡探索建筑中的灵活性和变换性。
二、建筑电讯派受到的影响
2.1国际情景主义的影响
在1963年举办的“生动城市”展览中，分为七个系列来强调七个不同的主题，分别是生存、集群、运动、人、通信、地点和情境。他们相互促成与影响，最终构成了整个“生活城市”。“情境”系列中，可能是因为个体或群体而形成，取决于他们不同的目标、定位、或方向。生动城市中的“情境”中涉及词汇与思想受国际情境主义的影响。
2.2拼贴艺术的影响
从拼贴艺术发展到建筑变成“碎片”，使打破原有的建筑的空间固定性。瞬间城市通过波普艺术中的拼贴方式，展示了日常生活瞬息万变的生活场景，是整座城市具有欢乐气氛。根除了人们对“场所”的固着和地方性的依赖思想和瞬间城市有着密切联系。
2.3建筑的可消费性
沃伦查克在《建筑电讯派》第三期中明确地提出“为什么建筑不消费？”的疑问，大胆提出建筑最为一种消耗品应该和其他招贴、服饰、可乐等其他消费品。他认为人类的场所因个人或群体的目的、职业、运动和方向的不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个性化、消费化建筑最终会与城市结构发生联系，影响、激活城市空间和场所文化。
2.4戴梅森住宅的“可变性”
20世纪50年代，巴克敏斯特富勒提出“少费多用”理论，以最大结构提供做大强度的向量系统，从而获得灵活集约的空间。此外富勒注重“空间灵活性”，对住宅的可移动性有很大的影响。戴梅森住宅最大的特点是内部空间的灵活性，它的住宅结构可以根据需求而自由改变。其中受到富勒“空间灵活性”影响最大的是胶囊住宅。
2.5“非确定性”的技术架构
英国建筑师塞杜克普莱斯认为，随着建筑结构和技术的发展，建筑功能与形式的约束力逐渐弱化，不再是“固定物”。建筑作为“非确定性”的暂时的结构存在，可进行拆卸组装以满足不同空间的需求。“非确定性”体系满足了建筑作为可消耗品的物质依托和创造性构想。“行走城市”在此技术结构基础上综合可移动住宅和机动环境等技术单元，就个人需要进行拼装。
三、建筑电讯派的发展历程中重要节点
3.1插接城市
“插接城市”由库克提出，它是指以可移动的舱体住宅作为基本的构件，可以按照人口规模重组成可移动社区，根据不同的环境和需求插接到大尺度的结构而形成的城市。其设计理念试图挣脱领土和固有的传统政治框架的约束，打破把建筑视为永恒的束缚。这是整个“建筑电讯”小组核心的设计哲学，对以后的“行走城市”等提出奠定基础。
3.2胶囊住宅
1964年，华伦裘克设计了胶囊住宅，试图创造一栋兼具人体工程学与太空式舱体的住宅。它可以根据人们的需求由一系列组件组合成需要的结构。随后发展初的“接合住宅”是由一系列不同样式连环画造型组成连续的居住单元，彼此独立的被悬挂在大型的构建上。在此发展基础上，大卫格林设计了“生活荚”的生存装置，舱体可以悬挂在“接插城市”的结构中，是一个可携带的“住宅”，可以在城市中移动。
3.3行走城市
1964年，建筑电讯派另一位成员朗赫伦将科幻与建筑联系起来提出了“行走城市”。每个“行走城市”都是一个巨大的多功能空间聚合体，综合了住宅、机动环境等拼装化的技术单元，可根据不同情境下不同需求字形机械组装。这种灵活性既适合于一种集权式的管理，又方便独立生存。尽管赫伦在肆无忌惮地展开他的空间想象，把传统的建筑伦理抛之脑后，但“行走城市”并非没有可能性。
3.4瞬间城市
在“建筑电讯”众多激进的设计方案中具有实施性的要算1969年由库克和赫伦共同设计的“瞬间城市”。“瞬间城市”没有具体的建筑形态，以结构的方式、灵活的拼装创造了一个可随人的需求与扩张迅速搭建和拆迁的城市结构。“瞬间城市”是“插接城市”和“行走城市”概念的延续，却更有实现的可能。
四、建筑电讯派对建筑的影响
4.1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建筑的灵活性的进一步探讨
建筑师罗杰斯深受普莱斯“非确定性”体系和建筑电讯派的思想感染，与皮亚诺合作设计了法国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将建筑电讯派中的“灵活性”通过技术实现，形成“高技术”美学新表达方式。建筑中创造了巨大的构架，满足灵活性的需求。为了更好实现“灵活性”，罗杰斯采用普莱斯“非确定”结构，将自动扶梯人形通道等设备管线外置建筑，使建筑室内空间灵活度最大化。
4.2“巨构城市”——城市扩张和空间无限性的理论发展
日本新城代谢派，其主体思想与建筑电讯派库克提出的“瞬间城市”即时的、临时性的城市十分相似，城市没有固定的结构，仅仅作为一个可拆卸拼装的框架，以结构的方式、灵活的拼装创造了一个可随人的需求与扩张迅速搭建和拆迁的城市结构，强调的是一种更为灵活的建造方式营造城市建筑与城市。
4.3“猪之城”——对建筑的可变性的赞赏
MVRDV的猪之城未来性的设计概念，是将生态农业的元素与工业化家畜生产概念联系起来。猪之城是MVRDV尝试站在全球化角度探索了一条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针对荷兰特有经济模式的地域主义建筑道路。他们对建筑电讯派的可变性大加赞赏，认为建筑师可以摆脱原有束缚，创造新的地域建筑。
五、结语
建筑电讯派建筑师以他们超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建筑的灵活性和可变性、城市扩张和空间无限性的理论发展研究，对以后的建筑有着深远影响。尤其是对高技术派的影响，它对于建筑的灵活性的实现迈出巨大一步。如果说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是对“灵活性”理念夸张的演绎，掺杂了些许年轻的狂妄，之后伦敦劳埃德大厦则是对“灵活性”技术理念做了切合实际更靠近一步。
参考文献
第9篇：通讯的概念和特点范文
在这一点上，腾讯对大数据的认识是正确的，“在建立大数据系统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在做一个大数据项目，我们都是在解决实际的问题。”腾讯云总裁陈磊如是说。
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不论是需要作出重大决策还是改变小小的设计，腾讯在利用大数据的时候有其自身的优势，那就是腾讯拥有海量的数据。业界有一种声音是忽略大数据的“大”，关注数据本身的价值，而在腾讯这里，“大”甚至无法回避。比如，根据腾讯云分析《2014年第二季度移动行业数据报告》的数据，接入腾讯云分析的APP覆盖设备超过15亿。
如果单个数字不足以说明什么，那么还有以下这几个数字：
即时通信QQ活跃帐户数达到8.29亿；QQ智能终端月活跃帐户数5.21亿；即时通信QQ最高同时在线帐户数达到2.06亿；“微信和WeChat”合并月活跃帐户数达到4.38亿；“QQ空间”月活跃帐户数达到6.45亿；QQ空间智能终端月活跃帐户数4.97亿；(数据来源于网络)
探寻大数据先行者的足迹，腾讯是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企业之一，而其对“大数据、小场景”的认知，更是在大数据的实际应用中走到了前列。
从一个小小的按钮说起
很多人无法将大数据概念和具体实践联系起来，是由于对大数据这一概念的“仰望”，好像大数据是突然有一天凭空生出来的一样。而事实上，“在大数据这个概念被包装出来之前，互联网公司就已经很认真地在使用相关的方法和技术，”陈磊表示，“这些方法和技术实际上是一直应用在我们日常工作当中的。”
陈磊讲到腾讯在设计产品时的一个场景：“我们界面的设计都是在测试用户行为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我们很少凭空去想用户会喜欢什么样的设计。”比如在设计一个按钮时，其摆放的位置、包含的文字，包括颜色、形状这些都会做各种各样的尝试，而最后采用哪一个选择，要看用户在实际使用中对这个按钮的点击率。可以说，除了要在整体的风格上保持一致，很多设计都是以最终用户的行为作为依据的。
互联网是大数据最先改变的产业，这与互联网企业的文化也有关系。陈磊表示，互联网企业不认为通过自己的想法能够很准确地把握用户需求，而让用户去试的时候，用户会用他的行为投票。“所以互联网公司讲究摸着石头过河，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在不断尝试的过程当中，发现用户真正的需求而更好地满足它。”他说。
通过大数据的方法来准确地把握用户需求，来指导一个按钮的设计，腾讯就是这样将大数据应用到这些小的场景中。实际上，腾讯对产品的每一个功能都会去做AB测试。
动态运营，将决策权交给用户
腾讯的很多产品版本更新非常快，由于每次新版本下发都需要用户去下载安装才能更新。这需要对每个产品都进行用户管理的研究：从用户开始使用这个产品，到这个产品的使用达到一个高峰，再到最后一些用户选择弃用，腾讯将这些环节叫做拉新、留存和流失。陈磊表示：“我们会分析流失客户的特征是什么。他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和在流失之前行为发生了哪些改变。通过用户使用产品的数据做了这样的分析之后，我们大致就能够理解某一类用户离开这个产品的主要原因，进而在产品上做一些改造，让这类用户对我们的产品更有黏性。这些都离不开数据和数据分析。”
产品在研发过程当中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不停的调节，这个过程叫作“动态运营”。所谓动态运营的理念，将每一件事情都看作是一个小小的实验，或者将大项目分解为很多小的产品步骤，每一步都很小，这样每一步走对了或走错了，能够快速得到反馈。
陈磊说，过去很多企业运营的方法是先制订战略，然后根据战略去分解执行，半年之后总结执行情况。在今天，这种缓慢的应变机制是行不通的。
动态运营将产品更新的决策权交到用户手中，这就是业务前线化(FOT)中后段决策让位于分布式前端一线决策的例证。大数据为动态运营提供了有力支撑。
让广点通脱胎换骨
大数据对广点通影响可谓脱胎换骨，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对数据的实时处理和采用。据陈磊介绍，过去广点通只能将前一天的用户点击行为进行数据分析，在第二天来使用，显然无法满足广告业务的要求。在大数据的支撑下，腾讯逐步将分析方法变成相隔一个小时，15分钟，到最后做成只差几秒，数据就能够回流，并且能够在下一次给用户展示广告的时候去使用。
据悉，广点通不仅对数据的实时性要求非常高，对数据的准确性要求也一样。例如，一些用户填写的数据未必是真实的，在数据的采集和流转的过程中，对海量数据的保真提出了挑战。腾讯在应对数据的海量、精准和实时的挑战过程中研发了大量的产品。
为不同的用户做精准推荐
腾讯与小米曾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红米手机，在90秒钟订出十万部手机，第二次是红米Note开售，在第一秒的时间有41.9万次点击。从最后的结果上看，这两次活动做得非常成功，其背后除了小米营销策略的功劳之外，腾讯利用大数据找到对红米手机有潜在需求的用户并精准推荐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案例是腾讯通过大数据的手段去运营《穿越火线》这款游戏。在这个游戏的热度开始下滑的时候，腾讯利用大数据做了大量的留存活动，这些活动是针对玩家喜欢这个游戏的原因去做的。陈磊介绍说：“比如一些玩家是因为有几个比较好的朋友经常组队去打游戏，那么我们通过好友邀请他，重温一下过去打游戏的好时光，让他再回来使用这个游戏；有一些用户把某一类武器玩得非常好，但是这个武器已经打到极致了，这时候我们就会创造新的武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用户持续玩这个游戏，要对这个用户的特点有很清楚的认知。”
精准推荐的前提是用户画像，在游戏领域的应用着实超出想象。据悉，腾讯微博建立SocialData体系挖掘社交大数据为用户画像。
腾讯的大数据服务
大数据的实现需要IT基础设施和工具的支撑，这里涉及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腾讯很多的系统都是自主研发，比如数据采集的系统和任务调度的系统。至于其中的技术，并不是我们这次要探寻的重点，但这里还是要介绍腾讯的三类大数据服务，它们是腾讯在自身利用大数据以及用大数据服务客户过程中留下的坚实的足迹。
目前，腾讯通过腾讯云给客户提供三类免费的大数据服务：
TOD Tencent Open Data
Tencent Open Data是基于腾讯的大规模计算集群，提供数据采集、自助加工、任务调度等能力的云端大数据解决方案。其优势在于：不用采购任何物理设备，即开即用；不用担心数据量膨胀的时候无法扩展；只需要开发业务逻辑，其他部署、运行、监控都交给TOD。
例如，你可以用TOD分析apache访问日志，定义一个每天都执行的任务收集访问日志的有用信息，然后定义一个每周运行的任务汇总加工访问信息，最后定义一个数据导出任务将数据导出生成周报。TOD能够处理真实数据加工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只要你设定了运行规则，TOD就可以确保任务流按照设定的规则运行。
信鸽
信鸽，是一款移动APP推送平台，支持亿级的通知/消息，能在Android/iOS平台进行各类高级自定义的推送操作，秒级触达移动终端用户。开发者可以方便地嵌入SDK，通过API调用可或视化操作界面，实现对特定用户发送通知/消息，提升用户活跃度，激活沉睡用户，并实时查看推送效果。
信鸽可为应用用户设置多种标签，包括地理位置、应用版本号、活跃度，更可结合行为的记录自定义为“在深圳喜爱川菜的女白领”，“超过7天未登录游戏的大学生”、“有高消费潜力的土豪”等。根据业务、用户行为等圈定不同用户群体并将其账号保存成号码包文件，通过信鸽前台上传，做特定的运营推广活动，达到精准触达用户的目的。
信鸽pro高级标签，可基于腾讯大数据优势，基于玩家的在线时长，使用频率，付费、登录行为，游戏关卡的失败率、道具使用购买统计等因子，建立流失用户预测模型与付费用户预测模型。模型可精准预测潜在流失与付费用户，预测覆盖率超过85%，准确率超过91%。利用信鸽对潜在流失用户群推送针对性的营销活动，回流率比随机推送提升120%。
MTA腾讯云分析
腾讯云分析是专业的移动应用数据运营平台，支持iOS和Android。开发者可以方便地通过嵌入统计SDK，实现对移动应用的全面监测，实时掌握产品表现，准确洞察用户行为。前面我们已经提到，2014年第二季度报告中，接入腾讯云分析的APP覆盖设备超过15亿。
腾讯云分析的功能及优势包括：
(1)APP数据的收集：比如新增、活跃、留存、用户画像、渠道数据等等；(2)行为分析：用户在使用APP的时候其实是一系列的过程，尤其像支付购买这样的操作，到底是中间那个环节导致用户流失，通过行为分析中的路径分析、页面来源就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其次像用户在页面的停留时长、打开次数也会有统计；(3)自定义事件和漏斗模型：帮助用户自主的去统计小到按钮的点击行为，完全可以自主控制，还可以将用户行为串联起来形成一条自主路径，观察用户的行为；(4)错误管理：帮助开发者管理应用错误，找到错误根源，同时对于应用数据的突变支持通过微信服务号告警；(5)专门的游戏分析：针对游戏应用这个庞大的群体，云分析推出专门的游戏分析，可以细致的分析到玩家在关卡、对战中的行为，充值、购买道具的行为。
腾讯云分析对开发者的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开发者可以通过自己的数据波动找到产品优化的方向，比如一款游戏，如果发现某个关卡用户流失严重，那是不是要优化关卡，或者推出游戏攻略、关卡奖励等活动；二是开发者可以通过数据知道自己运营效果，比如一款应用，在相关媒体网站上发送文章，引来一部分用户，引流的量是多少，是否和之前的的预期一样，效果会持续多久，这样就可以预估活动的频率和范围。
云分析其实还存在更大的潜力，就是对背后数据的挖掘，以信鸽pro为例，众所周知大部分的挽救留存率的方法都是亡羊补牢，用户已经开始流失了再去做活动，效果已经不明显了，如果可以在用户离开之前预测到他的行为，就可以极大提升留存，这里就涉及到用户行为的预测，而云分析的数据能力就体现在这里，先收集用户的行为数据，然后对用户行为进行分析，最后预测用户未来可能的动态，这样的数据对开发者来说才是具有最大价值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