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法律规范精选(九篇)

第1篇：民间借贷法律规范范文

论文关键词 民进借贷 犯罪性异化 非刑法法律规范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功能及其限度

（一）民间借贷的功能及其存在的必要性

第一，民间借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现有正规金融的贷款主要面对我国国有企业及民营的大型企业等有明显国家计划扶持的企业，然而占企业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却几乎得不到正规金融的借贷支持 。有关资料显示截止2004年底，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超过全国企业总量的99%（到2008年已经超过800万家），中小企业创造了GDP的55.6%、税收的46.2%，75%的就业岗位。而我国作为目前融资重心的商业银行，近70%的贷款输出到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起到了很大的互补效应，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民间借贷满足了农村资金不足的发展缺陷，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对于农村，巨大的矛盾一直存在于过强的资金需求与明显弱势的资金需求之间。我们知道当时正规商业银行曾经进驻农村，但是却无法满足农村的资金需求。民间借贷供给低于借贷需求的矛盾从来不曾得到有效缓解。正规金融系统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的能力非常有限 ，民间借贷有效地弥补了这个资金缺口。民间借贷的发展，给农村经济带来了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契机，在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大促进了从村经济发展。

第三，民间借贷带动了正规金融发展 。同正规金融相比，民间借贷具有即时、便捷、灵活等特点，与正规金融一起构成了我国多元化的金融格局。相对来讲，民间借贷的条件较低，较低的门槛似的他更加适合中小企业融资；另外，民间借贷的资金使用效率较高，众所周知，银行的贷款一般以定期形式出现。民间借贷则可以即借即还，适合中小企业资金使用频率高的特点。在这种形势下，民间借贷以其上述优势对正规金融造成了不小的竞争压力，这样也促使正规金融改善经营理念，提高服务质量，从而推动了正规金融的发展。

正规金融在农村乡镇以及针对中小企业时，服务效率极低而且正规金融有效益至上的原则，对于放贷的风险评估极为严格，对象一般为国有企业，服务对象有限。而民间借贷的借款金额与借款期限、借款利率等都可以由双方商议协定，而且针对的对象十分广泛，从个人到中小企业，从乡镇到城市。总之，民间借贷以其灵活、便捷、快速等特点，形成了与正规金融既有竞争也有互补的关系。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补足了农村资金不足发展缺陷，带动了正规金融发展，成为我国金融健康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二）负面影响及规范异化的必要性

2011年11月7日，浙江省丽水市中级法院对浙江银泰非法集资案做出一审判决，季文华等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抽逃出资罪。

首先，我们要看看银泰为何顷刻崩塌。首先是外因，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所导致的外部不利环境，是银泰房产资金断链的主要原因之一，低迷的房地产市场冻结了银泰房产的资金。当然还有内在原因，那就是季氏父子奢靡之极的生活。在这些集资中仅用于他们个人挥霍的就达到近8000万元，其他还有数十辆豪华轿车、跑车，多处房产。

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列举了8种情形，其中两种是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肆意挥霍集资款导致集资款不能返还。很明显的，季氏父子以房地产开发为掩护，许以月息2分的高息进行非法集资，而且集资户众多达1.5万余户，人员构成则是从政要到农民极其复杂，资金来源广泛，去向复杂。

民间借贷的消极效应有许多方面，表现在削弱了正规金融及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造成国家税收流失 ，风险的危害性较大等。辽宁省营口市东华“养殖蚂蚁集资诈骗案”非法集资达30亿元，青岛东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集资达10亿元等等，以江苏省为例，2007年、2008年二年间，江苏省公安经侦部门分别立集资诈骗案件37起、91起，分别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53起、99起，这两个罪种的立案数每年平均分别递增194%和145% ，还有今年一月份吴英非法集资一案中本色集团女富豪吴英被判死刑，这让民间借贷的犯罪性倾向问题更加现实严肃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防范民间借贷犯罪性异化十分必要。

二、正常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定

目前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界定，现有刑法《刑法》第176条是一条简单罪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该条对于罪行的客观方面的内涵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明确的立法或司法解释。而在对集资诈骗罪的规定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略显模糊，定罪弹性较大。正因为现有法律规范中关于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十分模糊。同时，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拥有相同的特定行为，即向他人吸收一定数量的资金，并且要到其支付本息 ，上述原因都导致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行为难以界定。

简单的来说，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民间资本的流转，这种现象这种行为本身是无罪的。那么区分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一个直观标准就是资金的使用去向是否合法，如果将筹集资金作挥霍、炒钱、等用途，那就是非法的。从法律角度看，如果集资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民间借贷进行合同诈骗，或者巧立名目实施集资诈骗，那就是非法的。还可以看放贷、收贷的手段是否合法，如果是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通过利诱、恫吓、人身威胁等方式进行放贷借贷，强迫对方付出高额利息，那就是非法的。

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还是难以区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前者异化为后者的事屡见不鲜，其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客观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机构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批准的机构审批，向社会上不特定的公众（较为广泛的群体）吸收存款。而合法的民间借贷则是机构或个人向特定的公民借款。在这里，“特定的”和“不特定的”对象是区分合法和非法的一个重要界限 。而且“特定”与“不特定”的区分：首先，“不特定”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非法集资者针对广大民众的集资行为，非法集资者往往发出虚假信息或过分夸大投资回报，吸引持有资金的广大群众投资，而且将对广大群众产生何种伤害都是非法集资者自己都未知的；第二个方面是广大群众对集资者，广大民众对集资者的信息不了解，对其资产、还贷能力不清楚，甚至是谁都不知道，对可能面对的风险也缺乏承受能力。笔者认为也就是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借贷对象的“不确定”。而“特定”对象则是投资者和投资对象拥有较为清晰、相对牢固的关系，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经过了一定的审查，对投资对象的企业经营状况等有一个较为清晰地了解，而且有相应措施对债务资金进行追讨，即对风险有较强的防范承受能力。

三、加强民间借贷非刑法规范

（一）刑法规范的矫枉过正

从上述民间借贷现状分析来看，我国刑法层面的监管存在很多问题。一直以来，我国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监管政策，刑事打击上对民间借贷也采取“一刀切”严打政策。在一定的时间段以内，这种严格监管的政策促进了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但在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政府监管的天平仍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发生时代性偏移，导致国家机关对民间借贷产生政策性压制，使得正规金融始终处在一个垄断地位。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于严格的监管导致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性，阻碍了司法监管的进步和创新，也导致民间借贷专门立法迟缓和监管制度滞后，比如在司法程序中适用法律性文件的冲突：《合同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若干意见》 。

刑法的过严厉规制也导致民间借贷的“异化”问题的加重。再当前状况下只能注意对相关证据进行严格排查，对疑似以民间借贷为名掩盖非法目的的，法院应加大职权调查力度，对非法集资等案件进行严格甄别，及时将涉及非法集资或者涉嫌诈骗犯罪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移送公安机关。

吴英案与季文华案两者的性质是不完全相同的，由于没有相关专门法律进行规范，所以同样是集资诈骗罪罪名，在笔者看来，两者是应该区别对待的 ，吴英有为数不多的特定放贷对象，只是这些放贷对象拥有较多下线。相比吴英，季文华一案更加符合我们所认为的非法集资。很多集资户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往往选择在观望一段时间，实在没有获得本息资金的情况下，才会需要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原因是就是，国家不加判别的追究集资者的刑事责任。而且在公安机关介入之后，集资户的资金不仅不能讨还，反而要被没收，自行承担后果。过强的刑事规范使得国家对集资盲目打击，对社会安定无法做出有力维护 。所以，在使用刑法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可能会矫枉过正，要慎用刑法。

（二）鼓励并加强非刑法规范

日前，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已经了《鄂尔多斯市规范民间借贷暂行办法》（下称《暂行办法》），对泛滥的民间借贷进行系统性的规范。这是政府旗帜鲜明的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这也为鄂尔多斯地区民间借贷提供了行为依据、法律依据，虽然没有太多内容创新，但更多的是《暂行办法》是第一个对现有法律全面系统的梳理，这也是其最大意义所在。

第2篇：民间借贷法律规范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 法律规制 价值取向 调整范围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5-062-02

民间借贷是一种自发的资金融通活动，具有隐蔽、无序等特性。这就决定了民间借贷，特别是大规模的民间借贷活动虽然一方面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资金流动日趋频繁、规模日趋扩大，这种大规模无序的资金流动也在积累巨大的金融风险，容易对区域的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影响。同时，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和近期金融形势的变化，原本被认为极少出现法律纠纷的民间借贷领域，近来案件发生率也在激增。分析引发这些民间融资风险的原因，固然有投资者风险意识淡薄、投集资双方信息不对称、企业经营不善等因素，但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来引导和规范双方的行为才是根本原因。

一、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现状

1.宪法为民间借贷的合法化提供了根本性依据。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虽然不会做具体的可操作性规定，但是这条规定却为民间借贷的合法化提供根本空间。宪法上的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宪法保护私人合法之“物”不受非法侵害，二是宪法保护私人依法享有的财产权不受侵犯，这里的财产权包括私人对自己拥有的合法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大多数民间融资行为本质上就是所有人使用和处分自己合法拥有的货币或资金，并获取一定收益的行为，而国家应当保护公民行使这种财产权的自由。

2.民事法律对合法借贷行为给予保护。《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因此建立在真实意思表示基础上的借贷合同应当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同时，现行民事法律中没有对借贷双方主体进行限制，也就是说没有限制自然人或者法人进行民间借贷行为，依据“法无明文规定即可为”的原则，自然人和法人都可以成为民间借贷主体。除了法律对民间借贷行为进行规定外，司法解释中也对其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在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最高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利率的明确应该理解为是对《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具体补充，表明法院对符合条件的民间借贷予以承认并给予法律保护。

3.《公司法》认可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对公司出借资金进行了如下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此条规定虽是用来规范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条款，却揭示了这样一个观点：借贷行为如果违反了公司章程，只会对公司内部产生影响，并不因此妨碍公司与第三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的合法性，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公司对外借贷具有合法性的观点。

二、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法律虽然承认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也应该注意到这些法律条文其实只是一些原则性的、甚至是需要法理推理来佐证的规定，它们实际上只能体现一种理念而已。在实践中，能为民间借贷行为提供有效依据的是那些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上述认可民间借贷合法性的法律规范多是1999年以后出台的，但是相应的下位法的修订速度却滞后于法律的立法速度。1998年以前出台的一些法律规范，与1999年以后出台的法律在立法背景和立法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具体条款与法律出现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例如：1998年前出台的《贷款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明令禁止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并将此类借贷合同认定为无效，但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明确界定只有违反了法律的或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才能认定合同为无效，《贷款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虽只是部门规章或司法解释而已，但仍然有效，这就容易造成在如何认定企业间借贷的合法性问题上法律规范适用的混乱。

我国香港地区在民间借贷规范方面起步较早，相关制度较为完善，参考和借鉴我国香港地区在民间借贷立法方面的经验和有益做法，对于完善我国大陆的相关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三、我国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的有关规定

《放债人条例》是香港于1980年12月12日颁布的一部调整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法律性文件。纵观该法，最突出的亮点是对民间的放债人实行发牌管理，如此严格的资格管制在香港这样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较为少见；其次该法对放债人义务规定较重，立法价值取向明显侧重于保护借款人的权益；再者，该法一些立法技巧也表现出了与大陆地区不同的特点。以上这些都可为我国构建民间借贷法律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

1.建立对放债人严格的监管制度。香港是一个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自由市场经济理念深入人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体现为明显的“小政府、大市场”格局，政府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弱于大陆地区，但是其对民间借贷领域的监管却体现了明显的公权力主导倾向，这不能不说是其整体制度中的一个例外。本文认为这主要是民间借贷自身特点所决定的，民间借贷是一种较为隐蔽的商事行为，具体的借贷行为很难为借贷双方以外的第三者所知晓，其具体的利息率又由当事人自由协商确定，很容易成为高利贷滋生的温床，如果信贷规模庞大很可能会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产生影响，因此对其实行严格的监管制度实为必要之举。这种监管的严格首先体现在对放债人资格的限制上。该法在第Ⅱ部“放债人之领牌事宜”一章明确规定：从事民间借贷的放债人必须领取牌照，牌照有效期限仅为12个月，如未领取牌照就不得经营放债业务；不仅如此，放债人必须在牌照所指定楼宇内经营业务，否则也不得经营放债业务。此外，该法第Ⅰ部“导言”一章还设立了的“牌照法庭”和“注册处处长”专门负责牌照领取相关事宜的裁决及管理等事宜。如此资格限制及管理，已经远比大陆地区严格得多，在香港地区实属罕见。

2.立法价值取向明显倾斜于借款人。首先，极力保障借款人的知情权。该法第Ⅰ部“导言”一章6条规定：“（1）任何人士于缴交规定费用后即可――（a）在正常办公时间内查阅登记册并将册内任何记载事项印取副本；或（b）向注册处处长取得登记册内任何记载事项之副本乙份，由注册处处长证明或经其授权证明为正确无讹者。（2）注册处处长须按其认为适当之方式，将登记册可供公众人士查阅之时间及地点公布周知。”该法19条又规定：“（1）任何有关偿还放债人贷款之借约，不论在本条例实施之前或之后订立，在借约有效期间内，如借款人用书面提出要求并交付所花费用后，放债人必须向借款人或借款人在书面要求上所指定之任何人士，提供一份由放债人或其人签署之陈述书（包括原件及副本）列明――（a）贷款日期、贷款本金总额及贷款之年息百分率；（b）放债人已收之还款数额及还款日期；（c）到期未还之每一款额与应还款之日期，及其应付而未付之利息；及（d）尚未到期清还之每期欠款及其还款日期。（e）在陈述书正面显著位置，以中英文清楚地写明下列字句：……”其次，放债人法定义务较重，当事人间权利义务的配比呈现出有利于借款人的一边倒之势。例如该法规定：借款合同订立后7日内，放债人必须造具有关借约之借据或备忘录，并由借款人亲自签署，且在签署时，放债人将借据或备忘录副本2份交予借款人，否则贷款及相关抵押不予执行。而且该法在举证责任方面引入了相当数量的不利于放债人的责任推定规则。如第33条（1）规定：“在根据本条例对任何人士进行之任何诉讼中，如指称该人并无持有牌照者，倘无提出相反证据，则该人须被假定为未持有牌照。”

3.严格禁止高利贷行为。杜绝高利贷现象的发生是《放债人条例》主要立法目标之一，为此该法专设第Ⅳ部“过高之利率”一章，明确规定：“任何人士（不论放债人与否）贷款或提供贷款，其实际利率如超过年息六分，即属违法”,如果超过该标准则“有关偿还贷款或支付贷款利息之借约，与任何就该借约或贷款而给予之抵押，均不得予以执行”并“可判罚款十万元及监禁两年”。并且，该法明令禁止放债人及相关人员向借款人收取除利息之外的额外费用，以防变相高利贷的发生；另外，为维护借款人权益，该法还设立了借款人如认为约定利息过高并实际利息确实已超过法定限制范围，可请求法庭干预来适当降低利率。这一制度与大陆地区《合同法》中的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制度和过高违约金调整制度有相似之处。

四、完善我国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建议

1.制定《民间借贷法》。民间借贷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是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这就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规范，防止其所隐含的风险对国民经济安全和金融秩序造成威胁。笔者建议制定《民间借贷法》而不是《民间借贷条例》，是因为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借贷行为的规范分布在各个效力等级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中，需要由全国人大以法律的形式出台一部法律对民间借贷规范进行全面整合，来减少法律间的冲突和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的难题。

2.明确《民间借贷法》调整范围。《民间借贷法》的调整范围应定位于民间商事借贷行为。笔者认为，因借贷目的不同，民间借贷又可划分为民事借贷和商事借贷两大类，前者是指因民事活动所产生的借贷，如自然人为筹集医疗费或子女学费所产生的借贷；后者是指因商事活动的需要所产生的借贷，如农村个体承包经营户或中小企业为筹措再生产资金而产生的借贷。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借贷的产生是否出于营利目的。因为民间民事借贷行为实际上是纯粹的民事法律行为，相关法律问题基本可以通过现有民事法律的规定解决；民间民事借贷只是用于解决自然人的生活所需，借贷的产生不存在营利目的，借贷资金数额小，而且不会产生流动性扩大效应，金融风险极低。民间商事借贷则不同，首先此种借贷的产生是出于商业营利目的，属于商事行为，很多相关法律问题需要借助商事法律兼顾效率的理念；借贷金额相对较大，尤其是地下钱庄的存贷行为，已经与合法商业银行的存贷行为无实质区别，资金融通过程中已经产生放大效应，金融风险自然增高。制定《民间借贷法》的目的就是要将民间借贷的潜在风险纳入国家调控范围，因此《民间借贷法》的调整范围应集中于商事借贷领域，适当兼顾民事借贷领域。

3.《民间借贷法》具备商法与经济法两种法律性质。《民间借贷法》所要调整的民间借贷行为并非是所有的民间借贷行为，而是对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和金融秩序有重大影响的民间借贷行为，其具有借贷金额大、借贷频率高以及职业借贷中介人等特点，也就是指那些经营性的民间借贷行为。此外，为了达到规范的目的，政府还应当对此种经营性民间借贷进行限制性的规范，这主要体现在是否允许民间借贷人吸收存款、存款利率、借款利率以及存贷额的规范方面。

4.《民间借贷法》应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明确。（1）应确立企业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关于企业间借贷是否合法的问题，各级法律条文之间冲突明显，人民银行的《贷款通则》、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都持否定态度，但从《合同法》的立法理念及其规定来看，并未禁止企业间借贷。所以，建议《民间借贷法》对此予以明确，应肯定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但基于监测流动性和防范风险的需要，可以通过委托银行贷款或信托贷款的方式进行。具体操作办法，可以授权国务院根据具体情况作详细规定。（2）承认民间借贷组织存贷功能，同时实施明确的资格审批，并采取严格的利率上限控制。应当充分考虑到民间借贷良性循环之需要，避免只贷不存引发经营困境的危害，有限制地允许借贷人吸收公众存款，但对吸收存款问题应当根据存贷比例进行限制。对存款利率允许执行有上限的、高于同期银行利率的利率，以方便吸收存款，保证民间借贷人的生存；对贷款利率可参照现行法律法规中最高不得超过国家同类借款利率四倍的相关规定确定上限限制，以防止高利贷行为的产生。监管者通过监管和对投资者必要的风险提示，引导借贷人和存、借款人作出理性的选择。经营性民间借贷可以依法向有关监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批成立公司或者组织，但对其经营范围应当进行地域性的限制。通过成立公司和组织，引导民间借贷行为的正规化发展。

（注：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参考文献：

1.李炜.关于制定民间融资法规的思考.当代经济,2006(1)

2.张书清.民间借贷的制度性压制及其解决途径.法学,2008(9)

3.秦玉洁.民间借贷若干法律问题研究.现代金融,2010(10)

4.李铭.关于规范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思考.贵州大学硕士论文，2009

5.郑侠.民间融资存在的现实和法律基础分析.法制与社会，2008（5）

第3篇：民间借贷法律规范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 法律性 立法 农村

一、当前农村民间借贷的现状

    我国目前农村的民间借贷行为十分活跃，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民间借贷的主体多样化

    民间借贷的主体十分复杂，以主体为标准进行划分，民间借贷可以分为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包括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之间、企业之间的借贷。

（二）民间借贷用途广泛

在民间借贷中，其生产性借贷与生活性借贷平分秋色。生产性借贷主要用于投资大棚蔬菜瓜果、养殖奶牛、承包土地、购买农机具等；生活性借贷主要用于看病就医、子女上大学、婚丧嫁娶、建造新房等方面。另外，子女上大学、婚丧嫁娶、建造新房等一次性大额支出经常会超过农户的支付能力，这也是导致农户借贷的主要原因。

（三）借贷方式灵活，贷款标的额不等

    民间借贷的行为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口头约定型。这种类型主要发生在亲戚朋友等熟人之间，依靠血缘、道德来维持。另一种是简单借据型。这种形式主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以及数额较大的借贷之间，借据形式简单，易发生纠纷。以上两种形式的民间借贷发生纠纷之后，一旦诉诸法院，法院无法查明事实，当事人无法借助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民间借贷相关法律和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目前有关民间借贷的最直接法律规定

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尚没有专门的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或是行政法规的存在，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民间借贷合同作为借款合同的一种形式，自然地受到相应的民事法律法规以及《合同法》的直接调整。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更加具体而直接针对借贷行为所产生的纠纷做出处理的专门性法律文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1991年7月2日第502次会议通过，并由最高人民法院以法(民)发[1991]21号通知于1991年8月13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可以说是人民法院在审理借贷案件过程中的一个最具直接意义的指导性文件。 

（二）对我国目前有关民间借贷直接法律规定的评价

1.法律规定零散，没有专门法律法规调整

尽管在我国的《合同法》、《意见》以及其他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中存在某些直接针对民间借贷进行规定的法律规范，但是，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或是行政法规对民间借贷做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规制与调整。而与这样一种法律缺位的情况相比，我国的民间借贷却大量存在并且日益成为一种显性的社会事实，

与之相关的法律纠纷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增多。

2.现有法律法规本身科学性、协调性差

在现有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之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不科学的地方。就拿《合同法》第196条来说:“借贷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但事实上民间合借贷合同大量存在无息借贷的情况，既然该条款包括民间借贷合同在内，那么，“并支付利息”的提法本身就有欠科学，尽管对金融机构借款而言，支付利息是肯定的，但在民间借贷，笔者认为，在支付利息前而最好加上“约定”二字。当然通过法律精神解释的方法，这个结论应当是题中之意，但无论如何，这样的条款还是不太完善的。

三、关于完善民间借贷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建构民间借贷的法律价值体系

    首先，民间借贷以自愿为基础，经过当事人充分的协商达成一致签订合同，集中体现了合同自由，是私法自治原则的集中体现，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理应获得法律的承认和支持。民间借贷法律的自由价值首先体现为借贷主体资格的合法性。承认了借贷主体的合法，就意味着具有了交易自由与营业自由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受到非法的干扰。其次，民间借贷符合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但是由于没有相关法律的支持和保护，始终处于高风险、不确定的状态，纠纷较多，严重影响着借贷市场的秩序。第三，保护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仅仅停留在财产权的确认方面，还有财产权的行使。利用财富、利用方式受到法律的保护才是对财产的长远保护策略。

（二）关于民间借贷立法的问题

    就民间借贷来看，最主要的需要解决的是其合法性的问题，至于具体的行为规则可以参照相关民事法律规范。我国现行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虽然过于零散，过于原则性，没有形成一个体系，但却为民间借贷法的制定提供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像民间借贷这一法律关系中涉及的债权人、债务人及保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在《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范中都有相关的规定，尤其是《合同法》为民间借贷法提供了很好的轮廓，因此在解决了民间借贷合法性的前提下，可以参照借款合同的规则办理。如果制定专门立法，也需要结合已有的法律规范的规定，这不仅可以缩短制定民间借贷法所需要的时间，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法制统一性的要求。

（三）完善民间借贷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

借贷双方在协议借贷后，到借款人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登记备案。首先由政府部门制定统一的民间借贷合同范本，从借贷双方、借贷时间、借贷金额、贷款利率、贷款用途、放款方式、还款时间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借贷双方当事人在办理手续时填写，并加盖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公章，合同书一式三份，借贷双方及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各执一份。其次，每年年底由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对本年所登记的民间借贷情况统一汇总，上报政府相关部门，便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减少民间借贷对宏观调控的影响，同时对社会公众进行民间借贷的风险提示.这样，贷款人在贷款给借款人之前可以到借款人所在地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查询借款人以往的借款还款情况，对某些借款人的欺诈行为形成了一种制约。

完善我国农村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是民间借贷发展完善的自我要求，同时对于建立诚信社会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减少了民间借贷纠纷的发生，在司法资源稀缺的今天，有利于法院及时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参考文献：

[1]戴建志.民间借贷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

[2]李权昆.农村民间借贷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上海金融.2003；

第4篇：民间借贷法律规范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现存问题；法律规制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

民间借贷是指在非金融主体之间进行的拆借行为，在日益发展的市场经济下，个人、企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流动，而金融机构在贷款上的严格要求使得众多主体只能望而却步。民间借贷的出现，就是弥补当前的经济体系，为那些被金融机构排除在外，但又确实需要足够资金的企业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因而，可以说，民间借贷是作为正规金融的补充而存在的。但是，民间借贷的发展却是法律所始料未及的，也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它是缺乏应有的限制和约束，是存在诸多的问题的。据2010年的调查，我国当前民间借贷数额占据了包括正规金融在内的借贷市场的5.6%，达到了2.4亿万元。以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为例，2008年该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933件，2009年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112件，同比增长19.19%；2010年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192件，同比增长7.19%；2011年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194件，同比略有增长。此外关于某基层法院近五年的立案标的数据也可表明，2009至2011年度民间借贷案件立案标的基本持平，平均额度为2500万元上下，而2012年、2013年民间借贷案件立案标的相较于2009至2011年的2500万元，分别增长了66%（4150万元）、184%（7100万元）。以上数据表明，实践中涉案标的超过100万元已经稀松平常。

二、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对民间借贷管制过严

在法律上否定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当前民间借贷规模日益扩大，并且涉及范围越来越广，但是法律在民间借贷的规定并没有给予明确规定，我们说这是法律的空白。但是民间借贷的发展已经早已有之，法律仍未加以规范，这就不是法律的空白，而是法律消极地进行否定。我国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实施的是业务特许，也就是只有得到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才能实施任何融资行为，当然，对未经批准的即为非法。从我国的情形来看，我国的民间金融处于机构监管之外，因而它的存在也是不具有合法性的，虽然在2001年已经解除对外资金融机构的限制，但对国内民间资本所采取的手段依然是严格的监管，至今也未在法律上将其正名。

（二）民间借贷法律体系不完善

我国当前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是不完善的，这种不完善从法律体系上来看，即关于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只是在几个司法解释中简单地进行了规定，并且这种规定只是从民法的角度来看的。民间借贷更多的是属于金融领域的范畴，但我国当前的金融相关法律，比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他们是没有对民间借贷作出过规定，对民间借贷的处理也是含糊的，是不明确的。

（三）高利贷扰乱金融秩序

我国现阶段民间阶段的发展，正是高利息民间借贷繁荣的重要阶段，也就是俗称的高利贷。高利贷作为民间借贷的一种现象是民间借贷的非健康发展趋势，但也是民间借贷在自由发展下必然会产生的问题，高利贷的大量出现对我国金融秩序的维护带来了很大的阻碍。但是，高利贷在我国的出现也是具有必然性的。

（四）借贷盲目引发经济纠纷

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他们的庞大规模带来了民间借贷的繁荣。民间借贷为中小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令诸多中小企业得以生存、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民间借贷的极大优势，如简单、灵活被中小企业者大力发扬，也让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者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民间借贷，甚至开始盲目相信民间借贷会为自己企业的发展带来助力，但盲目借贷所带来往往并非仅仅如此。的确，民间借贷能快速满足企业的融资需要，但当企业不能认清其存在的问题，而是盲目地认为，只要具备资金，企业就能获得拯救，就能得到发展，这种想法却是极其错误的。当企业通过借贷所获取的资金进行投资生产，而当企业经营盈利不能赶上民间借贷贷款利率所需要支付的利息时，企业的所有生产经营只能是毫无希望，这种高强度负债的企业又能有多少时日的生存期限。

三、促进我国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建议

（一）对民间借贷专门立法

我国当前关于民间借贷的立法现状是立法分散，但却没有针对性。对于当前现实中出现的中小企业对资金的迫切需求，我们当前的体制无法满足，以至中小企业都极力规避法律，因而，我们当前的紧迫任务即是承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并且建立民间借贷相关制度予以规范，让其在法律的框架内实施。但是，民间借贷立法模式我国该如何选择？笔者认为，专门立法更具有可行性，以法律形式颁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让全国各地立法都能更加统一、规范。而在专门立法中，必须对民间借贷的各个问题清楚规范，肯定民间借贷，同时对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主体、利息等各国问题进行规范，以使民间借贷能够朝向规范化发展。

（二）加大对非法集资的打击力度

民间借贷的完善，还需要加大对非法集资的打击力度。非法集资是当前民间借贷最常出现的问题，也是与民间借贷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但二者的关系，却是合法与非法的关系。正常的民间借贷并不会导致非法，但当民间借贷转换成非法集资，那么它就属于非法的范畴了。因而，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必须区分合法与非法的，也只有这一，才能做到重点打击，让民间借贷更加稳定、健康发展。

（三）建立健全民间信用管理法规和制度

民法中的诚信被称为帝王条款，中国道德的标杆诚信也是其中一个，以及现代社会、企业都在强调，可见，诚信对于任何个人，团体，甚至国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信用体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即使现在诸多学者在倡导诚信体系的建设，但是真正建立确实存在太多困难，在此，本文只是希望提出关于民间诚信建设的些许想法。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尤其在当前的社会，对社会信用的越加注重，信用体系的发展也对国家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建立不是单靠制度和教育就足够的，还需要具有信用管理相关的立法，但是，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我国的法律制度，尤其在民商法、经济法领域都在强调诚信，比如违约赔偿，就是为主体的不诚信行为进行的赔偿，但我国在信用管理的立法方面几乎是空白的，我国需要加强在这方面的立法。主要就信用管理的主客体，信用制度等内容进行规范。

（四）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我国民间借贷的主体主要存在于中小企业之间，因而要促进我国民间借贷的规范发展，主要还是要解决当前市场条件下民间对资金需求的供需问题。那么除了对民间借那么对中小企业加大一定的扶持力度就是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进行缓解，是政府重要的一项执政方针，对此，政府应当利用好财政调控措施，改善融资环境，引导正规金融有条件地向中小企业放松贷款发放。

四、结语

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是不可遏制的，也是具有广阔前景的，对于现阶段民间借贷的无序性，以及由此而出现诸如高利贷等不良借贷，在民间资金供需仍然存在诸多不平衡的条件下，若是对民间借贷不加规范，这种非正常借贷也必将获得更快速的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出现各种老板跑路，以及吴英案等类似案例，若是不对民间借贷进行规范，民间借贷的发展更会走向无序，民间借贷的发展反而会更多地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民间借贷的最终规范化必将实现，但规范和研究的过程也必然会存在曲折，但笔者相信，前途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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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民间借贷法律规范范文

关键词 法律规范 民间借贷 银行贷款

作者简介：李松松，山东政法学院2014级法律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民法。

一、民间借贷概述

（一）民间借贷的定义

民间借贷存在于世界各国，但是定义各不相同。主流观点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发生于公民个人之间、公民法人之间、公民和其它组织之间基于金钱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不受国家宏观调控和货币政策的限制，其本质是非正规方式的金融活动。实践中，只要借贷双方意思达成一致借贷关系就会成立，依附于此类关系而产生的抵押、担保等法律关系合法有效。

（二）民间借贷逐渐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我国民间借贷的规模逐渐扩大，在民营经济活跃的江浙一带尤为突出，民间借贷的地位已经超越银行，成为中小企业融资、扩大生产规模的重要渠道。在国家当前大好经济环境的影响下，各地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当银行信贷不能满足企业发展要求时，不得不求助于民间借贷，这就逐步促进了民间借贷的成长。近几年，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国家实施紧缩性财政战略，控制货币发行，减少信贷规模，更是拓宽了民间借贷的途径，部分地区的民间借贷规模甚至可以与正规的金融机构融资不相上下。

（三）民间借贷方式灵活、多样化

过去，民间借贷盛行于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并且资金的流转方式主要通过熟人介绍，多发生于亲朋好友之间，借款也没有正式的借款合同，而是通过口头约定。受这种传统方式的影响，如今很多小额借款都是口头约定，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成立借贷关系。另一种方式就是出具借条，这多发生在借贷主体不熟悉的并且金额比较大的情况下。不论是口头约定还是出具借条都埋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出现财产纠纷，在给司法机关增加裁判难度浪费司法资源的同时，也增加了放贷人损失资金的几率。

二、当下法律之规定

为民间借贷提供良好发展前景的前提是对我国当前法律体系有一个完整、清楚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借贷属于“非法金融”或者“地下金融”，是不收目前法律所保护，这是一种极其荒谬的观点。纵观我国现行法律，没有哪一部法律是为民间借贷而存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方面是法律空白，某些部门法对于都作出了相应规定。

（一）对民间借贷持肯定态度

《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据此，我国公民合法财产不管是在自己控制之下还是借给他人都收到法律保护。《宪法》和《物权法》承认市场经济的主体，包括组织、公民个人都有权力参加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并且获得利益。同时，国家为了防止民间借贷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也对其进行限制使其在合理范围内运作。《合同法》也作出了相应规定规定，承认公民基于意思自治原则所确定的利息，同时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及利率不能违反国家相关法规。最高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也对在民间借贷中约定的利率有明确规定，以央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基准，超过此标准的不予认可。

（二）打击非法行为，保护合法借贷

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等，如果违反法律规定，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同时，对于违反《外汇管理条例》之规定，私自改变结汇资金或者是外汇用途的，由外汇管理机关作出相应的处罚，包括责令限期整改，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金额3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违法金额30%以上等值以下的罚款。《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规定对包括非法发放贷款行为在内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要予以取缔。《贷款通则》第61条也明令禁止非金融企业从事借贷行为。

三、现有法律制度之不足

（一）法律规定不统一

收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用于调解民间借贷过于混乱，在“宜粗不宜细”立法理念的影响下，产生了众多缺乏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的法律条文。在立法数量取得成绩的同时，法律之间的冲突，不协调就产生了。例如，我国《宪法》承认经济主体有运作资金并全部的收益的权利，而被《合同法》、《民法通则》承认的借款行为，依照《贷款通则》和《取缔办法》则可能被当成为非法融资行为被取缔。

（二）缺少专门性立法

我国虽然建立了独特的较完善的法律体制度，但是用于调整民间借贷的专门性法律却没有。《刑法》、《民法》、《担保法》、《合同法》等法律都在自己射程范围内做出相关规定，但是内容较模糊、笼统，不能解决民间借贷中出现的各类问题。除此之外，还有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和上述法律一样，无实质作用。温州地方性法规可谓是走在立法的前列，温州市出台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这是我国目前第一部专门调整民间借贷地方性法规，已经与2014年3月1日正式实施。

（三）立法可操作性不强，判断标准模糊

民间融资行为自古以来就有要明确在怎样的一个范围内进行民间借贷是合法的，把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做严格的区分。当前，法律对于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违法性的界限并没有做明确、详细的规定，这实际上赋予了法官的极大的自由裁量权，这是对法律统一实施的严重破坏，也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造成错案给当事人造成财产损失。 四、完善民间借贷的立法构想

立足于我国的法律体系现状，健全和完善民间借贷可以走以下路子：一是效仿香港制定专门的《民间借贷条例》；二是修改现行法律。

应该根据以营利性为标准划分的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的不同性质，在立法上分类规制。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两个部分。

（一）规范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

1.对于私募股权投资，主要指在我国受到主观部门监管的，向社会公众不特定多数以受益凭证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证券投资基金，主要是指股票和债券，此类途径目的在于扩大金融资本，并不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归入金融资本市场法制运作体系较合理。

2.对于私人钱庄，由于其并不受到银监会的监管，无人监督往往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应当提高此类机构的准入门槛，采取治理和引导相结合的方式。针对那些经过处罚，下达整改建议仍不纠正的机构直接取缔。愿意接受央行和相关机构监管的，则授予其合法地位，承认其效用。

3.对于市面上存在的一些以发放贷款为主要业务的金融企业，在经营范围和权限上与国内商业银行、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信托公司这种可以办理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都应当作出严格的区分，应当做到区别对待，根据性质的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

（二）制定专门法律规制民间借贷

遵循国际惯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高水平发展，不论是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银行占据放贷业务主导地位的同时，政府对专门放贷的行为都持许可态度的同时制定专门性的法律规范。根据我国当前金融市场的实际并结合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规制民间借贷工作重心应当是专门性的放贷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明确双方的市场准入因此，我国也应尽快制定出台我国《放贷人条例》，将商事性借贷纳入规范化轨道，填补现行法律的空白，促进民间借贷的阳光化、规范化、法制化。

（三）修改现行法律

第6篇：民间借贷法律规范范文

民间借贷以其灵活性、手续简易性、高效率性等特点迅速取得优势地位，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第一，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社会上庞大的民间资本，成为闲散资金的一种投资渠道，有利于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个体资本积累加快，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我国的投资渠道并未及时跟进，大量的民间资本因缺乏有效的增值保值渠道而遭到闲置，造成社会资本的浪费，不能为生产和生活创造价值。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是民间资本的投资需求，民间借贷顺应了双方的供需意愿，在波及人数、资金规模上迅速扩张，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要求我们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对于民间借贷也应如此。民间借贷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首先，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金融风险，干扰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国家的信贷利率是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制定的，而民间借贷的利率则可以由借贷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由确定，只要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即为合法。因此，民间借贷的利率远远高于银行的存款利率，大量的民间资本凭着趋利性的本能流出银行体系，涌入民间借贷市场，造成银行资金分流。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对金融的监管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信息依然是通过现场收集和各级金融机构报表汇总分析而来，民间借贷处于“灰色地带”，具有极大的隐蔽性。如此一来，金融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准确性和真实性，无法正确反映目前国民经济运行的现状，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造成一定的干扰，不利于金融秩序的安全与稳定。

第二，民间借贷容易滋生诸多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民间借贷目前在我国并没有统一的法律规范调整，《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也仅仅从民法角度为解决民事纠纷和诉讼对民间借贷进行了简单的概括性规定。现实当中，民间借贷也往往不拘泥于形式，双方鉴于信息对称，大多采取白条或是口头的方式进行，从法律意义上讲缺乏司法保障。一旦债务人丧失个人信用或者缺乏偿还能力，债务纠纷引起的诉讼往往因为举证困难而使得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在个案中，债权人为了收回借贷资金，往往采取超出银行所能采取的合法手段，包括暴力威胁、人身强制等非法行为甚至引发人身伤害等犯罪行为，影响社会治安，成为潜在的社会安全威胁。民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2011年，作为民间资本“晴雨表”之称的温州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民间金融风暴，多家企业因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高利贷，老板选择出逃甚至自杀，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缺乏理性的管理模式的民间借贷领域，法律的规制成为当务之急。2011年10月4日，同志在温州视察时，对民间借贷提出“阳光化、规范化”方向，强调要规范管理、防范风险，促使其健康发展。

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

（一）民间借贷的合法与非法

民间借贷作为受法律保护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具备以下法律特征：第一，借贷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合意。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书面或者口头协议，只要协议内容合法，都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第二，民间借贷合同为实践性合同，只有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合意，合同还不能生效，只有在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才生效。第三，民间借贷的标的物必须是属于个人所有或者拥有支配权的财产，否则不受法律保护。第四，民间借贷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双方当事人对此可以在书面或者口头协议中约定。只有事先在书面或者口头协议中约定有偿的，才能要求还本付息。对于借贷利率，法律规定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四个特征，必须同时具备，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民间借贷都会失去合法性，转为非法。实务中非法民间借贷最典型的形式为高利贷。央行和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利率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就属于高利贷。

（二）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

“非法集资”作为一个法律术语，最早出现在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该解释在对“集资诈骗罪”进行认定时对“非法集资”进行了界定，内容如下：“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了《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非法集资”阐述为：“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券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目前，在刑事领域，非法集资并没有单独统一的罪名，其涉嫌的犯罪主要体现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中。

1．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界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民间借贷通常利用熟人关系建立，并没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2）民间借贷的主体之间一般存在着某种特定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一定的固定性，如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是向社会公开招募资金，借贷双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实质联系，具有不特定性。（3）民间借贷的利率一般比较低，并且在协议中约定明确的还款期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利率一般比较高，通常高于银行几倍甚至几十倍，并且在协议中通常写有存取自由的条款。

2．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罪的界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的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1）携带集资款逃跑的；（2）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3）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4）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者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的。综上所述，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罪的区别表现在：第一，民间借贷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借贷资金的目的，资金主要用于解决目前生产或者生活资金短缺的现状，并且约定在规定时间内还本付息；集资诈骗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意图永久性地占有集资款。第二，合法民间借贷的约定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实务中集资诈骗行为人承诺的利率往往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以高利率吸引资金投入。第三，民间借贷往往涉及范围比较小，发生在熟人社会之中，数额相对较小；集资诈骗涉及人数众多，行为人以敛财为目的，涉案数额动辄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

三、民间借贷的法律责任

我国对民间借贷并没有专门的一部法律予以规制，而是散见于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之中。

（一）民事法律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我国《合同法》第12章将借款合同作为一种有名合同进行了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借贷纠纷的处理进行了具体化、细致化的规定。例如，第1条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利率的4倍（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的不予保护。综上所述，对于民间借贷引起的纠纷，应该以《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为依据，通过债权担保、双方和解、法院调解、诉讼保全以及违约金承担、强制执行等确定双方责任的承担，保证纠纷得以顺利解决，维护社会和谐。

（二）行政法律责任

民间借贷一旦违反了国家金融业的行政管理法规，就会涉嫌非法集资。对于一般的违反金融秩序和金融管理法规的非法集资行为，处以行政罚即可。我国《商业银行法》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规定了非法集资的法律责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第22条规定，设立非法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刑事法律责任

民间借贷若违反国家金融业的行政管理法规，构成非法集资，情节严重的，就会触及《刑法》。目前，非法集资的刑事规制主要体现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中。我国《刑法》对上述两个罪名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刑法》的规定，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对于集资诈骗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四）法律规制现状评析

通过上述法律制度的陈列，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关于民间借贷的立法状况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我国法律体系中对民间借贷的规定还相当零散，缺乏统一的体系，数量也相对较少。因此，在对民间借贷的规制当中，往往是国家政策发挥主导作用，如农村合作基金的产生、发展和废止都是由相关的政策出台主导的。其次，对民间借贷的管制过于严格。目前，除了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由《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明确予以调整之外，现行其他的民间借贷形式法律并没有赋予其合法地位。只有经金融监管机关批准的融资行为才具有合法性，如果未经中央银行等机构批准或者核准，民间借贷可能被视为非法行为。此外，金融机构在监管的过程中并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参照执行，在实践当中，多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进行规制，行为人承担过重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这种严苛的态度，使得民间借贷的主体面临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民间借贷的活力。第三，规制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冲突。例如，《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规定，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又不能证明的，由各地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掌握，但最高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上述情况在整个体系内部普遍存在，严重滞后于民间借贷的发展现状。第四，法律规制之间衔接错位。在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位阶上，我们都是优先考虑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才承担行政责任。例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第22条规定，设立非法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没收非法所得，并处非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从法理角度而言，刑罚作为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应该是最后一道屏障，应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处罚手段。这种刑事制裁优先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行政法律的适用，扩大了刑事制裁的适用范围，违背了刑事制裁的基本原理。此外，行政责任的处罚是以违法所得的有无作为处罚标准，而追诉标准则是综合了各方面的要素，二者在标准上也出现了衔接错位现象。如此种种，都体现出我国对民间借贷规制的不完善，亟待改进。

四、对民间借贷进一步规范的设想

第7篇：民间借贷法律规范范文

关键词：民间借贷；监管体制；规范化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d, features, size and private lending and private lending relationship, to explain the advantages of private lending; then analyzes the issue of private lending in-depth,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the increase of the current private lending cases; from a professional point of view to analyzes actual cases of individual private lending; actual cases bring to the inspiration of how to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ivate lending countermeasures.Key words: private lending; the regulatory regime; standardized

中图分类号：F832.4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3-0020-02

民间借贷是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包括其他组织）之间，一方将一定数量的金钱出借给另一方，借款人到期返还借款并按约支付利息的民事行为。具体来说，民间借贷是指公民、法人未通过银行或金融机构，而是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要求借贷的主体合格，借贷合同的条款、借贷合同的担保符合合同法、担保法的法律规定，且借款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即可认定有效，而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民间借贷分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和公民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

1民间借贷的优势及现状

民间借贷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民间借贷是民间资本的一种投资渠道，是民间融资的一种途径。自2003年以来，国家逐步放开了民间小额信贷的限制，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国务院曾《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则被称为“非公有经济新36条”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打开了登堂之门[1]。

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相比，民间金融有其自身特点和优势，如信息搜集和加工成本低，手续便捷、方式灵活、交易成本低，灵活的贷款催收方式和特殊的风险控制机制等可以说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特别是缓解了一些中小企业和“三农”的资金困难，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有利于形成多层次信贷市场，是满足各类市场主体融资需求的一个补充渠道。

目前，全国许多经济开放城市中，民间借贷已经十分常见。民间借贷为政府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活跃了地方经济，其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腾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间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不容忽视，根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的研究测算，2003年中国民间借贷的规模有7000多亿元，其绝对规模占同期银行信贷绝对规模的比重重大30%左右。特别是在沿海地区，比如，温州市的民间资金规模超过4000亿元，浙江省的民间规模超过了千亿元，由此可见民间借贷数额之大，比重之高，繁荣之况。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由于出借人对利益的渴望，以及借用人对资金的需求，如今的民间借贷有一部分正游走于高利贷的边缘，例如东莞民间借贷月息为2%-4%，后半段完全超过了国家的标准，无疑属于高利贷，更应该注意到的，这仅仅是表面上的数字，由于民间借贷市场远非价格统一的市场，个子市场的利率价格差距很大，已经打破了法律的底线。

因此，在看到民间借贷优势之余，也要注意到当前的部分民间借贷正处于金融市场的灰色地带，如果再无严格监管，恐怕将扰乱金融活动的正常秩序，发展成严重的经济犯罪。

2民间借贷案件增多的原因

国家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使得公民手中的财富越积越多。近年来，公民的投资意识增强，纷纷走进房地产与股票市场等，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受国家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整，股票市场被内幕等不正当的交易笼罩，这种投资不仅没了收益，甚至还会血本无归，人们逐渐把目光转移到了民间借贷。民间借贷案件得以迅猛增多。

2.1公民法律意识淡薄，民间借贷担保手续不完备

许多公民法律意识淡薄，不知法、不懂法，对《担保法》、《物权法、《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缺乏了解。具体体现在办理抵押物登记时没有到房管、交通等相关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错以为持有借款人提供的产权证照就可控制住抵押物。法律意识的淡薄加大了借贷行为的风险系数。

2.2市场经营存在风险，借贷人风险意识不强

公民风险意识淡薄，随意签字担保，对相关法律法规也不了解。一些借款人经营失败，经营风险转嫁到出借人身上，无法归还借款，更不用说高昂的利息。还有一些不法之徒，利用出借人盲目逐利的心理，用花言巧语骗取信任，或伪造产权证照提供假担保，诈骗钱财。

2.3银监部门监管薄弱，民间借贷市场缺乏管理

目前银监部门对民间借贷管理不力，出现了许多专门从事民间借贷民间活动的公司或机构，这些公司的实质为向民间借贷提供中介服务，并收取相关费用。对于此类民间借贷中介行为尚无明确法律法规进行规制，除此之外，由于任何个人、企业及社会组织都可以充当民间借贷中介，导致民间借贷中介服务机构逐渐增多。但由于从业公司、人员良莠不齐，缺乏相关专业知识、经验，更加大了民间借贷市场的风险。

3民间借贷的实际案例及分析[2]

2006年5月，陈某在中输了钱，向舒某借钱，当时口头约定按5%的日利率计算利息，即10000元一天的利息是500元。第一次舒某借给陈某10000元，扣除当天利息，实际只给了陈某9500元；半小时后陈某将9500元输掉了；舒某又借给陈某10000元，同样只给了他9500元，一会陈某又将这9500元输掉了；陈某又提出借钱，舒某接了8000元给陈某后就离开了。是个十多天后，舒某、陈某同坐一辆车去一堵场，路上舒某借给陈某10000元 ，扣除当天的利息实际上给陈某9500元，借钱时陈某均未出具借据。到2006年6月6日陈某没钱归还，便出具了一份38000元的借据给陈某，后舒某向陈某多次催收未获，故诉至法院。

涉赌债务可以结合涉赌债务中当事人主体以及相互之间的行为不同分为多种情况，此案例属于过程中参与的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直接用于的债务。或者是先赌后借，一般是在过程中，因输赢没有实际支付，而采取欠条方式确认的债务，或是先借后赌，是指过程中，一方向另一方先有借贷关系后发生行为。对于这种情况，借款用于支付赌债，用途不合法，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当属无效民事行为，均应认定为赌债，赌债自始不产生债的效力，法律不予保护。本案中原告舒某明知被告而以放高利贷的形式向其提供赌资，目的是获取高额利息，他们之间的借贷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由此产生的借据应属无效。最终。法院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第（5）项和《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1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舒某的诉讼请求。

4规范民间借贷的方法

在对待民间借贷未来发展的问题上，首先,提出了规范发展民间借贷的总体原则:一是合法化、公开化;二是正确区分民间借贷的正面与负面成分,引导规范与打击取缔并重;三是构建有力的民间借贷监管体制;四是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多样化地妥善解决民间借贷出路;五是同步进行相关配套改革。其次,针对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第一,在法律上明确民间借贷的地位,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民间借贷构建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第二,建立规范的监管制度,将民间借贷纳入到规范的金融监管体系中。第三,从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多样化地解决民间借贷出路。第四,同步进行相关配套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3]。

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今天,中国的非公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所需的资本支持有很重要一部分是来源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意识到了规范发展民间借贷的重要性,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提出过应该给予民间借贷应有的地位。尽管现在,国家有关方面对民间借贷进行了法律上的解释和一定程度的规范,但这些法律规章对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其应该如何与正规金融机构良性共存,如何规范其活动,都还没有一个完整和有效的说明。可见,对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急需补充和完善。基于此,可以认为:尽管民间借贷自身存在着很多负面因素,但是鉴于其的存在和发展有合理的原因,以及其对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巨大贡献,首先,应该明确民间借贷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应有的位置;其次,在深刻认识其积极效应的基础之上,建立良好的机制,规范民间借贷的发展,将其引上一个健康的发展轨道;最后,积极探索民间借贷的出路,充分发挥其有利一面,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5结论

民间借贷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民间借贷游离于官方金融体制之外,长期以来,得不到官方部门的重视,加上民间借贷具有自发性,缺乏外部约束,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等事故,往往会引发连锁不良反应,严重时会危害社会安定,因而具有很大风险,是官方重点的管制对象。但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确实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民营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对农户的生产经营等民间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国家必须深刻认识民间借贷的双刃性,以法律形式明确其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应有的地位,引导和规范发展其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方面,消除其负面影响,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邓宇,蔡康.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扶持民间借贷发展迅速.海口晚报,2011,8.

第8篇：民间借贷法律规范范文

内容提要: 解决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基本出路在于通过法律创新形成制度激励，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民间借贷立法应当采用自然演进与建构相结合、一般规范与分类规范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重点借鉴美国、英国、香港地区及我国古代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情况，应当尽快修改相关法律并制定专门性法律文件。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只对那些以营利为目的且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商事借贷行为进行规范，重点是对主体准入、放贷利率、经营区域、放贷人的资金来源等加以规范。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从资本穷国变为资本大国，民间借贷规模和影响迅速扩大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10 年 5 月国务院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201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都明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保护民间资本所有者的正当权利，引导民间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尝试从立法的角度探讨相关争议，为民间借贷立法提供理论上的分析和对策性建议。

    一、关于民间借贷规制的路径和模式

    有关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虽然讨论了很多年，但有两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一是哪些民间借贷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如何确定; 二是应当由哪些法律规制民间借贷，以及是否应当制定统一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前一个问题的核心是法律上如何确定规制民间借贷的范围，后一个问题的核心则是如何选择民间借贷的立法路径和模式。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决定了民间借贷立法的基本思路、目标和体系。

    (一)选择重点规制的路径

    是否应当制定一个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件以及如何建立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议，立法上始终摇摆不定。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在于恰当区分民间借贷的种类和性质，再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种类及特点选择相应的立法策略和规制路径。从法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放贷人让渡一定时间的资金使用权，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行为。也有学说认为货币一旦交付就转移了所有权转移，即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1]理论上对民间借贷的划分有多种方法，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民事行为。但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具有了商事行为的性质。如果某一自然人、法人( 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有专门法律规定不在此讨论) 或非法人组织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时，则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这种多重性不仅决定了相关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成为选择规制路径的基本依据。

    从金融制度变迁规律看，我国民间借贷目前处于从市场化显性信用阶段向规范化合法信用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民间信用形式都能够或适合纳入法律体系加以规制，一些地区的小规模民间借贷组织更适合以民间形式存在，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融资需要。[2]从立法设计的角度看，对于民间借贷行为，建立全面规制的法律体系不但比较困难，也没有多大必要，世界范围内的这种立法范例迄今极为少见。因此，规制民间借贷的立法不宜选择全面规制的路径，而应当采取重点规制的路径，即只需要在多样的民间借贷中确定某些重要的方面加以规制即可。根据这样的思路，规范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应当是一般性规制与专门性规制相结合的多层次立法体系。在多层次的立法体系下，根据借贷行为、借贷主体及借贷目的等不同因素，采用由普通法律、相关主体法律及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律进行分别规制的模式。根据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和法制现状，规范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制那些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所进行的商事性借贷，主要包括对借贷主体的准入、借贷利率、借贷地域等加以规范。对于一般性的民间借贷即那些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因其通常只涉及借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不会对其它人的利益产生影响，由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加以规范即可，无需引入过多的国家干预，也不需要再制定专门的法律加以规定。

    (二)采用分类规制的模式

    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 ( 1) 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3]( 2) 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 ( 3) 对地下银行( 私人钱庄) ，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 ( 4) 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上述四种民间借贷因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宜规定这些主体的借贷行为。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 1) 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行为; ( 2) 相关主体法，规范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 ( 3) 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本文所讨论的民间借贷立法问题主要是针对第三个部分。

    在民间借贷立法中，以营利性为标准将民间借贷划分为民事性民间借贷和商事性民间借贷，是设计和检讨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科学性的重要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对于民事意义上的民间借贷，无论其是否有偿，在不违反四倍基准利率限制的条件下，都予以保护。对于具有商事性质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归入非法金融行为( 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 。由此观之，我国现行法律排斥和压制的是未经批准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无论放贷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只有取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获得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合法主体资格。总体上讲，我们赞成现行法律对民间借贷的这一限制，因为借贷是银行业中最为核心的业务，对于金融体系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稳定有直接影响。截至 2010 年 11 月，银行总资产超过 92 万亿，[4]占整个金融业资产 90%以上。银行业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贷款业务，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各国都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准入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此外，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国有企业在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借贷业务的任意民间化、商事化、扩大化存在冲突。因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解除金融抑制无疑是民间借贷立法的方向，但确定适当的法律限制仍然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

    在区别民事性民间借贷与商事性民间借贷时还应当注意，有偿与营利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仅因有偿而认定为营利性行为，后者需具备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民事主体偶尔从事营利活动，不属于商事行为。美国纽约州的《放债人法》第 340 条明确规定，个人或企业偶尔在该州发放贷款不需要遵守该法“禁止无牌照经营”的规定。实践中，民间借贷日益趋向专业化，某些民事主体反复涉诉，以民事性民间借贷的形式规避监管，实际上是在从事《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法律上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制，应是民间借贷立法也必须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二、关于民间借贷主体的规制

    既然不宜对民间借贷进行全面规制，那么，应当对哪些主体的借贷行为加以规制呢? 同样是理论与实践中争议的焦点，也是立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难点。关于这一问题，以下两点最为关键。

    (一)建立商事性借贷主体准入制度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涉及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在法律层面，《民法通则》第90 条确立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但没有涉及民间借贷的主体问题。《合同法》第 12 章规定了借款合同的一般问题，第 210 条和 211 条分别规定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时间及借款利率。在行政法规层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规定: 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 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 2) 非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 3) 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 4) 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它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在行政规章层面，《贷款通则》第 61 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21 条、122 条、123 条、125 条分别涉及“公民之间的借贷”、“公民之间生产经营性借贷的利率”、“公民之间的无息借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 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 ( 1)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 ( 2) 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 ( 3) 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 ( 4) 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2008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借款合同纠纷按照借贷主体类型划分为四种: ( 1)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 2) 同业拆借纠纷; ( 3) 企业借贷纠纷; ( 4) 民间借贷纠纷。2010 年11 月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解释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罪的适用问题。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合法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之间的普通民事行为性质的借贷为法律所允许，但企业之间和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则一直受到法律的排斥。从民间借贷的作用及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商事性民间借贷能够有效地克服国家信用的诸多弊端，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应当获得法律的肯定。[5]从我国的现实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网点分布不均，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不少居民难以享受最起码的金融服务。据银监会统计，截至 2009 年 6 月末，全国仍有 2945 个乡镇没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分布在 27 个省( 区、市) ，西部地区 2367 个，中部地区 287 个，东部地区 291 个。其中有 708 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服务，占金融机构空白乡镇总数的 24%，分布在 20 个省( 区、市) 。[6] 另一方面，现有的正规金融机构没有能力完全消化整个社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三农”融资难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商业性的民间借贷在农村借贷中占有 20%以上的份额。[7]从国际范围内看，信贷机构是一个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完全靠正规金融机构、大银行难以覆盖全部融资需求，而且风险也过于集中。美国、英国、爱尔兰、南非、香港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体系，从制度上促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推进民间信用体系建设也应该成为我国现阶段金融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8]

    为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04 年以来的中央七个“一号文件”都涉及“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的问题。2008 年 5 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鼓励和指导各省积极开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意见》的出台是我国民间金融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为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发展提供了契机。2007 年 10 月人民银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 代拟稿) 》( 以下简称《条例》) 报送国务院法制办，2009 年列入国务院法制办的二档立法计划。《条例》在市场准入方面允许符合条件的个人注册后从事放贷业务，并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都可开办借贷业务。2010 年人民银行向国务院法制办报送的《贷款通则》修订稿扩大了借贷主体的范围，对于未经批准设立为放款人的非金融企业和个人，允许在限制总额、笔数和利息收入的前提下从事放贷行为，进一步放松了对民间借贷主体准入的管制。

    综合《意见》和《条例》的有关规定及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完善对商业性放贷人准入的规范:

    一是通过确定注册资金的方式限定主体范围。由于放贷人“只贷不存”，作为经营货币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注册资本应当高于我国《公司法》对于普通公司的一般规定。《意见》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500 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类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000万元，我们认为是合适的，高门槛可以过滤一些不合资格的放贷人进入这种风险行业，也为整个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提供了屏障。尽管美国一些州对金融公司的准入资本门槛并不高，[9]如美国加州成立一般的金融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 2． 5 万美元，但美国的市场体制和市场约束机制都比较成熟，这些公司必须接受更多的市场约束，日后才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融入资金放贷。当前，我国的市场制度尚不完善，通过注册资金适当限制民间借贷市场的准入范围是非常必要的。考虑到自然人在民间借贷领域的传统地位，参考有关国家立法现状，自然人作为放贷主体资格应当通过申请注册予以确定。自然人依法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可以不设资本金要求，但在考虑自然人作为民间借贷主体的准入资格时，应当同时考虑其退出机制及个人破产制度，并作为配套制度应早日纳入立法议程。如果缺乏个人破产制度，自然人作为民间商事性借贷的主体则无法切实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影响民间借贷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是通过申请人资格审查方式限定主体范围。放贷人资格的审查应当重视对申请人和主要股东、高管人员的“软信息”审查。与一般工商企业不同，民间放贷行业极易与犯罪联系，如雇佣黑社会性质组织收债、洗钱、发放高利贷、强迫欺诈交易等等，因此必须在准入门槛上警惕那些不适格的主体( 如有犯罪前科的申请者) 进入民间借贷市场。在美国纽约州申请放贷人牌照需经历严格而复杂的“背景审查”程序，为此需要提交的资料多达 11 项，包括信贷历史记录、过去十年的民事诉讼和破产诉讼记录、犯罪记录( 包括重罪、轻罪和违规) 、教育经历、从业经历等等。此外，合伙人、股东、高管、董事等还需要通过提交指纹程序，审查有无犯罪记录。在我国香港地区申请放债人牌照，首先由警方调查申请人有没有黑社会背景，证实“身家清白”后才交法庭审理，但亦非由法官一人决定，而是由两名市民协同审查，经三人一致通过后才能发放牌照。我国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应当重点规定这方面的程度和条件。

    (二)放松对企业之间借贷的管制

    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一直颇受关注，依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贷款通则》的规定，此种借贷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6 年下发的《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中规定: “企业借贷合同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中国证监会、国资委 2003 年 8 月联合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禁止上市公司有偿或无偿地拆借资金给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将企业间的借贷或变相借贷合同确认为无效合同。在具体适用法律上，有的法院适用《合同法》第 52 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有的法院则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 58 条第一款第五项之规定，以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益为理由确认合同无效。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不同意见，从合同法、公司法等角度认为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应予认可。[10]

    从性质来看，企业之间借贷的性质比较特殊，作为放贷人的企业并不是专门从事此项业务的主体，一般只是因与借款企业存在业务往来或者关联关系而发生借贷，借贷行为既超越了民事性民间借贷的范畴，但又不完全属于营业性质的商事民间借贷，而是介入民事性质与商事性质之间。针对这一特征，我们认为立法上应当采取特别规范的方式，既不应像对待民事性民间借贷那样完全放开，也不应像对待商事性民间借贷那样设立准入门槛，而应分类定性，区别对待。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美国纽约州《放债人法》将个人和企业偶尔的借贷行为排除在商事行为之列，不需要申领放债人牌照，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建议我国修改现行法律，放开企业之间的部分借贷，如具有上下游供应商关系、母子公司关系且因生产需要发生的借贷等，应当规定为合法有效的借贷。但是，完全放开企业间的借贷并不可行，也不可取，因为完全放开此类借贷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放弃了银行业资产业务的准入门槛，势必影响金融市场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因此，通过列举的方式放开企业之间部分借贷的同时，仍然应当保留法律对企业之间借贷的一般管制。

    三、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限制

    利率是规范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从目前已有的法律规范看，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与借贷利率水平紧密相关，对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制决定了民间借贷市场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间借贷的保护程度。

    (一)应当设置利率限制

    2004 年 10 月 28 日人民银行公布的《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第 2 条第一项规定，金融机构( 不含城乡信用社) 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贷款利率下浮幅度不变，贷款利率下限仍为基准利率的 0.9 倍。根据这一规定，有人认为既然银行贷款利率没有了上限，民间借贷利率也应该完全放开。实际上，有关借贷利率的讨论由来已久，实际利息理论、货币利息理论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不同的论述。在市场中，利息是资金融通的价格，既然属于价格，必然涉及对价格管制的争议。即使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也一直对此存有重大分歧。主张废除利率控制的学者本杰明( jere-my bentham) 认为，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不应当反对贷款过程中的议价。[11]反对者则认为，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是理想主义的，根本没有现实的基础。[12]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借贷双方的实际地位并不平等，放贷人相对于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借贷双方之间缺乏讨价还价的实力保障，不具有公平交易的现实基础，依靠放贷人之间的竞争来保证借款人承担合理利率的贷款市场还没有形成，如果没有法律的限制，往往产生不公平交易。从历史上看，规范民间借贷利率的法律制度源远流长。唐《杂令》、《明律》卷九《户律》钱债部分第 168 条及《清律》卷九《户律》部分第 147 条都规定了对借贷利率的限制。从文化角度看，民间借贷的利率限制具有很强的社会感召力，国内家喻户晓的歌剧《白毛女》和莎士比亚的不朽名著《威尼斯商人》都揭露了高利贷的危害，甚至《圣经》中也有禁止高利贷的描述[1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高利贷有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和加速社会阶层分化的作用。从政治的角度看，高利贷常常成为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消除高利贷是新社会的标志性事件。

    高利贷在私营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域以及农村地区广泛存在，而且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的利率就越高。有学者通过考察中国 20 世纪 30 年代未以来和美国 19 世纪的民间借贷史，验证了这一结论。[14]2008 年浙江台州的飞跃集团、杭州的南望集团等地方龙头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大量高利率的民间借贷都是导火线。2009 年重庆打黑过程中，警方披露的数据是: 重庆高利贷逾 300 亿元，规模已占到重庆全年财政收入的 1/3 强，黑恶团伙以高得惊人的利息强行放贷，而后通过暴力收债，从中牟取巨额不法收入。[15]2009 年 8 月 11 日《经济参考报》以《宁夏固原民间高利贷盛行》为题披露当地高利贷问题。从众多事实来看，从利率设置上限制民间借贷的资金价格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从国际范围内考察，市场经济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大部分州也都制定了专门的反高利贷法。20 世纪中后期美国在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推行金融自由化，一些人主张取消利率限制，也确实有个别州( 如特拉华州及南达科他州) 这样做了，但美国的次贷危机表明，利率自由化是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已经受到美国学术界、监管部门、立法机构及消费者保护团体的质疑和批评。英国 2006 年修订的《消费信贷法》仍然规定了对最高利率的限制，并授权法院可以对此提供司法救济。向来以贸易自由自居的香港也对民间借贷利率规定了限制。综合来看，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不能盲目地放开民间借贷市场，而应通过立法直接规制民间借贷利率，并设置合理的利率上限。

    (二)合理规定利率上限

    对利率水平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权益，无疑是民间借贷制度中最核心的内容。民间借贷利率与政府对产品的定价不同，相关立法不是干预借贷双方在法律限度内对利率的自由协商权，而是防止放贷人乘人之危或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借款人的正当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借贷意见》) 第 6 条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 包含利率本数) 。”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按期限划分为 5 个档次，这里的同类贷款利率实际上是指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

    在已有的立法先例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规定: 任何人( 不论是否为放债人)以超过年息 60% 的实际利率贷出款项或要约贷出款项，即属犯罪。第 25 条规定: 关于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如其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则为本条的施行，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由此可见，香港地区实际上是规定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违反不同层次的利率限制承担不同性质的法律后果。我国台湾为防止民间借贷中出现重利盘剥，《民法典》第205 条规定: 约定利率超过周年 20% 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之利息，无请求权。

    在美国，对高利贷的规制也非常复杂，主要由各州法律规定。部分州对利率管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的态度，允许借款人和放贷人协商达成任何利率，如特拉华州以及南达科他州，但大部分州仍然制定了限制最高利率的反高利贷法。在限制最高利率的各州立法中，对最高利率的限制通常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 1) 贷款用途; ( 2) 贷款的种类; ( 3) 放贷人的种类; ( 4) 发放用于特定用途的贷款。最高利率通常是一个固定利率，也可能是取决于某些指数的浮动利率，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纽约州的高利贷界限通常为年利率 16%; 华盛顿州高利贷通常的界限为年利率 12%，或者合同签署前一个月联储 26星期国库券初次拍卖报价利率加 4 个点，取两者中较高者; 密西西比州高利贷界限为年利率 10%，或者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5000 美元以上的商业贷款不受高利贷限制; 阿肯色州非消费性贷款的高利贷界限为联邦储备利率加 5 个点，对于消费信贷高利贷通常界限为年利率 17%。[16]虽然美国的国会一般情况下不会介入利率限制，但也有例外，如针对发薪日贷款，[17]2006 年 10 月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了法律，规定向军人及其抚养人员发放的消费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 36%。[18]

    利率本质上是利润率的一部分，因此，利率上限的确定在立法上有很强的技术性，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性资本和消费性资金的收益率，还需要考虑包括投资回报本身的风险性、契约执行的情况等因素，因此，有学者不赞成规定一个确定的利率限制。[19]对于高利贷的标准，如果规定得过高，则达不到公平保护借款人的目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后，贷款的偿还客观上存在信用风险。过高的利率也可能诱发道德风险，有的借款人为偿还贷款可能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违法暴利行为。另一方面，如果对高利贷的标准规定得过低，可能会出现两个结果: 一是借款人在市场上得不到足够的信贷，信贷供给出现短缺; 二是民间借贷从地上转向地下，为补偿法律风险的成本，实际利率可能进一步走高。从现实经验来看，出现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我国广泛存在的地下钱庄就是很好的例子。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利率限定为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的 4 倍，根据人民银行确定的一年期利率，4 倍限额大约在 21 －25%之间，折算成民间利率大约接近 2 －3 分。随着人民银行对利率的上调，4 倍限额也可能会达到30%左右。根据我国民间借贷的实际情况，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2 分至5 分之间，生产性借贷超过 3 分就属于比较高的利率了。如果是隔夜拆借或者几天内的拆借，其利率折算成月利率就会显著高于上述水平。当然，地区、季节、货币政策及法定基准利率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民间借贷的具体利率产生影响。例如 2008 年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各地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另外，通货膨胀对利率的走势也有重要影响。因此，上述因素都应在确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时予以考虑。

    (三)完善高利贷法律责任制度

    高利贷行为的危害性很大，从微观角度看，扰乱公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导致借款人陷入债务深渊而无法自拔，收债过程往往伴随着恐吓、欺诈、暴力等非法行为，容易滋生犯罪; 从宏观角度看，扰乱了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安全、社会稳定及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美国次级贷款产品中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虽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利贷，但足以证明利率过高会对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造成危害。尽管高利贷有着诸多危害性，但从最高人民法院《借贷意见》第 6 条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来看，现行法律对发放高利贷当事人不具有真正的惩罚性。在司法实践中，对发放高利贷基本上是听之任之，仅仅不保护其 4 倍以外的利率。这样一来，高利贷发放者的违法成本几乎为零，可以任意约定高利率，其后果最多是超过的部分不予保护。尽管进入司法程序的民间借贷案件近年来大幅增加，但是与实际发生的民间借贷包括高利贷相比，仍然很少。也就是说，不少高利贷合同实际上由借款人履行了，借款人的合法利益并没有通过司法程序获得应有的保护。

    另一个现象也应引起关注，在实践中，多数民间放贷人为规避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规定，采取各种方式、手段掩盖高额利息，从而使借贷利率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如预先将利息在本金中扣除，即借款人实际获得的借款低于借条中的本金( 差额部分为利息) ，这样使得借款人在诉讼中处于了非常不利的地位，很难证明高利贷的存在。此外，由于银行贷款政策“嫌贫爱富”和中小企业融资需求不断增长，加之民间资金充裕，催生出民间融资市场的职业化，出现了一些职业的贷款人和中介人。这些职业贷款人和中介人往往与当地的黑社会、准黑社会往来密切，依靠其背后力量威胁、恐吓借款人，阻止其通过司法途径维护权益。

    从美国和香港的经验来看，利用刑事手段打击高利贷是其共同的立法选择。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设定了两个高利贷界限，对于不同层次的高利贷规定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违反该条例第 24 条( 年息 60%的实际利率) ，即属犯罪，任何贷款的还款协议或关于任何贷款利息的付息协议，以及就该协议或贷款而提供的保证，不得予以强制执行。此外，任何人犯本条所订罪行 ( a) 一经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 万及监禁 2 年; ( b) 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 500 万及监禁 10 年( 由 1994年第 82 号第 33 条修订) 。相比较 1994 年之前的文本，修订后的条例大幅提高第 24 条所规定的最高惩罚限度，由最高“监禁两年和罚款 10 万元”增至最高“监禁 10 年和罚款 500 万元”。2001 年至 2005 年期间，香港根据《放债人条例》第 24 条就高利贷提出检控的个案数目分别为 26 件、18 件、1 件、28 件及10 件。违反该条例第 25 条规定( 即所订的实际利率超逾年息 48% ) ，单凭该事实即可推定该宗交易属敲诈性。在香港禁止高利率放债的双层法律规制架构中，把利率管制水平分别定为年利率 60% 和48% ，是参考香港当时良好的商业惯例和其它司法管辖区( 例如英国) 的法例而决定的。香港特区政府认为从执法的角度而言，第 24 条大体上可有效遏止在香港进行的高利贷活动。[20]

    在美国，国会认为其根据《宪法》第一章第八节“州际贸易条款”有权监管私人交易中的利率问题，但美国国会并没有划定高利贷的具体范围，而是通过《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界定了“非法债务”的概念，规定以超过当地两倍高利贷界限的利率放贷并且试图收取该“非法债务”构成联邦重罪。[21]在各州层面，违反州高利贷法的法律后果通常具有惩罚性，即处罚金额超过所收取的利率与高利贷之差。具体的处罚各州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是通常都包括罚没已收取的利率或者按利息的倍数罚款。在某些情况下，高利贷还会导致整个贷款合同不得执行、放贷人承担刑事责任等。

    民间借贷立法可借鉴香港《放债人条例》的立法经验，设置两个利率限制标准，不同程度的违法行为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建立梯级过渡性的双层法律责任制度。这样既可以起到打击和遏制高利贷的作用，也可以避免滥用刑事制裁手段，实现法律责任的梯级过渡。

    首先，参考国外及香港地区的立法经验，考虑目前民间借贷的实际利率水平，设定一个明确的年利率( 如 36%) 作为追究高利贷放贷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超过该限度的放贷属于严重高利贷范畴，应当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其次，保留目前的规定，即民间借贷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贷款利率四倍。超过该界限但尚未达到严重高利贷年利率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如严重通货膨胀时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不得诉求法院执行该借贷合同及其附属担保合同，通过民事责任遏制此类高利贷。这样规定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人民银行通常会根据宏观经济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及时调整利率水平，其公布的基准利率大致反映了当前资金的价格，4 倍范围内的利率基本上可以补偿民间放贷人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以目前试点的小额贷款公司为例，其经营状况表明，3 倍左右的利率已经基本上覆盖了风险，总体上实现了盈利。在有关小额贷款公司后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也鲜见有关放开利率的呼声，而多集中于贷款的后续资金来源、跨区域经营、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22]20－30% 的利率水平与我们的民间借贷实际利率也基本上相差不多，如果民间借贷能够获得法律的有效保护，其风险水平事实上还会降低。因此，尽管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对民间借贷四倍利率的限制，但我们认为目前有关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是适当的，立法上应当坚持。

    总的来看，利率水平的确定是一个应当能够实现双赢的选择，借款人和放贷人是一个矛盾体，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应当以考虑对方的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的高利率并不可取，不顾草根规则的存在，任意压制民间借贷利率也难以达到从法律上规范民间借贷的目的。同时，立法应当始终固守法律的正义性，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借款人在民间借贷中的弱势地位，以及民间借贷特别是有组织的民间借贷易滋生犯罪的事实，汲取中国古代、美国、香港的立法经验，限制民间借贷的最高利率，维护资金融通的公平秩序。

    四、关于民间借贷区域的限制

    大多数民事性民间借贷并不涉及区域限制问题，而对于具有经营性质的商事性民间借贷，区域限制则成为影响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规模经济与风险集中度的重要因素。在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过程中，参与试点的公司希望扩大经营的地域范围，一些地方政府将允许跨区域经营作为对贷款公司的奖励。[23]也有省份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24]

    (一)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优势功能

    不少文献认为民间借贷源自于金融抑制。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使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通过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民间借贷由此而产生。[25]但民间借贷在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也非常发达，而且这些国家都有专门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非吸收存款类金融公司种类包括消费金融公司、商业金融公司和销售金融公司( 也叫承兑公司) 。据美联储的统计资料，截止 2010 年初，美国国内金融公司应收帐款余额为 14194 亿美元，资产总额为 19368 亿美元。[26]由此可以看出，金融压抑并不是民间借贷存在的根本原因。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教授 clivebell 等人在 20 世纪末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条件。由于正规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供给的不足，因此对金融产品的超额需求便“溢出”到民间借贷市场，这从需求方面解释了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同时，在现有条件下，民间借贷在信息、担保、交易成本等各个方面均具有正规金融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有能力供给部分金融产品以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造成的缺口，这就从供给方面解释了非正规金融的产生。[27]

    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民间借贷具有“人格化金融”的特点，以“熟人关系”作为交易及契约执行的基础[28]，能够凭借各种人缘、地缘关系更有效地收集中小企业的“软信息”，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优势正是其广泛存在的根本性原因，而金融抑制不过是一个强化因素。[29]以浙江某商业银行小额贷款营销的成功经验为例，归纳其做法可以发现，利用地域及信息优势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经营者认为本土化的客户经理非常关键，他们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的优势，凭借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客户熟人等关系，从侧面对小企业主的家庭历史、道德品质、经营状况等信息深入了解，从而摆脱了对财务报表的过分依赖，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已累计向四万余家小企业发放了超过 800 亿元的贷款，不良贷款率仅为 0．7% ( 2010 年初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80%，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30%，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2．76%) 。[30]在对贷款的监督过程中，民间借贷的信息优势有利于贷款人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贷款按时足额归还的可能性。

    除信息优势外，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优势也是其得以存在的重要条件。民间借贷经营者的监管负担较轻，组织机构本身小巧灵活，业务的技术性并不强，操作简便，对参与者的素质要求不高，合同的内容简单而实用，契约执行也往往通过民间习惯得以实现，避免了通过正规法律途径进行诉讼所需的高昂费用和时间成本。

    民间借贷的上述两大优势功能与其经营的地域范围有着密切的关系。具体讲，民间借贷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具有信息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一旦超越一定的范围，离开了“熟人社会”的依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会凸现出来，放贷人的风险也将骤然上升，其优势功能就会因此而丧失。

    (二)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又称“规模利益”，指在一定科技水平下生产能力的扩大使长期平均成本下降的趋势，即长期费用曲线呈下降趋势。上述定义具有普遍性，银行业规模经济便由此而来。民间借贷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较小，尽管近几年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的总金额和单笔金额越来越大，纠纷涉案标的额成倍增长，但与商业银行动辄千万甚至上亿的单一客户贷款规模显然无法比拟。虽然在同等条件下民间借贷比正规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更低，但就其自身经营规模来看，民间借贷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无论是贷前调查还是贷后追踪，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民间信贷机构如果没有规模效应，就很难持续发展。

    本质上看，限制跨区域经营的确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金融抑制，不仅民间借贷存在这样的问题，银行业机构也遭遇过同样的难题。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美国对银行业同样实施严格的地域限制，《麦克法登法》( mcfadden act) 禁止银行跨州经营，银行和储贷协会只能在一个州开设分支机构。直到 199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里格—尼尔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支机构效率法》，才基本上扫除了银行在跨州扩张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限制。美国众议院在审议该法案的报告中指出: 消除这些限制，将会带来大量的好处: (1) 使银行有机会进行更有效的建构，剔除重复性的职能，并降低费用; (2) 可以推动建立更安全和更稳健的银行体系; (3) 可以给客户提供更大的方便; (4) 通过使金融机构能够进入目前没有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有利于促进信贷市场的竞争。[31]

    美国众议院放开银行业跨州经营的上述理由同样可以适用于放开民间借贷的地域限制，如增加竞争、降低费用、便利兼并等，这些理由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规模经济的要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长期费用曲线的下降不是无限的，现实中也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规模不经济则是指公司因规模扩大而导致公司利润率降低的情况。也就是说，在规模经济与不经济之间存在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内，呈现规模经济，反之，则为规模不经济。有研究发现，银行的资产从 10 亿美元增加到 100 亿美元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但从 100 亿美元增加到 1000 亿美元时则几乎很少能获得这种规模经济。[32]民间借贷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因其具有自发性、民间性等特点，在一定范围内，规模越大业务量就越大，相应单位成本费用通过分摊会减少，信誉的外溢效应也较为明显。但是超越特定的地域范围后，其规模优势可能因其比较优势的丧失而呈现迅速下降趋势。尤其当其规模超越其管理能力时，规模越大可能效率越低。

    (三)区域限制与民间借贷的风险集中度

    我国商业银行贷款的集中度风险相对比较高，对中小银行而言，主要表现为客户集中度风险和区域集中度风险。为了降低这种风险，银监会于 2006 年和 2009 年分别颁布了《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 试行) 》，放松了银行跨区域经营的限制，不再对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设立分行和支行规定统一的营运资金限制，由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根据业务发展和资本管理需要统筹调节及配置。规定出台后，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多家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开设分支机构的申请被批准。

    民间借贷与银行的信贷业务在某些方面并无二致，民间放贷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区域也会面临如同银行贷款集中的风险。经营范围界定在一个县( 区) 的贷款人，其业务必然与当地中小企业的经营紧密相关，一旦当地中小企业面临市场冲击( 如浙江绍兴的纺织业) ，贷款风险就会急剧上升，从而威胁到放贷人的可持续经营。从现有的经验看，这种风险特别容易集中在沿海一些出口导向型地区以及内地的资源富集型地区。从规避风险集中的角度来看，跨区域经营又是必要的，但也同样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否则，民间借贷机构因地域扩大而丧失地缘信息优势又会使其风险从另一个方面凸现出来。因此，民间借贷的专门立法必须恰当处理好这一对矛盾。

    (四)按照审慎监管原则规定民间借贷的区域限制

    结合上述三个因素的考虑，笔者认为，完全禁止民间借贷机构跨区域经营不利于其可持续经营，完全放开区域限制会诱发风险。考虑到民间借贷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地缘信息优势，民间借贷经营地域的拓展不宜过于匆忙，应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比照《商业银行法》第 19 条、20 条、21 条、22 条的有关规定，适当规定跨区域经营机构的营运资金、管理人员等要求。同时，为体现审慎经营与监管的要求，相关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跨地域经营的一些约束条件，如规定民间借贷主体在开业经营的三年内无重大违规、连续盈利等，保障民间借贷稳定与可持续的发展，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五、关于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限制

    对于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问题，以前理论界讨论得较少，但随着民间借贷制度化试点(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 的推进，这个问题显得颇具实务性，并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禁止吸收公众存款是民间借贷资金来源的“红线”，不容越过，否则就等于放弃了对银行类机构的监管，难免危及金融安全。在坚守这个红线的前提下，应当创新民间借贷资金来源制度，促进民间借贷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高金融市场的整体效率。

    (一)建立商业性民间借贷经营者负债融资制度

    虽然民间借贷不能通过吸收公众存款的渠道扩大放贷资金来源，但是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必须通过适度负债融资才能保障持续经营。

    首先，如果仅仅允许其使用资本金放贷，意味着其财务资源的严重浪费。在金融资产的经营中，杠杆率高低与经营效率和安全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华尔街五大投行的杠杆率高达 30倍左右，意味着他们的资产价值只要出现 3．33% 左右的下降，理论上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机构正在经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但是绝对禁止金融机构负债同样是不可能的，民间借贷也不例外。负债经营的关键是控制适度的杠杆率，反之则过犹不及。在禁止其负债的情形下杠杆率为零，但势必造成严重的财务资源浪费。一般认为，企业在资产负债率为 50－60% 时仍然可以处于比较稳健的经营状态，银行类机构由于更多地依靠负债获取资金来源，其资产负债率可以更高一点。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为例，截止2010年9 月30 日，工商银行的资产负债率 94.34%，农业银行资产负债率 94.78%。[33]商事性民间借贷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其资产负债率应当高于普通企业。

    其次，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融资渠道，民间融资就可能会转为地下，进而寻找其它途径，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其它非法集资行为，与民间借贷规范化、阳光化的方向背道而驰，监管机构无法掌握民间借贷的资金流向，并导致国家税收流失。

    最后，有限度地放开民间借贷的银行批发资金融资渠道有利于培育商业银行贷款零售商，分散银行信用风险，构建多层次贷款渠道。依赖大客户是银行经营过程中很普遍的现象，容易导致风险过于集中，允许银行将资金批发给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使银行通过信贷配给方式甄别出优质的企业来[34]，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借贷机构作为资金中介，可以发挥其熟悉当地市场、专营小额信贷、监管负担较轻及贷款手续简便等诸多优势，有利于改善贷款的结构。此外，银行作为批发者将资金交由民间借贷经营者发放，民间借贷经营者再将资金分成若干小份，发放给不同的借款人，相对于由银行发给单一客户而言，明显分散了信贷风险。在现实中，无数小额借款人同时违约的概率极小甚至不会存在。因此，通过立法建立民间借贷经营者融资渠道制度，对于分散银行风险及促进商事性民间借贷可持续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二)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

    如何规范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融资渠道，是民间借贷立法中不能忽视的一个要点。

    首先，应当在立法上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民间借贷的界线。《商业银行法》第 81 条及《刑法》第 176 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何谓“公众”、何谓“存款”，认识上存在很大争议。合法的民间借贷在实践中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纠结不清，比较著名的案例如“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反映出我国法律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准确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活跃民间融资以及丰富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具有重要意义。《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 4 条将“公众”界定为“不特定对象”。对于所谓的“不特定对象”，应当结合行为人吸取资金的方式才能恰当确定。[35]实践中，借款人往往从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处募集资金，这些人是否属于“公众”范畴，亟待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8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会议纪要》在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标准上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融入资金的对象是否为不特定对象( 即所谓的公众) 没有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中的充分条件; 第二，企业资金的用途成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要件，为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筹集资金一般不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指的“存款”应该是从资本、货币经营的意义上理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存款”，才能解释清楚民间借贷中的资金来源与银行吸收存款的区别，才能找到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36]相对商业银行法及刑法的规定，浙江省司法部门与公安部门的纪要更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是一种有益的改革尝试。2010 年 11 月 22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这一解释虽然发展了民间借贷制度，但因不属于正式的法律渊源，而且仅仅适用于刑事处罚，没有将筹款用途考虑在内，对民间借贷发展的推动较为有限。因此，建议有关立法及法律适用机构应结合筹款( 融入资金) 目的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对于民间借贷经营者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从事发放贷款、买卖证券、融资租赁等专属金融业务，可以纳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范畴，对于企业确因生产经营需要的借贷应归入合法的民间借贷，避免因打击面过宽而累及合法的民间借贷。

    其次，在商业原则下，应逐步放开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向银行、保险机构融资的渠道。目前有关规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但有两个限定条件: 一是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 50%; 二是不能从两个以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由于小额贷款公司尚处于试点阶段，对于其风险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积累，因此暂时开了一个小口子，尽可能按照谨慎原则操作。在积累一定经验后，建议可以逐步放开民间借贷经营者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融资率上限，为民间借贷提高融入资金的来源。

    再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于专门或主要服务“三农”的民间借贷经营者，应当适当给予政策性金融资金支持。民间借贷经营者中的一部分是面向“三农”、微型企业、下岗职工等金融弱势群体的。如目前试点中的小额贷款公司，当前经营的大部分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主动撤离和不愿介入的领域。这些领域利润小且风险大，如美国、泰国的法律要求存款类机构对弱势群体进行放贷、投资、服务，监管机构负责对此进行考核。我国目前还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或者强制性规定，新《公司法》第 5 条在肯定公司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同时，强调了公司的社会责任，但这个条款缺乏操作性，难以落实。虽然我国有政策性银行，但从实际效果看，对“三农”的支持与社会的期待有很大差距。为拓宽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改进政策性金融的运行方式，可以考虑在政策性金融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包括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募集的资金、人民银行的支农再贷款或者其他财政扶持资金等，借给那些从事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机构使用。这一立法举措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意义，即为政策性金融领域引入了适度的竞争机制，有利于提高政策性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是一举两得的制度安排。

    最后，前瞻性规定商事性民间借贷人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吸收非金融类企业的大额存款、资产证券化等融资渠道。客观地说，我国资本市场并不缺钱，民间资本高达数万亿，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的经验，通过市场融资的方式解决民间借贷经营者的资金来源问题。商事性民间借贷经营者可以通过发行商业票据、股票、债券、资产证券化或资产转让等模式，在资金市场主动融资负债。这样有利于形成多层次的融资市场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金融市场的有效竞争。另外，我国香港地区实行金融牌照分级制，接受存款公司可接受10 万港元或以上、最初存款期最少为 3 个月的存款，存款利息没有最高额限制，但是吸收公众存款则必须获得银行牌照。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保留了对公众存款最严密的监管，而对大额存款的管制相对较松，在我国的民间借贷立法中，这一经验很值得参考。

 

 

 

注释:

[1]参见刘保玉: 《物权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2 －243 页。

[2]参见王曙光: 《经济转型中的金融制度演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78 页。

[3]参见陈向聪: 《中国私募基金立法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40 页。

[4]参见高晨: 《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破 92 万亿》，http: / /paper． people． com． cn/jhsb/html/2011 － 01/10/content_720247． htm? div = －1，2011 年 2 月 11 日访问。

[5]参见前引[2]，第 74 页。

[6]参见银监会: 《三年实现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http: / /news． sohu． com/20091021/n267591626． shtml，2009 年 10 月 23 日访问。

[7]参见韩俊等: 《中国农村金融调查》，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4 页。

[8]参见邹东涛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45 页。

[9]在美国，金融公司( finance company) 是指向个人或企业提供贷款的非银行公司，区别于商业银行、信用社、储贷协会、合作银行以及储蓄银行，与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相似，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第二大商业信贷来源。

[10]参见龙翼飞、杨建文: 《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及责任承担》，载《现代法学》2008 年第 2 期。

[11]see jeremy bentham: defence of usury( 1787) ，http: / / socserv2． mcmaster． ca． / ～ econ / ugcm /3ll3 / bentham / usury．

[12]参见张为华: 《美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24 －125 页。

[13]《旧约•出埃及记》第 22 章第 25 节中说: “如果你借钱给我的人民，就是与你们在一起的穷人，你对待他们不可像放债的人一样，不可在他们身上取利。”

[14]参见陈志武: 《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9 年版，第 102 －110 页。

[15]《重庆打黑挖出黑色产业链 高利贷达财政收入 1/3》，载《经济参考报》2009 年 8 月 24 日头版。

[16]state interest rates ＆ usury limits，http: / / www． lectlaw． com / files / ban02． htm，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7]发薪日贷款是一种短期无担保贷款期限很短，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差异巨大。

[18]the john warner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http: / / www． bankersonline． com / regs / jwnda / jwnda． html，2010 年 2 月 7 日访问。

[19]参见前引[14]，第 101 －102 页。

[20]参见香港立法会十题: 《放债人条例》，2006 年 11 月 22 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何俊仁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的书面答复。http: / /www． fstb． gov． hk/fsb/chinese/ppr/press/doc/pr221106_c． doc，2011 年 3 月 22 日访问。

[21]18 u． s． c． § 1961 ( 6) ( b) ． see generally，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22]参见张建华等: 《中国农村多层次信贷市场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9 －30 页。

[23]《内蒙古自治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实施细则》第 22 条规定，具备一定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跨旗县、盟市设立分支机构。

[24]《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第 25 条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区域经营业务。

[25]参见［美］r． i． 麦金农: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8 － 82 页; 黄达: 《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64 －766 页。

[26]domestic finance companies assets and liabilities，http: / / www． federalreserve． gov / releases / g20 / hist / fc_hist_q． txt．

[27]参见陈蓉: 《我国民间借货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载李昌麒主编: 《经济法论坛( 第四卷) 》，群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5 页。

[28]参见前引[14]，第 120 页。

[29]参见林毅夫、孙希芳: 《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载《经济研究》2005 年第 7 期。

[30]参见前引[22]，第 141 －142 页。

[31]参见［美］布鲁姆等著: 《银行金融服务业务的管制案例与资料》，李杏杏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62 页。

[31]参见史纪良主编: 《银行监管比较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88 页。

[33]参见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2010 年第三季度报告。

[34]参见徐忠、张雪春、沈明高、程恩江: 《中国贫困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5 －256 页。

第9篇：民间借贷法律规范范文

论文关键词 民间借贷 异化 规范途径

一、民间借贷异化的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繁多，民间借贷作为民间资本运作的一种常见方式，是正规金融市场的重要补充，在促进资金融通、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异化”了的民间借贷，却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埋下隐患，极有可能成为压垮部分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5年至2010年6月，我国非法集资类案件超过1万起，涉案金额上千亿元，每年以2千起、集资额200亿元的规模快速增加。据浙江官方披露，2011年1—9月，全省已有228家企业老板跑路，其中，台州以29起位列第4，仅次于温州、嘉兴和金华。以上数据足以说明民间借贷异化现象的日益严重。

二、民间借贷异化的成因

（一）政策因素制约

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资金需求不断增长，受国家采取从紧货币政策的影响，信贷资金趋于紧张，不少急需资金周转的经营者尤其是民营小微企业因金融贷款难，被迫转向民间求贷，民间借贷成为社会融资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小微企业发展的初期，民间借贷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融资瓶颈突出、企业面临困境是一个共性问题，中小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资金紧张的问题。雄厚的民间资本需要寻找投资出路，而民间借贷的高利润正符合资本逐利性的天然特征。

但是目前我国的民间融资形式还不规范，极有可能出现高利贷的情形，而企业一旦走上民间求贷之路以后，很可能越走越偏离企业的经营目的，只能依靠吸收公众存款来维持企业的运转，进而形成恶性循环。

（二）金融服务受限

目前我国的金融信贷体系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中小银行、其他信贷机构所占的比重较小，企业的正规融资途径仅限于上市或者贷款，但是这两者对小微企业来说都比较难以实现，银行对于信贷规模和利率的管制都比较严，在企业发展之初，厂房、设备不值钱，技术也难以成为银行贷款的合格抵押物，所以这种情况下，小微企业不得不转向门槛较低的民间求贷。

（三）民间资金游离

民间投资信息不畅通，投资渠道过窄，使得民间闲散资金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渠道，难以进入产业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滋生和蔓延提供肥沃的土壤。而民间借贷的高回报，也使得民众不顾民间借贷的高风险，带着“钱生钱最快”的心理，将富余资金投入企业融资渠道。

（四）监管举措缺位

有关部门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其相关个人的监管力度不够，使得一些企业游离于监管之外，等到资金链断裂、法定代表人逃逸、企业停工停产的时候才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但是已经错失了最佳的调控时机。

对于民间借贷，也缺乏有效的监管主体和可操作性的规范，一直游离于法律的边缘发展、壮大、异化。

三、民间借贷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尚未对民间借贷进行专门立法，有关的条款散见于《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

（一）允许

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物权法》第65条规定“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收法律保护”、第68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并确认了市场主体具有运用自有资金进行借贷获益的权利；《企业破产法》则将民间借贷视为普通债权，可以在破产清算时参与分配；《民法通则》第90条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合同法》第196—211条承认了具有真实意思表示的民间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并对借条、借款合同从形式和实体两方面进行专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司法解释也对个人和非金融企业作为民间借贷行为主体予以认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的有关文件规定，汽车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金融企业均可作为民间借贷的主体。

（二）引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限制了高利贷行为；《公司法》则限制公司向其高管人员借款；《外汇管理条例》严禁擅自改变结汇资金用途，进入民间借贷领域。

（三）限制

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2条规定“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贷款通则》第21条禁止民间融资活动，第61条禁止非金融企业从事借贷行为，第20条第6项、第71条第6项禁止套取贷款用于借贷谋取非法收入行为。在界定民间借贷行为性质时，《贷款通则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无疑是判断的主要依据。

《刑法》第175条“非法转贷罪”、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也是对民间借贷的禁止性规定。

可见，我国立法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保护民间借贷，但是缺乏专门立法，现有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和简单，且大多属于原则性立法，可操作性较差，使得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规范民间借贷，以致于起诉到法院时出现了查清事实难、法律适用难、案结事了难的“三难”现象。

四、民间借贷的规范途径

民间借贷的旺盛生命力，说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也暴露出相关制度的缺陷。在目前民间借贷已失去理性的热潮时期，直接打压并非治本之策，正如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所言，“处理民间借贷问题也如同治水一样，应该以疏导为主，趋利避害”。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规范：

（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全方位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

2010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民间投资“新36条”指出，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放宽村镇银行或社区银行中法人银行最低出资比例的限制。

2011年11月6日，浙江省政府出台小贷公司新政《关于深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就小额贷款公司准入条件、资金来源渠道、规范管理等方面做了适度放宽调整。浙江省工商局的《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使民间贷款机构在制度上获得合法身份，大量的民间闲散资金有机会提供合法的贷款服务。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9月底，浙江全省已开业的的170家小贷公司共计发放贷款1238.9亿元，同比新增贷款480.1亿元，增幅达63.3%。浙江省金融办信息显示，小贷公司在年内以来较为活跃，其放款方式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大部分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放宽速度从原来的3个工作日缩短到现在的1—2天。有的小贷公司甚至当日受理当日放款，对小微企业的“救急”作用十分明显。

（二）合理引导资金流动，努力开辟民间投资的新渠道

应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多元化，拓宽正规投资渠道，让普通民众有更为可靠的理财方式，有效引导民间投资回归到常规渠道。要引导民间富余资金通过集约化管理的方式，流向初创期企业、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和个人创业的短期资金周转，以及成长型骨干企业的股权、债权投资。在国家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新消费热点的背景下，民间资本在这些领域将大有作为。

各地频发的“跑路”新闻从某种角度反映出当地企业在实现产业升级过程中所面对的迷茫和困惑。政府应从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去合理引导、支持中小企业，切实打造有利于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政策环境，开放更多的垄断管制领域以吸引富余的民间资金，加快落实民间投资“新36条”，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间借贷市场的潜在危机。

当然，有关监管部门要完善市场管理，加强风险预警，确保民间资金的安全和稳步收益，从而增强民众的投资信心。

（三）完善相关法律，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活动

民间借贷作为经济发展中一种必然产生的现象，缺少明确的法律规范是其危机产生的根源，因此应制定相应的法规予以规范和指导。

制定专门法律对民间融资进行规制已成为当前必须的制度选择，央行在2008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应加快我国有关非吸收存款类放贷人的立法进程，适时推出《放贷人条例》，进一步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引导并使其规范发展。

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将民间借贷置于法律的层面进行设计和规范，是政府适当放手民间借贷的举措，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一是合理定位借贷市场的准入门槛，可以考虑将企业借贷主体和个人借贷主体设置不同的准入标准；二是考虑实行灵活利率或者根据贷款数额的大小确定不同的利率，适当增加利率上限的弹性；三是明确放贷人的责任和义务，加强对放贷人的监管；四是健全财务制度和风险控制制度，明确规定市场退出机制。

合理界定合法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间的界限，根据《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便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可在相关规定中明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构成要件，为合法民间借贷扫清法律障碍。同时完善法律，使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四）加强监管措施，加大对违法民间借贷行为的打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