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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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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第1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明;世界;贡献

印刷术让每个中国人都有机会去学习。这些古代经典被大量印刷,在唐朝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买到。这样,平民百姓也能参加科举考试了,于是有了著名的中国式的成功故事,飞黄腾达。多少戏剧、小说,也都曾以此为题材。穷困的书生,日夜灯下苦读,背诵《四书》、《五经》,然后进京考试,后来成了总理,而不是百万富翁。中国发明的火药通过火器给全世界带来了影响;中国的罗盘等为全世界航海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巨大贡献。中国古代文明对人类贡献历史,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酥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1.古典哲学。《四书五经》对中国周边国家如:韩国、日本、朝鲜等影响更大,这些国家都是中国文化圈的成员。启蒙运动中,法国伏尔泰便利用了中国儒家思想,伏尔泰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论、道德伦理、人性观念、社会法则等加以综合研究,建构了一套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新的社会学说。明代王阳明的学说还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2.科技方面。中国古代有代表性的就是四大发明了。火药对于粉碎西方骑士阶层,建立属于资产阶级的政权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传入推动了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指南针对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有决定作用。除此之外,比如九章算术、圆周率对数学的贡献;本草纲目,四诊疗法对医学的完善;地动仪、日月食的观测对天文的贡献。。。。。。。可以说,中国古代科技对世界早期科技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中国是古代世界科技中心。中国的四大发明推动了世界的进步,近代化的开端,新航路的开辟,离不开指南针;思想解放、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而火药又成为砸碎封建城堡的利器,在现代战争中作用很大,就是航天也要用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彻底地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任何占卜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火箭也是中国首先发明的。 英国李约瑟博士在《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书中动情地写道:“中国文献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和发现,考古证据或绘画实物证实中国的发明与发现比欧洲的或照搬采用的发明或发现一般往往领先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二项式系数排列,还是旋转运动与直线运动相互转移的方法,或是第一台时钟中的擒纵装置,或韧性铸铁犁铧,或植物学与土壤学的开创,或皮肤与内脏的关系,或天花痘苗接种的发现――不管你探究哪一项,中国总是一个接一个地居世界第一。”李约瑟著的长达2000万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向世界生动详实地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伟大创造及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与影响。

3.文化方面(狭义的)。中国的文化在明代以前一直是世界领先。中国的城市发展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宋代以前,世界是许多国家学习中国的城市建造。中国中古的开放时代为世界各国培养了许多各方面的人才。在艺术门类内,中国的书法、国画、诗歌独树一帜。中国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系统的形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推动作用。《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四大古典名著以及《聊斋志异》、《金瓶梅》等被译成多国文字,深深地影响着世界文坛。德国文豪歌德在比较中西文学后曾感慨地说:“当中国人已拥有小说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正在树林里生活呢!”中国琴棋书画对世界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中国文化圈内的国家。

4.交通方面。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连接了亚欧,促进了各地的交流。四大发明除火药是元朝军队带去的其它都是经丝绸之路传过去的。

第2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范文

关键词:广汉古蜀国;金属(紫铜)书;古文字;载体

中图分类号: G12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4)02000105

一、前言

在纸张未发明以前,古人们为了要把某一件事情记录下来并传至远方的部落中去,很可能用一种古老的传递信息的方式:打手势、打绳结或图画的形式。但自从文字出现后,打结、画图等信息传递方式就慢慢消失了,人们就想方设法要把文字(它是语言的一种符号)记录下来。例如,竹简是把文字刻在一定长度和宽度的竹片上,再在侧面打孔,然后再一片一片地串起来,我们称之为“卷书”(电影中常见);后来出现了丝绸,人们又把文字写在其上,称为“帛书”,它比“卷书”携带更为方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要写的字数多了,就不可能大量流传开来,只能小范围流动。后来随着纸张的发明,人们可以把文字印在纸上,装订成册,不但字数可以无限扩大,携带更加方便,流传也更为广泛,这就是书籍的功劳。

然而,使人们难以想象到的是:在四川广汉古蜀国那个上古时代,就出现了一页一页用人工制成的紫铜片装订成册的金属书,书的大小与现今16K书相似,古人是用不同规格的凿子或者锥子把古文字打压上去的(因紫铜很软)。这一发现,把中国的书籍史推到了上古时代,我们把此种书称为金属书(Metallic book)。这是四川广汉古蜀国中古文字的又一重要载体,这不但是中国而且在世界考古史上都可能是重大发现。

二、四川广汉古蜀国金属(紫铜)书及其特征描述

(一)文字可能的起源及其载体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人们从儿时起就呀呀学语,但还不会写出文字;后来进入幼儿园之后,才慢慢将呀呀学语的语言文字逐一认出来。所以说,文字是语言的符号。

在古代,人们为了交流,往往开始是用打手势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打手势的方式,就不适用了。人们为了要把打手势的意思保留下来,就只好把它画在山上的岩石上,这就是岩画(Rock picture)产生的原因。有了岩画,大家就逐步对某件事情、事物慢慢产生统一的看法。例如,岩画中的,表示是天上的太阳,“”是表示天上的月亮。“”表示远处的山,等等。但是用自然现象来表达的内容却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事物认知的需要。例如,“我要参加会议” “我去打猎”等的交流;又例如:“衣服的长短,如何剪裁,要统一尺寸”“打制农具”,等等。这样就一定要有统一的度量衡认识,所以就需要有文字作为记录,把事物与日常的交流传播到远方的另外的部落人群中去,进而流传至下一代。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天上的日月星辰、气候变迁、地上的飞禽走兽、花木水草等,就创造出象形文字,后来经过长期的演变,作为符号的文字就顺理成章地出现,至此人们对客观事物或现象就有了统一的认识了。这一过程需要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久才能完成。

现已确知,在四川广汉古蜀国发现了大量的古文字。文字的出现,说明当时古蜀国的文明程度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在民间收藏的藏品中,尽管考古界对这些古文字可能表示怀疑,但却从侧面证明了古蜀国的存在无疑,考古界认为“广汉古蜀国只有青铜器、城池,而无文字”的观点值得商榷。他们认为,他们所见到的只是“巴蜀图语”,不能算是文字。但从民间收藏的器物来看,当时的商业、农业、工业等都十分完善和发达,如若无文字,人们如何进行交流,那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四川广汉古蜀国的古文字载体十分丰富。由于当时没有纸张,所以古人只能将古文字镌刻在玉(石)器 [1]、树皮、龟壳、蛤壳 [2]、甲骨、牛的肋骨、蚌壳、动物牙齿、青铜器、竹简 [2]、玉简、金器、手镯上,等等。总之,凡是可以刻文字的地方人们都刻上了文字,这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都是未曾有过的。后来由于冶金技术的发展,古蜀国人就把古文字用多种规格的钝角凿子或锥子打击在金属(紫铜)片上,这样古文字就被“写”到金属书上了。依现在的冶金技术,紫铜是电解氧化铜获得的;而古代在无电源的条件下,古人是用木炭还原氧化铜而获得的。1954年8月在郑州关外的商代遗址发掘中,就发现了铜渣与木炭末混在一起的证据[3],这就充分证明古人是用还原法来获得纯铜的,因是呈现紫色,故而称之为紫铜(Violet Copper)。紫铜,其实就是人工制成的铜材料,考古界也有称之为红铜(Red copper)。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甘肃皇娘娘遗址中出土了一批铜器(刀,锥,凿等),约20件,经分析Cu含量为99.6%,杂质(Sn, Pb, Sb和Ni)

总之,四川广汉古蜀国的古人早就掌握了冶铜技术,这在世界铜冶金史上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二)金属(紫铜)书及其材料的描述

1.金属(紫铜)书页的描述

目前收集到的金属(紫铜)书页面,经过仔细测量,其长度在19.8cm,宽度为14.6cm~15.1cm,厚度为0.1mm~0.25mm(但厚薄不匀)。书页的左边有两个小孔,孔的直径为0.4cm,孔与孔的间距为7cm,孔与书页的距离由于打孔技术偏差的原因为0.8cm和1.1cm。而这个距离每页都一样,这说明在打孔的时候是系统误差,是在同一时间内用打孔机打成的,否则不会出现如此规则的系统误差(参见图1)。

图1 金属(紫铜)书页的大小和形状

就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小规格书籍而言,其规格(长×宽)是:20.8cm×14.5cm,21.7cm×15.8cm、20cm×13.8cm、18.8cm×13.3cm、20.5cm×13.8cm和22.6cm×17cm,等等。本文报导的金属(紫铜)书,其大小与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小规格书大小十分相似(参见图2、图3)。由此可见,在古蜀国那个时代,其度量衡测量的统一性,已经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不但在金属(紫铜)书上的规格得了统一,而且在玉书上也得到了统一,图4与图5是玉书的形状,其规格(长×宽×厚)是30cm×20cm×1.8cm,孔距为17cm,孔径与书页距离为0.8cm,孔径为0.9cm(上)与0.5cm(下),呈圆锥形孔。这说明金属(紫铜)书的孔是冲压形成的(与现今的冲床打孔一致),而玉书上的孔是用钻孔机钻成的,故是圆锥状。

2.金属(紫铜)书的材料

金属(紫铜)书是用紫铜制成的。紫铜的提炼,如前所述,在现代科技手段中是电解氧化铜(CuO)而获得的;但是在古代,在无电源情况下,古人是用木炭方法将铜矿石经煅烧之后除去硫而获得铜的氧化物,再用木炭还原法而获得金属铜。

我们对金属(紫铜)书的成份进行了测定,测定是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学所进行的,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古蜀国那个时代(伏羲时代),古人就能提炼出如此纯的铜金属,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在现今高科技条件下,用电解法获得工业用于阳极的铜,其铜的纯度是98.4%~99.8%,而古蜀国人所提炼的金属铜几乎超出了今人对金属铜的要求,达到了几乎100%的纯度。

3.次生矿物(Seconday Mineral)分析

铜是个变价元素,它埋在地下数千年之久,由于地下水的水文地球化学条件不同,其表面会形成次生矿物。经初步鉴定,金属(紫铜)书表面有兰铜矿(Azurite)Cu3[CO3](OH)、胆矾(Chalcanthite)CuSO4・5H2O和孔雀石(Malachite)Cu2CO3(OH),等等。

从矿物学可知,矿物学分类中有自元素类矿物(Native element mineral)、金属互化物类矿物(Metallic complex mineral)。紫铜应当是属于人工制造出的自然元素类矿物(严格来说是自然元素类矿物中的单质金属矿物),而青铜器是属于人工制造的金属互化物(Metallic Complex)。但由于这种由人工制造的青铜器,其中金属元素的比例不是按化学中的元素定比定律出现,是无规律的,并且不具矿物学的结构参数,所以不能称之为矿物(Mineral),只能称之为化合物(Complex)。但是,自然界中也有成份中呈固定比例的金属互化物矿物,如Cu2Zn[4],CuZn[5]。这几种金属互化物矿物都具有矿物学结构参数,故而都可以称之为天然金属互化物矿物,并且获得了国际矿物学协会(IMA)认可。所谓青铜,即是Cu(铜)与Zn(锌)的合金,化学上称为黄铜[6],是制造枪弹弹壳的材料。而紫铜相当于现今工业的电解铜,其中铜的含量接近于99.95%。这种电解铜可塑性好,易于加工,耐蚀性较强,现在我们发现的用紫铜做成的金属书(2),每页均可以弯曲起来,易于加工成片状、长条状,且可任意切割成形。

4.金属(紫铜)书上的古文字描述

在金属(紫铜)书上的古文字,其大小均较广汉古蜀国在玉板、竹简、玉简上等发现的古文字要大得多;每个古文字均是用不同规格的硬度较大的合金凿子或锥子打压而成,正面是凹下去的,反面是凸起来的,所以在反面上,将书页侧而视之,其形状十分明显。图3是金属(紫铜)书中的古文字字体的反面,将它转180°再正转回来,就如同正常的字体一样,这些古文字与我们已经公布的古文字基本一样,只是大小不同而已。

这些古文字大小不一,可能是由于字的笔划多少、字的繁简不一所致。据统计,其大小(长×宽)是:3.0cm×2.2cm、2.7cm×2.2cm、2.5cm×1.5cm、2.7cm×1.5cm、3.0cm×2.4cm、3.5cm×2.7cm、3.0cm×2.4cm、2.8cm×2.3cm和3.0cm×3.7cm,等等。这一组数据是随机测量统计的,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每个字体笔划粗细均是1mm~1.1mm不等。

在这些古文字中,有“贞”字、“癸”字、“水”字、“林”字等,与文献[1,2]所公布的古文字基本一致。

三、发现四川广汉古蜀国金属(紫铜)书的意义

金属(紫铜)书的发现(古蜀国还发现有玉书),再次证明了古蜀国当时的文明程度已经发展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就目前高科技水平而言,要制成金属(紫铜)书都十分困难,其过程是:从矿石中提炼出金属铜把金属铜加工形成铜板(片)材把它剪切成一定规格形状的铜片把每片(页)的金属铜经用硬度大的凿子或锥子将字打压在每片(页)上打孔装订成册。

金属(紫铜)书乃是供宫廷之用,但从民间收藏的实物来看,当时有大型的宫廷建筑。此类金属(紫铜)书上所叙述内容,必定与宫廷皇室记录国家大事有密切关系,它应当是皇家档案,故而可以认为它并非民间所用,如果能够破译其上的古文字,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当时的社会历史面目。

除了金属(紫铜)书之外,还有用金属(紫铜)制成的长1.2m、宽20cm的金属(紫铜)长带,以及用它拼接而成的金属(紫铜)画。现已发现此画约1.3m2,画上有古文字,这也是十分稀罕之物。

四川广汉古蜀国的古文字载体的多样性,说明当时古蜀国的政治、经济、农业、文化等方面的水平均已十分发达。古人用这些载体来记录下他们日常活动,以留传于后世。从另一个侧面也可说明,中国的书籍不是在纸发明以后才出现的,早在纸发明以前的古蜀国就已经有书籍出现了。从这点来说,中国的书籍史是否要改写?金属(紫铜)书、玉书的出现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而言,都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3),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豪,那些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学者又如何看待这一发现呢?

据了解,在四川成都民间,还有人收藏了用古藏文写的藏文羊皮书(经)。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推测,古蜀国的历史可以分成两个大阶段来划分。

(一)早期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从伏羲时代到黄帝时代,这是古蜀国文明程度高度发达的时代,它的农业、手工业(因为发现有打铁、炼铁以及农民在用牛犁田、插秧、撒种子、制酒作坊、打制玉器、制陶等的出土文物证据)以及政治、军事(国王请大臣吃饭、军营、战争、杀虏俘等)与文化(庆丰收、跳舞、河中叉鱼、打猎)等十分发达。

在此阶段,无容置疑,古文字已经普遍用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了,度量衡已经统一,否则农业、手工业等不可能发展。我们之所以说早期阶段到黄帝时代为止,是因为在四川盐亭县发现了与三星堆一样的青铜器出土物,还出土有用陶和金做的蚕等。据动物史学者研究,蚕的驯化是中国人完成的,其时间大约在B.C.3500年,换句话说,在公元5500年前,蚕的驯化就完成了,这正好相当于中国人的黄帝时代,黄帝的正妃嫘祖就是驯化蚕的始祖,四川人称之为“蚕母娘娘”。蚕丝制成衣,而远销世界各地,故说明,四川是蚕丝的发源地,盐亭县就有关于嫘祖传说的大量古遗迹。

(二)晚期阶段

这个阶段是从夏朝开始到周朝为止。这一阶段可以与中原文明横向对比,但由于在古蜀国的早期阶段有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它的文化是继承并向外传播的,故而在中原地区(河南殷墟文化)、西北地区(甘肃的齐家文化)、东北地区、(红山文化)、东部地区(良渚文化)均有古蜀国文化(即三星堆文化)的影子,尤其是在古文字、玉器方面。这个阶段的所谓蚕丛、柏灌、鱼凫等均可以与中原地区的殷商做比较。就古文字而言,古蜀国中的古文字就包含了甲骨文的文字。

以上的划分只供专家、学者们参考,此乃笔者个人的浅见。

四、结语

四川广汉古蜀国金属(紫铜)书的发现,说明在四川广汉古蜀国那个时代确实存在着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雄居西南之首,疆域也很大,人口众多,它在中国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但至今人们对它的研究仍然不够,它的很多方面至今却不为人知,它的器物(青铜器、玉器等)是否蕴藏了史前超文明的因素呢?这也有待后续深入研究。

文中的论述只作抛砖引玉,不妥之处,还请国内外专家们批评指正。

注释:

(1)为了突出字的立体感,我们用字体的负面来拍摄,因为负面是突出来的,而正面是凹下去的,立体感不强,可以看出,字体大小不一,这些字在文献[1]有出现。

(2)有关金属(紫铜)书的次生矿物学研究拟另文讨论。

(3)据黄震先生告知,在我国东部还发现有甲骨文的甲骨书。

参考文献:

[1]张如柏.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M].香港:香港华人艺术出版社,2008.

[2]张如柏.四川广汉三星堆地区惊现竹简和古蜀文字的多种载体[Z].台湾珠宝,2010,(96):67-69.

[3]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 化学之部[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4]帅德权,张如柏,罗梅,等. 天然铜锌系列的铜锌矿(Cu2Zn)的研究[J].矿物学报,1998,18(4):509-513.

第3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范文

2、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

3、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会成都40公里,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1988年1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

4、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沿河一带东西长5~6千米,南北宽2~3千米,总面积约1200公顷,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北部的“西泉坎”,东部的“狮子堰”,西部的“横梁子”,以及向西延续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最为重要。

5、三星堆遗址群的年代范围前后延续 2000年,所出的了大量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个文化体系,已被中国考古学者命名为“三星堆文化”。

第4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范文

关键词:广汉三星堆;《河图》;《伏羲八卦》;古蜀国;古蜀国玉器

中图分类号: G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6000108

不久前,在成都民间收藏者的家中,笔者看到了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一组玉器,上有古文献中所描述的《河图》与《伏羲八卦》,并有古文字相伴(在八卦处)。这一发现,将彻底颠覆历史文献中所谓“河出图,洛出书”的传统观点。所谓的“河出图,洛出书”的叙述(论述),可能都是历史上的误传。当一个误传(讹传)被现实的实物否定后,就应回归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关于“河图”的史料简介

在《尚书·顾命》[1]中说:“赤刀、大训、宏壁、王宛、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这是《河图》一词最早的出处。对于这里的“东序”和“西序”,有学者认为其是当时国家存放国宝的仓库(或厢房)。但从字面上来说,“东序”也可理解为东边墙内的厢房,西序亦同。

在《汉书·五行记》有云: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这使学者们把《河图》与《伏羲八卦》联系了起来。

在《中华始祖·大昊伏羲》一书中[2]有云:“《河图》是黄河上游的古天文星像图,是天自然气数所赋于而成的自然之像,象征一天体,因是玉质的故又称‘璇玑玉衡’,是浑天仪,天球仪,是天球河图,因以龙马为座架,又名《龙图》,史称《龙马负图》”。这里所谓的《龙马负图》,是指在黄河里跃出了一匹龙马(龙头马身的一种动物),它的背上旋纹斑点之图(从一到十),就是《河图》(图1~4)。

这是文献[3]一书中公布的《龙马负图》的马背的《河图》形状,在此《龙马负图》的上端该书作者补充画了一个伏羲八卦图

这是文献[4]一书第二十五页上公布的《龙马负图》的马背上的《河图》。比较图1与图2的《河图》可以看出,此二图形,一为方图,一为圆图,二者白点与黑点分明,后者在其说明中:“河图数从一到十,奇数,偶数各五个,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阴为天,阳为地,奇数之和为二十五,为天数,偶数之和为三十,总和为五十五,为天地日、月之全数”。这个“龙马负图”是不是也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呢?白点与黑色应当是古代哲学家把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融合了进去的结果。在我们公布的《河图》中,根本没有白点黑点之分。

这是文献[6]中提供的《龙首马身图》在此图上并未绘出有《河图》出来,此图是来自明朝的蒋应镐绘图本

上述二个《龙首马身图》也是文献[6]提供的,其中左边的龙首马身是来自清朝的汪绂绘图本,右边是来自清朝的《神异典》一书。在图3、图4的龙首马身图身上均未见有《河图》,这是为何呢?

文献中说:宋朝的陈抟传出了《河图》、《洛书》和《先天图》等,自陈抟之后,传到刘牧,刘据此写出《数易构隐图》,才为一般学者所知,后又得到朱熹(宋代哲学家)肯定,此时所谓《河图》,是指用一至十个数字点组成的图式。

汉代孔安国认为,《河图》八卦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以画八卦,谓之《河图》。

唐代的孔颖迏认为:“《河图》八卦是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则其文以画八卦,谓之《河图》。”这与汉代孔安国的看法一致。这是学者们把《八卦》与《河图》联系起来的又一例证。由于《河图》出现在马背上,故又称为“马图”。

《叙本论》[3]说:《河图》之文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是故全七之三以为“离”,奇以为“巽”;全八之三以为“震”,奇以为“艮”;全六之三以为“坎”,奇以为“乾”;全九之三以为“兑”,奇以为“坤”,这里把《河图》与八卦的具置配置在一起,即是《河图》与八卦具体化了。

此外,在《隋书·经藉志》和朱仓著的《河洛解》中,都有《河图》的论述。

在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一书中,曾多处提到《河图》与《洛书》。

二、相关实物描述

民间收藏的浮雕有《河图》的玉器,这是一种组合型玉器,即是由好几种器物组成一个整体出现的(图5~6)。这类器物共有3套,其用途尚不可知,器物的最外部是一个玉琮,四周有纹饰,规格是29cm(29cm,外径26cm,厚度2cm,从左到右圆筒的外径为24cm,20cm,16cm,12cm,8cm和3.5cm(圆柱)。它们均按大小一一放置在玉琮之中,构成一个组合件整体,《河图》就是在浮雕的第二个圆筒外侧上,其对应方向是浮雕的伏羲先天八卦(图7)。八卦的中心是《太极图》,每一个卦位下有一个古文字,《河图》四周有四个古文字(图8),《河图》是按1-6,2-7,3-8,4-9,5-10来排列的。

这是一套不知用途的组合型玉器分开来的形状,这种组合玉(石)器共七件,按大小分别放在玉琮之中就成了一个整体。每个园形套筒上的侧面均浮雕了纹饰和古文字,《河图》出现在最大的套筒的外侧,其对应方向有伏羲八卦,右边是玉琮的一个侧面,上面有太极图(左)与星星(右),侧面是箭射鱼(右)和凤鸟(左)。

这是组合型玉(石)器组合在一起的整合起来的形状(这是另一套组合器)的顶视图,四边的太极图为动物图像,其文化内涵值得深思。

这是在图3的对应位置上的伏羲八卦,每一个卦位有一个古文字,八卦的中间是太极图,在鱼眼的位置上一只是凹下去的,一只是凸出来的,前者为阴鱼的眼,后者为阳鱼的眼,再看看图3中的小圈并未有凹凸之分,即阴、阳(黑、白)之分,故而可以肯定,现今所有的《河图》的黑、白乃后人加上去的,如果古人要把《河图》的圆圈做成凸凹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此套组合玉器中的第二个套筒侧面浮雕的一个园形物体上的《河图》,它的排列方式是:1-6,2-7,3-8,4-9,5-10,在此图的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个方位上浮雕了四个古文字,可见原始的《河图》是园形的,而不是方形的,而且都是白点,并无黑、白之分,黑、白点之分可能是在传播过程中,后人把“阴阳五行学说”掺进了进去,故而出现了现今《河图》的白点与黑点之分,从而演化成各种研究的观点来解释《河图》。

这是此组合型玉(石)器上圆筒上的纹饰,其中(上图)是动物—古文字—太极图组合(其余的待以后公布)在一起,而(下图)是太阳神鸟—古文字—圆圈图组合在一起,其深刻含义有待专家去解读。

这是该组玉器中心的“芯”柱上(图5)的16个古文字的原大摹本,这些古文字的风格与神韵与我们早前公布的古蜀国的古文字基本上是一致的,左一行四个古文字可能是“众伐蜀妥”(?),“芯”的长度(高度)11cm,直径4.5cm。

左边的两个图是图5的“芯”柱子上的顶部(左)与底部(右)的“星星”图案与“太阳”图案。

每一个套筒的外面均有图形与古文字及动物纹饰。在图形中有天象图与动物的组合,有天象图与古文字的组合,其深刻的含义有待专家们去研究。图9和图10是其中的二种图饰。

这种组合器共发现有3套,其是祭祀之用?抑或是供摆设之用,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分析与讨论

如本文第二部分所公布的实物那样,《河图》与八卦出现在四川广汉的古蜀国是不争的事实,全国其他考古遗址中均无此类实物发现,古文献中所描述的“河出图,洛出书”,可能是一种误传,黄河里怎么会无缘无故发现一匹身上有数字符号的图形的非龙非马的动物呢?古代是否有一种龙马的动物呢?查《山海经》中的“中次九经”得知[5]:“凡岷山之首,自女儿山至于贾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状皆马身而龙首,……”。此处的“岷山”应当指四川省西北部的岷山山脉;这里所说的“神”是指山神,“状”是指形状,归纳起来就是山神的形状(样子)。三星堆的玉边璋上有古蜀国人祭山的图形,我们在《古本山海经》中查到有“龙首马身”的图形[6],书中把它称为“中山神”,即“龙首马身”的这个非龙非马的动物,是一种神物。在此动物身上并没有《河图》的数字图形。此外,我们在另一位三星堆玉器收藏者家中看到一种“龙首龟身”的龙龟玉器实物,在此龙龟的背上有25个古文字,分布在龟壳的边缘,中间是凤鸟形状,未见有《洛书》的数字图形(图11~12)。由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河出图,洛出书”是谁提出来的呢?

图11

这是另一种《河图》形式,其数字组合是1-6,2-7,3-8,4-8,5-10,按传统应是4-9,此处少了一个数字(圆圈)是古人忘记了,还是另有他意?此《河图》上的古文字与图8中不同,上面二个古文字在三星堆博物馆中有,下面二个古文字,右边是个“蜀”字,左边文字不认识。

这是图11对应方向上的太极八卦图。

查史料得知(我们的知识水平有限),孔子曾说过:“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又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孔子乃春秋战国时鲁国人,出生在公元前482年,他70岁时说:“吾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才研究《易》。“河出图,洛出书”,是不是孔子在学《易》时所说的呢?孔子那个时代与《山海经》成书时代大致相当,他学《易》是否知道《山海经》的“中次九经”中有“龙首马身”的神物?孔子的那句“河出图,洛出书”是否是后来的学者强加在他身上、或者压根儿孔子就根本没说过这句话呢?孔子那个时代离古蜀国的那个时代相距甚远,他不可能看到我们现在公布的《河图》与《八卦》的实物。其实在汉代,学者们就知道有《河图》、《洛书》了。在常璩的《华阳国志》中多处就提到《河图》、《洛书》,其中第十卷有“三志泱泱,实作父师”的记载:“杨统,字仲通,四川新都人也。事华里先生炎高,高戒统曰:汉九古王出图书与,卿适应之”[7]。此处的图即《河图》,书即《洛书》。杨统的父亲杨青卿,精通《河图》。他在临死前告知杨统说:“吾绨巾失中有先祖所传秘籍,为汉宗用,尔其修之”。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我们家中用丝绸做成的那个套子(可能是枕套或被套)中,藏有祖先的秘籍(可能指《河图》——本文作者注)是我们汉室家中留用的,你要好好保存它”。

在《华阳国志》卷十中还有“广汉士女”一节,其内容:“杨宣,字君纬,什邡人也,少学于楚国王子强,天文、图纬于河内郑子候,师杨翁叔,能畅鸟言,长于灾异,教授弟子以百数……”。此处的图纬即是《河图》,这段话的大意是:“这个名叫杨宣的什邡人(什邡是广汉的邻县,均属现今德阳市管辖),少年时从楚国王子强学习,后来又师从河内(地名)的郑子候学习天文知识和《河图》,郑的老师是杨翁叔,此人能懂鸟语,善于预测国家大事,学生有数百人之多”。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河图》在什邡、广汉早已流传开来。

《华阳国志》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记录的是晋代以前在四川、云南等地发生(出现)的事物,其资料应当可信,学者评价极高。由此可见,《河图》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广汉离新都、什邡很近,杨统家中得到或接触到《河图》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河图》怎么又会跑到中原地区的黄河里出现的龙首马身的动物身上去呢?而且从古本《山海经》中的“中次九经”出现的龙首马身动物的身上也不见有《河图》,故而此“龙马负图”可能是历史学家杜撰出来的故事,此图在清朝的一位学者江慎修著的《河洛精蕴》[3]一书中有,在北宋的陈抟和邵雍原著的《河洛真数》[4]一书中也有,后者是由现代学者以现代手法诠释易学第一神数的书。在书中第25页称:陈抟有五大贡献(这是后人写的,不是陈抟写的),其中之一是“创造了‘太极图’”,其中之二是“公布了‘河图’图示”(双引号是我们加的——本文作者注)。但这二者均已被我们提供的事实否定,《太极图》与《河图》早在伏羲时代就出现在广汉古蜀国了,在汉代的文献中也早就有记载。孔子和陈抟可能都不曾见到古蜀国玉器上会出现有《河图》和《太极图》,《河图》是从伏羲时代一直流传下来至今。今天我们看到了具体的实物,就应当重新审视以往文献论述的正确性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至于陈抟是如何得《太极图》与《河图》的,则有待专家们作后续研究。

广汉鸭子河古称“名隹河”,此“名隹”字与“洛”字同音,但字不同。为了某些目的,现今有的地方政府及某些学者,却硬要把“洛出书”中的“洛”说成是在中原地区河南省洛宁县的洛水,这可能是“黄河文明”的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在脑子里的结果。所以,“河出图,洛出书”就无形中成了“中原文明(黄河文明)论”的支柱,再加上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根据(论据)更多了。更有甚者,洛宁县某些官员说,在洛宁县的某个地方(长水村)有记录《洛书》之源的两块石碑作为“物证”,来“证明”《洛书》的确是出自洛宁。我们现在只看到了广汉古蜀国有《河图》出现,至于有无《洛书》出现,还有待后续发现。

根据孙国中(1989)提供的资料:“1977年,在安徽阜阳县双古堆村发掘西汉汝阳候墓时,在出土文物中有一个‘太乙九宫占盘’,其正面是按八卦位置和五行属性排列的(水、火、木、金、土),九宫的名称和各宫的节气的日数与《灵枢经·九宫八风篇》首图完全一致。小园盘的刻划则与《河图》、《洛书》完全一致”。他认为:“此图上数字的排列九上一下,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天,这与《洛书》的字数排列一样,故证明《洛书》确实存在”。他还认为:“《洛书》有出土见证,而《河图》还未出土见证。”我们现在在四川广汉古蜀国发现了《河图》,把《河图》的原产地找到了,其理论意义不言而喻。

孙国中(1989)在《浅谈“河出图,洛出书”的可信性》一文中指出(见文献[3]附录):“在汉代就早已经有《河图》图式了,不必等到宋代才出现,此图古来有之……”这种观点与我们的看法一致。其实,早在汉代之前的伏羲时代,古蜀国的器物上就出现有《河图》了。《河图》出现在龙马身上,而《洛书》出现在神龟身上,这些都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实不可信(图13~15)。

至于“人面蜘蛛”的出现是生物进化的问题。在2009年8月11日,英国《卫报》报导,在尼泊尔一个偏远的山村一名妇女生下了一个四腿四手的婴儿蜘蛛人,人们称他为神灵转世,名字叫做刚尼许(Ganish)神。其实这是一个未发育成功的连体婴儿。

图13

这是龙首龟身的龟背上的古文字顶视图,龟背壳的中心是两只浮雕凤鸟,其排列方式是对称的,四周浮雕的古文字清晰可见,下图是龟尾部古文字的放大,其中可看出有二个“蜀”字(上与下)和一个“凤”字(尾尖处)

这部分古文字的放大,在放大的七个古文字中,从左边开始,是“蜀”、“?”、“鱼”、“燕”、“蜀”、“鸟”,鸟后一个字在《三星堆玉器上的古蜀文字》一书第三册第10页的雌雄同体人背上就有此古文字(放大部分见该书102页)。这个“鱼”、“燕”和“鸟”三个古文字比甲骨文更早,也特别形象,演变到甲骨文时,就变了样子(形状)了,可见,当原始出现的古文字演变到后来时,都会或多或少走了样。

这是文献[3]中的书中的神龟背上的《洛书》,白点与黑点十分明显。龟背上的“回形纹”与真实龟背上图形是绝不同的,这是不是故意杜撰出来的“回形纹”?而是自然界龟背上真的有此种“回形纹”?但从生物来讲是无此“回形纹”的。

这是广汉古蜀国发现的真实的龙首龟身玉器(侧视图),其背上有25个浮雕古文字,并未有《洛书》出现,《洛书》是否一定要在神龟背上出现?是否一定要出现在河南(中原地区)?此龙首龟身玉器重约40kg。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内外研究《易经》的专家对“河出图,洛出书”的经典理论均不敢提出出处的怀疑,现今我们公布了《河图》的实物出处,并证明《河图》不是出现在黄河,而是在四川广汉古蜀国。

“神龟贡书”从洛水出,把《洛书》献给大禹,这可能性更小。禹本是四川省北川县人,该县有禹里乡(禹里即大禹的故里之意),禹里乡的九龙山脚下的山崖上有“禹穴”二字,山上有洞数处,其中有一个洞似脚盆,其中有泉水清彻见底,盆底面呈红色,名曰“洗儿池”。禹穴之上有“刳儿坪”三字,传说是禹母在生禹时的洗浴之处。禹长大之后娶都江堰一女子为妻,此女子姓凃,文献中说禹妻凃氏即此女子。当禹受命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这可能就是指他在治理当时岷江水灾时的描述。禹是尧、舜时代的人物,为何会到中原地区而遇到神龟并得到《洛书》献给他呢?最大的可能是,他应该在四川得到《洛书》,而不可能在中原得到《洛书》才去治水,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岷江流经现今的都江堰,而都江堰离广汉很近,三星堆古蜀国是黄帝以前的远古国家,禹是黄帝时代以后的人物,而“洛出书”的洛水很可能就是现在广汉的鸭子河,如前所述,它在古代叫“名隹 ”水,“名隹 ”与“洛”同音,广汉古代叫做名隹城。如果说禹是在中原地区得到《洛书》,倒不如说当时古蜀国已经有《洛书》了(汉代文献有记载),只是人们未看到而已,所以最大可能《洛书》的出处应当是在广汉地区的古蜀国,因为《河图》就已经在那里被发现了。

禹是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是古羌族人(伏羲,炎帝,黄帝据研究也是古羌人),历史上关于他的出生地众说纷纭。《蜀王本纪》中曾说他生于四川汶山郡的石纽;《晋书·地道记》中说他出生在今甘肃临夏县东南某地。《太平御览》中说他生于安徽省怀远县东南某地,此外还有学者“考证”(引号是笔者加的)“大禹生于东北吉林省的集安”。笔者认为,只有《蜀王本纪》说的比较靠谱,其他的都不足信。故而我们在对历史书上记载的史料进行引用时,应当进行筛选和考证,不能人云亦云。我们绝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把黄帝原配夫人嫘祖(本是四川省盐亭县人)说成是河南省西坪县人,从而成为笑柄;也不能像某些泰斗那样,把现今三星堆博物馆所在地,说成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起点。

四、结语

四川广汉古蜀国发现《河图》与《伏羲八卦》的组合,再次证明该地区存在着大量远古信息。该地区还发现了周文王后天八卦(1)、大量的有文字的金器、象牙,等等,这非常值得历史学、考古学专家关注和研究。尤其是该地区出现了大量古文字在玉(石)器上、树皮上、玉简上、竹简上、甲骨上、蛤壳上、龟壳上、动物牙齿上和八卦上,等等,这更应当引起文字学家的注意,一旦人们能够破译出这些古文字载体上20%~30%的古文字,中国古史的真面目则将会更加清晰明了。

当一件新生事物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有的人不去研究它,而是一味地排斥它,生怕这个新生事物对自己以往的研究工作不利,甚至可能否定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专家为何不去研究民间收藏的古蜀国玉器及其上的古文字,而是直接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呢?

关于“河出图,洛出书”出处在中原的这一观点,可能是那些“黄河文明”的支持者的“尚方宝剑”,他们把它与殷墟甲骨文结合起来,把“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起源的观点强加在人们头上,现今《河图》在广汉古蜀国被发现,由此促使人们应当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

2007年12月,《香港大公报》采访笔者并观看了数百件玉器之后,他们曾用:“三星堆玉器改写中国历史,副标题——古蜀文明或为中华文明之源”的醒目红色标题做了报导(见该报2008年3月7日36版)。

“中国之始”在何处?答曰:“在四川的‘阆中-盐亭-广汉’。”我们在讨论“中国之始”时不要局限于出土的陶器研究上,其遗址也不要局限殷墟、二里头等地方,而应把视野放在更宽的范围内去考虑,尤其是把器物(国家的、民间收藏的玉器、青铜器、陶器等等)研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绝不能排斥民间收藏家的器物。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敢于研究前人未研究过的问题”,中国航天人就是我们时代创新事业的榜样。

探讨中国文明之始,离开了古蜀国器物尤其是玉器的研究,恐怕很难讲清楚,为什么泰斗们在讨论(论述)中华文明之源时,总是避开三星堆文化,而只谈“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当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古国(当时早已有了文字,青铜器和城池)时,而“红山”和“良渚”还是一个部落集团。总之,《河图》、《洛书》不能否认,但其出处不在黄河地区。陈抟不是《太极图》、《河图》最初的创造者,但他对保护、传承、宣扬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功不可没。

我们不是历史、考古方面的专家,而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文中不妥之处敬请国内外专家批评指正。本文只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1)参见张如柏:《广汉三星堆发现周文王后天八卦实物及意义》一文。

参考文献:

[1]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2]杨复峻.中华始祖大昊伏羲[G]//中华远古文明探源(上).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3][清]江慎修.河洛精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

[4][北宋]陈抟,邵雍.河图洛书(以现代手法诠释易学第一神书)[M].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2011.

[5]袁珂.山海经校注[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0.

第5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范文

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成就:一是表现在结构合理,容易加工制作的木框架结构上;二是表现在由单纯的大屋顶中表现出千变万化建筑形式,三是表现在“四合院”精彩的平面布局所传达出的空间意识中。以最概括的文字将中国几千年的建筑文化作一个总结,我们提出:“木结构”、“大屋顶”、“四合院”九个字。

一、木结构——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

中国古代建筑与世界其它建筑形态最基本的区别是木结构,是世界上惟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

中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遗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已有七千年。据考古发现,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最少有三栋以上的干阑式建筑遗迹,其中一座长约23米,进深约8米。木构件建筑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有榫卯,这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已发现的最早的遗存。如果我们把河姆渡文化出土的榫卯木结构建筑遗迹当作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真正”起点,那么,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已经有七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建筑主要分为抬(叠)梁式和穿斗式两种。另外还有井干式,但它不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只在一些林木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出现,如云南。

抬梁式构架是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的主要形式,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建筑结构形式。穿斗式构架用料较少,建造时先在地面上拼装成整榀屋架,然后竖立起来,具有省工、省料、便于施工和比较经济的优点。同时,密列的立柱也便于安装壁板和筑夹泥墙。因此,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各省,保留了大量明清时代采用穿斗式构架的民居。这些地区有的需要较大空间的建筑,采取将穿斗式构架与抬梁式构架相结合的办法 :在山墙部分使用穿斗式构架,当中的几间用抬梁式构架,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木结构的建筑几乎都是有一定的制作规范。宋代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一书中包含各种“作”(大木作、瓦作等)的制度、工限、料例三个主要内容以及有关附图,系统地说明了当时建筑的分级、结构方法规范要领。书中提出“以材为祖”的材份制,即以与建筑规模等级相应的某一尺度作为建筑的空间尺度及构件尺度的模数。这是建筑体系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这种模数制度或比例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变化。清工部《工程做法》记载了这一体系的最后形态——斗口制。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它的基本艺术造型特点来自结构本身。中国建筑的起点是以间为代表的房屋,宫殿是房屋的扩大,它本质上并没有变化,只不过柱子更高、梁坊更长、间数更多而已。

二、大屋顶——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式

将中国古代社会和世界上其它古代社会作比较,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大一统”。而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来

说,则是它的“大屋顶”,这几乎是一个历史奇迹——“大屋顶下的大一统社会”。因为,在所有的中国的古代建筑中都可以找到一个最基本的形式特征——人字形的“大屋顶”。

中国任何类型的建筑都是由民居住宅演变过来,它是以增加重复单位来解决人所要求的尺度和规模。其基本外形都如一个篆书“人”字形,即双面坡的屋顶。通用性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成的基本法则。大屋顶,这个人字形的屋顶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明显的特征。

不管是殿、堂、厅、轩、馆、楼、阁、榭、亭等称呼的建筑,还是方的、长方的、圆的、角形、扇形、一字、凹字、工字、田字等组成的平面;或是三合院、四合院或像故宫一样的建筑群体 ;无论是住宅,还是宫殿,或是庙宇、寺观 ;无论是悬山、歇山、硬山或庑殿、卷棚,还是单檐、重檐、丁字脊、十字脊,大屋顶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站在景山顶向南望去,紫禁城一片金色的屋顶,它虽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高有低,但总体上形式统一、规整,这就是“大屋顶”。

三、四合院——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

中国人对内向型封闭空间的习惯要远大于对外开放式空间的习惯。中国古代建筑形成了以“合院”为单位的封闭性的组合体,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的群体组合,构成了独特的空间形式。

四合院的布局方式早在殷商的建筑遗址中就可以看到。而到了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相当完整的四合院布局。到了汉代,这种四合式院落的发展就更为普遍了。我们从隋唐时期绘画、明器中可以看到这种前堂后寝的四合院式宅第。宋代对这种四合院布局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厅堂和卧室之间形成了“丁”字形(或“工”、“王”字形)的平面,堂寝两侧有了耳房或偏院。元代四合院目前虽无实物,但在元大都旧址上发掘出来的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座遗址所反映的院落布局,它与近现代北京的四合院十分近似。到了明清时期,四合院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而北京的故宫就是由许多大小不等的四合院组成的。

由于建筑面积的大小以及方位的不同,从空间组合来讲有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三合院之分。四合院是个统称,也可以称为“合院”。这种围绕一个中心空间(院子)组织建筑的形式的形成,是人类在从自然环境向人工环境过渡中所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这种用高墙封闭的空间(院子)是一种外界环境与室内环境之间的过渡,这种布局原则不但适应了人们在生活上的实际需要,也符合人们思想上既要安全又想亲近自然的要求,并满足了我国封建礼制的精神需求与生活的功能要求,因此合院的建筑形式成为中国建筑中最典型的布局方式。

在生活空间上,民居建筑“有宅必有院”的“院”是其精华所在,建筑内部的内庭院空间,使整体建筑形成多进式格局。在中国式庭院中,院门关起来,就是自己的,门外始终是别人的。讲究的是私密性、安全性,而不是对外开放的格局,这就是中国传统民居的特色,南方北方都是这样的。四合院虽小,但却内外有别、尊卑有序,讲究对称。大门一般在南向,其形式分为屋宇式。大门有门屋;或为墙垣式,就是直接在墙上开门。其中以屋宇式的大门为贵,依房主地位分3、5、7间,间数越多,则房主地位越高。

结语

第6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范文

中国古代建筑与世界其它建筑形态最基本的区别是木结构,是世界上惟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

中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遗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已有七千年。据考古发现,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最少有三栋以上的干阑式建筑遗迹,其中一座长约23米,进深约8米。木构件建筑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有榫卯,这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已发现的最早的遗存。如果我们把河姆渡文化出土的榫卯木结构建筑遗迹当作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真正”起点,那么,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已经有七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建筑主要分为抬(叠)梁式和穿斗式两种。另外还有井干式,但它不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只在一些林木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出现,如云南。

抬梁式构架是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的主要形式,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建筑结构形式。穿斗式构架用料较少,建造时先在地面上拼装成整榀屋架,然后竖立起来,具有省工、省料、便于施工和比较经济的优点。同时,密列的立柱也便于安装壁板和筑夹泥墙。因此,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各省,保留了大量明清时代采用穿斗式构架的民居。这些地区有的需要较大空间的建筑,采取将穿斗式构架与抬梁式构架相结合的办法:在山墙部分使用穿斗式构架,当中的几间用抬梁式构架,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木结构的建筑几乎都是有一定的制作规范。宋代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一书中包含各种“作”(大木作、瓦作等)的制度、工限、料例三个主要内容以及有关附图,系统地说明了当时建筑的分级、结构方法规范要领。书中提出“以材为祖”的材份制,即以与建筑规模等级相应的某一尺度作为建筑的空间尺度及构件尺度的模数。这是建筑体系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这种模数制度或比例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变化。清工部《工程做法》记载了这一体系的最后形态——斗口制。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它的基本艺术造型特点来自结构本身。中国建筑的起点是以间为代表的房屋,宫殿是房屋的扩大,它本质上并没有变化,只不过柱子更高、梁坊更长、间数更多而已。

二、大屋顶——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式

将中国古代社会和世界上其它古代社会作比较,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大一统”。而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来

说,则是它的“大屋顶”,这几乎是一个历史奇迹——“大屋顶下的大一统社会”。因为,在所有的中国的古代建筑中都可以找到一个最基本的形式特征——人字形的“大屋顶”。

中国任何类型的建筑都是由民居住宅演变过来,它是以增加重复单位来解决人所要求的尺度和规模。其基本外形都如一个篆书“人”字形,即双面坡的屋顶。通用性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成的基本法则。大屋顶,这个人字形的屋顶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明显的特征。

不管是殿、堂、厅、轩、馆、楼、阁、榭、亭等称呼的建筑,还是方的、长方的、圆的、角形、扇形、一字、凹字、工字、田字等组成的平面;或是三合院、四合院或像故宫一样的建筑群体;无论是住宅,还是宫殿,或是庙宇、寺观;无论是悬山、歇山、硬山或庑殿、卷棚,还是单檐、重檐、丁字脊、十字脊,大屋顶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站在景山顶向南望去,紫禁城一片金色的屋顶,它虽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高有低,但总体上形式统一、规整,这就是“大屋顶”。三、四合院——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

中国人对内向型封闭空间的习惯要远大于对外开放式空间的习惯。中国古代建筑形成了以“合院”为单位的封闭性的组合体,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的群体组合,构成了独特的空间形式。

四合院的布局方式早在殷商的建筑遗址中就可以看到。而到了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相当完整的四合院布局。到了汉代,这种四合式院落的发展就更为普遍了。我们从隋唐时期绘画、明器中可以看到这种前堂后寝的四合院式宅第。宋代对这种四合院布局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厅堂和卧室之间形成了“丁”字形(或“工”、“王”字形)的平面,堂寝两侧有了耳房或偏院。元代四合院目前虽无实物,但在元大都旧址上发掘出来的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座遗址所反映的院落布局,它与近现代北京的四合院十分近似。到了明清时期,四合院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而北京的故宫就是由许多大小不等的四合院组成的。

由于建筑面积的大小以及方位的不同,从空间组合来讲有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三合院之分。四合院是个统称,也可以称为“合院”。这种围绕一个中心空间(院子)组织建筑的形式的形成,是人类在从自然环境向人工环境过渡中所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这种用高墙封闭的空间(院子)是一种外界环境与室内环境之间的过渡,这种布局原则不但适应了人们在生活上的实际需要,也符合人们思想上既要安全又想亲近自然的要求,并满足了我国封建礼制的精神需求与生活的功能要求,因此合院的建筑形式成为中国建筑中最典型的布局方式。

在生活空间上,民居建筑“有宅必有院”的“院”是其精华所在,建筑内部的内庭院空间,使整体建筑形成多进式格局。在中国式庭院中,院门关起来,就是自己的,门外始终是别人的。讲究的是私密性、安全性,而不是对外开放的格局,这就是中国传统民居的特色,南方北方都是这样的。四合院虽小,但却内外有别、尊卑有序,讲究对称。大门一般在南向,其形式分为屋宇式。大门有门屋;或为墙垣式,就是直接在墙上开门。其中以屋宇式的大门为贵,依房主地位分3、5、7间,间数越多,则房主地位越高。

结语

第7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范文

在初中历史学习中,许多同学不能正确区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从而影响了答题的准确性。那么,如何区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这两个带有明显地缘色彩的概念呢?

东方文明是在大河农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明,包括上古时期大河流域出现的世界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从地域上看包括北非、东非、西亚、南亚、东亚等区域)和中古时期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中国文明、朝鲜文明、土耳其文明、印度文明等,以及近现代时期的亚非文明。(日本在近代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成为亚洲融入了西方文明的一个特例)属于上古时期的东方文明成就有:北非尼罗河流域古代埃及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象形文字;西亚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楔形文字;南亚恒河、印度河流域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佛教、佛塔、梵文;东亚黄河流域古代中国的司母戊鼎、甲骨文、分封制等。属于中古时期的东方文明成就有:西亚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古兰经》、清真寺、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东亚日本的大化改新、遣唐使、天皇制;战国至前清中国的皇帝制、郡县制、三省六部制、科举制、行省制,都江堰、长城、兵马俑、莫高窟、少林寺,四大发明,诸子百家、书法、中医、诗词歌赋等;古印度的阿拉伯数字等。

西方文明是在海洋工商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明,包括上古时期地中海区域产生的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从地理区域上看包括西欧、南欧、中欧等)和中古时期西欧的基督教文明、西欧封建制文明、拜占庭文明、中世纪的城邦文明等,以及近现代建立起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欧洲文明、美国文明、日本文明等。属于上古时期的西方文明成就有:地中海区域希腊雅典的民主政治、《荷马史诗》,古罗马的圆形竞技场等。属于中古时期的西方文明成就有:基督教、《圣经》、圣诞节、巴黎圣母院、威尼斯水城、城市文学等。

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形式有两种:暴力冲撞、和平交流。东西方文明通过暴力冲撞实现交流的史实有希波战争、亚历山大东征等;东西方文明通过和平交流实现融会贯通的史实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朝时来华、西汉开辟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印度的阿拉伯数字传到欧洲、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欧洲等。

此外,东方、西方文明内部也会进行交流,如,东方文明内部进行交流的史实有:日本派“遣唐使”,唐朝时鉴真东渡日本、“玄奘西行”天竺,明朝“郑和下西洋”到达东南亚及非洲东海岸诸国等。

第8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范文

关键词 国学 古典文学 文化

“国学热”再次升温,古代文学能否波澜不惊,两者的关联度如何,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笔者从历史的视角,粗略审视国学与古代文学的文脉关系。

一、国学与古代文学的渊源

在中国传统学术范畴将书籍分为四类,即“四部”。晋武帝秘书监荀勖的《中经新簿》将群书分为四部。唐玄宗时期,集贤院分书为四类:经、史、子、集。清乾隆年间,纪昀主持整理书籍,历十年共收书三千四百七十种,三万六千余册,亦分为四类:经部(类十)、史部(类十五)、子部(类十四)、集部(类五)。孔子时有六艺,汉代设立太学,隋立国子监协调国子学与太学并另设有算学、书学、医学等。

“国学”词汇最早出现在《周礼・周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少舞。”《周礼・周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因此,原初的“国学”,指周代中央设在王城的国家教育机构与学校,与地方乡学相对应,由乐师、大司乐负责,与现代作为学术知识体系划分是不同。“国学”正式称谓产生于西学东渐,为区别“西学”而生,始于清朝末年。光绪年间,刘师培、章太炎、邓实创办《国粹学报》,一般认为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第一次国学思潮。第二次国学思潮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标榜“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第三次国学思潮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方兴未艾。[2]但“国学”依然没有严格意义上定义。

“文学”一词最早出在《论语》,指孔门四学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专指古代典籍。汉朝“文学”指学术,就是儒学,律令、军法、章程、礼仪,都属于“文学”范畴,另有“文章”指学术之外词章。古代文学是个断代概念,指中国有文学以来至古代社会结束整个历史时期作品,研究与教学古代文学作品成为独立学科。文学分为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古代文学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之下。

二、国学是古代文学的底色

经、史、子、集四部中,集部包括大部分作为文学作品诗文文本,经部与子部属于广义哲学范畴,史部属于史学范畴。经学是国学核心,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许多朝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式,对各个领域,尤其是对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文学许多审美观念与美学范畴以儒家经典为底色。不了解中国先秦儒学,就不能深入理解古代文学诸多观念。如中国古代诗歌的“和谐”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含蓄委婉,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审美效果,这就和儒学中庸思想密切相关。子书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巨大影响力。如《庄子》的恣肆、飘逸奔放行文,追求精神自由逍遥境界与全身远害隐逸人生,心斋坐忘、虚静澄明与言不尽意等方式,都对中国古代文人与古代文学观念影响深远,并构成中国诗歌、绘画基本精神与审美范式。《庄子》看重人生个体价值,所有论述均围绕个体生命安顿,为那些现实中受挫、失望甚至绝望文人提供了有效精神支撑。失意文人不能在现实政治中有所成,往往转而追求个体适意艺术人生,这种艺术人生物化形态便是诗文书画,于是就成就了中国纯艺术精神。因此,不了解庄子学说,就不能完整认识中国古代文人人格与精神,也就不能全面认识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以及其古代文学思想。

三、古代文学是国学的情感建构

古代文学以或细腻或婉约或豪放的多种表现手法,抒发人类特有的情感体验,留下众多千古传唱的文学名篇。研究古代文学的历史发现它们已经远远超越于国学的精神内核,塑造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感与文化。古代文学研究从孔子整理“诗三百”开始,也有两千五百多年。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按照作品类别主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先秦时期,或诗骚时期;秦汉至唐代中期,或诗赋时期;唐中叶至元末,或词曲话本时期;明初至“五四”,传奇与长篇小说时期。古代文学范围主要是诗赋、词曲、小说、文章,也包括俗文学、戏剧。古人叙述的古代文学主要为国学的“词章之学”,现代的古代文学范围已经涵盖了文学的全方位情感表现领域。胡适先生对“国学”理解很宽泛,他认为,“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缩写,中国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3]。按照这种理解,古代文学就成为国学之一部分,笔者认为是很重要的核心情感表现部分。

古代文学的“感物道情”表现形式尤其突出,古代文学表现国学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经典,很多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国学精华。《诗经》与《易经》、《书经》、《礼经》、《春秋经》并重,现存《诗经》古籍就有六百余种。“经”尊为“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是“天下之公理”,思想统治地位极其崇高。先秦时期,《诗》产生和被整理,并在外交和生活中广泛传播。儒家的分支主张以《诗》说《诗》,还原其民歌面目,反映文学所描绘社会生活与人的思想情感,满足审美需要,基于此,《诗经》的创作旨趣是“感物道情”,《诗经》品赏方式是讽诵涵泳,《诗经》审美品格是性情中和。《诗经》兼有经学和文学双重身份。

古代文学本身是文学家自身的情感体验。国学与古代文学既面对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体现也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事件、生活、行为所思所想的情感叙事。有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宗教家、史学家、经学家也有文学学说;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家也有哲学的、思想的、科学的、宗教的、史学的、经学的学说,呈现出一种国学与古代文学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贯通态势。

参考文献:

[1]胡适.新思潮的意义[J].新青年,第七卷第四号,1919.

第9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范文

岳麓版历史知识点总结一

中国古代的科技思想和实践

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

(经济)农耕经济高度繁荣;

(政治)国家统一,政局稳定;

(思想)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

(社会)对外交往与民族融合

(一)四大发明:

1、造纸术:西汉植物纤维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

2、印刷术:

①唐:现存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

②北宋毕升,活字印刷术。

③13世纪出现金属活字,后传入朝鲜、欧洲。

3、火药:

①唐:发明火药,孙思邈《丹经》记载,唐末用于军事。

②五代、宋:广泛应用。火炮、火箭、突火枪等。

③14世纪: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4、指南针:

①战国:司南。

②北宋:人工指南针用于航海。

③13世纪:传入欧洲。

(二)天文学

①战国:《甘石星经》中《石氏星表》为世界最早的星表。

②东汉:张衡——水运浑象仪;地圆说早1000多年;地动仪早1700多年。

③唐:僧一行——黄道游仪;世界首次测量子午线长度;水运浑象仪。

④元:郭守敬——简仪早300年;《授时历》我国古代最精确的历法。

(三)数学:

①春秋:九九乘法表;度量衡;筹算

②西汉:《周髀算经》勾股定理早500年

③东汉:《九章算术》

④南朝:祖冲之圆周率点后七位,早1000年

(四)四大农书:

①南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 (农业,畜牧业;因地制宜。最能反映时代特点:民族交融)

②元:王祯《农书》介绍工具改进

③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中国近代科学先驱” (开始汲取西方科技思想)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 :总结农业和手工业;反映工业因素萌动时期

(五)医学:

①西汉:《黄帝内经》奠定中医学理论基础

②东汉:“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介绍四诊法;华佗发明麻沸散,创立“五禽戏”

③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创立世界最先进分类法

(六)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

第一,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服务于生产和巩固统治的需要。

第二,中国古代科技著作大多是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具有较强的经验性。

第三, 古代科学理论的技术化倾向严重,而这些技术又不具有开放性,没有转化为普遍的生产力。

(七)中国古代科技高度发达的原因:

A.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农耕经济的高度繁荣,是中国古代科技取得辉煌成就的要本保障。

B. 各朝代十分重视交通的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

C. 中华文明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能够不断吸收来自外部的先进成果充实和发展自身,在历史上不断创新,与时俱进,长期走在世界的前列。

D. 中国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富有创造力。

E. 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环境,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权保证了中华文明免受外来势力的冲击。

F. 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大多与社会生产、生活直接相关,易于在社会上传播。

(八)中国古代有着如此辉煌的科技成果,而自明清以来,多出现一些总结性的著作,如李时珍著《本草纲目》,宋应星著《天工开物》,徐光启著有《农政全书》。想一想为什么明清时期在科技发展方面会出现这种现象?(也是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

1. 中国古代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科技一旦能够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就失去了发展的条件和动力。

2. 为巩固大一统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古代统治者重视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教化,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中缺乏自然科学教育的成分。

(九)明清中国古代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启示

启示:先进文化要不断地创新才有新的生机,更要学会如何在日常学习中扬长避短,避免故步自封。科技能否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取决于社会环境。现在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科教兴国,充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职能等。

岳麓版历史知识点总结二

一、书法艺术

1、汉字起源和演变:

商甲骨文(最早成熟文字)—商周金文—西周籀文(大篆)—秦统一小篆—汉隶书—三国楷书(钟繇)

2、书法艺术发展

1、秦汉小篆、隶书

2、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书法艺术:王羲之 《兰亭序》

3、隋唐达到新高峰:张旭、怀素狂草;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楷书;书法理论

4、两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各具情态

5、明代:平民化、世俗化,强调个性:祝枝山、文徵明

二、绘画艺术

1、起源:新石器时代 壁画,地面画,陶器装饰

2、战国:帛画(《人物龙凤图》)

3、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提出以形写神

4、唐代:吴道子《送子天王图》:创造法度,雍容华贵

5、宋代:山水画兴起:注重意境

民间风情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6、明清:八大山人:风格奇特; 木刻版画、年画等

7、民间绘画兴起原因:商业兴盛、城市发展、文化普及

8、中国古代绘画的基本特点:一方面盛行注重写实的宫廷和民间绘画;另一方面出现了非功利、主写意的文人画;不求形似,注重个人主观性情的抒发,表现手法灵活、自由。

三、文学

(一)诗歌

1、《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 :风雅颂;四言为主(现实主义)。

楚辞:战国屈原新体诗歌《离骚》(浪漫主义)

3、汉赋:司马相如(铺成排比,文采华丽)

4、唐诗:李白、杜甫、白居易

(二)宋词:苏轼、李清照、辛弃疾

(三)元曲:元朝民族歧视,常用散曲抒发愁闷情怀。关汉卿《窦娥冤》

(四)小说

1、唐代:传奇《柳毅传》、《南柯太守传》

2、宋代:话本

3、明清时期兴盛原因: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市民阶层的崛起。

代表作品:

明: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

清:《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

(五)戏曲

1、原始—汉唐:傩舞

2、唐:梨园

3、两宋:南戏,形成完备的戏曲形式

4、元代(黄金时代,标志戏曲的成熟):杂剧(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为元曲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