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运输化与工业化相伴而生，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没有运输化就没有工业化。运输化理论是首次跳出仅局限于个别运输方式的分析方法，提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运输发展理论。该理论将经济发展中的运输化过程分为前运输化、运输化和后运输化三个阶段［1］。实际上，这三个阶段也是指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大系统中的交通运输子系统所处的不同状态。其中，前运输化阶段主要在工业革命发展之前，其特征表现为交通运输条件虽然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依赖比较小；发展到了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系统进一步扩张，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运输速度和质量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运输需求越发多元化，并会逐步从初步运输化发展至完整运输化；而到了后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并体现出后运输化趋势。该理论还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按照运输化的这三个阶段进行划分，这就是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在运输化过程中，人与货物空间位移的范围因现代化运输工具的使用而急剧扩大，交通运输因此成为经济快速发展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基础产业。［2］由于仍处于市场经济初级发展阶段，我国的运输化从总体上看也属于初级阶段。探索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能够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运输化初级阶段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也是决策者和管理者关注的重要问题。由于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基础交通条件也不一致的大国，区域差异及其特征明显，不仅有东、中、西部的局部差异，还有局部之中各省份之间的地域差异，因此基于运输化理论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有一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探讨，比如：郎志红的研究认为，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经济空间结构及区域市场都会产生影响，我们要注意发挥这些有利因素，促进经济发展［3］；周志龙通过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与交通运输结构发展变化关系探讨了交通运输结构的演变规律，分析了不同区域经济因素对各交通方式的影响以及各区域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4］。但是，基于运输化理论来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却不曾见到，本文拟就此做以下探讨。 一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整体上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不论是整体上的交替推拉，还是阶段化的相互影响，也不论是全局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实际上正是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耦合作用的过程。所谓耦合，原本是指两个本来分开的电路之间或一个电路的两个本来相互分开的部分之间的交链，可使能量从一个电路传送到另一个电路，或由电路的一个部分传送到另一部分，其中，多个物理场相互叠加的影响问题被称为多场耦合问题。图1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示意。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直观地体现在其主导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上，并最终以GDP来量化反映；区域交通运输的实现需要有移动线路、沿线设施等基础设施和移动设备，并集中表现为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以客运量和货运量来量化反映。两者可视为两个电路或一个电路的两个部分，其间相互交链，能量可相互传送，正似上述的耦合关系。而区域交通运输体系中不同的区域A、B、C，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不同的运输方式，客运、货运等不同的运输对象，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中不同的产业分类等，都可以看作是不同的物理场，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影响，使得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更似多场耦合，变得极为错综复杂。不过，运输化理论将各种运输方式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分析研究的理念，又使得这一错综复杂的多场耦合关系回转到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相对简洁的两两耦合关系上。正如图1所示，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下文则分别就两者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以下分析： （一）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 1．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它决定着区域交通运输的发展水平。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的建设、结构、布局等都必须服务且受制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它的发展需要对应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另一方面，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是区域交通运输发展的动力。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交通运输发展会不断提出新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同时必然带来区域内外资源、商品流通数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这就要求区域交通运输能力不断提升，从而带动区域交通投资的增加与运输发展水平的提高。换言之，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不断发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增强，使得运输需求随之不断增强，从而推动了区域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2．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反过来，区域交通运输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动脉和联系各行各业的纽带，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和先导作用，区域交通运输为了满足不断增强的运输需求，自身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而运输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也是区域交通运输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同时增强的过程，并会影响和带动区域经济体系内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更直接影响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产业布局的优化、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从而提高区域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具体而言，区域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p#分页标题#e# （1）交通运输能提高区域可达性，增强区域竞争力。区域运输条件改善，运距缩短，运时减少，运费降低，能够提高区域交通运输和社会经济可达性，改变区域经济地理位置，使区域工农业生产的成本降低，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2）交通运输能促进资源和产业布局的优化。交通运输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分布在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的交流更加方便、频繁，促进区域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使产业布局在更大范围内扩展成为可能，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形成更加合理的生产地域分工格局。 （3）交通运输能扩大市场范围。交通运输对区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区域运输工具速度、运输质量和运输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对外交流的增多与商品流量的增加，进而可促进原有专业化市场的扩大、新市场的形成，以及农村集贸市场的发展。 （4）交通运输能优化区域城镇布局，促进城市化进程。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城市产生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在交通运输集聚和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原有城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新城镇迅速形成，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城市功能多样化，城镇体系逐渐成熟，从而大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和沿线地区的发展。 （二）耦合关系的阶段特征 1．前运输化阶段：弱需求与弱支持 此阶段处于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发展方式以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由于能够自给自足，因此经济、生活等都相对封闭，交换、出行等非常有限和简单，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需求也相当有限，因而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较弱。然而，满足需求的过程才是自身发展完善的过程，较弱的需求自然便无法有力地刺激和推动交通运输的快速高效发展。相应地，由于交通运输的缓慢发展，其对资源、商品的集聚和扩散效应也会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仅是弱支持。而这种弱需求与弱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并未充分体现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2．运输化阶段：强需求与支持 运输化阶段是交通运输的快速发展阶段，也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时期。此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开始步入交替推拉、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快速发展时期。正是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集聚、扩散与运输需求三点同时由弱转强，推动了交通运输进一步发展完善，反过来，运输的强需求得到满足，集聚、扩散效应随之增强，基本得到充分发挥，从而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而这种强需求与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已基本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3．后运输化阶段：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 后运输化阶段最为突出的标志是信息化的发展日趋成熟。虽然在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已变得较为充分，可以达到交替推拉、循环往复，以至螺旋式上升发展，但是，交通运输在这一阶段能够达到的理想状态也只是整体上的立体式网状布局，即完整运输化。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不对称，即便有了完整的运输布局，但并非所有的运输都是高效、经济、优化的。经济学讲求最优配置，社会经济也讲求最优发展，因此，后运输化阶段的信息化无疑比运输化阶段完整的运输布局更为重要，所有的集聚、扩散、运输需求以及需求的满足和效应的传送都必将借助信息化来最终实现。相对而言，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强变弱了，而交通运输对体系内主导产业、相关产业乃至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表现出的影响相应由支持变为优化支持。而这种相对弱需求与优化支持的特征表现，实际上最终充分体现出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关系。 二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的实例分析 在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框架下，本文拟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关系分析、弹性分析等方法来定量研究区域交通运输与其社会经济的耦合发展关系，并基于相关数据进行实例分析，以为有关决策者和管理者提供参考与依据。自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交通抢抓机遇，加快调整运输结构，协调推进区域交通发展，交通布局和通行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善，发展成效明显。“十二五”期间，陕西省的经济结构特点与经济发展形势，又构成了陕西交通发展新的现实需求，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经济特色的日益强化，对交通运输能力、布局和结构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5］。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拟选取陕西省交通运输快速发展的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同时，选取客运量与货运量指标来表征区域交通运输发展水平，选取GDP来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选取的相关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一）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是用来描述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本文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或积矩相关系数）来讨论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其中，x和y为相关变量，分别指表示交通运输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r的取值在－1和1之间，符号表示两个变量变化的方向，绝对值表示两变量的密切程度。基于相关数据，采用公式（1），利用SPSS软件分析可得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从中可见，相关系数值均大于0．95，表明表征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水平的客运量、货运量指标与表征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GDP指标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二）因果关系分析 众所周知，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GDP的三驾马车，因此，此处仅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研究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间的单向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要求考虑以下回归：对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分别进行ADF检验，检验值都大于5％临界值，说明以上两对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对两对序列做一阶差分，再进行ADF检验，得出它们的一阶差分均为平稳序列，说明GDP与客运量、GDP与货运量之间具有协整性，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运用EViews软件可得出如表2所示的检验结果，从中可见，检验结果拒绝了零假设，显示出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p#分页标题#e# （三）弹性分析 运输弹性系数是交通运输量的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比值，运用运输弹性系数可以判断运输与国民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可以反映运输发展是否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适应程度的大小，或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持程度。其计算公式为：其中，T、VT分别表示某一时期内发生的交通运输量及其增量，E、VE分别表示同时期内的国民经济总值及其增量。如果运输弹性系数大于1，表示这一时期运输量增长速度高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等于1，表示两者发展速度相同；小于1，则表示运输量增长速度低于社会经济增长速度。首先可计算出所有变量的年增长率，再由公式（4）计算得出运输弹性系数β。为了消除其他不定因素的影响，同时便于比较，本文将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划分为2001～2010、2001～2005和2006～2010年三个时段来进行比较，其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见，在不同时段，陕西省的运输弹性系数显现出增大态势，但整体上均小于1。为了对比不同阶段交通运输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或支持程度，本文还选择了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均较高的美国，分析了其同时段的运输弹性系数，如表4所示。从中可见，美国的运输弹性系数也小于1，且在2006～2010年小于2001～2005年，显现出了下降态势。 （四）结果分析 2001～2010年是陕西省交通运输发展较快的10年，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按照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表现，此阶段陕西省的经济发展应对交通运输有较强需求，而交通运输反过来相应支持着其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交替推拉、上行发展。通过上述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实例分析，结果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发展与其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且社会经济发展显著影响着交通运输的发展，是推动交通运输发展的主要原因。而运输弹性的实例分析则表明，陕西省的交通运输在经济发展的强需求与刺激下出现了较快增长，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分别由2001～2005年的0．3177、0．4571增大至2006～2010年的0．9420、0．7562，对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和支持程度也随之大幅度提高。综合起来看，现阶段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计算结果支持了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 然而限于发展水平。陕西省的实例分析只能说明在经济发展的运输化过程尚处于初步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无法验证运输化过程发展至完整运输化甚至是后运输化阶段时的耦合特征。为此，本文以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都较高的美国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结果表明，美国2001～2005年客运量与货运量对应的弹性系数已分别达到0．8409与0．8017，处于较高水平，而在2006～2010年则分别下降为0．6456与0．7239，说明随着运输化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交通运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让位于信息化，在整体式立体布局已经较为完备的基础上，运输已变得更为高效和优化，不再表现为数量上的单纯增长，而是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表现为对经济发展的优化支持。 三结论与启示 基于运输化理论，本文探讨了区域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指出两者耦合的交链点是运输需求，能量传送的影响机制为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整体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交通运输的进步，而交通运输的改善又将反过来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两者交替推拉、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上升的发展态势。具体到运输化过程的三个发展阶段，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应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特征：在前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表现出弱需求，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表现为弱支持；在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由弱变强，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也由弱支持变为支持；在后运输化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相对于信息化而言相对由强转弱，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发展则转而表现为优化支持。本文还以陕西省2001－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例，采用相关性分析、因果分析和弹性分析方法，对陕西省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量化指标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支持了现阶段两者耦合发展的作用机理与阶段特征。同时以美国同时段的相关数据为例进行了运输弹性分析，说明了完整运输化或至后运输化阶段时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的耦合特征。 本文最主要的启示在于：区域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耦合发展，交通运输虽然受制于经济发展，但又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对于陕西省而言，现阶段仍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交通运输对于经济发展的适应和支持还主要体现于量上的增长，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基础和先导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有进一步提升的巨大空间，后期一方面应着重准备应对完整运输化阶段的高要求，对交通运输的整体式立体布局进行进一步的完善与优化，另一方面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积极着手进行与交通布局相对应的运输信息化配套建设与准备，为进入以信息化为统领的后运输化阶段奠定应有的基础。此外需要指出，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发展存在区域差异，但总体上的发展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都应处于经济发展运输化过程中的初步运输化阶段，因此，对于陕西省的上述启示应该同样适用于我国的其他经济区域。

第2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在新形势下，应如何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近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

记者：进入新世纪，国际国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您对这一历史阶段是如何理解的？

吴忠民：关于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有几种不同的表述：一是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二是重要战略机遇期；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阶段，从时间跨度上说，是本世纪的头20年；从经济指标来说，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看，在这一阶段，如果举措得当，将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平稳进步，如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果举措失当、应对失误，则可能导致经济徘徊不前甚至社会长期动荡，如拉美的一些国家。因此，这一历史阶段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既面临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又面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如何把握和应对，非常关键。这是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重要背景。

记者：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哪些阶段性特征？

吴忠民：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重要特征主要有：一是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开始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但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尚有相当数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任务繁重。二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完善，体制创新的任务艰巨。三是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经济结构加速调整，同时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能源、资源、环境、技术等方面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十分迫切。四是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城镇化加快发展，同时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解决好“三农”问题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五是我国科技事业不断发展，对外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许多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仍大量依靠进口，我国将长期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六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七是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活力增强，社会总体安定，同时社会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难度越来越大，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各类犯罪活动以及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依然严重存在，保持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任务非常艰巨；等等。

记者：如何看待和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些阶段性特征？

吴忠民：看待和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应坚持唯物辩证的观点。必须充分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从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带有历史必然性，其中的矛盾和问题大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是可以科学应对和有效化解的，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当前我们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许多是深层次的，解决的难度很大，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第3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relationfeature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indifferentstageofruralindustryinchina,putforwardthecoordinatedtheory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bystages,regionsanddegrees,discussedthecoordinatedroad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fordifferentstageofruralindustryanddifferentareaofchina.

关键词农业农村工业协调发展阶段性区域性

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问题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村工业发展促进农业发展，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是我国农村工农业关系的主要体现。但农村工业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两者关系有不同的表现。工业发展并不是总是对农业有利，认识到这一点，选择适宜的协调发展道路，发挥农村工农业之间的正关系，抑制负关系，对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十分重要。我们在广东东莞市，江苏无锡县，山东诸城市、苍山县，湖南双峰县，四川米易县等17个典型县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不同地区、农村工业不同阶段的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特征，提出了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

1农村工业不同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的特征

依据反映农村工业发展水平以及与农业关系特点的若干指标（如人均农村工业产值、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农业人口人均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等），根据17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及全国总体状况，确立每个指标在各个阶段的范围，运用要素贡献率与专家评议相结合的方法，确立各项指标的权重，将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的关系划分为五个阶段：

1．1第一阶段为“农为主，工萌芽”阶段这时工业刚刚开始发展，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低于5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不足4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小于0．5，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小于0．2，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纯收入比重小于10％。农村工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农业的剩余资金、剩余劳力、剩余农产品和占用少量土地，对农业的竞争作用不明显，对农业的互补作用也不大。

1．2第二阶段为“农哺工，工起步”阶段工业开始发展且以外延型发展为主，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500—1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为40—5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5—1．5，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2—0．4，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为10—20％。农村工业发展占用较多的资金、土地和吸收较多的农业劳动力，体现出农哺工的特征，这时工业对农业的互补作用（如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以工补农等）还较小。总体上看，劳力转移对农业利大于弊，而资金对农业的争夺对农业弊大于利。

1．3第三阶段为“工农业互争互利”阶段农村工业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1000—3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7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1．5—3．0，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4—0．6，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为20—50％。对农村资金、土地具有明显地竞争作用，但农村工业通过工资和以工补农对农业资金的返还已较为明显；劳动力的数量竞争开始出现，质量竞争较为明显化；体现出互争互利的特征。

1．4第四阶段为“工补农，农开始分化”阶段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3000—10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为70—9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3．0—10．0，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为0．6—1．0，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为50—80％。农村工业发展到具有补农的实力，但全面改善农业现代化条件的水平还未达到；农业劳动力在现有规模下出现局部不足或季节性紧张，农村工业占用土地较多，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开始分化，以工补农水平高、农业社会化服务好、农村工业发展相对集中，农业及粮食生产继续发展；相反，农业及粮食生产出现下降趋势。总体上资金关系对农业相对有利，劳动力关系对农业相对不利；体现出工补农，农开始分化的特征。

1．5第五阶段为“工为主，农分化”阶段人均农村工业产值为10000—20000元，农村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比重的90％，农村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大于10．0，农村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值大于1．0，乡镇企业工资占农民收入比重高于80％。农村工业已具备建农的实力，关键是政策的引导，或者以工建农、农村工业集中发展保护农田，农业规模化经营解决劳力不足和提高农业及粮食生产的效益，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实现；或者工业发展不顾农业，大量占用农田，劳动力数量不足、素质弱化，农田抛荒、半抛荒，农业萎缩；体现出工为主，农分化的特征。

2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梯度推进理论

依据我国农村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特点，以及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关系的特征，提出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梯度推进理论，该理论包含三个部分：

2．1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一个相对而又抽象的概念，内容十分广泛，可概括为下面五个方面：①农业发展水平与农村工业水平的协调（简称水平协调）。水平协调包括总量协调、速度协调。②农村工农业之间的投入结构、技术结构的协调以及农业结构（农业生产结构、种植业结构）、经营方式、农业现代化建设重点与农村工业水平、结构之间的协调（简称结构协调）。③农业与农

村工业在资源要素流动及配置上的协调。包括劳动力、资金、土地等方面（简称要素协调）。④生态环境协调。农村工农业、特别是农村工业发展的同时，不断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简称环境协调）。⑤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还包括广泛的社会内容。通过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使广大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别，减少贫困，增加农民受教育的范围与机会，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通过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向农村的扩散，改变农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过时的思想观念。搞好农村社区生活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从多方面缩小城乡和工农差别（简称社会协调）。

2．2阶段性协调发展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内容及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不能以单一标准来衡量两者关系协调不协调；也不是只有农村工业的高级阶段农业与农村工业才会取得协调。协调是动态的，每一阶段均有其协调的内容与形式，只是不同阶段两者协调发展（关系）的体现不同而已。由于农村工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农村工农业协调的重点应有所不同和侧重。在农村工业处于起步阶段的地区，协调农村工农业的关系，其重点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建立稳固的农业基础，适度发展农村工业。在那些农村工业已具备雄厚基础的地区，协调两者关系，其重点应放在促进企业利润向农业回流，通过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等方式促进农业稳步增长，达到改造传统农业的目的。

不同区域（区位），由于自然条件、农业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农村工业在规模、行业与技术的选择上均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导致了农村工业与农业发展关系的不同，也就决定了两者协调发展的道路与模式应有所不同。以上三点构成了该理论的实体。我国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应以该理论为指导，脱离了协调性、阶段性和区域性，我国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是不可能的。

3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

3．1确立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必须坚持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方向。因为农村工业化是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在中国大多数地区，没有农村工业化便没有农业现代化。但农村工业化并不是农业现代化的充要条件，农村工业的发展并不能自然带来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不同阶段，工农关系不同，农村工业发展方向、农业现代化建设重点也应不同；不同地区农业与农村工业发展的特点不同，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也应有所区别。因此，在确立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时，必须紧紧围绕农业与农村工业的关系特征，以及农业与农村工业的区域发展特点，即必须以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阶段性、区域性梯度推进理论为基础。

3．2立足工农业协调，走多元化发展道路农村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不同，不同地区农业与农村工业发展的特点不同，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村工农业协调发展的道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道路构成的一个道路集。通过大量调查与研究，从农村工农业关系状况以及区域特点的角度，把现阶段我国农业与农村工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归纳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3．2．1以农为主，农业延伸、推动农村工业的道路这类地区农村经济以农业为主，而非农产品资源缺乏，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一、第二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表现为以农为主、工萌芽或农哺工、工起步。随着高产高效农业的发展，在农产品总量剩余的基础上，通过结构调整发展高价值作物和特产作物开发，迫切需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来增加农产品价值、稳定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增加农产品价值，提高农产品商品率，促进高产高效农业的发展。这条道路适合广大的以农业为主、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工业刚刚起步的内陆地区。如山东省苍山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一阶段，农村经济以农为主。该县利用大蒜生产的优势，推动了蒜苔冷藏、保鲜、大蒜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走出了一条依靠农业延伸、推动农村工业发展的农村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3．2．2以农为主，农村工业靠资源开发的道路这类地区农村经济中农业仍是农村经济的主体，但当地矿产等非农产品资源丰富，具备资源开发的优势。农村工农业关系还基本处在第二、三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表现为农哺工、工起步或工农互争互利。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资源丰富的优势逐步显示出来，通过资源开发，在转移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部分的利润回流，对农业发展产生良好影响；工业的发展也促进农产品，特别是加工产品市场容量的扩大，对农产品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这类地区农产品加工业往往是薄弱环节，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尤为重要。这条道路适合于中西部非农产品资源相对丰富、而农村工业水平还较低的地区。如湖南省双峰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二阶段，农村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该县利用矿产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建材、煤炭采选为主要行业的农村工业，改善了农村经济结构，增加了农民收入，对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走出了一条以农为主，依靠资源开发农村工业的道路。

3．2．3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的道路这类地区农村经济中农村工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主体，农业在农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高，农村工农业关系基本处于第三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表现为工农互争互利，资金关系的矛盾比较突出。这类地区农业基础条件较好，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具备发展畜牧业和高价值作物的优势；地理位置较好、交通发达、国内市场容量大，也有发展外贸的优势。通过市场和外贸的拉动，促使农产品加工的发展，带动农业基地建设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这条道路适合高产高效农业发展较快和具备外贸条件的广大东部农区及部分中西部农区。如山东省诸城市，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二阶段末，第三阶段初期。该市在发展外贸基础上，依靠农产品龙头企业发展，带动农业基地建设，推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使农业与农村工业取得了较高水平的协调发展，成为一个在全国较有影响力的典例。

3．2．4以工补农，农业稳定发展的道路这类地区农村工业是农村经济的主体，农业所占份额甚小。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四、五阶段，工农关系的特征表现为以工补农、农业开始分化或工为主，农分化。这类地区农业生产条件较好，但农业劳动力数量不足和素质下降的

问题突出，这时农业发展往往出现分化现象，或者通过以工建农，农业实现规模经营，农村工业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实现，或者农村工业发展不顾农业甚至侵占农业造成农业萎缩。走以工补农，农业稳定发展的道路，必须在坚持以工补农的同时，农业的结构、规模、技术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农村工业利润回流主要靠政策引导，农业调整要以机械化和扩大规模为重点。这条道路适合于沿海、城郊农村经济发达，人均耕地资源少，且农业生产以粮食为主的地区。如江苏省无锡县，农村工农业关系处在第五阶段。该县在不断壮大农村工业实力基础上，通过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等方式，积极完善农业投入机制，稳定推进农业规模经营，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农业没有出现萎缩。

第4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关键词:工业化;货物运输需求;需求特征;运输需求数量;运输需求质量

运输需求问题历来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任何有关运输方面的战略研究都是以对运输需求的分析与预测为起点的。然而,无论是运输需求理论问题研究还是运输需求数量预测,尽管客观上存在着工业化进程对货物运输需求的影响问题,但除北京交通大学荣朝和教授等学者做过相关研究外,很少有人系统探究工业化进程中货物运输需求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于货物运输业发展内在的联动关系。实际上,工业化对货物运输需求影响很大。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货物运输需求流动实体——“货物”的品类和数量不同,“空间位移”要求不同,货物运输需求的特点和内容亦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经历了完整的工业化过程,其工业化不同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对工业化起步较晚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未来的“十二五”乃至以后的一段时期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攻坚时期,对交通运输系统供给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运输需求是运输供给的依据,只有明确了货物运输的需求特征才能提供有效的运输供给。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工业化进程中货物运输需求变化规律的探求,来揭示未来我国货物运输的需求趋势,以期为政府运输发展政策制定及货物运输企业发展战略选择提供理论支撑,从而解决运输供给与运输需求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做好交通运输“三个服务”,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一、工业化的阶段划分及其与货物运输需求的内在关联

工业化泛指一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工业社会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逐渐从以农业为主体转化为以工业为主体,并向第三产业过渡,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都超过第一产业,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重不断上升。

关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标准和划分方法,每种方法都有其相应的优点和局限性。例如:钱纳里等的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划分,将工业化划分为3个阶段6个时期,即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发达经济高级阶段);库兹涅茨等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包括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将工业化阶段划分为工业化前期、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联合国基于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加值比重的划分,把工业化水平分为非工业化、正在工业化、半工业化、工业化等4类。由于依据的理论和标准不同,结论往往不尽一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在《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05年中国省域工业化水平评价与研究》报告中提出了一套综合评价国家或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和方法,据此将工业化过程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3个阶段,每个时期划分为前半阶段和后半阶段,并确定了不同阶段的标志。见表1。

这种划分方法较为科学,基于这种划分,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工业化的各个不同阶段,货物运输需求客观存在着的变化轨迹。由表1可见,工业化不同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历经“一、二、三”到“二、一、三”,再到“二、三、一”最后到“三、二、一”的转变,其间生产力地区布局也会发生一定变化。

工业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对货物运输需求影响很大。货物运输需求是一种派生性需求,源于社会经济生活对货物空间位移方面的需要。按照运输经济学理论,货物运输需求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有3个:其一,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其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变动,特别是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其三,生产力地区布局。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地区布局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货物运输需求的数量和质量,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直接影响货物运输需求结构。在整个工业化发展进程中,货物运输需求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都处于变化之中,这使得货物运输需求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

二、工业化不同阶段的货运需求特征

目前,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步入了后工业化社会;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尚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之中,大多处于工业化中期或后期;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工业化前期,少数国家处于工业化中期。实践表明,工业化不同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不同。见表2。

(一)前工业化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

各国经济在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从原始部落到游牧经济、传统农业社会、手工业和后来的工场手工业阶段,一直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由于游牧业和农业的商品率很低,小手工业原材料多数在当地解决,货物运输需求较少。货物种类除去官僚机构、军队和城市人口所需粮食以及修建工程和其他方面耗用的物资外,很长时间内主要是商业贩运的盐、布匹、茶叶、皮毛、瓷器、铁器和其他金属制品以及香料之类的货物。工场手工业时期,纺织、炼铁等行业的生产规模有所扩大,棉花、木材、生铁等原料、燃料及其产品的运输需求量有所增加。总体来讲,这一时期货物运输需求量较小,运输频率低,对运输服务质量要求不高,运输可靠性较差。

(二)工业化实现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

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3个时期。每个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不同,货物运输需求特征亦不同。

工业化初期(18世纪60年代-19世纪50年代)以纺织、冶金原材料工业为主,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18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工作机和动力机的发明和使用,纺织业成为工业化的“先导”部门,轻纺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1783年,英国纺织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达到35.4%。在纺织产业前向联系的带动下,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冶金业、采掘业、早期制造业等产业迅速兴起并得到蓬勃发展。工业及经济社会发展对煤炭、矿石、钢铁产品等大宗、远途、低值、散装货物运输的需求急剧增加。

工业化中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50年代)是以机械加工及化学工业为主的时期,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重化工业取代轻纺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以英国为例,1783-1924年,按净产值计算,纺织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由35.4%下降到10.8%;钢铁及机器制造业比重由6.5%上升到12.5%;化学工业的比重由1881年的0.7%上升到1924年的1.1%。货物中石油、天然气、化工原料、多种金属和非金属原材料的比重开始上升,水泥等建筑材料大为增加。货物运输除要求继续扩大运输能力,对运输速度和其他运输质量方面的要求相应提高,运输需求开始多样化,对管道、油轮、罐车、棚车等运输需求量增加,要求发展多种运输方式和工具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运输需求。

工业化后期(20世纪6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以高度加工工业为主的时期,制造业产品的加工程度进一步深化,工业品价值普遍很高,技术资本含量大,物质含量相对比较低。汽车、飞机、精密仪器、电器电子产品等高加工产品的附加值比初级产品大为提高,经济增长对原料的依赖减少。发达国家的煤炭工业以及石油天然气采掘工业在工业结构中的比重分别由1955年的2.7%和3.3%下降到1974年的0.8%和1.7%,1955-1974年煤炭工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9%,出现了负增长。这一时期,大宗散装货物运输需求增长速度减缓,加之以电子、信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对运输需求数量较小,运输量的增加不再是主要方面,对方便、及时、可靠、节约等质量方面的要求更为突出,小批量、特种车、专用车的运输需求增加。

(三)后工业化阶段货物运输需求特征

20世纪90年代开始,部分发达国家步入后工业化社会,经济结构转向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经济增长转向更多的依赖深度加工、技术和信息。这些变化致使货物运输需求数量基本停止增长,在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连续下降的现象,但对运输质量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货物运输融为物流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物品生产方式灵活多变且批量较小,企业追求“零库存”和生产体系全球化,对小批量、集装化运输、特种货物运输和门到门一票到底的国际国内多式联运需求增加,运输速度和频率加快,要求运输服务更加及时、方便、可靠。

综上,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整个工业化进程中,货物运输需求数量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不同时期增长速度不同,尤以工业化初期增长速度最快,工业化中期次之,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增长速度最慢甚至基本停止增长。对运输服务质量一直追求更高,需求层次越来越高。

三、未来我国货物运输需求趋势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表明,2005年开始我国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进入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是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根据国际经验及工业化发展规律,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将由传统的以纺织、轻工为主的轻工业向汽车、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和电子信息等产业转型升级。我国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与发达国家相似,但发展环境相差很大,尤其是资源及环境约束加强,对环境承载能力和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相应的,未来我国货物运输需求既具有与发达国家相似的特征又有所区别,突出表现在货物运输需求数量、类型及质量3个方面。

(一)运输需求数量

尽管我国整体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化进程差距很大,中西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前期。见表3。

由表3可以看出,全国31个省区市中有8个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14个处于工业化前期甚至前工业化阶段。整体完成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我国需要更长时间。重化工业发展需要强大的运输支撑,是货物运输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2002年投入产出表计算,按产业结构划分,我国货物运输服务使用分配到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5.4%、71.2%、23.4%,第二产业对货物运输需求影响最大。“十五”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平稳发展态势,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10%的速度稳步递增。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通道”的“爬坡”阶段,即“黄金发展阶段”。工业结构的重型化必将带来重化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能源消耗的大幅增长,使得能源、原材料等长途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旺盛。此外,经济全球化、产品品牌化使得产品流通范围扩大,产成品运输、外贸运输等远距离运输需求旺盛,货物平均运输距离增大,货物运输周转量增长较快。见图1。

图1显示了近几年我国货物运输量的增长情况。相比货物运输周转量的高速增长,货运量增长速度趋缓。这是因为我国重化工业发展走的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对电子、医药、仪器仪表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成品类物资运输需求增长更快,在总运量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可以预见,未来我国货物运输需求总量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具体表现为货运量增速趋缓,货物运输周转量增速较快。

(二)运输需求类型

发达国家重化工业时期货物运输需求的增长点主要集中在长距离、大运量、跨区域的能源运输、基础原材料运输以及外贸运输上。我国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晚于发达国家100多年,与发达国家后工业化发展阶段处于同一时期。与发达国家当年的重化工业发展环境相比,我国处于一个生产柔性化、流通高效化、消费多样的时代,货物种类繁多,货物运输需求复杂多样,不像发达国家重化工业阶段时期那样单一。一方面,我国所处重化工业化发展阶段决定了对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运输的需求。2007年我国铁路和水运完成的货物周转量占综合运输体系的86.7%,这一比重将会持续较长时间。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有“世界工厂”之称,除中西部地区的大宗能源、原材料运输外,东南部地区加工产品的货运需求量也很大,尤其是已步入工业化后期甚至后工业化阶段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数量增多,小批量、多批次货运需求旺盛,零担快运、小件运输、专业运输、特种运输、综合物流服务需求增速加快。

(三)运输需求质量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期间,社会发展对货物运输服务在方便、及时、安全、经济、可靠等方面的质量性要求将大大提高。我国各地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所处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货物品类不同,对货物运输服务质量要求的侧重点不同,中西部地区对经济性要求要高一些,东部地区则对时效性、安全性、可靠性、方便性等方面的要求更高一些。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生产、生活节奏加快,运输频率加快,货物运输需求将越发复杂多样,除在时效性、方便性、可靠性、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外,对“异质”服务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将提出更高要求。

第5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一、从横向角度论述

（一）人民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显著的人民性特征，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发展阶段及其主要内容两个方面：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阶段上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掀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章；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人民群众参加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事业。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个目标指引下，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上看，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如胡锦涛所说“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最终目标。

（二）实践性

实践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体现着实践性的本质特征。众所周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源于科学社会主义，但其主要是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孕育产生的，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不断发展的。

实践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区别于其他理论的一个鲜明特征，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实践就不可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不可能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质和价值所在。因此，实践性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把握好实践性特征，是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渠道。

二、从纵向的角度论述

（一）全面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面性主要是与斯大林模式的比较中总结的。二者特点有很大不同。斯大林模式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经济上，公有制为主体的单一所有制体制，政府集中管理经济和配置资源的行政命令体制。政治上，以党代政，党政合一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文化上，表现为对文化领域的集中控制，人民文化需求和文化权益具有单一，封闭的特点。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体制。经济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行包括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包括通过健全民主制度，建立科学化、民主化决策体制。文化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因此，从比较中可以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全面性的特征。

（二）阶段性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但是在历史事业和理论内容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从中国历史视野看，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处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因此，从中国的历史视野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阶段性特征。

第6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论文摘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无产阶级政党观察分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并做出科学决策的基础。本文通过分析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面临的复杂性矛盾性，进而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所在。

社会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崭新事业，没有前人的直接经验可以借鉴，要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对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给以正确的定位是件十分艰巨的任务。

一、社会主义国家定位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面临的困惑

自从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后，在世界上又相继产生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国家的发展和兴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所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有个面临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定位问题。由于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在各个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各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必然会带有本国的特色。各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和定位之所以走过了一个十分曲折的道路，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原来的设想，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起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原来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是西欧式的。但是，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恰恰没有在生产力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而是在一些生产力落后的国家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这就给中国、苏联包括东欧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埋下了伏笔。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形态，是个崭新的新生事物，它自身的发展也必然经历若干个历史阶段。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对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给予正确定位，然后根据正确的定位，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而这种定位的根据，在没有实践经验的条件下，执政的共产党人往往就以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原来的设想为依据，而离开了他们原来设想的条件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特殊性，导致了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定位，使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认识与实践相脱节，从而走上曲折的道路。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是从天而降的空中楼阁，而是在原有的社会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就使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艰巨性和复杂性。不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后，国内普遍面临的一个状况是封建主义在各方面的影响。表现在经济上，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低，自然经济和半封建经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表现在文化思想上，专制主义的影响深远，干扰着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这种情况就形成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代表社会大生产发展要求的工人阶级和个体小生产者之间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落后封闭的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高效的民主要求和经济文化落后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就形成社会主义国家国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必须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正确定位的基础上，正确面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及各种社会矛盾。否则，在没有正确分析这些矛盾，理清各种复杂关系的前提下，就匆忙采取超越阶段的政策和措施去解决这些矛盾，只能事与愿违，使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走向曲折。

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1]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与当前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我国21世纪初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转到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首先是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果说，几年前这种阶段性变化表现还不是十分清晰，那么，经过几年来的发展，现在人们已经普遍地感受到，我国确实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已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 [2]这些判断，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供了清晰的宏观框架。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党的十七大报告从经济实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生活、协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文化、社会活力以及对外开放等八个方面，阐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首先，工业化还处于中期阶段，生产力水平总体上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落后、增长方式粗放尚未根本改变。其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还会长期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第三，城乡二元经济的状况还没有根本转变，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第四，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属于中下等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第五，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完善，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实践还是很初步的，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情况、新课题。这些都说明，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的状态，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

三、中国在定位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选择

一切从实际出发，要求主观上必须符合客观，客观也就是物质性;实事求是中的“实事”指的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在这两个方法论中，都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根据客观存在，不能脱离客观存在。所以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不能脱离客观实际，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也是我国最大的实际。我们想问题办事情都要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失误的原因之一，就是在于没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十余年开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做到了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人口多，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这就是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历史唯物主义历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更高阶段的推进，以致共产主义的实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我们党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其中，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改革的伟大创举。通过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要求。

发展社会生产力，离不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制定纲领，对党的事业至关重要。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国情，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到党的七大，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把这些归纳为我们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纲领，动员和指引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今天，我们已经有了60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新鲜经验，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作出了科学回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三者是有机的统一，不可分割，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转变过程，是一个伟大而长期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100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绝不能掉以轻心”。[3]这就要求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有更加清醒的认识，确立起戒骄戒躁、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

注释: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斗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

第7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这次会议上，小娅副部长结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对基础教育领域贯彻实施《纲要》提出了系统的思路和意见；顾会长在开幕词中对《纲要》的基本精神做了很系统的论述；各位副会长也从不同角度对学习问题谈了很多好的想法。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室的专家就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报告，其目的也是为了让大家了解《纲要》制定和实施的宏观背景。这些都为我们理解《纲要》精神、更好地开展学会工作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机会。

下面，我围绕学习、贯彻《纲要》谈三点想法。

一、充分认识《纲要》的历史地位

目前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并继续修改完善的《纲要》不是一般的教育工作文件，不是教育部关于教育工作的意见，而是党和国家最高层对今后十年教育工作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各级党委、政府、教育系统、全社会要共同贯彻执行的教育大政方针。

《纲要》是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第一个关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文件，我们要予以高度重视，而且要认认真真地学习它的精神实质。改革开放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重大教育决策文件里，这个《纲要》是第4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每次做出的重大教育决策都是针对一定历史背景下教育的全局性问题提出的。1985年中共中央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在我国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提出的，国家首先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接着做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在国家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此纲要提出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制；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是在国际上出现知识经济这种新经济形态，国家提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立国家创新体系这样一个形势下提出的，《决定》明确提出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做重大决策时，经济、科技、教育这三者是紧密联系的，几乎同时在这三方面做出重大决策，可见，教育改革和发展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组成部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央、国务院每次制定教育重大决策时，都是从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来讨论教育问题的。所以，学习《纲要》时，我们要把握现在国家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延东同志前一段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党委书记和校长会上讲《纲要》时，也提到了阶段性特征。把握《纲要》制定的阶段性特征，对于我们理解国家制定教育决策的背景、它要解决什么问题等精神实质是个很重要的前提。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对阶段f生特征谈点个人的认识。 　第一，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有很多种提法，战略机遇期、矛盾凸显期、社会转型期、后危机时代、新的历史起点等，这都是在中央文件中能够找到依据的提法。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室的专家所谈表明，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正在经历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调整，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国连续30年年经济增长在9％～10％，这个在国际上几乎是没有的。但是，这30年间，它的发展方式处于不断转变中。我国在中共十四大上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之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又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实际上宣告了自改革开始以来实施了20多年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头了，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注重数量增长、规模扩展的外延式发展转变为注重结构优化、质量提升的内涵式发展，十四大提出，要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而科技进步、科技创新和培养高素质劳动者都离不开教育。这种历史性转变把教育提到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基础性、先导性地位。

社会发展阶段特征还要考虑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危机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格局和国际竞争格局。在新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所以要把中国的发展变化放在国际竞争格局当中。在这种背景下，教育就要应对新的国际竞争格局，要考虑为新的国际竞争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当前，我国人才的国际化程度还不能适应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我国现在人才总量增长很快，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已经有八千多万，我国大学生总量也是世界第一，但是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却很少。美国麦肯锡公司曾发表报告称，中国虽有60万工科大学生(美国为7万人)，但真正能够在跨国公司工作的不到10％，真正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人是很少的。也就是说，从国际竞争来讲，我国的人才竞争力是不够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我国经济竞争力提升较明显，而人力资源竞争力却一直排在后面。所以，在后危机时代国际竞争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教育必须考虑能够为国际竞争提供什么样的人才。

另外，当前中国已经从生存型社会转变为发展型社会。生存型社会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当温饱没有解决的时候，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是有限的。进入发展型社会以后，教育是人类发展最基本的一个条件，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必然会增长，而且对教育的需求会不断提高，人们不再满足于上学，而是要上好学，另外对教育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这个阶段对教育提出了很多过去所没有的需求，我们怎样来应对这个需求呢?我们常常讲，为什么教育发展这么快，规模这么大，我们的校舍建得这么多，条件也比过去好很多，但是社会上对教育的批评比过去更多，对教育的不满程度反而更高。我想，这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社会对教育要求的变化。因此，教育必须面对这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新的教育需求。

第二，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过建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即九年义务教育得到普及、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职业教育大发展、终身教育体系正在形成，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从精英教育进入了普及教育、大众化教育阶段，亦即量的扩张已初步解决了，现在最主要是要解决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问题。我把这种转变称之为从“供给约束型”发展转变为“需求导向型”发展，即不能仅仅依靠增加供给总量，而更要改变和丰富供给方式，满足新的教育需求。

第三，教育改革的阶段性特征。这个阶段性特征就是从新旧体制转轨进入制度创新阶段。或者说，在前期改革革除了表层的、显性的弊端之后，现在要解决的是深层次、难度更大的问题，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制度是个深层次问题，因为破除旧体制，如果没有新制度建设，新体制是完善不起来的。而新的制度建设不是一天完成的，是要不断变革、改进和积累的。特别是旧的利益格局调

整后，正在面临着新的利益格局。在这种新的利益格局下要深化改革，会牵动一些既得利益者，而现在牵动的既得利益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强势群体，或者是前期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要动这一部分人的利益，比过去会更难。所以现在改革的难度会更大，它不仅需要我们有胆识，而且需要有智慧。

《纲要》就是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来回答新的历史阶段所提出的这些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我们要认真领会其精神，认清它的历史地位。

二、紧密联系学会工作实际。学习、贯彻《纲要》

《纲要》涉及的问题很多，在学习和贯彻实施中，要紧密联系教育工作特别是学会工作实际，突出重点，务求深入。

一是要把握《纲要》提出的新思想、新任务、新举措。我们要对《纲要》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不仅要理解其文字表面的意思，而且要理解它所包含的精神实质，要联系实际问题。《纲要》这次提出的问题背后联系着很多政策性的问题和举措。比如教育公平，在现阶段究竟如何去实现教育公平?这里面包含着很多问题：教育公平的基本内涵是什么?现阶段实现教育公平的重点是什么?政府在实现教育公平中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如何建立基本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如何完善公共教育制度?等等。又如，我们现在要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共识，即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公平的教育，什么是高质量的教育。适合学生的教育就是好的教育，就是公平的教育，就是高质量的教育。这是近几年来大家经过讨论形成的一个共识。但是，什么叫适合学生的教育，怎样去建立一种适合学生的教育，其中包含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教学方法上因材施教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不从模式和体制上去分析，是很难体现因材施教的。因为如果给学生的通道是单一的，对学生的评价是单一的，是不可能实现因材施教的。所以我们要改变人才培养体制，从体制上人手去解决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要为人人成才开辟通道，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去选择，而且这个道路是多通道互通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是可以多次选择的；二是给有特殊才华的人以特殊的快车道，使其能够更好、更快地成长。国家要培养一批出类拔萃的人，制度上不开通的话，这个是很难实现的。 　二是要抓住教育的热点、难点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比如，基础教育中的老大难“择校”问题、学业负担过重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很难，但是我们要把问题搞清楚，我们可以提出建议，可以先在局部范围内采取措施。这里我们要明白一点，即使制度设计从根本上是合理的，它也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它是有条件的，但是我们要明白现在能做什么，我们要一步一步向前走。也就是说，制度设计和实现的策略应该配套，我们要创造条件去逐步实现。在研究问题时，我们要把长远和眼前很多问题结合起来考虑。

三、以《纲要》为指针，来改进和提升学会工作

第8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一、工业发展阶段性变化的一般概念

（一）工业化与工业发展的内涵

传统研究多将工业化定义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1996）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种过程，首先是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是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增加了。相比于这一定义，另一类关于工业化的定义则是广义上的，张培刚（2009）将工业化定义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在广义定义的基础上，理解工业化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着重于要素组合方式或技术的变化；二是不仅包含制造业工业化，还包括农业经营的工业化；三是技术变化所带来的制度变化也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谭崇台等，2011）。

相比于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的概念较为狭窄。陈佳贵等（2009）认为，在一个国家漫长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工业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改造着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面貌，包括工业规模的扩大、工业部门结构的改善、工业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等内容，可以概括为工业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正如Jorgenson等（2000）所说的，总量数据和总量生产函数并不足以刻划工业增长的全貌，工业发展必然包括结构方面的变化。金碚等人（2011）认为工业结构变化一般包括轻重关系、行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产业组织结构、要素结构以及地区结构等几个方面。高拴平（1997）对工业结构变化的理解与之类似，包括工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对比关系以及工业内部结构状况、工业增长的稳定性及其与结构变动的协调性、工业地区结构三个方面。此外，工业结构还可以包括工业品进出口贸易结构、工业要素结构和工业技术结构等方面（国晖等，2013），有的研究也将产业组织结构换作企业规模结构进行分析（贾晓峰，2001）。

（二）工业化与工业发展的联系与区别

工业化的阶段划分比较成熟和清晰，工业发展阶段的划分则是一个相对模糊的研究领域。多数关于工业发展阶段的研究湮灭在工业化阶段的研究之中，将工业发展阶段作为独立主题进行研究的文献相当稀少。早期的研究，按照生产方式的变化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分为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这里暗含着工业发展阶段划分的影子。更多的研究或者是从工业结构变化的不同特征进行工业发展阶段划分，或者是从影响工业发展的重大历史时期变化进行划分。虽然划分标准不同，但是不同的工业发展阶段，往往都意味着每个阶段的宏观经济背景、结构调整任务、主要政策变化和结构调整效果各不相同（吕铁，2008）。

多数学者认为工业化与工业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化表现为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两个方面，因此，工业化过程往往通过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化表现出来，并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在工业化初期，纺织、食品等轻工业比重较高；在工业化中期，钢铁、水泥、电力等能源原材料工业比重较大；在工业化后期，装备制造等高加工度行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工业发展推进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因此，工业发展问题可以用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两个理论范畴来分析，工业发展表现为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陈佳贵等，2009）。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指出工业化和工业发展之间存在区别。郭克莎（2007）指出，工业化在发展中国家的含义不是指工业的发展，而是整个经济的发展，通过工业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人均GDP等就可以体现出来。冯飞等人（2012）认为，经典的工业化理论得出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这些理论在经济全球化、产业分工细化、后发优势等影响下面临诸多挑战，从而使得一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与经验得出的工业结构演变不一致。尤其是分工深化导致发达国家形成服务于全球的服务业，后起发展中国家形成服务于全球的制造业，使得后起国家制造业比重更高，出现拐点的时间也有偏差。而且，后起国家工业化面临着更为宽广的技术选择，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新技术等因素叠加使得工业化进程在时间上被高度压缩，例如相比于英国、美国完成工业化的时间分别为200年、135年，日本、韩国仅用了65年和33年。

二、工业发展阶段性变化的因素分析

一些经济学家对影响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因素进行研究和归纳，得出了许多具有概括性和综合性的结论。张培刚（1984）在《农业与工业化》中将生产技术和企业家创新管理才能作为工业化的发动因素，将资源和人口作为工业化的限制因素，将社会制度作为随机因素。林毅夫（2012）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更为全面的研究，如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认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四个基本因素和两个辅助因素，前者是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企业战略，后者是机遇和政府。然而，“钻石模型”虽然很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和竞争力的来源问题，但是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可能面临着与“钻石模型”不一样的经济环境。因此，韩国学者乔东逊乔构建了“九要素模型”，其中，物质要素包括资源禀赋、商业环境、相关和支持产业、国内需求，人力要素包括工人、政治家和官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此外是作为外部要素的机遇（胡麦秀，2005）。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需求因素对工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学主流文献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由供给或要素投入决定，需求常作为一个短期问题而不予考虑。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经济增长将由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已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需求作为启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纪明，2011）。二是开放条件，尤其是分工演进对工业增长的影响成为研究的重点。引发学者思考的是，处于开放与保护并存、竞争与协作同在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国的生产、交易与政府的边界到底达到什么水平是最合理的？（杜凯等，2010）。当然，全球化条件下，工业增长的稳定性和波动性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尤其是经济危机或波动带来的影响。一些研究指出，工业是中国经济中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利用外部资源最集中的领域，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具有很大的敏感性和依赖性。

三、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特征及趋势

（一）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变化轨迹

尽管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表明工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其普遍规律，但中国工业发展却不是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简单重复，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过程。虽然中国建立现代工业的努力可以回溯到19世纪80年代，但是关于中国工业发展阶段性变化的研究还是集中于对1949年建国以来，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析。比较常见的一类阶段划分，将历史事件与工业结构变迁的动因结合起来。例如，李博（2010）将新中国60年历史分为1978年之前和之后的两大阶段，两个阶段工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变化趋势明显不同。张建华等人（2012）的研究重在工业发展过程的机理探讨，将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结构升级划分为向重工业倾斜发展的阶段、产业结构纠偏阶段、再工业化阶段。根据制度变迁特点对工业结构进行的阶段划分也属于这一类，比较典型的是根据不同的体制特点，将中国工业结构升级分为计划体制中的工业结构升级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工业结构升级（王云平，2002）。

另一类划分侧重于工业发展和结构演变的表象特征。吕铁（2008）认为1978年迄今的30年是我国工业化迅速推进的重要发展时期，根据工业结构变化的不同特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此之前，庄德钧等（1999）依据工业结构的演进，将建国40年的工业发展划分为重工业份额低于轻工业、重工业份额总体上明显高于轻工业、轻工业份额总体上在增加的三个阶段。有的研究直接依据主导产业的变化对产业发展阶段进行划分，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以轻纺工业为终端的产业群（1979―1984年）、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1985―1990年）、基础设施产业群（1990―2000年）和以住房和汽车为终端的产业群（2000年至今）四个阶段（邵宁，2012）。此外，从产业结构变化的某一方面进行的阶段划分也有借鉴意义，例如杨魁等人（2000）将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历史演变分为几个阶段，金芳（2008）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二）当前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及突出矛盾

针对当前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归纳分析，认为中国工业发展总体状况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从工业化演进的角度来看，有的学者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即将走完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并将步入工业化后期（陈佳贵等，2012）。一些学者基于霍夫曼定理考察我国工业发展阶段，认为我国经济实质上已经进入新一轮的重化工业发展阶段。刘世锦等（2006）认为，过去一段时期及今后较长时期内，重化工业的发展是整个经济发展各方面需求的集中体现之一，是不可回避也不可逾越的过程。刘昌黎（2007）也认为，以重化工业为中心实现工业现代化，仍是我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和首要任务。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化并没有改变我国工业化，尤其是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而一些经济学者反对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说法，认为重型化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先行工业化国家旧式的工业化道路，我国不能够重复他们的老路。

在当前工业发展阶段分析中，我国经济和工业发展进入转折性变化阶段是研究中最为关注的方面。江小涓认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转折性特征，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需要有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有的研究结合内外部条件和形势的变化，总结出新世纪以来我国工业结构变动的一些新特征，包括消费的升级带动作用提升、国际化和全球化影响加深、市场机制促进作用加强、节能减排成为新导向、区域协调发展目标明显等（张建华等，2012）。金培等（2012）指出，当前我国遭遇结构调整和工业转型升级的矛盾交织期。各种潜在矛盾复杂地交织显露，既表明中国工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没有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同时也表明中国工业发展进入了必须转型升级的重要历史关头，开始进入艰难摆脱各种路径依赖的重要转折时期。

从影响因素来看，未来我国工业发展存在一系列约束。刘世锦等人（2006）认为，进入“十一五”以来，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基础性因素将要发生实质性变化，有的不复存在，有的将向新形态演变，已有增长模式将面临过去未曾有过的转型压力。任保平（2010）指出，发展中存在的约束包括进程约束、技术约束、资源环境约束等。在生产要素方面，生产要素价格快速重估的阶段将马上来临；在资源方面，如何实现能源约束加强条件下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刘世锦等，2006）；在需求方面，一是与投资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相比，消费率持续下降；二是与政府消费率相比，居民消费率下降尤为明显（马艳华，2011）；在体制方面，产业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根源，比如地方政府助推和保护下的项目投资热、企业进入和退出机制效率偏低、兼并重组进展缓慢以及国企产权改革不到位等。

从工业结构演变本身来看，也存在一些突出而深刻的矛盾。一些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概括和综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0）、金碚等（2011）分析了当前制约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主要问题，包括传统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重化工业粗放发展与能源和环境约束的矛盾突出，产能过剩问题呈现扩大趋势，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进展缓慢，自主创新对结构转型升级的支撑不足，资本深化与增加就业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张建华等（2012）认为，当前我国工业结构存在诸多问题和矛盾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参与国际分工的外部失衡，二是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平衡，三是不完善的市场机制，四是以GDP为导向的干部考核机制。这四者分别是当前工业结构性矛盾的外在原因、内部原因、深层原因和制度原因。

（三）未来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趋势

从经济增长来看，多数分析认为中国将进入一个增速放缓的阶段，增长方式将会发生转变。刘世锦等（2011）认为，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十二五”末期放缓，并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楼继伟（2010）指出，当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传统增长部门竞争力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被削弱，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因与技术前沿差距缩小而需要依靠创新，这都要求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根本转变。但是，刘世锦等认为，即使中国未来制造业比重下降，降幅也不宜过大，比如制造业的比重应该保持在30%左右。张建华等（2012）也有类似观点，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能到2020年）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和主体地位不会改变。与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的观点不同，林毅夫（2012）认为基于后发优势的潜力，中国经济仍然可以维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

一些研究对未来工业增长速度、结构变化、增长方式等进行了预测和判断。“未来十年我国工业增长的驱动力研究”课题组（2011），从历史轨迹对未来十年（2009―2018年）中国工业总量以及增速进行预测：城市化速度加快是未来工业持续增长的关键驱动力，传统产业仍将继续高速增长，新兴产业将成为经济发展的突破点。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指出，“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工业在增长速度和机制上将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工业经济将进入低速增长阶段，二是产业升级将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将下降，技术进步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将提升。有分析认为，进入21世纪的20年我国经济将保持平稳快速增长的态势，是基本完成工业化第二阶段、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重要时期，重化工产业群、“出行”产业群、电子信息产业群将成为发展的主导产业（刘世锦等，2006）。与中长期分析预测不同，有的研究立足于短期趋势分析，例如金碚等（2011）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工业结构变化趋势的若干判断。

四、总结与启示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成果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但仍存在诸多的不足，具体表现在：间接的研究较多而直接的分析较少，对历史发展的总结性研究较多而关注现实和未来的前瞻性研究较少，借鉴国外已有理论框架的研究较多而结合我国实际的具体研究较少，针对工业发展个别问题的局部性研究较多而纵观全局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关于工业发展阶段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分析基础，但是这些理论的不足和缺陷也非常明显，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现有关于工业发展阶段的研究，或者是与经典的工业化理论糅合在一起，或者是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相结合，抑或依据工业发展的表象特征来分析。虽然这些阶段研究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基于经典工业化理论的研究往往面临“时过境迁”的尴尬，与历史事件结合的分析难免“偶然性联系”的牵强，根据表象特征进行的研究又难以触及工业发展变化的本质。尤其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新形势对已有的发展经济学及相关理论体系构成巨大挑战。因此，经典工业化理论得出的一般规律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参考意义的，面对新的形势和变化需要进行怎样的调整和改进？这在研究中是要首先进行考虑和分析的。

第二，研究者对于我国工业发展的实证分析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对我国具体国情及新形势下的工业发展仍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我国经济转型和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是任何模式都不能提供现成答案的。正是因为如此，其研究才更显必要性和挑战性。目前关于我国工业发展演变的研究，仍然多拘泥于传统的理论分析框架，或者是局限于片面问题和局部领域，不够全面、系统和深刻。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如何结合中国工业发展演变的自身实际，对我国工业发展阶段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如何看待工业发展中的独特因素和新形势给我国工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如何从不同角度（例如经济发展、就业增长、环境优化、资源节约等）来评价我国工业发展和结构演进的效果？

第三，未来工业发展的趋势与战略研究有待加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未来我国工业发展或将出现重大的阶段性变化。这是由于制约工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主要矛盾越来越突出，其中既包括要素禀赋条件的变化、能源环境约束的强化、结构性不协调突出（比如产生过剩等）、价值链升级缓慢等长期性问题，也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部形势严峻、国内政策调整效应减弱等短期性问题。在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影响下，未来工业发展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工业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应该进行怎样的定位，在这种定位下应该实行什么样的工业发展战略？怎样利用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时期，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实现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方式转变和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是制约我国工业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也都有待进一步研究来解答。

第四，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疑问和难点，对研究开展可能构成一定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是产业分类与数据一致性的问题，尤其是在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这一问题更加凸显。在分工深化到产品内的情况下，传统的产业或产品划分方法是有失偏颇的，包括依据生产要素投入比例，将行业或产品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类别的划分方法。这是因为，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中的产业升级分析，不能仅仅依据产品或行业技术含量的高低来判断，更要依据我国所承担生产环节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低来判断。在统计上，我国的行业统计口径还多次发生变化，包括1984年前后工业行业的统计口径变化，1998年前后“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与“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统计变化等。此外，在国际比较分析中，全面、系统的国外数据获取也是研究中的一个难点。

第9篇：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范文

三年来，许宝拿着每个月400元的工资。这份工资让他不敢对雇主提出任何要求。许宝不知道，他的这种状况被有的专家学者用“不和谐”来定义，而一个星期前的4月15日下午，在中南海举行的一次学习――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与他的这种生存状态有着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是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学习与讨论的主题。

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

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讲解这一问题的专家刘世锦和陈东琪均来自中南海的智囊机构。他们的专业领域都是宏观经济研究，前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而后者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

在集体学习过后的第三天，《人民日报》即发表题为《第一要务是发展》的署名文章，深人分析了总书记在15日主持集体学习时发表的讲话。4月20日，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发表题为《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社评，亦对总书记的讲话进行了解读。

从集体学习的内容及一系列媒体反应来看，此次集体学习，重在强调发展这一执政党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

在主持这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数次提到“科学发展观”。这一概念早在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被提了出来。然而它要从一个概念变成执政党切实的执政行为，并非易事。所以，这个概念仿佛历久弥新。

在科学发展观之后，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又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在此次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上，中央高层将这两个概念系统结合了起来。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理清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夯实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兴山认为，从“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二者的关系来说，既可以说是前提与保证的关系，也可以说是途径与目标的关系。因为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

早在2004年2月21日，总理就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经济发展步入关键期

此次集体学习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经济发展在下一步将步人一个关键时期。改革开放20多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在战略目标、市场环境、体制环境、对外经济关系和工业化等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原副部长、中国经济时报社社长余斌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分析说，中国经济发展现在面临四个阶段性特征。

首先，经济发展目标从实现第一和第二步战略目标转向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经济发展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和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新阶段。

其次，市场供求格局从短缺转变为全面买方市场。余斌认为，市场供求格局的转变对经济运行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从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向以质量效益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转变，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从抑制投资、消费需求膨胀和把物价水平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转向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和保持社会稳定。

再次，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现阶段中国商品市场发育迅速，所有制结构日趋多元化，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同时，加入WTO也意味着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冲击将越来越直接。

第四，中国工业化进程从初级阶段向中级阶段演进。中国工业化进程已跨越初级阶段，进人中级阶段，已基本完成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数量扩张任务。

专家分析认为，只有正视这些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中国现阶段的实际国情出发，才是科学地看待发展问题，也是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基础。

从战略高度看待社会发展

此次的政治局集体学习，把和谐社会建设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尚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丁元竹说，2004年，人们就效率与公平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和思路。2005年，这个问题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要提出一个能够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思路，这对于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至关重要。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公平与公正。这样对于我们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起到推动作用。

丁元竹认为，还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研究和开发新的就业部门，要关注劳动生产率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加快提高工资水平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遏制社会差距继续拉大，推动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发展。要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保证社会居民和谐相处。

此外，要缓解教育不平等加剧。教育事业不在于是否产业化，而在于是否严格区分教育事业产业经营和教育事业的社会目的。

的讲话中提到，“我们正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尤其要注意分析和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