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与文化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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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摘 要] 跨文化广告是跨国界、跨文化的商品营销的宣传形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群体有着不同的传统文化、价值 观念、消费观念等。广告的定位、创意是广告成败的关键。文化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论文关键词】 文化因素;广告;定位;创意 一、广告定位与文化因素 美国广告学者艾·里斯等在《广告攻心战略——品牌定位》中指出:“定位并不是要你对产品做什么事,定位是你对潜在的顾客心智所下的功夫。定位并不是不牵涉到改变,它确实在改变。但改变的是名称、价格及包装,实际上对产品则完全没有改变。所有的改变,基本上是在作着修饰而已,其目的是在潜在顾客心中得到有利的地位。”广告定位主要有两大类:实体定位和观念定位。实体定位强调的是:在广告宣传中突出产品的新价值,与同类产品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以及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的更大利益。观念定位是在广告中突出宣传品牌产品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取向,诱导消费者的心理定势,树立新的价值观念,从而引导市场消费的变化或发展。影响广告定位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民族文化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它的作用是在广告中突出、渲染一种具有个性的、独特的、与受众文化和谐的气氛,它的目的是吸引潜在的消费者,在公众中树立起自己企业的形象。 从日本三家汽车公司在中国销售所做的宣传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有朋远方来,喜乘三菱牌”;“古有千里马,今有日产车”,我们知道,它们都是由中国的谚语“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和“千里马易寻,而伯乐难求也”演绎而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广告的创作者对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做了深入的研究、分析。这样做,不但求得了在中华民族文化上的认同感,使潜在的顾客对其产品产生一种亲切感,同时也增强了广告的感染力和渗透力,说明他们的产品畅销各地,深受用户喜爱,使得它们在中国的销售有比较好的业绩。 由于人们在文化语境和价值取向方面存在差异,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伦理道德、社会制度对广告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美国著名运动品牌耐克通过以“just do it”为主题的系列广告,和篮球明星乔丹的明星效应,迅速成为体育用品的第一品牌,而这句广告语正符合崇尚个性、提倡自由的美国青少年一代的心态:要做就做,只要与众不同,只要行动起来。但在香港电视上播放时,“just do it”译成“想做就去做”。许多消费者认为该广告有诱导青少年干坏事的嫌疑,纷纷投诉,在将广告词改成“应做就去做”后,才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尽管只是一字之差,意思却截然不同。这是因为在华人占主流的香港特区,尽管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历史原因,造就其成为一个开放式的城市,但是传统的中国文化依然深深地根植于老百姓的心中,自律具有传统的心理优势,它要求人们的行为举止必须符合一定的行为规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对同一广告内容会有不同感受和理解,同样的广告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产生不同的宣传效果。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各具特色,其表达方式与文化习惯也存在一定差异。这是由于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民族历史、社会制度、道德信仰、文学艺术、心理特点、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地域风貌等等差别而造成的。 美国一家汽车公司把它生产的“Matador”汽车销往波多黎各,“Matador”的英文意思是“斗牛士”,借此比喻该车的敏捷和威风。可是创作者忽视了“Matador”一词在波多黎各当地语言中是“杀手”意思。在一个交通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地方,“杀手”牌汽车怎么卖得出去?再如,许多国产护肤品在说明书中将“增白”译为“whiten the skin”。在汉文化里,“增白”是褒义词,汉语中“一白遮百丑”的说法反映了汉民族的审美心理。而西方国家的有钱人追求的是黑里透红的健康美,苍白在他们看来代表着贫困和疾病,并非美的象征。基于这样的审美期待,谁愿意花钱买“难看”呢?熊猫在世界多数国家受到欢迎,“熊猫”这一品牌译成各种语言,大多能产生美好的联想,但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用熊猫来做品牌广告,却遭到攻击和抵制。因为熊猫外形像肥猪,也被认为是忌物。跨文化广告创作必须充分了解并尊重与受众国的文化差异,不符合受众文化的消费心理、有悖于他们的审美标准的广告,结果都无法赢得市场。 广告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求异,广告宣传必然或多或少地改变着一些传统文化,推动文化的发展。因此,跨文化广告定位时必须充分了解并尊重与受众国的文化差异。美国通俗文化,风行世界,麦当劳快餐店广告总是裹携着美国文化,遍布全球。麦当劳的多种汉堡包都以牛肉为主要原料,其原因是美国是

第2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2010年4月27日，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和阿里巴巴集团研究中心了《新商业文明研究报告》的研究成果，来自政府主管部门、学界、互联网企业等方面的代表共同探讨了推动新商业文明的必要性，以及未来商业变革的趋势。

危机催化新商业文明

所谓商业文明，是以商业或工商业为发展中心的文明。中国的商业已经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也孕育了悠久的商业文明。

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商业文明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它曾经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但是在互联网和信息革命的背景下，旧的商业文明日益显露出它的历史局限性。全球金融危机昭示了其价值观的危机――过分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忽略、伤害、践踏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经济必然要改变商业价值观。《新商业文明研究报告》指出，新商业文明，是在互联网条件下，由电子商务引领，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式变革实现的一种新的人类进步状态。由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推动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文明范式和进步状态。简而言之，新商业文明是信息时代的商业文明。

“新商业文明”最早由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提出。马云认为，旧的商业文明的时代是企业以自己为中心，以利润为中心，而不是以社会为中心。二十一世纪，将是新商业文明的时代。“开放、分享、责任、全球化”是新商业文明的重要内涵，“信息时代的商业文明”将是它的演进方向。

这样一种新的商业文明，对每一家企业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它需要企业去重新思考与客户、员工、股东、合作伙伴、社会经济环境、自然环境等的关系，并为此做出实质性的转变。

新商业文明加速中国崛起

旧商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经营粗放，大量不合理的交易费用沉淀在流通中间环节之中，从中滋生了暴利的土壤，导致对商业基本原则的系统偏离。而新商业文明，让人们回到商业本身。网上销售，完成同样工作，可能六七折、甚至四五折仍有利可图。削除暴利后，人们将通过差异化服务实现增值。既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利于生产者。

新商业文明将显著增进社会资本，促进人们的关系与信任。例如，阿里巴巴未来十年的愿景就是带给上千万企业以创业生存机会、创造上亿的新就业机会，为全球10亿人提供价廉物美的消费平台，并且通过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人的相互和谐与个性化发展。

在上一代商业文明中，英美取代中国成为进步的引领者；在下一代商业文明中，中国有可能再一次成为进步的引领者。新商业文明是属于全球的，中国如果领先一步，将为人类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迎接变革就在此刻。如何实现和加速新商业文明普及，已经被社会各界多次讨论。支持新商业文明的新技术如云计算正逐步成熟，现在需要的是社会的关注、各阶层的通力合作和资源的协调整合。

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具备新商业文明特质的先行者已经在信息时代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并以开放、分享的精神带领他们身边的人共同进步。这将是一场带来巨大经济能量的核聚变。

附件：浮现中的新商业文明(摘要)

1、背景

对全世界的企业来说，正处在思考新的商业游戏规则，凝聚商业普世价值共识的十字路口。利用互联网去重塑商业文明，让企业回到商业原则的基础，是人类面向未来，走出危机的一次很好的机会。

2、什么是新商业文明?

新商业文明，是在互联网条件下，由电子商务引领，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式变革实现的一种新的人类进步状态。由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最终推动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文明范式和进步状态。

3、新商业文明的核心范式

从人与自然关系特点看，新商业文明带来新的生产力，实现从工业革命向信息革命升级的技术进步，形成了以网商为主体、网货为客体的新财富体系；

从人与人关系特点看，新商业文明带来新的生产关系，推动以诚信为标志的社会资本所有制变革、以分享为标志的分配制度变革、以责任为标志的管理制度变革，形成以网规为核心的新制度文明体系：

第3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儒商精神；文化体征；经典；责任

中华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儒家文化为首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儒商精神的形成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儒家文化体系中，仁爱、礼制、中庸、责任等思想的广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全方位的发展和进步。在市场经济背景下，要想从根本上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同步进行，就必须要秉承儒商精神，实现企业进步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本文将重点围绕儒商精神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进行讨论，并为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提供良好的思路。

一、儒商精神的理论基础及核心内涵

儒商精神的形成脱胎于以孔子为首的儒家精神。在儒家文化精神中，既有君子品格的塑造，又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化，同时还包含着对于经济、政治、文化、国民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商品经济的到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构建，让儒家文化在新时期与时俱进，放射出夺目的光芒。通过与时代商业的结合，从根本上促进了现代商业义、利共存，既能够促进时代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有效抵制经济朝着负面化的方向发展，对于实现社会的稳定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一）以儒家为本的商业风貌

儒商精神展现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时代商业风貌。所谓的儒商精神，是指儒家思想与商贾精神的结合，在进行商业活动以及企业发展过程中，要善于将儒家文化运用到其中，以此来加深企业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培育企业精神，以此来实现企业的进步。儒商精神是儒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结合，将儒商精神运用到企业的发展中去，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企业文化观、价值观的塑造，培育良好的企业精神，不断地提升企业员工的素质和凝聚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二）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文化体征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结合，塑造出企业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文化体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义与利的权衡，让企业经营与社会进步同步进行，从而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的提升，然而目前企业发展中出现了过分追求利益的畸形发展态势，影响了企业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遵循儒商精神中的以义取利观念，能够有效地制约不合理竞争的出现，从而维护良好的企业发展秩序，促进企业经济发展与社会责任的共同进行。其次，企业发展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权衡，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突出“以利济世”的文化精神，用企业的经营成果来回报社会，担当社会发展的重任。

（三）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

儒商精神的实现是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在传统文化体系中，儒家精神作为国家政治统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导精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到来，这种精神内涵则更多地与商业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利益与文化的融合。儒商精神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不仅仅要实现传统文化与商业精神的融合，同时还要将其成功运用到企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去，从而实现社会和企业的稳定前进。这是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晶，是儒家精神与商业文化的有机结合，是传统文化体系的革新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民精神、社会秩序等多方面的发展都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二、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相互关系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是相互促进、互为表里的关系。首先，中华传统文化是儒商精神的基础，为之提供了足够的理论依据和题材形式。其次，由于儒商精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时展的见证，儒商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精神，使其在新时期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发展。第三，儒商精神与时代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了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和发展，这是儒家文化与商业文化碰撞的又一结晶，对于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一）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华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儒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它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注重精神与道德，排斥纯粹的物质主义。传统儒家文化在古代被统治者视为统治的工具，其主要的目的在于铸就君子人格，实现国民精神的塑造，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到了商品经济时代，儒商文化的形成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原始精髓，并结合时代的特征实现了精神内涵的进一步延伸，这极大地增加了儒商精神在新时期的适应性，对于企业的发展和经营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总之，中华传统文化为儒商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这对于企业文化精神的塑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企业发展态势的增强。

（二）儒商精神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

儒商精神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以义取利、以利济世文化精神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商业精神与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这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使之更加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纵观当今的企业发展，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脱离文化精神及企业文化而存在，而儒商精神是企业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由此可见其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位置。总体说来，正是儒商精神将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延伸到了现代企业的发展中去，使之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创新性，进一步地丰富了传统文化的时代内涵，从而保证了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步实现。所以对于现代企业发展来说，应该注重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统一性，从而保证我国经济朝着良性的发展方向来进行。

（三）促进了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及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是相位表里、互相促进的，随着社会的转型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儒商精神也在新时期散发出夺目的光芒。新儒商精神的形成及发展，不仅仅为企业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指引，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掀起了良好的社会风尚，从而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和文明社会的构建。正如香港金鹰集团陈仲尼所理解的新儒商精神，应该是修身、治企、兴业、社会多方面的结合，不仅仅要提升本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还要能够肩负起自我成长、员工素质提升、社会发展与进步等多样化的责任，以此来不断地发挥企业的最大优势，为社会乃至全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创造条件。

三、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

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是相互统一的关系。要想实现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就要广泛地借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为儒商精神在新时期的传承创造基础。深入经典，不断丰富儒商精神的文化内涵，准确地权衡义利之间的关系，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观念，从而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精神，才能够为企业文化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机遇，同时进一步地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在新时期的发展。下面将重点来谈一谈新时期如何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与儒商精神的塑造。

（一）深入经典，促进儒商精神的形成

深入经典，促进儒商精神的形成。儒家文化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同时也分成不少派别。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它以内圣外王为基本的总之，强调内心修炼与事业成功的并重，学会处理各种人际伦理关系，实现政治实践。因此，在企业的发展以及儒商精神的构建过程中，要善于从儒家的经典中来汲取力量，广泛地借助于《春秋》、《论语》、《孟子》等诸多文化经典，从而来实现现代企业文化精神的塑造。无论是企业文化的构建、企业员工关系的处理、企业管理决策方案的制定，还是企业的总体发展规划等，都要以儒商精神作为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传统文化的力量，以此从根本上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

（二）以义取利，实现自我职业道德约束

以义取利，实现自我职业道德约束。以义取利是儒商精神的重要精神内容，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要时刻秉承这种思想，来切实实现企业的发展与转型。第一，确立企业的发展宗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并重，遵循以义取利、以利济世的核心观念，来制定企业的发展策略和战略规划。第二，在企业开展业务的时候，也应该以儒商精神作为有效的参考依据，学会以正当的方式解决各类业务问题，在实现有效沟通、良好合作的基础之上，来最大化地维护企业利益，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保证企业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第三，以儒商精神作为企业文化的精髓，教导员工严格地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以正当的方式来取得属于自己的利益，从而不断实现个人的长远发展，为企业的发展和进步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明确责任，开拓“以儒带商”新思路

明确责任，开拓“以儒带商”新思路。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在追求自身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应该时刻明确其社会责任意识，为实现社会长远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首先，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要以“儒文化”作为一切行为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企业的发展宗旨和核心理念，必须要以促进社会良性的发展为依据，从而实现与社会发展的同步进行。“知其不可而为之”，即是很好的证明。要想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经营效果，就必须要努力地践行儒家精神，拥有不屈不饶的勇气和毅力，来克服企业发展道路中的困难，从而为企业的顺利发展创造条件。第二，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商业的发展，商业在社会所有行业中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必须要充分地发挥企业的优势，大力倡导“以儒带商”模式，从而让企业自觉地肩负起社会责任和社会道义。

（四）和谐发展，掌握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

和谐发展，掌握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追求和谐，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同时也是企业经营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中庸思想，还是贵中尚和的理念，都在强调和谐的重要性。因此，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遵循和谐发展的要求，掌握有效的经营艺术和发展之道。首先，对于企业而言，要秉承“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追求企业发展与自然和谐的有机统一。比如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应该实现环境保护、绿色生产、节约成本等，从而实现和谐经营。其次，遵循贵中尚和的思想，构建其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仅要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同时在企业对外发展过程中，也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从而实现企业交际中的和谐。

（五）强化道德，树立现代儒商新规范

强化道德，树立现代儒商新规范。“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于企业来说，要想实现企业发展的进步，就必须要遵循起码的道德规范。首先，将道德观念融汇到企业文化构建中去，号召领导者、企业员工都要不断提升自觉性，实现道德水平的提升。其次，要多开展各种各样的企业公益活动，比如社会救济活动的开展、成立基金会等方式，都是提升企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证明。总之，只有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实现儒商精神在企业发展中的融合，才能够不断地实现企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实现其文化内涵的丰富，从而保证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结语

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儒商精神已经成为了现代企业中的重要文化基础，对于塑造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之道提供了有效的基础。特别是新儒商精神的提出，更加凸显出这种文化精神的深层次内涵，必将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撑。儒商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新时期背景下，必须要借助于传统文化来丰富儒商精神的内涵，通过深入经典、以义取利、明确责任、和谐发展、强化道德等几个方面来对新儒商精神进行重塑，以此来为现代企业进步提供有效的文化动力，同时实现以义取利、以利济世文化格局的形成，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参考文献：

[1]袁张帆.现代儒商企业的伦理审视[D].华侨大学，2006

[2]张英杰.论儒商精神及其当代价值[D].哈尔滨工业大学，2006

[3]王静玉.汲取儒家文化精华，构建中国特色企业文化[D].河北经贸大学，2013

[4]林锐.儒商之道与现代企业经营理念[D].华中科技大学，2006

第4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商务英语 翻译 文化适应性

商务英语翻译问题概述

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间、地区间经济交往的实质是国家文化、地区文化的互动、交流与接触。在不同文化的交互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弱化和消除文化障碍,实现文化沟通和交流。英语作为国家间、地区间经济交往和商务往来的有效工具,具有存在形式的多样性与表达方式的多样性等特点,这些特征不仅反映着国家、地区间文化的差异性,也影响着商务英语翻译的准确性。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必须注重国外企业与本国企业之间的文化差异。

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文化环境是一个不同区域、行业、特征和性质的文化交织影响、能动渗透的有机能动场,尤其是其中的文化传统有着较强的波及力和辐射力,会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造成影响效应,商务英语翻译也不例外。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发展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产物,是社会文化在企业组织管理实践中的折射,也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文化价值、经营理念、管理过程和未来经营业绩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企业文化渗透于企业的一切活动中,又流溢于企业的一切活动之上,既是企业组织的基因和灵魂,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潜在动力和重要保障;既是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批判性和继承性、稳定性和动态性的有机结合。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适应,应关注和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重视商务英语翻译的外部环境

密切关注国外企业文化的最新成果,充分考虑商务英语翻译的外部环境。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化、国内市场经济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推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渗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学习市场经济国家先进的企业文化逐渐成为培育和创新我国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但实事求是地分析,对如何借鉴、学习、吸收和内化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适应性、可移植性等关键问题,并没有从理论上、学术上加以明确描述和科学阐明。目前,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对待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存在以下方面的不足:

局限和满足于介绍和翻译,而忽视根据本土社会特殊的文化背景、文化特征进行商务英语翻译,以及对国外先进企业文化的吸收、修正和创造性地应用。

忽视文化盘点,即忽视国外先进企业文化的制约性,不注重原产地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差异性与共同性分析,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未从方法论角度把握其来龙去脉,缺乏对国外先进企业文化成果深层次的文化学透视。

缺乏对我国本土文化独特性的准确认识,未经系统科学地分析就直接从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中演绎出各种关于商务英语翻译的手段、设想、方式与模式,企图在较短的时期内来完成商务英语翻译工作。实践证明,单纯考虑国外企业文化,不会产生与国内企业商务交往活动的英语翻译理论及实践操作方式,也不会促进国内企业商务活动的持续、深入和有效地开展,反而给企业商务交往与活动的有效开展带来很大障碍,造成企业生存力、发展力和竞争力的巨大破坏。

把握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

事实上,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往往被忽视的环节就是文化的适应性。当然,文化适应性的观点决不是否认不同商务英语翻译的相互借鉴和学习,但国外先进企业文化不能原封不动地渗透到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商务英语翻译必须注意文化适应性问题。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表明,东西方管理文化存在诸多方面的差异,彼此各有优势,很难找到一条客观、有效的商务英语翻译标准。对于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究其本质是由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所致。因此,在我国企业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文化适应性问题,注重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反映国外企业文化特性,才能更好的造就企业商务英语翻译在企业商务创新实践中实现实质性转变和历史性飞跃。本文认为,商务英语翻译的首要前提应该是注重国内外企业文化之间的内在耦合性与本质差异性,有效体现国内外企业商务活动交往之间的文化适应性。

全面构建商务英语翻译的内部环境

文化适应性作为商务英语翻译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关键要素,说明商务英语翻译要与我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相一致。商务英语翻译是体现企业亚文化的一种手段,是社会宏观的大文化在企业中的投射,因而商务英语翻译必须体现出社会的宏观大文化。所以,中国企业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基础就应该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是人类的一种本原文化,是在与各种文化、思想、观念不断碰撞、借鉴和融合的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与表征。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道可道,非常道”的真理追求意识,“无为而治”的管理意识和“有生于无”的创造观以及孙子的“五事七计”以道为首的思想等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培育和建构商务英语翻译理论的重要基石。

长期以来,我国商务英语翻译理论缺乏中国特色,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借鉴和应用到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中。实践表明,只有建立扎根于现实土壤、具有我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才能使企业发展具备永续的原动力和发展的持久力。例如,海尔的“in good faith forever”,集中反映了德、信、人尊、人与人之间亲和的传统精神在企业文化中的延续,也正是由于海尔把传统文化作为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重要组成部分来认识,从无序到有序,从有序到体系,从体系到高度,从高度到延伸,将诸多竞争对手远远抛于身后。

综上所述,商务英语翻译应置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去深入探讨。研究商务英语翻译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文化的关系,商务英语翻译与企业管理、企业环境、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等,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理论体系和模式,加强商务英语翻译理论应用、测量、评估、诊断和追踪的实证性研究,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商务英语翻译管理模式,推动经济组织交往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1.赵雪涛,王明辉.浅谈商务英语翻译与文化关联[j].商场现代化,2008(24)

第5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系在供应链中的重要作用，即供应链中的“弱连接”强度，并基于此研究了构建并利用“弱连接”供应链结构应对突发事件的方法和供应链“弱连接”关系管理方法。

关键词：弱连接；突发事件；供应链风险；信息共享

一、 引言

供应链某个企业中的“弱连接”企业是指那些与本企业或者本企业的上游供应商或下游订货商处于相同或相似行业，暂时没有发生供需关系或者供需关系非常微弱的那些企业。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这些“弱连接”的企业或许能够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让供应链免于中断造成的损失。本文针对这种特殊的现象展开研究。

二、 供应链中的“弱连接”企业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它不仅是一条连接供应商到用户的物流链、信息链、资金链，而且是一条增值链，物料在供应链上因加工、包装、运输等过程而增加其价值，给相关企业带来收益。

供应链中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用它们之间的交易量和交易频率来衡量的，主要包括上下游企业之间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供需交易量、交易次数以及它们在企业总的交易量和交易次数中所占的比率。本文据此将供应链中企业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强连接”、“弱连接”和“无连接”。“强连接”企业就是指那些与某企业发生供需关系非常多的企业，也是传统供应链管理理论中所强调的那些十分重要的供应商或者订货商；“无连接”企业就是没有任何供需关系的、将来也不大可能会发生供需关系的企业，在本文中暂时不做研究；而本文着重研究的“弱连接”企业就是指那些供需关系较弱的企业，在这里主要是指以下三种企业：

（1）与某企业有间接供需关系但是处于同一条供应链的企业，如某企业的后备供应商；

（2）与某企业有较弱供需关系的企业，这些企业与某企业的交易量在各自的总交易量中所占比例较小，如同时处于多条不同供应链上的企业；

（3）与某企业目前没有供需关系但未来有可能发生供需关系的企业，如属于相同或者相近行业但是处于两条不同供应链上的企业。

弱连接企业的供应链结构图如图1所示。

三、 “弱连接”企业的强度

通常企业都通过交易量等指标来衡量供应商或者订货商对于本企业的重要程度，从而忽视了某些“弱连接”企业的潜在作用。实际上，这些“弱连接”的企业在供应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忽视它们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低效率，尤其在面对供应链突发事件时，忽视“弱连接”企业的作用就意味着失去了很多阻止供应链中断的机会。我们先看图1（a），企业1是制造商，企业2是供应商，企业3是与企业2生产同种产品的后备供应商，当企业2的生产不足以满足企业1的订货时，企业2便会向企业3购买后备产品用于满足企业1的需求。这里企业2是企业1的“强连接”企业，而企业3则是企业2的“强连接”企业。根据格拉诺维特的理论，在网络中，任何三角关系，若其拥有两条强连接关系，则第三条必然是强连接或者弱连接，而不可能是无连接关系。在这里，也就是说，企业3一定会是企业1的“弱连接”企业。如图2所示。这个结论看上去很奇怪，两个本来没有直接关系的企业产生了直接的联系。实际上，随着供应链的运行，供应商会逐步对其后备供应商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会逐渐降低自己应对突况的能力以减少运作成本，尤其在JIT生产和敏捷制造等日益盛行的今天，这种降低会变得更加明显。这样一来，这个供应商的后备供应商和制造商之间便会产生直接的联系，后备供应商的生产中断也会对制造商的正常生产产生影响。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而另一方面，上游供应商的后备供应商对于制造商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当供应商由于突发事件不能生产而使制造商的供应链产生中断时，制造商可以直接转向后备供应商提品，从表面上看这是显而易见并且容易实施的，但实际上，如果制造商不能在正常运作时提前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弱连接”关系，那么制造商的需求信息和发生中断时的订货意愿不能被后备供应商提前获取，这样后备供应商便不可能在产能和库存上做好一定准备，这样的话在发生突发事件供应商不能及时满足制造商的需求时，其后备供应商对于制造商的作用也将十分有限。

我们再来看图1（b）中的“弱连接”关系。企业2是制造商企业1 的主要供应商，而企业3则是和企业2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与企业1发生供应关系规模较小、同时为多个制造商供应同一种产品的企业，它是制造商1的“弱连接”供应商。通常都认为企业3的作用要远低于企业2，而实际上，在应对突发事件时，企业3作为制造商的“弱连接”供应商，其作用甚至要大于“强连接”供应商企业2。当企业2因为突发事件其生产发生中断时，企业3因为身处多个供应链之中，其生产一般并不会被影响，此时制造商反而可以依靠这个“弱连接”供应商供应原材料维持生产的正常运行，“弱连接”供应商转化为“强连接”供应商，如图3所示。“弱连接”供应商的可靠性反而超过了“强连接”供应商，这就是“弱连接”企业的强度。

最后来看一下图1（c）中的“弱连接”关系。企业1、2、3、4和企业5、6、7、8分属同一行业的两条供应链，这两条供应链之间由于地域或者文化的限制没有供需关系，企业5和企业1是“无连接”关系。企业3是制造商企业1的供应商，而企业5则与企业3生产相同的产品，因此企业5未来有可能成为制造商1的供应商，它们之间实际上是“弱连接”关系。两个企业分处不同的供应链，它们的实际上具有很强的信息互补关系。“强连接”关系通常代表企业彼此之间具有高度的互动，在某些已经存在的信息传递渠道上较亲密，因此，通过强连接所产生的信息通常是重复的，容易自成一个封闭的系统。供应链网络内的企业由于具有相似的外部环境和供应链文化，高度的信息沟通频率通常会强化原本供需信息的认知而降低了与其它多元文化的融合以及其他信息的接收，故也认为“强连接”供应链网络并不是一个可以提供创新环境的组织形态。相对于“强连接”关系，“弱连接”则较能够在不同的企业间传递非重复性的信息，使得网络中的企业能够增加修正已有供需信息的机会。“弱连接”供应链关系有助于在信息传递和修正方面增强供应链的鲁棒性。

最好的供应链应对满足以下三种要求：高效率、快速反应和促进创新。“强连接”的供应链关系能够满足高效率的要求，而“弱连接”供应链关系则能够为供应链带来快速反应和促进创新。

“弱连接”企业一般都是很容易获得的，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愿意作为那些原本彼此供应关系较弱的需求企业的后备供应商，这是一种相互的“弱连接”关系，彼此都是对方的后备关系企业。因此，“弱连接”企业关系是低成本且高效率的。供应链中“弱连接”企业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弱连接”企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供应路径。“强连接”企业为制造商提供了主要的供应路径，但是如果只有这一种供应来源，供应链就会显得十分脆弱。制造商可以低成本地获取更多的“弱连接”供应商，这些企业能够为制造商构造多条潜在的供应路径，以备主要路径中断时能够为制造商提供所需要的生产原材料。

（2）“弱连接”企业有利于供应链信息共享和传播。同一行业中的每一条供应链都有自己的供应链文化，都有它们自己的供应链组织方式，“弱连接”关系能够在这两个供应链中架起一座信息共享和传播的桥梁，使得供应链中的企业能够真正身处开放的信息环境之中。

（3）“弱连接”企业有助于供应链及时转化和分散风险。外部突发事件对供应链造成的损害可以通过“弱连接”企业来分散。另外，“弱连接”关系使得以前较小的供应链规模成倍增加，根据复杂网络中的无标度理论，供应链网络中的每一个企业其度分布趋于均匀化，这样一来，整个网络面对突发事件时将会变得非常“鲁棒”。另一方面，对于供应链不确定性累积所造成的供应中断风险来说，多元化的“弱连接”企业能够使得这些不确定性在产生之时就能够及时的消除，使得供应链风险得到转化和分散。

四、 借助“弱连接”企业应对突发事件

本文已经详细分析了“弱连接”企业对于供应链的重要作用。“弱连接”的供应商或者订货商一方面能够及时转化或分散供应链风险，减少供应链发生中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能够为制造企业面对供应链突发事件提供更多的应急供应源和供应路径。另外，“弱连接”供应关系所带来的信息共享能够使得企业能够更为准确及时地接收供应链风险信息。总之，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弱连接”供应商所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认识到“弱连接”供应商在供应链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么，企业又应该怎样构建并利用这些“弱连接”供应关系呢？

供应链中的企业应当积极构建“弱连接”供应关系，加强与非直接联系的上游供应商的联系，加强与后备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另外还要重视同行业的其他供应链中的企业，加强与它们的联系，积极向这些“弱连接”企业传递突发事件发生时的订货意愿，积极与这些“弱连接”的供应商或者需求企业互通企业产能、需求等相关信息。通过这些措施，供应链发生中断时，这些“弱连接”的企业便能够及时转化成“强连接”的应急供应商或者制造商，从而成功应对突发事件。

参考文献：

1. 季建华.运营管理.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2. 何大韧，刘宗华，汪秉宏.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 Tomlin Brian T. On the value of mitigation and contingency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supply chain disruption risks.Management Science,2006,52（5）:639-657.

4. 何明珂,董天胜.供应链中信用缺失的形成机理研究.管理世界,2007,（10）:166-16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应急运作管理与鲁棒计划”（项目号：70732003）；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项目号：2010047694）；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专项基金项目。

第6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受医疗服务改善、预期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国自21世纪开始就已进入老龄化国家。国家统计局2012年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65周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于商业金融机构来说，这种养老金“私有化”无疑创造了巨大的商机，而做为我国金融体系中的最主要参与机构，商业银行应该依靠自身的优势，紧紧抓住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市场化带来的机会，从养老金金融发展中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因此，为了顺应养老金“私有化”，商业银行必须保持较高的流动性，即商业银行保持随时可以适当价格取得可用资金的能力，以便随时应付客户提存的需要，所以对于研究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之前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关系并没有进行直接研究。王刚以某商业银行2004年对北京市经济影响的数据分析，得出2020年前，北京市居民的储蓄率仍将保持增长趋势，2020年后，人口老龄化对北京市居民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石莹、赵健以国际数据为经验，探索人口老龄化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的巨大商业金融需求，提出商业银行介入养老金金融业务，既可以规避由于“金融脱媒”带来的收入风险，又可以通过加强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进而提供专业的养老金服务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徐丹通过分析我国老龄化社会对养老金融特殊需求以及现阶段商业银行养老金融业务的发展情况，表明我国养老金融处于“零散”发展状态，养老产业涉及较少以及产品服务较弱的不足，并且指出商业银行流动性不足很可能是导致上述情况的直接原因；陈煌生、陈天玮结合国内人口现状和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业务经营活动影响的分析，认为随着老龄化的推进，居民的储蓄率会下降，贷款需求将放缓，从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会大大提高。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年来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指标进行实证分析，并相应地提出策略与建议。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人口老龄化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表现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保险受限，居民储蓄下降，贷款减少，从而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加强。因此本文所要分析的变量应包括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居民储蓄率、商业银行流动性等。1.人口老龄化指标。根据国际通行的老龄化衡量标准，为避免人口老龄化预测数据与实际情况的偏差，选取老年抚养比（ODR）作为参数。2.商业银行流动性指标。本文采用张雪芳、王妙如所介绍的贷存比（CDB）来反映商业银行流动性。贷存比越小，则流动性越大；反之，则流动性越小。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只分析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从数据来源方面看，ODR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CDB的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中心。ODR均选取1996~2012年的年度数据，并进行相应处理；CDB选取1996~201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年末数据，并且进行处理。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情况，将上述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变化后的变量相应为LODR、LCDB。

（二）变量平稳性检验

由于经济变量中绝大多数的时间序列数据并非是平稳性的，这样所研究的结果存在伪回归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必须先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了ADF检验法对上述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变量LODRDLODRLCDBDLCDBADF统计值-2.2195-3.98690.9869-3.9045临界值（5%）-3.5875-3.5950-1.9539-1.9544伴随概率P0.31310.02230.90980.0004结论不平稳平稳不平稳平稳注：DLODR、DLCDB分别表示LODR、LCDB的一阶差分从表中的检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出：LODR、LCDB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小于5%水平下临界值的绝对值，这说明这三个序列在95%的置信水平都是非平稳的。进一步检验显示，DLODR、DLCDB在95%的置信水平上都是平稳的。

（三）协整检验分析

协整检验是分析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由单位根检验中可以得知，LODR、LCDB都是单整序列，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进一步，采用了Johansen协整检验法对多变量序列进行向量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协整检验结果中的迹检验统计量大于5%显著水平临界值以及伴随概率0.0362，可以看出在95%的置信水平下拒绝无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这说明我们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进一步对应原假设最多一个协整关系，我们在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其相对应的伴随概率为0.4643大于0.05，说明在9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因此可以得出各变量之间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由分析可知标准化后的均衡方程为：LCDB=-0.0830*LODR+2.7216   (1.2315)   (0.1683)（1）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与贷存比存在负相关相关，其中人口老龄化每加剧1%，将引起商业银行贷存比降低0.0830%，这与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使得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下降的事实相符合。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分析只能说明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但是不能说明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经济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为了确定人口老龄化与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文中的各个变量之间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在5%的显著水平下，商业银行流动性不是人口老龄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对人口老龄化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另外，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Granger原因，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显著影响，事实也正是如此，1996~2012年以来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加剧，而我国商业银行的贷存比也是逐年减少，并且在2005年以来贷存比都低于75%的界限，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五）VEC模型估计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但是这一均衡并不是不变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均衡。当均衡系统受到冲击，这种均衡会被打破，而系统又会通过一定的误差校正机制逐步恢复到均衡状态。在此，笔者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来考察人口老龄化与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关系。通过检验发现VEC模型的所有特征根都落下单位圆内，如图1所示，因此VEC模型分析的结果可靠。由于本文重点讨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影响，在此仅讨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的短期方程，得出VEC模型如下。DLCDBt=-0.1189ECMt-1+0.0220DLCDBt-1-6.7736DLODRt-1+0.0946DLCDBt-2+1.7034DLODRt-2-0.0144（2）在短期内，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而言，贷存比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协整关系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所以当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出现过剩时，误差修正机制将会使得商业银行流动性减弱。对人口老龄化而言，虽然老年抚养比滞后二期的系数值为正，但是老年抚养比的滞后一期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滞后二期的正面影响，因此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也就是说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具有正面影响。

（六）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能够比较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其效应。由于上文建立的VEC模型经检验是稳定的，因此可以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2给出了LCDB、LODR对LCDB的冲击响应图，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阶数（单位：年），纵轴表示响应的大小。图2（a）给出了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对自身的脉冲响应。在第1期对贷存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贷存比脉冲响应会在第2期达到最大，然后开始下降，在第5期后稳定，并且从响应图上可以看到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对自身冲击所带来的响应都是正向的。从图2（b）中可以看出，在第1期对老年抚养比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后，商业银行贷存比脉冲响应会在前3期出现下降的负向作用，并且在第3期达到最低点，表明当期老年抚养比对贷存比的抑制作用达到最大，从第3期后，脉冲响应开始上升，并且在第6期达到负向作用的稳定状态，从而可知，在长期老年抚养比对商业银行贷存比具有抑制作用，也就是说，人口老龄化会加剧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总之，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商业银行贷存比的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与上文的协整分析的结果一致。

四、结论与启示

第7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行业界限与企业边界日益模糊。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和取得长期效益。环境约束会阻碍企业生态位的发展，相交生态位上的企业也会起到限制作用。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打破了传统企业之间“单赢”的竞争观念，强调企业的经营大环境是一个联系紧密、互为依赖的共生系统，零售企业需要在这个环境中与其他企业共同发展。

关键词：商业生态系统 零售业 特征 战略构建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环境越来越复杂，对企业的要求日益严格。没有明确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在日益复杂的环境下生存困难。大而全的企业无论从响应速度还是从成本控制都无法达到使企业度过一系列危机的高度，因而越来越多的零售企业注重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企业间相互联系的方式也由以前近似线性的关系变为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从而发展成商业生态系统。

商业生态系统，从狭义上讲，它包括客户、供应商、生产者、流通者、市场中介（包括商、销售渠道、销售补充产品及其提供服务的人、各种协会等）；从广义上讲，它除以上经济联合体外，还包括自然资源、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科技环境等生态环境，是经济联合体与其所处生态环境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整体。

商业生态系统的特征

商业生态系统建立在企业生态位分离的基础之上。如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每个生物体各占有一定的生态位。当两个生物利用同一资源或共同占有其他环境变量时，就会出现生态位重叠现象。由此，竞争就出现了，其结果是这两个生物不能占领相同的生态位，即产生生态位分离。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企业也一样，企业组织越相似，对资源的需求越相似，经营的产品和市场基础越相近，它们之间生态位的重叠程度就越大，竞争就越趋于激烈。为了减少正面冲突，企业必须发展与其他企业不尽相同的生存能力和技巧，找到最能发挥自己作用的位置，实现企业生态位的分离。

商业生态系统强调系统成员多样性的重要作用。如果系统的复杂性越来越低，以至由原来非线性特征退化为线性特征，系统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整体功能。因此，保持成员的多样性也是保证商业生态系统存活的必要条件：首先，多样性对于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环境扮演着缓冲的作用；其次，多样性是商业生态系统实现自组织的先决条件；再次，多样性有利于商业生态系统价值的创造。

商业生态系统横跨了许多行业，各个成员致力于寻找新思想，发掘潜在的需要，并把它们创造性地结合到新的经济活动范式中，去创造系统的新价值，并通过分享新价值提升每个成员各自的价值。

商业生态系统的主导企业对于系统保持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商业生态系统能为顾客所贡献的是一个结合各种资源和能力的协作体系。如同生态学上的优势种对整个群落具有控制性影响一样，商业生态系统的主导企业控制和影响着该系统内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所以，对于一个商业生态系统而言，共生企业群可以发生变化，但保留主导企业却是该商业生态系统存在的前提。

商业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的特征，并通过自组织不断进化。对于商业生态系统而言，根据环境的变化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结构、决策过程、操作过程甚至产品和服务尤为必要。只要条件满足，随环境不断进化，自组织就不会停息。

商业生态系统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对环境的反应比较迅速。商业生态系统的组成是消费者需求驱动型的，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聚集一群相关企业完成构思、设计、生产、分销和服务等工作。

商业生态系统具有模糊的边界，呈现网络状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每一个商业生态系统内部包含着众多的小商业生态系统，同时它本身又是更大的一个商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次是某一企业可同时存在于多个商业生态系统中。传统商业系统和商业生态系统的区别如表1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以往管理零售行业运作体系的思想还是将视野锁定在企业自身。本文提出的零售业商业生态系统，从系统化的角度分析零售行业的运行规律，为管理零售行业的稳定发展与运行提供有价值的思路。一个企业要生存和发展，需要与对手竞争，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共同进化的思想。就像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生物群体的相互依赖性一样，每个成员在自我改善与改造的同时，必须与其他群体成员予以共生和配合。强调企业生态位的思想，其本质是系统成员的协同进化，即成员们在合作与竞争中协同发展。这也是商业生态系统区别于其它企业网络的根本特征。

基于商业生态系统视角的零售业发展战略构建

（一）巩固发展与制造商、批发商的共生关系

自然生态系统中，食物链上每个物种相互依存又相互争夺资源。商业生态系统中，在商品价值增值链上的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的关系也是如此。而传统的流通系统往往被分割成一些封闭的环节，比较松散，制造商、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长期互不信任、讨价还价，为了抵抗市场风险，各个环节孤立地建立库存，交易成本大增。随着市场制度变迁的加速，传统的价值链已不能适应商业的发展。零售企业应以消费者需求为目标导向，努力巩固、发展与制造商、批发商的共生关系， 共同进行市场调查、设计、开发，认真研究消费者的需求差异和需求态势，使信息存取、处理由孤立变为互动，由封闭变为开放。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商品流通各环节（生产商、供应商、服务商）有机联结起来，促使信息、运输、包装实现标准化管理。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紧密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做好销前、销中、销后的一系列工作， 达成与之利益共享的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对整个系统的有效管理，实现相互协调合作，消除“进场费”和各种“摊派”挤压上游供应商的现象，向消费者提供更高价值服务，实现双赢和多赢型关系。

（二）零售业应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并通过错位经营适应竞争环境

事实上，在复杂的生态网络中，很难再界定一个零售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是纯粹的竞争或纯粹的合作，更多的是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由于零售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价格竞争的空间越来越小。从国内零售企业价格战来看，价格战中大部分商品均低于市场正常的供应生产成本，这种“价格战”实质上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商业生态系统思想认为零售业的行业特征及外部环境决定了零售企业不能停留在简单的“价格战”表面，而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能力，针对商圈内居民的收入水平、共同生活习惯、消费倾向研究自己的目标顾客，进行有差别错位经营，实施低成本和差异化战略，理性地进行价格竞争，建立一种有序的竞争环境，避免恶性竞争的同时扩大市场。

（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并构建、创新商业生态系统

有效竞争机制是商业生态系统的基础。相对而言，零售业的进入壁垒较低， 经营规模普遍偏小，缺乏全国性大型零售企业。各企业间为了争夺有限顾客，不可避免发生低水平过度竞争，各种类型的价格战、促销战此起彼伏。目前，我国政府在制定行业组织政策时，应以避免恶性竞争，追求规模经济为主要目标。一方面，通过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 ，提高市场集中度，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实施联合与重组，组建跨地区的大型零售公司，减少内部磨擦，实现有效竞争。在优化市场组织结构的基础上，要规范零售企业的市场行为，在企业间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增强对外资零售企业的竞争合力。

（四）建立立体式业态结构

立体式业态结构是指由零售商品、环境、服务等要素组合成的经营形态。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种数量越是稀少，系统越是容易失去平衡。在商业生态系统中，业态越单一，商业生态圈越是经受不起外界的挑战“变则通，通则久”，零售业应不断进行业态创新，以立体式的结构适应多层次的需求机构。城市消费群体已由崇尚“物美价廉”转向注重“物有所值”或“物超所值”，认真研究自身的目标顾客群体，判断其消费行为是倾向实用、节约，还是时尚、新潮，不断创新“商品组合”，创新超值服务项目，创新业态，建立起零售业和消费者间的良性循环。

（五）规制零售业商业生态系统运行

政府规制与制度安排是规制零售业商业生态系统运行至关重要的两个层面。一方面零售业政策要以促进集中为导向，弱化企业扩大规模的行政障碍，发展连锁经营，以优惠政策促进企业之间的兼并联合。另一方面，在流通产业组织政策制定上，要规范大型流通企业的经营规范，通过相关立法规范大型零售企业的经营行为，完善以反对垄断和促进市场充分竞争为核心、内外贸统一的市场流通法律体系，实现监测准确、反应敏捷、调控及时的市场运行监测调控，防止用垄断地位进行价格的控制。

（六）完善企业文化制度并进行管理创新

在运行的机制上，应确立完善的制度和企业文化支撑企业战略的思想，通过管理创新实现组织结构与业务流程的有效控制。以改制为契机，在产权制度、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等方面有所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员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健全法人治理机制，完善竞聘选拔、培养干部和经营者制度，打破固定用工制度，实行双向选择，能进能出。零售企业文化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创造性，能够支撑与竞争对手完全不同风格的服务模式，不仅能够有效地避免恶性竞争，更能凸显自身优势，走更具特色的发展之路。同时，完善商业信用体系，这也是保证商业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的重要保障。

（七）保持适当的民族零售企业比例

在大力引进外资零售业的前提下，必须保持适当的民族零售企业比例。把引进外资和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以及当地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结合起来考虑。防止外资企业垄断某些业态，通过掠夺性定价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同时选择核心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管理基础好的民族流通企业，通过兼并联合、资产重组、参股控股扩大企业的规模，实现国内流通企业的整合，培育我国拥有自主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零售企业集团。

（八）电子商务下的零售企业应构建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

开展电子商务的零售企业，应将伙伴企业各个业务环节孤岛连接在一起，使电子商务运营商与商家认证、中央监控和诚信评价系统等构成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为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提供有力的支持。尤其要融合企业电子商务与物流配送，降低货物在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与损耗，使得各种资源得到优化整合，建立起高效、低耗的商业生态环境。

管理零售企业和其价值链，以及所处的商业生态系统环境是一项复杂和繁琐的工作，零售行业的特殊性导致了与零售企业具有相关利益的对象是复杂的。因此，有必要对其利益相关者进行确定、分析、监测、调控，以维护体系的正常运转。

参考文献：

1.垄英.虚拟供应链的商业生态圈.工业技术经济，2005，24（2）

2.庄尚文.论零售商主导下的供应链联盟―基于合作竞争视角的分析.南京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6

第8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平台型电子商务 生态系统 协同创新

电子商务行业自20世纪末进入中国市场，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显示，2015年中国网购用户人数达到4.6亿人，比2014年增长21%。2015年网络购物交易规模达3.83万亿元，比2014年增长35.7%。2015年网j零售市场交易规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2.7%，比2014年的10.6%，增长了2.1%。电子商务的爆发式增长不仅是“互联网+”时代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更显示出中国经济强大生命力。未来，随着物流、信息沟通等短板的逐一补齐，电子商务无疑将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

一、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结构

随着电子商务在中国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它不只是买卖双方交易的简单电子化，而且与传统产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对传统产业和电子商务产业都有推动作用。在此过程中，其它行业机构如电信、银行、物流、担保等也逐渐围绕网络客户的需求进行聚集。单个电商企业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势必会出现一种既掌握电子商务特点，又能满足客户需求的第三方互联网企业。以第三方互联网企业为核心，聚集大量的买方和卖方，吸引众多的电商所需要的机构参与其中，进而形成了平台型电子商务。

平台型电子商务是由专业的电子商务开发商（运营商）构建电子商务平台，买卖双方通过这个集认证、付费、安全、客服和渠道于一体的统一平台为其提供相关服务完成交易的商业模式。平台本身不从事交易业务，它作为交易服务的中心吸引有关个人或企业参与，为他们的网上交易提供配套服务，集成需求信息和供应信息、撮合买卖双方。通过互联网链接，以电商平台为中心，群体规模效益的集聚，形成了巨大的电子商务生态群落。在此过程中，随着参与的行业机构越来越多，这个生态群落所呈现的多元化和协同关联性越来越强，从而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在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各“物种”成员按其功能可划分为三类：领导种群、关键种群和支持种群。领导种群是整个生态系统资源的领导者，通过提供平台以及监管服务，扮演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中资源整合和协调的角色；关键种群是电子商务交易主体，是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其它物种所共同服务的“客户”；支持种群是网络交易必须依附的组织，包括物流公司、金融机构、电信服务商以及相关政府机构等。

二、协同创新的概念与要素研究

协同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指系统在联系、发展过程中其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即系统中各要素或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作。

创新是一个应用广泛的概念，对它从经济学和企业经营的角度系统做出明确论述的是熊彼特。他的创新是广义的创新，既包括了技术创新又包括了非技术创新。协同创新的诞生源于将协同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基础应用于技术创新领域。

协同创新系统由以下几个基本要素构成：技术、战略、组织、文化、制度、市场。其中技术是整个创新系统的核心要素，其他要素和技术要素之间互相影响，产生创新。组织结构以及制度是创新系统的外在表现形式，而组织文化以及战略则将协同创新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

自电子商务行业开始兴起，某些平台型电商企业借助于自身优势在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如天猫商城生态系统和聚划算生态系统。但由于我国电子商务基础较为薄弱、网上交易配套业务尚不健全等一系列原因，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协同创新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由此体现在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即领导种群不能有效协调自身与供应商、服务商、消费者等各参与方有关利益、技术、关系、战略等方面的问题，从而难以整合、不能最大化的利用生态系统自身拥有的资源、信息等。这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有序成长是极为不利的。

电子商务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确保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发展，就要重点优先解决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内各参与者之间的有效协调。

三、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的协同创新模型构建及假设

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协同创新就是一系列关系密切的电子商务企业，不受地理位置、时间和空间制约，围绕核心的平台型电商企业，通过协同合作、资源共享等方式构建的生态系统在技术、组织、市场、战略、文化等方面为实现自身的运行、发展进行的创新。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回顾，技术、市场、组织、文化和战略协同显著与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基于以上分析建立了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的假设模型，如图1所示。

在假设模型中，通过对影响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的因素研究，分析相关因素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而探索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协同创新机理。通过借鉴现有对电子商务生态系统以及协同创新机理的研究，对此模型做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H1：技术协同与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

假设H2：市场协同与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

假设H3：战略协同与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

假设H4：文化协同与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

假设H5：组织协同与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

四、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天猫商城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2008年4月，淘宝商城上线，于2012年1月更名为天猫商城。自2012年开通“双十一”节后，天猫商城每年的交易额都呈现大幅度的提升，从2012年2120亿元飞涨到了2015年的11480亿元，B2C市场占有率保持在55%以上。

为了确定协同创新的构成因素以及绩效的维度，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已有的成果，设计了调查量表。由于问卷中大部分问题无法直接用数量来确定，故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问卷发放采用电子问卷和纸质问卷相结合，其中电子问卷发放350份，回收201份；纸质问卷发放104份，回收42份。在回收的305份问卷中，剔除无效问卷50份，以此Y果建立相应数据库。

借助计量分析软件，测量255份有效问卷中的变量因素，得出变量都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为了验证上节的假设，建立如下模型：

模型1：财务绩效=α0+α1技术协同+α2市场协同+α3战略协同+α4文化协同+α5组织协同

模型2：产出绩效=α0+α1技术协同+α2市场协同+α3战略协同+α4文化协同+α5组织协同

本文对选取的协同创新构成因素、协同创新能力与协同创新绩效进行了person相关性分析，分析得到了表1中的数据，根据两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及显著性系数，做出了如下的初步结论：

协同创新的构成因素、学习能力、协调能力与协同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

根据表1相关性分析结果，以协同创新绩效为因变量，以协同创新构成因素为自变量做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模型1中，文化协同和战略协同与财务绩效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没有进入回归方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为0.489，说明解释变差占总变差的48.9%，F值为78.126，显著性概率为0.000，模型3的总体回归效果是显著的。在模型2中，文化协同和战略协同与产出绩效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没有进入回归方程。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为0.458，说明解释变差占总变差的45.8%，F值为73.850，显著性概率为0.000，模型2的总体回归是显著的。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协同创新构成因素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回归方程：

财务绩效=技术协同*0.303+市场协同*0.208+组织协同*0.232

产出绩效=技术协同*0.245+市场协同*0.259+组织协同*0.261

五、结论

本文借助计量软件对平台型电子商务生态系统协同创新的模型进行分析，通过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分析，对模型中的假设进行了验证。得出了协同创新绩效与自变量的回归方程。

根据回归方程判定，技术协同、市场协同和组织协同在不同程度上与绩效正相关，而文化协同和战略协同则没有与绩效有相关性。因此假设H1、H2和H5部分通过，而假设H3和H4则未能通过。

第9篇：商业与文化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城市；流通；城市流通系统

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3)-0089-08

对流通问题和城市问题的研究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并且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然而，有关城市与流通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的研究却很少。事实上，城市问题与流通问题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商品流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已达到很高水平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流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都是各级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我国随着城市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推进，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流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从城市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流通问题，或从流通的角度来研究城市问题，无论对理论创新还是对指导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城市的角度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初步研究，并提出一个城市流通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框架。

一、西方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经典研究

城市就其本质而言是相对于农村的一个地理概念，这一特征决定了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地理学的影响。从城市流通问题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地理学或商业空间学领域内。欧美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始于1920年，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并形成了以中心地理论为研究重心的新古典主义学派、数量革命引领下的空间分析学派和以消费者行为研究为导向的行为学派这三大理论流派。三大流派虽然在研究方法与重心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其研究的内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理论和城市商业空间选择理论两大方面。

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理论的研究重心是城市商业中心的性质、功能以及城市商业空间层级结构的界定，目的在于对商业空间类型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解释。该研究领域是以德国经济地理学者克里斯塔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提出的三角形聚落分布、六边形市场区框架、等级序列和门槛人口的内涵，以及根据市场、交通和行政原则得出的网点类型等原理为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其影响也极为深远。德国经济学家勒施提出的“经济景观模型”认为不同层次中心地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同一层次中心地的功能未必相同的观点是对克氏理论的补充。由于中心地理论的“理性人”假设抽象掉了消费者行为的差异，忽视了人在塑造空间结构中的作用，这一理论局限导致了行为学派的兴起。该学派强调空间结构的分析必须关注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充分考虑消费者行为差异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对商业空间结构问题进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Rushton，其在1971年提出的“行为－空间”模型中提出了与中心地理论完全不同的消费者行为假设，认为消费者的行为在任何层次的中心地都会出现大量、多目的的差异，Rushton的理论模型对后来的研究者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其他代表性理论还有Davis的“购物中心等级发展模型”、Dawson的“零售地理制度性研究架构”、Potter的“消费者行为决策的空间利用场”理论和Murphy和Vance的对城市商业中心内部结构进行研究的地价模型、区位模型以及CBD界定的方法体系等。

城市商业空间选择理论侧重于商业区域的评估与选择，以及城市商业区市场区范围的界定等研究内容。Getis得出了商业总零售额随着离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减少的研究结论；Lee通过对不同类型零售店之间的区位影响进行分析，发现了不同类型的零售店之间存在的集聚、独立以及回避三种分布类型；O’Kelly提出了多目的、多停留的购物出行过程中零售设施的需求模型；Ghosh和Craig针对竞争环境中的区位选择问题提出了区位分配模型；Ghosh和Malaffety对多目的购物出行对零售企业之间的空间竞争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多目的购物会导致竞争企业的分散分布；Jones和Simmons根据“市场区的形状或空间形态”、“市场区业种的功能结构”以及“计划与非计划”等因素将城市零售商业的市场区划分为空间垄断型、可介入市场型和分散市场型三种。对市场区的划分，即对城市商业区吸引范围的研究一直是城市商业空间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该领域的经典研究有：Reilly提出的零售引力法则认为城市商业从周围地区吸收的销售额与该城市到周围地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Converse在零售引力法则的基础上导出了两城市市场区的断裂点公式；Huff以零售引力法则为基础从概率论的角度提出的计算零售范围的公式等。

除上述欧美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外，日本学者也从商业地理学和流通理论两个角度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荒川佑吉、田村正纪、山中均之对城市内部零售商业集聚类型和商业街问题的研究；服部二郎对城市间商业集聚的研究；阿部真野和宇野史郎、宇野史郎对日本城市流通系统及其变革的研究；以及藤井正、生田真人、高桥伸夫、川口太郎等学者从消费者行为视角对城市商业结构和商圈问题的研究等。

二、中国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商业地理学和流通理论两个方面进行的，其中尤以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最为活跃。我国商业地理学者对城市商业空间问题的研究深受中心地理论的影响，研究的主流是对中心地理论在我国具体地区的实证。1980年以后，中国商业地理学者开始利用中心地理论对中国某些城市的内部商业空间进行研究，如徐放、宁越敏、吴郁文等分别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商业中心区位结构、零售企业的区位布局的研究。1990年以后，又有学者继续对昆明、北京、南京等城市的商业空间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这些趋同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将时间维度纳入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框架，利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对北京城区的市场变迁和上海商业空间结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受西方行为学派的影响，我国学者在1980年以后也开始对消费者行为差异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进行初步研究，如刘东英对城市消费特点与零售商业发展模式的相关性问题进行了研究；还有一些学者结合消费者行为对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商业空

间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除了上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外，杨吾扬教授就区位论与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产业和城市发展以及区域规划的关系等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城市商业空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仵宗卿基于商业活动的动态供需平衡提出了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新框架和技术路线，该框架建立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体系，为我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台湾学者陈坤宏和王鸿楷在吸收西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各种消费行为及其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各种商业业态的规模、集聚程度和方式、等级性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

除了商业地理学者的上述研究，我国流通理论学者也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体系。谢朝斌对城市化与现代商品流通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城市化过程是现代商品流通发展与变革的直接推动力量，而现代商品流通产业的发展也反作用于城市化过程。晏维龙等学者对城市化与商品流通产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商品流通产业发展与城市化过程之间的密切关系。汤宇卿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现代城市流通系统空间分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城市商品流通优化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晏宗新对商品流通空间结构的内涵、运行机理与效应以及商品流通的空间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该项研究的视野过宽，部分研究内容超越了城市流通的范畴。

三、对城市流通问题研究现状的几点评述

综观上述国内外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大多是由商业地理学者完成的，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也以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为主。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欧美国家没有完整的流通理论是相关联的，而流通理论比较发达的日本就有大量流通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地理学者大量介入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与城市的地理属性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传统也紧密相关。

第二，正是由于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主体是地理学者，这就决定了现有的成果侧重于城市流通系统的空间层面，而对城市流通系统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这一时间维度缺乏足够的关注。我国学者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是将时间维度纳入商业空间分析，这是很好的尝试，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

第三，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城市流通系统中的零售商业关注较多，而很少有专门对城市批发商业进行的研究。无论就现代商品流通系统，还是就现代商业系统而言，零售商业和批发商业都是构成该系统的两个核心于系统，因而只关注零售商业而忽略批发商业的城市流通研究是不完全的。

第四，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单一城市层面或城市内部商业区的研究关注较多，而对城市间的流通问题关注则较少。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是无法独立存在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城市之间的分工与贸易日益复杂，城市之间存在的复杂的商品流通网络是城市流通系统重要的构成部分，因而只关注单个城市而忽略城市之间的流通网络系统的研究也是不完整的。

第五，由于流通理论学者缺乏对城市流通问题研究应有的介入深度，导致在对城市流通系统的研究中出现了对流通经济中的一些理论和概念的误解，如对零售商业业态的分类和认识等方面出现的不是十分准确的提法等。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学科之间的差异和学者的知识结构和背景的不同造成的，但这种现象的存在无论是对商业地理学，还是对流通理论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四、城市流通系统及一个综合性研究框架

(一)城市流通系统的含义及其形成与发展

本文将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的并与城市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商品流通系统称为城市流通系统，它包括城市零售系统与城市批发系统。城市流通系统的形成是与人类的市场交换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相联系的。市场交换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人类的市场交换活动有着悠远的历史。在前市场经济社会，市场交换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市”，而且大多是定期开设的“市”。在这种情况下，交换主体必须同时向某个特定的场所集聚，否则就无法进行交易活动。由于“市”的产生，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市”集聚，从而也就在“市”的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城市。但是，由于这种“市”不是长期开设的，而且规模也很有限，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规模也很有限，虽然此时产生了城市流通系统，但其还不是很发达。随着“市”的长期而固定化，社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也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与此同时，为了获得这些商品和服务，人、财、物与信息就会越发向城市集中，特别是产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大工业体制的形成，市场经济更是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城市流通系统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

城市流通系统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近代城市从封建社会内部的交换中心――“市”逐渐向其现代形态演变的过程中，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功能也日益完善，特别是向城市内部及其周边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形成了以现代城市及其周边居民为服务对象的“服务城市的产业”。同时，这种产业内部也不断进行着分化，逐渐形成了各种零售商业、物流业、金融与保险业以及饮食服务业等产业门类。然而，城市的商业活动并不仅仅限于这些服务城市的产业，在集市贸易发展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来自其他城市，甚至其他国家的远距离贩运商人，这些商人的活动不仅使批发商业与零售商业得以分离，更使城市流通系统的边界由城市内部扩展到城市之间，从而形成了城市间流通系统。但作为对外交易的城市批发商业真正发挥作用却是在产业革命以及商品流通的规模与范围得以扩大以后，并且随着批发商业的发展，其内部也开始了复杂的产业分化，形成了现代城市批发系统。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城市批发系统的发展，作为市场经济连接点和集结点的城市，也不断分化为集中大量商品和服务的大城市、只能集中少量商品和服务的小城市，以及处于中间状态的中等城市，从而使城市流通系统也形成了层级性。特别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大量生产体制的确立，进一步扩大了商品流通的规模与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城市之间的交易关系，从而使城市批发流通系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现代生产与流通产业的发展，城市流通系统的上述界限也具有越来越模糊的倾向，如一些大型连锁零售商除具有本来的零售功能外，还具有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组织商品供应与流动的批发功能。这些大型连锁商业企业更加推动了城市间流通系统的发展，形成了日益复杂的城市交易网络。

(二)城市流通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框架

综合城市流通系统的发展历史及其研究现状，本文提出的城市流通系统整体研究框架如图1所

示。为了对复杂、多层次的现代城市流通系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既要对整个城市流通系统进行总体观察，又要对城市流通系统的内部结构进行具体分析，同时还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现代城市流通系统的现状与未来进行分析与预测。为此，对现代城市流通系统的研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系统的关系、城市流通系统的结构，以及对城市流通子系统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分析。

1．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系统的关系。城市流通系统是城市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同时它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而它与城市系统中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与社会等子系统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环节，城市流通系统首先是城市经济系统的构成部分，因而它与城市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整个系统关系的核心。如图2所示，城市经济是由城市内部的收入及其循环所构成的，即通过城市的对外交易而产生的收入及其循环使城市经济得以运行，并通过循环的扩大而使城市经济得以增长。城市经济理论一般将城市通过对外交易而获得收入的产业称作“外需产业”，即通过向城市外部销售在城市内生产的商品与服务而获得收入的产业。与此不同，利用从城市外部获得的收入而在城市内部进行循环的产业叫“内需产业”，即以城市内部的消费市场或投资市场为基础而产生并发展的产业。我们可以将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描述如下：“形成城市的产业”越发展，从城市外部流入城市的收入也就越多，从而意味着城市内部的“形成城市的产业”的收入也越多，进而使就业者的收入也越多。这样，就会形成并扩大城市内的消费市场从而使“服务城市的产业”得以发展、壮大。在城市流通系统中，批发商业通过连接城市之间的交易而获得收入，承担“形成城市的产业”的职能；另一方面，零售商业是“服务城市产业”的重要行业。零售商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从城市外部获得收入的“形成城市的产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形成城市的产业”如果能够得到发展，就会使城市内的企业收入与就业者收入增加，从而形成新的消费市场或投资市场，进而促进“服务城市的产业”的产生与发展。当然，财政资金或公共投资也会对城市内收入的增加做出贡献，从而扩大“服务城市的产业”的发展基础。但是，在城市内产生的收入未必只在城市内部循环，收入从城市内流向城市外，或从城市外流人城市内是经常发生的。一般来说，城市越发展，从城市外部流入的收入就会越多，从而越有利于“服务城市的产业”，特别是零售商业的发展；相反，城市越不发展，城市收入向外部流出就越多，从而就会导致零售商业发展的停滞或衰退。

除了上述与城市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外，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政治、法律、文化以及社会等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着持续的互动。就城市政治和法律系统而言，一方面，城市政府与中央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各种经济政策会对城市流通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一些政府制定的流通政策对城市流通系统中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的经营行为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流通系统的发展也会反作用于城市政治和法律系统，如流通产业的发展为城市带来的若干问题会促使城市政府采取措施对城市流通产业的发展进行规制和管理。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文化和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也非常明显，如新型零售业态的出现对城市居民消费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以及国际流通企业的进入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均是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文化与社会系统之间互动的生动写照。

2．城市流通系统的结构。如前所述，城市流通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分化为两个子系统，一个是对内交易系统，即城市零售系统，一个是对外交易系统，即城市批发系统。城市批发系统的承担者是批发商业，而城市零售系统的承担者则是零售商业。城市批发系统通过对外交易，将商品与服务集中到城市，从而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产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工业生产体制的建立，城市之间的交易关系与交易规模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大为扩大了，这更使城市批发系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批发商业系统本身也在不断进行着分化，即分化为收集型或产地型批发流通系统、分散型或销地型批发流通系统和中转型批发流通系统。收集型批发流通系统的主要职能是将城市生产的商品向城市外部输出；分散型批发流通系统的主要职能是将城市外部生产的商品向城市内部输入；中转型批发流通系统的主要职能是媒介以上两个批发流通系统，并连接城市之间的交易网络。另一方面，城市批发系统还进一步分化为专门经营某类商品的不同业种的批发系统。同时，现代社会中，除上述以专业批发商为主导的城市批发系统外，还有其他非专业化的城市批发系统：一是厂商主导的批发流通系统，二是零售商主导的批发流通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城市的批发系统。批发商业不仅通过广阔的商品流通网络将城市内部与外部相连接，而且批发活动的专业化与层级化使各种各样的批发商业向城市集中，并在空间上导致了信息与金融等中枢管理职能的集中，从而形成了广阔的城市批发流通网络，强化了城市之间的纵横联系，并在城市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层级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批发商业的集中，城市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这不仅为“服务城市的产业”――城市零售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其发展提出了挑战。在人口大量集中的大城市，一般都有较发达的交通系统及大规模的消费品流通市场，从而促进了大型零售商的产生及零售经营方式的变革。与批发商业一样，零售商业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一系列的“零售革命”，不断出现层级分化与业态分化的趋势，从而也导致了不同类型的零售商业在空间上的分化。不仅如此，零售商业的层级分化与业态分化还进一步促进了零售商业的业种分化，即出现了便利品、选购品、专用品等经营商品上的专业化。从城市商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以经营选购品和专用品为主的零售店主要集中于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中心部，而以经营便利品为主的零售店则主要集中于人口居住区。因此，零售商业的空间分化是非常明显的，并形成了若干零售商业的集中区，即零售商业集聚地。由于各种零售商业集聚的商圈范围不同，从而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零售系统的层级分化与空间分化。

3．城市流通系统的总量分析。城市流通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经济系统，为了对该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与把握，首先应该对某一城市流通系统的总量进行分析，以在宏观上对该城市流通系统的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城市流通系统总量的分析，既要考察城市流通系统对城市经济的贡献度，同时也要考察城市流通系统内部两个子系统的总量，通过对城市零售业和批发业发展状况(批零系数的计算)的综合比较，进一步明晰该城市的商业类型特征。在了解与把握宏观总量的同时，为了深入了解城市批发系统和城市零售系统的发展状况，还应

当对这两个子系统的内部业种与业态结构，以及规模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并可以通过城市批发和零售产业相关数据的历史比较，以及与其他可比城市的横向比较全面了解城市批发与零售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

4．城市流通系统空间维度的分析。对城市流通系统空间维度的分析是该领域研究的传统层面，尤其是对城市零售系统的研究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就零售商业本身的特点而言，每一个零售店铺都有其相对固定的服务范围――商圈，因而零售商业本质上是以城市空间为依托进行布局和集聚，并在店铺和集聚地之间展开多层次的竞争，当零售商向特定区域集聚时，就会在该区域形成零售交易中心地，零售交易活动便以此为中心向其周边地区辐射，从而形成零售市场空间。集中在交易中心地的零售商将围绕该市场空间内的消费者展开竞争，同时，这些零售商又作为一个整体而与其他交易中心地的零售商集团展开竞争，即相互争夺零售市场空间。其竞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市场空间。因而，零售商业集聚的类型、消费者的空间选择行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城市商业中心的等级结构和竞争结构是城市零售系统空间分析的重要研究课题。正是由于零售商业与城市空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城市零售系统空间分析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在于城市中心部与郊区之间的商业竞争。如前所述，随着城市批发系统的发展壮大，其不仅加强了城市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关联，也通过促使城市内部市场规模的变化(城市人口的增加)来推动城市内部市场的空间分化。其重要表现就是人口向城市中心区集中与向郊区分散的交替进行，从而引起了城市零售商业在中心区与郊区之间的竞争。因而城市商业离心化的原因、过程和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中心商业街区的振兴和城市商业的规制等问题也是城市零售系统空间维度分析的重要课题。

批发商业与零售商业不同，前者受到商圈的影响较小，加之批发商业的功能是城市的对外交易，对城市空间的依托度也不如零售商业那样高。正因为如此，学者们对城市批发系统空间维度的关注远逊于对零售商业的关注。但尽管如此，日本学者围绕批发商业的对外交易职能，对城市批发商业活动造成的城市间交易网络，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间的层级结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城市批发系统的空间维度的研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一个层面是由于批发商业交易向大城市的集中带来的相关资金流(金融功能)和信息流(决策功能)向大城市集中而在城市之间形成的多层次的交易网络。由于城市的位置、规模、功能等方面的差异，各个城市在城市交易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也会存在差异，既存在水平的协作关系，也存在垂直的层级关系，由此导致了城市间的批发交易结构问题。日本学者对大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在不同城市间的分布，即对城市间的交易网络和层级结构的研究就属于是这个层面的典型研究。第二个层面是通过城市批发企业的进货地点与销售地点的分析来研究城市批发系统的空间结构问题。不过这个研究层面受统计资料的制约比较明显，由于官方二手资料的不可获得性，这个层面研究的数据获得可以通过抽样和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另外，在城市内部，不同类型的批发企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也是有所差异的，如港口城市的临港地区可能是批发企业集聚的地方，这一点可以从城市行政区之间的批零系数的差异反映出来。因而批发企业在城市内部的布局规律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5．城市流通系统时间维度的分析。任何城市的流通系统都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因而对城市流通系统的深入研究必须将时间维度也纳入分析视野。将时间维度纳入分析框架使城市流通系统的研究嵌入在了经济史、商业史、城市史等史学背景中，将城市流通系统的演化历史与城市的发展历史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城市商业发展史、城市商业中心的演化史、典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史等内容都是这个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与之相应，时间维度的另一个层面是对城市流通系统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在该主题下，城市商业规划与政策、未来城市发展定位以及城市发展战略问题都是重大研究领域。必须指出的是，时间维度的历史与未来层面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对城市流通系统的发展历史轨迹有了清晰的认识才能准确地把握城市流通系统的发展动向和趋势；同时也只有带着发展的问题去关注历史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地展开历史维度的研究。在城市流通系统的时间维度方面，我国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徐文龙等学者应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对北京等城市商业中心结构历史演变的研究就是该领域的典型研究。我国的很多城市都属于历史悠久的古都，对这些城市商业发展历史的研究不仅对这些城市的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也是极具学术价值的。

最后，城市流通系统空间维度的研究与时间维度的研究是两个相互嵌入的研究领域，历史的演变是在一定城市空间内的演变，而城市流通系统空间结构与竞争结构的形成与变化又深深地嵌入城市发展的历史中。因此，城市流通系统的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研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综合体，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个城市的流通系统，这两个维度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