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中国道路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中国；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探索创新

作者简介：王铁钢，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湖南 长沙 410081）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国防等制度基本上是学习苏联，但是对于文化建设，在学习苏联的同时，党和国家一直努力探索独立自主的建设道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理论体系。说：“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指苏联）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①经过1949至1965年十七年的探索，党逐步构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顺利完成了新民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过渡，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文化新形态、新范式，开创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一、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的原因和背景

在这个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开创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是在深入分析苏联文化建设的教训，并总结我国文化建设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选择，有其发展的内外驱动力。

1. 苏联文化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造成文化发展僵化的教训

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盛行，那时的文学团体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②文化专制主义也相当严重，排斥外来文化，将一切来自资本主义的文化包括先进的现代科技文化都予以拒绝，粗涉文化、科学的发展，用行政命令代替制度建设，严重影响了文化发展的活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现，我国在学习苏联的同时，盲目照搬的弊端和苏联自身建设的不足逐渐显现出来。针对苏联不允许发表与主流观点不同的意见这一状况，指出，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当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该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③。一直负责思想文化工作的部长陆定一也对苏联文化建设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苏联的某些经验不一定很好。比如，苏联在学术工作中比较粗暴，他们似乎有一种看法：凡是唯心主义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反革命当然只好送公安部门，这就把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混淆起来。苏联常常说文艺落后于现实，但总是赶不上，这是为什么呢？这是方针不对头，党对文艺干涉过多了。④教条主义的盛行，对思想理论、文艺的粗涉使苏联文化思想“越来越趋于僵化和高度集中，真正造成了一潭死水的局面，扼杀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⑤。这些教训与问题使得党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必须探索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更适合中国国情、更有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道路。这是外部驱动力。

2.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文化建设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文化斗争中诞生的，在领导武装斗争之前，思想文化斗争一直是党反帝反封建的最有力武器。大革命时期，党利用报刊等舆论工具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为革命高潮的到来营造了积极的舆论氛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创办报纸，编辑通俗读物，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开设学校，宣传党的任务与策略，普及文化知识。⑥延安局部执政时期，党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更深刻，要求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宣传和文化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⑦，举办了《解放日报》等一批报刊，创作了一批反映根据地生活、革命斗争的新戏剧和文学作品。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成为指导当时以及后来党进行文化建设的行动纲领。可以说，任何情况下，普及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成为党的一种内在动力和自觉行为。

这二十多年的文化建设为党在建国后继续开拓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打下了坚实基础，也积累了一些成熟的经验。（1）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即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后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2）党的领导人对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方法等进行了深入探讨论述，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建设思想；（3）组建了文化建设的组织机构，包括各类学校、管理部门、文艺团体、研究机构等；（4）培养了一支文化建设的人才队伍，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有了自己的生力军。这些都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得以延续和完善，为党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3.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了探索自主道路的自信

作为从古至今没有发生过文化断裂的“连续性文化典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贯穿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始终，不断融合、发展和丰富。它不仅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还提供了充足的养料与资源。正是有了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党才有了更加坚定的继承优良传统、探索自主道路的自信和自觉。党一直极其重视传统文化，强调必须继承、挖掘和利用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来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⑧因此，“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⑨。他提出中国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与传统文化之间不可割裂的密切联系。

二、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有了对苏联文化建设教训的认识，在继承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战线要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走出一条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新路来”⑩，并从文化发展方向、建设原则、建设途径、建设动力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政策，逐渐摆脱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开创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朝着建设“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目标前行。我们认为，这条道路可以这样概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尊重文化发展客观规律，充分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主体作用，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和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发展为政治、经济建设服务。它包括了以下基本内容：

1.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路往哪儿走的问题，即道路的方向问题。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思想意识状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当时，封建残余思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仍充斥着中国社会角落，思想文化多元并存。如何尽快清除旧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旗帜，统一和指导人们的思想观念，成为当时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

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中国的新文化做出论断：“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1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新文化建设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而不是像苏联那样以个人崇拜和政治专断僵化马克思主义，才能保障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1951年5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马列主义产生于欧洲，经过我们党的宣传、努力，使它具有了中国民族的形式，同中国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实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这样，马列主义就成了中国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战斗武器和战斗旗帜。”12也多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才能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他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13

为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党和国家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著作、《选集》，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学习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宣讲教育，开展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等，并配合思想改造运动，清理了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宣传推广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筑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

2. 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建设原则

“双百”方针是我国文化建设最有别于苏联文化建设的一项基本政策，最能体现出我国文化建设道路的特色，是对党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文艺创作思想的延续，更是对苏联文化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修正。斯大林执政时期，文化建设如同经济建设一样实行统一专制，打击争鸣和批判，禁锢学术民主精神与风气，文化发展陷入单一化模式。这就是所指的我们不能采取的“他们的办法”。

党提出、贯彻和坚持“双百”方针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党探索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复杂过程的一个缩影。在“双百”方针正式提出之前，学术讨论自由、艺术形式多样等思想已经在不同领域实施。1951年4月和1953年8月，就戏曲改革、历史问题研究分别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原则，作为其工作的指导方针。后来“双百”方针才陆续推广到文化建设各个方面。1956年4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双百”方针。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4并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要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发展艺术、学术的指导方针。他分析了“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指出这个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15，他还强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16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向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代表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阐述了“双百”方针的目的、内容等。6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报告。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共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17

至此，“双百”方针正式向全社会公布实施。“双百”方针调动了一切文化建设的积极因素，带来了知识界的春天，新的文学艺术作品涌现，学术风气空前自由。但不久，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到来，“双百”方针一度受挫。20世纪六十年代初，党和国家意识到政策中的偏颇，决定对经济、文化建设进行调整。文化方面相继制定了《科技十四条》、《文艺八条》等，强调继续贯彻实施“双百”方针。1960年7月，周扬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重新强调“双百”方针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促进了文学艺术各个门类全面的多样化的发展，促进了旧传统的革新。”181961年2月7日，中央批转中央文教小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要求继续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鼓励各种学术见解和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发展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和风格，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双百”方针得以继续实施。

3. 坚持批判地继承和批判地学习相结合的建设方法

为了加快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步伐，助推独立自主道路的形成，党和国家创造性地提出了批判地继承与学习相结合的方法，突破了苏联盲目排外、固步自封的文化建设模式，借鉴其他文化形态中的先进成分，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和革命，创新建设理论和手段，快速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新形态。

一是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既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经验，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党从新民主义时期开始就坚持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强调要在批判与继承中保持新文化的民族性特征。1951年9月，在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谈到文化建设时说：“我们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用我们民族的形式，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191955年10月，他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上又指出：“对于我们的民族传统，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好的我们要保存起来，还要发扬它。要保存和发扬，那就需要有选择、有批判地接受。”201956年8月，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再次强调要以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加以改造，创造出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他说：“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问题。”211962年4月13日，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指出要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认真学国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传统，从中吸取前人留下的艺术宝藏和艺术经验。

二是批判地有选择地学习外国优秀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外国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地建立起比较科学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避免走弯路。在这方面，党也吸取了苏联全盘否定现代资产阶级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的教训，以尊重、开放的态度学习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首先是学习苏联，同时也不排斥学习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文化。对此作过多次论述，较系统地阐明了学习外国优秀文化的目的与方法，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22，“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23。这就指明了在具体路径上，我国走的是结合文化建设实际需要坚持“洋为中用”、有选择地学的途径，通过学习和借鉴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4. 坚持尊重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

认识、把握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彰显文化发展的内在价值，是实现党对文化建设进行科学、有效领导的前提，也能避免苏联简单粗涉文化建设的弊端，使文化建设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苏联文化建设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由于苏共领导人长期坚持依靠国家机器来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用高度集权的行政方式进行文化建设，“日趋走向单一、教条和僵化，出现了和‘工业的国有化’并驾齐驱的‘思想的国有化’、‘文化的单一化’”24，严重阻碍了社会文化活力，完全背离了文化发展本身的规律。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由于生产主体、接受主体的认识角度、深度等都存在差异，其内容和形式必然表现出多样化，体裁、题材、形式、风格等缤纷异彩、绚烂多姿。曾对此作过形象的论述：“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25只有尊重这种自然法则，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规律，减少对文化建设不适当的干预，“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26，文化建设才会保持繁荣发展。

对这一法则的坚持可以说贯穿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化建设全过程，也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文化建设道路上的反映。等党的领导人对“双百”方针的探索与坚持就是一个鲜明写照。同时，党对文化产品生产规律的尊重也体现了这一法则。1953年9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文艺创作要注重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不能是杂凑的，生吞活剥的艺术形式。因为艺术有思想和形式的统一性，也有形式本身的统一性”27。1959年5月，他在文艺界代表人士座谈会上提出，文艺工作要两条腿走路，要强调对立的统一，既要有结合，又要有主导，并提出对文艺创作不能催促，不能下指标，给时限，“精神产品不能用数量来说明质量高低”28。在1961年6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又强调要重视精神产品生产的特点，尊重文艺规律。党对文化发展规律的尊重使文化建设摆脱了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保持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方式和内容。

5. 充分体现和尊重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及地位

新中国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它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意志，而人民群众又通过新文化建设来表达自己的精神生活。人民大众既是文化建设的服务对象，更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动力之源。只有把人民大众的文化创造活力激发出来，让全社会都投入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中，才能避免出现苏联文化专制下人民群众只有绝对服从、完全丧失创造性的局面，使文化建设蓬勃发展。

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是通过知识分子显现出来。因此，党和国家重点从抓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来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党一直非常重视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就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29新中国成立后，党继续坚持这一思想，完善了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尊重、体现他们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首先是准确定位知识分子的性质与价值，强调他们的重要作用。1954年9月，刘少奇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将起更加重要的作用。”301955年3月，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建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31。1956年1月，在中央知识分子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这是党中央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知识分子的身份、性质，改变了过去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认识，为知识分子全面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扫清了障碍。1962年3月，为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专题报告，他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32

其次是帮助和指导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使他们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急需的优秀力量。脱胎于旧制度的知识分子，其发展经历决定了他们具有两重性，既是可以为人民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又与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到旧风气的影响。党和国家对从旧社会“包下来”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转变。1951年9月，在天津北京教师学习会上指出，知识分子应逐步树立工人阶级立场，成为最先进的、为人民、为民族、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力量，而且要加强自身的改造，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0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33，并进一步阐述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目的是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改造的主要内容是“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34

第三是不断改善知识分子待遇，切实发挥出他们的职能和作用。在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35他分析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以及应防止的错误倾向。他强调，应该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发挥专长，应该充分了解他们，给他们应得的信任、支持、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1956年2月24日，中央下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要求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充分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按照中央部署，我国建立了职称晋升制度、知识界的荣誉制度等，提高了知识分子工资待遇，加快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速度，知识分子住房、办公场地等生活、工作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

有了一系列政策的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文化创造力得到巨大释放，在文化领域和科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三、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的历史成就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以苏联模式为范本的形势下，我国走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在探索中曾多次发生过政策失误，但追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方向不曾改变，并且取得了显著的建设成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1. 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文化领域的主要工作就是迅速改造旧的文化教育体系，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文化的各种机构、设施和形态。1951年2月，中央下发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文化艺术、学校教育、报纸和广播、书刊出版方面，建立起各级领导机构，拟订党的相关政策或地方性的方针并监督其实施。1954年1月，中央在对《关于目前文化艺术工作状况和今后改进意见的报告》的指示中指出，“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地发展适合群众需要的新的文学艺术和电影的创作，同时对民间原有的各种艺术和文化娱乐形式应广泛地、正确地加以发掘、利用、改革和发展”36，并强调要发展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事业，增加出版物的种类和数量，提高作品和翻译的质量，以满足国家建设事业和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

根据中央的这些政策，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文化事业改革，建立和完善了文化管理机构，实现了文化单位的国有化，加强了对文学、艺术、出版、新闻等领域的领导和管理，推行冬学运动、扫盲运动等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同时，通过“改戏”、“改人”、“改制”的三改运动推出了一批新剧目，理顺了新闻出版业的体制，增加了出版物种类，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电影作品。经过十七年的建设，我国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和范式，生产出了数量丰富的文化产品，改变了旧中国文化贫瘠、单一的落后局面。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1965年底，艺术表演团体由建国之初的1 000个增长到3 458个，故事片从零到130部，图书出版数由12 153种增长到348 674种，期刊数由295种增长到790种。

2. 开启了中国化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源头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基本恢复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国政治、经济建设模式“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教条主义严重，“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37，虽然历史贡献巨大，但死搬硬套带来的危害不小。随着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逐渐提高，如果继续按照苏联模式进行建设，文化发展与人民群众需要、全社会文化生产力释放之间的矛盾将更突出。因此，党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率先进行了道路选择，开始探索独立自主的文化建设道路，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主要措施和实施路径等，并进行戏曲改革、电影创作、剧团改制等，推动文化产品多样化、大众化、普及化，使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文化生活。但是这条道路却并不顺利。首先就是来自苏联的反对。以“双百”方针为例，1956年正式实施后，陆定一曾经向苏联政府告知此事，苏联非常不感兴趣，还“拿出列宁的文章要陆定一看，实际上是反对这个方针”38。还有来自国内知识界的不同声音，如陈其通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质疑“双百”方针忽视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等。这些反对声音都显示了中共在文化建设上的独立自主道路必定会受到重重阻力，实施的困难艰巨。

但党和国家领导人仍以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勇气、胆识、魄力推动独立自主文化建设道路前行。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39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双百”方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法，是解决文化发展的根本方法，并以文化建设道路为起点，在《论十大关系》中全面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道路，开启了独立自主的中国化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整体构思。1964年4月，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央已经对社会主义文艺制定出来一条路线，有了大的方针政策，很好地推动了我们的文艺工作。这条道路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源头，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了理论探索和实践先行。

3. 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的框架

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建设思想、理念开始变成政策、制度和理论，指导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首先是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制度，中央成立广播、电影、出版等文教管理部门，明确了中央和地方各级部门的职责与权限。其次是推进文化事业改革，从具体文化产品范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与政策，并在改革实践中创新文化建设的思想与理论。第三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性质目标、指导思想、方针原则、措施方法等，挖掘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探索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从宏观层面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成熟的文化建设制度与理论。

虽然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的概念，但这一理论体系框架却在实践中初步形成。1962年4月，中央批转下发《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实际上全面集中体现了这一理论体系。意见指出，十二年来，文学艺术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党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更加巩固，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的方针和政策，包括“双百”方针、二为方向、提高质量、批判与继承、鼓励创作与正确批评等。文件中提出的政策与理论既包含了对文化建设的宏观指导，也包括一些具体政策，更体现了对文化建设这种精神活动内在规律、价值体系的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些理论符合文化发展特性，内涵丰富且开放包容，为后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留下了继续完善和补充的空间、接口，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体系不断趋于完善和成熟。

注释：

①②③13141516212223252634：《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3页，第253页，第9页，第116页，第54页，第229页，第279页，第77页，第41页，第83页，第76页，第229页，第225页。

④⑩38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9年，第384页，第427页，第430页。

⑤俞思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8年，第109页。

⑥李晓瑜、罗平汉：《民主革命时期党开展思想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

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

⑧1129：《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页，第698页，第620页。

⑨：《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0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9页。

19202728：《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797页，第148页，第135页，第184页。

24倪稼民：《从苏共自身文化建设问题看苏联解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2期。

30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14页，第16页。

3133：《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95页，第184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8页。

第2篇：中国道路论文范文

    要用工业化的思维抓农业,依靠科技来提升农业,依靠农业机械化来进行规模经营,依靠农业龙头企业来组织高效农业。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道路,可以概括为:以保障农产品供给、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产出率和产品商品率为途径,以现代科技和装备为支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作用,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供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这是在总结国内外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和基本国情、概括许多专家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这样理解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第二,现代农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民从事农业的主要目的是为市场提供商品,实现利润最大化。我国农户的经营规模普遍较小,农产品商品率和农业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综合作用。第三,以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已成为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第四,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关系重大,解决好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存在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缺陷,农业生产经营粗放,加上城市倾斜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工业抽吸农业、城市吸吮农村,国家对农业投入不足,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农业科技含量低,技术装备水平差,农业单位面积产量低,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仅相当于国内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l/8和第三产业的1/4左右,农村生态环境不佳。农产品供给处于紧平衡状态,农民积极性受到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严重,2006年,我国耕地有效的灌溉面积为8.48亿亩,仅占总面积的46.41%,每年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就超过700亿斤。农业基础薄弱,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第3篇：中国道路论文范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命题提出的文本溯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

党的十六大前后，“政治发展道路”等重要政治理念的相继提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基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对于积极稳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考结论。2002年5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的概念，并强调要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正式把“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立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第一次系统阐释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重要思想，从而指明了我们所坚持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和核心，并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将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推向前进。”

党的十六大后，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等政治理念。2003年2月，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2004年9月，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为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召开的座谈会上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式讲话中。2006年7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初步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出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的政治发展道路，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正式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范畴，并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一概念开始频繁出现在党的文献中，党对它的认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2008年2月，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提出的历史必然性、特点和优势，以及核心原则等问题作了详细阐释：其一，政治发展道路是否正确，对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具有决定性意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体制模式，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的社会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发展水平等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发展道路上作出正确的选择。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党带领人民通过长期实践找到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发展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安康、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2008年3月，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作了更为系统完整的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又有严谨的制度安排，既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又有有效的实现形式和可靠的推动力量，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并再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择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认识更加趋向成熟和完善。2009年9月，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0周年大会上系统鲜明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走出的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能够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的政治发展道路。201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篇讲话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方向，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同时，这篇讲话也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认识趋于成熟。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的现状综述

自党的十七大正式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重大命题以来，理论界围绕这一重大命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和研究，主要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基本原则、主要特点、发展路径、实践意义以及形成和发展历程等方面。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的首要问题和重点所在，也是深入开展相关学术探讨的基本前提和逻辑起点。目前，学者们主要围绕近年来党的中央领导同志的相关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相关文件精神，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和主要内容作出更为深入的研究和阐释。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把握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科学总结世界各国政治发展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提出的重要政治理念；是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而开辟出来的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光明大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一条充分体现全国各族人民根本意愿和根本利益的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能够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的政治发展道路。

此外，也有学者从学理角度作出分析，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可以表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国家公权配置各方利益的系统，基于本国经济、文化、社会发展需要，并顺应时代潮流而发生的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转变途径，包含原则、制度、理念等相关要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有机构成部分。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要内容，学者们大都从指导思想、领导核心、制度安排、价值取向、实现形式等五个层面展开具体阐述，并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和看法。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在领导核心上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目标取向上必须坚持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实现形式上主要以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为重要形式。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涵和主要内容展开学理探讨。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主要内容包含以下六个方面：（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原则和关键所在；（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基础；（3）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特色；（4）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理念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5）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6）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和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重要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从语义学的视角提出了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命题需要把握的三个基本点：（1）“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发展道路。所以，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的有益成果固然必要，但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形态，或者说是不完全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形态。它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也有非社会主义的因素，或者说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因素。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还不是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带有不发达或者不很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特征。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由不很发达的社会主义通向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的发展道路。（3）“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要从当代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要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特别要同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和体制，同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社会文化心理。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

近年来，理论界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原则和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关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必须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大多数学者从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研究的视角展开分析，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1）必须清醒地看到政治文明的阶级性和民族性，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长期性、阶段性、艰巨性和复杂性。（2）必须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区别，坚持和发展我们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即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的议会制度，也不能搞西方的三权鼎立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搞轮流执政的多党制；必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不能把民主和集中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3）必须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照抄别国的政治发展模式。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理论界主要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展开分析和研究。

空间维度，主要表现为从中外政治制度比较这一视角出发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独具的优势和特点进行的分析和阐释。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区别于西方政治发展模式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从发展方向来说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发展道路；从发展动力来说具有政党推动的特点；从发展类型来说是后发式政治发展道路。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长成熟起来的，适应了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谋求政治稳定的需要，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政治文明的要求，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本质的有机统一；是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条件下生长成熟起来的，顺应了世界民主的潮流，融入了时展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与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主要在于：（1）坚持从本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调政治发展要有利于生产力的进步、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2）采取循序渐进、制度创新、逐步深入的策略方针，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确保了政治发展的有序、稳妥、持久，并取得了显著成效；（3）实行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发展战略，持之以恒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而实现和维护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4）发挥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保证政治发展的正确方向。

时间维度，主要表现为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就改革开放前后中国政治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存在的不同点展开的研究和探讨。学者们一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特定政治发展目标而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所探索和走过的政治发展道路存在很大的差别。有学者就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走的是一条增量改革的道路，与之前“不破不立，大破才能大立”思维取向主导下的政治发展道路存在较大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选择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和途径，主张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途径，革除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各种弊端，才能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推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采取了许多灵活务实的民主政治建设形式，走政治改革与政治建设相结合，通过政治建设巩固政治改革成果的路子。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路径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路径问题是近年来我们理论界较为重视和关注的一个炙手可热的课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既有较为严谨的学理分析和思考，也有较为理性的政策建议和主张。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路径的学理分析和思考。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呈现出增量民主的特征，受路径依赖的影响，今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将继续沿着增量民主的发展路径演进。具体而言：（1）正在或者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包括充分的经济和政治基础；（2）这种改革和建设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3）这种改革和发展在过程上是渐进的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而非突变；（4）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也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体系，包括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战略、模式、动力、方式、途径等方面。具体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政治发展目标上主张建设社会主义高效政治和民主政治；在政治发展战略上主张秩序优先的渐进式改革；在政治发展模式上主张执政党主导的有限自主和有限控制相结合；在政治发展动力上主张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复合动力系统；在政治发展方式上主张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上下结合；在政治发展途径和手段上主张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前提下理性借鉴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推进制度创新和培育公民意识。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发展路径的政策建议和主张。有学者认为，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抓好三个着力点：（1）努力发展党内民主，并以此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2）努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3）努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学者提出，在我国现阶段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注重把握和突破以下基本环节：（1）丰富民主形式，增强民主制度的实际内涵；（2）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公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3）弘扬民主精神，倡行自由平等，维护公平正义；（4）加强民主协商，凝聚民主政治的建设力量；（5）深化政治改革，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也有学者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路径选择，不仅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积极推进渐进式的政治发展，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还需建立、保持和维护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状态，加强对政治发展过程的规划和指导，消除引起社会动荡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推动政治发展。

此外，也有学者从理论创新的视角就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所必须要注意的环节作了分析和概括：（1）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与时俱进，大胆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2）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3）要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以此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具体实践；（4）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继承中国历史上的治国理政经验，并注意在继承、引进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实现政治发展理论的创新。

（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历程，理论界有着比较一致地认识和看法。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而形成，发展而发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奠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和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明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探索中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历程，大多数学者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代际更替为标准把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时间段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方法、评价标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提出并积极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第二个时间段是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要抓紧进行民主法制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并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上取得重大进展；第三个时间段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

此外，也有学者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为参照，将这一时期中国政治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7年，是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启动和重点推进阶段，在此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在困难中逐步开拓，实现了一系列大的突破；第二阶段是1987年至1992年，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和稳步调整阶段，在此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全面展开，并在成功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干扰的基础上呈现稳步调整状态；第三阶段是1992年至2002年，政治体制改革渐进深化和完善体制阶段，在此阶段，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执政能力，把政治体制改革渐进地向前推进，在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方面收到了实际成效；第四阶段是2002年至今，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领导下，政治体制改革进入理论创新和全面深化阶段。

（五）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实践意义

理论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长远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层面分析和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意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长远意义。学者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系统回答在政治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是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客观要求；是抵御国际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企图的客观需要。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现实意义。学者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原理同当代中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的伟大创造，又是需要在探索之中进一步定型和完善的过程。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和迫切要求。具体来讲，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发展全局和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是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顺利推进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是进一步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我国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内在要求。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展望

总体来讲，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及其相关研究已经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兴趣，并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为更深入地进入此项课题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政治理念，也因此，就研究现状来看，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足。现有的研究较多的停留在概念研究和意义论证上，真正深入的问题研究并不多见，而且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尤其是缺少系统、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方法也较单一，大多数论文都囿于定性分析和概念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研究是一个涉及中共党史党建学、政治学、宪法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课题，研究内容庞杂。笔者认为，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研究，可以遵循这样的基本思路：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运用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和政党理论，以及政治学、宪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方法，以“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根本出发点，在系统梳理和分析近年来国内外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调查研究的路径，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学说，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回顾和总结中国共产党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历程和主要经验，特别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及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思想、新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经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论证，并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稳定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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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中国道路论文范文

一、研究背景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经济持续增长，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暴雨积涝灾害。从古至今，暴雨积涝灾害一直是人类难以解决的问题。

近几年，中国的暴雨洪涝灾害愈发严重：“20XX年7月12日，哈尔滨多处上演‘水漫金山’”、“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遇特大暴雨，导致严重内涝”、“2011年6月18日，到武汉看海”、“2008年深圳6.13特大暴雨”……数量之多，不胜枚举，这些新闻无不说明暴雨洪涝已成为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大多城市的通病。暴雨积涝灾害对城市水利、农业、交通、工业等方面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不可估量，同时通过人口死亡、疫病爆发等问题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造成的自然资源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程度更是难以估计。

造成城市暴雨积涝灾害的原因主要有气候和城市建设两方面的原因。从气候角度来说，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水循环产生变化，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导致城市出现暴雨积涝灾害；从城市建设角度来说，主要是城市建筑和硬化面积过大，植被覆盖率过低或者遭到破坏，城市的吸水、存水能力差，其次是排水设施的排水能力不足、重建轻管。

目前，城市针对暴雨积涝灾害采取的工程性措施主要有修建蓄水池、增加排水泵站、加大排水管径、在线蓄水等，这些措施需要占用大量的城市地下空间，投资大，维护困难，废弃后无法回收利用，会产生大量固体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其他措施如增加绿化面积也会引起城市用地紧张等问题，浪费城市空间资源。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应用现状

LID技术于1990年末发源于美国马里兰州的王子县、西雅图和波特兰，是由马里兰州环境资源署首次提出。之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LID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广泛应用。在美国，LID设施的应用还形成了绿色道路、绿色社区等理论和方法；在澳大利亚，LID的应用称为水敏感城市设计；在英国，LID技术应用于城市排水系统，形成了可持续城市排雨水系统；在加拿大，LID和场地设计相结合，形成最优场地设计、保护性设计等；在新西兰的应用称为低影响城市设计与开发。

随着对国内雨水问题的重视，雨水方面的研究和应用也逐渐多起来，LID在国内已有10年的研究和实践，于2012年形成了“海绵城市”.

2012年4月中国北京大学在《2012低碳城市与区域发展科技论坛》中首次提出“海绵城市”一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XX年2月17日发表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XX年工作要点》中首次提出海绵城市的概念，20XX年10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了《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2017年4月2日，国家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宣布了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西咸新区、武汉、重庆、贵安新区、遂宁、南宁、常德、鹤壁、济南、萍乡、厦门、池州、嘉兴、镇江、白城、迁安16个城市。

三、研究目标及意义

鉴于传统城市普遍存在的暴雨积涝灾害和道路排水问题，而国内的海绵城市和LID发展和研究较为薄弱，因此，对于海绵城市理念下的城市道路进行系统化设计研究很有必要。本研究主要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与分析，探讨海绵城市与LID、海绵城市道路与LID的关系，采用文献调研的方法系统地对城市道路进行了LID设施的选择及其组合优化设计；针对案例进行实地调查，探讨LID在海绵城市道路中如何应用。

论文的研究目标是建立海绵城市理念下的城市道路系统设计的基本理论框架，研究其具体的设计方案和技术。

论文的研究意义：为海绵城市理念下的城市道路系统设计提供借鉴和参考，对解决城市雨水问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研究内容

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1）研究海绵城市理念下的城市道路系统，分析其与LID的关系及对LID设施的选择。

2）构建海绵城市理念下的城市道路系统规划和设计的完整体系，从路网规划和道路设计两个层面进行具体研究。其中，道路设计重点研究停车场和广场的LID设施组合优化设计，道路与红线外用地衔接中重点研究建筑、小区的优化设计。

3）将研究的设计理论成果应用于商洛城市道路系统，并通过SWMM模型进行模拟评价。

五、提纲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城市暴雨积涝灾害频发

1.1.2 传统城市道路排水存在的问题

1.1.3 LID与海绵城市理念的提出

1.2 相关理论的概念

1.2.1 海绵城市概念

1.2.2 LID概念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应用现状

1.3.1 国外研究应用现状

1.3.2 国内研究应用现状

1.3.3 国内外研究现状的不足

1.4 研究目标、意义、内容和方法

1.4.1 研究目标及意义

1.4.2 研究内容

1.4.3 研究方法

1.5 论文创新点和技术路线

1.5.1 论文创新点

1.5.2 技术路线

第2章 海绵城市与LID

2.1 海绵城市与LID概述

2.1.1 海绵城市-LID

2.1.2 海绵城市与相关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2.2 海绵城市与LID

2.2.1 海绵城市与LID的关系

2.2.2 LID设施的选择原则

2.3 海绵城市道路系统与LID

2.3.1 海绵城市道路系统

2.3.2 海绵城市道路系统与LID的关系

2.3.3 LID技术设施选择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海绵城市道路系统规划与设计体系

3.1 海绵城市道路系统规划与设计体系框架

3.2 海绵城市路网规划

3.2.1 影响因素

3.2.2 规划思路

3.2.3 规划原则

3.3 海绵城市道路设计思路

3.3.1 海绵城市道路设计思路

3.3.2 海绵城市道路设计注意事项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基于LID的海绵城市道路设计

4.1 海绵城市道路与传统城市道路的区别

4.2 海绵城市道路的LID设施组合优化设计

4.2.1 机动车道和公交专用道

4.2.2 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4.2.3 路缘石、雨水。和路肩边沟

4.2.4 道路绿带

4.2.5 停车场

4.2.6 广场

4.2.7 高架桥、立交桥

4.3 海绵城市道路与红线外用地的衔接设计

4.3.1 道路与建筑、小区衔接优化设计

4.3.2 道路与城市绿地衔接设计

4.3.3 道路与城市水系衔接设计

4.4 海绵城市道路横断面布置型式设计

4.4.1 单幅路

4.4.2 两幅路

4.4.3 三幅路

4.4.4 四幅路

4.4.5 特殊形式断面

4.5 本章小结

第5章 商洛市海绵城市道路系统设计应用研究

5.1 商洛市概况分析

5.2 海绵城市路网规划

5.2.1 商洛市现状路网分析及存在问题研究

5.2.2 商洛市排洪防涝、水系和绿地现状及存在问题

5.2.3 商洛市海绵城市路网规划

5.3 海绵城市道路设计

5.3.1 商鞅大道地理位置

5.3.2 商鞅大道现状分析

5.3.3 基于LID的商鞅大道横断面设计

5.3.4 商鞅大道公共停车场设计

5.3.5 丹江立交平面设计

5.3.6 商鞅大道综合设计

5.4 商鞅大道设计效果模拟评价

5.4.1 SWMM模型介绍

5.4.2 获取基本数据

5.4.3 开发前场地模拟

5.4.4 传统城市道路模拟

5.4.5 海绵城市道路模拟

5.4.6 三种情景模拟结果分析

5.5 本章小结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6.2 不足和展望

参考文献

致谢

六、研究方法

论文釆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调研法、实地调查法、SWMM模型法等。

1）文献调研法论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调研、对SEA Street等案例的研究，总结LID设施在城市道路中的应用情况。

2）实地调查法论文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商洛市的路网、道路、绿地系统、水系、降雨等相关资料，为海绵城市理论的实例研究做铺垫。

3）SWMM模型法论文采用SWMM模型对城市道路设计后的雨水径流控制效果进行了评价。

七、进度安排

20XX年11月01日-11月07日 论文选题、

20XX年11月08日-11月20日 初步收集毕业论文相关材料，填写《任务书》

20XX年11月26日-11月30日 进一步熟悉毕业论文资料，撰写开题报告

20XX年12月10日-12月19日 确定并上交开题报告

20XX年01月04日-02月15日 完成毕业论文初稿，上交指导老师

20XX年02月16日-02月20日 完成论文修改工作

20XX年02月21日-03月20日 定稿、打印、装订

20XX年03月21日-04月10日 论文答辩

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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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中国道路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思索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thinking carried out to verify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 Thinking about

中图分类号：D90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的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引自中共十报告

一、问题的引出：

十提出的色道路，色理论体系，色制度三者（三层面）的统一就是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那么，这个融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者的有机统一整体自身应当是什么呢？即如何、怎样为这个整体本身定性定位，即将之概括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要为一个对象自身定位归类，就必须有一个更广大而能包容该对象的框架、范畴，而色社会主义本身就已经是当代中国之最大范畴，所以自己不能给自己定义、归位）……

二、由问题所推出的论题；（问题的答案）

笔者认为应当将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者统一的整体纳入世界历史时空的文明范畴系列之中而将之定性定位概括为：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

在世界历史时空的文明范畴系列中，在古代有古希腊文明体系、两河流域文明体系，有玛雅文明体系等等。在当今世界有美国文明体系、有伊斯兰文明体系，有欧洲文明体系，而我们的色社会主义整体亦应当自信而无愧地将之归位为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

三、推出论题的理由：

理由一：

之所以将这个融道路、理论、制度三层面统一的整体纳入世界历史文明体系之范畴，是因为任一文明体系之成为文明体系都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层面所形成的一个动态有机的文明体系生命整体。因为这三个层面实质上是无论从个人还是到人类的生存所必需、必定身临其中的基本的、必需的三个维度、三个层面。文明是人的生存家园，这三个维度，层面也就是人生存的三个家园，也就是道路（土地）家园、制度（国家）家园、理论体系（广义的精神）家园。这三个家园的统一就是文明体系家园。

理由二：

正由于这道路、理论、制度三个层面在历史长河、天地世界之间生生不已的有机互动，才呈现出世界文明体系范畴中的深邃的底蕴内涵与万千气象的广袤处延。只有在这样深广的时空四维坐标架构参照系中方可将我色主义定性归位而彰显其深广的韵致丰采……。

而正是由于众多的文明体系各自的内部三个层面的有机互动之态势不同才导致了不同文明体系不同的成败存毁、兴衰荣辱。而这些不同态势又大略可以归结为如下四种基本态势：

态势一：

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同时兴盛且三者有机互动地融通、贯彻、通透从而形成该文明体系整体自身的昌盛、兴隆，成为文明体系范畴中的典范、轴心。

比如：由非血缘传承的工商奴隶主经营之“道路”与其权力制衡的民主“制度”并与其自由、民主、人文的理论体系”三者之间动态有机地融通贯透而造就了古希腊文明体系的昌盛。

比如：由血缘世袭的农业奴隶主经营之“道路”与血统宗法分封制度（周礼）并与相应的天命、尊贵荣辱之理论体系融通贯透而造就了另孔子所赞誉的“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明体系之昌盛。

比如：有取代贵族世袭大地主的众多的世俗中小地主阶级考试入仕“道路”通过科举考试、国家取仕的“制度”。并与其封建“理论体系”的融通贯透造就了难以被后世追仿之“盛唐气象”的文明体系景观。

比如：正由于资本经营的“道路”，与市场的经济、政法“制度”并与其相应的“民主、”“自由”的整套“理论体系”相互融通贯透而造就了数百年间横跨欧美时空的，影响人类文明体系范畴格局的资本主义文明体系。

态势二:

三层面中“道路”“制度”两个层面已衰亡、沦丧，而只有精神（理论层面），被流亡出、游离出、呈现出该文明体系被撕裂的片面的辉煌光芒。

比如：为中华文明体系开出源头，奠立根基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理论、精神大繁荣，就正恰恰是其“道路”已王土崩裂莫属，“制度”已礼崩乐坏，而从周代之文明体系的解体结构中，被抛离、游离而出的“理论”（精神），盛况。

比如：被鲁迅称誉为“精神上最为浓丽”的魏普文化大繁荣，也恰好是东汉末年以来，“道路”，“制度”皆沦亡衰败（人民丧失生存道路、大规模向南方流亡、流氓——形成了客家人，官吏的仕途也岌岌可危，——汉代的文明体系被解体、解构而被流亡出、流氓出抛离出了精神文化绚烂绮丽之奇观（佛教大盛、玄学大盛、竹林七贤、陶渊明、王羲之书法等）。

比如：“五四”前后的理论体系（精神文化）大繁荣亦正是华夏古老文明体系中的道路、制度都已衰亡沦丧。理论（精神）被从文明体系整体中解构、解体、流亡出的悲愤的、救亡性的繁荣。

比如：以色列建国前犹太人凭着精神上的出类拔萃闪耀出世界文明体系的辉煌风采业绩（如出了马克思、爱因斯坦、基辛格等）且整体上较优秀，这正好是犹太人被剥离了道路（土地）制度（国家）而被游离出、流亡出来的崇高、理论体系、精神力量的激励所致。

比如：屈原的伟大及其业绩（精神理论体系）之绚烂，亦正是他被从制度中逐出、丧失其道路而流亡出的瑰丽千古的精神家园。

态势三:

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层面整体尚存，但其内部某一层面过于强盛、发达从而抑制、压制、强迫、裹挟了另外两个层面而导致该文明体系整体的扭曲不正常乃至解体、沦亡。

比如：非洲文明体系的原始部落生存“道路”，过于突出其原始性，就抑制了“制度”，“理论层面”的发展，也就是原始压倒了崇高。

比如反过来，前苏联文明体系的“制度”就过于专制发达，从而压制了“道路”裹挟了理论，最终导致了其文明体系的崩溃解体。可谓崇高压倒了原始。

又比如当今的朝鲜就是以金氏祖孙三代的世袭“制度”裹挟了“理论”专制了“道路”，笔者就只好将其称之为金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

再比如当今日本其“道路”、“制度”是资本主义的（虽受限制）。但其精神深处即“理论”层面却是属于靖国神社的、天皇的、武士道的，而且是渐趋深沉、顽固的，它是日本的灵魂，它如阴魂一样裹挟着日本的“道路”与“制度”。日本“文明”体系的深层弊病、不正常也正在于此。

态势四:

一个古老文明体系整体的解体、沦亡的过程、步骤、轨迹、程序，往往是先由该文明体系中的一个层面萌发而渐次达及另二层面，如此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地、渐次地全部达成才形成了其整体的解体效应。相反一个文明体系整体的建构、兴盛也体现出这样的步骤、程序。这就是逻辑的逐层空间由历史的时间所逐步展开的、空间与时间相统一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深邃的底蕴……

这一点，被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历史生动地呈现了出来，在古老华夏文明体系濒临解体危机之际，危机首先导致“道路”层面从体系整体中疏离出“洋务运动”的“道路”接着就引发出“制度”层面的解体，（维新、辛亥等）再次最终由引发解决理论层面的问题即否定旧思想，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崭新“理论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接着是土地革命的“道路”，最后达到建立共和国的“制度”。

文化革命是属于“理论”精神层面的事情，而的真实意图是维护建国以来的“道路”与“制度”并清洗、清算其反对者。

改革开放一开始，以毛东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为开创色社会主义奠定了政治前提和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邓小平成功的“开创”了色社会主义三层面的整体而侧重于“道路”层面的开创。

“推进”了色社会主义三层整体而侧重于“制度”层面的确立。

“坚持发展”了色社会主义三层整体而且“道路”、“理论”、“制度”三层面均有扩展、开创了三层面开始融通、通透的崭新局面。

理由三：

时至十刚开完的今日中国，色社会主义的三个层面呈现出趋于同步初盛且趋于三层面有机互动融通贯透的良好态势。当前，是个极为关键的时期，审时度势，应当在当前适时提出建构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战略方向、宏伟自标、建构方针，这在国内（本文明体索内）和世界上（世界文明体系范畴中），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首先在国内本文明体系内：

在实践领域：

可以自觉的促动本文明体系内三层面之间的有机互动通透，提升色社会主义体系的文明水准不断提高，给本文明体系提供根本的动力，实现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中道路家园、制度家园、精神家园的融通通透，使之成为世界文明体系切范畴中，全世界人们心向往之的文明体系幸福家园。

在精神、宣传、人心领域：

可以促使全体公民树立世界历史文明范畴背景下中华民族应该具有的精神信仰、崇高动力和终极关怀，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家园，在真正实现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地平线上开辟出“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性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古老而长青的中华文明体系的优胜境界。

其次在世界历史文明体系范畴中：

世界文明体系中已渐趋明显呈现出多级文明体系之间的冲突、对垒、博弈、对话、渗透，挑战与机遇共显的复杂态势。而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已经二十多年，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奋斗，色社会主义事业已渐趋形成体系。如今，应当审时度势地、自信地、也是天经地义地、战略性地将我们色社会主义事业升华性地概括为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以站位于我们在世界多极文明体系中应有的一极的主体地位与话语权力。真正实现中华民族文明体系的伟大再生与复兴。使我们真正在世界历史文明体系范畴的深远广大构架坐标中，真正坚定我们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我们坚信并期望着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壮丽愿景终将实现。

作者单位：中共兰州市委党校 科学文化教研部

第6篇：中国道路论文范文

关键词 ：第三条道路；中间党派；历史演变

抗战胜利后，中国应往何处去成为当时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党派和一部分民主人士主张，既不走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资本主义道路, 又不走以“共产党主张暴力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道路”，试图寻找第三条可能的道路，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他们提出中国应该仿效英美，建立民主政治，但不允许地主官僚资本家操纵；“应当实行改良的资本主义”，杜绝官僚买办资本垄断，走和平改良的道路。

一、中国“第三条道路”的缘起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就一直在为寻求一条救国图存的道路而不断尝试。在内忧外患的冲击和中西文化碰撞的历史条件下，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变革封建专制制度。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变法来救亡图存，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张武装革命拯救民族危亡，都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却终以失败告终。然而，“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和形成也存在着一定缘由。

一方面，共产国际内部第三条道路思潮泛滥，对尚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影响较大。世界上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斗争使得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有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并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第二国际卡尔·考茨基主张共产国际可以借鉴运用资本主义议会民主的形式，走出一条既不是十月革命模式，又非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国际内部一些其他修正主义思想家亦纷纷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现实的资本主义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主张阶级合作，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社会改良。随着共产国际“第三条道路”的传播和影响，一些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右翼打起第三条道路的招牌，鼓吹反对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此来对抗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另一方面，以谭平山、邓演达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党员组织建立第三党，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提供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国民党党员和从中共游离出来的人士于1927年底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重新审视了中国现状，既反对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又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提出要建立一条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国革命道路，即“第三条道路”。1930年，邓演达将“中华革命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当前中国应建立以“平民”为中心的政权。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正式建立，标志着我国最早的中间党派的成立，也意味着“第三条道路”在中国有了立足之本。

二、中国“第三条道路”的发展演变

抗战胜利结束后，“第三条道路”一度活跃起来，并逐步形成一条策略、纲领、理论比较完整的政治路线。然而，随着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野心不断暴露，中间党派遭受镇压，“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也因此衰落，并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发展而最终破产。

1.解放战争前期：萌芽并发展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专政独裁面目并未彻底暴露；中国共产党也希望争取和平民主、合法斗争的机会。这就使得中国国内暂时出现了国共两党某种力量相对均衡的和平局面，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机会。另外，这个时期，政治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武装斗争，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式。中间党派成为国共两党积极争取的力量，这在客观上提高了中间党派的地位，为中间党派的活动扩展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于是，围绕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中间党派与国共两党展开争论，提出“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倡导走“中间改良道路”[1]。中国民主同盟还明确提出“要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2]。

2.解放战争中期：怀疑并论战

随着国内局势的不断变化，1946年春到1947年初，中间党派开始对“第三条道路”产生怀疑并展开论战。抗战胜利后，“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相对于国民党来说仍然处于劣势地位。他们将“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寄希望于国民党能做出让步，从而建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独裁的野心不断暴露，中间党派内部逐渐对“第三条道路”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并对此展开论战。一方以施复亮、张东荪为代表，强调中间政治路线是唯一“正确而且可能的道路”[3]。另一方则以马叙伦、李平心等为代表，指出“: 中间路线在中国行不通”[4]。他们认为，国民党已经抛弃政协路线，走上了反民主的道路，“第三条道路”已然无法实行。这次论战使“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内部产生分歧，削弱了中间势力，“第三条道路”的呼声逐渐衰弱。

3.解放战争中后期：衰亡至破产

1947 年初到1947 年底，民主党派内部分裂，“第三条道路”不断衰亡，最终破产。一方面，1947年5月3日，国民党发表《中共地下路线斗争纲领》，公然污蔑民盟为中共操纵的工具，否认其合法平等地位，公开与民盟为敌。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意图通过国民党的让步，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幻想终成泡影而破灭。另一方面，始于1946 年底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辩论依然进行，多数民主党派人士开始倾向于加深与共产党的合作，积极推动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由此，少数鼓吹“第三条道路”的右翼力量越来越薄弱，而且国民党对民盟的一次次破坏使更多的民主党派人士清楚地认识到，“民主与反民主之间，真民主与假民主之间，绝对没有中立的余地”[5] 。最终，“第三条道路”逐渐走向失败，直至破产。

4.解放战争后期：重新讨论

1948年初到1949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美蒋扶植的“新的第三方势力”重新掀起了关于“ 第三条道路”的讨论。1948年1月，《大公报》连续发表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国际第三方面势力的抬头》等文章，鼓吹“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新的第三方势力”的兴起引起各民主党派的关注，他们揭露和批判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和“新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美国一方打着“和平”的旗号，巩固自己统治的阴谋。正如沈钧儒所说，“新的第三方势力”只是美国的尾巴。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各界民主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所谓的“新的第三条道路”确是“蒋美和谈阴谋”。因此，此次重新兴起的“新的第三条道路”是国民党为挽救其崩溃的危机而实行的一种手段。

三、中国“第三条道路”历史演变的现实启示

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英美式的资产主义道路，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发展，它已经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宣告破产。但是，重新剖析中国“第三条道路”的历史演变进程，了解当年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状况，对当前中国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1.历史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第三条道路”最终破产，历史选择了新民主主义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第三条道路”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正是由于经历了这条民主主义中间道路的思想实验，使得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我国所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第三条道路”的选择不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和当前的时代背景，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是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上最终确立的道路。而“第三条道路”则是实力孱弱的中间势力在“两头大，中间小”的政治局面下幻想在国共两党中寻找的一条中间道路，没有广大的群众和阶级基础，错估了当前形势，以至于最终破产。由此，为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教训。

2.重要作用：抑制西方思潮的渗透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多样性变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各种社会思潮的兴起更是进一步加大了冲击力度。“骑墙是不行的,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6]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势力希望走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但客观事实决定了其政治思潮在现实斗争中只能依附于某一阶级，处于附属地位。

当前，社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是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同样是没有出路的。它与“第三条道路”在本质上都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是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的革命思想。因此，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领作用，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当前唯一正确的出路。

3.现实价值：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一种新的“第三条道路”理论悄然兴起。它主张要走一条既不同于以往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同于撒切尔夫人等奉行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道路。而是结合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传统国家社会主义所关注的平等所构成的一幅完整的政策框架。

对于中国“第三条道路”的研究，有利于更深刻了解这条道路的实质，避免走上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歪路和邪路，始终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中国人民站在历史的角度，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第三条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为中国共产党对部分误入歧途的党派人士有的放矢地进行批评和教育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

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经历了一个由缘起到破产的完整演变进程。中国的道路选择是一个艰辛曲折的探索过程，也凸显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施复亮.两条道路, 一个动力[J].周报,1946(48).

[2]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1 9 41一1 9 4 9 )[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3]施复亮.中间派的政治路线[J].时与文, 1947(3).

[4]李平心.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A].上海:时代文化出版社, 1949.

[5]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1 9 41一1 9 4 9 )[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第7篇：中国道路论文范文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4-0081-007

政治自信是一个国家或政党对自身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政治方向、政治价值所持的积极肯定的态度及表现出的一种坚定的政治信念。这种坚定的政治信念必然转化为对自身政治信仰的自觉认同和对政治理想的不懈追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就要牢固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将这种政治自信转化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强大动力。当前，面对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和严峻考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无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的现实价值

党的十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及其“三位一体”的关系作出了深刻而又精辟的阐述，要求全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位一体”的自信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自信，政治自信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和强大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政治自信是实现党的历史使命的动力所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党要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政治信仰，否则难以承担起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重任。党肩负着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这一远大理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有不同的历史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和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所肩负的三大历史任务。在建国一百周年时，我国将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从诞生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加快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能够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并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坚定的政治自信给予了党和人民无论面对多少风险挑战，无论面对多少艰难险阻，都能够坦然应对的信心和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党团结人民不断地努力。目前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判断，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和新目标。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党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迎接各种风险挑战，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与意义。在新的形势下，党面临着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党要想完成执政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要始终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就必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自信转化为经受任何考验，应对各种危险的精神动力，“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

（二）政治自信是改革攻坚克难的动力所在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十指出“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的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创新，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当前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改革必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改革因为要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表示，“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但再深的水我们也得趟，因为别无选择，它关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他说，这需要勇气、智慧、韧性，“所幸这些可以从我们的人民当中去汲取，来使改革迈出坚实的步伐”。

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十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实现这些改革目标需要党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只有坚定的政治自信才能迸发出巨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政治能量。虽然改革的动力是多方面的，但政治自信是最根本的动力。政治上的不自信将导致改革缺乏创新的动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现有局面就难以突破。当前由于我国改革进入了“攻坚区”和“深水区”，面对的问题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种条件下，政治自信凸显其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党领导人民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勇气，是以坚定的政治自信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给予我们在改革中的各种困难面前依靠人民坚持和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态度和攻坚克难的信心和决心，这种信心和决心也是解决现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推动全面改革，实现改革目标的动力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深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效的基础上，深植于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才能发展中国。由于共产党所追求的理想和奋斗的目标是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致的，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它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只要改革成果能更多地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就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十报告把“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之一，表明了党敢于触动利益格局，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问题的信心和决心。十也表达了通过改革发展“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政治自信。

（三）政治自信是坚持正确发展方向的动力所在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动力，也需要定力，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体现了一种定力，政治自信给予这种定力以坚持的动力。党的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 这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自身实践的历史总结，又是对世界上各种发展模式进行反复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走什么道路的问题，由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作出选择。我们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历史以及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照搬别国模式从来就不会成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顾中国的实际，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导致中国革命惨遭失败的教训；也有过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模式而导致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失误的教训。

中国的发展历史和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中国特色”在于其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发展的独特性，诚如十报告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用同志的话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然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 国家主席在莫斯科发表演讲称，“‘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任何事情，只有亲身实践和体验，才能知道合适不合适。”他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的产物，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取得的成就，党的十报告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已经为中国发展的历史所证实。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情况下，我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正是拥有这样的政治自信，表现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及其生命力的认同与肯定，才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示出其巨大优越性，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外发展的实践证明，无论是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都不符合中国国情。然而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一些党员开始对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面临问题的解决缺乏信心，其中还存在着一些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现实选择的声音，甚至存在否定改革成就，盲目崇拜西方的倾向。诚如邓小平同志说的“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2]147在社会政治生活发生深刻转变，各种政治观点相互激烈碰撞的时代，面对强势的西方价值话语霸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的重要性日益彰显，政治自信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紧迫，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就会迷失方向，难以确保党的事业始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沿着正确道路继续前进，也谈不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加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自信，是新阶段冲破思想观念迷雾的需要，有利于回应当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各种质疑和挑战，形成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强大定力和动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的实践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在实践中产生，也是在实践中获得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理论的科学性和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成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的坚实基础。

（一）道路自信源于实践证明了的道路可行性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在十报告中这一讲话表明了道路的重要性以及党毫不动摇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的决心和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实践中走出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既是对新中国建设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改革开放经验的总结，是对自身发展的纵向比较和对国际发展的横向比较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创造性成果。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自己的一条独特的路。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党带领人民在正确认识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与错误路线及其思想斗争的过程中，探索和开辟了“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在艰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虽然经历了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改革开放，开拓创新，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和崛起的“中国速度”与“中国传奇”令世界瞩目，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加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如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充分验证了这一道路选择的正确性。实践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它是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才可以“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理论自信源于实践证明了的理论科学性

理论向实践转化所产生的实践效果验证了理论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是中国化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是因为这一理论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相继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则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围绕这些重大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验证并得到升华的科学理论，之所以科学，在于它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这一理论体系能始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正确反映和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特点和规律。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大贸易出口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与日俱增。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提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化水平。实践取得的成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理论的科学性，同时也给予了我们理论的强大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和丰富就是理论自觉自信的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成就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根据实践需要进行创新发展的过程。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这一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重大课题的解答，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它对于破除一切妨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观念，统一全党思想，凝聚社会共识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了这种与时俱进的本质，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继续用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解读和解决中国实践、中国发展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支撑和强大精神动力。

（三）制度自信源于实践证明了的制度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奋斗九十多年的“三大成就”之一，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发展道路决定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障，它是由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所构成的复杂体系，它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切合中国实际的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制度创新，它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色，因而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我们赶超发达国家靠的就是我们的制度优势，这一制度体系在各个领域所体现出来的优势，给予我们在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决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或其他发展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期实践中得到客观检验和反复证明的，应对 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不俗的表现给了世界一份满意的答卷。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和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让世界对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刮目相看。邓小平曾对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过概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3]128，“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2]377。进一步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概括为五个“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仅表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还表现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等方面。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促进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为我国在国际上赢得了重要的制度话语优势，大大增强了国际影响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自信的时代要求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信，自觉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选择了正确道路，就要坚定不移走下去，自觉地完善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任务十分艰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在十精神的指引下，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地位、作用和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坚持立足基本国情，把握好 “一条基本路线”和“五位一体”的具体建设道路。“一条基本路线”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必须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五位一体”的具体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道路和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道路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不能动摇。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仍然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因此，发展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政治问题应从经济角度去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目前的国情决定了发展经济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但在用经济的眼光把握政治的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经济活动并不是政治活动的全部。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防止出现埋头搞经济，而忽视政治的问题。曾说过，“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 [4]发展经济，一定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党有过离开经济只讲政治的经历和离开政治单纯讲经济的深刻教训。因此，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内涵，不能忽视经济与政治的辩证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始终正确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二）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理论自信增强了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只有自觉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始终保持理论的生机与活力，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我们党是一个勇于理论创新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与时俱进的开放创新的体系，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不断升华的成果，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要自觉深入研究和解答当代中国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充分的理论自信回应理论上的一切质疑，自觉坚持用这一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内化为民族自信自强的精神支柱。中国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赋予了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理论创新要有时代元素，体现时代精神，如果理论不注意根据实践创新，不能解决人们在实践中的思想困惑和实际问题，必然会产生信仰危机。信仰是一种价值取向和态度，是建立在某种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当信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时，信仰就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很显然，某一政治系统只有当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和支持时，才能保持政局的稳定。理论能够成为信仰，除了通过灌输教育外，理论自身的科学性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要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显示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并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这一理论体系，使发展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达到新境界。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除了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科学的理论指导，还需要可靠的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并在实践中显示了其优越性，因而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但是，面对实践中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又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制度自信，需要不断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作用。十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范畴，是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3]333。这将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关注的重点。

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特点和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减少制度漏洞、克服制度弊端来实现。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告诫说： “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 [3]333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还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目标任务。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开放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渐进式的变迁的发展过程，目前改革面对的问题，也是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改革中形成的，也必须在改革中完善和发展，但制度创新与完善要深刻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与人的全面发展、始终坚持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始终坚持促进社会和谐、 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促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第8篇：中国道路论文范文

“线性文化遗产是指在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形或带状区域内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族群，往往出于人类的特定目的而形成一条重要的纽带，将一些原本不关联的城镇、村庄等串联起来，构成链状的文化遗存状态，真实再现了历史上人类活动的移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交流互动，并赋予作为重要文化遗产载体的人文意义和人文内涵。”在欧洲，1993年，圣地亚哥・得・卡姆波斯特拉朝圣之路（西班牙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随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提出“文化线路”概念，并在1998年成立了文化线路国际科技委员会（CIIC），召开一系列会议对文化线路进行系统研究。在美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廊道”是美国对于本土大尺度线性遗产区域提出的保护理念，1984年美国设立了第一个国家遗产廊道――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运河国家遗产廊道（Illinois and Michigan Canal National Heritage Corridor），丰富的遗产保护和开发实践，使之形成了一些基于廊道管理实践的研究。21世纪初，我国学者把“文化线路”和“遗产廊道”两种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引入国内，利用线性文化遗产开展旅游活动，是实现遗产“保护、保存和展示”目标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其经济这一功能属性的主要方式。很多学者针对线性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进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本文基于这两种理念，通过对外文数据库所发表的关于“Heritage Corridor tourism”“Cultural Route tourism”的文献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发表的“线性文化遗产旅游”“文化线路旅游”“遗产廊道旅游”的文献进行检索和梳理，以期对现有研究做一阶段性的总结和归纳。

一、遗产廊道旅游相关研究

（一）国外研究

1.遗产廊道旅游的开发与管理机构研究。由于遗产廊道的规划、开发、管理具有综合性的特征，地方性遗产管理局通常聘请旅游业的专家参与。如Harkness和Sinha受印度政府委托，对泰姬遗产廊道旅游者行为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遗产廊道的景观规划设计。Conzen和Wulfestieg评述伊利诺伊和密歇根运河国家遗产廊道16年来的发展，其中管理机构遗产廊道会议与旅游局，该组织的目标是通过对廊道沿线商业、博物馆和休闲产业的准确营销，从而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旅游行业。

2.旅游产品和市场研究。Curt cottle介绍了南卡莱罗纳遗产廊道的解说系统，它是由三级解说结构、两个解说主题和四个副主题构成，文中还列举了旅游者的典型特征和旅游产品，如水域休闲、艺术与文物游、徒步游、观鸟、观野生动物游、自驾游及探险游等，指出网络将是遗产旅游营销的重要手段。

3.旅游影响研究。Daniel Stynes等对俄亥俄和伊利尔运河国家遗产廊道的游客进行调查，得出人口学特征、停留时间、住宿类型、花费情况等旅游者行为特征，并运用MGM2模型，从销售、个人收入、就业机会三个方面评析了遗产旅游对当地的经济影响。

（二）国内研究

2001年王志芳、孙鹏首次介绍了美国遗产廊道的概念、选择标准、保护管理方法及规划中着重强调的内容。随后国内学者以遗产廊道的相关理论为依据，结合我国丰富的遗产资源，进行了以遗产廊道旅游为主要内容的研究。

1.旅游价值评价研究。旅游资源的价值评估是遗产廊道整体保护、整合开发和有效利用的前提。吕龙、黄震方基于遗产廊道的特点，尝试从廊道资源条件、区域社会条件、廊道生态条件和旅游保障条件及发展潜力四个方面建立遗产廊道旅游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古运河江苏段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王金伟、韩宾娜考虑旅游资源、客源市场和发展环境三个综合层面，利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和熵技术构建线性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潜力评价系统，并以丝绸之路、京杭大运河和长城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杜忠潮、柳银花采用层次分析法，增加了评价项目指标，完善了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朱尖、姜维公、霍雨佳、詹嘉和崔俊涛也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

2.区域旅游合作研究。遗产廊道跨区域、综合性的特点需要旅游的合作开发。梁雪松认为，对于丝绸之路这样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的线性遗产，“遗产廊道”保护理念和“增长级”理论及“点―轴”开发模式是较好的理论指导，文中对于遗产廊道旅游开发的概念进行了总结。李创新初步研究了遗产廊道型资源旅游合作开发模式战略，构建了空间结构分析、明确政府协作、推动产业合作、保障利益共享的遗产廊道型资源旅游开发体系，并以丝绸之路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王敏、王龙提出遗产廊道旅游竞合模式应选择“点―轴”开发与圈层开发相结合的梯级网络型结构模式。

3.旅游开发模式研究。李小波指出三峡遗产廊道的旅游研究的三个层次：文化基因，人类迁移过程中的文化积淀，旅游品牌的形成。施然尝试构建遗产廊道旅游开发的时空模式，即空间的微观层次为设计游线，宏观层次则符合“点―轴”模式，时间上应遵从一定时序开发，以京杭大运河（江苏段）为例做了具体研究。彭珊珊总结了遗产廊道旅游开发要素、定位、评价、空间格局等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红军长征湖南段红色文化遗产廊道旅游开发的初步构想。钟行明以山东运河遗产廊道为研究对象，提出了以政府为协作主体，重组运河遗产，构建主题性旅游联盟，创新旅游产品等旅游协作路径。

二、文化线路旅游的相关研究

199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马德里召开了“线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的专题会议，提出“文化线路”的概念，并对“文化线路”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必要的界定：文化线路是一条交流之路，可以是陆路、水路或其他形式，具有实体界限，以其特有的动态和历史功能特征，服务于特定、明确的目的。

国外对于文化线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线路精神及保护区域、方法等，由于旅游并不是文化线路的本质属性和天然使命，针对文化线路的旅游研究较少。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文化线路》中指出，文化线路与旅游活动的关系为可持续的利用，即在开展旅游活动前，要进行必要的环境影响评估并建立相应的监测机制，避免旅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持线路的原真性和完整性，而历史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又是文化线路传达给旅游者的关键要素。同时指出，旅游活动的开展必须优先考虑当地社区的利益，禁止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或企业的垄断行为。2005年李伟、俞孔坚把文化线路理论引入我国，阐述了文化线路的概念、特征及其在欧洲的发展历程，并和遗产廊道理念进行了比较。刘小芳在其论文中初步构建了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保护和旅游价值利用的机制。

三、我国学者的创新

（一）廊道遗产

李飞提出融合“遗产廊道”和“文化线路”理念的“廊道遗产”概念，与发源于“尺度虽大，文化缺失”的美国的遗产廊道规划理念相比，此概念强调其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遗产属性，而与产生于“文化丰富，体量不足”的欧洲的文化线路相比，此概念从文化遗产的保护扩展到文化、自然和非物质文化多种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二）线性旅游空间

汪芳、廉华提出“线型旅游空间”概念即依托于河流、山脉、古道、交通线、现状构筑物及主题性历史事件等文化线路的旅游吸引物空间类型。此概念是在“文化线路”这一遗产保护新思路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强调从旅游研究角度对空间实体、历史变迁、民俗文化等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进行关注，而远非若干个景点简单串联起来的游览线路。

（三）文化廊道

陶犁提出“文化廊道”理念，指出“文化廊道”与“遗产廊道”和“文化线路”的核心理念相近，与前两者相比“文化廊道”则更强调基于廊道文化本身的影响及扩散的时空范围，并指出“文化线路”的旅游开发的创新性体现在：以线路为中心的开发模式，以文化为中心的规划重点，以线路文化品牌打造的营销模式，对旅游交通的理解，上升到动态的、活态的、强调交流互动的具有“线路精神”的社会和心理层面。王立国，陶犁等以西南丝绸之路（云南段）为例，进行文化廊道范围计算及旅游空间构建研究。

四、结论与展望

发源于美国的遗产廊道保护和规划理念形成时间最早，现阶段主要是景观学、城市规划学等学者运用田野调查、景观分析、文献检索等定性方法对遗产廊道规划、开发、管理经验的总结，虽然有一定的积累，但缺乏系统的针对线性遗产旅游特征的旅游开发、遗产管理等理论研究。

第9篇：中国道路论文范文

这次党史教育的主题是“学史增信”。通过事先的学习，以及今天在党史陈列馆的参观，我对增强“四个自信”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现在就谈一谈自己的几点感受。

一、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道路自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路径。

道路自信是对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在100年前，我党的革命先驱们就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选择道路、走对道路、坚持道路是拯救国家、建设国家、发展国家的根本路径。

在南湖的小小红船上，共产主义发展道路初现轮廓，无数饱受外来侵略和国内压迫的工农阶级纷纷秉持跟党走、开创新中国的信念加入共产党，前赴后继为党的事业奋斗，只因在经历了内忧外患的痛苦历史后，他们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头走的道路虽然崎岖、艰险，但一定是正确的、是通往幸福美好生活的、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事实也给了最好的证明，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真正实现了国家脱胎换骨，是中国走向辉煌的最正确道路。

前段时间，我们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参观了“*省脱贫攻坚大型成就展”，照片、视频、实物等丰富的物料展出，每个扶贫干部流下的汗水、每个增收群众展现的笑颜、每个脱贫县乡的新貌，都在向社会、向每一个关注中国发展的主体展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赢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这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对正确的有力证明，是我党*、到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圆满答卷。这是人民的胜利，是国家的胜利，是党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发展道路的胜利！

当前我们处在激荡的时代潮流中，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趋势、是发展的必须。我们应始终坚信：坚持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开展一切工作、做成一切工作的未来方向及最终目标！

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2035年，我们就一定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本世纪中叶，我国就一定能成为富强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

二、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理论自信是国家飞速发展的思想支撑。

理论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独有性、先进性、前瞻性、指引性已在我党百年历程中展现无遗。

在今天参观的*党史陈列馆里，就充分体现了在先进的理论体系支撑下，党和国家所取得的各类成就：以“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主题，通过“开辟新天地”“描绘新画卷”“谱写新篇章”三个专题，展示了新主义革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三个历史时期湖湘儿女在党领导下的奋斗历程和卓越成就。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战斗纲领，探索并逐步形成了（）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参观，我也更深刻的领会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理，因为这个体系经受住了战争、建国、发展、开放等多个实践考验，成为我党、我国发展的坚强思想支撑。如今我们谈增强理论自信，也正是基于百年的成功实践对理论价值的认定和信息，源自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和科学结论。

在此前提下，还要更进一步的自觉坚持、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体系的最新成果，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三大规律”的认识，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贯通结合，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新飞跃、行动新指南、斗争新武器。增强理论自信，最重要的就是用系列重要讲话精神wz头脑、指导实践，同时不断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积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旗帜鲜明地捍卫真理、批驳谬误，以新的理论优势巩固理论自信。

三、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制度自信是人民共克时艰的强硬底气。

去年初，我们经历了百年一遇的*疫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迅速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各zf部门参与其中，我厅作为省联防联控机制的医疗物资保障组组长单位，全面动员、多方协调，实现了我省医用防护口罩、医用防护服从零到有再到满足全面需求，以及*检验试剂盒、无创呼吸机等重要医疗器械供应全国甚至全球，我省也成为大基数确诊病例快速清零的省份之一，这些都离不开省委、省zf的指挥得当，离不开部门单位的积极配合，离不开企业单位的主动担当，离不开干部群众的无私奉献。

而串联起zf、企业、群众同心同力的，是严密的组织机构、准确的责任分工、默契的集体协作，是对党的领导的绝对服从、对国家制度的绝对信任，最终才能共同赢得疫情阻击战的胜利。

目前，联防联控机制还在运行，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机制下，我省自去年3月确诊清零后，没有再出现一例本土病例，相对于国际疫情形势愈演愈烈，更进一步的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通过疫情中国家制度的高效运转，我们的制度自信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提升，现在全世界都说“中国是做得最好的”，这是国际对中国制度的认可。目前我们虽面临着经济恢复增长的巨大压力，但是，通过贯彻关于“三高四新”的要求，通过落实zf工作报告的具体工作任务，提振全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发展，不日可达，这就是对国家制度自信的坚持。

四、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增强文化自信是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路径。

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自信。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了十分明确而简洁的概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强弱不仅要看物质财富的多寡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快慢，而且要看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水平，要看人才资源和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