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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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同分异构体”和“同分异构现象”是源于化学学科的两个基本概念，是指分子式相同但原子排列顺序不同的一组有机物。同分异构体间一丝微小的原子排列异位或功能团连接位置的变化，都会导致巨大的物理化学特性差异。通过对中西方大学文化起源、功能和发展历程的分析比对，我们可以认定中西方大学文化属于一对同分异构体。首先，中西方大学文化拥有相同的基本构成，即中西方大学文化都是由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主要元素构成，具有相同的“分子式”。其次，中西方大学文化普遍具有理想性、包容性、浸润性、批判性、历史性、民族性、独特性、传承性等社会文化属性，也就是说中西方大学文化表现出了相同或类似的功能，故中西方大学文化同属社会文化中的亚文化范畴。再次，造成中西方大学文化存在差异甚至冲突的原因，在于承担大学文化表达功能的“功能团”存在着“功能团位置异构”或“功能团类别异构”情况，这就造成了中西方大学文化间的同分异构现象。[3]

二、AHP的原理及研究步骤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萨蒂（T.L.Saaty）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也是一种对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多准则研究方法。AHP方法具有简便、灵活的特点，可以将复杂的系统问题逐步分解为相互联系的多因素有序层次，从而实现对复杂问题的精确分析。运用AHP方法对复杂系统进行构成分析与评价的基本步骤包括：第一，在对目标系统进行深入观察、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将复杂系统分解为多个子系统和基本构成元素。第二，按照一定的原则，构造出可用于进行层次分析的多层次递阶结构模型。在该结构模型中，较为复杂的系统将被分解为目标层、中间层（准则层）和方案层等多个不同层次，每层次结构由子结构元素予以支撑。第三，构造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通过对两两元素间的比较判断矩阵进行运算，得到彼此间相对重要性的权值，以此确定同一层次中相关元素的重要性排序。第四，对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其中：CI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CI值越小，表明判断矩阵越接近完全一致性；IR为同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CR为随机一致性比率（CR=CI/RI），当CR<0.1时，可认定该层次单排序结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反之则需要调整矩阵的元素值。如果通过一致性检验，则可得到本层次中的各个要素对上一层次子系统（要素）的相对权重。第五，对计算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和排序，依据结果进行科学分析。

三、大学文化结构AHP层次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1.AHP层次模型构建大学文化结构AHP层次模型将大学文化结构划分为主结构层（目标层）、亚结构层（中间层）和子结构层（功能团层）等三个结构层次。其中，大学文化亚结构层（中间层）包含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等4个要素，大学文化子结构层（即大学文化“功能团”）包括了17个子要素（见图1）。

2.专家意见征询《大学文化基本结构与构成因素调查问卷》采用了1-9的标度法（见表1）。问卷调查涉及国内26所高校，涵盖了“985”高校、“211”高校、中央部委直属高校、行业特色高校和地方高校等不同类型的大学，受访的专家既有专门从事大学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也有一线从事大学文化建设工作的高校管理者，从而确保了调查结果的专业性、权威性。本次调查总计发放问卷28份，回收28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27份，有效率96.4%。

3.构造判断矩阵首先，通过构建大学文化主结构层（目标层）判断矩阵，对大学文化主结构层包含的各亚结构层（中间层）要素进行两两比对和权重分析，并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获得的数据如表2所示。其次，分别构建大学文化四个亚结构层（中间层）的判断矩阵，依次对大学文化亚结构层中包含的各子结构层（“功能团”层）要素进行两两比对和权重分析，并逐一检验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获得的数据如表3至表6所示。最后，对全部计算所得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得到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大学文化“功能团”层）各要素的最终权重，如表7所示。

4.统计与分析对表2进行分析，在大学文化主结构层（目标层）中，依据权重进行排序的结果为：精神文化（0.4968）>制度文化（0.3260）>行为文化（0.1229）>物质文化（0.0543）。对表7进行分析，可见在大学文化子结构层（大学文化“功能团”）中，依据各要素权重进行排序，其结果是办学理念、大学章程、大学传统和大学治理堪称大学文化子结构层中的“四驾马车”；治学治教的风气与传统、大学精神则紧随其后，与“四驾马车”共同组成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的第一集团。礼仪典制、发展规划、高素质的师生与优秀校友、学校的历史与人文、形象识别系统、学校的学风、校风校训、特色学科、专业及课程等要素，构成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的第二集团。校园文化活动、教学与科研的保障设施、景观与器物、代表性人和事等可见性较高的要素，构成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的第三集团。统计和分析的结果回应了“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诘问。在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中国大学将精力和热情聚焦于一流硬件设施的建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中的“四驾马车”，无一不是远高于物质存在的精神财富，因而难以短期复制和速成。仅有不到百年发展历程的中国现代大学，无法拥有某些国外名校那样久远的办学历史和学校传统。所以，在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要谨防急功近利和一哄而上，在追求内涵式发展的今天，大学文化建设更要讲求质量和效益。

四、推进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的策略分析

1.树立科学的中西方大学文化“异同”观中西方大学文化的同分异构现象是中西方大学文化内核一致性的辩证统一。构建同分异构理论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将大学文化的研究重点从争论中西方大学文化“孰高孰低”，转移至“洗尽铅华”的新阶段，这就突破了以往过于纠缠于中西方大学文化“优劣之分”的思维局限。同分异构理论关注产生文化外在表现与导致文化差异性的内在原因，并主张通过分析和调整大学文化内在结构（大学文化“功能团”）进而达到改造大学文化外在表现的目的，从而解释、调和了中西方大学文化百余年来的分歧、冲突与“道器之争”，是中西方文化差异观在大学文化建设领域的新成果。因此，树立以中西方大学文化同分异构理论为基础的中西方大学文化“异同”观，既是对大学文化发展规律的尊重，也是科学鉴别和吸纳中西方大学文化发展进程中一切精华的理性选择。

2.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动体现，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育人功能充分体现在大学文化对大学人的导向、约束、激励、规范、浸润、塑造、辐射作用，以及于“润物细无声”中形成思想和价值共识的过程。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学文化的引领，是确保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正确方向，顺应大学文化追求崇高性、先进性、理想性的根本保障。在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各高校要牢牢占据校园意识形态主阵地，掌握大学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和整合到大学文化“功能团”之中，使中国特色大学文化遍地绽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花。

3.以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虽然中西方大学文化的内核是相同的，但是，中西方大学文化在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中，受本地区文明、文化、历史、地理、民族和基本国情等因素的制约，而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以至于在中西方大学文化的交互、交融和交锋的过程中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这正反映了中西方大学文化间存在典型的“同分”而“异构”现象。因此，以全新的视野对中西方大学文化“异构”现象和中国特色进行科学分析，不仅有利于在创建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过程中汲取西方大学文化建设发展中的有益经验，实现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洋为中用”、“取长补短”，而且也有益于提升我国高校对于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内涵的把握。各高校应着力提高大学文化建设的本土性、针对性、实效性，实现“以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带动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以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双向联动格局。

第2篇：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中西方文化；差异

1前言

全球化促进了“跨文化交际”的发展，“跨文化交际”一词最早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霍尔的《无声的语言》中出现，指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不同的民族因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地域环境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思维方式、交流方式、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给“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天然的屏障与阻碍。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文化特征是国际间“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内容，结合当前“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误解和冲突，接下来笔者将从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出发多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做一详细分析，并探寻有效解决文化交际冲突的方法途径。

2中西方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2.1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方在对待事物的理解和看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内在的表现在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我们中国的思维方式在注重直接感受的基础上实现从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过程，而西方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西方的认识过程是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还体现在认识的模式上，中国素来重视“天人合一”，即人的发展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性思维中国认识世界的基础；西方在自然科学的指导下，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保护个人的利益和自由、独立发展等西方观念体现出了西方的个体性思维。

2.2价值观念的差异

有学者提出“跨文化交际”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要想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真正发展，必须正确认识中西方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在家庭观念上，中国传统的家庭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和血脉观念，家庭内部长幼有序、辈分有别。但是在西方的家庭中，儿女18岁后就离开父母，对父母也不承担赡养的职责。在对待个人隐私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注重团结和坦诚，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而西方人比较注重个人隐私的问题，贸然问一名西方女子的年龄，会引起西方女子的极大反感。

2.3法律观念的差异

法律是在文化土壤中盛开的鲜花，不同的文化催生了不同的法律精神，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法律观念的差异上。中国注重“以和为贵”和“家和万事兴”，打官司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是有伤和气和不光彩的事情，制定法律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由于缺乏明确的公共意识，法律的执行也要依靠道德的规范。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浓厚，法制精神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西方法制化国家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一所大型商场因建筑不恰当形成旋风致使老人摔倒，商场被告上法庭，老人获取了高额赔偿金。

3中西方日常生活中的差异

3.1风俗习惯的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十分重视中西方文化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尴尬和误会。“狗”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下多用于贬义，影射坏人、笨蛋或背叛的人，如“狗东西”、“狗屁不通”和“走狗”。但是西方的语言环境下，从“a luck dog”中即可看出与中国的“狗”意象就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再如中西方在数字使用习俗的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喜欢偶数，例如“好事成双”“十全十美”等都寄予了中国人的美好愿望，而在西方国家了人们偏爱奇数，认为单数是吉利的数字。

3.2交往习惯的差异

跨文化交际加深了国际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强调了把握中西方交往习惯的差异的重要性。首先在称呼上，中国重视“长幼有别”，所以不能直呼长辈的姓名，而在西方亲属之间直呼姓名是亲切和礼貌的表示。其次在见面问候时，中国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关心之意，常常说“你去哪里？”或“你吃饭了吗？”，而面对西方人“你去哪里？”明显冒犯了他人的隐私，“你吃饭了吗？”西方人会误解为你要请他吃饭。最后再告别用语上，中国人注重表达自己的关心和感激，例如在告别时说“多谢您的指点，学生我受益匪浅！”，而西方在告别时多说“Happy talking to you ！”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欣赏之意和交往过程的评价。

3.3教育方式的差异

教育方式直接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教育方式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中国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目的着眼于未来找到一份高薪、稳定的工作，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在这一教学目标的指导下，片面注重学生的成绩高低，忽视了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此外，中国孩子缺少必要的社会教育，造成社会使用能力比较低。目前，中国教育不断进行素质教育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西方的教育重视孩子多元化的发展，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自由民主精神和探索精神的人才，在教育目标和教育方式上与中国的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3.3饮食文化的差异

“民以食为天”，中西方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具有悠久的饮食文化，对食物强调“色、香、味、意、形”俱全。中国人习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团圆饭”，中国人的饮食工具“筷子”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形象代表。西方人在饮食上追求简单和营养，十分重视进餐礼仪。西方人出于卫生的考虑，在进餐是实行分餐制，以“刀、叉、匙”为饮食工具。

4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下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途径

4.1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深中西方之间的沟通了解

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深中西方之间沟通和了解，是在差异下实现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文化没有贵贱之分，跨文化交际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世界人民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共同发展，在文化交流中，我们中西方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尊重对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最终实现世界文化的多元化。

4.2在坚持入乡随俗的原则上提升和完善自我

“入乡随俗”是跨文化交际过程避免出现误会和尴尬的有效方法，实现“入乡随俗”的前提是了解西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即通过交流和学习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有效的语言交流要考虑特定的语境和交流环境，如见到中国朋友仍旧以“你吃饭了吗？”的形式打招呼，见到西方人则说：“How are you ！”此外，跨文化交际者要汲取世界文化营养，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交知识和社交技能，扫除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阻隔和文化障碍。

5结语

综上所述，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交往习惯、饮食文化等方面，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交流和完善自身文化素养是扫除文化差异障碍的有效途径。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西方的文化不断交流和碰撞，跨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和共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最终也将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逐渐消失。

参考文献：

[1]董芳.跨文化交际背景下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J].理论观察，2012（4）

[2]邵彤.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现[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3]黄耘.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J].南方论坛，2010（3）

[4]陈星伊.论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4）

第3篇：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参考文献]

[1]陈勇.钱穆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0

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4]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三联书店，2001.

[5]钱穆.国史新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1

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三联书店，1998

第4篇：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话题，特别是在“天人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是 “天人合一”思想，西方文化主流是征服自然和 “天人二分”的思维方式。“天人关系”理论的阐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中国传统文化的 “天人关系”论述 

在 “天人关系”上，主张人与自然的调和、协和、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不仅作为中国文化主干，而且后来也成为东亚区域性学说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都有 “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来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 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孑l子所说的 “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许可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修德进业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它可以对人们提高其作为 “人”的内在品德方面贡献于社会；道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减损欲望基础上的自然主义，它可以对人们顺应 自然、回归人的内在本性方面贡献于社会。儒家的 “仁论”和道家的 “道论”哲学以及它们的 “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同样可以贡献于今 日人类社会。这就是说，中华文化不仅可以在调整 “人与人的关系”和 “人与 自然”的关系上都可以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就其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形上层面也会对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在道家来看 ，天是 自然，人是自然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行动的目的，便是 “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 ，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 “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老子从对宇宙 自身和谐的认识出发 ，提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 ，它提示了一种应该遵循的规律，人应该效法地，地应该效法天，天应该效法 “道”，“道”的特性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归根结底人应效法 “道”的自然而然，顺应 “自然”，以“自然”为法则。“(圣人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为什么要效法 “道”的自然而然呢?这是因为老子认为，“人为”和 “自然”是相对的，人常常违背 “自然”。人违背 自然，人就会受到惩罚。所以老子说，作为宇宙规律的 “道”，由于它的特性是 “自然无为”，它对天地万物并不命令它们作什么，人就更加不应该破坏自然了。庄子还提出了 “太和万物”的命题，意思是说天地万物本来存在着最完满的和谐关系，因此人们应该 “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人应该顺应 “天”的规律，按照五德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 自然的要求。为此，在《庄子》一书中特别强调人应顺应 “自然”，如他说：“顺物之自然”，“应物之自然” 等等。他认为，远古时代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时代 ，那时人类社会是 “莫之为而常自然”，不做什么破坏自然的事，而经常是顺应自然的。 

2西方文化 “天人关系”论述 

在“天人关系”上，西方文化主张是人与 自然的分离，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对立，征服自然，强调 “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人的理性思维是源于对自然关照形成的，特别是柏拉图开创 “理念”论哲学后，西方哲学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人居于主导地位，人认识自然的方式是通过人类理性来进行的。西方文化的传统，特别是近代哲学恢复了人和自然的地位后，过分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把人当作主体，把人之外的东西当作人认识的对象——客体 ，延续了柏拉图时代的思维方式——“分离”，又一次导致了主体与客体的远离。没有将人类自身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将人类看成了自然万物的主宰者，人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自然万物都得为人类服务，都得听从人类的摆布。如美国的哲学家詹姆斯就号召人们向大 自然开战，他这样说“可见的大自然完全是可塑的和冷漠的，——它是一个道德的多元宇宙……但不是一个道德的宇宙。对这样一个妓女(指大自然)我们无须忠诚，我们与作为整体的她之间不可能建立一种融洽的道德关系；我们与她的某些部分打交道完全是自由的，可以服从也可以毁灭它们”。西方哲学正是全世界都 “战天斗地征服大自然”，进行资源掠夺式生产，曾经极大地推动了机械革命，推动了工业化生产的进程 ，但却是以严重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的。只顾眼前，不管长远，不给后代子孙留后路、同时也不给自己留后路的思想根源。

3中西文化 “天人关系”的当前状况 

随着现代环境和资源问题的 日益突出，社会发展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由于人类对 自然界的过量开发，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全球气候的日益变暖，空气和水的污染 el益严重，土壤 日益耗尽 ，许多可耕土地逐渐被沙漠所吞没，大批物种逐渐被消灭，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危害程度与el俱增，这些造成了人与自然十分紧张的关系，以致是使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性的严重生态危机，已经严重的威协着人类 自身生存的条件。。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被破坏。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被赋予了新的价值，给人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智慧在今天愈来愈显示其独特的价值。西方学者在哲学文化领域也开始反思西方，转向东方，日益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将之视为对治人与自然严重对立的精神良药。1988年，几十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聚会，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 阿尔文博士在闭幕会上说 ：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 25个世纪以前 ，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就是说 ，西方学者在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并转向东方，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这里主要是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 “天人关系”的不同看法来说的。西方文化自有西方文化的价值，并且在近两三个世纪中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人类社会有了长足的前进。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末，西方哲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弊病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其弊端不能说与 “天人二分”没有关系。更何况这点东西方许多学者已有所认识，例如：1992年 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因此，如何补救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弊病，并为二十一世纪提供一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之观念，“天人合一”的观念无疑将会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 

西方学者对我国儒家古老经典《周易》非常重视，不仅《周易》的英译本已有 10余种，而且还有专门研究《周易》的著作。例如美国学者约翰·希里格斯在其与英国学者合著的《混沌七鉴——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一书中说：《易经》对我们特别有启示。混沌的科学思想源于研究人员对气象学、电路、湍流等复杂物理系统的研究。很明显，《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曾长期深入思考过自然界和人类活动中的秩序和无序问的关系，他们最终将这种关系称为“太极”。该书又说：欧洲、美国、中国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正如过去《易经》的作者和注疏者那样，此时此刻人们正试图洞察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寻求永恒变易中的稳定。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来 自方方面面的思想和感知产生出巨大能量的时代。当代世界的社会状况类似于物理系统中的非平衡态。新的相对稳定和意外结构有时会突然产生。或许，当未来社会朝我们未曾指望的方向发展时，混沌科学会帮助我们理解所发生的一切。

中华文化不仅可以在调整 “人与人的关系”和 “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可以起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就其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上层面也会对二十一世纪的哲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 ，如果夸大儒家思想的意义，其人本主义将会走向泛道德主义 ；如果夸大道家思想的意义，其 自然主义将会走向无所作为。同样，如果中国哲学家不认真吸收西方哲学的重知识系统、重逻辑分析的精神，从西方哲学这个 “他者”来反观自己的哲学问题，那么它就很难克服其一定程度上的直观性 ，也很难使它开拓出一个更高的新层面。因此 ，我们必须给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以适当的解释，使之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哲学。儒家”天人合一”观念，其本义并非直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不能直接用于解决现代社会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就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哲学基础而言，儒家在认识论上的” 主客二分”前提下的价值论上的”天人合德”，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的精神价值的来源问题 ，亦非是对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探究。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宗教基础，把天地万物当作人的宗教观念的来源和落实人的宗教情感的对象，而非与人对立、由人类所征服的无理性的低级存在。由此一宗教基础 ，所显出的是人对于自然万物在精神价值上的统一和在宗教情感上的尊重。认识并认同儒家 “天人合一”观念的这一宗教基础，才是 自觉 自愿消解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本解决之道。然而人类藉由自身科技智能发展所建立起来的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科技霸权，会严重妨碍人类放下由科技理性所构筑起来的骄傲与虚荣，“屈尊降贵”重新回到天地的怀抱。正象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人类在自然状态下那样，“人对人是狼”，到处是 “一个人反对一个人的战争”，最后人们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达成协议，以肯定他人存在的合法性来换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人类也同样不无惰性地在环境报复的恶果下，以不得不承认 自然存在的合法性为条件来换取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人类在最近几十年发展的历史，就是一方面依靠科技的刨新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的历史，另一方面在环境问题的逼迫之下不自觉不自愿地回归自然的历史。自觉 自愿与不觉不愿，二者虽殊途而实同归，差别只在于愿意的跟着走，不愿意的牵着走而已。儒家 “天人合一”观念宗教基础中的 “兼爱”思想，则为解决人与 自然的对立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段。例如：1992年 1575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 《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开头就说：“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因此，如何补救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弊病，并为二十一世纪提供一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之观念，“天人合一” 的观念无疑将会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意义。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卡尔·容格指出：应该转换西方人已经偏执化了的心灵，学习整体性领悟世界的东方智慧。当代西方 “过程哲学”认为，“天人合一”思想对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学者约翰·希里格斯在其与英国学者合著的《混沌七鉴— — 来自易学的永恒智慧》一书中说：《易经》对我们特别有启示。近二三十年来，特别是进入 21世纪以来，西方一些著名的学者把目光转向了东方，转向了中国。如罗素在 《西方哲学史》中就说：笛卡尔的哲学完成了或者说接近完成了由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过基督教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和物质两者平行而且彼此独立，研究其中之一能够不牵涉另外一个。然而，中国哲学的 “天人合一”思想认为 ，研究“天”(天道)不能不牵涉 “人”(人道)；研究 “人”也不能不牵涉“天”。因此，当代西方 “过程哲学”对二元思维方式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中国“天人合一”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认为，应把环境、资源、人类视为自然构成中密切相联的生命共同体，这将对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有人认为，摆脱生态环境的出路在于 “天人合一”观来取代西方征服自然的观念，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事与愿违，我们祖先所追求的人和自然和谐的理想 ，并没有能实现。应该说传统的 “天人合一”思想，实际上只限于对 自然规律知其然而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却没有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手段。真正解决人和自然关系的能力和手段，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高度中才能产生出来。因此，中国传统的 “天人合一”与西方征服自然，并非是绝对对立的；二者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合理的态度是恰当地把二者结合起来，通过改造自然、征服 自然去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这或许是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的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1]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人民出版社，2004．

[2]王生平．“天人合一”与 “神人合一”：中西美学的宏观比较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3]陈江风．天人合一：观念与文化传统．三联书店，1997． 

[4]赵军著．文化与时空：中西文化差异比较的一次求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l989．

[5]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上海书店，1991．

[6] 郁龙余编．中西文化异同论．三联书店，1989．

[7]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2003．

第5篇：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西文化 跨文化交际 文化冲突

在现代社会中，注重于西方各国的文化交流具有非凡的意义，中西方在文化起源、文化背景、历史渊源、社会习俗、民族宗教、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由种种差异所引起的中西文化冲突是和跨文化领域紧密联系的。

1.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1.1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着不同的时间意识，其时间观也就不一样。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璀璨，非常重视历史和传统。人们最熟悉的孔子在《论语》里这样说过：“时间就像河里流动的水，不分日夜从来也没停止过！”中国的学生从小就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和传统的文化教育。另一个名言说“时间就是金钱，但金钱不是时间”表明时间是无价的。整个思想都集中在时间的价值，他们认为善于利用时间是成功的关键。在西方国家，“时间就是金钱”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因此，他们很尊重珍惜自己的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

1.2日常生活中的沟通冲突

中国人见面喜欢说“你吃饭了吗？”或者说“出去呢？”“回来了？”的问候，而西方人见面则说“嘿（喂）你好”或“你好吗”。这是一个明显的差异，亦是不能被理解和相互接受对方。据统计证明，多数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经济因素，贫困导致他们对日常谈话中内容的结果很关注。事实上，这并不是唯一的解释。相反，更适当的理由是与古代的政治制度有关。以前，他们缺乏言论自由，不能说真正想要什么，就说一些没有风险的对话，通常是“你好”或“嘿”的问候的独特文化就出现了，并显示他们对其他人的善良和友好。如今，这种差异已逐渐被认识和理解。

1.3社会习俗方面的冲突

美国妇女和中国妇女的地位都不高，但美国妇女却有幸能享受许多传统的骑士习俗，尊重妇女的礼节在美国社会随处可见：男士为女士开门，扶女士下车；女士进餐厅时，所有的男士都要起立；餐桌前，男士要为女士拉开椅子，请她就坐。此外，中国人拜访亲戚朋友通常不会打电话，但是，会提前买一些礼物，然后直接去主人的家里，主人会非常热情的招待他们，并且留下他们吃饭。而西方人通常会事先打电话告知对方，到主人的家里时，要先等主人说话邀请你坐在什么地方，然后主人会提供一些喝的东西，友好地问，“你需要什么？”或“你有什么特别想要的么。”

1.4 隐私态度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所以中国人与人交谈会询问对方的年龄，金钱，健康，家庭，并且跟不太熟悉的人聊这些以显示对方对他们的关注。但是，西方人通常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所以他们不会直接问对方的年龄，他们会询问一些其他信息间接地了解他们想知道的。钱在西方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私人的事，甚至在家庭里，人们有可能也不知道家庭成员的确切工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

2.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

2.1文化源泉不同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黄河是中国文化的摇篮，至少分支是动脉和静脉的华人。从此，中国出现了第一人称的文明，创建人物，申报历史，发明工具，使用语言等，他们逐渐改善和克服自然原因和自身因素最终形成自己的文化。但西方文化源于希腊和希伯来文明，古希腊伦理学和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则表现为尚知和崇理，至善在于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的人的完善，尤其是理智、哲学的沉思被强调为最高的德性。古希腊人是乐生的，立足此世的，多神论的，他们的人生观是自然主义的。

2.2文化特点不同

文化性格取决于其独特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字符。关键是人们怎样按照自己的性格特点来认识自己的文化。在中国，教育孩子孝敬父母，尊敬老师，爱国忠诚等。整体的利益是他们的追求。西方人常常奖励孩子对问题的独立解答，他们认为高度的个人自由是他们稳定的生活方式特点。此外，他们不仅敢于批评的权威，而且还把嘲笑他们的领导人作为乐趣。这种对于权力的态度在现实中是对于权力制衡，不断检讨的一个好方法。

2.3价值观念的不同

价值的概念可能是在一个国家的道德和文化之间沟通两个方面至关重要的文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主要的价值观念。在我国，社会的意见是源自孔子的儒家思想，要促进爱，忠诚，高度重视在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中国寻求的是国家或社会，而不是个人名。他们提倡的权威是尊老爱幼，并且显示对他们家庭成员的关心和爱。而西方人将首先强调个人的重要性。而且他们的竞争是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的精神。因此，他们大多是积极的。把权威和他们自己的成功作为义务和责任；并依靠大量的法律和制度，以确保他们的社会保持运作。

3.思想和行动方式的不同

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想和行动方式上也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思考的分类方式。并且语言的含义是广泛的符号系统之一，书信，文件和沟通过程的文章。出于这个原因，中国人擅长于想象思维，然后对好的形象思维给予深入整体的考虑的密切关注，相反，西方人擅长语言思维，语言思维更加抽象，逻辑性和准确性。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从而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4.语言文化魅力的不同

语言和文化氛围的差异是一个基本的原因，有关对跨文化的冲突带来了沟通。这点是很相似的文化特点，以及以什么方式去思考和行为。其中，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在欧洲国家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在西方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5. 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了许多文化方面的冲突，也直接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效果。现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已分析发现了它们出现的原因，为了实现长远目标，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非常有必要培养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5.1改变学习方法

我们在学习外语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去区分外国文化和我国文化的差别。在学习语言知识之外，要尽可能地去了解国外文化的起源、历史、风土人情、民族特点等。广泛地阅读外国原著、欣赏外国电影，通过杂志、网络、电视等了解西方文化，从中汲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展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5.2改变态度

我们应该尽量在交际过程中，尊重对方文化的特点，尊重对方。交际时采取积极的态度，向对方表示感兴趣，从而建立一个好的交际前提和基础。其次，在涉及到己方观点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采取描述性、非批评性和非判断性的态度；这一点要求我们尽量避免以自己民族的标准来衡量交际对方，避免交际的误解或伤及对方感情。人们在交际中的成功与否，除了取决于双方对语言的应用能力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对异域文化的敏感性和容忍度。

5.3注意识别和了解交际文化的差别

交际与文化是紧密联系的，交际文化涉及面非常广，从日常见面问候、称赞、道谢、致歉到了解掌握委婉语、禁制语与体态语言等一些非语言形式。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国家的通用语英语，通过学习英语，注重文化背景知识，培养我们的语言能力。反之，西方国家的人也应该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交际文化，以此减少彼此交际沟通障碍，从而识别和了解双方交际文化。同时，注意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承认理解文化差异的同时，相互适应、融合对方文化

6.结 论

跨文化交际是世界及其文明的主要部分之一。中国文化与西方之间的文化折射出的文化冲突是对现实的跨文化沟通的例子。中西文化虽然存在很多冲突，但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我们与西方国家的交流越来越多，了解也随之增多。加强中西方跨文化交际，包括学术思想，文化习俗，洽谈业务等。尤其是被提及的意见都值得讨论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胡文仲《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王蒙《宽容的哲学》吉林人民出版社

[3]王晓朝 《沟通中西文化》重庆大学出版社

[4]陈申 《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第6篇：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17-18世纪是满语文发展的鼎盛时期，许多满学家、历史学家对于满学以及满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央民族大学的赵志忠教授在论及满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时称，“满学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流。”阎崇年研究员则称“满文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大量进入中国，开启中国与近代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门。在这众多的传教士中，走上层路线的传教士成为传播中西方文化的重要使者，而满语文则是他们的必修课。通过学习满语、翻译满文著作，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世界，也把西方先进的科技介绍到中国，此时中西方文化交流涉及的内容包括诸多方面，如几何学、历法、医学、文学等。其中我们所熟知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有：南怀仁（1623-1688），字敦伯，原名斐迪南•维尔比斯特，比利时人，耶稣会教士。顺治十六年（1659）来华。康熙十年（1671），任康熙皇帝的科学老师，在清宫中享有很高声望，在天文、历法、算学等方面颇有造诣，著有《康熙永年历法》满文（33卷）等。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欧洲首次发表了用拉丁文写的满语语法，并将著名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译成满文。张诚（1654-1707），字实斋，原名让•弗朗索瓦•热比隆，法国人，耶稣会教士。康熙二十六年（1687）来华。翌年入京，由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引荐康熙，在宫廷内学习满语，后与白晋一起任宫廷教师。1689年奉命以清廷译员身份参加中俄《尼布楚条约》交涉。曾多次随康熙或大臣出行满蒙诸地，留有《张诚日记》，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山川风貌进行了描述。著有《满文字典》等。白晋（1656-1730），又作白进，法国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来华。他系统地向康熙讲授过几何学和算术以及人体解剖学。张诚、白晋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后整理成册，并译成汉文，由康熙亲自审定作序。这就是现在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本《几何原本》。多米尼克斯•巴多明(1665-1741)，字克安，法国人，耶稣会教士。康熙三十七年（1698）来华。康熙末年任养心殿行走之职。巴多明曾把欧洲的解剖学著作、医学大全、物理学著作如《周身血脉图》翻译成满文。他们寄回欧洲的中国文献也是满文材料。钱德明（1718-1793），法国人，他最早把《孙子兵法》介绍到欧洲，并产生巨大影响。同时他也是入华耶稣会士中最后一位大汉学家。他长期在清朝政府中任职，在宫廷中教授西学，居留北京43年，苦学满文、汉文，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在满语文方面的研究方面主要有《满文文典》等。通过大量的满文与西方文字的互相翻译，中西方文化开始了大量的交流，其中满语文恰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语言。缘何满文成为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语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首先，这是由满语文在清朝的地位所决定。满语是清朝的国语，是统治阶层通行的语言，统治者甚至一度把“国语骑射”作为清朝国策推行。清太祖亲自组织创制满文，清太宗改制新满文，而且曾特作规定“：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查出决不轻恕。”清世宗在顺治八年举行八旗乡试中，规定不会汉文者可以用满文参加考试。而康雍乾三朝皇帝也精通满语文，他们还擅于运用满文进行艺术创作。其中，康熙的《御制避暑山庄诗》和乾隆皇帝的《御制盛京赋》都是杰出代表。在当时，许多汉文经典著作已被译为满文。仅达海参与翻译的就有《明会要》、《素书》、《三略》、《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

其次，这是由满语文的自身特点所决定。由于汉语和西方文字区别很大，对于西方人来说，汉语学习是十分困难的。利玛窦曾详尽列举汉语难学的五大理由，甚至说“没有一种语言是象中国话那样难以被外国人所学到的”。而另一位传教士更是将汉语比作是鸟的语言“，并且只适合鸟的唇舌”。而满语文相对于西方语言文字更为接近。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其中元音字母6个，辅音字母22个，以及为拼写汉语借词而设计的10个特定字母。满语属于黏着语类型满文属于音位文字类型，与汉语相比更易于西方人掌握。而且传教士们认为由满文转写的汉语书籍使他们更容易了解掌握中国经典文献。甚至博通汉文的欧洲学者们也认为，正确的满文译本将会对他们理解汉文原本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第三，这是由传教士的传教要求决定的。当时的传教士被要求学习传教地区的语言文化，以便更好地完成传教任务。来到大清王朝的传教士也是同样，他们必须精通统治者的语言和文字，也就是只有熟练掌握满语文才能够与清朝统治者进行直接对话，才能更加深入地接触到大清王朝的各个阶层。清朝时期来到中国的众多传教士，不畏艰难，刻苦学习满族的语言文字，以达到与清政府高层人物交流的目的。

二、19世纪以来，满语文是世界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7篇：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一)中国故有之伦理道德急需改造

伦理道德问题既是文化的表象问题，也是文化的本质问题，它是人对内心世界和现象界的认识与表达达到规范的结果。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基本上是统治者及其附庸把儒学意识形态渲染利用的结果。儒学主要强调的是以家国秩序为中心、以仁爱为基础的伦理控制。伦理控制由于把所有个人行为都归结为伦理行为，呈现为一种网状控制，而非某一面的或点的控制如法律等，因而使得所有行动都获得了社会学中所谓的社会行动的意义。尽管伦理控制规范了社会行为，满足了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却也暴露了它专制、武断、扼杀人性、摧残自由等弊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之时，传统伦理道德的很多方面不仅不能适应现代生活发展的需要，反而愈来愈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正因为如此，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都是残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纲之说，把人们束缚在罗网之中而不自知。”在陈独秀看来，儒家式的旧伦理道德已使人变得无独立自主之人格，几乎与奴隶无异。他在答傅桂馨的信中指斥：“儒者作伪干禄，实为吾华民德堕落之源泉。”他认为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违背了人性发展的需要，是对人性，尤其是对个性发展的扭曲和戕害。因此，他尖锐痛斥“忠孝节义”之类的封建旧度看，陈独秀又基本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宗教之功在于劝人弃恶扬善，但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正是这一弊端阻碍了笃信宗教之民族的文明进步。

陈独秀对中国宗教虽极为反感，痛骂孔氏儒教、老庄道教和阿弥陀佛的佛教，但他决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陈独秀虽强力主张废除一切宗教，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宗教在现实世界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处理这一矛盾?陈独秀的主张是——除去旧宗教的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建立科学的新宗教，即弘扬宗教中有利于人格、情感的精神。另外陈独秀还将宗教和封建迷信加以区分，要求人们在反封建的同时，不要累及宗教，否则，就是良莠不分。陈独秀早期虽然极力反对儒教，但从哲学的角度却又认为其说“尚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的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在答俞颂华的信中，陈独秀明确指出了孔教不是宗教，“孔子不语神怪，不知生死，则孔教自非宗教……愚之非孔，非以为宗教也。”针对康有为保皇尊孔的逆流，陈独秀驳斥道：“孔教而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利?”可见，他主张国内宗教一律平等，反对厚此薄彼。关于政教分离原则，陈独秀的态度是异常坚决的，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认为：“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必须坚决予以否决。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中进一步把儒学从宗教的藩篱中剥离出来，“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义，皆人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倒是对充满封建迷信思想的阴阳家之流，陈独秀深恶痛绝，认为中国近世以来，实学不兴，民智日塞，“皆此一系学说之害也”。

二、陈独秀对西方近世文化的评判

《青年杂志》创办伊始，陈独秀就尖锐指出：“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与个体生命一样，“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正是出于亡国的忧虑和兴国的希望，他劝勉中国青年自觉奋斗，在东西各种文化思想中明辨是非，作出抉择。陈独秀认为中西方在古代文明方面基本相似，“古代文明，语其大要，不外宗教以正残杀，法禁以制黔首，文学以扬神威。”但到了近代，中国文明逐渐衰微，以致于落后于西方文明。究其原因，根本在于两种文化所处的时代及所蕴含的精神不同。陈独秀认为：正是文化的时代差异和精神主旨的殊异，造就了现时中西两种绝然不同的文明。

(一)西方近世政治文明比较优越

与同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陈独秀没有从文化的表象上来寻求对西方文明的理解，而是试图从制度层面上来挖掘西方文化的精髓。在认真研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卢梭、福禄特尔和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和论著之后，陈独秀深刻地指出：社会之组织不良，必待改革，而改革则要靠政府自觉地、主动地进行。西方，尤其是法国秉持了这一原则，终于造成18世纪之政治制度。同时，陈独秀敏锐地观察到，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附属于特权的奴隶，没有任何自由权利可言。自拉菲耶特的《人权宣言》(hdeclara.tiondesdroitsdel’hommes)刊布之后，欧洲人开始觉醒了。陈独秀将此形象地比作“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欧洲大革命以后，西方各国纷纷摆脱了封建神权统治，建立了政教分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此种制度较之以往，最大的优点在于，体现出人权和法治的精神。在陈独秀看来：西方不仅国家重视法治，社会家庭，无不如是。不仅商业上重法信用，轻人信用，就是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法律和财产关系，而绝无血统家族的观念。陈独秀认为：以法治为本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注重和保护个人的利益，因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其次，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陈独秀认为：西方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西方的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向往、国家祈求等无不是拥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其国家最大的精神乃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正是追求个人的自由，才会带来思想言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的自由权利才会载入，也才有所谓人权，因此，“人民权利，载在，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再次，资本主义的立国精神在于保障权利，共谋幸福，因此能够激起国人的爱国心与自觉心。

(二)西方近世物质文明也优于中国

近世以来，中国非但没有形成基于经济联系的民族共同体，反而强化了以传统的宗法性官僚君主制为特征的农业帝国形态，从而导致了社会发展的停滞，走进了历史路径依赖的陷阱。与此相应，中国传统文化在臻于完善的同时，也日益阻塞了自我更新的路阀。陈独秀对此看得一目了然。他认为物质文明是衡量国力强弱的首要标准，西方近世文明发达于中国，就在于其具有无限的创造力，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国。为此，他盛赞西方重视物质生产，并且认为：“今日西洋各国国力之发展，无不视经济力为标准。”在经济力中，陈独秀更看重的是人力。他认为在生产三要素中，资本源于土地与人力，而土地如果不施于人力，仍不得视为财产，就好像石田童山一样。因此，他把人力看作是“最重大之生产要素”，认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如不然，则“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隳”。很显然，陈独秀对西方物质文明的盛赞，实在是以唤醒国人激发他们无限的创造力为根本目的，这与单纯的物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举起的另一面大旗是科学。陈独秀吸收了孔德关于人类进化的三阶段思想，即第一阶段是宗教迷信时代，第二阶段是玄学幻想时代，第三阶段是科学实证时代，他认为：人类已经走过了前两个时代，现在正是科学实证时代。在这一时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是人类完全摆脱奴役的福祉，只有求助于科学，社会才能进步。他援引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为例，科学地论证了物质文明推动了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并指出：中国近世文化的落后，根源在于物质文明的落后。在答郑贤宗的信中，陈独秀说：“我以为在社会底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底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在答皆平的信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若离开人事物质底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杳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宇宙人生问题，简直就是过去的迷梦”。很显然，他认为：中国要取得进步就要学习西方，建立起繁盛的物质文明。

(三)西方近世风俗习惯比较文明

早在1904年，陈独秀就对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恶俗”进行了戏谑式的批判，1916年，他更是对国人不讲卫生等不良习俗痛加鞭挞，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式的愤慨。而对西方的新式风俗，陈独秀则极为赞赏。例如在婚姻方面，西方各国讲求婚姻自由，陈独秀认为这比较文明。相对中国包办式的婚姻，西方各国则是“男女自己择配，相貌、才能、性情、德行，两边都要旗鼓相当的”。就是日本人结婚，虽然也有父母做主的，但是也要和儿女商量，两厢情愿，才能成事。再者，西方各国离(退)婚自由，再嫁合法。这种婚姻制度，在陈独秀看来，有两大好处：“一是增进人类的幸福”，夫妻搭伙不成，退婚另行嫁娶，可以重建美满幸福的家庭；“一是保全国家的安宁”，因为家庭不和，等于给国家添乱。如果夫妇不和，可以退婚，才子佳人才能各得其所。如果丈夫死了，妻子还可以再嫁，“无所谓守节”，“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夫人就是再醮者，“夫妇学行，皆为国人所称”。

西方各国，夫妻平等，女人自主。陈独秀认为西方国家讲究人权，在组建婚姻家庭方面，男女平等。男女双方在“婚约之初，各要求其财产而不以为贪；既婚之后，各保有其财产而不以为吝。即上流社会之夫妇，一旦反目，直讼之法庭而无所愧怍”。由于法律保护了妇女的权利，所以决定了女人和男人一样，可以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中。

三、陈独秀中西文化价值取向的特点

(一)合理性何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重建中国新的文化体系，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但是，长时期内，中国思想界一片混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取舍问题始终拿不出一个具体的方案。尽管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提出了“中体西用”这一概念十分模糊的思维模式，直到五四时期，“物质开新，道德复旧”的观点，还占据着广阔的市场。政治的保守和新思想的匮乏使中国文化长期悲剧性地处于历史的断裂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陈独秀等先进的知识分子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不满，试图从文化发展的视角来寻找中国的出路，从而萌发了以西方近世文化来引领中国传统文化的想法。陈独秀在对中西文化的评判中，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过于激烈，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对西方文化也并非一味褒扬，在很多处谈到西方文化的缺陷，表现出一种相对的理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他既没有钱玄同“将中国的一切书籍束之高阁”式的情绪，也没有傅斯年“极端地崇外未尝不可”般的愤慨。应该说，陈独秀的“反传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陈独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引领中国文化虽然存在形式主义的缺憾，但从迎合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来看，其所表现出的彻底反封建精神，则使他的文化价值取向具有合理性。

(二)先进性陈独秀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始终追求的是其文化的近世价值，比较重视先进文化对社会进步的指导作用。他认为：先进文化是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因此，无论提倡哪一种文化，首先应该“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这决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文化观，它所要解决的是文化现实生存性问题。一种文化之所以被称为先进文化，就在于这种文化能吸收其他文化合理和有生命的东西，使其具有相对更强的生命力适应时代需求。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在过去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然而它不能适应中国近代化的需要。陈独秀对西方先进文化的选择，不是一时冲动或趋时使然，而是在对中西文化对比之后做出的果敢决定。陈独秀认为：人类的文化具有整体性，只有时间进化的快慢，没有空间地域的异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大多是民族性的差异，而不完全是文化本身的差异。这种论调的言外之意，是要告诫人们，在讨论中西文化的取舍问题时，不要一味地拘泥于文化的空间地域性，而应注意文化的时代性，敢于承认中西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之别，惟有如此，才能汲取西方先进文化，来改造中国旧有的传统文化。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具有文化的世界主义倾向，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观。陈独秀虽然强调中西文化间的时代落差，但并非把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视为封建的旧文化，把西方的近代文化都看作是世界文化的典范，只是更多地强调文化的共性，希望借西方近代文化来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改造和创新。

(三)多元性每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独特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并非出于一源，其生成机制和发展路径截然相异，这就导致了文化的多元性。中国传统文化自成一体，代表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的积淀，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仍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为了适应现代生活，近代中国在文化上的表述常常陷入两个极端：一是抱残守缺，坚决捍卫本土文化，否认他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一是片面地、主观地夸大他文化，而轻视和否认本土文化。这是对文化发展缺乏理性思维的结果。陈独秀早期虽然不是一般地盲从西方的文化，但他早期的文化观念也显得有些零乱，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在指导思想上，既有进化论思想，也有实证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哲学观和方法论上，既有辩证唯物主义，也有主观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历史主义的眼光来看，陈独秀的见解确实触及到了中西文化的质底，对中西文化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判，但由于其理论的混乱和逻辑的缺失，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带来了困扰。即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判，前后也表现出明显的相互抵悟，让人感到无所适从。当然，我们不可能以现时的标准来苛求陈独秀对那时的思想作出超现实的总结。陈独秀毕竟在早期只是以一个思想启蒙者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而且他的确也起到了思想启蒙者的作用，为近代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注入了新活力，为近代中国文化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第8篇：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中国文化的模糊时间边界意识表现在生活的各方面。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国人少有明确的时间安排表，很少有和别人见面需要预约的时间意识，多数中国人觉得自己有事需要和他人见面时随时可以和他人见面，不会觉得自己时间和他人时间有边界。此外，模糊的时间边界意识使中国人的上班和下班时间很少截然分开，下班后接到领导电话为一点小事加班很平常。中国文化的模糊时间边界意识和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典型的整体思维，中国人喜欢从整体角度思考，中国人没有发展出严密的逻辑工具和严密的逻辑思维。中国文化的这种思维方式注重从整体看问题，有巨大思维优势。但中国文化思维方式的缺陷也是很明显，最大缺陷就是思维的模糊性。思维的模糊性体现在时间意识上就是缺乏明确的时间边界意识。中国文化的模糊时间边界意识和中国几千年来粗放式的深厚农业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就变成巨大的农业国家。从秦朝到新中国，农业文明持续了两千多年。农业文明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深入到中国文化的骨髓里。农业文化是粗放式的文化。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不需要精确安排时间。粗放式的农业文化传统对中国人的时间意识影响很深。这种文明使中国人在时间上意识模糊，缺乏时间的边界意识。

二、西方文化的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及其原因

西方人的时间边界意识使西方人在生活方面体现强烈的边界意识。直接表现就是西方人通常有明确的时间表，和别人见面通常有需要预约的时间意识，多数西方人觉得自己的时间和他人的时间有明确边界。此外，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使西方人的上班和下班时间通常截然分开，下班后领导很少会打电话叫下属加班。如果领导打电话叫下属为小事加班，西方人很可能直接拒绝领导要求。西方人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和西方文化的精确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西方人很早就有强烈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喜欢把事物分裂开来看待，因此西方人不同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当然他们也有整体思维，但是西方人更偏爱把事物分成部分来加以认识，这种认识往往是从局部到整体，而且看问题很细致。因此这种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精细思维。精细思维使西方人很早就发展出精密的思维工具，在古希腊时代，亚里斯多德就发展出严密的三段论，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为西方文化的精密思维首次提供了严密的思维工具。亚里斯多德之后，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继续沿着精密的思维方式发展。精密的思维方式对西方人的时间意识影响巨大，精密的思维方式使西方人把时间分成细小的部分，这种对待时间的范式使西方人有严密的时间意识，时间的边界意识强烈。西方人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和西方文化的西方工业文化的效率意识密切相关。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的工业文化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工业文化对西方人影响深。工业文化不同于农业文化，工人上班有严格的时间安排，工人需要严密的时间意识。因此。工业文化使西方人有强烈的时间边界意识。

三、结束语

第9篇：中西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对当下学术界比较流行的中西体育文化“融合论”的两种观点提出了质疑。研究认为，由于中西体育文化在价值观念、表现形态、文化适应性上的巨大差异，以及发展形态不平衡，两者不可能融合。中西体育文化比较应该走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研究框架，使二者在各自领域内并行发展。当前，我国应大力学习西方体育文化，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

Queries about the “theory of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HAN Kun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Military，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raises a few queries about two views of the “theory of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popular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day,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since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and development form unbalance in value conception, expression form and cultural adaptabilit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two cultures to fuse; for compar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the research frame of dualistic opposition and either-or should be broken, so that the two cultures can develop in their own areas in parallel; at present, China should vigorously learn western sports culture and develop the Olympic movement; in the mean time,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national spor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comparative sport；sports culture；theory of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s

目前，体育学术界普遍认同北京奥运会将给中西体育文化的交流提供良机。不仅如此，很多学者更是认为奥运会将是中西体育文化融合的大好时机。然而，中西体育文化融合是历史的必然吗？两者之间有融合的可能吗？在此，笔者对流行于体育学术界的中西体育文化“融合论”两种典型观点的相关论断提出质疑，并对如何合理看待中西体育文化提出一些看法。

1对中西体育文化“融合论”两种典型观点的质疑

1.1中国体育文化可以“治疗”西方体育文化的弊端吗？

通过中西文化差异性比较，剖析双方的优缺点，进而提出中西体育文化必然走向融合是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研究范式。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与任何事物一样，西方文化有其辉煌的一面，但也有其固有的缺陷。其主要问题是它将物质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位置，将物质享乐置于精神之上，这种价值观对体育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了竞技体育的异化。当前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的过度商业化、兴奋剂滥用等危及奥林匹克理想的问题，都可以在它所赖以生存的西方文化中找到根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偏重于人体的康寿、保健、疗治的养生体系，有完整的结构功能和理论基础，并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对于奥林匹克运动中出现的注重高水平竞技运动能力的培养、追求肌肉强化，而忽视人体精神与外形的和谐、忽视人体与自然和谐的状况，无疑是一种完善和补充。其次，具有儒家色彩的传统体育伦理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公正、诚实、仁爱、友善等观念，对当今世界体育竞赛中出现的兴奋剂浊流和球场暴力的阴影无疑具有净化作用。”[1]对这些论断，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简单地认为西方文化重物质、轻精神，没有任何道理。西方在科学、逻辑、法律、艺术、文学等方面的创造一点不比中国人差，甚至有过之。现代大学首先诞生在欧洲，而非中国；高品味的音乐在西方而不在东方，更不在中国；标准的体育形态在西方，我们现在研究的奥林匹克更是西方文化的宠儿；现代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将人类的视野和脚步带到了浩瀚的宇宙，更是实现了五千年华夏文明梦寐以求的“嫦娥奔月”的壮举；现代的国家治理中许多理念，例如法律、民主、平等、自由等思想都来自西方。这样的现实，怎能说西方文化重物质、轻精神呢？

其次，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归咎为西方文化存在弊端，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现代竞技体育诞生于西方，带有西方文化的基因，学者卢元镇[2]认为：“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连真正的体育都没有产生，又凭借什么来断定西方文化存在问题呢？如果真将竞技体育中存在的问题归咎于西方文化，那么，中国文化中存在的专制、愚昧、贪污、腐败等问题，又该归咎于谁？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而不是文化的问题。竞技体育本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游戏”，竞技体育中存在的问题，终究是竞技体育主体——人——自身的问题。金钱让竞技体育走向职业化，它使竞技比赛更富有观赏性，同时也大大推动了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

再次，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养生体系对西方体育文化是一种“完善和补充”的观点同样值得商榷。其立论的理由是西方竞技体育“追求肌肉强化，而忽视人体精神与外形的和谐，忽视人体与自然和谐的状况”。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样的论据与论点都存在问题。现代竞技体育带有典型的西方文化特征，强调竞技，重视肉体，强调肌肉的力量和外形，然而，强调外形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为了发展精神，培养人勇敢、顽强、进取、超越、拼搏的精神与意志，是为了实现人的身心和谐发展，这一点，早在古希腊就倡导和实施得淋淋尽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更是接过了西方的这种传统，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视为目标，倡导和实践着一种高尚的人生哲学。同时，西方对自然的理解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异。西方倡导外在索取，对自然的理解表现为拷问自然、鞭打自然，通过实践征服自然；而中国自古倡导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自然和谐相处，其结果有利有弊。利的方面是保护了自然，破坏较少，弊端就是对自然不了解，于是，在自然面前，人都成了奴隶，严重抑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以至于中国“嫦娥奔月”的神话让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抢了先。因此，认为西方体育“忽视人体健身与外形的和谐，忽视人体与自然和谐”的观点站不住脚。这种论断缺乏对西方文化深入了解，用一种中国式的“解读”来责问西方文化，以自我为中心，显得十分狭隘。

最后，认为“儒家色彩的传统体育伦理思想中所表现出的公正、诚实、仁爱、友善等观念，对当今世界体育竞赛中出现的兴奋剂浊流和球场暴力的阴影无疑具有净化作用”的观点同样值得商榷。西方体育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包括盐湖城丑闻在内，最后的解决都是以民主、法律与监督的西方方式来完成的，而不是靠中国文化的道德说教来解决的。竞技体育是现代人设计的“游戏”，其存在的兴奋剂浊流和球场暴力等一切丑恶现象，最终还是需要人来解决，需要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解决。

1.2中西体育文化必然由冲突走向融合吗？

目前，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的西方现代体育对当时正处于发展低潮期的中国传统体育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而从一开始，两者就表现为激烈的冲突和对抗。然而，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逐渐深入，在如何处理以西方现代竞技体育为主体内容的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传统体育之关系的大论战中，两者从冲突逐渐走向了融合。其实，就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对一种异质文化的认可要经历一段痛苦的历程，而要接纳它并将其融入自己文化的发展之中，则更需要莫大的勇气。”[3]笔者认为，对这种认为中西体育文化由冲突走向融合的说法要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中西两种体育文化是完全的异质文化，其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从历史上来看，“土洋之争”就是典型的例子。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中国开始意识到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于是，中国文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由排斥走向接受。然而，需要明确的是，中国接受奥林匹克运动，是中国在向奥林匹克靠拢，而不是相反。可以说，中国向奥林匹克运动靠拢，是一种文化自觉的表现。有学者认为：“文化融合是指两个自主文化体系大致相互接近。”[4]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很容易看出，是中国体育文化向奥林匹克运动接近，不断融入奥林匹克文化，而不是相反。

其次，中国接受奥林匹克运动的确需要勇气，因为，要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科学观念，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与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心理品质[3]。而这些东西恰恰深深地蕴含在奥林匹克文化之中。因此，中国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并不是好像中国“吃亏”了，恰恰相反，是中国获得了实惠。付出一点勇气，是必须的，是值得的。

2中西体育文化之间没有融合可能

“中国体育文化”与和它既相对又不可分离的伙伴“西方体育文化”是支撑20世纪中国体育思想最基本的思维框架之一。冲突与融合是文化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概念。中西体育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也是当前体育学术界最常用的概念，但同时也是最没有受到仔细推敲和深入分析的概念。澄清概念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引用维特根斯坦[5]的话来说就是“哲学问题往往是哲学语言的误用产生的”。

学者李力研[6]认为：东西文化在好多方面都可以对话和交流，但在体育这个问题上则几乎没有“对话”的可能，更不存在什么“交融”。体育是典型的西方文化产物，东方没有这东西，四大文明圈子，都没有这个东西，只有希腊才有体育。现代奥运会比赛中，即使不断地融进一些亚洲的所谓体育项目，那也不是奥运会向这类项目低头，而是这些东方项目如何适应奥运会的规则要求。切莫把外包装当成“交融”，那样的话，实在是有些自欺之虞。笔者比较赞同李力研的观点。中西体育文化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融合，还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等之中，在古代中国封闭的农业经济条件下产生了独特的“养生文化”，崇尚抽象、注重伦理、看重礼仪教化，少有竞赛意识，重节奏、韵律、神韵，重朦胧、抽象、含蓄美。而西方体育则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重与自然斗争等观念指导下产生了以激进性、个体性、开放性、流变性为特征的“竞技体育文化”，崇尚精确、注重规则，有强烈的竞赛意识，讲求不断超越，重阳刚、力量、速度之美，重外在、形体美。

中西体育之间这种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在现实中就表现为中国传统体育项目难以在西方世界传播，难以得到西方人的普遍认同和研习。即使有一些西方人对中国传统体育发生兴趣，由于不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的认识流于表面，仅仅受近代武侠电影的影响学到了武术和太极的几个招式，结果是徒有其形，而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缺乏认同，加之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至今还有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清王朝时代，还是愚昧、落后、贫穷、衰弱。这些原因使得中国传统体育要真正在西方世界大范围传播开来显得十分困难。

2)表现形态的限制。

西方体育精神熏染于地中海的长风之中。古希腊人以自然科学作为一切思维的逻辑起点，他们用机械力学的原理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与过程，甚至把人也看成是机械。这样的哲学酿造出了独特的体育文化：以对人的能量的挖掘，来获取人在时间、空间中的永恒，具有明显的竞技性、规范性和精确性特征。由此，古希腊人创造了赛跑、跳远、标枪等极具竞技性的体育项目，这些项目具有鲜明的物理特征。不仅如此，自古希腊以来，西方体育一直倡导和实践着一套严格的、细化的、量化的竞技规则，竞争必须在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环境进行，具有严格的“立法”。因此，学者李力研认为西方体育就是“物理体育”和“立法体育”。

然而，中国体育却表现出另外一种形态。古代中国哲人通过人自身的小宇宙，发现自然的大宇宙；或者说，中国古代哲学始终在宇宙与人的浑融莫辨与交相注视中，完成着一种相互的发现。于是中国文化不可能是人与自然对抗的文化，中国文化在天人合一里寻觅对于真理的把握。这样的文化情怀孕育出的体育就是：重自然之道，重身心愉悦，重人际和谐；无视竞技性，不刻意追求超乎自然常态和令人叹为观止的体格与体能，拒绝以单纯的量化指标衡量优劣，尤其拒绝为了身体某一部分过度发达而损害另一部分的健康。对运动场地几乎没有什么要求，没有什么严格的、细化的、量化的竞技规则。

以上这种差异在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中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中国武术难以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因为，西方体育讲求“直接对抗”和“简洁评判”。中国人在武术的问题上更多考虑的则是“招式”“眼神”乃至“精气神”，而不是像拳击那样只在乎如何击倒对方。日本和韩国的柔道、跆拳道之所以容易走向世界，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原因不在于它是东方文化，而在于它们的直接明了和容易裁判[7]。

3)文化适应性的限制。

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入的今天，我国传统体育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不仅面临着生存的问题，更面临着发展的问题。如此严峻的现实，带有浓厚农业经济基础的中国传统体育怎能实现与经过工业文明洗礼的西方体育平等对话？对话都很难，就更别说西方学习和传播中国体育文化了。没有西方广泛学习和传播中国体育文化，融合的愿望也就只能落空，在现实中突出地表现为中国单方面融入西方体育文化，向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文化看齐，而西方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知之甚少，西方主动宣传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几乎是中国人的一种奢望。

4)中西体育文化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限制。

经济全球化带来体育全球化，准确地说，是西方体育的全球化，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民族的体育在价值观念、比赛规则、制度等多方面向西方体育看齐，以西方体育崇尚的价值观为“坐标”。在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显得异常艰难，也备受人关注。在强势的西方体育面前，一方面，中国传统体育面临着被排挤的危机，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体育还面临着发展的困境。西方体育不断进行全球扩张，将欧美价值观念充塞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将其它民族、地区体育文化排挤到悬崖，也使得其它一些体育文化主动进行自我“欧美化”改造，在欧美体育文化大家族里勉强争得一席之地，伴随着这个“巨人”进行全球传播。直到目前为止，在亚洲，只有韩国和日本的体育文化实现了这种转型。中国体育文化依然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困境中苦苦挣扎。中西体育之间难以实现平等对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就更难以形成。

3对待中西体育文化的正确态度

也许是中国经济势头强劲急速增长的大背景，让一些人有些恍惚，开始言辞激烈地批判“欧洲中心论”，以儒家道学家的姿态倡导恢复“传统”，清算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念与文化形态。关于中西体育文化的争议，极端的情绪或理论都不利于问题的探讨，因为极端化往往意味着将问题简化。极端化的理论探讨即使理解为“片面的深刻”也易诱发影响深刻的误导。亨廷顿抛出的“文明冲突论”进而引发的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之间的冲突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笔者认为，当下对待中西体育文化应持以下基本态度：

1)我国必须大力学习西方的体育文化，发展奥林匹克运动。

首先，我国体育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力发展竞技体育，一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竞技体育，西方国家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们绝不能因为我国在国际大赛，特别是奥运会比赛上获得了巨大突破与优异成绩就妄自尊大，事实上，奥运金牌只是现代体育的一个侧面。当前我国竞技体育的产业化、社会化、法制化都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许多东西都还要向西方学习。不仅如此，和西方体育强国相比，在现代体育层面上，无论是制度、观念、发展规模、速度，我们都落后西方很多。无论在竞技体育层面上，还是在大众体育层面上，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其次，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这一时期，各种社会问题开始突现出来。城乡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突发事件增多、公共安全受到威胁，如此种种，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局部层面上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因此，现阶段，需要全国人民以奋发图强、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英勇精神，以“更快、更高、更强”的英雄气概，以公平、公正的规则意识，全身心投入到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之中，把改革进一步推向纵深阶段，以切实的行动、稳健的步伐，一步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奥林匹克文化中所蕴涵的拼搏、进取、超越、公平、公正等人文精神，恰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宏观背景条件下的时代要求。大力发展奥林匹克运动，进行全国、全民族动员，在全国进行一次大的思想洗礼、思想启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保持中西体育文化在各自领域内发展。

在大力学习西方体育文化，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同时，还应妥善处理中西体育文化的复杂关系。目前，学术界在探讨中西文化的交流问题时，争论者多以非此即彼，绝然的二元对立情绪和思维方法，争得理直气壮，互不相容。笔者认为，对中西体育文化必须有清醒认识，必须避免三大误区：一是以西方的价值尺度为标准简单地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形成所谓的文化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二是死抱住中国传统文化不放，对西方文化采取拒斥甚至诋毁的态度，从而形成所谓的文化保守派，“固守国粹”；三是倡导“中体西用”或者“西体中用”，都是误导。虽然中西体育文化之间差异巨大，然而，二者并非水火相克的关系。在此，笔者十分赞同费孝通先生在谈及中西文明的交流摄取问题时，曾提出的一个很高明的见解：“美人之美，美己之美；美美互美，世界大同”。文化最大的魅力是差异，而不是求同，不是统一性。

中西体育文化虽然不可能融合，但并非是不能共存，不是有你就没有我的严格对立。在当下中国，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中西体育文化的共存有诸多现实保障。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化公约》（简称《文化多样性公约》）。这是国际社会捍卫世界文化多样性取得的重大成果。它意味着文化多样性原则被提高到国际社会应该遵守的伦理道德高度，并具有国际法律文书的性质。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不断增强，我国政府不断加强了中华传统文化保护工作，中国传统体育对抗西方体育全球化排挤的能力与意识逐渐加强，为保持中西体育文化在各自领域内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3)加强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

今天，我们对西方的了解比西方对我们的了解要多得多，要深入得多，甚至可以夸张地说，西方根本还不了解我们。在此，笔者还不敢妄加推测地说，西方根本就不愿意了解我们。我们不能认为因为在许多西方国家有唐人街、有中国的商品，就自认为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多么深刻。文化最大的魅力是其核心的价值观点与思维方式，而不是外在的器物上，或者是表现手段上，不能认为许多外国人学习中国武术，就认为中国武术可以在世界体育领域内占据重要位置。中西体育文化交流之间的鸿沟是客观存在的，西方对中国体育文化的忽视也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中西文化之间发展不对等的严峻现实提醒中国人：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西方体育全球化的今天，需要发展，更需要加强保护。旧制度文化可以抛弃，然而，传统的物质文化却不能，也不应该丢弃。制度文化需要向西方学习，这是时代的必然。物质文化，特别是传统体育中的一些物质文化，是需要好好保护的。如果将武术、太极也改成具有“直接对抗”和“简洁评判”两大基本特征的现代体育形态，向西方体育靠拢，武术、太极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就发生了改变，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武术和太极之“躯干”必将走向落寞。因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绝不能纳入到西方文化的发展逻辑与轨道中，否则会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毁灭性打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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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卢元镇.中国体育文化纵横谈[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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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茹秀英.新中国50年来中西方体育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历史透视及原因剖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3，1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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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力研.北京，你面临挑战——申奥成功的另类思考[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2，17(1)：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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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两校名师讲堂”编委会.北大清华名师演讲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27.

[9] 张志伟．写给大众的西方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