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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观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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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观论文

第1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经验现实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语言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2)01-0011-04

1 引言

20世纪的哲学史总体上讲是一部语言哲学史。语言、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近现代各哲学流派无法回避且必须作出正面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各哲学流派的语言观,尤其是语义观成为它们进行激烈思想争辩的重要场所之一。客观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近现代人类思想历史进程和社会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体系。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人们对语言的研究逐步深入到概念和思维领域,伴随着这一过程,以Lakoff,Johnson等为代表的大批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创立体验哲学,也称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这三种哲学对语言问题都有过阐述,但客观主义哲学和经验现实主义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阐述更加具体、更加系统,分别形成客观主义的外延论和内涵论语义观以及经验现实主义的认知语义观。相对来讲,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阐述显得较为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语言理论,尤其是语义理论。本文拟对比研究以上各哲学流派认识论和语义观的核心――语言、思维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并侧重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具体分析和挖掘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观。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19世纪以来的人类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语言观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挖掘十分必要。

2 真理观比较

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客观主义认识论始终坚持认为有绝对的、先验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真理存在。虽然不能明确地回答真理来自哪里,存在于何处,但它们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所不同的只是获取真理的途径和手段。经验论者认为获取真理的唯一途径就是人类的感觉和经验。唯理论者认为感觉和经验是靠不住的,获取真理的唯一手段是人类的逻辑推理能力,在获取真理时要坚决摒弃其他任何因素的干扰。我们看到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它们都持有可知论,认为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

辩证唯物主义同样坚持可知论,认为客观世界是物质的。既然是物质的世界,那就可以被人类认识。但与客观主义认识论不同的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既反对经验论又反对唯理论。就曾明确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1991:291)。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没有上升到理性思维的感觉和经验不可能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停留在感觉和经验基础上的反映论只能是机械的反映论;单纯的理性思维缺乏与客观物质世界的联系,并且思维成果的正确与否无法得到最终的检验。据此,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了实践的观点,认为实践是联系主观与客观、思维与现实的桥梁,只有实践才能检验思维的最终成果是否是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可见,获得真理的途径之不同是客观主义认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大区别之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持有的也是可知论。

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其理论体系目前正处于建设之中,关于认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明确、正面的回答。我们认为经验现实主义哲学在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上态度暧昧,我们从经验现实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的论述中可以分析出他们所持有的是一种相对的、有保留的可知论的观点。从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到Lakoff等人对范畴理论的重新思考以及Lakoff对数理逻辑和爱因斯坦物理理论的哲学解读,这一切都表明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的思维世界和语言世界是基于人类的体验和经验的,它们与现实世界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既然是通过思维和语言来实现的,那么人类就永远无法达到对客观外界的绝对的真理性的认识。在他们看来,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一切认识都烙上了人的印记,永远都是隔着镜子在看事物。换句话说,真理永远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3 语言观比较

3.1 客观主义语言观

客观主义的语言理论建立在其认识论基础之上。客观主义的语言观重点体现在其语义观上。比较典型的客观主义语义理论包括指称论、观念论、证实论、真值论、真值条件论以及蒙塔古语义学等。我们认为从广义上来讲,所有这些语义理论都可视为外延论语义学,因为它们强调的都是语义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直接联系,不同之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其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对客观世界进行如实的、精确的描写与再现。

维特根斯坦的名著《逻辑哲学论》所讨论的中心议题就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人们把《逻辑哲学论》对语言本质的思考总结为“图象理论”。“图象理论”的基本构想是:语言与世界对应,语句构成命题,命题是事态的图象。(陈嘉映2003:143)可见,其图象理论是较为典型的外延论语义学理论。弗雷格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区分了系统意义(sense)和外指意义(reference)。他认为在语词和现实世界之间还存在有“观念”这一心理表征层面,语词的意义是它所表达的思想或概念。可是在弗雷格的理论体系里,“观念”是如实地、镜像般地反映客观世界,所以虽然多了一个“观念”的层次,其实他的语义理论仍是一种外延论。维也纳学派基于逻辑实证主义发展出证实论语义理论。他们强调一个命题的意义在于其经验成分,它要得到经验的证实才有意义,它的意义就等同于证实它的方法。真值论认为研究语句的意义就是要研究其所表达的思想在哪种情况下为真,哪种情况下为假。真值条件论与蒙塔古语义学也都在很大程度上从外延的角度论述了语句和命题的意义,其理论追求也同样是语言表达与客观世界的同一性。

3.2 经验现实主义语言观

Lakoff和Johnson等人从研究范畴理论出发,对人类的概念结构和认知模式不断探索和总结,进而企图揭示整个人类认知系统的工作机制。Lakoff等人摒弃了客观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思辨方法,转而借助于Labov,Rosch,Kay以及Narayanan等人的心理学或神经生理学实验的成果(高远李福印2007:127-133),吸取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开始从认知的角度重新思考和研究人类的概念结构和语言意义的关系。从范畴和类典型理论出发,逐渐揭示了人类隐喻思维的工作机制和人类种种普遍的认知模式。随着研究的深入,Lakoff和Johnson等学者逐渐开始对传统的客观主

义哲学产生了怀疑,他们对语义问题的研究走了一条非客观主义的、基于人类体验和经验的路子,进而创建了一种全新的哲学,即经验现实主义哲学。

紧随Lakoff和Johnson之后涌现出了一大批认知语义学家,包括Jackendoff,Langacker,Givon,Taylor,Geeraert,Fauconnier,Sweester等。所有这些学者都对认知语义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大大推动和促进了认知语义学的发展。他们的观点虽有一些差异,但都否定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运用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强调语义研究中的经验观、百科观、概念观、原型观、意象图式观、隐喻观、寓比观、象似观、认知模型与激活理论等,这些都与客观主义语义学截然不同,也是客观主义语义理论所无法比拟的。经验现实主义哲学现在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的一种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挤身于主流哲学之列。在语言研究领域里,它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的有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指导着人们对语言现象和规律作出更深刻和合理的解释。

4 辩证唯物主义语言观及其丰富和发展

4.1 实践与体验

从辩证唯物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著述中可以发现其语言观是较为宏观的,而经验现实主义哲学的诞生始于其对语言与概念思维的关系的研究。它集中论述的恰恰是较为系统的、具体的语言观和语义观。因此,它有可能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语言理论作出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这在理论上有其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虽然在本体论上存有一定的差异,但从主客体互动的角度来看两者存有较大的相似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认识论部分特别突出强调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经验现实主义哲学的体验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基本上是相一致的。相关的著名哲学命题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实事求是”等。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1991:284)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即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1960:34)。

Sweester曾指出,“我坚决同意那些语义学家的观点,认为语义是根植于人类认知经验的,包括文化世界、社会世界、心智世界和物理世界的经验”(Sweester 1990:12)。Gee也指出,“语言关系并不存在于特殊的社会实践之外,也不是在这种实践之外学得的,语言关系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Gee 1999:30)。经验现实主义认识论同辨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一样认为“实践”,即“体验和经验”在人类认识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4.2 语言与思维

斯大林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进行过较为具体的论述,他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说,“无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斯大林1979:527)。我们从斯大林的论述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已经认识到语言是思维的一种物质手段和体现形式,并将思维固定下来。这种观点和认知语义观基本吻合,但认知语义理论对这一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知语义学家们把语言和思维作进一步切分,认为语言不能完全等同于思维,思维是一种心理活动,决定着语言的表达形式,语言并不能完全描述思维和心理活动。皮亚杰认为形象思维和运算思维都不依赖于语言。Foconnier和Turner也认为内部认知运作独立于语言。Lakoff也指出理性思维可以超越文字符号,并且进一步指出,“有意识思维只是巨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无意识思维至少占整个思维的95%”(Lakoff 1999:13)。

经验现实主义不仅把思维和语言进行切分,同时还指出模糊性是语言尤其是语义的重要特征,不容忽视。正如王晓升指出的那样,“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虽然日常语言字词的意义可能是模糊的,但是只要它正常地发挥作用,达到目的,那么它就是合适的。虽然精确的语言是令人仰慕的,但是它们不仅是脱离生活的,在生活中无法使用,而且人们所追求的这种精确性是制定不来的”。

4.3 三个世界的划分与真理的相对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即便是面对相同的外部世界,不同的民族甚至是不同的个人会产生和形成相同或不同的概念和思维内容。这种思维和概念上的普遍性和差异性促使人类的语言也同时具有了普遍性和差异性。人类的思维和概念结构具有相似性,是因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各民族的生活或生存环境虽然存在一些差异性,但与普遍性相比,差异性是次要的。生存环境的相似性导致了思维和概念结构的相似性。(王寅2011)世界各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主要是由概念结构和思维的差异性所引起的,各民族甚至是不同的个人对相同或不同的外部环境会有不同理解,“人的因素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引起差异性的主要原因”。(李洪儒2001,2002)德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普通语言学的创始人威廉・洪堡特也表达过类似的语言世界观的观点:“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个圈子,人只有同时跨进另一种语言的圈子,才有可能从原先的圈子走出来。所以学会一种外语或许意味着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出发点”(洪堡特1836,1988:45-46)。

第2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语言体系; 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1-0048-04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与掌握到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掌握的过程。[1]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过程是使其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使其复杂的理论通俗化,从而被人民群众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的转化过程。这种从抽象哲学向大众哲学、生活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实践方面的重要功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现实世界,使抽象的理论逻辑形象化,使深奥甚至有些晦涩的学术语言生活化、通俗化、多样化,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才能够易于被大众接受并且正确掌握,才能实现其服务于大众的最终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要深入实践、要服务大众并为大众所掌握必须有一个大众化的语言媒介,从而开展通俗化的宣传,进行形象化的教育并最终完成大众普及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是从抽象哲学转化为生活哲学,从学术哲学转化为大众哲学,它在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将规范、严谨、深奥、抽象的语言体系转化为深入浅出的、简明易懂的、生活化的语言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民群众的角度出发,用群众喜爱的诸多语言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纳入创作之中,以朴实、直接、幽默的语言为媒介,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大众、深入大众。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键应首先立足于语言,力图通过简明、大众化的语言使其理论为群众所掌握,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社会实践得以发展,并最终完成马克思所提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使命。在西方哲学史上,众所周知,对于语言和语言意义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止。关于语言,现象学派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居所(the house of Being)”,即语言引出世界,引出存在,“在语言缺失处无物存在”。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更是将语言推上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其关键是基于现代逻辑方式,对语言进行解析来解答哲学上的问题。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是这一转向的主要代表。

作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现代数理逻辑的创始人弗雷格,他所提出的“指称”理论,反对心理主义,主张语言表达式具有可以公开考察的性质,意义的研究依赖于对这些性质的考察,而不是关于心理过程的臆测。[2]根据弗雷格的“指称”理论,符号所反映的语言及非语言世界都需要人们进行思考。事实上,考虑到语词、谓词、句子乃至整个语言体系的存在,这些存在均具有 “指称”对象,只不过根据语言的“指称”内容与范围的不同,对于指称对象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语言世界中,人们既可以将指称视作专名去理解,也可以跳出语词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内的语言表达式条件下,如谓词、句子等视角下,去理解“指称”及其关系。在个体对象/物的存在范围内,“指称”的语词是一种单称词,并且它与个体对象之间所具备的关系,就是语词和个体对象相对应的直接关系,这也意味着语言世界中的一种专名和非语言世界内的一个个体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在更大的语言表达式范围内,“指称”,即语言与对象的对应,则不同于专名和个体对象间的对应,它的指称对象不仅与物的存在相关联,还涉及关系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些语言表达式的对象并不全部是物的直接指称。而且作为语言指称对象的世界既与世界中的对象存在联系,又与世界中的关系存在联系,并涉及“对象”与“关系”如此存在的思想之真。[3]此外,一方面,对于弗雷格的指称理论来说,单称词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以及其他语言表达式与其指称对象的对应关系是其内容分析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语言世界之外的对象与事实世界的存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单称词和其他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建立联系,因此可以说单称词、谓词、句子等语言表达式是语言系统中意义产生的源头。然而,对于语言系统而言,语言意义并不能够完全建立在语言与事实的对应中;也就是说,语言的指称并不能够总是指向世界的“实际”或“意义”,“指称”与意义之间既互相制约,又存在差异。因此,实践就成为了理解语言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基础。考虑到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活动中的动态变化和持续发展,对象和名称之间的指称关系,既不确定也不稳定,更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全等,而是具有其相对性和复杂性。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名称”和“对象”之间指称关系的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基于实践的原则探索语言的意义,认为语言首先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既不独立于社会存在,同时又体现着社会的生活。因此,人们不能仅仅将语言作为抽象的符号来看待,无论是专名、谓词还是句子,它们的存在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彼此交际交往进行活动的结果。同样地,语言的意义也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论,因为它既不能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也不能成为独立的精神实在,而是回归于现实生活世界,由解释和说明世界转换为转化和变革世界。在社会历史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持续获得新的意义,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指称关系的创新和发展正是源于这种意义上的持续不断地更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关系的各种发展具备可能性,而由于意义上的不断创新,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指称也要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做到与时俱进。[4]应注意的是,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还是大众化的语言体系,等同关系既不单属于对象方面,也不单属于名称方面,而是属于名称和对象的关系。假定名称和对象只是具备指称关系,那么关于一个对象就可以使用任意的名称来进行指称,类似于有的人有很多昵称,“小王”和“王某”可以称呼同一个人;或者阿拉伯数字的“1”和汉字的“壹”可以表示同一个数字。此外,根据弗雷格的举例分析,“金星”既可以由“启明星”指称,也可以由 “长庚星”指称,但是在大多数场合“启明星”与“长庚星”是不能互为替换的,也就是说“金星”这个对象在上面的两个表达式中是以不同方式给予的,因此虽然说“启明星”和“长庚星”的指称相同,但是它们的意义却有所不同。同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尤为注意学术语言体系转化为大众化语言体系的关键性问题,即对象与名称的指称关系,以及指称和意义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的指向下,大众化的语言体系一方面需要贴近群众生活,使语言通俗化和简明化,另一方面需要确保转换后的名称仍然能够指向同一对象,避免在名称和对象的指称关系方面出现转移的问题。此外,要坚持基于现实的路径而非文本的原教旨主义路径,来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要坚持基于现实的问题,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指称和意义关系的创新和发展。也就是说,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应一直遵循意义的客观性,既要反对心理主义又要警惕感性经验。在方法论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的方法论,用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相结合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在大众化方向上进行准确、严谨和科学化的转换。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现实世界”的关系

现代西方哲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工具功能和逻辑特性,从本质上讲都是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活动和生活实践出发,主张唯物主义的实践语言观,表述了意识的存在特性,预示了现代哲学的这种语言转向。作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初期的《逻辑哲学论》还是后期的《哲学研究》,他的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哲学这两个主要的现代分析哲学流派。鲁宾斯坦就认为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都是通过主体的特性来认识世界,在主客体之间的辩证作用中产生世界的概念,而关于实在的经验则由实践活动而构建。[5]事实上,关于语言的意义和现实世界,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被柏拉图和苏格拉底联系在了一起。苏格拉底假定任何事物都具备永久而专属于其自身的特质和本性,并且事物既不与人类联系,也不会因人类的想象而被人类所影响或者改变,它们保持自身的本性和特质以及自然所赋予的一定的联系,总之它们是独立的。因此,必须根据事物的本质为其命名,使事物拥有符合其自然本性的恰当的名称。而柏拉图强调语言是人们用来了解实在的方法,虽然事物可以由名称来命名,也可以凭借由名词和动词所构成的判断来描述,但是人们只能借由这种命名和描述去无限接近对于事物的掌握和理解,而不足以借此将事物进行真实的再现,语言可能会是理解和掌握事物的最佳手段,但绝不是最终的表现实在的载体。[6]

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现实世界,是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化概括和总结。同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是由人们抽象的认知行为所构建,是语言符号世界的产物,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是一种创造意义,而并非解释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正是一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付诸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是时代的声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而且大众化的转变过程必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实践观,强调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连,与时俱进、具备鲜明的现实特点,才能够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人民群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信仰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语言体系转变,是人民群众习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诉求。如果说语言被视为描述实在和表达思想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运用语言进行交往,从事实践和意识思维活动,那么,相对于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感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作为一种传输中介,一种交际工具,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承载的现实存在传达进入人民群众脑中而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掌握的一种必然手段。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向大众化转变过程中需重视的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理性的言语行为载体,无法在经验的意义上完成关于生活世界及其所包含的事物和实际存在等的语言编码,所以指称表达并不能一直对应现实世界的“意义”,抑或“实际”,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语言意义完全建立在与事实的“对应”基础上。[7]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就是运用源于人民群众现实世界的语言形式,表达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使人民群众在符合他们的语言水平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存在。但是这种通俗化的语言体系绝不等同于庸俗化,一定要防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变过程中因为单纯追求理论指称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语境”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从上面关于语言的意义与现实世界的观点中得到一个清晰的结论,“语言的世界就是思想世界的界限”[8],语言离不开人和人的生活世界,要想把握语言就一定要进入到语言所承载之思想诞生的情境之中。而这情境,便是语词意义的原初条件。20世纪初,马林诺夫斯基率先使用了“语境”一词,提出了关于语境的系统化理论,并把语境划分为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用以阐释语言如何与人类实践相互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提出的语境理论,强调意义研究中语境的重要性,从而引发了对于语境研究的新的认识和探索,为后来的语境研究奠定了基础。维特根斯坦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对其前期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了与前期思想截然不同的意义理论。在后期哲学中,命题的本质不再是图像,而是以语言使用中的“语言游戏”为核心来展开,“语言游戏”这个概念则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语言的使用和用途是广泛的人类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语言的特定意义就是反映在各种语境特征之中,离开了特定的语境,语句的意义是不存在的。[9]

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过程中,语境以及语境和意义的关系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首先,语境是人民群众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环节。[10]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意义并不是脱离于语言体系及其结构的抽象价值体系,而是处于现实存在的境况中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相关联。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不能独立于现实、独立于经验而存在,因此其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在某种环境中才有意义,或者说,每一个词都带有自己固有的“语境”。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与社会实践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片面追求将语言体系中的每一个词形象化、通俗化、生活化,那么很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就变作了感性化,使其失去了真正的文化哲学性。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基本方法,重视其语言体系原初的哲学语境,即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文本,才能够避免上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发生。其次,基于关于意义的研究及其和语境关系的不同视角,考虑到对于意义的生成和理解的因素,包括主观与客观、语言与非语言、言内与言外、历史与现实等因素[1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大致可以分为若干层面。具体来说,根据意义及语境间的关系,可以将大众化语言体系的语境理解为来自其内部的因素及其语言的前文和后文,也可以把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之外的情境因素,即突出运用语言的外部环境,还可以将其语境理解为大众化语言体系内的上下文、语言体系外的情境以及人民群众的主观和客观背景(包括他们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的大众化转换过程中,相对于对语言和语境的片面理解,我们应该树立的是对日常语言的整体概观,即通过系统、综合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语言的动态性和变化性,才能克服形而上学语言的晦涩难懂,才能正确地理解和使用语言。

更进一步说,首先,在言内语境层面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中任何语词意义的确定,均取决于对这个语词在句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功能以及与这个语词相关的指称等语境条件的认识和理解。其次,在言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使用离不开人民群众具体的生活语境。可以说人民群众语言活动的环境就是生活形式,不仅具体的语言意义的理解离不开生活形式,而且任何哲学命题的理解也离不开具体的生活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的意义与生活形式紧密相连,也就是说其理解的可能性是由人民群众的生活形式来说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体系只有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被理解。最后,在历史、文化语境层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走向“以人为本”的哲学,它的原初语言体系在大众化转换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文化、时代背景,注重语言的历史语境的变化、文化进步和时展的诉求。从历史语境上看,改革开放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崛起使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动,从而改变了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传统格局,进而引起政党、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语言体系应符合历史语境的变迁,顺应时代的发展。从文化语境上看,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的多元历史文化,并在坚持历史实在论的背景下发展起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则源于儒、释、道这三家思想的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历史文化,并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因此,中国文化体现了“三教”融合的精神,拥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如果想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就要深刻了解中西方在历史文化方面的异同。也就是说,如果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体系中的指称、意义和语境,就必须处理好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问题。

四、结束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要立足于现实世界,深入人民大众的生活实际,用符合人民群众思想水平和认知方式的生活化语言,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和指称关系、意义和现实世界、意义和语境关系的协调。语言哲学对意义、现实世界和语境关系分析的最终指向是作为语言实践主体的人如何在言语行为中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予以确定。[12]从现代哲学语言分析的角度来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语言体系的意义与指称关系,以及意义、现实世界和各层面语境的关系,有助于把握和解决大众化语言体系转换的实际问题,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高层次、高水平、科学化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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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语言学;哲学;语言理论;常项

[中图分类号]H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2-0115-06

一、引言

当代语言理论不断地涌现新观点、新思想甚至新的理论体系,这些观点或者理论有的基于形式主义语言学的句法语义、句法语音、词汇句法等等理论,有的基于功能语言学的近似值、盖然率、级阶等理论,有的基于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认知框架等理论,也有的基于语言文化学的预言世界图景、语言定型、语言个性等理论。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数理语言学、生理语言学、社会心理语言学等新兴学科,都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国外语言理论飞速发展的同时,国内语言学界也奋力追赶,不过,在面对国外五花八门的语言理论时,中国语言学总有一种永远都追不上国外语言理论发展的步伐之感。这就足以引起学界的思考:为什么国内语言学界鲜有新的语言理论产生,而只是以国外的语言理论来研究本国的语言?如何建立适合于本民族语言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语言的共性和个性时如何选择或者创造适合于一定研究目的的语言理论与方法?

语言作为人类认识世界、表达自我的媒介,从人类社会开始形成的时候就已经作用于人类的各个领域,“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1],“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2]37,“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3]52,“语言是存在之家”[4],所有这些表达都是体现了语言的多维性。的确,人类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凝聚在语言中,同时又通过语言来认识世界,所以对语言的研究就可以以不同的视点、在不同的维度中进行。不过,不管视点在哪里,也不论在哪个维度中,对语言的研究都有一些恒定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共同认可的知识体系。对于人文学科来说,所有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都离不开哲学这一常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从哲学开始的。“哲学(philosophia)”这个词来源于两个希腊词语philein和sophia,意思是“爱”、“知识”或“智慧”[5]1,哲学即“热爱智慧”,就是指人类为了提高认识能力,为了更智慧地生存而进行的思想认识活动。在汉语中,“哲”这个词起源很早,“哲”或者“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的人,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都反映了“哲”这个词的涵义。总之,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哲学都是探索人类自身、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世界的本质以及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等等问题。而在从古至今的种种哲学思辨中,都避免不了对语言的关注,因为 “语言与其说是一种工具,不如说是一种生态,人类及其历史不仅存在于自然生态环境之中,而且存在于语言生态环境之中。”[6]从上古时期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再到文艺复兴、近代哲学中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以及当代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认知主义都体现了语言和哲学无法分割的关系。

二、语言的哲学思索

(一)西方哲学中的语言思索

哲学作为人类认识自我和他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知识体系,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基础,语言也不例外。人类最初对语言的探究散见于古代的哲学著作中,最早涉及语言问题的哲学家是上古时期的赫拉克利特,他认为万物生成变化是根据真正的话语或规律(逻各斯)进行的,哲学的任务就是揭示这种规律。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哲学问题的思索集中体现在“词”与“物”之间的关系上,即“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和必然的还是由人来规定的。柏拉图建立了自己的“相”或者“理念”的世界,他认为人类世界有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之分,理念世界是永恒和完美的,现实中可感的个别事物既不永恒也不完美,它只是在“分有”或“模仿”永恒而完美的理念,是理念的影子;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相是一类个别事物共有的性质,“共相”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

中世纪关于语言的论争集中到“共相”问题的这一结点上。经院哲学家把语言作为证明“上帝的存在”的主要工具。“在基督教信仰中,圣父、圣子、圣灵—三样独立的事物—是同一的,即‘上帝’。‘上帝’一词因而不仅适用于单一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普遍词语。”[5]92所以在证明“上帝的存在”时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共相”是上帝心中的形式,先于事物而存在(唯名论);另一种认为“共相”是上帝的本质和一般的性质,存在于事物之中(唯实论);还有一种认为普遍词语仅仅和思维中的概念对应(概念论),从而确立了唯实论、唯名论和概念论三个主要观点。这些起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展于中世纪的关于语言的思考,直接导致了语言研究中的唯理与经验主义之争,并且对语言成为独立学科之后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认知主义、语言文化主义等等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唯理与经验主义之争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于近代哲学。一方面机械的客观世界对于自身的描写要求语言是一个摆脱模棱两可性和优美性的关系系统,要求准确、清楚、形式化的语言;另一方面语言自身又是一个人们表达情感,具有某种语义模糊性的实体,所以就出现了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哲学家对语言的唯理主义探索和培根、洛克、维柯等哲学家对语言的经验主义探究。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理性主义者笛卡尔在1629年11月20日写给梅森教士的信中,描述了建立通用的、形式化的人工语言的思想;而莱布尼茨则发展了笛卡尔的通用语言的构想和该构想与逻辑的关系,长期致力于普遍文字思想的研究,是公认的世界语的先驱[7]74-81。唯理主义在语言研究中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波尔·罗瓦雅尔的《唯理普遍语法》。《唯理普遍语法》以唯理主义者对良知和理性的理解为出发点,认为人类的语言是由两个层次或者两种语言构成的:一个层次是准确的、清楚的、有序的、有规律的、对于所有的人都通用的;另一个层次是每个民族独特的、变化无常的、不合逻辑的,在不同的使用情境中具有非普遍规律的。唯理普遍语法是对所有语言都普适的语法,自然,这样的语法只能是逻辑上的。作为逻辑上的语法,不仅仅是普遍的语法,还是演绎的语法。《唯理普遍语法》的作者阿尔诺和兰斯洛认为语法首先是以语词中,尤其是句子中思想表达的普遍规律作为真正的对象,正因为如此,语法就是科学。个别语言中的语法相对于前者就是个别情形,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由每一种语言及其“日常语法”的具体特点造成的,因此确切地说,是“艺术”,因此,可能存在“普遍”语法和“个别”语法。普遍语法是基于理性规律的关于所有语言中口语和书面语普遍和不变的原则的科学,而个别语法是基于不同民族语言中不同的用法任意建立起来的个别语言的形式的科学。与理性主义相对应的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以洛克的白板说和意大利人詹巴蒂斯塔·维柯所持有的历史主义原则为代表。洛克在《人类理智论》的第一卷中探究了天赋观念的问题,他认为,任何有天赋的原理,人类心灵就一定能意识到,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于心灵中,而不为心灵所察觉。心灵的原来状态是一块白板,一片空白的板块,一个暗室,一个空箱或者一张白纸,其中没有任何字样、任何观念。人类观念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可感觉的性质;另一个是内省或者内在的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关于它自己的活动,诸如知觉、思维、怀疑、信奉、推理、认识和愿望的观念[8]。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语言的思索从哲学上来说是认识论的双重性—对现实世界完全客观的认识,完全除却“不定”因素的干扰,同时还是要考虑到“有思维能力的东西”[7]74-81,也就是要探求语言自身潜在的基础—“人”的潜在影响。就其对语言研究的影响而言,还要考虑到语言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人”的因素。

对语言最有影响的还有发生于20世纪初的语言哲学。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一般分为以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奥斯汀、莱尔等人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传统,和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9]。这两个传统的哲学都体现了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但是两者的切入点、理论框架、论述风格等各个方面相去甚远。弗雷格是个数学家,他在对数学提供逻辑基础的过程中,对语言进行了大量的考察,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中提出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就是在弗雷格与布尔等建立的现代逻辑学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罗素在与弗雷格相似的方向上展开了自己的逻辑研究和语言研究,从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方面展开语言的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学生,他从“思维-语言-现实”三元关系来全方位地探索和研究语言哲学,他的《逻辑哲学论》是语言哲学中影响较大的著作。而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则认为完全逻辑的方法造成了对“生活世界”或者“存在”遗忘,致使文明、文化的失落,他们的语言哲学就是要争得人文学科的独立地位,所以他们的语言哲学和文化、艺术结合得更加紧密。海德格尔在其哲学之路伊始就开始关注语言,在《存在与时间》中的生存论环节上对语言进行过深入研究,而后期的《在通向语言途中》更是把语言问题放到了中心位置。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动摇了传统的西方文化传统,与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拒斥哲学、逃避哲学不同,海德格尔以转向后的诗化语言重建哲学,以诗的语言去说“不可说”的哲学。伽达默尔发展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在他的《真理与方法》中说明了一切理解都必须通过语言发生,哲学阐释学的归宿是语言。

哲学对语言的思索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类对世界的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等研究范式的更替,从语言的角度上来说是对语言本体、语言性质、语言功能等等维度的认识。西方语言学的研究一直在西方哲学的框架内进行,许多语言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所以对西方语言学的认识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哲学这一本源。

(二)中国哲学视域中的语言问题

与西方哲学相同,中国的哲学也可以上溯到久远的史前年代。在先秦诸子中,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辩、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都是古代哲人对语言的思考。公孙龙在《指物篇》中论及“指”和“物”的关系时说:“物莫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天下无物,可谓之乎?”[10]12这里的“指”就是“物”的特征。所有的事物都有它们的特征,没有特征就不可以称之为物,同样没有物也就没有它们的特征,所有的“名”都是由这些“物”的特征而产生的。荀子在《正名篇》中说“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10]14就是说事物与名称之间本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用什么名称来指什么事物是由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合社会规约就是“宜”,不符合就是“不宜”。这些古代思想家对语言的思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和西方思想家对语言的思索是一致的,都是对现实世界本体的思索。不过,这些零星的言说之词,对中国整个语言研究的方向并没有形成巨大影响。对整个社会、乃至各个学科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一个国家所延续下来的社会思想体系。在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体系主要有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就是一,就是自然,是永恒。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道”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是一致的。但是道家的思想并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影响下,中国实际上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的哲学,儒家思想以道德楷模来作为训鉴后人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对经典作品、经典人物的推崇与注疏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儒家哲学的主要手段。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主要致力于训诂、文字、音韵三个板块—训诂是对古代经典作品的注疏、文字是对“字”的本源进行探究、音韵是对语言的语音外壳的研究。总体来说,中国古代对语言的研究是追本溯源式的研究,这与中国当时的主导哲学体系是一致的。

自从以西方语言体系为框架的《马氏文通》在中国传播以来,中国的语言学就开始追寻西方的语言研究之路,不过因为中国语言本身的特点,所以中国语言学现在走到了永远都在追赶别人步伐的瓶颈中,要突破这个瓶颈,除了要研究汉语本身的个性外,还要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有深入的研究,只有对学科赖以生成的基础有明确的认识,才能建立起适合这种学科发展的知识体系。

三、语言研究的哲学基础

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从19世纪初开始的,从洪堡特、索绪尔到乔姆斯基、韩礼德,语言学经历了许多流派、许多门类的研究范式,但是总体而言,语言学要解决的是语言本体、语言功能、语言与语言使用者之间关系的问题。所以语言的研究也就集中体现在语言的形式、功能和认知方面。形式和功能是从语言的两个最主要的显性特征,形式是语言自身的表象,功能是语言作为一种实体的内涵,而认知作为研究语言与心智、思维相关的新兴研究方向,已经对许多以前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做出了更为合理的解释。当然,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功能主义,甚或是认知语义,其研究的根源都离不开基本的哲学基础。语言研究理论的产生必定有其哲学基础,语言研究的具体方法论上也必须遵循哲学的方法论。

(一)语言理论的哲学基础

任何一种语言理论的建立都是和哲学传统一脉相承的,以索绪尔为起始的形式主义语言学传承的是唯名—唯理—形式路线,想要找到的是除却一切不定因素、所有语言都具有的共性的东西。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要“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做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2]30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洪堡特问题”—“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柏拉图问题”—先于经验的内在天赋的存在、“笛卡尔问题”—思维实体中认知系统的存在。这三个要解决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还是要“解决整体人类知识的哲学理论问题”[11]。功能主义的语言学研究可以从柏拉图和普罗塔哥拉的思想中找到源头,他们都认为语言是人谈论问题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方式,是一种选择系统,可接受性或用途是其标准。从洪堡特的语言功能论到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功能观再到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功能主义语言学遵循的是语言不仅是一种“能”,而且是一种“功”,其哲学基础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洪堡特在其《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写道语言中的一切都是动的,而不是静的;它的相对静的部分在人的心灵中不断地被加以复制;语言不是研究完成了的工作,而是一种行动[3]56。布拉格学派的马泰休斯认为语言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必须采用功能的观点来进行语言的分析。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则发展了语言是一种“功”、一套系统,认为每一个系统就是语言行为中的一套可以供选择的可能性,是通过说话者对语言的不断选择而进行的分类,从而得出某种表达的系统形式。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一些关注认知研究的哲学家如Johnson、Putnam都是其理论生成的直接推手[12]。由此可见,从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那一刻开始,哲学就一直是其理论的隐性基础,所有成熟的语言理论都有很深厚的哲学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没有一定哲学基础的语言理论很难有持续的发展。

(二)语言研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

就具体的方法论而言,语言学也是从哲学中汲取营养的。语言学自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以来,一方面,要探求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精密度,所以就用哲学中的二元论,以及由哲学发展而来的数理逻辑等等形式性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由索绪尔所创立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语言内-语言外、句段关系-联想关系、历时-共时等等都是二元论的体现,哲学中的数理逻辑以及斯宾诺莎的“自类有限”理论都是普通语言学研究的具体方法论的基础。数理逻辑的先驱是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后来由布尔、亨廷顿、康托、弗雷格等人发展完善起来。数理逻辑包含很多东西,有模型论、集合论、递归论和构造主义等等。索绪尔的“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就是以德国数学家、集合论的创始人康托的集合论思想为基础的。斯宾诺莎的“自类有限”理论认为,“所有的可以为同性质的另一事物所限制的东西,叫做自类有限。”[7]85在他看来,有限事物由其物理上或逻辑上的界限来限定。索绪尔以语言将其表达为:语言的本质不是由其本身的内容决定的,而是由其反面,即它们之间彼此的区别特征来决定的。实体不是别的,而是具有反面的区分特征的集合(区别性特征)。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更是用一系列的数学计算方法演绎语言中出现的、未出现的种种可能。另一方面,因为语言与人、世界的割不断的关系,所以语言又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精密,因而在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上,也采用人类中心论、原型范畴等等理论。由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发展而来的原型理论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新的方法论。原型范畴理论认为,隶属于同一范畴的各成员之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它们之间的地位是不相等的,所以不能单纯地以二元对立、互补来研究语言,原型理论在解决语义问题上有着更加合理之处。由此可见,语言作为一种多维的现象,在研究的方法论上需要有各种不同的手段,但是这些方法论的起源都来自哲学。

四、语言的语义、句法、语用三维空间的哲学思索

一定的语言理论、语言研究方法论都是为具体的语言研究服务的,当前语言学研究中遵循美国行为主义学家莫里斯提出的符号学的三大分野—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语义学处理符号与符号的所指,符号与现实对象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句法学处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用学处理符号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语言在这三个维度上均衡发展,这三个维度本身就是语言学、哲学和语词艺术中语言问题的主要根源。”[7]1在这三个维度上,语言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上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引。

语义学是语言学三个方向中的第一个方向,语义学与传统语言研究最相近,传统语言研究是传统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领域,传统哲学中研究的许多问题都是关于名称与其所指物之间的关系的论断,拿现代符号学的观念来说就是符号学中符号与符号所指、符号与现实对象及其概念之间的关系。对语义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赫拉克利特的学说中,在他那里,“逻各斯”从形式上表示言说之词,从内容上表示思想及理性本身。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万物的生成变化根据“真正的话语”或者“逻各斯”进行,揭示这种规律就是哲学的任务。继苏格拉底之后,“逻各斯”主要是具有“概念”意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苏格拉底之后的整个古希腊哲学可以被称为“概念哲学”。概念哲学把世界看成是分布在空间中的事物的总和,它关注的是事物的名称和概念之间的关系,古代哲学家就此把关于事物的概念进行了范畴化分类: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态、主动、被动。在这些范畴中,实体居于第一位,其他九个范畴都是不能在事物之外独立存在的东西。这样一来,范畴本身就已经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名称多半是主词,所有其余的大多是谓词或者某些可能命题构成中的限定语。在语义研究中,语义三角是最小的也是最稳固的图式:语词与事物相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命名;语词与事物的概念相联系,这种联系就是表达,即用词表达概念。

句法学是语言研究的第二个范式,和语义学不同,句法学关注的并不是世界中的个体事物,而是语言事实,罗素认为不能把世界想象成由事物构成,而是由事件或事实构成。事实可以被肯定或否定,但不可以被命名,世界由“事件”或“事实”构成,每一个事件都是用“原子”句来描写的,这种描写是客观的,与观察者—说话人的态度无关,观察者的态度在事实世界中或者不予考虑,或者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用来表达事实的语言形式是句子(命题),而谓词是其中心。在谓词中心论的研究范式中,空间和时间统一在物质存在的形式之中,即时空统一。每一个事件都由四维,即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来界定。谓词中是事实命题的核心,谓词概念的实质内容包含着同样的四维,谓词是最不具有语义性的一个恒定项,谓词之间的关系是思维单位,是外部世界中的语言外客观对应物及其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把它引入到语言领域并不是因为语义,而是句法。在句法的研究中,数理逻辑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论述了句子结构的内在相互关系的问题,他认为这些关系可以通过运算来得出句子。所以在语言学的形式主义研究中,语言学家关注的并不是某个句子本身,而是首先对直接构成的句子的分析,然后通过句子各个阶段的生成转换来分析计算这一类形式下能够涵盖的所有出现的或者是没有出现的句子。

语用学是语言的第三个研究范式,与语义句法研究不同的是,语用研究范式中整个语言与使用语言的主体都与“自我”相关,而且用于语言描写的所有基本概念都被相对化。在语用范式中,“我”始终在研究的中心,是所有其他相关项的必要基础,除了“我”以外,接下来是以“我”为基础的语词,“这里”、“此时”、“这个”等等,罗素把这些词称为“自我中心特称词”,而语用学中一般称之为“指示语”。指示语指向的是只有通过某种方式指涉的说话的那个“我”才能被理解的语词。其余的语境、语义蕴含等等都是在“我”的理解和我的存在下才能被感知和被理解。

语言和哲学向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语言研究中,哲学一直起着基础和指示作用;每一种语言理论的确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的指引,在具体语言研究的过程中,哲学同样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中起着隐性的指导作用;在语言研究的语义-句法-语用三维空间中,同样是哲学指引着研究的方向。以《马氏文通》为起点的中国语言学选择的是西方语言理论的研究传统,这种传统一方面要求国内的语言学界在研究语言理论时,遵守西方语言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重视其研究中的哲学常项以及哲学方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汉语,其语音、形态、语义也有自身的特点,所以在研究的时候也要充分考虑到汉语本身的个性以及这种个性的成因。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适合于中国语言个性的语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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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语言哲学;语言游戏说;言语行为理论;语用行为理论

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被称为是现代哲学的一场革命,从此西方哲学从认识论哲学转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成为第一哲学。哲学研究的主题从“自我”转向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和形式也从“思维”、“意识”、“主体”转到了“语言”、“意义”、“逻辑形式”,从概念思辨体系研究转向了对自然语言的本质、意义和应用的研究。维特根斯坦(以下简称维氏)的语言哲学观,从重视理想逻辑语言的研究转向了日常语言范畴的分析,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维氏后期语言哲学观中的言语行为思想

维氏的语言哲学前期关注语言与逻辑的关系,后期关注语言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观对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日常语言分析的转向。维氏后期的思想对他前期哲学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断定语言和世界都不具有任何本质结构,反对命题是事态或实事的逻辑图像,认为语言由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组成,而语言游戏根植于生活形式之中,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日常语言的实际用法。这里的语言实际用法,指的是语言在实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他认为语言哲学的目的不是研究“理想语言”,而是研究实际语言现象,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维氏在他的《哲学研究》一书中这样说道:“我们站在光滑的冰面上,那里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走,我们就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窑)维氏后期开始放弃对理想语言的研究,回归到对语言日常用法的研究上来。

维氏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他的日常语言哲学观推翻了索绪尔等人确立的“语言”的统治地位,把抽象的语言转化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语言游戏,即“言语”活动。

2、语言游戏说。维氏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叶就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他把语言及其语言相关活动所构成的整体行为活动称为语言游戏,这是维氏后期理论的核心,也是他把语言和游戏相比较得出的结果。在维氏看来,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手段,是一种活动或言语行为,而且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最重要的活动。语言游戏说的提出是维氏对其前期哲学思想——《逻辑哲学论》中意义图像理论的扬弃。意义图像理论认为世界最终是由简单的对象组成的,而且这些对象之间能够以特定的方式相联系。维氏后期认为逻辑分析不能用来确定语词和语句意义,因为语言是一种实际使用活动,是一种游戏,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或者通过做语言游戏才能掌握语词的用法,从而把握语词的意义。语言的意义不再是某种实体,而是语言的功能和性质,语言的意义应由语言的日常使用来决定。

维氏认为语言游戏的种类是无限多样的,它主要表现在一词多义的普遍现象上,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特点,只有部分特征的相似,这就是维氏提出的关于各种语言游戏之间存在“家族相似”的论点。现在看来,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各种事物之间既不存在绝对的相同,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异,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人们可以不同的方式说出某种请求。维氏在《哲学研究》中考察的语言是动态中的语言,即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他认为不同的生活形式就会带来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语言游戏,“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

语言游戏具有游戏的规则,没有规则就没有语言游戏,因此使用语言必须遵守语言规则。不同的规则产生不同的语言游戏,也会产生不同的语言意义。语言游戏说从根本上否定了从语言与实在的一一对应关系中寻求意义的观念,强调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活动。他把语言与活动紧密联系起来。把对语言本身的分析转向对言语行为的分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维特根斯坦后期语言哲学观已经体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思想。

二、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作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奥斯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维氏后期的语言哲学思想。奥斯汀从人类的行为角度诠释人类语言的性质和功能,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他把言语行为看成是意义和人类交流的最小单位。但是他反对维氏的有关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使用方式是有限的,并对他们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概括。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阐述了以言行事、把语言看作行为的观点,强调语言表达的主要作用就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人的精神的意向性和意识的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产生基础,说话者意识的意向性决定其言语行为,言语行为是实现说话者意向的表达和传递手段。

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为理论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等方面开辟了语言哲学的新领域,成为现代语用学的标志性理论。奥斯汀早期区分了表述句和施为句。认为表述句的功能在于断言或陈述事实,描述状态,报道事态,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功能在于能够实施某些行为,如命令、请求、问候、感谢等等,不存在真假之分,但有适当和不适当之别。奥斯汀研究的重点是施为句,他认为施为句不描述、报道、断言任何东西,没有真假。说出一句话,就是实施一种行为,或是一种行为的~部分。他假设施事行为和施事动词一一对应,可是又无法列举出所有的施事动词,因此他根据以言行事行为的语力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即判定式、执行式、承诺式、阐释式、行为式。后来奥斯汀发现施为句和表述句并不能很容易地区分开,因为有些施为句像表述句一样也有真假之分,施为句的适当性与表述句的真假性不是一个绝对的对立关系,中间还有程度的差异。他还发现有些句子既不属于施为也不属于表述,而是表示对听话人的影响或带来的某种结果。正是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奥斯汀继而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使言语行为理论进一步趋于系统化和精确化。

他把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分成三个层次:(1)说话行为。即用话语来表达或传达某种思想;(2)施事行为。指说话人通过话语实施或完成某种交际目的、意图的行为;(3)取效行为。即用话语来取得事后效应。奥斯汀还把说话行为进一步区分为三种行为:一是发声行为。即发出声音;二是发音行为。指发出符合某种语言习惯的音节和词;三是表意行为。指把发出来的音节和词按照语言规则构成有意义的话语。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分类缺乏统一的标准,而且标准之间有重叠现象。二是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和言语行为动词等同起来,分类中列举的动词类别重叠。实际上,言语行为与言语行为动词并不存在完全对等的关系,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动词都是言语行为动词,完成言语行为也可以不用言语行为动词。三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点研究说话人的施事行为,对取效行为研究不够,同时忽视了交际活动中听话人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以解释社会交往中的语言功能。事实上,任何一个言语行为的实施都包含着交际双方的背景知识、语境知识、社会关系、心理状态、说话人的意向和听话人的推理能力等因素。在实际交往中,交际行为的成功与否,除上述因素外,交际策略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对此却无暇顾及。四是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重归类,轻比较,分析有余,综合不足。

三、塞尔对盲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奥斯汀的弟子、美国哲学家塞尔在继承并修正奥斯汀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不仅继承和修正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而且把对言语行为理论和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提升到对人类交际的研究。他认为使用语言就像人类社会的许多其它活动一样,是一种受规则制约的有意向的行为活动。他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取消了以言表意行为,认为它与以言行事行为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用“命题行为”取代了以言表意行为,把言语行为分为四类: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塞尔提出了不同于奥斯汀的发话行为和命题行为这两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言语行为时把一句话的命题内容和它的施事行为联系起来。塞尔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比奥斯汀的划分更加深入和全面,但塞尔对奥斯汀的以言行事行为的分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奥斯汀的分类只是对施为动词的分类,而不是对行为的分类。塞尔对言语行为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把以言行事行为重新分为五类:即断定式、指令式、承诺式、表情式、宣告式。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语句的意向性概念。在言语行为之中,说话者用语言符号表达意向,但是语言符号本身并没有意向性,它是由心智的意向性派生而来。因此,意向性是语言交流的一大特征。塞尔在强调意向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行为规则的重要性,他认为意义是内在意向和外在言语行为规则相结合的产物,话语的意义不仅在于说话者的意向,还在于规则、约定、习惯等因素。

在言语行为理论发展阶段,塞尔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一个言语行为间接实施另一个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使人们意识到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话语意义不是一一对应的,一句话因语境不同可能同时具有多个话语意义,一定的话语意义也可以有多个句子形式来表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的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同时强调了语境和交际者双方共有的知识在理解话语时的重要性。

但是塞尔对施事行为的分类仍然有不足之处。第一,塞尔的分类前后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并不是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分类建立在言语得体的条件之上。第二,塞尔提出了区分施事行为的十二大准则,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只使用了其中的四个,这种做法让十二大准则失去了意义。第三,塞尔对言语行为的分类主要是从心理状态、适配范围和施事目的三个方面做出的,分类相互交错,如果换一个角度分析言语行为,就会有不同的分类。第四,尽管塞尔承认语境在间接言语行为的解释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提出在不同的言语行为中,语境条件必须具体化,否则无法准确理解话语含义。第五,塞尔把言语行为的研究局限于人的心智,忽视言语行为是一种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的特点,忽视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

四、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

随着言语行为研究进一步深入,语境、社会和文化因素进入了言语行为研究的领域。当代著名语用学家梅伊(ja.cob.l.mey)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语用学理论。他把语用行为界定为语境化的适应性行为,把所有使自已适应语境或者是使语境适应自己的交际行为,都归类于语用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间接言语行为、会话行为、非语言交际行为等。该理论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语用行为既产生于语境,同时又受语境所制约。梅伊的语用行为理论突出了交际行为的语境对语言使用的决定作用,强调语言交际是一种社会行为,社会在通过适当条件、规约、文化等方式发挥作用。

语用行为理论和言语行为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对“行为”一词的所指不同。语用行为理论的“行为”指主要通过语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包括说话、表情、动作等所有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而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为”则专指说话人的话语,即使用语言的行为。语用行为理论从语言使用和理解的角度,研究人们的交际自由、制约以及因此而决定的交际行为,把言语交际看作社团成员之间的社会文化行为,突出语境特别是社会、文化语境的重要作用。在语境中言语和非言语交际行为的地位是平等的。语用行为理论强调的是情景决定话语,即情景是第一位的,实际说出的话语是第二位的,因为施为行为和取效行为如何都最终取决于具体情景或语境。

语用行为理论把研究重心从微观层面的言语本身,转向宏观层面的以言语为主的交际行为和行为效果,把研究重点放在语境为交际行为(言语和非言语的)所创造的可能性或自由空间上,更加关注交际行为是否有效,认为凡是交际者在语境中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就是恰当的语用行为。语用行为理论在更高的层次上阐释了言语行为理论所描述和解释的语言现象,展现了当代语用学研究新的发展空间,预示着语用行为研究将成为言语行为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第5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综观式的表现方式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12)01-0044-02

后期维特根斯坦将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他的哲学被称为新哲学,它的主旨是要揭示什么是胡说,什么才是有意义的表达。若要给这种哲学一个定义的话。可以称这种哲学为语法考察,通过对语言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一种综观式的表现方式来促成理解,从而消除哲学问题。

一、哲学研究不是科学研究

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的成果就是揭示出这样那样的十足的胡话,解释我们的理解撞上了语言的界限撞出的肿块。”如果维氏对哲学有一个定义的话。那么标准的定义是哲学是“语法考察”或者“概念考察”,通过语法考察或概念考察以清除传统哲学的“理智病”。维氏说到:“我们的眼光似乎必须透过现象:然而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人们所说的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现象的可能性就是陈述现象的可能性,即我们怎样描述和表达现象。然而,哲学家的企图是透过现象探求隐藏的本质。维氏认为“无物隐藏”。即使有隐藏着的某种东西,我们也不感兴趣,“任何靠爬梯子才能达到的东西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语法考察不同于科学研究,它让一切如其所是,整理我们现有的东西,描述各种语言现象,将语言从形而上学的使用中带回到日常使用中来,不是要透过现象去窥探本质,这是科学的任务。科学就是要考察物理世界中的生活形式。透过现象窥探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但哲学面对的不是现象,更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而是如何表达现象。对于现象,我们不去想、去思考它背后的本质和规律。而只要看现象,描述现象,并如何陈述这些现象。维氏把这种考察定位为语法性的考察,通过这种考察来澄清哲学问题,清除涉及话语用法的误解。传统哲学家的问题在于他们把语法考察或者概念考察看成是追问本质,仿佛在语词所表达的现象背后有一种本质在支撑它们,哲学研究就在于找到现象背后的本质一样。

一般而言,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我们往往不会出错。当我们追问一个概念或考察语言使用的规则时。往往因为我们误将考察概念看成追问本质而造成错误,在传统哲学中。这种观念已经成了一种“迷信”,原因是哲学家误把哲学考察当成了科学考察。科学考察就是要发现新东西,建构新理论,即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本质,并建构一套详尽的理论来论证其科学性。与之相反,哲学“不可能是科学的考察”,“我们不可能提出任何一种理论。”科学考察与哲学根本不存在同构的关系。

哲学研究根本不是有关事物的本质的研究,更不是有关世界一切事物的本质的研究,而是有关如何看待世界的问题的研究,有关选择什么样的表现方式和概念框架的研究。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是语法的考察或者“概念研究”,而不是考察对象。比如,对于一盘棋,我们所要考察的是行棋的规则,而不是每个棋子本身的物理属性。另外,我们去研究语言现象也只是在描述一个个语言现象,而不是去解释,“每一个解释都是一种假设”,即“根据某种事先的假定对语言现象提出一种理论模型。然后再根据这种理论模型去说明其他已知的和未知的语言现象。”

二、新哲学

语言现象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每时每刻都熟视无睹的现象。但如何认识和解释语言现象,却始终是使人类感到迷惑的问题。有论者将维氏对语言现象的处理方法称为“语言现象学”,他的后期哲学也被称为“新哲学”。“新哲学”的意义主要是“消极的”,其最终目的是消除哲学问题。维氏认为,哲学问题是在语言休假或处于空转状态的时候产生的,传统哲学由于混淆了科学与哲学的界限,将追问概念看成追问本质,从而依照科学体系将其探究的结果构成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最大特征就是它所使用的语言不是处于使用中而是处于休假、空转状态下的语言。理解起来就像我们走在看不到北极星的热带雨林中一样。所以,“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找不着北’。”

各种哲学理论体系用处于休假状态下的语言来构筑一个个堡垒,认为这种语言只有确定的一种用法。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称之为‘符号’、‘语词’、‘句子’的,所有这些都有无数种不同的用法。这种多样性决不是什么固定的东西,一旦给定就一成不变;新的语言类型,新的语言游戏,我们可以说,会产生出来,而另一些则变得陈旧,被人遗忘。”“人们以为学习语言就在于叫出事物的名称。……命名就像给一件东西贴上标签。”“似乎一旦命名,下面再做什么就都给定了。似乎只有一种事情叫做‘谈论事物’。其实我们用句子做着各式各样的事情。……我们可以说,命名以及和它联系在一起的指物定义是一种特定的语言游戏。”在不同的语境中,一个词可以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表达不同的意义,处于空转状态下的语言,其意义并非是一成不变。并非是精确唯一的。“导致这类误解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语言的不同区域的表达形式之间有某些类似之处。”所以。“我们的语言于是却似乎有一种最终分析那样的东西。从而一个表达式就有唯一一种充分解析的形式。”这促使我们追求一种“特定的状态,完全精确的状态”,“这表现在对语言、句子、思想本质的追问中。”

哲学问题来自我们误解语言的冲动,误把休假中的语言和处于空转状态下的语言所具有的纷繁复杂的表达意义看作是唯一确定和可靠的,这种冲动是我们本身就具有的。这种误解语言的冲动被称为哲学的理智病,要治疗它,就得先顶住误解语言的冲动。为此,我们要钻进语言深处去看看我们的语言到底是如何起作用的,而不是误解以后,设想出语言的作用。通过描述语言的用法,把语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重新带回到日常用法。摧毁只是搭建在语言地基上的纸房子,从而让语言的地基干净敞亮。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到那里。不解释也不推论。哲学家的工作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采集回忆。最终,维氏是要消灭哲学问题,他说:“我们要做的不是用前所未用的方式把语词用法的规则系统弄得精粹或完善。”“我们所追求的清晰当然是一种完全的清晰。而这只是说: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

三、新哲学的任务

新哲学为哲学家提出的新任务是“通过提供相关的表达式的用法的综览式表现的方式,来澄清传统哲学家们的语法误解和混淆。治疗他们因此而产生的理智上的疾患和精神上的不适。”维氏说:“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综观式的表现方式居间促成理解,而理解

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从而,发现或发明中间环节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主要是因为语词的用法并非一成不变。“综观”的原文是“从高处看,因此能够一目了然”。我们不能综观词语用法的全貌,因为我们就在语言使用的地面上,没法到空中。如古人认为地球是平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无法跳出地球之外去综观地球。即使理论上证实地球是圆的,但人们还是不能“看”到地球是圆的。处在语言使用中的我们也是这样。在使用一个词的时候,就像我们走在地球的某个角落,我们不能跳出语言的樊篱。我们会使用一个词,但是却不能把它的用法完全地集中起来,而且语词的用法是动荡不安的,是会变化的。

假如我们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我们只能在其大街小巷中来回穿梭,除非借助飞机或者站上高塔,才能俯瞰这座城市,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综观这座城市的全貌。首先这座城市是不是过分地大不说,即使是很小的村庄,在一座山上就可以完全综览了它的全貌,但我们也不能得知这座村庄中的某一间屋子里的人在做什么。有人就给我们画地图,告知我们方向。拿着一个城市的地图,我们似乎已经综观了这座城市的全貌,但同样我们仍然不知道这座城市中的每一间房子里的人在做什么,也不能确保这栋楼里面的人天天都做同一件事情。等等。

然而这幅地图就没有用了吗?当然不是。我们恰恰需要它,“地图”就是一个地方的一种综观式的表现方式。通过它,原本不相关联的东西联系起来了,我们的零星所知和理解以及洞见得以连成一片,形成一个整体性的东西。综观式的表现方式促成理解,让我们看到联系,在语法考察上,尽管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但是要看看词语是如何使用的,看看它们的语法,看看它们和其他的“它们”的语法之间的联系。就像一个城市有很多个公交站。地图上通过将这些公交站用线路串联起来,我们就知道这是一条公交线路,这条线路又与其他线路互相串联,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公交线路网络。

不过,地图不是城市本身。就像语法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语言的中间环节,但这种中间环节还不是语言本身,更不是语言的本质。它只是促成我们的理解的一种综观式的表现方式、语言中的语法规则。在语言游戏中,我们通过语法考察,可以从不同的语言游戏中获得类似的中间环节。促成我们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理解。语言游戏是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的,可以说语言游戏就是生活形式,也可以说语言就是生活形式。所以“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游戏规则就是语法规则。新哲学毋宁就是这种语法性的考察,而且,这种考察我们只要愿意就可以中止。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陈嘉映,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J],现代哲学,2006,(05):90-102

[3]韩林合,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09节的翻译及理解问题[J],世界哲学,2011,(03):25-37

第6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關键词:语言学转向;语言图像论;语言游戏论;反本质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5—0024—05

在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语言哲学取代认识论成为了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语言哲学一直把消除日常语言的歧义性、澄清语词的意义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他们或者是构造人工语言,试图把语言大厦构建在没有歧义的逻辑原子基础之上;或者是从分析日常语言本身人手,澄清我们理解的具体语境,以试图使我们达到无歧义、无误解的交流目的。而在这些理论尝试中,维特根斯坦占据着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他一生创立了两种迥然不同的哲学理论,分别影响了分析哲学中的两大流派: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分析维特根斯坦前后期思想转变的历史背景与原因,比较其前后期哲学思想的转变,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它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脉络。

一、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的理论背景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贯穿于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过程之中,这一“语言学转向”的历史背景也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发展的相關背景。19世纪末,认识论哲学面临重重挑战,许多哲学问题用传统的认识论哲学方法已不能解决。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哲学究竟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哲学的方法又是什么?哲学的价值何在?等等。这些讨论实际上意味哲学开始对自身进行反思,以期寻找到哲学新的发展方向。这种哲学反思奠定了“语言学转向”的必要条件。

“语言学转向”作为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革,它体现了哲学思维发展的内在要求。首先,理论表达必须借助语言,没有不通过语言表达而独立存在的理论。对理论的探讨往往同对表达理论的语言所进行的分析相联系,合理的哲学思考必须以正确的语言运用为基础,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其次,哲学中诸多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往往是同语言的表述与解释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通过“语义上溯”,即把所讨论对象的本体论地位悬置起来,先用统一的语言进行表达和重新解释以求理解上的一致,以避免那些无意义的争论,这显然是一种有利并且必要的策略。因此,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哲学思维的彻底否定,而仅仅是要对传统哲学中由于语言误用而失去意义的问题进行清理。应该说转向后的哲学与传统哲学在研究的对象上是一致的,都涉及本体与认识论问题,这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中表现得最充分。“语言学转向”的变革之处在于对哲学研究策略的建构:既然哲学对命题意义的分析如此重要,就不能再认为哲学的目的与其他科学一样是为了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而应将哲学看做一种活动的体系,即发现与确定命题意义的活动体系。由此,把哲学视作分析活动成为现代分析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

现代逻辑的产生与发展是导致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弗雷格与罗素所创立的现代逻辑提供了一种系统而科学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对哲学概念、哲学命题进行有效的分析,为解决哲学难题奠定方法论基础。具体来讲,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一方面可以对日常语言中具有本质意义的哲学概念进行分析描述,例如通过符号化逻辑系统,可以对存在、必然、可能等哲学概念进行精确的逻辑分析,将其内在的深刻哲学涵义显性化,同时还可避免由语言的含混和歧义所导致的理论混乱。另一方面,现代逻辑所倡导的是一种演绎推演的数理方法,它强调思考的严密谨慎以及论证的科学性,这有别于传统的哲学思辨与经验分析方法。现代逻辑分析方法融入哲学导致了这样一种趋势,要解析诸如有關世界与认识的本质这样的大问题,必须从精细分析基本概念范畴人手,确立分析讨论的主体间性,才可能寻求合理的答案。因此,哲学研究不再从分析追问一些形而上的抽象问题人手,而将重点集中于基本概念范畴的分析上。注重语言分析成为现代主流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也将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体现了现代科学发展对哲学的深刻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猛发展的科学理论,尤其是相对论与量子力学,证明科学理论与经验之间存在一种间接联系,科学理论并非都直接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之上。因为实在并不仅仅表现于直接可观察的现象中,还表现在运用科学语言建立起来的科学理论中,这些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微观与宏观世界是无法直接用感官观测的。我们要达到对这些领域的认识,需要科学假设以及在此基础上运用科学语言建立起的科学理论。因此科学理论成为把握实在的關键,如何描述科学理论便成为人们關注的重点。科学理论通过特定语言系统来描述解释客观实在,正如奎因所指出的:“本体论所描述的对象依赖于人们使用变元和量词所意指的东西……因为在任一情况下,问题并不在于实在是什么,而是人们所说或意含的实在是什么。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实在依赖于语言。”科学语言的合理构建将推动科学理论发展,而语言内在结构存在缺陷就会制约科学理论的进步。语言分析在理论构建中的重要性已成为科学家们的共识,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哲学。

总之,20世纪哲学领域内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是从關注本体论的古希腊哲学转向關注认识论的近代哲学之后的又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体现了这一转变的基本特征。

二、前期哲学思想及其转变的原因

维特根斯坦前后期哲学转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前期语言观有缺陷,导致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一种全新的语言观。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是少有的關注本体论的语言哲学家,正是发现了自己前期哲学的本体论存在缺陷,促使他改变前期哲学的本体论,进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哲学观。

前期维特根斯坦是一个逻辑原子主义者,理想语言的理论困难促使他的语言观发生转变。根据逻辑原子主义的观点,理想语言是一种逻辑上完善、具有确定意义的语言。一种语言要成为理想语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该语言必须符合逻辑句法要求,并且具有确定的意义。在语言图像论中,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一般命题,原子命题包含名称词,名称词意义在于对简单对象的指谓,原子命题的意义在于与原子事实的一一对应關系,一般命题则是原子命题的真值函项,由此决定了语言的意义在于它是世界的图式。然而,这样的一一对应關系真的存在吗?虚构的名称词,如“贾宝玉”与什么对象相对应?有的命题在不同的情况下描述不同的事实,如“树上有一只啄木鸟”,能说它与哪个事实一一对应?显然,逻辑原子主义的意义理论所主张的一一一对应關系不存在。

理想语言的另一个困难是,即使我们承认命题是事态的图像,真命题是事实的图像,即把命题与事实的關系看做一种投影關系,用这样的投影關系来解释命题中思想如何描述世界,但这种意义上的图像關系仅在原子命题层面上可以考虑,却无法在量化命题与事实之间建立图像關系。前期维特根斯坦将量化命题处理为最大析取或者合取式。也就是说,一个量化命题在逻辑上等值于它的原子命题的最大析取或合取式。如果是这样,那么上述析取或合取式就要穷尽具有相同性质的一切个体。但经验论告诉我们,当个体有无限多时,我们是无法穷尽它们的。因此,试图通过理想语言得到普遍事实是不可能的。构造理想语言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成为维特根斯坦彻底放弃前期哲学思想的重要原因:用理想语言来彻底解决哲学问题的企图是不切实际的。

维特根斯坦哲学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前期哲学本体论中的缺陷。他对本体论哲学的特别關注使他不能容忍这样的缺陷,因而需要进行哲学改造。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建立的本体论思想包含两层内容:一是以事物的存在为其哲学的本体论前提。维特根斯坦认为事物对象的存在是命题具有意义的前提,因为命题中含有事物对象的名称,名称的意义在于其指称的事物对象。二是通过语言分析来获得世界的逻辑结构。世界的逻辑结构可以概括为:事物对象构成事态,真实的事态构成事实,事实的总和构成世界,语言则在各个层次上与之相对应,因而世界是语言的本体论基础。显然,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本体论具有本质主义的倾向。

基于这样的本体论,维特根斯坦力图划清可说世界与不可说神秘之物间的界限。这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以及结尾中都说得很清楚:“这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在给罗素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主要之点是關于命题——也即语言——可以表达的(也即可以思的)东西和命题不能表达而只能显示的东西的理论。我相信这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尽管维特根斯坦自己没有作更多说明,但从他对“可表达东西”的讨论可推知,所谓神秘之物中首先有由人自身构成的世界,包括人的行为、人的心智等等。神秘之物不可说是因为基于《逻辑哲学论》的本体论,我们还没有语言工具能有效地对其进行描述,这并不意味着神秘之物可以被忽略。我们甚至可以说,维特根斯坦建立世界本体论将世界划分为可说的与不可说的,其目的是要保护不可说的神秘之物的地位。

那么,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目的实现了没有呢?我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划界只达到了将世界与神秘领域划分开,并未达到保卫神秘之物的目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维特根斯坦是从可说的世界,运用现代逻辑技术进行语言分析,从可说世界的角度限定了世界的界限,划分出了神秘之物。那么,可说世界与神秘之物间有何關系呢?由于维特根斯坦是从可说凿界的角度来划分世界界限的,因此他主张的本体论只包含了可说世界的本体论,神秘之物不包含在可说世界之中,并且与可说世界对应的语言也排斥任何有關神秘之物的表达。因此,可说世界与神秘之物之间缺乏可通达關系,没有联系,可说世界甚至排斥神秘之物。这样,以可说世界为基础的本体论不仅不能保证神秘之物的存在,还完全可以将神秘之物当作累赘消除掉。

另一方面,从哲学实践的角度看,因为逻辑实证主义更注重逻辑与科学的作用,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传承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人总是抛弃了维特根斯坦關于不可说的神秘之物更重要的观点,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下反对将神秘之物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实证主义认为我们能说的东西就是生活中所有要紧的东西。——这一点是它的本质。而维特根斯坦狂热地相信,根据他的观点,人类生活中所有真正要紧的恰恰是我们应当对之沉默的东西。”另外,“神秘主义毕竟与逻辑——语言分析没有必然的联系,采取这种方法并非只能通向神秘主义。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与卡尔纳普的逻辑实证主义从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得到启发,用类似分析的方法来论证一种世界观,但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却是经验主义的,没有一点神秘色彩。”这意味着站在逻辑实证主义立场上不可能修改理论以适应对神秘之物的研究。

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这种由狭隘的本体论造成的世界与神秘之物的矛盾,通过修改原有理论难以化解,这迫使维特根斯坦抛弃其前期本体论观点,从而使整个哲学思想发生了彻底转变。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建立了语言游戏说,在语言游戏中消除了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他力图真正实现事实世界与神秘之物的统一,以解决前期本体论中隐藏的内在矛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不仅仅是对前期哲学的批判,更是在深层次上对前期哲学的补充与完善。

三、后期哲学思想及其影响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其前期思想的批判是颠覆性的,涉及的内容广泛。在此笔者着重阐述前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任务与性质的不同观点以及本体论基础的转变,来说明他前后期哲学思想的特点。

维特根斯坦首先放弃了构造理想语言的主张,转变为对日常语言的分析。维特根斯坦构建理想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解析语言内涵的世界图像,以排除语言的混乱。然而,图像论就像一把双刃剑,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用语言来说明什么,但它也是有害的,因为语言能够使我们产生错误的图像。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难以摆脱那样的想法,即认为使用一个语句就意味着要对每一个词都要想象一样东西。”然而,当“我们用词进行计算,操作,并且随着时问的流逝,我们把它们转换成时而这种时而那种图像”。如果以为图像是语言的本质,这实际上是用图像把我们禁锢起来,图像也就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用理想语言构建图像论实际上是用语言的部分功能替代语言的所有功能,它并不符合人类对语言的运用实际。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上来”。维特根斯坦正是在分析人们日常使用语言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说。

基于语言游戏论,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任务与性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主张哲学是活动,其任务在于分析语言,清除语言的混乱,解析其内涵的世界图像,因此“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而在《哲学研究》中他却认为:“哲学不应以任何方式干涉语言的实际使用;它最终只能是对语言的实际使用进行描述。因为,它不可能给语言的实际使用提供任何基础。”维特根斯坦抛弃了前期所持的“语言图像论”,否认命题与实在同型同构。对于哲学的性质,他指出,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哲学的考察不可能是科学的考察,“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说明,而仅仅代之以描述。这种描述是从哲学问题中获得光明,也就是说,得到它的目的。”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观点也颠覆了人们对哲学的传统看法。

维特根斯坦哲学观的转变还体现在他对逻辑和数学的看法上。前期维特根斯坦给予逻辑很高的理论地位,他认为逻辑提供了理想语言,借助理想语言可分析出自然语言的本质结构,进而分析出语言所内涵的世界图像。对于逻辑的重要性,他形象地比喻说:命题借助逻辑的脚手架来构成世界;命题只是就其在逻辑上有秩序的而言才是情况的图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演算,他认为数学是一种逻辑方法,前期维特根斯坦非常强调数学的重要性。后期维特根斯坦则不同,他否定了逻辑至高无上的地位,否定数学对哲学有巨大作用。他分析指出,数学虽然是用特殊语言构造的系统,但它的表达式也只在系统定规则下才有意义,因此它同一般语言构建的理论系统并无根本的差异,它们面临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因此,哲学让数学保持现状,任何数学的发现也不能推进哲学。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哲学的任务并不是通过数学或逻辑一数学的发现去解决矛盾,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看清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数学的现状:在矛盾解决之前的事态。”哲学的任务在于通过研究语言表达式的用法来排除因对它们的误解而产生的哲学困惑,他把这种研究称为“语法研究”。他说:“我们的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这种研究通过消除误解来澄清我们的问题。”这些關于词的用法的误解,除了别的原因以外,还是由于不同语言领域的表达形式之间的某些类似所引起的——其中有些误解可以通过表达式的替换加以消除,可以把这称为对我们的表达式形式的一种分析,因为这个过程与把东西拆开的过程有所类似。

维特根斯坦最具代表性的哲学转变是他后期所持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早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详细论述了有關语言与世界具有本质结构的论点:语言和世界之间存在相同的逻辑结构,语言能够描述世界,世界能被语言言说,语言是世界的图像。由此,语言与世界是同型同构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本质主义语言观。但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对他的上述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如我们前面讨论的,他的语言游戏说根本否定了有所谓语言本质东西的存在,他的“家族相似”概念否定了语言与世界之间有结构对应關系。他提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在语言游戏中的用法相關,而语言的用法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可以充当语言的本质。因此,哲学只能从描述语言的实际用法着手,逐步澄清哲学的混乱。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语言观并不否定语言有指谓的功能,它反对的是把语言指谓固定化,反对有“语言本质”那样固定不变的东西。它强调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运用的语境相联系,是发展的和变化的,语言意义具有多样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一种用全面的、相互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辩证法思想。

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關于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同其用法规则相關论述中提出语法规则中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的区分,尽管他并没有对二者的区分作具体说明,但却启发了乔姆斯基,后者建立了转换生成语法,开创了语言学研究中的乔姆斯基革命。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极大地影响了芬兰哲学家辛提卡。受语言游戏说的启发,辛提卡试图建立一阶逻辑的游戏(博弈,Game)语义模型。沿着这一思路,辛提卡提出模型系统概念,使知道、相信等认知概念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逻辑解释,奠定了现代认知逻辑的理论基础,辛提卡因此被尊为现代认知逻辑的奠基者。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对现代语言哲学,尤其是日常语言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哲学研究》是研究语言哲学必读的经典。

第7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 西方语言学 理性主义 表现形式

在西方哲学史的认识论中存在着两大主要阵营,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其中理性主义(又称唯理论),在狭义上,是一种片面强调理性作用的关于认识的理论或学说。它同经验论相对立,认为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可靠知识不是来自经验,而是与生俱来的,或是从先天概念出发的逻辑推理得到的。[1]理性主义者认为,对真实知识的追求,不是建立在感觉印象基础之上的,因为感觉印象常常出错。人类具有理性,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因此,他们特别强调理性思维。语言学与哲学是分不开的,如何观察世界就决定着如何看待语言。[2]因此,在西方语言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中都可以发现理性主义的影子。梳理理性主义在西方语言学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为我们认识西方语言学史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对于当代语言学的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一、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古希腊是欧洲语言研究的发源地。古希腊人的语言研究常常与哲学研究难解难分,语法被当作哲学的组成部分。古希腊最早接触语言问题的是一批哲学家,他们把语言问题当作哲学问题的一部分看待,从哲学的角度分析语言现象。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哲学进入系统化时期,代表人物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总结了以前各派的哲学思想,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柏拉图创立了“理念论”(又称形式理论),他认为理念存在于感官事物之外,普遍存在于个别之外。他认为理想的世界存在于被智慧捕捉到的理念之中,从而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和形式主义研究范式的基础。柏拉图为了论证其理念论提出了“回忆说”。他认为,人的感觉只能认识变灭的、不真实的事物,而不能认识永恒的、真实的理念,人们关于理念的知识通过回忆才能获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唯理论“天赋观念”的雏形。受认识论的影响,柏拉图在语言研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理性主义倾向。他认为真实存在的是事物的本质,即他所谓的理念,理念世界只能由思维来认识,而知识也就是对理念的命名;意义在于语言(名字)和事物间的“自然关系”,似乎由认识者对着理念说出便成。[3]

古罗马与古希腊来往已久,到公元3世纪古罗马帝国征服古希腊城域之后,古希腊虽然是战败者,但是它的科学文化却对古罗马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古罗马人所用的拉丁语与古希腊语的结构比较接近,所以古罗马人在继承古希腊人的学术和艺术方面成就的同时,也把古希腊人关于语言学的思想争论和语法范畴运用到对拉丁语的研究中去。沿用希腊语法理论和语法范畴描写和分析拉丁语是古罗马语法研究的特色。因此,其认识论的基础主要是经验主义。

二、中世纪

中世纪学术的突出特点是,教会势力增长,并且左右着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基督教势力强大,经院哲学达到全盛。

这一时期在语言学上最值得关注的是经院哲学影响下出现的由摩迪斯泰学派的学者们建立的思辨语法。思辨语法遵循理性主义传统,它是把普利西安和多纳图斯对拉丁语语法的描写融入思辨哲学体系的产物。与过去单纯教授学生不同,在思辨语法学家看来语法的理论基础应当属于哲学家的研究范围。于是,哲学在语法研究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导致了普遍语法观念的产生。在中世纪,拉丁语是当时唯一的学术语言,思辨语法学家虽然用拉丁语写作,甚至举例也使用拉丁语,但是,他们却试图对拉丁语语法所体现出的规则赋予一种普遍的有效性。从12世纪开始,思辨语法学家不再满足于对语言现象的描写和说明,而是要探索语言的内在原因和深层的语言理论问题。如果说以普利西安为代表的古典语法学家及其拥护者面向语言材料,其材料主要来自文学文献和古典用法,那么,思辨语法学家则主要面向语言理论。此外,在例证的选择上,思辨语法学家也呈现出理性主义倾向。他们几乎用程式化的形式编造自己的例句,不考虑实际的言语,也不管适用的情境是不是可能。

三、文艺复兴时期及以后

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逐渐波及整个西欧,16世纪达到高潮,16世纪末接近尾声。文艺复兴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的伟大文化运动,是一个自我觉醒的时代。极力宣扬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反对宗教桎梏,要求个性解放,提倡研究古典希腊和罗马的哲学、文学和艺术,追求科学知识,主张客观的科学调查研究,是当时的总体精神面貌和基本科学特点。

第8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布莱克维尔中国古代哲学文献选编》;中国哲学西译;世界观;宇宙论;盎格鲁―欧洲中心主义

基金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预研究项目“德国观念论中的实践哲学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20706)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5-0031-09

一、解释策略

本文的思考源于笔者在编纂新版《布莱克维尔中国古代哲学文献选编》(Blackwell Sourcebook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以下简称《选编》)时所遭遇的挑战。在上一代非西方哲学的资料选编中,陈荣捷(Wing-tsit Chan)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1963)(以下简称“陈编”)功不可没。重要的是,它产生了一套核心哲学术语的翻译准则,学者们已经将其视为中国古代哲学词汇在“直译”之外的翻译标准。陈编首次出版至今已有几十年,新近出现的许多译本在核心哲学术语的翻译方面通常都是不加批判地沿用了前贤的翻译准则。在我们这本新的文献选编中,我们采取新的标准词汇。这套词汇注重与“中文”哲学词汇保持字面关联与亲近感,与此同时又将“中文”哲学词汇重置于其自身所处的世界观与常识之中。

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思考了一种特定的世界观何以沉积于言说它的那种语言之中:

所有印度、希腊和德意志的哲学运思之间令人惊异的家族相似很容易得到充分的解释。

如果具有语言的亲缘关系,那就不免要出现以下情形:由于和语法相应的共同的哲学――我指的是由同样的语法功能所产生的无意识的引导和主宰作用――已经为哲学体系的相似的演化和秩序事先准备好一切,而解释世界的其他可能途径似乎已经被锁闭①。

尼采然不会赞同强的语言决定论,即我们的语言必然地决定了我们以某种方式来思考。相反,尼采只是认为,一种语言及其句法历经岁月的沉淀而被赋予了特定文化有关人类经验的意义何在的种种洞见。各种自然语言及其结构倾向于揭示出各自文化中默认的世界观以及经过凝练的常识。换言之,我们的语言“说”我们,正如我们说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语言使我们倾向于用某种方式而非另一种方式去理解我们的经验,促使我们提出某些问题而非另一些问题。

尼采反思德、法等语言是如何产生词性的(例如,法语中的阴性名词latable和阳性名词le soliel)。他说道:“当人类赋予万物以性征的时候,不是在游戏,而是获得了一种深刻的洞见……”② 事实上,在尼采自己的著作那里,我们就看到了他所思考的上述解释问题的一个实际教训。我们的语言是保守的,总是希望按照其自身的叙事手法来言说,倾向于拒绝与过往之事相脱节的新观念。常识也是顽固的。尼采宣告“上帝死了”,批判亚伯拉罕传统的文化经验中已经深深地嵌入了其语言的某种根深蒂固的超越论――此时,尼采本人必须求助于并高度依赖于修辞性的和文学性的辞藻而非更“直白的”语言,这恰恰因为他试图用来表达自己革命性观念的西方语言浸染着超越论,从而挫败、损害甚至背叛了他。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区分了语言(langue/language)和言语(parole/speech)。所谓语言,乃是一个语言系统历经演化的、理论的与概念的结构,它由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文化智慧所塑造,并使得有组织的言语成为可能。所谓言语,则是我们在个人的言说(utterance)中对任何自然语言的使用。我们不妨在此借用这一重要区分③。我们多元主义者需要语言和言语之分来支持我们的下述主张:汉语尚未发展出、或尚未获得一个本土的概念或术语来表述亚伯拉罕的“God”观念。与此同时,这一区分又让我们坚持认为,这样的汉语拥有足够的语义和句法资源来恰当确切地表述“God”观念。同样,在西方语言中,找不到词汇来充分恰当地处理儒学的概念结构。“礼”在英语或德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尽管我们关于“礼”可以用这两种欧洲语言讲很多东西,而且非常清楚它的意思是什么。

杰出的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Graham)近来(特别是讨论古汉语的时候)认为,在描述中国“气”宇宙论的流变事件的时候,古汉语的句子结构使我们处于一个过程世界之中。我们追问这一过程世界“来自何处?”,同时也追问它“在何时?”,因为它是动的④。葛瑞汉这里所说的正是,在中国宇宙论所理解的万物自然发生的秩序里,我们感受到的任何连贯性都不仅是抽象的和理论的,而且还是历史主义的。因此这种连贯性是由演化过程定的时间、地点及其应用所规定。葛瑞汉在中国宇宙论的脉络中追问人性。人性被理解为某种不间断的演化进程而不是某种本质的、“永恒的”特性或者天赋,从而超越了“人性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因此,葛瑞汉必然要问:“被如此理解的人性,它在哪里?”“人性被如此理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被如此理解的人性如何服务于人类经验?”事实上,在普遍、永恒(“通”)的意义上所理解的宇宙秩序以及在其中自然发生的万物,也必然同时是有方所的、具体的和无常的(“变”)。在中国宇宙论看来,我们周围的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时间、空间以及所达到的生命品质都必须视为必然发生的过程中的不同面向。葛瑞汉关于中国宇宙论的洞见提示我们,用来表达关于人类经验的某种理解的所有理性结构(我们会用到的理论、概念、范畴、定义等)本身最终也会被它们所解释的一直在变化的对象所改变。对变化的世界的理解,其本身就处在变化过程之中。

为了对上一代出现的新译本公道起见,我们必须问:欧洲语言长期浸染着实体本体论(substance ontology)――德里达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语言”,它们最终能否真正地“言说”作为这些中文文本之根基的过程性的世界观?像《易经》和《道德经》这样的文本翻译成英文之后仍然能够传递出它们所运用的世界观吗?更要紧的是,对于我们正在做的这项工作来说,这部新的《选编》如何建议大家努力将中文文本置身于它们自己所N含的世界观之中?

二、发展一套基本中文词汇的资源

如果说维特根斯坦深刻地断言了我们语言的界限正是我们世界的界限,那么为了用中国哲学自己的术语来理解中国哲学,或许我们需要扩展我们的语言。我们这本《选编》自觉的策略是,超越逐字翻译,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提供一种工具,帮助他们对整套批判性的中国哲学术语产生自己的精微理解,从而能够读懂那些有重要影响的文本。必须对中文核心词汇本身体贴入微,除了培养出这样一种语感之外别无他途。其实从长期来看,逐字翻译适得其反,因为它鼓励研究者在阅读这些文本时漫不经心地依赖翻译出来的术语通常的含义(例如,“Heaven”),而不是依赖蕴含在复杂的、处于有机联系中的中文术语自身(例如,“天”)所具有的意义域。把“天”理解为“Heaven”而不是“天”,对文本的阅读就非常不同了。

不妨做个类比。如果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去研读希腊哲学,为一些经典的希腊哲学术语(例如logos,nomos,nous,phusis,kosmos,eidos,psyche,soma,arche,alethea等)发展出一种细致的理解,那么可以想见,我们会去查明自己未经批判的笛卡尔式的预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以古希腊哲学自己的术语来研读古希腊文本。类似的,通过去理解和调用那些作为中文文本之主轴的核心哲学术语,研究者将能更好地在其原初思想地图中定位这些重要的著作。

与这种尽可能以传统自身的术语来理解传统的策略相反的思路,是对中国哲学进一步的殖民以及对其漫长历史的随意删节。我们必须拒绝这种无意识的前提,即认为对于这个传统而言,它在晚近与西方学术词汇遭遇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这种未加批判的思路将中国哲学特有的美学与文化叙事的独特性、异质性及其内在价值置于真正的危险之中。

正是出于以中国哲学自身的术语来理解中国哲学的努力,这本新版《选编》的第一部分力图展现传统自身内在的预设及其自身不断变化之中的自我理解。读者通过仔细阅读导论《中国自然宇宙论:一个解释语境》,很可能会对一些标定了中国哲学叙事独特个性的背景性的、持久性的预设变得敏感。正是这些预设贯穿在这些哲学词汇之中并设定了其意义所在。

那么,我们是不是将这些一般的文化预设视作中国宇宙论本质的、不变的条件?当然不是。但是,正如我在设定这种解释语境时所指出,在不具备抗拒文化还原主义所必需的解释学的敏感性的情况下做文化比较是有风险的。风险在于:我们可能会根据自己文化的侧重点来过度书写这些文本,从而在这个过程中使得我们原本不熟悉的世界变成了我们熟悉的世界。

为了尊重中国哲学独特的文化背景,郝大维(David Hall)、罗思文(Henry Rosemont)和我多年来编制了一套相当丰富的词汇表。这套词汇表描述了一组核心哲学术语的演化。研究者在研读时可以不断地回到这些哲学术语。不过需要澄清的是,在这本《选编》中,我们的计划不是用另一套仍然可以进一步讨论的翻译来取代一套有问题的翻译。相反,为了推动和鼓励研究者参考我们的这套解释性的词汇表,核心术语除了替它们在文本中“占位”的翻译之外,还标注了汉字和罗马拼音,并且允许同一个中文术语有时在不同的上下文中采用不同的翻译。我们的目的是鼓励研究者在译文、哲学导论以及核心术语词汇表之间往复,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能够开始将“天”、“道”、“仁”、“义”等中文术语据为己有,从而发展他们自己对这些术语更为坚实的理解。最终对于这些理解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而言,“天”一定是被理解为“天”,“道”一定是被理解为“道”。

三、翻译的解释性

在我们更早些时候涉足中文经典翻译时,郝大维、罗思文和我在这些翻译中发展出一种结构,包括哲学导论、变化中的核心哲学术语词汇表,以及自觉的解释性的翻译。这本《选编》同样采用了这种结构。上文已经说明了为什么要有一个论域宽泛的导论和一张词汇表。我们的翻译是一种“自觉的解释性的”翻译,这不是说,容许我们以及我们的翻译中有盲目推测,也不是说,我们像其他译者一样是“逐字”翻译。相反,我首先会坚持认为,任何自称的逐字翻译不仅是幼稚的,而且它本身首先就是一种“客观主义”文化偏见。每一代人都会在自己的想象中选择、研究并重塑一些早期思想家,每一代人也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重置世界哲学的经典作品。我们也无可逃避地属于某个时代、某个地域。这里讲的自觉并非不尊重中国哲学叙事的完整性,而是接受传统之解释性的一个基本前提:文本的意义自然发生;无论喜欢与否,我们翻译者对于意义的生成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解释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

一般而论,我会认为,作为目标语的英语总是附带着文化上的预设,如果没有我们这本《选编》的导论和术语词汇表所讲的“自觉”,那么中文文本的哲学含义会大打折扣。进而言之,如果译者缺乏自觉,没有正视自身所带有的伽达默尔所讲的“前见”⑤,却辩解说自己依靠的是“客观的”专业词汇――它们被视为真理之源,但事实上它们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文化偏见色彩――那么,这样的译者便在双重意义上辜负了读者。也就是说,这样的译者不仅没有提供自己所承诺的对文本的“客观”解读,而且也未能提醒忠实的读者注意,无论译者是否愿意,都已然在自己的翻译中植入了文化预设。

四、以哲学的方式阅读哲学文本

准备一本新的中国哲学资料汇编必须考虑当前形势的风云际会。当前的形势推动了对经典中文文献的重新评估。首先,中国持续的考古大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比传世文本更早的版本,这些版本未曾经受在两千年的流传中不可避免的歪曲变形。这些发现还让我们找回了数千年前从我们视野中消失的文本资料。在许多情况下,需要根据这些新发现的文献重新评价我们之前对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的理解。正是这些哲学著作定义了古典时期,并且自那时起一直作为权威性的文本。

至少,这些新获取的文献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重新翻译这本资料汇编中所节选的重要文本。这些令人激动的考古新发现使重新评价成为必要。此外,还有一个甚至更有力的理由让我们编一本新的中国哲学资料汇编。直到最近,最专业的西方哲学家鲜有兴趣站在中国哲学支持者一边,主张中国的古代文本中具有重要的哲学意涵。确实,地域上的标准而非哲学上的标准,排他性的辩证叙事而非诸哲学传统的家族相似,这些一直是令各种哲学传统无法作为整体得到应有的研究的症结所在。结果,那些极为“哲学的”文本没有在专业哲学的书房里得到应有的对待。

“哲学”作为学科专业在历史上主要把自己定义为盎格鲁―欧洲的。在剑桥、法兰克福和巴黎是如此,在北京、东京、首尔、德里、内罗毕和波士顿也是如此。出于很多原因,当然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欧洲之外的学院派哲学家不仅让自己默认了盎格鲁―欧洲哲学在哲学学科中的垄断地位,而且通过自己不懈的研究使欧洲哲学在自己本土最好的学院成为主流课程。在这种持续的自我殖民化的过程中,本土的哲学传统――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南亚的、非洲的甚至美洲的――都被边缘化了,而英国经验论和大陆唯理论的继承者在本土以外的领地一再发起战争。也就是说,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本土哲学不仅被西方哲学家所忽略,与此同时,它们在本土文化中也被明显地边缘化。在这个问题上,詹姆士(William James)是正确的。1901年,他在爱丁堡的吉福德讲座中就指出:“对我们美国人来说,我们从欧洲学者的书本中得到教导,与我们从现实的声音中得到教导,是非常类似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倾听欧洲人的谈话是如此自然的事情。”⑥ 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詹姆士在美洲哲学家之外还加入亚洲和非洲哲学家作为欧洲哲学看似“自然的”听众,那么他在演讲中就可以更为准确地说出他对专业哲学的自我理解。这种理解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富有生机和活力。

五、作为“东方宗教”的中国哲学

考虑到本土哲学传统的这种边缘化,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专业对于我们学界和共同体来说,还有一个尚未履行的责任。这是在非常晚近才开始被提及的。哲学家的一项根本工作在于,界定和描述人类经验的一般特征,进而在一个尽可能宽广的语境中为今天的难题确定方位。借助缜密的批判与说服,哲学家有责任为社会提供智识以应对这些难题,有责任为这些论题建议种种解决方案,由此而赢得他们所服务的共同体的拥戴。人类活动的这些重要的一般特征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期有着显著的不同。事实上,考虑到我们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哲学家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有责任去找出并理解那些区分不同文化的非共享的预设,从而阻止一种有害的文化还原主义,以及由这样的种族中心主义所带来的误解。中国哲学是世界上近四分之一人口所继承的一个传统,而我们相对缺少阐释中国哲学的哲学家,这已然损害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⑦。近年来专业哲学对学科采取一种更为包容的理解,我们只能希望这种趋势能够继续下去。

这种历史性空白所造成的解释后果是严重的。人们基本上承认,西方人文学者在力图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文献的过程,许多心照不宣的西方预设和一般特征已经不可避免地侵入到对中国文本的理解当中,并且已经赋予了这些理解所借以得到表达的词汇以特殊的色彩。中国哲学已经被西方哲学的旨趣所笼罩,就此而言,中国哲学通常不是在自己的范畴和哲学问题框架中得到分析的。

事实上,在过去数世纪的文化碰撞中,用来将古汉语文本翻译成西方语言所建立起来的词汇已然充斥着一种常常是无意识的基督教框架,这种汉语文本“基督教化”的影响今天仍然显著。汉英词典是用来保存我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的,然而有大量明显不恰当的翻译成为汉英词典中的标准翻译。例如,“the Way”(道)、“Heaven”(天)、“benevolence”(仁)、“righteousness”(义)、 “rites”(礼)、“virtue”(德)、“substance”(体)、“principle”(理)、“material substance”(气),等等。一个西方研究者会把大写的“Heaven”理解为超越性的上帝的转喻词之外的其他概念吗?作为某人的子女而生活就是“礼”吗?我们可以把那种有教养的、在认知、道德、审美、宗教、身体等等各方面堪称完美的人化约为“benevolence”这种单一的精神特质吗?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又会在什么时候以及何种语境中说出“righteousness”这个词呢?

西方读者已经很熟悉这种通过现有的翻译惯例来理解的中国哲学。这样的中国哲学先是被“基督教化”,继而是近年来的被“东方化”,并且被视为一种诗性―神秘―超自然和宗教的世界观予以贬低,以保卫我们逻辑―理性―文明的以及绝对世俗的自我理解。在大多数欧美书店和图书馆中,中国哲学的经典通常被摆在宗教经典和新时代之间。如果归类的,这类书建议上架的位置也很可能是某种“东方宗教”。尽管我们现在编选的这部书的书名为“布莱克维尔中国古代哲学文献选编”,我估计你无法在“哲学”类书籍中找到它。

近年参与到对经典中文著作翻译的汉学家当中,很多更具有哲学倾向的人现在也承认,更完整的语义学基础储备对于翻译这些哲学文本是必需的,而且他们正在努力超越那些带着他们自身文化感受力的习焉不察的“常识性”词汇。事实上,近年来对现有哲学文本的新版本的发现,未来对久佚的哲学文本的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许多经典的重新翻译,这些都为哲学家推进并重新思考哲学词汇的标准翻译提供了理由和机会。最要紧的是,它对我们提出了挑战:我们要借助想象,努力将这些文本放置在它们自己的世界观中予以解释,从而以它们自己的术语来加以理解。

六、解释上的不对称性:亚洲本土语言和现代性语言

有一种复杂的不对称性,它不断地阻碍我们在中西哲学叙事之间做出负责任的比较研究。简言之,我们总是倾向于不断地以西方哲学的预设来理论化中国传统,把中文概念硬塞进并非它们自己的各种范畴之中。我们倾向于这样思考哲学的细微差别:“墨家的功利主义是行动者中立的还是行动者相关的?”但我们不会去问:密尔是早期墨家还是晚期墨家?我们还会激烈地论辩“儒家伦理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伦理学还是一种休谟式的情感主义伦理学”?但我们不会去问:亚里士多德或休谟是原始儒家还是新儒家? 信广来(Kwong-loi Shun)近来很重视这种不对称性:“在比较研究中存在一种趋势,即以西方哲学的视角,参照西方哲学讨论中所用的框架、概念或问题来研究中国思想。这种趋势不仅体现在以英文出版的著作当中,而且也体现在以中文出版的著作当中。与此相反,在当代文献中,我们很难找到参照中国哲学讨论中所用的框架、概念或问题来研究西方哲学思想的努力。”⑧

作为一种组织策略,我诉诸将坚持不懈的修身事业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普遍的先入之见。在此成人过程中,宇宙变得越来越有意义。个人努力在自己家庭关系之内获得关系性美德(relational virtuosity),这是个人、社会乃至宇宙意义的起点和终极源头。在家庭内外获得和培养牢固关系从而培养自己人格的过程中,一个人为宇宙增添了意义从而扩展了宇宙。反过来,这个不断增加意义的宇宙为个人自己持续的修身事业提供了丰饶的环境。

举例来说,孔子本人坚信道德动机是人格培养的原动力。孔子一向自谦,不仅承认而且还反复表示赞同对他的这样一种描述:他是一个“好学”的人。对孔子来说,这种学习具体意味着坚持不懈地决意在自己作为人的行为中臻于完美(仁)。在行为中臻于完美――对关系性美德的一种文雅而考究的表达――是一项终身的事业,始于家庭并且是不可还原地与之并行,与之相互作用。我已经翻译了一些相关的文本资料,根据主题集中了这些段落以复现这个意义产生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人格培养开始,放射状地向外扩展,一直到光辉的宇宙。

我们这本《选编》以中国宇宙论作为密切相关的解释语境。在探讨中国宇宙论的过程中,我力图找到合适的语言以便把它和还原性的单一秩序的“万法归一”的模式区别开来,后者在经典的希腊理念论中更为常见,它通过理解万物背后的“一”来理解万物。与此不同,我主张一种更为全面的焦点―场域(focus-field)模式,这种模式在《大学》这本儒家经典中有最为简明的呈现。事实上,《大学》为这本《选编》以及将会使用它的中国哲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组织结构,这个结构表达了这种焦点―场域式的、放射状的敏感性。我节译了《大学》这个篇幅短小但影响深远的文本,以此作为思考中国哲学传统用以组织人类经验之独特策略的一个起点。

《大学》这部经典文献的核心内容是:个人、家庭、社会、政治以及宇宙的教化培养最终是密不可分、相互作用的,因此一切都始于儒家所关注的修身事业。每个人都是其家庭、社群、政治体等等之中的一个独特视角,经过审慎的修养,他们能够处理好种种关系,从而得以在家庭和社群中安身立命,并且获得更清晰的理解以及更有意义的聚焦。也即是说,自我修身增加了宇宙的意义,从而扩展了宇宙。反过来,意义不断得以丰富的宇宙又为个人的修身事业提供了一个丰饶的环境。

在《论语・宪问》中,孔子坚持主张秩序的流转贯通:“下学而上达。”此外,在《论语・雍也》中,孔子一句话就抓住了人格培养的实质:“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大学》这部开创性的奠基性经典为中国哲学传统早早地设定了这样一项儒家事业,描述了在成为至人的过程中的种种可能性,并且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投身于自我人格培养的过程,个人才能获得全面的智识和道德上的领会,而大部分的人类经验皆有赖于此。《大学》中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在肯定修身的优先性之后,《大学》接着又详述古代贤君致力于修身之后在宇宙中达到的影响:“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通过修身,他们创造了一个最有效的环境,不仅有助于他们自己持续的人格成长,而且参赞宇宙之化育:“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R,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中的“学”指的是培养人际交往方面有德的行为习惯,而这种“学”之“大”在于它能扩展至宇宙。

《大学》要求我们在成就完人的这样极其重要的事业中,必须正确把握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礼记》版本的《大学》总结说,把获得个人美德放在第一位,将会获得令人愉快的智慧。用《大学》的话来说:“此^知本,此^知之至也。”“本”和它所带来的果实“知”是被当成一个共生的有机整体。理解这一点很重要。中国哲学叙事从最初开始就一直致力于通过理解作为宇宙意义终极源头的人格培养而求知。

九、《选编》对文本的编选

在考虑《选编》的编选时,我也是从最切近于人格培养的问题着手,即那些对于人格培养事业最必不可少的词汇。我拓展了人格培养这个术语,将其辐射到家庭、社群、政治体直至宇宙的语境之中。我没有力图伪装成能够以无所不包的方式来代表这个悠久而丰富的哲学传统,我只是选取了能够界定人文术语以及疑难问题的代表性段落。我想突出一些对于这个文化叙事的展现比较重要的哲学论题。希望研究者通过发展他们自己对于这些界定了中国哲学叙事的词汇和论题的理解,从而能够更精微且富有洞见地进一步去阅读其他更完整的中国哲学译本。

考虑到这本资料汇编在课堂上的实际使用,我采取了《大学》的方式,并力图以“本”“末”来思考。我只选取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处于思想形成阶段的奠基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有时被吸收进历史上持续展开的哲学对话中的正统思想,有时则与其保持紧张关系。人们都承认,中国叙事具有“一多不分”和“体用”的特点。有鉴于此,我力图把所收录的哲学家视为有时相互关联但是总体上松散的某一派的不同成员,而不是把他们视为过去所讲的思想“学派”的成员。

第9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后期;哲学;语言观;启示 

一、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综述 

上世纪的头20年是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前期阶段,其思想主要来源于弗雷格和罗素,强调以逻辑构造世界,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澄清命题的意义。对逻辑实证主义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前期的代表作为《逻辑哲学论》(1921)。30年代之后他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他部分地受到摩尔、莱姆塞以及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家毛特纳等人的影响,注重正确使用日常语言,强调语言的不同用法和语言的约定性质,代表作为《哲学研究》(1953)。后期研究的实质是对语言和事实的区分,尤其是对日常语言的表达方式和用法的研究,注重语词的意义和应用。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言观前后期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前期研理想语言,认为语言是现实的逻辑图画,这些观点都严重脱离了生活形式;他在后期转向了研究日常语言,认为语言的意义重在使用之中,尤其是在日常生活的背景之下研究语言的使用,提出了重要的理论——家族相似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表现在三个方面,分别为家族相似性、规则“悖论”和私人语言,他的这些语言观给现代哲学研究和语言研究带来了很大启发。 

二、家族相似性的启示 

维特根斯坦用家族相似性来界定语言游戏间的关系,把语言游戏的关系比作家庭成员的关系,描述了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但否认语言本质说。关于维特根斯坦批判语言具有本质这一点,国内外很多研究维特根斯坦的学者观点不一,但是家族相似性促成了认知语言学范畴化理论的产生,给语言学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这一点儿无人能否定。 

维特根斯坦说:“《逻辑哲学论》并不全错,它不像冒充钟的一袋破烂货,而是像一只不告诉你正确时间的钟”。这句话足以说明尽管他否定自己前期所提出的观点,但是也并没有完全抛弃。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哲学思想虽然迥然不同,但是并不意味着前后两种哲学的完全对立,不管是在主题还是表达思想的方式上,都存在很多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1)前后期哲学思想关心的主题如何用思想表达语言,尽管两者对语言的认识不同,但是这两种哲学都是对语言的批判。前期批判的是很多哲学家认为语言存在本质,并且澄清了命题意义的提出主要由于人们误解了语言本质;后期是对其前期语言观的批判,提出哲学的目的在于治疗人们由于误用语言而产生的理智疾病;(2)前后期的哲学思想都认为哲学是一种活动,彻底否定了传统哲学所认为的哲学是一种理论体系的看法。在前期,他把澄清命题意义看作一种活动,后期则把语言看作一种游戏;(3)前后期在处理哲学问题的方式上也有相似之处,维特根斯坦不认为哲学存在真正的问题,所有哲学当中存在的问题都是由于人们误用语言导致的,最终通过分析的方法消解了这些问题;(4)维特根斯坦前后两种哲学的相似之处在于看待形而上学的态度上,对于“可说的”和“不可说的”的看法上,还有在关于哲学和科学关系的问题上。维特根斯坦关于可说的东西可以显示的思想在他后期思想中得到了继续,后期思想显示了不可说的东西,在这一点上,其前后期思想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 

前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存在着一定的连贯性,后期并不是抛弃了前期的思想,只是转换了一种视角来观察和分析问题,两者之间存在深刻的家族相似性。 

维特根斯坦在前后期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哲学,但是前后期思想之间的连接点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前后期思想的“家族相似性”是什么? 

(一)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的理论基础是关于意义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成为他后期哲学的出发点。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命题和词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他和罗素的观点一致,认为词或名称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的对象;同时也赞同弗雷格的看法,认为名称只有在命题的语境中才有意义,命题的意义在于它所描述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问题与真假有着密切关系,而在中期则发生了转变,但是他仍然坚持:“一个词只有在命题的语境中才有意义”。并且他还明确指出:“一个命题一旦被解释为必然为真或为假的,那么它就是完全独立于实在的,因而不再行使命题的职责了”。在这个时期,对于语言的意义与外在对象的对应关系,维特根斯坦已经变得不再像以前那样坚信了,这种对应关系开始变得相对自由了。他的这种观点得益于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且詹姆斯对于意识活动和经验现象的微观分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意义的认识,他将命题的意义由命题与外在事实的对应关系转变为命题与经验的关系,这样的转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 

(二)关于意义的证实问题,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指出只有建立于逻辑规则基础之上的理想语言才符合世界的逻辑结构,然而这种观点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发生了变化,主要有表现为:1、维特根斯坦开始放弃早期的图象理论,从理想语言转向日常语言,注重语言的实际使用;2、扩大了命题的适用范围,把命题看作了与假设具有相同的含义,并且经常把这两个词交替使用。 

以上是导致维特根斯坦思想发生转变的内在因素,也可以看作语言研究的一种视角的转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将视野转向了广阔的人类社会的语言世界。前期思想为后期理论的提出铺平了道路。

三、规则“悖论”的启示 

维特根斯坦的规则悖论跟康德的“二律背反”一样,是乍看无奇却又无言以对,难以解答的。维特根斯坦认为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不可或缺的条件。我们在玩儿一种游戏之前必须得先了解游戏的规则,不了解规则,就无法进行游戏。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在语言有中,并不需要先了解规则再进行游戏,规则只有在游戏当中才能得出。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我们是在不知道规则的前提下进行语言游戏的,而又只能在遵守规则的条件下从事语言游戏。这说明了规则悖论的出现不是语言游戏和遵守规则之间的矛盾,恰恰是理性思考在语言游戏面前碰壁的结果。 

以克里普克为代表的人把维特根斯坦的“规则悖论”看作类似于休谟式的怀疑论悖论,并进而将维特根斯坦看作一个怀疑论者。主要是因为克里普克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规则悖论触及了包括逻辑和数学的人类理解的每一方面,休谟的怀疑论触及的仅仅是对于世界的经验和认识,他们在本质上没有区别。这种看法也遭到了以麦基(c.mcginn)为代表的很多哲学家的批评,他认为缺乏理由不是产生怀疑的必然前提,我们不能向怀疑论者证明我在思考,但是并不代表我不会思考问题。还有英国哲学家贝克和哈克在他们合著的《怀疑论,规则和语言》中对克里普克的错误观点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们认为我可以知道什么行为符合什么规则,以及一种规则所应该采取的具体步骤。 

维特根斯坦认为,行动的原因不能由规则加以确定,不是每种行动的原因都可以根据规则而得出。由此概括出,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灵魂,也是一切人类行为的灵魂,继而成为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而在语言游戏中要遵守规则,并根据规则的不同确定不同的语言游戏。正如任何游戏一样,语言不仅需要规则,而且是由规则决定的。遵守规则是语言游戏的核心内容,不遵守规则,语言游戏就无法进行。但是我们在使用语言也就是进行语言游戏时却意识不到规则的存在,遵守规则并不是语言游戏的组成部分。“我只是盲目地遵守规则”,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语言游戏的规则是怎么获得的?换言之,是先有规则还是先有游戏。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这里就出现了规则悖论。 

我们可以说游戏决定规则,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规则就会有什么样的游戏,下棋游戏是由正在从事这种游戏的人决定的,而游戏规则是通过不断的从事这种游戏显示出来,人们通过反复的参与这种游戏,然后掌握规则。尽管语言游戏和语言规则孰先孰后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要进行语言游戏必定要了解相应的语言规则,了解或掌握这些语言规则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维特根斯坦给出了两种不同的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下,游戏的规则和目的均已给某个人解释一遍,他掌握了这些规则,然后就可以进行相关的游戏活动;在第二种情形下,某人只是通过观察和操练就掌握了相关的规则,而从未直接学过这套规则。我们在语言的游戏中获得语言的规则,规则的获得离不开相应的语言实践,规则还随着语言游戏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 

所以,进行语言游戏必定要在游戏中遵守规则,也只有遵守规则才能从事语言游戏,二者密不可分,至于孰先孰后,就产生了规则悖论。 

悖论是理性思考在语言游戏面前碰壁的结果,维特根斯坦认为解决悖论的关键在于参与到语言游戏中去,在语言游戏之外无法谈论遵守规则或违背规则。只有在语言游戏当中,语言的真正意义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生活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主要是因为语言游戏本身就是人们的一种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认为一切理论上的矛盾或悖论都只能在人类的习惯性活动中得到解决,基本类似于黑格尔对康德“二律背反”的解决。黑格尔利用理念的辩证运动解决了“二律背反”,而维特根斯坦将理念的运动变成了人们的实际语言活动,以动态的眼光看待悖论,把悖论放到运动或者活动中去解决。因此,维特根斯坦极其聪明地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用辩证法化解了语言游戏中的规则悖论。 

四、私人语言的启示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私人语言中的个体词指的是只有说话者知道的东西,指的是个人当下的私人感觉,别人不能理解这种语言”。所以“私人语言”具有下面几个特点:首先,这种语言的内容只有说话人自己才理解;其次,是说话者自己当下的私人感觉;然后它的参照系不是公共的可观察的对象;最后,这种语言的本质具有私密性和不确定性,无法和外人交流,甚至说话者自己都难以把握。根据以上几个特征,这种语言无法实现交流和沟通的目的,确切来说根本不能算作真正的语言。所以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表明私人语言存在的不可能性,并提出了著名的“反对私人语言的论证”(privatelanguageargument)。 

可以想象,只有说话者本人所理解的语言是极其荒谬的,这种语言隔绝了内在意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只是孤立地存在于内在意识范围之内,这与语言的公共性这一特征是相悖的。 

维特根斯坦反私人语言是反对私下地表达个人感觉的可能性,私人语言出现的症结就是人们患上了误用语言的疾病。他的私人语言论证是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难题:人们是如何从直接的、私人的感性知识达到公共的知识的?这也是著名的“自我中心困境”。 

关于私人语言的存在与否,有待进行深入研究,难道维特根斯坦的论证就是铁证吗?或者说按照维特根斯坦的推理,这些表示私人感觉的也就是当下感觉的词可能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就像理想语言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一样。维特根斯坦反对私人语言的论证是对传统哲学观念的一种重要批判,传统哲学认为只有每个人自己的思维或语言才是最直接、自明和无可怀疑的。比如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也就是把个人的意识状态看作最确定无疑的存在;康德认为私人语言能够成为客观的经验判断;现代经验论认为私人语言可以建构公共语言。以上证明私人语言的存在是近代哲学存在的前提之一。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攻击正是否定了近代哲学存在的前提。 

五、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