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观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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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手稿》；异化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035-02

异化理论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基础内容。理论角度上，研究异化理论对于研究哲学深远意义；现实角度上，它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有着导向作用。我国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异化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针对我国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笔者从异化的内涵、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这两方面做如下综述。

一、国内学者对异化概念的理解

黄楠森在《人的本质的异化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中提出，历史上异化概念有三个用法，即“（1）黑格尔的用法指矛盾的转化， 或矛盾。（2）费尔巴哈的用法， 指由于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出与主体对扰的结果。（3）马克思的用法， 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 即剥削剩余价值。”他认为，异化概念不能滥用，就如黄楠森提到的：“马克思讲的异化就是劳动异化，就是剥削剩余价值，他讲的异化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这一点是很明显的。”[1]

孙英在《异化概念新议》中从两个角度论述异化概念，即作为一般科学术语的异化和作为人道主义基本概念的异化。他认为作为后者是前者在人的行为上的具体推演。他通过对国内国内学界异化的流行定义进行辨析，最后得到的结论是，“异化也就相应地分为两类： 一类是被自己活动及其结果所奴役的异化， 如工人的异化劳动， 另一类则是被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之外的力量所奴役的异化。”[2]

侯才在《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中提到，“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和对异化现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由自然的异化到政治的异化再到经济的异化的这一过程。”[3]文中从博士论文的“对自然的任何关系本身同时也就是自然的异化”，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就是要确定它们这些特殊领域的异化”，再到《论犹太人问题》的“金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进行了论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变化过程。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一文中，反对“社会主义异化论”对马克思异化观的曲解，认为它“故意舍去了‘异化’的条件性、暂时性， 把它变成了超社会、超历史的永恒的范畴。”[4]他认为，对待异化概念要从的基本观点出发去评价分析。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现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现的异化现象的认识

沙光学在《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中提到：“新的异化现象在当代西方社会有继续深化的趋势，这与统治阶级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他们更善于借助科学技术的‘中介’，将异化当作一种统治人民、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劳动条件的改善，生活的富裕，而必须认清异化现象的危害及其深刻的根源，要寻找解放自己的途径。”[5]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决定了它的异化现象是不可能被消灭的，新的时代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正如沙光学所说的，工人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从根源上认清异化现象本身及其危害，寻找到科学的途径“解放自己”。

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出现了一些异化现象，但是与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是有着本质差别的。

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的本质，而社会主义社会正是要废除了私有制。他提到：“这种本质区别的基本表现恰恰在于社会主义废除了私有制， 废除了剥削和消灭劳动的异化性质。”[4]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就是要消灭异化，社会主义本身也具有克服异化的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为消灭异化创造条件，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主流”[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出现的异化现象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异化现象是有本质差别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必然会导致人的异化，而社会制度的本质就是消灭异化。

“有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或由于不认识客观规律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有的则是主观主义大发作，根本违反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所致。这些问题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虽然难以避免，但随着人们的经验的积累和对客观规律认识的深入，又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叶汝贤在《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中这样提道，“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产物，它的性质也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对抗性质。用经济异化的观点来对这些问题加以概括，就会混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界限。”[7]

（二）马克思异化理论对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指导作用

1.社会发展方面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我们周遭的现实， 我们惊异地发现， 这些在国际社会已被批评、抛弃的‘发展异化’问题仍在剧烈地困扰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谓发展异化就是将发展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颠倒过来，割裂发展的本意并扭曲发展的本质，致使发展的重心错位，发展的价值失衡，最后将发展变成‘无发展的增长’或‘恶性发展’。”[6]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地区贫富差距、权力滥用、道德滑坡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异化现象的某些特点。由于我国现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外加国外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异化现象在我国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存在的。

“我们必须消除‘发展异化’现象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充实和完善自己的发展观”，杨建华接着提到。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正是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刘柱海也坚持这一观点，他在《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及现实导向意义》中提出：“我们既不能听任异化现象在我国各个地方蔓延，也不能过于保守，我们应该大胆充分利用其积极的作用来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同时，我们也应该把经济发展与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必须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要求，认真加以贯彻落实。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避免走资本主义老路。”[8]由此看来，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发展。

2.人的发展方面

马克思在《手稿》中解决异化问题的途径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 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这样看来，人只有全面发展才能摆脱异化。

杨建华在《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中指出：“人是一切发展的最终目标， 其他发展都是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或机会。而人的发展反过来能积极促进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 只有依靠人才能获得发展；人是发展的动力， 没有人的参与， 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的发展与否， 完全取决于人的素质和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6]

从上述的总结梳理中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阶段性成果，涉及的面较广，有许多独特的思想观点。笔者认为，《手稿》历久弥新，虽然经过百年的洗礼，但并没有失去其价值，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越加强大。尤其是其中深刻的人本学思想。衣俊卿教授曾经说过，哲学以人的解放为核心的批判性实践哲学。对于《手稿》的研究，我们也更应该注重马克思对异化理论的分析，通过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全面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手稿》的研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我们都应该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现异化、扬弃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学时，通过分析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劳动者同他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无法成为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由此结果导致了人的发展的歪曲和丧失，人的全面发展无从谈起。

提出问题后，需要解决问题。马克思解决异化问题的方式就是扬弃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意识，使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实现人得到全面发展。换句话说，扬弃异化的过程也就是人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人的发展也是存在异化现象的。

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尽管由于我们的商品经济还不很发达，但仍然是存在异化现象的。商品经济中的人们容易产生商品意识，用物的价值去衡量人的价值，但是却失去了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其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应该是从事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但是现在的很多人往往为了经济利益、金钱的诱惑，在物质方面不知足地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追求。这样，实践活动的根本目的成了追求物质享受，而不是通过发扬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自身的价值以及为社会做出贡献。个人应该将社会发展的目标和理想视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积极地以自己的本质力量投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在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同时促进社会和人类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黄楠森.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1984， （1）.

[2]孙英.异化概念新议[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3]侯才.有关“异化”概念的几点辨析[J].哲学研究，2001，（10）.

[4]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J].学术研究，1984，（1）.

[5]沙光学.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及当代意义探析[J].传承，2009，（3）.

[6]杨建华.发展的异化与异化的反思[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2，（1）.

[7]叶汝贤.剖析“社会主义异化论” [J].学术研究，1984，（1）.

第2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关键词：语言学 语用学 语篇分析

1、教学内容传统课本基本上以微观语言学为主，按结构语言学思路编排内容，从语音学、音系学、形式学、句法、语义学，一直到语用学和语篇分析。教学内容的改革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如白郁（2007）认为应以语言哲学意义、语言与大脑及认知关系、语言学发展简史、宏观把握语言学真正意义等四方面为重。还有学者认为增加课外阅读材料以改进教学内容，如王扬（2004）和吴格奇（2005）主张选用有助于学生理解基本理论、概念的材料、辅之以拓宽视野的补充材料。还有以宏观还是微观语言学内容作为教学重点的争论：“微观”派认为语言内部分支是语言学的基础内容，课时分配比重要大；“宏观”派认为基础部分简单，学生可自学，重点应是宏观介绍；“中间”派是既注重基础又考虑涉猎面。但笔者认为，各高校层次不一，地理位置不同，统一规定教学内容不足取。近5年教学实践告知以微观语言学为主，即语言学内部分支的理论、研究、及应用。如在处理词形学时，适当介绍词的研究现状，对象我校这种以师范专业为主的二本院校的英专学生而言，无论是提高职业技能还是英语水平都相当重要。我校地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适当添加西部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关研究，如方言特点、语言迁移现象、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也应在绪论部分增加语言学史和语言哲学等内容，让学生了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的发展趋势及语言与哲学的密切关系。此外适当介绍结构、认知和功能语言学这三大学派的相关内容也有必要。总之，就像百货商场的陈列员，教师将所有商品分门别类、有条有理地展示，学生自然会依据具体情况取舍。教师侍机提供论文命题，使学生的探索与发现随着课堂内容的进行而深化。著名学者赵鑫珊（2004）在其新作《我是北大留级生》就曾列出了20个作为语言哲学研究对象的话题，且认为是“震撼灵魂”，不可能不为之心动的命题。

2、教学方法该课程多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有关研究一致认为必须改进该教学模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教学全过程，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建构语言及语言学知识。如潘之欣（2002）用大量生动典型例子，结合归纳法和演绎法讲解理论要点和难点；王扬（2004）主张采用传授型和讨论型相结合的方法；鞠玉梅（2007）主张研究型教学模式，“设境”以激发学生兴趣和强烈求知欲。总之，避免教学方法的单一，努力激发学习动力。启发式和发现式方法讲解基础知识和理论要难点；研究型或探究型方法，布置任务（个人任务和小组任务）；大课堂讲解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与步骤；小课堂任务分配型方法，使教学达到“鱼”、“渔”兼授效果。如语言学绪论之后，成立 “Study & Research Group”，提供6个topics：1）Language Changes；2） Social Dialects；3）Communication Competence；4）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5）Error Analysis；6） Pragmatic Failure.2周时间准备15分钟ppt陈述，5分钟小组同学共同回答相关问题，并建立QQ群，随时联系。教师仅为任务的布置者、监督者、帮助者和评定者，并鼓励学生撰写论文，或推荐给学术期刊，或为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如一组学生在讲“语用失误”时，列举了电影、小说、校园、网络等许多有趣的例子，如分析不够透彻，教师可适时适当加以补充、提示和参加讨论，既融洽了气氛和师生关系，又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方法。让学生随时记录和关注身边的语言现象和语言事情，并联系到语言学理论，如，“山寨”、“客”、“剩女”、“宅男”等新词新语收集，以讨论词的构词理据。虽在探索中有难度，可介绍期刊网、万方数据库等资源；也可大胆与相关领域的教授或专家电邮寻找答案。为形成质量较高的论文打下了基础。这些都说明：语言学课程的终极目的不是讲授具体的理论知识，而是让学生能意识到语言现象的存在，能对之产生兴趣，并发表自己一定的见解，使自己作为一名普通人，也能融入到语言研究的大环境中去。

参考文献：

[1]白郁.英语本科语言学教学的重新定位[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

[2]潘之欣.关于高校英语专业“语言学导论”类课程设置的调查 [J].外语界.2002.

[3]鞠玉梅.以多媒体网络技术为基础的语言学导论课程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构建[J].外语电化教学.2007.

[4]王宗炎.语言学.它的历史.现状和研究领域 [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

[5]王扬.高校英语专业语言学课程教学初探[J].外语研究.2004.

第3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醉翁亭记》，译者主体性，翻译批评

 

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中国古典散文名篇之一。中国古典散文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这不仅体现在散文的内容上，也体现在文字本身所蕴含的美上。《醉翁亭记》的英译本很多，本文主要对比分析最具代表性的两译本：即杨宪益夫妇和英国著名汉学家Giles 的英译本。

一、从原语文本类型及语言层面

从原语文本类型及语言层面看，二篇译文风格迥异、但各有所长。杨宪益夫妇的译文注重“忠实于原文文本”的原则，语言贴切译者主体性，表词达意方面也是既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又能为西方读者所接受。这样高质量、高水准的译文，千百年来古往今来译者大都望而却步。相比之下，英国汉学家Giles的译文则更注重于传达原文的“雅致”，给人以美的享受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他译文的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语言文体上，采用逐层脱卸的方法，把所描述的对象由远及近，由外到内，渐进地点出描述的中心对象；在语言风格上运用古典词汇和现代表达方式相结合的手段；在韵律中大量使用习语，使得译文有着音乐和诗一般的韵味。例如，二篇译文对亭子周围四季更替不同景致的描绘。

原文：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译者主体性，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杨译文：Then in the course of the four seasons，You find wild flowers burgeoning and blooming with asecret fragrance，the stately trees put on their mantle ofleaves and give a goodly shade，until wind and frost touchall with austerity，the water sinks low and the rocks at thebottom of the stream emerge.

Giles 译文：The wild flowers that exhale their perfume from thedarkness of some shady dell; the luxuriant foliage of the dense forest ofbeautiful trees; the clear frosty wind; and the naked boulders of the lesseningtorrent;—these are the indications of spring，summer，autumn，and winter.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见，杨的译文于属于原文的忠实再现；而Giles 的译文在语言的文体、风格和韵律方面见长，用语地道译者主体性，形象生动巧妙，活灵活现了原文的美感。但他的译文相比于前者，有误译之处。如：

原文：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杨译文：In the distance，densely wooded and possessed of a rugged beauty，is Mt. Langya.

Giles译文：…over which the eye wanders in rapture away to theconfines of Shantung.（琅琊山在滁州而非山东）

译文中还出现多处漏译误译现象，如“水声潺潺”（gurgling）没有译出涓涓流水之声；“酿泉”译作“Wine-Fountain”不如“Brewer's Spring（杨宪益）”、恰当，因为酿泉非泉名（泉名实为让泉），而是酿酒之泉；“云归而岩穴暝”一句“岩穴”漏译；“非丝非竹”误译为“there is no thought of toil or trouble（忘却辛劳和烦恼）”；“颓然乎其间者”翻译成“bald at the top of his head（秃顶）”等等。

二、从非语言层面剖析原因

赖斯在《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中指出：翻译最初开始于译者对源语文本的理解和阐释。不同的译者对源语的阐释过程一定是不同的。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解码就从主观上影响了翻译批评。因此译者诠释这个主观因素影响了不同译本的产出。汉学家翟理斯虽然拥有文学天赋，能写非常流畅的英文，但他缺乏哲学家的洞察力。他能够翻译中国的句文，却不能理解和阐释中国思想。对中国文化底蕴的缺乏和文化缺失使他在理解原文上出现了以上等处失误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因此译者主体性，在肯定他的音、形、义以及表达方面长处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译文的不足。因为对古汉语散文的理解，需要译者具有古汉语能力、文化解读能力、同质文化生活经历和审美情趣等。由此可见，典籍英译的主体应该是汉语译者，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由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对所译完的作品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润色和加工。

三、总结

翻译批评有无规律、模式可循。通过以上二篇译文的对比分析，正如赖斯指出：翻译批评既具有潜力又有其局限性。即既要看到语言层面（如语义、词汇、语法和语体）又要看到非语言层面（如语境、主题、时间、地点、源语环境的读者群、源语作者和感知因素 ）；译本既受到译者的主观因素(如译者诠释、译者个性)，又受到非主观因素（如翻译目的、读者群）的制约。因此只有综合考虑各个层面和各项因素，才能提出一个更为客观、合理的翻译批评标准模式。

[参考文献]

[1]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M].上海外语出版社，2004.

[2]贾秋彦.醉心于翻译美文-Herbert A. Giles 的译作《醉翁亭记》赏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3]宋聚梅.诗情画意秀丽多姿-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J].西江教育论丛，2003，1.

[4]喻海燕.后殖民主义视域下的翟译《醉翁亭记》简析[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第4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使用学校统一格式。论文题目宜小不宜大,题目要对论文的内容有高度的概括性,简明、易读。

    2、目录

    列出论文正文的一、二级标题名称及对应页码,附录、参考文献、后记等的对应页码。

    3、摘要、关键词

    摘要应简要说明毕业论文(设计)所研究的内容、目的、实验方法、主要成果和特色,摘要的词汇和语法必须准确,一般为150-300字。

    关键词:关键词是从论文标题、内容摘要或正文中提取的、能表现论文主题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词语,一般为3-6个。

    4、正文

    正文是论文的主体部分,通常由引论(引言)、本论、结论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在行文上可以不明确标示。正文的各个章节或部分应以若干层级标题来标识。

    引论(引言):简要说明本项研究课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本项研究的前人研究基础,及其深入研究方向、技术手段。

    正文要符合一般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毕业论文字数不得少于3000字。论文应文字流畅,语言准确,层次清晰,论点清楚,论据准确,论证完整、严密,有独立的观点和见解。

    论文内容要理论联系实际,涉及到他人的观点、统计数据或计算公式的要有出处(引注),涉及到计算内容的数据要求准确。

    数字标题从大到小的顺序写法应为:一、(一)1、(1)①……。(可根据具体学科要求而定)

    5、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使用过的文章、着作名录。参考文献要写明作者、书名(或文章题目及报刊名)、版次(初版不注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序号使用[1],[2],[3]……。中译本前要加国别。

    示例:[序码]作者。书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迄页。

    [1]张晓风。中国经济状况,北京:经济出版社,1983:273-275.

    6、论文的结构与行文

    (1)结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结论)三段式的逻辑结构为论文的基本构成原则。

    (2)论点:是作者对题纲研究后产生的见解、主张和思想。论点要有鲜明的立场和思想性,必须符合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一般要有一定的新意和针对性。

    (3)论据:是作者用来证明观点真实性的根据,为此,要求所用论据要真实充分、典型。用社会实践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和数据。语言类论文原则上要以原文的语料为论据。

    (4)论证:是作者用证据证明论点的过程,要求论证准确、适当,论文过程应有符合逻辑,科学、严密、有力、表述严谨,准确。

    (5)毕业论文说明方法:应用简洁准确的语言揭示事物的特征、本质及其规律性,可采用分类、举例、描写、比喻、对比数字数据等方法。

    7、论文(设计)打印格式

    (1)

    字体、字号

    论文题目……………………………黑体二号 “摘要”字样………………………黑体小四加粗

    摘要正文……………………………华文楷体五号 “关键词”字样……………………黑体小四加粗

    关键词………………………………宋体五号 第一层次的题序和标题……………黑体小三号

    第二层次的题序和标题……………黑体四号 第三层次的题序和标题……………黑体小四号

    第四层次正文………………………宋体小四 页码…………………………………小五号居中

    参考文献……………………………黑体四号 参考文献内容………………………小四号仿宋体

第5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阿错于1969年出生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程章村的普通牧民家庭，那里是一个海拔3500多米半农半牧的高原山村。阿错本名泽仁彭错，意为长生如意，阿错是简称，后来成为他的正式名字。阿错从小学习民间雕塑，活佛赐予他艺名意西微萨，意为智慧光明，所以又叫做意西微萨・阿错。有人说他的人生与他的名字“名副其实”，既智慧，又光明。阿错5岁时，父亲就让他背着书包进了自己当民办教师的山村小学堂，成为他的启蒙老师。阿错一进入学校，便对书本知识表现出如饥似渴的浓厚兴趣。不管什么书，抱住就不松手，而且过目不忘。六七岁时，他就能有声有色地在田间为歇息的村民们讲书本上的故事。

父亲任教的家乡小学非常简陋，只能上到二年级，之后就要到离家一天路程的公社(乡)小学读书。从此，不到8岁的小阿错，就离开家乡离开父母，开始了曲折、优秀甚至是有些奇特的求学路。

阿错和著名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中）、曾晓渝先生在一起。

小阿错在班上虽然年龄最小、个子最矮，但他的成绩却是最好的，每次考试都是第一。9岁上小学四年级的他，试着提前报考中学，不想在许多应届生都落榜的情况下，他顺利地考进了县中学。然而，当父亲送他到学校后，发现儿子的身高还不及食堂打饭的窗口。而中学离家有一整天的路程，不可能走读，没办法，父亲只有将小阿错又领回了家。第二年，阿错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再上县城初中。

他的大学是从偏僻乡村小学读出来的

1982年7月，阿错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自治州首府的康定师范学校，4年后又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后，他被分到一个当时还不通公路、离县城需要徒步4天路程的乡村小学教书。阿错任教的地方，在深山峡谷，人烟稀少。生活和工作环境的艰苦程度用三言两语很难描述清楚。但是，艰苦的环境可以磨练人的意志，清贫的生活可以使人奋发向上。更何况，神秘的雪域高原是养育勤劳、智慧藏民族的摇篮，朴实善良的藏民是无数优秀后生的良师益友。阿错生活在清贫艰苦，然而却淳厚温暖的同胞关怀之中，生活充满了乐趣和意义。

历代的藏族精英才子，无不重视广泛知识的学习，往往都是集诗文书画音乐医学乃至各种工巧技艺于一身。阿错深受先祖余风的熏陶，在教学之余，也广泛学习哲学、文学创作、绘画雕塑、器乐演奏，以及裁缝、木工、石匠和电器修理等等种种知识技艺。他的泥塑作品《本教师祖登巴西绕像》、《四臂观音像》、《文殊菩萨像》等被请进了佛寺庄严之堂；他在松枝光和煤油灯下写出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在《文学》、《四川文学》、《贡嘎山》等报刊上发表。甘孜作家协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名单上很快有了阿错的名字;阿错还经常为家乡和工作地的乡亲义务修理收音机、录音机，甚至缝制衣裳等等。为了知识更新和继续深造，阿错参加了国家举办的自学考试。每一次考试，从乡村小学到州府康定，他要先步行翻山越岭4天、然后搭拖拉机一天、再转乘汽车一天，仅来回徒步行走得都得八天时间。四年如一日，最后他取得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科学位，成为一名在山村里读出来的大学生。

有人计算了一下，阿错徒步赶考的路程竟然有了5000多里。1995年《四川日报》以《阿错徒步赶考2600公里》为题报道这一消息。徒步赶考5000里，这也令他十分自豪：这个距离正好是从他家乡到拉萨朝圣的来回路程，那感觉就像是真正徒步朝圣了拉萨一样，感觉自己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并通过了一种考验。

然而，在阿错的记忆里，这段日子最令他感动和难忘的是，同事们对他的支持、质朴善良的乡亲对他心灵的感染和熏陶、家人对他的关怀和期望，以及赶考途中借宿给他的老乡们，还有独自穿越雪山、草原、峡谷、密林时从大自然中获得的体悟和感动。1994年，阿错从乡村调进县委从事宣传工作。工作的需要让他承担起从未接触过的电视新闻报道，阿错又很快熟悉了影视拍摄和编辑工作，一个人独立承担编剧、采访、摄影、解说词撰写与后期编辑制作工作。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不但采写了大量的新闻报道，还独立创作了极富特色的电视专题片：《自强不息雅曲卡人》、《程章是一座山》、《春风化雨甘露来》、《雅江县贫困乡调查纪实》等。这些专题片陆续在县里播出，有两部还在地区电视台播出。这一切为所在单位赢得了省州有关部门的嘉奖，同时也为他五花八门的爱好和作品增添了新的内容。

不畏劳苦才能有丰厚回报

藏族有句谚语:只有付出房屋大的辛劳，才有希望得到桃仁大的收获。马克思说得更精辟：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援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l997年对阿错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个走路走出来的大学生，终于第一次真正走进入大学的殿堂:到西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进修经济哲学课程。阿错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一年的进修时间里，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他还自学了日语。阿错的自学进度神速，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开始一点都不懂日语的阿错居然通过了全国硕士生入学公共外语统考。

进修一年后的阿错，参加了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考，打算以此来检验一年的学习。结果，本科学习汉语文专业的阿错，跨专业报考，竟然以哲学专业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被西南师范大学录为“计划内统招”硕士研究生。其成绩不仅在所报专业是第一名，在整个各地报考西南师大的近千名考生中，也是屈指可数。从深山走出来的阿错，轻而易举地挤过了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研究生入学考试。

由哲学硕士到语言学博士

两年后，阿错以优异的学习和科研成果提前一年获得硕士学位。当年数百名毕业研究生中，只有3名是提前毕业，而阿错是其中唯一的文科类提前毕业生。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他不但在哲学专业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且在语言学研究、文学创作等方面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西南师大导师们的指导下，写出了36000字的语言学论文《语言自然接触下的“克里奥耳语”》，后发表在国家核心期刊《语言研究》上。他成为在读期间在两个不同学科的核心期刊上都发表了3篇学术论文的硕士生。

20世纪，语言哲学在西方哲学中异军突起。作为哲学专业的阿错，由哲学而语言哲学，由语言哲学而语言学，他逐步对语言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语言学曾被视为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从事和理解的深奥而生僻的学问，其研究方法更接近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又被称作文科中的理科。阿错对此似乎一点也不畏惧，他又开始自学语言学的课程。于是，硕士生期间，他不但出色地完成了哲学硕士学业，还进一步自学了《音韵学》、《历史语言学》，以及古今汉语词汇、语法和方言方面的知识。在硕士研究生提前毕业的当年，他跨专业报考了南开大学语言学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在该年度报考南开大学此专业的二十余名考生中，有研究生导师、教授、副教授，只有阿错一人是应届硕士研究生，自然也是唯一一个跨专业报考的考生。然而，成功仍然是青睐阿错的，他以第二名（平均85分)的成绩通过了博士入学考试。这个成绩只比第一名低4分。要知道，和这些在相关领域学习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佼佼者相比，阿错只是个从其它专业跨转报考的应届生。他最终以高出统招线24.6分的优异成绩，被南开大学录为计划内统招博士研究生，成为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一流名校的第一位藏族博士研究生，也是中国第一位藏族语言学博士。

南开大学优秀博士生

南开大学中国语言学博士点，是著名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所开创的、国内第一批批准设立的博士点之一。邢公畹先生在汉藏语历史比较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如今的南开语言学专业，更是拥有强大的一流学者阵容，和先进的软硬件设施条件，是国内汉藏语研究的重镇。阿错直接受业于邢公畹先生的嫡传弟子、王力语言学奖获得者和教育部首批“跨世纪新人”学者曾晓渝教授。南开严谨的学风和良好的学习条件，严格的专业训练以及高水平的专业指导，使得阿错如虎添翼，更加奋发向上。博士在读仅两年，就有了9篇学术论文共12万余字发表，连续两年获得南开大学三等、一等奖学金。

语言接触研究，被认为是打开一些普通语言学难题，尤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难题的关键之一。阿错在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项目，就是语言接触研究，重点是藏、汉语言接触。他第一次发现和报道了分布四川境内的一种极其特殊的藏、汉语言混合语言――倒话。又深入青海调查了另外一种藏汉混合语桑格雄语(五屯话)。

有关倒话现象的文章一发表，便被关注和引用。倒话的极其奇特深刻的语言混合特点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活的个案。在34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中国昆明，2001〉上，阿错发表了《不同语言系统的异源成分在倒话中的内在混合层次》的论文，受到同行专家的关注。著名藏缅语专家黄布凡教授致信说:“从来没有人对混合语的内在混合层次、结构和比例作这样深入的分析。”返回南开后，又在文学院“博士生硕士生专场学术讲座”举办了相关专题讲座。阿错的博士论文便是利用倒话、五屯话等等混合语言的材料，试图探究混合语特别是藏汉混合语形成的外在社会机制和内在的语言结构机制。博士在读期间还主持创办了介绍历史文化的专业网站，网站除一般的藏族历史文化介绍之外，还有在线藏语学习，在线藏传梵文学习。

第6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哲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与突破。本文介绍了该理论产生的渊源及内容，并重，点探讨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既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又将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来对待，于是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渊源

奥斯汀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其学生塞尔修正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在他们之前，弗雷格、马林诺夫斯基、维特根斯坦等先驱已对该理论提出了一些思想片断。

20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首先发起此次转向，罗素继承并发展，维特根斯坦完成了这一转折和过度。“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到来，从内涵上看分析哲学指“把哲学问题置于语言领域并在分析语言手段和语言表述的基础上解决哲学问题”。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逻辑分析学派和日常分析学派。前者主张应发明一种其语法形式在逻辑上是完善的语言，后者则侧重分析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把交际中使用的语言作为一种行为来研究的思想并非只是从奥斯汀开始的而是由来已久的。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容

在《如何用语词做事》中，奥斯汀首先指出，“言”就是“行”。他认为，言语是人在特定场合对特定语言的具体运用，包括运用语言的说话行为和所说的话。因此，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奥斯汀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话语: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并用“适当与否”、“真假与否”两个评价标准来区分这两类话语。

之后，他又尝试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来处理“说话就是做事”的问题。奥斯汀把作为整体的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认为在说些什么时，可能以三种基本的方式在做些什么。他把这三层意义的做些什么分别称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以言表意行为指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发出一段声音，组词成句，音义结合;以言行事行为指在完成“说什么”这一行为的同时，所表达的说话者说出这个话语的“用意”，产生的某种语力，如某人说:“出去!”这句话的同时，就实施了一个“命令”的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行为指说话者通过以言表意行为表达自己的用意之后，在听话者身上(也可能是说话者自己)产生的一定的影响，出现的一定效果。

塞尔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修正、完善、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利用自己设计的一套人工语言符号来来表述分析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话语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即:说出一串语词(语素、语句)就是实施话语行为;进行指称和谓述就是实施命题行为。做出陈述、提出问题、发出命令、做出承诺等，就是实施以言行事行为，而这种以言行事行为对听话者在行动上、思想上、信念上所产生的效果就是语效行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影响很大，被人们誉为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发展的意义

在对语言做逻辑分析时，应当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语境及整个背景知识因素，言语行为理论也是以其语用学内容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相联结，并以其理论的系统性为不完善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言语行为理论改变了传统逻辑、经典逻辑的研究方向。传统逻辑、经典逻辑只研究陈述句，并只从真假角度来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用一种新的意义理论来取代长期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真值语义论，对逻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逻辑学语词研究的范围。逻辑的特殊性在于它所研究的语词及由之构成的语句的特殊性。这样，从逻辑的观点看，对语词的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奥斯汀发现某些句子的说包含有行为动词，如愿意、许诺等，并把这些行为动词进行了分类。塞尔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合理更细致地划分。最重要的是，塞尔对语用行为句的逻辑分析研究为后来的语用逻辑研究开拓了思路。

最后，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传统逻辑的研究范围。言语行为理论是一个综合和分析、归纳和演绎的统一运用，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用逻辑，为用逻辑的方法解释生动的言语交际，提供了理论支持。语用推理是语用逻辑的核心概念，它对具体语境的解释力是传统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及类比推理等无法比拟的。

第7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南朝时期以注重文学形式创新为特征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根源于当时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引发的对语言价值的探索，玄学和佛教哲学的建构都倚重于语言策略（经典再诠释、清谈、译经、梵呗唱导等

）。受其影响，当时文人形成了重视文学语言形式审美价值的文学本体观念，认为文学是“言之业”，文学创新的关键是语言形式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美学倾向促进了诗的近体化与赋、文的骈化，以

及文体研究的深入、形式批评范畴的形成，并促成了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与批评中的形式美学传统。

南朝时期的作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方面都有凸现形式的倾向。齐梁及隋唐以来，以讫近代，由于儒

家宗经载道文学观的影响，对上述倾向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晚近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多称之为“形式主义”①，并持否定态度。在文体、语言形式日益受到文学研究重视的今天，如何从文学本体意识

建构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现象?如何评价所谓“形式主义”?这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的②。本文认为，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导致新的文学本体论形成的哲学、语言学背景。玄学

的勃兴和佛教的本土化进程，导致了哲学家从经典语言再诠释入手的对此前儒家哲学的颠覆。汉译佛经，重建经典，清谈玄理，梵呗唱导等促使文士空前重视语言。“文”、“笔”之辩，“四声”的理

论概括在创作中运用等现象，标志着经学的载道、史学的叙述等功能从文学语言中分离出去，语言的审美功能、文学的本体得以澄清，形成了文学为“言之业”的观念。这必然以理念和经验的方式去影

响当时和后来，促成诗、赋、文的创作与批评方面的形式美学传统。

一南朝文学形式美学倾向的哲学基础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

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

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

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

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

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

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

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

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

“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

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

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

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

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

，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

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

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

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

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

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

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

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

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

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

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

欧阳建《言尽意论》云：

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

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

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

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

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

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

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

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

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

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

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

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

，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为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

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

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

……”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

“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

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

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

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

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

，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

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

《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

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

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

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

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

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

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

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

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

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

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

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

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

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

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

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

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

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

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

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

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

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

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

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讨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

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

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

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

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

“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

》），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

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

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

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

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

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

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

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

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

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

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

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

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

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

”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

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

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

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

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

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

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

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第8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考察了国内翻译学建构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四个方面对南京师大吕俊教授所构想的“建构的翻译学”进行了分析和解读，然后得出结论:“建构的翻译学”可以成为“翻译学”建构的理论框架，翻译学的建构并不是一场不可圆的梦。

张经浩先生1999年在《外语与教学》第十期发表了题为“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一文。此文一出，翻译界的一些学者立即予以反驳(如刘重德，侯向群，贺微，穆雷，韩子满)。他们从翻译学的概念、学科性质、国内外翻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等多方面进行论述，以说明“翻译学”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幻”;翻译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来讨论翻译可不可以为“学”的问题。我们要讨论和解决问题是:翻译学是否已经建构起来了?如果没有，如何建构?本文认为: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而完整的学科尚未完全建立，所以说“梦”未圆;但由于国内外学者的努力和不懈探索，翻译学已具“雏形”，有待成熟，所以说此“梦”可圆。其中南京师大吕俊教授“建构的翻译学”的提出使构建翻译学的“梦想”越来越接近现实。

一、国内翻译学构建的现状

我国译学在学科理论建设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杨自俭教授认为进步有以下几点:首先，“译界部分学者的理论研究意识已经觉醒，并开始了初步的理论探索。”据杨自俭教授统计，从黄龙的《翻译学》(1988)问世以来，国内就出版了40多种研究翻译理论的著作(包括翻译史、译论史及有影响的论文集);第二，“译学建设的指导方针和标准已得到较多人的承认，并发挥了导向作用。”其中刘重德、杨自俭、许钧、穆雷、刘四龙等教授对译学建设的方针和标准都有论述，且基本达成共识;第三，“对译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的认识逐步加深了。”王佐良、谭载喜两教授对翻译的对象问题进行了阐述;黄龙、刘毖庆、吕俊等教授就译学的性质也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开放的、综合的人文社会科学;第四，“翻译学的基本范畴和相关的重要范畴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学科的多种理论框架在逐步形成。杨自俭教授指出，我们不能拿学科成熟的标准来评价“初步构建”的理论框架;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初期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否定它的开创性或奠基性的价值;第五，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有了较科学的认识。张南峰倡导纯理论研究;谢天振教授分析了译学研究与翻译理论认识上的三个误区，并指出理论不光有指导作用而且还有认识作用。我们不能要求纯理论能够解决翻译实践中的具体技巧问题。

在肯定我国译学所取得的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我们在译学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杨自俭教授把它归纳为:严格说真正的理论研究还太少;理论研究队伍小而弱;国家有关部门对译学建设重视不够;学风译德问题。杨教授把“真正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表明了“真正的理论研究”对译学建设的重要性。理论自觉性差、原创性理论研究少、新的学术范式急待建构是我国译学理论研究的现状。因此，争取理论创新、建构新的学术范式是建构翻译学的当务之急。吕俊教授在分析、批评、吸收国内外翻译学理论的基础基础上，以新的研究范式创造性地提出了“建构的翻译学”的构想。

二、建构的翻译学

(一)建构的翻译学是在分析、批判、吸收以前国内外翻译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建构性”的翻译学

吕俊教授认为，我们的翻译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语文学研究阶段、结构主义研究阶段和解构主义研究阶段。他分别对以上三个阶段不同研究范式在哲学基础、理论基础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了各自的不足。他认为，语文学范式的缺陷是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把翻译活动看成是一种灵感与悟性的表现，不注重规律性的研究与探讨，是非理性的;其哲学基础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神秘主义色彩。他说:“所以说翻译研究本身也难以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仅成为靠主观知觉判断进行的活动。那么翻译学的设想也绝不可能形成。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研究范式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目的一工具理性为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的翻译观。但是其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了语言的共性，忽视了差异性;增强了二元对立的思想，并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突出了其中的一元，只注重语言层面的分析从而抹杀了人的主观创造性。解构主义提出了解释哲学，批判了结构主义工具理性与语言中心论和二元对立的观点，给人们一种新的视觉，让人们剖析旧的理性，认识其不足。但解构主义思潮是一种非理性的思想，它是一种怀疑主义理论，是没有建构性的，只有破坏性和消解性。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语文学研究和解构主义研究都是非理性的。由于“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能缺少理性的支撑……所以它们不能成为翻译学建构的基础。而结构主义虽然是理性的且有语言学作为其基础，但由于它是封闭的，“把许多与翻译相关的要素，如主体要素，语境要素等排除在外，使得它的实践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3)因此它也不能成为翻译学的基础框架。基于这一现状，寻找既可避免语言决定论的极端，又可克服主体过分张扬的极端的一种新的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这样的理论观念才是翻译学建立中所需的理论。这种理论必须是理性的、具有重建性质的、回归语言学本体的，即“建构的翻译学”的理论基础。

(二)“建构的翻译学”是一个全新的翻译研究知识体系

建构的翻译学是在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与解构主义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批评与反思基础上的一种理性建构的翻译研究新模式。它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理性基础是交往理论，真理观是共识性真理，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

1.哲学的实践转向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哲学界涌现了许多新潮，如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等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语言间题的关注，并把语言看成是人存在的形式，如海德格尔的“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但我们认为，对人的存在的最本质思考只停留在语言间题上是显然不性的。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的存在的本质在于社会实践，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在重新认识马克思关于实践哲学的思想，从而掀起了一次哲学界中新的转向，即从包括意识哲学在内的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转向。

哲学的实践转向不仅帮助了我们走出了原文与译文文本的对立关系，而且走出了观念性文本，开始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从人类社会实际的度角来观察翻译活动，把它看成是一种人类交往实践的重要形式，是一种文化间的互动性活动。认识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去寻找不同文化间交往的普遍性规律以及探讨合理的交往模式。翻译观的改变会带动语言观的改变。实践哲学反对把语言神秘化的语言本体论倾向，而是把语言关注点放在实际使用中的语言，即言语间题上。而翻译中的语言问题恰恰也是实际使用的语言，即言语。我们只有研究交往过程中为达到相互理解而必须遵循的言语规则，才能正确地解释文本中的语言同题。这种语言观的改变就使原来的语义—句法模翻译模式改变成语义—语用模式。

实践哲学把社会实践活动看成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实践的过程就是人对象化自身而又使对象人化的过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又是能动的主体，可以超越自然。人是社会的一部分，受社会塑造，但又有超越社会改造社会的能动性。翻译活动是一种观念性的活动，是精神创造活动，也同样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译者与原文作者是主体间的对话活动，他们对话所生成的意义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它们必须接受社会的检验，受社会规范的制约。因此，“在翻译活动中，译者绝不是完全自由的，其译文要受社会理解的检验。

2.建构的翻译学的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种理性的构建。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但它的理性是目的—工具理性，不适合涉及价值和情感的人文学科。人既是个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人。人们都是社会的成员，共性在人们的知识领域中占主导地位。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理解、沟通，社会才得以维持。翻译既然是一种社会性活动，就应遵循社会规则和规范，既遵循理性原则。在交往活动中理性原则是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就是使交往活动合理。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的合理性概念包括三个层面:第一、认识主体与事件的或事实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一个行为社会世界中，处于互动中的实践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第三、一个成熟而痛苦的主体(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与自身的内在本质、自身的主体性、他者的主体性的关系。因此，合理的交往必须符合普遍有效性要求。它们是:对自然实存世界的断言式陈述要真实;对社会世界成员的调节式交往内容要正确;对个体主观世界的内心感受表达话语要真诚。另外，也要求言说者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可领会，即要求句子的语义语法正确。只有这样，交往活动的参与者在公认规范的话语背景下，才能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相互依存。

人际交往中还要求言说者使用最得体、恰当的语言，即必须遵循语言规则之外的协调性原则。协调性规则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社会规范，带有契约性性质，人们只有遵守这些规范与规则才能顺利的进行交往，这就是交往伦理问题。“它不仅可以用来处理翻译中语言的施为层面与表达层面的关系，还可用来处理国际见间文化交流的不平等现象，进而有助于建立平等交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知识共享的良好翻译模式。

3.建构的翻译学的真理观-共识性真理观

语文学范式的研究是建立在心灵真理观上。心灵真理观是心灵的产物，心灵真理只能凭直觉体验的方法去证悟。结构主义范式的研究以符合论真理观作为基础。“这种真理观没有把人的‘缘在’转到社会实践上，而是转到语言上，从而过分夸大了语言的作用”。建构的翻译学以共识性真理为基础。共识性真理有下特点:第一，这种真理观以现实的生活世界为背景。“生活世界，作为交往行为者‘一直已经’在其中运动的视野，通过社会的结构变化整个地约束和变化”。[9]1740其次，这种真理观预设了主体际性，因为共识本身就预设了互为主体性和主体间的差异性.再次，共识性真理观把语言视作客观与现在性条件。最后，它是一种对话性的和开放的真理观。共识性是一种主体间性与主客间性的内在统一。从而超越了单纯主客关系的符合论真理观和只存在于语言之中的本体论真理观。

共识性真理观要求我们知道如何才能建立起主体间合理的交往规范，以达成共识。因此，它改变了翻译研究的范式，对翻译活动以及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它有助于树立正确的翻译伦理观。建构的翻译学认为通过建立以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思想为指导的国际间认可的，并通过一定国际公约固定下来的翻译伦理规范，有助于真正促进国际间平等交流，终结不对称的文化间交流。其次，共识性真理观有利于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建构的翻译观是普通语用学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观不再把翻译活动囿于文本之中，而是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国际交流与交往的人类社会实践大背景之中。最后，这种真理观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翻译标准。它们是:尊重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尊重原文的定向性。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建构翻译学的参照系。

4.建构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言语行为理论

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封闭性与静止性带来的是封闭与静止的结构主义的翻译模式;以元语言学为基础的解构主义研究无法触及具体语言问题，也无法解决翻译中具体的语言现象和解决语言中出现的矛盾。建构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强调必须遵循两套规则，即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和协调性规则。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已给了充分的强调。构成性规则强调所说出句子的正确性。但我们知道，在交往中，只会说出正确的句子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还得选用得体的句子，必须符合人们普遍遵守的语法规范才行。交往的理性使翻译研究回归理性道路。

言语交往理论使翻译走向真正的开放。言语交往理论既强调了主体的意向性，把意义看作是意向性的满足，又包含了交往的人际关系，从而把言说主体引向人际关系。这就做到了语言系统外部因素既与语言运作相关联，又与现实世界相关联，同时它们之间也彼此以言语行为为主线互相联系起来。“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开放，而不是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的没有关联的开放。

另外，言语交往理论使翻译研究从语义—句法模式向语义—语用模式的转变;并把交往论理学的观念引进了翻译研究。这两点我们在上面已经论述过。

第9篇：语言哲学观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认知语言学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基础，随着研究的深入，认知语言学也提出了新的哲学观点，本文综合论述了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旨在进一步强调哲学对认知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性及对语言教学的指导作用。 

0 引言 

认知语言学是近十几年来国际理论语言学界新兴的一个语言学学派或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其成熟的标志是第一次国际认知语言学会议在德国杜伊斯堡的召开和1990 年《认知语言学》杂志(cognitive linguistics)的出版。认知语言学是在反对以生成语法为首的主流语言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哲学基础和工作假设上都与主流语言学有很大差别。传统的客观主义哲学观与人类对范畴的认识不相符合，也无法建立起一个有效地解释人类认知和语言的意义的理论，因此认知语言学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要提出自己的新的哲学观点——经验现实主义。 

1 认知语言学哲学基础 

客观主义认为，人的语言和思维中所运用的符号对应于外部世界的实体和范畴，符号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事物之间约定俗成的对应关系获取意义。这样形成的符号体系是外部世界的再现（representation）,是客观现实的映射。客观主义这还将人的心理活动中包含想象色彩的成分全部剔除在外，比如隐喻、借代、主观意象（mental imagery）等都不应该进入人的概念领域（realm of concepts）。总之，客观主义者认为人的理性虽然来自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但理性不受人自身的生物功能和外部世界特性的制约，人的思维和推理是大脑中概念和理念（ideas）之间的关系运算，是绝对抽象的，无形体的（disembodied）。他们错误地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截然分开，认为理性、思维、观念、理解是自主的，不受人的生理和物理环境的制约，人类心智是脱离主体的，超验的，不依赖认识主体的身体经验及其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 

近年来，随着认知科学研究的深入，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对“概念范畴”（conceptual categories）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关于范畴、意义、思维和推理与以前不同非客观主义（non-objectivism）的观点。他们称之为经验现实主义或简称经验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 experientialism）。这里的经验是指由人的身体构造以及与外部世界互动的基本感觉——运动经验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意义的范畴结构和意向图式。经验主义认知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思维是不能脱离形体的（embodied），即用来连接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并依据身体经验而有意义；（2）思维是想象的（imaginative）,因为那些不是直接来源于经验的概念是运用隐喻、转喻和心理意向的结果，这种想象力也不是脱离形体的，因为隐喻、转喻和意向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3）语言符号不是对应于客观的外部世界，而是与认知参与下形成的概念结构相一致。意义与推理也是基于以上概念结构与认知模式；（4）思维具有完型特征（gestalt properties），学习和记忆的认知过程依靠完型结构，而不是抽象符号的机械运算。 

在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观里，意义被视为是最关键的，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词语（linguistic expression）和词语所传达的概念是怎样获取意义的。经验现实主义认为，意义和意义的结构都产生于我们的生活经验，包括身体经验、社会经验和文化经验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我们作为生物体的特殊身体构造决定了有些经验是先于概念的产生就有自己的内在结构的。概念之先结构主要包括两类：一为基本层次结构，一为意向图式结构。认知模式与这两种概念之先结构相映衬，并由此获得自己的意义。

这种映衬构成人类知识的基础。经验现实主义还认为，我们通过理想认知模式icms（idealised cognitive models）来构建知识，icms是一个有内在结构的复合体，其内在结构可以是命题性的，意向图式性的，也可以通过隐喻投射和借射建立起来。在那些没有清晰可辨的概念之先结构的域，尤其是抽象域，我们通过隐喻借来此种结构。这样一来，隐喻就为我们理解那些抽象域提供了途径。经验主义因此特别重视隐喻对人类认知体系和语言形成的作用，因为隐喻将理性（reason）和想象结合起来。 

2 认知语言学哲学基础与语言教学语言作为一种认知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哲学基础的影响。语言教学是一种调动学习者主观思维的活动，要求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充分运用自身的经验、想象、脑海中已构成的图式模式。如上所诉，语言教学者在教授语言的过程中要重点解决的词语和词语所传达的概念是怎样获取意义的。而意义和意义的结构都产生于我们的各种生活经验中。语言教学因此更要重视对学习者在语言学习过程中经验的运用，以获得语言内容的最大吸收和语言意义的最深理解。哲学是语言学的基石。认知语言学把经验现实主义作为哲学观。经验主义承认客观存在的现实性，但认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是来自于外界实体的对应，而是来自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语言是人类一般认知活动的结果， 其结构与功能是人类经验的产物，与客观世界之间并没有直接对应关系，语言的中介是人类经验所促动的人类概念。人的身体构造、身体经验及社会经验会对人的人之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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