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精选(九篇)
第1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摘 要：儒学自产生起就对史学产生重要影响，司马迁处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更加不能避免儒学的影响。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动因以及当时的客观环境可以看到儒学对他的影响，从而看出司马迁对儒学的尊崇。
关键词 ：司马迁 《史记》 创作背景 儒学 影响
每一部著作都会受其创作背景的影响，其中有创作者的主观动因也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客观影响。《史记》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又是历来被称赞的文学作品，当然也承载着作者创作的主观动机，更加离不开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作为公认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的史学观已经被广泛研究，并且对后世史学家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关于司马迁本人究竟是尊道还是崇儒历来都有争论，本文旨在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背景来探讨儒学对其影响，进而说明司马迁是尊崇儒学的。
一、《史记》创作的主观动因
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动因主要是继承父志、作为史家的自觉还有对其自身命运的抗争，这些方面都能看出儒学对他的影响。
（一）继承父志
司马迁写《史记》是继承父命，这是众所周知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说明其父司马谈临终嘱咐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便许下诺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司马谈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由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写《史记》首先是遵父命，完成父亲司马谈的遗愿，这主要是出于“孝”。《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儒家伦理最讲孝道，所以司马迁不敢有违父命，即使后来遭受身心的摧残依然坚持写完这本著作。如果司马迁因为各种困难而放弃完成《史记》的创作那他就是不孝的，这在他的观念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二）史家的自觉
司马谈认为：“幽历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认为自孔子之后“史记放绝”，并不是说春秋至秦汉之间没有历史记载，而是认为这期间的诸家史书没有能像孔子所作的《春秋》那样能上承周公，为治理国家作借鉴。司马谈希望司马迁能做第二个孔子，希望他能作出一部能上承《春秋》的史书，以弥补自孔子获麟以来的历史空缺。司马迁遵其父命写作《史记》，并不是当时作为史官的责任，而是司马迁父子个人对历史对民族的一种自觉。李长之先生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说：“他可称为中国上古第一个觉醒的担负着历史使命，历史课题的人”，这一评价有过誉之处，但足以看出司马迁史家自觉的重要意义。司马迁自身的史料积累，再加上其史家修史的自觉，才有了后世相传的《史记》。
（三）自身命运的抗争
如果说司马迁开始写《史记》是由于其史家的自觉和承其父命，那么在其遭遇宫刑承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摧残后，又看尽世态炎凉仍然能够忍辱坚持写完《史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对自身命运的抗争。作为有着远大抱负的史学家，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欲著一部能够流传千古的史书。可是命运不济，偏偏让他遭遇这样的刑罚。在遇难之际无人帮忙，由此看尽了世态炎凉。这时如果不是心怀理想，恐怕司马迁不会隐忍苟活。可以说著《史记》成了司马迁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从他所著的《史记》中可以看出其对许多命途多舛但不向命运屈服的历史人物的称赞。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写到：“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想效仿这些命途多舛仍能够千古留名的人。这里是受儒家“显身扬名”思想的影响。在司马迁身上还显示出一种坚韧不屈的品格。《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正是受儒家这种“大丈夫”思想的影响，司马迁才能在遭受磨难后坚持著作，最终著成流传千古的史书。
二、《史记》创作的客观环境
（一）史官文化的发展
司马迁的先世多为史官，他的学术思想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尤其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负责管理国家图书和收集史料。这得天独厚的条件给司马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史官在上古三代就已经存在，当时的史官掌管天文术数，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之宗，经春秋战国的不断发展史，官文化渐趋成熟，两汉时期正式确立史官修史制度。汉代史官的规模扩大而且有了专职，这是汉代统治者看到历史延续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史学的表现。历史是对历朝历代兴衰荣辱的记录，对先前历史的了解能够更好地治理当今的国家。历史本身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对前代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也是对历史的尊重。《论语·为政》篇记载：“殷因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是儒家对历史承继的重视。在《论语·八佾》中记载：“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说历史资料和熟悉掌故的人不多，不能对夏殷两代的历史进行验证，所以孔子作《春秋》以使历史得以延续，能够为后人提供借鉴。司马迁仿效孔子作《春秋》而作《史记》，就是在这种史官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发挥儒家修史以使历史承继的功能。太史公（司马迁）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不敢让历史成为空白，所以承其父命，呕心沥血著作《史记》，从今天看来《史记》也的确发挥了它的作用，成为先秦到两汉这段历史的忠实记录者。
（二）儒学独尊的文化背景
儒学自产生始就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对整个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创作《史记》虽然是史学家的行为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学的影响。汉初刚刚经历过战争百废待兴，为恢复社会秩序，统治者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这种政策直到汉武帝时期国力上升才有所改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汉初黄老之学影响下的社会，所以在其《论六家要旨》一文中有明显的尊崇黄老的思想。虽然司马谈去世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已经有25年了，但其基本思想早已成型，所以司马谈在思想上主要还是尊道的。司马迁曾经师从董仲舒，而且其生活的时代几乎与儒学独尊同时，所以司马迁的思想上儒学色彩较为明显。这一点从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篇章中有很好的体现：司马迁不仅把孔子列入世家，而且为孔门子弟做传，还有《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等，一部史记简直就是一部儒学史。司马迁开了专记“儒学”的先例，而且对书中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论大都以儒家思想为依据，可见司马迁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尊崇，梁启超则有“太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的说法。
虽然说司马迁创作《史记》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大环境下，但是司马迁对儒学的推崇并不是完全遵照董仲舒的儒学思想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并在全国推行，这里的儒术是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适应统治需要的思想，具体说来是适应封建大一统社会需要的“公羊学”学说。董仲舒的儒学“天命神权”“天人感应”色彩浓厚，但是司马迁所尊的儒学更加注重人事，更接近先秦时期的儒学。虽然其在《孔子世家》中记载了许多神话传说，但总体而言司马迁更强调人事的作用。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对项羽将自己的失败归罪于天给予批判：“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在这里司马迁强调人事对国家兴亡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的理念是相通的。可见司马迁所尊崇的儒学主要是对先秦时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当然也不能排除董仲舒对其的影响。
三、总结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主观动因和客观环境来看，《史记》在很多方面受到儒学的影响。儒学在两汉时期逐渐成为正统，自此儒学就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史学当然也不能免受其影响。从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来看，司马迁虽然受其父尊道思想的影响，但其尊儒的色彩更加浓厚，这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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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从学术史上看，在班固以前，刘向、杨雄、班彪等人已经认识到了《史记》“实录” 的特点，班固把他们的认识加以总结，从《史记》的表述特点和“不虚美、不隐恶”的 直书精神等方面肯定了《史记》实录特征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他的评价对后人认识和 理解《史记》影响很大。(注：参见赵光贤：《评班氏父子对司马迁的批评》，《史学 史研究》1989年第1期；张子侠：《班氏父子与＜史记＞的学术命运》，《史学史研究》1 995年第4期。)此后很多关于实录的讨论都是围绕班固之评展开。时至今日，论说《史 记》实录成就者不少，但一般还未从考镜源流上考察实录传统的形成过程，司马迁和《 史记》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因此未能彰显，本文试就此作一点尝试。
一、史料采用与实录传统
史料真实是史书可信的基本前提，凡是严肃的史家都会尽量广泛地搜集史料，并加以 审慎的考订和选择，写出真实的历史，揭示历史的真相。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 动，不记诬妄之说。他还提倡研究客观事物，要有文献根据，决不能凭主观臆断，他说 ：“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论语·述而》)又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论语·为政》)“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孔子这些观 点对后代史家形成重视搜集文献、加以慎重考订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司马迁 作《史记》，以“继《春秋》”为己任，从学术思想、撰述方法和著史实践上全面继承 、发展了孔子的原则，创立了“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 子”(《史记·孔子世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 》)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楷模。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 ，为新发现的甲骨文证明为确，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 [1]。这就是《史记》在总体上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有力证据。后代史家和学者继承了 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或在撰史中据事直书，或在评论中辨伪纠误，在史料采撰上培育了 实录传统。
在这方面，班固可以说是司马迁实录精神的自觉继承者。《汉书》于汉武帝以前的历 史，多以《史记》为据。班固还申明，凡是《史记》所无的材料绝不妄添，必须确凿有 据，才予增补，否则阙如。如《汉书·张汤传》赞语云：“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 ，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这是基于班固对《史记》“实录”价值的认可，也是他忠 于“实录”原则的表现，说明他对《史记》史料运用方法和实录精神有很好地理解。
对这种实录精神的进一步审视和推崇，至明清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清代学 者，他们针对汉代以来人们争讼颇多的问题，从司马迁史料采撷的可信、审慎严谨的态 度和考信方法等方面总结了司马迁在史料运用上的实录之功。
首先，辨明司马迁采撷史料的可信。班固对司马迁“是非颇谬于经”的评价是有其时 代局限性的[2]，后来史家往往拘泥于班固之评，在批评司马迁的思想倾向不合于儒家 经典的同时，还对《史记》中史料的可信性提出质疑。清代史家在辨明司马迁思想旨趣 的同时，阐释了《史记》“考信于《六艺》”的准则。王鸣盛认为从《史记》取材之慎 可看出司马迁史识所在，他说：“迁所采书只有五六种。张守节《正义·论例》云《史 记》采六家杂说。六家即班氏云云，杂说则六家外或间有，然亦仅矣。盖其采之之慎如 此。”(王鸣盛：《蛾术篇》，卷九，《司马迁所援据之书》)冯班针对“爱奇”说加以 批评：“太史公曰：‘学者载籍既博，必取信于《六艺》。’又曰：‘诸家言黄帝，文 多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其不爱奇也明矣，芟之或未尽耳，杨雄以为多爱不忍， 非也。”(冯班：《钝吟杂录》)他是从司马迁取材的宗旨和标准出发，充分肯定了司马 迁取材的审慎和可信。
其次，肯定司马迁严谨审慎的态度。在《史记》问世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有很多评 论以夸大《春秋》褒贬书法的作用来衡量《史记》，似乎《史记》篇篇皆为发愤刺讥而 作。清代史家和学者在褒贬和事实之间更重事实，往往能从史学角度较准确地阐释司马 迁史料运用的意图和方法。如钱大昕批评“谤书”说，认为王允等人的议论，“元非通 论”，并且指出：“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其述作依乎经，其 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 ，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他认为司马迁作《史 记》的宗旨是“继《春秋》”“成一家之言”，因而在史料运用上是依经述作，而在表 现自己看法时有诸子的风格，后人未能理解司马迁的作史宗旨，在方法论上又犯了“因 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初”的错误，因而对司马迁的《史记》有很多批评。以考据见长的 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认识，足见其理性精神和司马迁实录精神之间的相通之处。
再次，总结和阐发司马迁的考信方法。司马迁在《史记》很多篇中都申明了自己“疑 者阙之”的撰史方法，就是对那些史料记载不详或无法辨清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去 做个人假想和阐述；对于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和材料也如实地记录下来，将疑问保存下 去，让后人解决。这样做可能为史书增加了很多不确定的“杂说”，但却避免了因虚辞 妄说而误导后人。这种保存实录的方法被清代学者称为“两存法”。如何焯《义门读书 记》引冯班语：“太史公叙事，事有抵牾者，皆两存。如《周本纪》依《古文尚书》， 《齐太公世家》又载今文《泰誓》，所谓‘疑以传疑’也。有大事，而记载不详难叙者 ，缺之，史阙文也。”[3]对《史记》中《晋世家》与《赵世家》所记赵氏孤儿一事之 不同，清高士奇说：“司马迁序赵氏下宫之难，文工而事详，顾与《左氏》迥异，此千 古疑案也。自当两存之。”(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这些总结是在清代讲究考证学 风盛行的背景下，对“实录”内涵的进一步阐发[4]。
清代朴学家以实事求是、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方法对前代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在此 过程中逐渐领悟了司马迁对待史料的考信精神，并对司马迁运用史料的方法加以总结和 运用。如崔述作《考信录》，书名即取自《史记》，以明其求真之志。他说：“司马氏 曰：‘学者载籍既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崔述：《考信录提要》 )在具体的研究中，崔述也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考信”精神。司马迁记载上古帝王史 事，运用了一些传说资料，引起后人关于古史传说与可信历史之界限的争论。崔述对司 马迁考上古史，考信于《六艺》，扬弃“不雅驯”之言的史料运用方法加以肯定，并以 毕生精力撰成《考信录》，对两千年来形成的古史传说加以廓清。其发扬司马迁实录求 真精神可谓至真至诚，这对后来史家的治学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近代疑古派的代表人 物顾颉刚在疑古求真精神的指导下，再次肯定了司马迁严格的裁断和卓越的见识，他说 ：“我们只要看唐司马贞忍不住替他补作《三皇本纪》，就可知道在方士和阴阳家极活 动的空气之中排斥许多古帝王是怎样的有眼光和有勇气了。”“我们只要看《史记》以 后讲古史的书有哪几种是没有共和以前的年数的，就可以知道他的裁断精神是怎样的严 厉和确定了。”[5]可见，无论是清代以考据见长的史家，还是近代疑古派的代表学者 ，在实录精神上都与司马迁有某些契合之处。
司马迁作《史记》常常带着考辨的眼光深入民间，从生活中，甚至从历史见证人那里 获取史料，以和史书相参证[6]。这种方法往往能准确、生动地反映社会现实的特征和 风尚，增加了史料的可信度，它不仅解决了史籍记载不足的局限，还表现了史家探寻历 史真相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后来史家作史，多能参其深意，故笃行不辍。如谈迁著《国 榷》、顾炎武作《日知录》、史念海撰《河山集》等。梁启超曾就司马迁作《孔子世家 》，“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而评论 司马迁说：“作史者能多求根据于此等目睹之事物，史之最上乘也。”[7]可以说，这 是对司马迁实地考察史迹的求实精神的最高评价。
总之，在《史记》史料运用的评论上，无论是广搜证据改正前人谬误，还是对考信方 法的总结和运用，后代史家和学者都体现出一种对司马迁求实求真精神的肯定和追求， 从而使《史记》在史学编纂上的实录价值得到丰富阐释。
二、历史评价与实录传统
史料的核实是史家实录的第一步，对历史进程和历史人物做出恰当的评价，则是史家 追求真实的进一步表现。李大钊曾在《史学要论》中说：
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 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 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 ，才算历史的真实[8]。
他所谓“解喻”就是史家对过往历史的评论，解喻所能达到的真实程度取决于史家的 史识和史观，是随着人们思想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接近真实。这是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指 导下对历史真实和历史评价关系的科学认识。而我们古代的史家在评论司马迁的实录精 神时已形成了一些朴素的认识。
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是指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事件和 历史人物时，褒善贬恶，都有事实为依据。班固这个评论既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司马 迁实录的思想旨趣，也道出了司马迁“实录”与先秦史学“直笔”传统的渊源，尽管二 者不尽相同[9]。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先秦史学“秉笔直书”、“书 法不隐”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说明司马迁的实录并不是被动地记录史事，而是 要自觉地表明自己对事迹的态度，使善恶更加鲜明，即从记录史事中表达自己的价值判 断。这是一个正直的史家所应具有的修养。
对司马迁作史的客观态度和《史记》实录的特点，东汉的王充已有较为准确的认识， 他说：“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王充：《论语·案书》)，“太史公书 汉世实事之人”(王充：《论语·感虚》)。就是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很少主观臆断 之处，都是凭事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如实记载了汉代历史。司马迁对秦亡汉兴历 史经验的总结，对汉武帝统治时期所面临的新问题的揭示，是通过丰富的历史事件和众 多的历史人物活动来展现的，即在如实记录历史的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稽其 兴败成坏之理”。这正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史宗旨和实录精神的 集中体现。王充批评前代学术以疾虚妄、崇真实为最高标准，对《史记》也有指责之处 ，但他却从史家的主观态度和史著的客观真实两方面肯定了司马迁《史记》的实录。由 此可见，汉代学者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评价要比先秦史家的“书法不隐” 有更丰富的内容，它不仅要求史家有正直的人格和公正的态度，还要求史家在具体史事 的记叙中表达对历史进程的正确看法。唐代司马贞为《史记》作注，在《补史记序》中 说：“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后之作者咸取则马。”唐以前《史记》的传播还不广，人 们对《史记》的认识还不深，但对其“叙劝褒贬颇称折衷”的特点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并以之为作史的准则，这表明《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已得到普 遍认可。
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秦汉大一统政治 格局的结束，经学对思想界的垄断被打破，曾一度依附于经学的史学也逐渐摆脱了经学 的束缚，出现了史家辈出、史书数量剧增的局面。在这种史风大盛的背景下，《史记》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得到更多的继承和发扬。当时史臣撰史多以司马迁“实 录”为衡量标准。北魏太武帝诏崔浩修国史，令其“务从实录”。东晋时孙盛著《晋阳 秋》，也是当时人写当时的史，被称为“辞直而理正”(《晋书·孙盛传》)的良史。华 峤修成《汉后书》，朝臣“咸以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 表传》)。《晋书》卷82“史臣曰”这样评价陈寿：“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 西京，骋直辞于东观。……可以继明先典者，陈寿得之乎!”据《晋书》陈寿本传记载 ，陈寿为人正直，不屈于权贵；从《三国志》的具体内容来看，陈寿叙事往往能做到隐 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正是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传统的继承。 而当时史家评论对这一传统已做到了准确的分析和把握。
在史学批评领域，实录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评判史家作风的标准，而这种认识 的深入既与史家们追踪司马迁实录的自觉意识分不开，也与史学领域不同史学观念和作 史态度的斗争紧密关联。如魏明帝与王肃谈《史记》时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 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断然反对这种说法，指出：“司马迁记 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杨雄服其善序事理，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 述《史记》，取孝景及已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 李陵事，遂下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魏书·王肃传》)王肃认 为，汉武帝因《史记》直书而迁怒司马迁，正说明《史记》实录的性质。这是史学在发 展过程中与现实政治产生矛盾的表现，统治者对实录既需要又害怕的矛盾态度，是司马 迁实录精神历来遭到种种毁誉的根源。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这种矛盾愈加尖锐，史家 评论也逐渐深入，其标志是：问题提得更加明确，也更带有针对性。很多人以批评班固 来肯定司马迁的实录态度。如傅玄说：“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 臣；救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注：《 傅子·补遗上》，转录马总《意林》，四部丛刊本。)这显然是要与班固批评司马迁的 话针锋相对，反过来说，司马迁的实录在价值判断上堪称良史。晋葛洪还试图从马、班 思想倾向的不同寻找原因，他说：“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 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核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 也，皆准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 之所论未可据也。固诚纯儒，不究道意，玩其所习，难以折衷。”(葛洪：《抱朴子· 内篇》)《史记》的评论以事实为本，褒贬有明确依据，“不雷同于偶俗”就是不同于 汉代一般经生儒士的标准。葛洪认为班固从纯儒的角度批评司马迁，与司马迁的思想倾 向不合，因此难免偏颇。这样自觉地将马、班进行比较，表现出史学发展上人们自觉意 识进一步加强。这种比较也使《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判断标准得到进一步 确认，成为评价良史的一个标准。
在此基础上，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明确提出了“实录无隐”、“按实而书” 、“析理居正”和“贵信史”的主张，他所说的信史包含了据事直书和据理直书两方面 的内容。不过刘勰所尊的“理”主要还是儒家政治伦理性标准，所以他说司马迁是“爱 奇反经”。刘勰可贵之处在于，他能针对当时史学“腾褒裁贬”、是非无准的具体情况 ，在圣人之旨外提出了史学新的价值评判标准：“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 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 一准焉。”(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孔子的尊贤隐讳是圣人之旨，而惩戒的直笔精 神也是史家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怎样在这两种标准之间权衡取舍，他只能依凭史 家的“素心”，即客观公正的态度。这就为后代史家提出了怎样处理客观事实与主观褒 贬的关系问题。
刘知几的《史通》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了这个问题。他提出“直书”来反对“曲笔”。 “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跟“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 ”(刘知几：《史通·惑经》)的偏颇相对立。值得注意的是，刘知几在《史通》中特设 《申左》篇与《惑经》篇并列，用《左传》的“实录”来批评《春秋》以来的褒贬任情 、隐讳事实。他说：“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 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刘知几：《史通·申左》)刘知 几提倡的是用实录史事来表现善恶真伪的价值判断，有了事实作基础，才有中肯的褒贬 。而《春秋》拘于礼法，隐讳史实的做法只能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刘知几：《 史通·惑经》)。刘知几关于直书和曲笔的理论已不是把实录事实与史家的主观评价简 单对立起来。他承认史家的主观情志会影响史事记载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他还认识到 要写出信史，还要有“鉴识”、“探赜”的修养，才能“铨核得中”(刘知几：《史通 ·鉴识》)。《史通》卷七中的《品藻》、《直书》、《曲笔》、《鉴识》、《探赜》 就是刘知几构建的史家主体修养的理论框架。这是刘知几为探讨史学价值判断标准做出 的进一步努力。由此，宋人吴缜从理论上提出了史学批评的评价标准：“夫为史之要有 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 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 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 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0]他认为事实是史书的第一要义，褒贬、 文采都以此为基础。这样就明确地把史学批评的理论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了， 从而在史学思想和历史编纂学上明确了“实录”的标准。
与此同时，不顾客观事实而空谈褒贬的学风仍然存在于史学领域，尤其是宋代，理学 义理思想的盛行更强化了这种观念。当时史家撰史，在价值判断标准上往往受主观好恶 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出现了“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 南为岛夷”(郑樵：《通志·总序》)的混乱局面。郑樵对此进行了批判：
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 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 、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 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女不事饔殄，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 郑樵：《通志·总序》)。
在这里他彻底否定了褒贬在史书中的价值，认为史家只要写出史事，人物的好坏自然 分明，不用再发议论。郑樵认为史之为用在记载国家典章，史家对史事的历史评价没有 什么用处。这既是一个史学中客观与主观的问题，又是史学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的问题， 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但他心目中仍以《史记》、《汉书》记事为史册“详文 该事”的楷模，说明他是以真实历史的根本要求，来反对为维护封建主义统治而专事褒 贬的恶劣风气，在当时还是一种进步的史学思想。
可以说，由于史学与政治及经学思想的复杂关系，中国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 政治伦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和实录标准的矛盾斗争中艰难而曲折地行进。在这种矛盾斗 争中，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价值标准成为后代史家的旗帜，用来反对史学批评 和历史撰述中存在的专事褒贬之风，逐步确立了史学实录的价值评判标准。随着矛盾的 激化，正直的史家不再停留于批评曲笔的表面现象，而是要从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上加 以批判。在此过程中，以《史记》实录为评价标准的思想始终占据着主流，使人们对史 学固有的性质认识得更加清楚，坚持了史学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无疑是司马迁实录精神 在史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作用。
三、文字表述风格与实录传统
正如吴缜所说，历史撰述中事实、褒贬和文采是相得益彰的，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仅 体现在他注重史料真实和坚持实录秦、汉历史的求真精神，还在于他自成一家的表述风 格。这三者汇聚在一起，方可见《史记》实录风貌之大概。
杨雄在《法言·重黎》中讲：“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 曰实录。”杨雄没有对“实录”作进一步解释，但他已抓住了《史记》作为历史著述的 本质特点，可以说杨雄已经从历史编纂的特点上强调了《史记》“实录”的特征和价值 。在此基础上，班固从叙事和文辞上概括了《史记》实录的表述风格：“善序事理，辨 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总的来讲，就是简洁、准确、质朴、生动，这 就是司马迁“实录”文风为后世史家树立的榜样，也是人们评价“良史”的一个重要标 准。后代史家在撰史和评论中不断探索《史记》“实录”文风的魅力所在，并加以仿效 ，形成了中国史书实录的表述传统和丰富理论。归结起来，一般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洁事信。范晔曾比较司马迁和班固的文风，认为：“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 而事详”(《后汉书·班彪传》)，所谓“文直事核”就是说《史记》叙事简洁准确。范 晔是很重视文辞表述的一个史家，他对马、班文风的把握还是比较确切的。晋张辅曾以 文字繁简比较《史记》、《汉书》优劣，他的评论多受后人指责，认为这种比较过于简 单。其实，他是用比较来强调《史记》简洁、真实的实录文风，他说：“迁之著述，辞 约而事举”，“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晋 书·张辅传》)就是说《史记》文辞简洁而能叙事完备，就在于它写人能够使文辞语言 符合历史人物的身份，叙述历史事件则能符合事实，有条有理。这把《史记》记事、写 人的风格揭示得更加清楚了，是对班固之评的进一步发挥。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 中专门讨论史书的叙事，提倡文约事丰的叙事风格，他说：“言尽而旨远，辞浅而义深 ；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他认为史书语言要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这样才能文字俭 省、事实清楚而作者意旨亦明，并举《左传》和《史记》的例子来说明，从理论上探讨 了《史记》文辞简约而叙事真实的风格。明代何乔新说《史记》：“上自黄帝，下讫汉 武，首尾三千余年，论著才五十万言，非文之直乎!纪帝王则本《诗》、《书》，世列 国则据《左氏》，言秦间诸侯则采《战国策》，言汉定天下则述《楚汉春秋》，非事之 核乎!”(何乔新：《何文肃公文集》)很明显他也是从文字简洁和史事可信两方面来理 解《史记》“文直事核”的风格的。清代蒋彤在前人基础上做了总结：
班孟坚论司马之书曰：“其文直，其事核。”师古注云：“核，坚实也。”百果之核 ，无不坚实，叙事义法，“坚实”二字尽之。无虚假无疏漏，乃得坚实。核无定形，随 物为大小。试读《史》《汉》中传，长者数万言，短者数百言，有一字不坚实否?故文 无论短长，总有天然结构，如铜就范，有不可增减意，是无他，文洁而事信也(蒋彤： 《丹棱文钞·上黄南坡太守论志传义例书》)。
他以“无虚假无疏漏”解释《史记》的“文直事核”，所谓“随物为大小”是讲史家 的剪裁之功，即根据事实决定繁简。司马迁说孔子成《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 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就是说孔子叙事笔法之严谨真实。蒋彤用 “有不可增减意”来评价《史记》，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角度充实了实录风格的内涵。
第二，质朴切直。当史学领域出现不良文风和错误倾向时，严肃的史家都会自觉地用 《史记》作为标准来进行批评。如南北朝时期直至唐初，由于骈文盛行，很多史家作史 讲究用词华丽，多用偶句。对此，刘知几指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 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干之有逸，如子云之含 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为标准， 他批评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刘知几《史 通·鉴识》)刘知几在这里强调了史书表述与文学性表述不同，撰史应以司马迁《史记 》的实录风格为准则。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唐代史家和学者多保持着质朴切直的传统， 刘知几的《史通》本身就有质朴切直的特点。柳宗元作《非＜国语＞》、《段太尉逸事状 》，韩愈撰《顺宗实录》“说禁中事颇切直”(《旧唐书·路随传》)，都反映了直书的 精神和质朴的文风。柳宗元的文章以峻洁著称，他谈到自己写文章的体会时说：“《太 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柳河东集·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这里的“峻洁” 是指司马迁胆识过人，敢于言人之所不敢言的质实精神。他们追踪司马迁，开一代新风 ，扩大了《史记》实录文风的影响。章学诚评价说：“六朝骈丽，为人志铭，铺排郡望 ，藻饰官阶，殆于以人为赋，更无质实之意。是以韩、柳诸公，力追《史》《汉》叙事 ，开辟蓁芜；其事本为变古，而光昌博大，转为后世宗师。”(章学诚：《文史通义· 墓铭辨例》)由此出发，章学诚还针对史学领域出现的不顾事实而滥用义理虚文的风气 ，提出撰史之文“与其文而失实，何如质以传真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古文十弊 》)的标准，并且以《史记》的《陈余列传》、《管晏列传》、《李斯列传》为例说解 史家作传的表述要求。
第三，真实生动。清吴敏树说：“《封禅》、《平准》、《河渠》三书，所叙皆孝武 朝大条目事，与后人修史作志者不同。作志要考详先代典故，叙次令明晰而已。至史公 所称，皆目睹事迹……学者第能细按当日事势情形，如身执简其侧。”(吴敏树：《史记 别钞·平准书》)这是说其他史书作志大多排比史料使叙次明晰，而司马迁作三书是根据 自己亲身经历描写当代史事，能使当时的情形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来，使人读了如身临其 境。这一比较使《史记》的实录超越了记注史料的层面而揭示了它在史著表述上的创造 性。不惟如此，即使描写非亲身经历的人事，司马迁也能贯彻这种实录笔法。清熊士鹏 说：
司马迁作《史记》，变《春秋》编年之法，创为传纪，凡百三十篇。余每读其列传， 观其传一人，写一事，自公卿大夫，以及儒侠医卜佞幸之类，其美恶谲正喜怒笑哭爱恶 之情，跃跃楮墨间，如化工因物付物，而无不曲肖。读《屈贾传》，则见其哀郢怀沙过 湘投书之状，读《庄周》、《鲁仲连传》，则见其guāng@①洋倜傥之状，读《韩 信》、《李广传》则见其拔帜射雕之状，读《游侠》、《刺客传》，则见其喜剑好博倚 柱箕踞之状，读《酷吏》、《滑稽传》，则见其鹰击毛挚摇头大笑之状，读《原》、《 陵》、《春》、《孟》四君传，则见其弹铗负@②执辔蹑珠之状，余不暇枚举，然若此 者何哉?盖各因其人之行事而添颊上三毫也。故刘向、杨雄称之为实录(熊士鹏：《鹄山 小隐文集》，卷二十四，《释言》)。
他所举的都是《史记》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列传，表明司马迁写人能够“各因其人之 行事而添颊上三毫”，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选择突出的事件或细节把他们的性格特 征描写出来，使人物生动而传神，读者在阅读时自然会产生如在目前的感受。明清以来 此类评述多有，但还没有人把《史记》这种生动传神的风格归结为“实录”。实际上， 这可以说是《史记》“实录”风格在文字表述上的鲜明特点，也是历代史家赞叹不已、 追慕不已的一个目标，是史书实录风格的较高要求。
总之，在漫长的史学发展历程中，人们从各个方面探讨了《史记》实录的表述特征和 精神实质，丰富了中国史学传统的内涵。在此过程中，《史记》实录精神影响着后代史 家和史著，在中国史学传统的形成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白寿彝先生说：“司马迁《 史记》一书在中国史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司马迁成为笼罩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 史学大师。”[11]不仅如此，直到今天，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仍然启发着我们的历史 研究和历史撰述。过去的史家难免受时代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但他们始终坚持以实 录求真反对虚妄矫饰。从班固对《史记》实录精神的确认到今天，我们对它的认识应该 更加丰富和深刻。近年来出现的怀疑历史真实性的思潮，只是实录传统发展长河中的一 个小小的回旋，这样的回旋以后还会有，但我们坚信只要紧紧把握司马迁以来的实录精 神，它仍将推动中国史学不断向着寻求真理、走近真理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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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易宁，易平.《史记》“实录”新探[J].史学史研究，1995，(4).
第3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通过本课的学习，要了解和掌握史学家司马迁和《史记》；《史记》的价值和影响；乐府和乐府诗；秦始皇陵兵马俑的艺术成就等知识
通过对司马迁写《史记》的史实学习，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的学习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
通过欣赏和想象秦陵的地下军阵，感受当年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的威武，树立起开拓进取的精神。通过欣赏秦始皇兵马俑的艺术成就，认识到这是中华祖先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从而产生民族自豪感。同时培养学生的文物鉴赏力，增强文物保护的意识。
产生民族自豪感。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秦汉时期在史学、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它也是秦汉时期文化极度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学方面的《史记》，文学方面的汉赋、乐府诗，雕塑艺术秦兵马俑，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秦汉时期，我国史学、文学、艺术的大发展主要表现在：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著有不朽的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史记》，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乐府诗的名篇《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气势磅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
重点分析：
1．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写史十分注重史料的真实性，文笔生动，体例完备。司马迁严谨治史的精神也为后世的史家所效法。《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成为我国历代王朝编写史书的典范。
2．秦皇陵兵马俑
这组大型艺术群像，气势磅礴，艺术表现手法高超，人物形态逼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地下艺术宝库，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这些文物古迹也反映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高超的科学技术、分析水平。学生应该重点掌握。
难点分析：
1、对纪传体这种史书体例的理解
主要是因为学生对于史书的接触较少，没有完整地读过几本史书，很难体会其中的差别；甚至连这些名称都没有听说过，理解起来有一定的困难。
2、司马迁写成《史记》的主观客观因素
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政治稳定，文化也有新发展，为司马迁编写《史记》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另外，司马迁出身于史官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对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有一定的影响，加之他本人具有坚韧的意志品质。为了写成《史记》，司马迁忍辱负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史记》一书。通过分析，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成才意识及顽强的意志品质。
教法建议
一、司马迁和《史记》
1．教师讲解纪传体体例和通史的含义，并注意其与编年体体例和断代史的区别。
2．学习运用教科书中的有关内容，通过小组讨论“为什么司马迁能写出这样一部史学巨著”，说出从中受到的启示和感想。
3．《史记》的价值和影响，要从《史记》的写作特色入手，并引用鲁迅的话：《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二、秦兵马俑
1．建议运用一些图片或音像资料展示，使学生感受到地下军阵的壮观，并通过语言描述出来，激发起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提问：“秦始皇为什么把如此规模巨大的军阵埋在地下、他的陵墓附近呢？”学生发挥想象，提出自己的看法。
教学设计示例
昌盛的秦汉文化（三）
--史学、文学和艺术的大发展
教学重点：司马迁和《史记》；秦兵马俑
教学难点：纪传体史书体例
教学用具：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过程：
[导入]提问：1.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的著作？2.佛教传入的时间？3.道教兴起的时间？总结引入史学、文学和艺术。
一、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西汉人，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著作《史记》。其体裁纪传体，纪指皇帝的传记，传指将相和名人的传记。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叙述了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二三千年的历史。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这样一部史学巨著？（让学生阅读书上内容，然后进行总结。）司马迁编写出《史记》这样一部巨著是多方面原因促成的。要深人探究司马迁著《史记》成功的原因。①时代的呼唤。西汉从汉高祖的休养生息政策，经"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进入极盛时期。这是汉朝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怎样才能长治久安，避免秦亡的悲剧重演，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时代呼唤一部能总结前人经验，为今后的发展提供借鉴的历史巨著问世。②家庭的影响。司马迁的父亲是汉朝的太史令，即汉朝的史官，很想写一部历史著作，遗憾的是他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就病逝了。司马迁著《史记》，也是为了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③丰富的历史知识。司马迁20岁时，到全国各地游历，收集到大量流传在民间的珍贵史实，为他著书立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④发愤著书。司马迁因为得罪了汉武帝被处以重刑，面对严酷的现实，他不仅勇敢地活了下来，而且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著作。
在史书体例中，最常见的是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它们的特点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编年体以时间为中心，纪事本末体以记事为中心。注意区分通史和断代史。
二、乐府诗
"乐府"为汉武帝时期始设的音乐机构，搜集各地民歌，经加工配乐，称为"乐府?quot;，其特点是形式朴素，语言清新活泼，感情真挚。西汉时乐府搜集各地民歌共有138篇，流传至今的只有三四十篇。代表作有《孔雀东南飞》、《十五从军征》。
三、秦兵马俑
秦汉时期艺术成就中的雕塑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为代表。
让学生阅读教材，找出以下的内容：第一，秦陵兵马俑的发掘；第二，秦陵兵马俑的壮观和宏大；第三，秦陵兵马俑的价值和发现意义。秦始皇陵位置：陕西省临潼县；规模：大（骑、步兵俑7000多件，陶马600余匹，战车100多辆）
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这里发掘了三个兵马俑从葬坑，其中都有真人真马等同大小的陶制彩绘兵马俑和当时实战用的多种兵器，出土文物达万件之多。陶俑平均身高1．78米，逐个捏制而成。其装饰、表情各具特色，无一雷同。秦陵兵马俑表现了极高的雕塑艺术水平，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颗明珠，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板书设计：
昌盛的秦汉文化（三）
——史学、文学和艺术的大发展
一、司马迁与《史记》
1．司马迁写《史记》
2．《史记》的内容及对后世的影响
二、乐府诗
1．乐府
2．乐府诗及其名篇
三、秦后马俑
第4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关键词】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原因
司马迁著作《史记》最初的动机，莫过于接替并守护其父亲司马谈太史公的职责和荣誉。其父亲司马谈一直以一位正统的史官自居。在临终之时，就嘱咐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妆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有此可见，司马迁在一个世世代代以作为一名史官而自豪的家族中成长，他的骨子里也无时无刻也有着一颗振兴太史之家的理想。
史官，最早追溯是夏朝就已经开始出现。其地位特殊性是当今常人无法想象的。在上古神话时期，文字的发明与创造是与神话祭祀相关的。现今出土的金石和甲骨上的文字也多是宗教仪式活动的产物，所以最早能运用文字的人是巫师祭司。由于日后生产方式的进步，从事祭祀的巫师也开始用文字记载日常生活的事件，所以最早的史学的雏形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随着商周之际对宗教崇拜的下降，人们更开始重视人事的考究，于是主要记载人言人事的史官也就从巫师祭司的行当中脱离出来，成为了单独的职位。因此，史官在古代，至少是先秦时代以前，都是令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文人对他们也是甚为推崇。西汉汉文帝时，淮南王刘安，在其《淮南子》末篇《要略》中，论述宗周初年以至战国时期的学术，说：“文王四世累善，情德行义，处岐周之间，地方不过百里，天下二分归之。文王欲以卑弱制，以为天下去残除贼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谋生焉。”尔后另列出孔子、墨子、管子、晏子等七家共八家进行点评。尽管里面的点评有些偏颇，但是将太史引为一家，也足以说明史家在先秦学术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武帝时，当时对于国力已然渐渐强盛的统治者来说，物质文明的建设已经算是顶峰了，而在遭受过战国混战及秦始皇焚书坑儒过后的文化建设上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但是统治者又不想全力复兴春秋战国百家时期的学术自由的环境，毕竟这样对其的统治力是有所冲击的。于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即符合国情的需要，也满足了统治者对权力的掌控。就这样，原本已经受到战乱冲击的史家，在武帝朝又面临了该抉择的十字路口了。不过，也正因为董仲舒的思想受到了统治阶级的采纳，侧面也成就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作《史记》的成就。
司马迁自小就拜在董仲舒等儒家大师门下，其自身以当时看来可以算是一名儒生了。而对于司马迁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儒家经典《春秋》了。司马谈在就对司马迁说过：“幽厉之後，王道缺，礼乐衰，孔子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也评述过：“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後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对于《春秋》的推崇由此可见，非同凡响。
对于振兴太史之家的司马迁，如今恰好也迎来一个非常巧合的契机。《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过：“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也就是说周公五百年后孔子作《春秋》，现今恰好是孔子去世五百年，是该有继承孔子作《春秋》之意的人了。而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儒家、墨家、法家等进行了一次完整的归纳总结，最后发现它们有着许多的共通点，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无非是给予了司马迁一个“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动力和借口。
作为一名史官，司马迁的任务不仅仅只是记言记事，更多的是要立言于世和劝归教化世人。正如孔子作《春秋》是为宣扬礼义一般，劝人从善。但是，如果仅仅是按《春秋》模式去写史，那莫不过于如写《春秋》续作一般，是毫无新意的。更何况，作为儒家经典的《春秋》，内容和主旨都是在围绕着儒家思想来表述的，这对于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来说，就有很大的阻碍了。所以，司马迁在接替其父亲为太史公时，必然就已经准备好作一部旷世奇书，并且为了它哪怕付出所有一切也在所不惜。事实上，司马迁做到了。
为何要成一家之言？这就是司马迁作《史记》的目的探究所在。如果是年轻时的司马迁，那他的答案就是振兴史家，将其家学弘扬光大。这的确是司马迁一生追求所在，因为这是他的父亲，他的祖辈们给予他的寄托。可是，追溯“成一家之言”出处时，我们却发现了历史给我们太多的谜团了。《太史公自序》许多学者认为就是《史记》最后的结语，应该是司马迁晚年所作。而《报任安书》，大胆的学者们更是推断其实就是司马迁的一封绝笔信。《报任安书》中就明确指出《史记》已经成文，而历史上也就司马迁《报任安书》后而消声觅迹，当然对于司马迁之死，学界一直有争议，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报任安书》算是司马迁最后的笔迹了。是什么原因，使得司马迁在著完了一生沥血之作后，甘愿消失于庙堂之上呢？这应该是司马迁在为李陵辩护后，遭受宫刑后，自感深受奇耻大辱后的自我放逐吧。但是，值得敬佩的是，司马迁是在忍受着心灵和身体上的双从打击之下，忍疼七年，继续创作，完成《史记》。许多学者就探究司马迁在受刑前后的文风变化很大，前期还是延续司马谈的研究经文总结的风格，后期却有着一种愤而不亢的情感色彩，使得《史记》更为的生动有力。或许，正是这种人生的不幸，才使得司马迁更为清醒的认识到了他著作《史记》不仅仅只是“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他更要做到的是“成一家之言”。
但是阉人的身份，冲击了司马家族世代的荣光。他的语言，他的行为在当时社会已经算是一种弱势群体的表象了。而他天生的傲骨，他从小的理想貌似已经体无完肤，怎么才能重拾昔日的光芒？唯有著书立志，创作举世无双的著作才有可能。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都只是写作手段，唯有“成一家之言”才是司马迁著作《史记》的直接目的，才是能将《史记》推向高潮的捷径。
第5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 称谓特色 悲剧审美倾向
在诸多关于司马迁与《史记》所启示我们研究探讨的问题当中，“《史记》的悲剧美与司马迁审美倾向”问题似乎一直热议不断，但多数均从部分个案人物分析或者整体的文艺理论角度出发。本文拟以《史记》记载的悲剧人物之称谓类型情况为考察点，试图通过穷尽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来考察和思考司马迁的悲剧审美倾向以及相关问题。在考察分析之前，本文有3个问题需要说明：
1.关于《史记》人物穷尽考察分析的选取范围问题
《史记》主要记叙的人物，主要集于列传、世家、本纪三个部分当中，又由于世家和本纪对人物身份有特定要求，使得司马迁难以作出过多的主观倾向取舍，把世家与本纪作为穷尽分析的对象无疑有失科学，因此本文考察的对象主要就集中于“列传”中的主要人物。而在七十列传中，诸如：《东越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货殖列传》、《龟策列传》，也因内容重点记述不在人物，所以也不在本文考察之列，实际选取是62篇。
2.本文对于《史记》历史人物是否悲剧人物的界定问题
恩格斯于1859年5月18日在《致裴・拉萨尔》的信中说：悲剧就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1]P346“英国美学家斯马特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怯懦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2] P270-271本文依据上述两段引语作为《史记》中的主要人物是否悲剧人物的界定标准。
3.本文拟以《史记》中悲剧人物为考察对象的原因
根据上述1、2界定，通过穷尽式统计分析，得出《史记》62列传的所涉及的117个主要人物中，悲剧人物有92人，比率高达78.63%。作为正史，史家对人物的称谓，一般是客观地称呼传主，但考察“列传”中司马迁对主要人物的称谓情况，尤其是对待比率高达78.63%的悲剧人物，司马迁似乎并未完全遵守这一规则，原因何在，这正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本文对《史记》62列传中的主要人物的称谓类型进行穷尽式统计分析，然后又将其中92个悲剧人物主要称谓类型进行如下分类：（之所以强调统计的是其“主要称谓”类型，是因为司马迁就每个人物同时给予了不同称谓，比如管仲，司马迁在文章中称呼为“管仲”，出现18次，同时又给予了“夷吾”这一称谓，出现1次。以下分类统计则是针对每个人物不同称谓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一类进行。）
1.直呼其姓名（“姓M氏+名”）。此类人物有廉颇、颜回、吴起、范睢、蔡泽、白起、苏秦、张仪、甘茂、田儋、伏生、乐毅、宁成、蒙恬、虞卿、周昌、袁盎、彭越、陈馀、吕不韦、卢绾、邓通、主父偃、张耳、季布、优孟、优旃、王翦、董仲舒、鲁连（鲁仲连）、邹阳、田叔、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李离、石奢，共计39人。
2.直呼其姓字（“姓M氏+字”）或者字。此类人物有荀卿、屈原、（伍）子胥、庄（郑当时）、子路（仲由），共计5人。
3.直呼其名。此类人物有（韩）非、安国（韩长孺）、（李）广、（黥）布、信（淮阴侯韩信）、（司马）穰苴、（晁）错、（冯）唐、（李）斯、张汤、（辕）固（生）、（申屠）嘉、（赵）禹、（淳于）意、（郭）解、（郅）都、（王）温舒、（魏）豹、（韩）信（韩王信）、（卫）绾、（直）不疑、（张）释之、（蔺）相如、（栾）布、（淳于）髡、（司马）相如、（汲）黯，共计27人。
4.称其封号（“封号+姓名”M “姓名+封号”）或者官职名、谥号。此类人物有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吴王（刘濞）、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厉王（淮南王刘长）、穰侯（魏冉）、太史公、伯夷、叔齐，共计13人。
5.称“姓M氏+公M君M子M生”或者直称“公子”。此类人物有申（培）公、商君（商鞅）、孟子、孙子（孙武）、贾生（贾谊）、郦生（郦食其）、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共计7人。
6.依据历史M世人称谓习惯。此类人物只有扁鹊（秦越人）1人。
二.《史记》列传中悲剧人物不同称谓类型所反映的审美倾向
1.第一种称谓类型
第一种称谓类型“直称姓名”属于一般称谓。中国古代对人的称谓“直称姓名”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①自称姓名或名。②用于介绍或作传。③称所厌恶、轻视的人。显然，司马迁直称姓名属于第二种情况：用于介绍或作传。《史记》作为一部正史，司马迁这样做，是符合正史对史家在人物称谓上的要求的，客观地来称呼传主。既然是客观的来称呼传主，对于笔下直呼其名的不同人物，在审美倾向上，司马迁持有的均是一种不透露丝毫个人情感的中立态度。
2.第二种称谓类型
第二种称谓类型属于敬称。自周代开始，人不但有“名”，而且还得有“字”。“字”，是在“名”之后新增的称呼。《xY・士冠Y》：“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唐人孔颖达为《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作注时说，“生若无名，不可分别，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古代尊卑等级森严，在称谓上也有所反映，“字”的产生，显然是出于避讳，便于他人称谓，出于对平辈或尊辈礼貌和尊敬、亲近的伦理需要。司马迁则借助称“字”反映尊敬态度的效果，将其内心强烈的悲剧审美意识寄予在这一组悲剧人物称谓类型上，通过敬称达到对他们保持志向、情操不移、与苦难命运抗争，甚至不惜舍弃生命的精神的肯定和称颂。
3.第三种称谓类型
第三种称谓类型最能反映作者强烈的悲剧审美意识倾向。《礼记・檀弓上》：“幼名，冠字。”名一般是父母长辈所取，供长辈呼唤，同辈人之间一般不用，所以在中国古代长期的称谓习俗中，除了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级、尊者对地位比自己低的都可以称呼名，自我介绍和自称也都是用名以外，平辈之间、后辈对前辈“直呼其名”往往被视为不敬之无礼行为，除非是熟习的朋友，则可以不拘Y法Q名。这里司马迁以“直呼其名”的方式，丝毫没有一丝不敬之意，相反由于作者强烈的悲剧审美意识倾向，称谓笔下众多未曾谋面的历史悲剧人物，是基于认同并赞赏他们在逆境中仍能保持不屈不挠，积极的人生态度而言，并以此激励自己，因此司马迁能够跨越时间的距离而将其视为相熟的朋友，“直呼其名”，亲切之情溢于言表。
4.第四种称谓类型
第四种类型也属于表示尊敬的称谓方式。因为依据古人称谓习惯，对人称字已是表示尊敬，有人认为这样还不够，于是就称官爵或者封号;至于谥号，是帝王、贵族、大臣、士大夫死后，依其生前事迹给予的称号，往往选用一些含有褒贬色彩的字，并赋予它特有的固定的含义。在这里，司马迁以此种称谓方式对待这些悲剧人物，仍然源于其悲剧审美意识倾向，尽管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常规性的悲剧人物，他们也有未竟之事，司马迁把他们不成功的原因主要归结于他们自身的原因，但司马迁在哀叹他们的同时主要赋予了他们于后世的一种警示的作用，表现在称谓上仍不失一种尊敬;至于司马迁自称“太史公”，联系其悲惨遭遇，想必在於他个人对“太史公”@个官职的重视与生命的意义。
5.第五种称谓类型
第五种类型属于钦敬、喜爱的称谓方式。以“公”、“君”、’“子”、 “生”、 “公子”称呼所尊敬喜爱的人是常见的古人称谓习俗，司马迁以此方式称呼笔下所选悲剧人物，与其悲剧审美意识倾向密不可分。在司马迁看来，承天之大任者，大多结局为抱负难以实现，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认同的一个普遍现象，并且主要由于外在原因决定了他们志向难酬，感同身受，在称谓中冠以“生”字，则显得亲切;至于直呼“公子”，战国四公子传并列，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三人均称其封号，唯有信陵君，司马迁大书“魏公子列传”，传中“魏公子”出现4次、“无忌”出现3次，其余从头到尾呼之“公子”多达143次，司马迁内心对其强烈的尊崇之情不言而喻。
6.第六种称谓类型
第六种称谓类型属于敬称。司马迁笔下之“扁鹊”实为春秋战国时代名医秦越人，由于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所以人们就用传说中的上古轩辕时代的名医扁鹊的名字来称呼他，以示尊敬。然而一代神医秦越人结局却非常悲惨，司马迁为之作传，其悲剧审美意识倾向决定他沿袭这一称谓方式，不仅显示了司马迁对秦越人的尊敬，而神医“扁鹊”尽然死于被自私挤压而产生褊狭和邪恶的丑恶人心，由此，司马迁对志向难酬的外在原因的无限感慨之情得以尽释。
三.由《史记》列传悲剧人物不同称谓类型的审美倾向比列所带来的思考
1.“直称姓名”称谓类型比率
《史记》62列传中92个悲剧人物中，采取此种称谓方式的共计39人，所占比列只有42.39%，说明司马迁比较客观、冷静地称呼悲剧人物称谓比例较小。
2.非“直称姓名”称谓类型比率
之所以作一个“非‘直称姓名’称谓类型比率”的数据统计，源于上述（三）部分内容的分析，除开“‘直称姓名’称谓类型”，其余称谓类型所反映出的司马迁的审美倾向是一样的，即《史记》62列传之92个悲剧人物中，53人的称谓审美倾向一致，所以“非‘直称姓名’称谓类型比率”为57.61%。
我国古人的称谓现象比现在复杂得多，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同一个人可以有不同称谓，但不管怎样，正史对史家在人物称谓上的要求，一般是客观地来称呼传主：直称姓名。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关于司马迁与《史记》的悲剧审美问题，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但主要是从整体的文艺理论角度或者部分个案人物分析上出发，而本文该部分从人物称谓入手，通过穷尽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方法，57.61%的“非‘直称姓名’称谓类型比率，足以证明了正如无数前人所言，司马迁在《史记》中强烈地表现了他的悲剧审美意识，因而在选取了大量历史人物作传时，其悲剧审美意识从人物称谓特色上也获得体现。
四.《史记》历史人物悲剧精神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史记》中强烈地悲剧审美意识，从悲剧人物称谓类型数据比率得以充分反映。正是这种无法遏制的强烈的悲剧审美倾向，使得他情不自禁地将其倾注到笔下所选取了大量历史人物身上，而《史记》中历史人物表现出来的悲剧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有勇气直面现实所遭遇的一切挫折和磨难，与其在苦难中沉溺，不如微笑坦然面对并积极有效地解决问题，抑或在苦难中的凤凰涅，更能深刻彰显生命个体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科斯.马克思恩科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第6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关键词：《史记》 司马迁 理想人格
在《史记》中最能表现司马迁理想人格的文章应属《孔子世家》《管仲列传》《屈原列传》等篇章。《史记》中“太史公曰”的文字，这种史论形式习惯上称之为“赞”，一般情况下是作者褒贬历史人物，述“一家之言”的重要内容，是全文的总评，以自己空前绝后的见识，评价历史人物，真实、客观富于人情化地复述了人的精神、价值观、人性的优和劣，命运及生命意义的有关问题。有很强的提示性和概括性，有独特的见解和情感，个性化的特点比较明显。因此涵咏品读典型篇章的“赞”有时可窥一斑而知全豹，能感悟到作者对主要人物品格和灵魂的洞悉以及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解读，更能感知太史公伟大的人本主义和理想人格。
司马迁的一生是复杂、苦难而又悲壮的。他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也是充满曲折的。以“李陵之祸”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司马迁一心为朝廷谋划，以求得皇帝的赏识，他的人格特质呈现出的主要是一种蓬勃向上、力求奋进为朝廷建功立业的精神，实现“立德，立言，立功”的理想。这是司马迁一生的主旋律。
一.完美理想与精神的支柱
《孔子世家》“赞”中一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可见孔子那一以贯之，坚持主张决不放弃的人格，正是司马迁的立德之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积极用世的精神愈加坚强。一方面刻苦自励，充实自己，等待时机，以用于世；另一方面另辟蹊径，整理古籍，著书立说，收徒授业，表现了艰苦创业、不屈不挠的意志和积极用世的精神，也构筑了司马迁完美理想与精神的支柱。司马迁说过：“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诏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向来将其著述之举视为同《春秋》等量齐观的事业。《孔子世家》“赞”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司马迁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态度，有孔子的影子，这是他们精神的真正契合处。事实上，孔子和司马迁都是将功利建立在当世无法实现的，建立于未来的一种功利上，这种功利如孔子听到“往者不可鉴，来者犹可追”时的一种觉悟，于是选择了在当世的牺牲。
二.入世之道与变革的楷模
《管仲列传》“赞”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表现了管仲务本求实，以民为本，因势利导，而这一切恰恰成为了司马迁的入世之道，立功楷模。变法改革在思想领域探索的基础上，更为可贵的是有赖于一批实践家勇敢地付诸实施，艰难地进行改革试验。首先走上改革舞台，进行较为系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的要算齐国的管仲。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称赞管仲辅佐齐桓公进行改革，发展生产，富国强兵，“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霸中原的赫赫功业。而“赞”中“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是借孔子的批评进一步展示了自己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匡世济民的宏愿。
三.人生困境与心灵的皈依
在《屈原列传》“赞”中“悲其志”“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面对屈原悲剧的一生、对祖国无限忠诚、刚正不阿的正直品德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真实而又相似的人生困境使司马迁相见恨晚再也不能自已。他要寻找自己的心灵皈依。
在极度困厄时，人的压抑与苦闷无法申诉，往往就会“述往事，思来者”，产生一种强烈的精神追求。在《史记》未完成之前，司马迁深感他无权放弃生命，在现实生活中，“立德”、“立功”已经无法实现时，他却隐忍以行，通过著书“立言”，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直面人生的苦难，通过著述摆脱对生命价值的困惑与疑问，在对历史的思考与描述中获得生命的尊严与生存的终极意义。此时，司马迁内心盈溢着勘透自然、洞穿生死、直视生命真义的悲怆。有时也流露出对天意的怀疑，对天道不公的愤懑，以及对命运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悲凉之情。在其理想遭受幻灭时，及时从自然，从人的本质出发，实现人本来的本质，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也正是儒与道的兼顾，才使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后，显示出大智大勇，大仁大义，这也许就是具有封建主义特色的东方人文主义。
司马迁在历史沧桑、岁月淘洗中，重铸了个人的理想人格、民族的灵魂。
第7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关键词]司马迁；先秦仁学；《史记》；孔子
“仁”，是儒家极力倡导的人生道德修养的思想品德和善美境界。从先秦到西汉，仁学思想不断充实和发展，成为了当时社会道德价值标准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司马迁功不可没。他通过对先秦仁学，尤其是孔、孟仁学的继承和改造，形成了自己与先秦仁学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的仁学思想。而他的《史记》，就是在其仁学指导思想下完成的。
一、先秦仁学发展的简要历程
何谓“仁”?《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意为人耦相亲，表示人际关系。这种解释通行了很久。然而，近年来，刘翔先生以现存先秦古“仁”字为基础。从探求其构形演化的轨迹人手。认为：目前所能见到“仁”字的最早构形为“身”，讹变为“千”，又省变而为“仁”字。“仁”字造文从心身体。换句话说，就是要时刻想着爱惜人的生命。这种将“仁”字定位于自我的解释，既有古文字的确凿根据。又与后来孔子所论“推己及人”的行仁途径相对接，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由此可见，“仁”是上古时期先民对自身生命的珍重意识在文字上的一种形象反映。
春秋末期的孔子，开始正式将“仁”纳入了自己的学说，并给予系统阐发，建立起了仁学体系。在孔子的有关论述中。仍可以发现“仁”之初义的痕迹，如“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为仁”_。可见，孔子论“仁”，首先也是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不过。他显然很快从自我中走了出来，从而将“仁”从自我保护的原始观念提升为包含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伦理范畴。在他看来，自爱固其所宜，但“仁”之关键，在于将这种情感推广及人，由对自己生命和欲望的珍惜推及对他人生命、欲望的重视。即所谓“爱人”或“忠恕”。关于孔子的“爱人”，张恒寿先生解释道：“爱人。就是对别人有同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从此。“仁”开始具有了表示人与人之间道德关系的明确含义，“仁者爱人”更是成为了孔子仁学的基本精神。惟其如此，孔子退朝归来，当发现马棚着火时，不问马而只问“伤人乎”：在评价他颇有微词的管仲时，孔子念其相齐之时，能够保国安民，免使生灵涂炭，而由衷地赞叹“如其仁，如其仁”。总之，孔子的“仁”，体现了对于生命的爱惜和对于人格的尊重，带有明显的人文关怀的色彩，由此奠定了先秦仁学的基本格调。
待至战国中期，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发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孟子将“仁”置于人的内心，首次以明确理论形式将“仁”与人自身的内部世界联系起来，确立了仁德的心性基础。他提出“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即是说“仁”是人先天就有的，一种存在于内心的道德。其次，孟子明确区分了仁与义、礼、智诸德，把义、礼、智从“仁”的范畴中分化出来，打破了孔子之“仁”的大一统局面，从而使“仁”的内涵在与义、礼、智的比较中更为具体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孟子将“仁”在道德实践的运程中。向前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他在继承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基础上，将“仁”从人际关系发展到政治领域。他不仅提出了“民贵君轻”的亲百姓思想，还指出“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这种统治者“亲民”、“亲贤”的道德任务。构成了孟子仁政主张的主要内容。
先秦时期尤其是孔、孟的仁学思想，为司马迁的继承和改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仁学思想。
二、司马迁对先秦仁学的扬弃
关于《史记》一书的主要指导思想是儒家还是道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并非完全对立，不少地方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这就为确定这一问题的答案更增添了一些难度。这不是本文研究重点，不再赘言，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到处都体现了作为儒家核心思想的仁学思想。甚至可以说，《史记》就是一部以仁学为指导思想的历史人物评传。
第一，司马迁梳理了儒学从先秦到西汉的发展历程，肯定了仁学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其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积极作用。司马迁是非常推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他甚至不惜突破纪传体体例的限制，撰写了《孔子世家》。对此，张守节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白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指出孔子在学术思想方面的杰出贡献，是司马迁之所以“尊孔”最主要的原因。《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和《儒林列传》分别记述了自先秦至西汉，儒学先后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第一，孔子创立儒学，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第二。孔子死后，孔门弟子继承孔子学说。为传播孔学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第三，“百家争鸣”时期，孟子和荀子不辱使命，使儒学得以复兴；第四，儒学在汉代由民间学说发展成为官方学术思想。在司马迁梳理儒学发展历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以孔子仁学的发展为核心和线索的。如他在交待作《仲尼弟子列传》的原因时写道：“孔子述文，弟子兴业，成为师傅，崇仁厉义。”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孟子“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可见，司马迁之所以为仲尼弟子、孟子荀卿和汉代群儒列传，就是因为他们在宣传和发展孔子的仁学思想方面所作的贡献。而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先秦仁学的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看到了仁学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王道”是司马迁心中的理想政治，他认为只有推行孟子主张的“施仁政于民”，“王道”才能实现。反之，不施仁政就会失去人民，而失民心者自然失天下。如在《秦始皇本纪》中，他借贾谊之口指出秦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就是“仁义不施”，而汉高帝刘邦则就是通过“承敝易变。使人不倦”最后“得天统矣”。其次，司马迁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是非常关键的，而汉初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确定了以仁学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与者，义者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君子”多了，社会自然就和谐了，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仁学的约束作用。至于司马迁对仁学的认可程度有多深，仅从他用《诗经》中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评价孔子这件事就可见一斑。
第二，司马迁从道德方面人手，对先秦仁学做了更为细致的诠释。先秦仁学，不管是孔子的“亲亲”、“孝悌”，还是孟子的“亲民”、“亲贤”，体现的都是一种道德层面上的规范和约束。司马迁更是认为，道德规范就是仁学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形式，如他在《孝文本纪》中明确指出，汉文帝之所以能实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关键在于他“专务以德化民”。于是，司马迁从道德方面入手，对“仁”做了三点极富建设性的诠释：其一，他通过解构礼的内涵。将礼的约束力与道德的约束力统一起来，提倡建立以仁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司马迁指出：“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在这里，“礼义”作为仁的延伸，其内涵是指道德自律。所以，司马迁又写道：“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礼是仁的外化形式，仁作为道德自律对稳定社会秩序有着重要作用。其二，他强调仁与治国之间的关系，认为道德完善是天下大治的必要条件。如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写道：“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从赞扬汉文帝的行为中可以看到，司马迁是把道德修养与治国联系在一起的，是把道德修养视为实行仁政、达到天下大治的必由之路的。其三。司马迁倡导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自律，将道德批评延伸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仁而“爱人”。因“爱人”而实行仁政，因实行仁政而实现王道，在这中间，道德完善是仁的本根。如司马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指出：“《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千有余载，自全以蕃卫天子，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又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指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明三王之道”作为孔子为拯救社会而开出的济世药方，是历史进步的必然之路。所以，他在《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写道：“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以上三点诠释表明。司马迁已经将抽象的仁学思想具体化，而最终成为了非常具有实用性的社会道德观念。这对以后仁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促进以德治国政治方针的贯彻实施意义重大。
第三，司马迁评价历代帝王时，把先秦仁学思想中的注重“明德”和倡导仁政思想作为其核心标准。《史记》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著作，其中对历代帝王的评价主要是根据其德才和事功。《五帝本纪》重点记述了尧舜禅让的历史过程。表彰了这些古圣先贤的高尚品德，如赞美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篇末，司马迁用“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彰明德”对他们做了盖棺之论。《夏本纪》中记述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时，说“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吃苦耐劳，以身作则，办事谨慎，勤勉端重，是百官的典范。到了夏末。“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在《殷本纪》里，司马迁相当细致地记述了殷纣的荒淫无道和西伯昌的“修德行善”，结果是“诸侯叛乱而归往西伯”，最后武王打着代天惩罚的旗号，率领诸侯伐纣。总之“明德”二字反映了司马迁对五帝及三代帝王政治的总体看法，是贯穿于这四篇本纪的中心思想。《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是相互贯通的两篇本纪，前者系统地追溯了秦的历史，后者详细纪录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具体过程和巨大成功，并详细记述了秦朝迅速灭亡的具体过程。司马迁讽刺秦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皇。而羞与之侔”，“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最终肯定会落一个“犹不得存”的下场。司马迁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凡六篇，极为详细地记述了汉兴的历史过程，他指出，汉高祖之所以得天下。在于得民心；文、景帝之所以治汉兴，在于修明德：汉武帝时期汉朝之所以达到鼎盛。在于施仁义。如《高祖本纪》记述：“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孝文本纪》中，赞扬文帝在位期间“以德化民”，最后用“德至盛也”肯定了汉初历代帝王在仁政方面取得的巨大功绩。由此可见。在司马迁眼中。“施仁政”就是帝王最大的德行，是一位帝王之所以为后世敬仰的根本原因。在这方面，他与孟子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补充的是，司马迁对先秦仁学并不是全盘地接受。如本节开篇所言。他在继承的同时。对其中认为不合理或过时的观点进行了毫不客气地批判和改造。首先，司马迁反对孔子仁学中的尊卑观念。倡导平等思想。如他将有皇帝实权而无皇帝尊号的吕后与高帝同列入本纪，其地位比“至圣”孔子还要高：把“尝与人佣耕”的陈胜列为世家，地位于孔子相当：在《淮南书》中他肯定了商人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他将匈奴说成是夏后世的苗裔。黄帝是各民族共同的祖先等等。而孔子的观点则是“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在他的《春秋》里，既无男女政权尊号平等可言，亦没有士农工商平等观念，更不用说什么民族平等的思想了。其次，司马迁既重视道德仁义，也看重经济利益。他不反对甚至支持世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认为“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肯定的态度。从分析人性人手，表明自己“崇富厌贫”的主张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还指出，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要求。然而这些内容，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格格不入的。最后，司马迁还含蓄地指明孔、孟在倡导仁政时不知变通，这是他们没有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只有先掌握了政治权利，才能推行仁政。笔者以为，司马迁的这种观点。表明了他对孔、孟没能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惋惜和对董仲舒识时务的认同。
三、司马迁仁学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第8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设计思路：抓住中心——“发愤”，复习课文；感受“悲愤”，走进人物内心；感悟“发愤”原因，想象“发愤”过程，了解人物崇高的精神与品格；感受“发愤”结果，产生敬仰、赞美之情；补充出自《史记》的成语，畅所欲言，提高认识，增加课堂的“厚度”；复述课文，课外阅读或上网查找《史记》中的历史故事，了解中华民族恢弘壮丽的历史，激扬民族豪情。
教学目标：1.在理解品味语言文字的过程中，感受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精神。激发学生对司马迁的敬仰之情，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
2.感受司马迁受酷刑后悲愤交加的心情，以及他是怎样牢记父亲嘱托，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
教学难点：理解司马迁为什么能忍辱负重、发愤著书。
课前准备：制作多媒体课件。
一、回忆导入，理解“发愤”
1.复习课文内容。
2.理解课题中“发愤”的意思，以及司马迁发愤干什么。
二、感受“悲愤”，走进人物内心
1.回忆前面学习课文的方法。
读课文——画句子——扣词语——谈体会
2.司马迁到底经受了一场怎样的灾难呢？生自由读第三自然段，并用刚才的学习方法，边读边画出重点词句，并在书的空白处上写上自己的心得体会。
3.指名交流：
（多媒体课件出示）正当他专心致志写作《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原来，司马迁因为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
（1）这段话中哪一个词可以用来形容司马迁所受的灾难？（红色突出显示：飞来横祸）
（2）“飞来横祸”是什么意思？这是一场怎样的横祸？
（3）这位将军是谁？谁知道这个故事？（生说或师介绍）
4.同学们，联系你们平时看过的书或电影想象一下，司马迁可能受到了怎样的酷刑呢？
（多媒体课件出示对宫刑的解释）
5.所以当时——（多媒体课件出示）司马迁是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生齐读）
（1）师：司马迁悲愤交加，你能体会到什么？又是从哪些词语中体会到的？
（2）交流体会。
司马迁“悲”的是什么？“愤”的又是什么？（生交流）
（3）师：司马迁又悲又愤，悲愤交织在一起，这就叫悲愤交加。
（4）生通过朗读感受司马迁的悲和愤。
三、感悟“发愤”原因
1.过渡：司马迁悲愤交加，几次想血溅墙头，了此残生，但最终他有没有这样告别人世呢？后来司马迁的选择是：“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写完这部史书！”（生齐读）
2.过渡：从开始的悲愤交加，生不如死，到后来强烈的求生欲望，司马迁的内心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让他忍辱负重地活下去，并坚持写完这部辉煌巨著《史记》的呢？
3.交流：
（1）（多媒体课件出示）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他从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下呼啸而去，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心里十分激动。
（2）（多媒体课件出示）父亲司马谈是汉朝专门掌管修史的官员……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3）（多媒体课件出示）司马谈临终之时，泪流满面地拉着儿子的手……
（4）（多媒体课件出示）他想：“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
四、想象“发愤”过程
1.是呀！在挫折面前抑郁而终，做一个弱者，还是百折不挠，做一个生活的强者，司马迁用自己的行动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引读：所以——想到这里，他尽力克制自己……在上面写下一行行工整的隶字。
2.想象说话（多媒体课件出示）。
同学们，让我们看看画中的司马迁（多媒体课件出示图片），此时在他的脸上，我们已经看不到痛苦和绝望，只看到责任和使命。请大家拿起笔，展开丰富的想象，任选一组画面，描述一下司马迁还会怎样发愤写《史记》。
3.交流、点评，学生读课文，读出司马迁的坚强，读出对司马迁的深深敬佩之情。
五、感受“发愤”结果
1.不断地研读、整理、走访、查对、书写，就这样……（多媒体课件出示引读最后一小节）
2.这是一部前无古人的著作（红色突出显示“13年”“52万”）。什么叫“前无古人”？为什么说“前无古人”？
（生答师板书：辉煌巨著）
六、畅所欲言，提高认识
1.（多媒体课件出示司马迁像）师：司马迁卑微而又高贵的生命在血泪中得到升华，最终凝结成千古绝唱《史记》。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曾经这样评价《史记》——（多媒体课件出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教师解释其意）
2.师：《史记》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没有《史记》，我们就无法了解从黄帝到汉武帝间3000余年的历史。今天有许多耳熟能详的成语都出自司马迁的《史记》，让我们来读读这些成语：（略）。
3.此时此刻，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司马迁呢？你想对司马迁说些什么呢？生练习说话。
4.总结全文：同学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一位历史伟人，他叫司马迁；知道他写了一部辉煌巨著，叫做《史记》。老师相信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司马迁的形象一定已在你们心中悄然立起，而且越来越丰满、厚重。《史记》这部书也变得不再那么遥远、陌生。
七、课外阅读，拓展延伸
1.练习复述课文。
2.课外阅读或上网查找《史记》中的历史故事，为班级历史故事会交流做准备。
板书设计：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黄河的精神
英雄的故事
父亲的影响
第9篇：司马迁与史记范文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zhouyi from six aspects
abstract: zhouyi, especially yi zhuan (the commentaries on yi） exerted extensive and deep influences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written by si-ma qian): si-ma qian recorded some famous divinatory events in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angle of affirm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divinatory techniques in yi; his accepting bachelors on the standard of their ability to render meritorious deeds originates from the outlook for life of being steadfast and striving constantly embraced in yi zhuan; his method of synthesizing the academic thoughts before is from the thought of “reaching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routes” expounded in yi zhuan; stressing timeliness and examining things meticulously upheld by yi zhuan offered theoretical basis for him to examine history; the typicalized describing method used by him originates from the thought of that the appellations and names are but small matters, but the classes of things comprehended under them are large mentioned in yi zhuan.
key words: si-ma qia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zhouyi
“正《易传》”是司马谈给司马迁留下的学术遗嘱。《周易》特别是《易传》对《史记》影响极为深刻。刘师培曾经作《司马迁述〈周易〉义》一文，发明《史记》述《周易》义16例，他在文章结尾处深致感慨：“史迁曾以甄明《易》义为己任，惜所传之止于斯也。”［1］实际上《周易》对《史记》的影响不仅是字面上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观点的影响。近年来有一些论文讨论了《史记》与《周易》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联系，所论也只限于通变论几个方面。本文在前贤所论的基础上再发六论，以期拓展这一论题的深度和广度。（这六个方面其实也没有说尽《周易》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还有诸如《易》基乾坤说、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说、原始察终说、尚德说、谦抑说等等，均为《史记》所吸收。）
一、《史记》论《周易》幽明之术
《史记·陈杞世家》论赞说：“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司马迁所说的“幽明”之“术”，指的是作为卜筮术数的《周易》能够显示“无形之幽，有形之明”［2］（第266页），预测政治人事的吉凶趋势。从上古三代至春秋时期，巫史卜祝颇不易分，汉代史官虽然与卜祝分离，但作为天官仍与卜祝有着血缘联系。司马谈受《易》于杨何，司马迁从乃父习《易》，都是因为太史必须掌握《周易》术数。司马迁真诚地相信《易》术，这不单纯是出于史官的职业思维，而是涉及到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它构成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重要内容，表明司马迁相信神学目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一推动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史记》中的《易》占材料不是孤立的，它与书中几百条关于星占、祥瑞、灾异、占梦、预言 、鬼神、善恶报应、五德、三统等天人感应材料一起，共同体现司马迁对天人之际的思考和探讨。
《史记》的一些篇章记载了《易》占事件，《陈杞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三次记载周太史和齐懿仲卜陈完，卦兆表明田氏八世之后将取代齐侯；《魏世家》、《晋世家》两次记载毕万卜仕晋国之事，卦象显示毕万之后必大。此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齐太公世家》等篇章中也有一些占卜记载，《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更是为占卜者所作的传记。这些占筮材料大都在《左传》等先秦古籍中找到原始依据，司马迁以肯定的态度把它们写入《史记》，它们也就成为研究《史记》思想的重要依据。《史记》在记载占卜之后必载应验结果，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司马迁根据古籍作史——《左传》等古籍就记载了不少占卜的应验情形，像《史记》所载的陈完、毕万之卜在《左传》之中都有占验记载。但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相信卜筮能够预测天命神意。《史记·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就是记载占卜者为统治者决策提供神学依据的业绩。《太史公自序》说：“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日者、龟卜都是充分肯定的。《史记集解》引张晏注，以为《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已缺，今本为褚少孙所补。但传记的基本思想倾向与《太史公自序》是一致的。司马迁认为只有“通人达才”才能关注这些精深的《易》术，因为《易》术所揭示的是天道性命这一类深微的问题，圣如孔子者也只是到了晚年才喜爱《周易》。司马迁在《田敬仲完世家》论赞中说：“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之卜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就是说，田氏代齐并不完全是由历史态势的发展而导致的，而不过是应验当初占卜征兆而已。《周易》这种幽明深远的术数揭示了田氏代齐的神明之意，不管齐国公室怎样努力避免覆灭的命运，也不管田氏有无政治野心，事态的发展最终都难以逃脱天地之定数。《田敬仲完世家》就是以“遵厌兆祥”为传记主题。《史记》中的这些《易》占材料虽然对研究司马迁思想有一定价值，但它所体现的是司马迁思想中的时代局限和认识局限，不宜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
二、《易传》与《史记》的人生观
《易传》可能作于战国后期，此时天下统一已经曙光初露，历史正在演奏着雄浑悲壮的进行曲，如火如荼的战国士文化浪潮至此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思想理论、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易传》作者为此而欢欣鼓舞豪情激荡，他们借阐发卦象，提出了一套进德修业、效法天道、与天地相参的刚健奋发的人生观。
《易传》认为进德修业是实现刚健人生的基础。《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作者主张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一种忠信诚实、富于文采、文质彬彬的德行品质，再以此种品质推己及人，以内在的诚实去感化他人，致力于文明教化，创建人人尊信、德教广被的事业。内德充满最终要发挥、外化到事业之中。《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致也。”从内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为事业，这是《易传》所提出的从伦理到事功的人生途径。
《易传》特别强调效法天道。《乾》卦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六爻全为阳爻，阳刚阴柔，因此《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乾又代表着天象，因而《乾》卦刚健之德也就是天德，上天处于永恒的运行之中，从日起月落到四时代序，没有片刻止息，这正是上天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体现。《乾文言》热烈歌颂上天这种刚健品质：“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易传》作者从《乾》卦的刚健之德而联想上天云行雨施美利天下，他将六个阳爻比作六条夭矫的在广阔天空盘旋舒卷的神龙，进而提出人应该效法刚健自强的天德，像神龙一样奋发进取，从而使人的精神与天德相通。《大畜》卦也弘扬了刚健自强的精神，该卦《彖传》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大畜》卦乾下艮上，乾为天为健，艮为山为止，乾象以充沛的刚健之德奋发向上，遇艮山而止，因而《大畜》卦意味着积蓄了巨大的刚健笃实的力量；而天在山中则意味着蓄德于中，英华外发，所以说辉光日新。《易传》作者主张人们通过学《易》来效法上天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的精神，按照《易》理去崇德广业，使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趋于无限壮观和博大。《易传》在讲其它卦时也特别强调阳刚的重大价值。在《周易》阴阳刚柔这一对矛盾统一体中，阳刚始终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凡是有阳刚的地方大都能够亨通吉利，阴柔借助于阳刚的力量也能逢凶化吉。《易传》集中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刚健人生的渴望、对阳刚之美的礼赞，揭示了战国秦汉之际人们奋发向上、刚健有力的精神面貌。
司马迁的人生观是以及时立功名为核心内容，这种人生观接近于《易传》。司马氏用两代人前仆后继作史上继孔子《春秋》，司马迁在受刑后蒙受巨大耻辱也要把史书写完，这就是功名人生观的生动体现。这种功名人生观体现在《史记》中，就是以及时立功名作为史书著述的标准。《太史公自序》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说明《史记》中的七十列传是直接在司马迁功名人生观指导下写作的。战士的鏖战痛杀，英雄的勇冠三军，壮士的皮面抉眼自屠出肠，女侠的呼天而死，烈丈夫的隐忍就功名，思想家的追求真理，乃至商人趋时若猛隼之发……，这一切功名大业无不可歌可泣，英勇雄壮。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比较不重视贵贱贫富等外在条件，甚至有意识地淡化传主的伦理道德色彩，而是视历史人物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程度，即看这个历史人物是否最大程度地实现本质力量对象化。像项羽、吕后之入本纪，孔子、陈涉之入世家，滑稽、日者、龟卜、货殖、刺客、医生、游侠之入列传，都是《史记》中的不同凡响之处。只要历史人物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慷慨立功名，司马迁就为他们立传。司马迁刻意强调人对悲剧命运的抗争，提倡在困境之中发愤而起，用功名大业来洗涮耻辱，实现对人生苦难的补偿。进一步来看，不止是七十列传，《史记》中的一些本纪和世家也与司马迁的功名人生观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从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从商汤伐桀到文王施德武王伐纣……，华夏民族的代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奋斗和求索。“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史记·太史公自序》）对于华夏民族来说，它只有暂时的曲折和苦难，而不会走向灭亡。华夏民族的刚健精神就体现在革故鼎新、承敝通变的伟大变革之中。三十世家体例的刚健奋发精神，主要体现在“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亦即辅佐天子成就统一大业之上。一部《史记》堪称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是华夏儿女的英雄传奇，它像黄钟大吕一样奏响了中华民族最雄浑最高亢的乐章，“它最完整地体现了一个伟大民族在结束动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特有的自强不息刚健奋发的精神”［3］（第340页）。
三、《易传》与《史记》的学术观
《系辞》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几句是解释《咸》卦九四爻辞“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它透露出《易传》作者在战国秦汉之际学术整合大趋势的特定背景之下试图弥纶天地之道、包容百家学说的信息。《周易》本身的特点有利于它对各种学说兼收并蓄。《易传》认为《周易》为一切义理之源，所有的学术都应该在它的视野之中。因此《易传》在借阐释卦象宣传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吸收了道、法、墨、兵各家思想。例如，《易传》吸收老庄关于阴阳气化的学说来解释“道”与“神明”。《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传》还吸收老庄关于矛盾双方向对立面转化的思想，提倡谦虚而力戒满盈，以便将变化控制在不发生质变的一定范围之内。《易传》提倡天下无道则隐，如《乾文言》在解释《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时说：“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这与老庄谦退避世主张及其内虚外顺的处世哲学相近。《易传》也吸收了某些法家观点，如《蒙》卦初六象辞说：“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噬嗑》彖辞说：“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该卦象辞也说：“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丰》卦象辞说：“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旅》卦象辞说：“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这些用狱尚刑的思想都与儒家尚德不尚刑的思想明显不同而接近法家。《系辞》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这是申述墨家薄葬之义。《师》卦初六象辞说：“师出以律，失律凶也。”这又是在宣传兵家思想。这些材料表明《易传》广采百家之说，绝非儒者一家之言。
《史记》与《易传》有着共同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目标，《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以《易传》殊途同归百虑一致之说为指导思想：“《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引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他认为诸子百家都是言治之书，虽然各家观点互相矛盾、分歧乃至对立，但这些歧异只是立论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诸子百家都是为现实和未来政治设计方案，他们在为帝王政治服务的宗旨上是彼此一致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只是各家所走的路途不同而已。因此诸子百家是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关系。在司马谈同时或稍前，《淮南子》也有类似的思想表述，但不及司马谈明确。《论六家要指》虽出于司马谈之手，但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被司马迁完全继承下来，并在整合经学、百家学过程中得到最彻底最忠实的实施。
《论六家要指》本来希望百家“同归”到黄老道家去，但是随着司马谈由道而儒的思想转变，［4］“同归”的目的地就不再是道家，而顺理成章地归向儒家六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开列的《春秋》传记系列，除了《左氏春秋》、《铎氏微》及董仲舒著作之外，还有被人们列为儒家的《虞氏春秋》、《孟子》、《荀子》、《公孙固》、杂家的《吕氏春秋》、阴阳家张苍和法家韩非等人的著作。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孔子《春秋》是战国诸子百家的源头，经学是百家学的大宗，百家之学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走向经学的归宿。“整齐百家杂语”，就是要将立论殊方的百家杂著整合成一个统摄在经学之下的互相协调的学术体系。以这样宽容、变通、联系、整合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战国诸子百家之学，司马迁对诸子百家不是一概排斥全盘否定，而是采取舍短取长、批判地扬弃的态度，公正客观地分析各家学说的利弊得失。在诸子百家之中，《史记》吸收最多的是道家。《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曹相国世家》、《陈丞相世家》等汉初人物传记，都毫无保留地赞美汉初以黄老为治所取得的政治实绩，肯定道家清静无为、以柔克刚、功成身退的思想。“文景之治”与汉武帝多欲政治的对比，更使司马迁加深了对黄老道家学说价值的认识，《史记》的有些篇章确实含有怀旧的情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记》的主导思想就是黄老道家，黄老学说的价值是在周秦之间“文敝”的情况下才显示出来，并不是说黄老学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好、最高的治国理论。从《史记》记事倾向推测，司马迁主张在六经旗帜之下酌取道家清静无为思想，将有为政治控制在不过分劳民的一定范围之内。如何评价法家是司马迁无法回避的重要政治学术问题。汉人因秦王朝严刑峻法导致亡国而对法家多持批评态度，司马迁本人也曾亲身领略过酷吏的毒螫。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商君列传》、《李斯列传》、《袁盎晁错列传》、《酷吏列传》等篇章中批评法家的刻薄寡恩、惨无人道，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之情。但他对法家奖励耕战的立国之策、令行禁止的作风、维护统一的立场和治理乱世的作用却没有否定。《商君列传》即如实地记载了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富国强兵的实效，即使对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秦王朝，《史记·六国年表》也敢于说“世异变，成功大”。《酷吏列传》实录了汉武帝任用酷吏狂捕滥杀的弊端，但《史记·太史公自序》又客观地指出“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这说明汉武帝任用酷吏实出于不得已。司马迁还吸收了法家关于法后王、礼因人情而损益等思想观点，这说明以法家适当补充六经并非绝无可能。阴阳五行学说是汉初广为各派吸收的显学，《史记》中的五德终始说、受命改制说、承敝易变说、天降祥瑞说，都来自阴阳学派，阴阳、五行、三统，构成《史记》天人宇宙观的总体框架。但是《史记》抛弃了阴阳家种种使人“拘而多畏”的禁忌和“教令”，像《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说的按月令行政的模式，尤为《史记》所不取。纵横家是战国多元政治的特定产物，由于纵横家朝秦暮楚、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指归的价值取向与中国重纲常伦理、讲仁义信用的文化背景背道而驰，因而进入封建社会正常状态的汉人对乱世的纵横家多持否定态度。司马迁在客观地记载纵横家不择手段地猎取卿相富贵的同时，运用经学家的权变概念，突出纵横家的权谋在统一天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认为“战国之权变亦有颇可采者”；并从及时立功名的角度，肯定了苏秦、张仪等大纵横家从社会底层走向政治顶峰的非凡才能，欣赏他们运亡为存、纵横捭阖、主宰天下命运的英雄风采。中国早期军事战略家在长期的征战中创造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也为司马迁所继承，《史记》以肯定的态度记述了从商周到秦汉一些大军事家的兵法权谋，保存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战例，采纳了兵家的奇正说、兵者诡道说等军事理论，并创造性地将战场与商场、兵战与商战联系起来，从兵家角度论载货殖活动。墨家在汉代以后基本上退出了政治学术舞台，所以《史记》对墨家的记载和评价比较简略，大体上还停留在《论六家要指》的水平。对《管子》，《史记》采用了其中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说”、人性好利说等理论。司马迁对贾谊这位汉初最大的思想家也多有吸取，贾谊肯定秦王朝统一天下的功绩而批判秦统一之后“仁义不施”，认为“攻守之势”不同，秦王朝的失误就在于不能做到“逆取而顺守”。《史记》所持的正是这一观点。其它如贾谊所倡导的削藩说、改制说、天运循环说、礼义教化说、砥砺士节说、崇势说、审微说、五百大运说等等，均为《史记》所采纳。司马迁以前和同时代的学者都难免于学派门户争斗，而司马迁则超越了学派之争，他善于协调众说以构成一个和谐的文化学术体系。《史记》是学术的渊薮，思想的宝库，没有哪一典籍像《史记》那样，吸收了那么多的学说观点，而各种学术观点之间没有冲突和矛盾。从这一点说，太史公是《易传》真正的功臣。
四、《易传》与《史记》的重时观念
《易传》认为六爻吉凶因时而变，只有把握有利时机才能趋吉避凶，由此提出因时而行的重时思想。《乾文言》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亢龙有悔，与时偕极。”在《易传》作者看来，九三的自强与戒惧、九四的及时奋发，都是抓住了爻位的时机。而上九爻处于高危之位，却不能与时变通急流勇退，这必然会导致它由盛转衰，从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其他卦的彖辞也反复阐明了重时思想。《大有》彖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豫》卦彖曰：“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豫》卦坤下震上，坤顺而震动，所以《豫》卦具有随自然而动的意思。“圣人”从中得到启示，随自然而动，因此能够做到“刑罚清而民服”，故而彖辞作者说《豫》卦顺时而动的意义非常重大。《随》卦彖曰：“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之，《随》之时义大矣哉！”《周易正义》解释说：“特云‘随时’者，谓随其时节之义，谓此时宜行‘元亨利贞’，故云‘随时’也。”［2］（第88页）其他如《大过》、《坎》、《遁》、《损》、《益》、《蹇》、《姤》、《艮》等卦都阐述了因时而行的思想。《易传》还用“时”的观点来讲汤武革命，《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汤武的明智之处就在于把握了一个好的时机——一个“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历史时刻。
将六爻因时而行的思想运用到人事之上，《易传》倡导在不利的情况下要藏器待时，而在时机成熟之际则要果断行动。《系辞》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这是告诫人们“藏”与“动”的智慧，什么时候“藏”，什么时候“动”，这都要看“时”的条件。在时机到来的时候，就要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发愤创业，在最大的程度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将生平所培养的道德与才能运用到事业之中。
司马迁是熟读《周易》的人，《易传》的重“时”思想使他加深了对“时”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他在为历史人物作传时非常重视“时”的概念，《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不令己失时”作为取士标准。《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太史公曰：“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艾，以广儒墨，弘为举首。”公孙弘本是一位海边牧豕的老儒，年近花甲而无所遇，是汉武帝大兴儒学才使公孙弘枯木逢春，以布衣而封侯拜相，为天子三公，可见是“时”的因素才使公孙弘脱颖而出。这个“时”，就是历史给士林所提供的特殊历史机遇。《史记》的其他篇章也多次强调“时”的重要性。《鲁仲连邹阳列传》说：“智者不背时而弃利。”《李斯列传》说：“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跃马，唯恐后时。”又说：“得时无怠。”又说：“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淮阴侯列传》说：“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又说：“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时乎时，不再来。”天下大乱人心思治，易姓受命改朝换代，国家兴盛大有作为，这些都是士林阶层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史记》的七十列传的传主多集中在战国秦汉之际，这里面固然有史料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士林阶层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期。《史记》有时虽然不用“时”这一概念，但语意所指仍是“时”的意思。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绛侯周勃世家》说：“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樊郦滕灌列传》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秦末大起义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历史时刻，是平民百姓斩露头角的最好时机，萧、曹、樊、绛等人正是抓住了特殊的历史机遇，才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史记》有时所讲的“势”，其内涵主要也是“时”的意思。如《范雎蔡泽列传》说：“范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范雎、蔡泽一生的荣辱沉浮，并非由于他们前愚后智，而是出于他们处于不同的时势之中。淮阴侯韩信未发迹时连一口饭也难吃上，而飞黄腾达以后连百万之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南面称孤。这就是“时”对历史人物的决定作用。读了《史记》这些人物传记，我们对《周易》“时”的思想会有更深的理解。
五、《易传》与《史记》的审微思想
战国秦汉之际的政治文化学术界有一股审微思潮，思想家们认为，像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这一类的重大政治事件，不会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由微到著的过程。由此他们主张防微杜渐，将篡弑的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易传》通过阐释卦象和卦爻辞，参与了这场学术讨论。《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坤》卦初六为阴爻，有如阴寒之气初起，积久乃成坚冰，因此《易传》借阐释爻象来说明慎始防变之理。《系辞》在解释《噬嗑》卦上九爻辞时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噬嗑》是断狱之卦，上九爻处断狱之终，是罪大恶极无可救药之象。而之所以发展到为恶之极的地步，乃是因为逐渐由细恶积累而成。所以《易传》特别强调要从细微处杜绝大恶，《系辞》说：“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君子知微知彰。”《系辞》又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几”是细微的征兆，它“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2］（第308页），处于刚刚萌芽的状态。《易传》要求“君子”在事物尚处于“几”的状态时就要有所觉察，做到见微而知著。《讼》卦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讼》卦坎下乾上，坎为水，乾为天，水性趋下而乾刚向上，天水相背而行，故有争讼之象。怎样才能消除争讼呢？那就只有将争讼消灭在起始阶段。《易传》还提出居安思危的思想，《系辞》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今日的危机来源于从前的安乐，今日的亡国是由于昔日长有天下的美梦，今天的祸乱是出于以前自以为国家已经治理得很好的错误认识。只有居安思危提前预防，才能真正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既济》卦象曰：“君子以思患预防之。”《既济》卦本是成功的卦象，但《易传》作者却提醒人们居安思危，从中可见《易传》的防患意识是何等强烈。
《易传》和战国秦汉之际其它经传诸子关于审微的论述，为司马迁审视中国历史提供了一条有益的思路。司马迁写《史记》是要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而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就是他从中国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经验之一。司马迁说他审视历史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在从始至终这一段时间之内，他又特别重视事件的起始，勾勒出事件的由小至大的演变过程。《史记·太史公自序》：“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这是征引《易传》之语，以此向统治者敲响警钟。《十二诸侯年表》说：“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身为天子的殷纣王使用一双象牙筷子，这在其他人看来似乎算不了什么大事，但箕子一见就唏嘘不已，因为他已经从象箸上看到了殷纣王荒淫奢侈的苗头。据《鲁诗》的解释，《关雎》是讽刺周康王好色晏朝，周康王正处于西周成康盛世，为什么会有刺诗出现？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审微思想的生动体现，在西周盛世之中已经埋下了衰败的种子。在本纪、世家、列传、表、书这五种体例中，司马迁都贯彻了慎始防微见盛观衰的思想精神，他以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大到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小到一个历史人物命运的沉浮起伏，都会有一个酝酿、积累的渐变过程。这种深观审微思想方式的运用，极大地突出了历史演变的因果联系，给《史记》带来了科学性和深邃感。
六、《易传》与《史记》之名小旨大
《易传》在解释卦爻辞时提出了名小旨大的思想，这一思想堪称中国最早的典型理论。《系辞》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周易正义》解释说：“‘其称名也小’者，言《易》辞所称物名多细小……‘其取类也大’者，言虽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义类而广大也。‘其旨远’者，近道此事，远明彼事，是其旨意深远。……‘其辞文’者，不直言所论之事，乃以义理明之，是其辞文饰也。……‘其言曲而中’者，变化无恒，不可为体例，其言随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其《易》之所载之事，其辞放肆显露，而所论义理深而幽隐也。”［2］（第312页）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评价屈原代表作《离骚》时点化了《系辞》之语：“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是说《离骚》言辞简约深微，主人公志行芳洁高廉，诗中所写的虽是人们身边的一些芳草美人之类的小事，但其中所寄寓的却是关系到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意义深远的重大主题。文约辞微，文小指大，言近旨远，这实际上就是典型化理论。典型的特点就是以一当十，以少总多，小中见大，以个别反映一般，以特殊揭示普遍。《易传》是从占筮卦象中提炼出典型化理论，而司马迁则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将《易传》典型理论运用到《离骚》评论之上。
司马迁不仅用典型理论评价《离骚》，而且把典型化方法运用到历史人物传记写作之上。他最擅长选择那些最能体现历史人物神髓的几个典型事件，以传神之笔写之，往往收到小中见大、言近旨远的艺术效果。例如，《管晏列传》的传主管仲和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主大业，确立了春秋霸主政治格局，影响春秋政治达两百多年。晏婴在历史上则以力谏和节俭闻名于世。对这两位大政治家，司马迁没有从正面记述他们的功业，而是拾取管鲍之交、脱越石父于困厄以及仆御交往的几件轶事，轻描淡写，而鲍叔的慧眼知人虚怀若谷，管仲的不规小节而成荣名，晏子的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乃至于越石父的极高品位、仆御之妻的深明大义，都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这篇传记的特点不在于记载历史人物的功绩，而在于举重若轻淡笔点染，烘托出传主的精神境界。就像是一个高明的画家，初不经意，淡淡几笔，就勾画出事物的特征与神髓，充满了无比的艺术情味。《管晏列传》简直可以作为一首意味隽永的散文诗来读。又如《魏公子列传》中的魏公子养士三千人，可以说他与每一位士林的交往都有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但是司马迁却只选取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四位来写。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这四位士林人物都隐匿在社会下层且又啸傲王侯，在魏公子所礼遇的士林中最具代表性，写了魏公子与这四位下层士林的交往，那么与其他士林的关系也自在不言之中；另一方面这四位士林人物都与魏公子生平两大功业——窃符救赵和存魏却秦息息相关。因而司马迁重点选择这四位下层士林小人物来写，不仅扣紧了魏公子与士林关系这一主线，而且也突出了魏公子的历史功绩。看似初不经意娓娓道来，实际上却无处不体现出一位大作家的深刻艺术匠心。其它如《项羽本纪》载项羽一生经历七十余战，但司马迁只是集中笔力写了巨鹿之战、彭城之役和垓下之围。这三大战役的特点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写好了这几次战役，项羽勇冠三军、喑恶叱咤的英雄风姿也就跃然纸上了。《史记》中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司马迁是最能体会《易传》“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精神实质的人，把这一典型化方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史记》巨大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典型化手法的运用。
参考文献：
［1］刘师培．司马迁述周易义［j］.国粹学报，第三十九期.
［2］孔颖达.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