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君子事迹材料精选(九篇)

第1篇：少年君子事迹材料范文

（清）方苞

八月望前一日，入雁荡，按图记以求名迹，则芜没者十之七矣。访于众僧，咸曰：“其始辟者皆畸人也①。庸者继之，或②田宅以便其私，否则苦幽寂去而之他，故蹊径可寻者希。”过华严寺，鲍甥率众登，探石龙鼻流处，余止山下。或曰：龙湫尚可至也。遂宿能仁寺。

诘旦，舆者③同声以险远辞。余曰：“姑往焉，俟不可即而去之，何伤？”沿涧行三里而近，绝无险艰。至龙湫庵，僧他出。樵者指道所由，又前半里许，蔓草被径，舆者曰：“此中皆毒蛇虫，遭之，重则死，轻则伤。”怅然而返，则老僧在门。问故，笑曰：“安有行二千里，相距咫尺，至崖而反者？吾为子先路。”持小竿，仆李吉随之，经蒙茸④则手披足踏。舆者坦步里许，径少窄，委舆于地，曰：“过此则山势陡仄，决不能前矣。”僧曰：“子毋惑，唯余足迹是瞻。”鲍甥牵引，越数十步，则蔓草渐稀，道坦平，望见瀑布。又前，列坐岩下，移时乃归。舆者安坐于草间，并作乡语怨詈⑤老僧曰：“彼自耀其明，而征吾辈之诳，必众辱之。”

嗟乎！先王之道之榛芜久矣。众皆以远迹为难，而不知苟有识道者为之先，实近且易也。孔、孟、程、朱皆因于众厮舆⑥，而时君不寤，岂不惜哉！夫舆者之诳，即暴于过客⑦，不能谴呵而创惩之也，而怀怒蓄怨至此；况小人毒正⑧，侧目于君子之道以为不利于其私者哉！此严光、管宁之俦所以匿迹销声而不敢以身试也。

[注] ①畸（jī）人：奇特的人。此处泛指不寻常的人。②（biāo）：把持。

③ 舆者：抬轿的人。④蒙茸：蓬蓬松松的样子。这里指茂密的杂草和灌木丛。⑤詈（lì）:骂。⑥厮舆：旧时指仆役一类的人。⑦暴于过客：对别人施加恶行。⑧小人毒正：小人怨恨正道（或：小人害他的朋友）。毒：怨恨。

1．下列选项中，对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A. 八月望前一日 望：接近。

B. 蔓草被径 被：覆盖。

C. 舆者坦步里许，径少窄 少：稍微。

D. 而征吾辈之诳。征：证实。

2. 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组是

A. 按图记以求名迹

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

B. 经蒙茸则手披足踏

学而不思则罔

C. 移时乃归

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兵乃出

D. 实近且易也

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散引去

3. 以下各组句子中，全都表现“舆者之诳”的一组是

①故蹊径可寻者希

②舆者同声以险远辞

③俟不可即而去之，何伤

④此中皆毒蛇虫，遭之，重则死，轻则伤

⑤过此则山势陡仄，决不能前矣

⑥安有行二千里，相距咫尺，至崖而反者

A． ①②⑥ B． ②④⑤

C． ③④⑥ D． ①④⑤

4.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 本文着重在一个“寻”字。按图记、问众僧、鲍甥寻、乘舆寻、老僧引，从中可看出寻找大龙湫瀑布经过一番周折，方才不虚此游。

B． 作者感慨说，只要有“识道”的人带路，“远道”可以缩为“近道”，“难道”可以变为“易道”。欺侮别人的人应该受惩罚，结果非但没有受罚，反而还满腹怨言。

C． 道路变窄后，轿夫不愿再往前走。老僧劝“我”不要迟疑，且在前面引路，终于找到了瀑布，结果遭到了轿夫的当众羞辱。

D． 文章末尾采用“缘情事以为波澜，别求义理以寓襟抱”的笔法，缘事明理，说明先王之道难以实现的原因。

5. （1） 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①诘旦，舆者同声以险远辞。

②先王之道之榛芜久矣。众皆以远迹为难，而不知苟有识道者为之先，实近且易也。

（2） 用斜线（/）给下面文言文断句。

第2篇：少年君子事迹材料范文

“散”“聚”两依依，从思维的发散与聚合的角度使用好我们手中的素材。

“散”，把一个素材从不同的角度发散出去，让它闪耀出璀璨的光芒。

我们思考的角度可以是多向的，而作文材料也往往具有多面性。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就可以发掘出不同的意义，一则材料，往往能同时说明多个道理。比如，我们熟知的“达芬奇画蛋”这一个材料，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去思考它：

基础的重要性，做任何事情都要注意基本功的培养;

观察的重要性，任何艺术创作都离不开对生活的细致观察;

积累的重要性，成功是一点一滴堆积而成的，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当我们写到涉及这三方面的话题时，我们都可以很好地运用“达芬奇画蛋”这个经典的材料。

面对一个材料，要做到“一材多用”，从一个基点把材料发散出去，要求我们能充分认识材料，大胆挖掘材料的内涵，并灵活运用到作文中去。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贞观政要》中一则关于唐太宗的经典材料，看看能从几个角度思考这个材料。

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贞观政要》）

该材料可从如下角度思考：唐太宗“以民为本”的博怀;唐太宗以天下人幸福为已任的治国目标;“贞观之治”的盛世的确是有根有据的;唐太宗为君的精神是后人的财富……

我们可以在作文中这样使用：

短暂的生命历程，可以轻如鸿毛，亦可以重于泰山。同样是生命的年轮，不同的是后人的评说。后人褒贬，唯在其人――即便是一国之君，也要接受历史的评判。《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在视察禾苗时为祈求神灵保佑百姓，将蝗虫吞食。这一举动在历代帝王中当属少见。正如太宗所说：“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繁叶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细细品味，话语中无不显露出太宗的贤能的品德，苦心的经营。历代帝王，能名垂青史，为万民景仰，又有几人？今天的“贞观之治”，也是明日的后世传唱。为了百姓的今天，亦是为了自己的明天，统治者的英明之举必会留给明在，永世长存。――《留给明天》（2005年高考天津卷作文）

《贞观政要》记载：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李世民乃一代封建君主，肯于吞蝗虫确是出人意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这看似出人意料的举动细细想来却又在情理之中。作为一国之君，李世民不但非常清楚粮食与百姓，人民与国家的密切关系，更加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而这样贤明的君主成就了“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更在情理之中。只此一事便于工作可看出，大唐之兴实属必然。――《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2005高考全国卷作文）

《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视察农田时，见蝗虫蚀苗，不顾自身安全吞食蝗虫让其蚀已心而不危害百姓。太宗的祷告和希冀令人感动。岁乃民之根本，民乃国之根本，唐太宗舍一已之“安”，求万家之“安”，可敬可佩。农业乃国之根本，安泰之源泉，抓住了根本，方有社稷之安稳，方可享百年之盛世，万代之荣光。“贞观之治”，得民心者得天下。――《说“安”》（2005高考北京卷作文）

把一个材料发散性地运用到不同的作文中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准确把握材料与题目的结合点，合情合理地运用。这就是我们写作时所谓的“深度挖掘材料内涵，准确钩联话题角度”。

“聚”，把若干个看似不相关的材料聚合起来，让它发挥“组合”的力量优势。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认识世界的真理。不同事物之间，总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或相关，或相似，或相反。如果我们能以自己的慧眼，发现不同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它们组合起来，运用到作文当中，那么我们的作文就一定可以变得“材料丰富”而多姿多彩了。

试看下面的几则材料：

1.霍英东。他有着传奇的一生。他出身贫寒，却创造了无数的商业奇迹，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者和慈善家。据统计，过去数十年来，他用作慈善的捐款总额超过150亿无，而尤其不能忘怀的是他对祖国内地体育卫生事业的支持和热爱。

2.环保手提袋。2007年10月在泰国发明创造博览会上，出现了一种纳米材料的环保手提袋。这种袋子虽然和普遍袋子看上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由于采用的是纳米材料，使得它具有不吸水、不沾油、结实耐用、清洗方便的优点。因此，这种手提袋可以重复使用，时间可长达几年。这就为我们日常生活减少使用塑料袋提供了可能。

3.一家被骂是贼。儿子陈致中夫妇在欣赏音乐演出时，被坐在附近的民众高声臭骂“你们一家都是贼”。面对镜头，陈致中夫妇说他们没有听到任何不满的声音。如今台湾民众向抗议的声浪持续扩大，不得人心，连其家人都躲不过。

4.网络犯罪团伙被捣毁。新西兰警方日前破获了一起跨国网络犯罪案，犯罪团伙入侵了130万台电脑，并通过窃得的银行账户信息盗取数百万美元。自今年6月警方调查此案以来，已经有8名嫌疑人被控有罪或被定罪。另据美国联邦调查局估计，该团伙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达2千多万美元。

以上四则材料看上去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我们怎样能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呢？

我们可以从材料的相似点，相关点和相反点三方面来对材料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霍英东”+“”：一个爱国奉献，一个分裂祖国、自私可恶，他们是相反的两个例子。我们把他们组合在“共建和谐社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是我们最大的责任”“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这些话题中，一正一反加以论说，难道不是一组鲜明的对比论证的材料吗？

“环保手提袋”+“霍英东”+“网络犯罪”：我们把它们组合在“让世界充满和谐之音”这一话题当中，你认为行吗？环保手提袋，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音;霍英东，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网络犯罪，是社会当中的不和谐之音，可以用作反面例证。

“环保手提袋”+“网络犯罪”：我们把它们运用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让科技之光照耀世界”等与科技相关的作文题中，是可以让其大显身手的。当然，也是用其正反论证的侧面。

……

这些材料的组合起来，变化多，角度也会很新，关键就是看你能不能发挥聚合性的思维，深入分析材料，灵活地运用材料。

第3篇：少年君子事迹材料范文

一、司马迁生平及写作背景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关于司马迁的生平有两种说法。一是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说他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相信这一说；二是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他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赞成此说。这是一个疑问，有争论，还值得研究。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文史哲”丛刊第三辑《司马迁与史记》)赞成前说，考证破细。一般人多同意前说。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又曾周游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应试得高第，作了郎中。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0年)，大行封禅典礼，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司马谈是史官，本该从行；但是病得很重。留在洛阳不能去。司马迁却跟去了。回来见父亲，父亲已经快死了。拉着他的手呜咽着道：“我们先人从虞、夏以来，世代作史官；周末弃职他去。从此我家便衰微了。我虽然恢复了世传的职务，可是不成；你看这回封禅大典，我竟不能从行，真是命该如此!再说孔子因为眼见王道缺，礼乐衰，才整理文献，论《诗》、《书》，作《春秋》，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孔子到现在又四百多年了，各国只管争战，史籍都散失了，这得搜求整理；汉朝一统天下，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也得记载表彰。我作了太史令，却没能尽职。无所论著，真是惶恐万分。你若能继承先业，再作太史令，成就我的未竟之志，扬名于后世，那就是大孝了。你想着我的话罢。”司马迁听了父亲这番遗命，低头流泪答道：“儿子虽然不肖，定当将你老人家所搜集的材料，小心整理起来，不敢有所遗失。”司马谈便在这年死了：司马迁这年三十六岁。父亲的遗命指示了他一条伟大的路。

父亲死的第三年，司马迁果然作了太史令。他有机会看到许多史籍和别的藏书，便开始作整理的工夫。那时史料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特别是汉代各地方行政报告，他那里都有。他一面整理史料，一面却忙着改历的工作；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太初历完成，才动手著他的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腐刑又称富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他灰心失望已极，只能发愤努力，在狱中专心致志写他的书，希图留个后世名。过了两年，武帝改元太始，大赦天下。他出了狱，不久却又作了宦者作的官，中书令，重被宠信。但他还继续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全书才得完成，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他死后，这部书部分的流传；到宣帝时，他的外孙杨恽才将全书献上朝廷去，并传写公行于世。汉人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魏、晋间才简称为《史记》，《史记》便成了定名。这部书流传时颇有缺佚，经后人补续不少；只有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的有主名，其余都不容易考了。

二、《史记》的史料来源

《史记》的史料十分丰富，其来源综合起来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来源是书籍。凡汉代以前古书，司马迁无所不采。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重要材料来源。他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如《六国年表》中说“太史公读《秦纪》至犬戎败幽王”；《五帝本纪》中说“予观《春秋》、《国语》”等等。这些都表明司马迁是广泛搜集并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书籍资料来从事著述的。

第二个来源是档案。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谈曾任太史公，后来司马迁又继任此职，因此，汉初档案如诏令、记功册等都能见到，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这一点，也可以在《史记》中得到证明。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传》中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等等都是。

第三个来源是见闻。秦汉史事，对于司马迁来说是近代史。当时记载有缺，因此多赖见闻。如《赵世家》赞中说“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这是得于所闻的。《游侠列传》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这是得于所见的。《田叔列传》中说田叔的少子“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这是得于交游的。这些从见闻和交游中得来的资料，不仅增加了史料来源，而且增强了《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第四个来源是游历。司马迁为了著《史记》，曾经登涉名山大川，访求史迹。如《河渠书》中说。余登庐山”；《淮阴侯列传》中说“吾如淮阴”；《蒙恬列传》中说“吾适北边……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等等。这些反映了他足迹所至几乎遍及全国，也说明了他周游各地与写作《史记》的密切关系。

《史记》的史料来源很丰富，然而就各个历史时期来说，史料的多少又很不平均。春秋以前间有缺略；春秋战国至秦比较详细：汉建立后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则详尽记载，篇幅最多。也就是说，时代越近材料越多。对于上古史事，司马迁当时已有文献不足之叹。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称：“观子长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该，其文阔略，无复体统；自秦汉已下，条贯有伦，则焕炳可观，有足称者。”这个评价是对的，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司马迁据以写史的资料前少后多所致，我们自然不能苛求于他。

三、对《史记》和司马迁的评价

《史记》体例有五：十二本纪，记帝王政迹，是编年的。十表，以分年略记世代为主。八书，记典章制度的沿革。三十世家。记侯国世代存亡。七十列传，类记各方面人物。史家称为“纪传体”，因为“纪传”是最重要的部分。古史不是断片的杂记，便是顺案年月的纂录；自出机杼，创立规模，以驾驭去取各种史料的，从《史记》起始。司马迁的确能够贯穿经传，整齐百家杂语，成一家言。他明白“整齐”的必要，并知道怎样去“整齐”：这实在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他这样将自有文化以来三千年问君臣士庶的行事，“合一炉而治之”，却反映着秦汉大一统的局势。《春秋左氏传》虽也可算通史，但是规模完具的通史，还得推《史记》为第一部书。班固根据他父亲班彪的意见，说司马迁“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直”是“简省”的意思；简省而能明确，便见本领。《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列传占了全书的过半数；司马迁的史官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他最长于描写；靠了他的笔，古代许多重要人物的面形，至今还活现在纸上。

《史记》的编纂方法在当时具有独树一帜的首创精神。司马迁创造性地以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种不 同的体例来记载复杂的历史事实。这种方法，便于考见各类人物的活动情况以及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源流，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方法，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所修“正史”的典范。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据《太史公自序》中说全书共有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自，是古代第一部大书。也是当时系统研究古史唯一的史书。它把古代历史作了一次总结，这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光辉灿烂的著作，是纪传体史书的鼻祖，也是传记文学的典范。鲁迅先生曾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是窃比孔子的。孔子是在周末官守散失时代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司马迁是秦火以后第一个保存文献的人。他们保存的方法不同，但是用心一样。《史记自序》里记着司马迁和上大夫壶遂讨论作史的一番话。司马迁引述他的父亲称扬孔子整理六经的丰功伟业，而特别着重《春秋)的著作。他们父子都是相信孔子作《春秋》的。他又引董仲舒所述孔子的话：“我有种种觉民救世的理想，凭空发议论，恐怕人不理会；不如借历史上现成的事实来表现，可以深切著明些。”这便是孔子作《春秋》的趣旨：他是要明王道，辨人事，分明是非、善恶、贤不肖，存亡继绝，补弊起废，作后世君臣龟鉴。

他在《报任安书》里说他的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自序》里说：“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王迹所兴”，始终盛衰，便是“古今之变”，也便是“天人之际”。“天人之际”只是天道对于人事的影响：这和所谓“始终盛衰”都是阴阳家言。阴阳家倡“五德终始说”，一位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德，互相克胜，终始运行，循环不息。当运者盛，王迹所兴：运去则衰。西汉此说大行，与“今文经学”合而为一。司马迁是请教过董仲舒的，董就是今文派的大师；他也许受了董的影响。“五德终始说”原是一种历史哲学：实际的教训只是让人君顺时修德。

《史记》虽然窃比《春秋》，却并不用那咬文嚼字的书法，只据事实录，使善恶自见。书中也有议论，那不过是著者牢骚之辞，与大体是无关的。原来司马迁自遭李陵之祸，更加努力著书。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废名裂，要发抒意中的郁结，只有这一条通路。他在《报任安书》和《史记自序》里引了文王以下到韩非诸贤圣，都是发愤才著书的。他自己也是个发愤著书的人。天道的无常。世变的无常，引起了他的慨叹；他悲天悯人，发为牢骚抑扬之辞。这增加了他的书的情韵。后世论文的人推尊《史记》，一个原因便在这里。

班彪论前史得失。却说他“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论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以为“大敝伤道”；班固也说他“是非颇谬于圣人”。其实推崇道家的是司马谈：司马迁时，儒学已成独尊之势，他也成了一个推崇的人了。至于《游侠》、《货殖》两传，确有他的身世之感。那时候有钱可以赎罪，他遭了李陵之祸，刑重家贫，不能自赎，所以才有“羞贫穷”的话；他在穷窘之中，交游竟没有一个抱不平来救他的，所以才有称扬游侠的话。这和《伯夷传》里天道无常的疑问，都只是偶一借题发挥，无关全书大旨。东汉王允死看“发愤”著书一语，加上咬文嚼字的成见，便说《史记》是“佞臣”的“谤书”，那不但误解了《史记》，也太小看了司马迁了。

《史记》的宝贵价值，首先体现于在当时的文化基点上，能够真实地、完整地描绘出社会历史地各个层面。

司马迁在记述政治史的同时，对于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等，也在《史记》中进行了生动的记录。与帝王将相等政治活动家同样。读书的人，做买卖的人，算命的人-尽管在当时社会上地位不高，他们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重视。在司马迁笔下，游侠的侠义精神得到赞美，酷吏的残暴行径有所揭露，悲剧英雄项羽和秦始皇、汉高祖一同列入本纪，农民领袖陈胜和诸侯一同列入世家。司马迁在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的同时，也曾经揭露他迷信鬼神，妄想长生，多欲好战，耗费民力的行为，在《史记・汲黯列传》中，还责备他“内多欲而外施仁义”。

第4篇：少年君子事迹材料范文

[关键词]新出土墓志 刘长卿 生平事迹 唐代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6-0148-04

刘长卿是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经历过安史之乱的著名诗人。他的生平事迹，甚为复杂，有很多地方，至今还没有弄清楚。最近见到新出土的拓本刘长卿所撰的《王廉墓志》与刘长卿所书的《魏系墓志》，以及郑深所撰的《郑洵墓志》，为我们研究刘长卿的生平事迹提供了新的线索。

《魏系墓志》原题为《唐故伊阙县令钜鹿魏府君墓志铭并序》，题署：“前乡贡进士张莒撰，睦州司马刘长卿书。”墓主以大历十三年（778）十一月十八日葬。这方墓志为刘长卿任睦州司马提供了新的证据。刘长卿任睦州司马，当代学者考证甚为详明，其时间与本墓志所载基本一致，故不需要再进一步展开讨论。惟此志是刘长卿所书，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刘长卿文学成就以外的书法艺术成就提供了新的材料。该志的情况，《河洛墓志拾零》云：“首题：‘唐故伊阙县令钜鹿魏府君墓志铭并序’。共25行，满行26字，590×590×105。志盖篆书：‘唐伊阙令魏府君墓志铭’，3行，行3字，445×450。大历十三年（778）九月十日卒，十一月十八日葬。张莒撰，刘长卿书。2003年秋，河南省洛阳偃师市出土，旋归洛阳张氏。”[1]（447） 笔者所见到的拓本《唐故朝议郎行上党郡大都督府黎城县令上柱国太原王公墓志铭并序》，题署：“通直郎行陈留郡浚仪县尉刘长卿撰上。”志云：“公讳廉，字廉，太原晋阳人也。……以天宝二载七月十日寝疾于官舍，春秋六十有九。……复以天宝十一载二月廿四日卜远于颍川郡西南界颍水之阳平原，礼也。……长卿不佞，承命为文，存遇清埃，浚惊玄化，陵谷是虑，刻石为钧。”① 由新出土的几方墓志与史籍参证，可以进一步探讨刘长卿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一，为陈留浚仪县尉问题；二，登进士第时间；三，为监察御史时间；四，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

一、为陈留浚仪县尉问题

据《王廉墓志》题款，知刘长卿于天宝十一载（752）二月在陈留浚仪县尉任上。而学术界对刘长卿的研究，迄今为止，尚未涉及刘长卿尉浚仪事，只是把陈留的踪迹定为天宝时长卿东游经历的一部分。按，浚仪县，《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三《汴州》：“浚仪县，望。郭下。理西界。本汉旧县，属陈留郡。故大梁也，魏惠王自安邑徙此，因浚水为名。”[2] （P177） 刘长卿有《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得西字》诗，有“傲吏方见狎，真僧幸相携”句，[3] （P32）“傲吏”应即自指，当是任陈留浚仪县尉时，与同官在真福寺茶会之作。《别陈留诸官》诗云：“恋此东道主，能令西上迟。徘徊暮郊别，惆怅秋风时。上国邈千里，夷门难再期。行人望落日，归马嘶空陂。不愧宝刀赠，惟怀琼树枝。音尘倘未接，梦寐徒相思。” [3] （P31） 这首诗就是刘长卿罢浚仪县尉赴京师时所作，故言“上国邈千里，夷门难再期”。“不愧宝刀赠”，用《晋书・王祥传》典：“初，吕虔有佩刀，工相之，以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谓祥曰：‘苟非其人，刀或为害。卿有公辅之量，故以相与。’祥固辞，强之乃受。”[4] （P991） 亦以此典表现对陈留诸官送别之感谢，更流露出自己将入京为官，以身许国的志向。故将有关刘长卿陈留诸诗归为东游之作，是不确切的。“夷门难再期”之夷门亦在浚仪县境内，《元和郡县图志》卷七《河南道》三《汴州》：“浚仪县，……夷门，《史记》大梁城有十二门，东门隐士侯蠃，年七十，家贫，为夷门监者，魏公子无忌厚遗之，不肯受。”[2] （P177） 又言“惆怅秋风时”，知其罢浚仪县尉的时间是在秋天。

有关刘长卿事迹的文献记载，极为简略，最早见到的是《新唐书》卷六《艺文志》集部别集类：“《刘长卿集》十卷，字文房。至德监察御史。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转运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奏，贬潘州南巴尉，会有为辨之者，除睦州司马。终随州刺史。”[5] （1604） 并没有记载他任浚仪尉之事。其后辛文房《唐才子传》，以及近年有关刘长卿的考订文章或年谱，如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杨世明《刘长卿年谱》、储仲君《刘长卿简表》等，都没有涉及刘长卿任浚仪县尉之事。其为浚仪县尉一事，长期被湮没而不为人知。

二、登进士第时间

刘长卿登进士第的时间，最早见于姚合《极玄集》卷下：“刘长卿，……字文房，宣城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历监察御史，终随州刺史。”[6]（P559）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六：“《刘随州集》十卷。……长卿，开元二十一年进士。”[7] （P473）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刘长卿传》亦云：“开元二十一年徐征榜进士。”[8]（P313）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则云：“《刘长卿集》十卷，右唐刘长卿字文房。开元末中进士第。至德中，监察御史。”① 清徐松《登科记考》卷八据《极玄集》著录刘长卿登进士第亦在开元二十一年（733）。[9] （P265）

然而，记载刘长卿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之说是错误的，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有较为详细的考证，以为“所谓刘长卿开元二十一年登进士第之说不能成立，天宝中登第的可能性较大。至于具体在天宝那一年，就不可考知了。”[10] （P364） 按，傅先生的考证是可信的。陈尚君则进一步推测曰：“按敦煌遗书斯五五五有樊铸《及第后读书院咏物十首上礼部李侍郎》，今存八首并残诗一首。铸另有天宝三载作《檄曲江水伯文》，见《唐文粹》卷三三。《刘随州集》卷四有《杂咏八首上礼部李侍郎》，虽所咏之物与樊铸不同，但可肯定为一时之作。据此可知长卿为‘礼部李侍郎’知举年及第。检《登科记考》卷八至卷九，自开元二十四年改由礼部试进士后，李姓知贡举者有：天宝六载至八载，礼部侍郎李岩；九载，礼部侍郎李；十载，兵部侍郎李麟；十一载，礼部侍郎李麟。长卿及第，应在此数年中，为李岩所取的可能性似更大些。”② 陈先生的推测为我们进一步考证刘长卿的及第时间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考刘长卿有《小鸟篇上裴尹》诗云：“藩篱小鸟何甚微，翩翩日夕空此飞。只缘六翮不自致，长似孤云无所依。西城黯黯斜晖落，众鸟纷纷皆有托。独立虽轻燕雀群，孤飞还惧鹰搏。自怜天上青云路，吊影徘徊独愁暮，衔花纵有报恩时，择木谁容托身处。岁月蹉跎飞不进，羽毛憔悴何人问。绕树空随乌鹊惊，巢林只有鹪分。主人庭中荫乔木，爱此清阴欲栖宿。少年挟弹遥相猜，遂使惊飞往复回。不辞奋翼向君去，唯怕金丸随后来。”[3] （P14） 细味诗意，应是刘长卿及第后以请求裴尹援引为官时作。按，唐开元时西都长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置府，设尹一人。据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天宝中裴姓为京兆尹惟天宝十一载（752）裴士淹；又同书卷四九，天宝中裴姓为河南尹者为天宝三载（744）裴敦复、天宝九载（750）至十四载（755）裴迥。长卿为洛阳人，故其诗所上裴尹以河南尹更有可能。参以《王廉墓志》天宝十一载（752）刘长卿已在浚仪县尉任上，则上裴尹即当在天宝九载（750）或十载（751）。而刘长卿又有《落第赠杨侍御兼拜员外仍充安大夫判官赴范阳》诗，安大夫即安禄山，据《旧唐书》卷二上《安禄山传》：“三载，代裴宽为范阳节度。……六载，加大夫。”[11]（P5368） 又《金石萃编》卷八八《北岳恒山安天王铭》：“骠骑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范阳郡长史、柳城郡太守、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两蕃四府、河北海运、兼范阳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采访处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柳城县开国伯、常乐安公曰禄山，国之英也。……天宝七载岁在戊子五月庚午廿五日甲午建。”[12]（P2） 故知至少是天宝六载（747），刘长卿是应举落第的。因此，刘长卿及进士第可以锁定在天宝七载（748）或八载（749）。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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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监察御史时间

《新唐书・艺文志》称刘长卿“至德监察御史”，后人大都以为这一记载是错误的。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云：“未知何据。或监察御史系长卿任长洲尉、海盐令时所带之宪衔。”[8] （P315-316） 陈尚君《补正》曰：“笺考至德中刘长卿为长洲尉等，甚是，《新志》有误。然令、尉无带宪衔者。刘乾《刘长卿三题》谓‘至德’乃‘广德’之讹，不为无见。”[8] （P59） 按，刘乾《刘长卿三题》，其一为“刘长卿何时任监察御史”，认为：“新志的‘至德’，是‘广德’之误，刘长卿是唐代宗广元、二年间回长安并任监察御史的。”[13] （P296）

今按，傅璇琮以刘长卿未任监察御史实职，刘乾以刘长卿为监察御史在广德中，都是根据刘长卿相关诗文等材料加以推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今据《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刘长卿为监察御史是在出为转运判官，知淮西、岳鄂留后之前。他为岳鄂留后以后，又被吴仲孺所诬而贬为南巴尉。其受诬的时间在至德三年（758），大致无可怀疑。② 按照《新唐书・艺文志》的叙述顺序，刘长卿任监察御史不容在广德中。刘乾在《刘长卿三题》中，运用较大的篇幅考证广德中刘长卿在长安，故而认定此时为监察御史。今考刘长卿有《祭萧相公文》云：“维年月日，殿中侍御史刘长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江州刺史相国萧公之灵。”[3] （P573） 萧相公即萧华，诗为刘长卿广德元年（763）春出使鄂州时作。杨世明注云：“据《宝刻丛编》，萧华在宝应元年（762）到任不久即死去。今按此文直书辅国之恶，应在辅国被刺之后，即宝应元年十月之后。文作于江上，应在广德元年春。时文房奉使鄂渚，正逢萧华旅榇北归，因得吊祭。”[3] （P573） 是广德中，刘长卿为殿中侍御史，而不是监察御史。

据上文所考，刘长卿天宝十一载（752）以后在浚仪县尉任上，罢任后就赴京为官，据其诗虽难以确定其所任京官到底是何职，然参证《新唐书・艺文志》“至德监察御史”，则知其罢浚仪县尉任后，就赴京任监察御史之职。不久即逢安史之乱，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又改元至德元载，其后不久刘长卿南奔并为长洲尉。由此推定，刘长卿任监察御史仅是至德元载较短的时间，但这与《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因而《新唐书・艺文志》关于刘长卿至德中为监察御史的记载，不应该轻易否定。

四、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

刘长卿有《巡去岳阳，却归鄂州使院，留别郑洵侍御，侍御谪居此州》诗云：“何事长沙谪，相逢楚水秋。暮帆归夏口，寒雨对巴丘。帝子椒浆奠，骚人木叶愁。惟怜万里外，离别洞庭头。”[3] （P383） 按，这首诗与刘长卿为鄂岳转运判官的时间直接相关。其为鄂岳转运判官及转运留后，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以为“当大历五六年间，刘长卿已为转运判官、转运留后等职”，[10] （P356） 而储仲君《刘长卿诗编年笺注》则云：“诗当作于大历七年（772）或八年巡行岳州时。”[14] （P376） 其《刘长卿简表》大历五年云：“移使鄂州，擢鄂岳转运留后，检校祠部员外郎。”[14] （P584） 杨世明《刘长卿集编年校注》注此诗则云：“大历八年（773）或前后鄂岳任上作。”[3] （P383） 今考拓本郑深撰《唐故监察御史贬岳州沅江县尉荥阳郑府君墓志铭并序》：“唐大历四年三月廿七日，前监察御史、贬岳州沅江县尉荥阳郑府君讳洵，春秋五十三，卒于巴陵之官舍。……拜监察御史，兼总以军储之务，将骄而难可其欲，公一以贯之，遂为奸人所忌，因有沅江之责。”③ 又拓本柳识撰《唐故朝议郎行监察御史上柱国郑府君墓志铭并序》：“府君讳洵，字洵，荥阳人也。……诏授监察御史。又别敕除县令。……未经考，王师西备犬戎，军储是切。诏授太子舍人兼监察御史，充京西军粮使。无何，监察正名，使务仍旧。居数月，以直道为谗巧所嫉，贬岳州沅江县尉。……以大历四年三月既望，寝疾终于岳州官舍，是年五十六。”[15] （P302） 这两方墓志，前者为郑洵志，后者为郑洵夫妇合志。刘长卿《巡去岳阳，却归鄂州使院，留别郑洵侍御，侍御谪居此州》诗有“何事长沙谪，相逢楚水秋”语，足证作于大历三年（768）之前。唐监察御史可称“侍御”，唐赵《因话录》卷五：“御史台三院，一曰台院，其僚曰侍御史，众呼为端公。……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众呼为侍御。……三曰察院，僚曰监察御史，众呼亦曰侍御。”[16]（P101-102） 由《郑洵墓志》可知，刘长卿为为鄂岳转运留后，必在大历三年或之前，这首诗也当为大历三年秋作。陶敏对郑洵墓志的价值及刘长卿诗的作年曾作这样的论定：“这首诗中述及郑洵为侍御，谪岳州的情况，正可与郑洵墓志相发明。过去读此诗，仅自独孤及文知郑洵天宝末为华阴参军，至其大历中因何事谪来岳阳则一无所知。现在郑洵墓志出土，疑团遂涣然冰释。而且，郑洵志大有裨于对刘长卿事迹的了解。……郑洵墓志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史料。郑洵既于大历四年三月卒于岳州，那刘长卿巡岳州并作诗留别郑洵就不应晚于大历四年三月。而且，刘诗云‘相逢楚水秋’，作于秋日，那二人岳州之会就不应晚于大历三年秋。换句话说，早大历三年，刘长卿就已在鄂州使院了。”[17] （P49） 因此，由新出土《郑洵墓志》，可以订正学术界将刘长卿为鄂岳转运判官时间系于大历五年、七年或八年的成说，而大致确定为大历三年或稍前。

[参考文献]

[1]赵君平、赵文成. 河洛墓刻拾零[Z].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2]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杨世明. 刘长卿集编年校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4]房玄龄.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傅璇琮. 唐人选唐诗新编[Z].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7]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9]徐松. 登科记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傅璇琮. 刘长卿事迹考辨[J]. 中华文史论丛（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1]刘.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王昶. 金石萃编[Z]. 北京：中国书店，1985.

[13]刘乾. 刘长卿三题[J]. 唐代文学论丛，1982，（1）.

[14]储仲君. 刘长卿诗编年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偃师杏园唐墓[Z].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6]赵. 因话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第5篇：少年君子事迹材料范文

与边区农民的感情“金不换”

放弃了进林垦部当科长的机会，谢绝了筹建察哈尔林业局的邀请，关君蔚离开北京到了河北农学院，虽然被低聘为讲师，他还是选择了教书。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杨秀峰兼任河北农学院院长。1949年的一天，杨院长把教师们召集在一起做动员：“全国就要解放了，但老解放区的乡亲们还十分贫困。希望大家踊跃下乡，帮助老百姓建设山区，过上好日子。”

到山区去，对关君蔚是个考验：从小生活虽不十分富裕，但也还算小康；在日本留学几年，也没吃多少苦；生长在东北的他，对河北山区几乎没有任何概念。“总不能叶公好龙吧？”搞水土保持的，到山区去一定会有作为！关君蔚把西装一脱，换了身新做的土布衣服，一头扎进了河北平山。开始，他还是在国外念书时的习气，见了村书记一鞠躬，说：“请多多关照”。书记一把扶起他说：“我们这儿不兴这个。你能到深山最艰苦的地方来，和我们一起建设山区，我们打心眼儿里欢迎。”他被安排在村里条件最好的农家住宿。大娘怕他睡不惯大通铺，专门收拾出间小屋，把舍不得用的陪嫁棉被抱了出来。吃派饭时，虽然只有粗粮、野菜，但乡亲们想着法儿变花样，把最好的吃食留给他。有一次，他在野外考察，忙得忘了吃饭。大娘拎着饭罐子漫山遍野地转，嗓子都喊哑了，终于找到了他。他感动地扒开用椴树叶裹着的饭团子，发现里面竟是黄黏米！而这家人家平时都是吃糠度日的啊！县长看到他上山下沟，辛苦得像个“土人”，强迫他坐下来，亲手为他洗头、理发……

从那时起，一个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逐步变成了和广大农民密不可分的一分子。一位在书斋里做学问的教书先生，开始一步步把坚实的脚印镌刻在祖国的大山、荒漠。从那时起，他就和中国的老、少、边、穷地区结下了难解之缘，足迹真的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大半辈子在山沟里治山、治水，和老乡们同吃同住，关君蔚和很多乡亲们亲得像一家人。问他最大的财富是什么？他说：“我跟边区人民‘金不换’的感情。”

在调研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水土保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实现”，总结出了山区土地利用规划的新方法。直到今天，老少边穷地区上了年纪的老乡还会背这样一首民谣：“远山高山松柏山，近山低山花果山，川道变成米粮川，幸福生活万万年”。这是他为了普及土地规划原则而编写、教唱的。1985年，这一新方法被国家农业区划委员会作为规范在全国推广应用，成为国家农展馆长期保留的展览内容。他提倡“靠山吃山要养山，充分挖掘山区土地多种多样的生产潜力”，提出以林促牧、以牧养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解决了“滴水归田”等提高旱地粮食产量的实际问题。

10万斤小米办大事

清水河遭遇泥石流后，考察归来的关君蔚找到杨秀峰：“治理泥石流不难，但我要两样东西：钢筋和水泥。”杨秀峰拍拍空空如也的衣兜，说：“别的没有，只有小米”，随手写了张条子：“小米10万斤”。他悻悻地走回村口，听见了响亮的锣鼓声。他以为有人办喜事呢，走近之后才知道乡亲们是欢迎他呢。村长拍着他的肩膀说；“两天前，全村人就从电话里知道你背着十万斤小米回来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关君蔚犯难的事儿，老乡们却拍起了胸脯：“没水泥，咱烧洋灰！”关君蔚带领老乡们用土办法修了防护工程。腊月十五，温度骤降，他放心不下，专程赶去看。他发现全村的麦秸、高粱秸、玉米秸都堆积在里面，将工程覆盖得严严实实。拆开秸秆，外面滴水成冰，沟里却是一派春天的气象。“这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啊！”关君蔚感慨不已：“老区人民是我最崇敬的。他们久经磨难，不但能在条件恶劣的边区生活，而且还用生命支援了革命。没有他们，更没有我关君蔚的今天。”

降服泥石流这条“龙”

1950年夏，北京门头沟爆发大规模泥石流，摧毁了房屋、农田，吞没了数条生命。洪水消退后，站在没膝的泥浆里，他的心里在颤抖。从日本留学归来已经9年，专攻“理水防沙”的他，真正地面对泥石流，这还是第一次。“不能‘躲’在讲台上了，要踏踏实实做点事情！”他坐不住了。他住在了村里，没日没夜地研究起来。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方案，和乡亲们一道挥汗苦干，整整两年高质量地完成了工程。至今，那里又经历过3次规模超过当年的暴雨，泥石流却再也没有发过威。

1972年的一个雨天，昆明开往东川的列车呼啸着穿过山岭。他突然神情一震，急急地拍醒随行人员：“东川不去了！下站去监测站。雨再下，这里就会发生泥石流……。”果然，当晚来势凶猛的泥石流就真的冲断了铁路。他一头扎进满目狼藉的山沟，考察水道、分析植被，一忙就是一个多月。深山里茶饭简陋，大家都怕委屈了这位“大专家”。他笑着说：“别看我不到100斤，比你们都耐折腾！”这次考察，他积累了满满两大本资料，拍摄了几卷胶片，对云南小江流域山区情况做了全面了解。

在与泥石流“较劲”的大半个世纪里，多数时间他都是这样“东跑西颠”。为了取得可靠的动态数据，他只身一人在山上观测，在被看山人遗弃的破石头屋里度过了两个雨季；为了向老乡讨教防治泥石流的“土方子”，他当了3天义务“羊倌儿”，边赶着羊群漫山遍野地转，边听老牧人讲泥石流爆发前的种种迹象。每次泥石流刚过，他抄起工具一溜烟地跑了，丢下一句“我去水势最凶的沟里看看”……经过多年摸索，关君蔚终于“破解”了泥石流爆发的“密码”，使我国的泥石流预报达到了分期预报、动态追踪的前沿水平。他提出“因害设防，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综合治理方案在全国开花。他的“石洪的运动规律及其防治途径的研究”成果，获得了1979年首届全国科学大会奖。

2006年2月17日，年近九旬高龄的他得知菲律宾爆发泥石流的消息，连夜给时任副总理的回良玉写了建议书。3月30日，他等到了一直盼望的反馈― “泥石流是我国的心腹之患，首都北京就在泥石流包围之中。为了2008年奥运会能经受住雨季考验，建议责成水务局和园林绿化局立即深入普查山区预防体系……”“要快！要在今年汛期前拿出方案来。”关君蔚重复着这句话，思绪飞到了北京远郊的清水河、琉璃庙……这些如今绿树成荫的地方，他走过不下数十遍。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实现“降龙之志”。在他看来，泥石流是一条猖狂却并非不能被制服的“恶龙”。

写在黄土地上的论文

走进黄土高原的腹地，站在六盘山之巅，俯看由黄色和绿色交织而成的宁夏西吉县。当地的乡亲们，至今还记得关君蔚为黄土高坡的苏醒付出的努力。

过去的西吉是“山上比院里光，院里比炕上光。”1980年，全县森林覆盖率仅剩1.7%。关君蔚带着师生来到了这块贫穷和落后的土地。他与当地领导和技术人员一道进行艰苦的调查，编制了全县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规划和农业发展区划，将西吉千疮百孔的面貌带进了北京城，带到了世界粮食计划署。百姓们好奇地问，“北京来的白发教授要干什么？”很快一个重大消息就传开了，西吉被列入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受援县。破坏了的生态平衡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多少个夜晚彻夜不眠，他苦苦地思索着。他没有住在县里安排的招待所，而是带着师生们跑进了山里，住进了农户，一住就是几个月。矮小的土坯屋，苦涩的咸水，单调、缺少蔬菜的伙食，他都没有在意。白天爬山一身土，晚上无电点油灯，一笔一笔地用心勾划着西吉科学的治理方案。

西吉不仅作为世界粮食计划署受援县，而且还成为黄土高原综合治理科学试验基地县、“三北”防护林工程重点县。他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了。他多少次为全县各级干部和群众作报告。他提出了 “以灌草为主，草、灌、乔相结合，建设防护林体系”的建议，在科学合理制定和实施治理方案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建议，在黄家二岔建设一个小流域综合治理试验示范区。通过综合治理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解决了全县造林种草初具规模之后怎样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此项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大学教授、大学生穿着简朴，和农民一起植树种草，不取额外报酬，使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北京代表布朗女士尤为感动。她拉着关君蔚的手说：“这种情况在世界少有。” 世界粮食计划署对工程情况作出了中期评价：“投资最低、面积最大、条件恶劣、质量最高。这是世界人工最佳工程之一。”“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句话的最早出处，就是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考察西吉时，对他和北林大师生扎根黄土地的赞誉。

黑板上造不出林子来

“在黑板上造不出林”。关君蔚长年累月带着学生深入山区。每年5月到10月，水土保持专业都在外“流动教学”。他和学生们一起吃住，一起钻山沟，被老乡们亲切地称为“孩子王”。如今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鹏，是关君蔚培养出的第2个博士生。直到毕业后，关君蔚还多次找他谈心：“你得到了荣誉，但躺在上面睡大觉是危险的。不断钻研，才是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的！”

2004年，关君蔚获得我国首届林业科技重奖，得奖金50万元。除了留出一部分科研经费外，他拿出了30万元，设立了特别奖学金。“奖励那些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立志为改变山区面貌而工作一辈子的大学生。”他笑着说，“要培养一批‘永久牌’山区干部”。他的办公室，如同水土保持档案馆。他在野外调查时拍的照片，足足1万来张。1952年，前苏联专家首次带到中国一些彩色胶卷。他用来拍摄了在塞罕坝野外调查时的情景。两个大橱柜里，装的全是野外实拍的资料。每一张照片，都是他探索路上留下的足迹。后来，他有了小型摄像机。开始用录像带记录野外调查的足迹。49盘、每盘两小时的录像带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无言地证明着他为中国水土保持事业所付出的宝贵岁月。还有37盘每盘3小时的另一种规格的录像带。盒子上他工工整整地写着“红黑绿前奏曲”“绿色的希望”“锦绣河山”“老区纪行”“塞上明珠”等字样。他从中选择编成了10多盘精品。耄耋之年，他以生态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为突破口，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就，建立了“生态控制系统工程学”。他撰写的书稿被列入院士系列丛书出版。

为中国水土保持学科奠基

关老是我国水土保持的元老。为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水土保持学科体系，他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探索。对水土保持的定义、目标、理论基础、内涵和边界做了科学系统的论述。他带领大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出了《水土保持学》及《水土保持原理》等教材。他的观点，有的被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有的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引用。

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努力将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水土保持科学成就融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水土保持科学理论，使其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水土保持学科体系。早在1949年，他在河北农学院的讲台上开设了“水土保持”课。1957年，全国林业院校成立了水土保持专业委员会，他担任主任委员，主持研究并制定了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等。同年高校创办水土保持专业，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承担了这个任务。他和同事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培养出第一批水土保持专业大学生。他们改编了全国第一本《水土保持学》统编教材，为全国农林院校培训了第一批主讲水土保持课程的教师。他是第一任水土保持专业负责人，第一任水土保持系主任，全国水土保持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1984年，他参加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就水土保持学科的特点及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持系的工作基础、师资力量和取得的成就作汇报。经学位委员会批准，中国的水土保持学科终于建立了。

第6篇：少年君子事迹材料范文

体验高三之前，这一切都是流传在江湖上的传说。但同学们仍渴望尽早揭开她神秘的面纱，看看她的庐山真面目。

比如，若以高考为限，从此刻开始倒计时，究竟要看多少书，要做多少题，要上多少课？

比如，若计算高考报名人数和高校录取比例，再考虑性别因素，你面临的竞争究竟多大？

主观臆断难免有失偏颇，唯有真实数据不会骗人。《高考金刊》用事实说话，呈现“数字化”的高三生活，为你揭秘痛并光明着的高三与高考。

不能承受的“轻”与“重”

高三生态

“Oh no no baby tonight——”潘玮柏《不想醒来》的手机闹铃响起。还来不及擦拭嘴角边美梦后留下的痕迹，A君已经以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身而起，左手抓毛巾，右手挤牙膏，一双人字拖如筋斗云被踩在脚下，健步如飞地向洗手间奔去。C君也不示弱，一个箭步紧随A君而去。可当二位到达时，只见行色匆匆的D君已洗漱完毕，准备收拾东西去教室了，只留给A君和C君一个华丽的背影和一串长长的惊叹号。

当高二同学正在抱怨食堂饭菜难以下咽，商量是不是要到校外吃个小炒或牛肉面时，高三学长E君已用“凌波微步”迅速从教室穿越到食堂，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餐盘里的饭菜风卷残云。伸手抹去嘴角的油迹，E君豪迈地拍案而起，大喝一声：“走，回去做题！”

数据揭秘

据生活老师爆料，高三年级学生的行动速度远远快过高一、高二。打表计算：平均每位高三学生从起床到洗漱完毕，只需130秒：在食堂用完一餐，只需5分钟。如此身轻如燕、身手敏捷，无非为了与小别片刻的试卷试题及早重逢。

轻快指数

教辅现状

教辅资料是每位高三学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亲密拍档。高三的教辅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学校发给每个学生的必备资料，二是学生和家长自己购买的选用资料。每门科目，至少有2～3本教辅资料：而随着复习的深入，参考资料也会推陈出新，每位同学手头都有一大堆教辅。

还有一些同学总觉得手头资料不够，心里不踏实，于是发狂地“屯书”。记者走访学校时发现，拥有教辅最多的同学，手里竞有106本。

数据揭秘

按照平均数量计算，每个学科有5本左右的教材在高三进行总复习，即5x6，共30本；在一轮复习、二轮复习、考前冲刺的每个复习阶段，每科有25套教辅，即2.5x3x6，共45套。若将教材和教辅累叠，足有80厘米高，换算为重量，更是达到28.5斤。如果还购买了其他方面读物，仅高三一年所用图书的重量就将达到40斤。由此可见高三同学的辛苦。

沉重指数

恶性循环的“少”与“多”

睡眠情况

研究表明，学生每天所需睡眠时间为8～10小时。而高三年级的同学普遍睡眠不足。

《高考金刊》记者采访了200名学生，调查发现，晚上入睡最早22：00，最晚24：00，大多数为23：00；早上起床最早4：00，最晚6：30，大多数在5：30～6：00。平均睡眠时间为6.5小时。

而这65小时并非最终数据，几乎所有高三同学都有不同程度的失眠症状，其实际睡眠质量至少得打九折，所以，6.5小时x0.9，为5.85小时。

高三假期

“高三生是没有假期的，每周从星期一上课到星期天。”这是一位同学在我们调查表上的留言，“寒假的24天假期补课16天，暑假的60天假期补课40天……”

记者发现，高三生往往由学校组织补课，补课时间会占据周末的一天和寒暑假2/3的时间，如果学校不组织补课，家长也会“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给孩子补课。

一学年36周左右，每周补课1天，剩余1天休息；寒假补课时间占假期2/3，只能休息5天：而高三生在高考前是没有暑假的。假期相加，只有41天。

做题数量

通常来说，一本教辅的题量是三四百——因为如果只有一两百道题，那它根本不好意思称自己为教辅。用每本书的题量，乘以教辅书的数量，45x400，共18000道。可见，不论老师怎么强调“题海战术”不可取，但高三一年做题上万道绝不夸张。你信或者不信，题海就在那里，只增不减。

耗笔数量

网友“三文鱼”在网上发帖称：“高三一年用掉的笔芯大概有250支。其中包括蓝黑笔、红笔、铅笔以及专用来做记号的彩色笔。”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用笔数量和学习努力程度成正比，但大多数同学的用笔数量没有“三文鱼”多，一星期用掉3只笔芯是平均数。买笔时都是一盒一盒地买，往往一盒用不到1个月。一年实际耗笔数为120支。

数据揭秘

休息和睡眠的时间越少，意味着做题的时间约多：做题占去越多的时间，留给同学们休息的时间也就越少。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也是高三学生的生活常态。

勤劳指数

畸形共存的“俭”与“奢”

消费情况

据记者调查，高三学生在学费之外，花销最多的有四项：教辅、补课、营养品、租房。

高三教辅45套，每套价格基本在20元以上，仅这一项，花费就超过1000元。

补习花费更是巨大。高三年级“一对一”单节课时费高达245元，一科一次补习2小时，需缴纳490元；若以20天为一个完整学程，则要花费上万元。若同时补习多个科目，三四万就在一转眼灰飞烟灭。

问卷调查显示，家长为孩子购买营养品和保健品的金额普遍超过5000元；若在高三选择校外租房，各种开销更在万元以上。

第7篇：少年君子事迹材料范文

关键词： 《东斋记事》 笔记小说 北宋 范镇

范镇（1007―1088），字景仁，四川华阳人，世称范蜀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曾参与编修《仁宗实录》、《新唐书》、《玉牒》等，并自撰《文集》一百卷、《谏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乐书》三卷、《东斋记事》十卷等。《东斋记事》内容多涉及反对王安石变法，蔡京等变法派得势后，该书被禁，多有佚失，今汝沛点校的中华书局本分五卷并附有补遗、辑遗，为今最完整的版本。该书内容丰富，涉及大量北宋故事、典制、名人轶事及蜀地的风土人情，且多为作者亲身经历，史料价值很大。学界对《东斋记事》研究较少，曾枣庄的《忧国常先众，谋身亦勇归―论蜀公范镇》，对《东斋记事》有简单介绍和评议;许勇的《〈东斋记事〉异名佚文考》在对其异名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又辑佚出十三条，给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本文拟对《东斋记事》进行初步研究，以使后人增加对该书的了解，从而对北宋和范镇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一、《东斋记事》的成书

（一）成书目的及命名

作者曾参修《新唐书》和《仁宗实录》等，作为史学家，对史书记载的史料价值极其重视，正如该书自序所言，旨在效仿唐人“著书以述当时之事”，然“而近代以来盖希矣，惟杨文公《谈苑》、欧阳永叔《归田录》，然各记所闻而尚有漏略者”。作者希望此书能补北宋史料，以便后人对宋史考证研究。因其在所居地方之东斋编撰而成，所以名为《东斋记事》。

（二）成书时间

正如范镇自序中言，“既谢事”后于所居地之东斋撰完该书，约在元丰年间撰成。今本点校者汝沛根据其点校本补遗部分“世言疥有五德……今六十有六，故录之”[1]49。认为熙宁年间范镇已开始着手撰写《东斋记事》，后者更言之有理。

二、《东斋记事》的内容

《东斋记事》原本十卷，由于内容多涉及反对王安石变法。蔡京等变法派得势后，该书被禁，鲜有流传。南宋缓解后，其他书目对该书又重新著录和引用。因旧本已不传，清初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136条，分五卷，又从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曾V《类说》中辑出24条，归为补遗部分。今汝沛本从《永乐大典》等书中新辑出四库本所无的23条，附在辑遗部分，为今最全版本。今汝沛本分五卷并附有补遗、辑遗，共183条。后许勇的《<东斋记事>异名佚文考》在对其异名进行考证的基础上，又辑佚出十三条，总计196条。

（一）内容来源

正如作者自序所写，内容是范镇“追忆馆阁中及在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里俗传说”所得。作者博览众书善于修史，身为朝臣见闻甚多。笔者将其内容来源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亲身经历。作者身为朝臣，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很多记载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如卷四“剑门山”条“剑门山崖壁……予庆历末得告归，过剑门关”[1]33。又如卷五“白子仪为予言：‘吉州有捕猿者’”[1]42。“予尝于朝天岭见猴数百千”[1]42―43，该书有许多主语是“余”和“予”的条目，无疑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内容更加真实可靠。

2.博览群书。作者曾参修《仁宗实录》、《新唐书》、《玉牒》等，作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自然会涉猎群书。《东斋记事》中不乏作者引用它书的情况。如卷四：“蒙顶者，《书》所谓‘蔡、蒙旅平’者也。”[1]37―38又如卷五“张文裕言：‘契丹尝云其北室韦人皆三眼，见二眼者则惊怪之。’然前史书《室韦》、《突厥传》并不载之。”[1]43作者善于治史，自然也会阅读大量史书，不会随便听信传闻。

3.听人转述。该书有多处词条明确记述是转述于他人。如“予尝使契丹，接伴使萧庆者谓予言：‘达怛人不粒食，家养牝牛一二……’”[1]59。又如“萧庆尝言：‘契丹牛马有熟时，有不熟时，一如南朝养蚕也。’予问其故，曰：‘有雪而才露出草一寸许时，如此则牛马大熟。若无雪，或有雪而没却草，则不熟。’”[1]43―44该书多有记载范镇听闻契丹之事，看出范镇时刻不忘心系国事心忧天下的情怀。

（二）编纂体例

正如之前所述，因该书无旧本流传，该书原来编纂体例无从考究，今以汝沛本观其体例，笔者归为以下几个特点。

1.内容较为繁杂。笔记“体例驳杂，为例不纯，难以区别”[2]185。《东斋记事》作为史料笔记，内容广泛，涉及北宋政治、经济、人物轶事、典制、蜀地名胜及民俗、契丹、鬼卜奇事等，往往一个条目政治、典制、人物逸事等相互掺杂，难以确切归类，同时有些条目掺有对话或者范镇评述，内容编撰较为随意。

2.编排次序混乱，但仍有部分规律。该书主记北宋前期史实，每卷内容各有侧重点。卷一主讲北宋帝王事迹;卷二主讲礼乐五服及军制和武将事迹;卷三主讲北宋官员轶事;卷四主讲蜀地事迹，包括名胜、官员轶事和民俗等;卷五主讲鬼神梦卜等奇异之事。该书词条多不涉及具体时间，内容编排没有严格的时间顺序;对于某个人或某件事的记载，往往会分为几条分别记载，次序较为混乱，给后人利用该书造成部分困难。

三、《东斋记事》的价值

“中国的历史学，向来就是私史野史与正史并行，互为补充，互为修正”[3]286。笔记属野史类，《东斋记事》作为一部重要的北宋史料笔记，对研究北宋有重要价值。

（一）《东斋记事》的文献学价值

1.为其他史书所引。书中记载了大量北宋故事、典章制度、名人轶事及蜀地的风土人情等，为后人研究北宋的政治、经济、社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材料，受到了南宋以来的历朝史家的重视。南宋李焘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就有三十七条是录自《东斋记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曾V《类说》也有多处内容引自该书。

2.补其他史书之缺。由于作者为蜀人，游历川蜀，且晚年退居蜀地撰此书，该书卷四详记蜀地之事，包括名胜、官员轶事、民俗风情等，他书中多有不载。卷三载：“王景彝与予同在《唐书》局，十余年如一日，春、夏、秋、冬各有衣服，岁岁未尝更。”[1]27又如“王景彝尝谓予曰：‘立朝当以一人为法。’予曰：‘君法何人？’曰：‘曾明仲。’然谨约为近，而严过之，其福寿固弗逮也。”[1]27两条皆是王畴记载，且为范镇亲历，可补充王畴生平传记。

3.纠其他史书之误。《湘山野录》载：“‘胡旦乞入见，王沂公奏旦瞽废，乞送中书问求见之因。至堂，沂公与诸相具门生礼，列拜，旦长揖而坐。’中书堂，宰相治事之地，表仪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对，送中书引问，自有公礼，何暇讲师生之私敬。旦于都堂，巍然受诸相之拜而不辞，决无此理。予于秘阁尝见其《演圣通论》，甚有出于人者，而所为如此，岂不惜哉。”[1]24―25范镇身居高位，多有亲历，且精于治史，对他人稗官之作的记载，常常指正，为后人阅读他人野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二）《东斋记事》的史学价值

1.反映北宋政治风貌。

（1）帝王仁惠，君权神授。《东斋记事》载有大量北宋前期帝王事迹，对太祖、真宗、仁宗等帝王多有赞美，如卷一载仁宗皇帝“天圣中，雄州民妻张氏户绝，有田产。于法当给三分之一与其出嫁女，其二分虽有同居外甥，然其估缗钱万余，当奏听裁。仁皇曰：“此皆细民自营者，无利其没入，悉以还之。”[1]5这里是记载仁宗皇帝君臣体恤百姓，把依法应没入公家的私人田产全部还给其“出嫁女”和“同居外甥”。卷五“英宗皇帝未生，濮安懿王梦二龙戏日旁，俄与日俱坠，以衣承之，大才寸许。将纳于佩囊，忽失所在，久乃见于云中。一龙人言曰：‘我非汝所有。’生之夕，又见黄龙数四出入卧内。岂不神异哉。”[1]39此条反映了君权神授、王权至上。

（2）朝臣贤良，奋发有为。《东斋记事》涉及许多朝臣生平事迹，对朝臣多褒扬。卷三“周谏议湛为盐铁判官，三司文帐烦冗，吏胥蔽欺，若不可究者，为之立勘同法，岁减天下设帐七千道。又括天下隐户三十三万，发其诡号凡十二种。”[1]24该书不仅褒扬文臣治政有方，也对武将大有赞誉。“狄武襄公青初为延州指挥使，与西贼大小二十五战，每战带铜面具，被发出入行陈间。凡八中箭，累官至泾原路招讨副使。上未识其面，欲召见之，会贼寇边急，止令图其形以进，其后为枢密使”[1]28。反映北宋初期武将作战勇猛、战无不胜。

（3）反对王安石变法。范镇、司马光、苏轼同为保守派，《东斋记事》中能反映范镇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态度。卷一记述熙宁改元之天变一条：“治平三年春，有星孛出营室，历于虚、危。术者占曰：‘营室卫分，濮水出，主宗庙祭祀事;虚、危齐分，上受命之国，主坟墓哭泣。’逾年，而熙宁改元矣。天之告人，岂不昭昭然哉！”[1]11作者虽没明确指斥王安石变法，但把天象变化与变法联系起来记载，用意十分明显。卷三“薛简肃公”条载：“薛简肃公时，布一匹三百文，依其价，春给以钱，而秋令纳布，民初甚善之。今布千钱，增其价才至四百。其后，转运使务多其数，富者至数百匹，贫亦不下二、三十匹，而贫富俱不l矣。”[1]25―26这里把薛简肃公执政时“民初甚善之”与新法实行后“贫富俱不l”的局面进行了对比，其攻击新法的用意十分明显。宋徽宗时变法派得势，《东斋记事》被下诏禁毁，《东斋记事》本来是歌颂北宋朝廷的，并没有犯忌讳的地方，只不过由于其反对变法，因此在崇宁年间遭到了禁毁。北宋灭亡以后，宋高宗在杭州建立南宋小朝廷，开始缓解，《东斋记事》又开始在社会上流行。

2.反映北宋对外关系。宋朝文化繁荣，但命途多舛，周围多有强敌，没有实现大一统。《东斋记事》载有北宋对外关系的史实。

（1）反映宋与辽的关系。卷一载“太祖征河东，绛州薛化光上言：‘凡伐木……扼契丹援兵;如此不数年间，可平定矣。’其后卒用其策而下河东。”[1]1―2北宋初年宋与辽进行大规模战事，“澶渊之盟”后北宋与辽基本处于和平状态，平等相待，该书一改之前“北虏”等蔑称，对辽称“契丹”。该书中也有宋辽和平通使的记载。卷三“王武恭公德用，宽厚善抚御……皇v末，仁宗以为枢密使，而以富韩公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为伴射”[1]28。反映了宋辽之间和平往来。

（2）反映宋和西夏的关系。宋夏和议后，元昊取消帝号，向宋称臣，故记述西夏时，该书多以“贼”、“西贼”、“叛”等蔑称称之。记载对西夏战事，多是北宋大胜，歌颂宋军。如“庆历初，万胜军皆市井罢软新应募者，西贼易之，而素畏虎翼。是时，麟府路兵马钤辖张亢修建宁寨，更其旗帜……贼奔溃，斩首二千余级”[1]6。又如“元昊叛时，杨侍读偕进神J劈阵刀……其后王吉阵于兔毛川，贼以铁鹞子束阵……马奔逸，堕崖壑死者不可胜计”[1]20。宋夏战事连连，两国都受重创，故庆历四年宋夏和议，通商停战。

（3）反映北宋与其他政权关系。该书也有北宋与吐蕃的战事记载，如“曹太尉玮知秦州，西番内寇……曹公在边，蕃部有过恶者，皆平定之”[1]45―46。该书有关于交趾向北宋纳贡的记载，“嘉v中，交趾贡麒麟二”[1]8。辑遗部分的“新罗”条记有“天圣中，新罗人来朝贡”[1]56之事。“皇v末，邕州白气亘天……未几而侬智高内寇”[1]7等条记载北宋侬智高起义。辑遗部分“河东忠烈、宣勇乡兵……大中祥符七年，以归义军留后曹贤顺为节度……至天圣元年闰九月，始遣人贡方物来谢”[1]54，记载归义军地方武装首领曹贤顺与北宋政权来往。“庆历中，广南西路区希范以白崖山蛮蒙赶内寇，破环州及诸寨”[1]7。记载以区希范为首的广西壮族反抗北宋统治的起义。这些都为研究北宋的对外关系提供了宝贵材料。

3.反映北宋蜀地风土民情。一个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定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不同的环境会产生不同的风土民情，正如班固所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4]1640范镇身为蜀人，晚年归居蜀地撰写《东斋记事》，自然会有大量蜀地记载，以该书卷四最详。

（1）反映蜀地名胜。四川历史悠久，自然环境优美，有大量名胜古迹。“成都府学有周公礼殿，及孔子像在其中。其上壁画三皇、五帝及三代以来君臣”[1]32。范镇对成都府学进行详细描述。“大慈寺御容院有唐明皇铸像在焉，又有壁画《明皇按乐十眉图》。其地有瑞草纹”[1]32-33，都反映了北宋时蜀地部分名胜的具体情形。

（2）反映蜀地风俗。“初，蜀人虽知向学，而不乐仕宦。张公咏察其有闻于乡里者，得张及、李畋、张逵，屡召与语民间事，往往延入卧内，从容款曲，故公于民情无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后，三人皆荐于朝，俱为员外郎，而蜀人自此寝多仕宦也”[1]33―34。从这一条记载，我们了解到四川人对于做官仕宦态度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发生的原因乃在于张咏的推动。“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冢，知府亦为之出城置会”[1]35。该条对蜀人上冢时间等明确记载。古代蜀地多蛮夷，许多地方信巫术，“广安军俗信巫，疾病不加医药”[1]36。对其有记载。

（3）反映蜀地物产。诸葛亮曾言“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5]912。古代盐在国家生产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蜀地自古以来盛产井盐。《东斋记事》载：“蜀江有咸泉，有能相度泉脉者，卓竹江心，谓之‘卓筒井’，大率近年不啻千百井矣。每筒日产盐数百斤，其少者亦不下百十斤。两蜀盐价不贱，信乎食口之众。”[1]37可见井盐产量之大。国人自古以来好饮茶，蜀地气候湿热，多产茶叶。“蜀之产茶凡八处，雅州之蒙顶、蜀州之味江、邛州之火井、嘉州之中峰、彭州之堋口、汉州之杨村、绵州之兽目、利州之罗村。然蒙顶为最佳也。其生最晚，常在春夏之交”[1]37―38。可见蜀地茶叶种类之繁，范镇对蜀地之茶多有品位。

《东斋记事》虽多有价值，但仍有缺陷。所记内容部分听闻于他人，如卷五“蔡君谟”条，记“人遂以君谟为蛇精”[1]40。将蔡襄当蛇精，语言怪异。其他鬼神梦卜之语，亦不可信。所以今人利用该书时要保持警惕。

四、《东斋记事》体现的范镇思想

（一）体现范镇的儒家思想

正如司马光言：“孝、慈、仁、义、信、礼、乐，自生民以来谈之至今矣。”[6]313范镇作为封建士大夫，大力提倡三纲五常，儒家思想贯穿全书。首先“君为臣纲”思想，该书中记载大量北宋帝王事迹，几乎全是褒扬宋帝，有些记载反映了“君权神授”等思想。其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如“王母李氏尝谓人曰：‘吾儿必贵，但未知所与游者何如人。’异日，房玄龄、杜如晦到其家，李惊喜曰：‘二客公辅才，汝贵不疑。’自孟母择邻之后，无复有贤德之母光于史牒。母乃以交之贤，卜其子之贵。噫！知子莫若父，未闻有母之知子也。异乎哉！”[1]39―40体现了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最后“仁、义、礼、智、信”在全书中有大量体现。如“田元均密谏况，宽厚明辨，其治成都最为有声。有诉讼，其懦弱不能自伸者，必委曲问之，莫不尽得其情，故决遣未尝少误。蜀人谓之‘照天蜡烛’”[1]34。赞美田元均“仁义”。

（二）体现范镇重史崇实的思想

“宋代大部分笔记所追求的境界，不是作意好奇，而是在忠实记录”[3]290。正如范镇在该书序中所言，是为了方便后人考证宋史而撰此书，而范镇撰述时极其严谨。首先内容多是范镇自身经历，如“武侯庙柏，其色若牙然，白而光泽，不复生枝叶矣。杜工部甫云：‘黛色参天二千尺’，其言盖过，今才十丈。古之诗人，好大其事，率如此也”[1]32。其次范镇对他人见闻自己多有考证和思考，如“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马，一女子驾灰牛，相遇于辽水之上，遂为夫妇。生八男子，则前史所谓迭为君长者也。此事得于赵志忠。志忠尝为契丹史官，必其真也。前史虽载八男子，而不及白马、灰牛事。契丹祀天，至今用灰牛、白马。予尝书其事于《实录・契丹传》，王禹玉恐其非实，删去之。予在陈州时，志忠知扶沟县，尝以书问其八男子迭相君长时为中原何代。志忠亦不能答，而云：‘约是秦汉时。’恐非也”[1]43。最后范镇虽然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在该书中并未对变法派人身进行攻击，而是举出实例反映变法造成部分不良影响，内容可谓实事求是。这些都反映作者精于治史、实事求是的治史品格。当然，作为封建士大夫，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书中不免有一些诸如封建方术之类的思想糟粕，对人民起义，通称为叛乱。但总体而言，《东斋记事》不失为研究宋代的重要笔记史料之一。

参考文献：

[1]范镇.东斋记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王继光，谢玉杰.中国历史文献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3]郑宪春.中国笔记文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第8篇：少年君子事迹材料范文

北宋的张三丰，正史上没有记载，首次称他为内家拳创始人的是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黄宗羲之子黄百家是清代著名武术家，是武当内家拳高手，他拜武术大家王征南为师，著有《内家拳法》和《王征南先生传》.因此黄宗羲对内家拳的传承十分清楚。

黄宗羲在《王征南墓志铭》中，将内家拳的起源和传承公之于众：“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盖起于宋之张三丰。三丰为武当丹士，徽宗召之，道梗（在路上受阻）不得进，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天亮后）以单丁杀贼百余。三丰之术，百年之后流传于陕西，而王宗（宋朝人）为最著。”后来王宗传温州陈州同，陈州同教其乡人，明嘉靖年问张松溪为大家。张松溪传叶继美，叶继美又传单思南等人，王征南就是单思南的弟子。

黄宗羲是一代名儒，且其子为内家拳传人，故其说法得到普遍认可。清代学者王士祯也说：“拳勇之技，少林为外家，武当张三丰为内家。三丰之后，有关中人王宗，（王）宗传温州陈州同。州同，明嘉靖间人。故今内家之传，盛于浙东。顺治中，王来咸字征南，其最著者。”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张三丰以深不可测的内功为基础创太极拳，其静如动，其动如静，动静循环，相连不断，这与北宋张三丰所创内家拳法如出一辙，可见北宋的张三丰就是金庸武侠小说中张三丰的原型之一。

元、明之际张三丰

历史上出现的第二个张三丰是元、明之际一位著名的道士。据《明史・方伎传》记载，张三丰，名全一，一名君宝，三丰为其道号，辽东懿州（今辽宁阜新）人。因平时不修边幅，时人称之为“张邋遢”。其形象是：“颀而伟（高大魁梧），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鬃髯如戟。”

金庸笔下的张三丰虽以北宋张三丰为主要原型，但北宋张三丰的名字和相貌都没有历史记载，故其名字和相貌又采用了《明史》的资料。《神雕侠侣》这样勾勒少年张君宝的形象：“形貌甚奇，额尖颈细，胸阔腿长，环眼大耳。”

对于张三丰的为人和道术，《明史・方伎传》称：“寒暑唯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辄尽，或数日一食，或数月不食。书经目不忘，游处无恒，或云一日千里。善嬉谐，旁若无人。”不畏寒，不怕热，可吃可不吃，日行千里，这样一个人，已经是神仙了。金庸的小说是写武侠，不是写神仙，所以没有采用这些历史资料。

《明史》又称张三丰曾游武当山各处奇岩深谷，对人说：“此山异日必大兴。”当时武当山的五龙、南岩、紫霄诸殿均毁于战火，张三丰与其门徒披荆斩棘，建草庐居住。明初，太祖朱元璋闻其名，曾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遣使寻访，没有找到。

后来张三丰又出现在宝鸡金台观，有一天自称死期已至，并留下几句偈语，便停止了呼吸。人们以为他真的死了，便将他放入棺材准备安葬。下葬时听到棺内有声音，开棺一看，只见张三丰又活了过来。对这种“死而复活”的现象，其门人认为他已到“出阳神”的境界，“阳神”脱离躯体出游时，身体便死，回来后又变成活人。

此后，张三丰云游到四川拜见蜀献王，不久又重返武当，游历襄、汉，踪迹变幻无定。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又遣使寻访，虽走遍荒原边境，历时数年，终未找到他。明成祖乃命大臣“督丁夫三十余万人，大营武当宫观”。建成后，赐名“太和太岳山”，设官铸印看守，果然应了张三丰昔日的预言。至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朝廷赠三丰为“通微显化真人”，但“终莫测其存亡也”。这个张三丰，可谓神龙见首不见尾，有如羚羊挂角，无迹无寻。

还有一个“张三峰”

历史上还有一个南朝刘宋时期的张三峰，号朴阳子，著有《三峰丹决》，是“i峰”派的代表人物，主张阴阳双修。因“峰”与“丰”谐音，又同是道教中人，人们经常将他和元、明之际的张三丰混为一谈。

第9篇：少年君子事迹材料范文

研究南社的行家不少,可是专门研究南社书法的实在廖廖。南社书法的研究,是个拓荒性课题。南社,不算新南社,就有1183位社员,其中书法的佼佼者到底有多少,实在不容易统计。我以参编过《南社百杰》一书为基础,参照柳无忌、殷安如的《南社人物传》,郑逸梅的《南社丛谈》,邵迎武的《南社人物吟评》,吴江政协文史资料《纪念南社成立八十周年专辑》等书籍,基本确定了诸如: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李叔同、朱少屏、姚光、高燮、吴梅、黄宾虹、于右任、姚鸩雏、徐枕亚、刘季平、傅屯艮、沈钧儒、王大觉、叶楚伧、朱剑芒、汪东、范烟桥、胡朴安、姜可生、蔡寅等70余位书家。

为了深入研究南社,我努力搜寻第一手资料。这第一手资料,最为珍贵的就是南社社员的未刊手稿和种种手迹。真篆隶草行,可谓百花齐放,众妙毕备。《南社书坛点将录》一书,主要是以吴江博物馆、柳亚子纪念馆、台湾何创时书法艺术文教基金会3个单位的藏品为基础,再加如下单位的支持:苏州博物馆、国际南社学会、昆仑堂艺术馆、姚光故居、李叔同纪念馆、李根源纪念室、沈钧儒纪念馆、叶楚伧故居、青浦博物馆、金山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南社纪念馆、吴江图书馆、苏州大学图书馆、苏州图书馆、苏州市南社研究会、苏州南社研究院。还有南社后裔及收藏家无私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材料,主要有:李学忠、陆贞雄、姜书凯、郭长海、蒋伟国、沈宪、沈愈、丁君彦、周文晓、华建平、王福、王金声等。总共得到南社书法手迹800余件,从中选择了500余件。

手迹图片搜得以后,不少需要释读,尤其是草书,需要一字不拉地释读到位,决不是欣赏一般艺术作品那样的轻松。再就是对各家各体的评价,比如各位大家对书法的贡献,一般书家的师承、流派、特色的鉴赏与评析,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甚至大相径庭。凌在纯、孙俊良、王伟林、汝悦来、张明等先生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沈国平、孙荣观和汝孝德等几位对于图片的处理尤为尽心。

20lO年5月4日由王伟林先生主持,在吴江同里镇专门召开了《南社书坛点将录》一书的座谈会。会上,我得到了华人德、陈道义等老师的指点,获益匪浅。会后,得到苏州市书法家协会的不少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