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教育论文开题精选(九篇)

第1篇：体育教育论文开题范文

[关键词]改革开放；教育学；教育实践；主体性教育

一、主体性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主体性问题成了多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教育学界，关于主体性教育的探讨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兴起有着教育内外的现实原因和理论依据。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教育本质、教育功能、教育与人的关系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主体性教育理论的研究作了思想铺垫。”从研究历程来看，主体性教育研究最早发端于顾明远教授于1981年在《江苏教育》第10期发表的《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引起学术界长时间热烈讨论的教育命题，即“学生是教育主体”。此后，教育理论界开始了教育主体问题的讨论，并最终形成了对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广泛而深入影响的主体性教育理论。主体性教育在过去30年间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探索与争鸣阶段

主体性教育的探索与争鸣阶段在时间上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核心是学生的主体地位问题。由于认识的不同，学术界出现了“教师主体论”“学生主体论”“互为主客体论”“双主体论”等几种不同并发生过激烈交锋的观点。

这一时期的探讨是广泛而又有深度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师生关系的看法。但讨论侧重点在于师生关系的处理，并且主要在教学论领域、认识论范畴中进行。由于教学不仅仅是认识过程，也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实践过程。因此，囿于教学认识论范畴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为了打破这种局面，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有人开始在教育基本理论的层次上思考“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开始从教育主体性的角度研究学生的主体性问题。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王道俊和郭文安两位教授提出的“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主体”的命题。在《让学生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体》这篇文章中，他们不仅对学生主体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还对学生主体性的表现和实现条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自此，教育理论界关于主体性教育的研究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二)研究的深化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主体性教育研究进入深化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的主体性教育研究呈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态势。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主体性教育除了进行大规模的实验之外，在理论研究方面还具有以下特点。

1．指导思想明确化

对于倡导主体性教育，很多人心存疑虑，担心会误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歧途。有人甚至认为，讨论人的主体性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根源或具体表现，要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否定人的主体性。为了消除疑惑，澄清认识，王道俊和郭文安教授指出：提出和建构主体教育理论，不是企图一概否定原有的教育学理论，而是试图从一个角度来研究教育理论，深化教育改革，期望能探索出一条使我国的教育学更科学、更具实践性、更具中国神会主义特色的路子。因此，主体性教育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997年在湖北沙市(现荆州市沙市区)召开的“全国第二届主体教育研讨会”对主体性教育的指导思想也作了明确的规定：“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将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统一起来，建立了科学的主客体理论，驳斥了机械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主客体理论。我们研究主体教育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到唯心主义那里去找根据。”在明确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之后，主体性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获得了解放，主体性教育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繁荣与发展。

2．研究视野逐步拓宽

这具体体现为从倡导学生的主体性到探讨教育的主体性。为什么要研究教育的主体性?王道俊和郭文安教授认为：“教育的主体性是教育的本质特性，体现了教育的特殊功能与本质力量，是微观教育与宏观教育运行的核心与动力。只有揭示教育主体的这一特征，才能不断地改善教育，以提高教育的本质力量。”此后，他们又从培养学生主体性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论证。事实上，教育实践包括培育和促进学生个体发展的微观教育活动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宏观教育事业管理，这两个层次的活动都是人的主体活动，都有主体性问题。因此，教育的主体性就包括教育过程的主体性和教育管理的主体性两个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王策三教授在“主体教育理论是一种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教育主体哲学”的概念，并对此进行阐述：“所谓教育主体哲学，就是主张教育是主体的教育哲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在世界观和认识论双重意义上。都可以说教育是主体。教育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物、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组成的整体社会结构中，它有其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在学校或任何一种教育机构中，教育者是主体，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互动展开的教育活动也是独立自主的教育活动，是自己运动的。教育主要作为一种精神活动，作为‘反映者’，对社会政治经济等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主动的，并且只能是一种主体的反映活动。”这样，随着研究视域的拓展、研究内容的丰富和思想定位的提高，主体性教育理论渐趋成熟。

3．研究视角趋于多元化

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兴起源于国内哲学界关于人道主义的论争和人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随着研究的深化，主体性教育的理论基础从过去的哲学拓展到人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等不同学科。学术界开始从不同学科的视角来探讨人的主体性和主体性教育问题。如：王坤庆教授从人性与主体性的关系人手，提出人性发展的精神维度是主体性发展的根本目标，并结合人类自身解放历程的考察和对现实教育问题的分析，论述主体性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肖川教授将“人性本善”作为主体性德育的价值预设，认为在道德教育中，只有作人性本善的价值预设，我们才可能对教育的结果持有乐观与光明的期待，才能树立起对人的信心、对教育的信心。石中英教授从文化学的视角对主体性教育的本质和目的进行分析。王启康教授从心理学角度对主体性教育进行探讨，他认为主体性教育研究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对主体性的心理学分析上不够集中、连贯和一致。为给人的主体性一个确定的合适的界说，在给予说明时，应该适当地与其心理学上的特征联系起来。

(三)反思与总结阶段

步入21世纪，主体性教育研究进入反思与总结阶段。与前一阶段的“热闹”“繁杂”相比，这一阶段主体性教育研究显得相对“冷清”。有学者据此认为，个人主体性正走向黄昏，主体性教育研究已经过时。

我们认为，这一阶段呈现的特点并不能说明主体性教育已经过时，它所体现的是主体性教育研究步入反思与总结阶段。正如裴娣娜教授所说的那样：“主体性教育作为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动态生成的教育理论，必须在不断的反思、总结、批判、概括和提升中实现对自我的超越，从而保持其生命力。”客观地说，主体性教育就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与反思中成长壮大的。20世纪90年代，对主体性教育进行反思和总结的文章就已经出现，但这一时期的批判性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进入21世纪，对主体性教育进行质疑、反思和总结的文章骤然增多，探讨的也更为全面和系统。除个别研究者对主体性教育进行反思与总结外，学术界还就主体性教育理论的发展问题组织过大规模的讨论。2002年，全国主体教育理论与实验研究第六届学术年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关于主体性教育的定位、主体性教育的理念与操作模式、“十五”期间主体性教育的理论建构等。2004年，以裴娣娜教授为首的“主体教育与我国基础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实验研究”课题组在哈尔滨师范大学举办“全国首届主体教育理论研讨会”，与会者在对十几年来主体教育研究反思的基础上，对主体教育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对主体教育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问题进行多方位的探索。2005年，“全国主体教育理论第二届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召开。关于主体性教育的发展，会议得出结论：“主体性和主体性教育不是走向黄昏，而是在依托13年教育实验的基础上，开始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主体教育在我国当前乃至今后的一个时期内，仍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

二、主体性教育所取得的成效

历经30年的探索、研究和实验，主体性教育正逐渐被社会各界广泛的理解、接纳和认可，其取得的成效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儿童的正确认识改变了教育理论和实践“目中无人”的状况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的自我认识问题，有什么样的人的形象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理论，进而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实践。因此，要想探求现实教育问题的根源就必须回溯到人的自我认识之中，同样，想对现实教育问题有一个根本性的解决也离不开对人的形象进行反思、批判与改造。由于学校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因此，教育视域中人的认识问题就是儿童观的问题。儿童是什么?这是一个困扰人们千百年的世界性难题。过去，一些人习惯于把儿童看作可以任意加工和改造的客体，教育就是把儿童塑造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由于无视儿童在教育活动中和自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儿童的学习就成了机械灌输、盲目填鸭的被动性接受，教育就从人的唤醒和解放蜕变为对人的压抑和束缚。针对这种漠视儿童的教育状况，主体性教育明确指出：学生是教育的主体，自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其根本特性。正确理解儿童是尊重儿童、解放儿童的前提。“主体教育理论的兴起，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要培养能动的社会主体，具有独立个性和主体性的现代人，必须根本改变传统受动的教育理念和模式为能动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最主要的是要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与作用，呵护和弘扬学生的能动性。”可以说，主体性教育为儿童的解放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二)主体性教育提出一系列新概念。形成一系列新命题，丰富了教育理论，提升了教育学的学科品味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问题和探索教育规律的学科。作为一种直面生命的学科，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教育学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其发展前景就像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说的那样：“教育学——研究人的全面生长和发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学，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的中心学科。”然而，现实中的教育学却备受质疑，一些学者出于对教育学自身的不满，把教育学称为“迷惘的教育学”，无奈地认为教育学已到了“终结”的边缘。我国教育学屡遭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移植国外理论、照搬其他学科、脱离教育实践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教育学研究者转变观念，努力做到教育学问题教育化、教育学问题中国化。

主体性教育是一种以解放儿童为旨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教育学理论。针对现实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弊病，主体性教育提出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概念和命题。这一系列新概念和新命题是思想解放的结果，而这些新概念和新命题的出现又进一步解放了教育研究者的思想，有力地推动我国教育学理论的原创性发展，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教育学起到重大促进作用。

(三)教育主体性的提出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现实教育改革的深化指明了方向

过去，很多教育改革的失败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和把握教育规律，具体来说，就是对教育的相对独立性的忽视。正如郭文安教授所说的那样：“传统教育以社会为本位，视政治、经济为社会根本；视教育为政治、经济的附庸与工具，它的作用指向人；至于人，虽然也讲人不是环境与教育的消极产物，他能改变客观世界，但具体论述，尤其在处理三者关系时则总是坚持：社会决定教育，教育决定人，这似乎已成金科玉律。当然，这有助于根据社会的需要改革教育与造就新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但这种单向度的机械决定论，必然导致教育的附庸化、工具化、制度化、简单化与窄化，扭曲了教育的本真特点与整体功能，压抑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与自主性，严重影响了教育的作用与质量，也必然使其造就的人工具化、奴化、物化。成为因循守旧、不思创新与变革的庸人。”为了扭转这种现状，主体性教育理论提出“教育的主体性是教育的本质特性”这一命题。教育主体性的提出，在深化教育本质探讨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人·教育·社会”三者关系的认识，这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找到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现实教育改革的深化指明前进的方向。

(四)主体性教育实验的探索和推广，在推动教育实践变革的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体性教育由学术领域的理论研究开始向学校教育实践渗透，并从最初的关注主体性某一功能特性发展到进行整体主体性的综合研究。历经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与艰辛探索，主体性教育不断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理论走向实践。主体性教育实验在推进中国教育改革朝纵深发展的同时，也逐渐改变了教育研究者的学术立场和研究取向。对此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概括：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含义的重新认识，提高了人们推进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第二，促进教育观念的转变，针对当前我国教育时间存在的弊端，转换研究主题，寻求我国教育改革的立足点；第三，以主体教育理论作为改造教育理论的依据和基石，对我国现代教育理论体系的改造和构建起到了重要的突破意义，尤其是对现代教学论的发展起到了实质性推进作用；第四，对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实验研究、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方法论科学化有重要启示。

三、关于深化主体性教育研究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主体性教育研究应该与时俱进，从目前看，主体性教育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为使其朝着纵身方向发展，教育研究者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拓展对主体性教育核心概念的理解

主体和主体性是主体性教育的核心概念，但是，自主体性教育产生之日起，人们对此理解就比较混乱。“目前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有一些人认为主体和主体性的提法已过时，主要表现在提倡类主体而否定个体主体，提倡主体间性而否定主体性。这种思潮在教育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克服这种混乱，主体性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澄清主体和主体性的内涵。主体是单数还是复数?是孤立的实体、单子化的个人，还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权利和责任相统一的行动者?主体性是积极的还是中性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受动性是否是主体性的表现?如何处理主体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如何使主体的独立性、为我性与社会性、依赖性协调一致?这些现代化境遇中的主体性教育问题将是研究者未来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加强与其他学科的对话

教育学是一门直面生命的学科，是极富人文精神的学科。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教育学必须向其他学科开放，与其他学科对话。作为当代的教育学理论，主体性教育是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发展和壮大的，但主体性教育的成熟和完善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学科，教育研究者需要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才能具备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的知识平台。另外，教育研究者在关注相关学科发展的同时，也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这样才能与相关学科展开真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只有在真正的对话中，主体性教育的发展空间才可能得以拓展。

(三)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互动

主体性教育是以弘扬儿童主体精神、培养儿童主体能力、塑造儿童主体人格为标示的教育理论，其最终目的是促进儿童的发展和解放。为实现这一目的，主体性教育除要紧扣时展脉搏、密切关注相关学科发展之外，还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因为，理论是对实践的理性分析与升华，实践是理论的延伸和发展，是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最终形式。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甚至“互哺”，我们必须在研究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在研究中要做到，“既要重视理论研究又强调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将归纳法与演绎法结合，边研究边总结，同时采用对象化方法、工程学方法，以保证研究的水平和效益”。

第2篇：体育教育论文开题范文

一、自然实在论的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教育学突破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录式话语，教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教育的本质、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教育规律、教育功能、教育结构等等。这样的理论研究受到实在观念信条的支配，试图把教育学的理论建立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的基础上，笔者把这样的理论范式称谓自然实在论的。

（一）对教育的基本理解

80年代大多数研究者都把教育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例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写的1984年版《教育学》中把狭义的教育定义为“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向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影响，以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的变化的活动”。而80年代有代表性的教育学理论著作都是采取“目的——手段”的方式理解教育的，把教育活动作为实现某种目的手段进行定义。这样的定义意味着要挖掘教育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本质、原则、规律等，挖掘的目的就是使教育活动能够与这些本质、原则、规律相符合，从而实现改造教育实践的目的。

（二）对教育世界的理论表征

这样的理论表征是在试图寻找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本质、规律、结构、功能这样的概念表征和真理表达从根本上讲都是要寻找出那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在相符合的“符合式”的教育真理，即透过复杂的现象找寻到支配这些现象的真理，从而运用和遵循这些真理更好的改造教育实践。

（三）对分支理论的影响

自然实在论的理论范式的支配力体现为：第一，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实验主要是主题性的研究，例如目标分类教学实验受到的目标分类学和掌握学习理论的影响非常深刻，其背后的理念体现为把某一种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应用在教育实践中，教育实验要把某一种正确的理论运用好。第二，教学过程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过程。教学论研究领域注重学生在认知领域的发展，重视教学原则的研究，对布卢姆的目标分类体系研究得比较深人。许多教师在教学上都还延续着赫尔巴特、凯洛夫等延续下来的基本的教学流程。第三，在道德教育领域，重视对道德认知的研究。理论上，注重对道德教育原则、方法、目标的研究；在实践中，注重学生的道德知识的掌握，通过考核学生道德知识的掌握情况来考查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

（四）面临的理论困难

自然实在论的理论范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忽视了教育活动中“人”的存在，研究者们讨论了教育的本质、规律、结构等，但是对于人的问题却很少谈及，“人”在教育活动中是消失的，教育成为“看不见人”的教育。但是教育活动是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教育研究必须要研究人。由此，人是教育的出发点等关于“人的问题”逐渐成为研究者热烈关注的焦点。

二、人文价值论的理论范式

抛弃自然实在论的观念信条起源于“人的发现”，对人的研究成为教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理论研究的问题大大地丰富了，包括素质教育、主体教育、生命教育、人文教育、教育公平、教育民主、教育自由、教育现代化等。这些理论问题的发展受到了西方人文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表现出对人的人文关怀，具有强烈的价值诉求。笔者把这种理论范式称为人文价值论。与自然实在论比，这种理论范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一）对教育的新理解

从对“教育”这一概念的界定上我们能看到所发生变化的。例如现象学的教育学对教育的理解是：“教育的本质是我们与处在教育关系中的儿童、青年或者长者之间的生活方式”。类似这样理解意味着不再仅仅把教育当成实现某种社会要求的手段，而是强调“教育本身是什么”。教育过程体现为主体间的交流、表达与共识等，而不是对什么客观规律的遵循。

（二）对教育世界的理论表征

教育学是使人成为“人”的学问，人在教育中的被发现引发了整个教育学的理论话语的改变，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理论主张。几乎每一种教育理论都从自己的价值理想诉求出发来论证理论主张的合理性，呈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性，关注人作为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需求，关注入的发展与成长的需要。

（三）对分支理论的影响

人文价值论的理论范式的支配力体现在：第一，教学认识论把教学当成一种特殊的认识论，忽视了学生作为人的生存活动，忽视了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因此，出现了对教学认识论的反思，提出了教学生存论、生成本体论等。第二，教育实验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全方位的解决教育问题，不再关注把某一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在教育实践中。因此，教育实验由单纯的教学试验转向了学校全方位的变革性实验，从更全面的角度关注人的成长，例如“新基础教育”实验。第三，在道德教育研究领域内，研究者提出了注重学生的道德体验、回归生活世界等道德教育主张。要求从人的现实需要、生活需要出发，使学生在生活中受到道德教育，成为道德主体，通过亲身体验提高道德水平。转贴于

（四）面临的理论困难

90年代中期以后的教育学理论受到西方人文主义哲学的影响非常的深刻。人们批判这种人文价值取向的教育学的理论是一种“泛哲学”的研究，是从哲学的思想中演绎出教育的主张。“将哲学概念或哲学论述直接套用于教育理论的演绎，从黑格尔哲学到现象学；从诸如‘本质’、‘主体’、‘主体性’等概念到今天的‘反思性’、‘生活世界’，都被预设成了一种教育理想，其研究取向不是基于具体的教育活动，不是基于个人及群体互动的学校生活，而是基于自我想象的空间”，教育学理论呈现出表面的繁荣状态。许多的学者都批判中国的教育学都是从西方和其他学科的思想中移植过来的，教育学成为其他学科的领地，呼吁中国教育学必须形成自己的理论范式。

三、艰难的转换：中国教育学理论范式的形成

在提出中国教育学范式形成的可能策略之前，笔者首先对自然实在论范式和人文价值论范式进行批判。

（一）自然实在论范式的批判

自然实在论的教育学的理论总是渴望用本质、规律、功能、结构这样的概念去认识作为客观实在的教育，要求人站在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用发现的方式去获得教育的真理。这种发现式的真理观试图从先验本质来规定现实生活，体现为一种“从原则出发”的思维方式和理论逻辑。自然实在论的教育学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旁观者提出原则来规范教育实践的理论诉求。

（二）人文价值论批判

人文价值论也体现出对外在旁观者视角的遵循，是在观“教育世界”，提出关于教育的永恒的价值主张。在这样的理论范式下，人文价值论的教育学所弘扬的某一种价值主张就演变为教育活动是否与一种价值存在的相符合，教育成为达成某种价值的手段。这就陷入了这样一种状态，“我们总是喜欢从一定的价值立场出发，在自己的价值偏好上思考问题，并且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价值立场当作最高的价值真理，这样的思维方式的结果是把某一种立场的结论当作解决所有问题的结论，以片面损害整体，以偏执代替真实。”

人文价值论的教育学的理论大都具有极强的价值判断性，然而各种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则可能被忽视了，培养学生的主体性、给予学生自由等这样的研究都是外在评论式的，导致主体性、自由、生命意志等的弘扬都成为社会、教育者等恩赐给儿童的，形成一种静态的话语表达。

（三）中国教育学理论范式的形成

中国教育学理论范式的形成必须克服旁观者视角的问题，必须明确地意识到理论表征的是“教育世界观”，而不是“观教育世界”。中国的教育学不可能在一个外在的旁观者位置上提供关于教育的永恒看法，而中国教育学理论范式的形成的突破点就是克服外在旁观者视角问题，放弃“观教育世界”，思考我们如何处理我们与教育世界关系的“教育世界观”。

中国教育学的理论范式的核心意义就是作为中国的教育学，我们怎样思考和解决我们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身在教育世界之中，我们的知识就不是将知识的对象置于先验的位置，知识必须和行动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中国的教育学理论范式是一种和世界能够互动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一种深思和感受。教育学的理论必须提供给我们的是教育世界观，不能人为地把人与教育世界的关系割裂开来，把教育世界观问题当成了“观教育世界”的问题，教育世界观问题真正要解决的是为人们协调、处理人与教育世界的关系提供基本的看法。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形成中国教育学理论范式的可能突破如下：

1.内在置身者的思维视角

我们是在关系中展开我们的生活，要处理的是“人与教育世界”的关系，因此，在“人与教育世界”的关系维度上，置身在教育世界之中，许多教育理论问题都意味着新的理解。

首先，对自然实在论的教育本质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其次，对主体教育理论等问题也有了新的理解。

2.问题格式的转变

问题格式由“是什么”转到“我们如何处理”。“是什么”的教育学的理论直接提供给人们教育的标准，而回答“我们如何处理”的教育学的理论不仅提供标准，而且要激发人们的思考，由确定性的终结性答案走向不确定的思考。开放社会中，没有什么问题会有终结性的答案，社会在问题出现与问题解决中不断前进。

转变问题格式意味着我们必须把对象性的概念转变为功能性的概念。

转变问题格式也意味着我们在评价教育理论的时候也要转变观念，由“正确——错误”的标准转变为“恰当——不恰当”的标准。

第3篇：体育教育论文开题范文

一、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历史回顾和反思

自1978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沿着“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双重轨道上走过了三十年的艰难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一般教育原理的“大伞”和体系下研究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理论问题。例如,在我国最早出版、影响也较大的由潘懋元教授主编的《高等教育学》一书中所阐述的高等教育理论问题,更多地带有一般教育原理的痕迹。正如潘先生所说,由于“高等教育学是一门新学科,并无成熟的科学体系可以遵循”,“总的来说,是参考普通教育学的一般体系而定,但并非照搬”,“它的内容是从高等教育方面取材,不同于普通教育学。”另外,这是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专著,读者面较广。“考虑到读者对象一般并未学习普通教育学,所以普通教育学所阐述的一般教育与教学的重要理论,在高等教育学中仍有阐述”(潘懋元,1984)。在第二阶段,注重吸纳和运用其它学科的一般理论和具体理论来探索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在第三阶段,研究者一方面继续强调以其它学科诸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却更加急迫地希望建立起高等教育学自身的话语和理论体系,以划定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和其它学科的边界。

在这三阶段的发展历程中,人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一是探讨一般教育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特殊应用,二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一般理论研究,三是高等教育理论中的具体理论研究,四是其他学科的一般理论和具体理论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渗透、融通和应用。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三阶段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域和概念体系,但是目前主要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还很薄弱。汪永铨先生早在1999年就指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不成熟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学学科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专有科学语言和完整的概念体系;高等教育实践经验还没能很好地上升到理论阐释和建构层面;真正属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专门理论还没有得到建立[1]。甚至于,学术界对高等教育研究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以及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哪些命题属于高等教育原理等问题的认识都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喻岳青,1999)。这是我国学术界开始主动反思高等教育理论自身性质的表现。随着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自我意识的不断加强,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体系上也得到不断完善,出版了许多在学界有影响力的《高等教育学》专著,从而形成了一种颇为繁荣的局面。然而,从最近一些学者关于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现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还很薄弱”这一判断并非不合时宜。例如:胡建华先生分析了“六五”到“十五”以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项目,发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项目比例只在18%-29%之间(胡建华,2005)。别敦荣先生通过对《高等教育研究》这一权威性期刊21高等教育学研究1997-200》年发表的1《》7篇文章的统计分析,发现属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的文章只有3”2篇(别敦荣,2008)。这些数据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薄弱提供了考量的框架。如果没有持续的量变积累过程,发生质变的可能性总是不大的。

第二,比较缺乏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及其内在规定性的自觉反思和研究,研究共同体在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时对自身所谈论的理论的性质缺乏明确的说明,也还没有自觉反思这些理论的来源。不可否认,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生成与创新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沉淀。与其它国家相比,新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还处于“青春期”,至今也就只有三十年的时间。而且,高等教育理论现状的不尽如人意,也并不是我们不重视理论导致的。相反,理论长期以来是受到重视的,一个研究是否运用了某种理论,得出了某种理论观点,这往往会成为判断它是否具有影响力和穿透力的重要标准。然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主体一般很少主动去追问理论的本质与特征、理论的来源以及构成理论的要素等关键问题,而是偶尔从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那里寻求零星的灵感,或是潜意识中认为这是哲学家的事情而将问题抛给了他们。实际上,如果缺乏对“理论”本身的追问,难免会在研究中迷失方向。追溯理论观念的起源和理论的内在规定性,是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重要前提。这在其它学科的发展历程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观念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充分印证。

第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还远未形成,阻碍了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在量和质上的繁荣与提升。尽管高等教育学术界已注意到方法论的重要性,但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却面临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从教育理论共同体的构成看,“大多是师范大学的教育系培养出来的”,而且教育理论共同体的后备军大多来自文科,他们在学术课程和研究氛围中遭遇的“更多的是人文传统”。从教育研究的产出看,“尽管有一些数量性的研究,但这并没有成为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主流”,在教育研究领域,实证主义的范式还根本没有形成,“尤其是在教育政策方面还远远没有认识到科学决策对实证研究的倚重”[2]。另一方面,受到近年来西方后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也掀起了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指责和批评。不可否认,这些指责和批评有助于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反思,从而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应注意到,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西方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领域并未因为受到大量猛烈批判而被彻底放弃。

譬如:美国尽管自2”世纪7”年代以来由于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等思潮而经历了方法论大战,但是那种强调观察、调查统计和定量法的操作性实证主义仍然是美国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的主流,在教育研究领域里,大量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仍然是以定量法研究而完成的[3]。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上面临艰巨的任务,需要在竭力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同时,避免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所经历的曲折。

二、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之思

在现代学术界公认的学科划分中,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只是勉强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人文社会科学曾经一度将获得与自然科学平起平坐的地位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教育学过去在相当长时间里为跻身人文科学之林费尽心思。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高等教育学实际上受到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多重累积挤压。面对这一现实,需要研究主体以宽阔的视野,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的演变历程,反思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

理论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历程。大约从19世纪开始,西方学术界在静心反思科学发展历程时不无感伤地发现,当自然科学从形而上学中获得解放时,人文科学却还长期保留着它对形而上学的从属关系;而日益增长的自然知识的力量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压抑着人文科学[4]。为了寻求人文科学的有限独立,为其探寻近似自然科学那样广阔的哲学基础,人文科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理论是什么”这个问题“解惑”。对自然科学的尊崇和非难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心态一直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解惑”历程,形成了两种大相径庭的理论观念。

其一是实证主义的理论观念。这种理论观念是狭隘的科学观念的滥觞,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为自然科学的成功大为着迷的心态。尽管自孔德提出实证主义以降,其间经历了以石里克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美国式的操作性实证主义两个阶段的流变,但实证主义的根本精神却是一脉传承的。

在实证主义那里,理论被放到自然科学的天平上称量,自然科学成为科学的典范,形而上学的断言被以科学的名义除名;科学的基础是观察,研究的程序是从假设开始,通过观察得来的经验数据对假设进行检验,科学作为独立于社会和道德价值的中立活动,并不对它的研究对象做出价值判断,其任务是在坚持事实和价值的分离的基础上对可观察现象给予简练的描述。

其二是后实证主义的理论观念。这种观念不仅试图破除实证主义的客观主义和价值中立的神话,而且也向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基础发起攻击。在后实证主义看来,理论只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是“可错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个人价值判断和社会、文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限制。科学对事实的观察和说明总要通过现存的“范式”或理解的框架而展开,科学革命是经验观察和先验范式之间互动的双向过程[《]。在后实证主义思潮的鼓舞下,人们不再相信自然科学会提供某种真理性知识或普遍性法则,以及能够从中产生普遍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也不再相信过去被奉为圭臬的科学观念及其所涵括的客观性、合理性和真理性的标准。人们转而相信科学获得巨大成就的秘诀与其说出自某种方法论的内在逻辑,毋宁说取决于科学的社会、文化、制度和组织等因素[》]。

上述两种理论观念对教育研究者探索教育理论的性质都产生过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体现为教育理论性质上的科学性与人文性之争。教育学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总是喜欢追问“教育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尽管较少有人认真反思何为“科学”,但这种追问的语气大多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依据所确立的“科学标准”审视教育学。这在教育学界曾风靡一时,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学界造成不少困惑。根据实证主义理论观,如果教育学是“科学”,那么它必定遵循“客观主义”和“价值无涉”原则。然而,在奥康纳看来,教育理论不可避免地含有形而上学和价值判断成分,这使得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因而与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比较起来,教育理论至多只是一种“尊称”罢了[7]。显然,教育理论有自己的独特性质。正如周作宇教授所论,以往从科学和哲学看到的教育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学科自身的局限性。只有在关注教育活动的同时,“在文化大结构下探讨教育理论,才能真正把握这种独特性质”。石中英教授通过对教育问题、教育概念、研究主体等教育学活动诸要素具有的若干重要文化特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了在-唯科学主义.遮蔽下的教育学活动的“文化性格”,指出“教育学在本质上不是一类以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为前提,以事实发现和知识积累为目的,以严密的逻辑体系为依托的科学活动,而是一类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目的的价值科学或文化科学”[8]。这些研究旨在提示,教育理论的科学性有其自身的独特内涵,不能“曲于一蔽”而忽视教育理论的人文性一面。

关于教育理论的性质的争论仍在继续,因为作为思想源头的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之间还有激烈的竞争,尽管实证主义理论观在遭受后实证主义思潮的批判和讨伐过程中已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而逐渐式微。然而,在西方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领域,科学仍被视为可以解决一切有关人类和社会的问题,客观性、合理性以及与之相关的科学规范、科学方法仍被当作追求有效性的不二法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念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实际上只是一种合理性对另一种合理性的竞争和对抗。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人文性之争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当前我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的探讨已经落后于教育学和其它人文社会科学;不断分化的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也为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套上令人迷惑的外衣。但不可否认,理论观和教育理论观的不断深化和分化为反思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念之间的纷争,让我们能够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从更为综合的层面思考和应用理论。认识和把握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不能不从理论最一般的特点出发。

首先,应超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界限,从更为宽阔的视野把握理论的一般性质。理论既产生于对“真实世界”进行科学研究之前的非事实性或非经验性思考过程(即研究者的信仰、想象力等),也可以产生于这个“真实世界”的结构。正如亚历山大指出,理论是由先验环境和经验环境双向互动组成的思想的连续统一体,观察、方法论假设、推测、规律、分层、定义、概念、模式、一般理论假设等是这个连续体的主要成分[9]。

其次,我们也不能不从教育理论的独特性质这一视角去考量高等教育理论的性质。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形式这个事实本身决定了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理论之间的亲和性。一定意义上,离开一般教育原理谈论高等教育理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能忽略高等教育理论所具有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理论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它是研究主体在特定时空下对高等教育问题而非其它教育问题做出的尝试性解答。高等教育问题主要来源于研究主体对高等教育历史和实践的追溯和关注。高等教育的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和价值问题构成高等教育问题域。

研究主体采取不同方法研究问题域中的各种问题所得出的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解答和抽象,是高等教育理论的表现形式。概而言之,高等教育理论除了含有理论的一般性质外,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它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理论,是对高等教育问题做出的尝试性解答。不论是以实证主义还是以后实证主义的理论观为基础解答高等教育问题而形成的高等教育理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一方面我们不应排斥那些更多地受到可精确描述的观察的影响而具有经验描述特性的高等教育理论;另一方面,也不应该否认那些较少受到观察的影响的高等教育理论存在的合法性。

三、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未来发展的初步探索

在我国高等教育六十年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尤其是近三十年来,学术界进行了很多理论研究,在高等教育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但面对我国高等教育强劲迅猛的发展态势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仅没能对实践发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也没有充分发挥它对实践的引领作用。这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呈现的诸多问题中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新中国高等教育经历六十年的发展,高等教育总规模在2007年已超过2700万人,毛入学率达23%,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超过7000万人,我国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大国[10]。遗憾的是,我们很少能看到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这种发展成就及其路径所做出的具有理论穿透力的解释。

理论能不能引领实践,关键在于它能不能对实践中的事实和价值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提出合理可行的决策咨询,并提供具有前瞻性的预测。当前亟须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这不仅是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永葆活力的需要,而且是理解和反思我国高等教育实践,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另外,高等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要求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自2”世纪9”年代以来,学术界已经开始从逻辑起点和学科问题及范畴两条路径着手[11],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在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规律以及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共识。但是,在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过程中,“大多以教育学体系为参考框架”,而且“理论体系与经验体系、工作体系和教材体系”的区分问题还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缺乏以科学的方法论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薛天祥,1994)。具体来说,在当前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还需要着重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当后实证主义理论观在社会科学领域大行其道时,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却刚刚踏上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基础构建理论体系的道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一方面不要放弃以实证主义理论观为基础构建的“科学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自觉地反思和超越这种“科学的”理论体系,认识到这种理论体系对高等教育实践的解释作用和推动作用的局限所在,从而促成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多元格局,以更好地服务和引领高等教育实践。

第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学术界积极关注和回应高等教育实践的呼唤,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构建高等教育理论体系,在“破题”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在“立论”方面往往乏善可陈。有鉴于此,以学科发展为取向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随之兴起,这些研究严格遵循高等教育的概念、知识和逻辑体系,在“立论”方面进展不小,却又疏于“破题”。很显然,高等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竭力避免这种钟摆现象,注意处理好“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

第4篇：体育教育论文开题范文

【关键词】学科教育 语文美育研究 研究发展

语文美育是语文教师充分挖掘和利用语文课程资源中的美学因素。在语文教学活动中，以审美化的教学方式，通过听、读、说、写的言语实践，有意识、有计划地结合语文知识的传授，培养学生主动获取语文知识、技能的能力，培养学生健康高雅的审美情趣、审美感知力、审美创造力和情商，完善学生的主体审美人格的教育活动。语文美育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追根溯源，它的首倡者是蔡元培先生。蔡元培先生早在1922年《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中，就曾非常清晰地描述过美育的图谱，语文美育和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等美育一起，赫然名列于学科美育之中。但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学科美育思想自蔡元培先生提出后，一直少有阐述和响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历史性的转折，才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形成热潮。

一 中国语文美育研究30年的特点

1．研究格局：研究力量开始向若干重点领域集中

语文美育研究已恢复近30年了，但对于一个学科来说，这段时间并不算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中出现了大量的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学科的自身建设与拓展面临各种问题，以及学者个人兴趣的限制，学术研究格局处于不断发散、不断展开的过程中。但对语文美育近30年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整理，发现其研究重点更为明确，力量更为集中，并出现了学术对话的趋势，学术旨趣、研究行为、研究力量开始向若干重点领域集中。上述情况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语文美育价值、途径的研究，是语文美育最为集中的研究视角；（2）语文美育的意义问题，是最明确的学科意识；（3）对多媒体与语文美育的关系的讨论，表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拓展；（4）从人生论的角度探讨语文美育与人生的关系，反映了语文美育研究的新趋势。

2．研究主题：“人”“生命”与语文美育的关系深受关注

语文美育是直面人的活动，对人与生命的关注始终是其内含的研究主题。近30年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是对如何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陶冶其情操等方面的探讨。随着相关研究地逐步深化，在对学生审美情操的培养持续关怀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如何使教师的价值引导与学生自主建构相统一的研究视角上，还增添了有关“生命美育”与语文教学的关系和如何潜移默化式地渗透美育思想等问题的讨论。

3．研究方法：研究思维方式出现了新的走向

语文美育30年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出现了新的走向：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不断从旧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实现对研究对象的重新认识和发现；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方法意识和运用方法的水平、对研究活动的整体策划和反思等方面的研究能力不断提高，使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纵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语文美育研究人员的思维方式，主要经历了两大步的转变：第一步是努力冲破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束缚，转向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横断科学提供的思想方法和具体研究手段来重新认识、研究教育现象，指导教育实践；第二步是一部分学者力图冲破只关注宏观、整体、旁观式研究的局限，走向关注具体、微观、丰富、动态、多质美育实践过程本身，关注研究主体直接参与或介入的复杂思维模式。

4．自身建设：本土化与积极汲取和整合外来研究成果并重

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西方一些语文美育研究成果被相继介绍到中国，大开国人的眼界。以朱绍禹的《美日苏语文教学》为代表，一批著作相继面世，使国人对国外语文美育理论与实践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随着对西方语文美育研究评价工作的开展，我国对西方语文美育研究有了较准确地把握之后，结合本国实际状况，出版了一些相关著作，如程钧的《语文审美教育论》；彭田翼的《语文美育论》；杨斌的《语文美育叙论》等。大量的著作、文章使国人了解了当前国际语文美育研究的趋势，也刺激了人们的深入研究。其中，美国盛行的“重视经验、创造性与教育自由”尤其受到关注。

二 中国语文美育研究30年的反思

1．语文美育研究的专业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近30年的语文美育研究呈现出某些全新的格局与更为深入的学术探究渠道。我们有理由预期语文美育研究的未来发展将更趋于成熟、更趋于完善，但我们也有必要指出，我国语文美育研究的未来发展尚需认真审视某些自身的不足之处。如语文美育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够高，表现为低层次重复研究较多。无论哪个学科，都需要把握研究的前沿，语文美育也不例外，这种对学科前沿的把握要求我们做任何一项研究时对以往的研究予以梳理。近30年对语文美育价值、途径的研究始终是语文美育界的热点问题，从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两大主题中的重复、雷同、相似现象也最多，缺少深层次的整合与分析，因而难以带来整体的推进。语文美育研究需要踏着他人的脚印前进，既借鉴他人，又不拘泥于他人。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2．语文美育自身建设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语文美育的自身建设是每一个语文美育研究者必须面对并加以思考的问题。近30年的研究很显然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以上所谈到的语文美育研究，大致有三种倾向，即：艺术教育作为美育；情感教育作为美育；从属于其他形式的美育。无论哪种理解，语文美育的价值总是通过语文教育的过程和内容表达出来，总是和教育活动中的艺术活动和艺术训练相联系，甚至同化，语文美育的价值追求，在教育观念上追求的是寓教于乐的原则。从语文教育的现实性上和教育内容上看，尽管在教育目的和教育方针中有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都得到全面发展的规定，但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语文美育并不存在自己的载体，没有真正独立话语权。从长远看，显然研究问题很重要，但是缺乏对自身理论体系的探讨，缺乏对自身存在载体的反思无疑会使人感觉语文美育犹如浮萍，语文美育独特的质在哪里？

第5篇：体育教育论文开题范文

一、 宏观的考察

“教育研究的对象”与“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二者是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的关系，从概念自身质的规定性来看，上位概念对下位概念具有基本的方向导引与限制作用。因此，基于“教育研究的对象”这一宏观视野来探寻“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一条可行且有价值的路径。

关于教育研究的对象，人们的回答并不一致，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教育研究的对象是人；第二，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现象；第三，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第四，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存在；第五，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教育问题（或教育学问题）。②

第一种观点虽然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即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人的活动，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无疑教育研究对象中必然要涉及到人；但问题是，这一命题抹去了教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为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领域或学科绝不仅止于教育，比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要研究人。显然，把教育研究的对象界定为人显得太过笼统与泛化。

第二种观点似乎只承认教育其物质或实践形态的存在，不承认外化了教育的观念、规律等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没有认识到相关教育理念性的东西也可以作为独立存在的特殊形态而直接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这一观点忽视了大量的教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事实上就是教育的观念、理论等，无疑，排斥已经存在的形形的教育观念、教育理论是狭隘的。这种观点窄化了教育研究的对象。

第三种观点把教育规律和教育现象一起作为教育研究的对象，表面上看显得比较完美，但它有两点欠缺：首先，许多教育的理念、理论、观点等并非都是教育的规律，用教育规律涵盖众多的教育的理念、理论、观点等是不恰当的；其次，教育现象与教育规律两者关系极其密切，研究教育现象的目的即是揭示教育规律，教育规律事实上是我们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与追求，因此，笼统地提教育规律，含糊了教育研究的目的与对象之间的界线。

与前三种观点相比，第四种观点较为全面地指出了教育研究所涉足的领域。显然，“教育存在”包含着前面所讲的人、教育现象、教育规律。教育存在，有教育实践形态的存在，有教育理论形态的存在，还包括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然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作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教育存在，无论是教育理论，还是教育实践，往往同时也是心理学、社会学、文献学等多种学科研究涉足的领域。那么，到底该如何更加准确地界定与表述教育研究的对象呢？

根据国外一些学者的看法，研究者的活动所针对的实际领域是该研究的客体，而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才是研究的对象，这里的客体和对象不是一回事。那么，什么是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呢？从研究活动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周期来看，研究活动是以发现和提出问题为起点，以解决问题并提出新的问题为终点的一个研究过程，“问题”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始终，并引起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问题是联结主客体的中间环节，特定性质的问题是特定学科的研究对象。③教育研究的对象即教育的问题（或教育学的问题）。这便是上述所讲的第五种观点。

这里，我们较为赞同第五种观点。具体到语文学科，事实上，语文教育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性探究的过程。“问题”一直伴随着语文教育研究的全过程，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一切都是围绕问题而进行的。可以说，“问题”构成了语文教育研究存在的理由。据此，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把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界定为语文教育问题，即反映到语文教育工作者大脑中的、需要探明和解决的关于语文教育的实际矛盾与理论困惑。语文教育问题以及研究者探索语文教育问题时特有的学科视角、研究指向或侧重范畴，是语文教育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特殊性所在。从语文教育问题这一基点出发，辐射出的作为语文教育活动主体的人即语文教师与学生、语文教育现象、语文教育规律以及各种以语文教育问题为纽带的语文教育存在，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

二、 微观的审视

上述从宏观的视野所作的初步探讨，有助于我们明确语文教育研究对象的一个总体范围与走向。下面我们再深入到语文学科内部，从微观的角度来探讨语文教育研究的具体对象有哪些。

关于语文教育研究具体的对象所指，语文教育理论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中有两家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王荣生先生的观点。王荣生在其专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一书中构建了语文教育研究的归属参照系，归属参照系有纵横两个维度。横向维度指语文教育研究的类型，纵向维度指语文教育研究的层面。王荣生所言的语文教育研究层面事实上即为我们这里探讨的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他提出的语文教育研究的七个层面如下：人――语文活动层面；人――语文学习层面；语文科层面；语文课程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材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学具体形态层面；语文教育评价层面。④

另一是李海林先生的观点。李海林在其编著的《语文教学科研十讲》一书中指出，开展语文教学研究，首先应该从整体上理清语文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这个所谓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即是从语文教育研究到底研究什么即“研究对象”的角度来阐述的。李海林从三个维度即“研究层次”“研究模块”以及“分相研究”回答了这一问题。⑤具体包括：语文课程与教学基础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语文教育史研究、语文课程论研究、语文教学论研究、阅读教学研究、写作教学研究、口语交际教学研究等。

上述两家见解基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助于我们扩大认识视野。

关于具体的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本文探讨的思路是这样的：上文我们基于宏观的视野，根据教育研究的对象即教育问题这一思想，指出语文教育研究的对象即语文教育问题，这里我们将从“语文教育问题”这一基点出发，来探讨语文教育研究的具体对象。

我们认为，所谓“语文教育问题”，可以展开为三个基本问题和五大要素。三个基本的问题是指：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是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言的。“是什么？”要求对语文教育问题进行识别与判定；“为什么？”要求回答语文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怎么办？”要求提出解决语文教育问题的办法。五大要素是指：教学、课程、教师、学生、环境。这五个要素以语文“教学”为纽带而展开，我们用下图来表示：

[课程][教学][环境][教师][学生]

语文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主要表现为语文教学，语文教学要运作，首先要有活动主体人的存在，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语文教育中表现为语文教师和学习语文的学生。任何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总是指向一定的目的的，语文教育也是如此。语文教育要想实现一定的目的，必须要借助能承载与语文教学目标相适应的教学内容的载体，这个“载体”最主要的即为语文课程，它包括一切显性的课程资源与隐性的课程资源。此外，语文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无法避免地要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地方、学校层面的制度、政策、管理等因素的影响。譬如，政治因素对中国语文教育的影响自语文独立设科开始或大或小、或明或暗地一直存在着。上述这些影响因素汇集起来便构成了语文教育的一个大“环境”。无疑，研究语文教育，这个大“环境”是不能忽视的。

综上所述，语文教师、学习语文的学生、语文课程、语文教学、语文教育环境构成了语文教育的五大要素，或者说，语文教师、学习语文的学生、语文课程、语文教学、语文教育环境表征着语文教育的存在。语文教育研究归根结底就是研究语文教育，构成语文教育存在的五大要素自然也就是构成语文教育研究的核心要素。所谓语文教育研究，实质上就是研究与语文学科教师、学生、课程、教学、教育环境相关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①李海林著《语文教育研究大系（1978~2005）・理论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③杨小微著《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王荣生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第6篇：体育教育论文开题范文

农村教育研究是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长期以来，在农村教育研究方面，教育理论工作者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取得了丰富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对农村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①。但“从整体上看，农村教育研究的学理水平还很低，无论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需要对现有的研究加以学术反省。”［1］所以，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更为有效地开展农村教育研究，使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农村教育实践的发展，有效提高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使广大农村青少年儿童享有和城市大体均等的受教育权利，使农村教育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适应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快速迈向城镇化的新现实，是农村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摆在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那么，农村教育研究是否需要“理论”，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关于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属于农村教育理论研究。农村教育研究都是有“理论”的。任何一项研究成果，都内在地反映出研究者一定的立场、价值取向和方法论等理论素养，农村教育研究成果也必然具有“理论性”。但具有“理论性”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并不必然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农村教育理论是农村教育研究中的一部分：其一，它是对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的研究；其二，是在此基础上对农村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总结，抽象出一般性的问题，从而确立一定时期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领域，进一步来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对象；其三，对“农村教育”这一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特征、发展规律进行抽象归纳，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其四，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农村教育发展的总体性理论假设，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由此，“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农村教育的理论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是后者的抽象与升华。

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是否应有属于“自己”的“理论”。目前的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将某一种具有相对普适性的“理论”应用到或移植到农村教育领域中来，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中的理论，正如将统计学引入到教育领域而成为教育统计学一样，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研究成果，农村教育研究要“综合应用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2］，这是当前比较普遍的研究视角和路径。本文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固然有助于农村教育研究的深入，但也应将农村教育视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研究对象，从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特殊的本质、特征与规律入手，构建农村教育的理论。问题的关键是，农村教育是否特殊到足以需要一种有针对性的理论来对其进行解释。从农村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的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将其视为一个公共问题领域有其合理性；但我国的农村教育亦有其特殊性，从体制来看，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造成城乡间发展的不均衡，农村教育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二元教育结构，尽管在国家教育政策文本或经典教育学教科书中，我们很少见到有关于农村教育是与城市教育相对应的教育的表达，但实际上，无论在观念层面或在实践层面，农村教育已成为一种区别于城市教育的教育”［3］。从文化上看，基于农业文明的农民生产与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此外，人口分布情况、地理和民族差异等等因素造成了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并且这一特殊性无论合理与否，都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城乡教育发展均衡并非城乡教育发展“同质化”。所以，农村教育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理论”，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作为农村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教育，必然有其异于其他教育的特殊性。农村教育研究需要立足于农村教育的现实。理论的生成不是由“一般到个别”，而是正相反。正如不是先“构建”辩证唯物主义，再“创造”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农村教育实践发展的特殊性，客观上要求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和提升，将其上升到理论认识，并探究农村教育发展的规律，从而提升农村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前提下，通过整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学科优势进行视阈融合，形成一种科学人文主义方法论”［4］，据此形成属于农村教育的“理论”，而这一理论也将起到丰富和完善整个教育学学科的作用。对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目前需要深入探讨的是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即不仅仅是把农村教育作为一个空间意义上的领域，研究者只是将某一理论应用在这一领域中，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学科研究对象，研究者需要深入其中，探究其内在的本质特征与规律，从而生成农村教育的理论。首先，中国古代农耕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当前农村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自秦汉以降，管理地方越来越重视教化的作用，“到明中期地方乡绅、族长成为教化的主导力量，与此相适应，乡约、族谱便成为教化的主要形式。”［5］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十分迅速，城市人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日渐式微，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相对于传统文化而言，变化是巨大的。而广大农村地区则更多地保留了农耕文化传统，其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和城市相比，具有明显的差异，无论这种差异本身是否合理，在短期内是很难消弭的，理论研究者不能无视这种差异。其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城乡二元发展模式，在体制上强化了城乡本就具有的这种差别。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体制因素以及区域发展不均衡等的叠加影响，农村的社会与教育发展总体上落后于城市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总体上发展迅速，但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仍是巨大的。这也是理论研究者必须正视的现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6］，“城乡教育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7］。城乡一体化为农村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也说明，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无视这一现实，一厢情愿地进行抽象的批判和理论构想，对改善农村教育的现实并无裨益，这种流于清议的学术研究在实践中反而往往是有害的。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由于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等原因，农村教育不仅是一个教育场域，更主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教育现象，简言之，农村教育有其特殊性。至于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如何评价，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农村教育理论建设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明确农村教育的内涵。包括其本质、规律、价值取向等问题，这是建设农村教育理论的合理性前提。

二、问题域：“教育的农村问题”抑或“农村的教育问题”

顾名思义，农村教育理论的价值是为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由上文，建设农村教育理论首先要为农村教育方面的研究“立法”，即在内涵上明确农村教育研究的特殊性，从而避免假借农村教育之名做泛性的一般化的研究。更进一步，农村教育理论的建构，也在外延上明确了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域。如果对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成果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领域：一类是“农村的教育问题”；一类是“教育的农村问题”。所谓“农村的教育问题”，是指将农村教育问题视为整个农村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农村社会整体发展的视角下来审视农村教育发展问题。此类研究比较侧重于从宏观的社会层面来探究农村教育问题背后的动因，关注农村教育问题与其他农村问题之间的联系，试图从整体的视角来研究农村教育。关注此类问题的大多是具有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术背景的学者。其研究的合理性是注意到农村社会对农村教育的整体制约性，也关注教育对社会的影响，理论视角比较开阔和丰富，其研究方法，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的方法，比较规范、严谨，其研究结论也具有说服力。其局限则是相对忽视了农村教育作为“教育”的特殊性，更多的是从外部而不是从教育自身出发来探讨农村教育问题，视教育为解决农村社会问题的手段与途径，造成农村教育改革路向的偏差。所谓“教育的农村问题”，是指基于教育自身的视角，从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特殊性出发来研究农村教育问题。此类研究更多的是将农村教育（农村学校）从农村大环境中剥离出来，做相对独立的剖析，关注相对微观的学校教育内部的问题，对农村学校教育现状的描述较为具体细致，有助于对农村学校教育问题认识的深入。研究此类问题的学者多具有教育学科背景。其研究的合理性是充分尊重了教育活动自身的特殊性，对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架构等方面问题更为关注。其问题则是容易导致相对孤立地研究农村学校教育现象和问题：一方面，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忽视了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别。

两类研究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农村”与“教育”（学校）之间的分离。建构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将农村与教育真正结合起来，做到既有农村，又有教育。既要立足于农村，把农村教育问题视为农村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又要立足于教育，凸显出农村教育之于农村社会和城市教育的特殊性。农村教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教育现象。农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农村教育理论的研究对象。从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看，一种是由教育自身原因引发的教育问题，这是农村教育理论研究主要领域。此种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教育领域内部矛盾发展变化使然，例如教师体罚学生，虽然问题也有社会背景，但主要是教师自身素质不高的问题，不必扯上什么社会原因，把责任推给社会。这类问题是教育矛盾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也必然是教育学要研究的问题。一种是由社会原因所引发的教育问题，这类问题表现为教育问题，实际是农村社会（以及整个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中的表现。这一问题不仅在教育领域反映出来，也在社会其他领域中得以反映，所以，这类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这类问题不可能在农村教育的框架内单独解决，而需要在整个社会层面才能得到解决。对于农村教育研究者来说，这类问题并非不可以研究，但需要更加审慎，不能流于空洞的情绪化的议论。农村教育理论需要在农村社会问题的背景下来展开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教育理论也要深入研究农村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教育研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由于社会其他领域问题与教育问题发生切实的影响。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其他领域的问题也影响了教育问题的产生与解决，需要把教育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去研究。教育理论之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社会活动中的矛盾影响和制约了教育活动的矛盾运动发展，所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构成教育研究的理论前提。所以，需要将“教育的农村问题”与“农村的教育问题”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用传统的教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农村教育，那么农村教育就变成了一般教育理论的应用地，但是如果我们从城乡关系、社会转型等大的背景去思考问题时，就会发现农村教育有许多自己独特的‘问题型’”［8］5－10，由此所生发的问题，才是真问题，才是可以解决的有意义的问题，基于这样的问题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研究。

三、落脚点：如何建设农村教育理论

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深化，农村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为农村教育理论研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许多新问题需要理论研究加以应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保障公民依法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差距。”［8］5－10在学前教育、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义务教育、教师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设想，农村教育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农村教育理论的建设的路径，应是在对当前农村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的基础上，通过理清农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矛盾和核心问题，探索农村新教育理论构建问题。其目的是通过理论研究，系统总结之前的理论研究成果，为今后农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农村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

（一）在对已有研究的研究中确立学术生长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与教育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取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推进农村教育研究，提高农村教育研究对农村教育发展的影响力，有必要对30年来农村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总结。其一，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我国社会各方面迅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十六大以来的10年，改革逐步深化，社会继续发展。适时进行理论总结，探究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的理论发展线索，对农村教育研究做相对全面的理论梳理，以形成对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的全面概括。其二，对30年以来农村教育研究所取得的经验与成绩进行总结。农村教育所取得的成绩与理论研究者的努力是不可分的。任何实践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化与发展的背后是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此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的成功之处进行深入研究，是今后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其三，对30年来农村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与反思。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当前还存在许多问题，这是必须正视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农村教育研究的解释力与实践力的不足需要反省。所以，有必要对当前农村教育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找到原因所在，以求在今后的研究中克服。

（二）基于农村教育现实，明确农村教育发展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凭空设想出来的，都有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问题。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离不开农村教育实践与理论中的现实问题。农村教育研究是研究农村教育中的问题的。所以，基于农村教育的问题意识，是农村教育研究的合理性前提。即只有研究的是农村教育的问题，才能称作是农村教育研究。这就需要找到农村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矛盾与核心问题。找到了农村教育的特殊矛盾与问题，才能明确农村教育的特殊性，深入认识农村教育的本质和特征。也就能够确定农村教育研究的边界。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农村社会与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演进路径和城市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一不同造成了农村教育问题的特殊性。也就是说，农村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必然就是中国教育中的普遍性问题。当然，包括农村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共同构成了中国教育，但由于教育发展与研究价值取向中的城市本位的价值取向，农村教育和农村教育研究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作为中国教育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村教育在现实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从理论到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教育的“附庸”，这种局面，对于农村教育是不利的。农村教育中的问题是被“发现”出来的，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本文力图通过文献梳理与调查研究，从理论上阐明农村教育的本质与特征，以确立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与现实起点。

（三）基于辩证法的方法论，构建农村新教育理论从研究农村教育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入手，可以追本溯源，从而提高农村教育理论研究的有效性。此外，农村教育理论的构建要基于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教育理论研究不能构建农村教育的“乌托邦”。当前，“学科取向”与“问题取向”是教育研究中的两种价值取向。近一时期，后者在教育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学科取向”与“问题取向”本质上不是对立的，具有统一性。“问题”总是在一定的“学科”意识下被发现，“学科”也总是要通过研究教育中的“问题”来形成。建构农村新教育理论，需要本着系统性原则，将纷繁复杂的农村教育问题进行脉络梳理，理清问题的主次、先后，从而避免陷入“解决了一个问题，引发了另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小问题，引发了一个大问题；解决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引发了一个复杂的问题”等等的怪圈。所以，“问题取向”的农村教育研究在把研究坐实的同时，也存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潜在危险，导致研究的碎片化。教育问题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往往互为因果，单独就某一个问题做原子式的分析与探讨，固然可以得到比较深入的认识，但深入的认识未必是全面的认识，这就需要本着系统性的原则，从问题之间的联系入手来分析某一问题。

第7篇：体育教育论文开题范文

——过程、方法与保障

李臣之 主编 海天出版社

第一部分 教师做科研的基本过程

任何科研，在程序上都由“选题——开题——做题——结题”诸过程得以完成，在学理上由“问题——资料——分析——结论”诸环节得以实现。

第一章选题：从“问题”到“课题”

一、问题在哪里

文献阅读、教教育调查、经验升华和学术交往四种路径相互影响，都能引发系统的思考。，使原本模糊的问题逐渐清晰化。

（一）教育实践的追问与调查

教育理论必须根植于教育实践。

1.经常追问教学中的困惑。

2.在教育调查中发现问题。

（二）教育经验升华

案例1—3教育日记伴我成长——书信书信谈话法在班级体德育工作中的作用

（三）学术交往

1.与专业研究人员互动

案例1—4研究伙伴合作同行——初中语文教学中运用漫画手段提高学生创新思维的实践研究（丰子恺漫画）

2.与同行的自由争论

（四）阅读文献

1.借鉴文献

2、质疑文献

3.参照各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南

主题班会——学生自主行为及课程开发研究

二、将“问题”转化为“课题”

（一）缩小问题范围

（二）梳理关键概念

（三）课题的表述

课题名称包括三部分：研究对象、研究的中心内容和研究方法。

1.指明研究对象

2.说明研究中心内容

3.提示研究方法

注意：1.避免使用宣传口号：课题在表述时一般使用陈述语气，表明作者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主要观点。

2.反映研究的关键词句。

3.简洁明了针对性才会强。

三、确定问题的原则

（一）社会所需

1.促进教育教学实践的变革

教师做科研的目的就是促进教育教学实践的变革，或者说引起教育教学实践行为的积极变革。

2.为丰富教育教学理论提供实践基础

（二）能力所及

三个领域可以改变：一是课程问题。二是教学问题。三是管理问题。四是德育问题。

（三）条件所能

人的实践行为离不开具体的个人条件、学校环境条件及社会条件。研究行动需要勇气、理想与智慧，也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所为。

四、如何申报课题

（一）选择恰当的申报层级和领域

（二）申报表的填写

（三）申报的注意事项

第二章 开题 ：设计研究蓝图

一、开题的价值与内涵

（一）开题的价值

1、有利于吸收研究智慧；2.有利于课题研究的顺利开展；

（二）开题的内涵

二、撰写开题报告

撰写开题报告主要包括陈述研究基础、说明研究方法和叙述整体研究方案三方面的内容。

（一）陈述研究基础：介绍研究的缘起，阐述该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地综述，并对课题研究的关键概念进行界定，以明确课题研究的对象。

1.介绍研究的缘起：本部分要将对选题的系统思考表述出来，围绕“社会所需、能力所及、条件所许”组织内容。

2.阐述该课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说明研究的目的、意义就是说清楚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一般可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中存在这个问题，本课题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课题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有针对性。在语言上可以用“丰富……”、“发展……”等有研究目标性的短语。

3.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地综述：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教师做科研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环节。可登陆《中国期刊网》，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的教育类专著有较强的影响力：《教育研究》、《课程·教材·教法》、《教育理论与实践》、《全球教育展望》、《比较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报刊复印资料》（中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等刊物发表的论文影响比较大，是搜索的重点；中国期刊网（中国基础知识实施工程“CNKI”的一部分）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也应重点收集。

4.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5.对关键概念进行界定

（二）说明研究方法

一般包括文献调查法、观察法、思辨法、行为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概念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

（三）叙述整体研究方案

一份完整的研究方案应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研究什么？为什么研究？怎样研究？研究的预期成果是什么？

1.课题研究的目标

2.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

3.课题研究的步骤

4.课题研究的成果表达形式：如调查报告、实验报告、研究报告、论文、经验总结、调查量表、测试量表、微机软件、教学设计、录像带等，其中调查报告、研究报告、论文是课题研究成果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从内容构成来看，一项主题相对集中、内容比较充实、材料相对完整的教师研究成果一般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大量鲜活的教育故事、教学课例、具体的操作材料；二是具体的案例、操作细则中提炼出来的若干实践活动样式、教学模式；三是统摄整个教育教学活动过程的主导理念。

（四）写好开题报告的技巧

1.提出问题注意“层次”。

选题来源包括：⑴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相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⑵自己从事的某专业问题发展迅速，需要综合评价；⑶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能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所选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容易深入。

2.瞄准主流文献，随时整理。

3.研究目标具体而不死板。

三、开题论证的运作

（一）开题论证的程序

1.选择开题论证会的地点：小型会议室，最好是圆桌会议。切忌阶梯教室。

2.参加人员

开题论证会一般有如下程序：首先，上级领导宣读课题立项通知书；接着，课题主持人宣读课题实施方案；最后，与会专家、领导及课题组成员研讨课题实施方案。

（二）开题论证的注意事项

开题报告陈述，时间30分钟左右比较合适；简要交代任务来源和背景；重点“指出”存在问题，不必花太多时间细述发现这些问题的过程；对主攻方向要有比较充分的论证；详细论证研究内容、方法、方案及其可行性。

第三章 做题：教学研究合一

一、教师做科研的双重特性

（一）在研究中教学

在研究状态下教学，走向研究性教学，是中国教育教学变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张华教授近年来大力倡导重建课堂教学的方向，主张把教学变成研究，提出的诸多观点对教师做科研很有启发：

1.把“备课本”变成“教学研究记录手册”，鼓励创造性备课。

2.把设计教学目标与创设教学情境并重，侧重情境创设。有目标，但不拘泥目标。

3.讲授教学与对话教学并重，侧重对话教学。不论讲授，还是对话，都不能流于形式，都要基于探究、发现和创造的态度。

4.把学生自己的观念视为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倾听学生，研究学生（包括研究学生的“错误”）。

第8篇：体育教育论文开题范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DOI：10.15938/ki.iper.2017.01.00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21-07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规律的专门学科。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但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建设，却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用鲜活的实践经验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因此，持续研究总结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及学科专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05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宣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作为马克思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独立二级学科地位正式成立。十年恚2006-2015），各培养单位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以及实践探索都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博士研究生规模快速增长，学位论文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广泛。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建设水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本学科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的具体化，也是学科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因此，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特别是对论文研究选题进行全面探析，有助于全面深入认识该学科的发展水平以及研究态势，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论文选题以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学科分布及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1983年，国家教委将当时的政工专业命名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开始招生培养专业人才。经过30多年的努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渐成规模，在全国设置了75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以下简称博士点）①、282个硕士学位点、275个本科办学点，培养和凝聚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团队，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方法论等20多个研究领域，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等一系列分支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了一个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动态开放、成效显著的学科体系。[1]在这些研究领域，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下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状况和博士论文产出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情况

目前，我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院校共有70所（见表1）。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博士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独立二级学科博士点各占35个（见表2、表3）。[2]

从表1、表2、表3可以发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建设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博士点单位增列迅速 在上世纪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单位仅6所：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而2005年前也只有28所，但2005年以后博士点快速增长，由28所增加到70所，增幅达150%，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

（2）博士点区域分布不平衡 虽然72所（在分布统计时，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同时计入两地）博士点单位分布在24个省区，但是各省区数量差距大，北京12所，江苏8所，陕西6所， 湖北5所， 黑龙江、湖南、辽宁、上海各有4所，这7个省区就有47所，占总数的65.3%，而其余16个省区仅占总数的34.7%。同时，内蒙古、宁夏、贵州、青海、新疆、、海南7个省区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

（3）博士点院校类型和层次分布较均衡 从表中统计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和部队院校，院校类型覆盖面较广。在院校层次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及其他院校（主要地部属院校及地方重点大学），其中22所是“985”高校，27所是“211”高校，其他院校占21所，因此，博士点在院校层次上分布较均衡。

2.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基于中国知网CNKI，统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2006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7日所公布的博士学位论文，共有599篇（见表4），涵盖50所院校。②对培养单位博士学位论文产出数量前十名的院校进行统计（见表5）。

从表4、表5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具有以特点：

（1）年度产出数量呈非线型增长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立的前5年（2006-2010），产出论文数量少，一共才77篇。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达到100篇，呈现出非线型增长态势。

（2）产出总量不足，院校间差异大 十年间，CNKI收录的50所培养单位共产出博士599篇，年均产出1.2篇/校，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论文产出量相当低，博士研究生规模较小。从产出量前十名的院校看，东北师范大学、中央党校和武汉大学3所高校产出论文最多，每校年均达3篇左右；据统计，产出总量在5篇以下的有14所高校。这说明院校间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人才培养差异校大。

二、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类别分析

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反映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和研究趋势。下面，着重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关键词、研究的类别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1.关键词频次分析

对599篇论文中所有关键词进行统计，不同关键词总量达1713个（统计时对同义词进行了合并，如：“中共”视为“中国共产党”统计，“高校”、“高等学校”、“高等院校”合并统计为“高校”）。统计发现，有一大批高频率关键词，频次达8次以上的高频率关键词有20个（见表6），而仅一次出现的关键词达917个，占关键词总量的53.5%。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高频率关键词反映了研究内容的主流方向 从排前20的高频率关键词看，“思想政治教育”频次达140，说明23.4%的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范畴。其中，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第一关键词的有54篇论文，说明占论文总数9.2%的论文选择它为核心研究内容。从研究对象上看，“大学生”、“高校”、“中国共产党”成为研究焦点；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重大现实命题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显然，高频率关键词基本吻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特点，也反映了这门学科研究的主流方向和发展态势。

（2）低频率关键词量大，既反映研究领域走向纵深与宽泛，也说明存在偏离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的研究 在低频率关键词中，如责任论理、政府诚信、终身德育、意志教育、自尊外化、幸福指数、医学人文教育等关键词，表明研究主题更加具体，更加现实，更加深入，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同时，少数论文的关键词如财政权力、创业发展、风险社会理论、知识产权文化、企业文化整合等等，s把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泛化，偏离学科主旨。

2.选题研究类型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畴具有多领域、复杂性、应用性和现实性等特点。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类型是以研究对象作为分类标准的，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应用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历史发展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理论基础研究、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侧重教育方法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变化、发展、运用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原理、方法与社会具体的人、群体及社会现象结合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研究是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研究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形成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比较研究，一般是将中国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研究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其他有关领域研究是指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偏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与方法。[3]

按照上述分类标准，599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类统计分成了7类（见表7）。

从论文选题类型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选题上具有以下特点：

（1）应用与实践研究是论文主要选题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的主要类型，分别占论文总数的42.2%、22.1%，这表明，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着重于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以及现实问题的分析解决，特别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公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与路径、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选题多，研究深入，成果丰富。

（2）历史发展研究反映了我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基本理论与方法 论文选题类型处于第三位的是历史发展研究，占论文总数的13.1%，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对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较多，对抗战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等各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较深。同时，也有少数论文对中国古代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史开展研究，如孔子道德教育、马恩列思想政治理论等。

（3）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成果欠缺 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为研究选题的总量少，共37篇（其中基础理论研究24篇）占论文总数的6.2%。从附表8看，已有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有较高水平和价值，但产出数量过低，这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不足，对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创建乏力。

此外，选题跨学科研究偏少，只有24篇论文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统计发现，有56篇论文选题几乎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没有研究关联，如“财政权力”、“风险社会理论”等选题研究，这些选题与研究成果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发展。

三、对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思考与建议

学科调整后的十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研究内容、方法、实践等方面等到快速发展，学科领域不断拓展，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也表明，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已逐步形成了本学科的问题领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分析论文选题情况，也发现诸多问题也不足，如选题创新性不够、专业性不强、实证性不多等问题均有不同程度存在。分析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从而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教育对象的特点，把握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规律，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水平研究，不断增强分析解决人们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

1.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9篇：体育教育论文开题范文

关键词：社会学；体育教学；研究议题；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G807.0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9-1266-03

社会学与体育都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体育进入中国后，经“学堂”而逐渐走向社会，在发展中虽未遭致“取消”或“否定”等厄运，但长时期囿于生物学立场而发展缓慢。社会学进入中国后，命运多桀，走走停停，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才站稳脚跟，此后才迅速发展［1］。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校体育界开始从社会学的视角关注体育教学并着手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

1 该类研究已进行的议题

1.1 关于“体育课堂社会”理论 “体育课堂社会”之概念于1988年由上海市“课堂社会”课题组首先提出。直到1999年毛振明教授出版《体育教学科学化探索》专著之时，当时的课题组成员周国耀同志才在该书上对“体育课堂社会”的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

该理论认为，“体育课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特定形式的微型社会”，体育课堂教学中的许多问题“不是单纯能用教育学、生理学、心理学、控制论等理论方法来解释和解决的，而要用社会学去认识、去综合解决”。在这一认识前提下，他们首先进行了“课堂社会”的功能开发，并提出“课堂社会”具有“控制功能”［2］、“组合功能”、“交流功能”、“导向功能”和“教化功能”、［3］。其中，对“组合功能”的论述颇有创意。他们主张对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复杂多变的情况进行调适，“协调诸要素（生、心、社）关系创设一个自由、和谐、全面场境的组合，使他们能自觉地、愉快地在一起，共同完成教学任务，使体育课的发展身体功能向身、心、群多功能方向演化［4］。

其次，对“体育课堂社会”教育的形成和运转途径进行了探索。他们认为，进行课堂社会教育，“首先有创设与之相适应的外在环境气候，以此提供一个文明行为、道德规范为主流的，使之置身于开放而可控的有序领域。其次，通过互动合作，践行自己的权利义务，融个体与（于）群体之中，有目的地施展教育影响，保持‘社会’活动的自发‘运转’”。因此，他们主张：“环境气候‘形成’教育”应通过“创设环境、和畅气候”与“明确准则、重视控制”来实现；“互动合作‘运转’教育”应通过“导向互动”、“教化互动”、“组合互动”来实现［5］。此外，他们还从体育课中班群与学生个体身心发展的关系，班群对个体社会化程度的影响角度探讨了“体育课堂社会”的“群育”教学形式。

最后，他们对“体育课堂社会”理论体系从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技术理论、应用技术方法四个方面进行了前瞻性的构思与建议，并列举出了包括“体育课堂社会的教育目标体系理论”等7大基本理论范畴［6］。不过，目前从文献反映的情况来看，基本理论体系中的大部分内容以及技术理论和应用技术方法仍处于“前瞻性”的状态。

1.2 关于体育教学社会功能的研究 在已有的研究中，关于体育教学社会功能的研究存在“开发”和“批判”两种视角。从开发的视角看，关于体育教学社会功能的研究还显得非常薄弱，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促进个体社会化功能”及“体育课堂社会理论”中提及的功能之外，几乎再难找到其它较为系统且有说服力的论证。事实上，“体育课堂社会理论”中提及的功能，严格说来，也并不是体育教学的社会功能，而是局限在体育课堂教学内部的一种“组织功能”。因为它除了关注体育课堂这个“小社会”自身之外，并没有把体育课堂与其“外部的社会”联系起来。此外，即使在一些直接以“体育课堂的社会功能”为题的论述中，其论述内容也基本上是在套用教育学的论述，即“促进个体社会化功能”。也许正是“开发”视角本身的局限性以及一些研究对体育教学生物功能的过分贬低，于是出现了对体育教学社会功能研究进行批判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体育课有三大功能，即生物学功能、教育学功能和社会学功能，但体育课堂教学应以“健康第一”为核心，夸大体育课堂教学的教育学和社会学功能都是错误的，不利于学校体育的健康发展［7］。应该说这种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从根源上讲，这是传统的“体质论”与“技能论”之争的延续。因为“开发”与“批判”两种研究视角均局限于体育课堂教学的内部运作，而缺少对体育课堂教学与外部社会之联系的关注。

1.3 关于体育教学中社会角色的研究 从文献来看，该研究议题的一个总体特征是关注教师角色的探讨，而基本上把学生角色的研究搁置一边。并且，在关于教师角色的论述中一般只涉及教师的角色期待，而对体育教师角色结构的理论逻辑及实践类型则缺乏研究。因此，在文献中，我们通常只能看到这样的研究结果：体育教师是“体育科学知识、技术传授者”、“严格管理者”、“心理调节者”；或体育教师“要做启蒙人、宣传员、新型组织管理者和改革家”；或体育教师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组织者和指导者”、“体育科学知识和科学锻炼身体方法的传授者和发展者”、“学生思想品德的塑造者”、“优秀体育人才的发现者”、“学校体育组织领导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和业务咨询者”，等等。另有研究通过调查分析，进一步指出了体育教师对自身在体育教学中的角色认识的现状，但由于分析方法上的缺陷，忽视了教师在实践中角色的多重性特征，因此，其研究表现出“简单化”的倾向。此外，关于体育教师遭受外界的“角色贬损”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但研究的出发点集中在体育教师自身的素质上，而缺少社会学的分析。［8］

1.4 关于体育教学中群体心理的研究 群体心理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范畴。对群体心理的探讨是进行体育课堂教学中社会过程研究的前提。社会心理学认为，“个人生活在群体之中，通过群体与社会发生关系”。个人的行为总要受到其所属群体的规模、类型、结构、功能的影响［9］。在社会心理学这一认识成果指导下，学校体育界一些研究者认识到传统体育教学研究中过于集中于学生兴趣、动机等个性心理特征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了对体育课堂教学中群体心理问题的探讨。探讨认为，“体育课群体心理气氛是体育教学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它实质上指的是师生群体在体育教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或精神状态，及其与之相联系的群体成员的综合态度、人际关系状况，组织活动特征和某些环境诱因。”同时也指出了体育课群体心理气氛的4个基本特征，即“情感性与情绪性、动态性与稳定性、多质性与两极性、模糊性与间接性”。在此基础上，对体育课群体心理气氛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构架。另有研究对“怎样形成体育课中良好的群体心理”及“如何利用群体心理规律促进体育教学”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

1.5 关于体育教学中社会群体的研究 对体育教学中社会群体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同辈团体对学生意志行为的影响。目前，这方面研究相对较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贾齐先生在1986年进行的“体育教学中同辈团体对中学男生勇敢顽强意志行为的影响”的实验研究［10］。该研究认为，“在体育活动中，学生勇敢顽强意志行为的表现，不仅是对体育动作本身的困难和教师要求的反应，而且更多的是对同辈团体的反应。”该研究结果为在体育教学中利用群体动力促进学生学习提供了较有力的论据。二是研究体育课堂教学中的“小组合作学习”。该类研究多属行动研究，其基本理念是，“人际交往是学生个性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师生交往而无学生之间交往的课堂教学，不可能全面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通过小组学习可以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提高学生对于课堂教学的参与程度”。其内容涉及“小组合作学习的结构模式”、“小组合作学习的基本方法”、“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策略”等。 三是研究体育课堂教学中的“非正式群体”或称“自然群体”。这是在体育课堂教学的社会群体研究中进行得较为广泛的一种。其内容涉及体育课堂教学中“非正式群体形成的原因及类型”、“非正式群体的结构模式”、“非正式群体对体育教学的影响”、“非正式群体中核心人物的形成因素及培养”、“非正式群体的应用优势”、“利用非正式群体进行分组练习的教学形式”等。需要说明的是，这类研究虽然开展得广泛，但在方法上大多采用经验描述，而缺乏对社会调查和社会测量等方法的运用。因此，其研究成果止于一般性共识，少有创见。

1.6 关于体育教学中社会交往的研究 体育教学中频繁的交往现象是它区别于一般文化课堂教学的显著的社会学特征。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体育教学中的交往现象就一直得到学校体育研究者的持续关注。同以上所列举的研究议题相比，其显著特点是突出了研究的实证性。如于涛先生在1988年进行的“初中生不同教材体育课社会互动指数探讨”的研究中，运用贝尔斯群体互动测量技术对常规教学状态下初中生在不同教材体育课中的交往互动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充分利用高互动指数教材加速学生社会化进程”的积极建议。这为如何选择体育教学素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再如赖勤先生的硕士论文“对中学生体育课中社会交往的初步研究”［11］及刘新民博士的学位论文“中小学体育教学中交往的研究”都利用实际统计数据对体育课堂教学中交往互动的特征类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证分析。其中，刘新民博士注意到教学交往并不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较早在体育教学研究中从社会学视角把“师生关系”作为教学交往的“静态表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又如庄弼先生在通过对128节不同类型体育课的测量统计基础上，提出在新授课中师生之间与学生之间交往时间的适宜比例大约为7∶3；复习课中为3∶7；综合课中为5∶5［12］。尽管这一比例可能并不十分准确，但同一些单纯强调“增加课堂交往、提高学生主体地位”的论调来说，显然是多了一些实际意义。

除以上所归纳的6个专题以外，还有少量论文分别对体育教学中的“社会冲突”、“社会学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体育教学思想的社会学认识”［13］“体育教学的社会学研究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2 该类研究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文献分析来看，以往关于体育教学的社会学研究存在这么几个问题：

1) 研究内容上“重内轻外”。所谓“重内”，是指研究多关注体育教学内部系统的一些社会学特征，如体育教学中的社会交往、群体组织、教师角色等。“轻外”则是指忽视了作为“微型社会”本身的体育教学与其外部社会之间的联系，如体育教学的社会期待、社会功能及体育教学良性运行的社会环境等。“一重一轻”的研究现实就造成“我们往往只看到在学校中或是学校体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内在原因，及社会背景却分析不足，于是就出现了只在学校体育中去看问题、找答案的现象。结果道越走越窄，视野越来越小，问题意识越来越闭塞，最后只在一些方法的问题上兜圈子，使研究陷于肤浅和一般”［14］。

2) 在“重内”的研究之上又存在着“重动轻静”的问题。所谓“重动轻静”是指在关于体育教学内部社会学特征的揭示上，重视对教学中“动态”的社会交往互动特征的研究，而忽视对处于“静态”的师生角色结构、课堂教学中的社会文化等特征的研究。在文献中关于体育课堂教学交往互动的研究占据半数以上，并多次进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视野，而关于学生角色和课堂教学中的社会文化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事实上，体育课堂教学中静态的社会因素是其动态社会过程的实际内容，缺少对静态社会因素的分析，对动态社会过程揭示的成果常常只会成为一种悬空高挂的形式。

3) 综合各项研究成果来看，不同研究之间表现出横向集中发展，纵向深入不足。因此，表层的重复探讨现象较为严重，研究之间处于一种散乱的状态。客观来讲，每一项研究成果都有其相应的价值，但处于散乱状态之下，它们通常只能单独发挥各自的价值。如果能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使它们在一定的逻辑体系中相互联系起来，那么，其价值会得到提升。

3 对该类研究未来发展的三点建议

1) 应当加强对影响体育教学运行的外部社会环境的研究；2) 应当加强对体育教学的社会功能的研究；3) 应加强对当前体育教学自身基本矛盾的社会学分析。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修订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 李振东.体育课堂社会的交流、控制功能及其开发［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89(3).

［3］ 李振东.试论“课堂社会”功能的开发［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88(1).

［4］ 李振东.体育课堂社会的由来及其组合功能［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1988(4).

［5］ 姜建华，谈仲奇.探索体育“课堂社会”教育途径［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1988(1).

［6］ 毛振明.体育教学科学化探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55-165.

［7］ 王保成.更新观念――面向新世纪的体育教学改革［J］.体育教学，1999(2).

［8］ 胡敏.青年体育教师“角色贬损”因素分析［J］.学校体育，1990(1).

［9］ 孙时进.社会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73.

［10］ 贾齐.试析体育教学中同辈团体对中学男生勇敢顽强意志行为的影响［J］.体育科学，1986(4).

［11］ 赖勤.对中学体育课中社会交往的初步研究［D］.北京体育大学硕士论文，1990.

［12］ 庄弼.体育教学中人际交往的频度和密度［J］.学校体育，19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