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处理案例精选(九篇)

第1篇：交通事故处理案例范文

【关键词】 信息通信 调度事故 基于案例推理 决策系统

Study on Decis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heduling Accident Case based Reasoning

YANG-Shibo 1， Liu Ning 1，JIN-Xin1，CHEN-Baojing1，CHAI-Jing1

（1.Priorities of Gansu Province Electric Power Compan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ntrol Center， 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The paper introduces case based reasoning approach to solve the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ssue on basis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heduling accident knowledg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pplies CBR to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heduling accident knowledge domain and builds the system structure including case representation，retrieval and revise such phase tasks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AI technology.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heduling decision system is then constructed and accident validation is established.

KEYWORDS：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cheduling accident；Case based reasoning；decision system

前言

信息通信行业近年来飞速发展，通信调度事故的频繁出现给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如何从事故与失败中总结知识经验，并有效的传达给相关专业的人员，防止类似事故发生，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在调查分析信息通信调度事故现状及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搜集事故案例，并对事故案例的经验进行挖掘运用，完成完整信息库的建立从而对已有事故经验知识进行学习借鉴成为智能决策的重要研究思路。

相关研究表明人类学习和解决问题往往基于以往案例推理，基于案例推理（Case-Based Reasoning，CBR）[1]以人类认知心理学模型为基础来解决专家问题。Schank[2]提出在动态的内存结构中保留过去的经验来进行学习和回忆的理论。Anderson[3]也认为人类学习、解决问题是将过去的案例作为模型来利用，也是专家最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本文采用案例推理方案，设计合理的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库，对案例信息进行存储统计，可为应急指挥人员实时指供与当时事故相似的案例信息进行辅助决策。

一、案例推理和决策相关理论及应用

作为对人类思维经验的一种模拟，基于案例的推理是一种基于过去实际经验或经历的推理。完整的案例推理系统由案例组成，这些案例可以描述问题、结果、解决方案，并可对其效用进行评估。同时能够通过修改和补充过去案例的解决方案以适应新的类似案例。CBR推理的过程归纳为以下四个步骤：检索、重用、修正、存储。如图1所示。

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简称DSS）是用来处理半结构化与非结构化问题，允许决策者直接干预并能接受决策者的直观判断和经验的动态交互式计算机系统的计算机软件系统 [4]。基于案例的推理已在应急决策环境展现出其优势，该方法能通过与网络海量数据的整合发挥其知识发现和学习的优势[ 5]。

考虑到基于案例推理的方法在理论层面的优势及其诸多领域的推广应用，本文以基于案例的推理为基础，发挥其在非结构化或结构化程度低的领域中的优势，应用于信息通信调度中完成事故决策。

二、基于案例推理的信息通信调度事故决策方案

信息通信调度事故的形成过程复杂，涉及面较广，包括人员操作、线路故障及环境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考虑到信息调度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基于规则的推理方式无法对其进行决策和处理 [6]。领域专家已在事故处理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存在大量的实际案例。采用CBR作为决策的基础，符合人类的认知心理。

本文对照CBR模型中的任务流程，结合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调度事故知识特性对信息通信调度事故决策进行功能模块策略设计，根据用户所提交的事故情况，提供合适的事故解决方案，辅助工作人员进行智能决策[7]。

具体来说，首先，将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按照特定知识表示方式进行规范化和统一化表示，形成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存入案例库 ；然后，用户可限定某些检索条件作为问题描述部分，案例推理系统通过特定相似性运算规则检索出与当前问题相匹配的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如两者问题描述部分完全相同，则输出该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否则推荐相似度较高的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

此外，用户还可参考经过增、减的推荐信息通信调度事故处理方案直接执行，或酌情参考相似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以此形成新的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用户还可以反馈新案例是否具有可行性，再决定是否作为新案例加入案例库，以便为以后问题的求解使用，如图2所示。

2.1 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表示

案例表示是建立CBR系统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案例推理实现的基础，决定着推理的广度和应用范围。案例表示的正确、恰当与否，直接影响着案例检索的效率和诊断质量。案例的表示目前尚无统一模式，当前主要采用的方法包括逻辑表示法、规则表示法、框架表示法、语义网络表示法和面向对象表示法等[7]。

考虑到案例表示包括问题描述和对应解决方案，本文用二元组形式进行表示，即。也由此明确案例检索和案例修正的执行部分。具体来说采用案例特征属性表示法，将案例特征属性组成一个集合来表示相应的案例，通过对信息调度通信事故不同特征属性分析，可将事故发生时间、地点、原因、过程、结果和处理手段综合，以上6方面基本可以完成对信息调度通信事故规范化和完整化描述。因此案例可以表示为：Case = { 时间，地点，原因，过程，结果，处理手段}，值得注意的是特征属性对于案例检索和匹配的贡献程度不同，本文利用专家赋权法，事先由信息通信领域专家根据经验进行判断给定特征属性不同的赋权策略[8]。

2.2 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检索策略

案例检索是通过一种检索机制，从案例库中检索出与目标案例相似的一个或若干个源案例，当系统需要解决一个目标案例时，CBR利用相似性知识和特征索引对案例库进行查询，返回若干符合目标案例要求的源案例，其中与特征最相关的若干源案例将返回成为目标案例的参考结果。

本文将整个案例检索分为三个步骤[9]：

一是对目标案例进行分析，获取与目标案例相关的特征属性；

二是从案例库中查找与目标案例相关的若干源案例；

三是从初步匹配得到的源案例中选取一个或若干个与目标案例最相似的源案例。整个过程利用基于联想语义网络的智能查询技术实现。

由于案例各属性类型多种多样的，为了正确地进行匹配，须对不同类型的数值采用不同的相似度计算方法。属性值的相似度计算方法一般可以分为数值、有序枚举、无序枚举三种类型[9]。

2.3 信息通信调度事故修正

经过案例重用过程得到的建议方案，尽管与当前问题最相似，但可能还存在某些差别，从而导致建议方案中所记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求解策略不完全适合当前问题的求解，因此，需要根据当前问题的具体环境，做出一定的修正，以适合当前问题的求解，得到确认方案。案例修订阶段包括评价案例和案例调整与修改两个阶段。CBR系统在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是初期应用，案例较少，修正准确率相应较低。随着新案例的不断加入，系统能逐渐丰富自身内容，形成增量式的自学习过程。对于已成功解决的案例以及案例的处理方法按照一定的数据格式存数到案例库中，能为今后类似案例的解决提供相应参考。

三、应用实例―异常访问案例化

基于案例的推理（CBR）是一种重要的人工智能方法，就是对新案例在案例库中检索出旧案例，并进行修改，给新案例提供一种解的推理模式。甘肃公司于2013年8月27日18：32分接到总部调控中心邮件通知“上海信息灾备中心通过IDS管理控制中心巡查发现以下一些IP对灾备内进行异常访问，显示“UDP_MSSQL2000_远程溢出[MS02-039]”。

源端通过扫描某一网段的1434端口来寻找SQL Server服务器的这种行为，可能会被某些病毒或者蠕虫利用产生安全事件。基于CBR系统，可以将上述事故转化成案例，如表1所示。

表1 事故案例库

Tab .1 The accident case

时间 地点 原因 过程 结果 处理手段

2013.8.27 源端地址10.212.230.88 源端数据库服务器感染病毒 源端通过扫描某一网段的1434端口来寻找SQL Server服务器 及时启用防护措施。进行系统补丁升级及病毒查杀。 对源端地址进行排查，并且阻止主流的Web漏洞扫描和网络爬虫等行为。

通过上述案例化分析：在短时间间隔内，如果一台主机向其余主机的多个端口建立连接，出现“UDP_MSSQL2000_远程溢出[MS02-039]”可以认为发生异常访问，预处理器就会报警，通过案例及时启用防护措施，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快速处理安全隐患。

1）加强巡检，提高管理措施，确保主机、数据库系统、PC终端安全稳定运行。

2）加强服务器、PC终端设备的维护，定期更新操作系统补丁，更新防病毒软件。

3）加强对主机、数据库系统、PC终端的安全防护漏洞扫描。

四、结束语

本文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案例库为背景，基于案例推理的方法运用到信息通信调度事故智能决策系统，不仅能够通过合理的案例表示方法对事故信息进行结构化处理，而且结合领域专家知识、定性经验知识，通过相近算法的匹配计算，有效提供符合用户搜索条件并且给出实际的决策方案。另外，也可以及时启发现事故和快速启用防护措施，快速处理安全隐患。

参 考 文 献

[1] Sshank R， Abe lson R R. Go als and Understand ing[M] . E rlbanum：Eksevier S cience， 1977.

[2] Schank R C， Abelson R P. Scripts， plans， goals， and understanding： An inquiry into human knowledge structures[M]. Psychology Press， 2013.

[3] Anderson J R. 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M]. Psychology Press， 2013.

[4] 罗贺， 杨善林， 丁帅. 云计算环境下的智能决策研究综述. 系统工程学报[J]， 2013

[5] 张荣梅，周义，涂序彦.交通事故处理智能决策支持系统（YCIDSS）.计算机应用，2002，22（9）：60-61.

[6] 李先锋.融合CBR与RBR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家系统原型研究[M].合肥工业大学，2005.

[7] 金晨泽.基于Multi-Agent的瓦斯联网系统的研究与应用[D].天津工业大学，2007.

第2篇：交通事故处理案例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 经济 的不断进步和 发展 ，交通事故也是频频发生，给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当前，对交通事故这一现象的成因、防治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事物的出现，人们必然要从性质上对该事故作出判断，从而能更好地对该事物进行认识和处理。同理，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之间的交往、沟通越密切，人们出行也就越发频繁，代步工具也越来越快捷、先进。因而在出行过程中引发的各种交通问题也越来越引发人们的深思。其中，最基础、最根本的的问题就是交通事故的涵义。

一、我国现行 法律 对交通事故的定义

关于交通事故的定义，在我国最详尽、最权威的莫过于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该法第八章附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明确规定了交通事故的定义，即“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上述定义不难看出，构成交通事故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一）交通事故必须是事件，而不是行为。换句话说交通事故可以是一行为导致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单纯的事件。

（二）一方主体必须是车辆，包括机动车或非机动车。

（三）必须发生在道路上。此处的道路，按照《道交法》第八章附则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四）必须有危害结果。包括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具备等情形。

（五）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危害后果必须是车辆造成的。按照“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的定义划分主谓宾结构可以得出危害结果是由车辆造成的。此处的造成，应当包括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例如，某甲驾车违反交通法规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直接将不特定的某乙撞死，那就属于直接造成。若行人某甲因急事在机动车上狂奔直接撞在了正常停放在路边的汽车上，则为间接造成。

（六）必须是基于过错或意外。

二、《道交法》对交通事故定义的不足

《道交法》对交通事故的定义可谓进一步详尽，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将主体直接表述为车辆，是否属于语法错误。

车辆是物体，本身没有意识，不可能存在过错或过失；车辆本身不能运动，并不能单纯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危害后果。因此直接将交通事故的主体认为是 “车辆”本身，属于语法错误。将“车辆”理解为“驾驶车辆”体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更为准确。并且，此处的驾驶应当作广义的理解，即包括驾驶的准备阶段、驾驶实行阶段，直至驾驶结束后车辆停止时的持续状态整个过程。换句话说，车辆只要出现在道路上即可，而是否处于运动状态则无需考虑。如，违规停车引发的事故也属于交通事故。

（二）一方的主体必须是车辆，即发生事故的主体必须是车与车之间、车与人之间，而将人与人之间绝对地排除在交通事故主体之外，有欠妥当。

具体来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和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可以看出，一是行为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必须是建立在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前提之下。没有交通事故，就不可能出现交通肇事罪的情形。也就是说，一行为只有可能首先是交通事故，才有可能成为交通肇事案件。即交通事故与交通肇事罪之间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二是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是指一切违法交通管理法规而造成重大危害结果的人员，即既包括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和在道路上行走的行人，还包括车辆乘坐人（乘客）、在道路上从事其他活动的人等等。举例如下：

例一：行人甲因急事回家，在人行道上急速奔跑，多次与他人发生肢体擦碰，不小心将一行走的老妇碰倒在地，致死该老妇头部着地死亡。行人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例二：行人甲闯红灯横穿马路，乙驾驶汽车正常行驶为了躲避甲紧急避险撞到路边灯柱，致车上乘客丙死亡。行人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例三：乘客甲坐在乙驾驶的公共汽车上，猛然发现自己坐错了车，立即要求乙停车。乙以未到站为由不停。甲硬拉车门强行下车，结果在混乱之中导致另一乘客丙从车上挤下。乘客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例四：乞讨人甲在机动车道内穿梭在车辆中进行乞讨。甲举起手中的乞讨棍往乙正常驾驶的汽车瞬间伸出，意图拦停乙驾驶的汽车后进行乞讨。乙猝不及防，在紧急避险中车辆失控致路边一行人丙死亡。乞讨人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由此可见，一般情况下，交通事故的主体应当包含交通肇事罪的主体。《道交法》将交通事故的主体仅局限于车与车和车与人之间是不准确的。

（三）必须是因过错或意外的规定过于笼统，也存在歧义，不利于实践中辨别和操作。

1、因过错的理解有歧义。

（1）因谁的过错不明。仅仅从 “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的定义中，容易理解为仅指车辆一方的过错或意外。这样理解，显然与现实中出现的车辆一方无过错非车辆方全部过错的情形仍然认为是交通事故的做法相违背。如行人进行高速路被甲驾驶汽车正常行驶而撞死，此案明显属于交通事故。

（2）是否可以理解为只要存在过错即可而无需理会引发过错的对象或原由。按照事故发生的原由，过错可能是车辆驾驶人本人的过错导致的，还有可能是他方的过错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双方或多方的过错导致的。是不是只要发现有一方存在过错，就一定是交通事故呢？举例如下：

例五：某甲驾驶车搭载妻乙在路上正常行驶过程中，二人发生争吵，妻乙愤而突然开车门跳车致死。此案是否为交通事故？本案中，甲无任何过错，二人的吵架行为并不是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乙愤而开车门跳车的行为侵犯的法益主要是违反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对于乙的行为甲无法遇见（排除甲放任其妻死亡的可能性），应为意外事件。

例六：某甲驾驶公共汽车搭载乘客在高速路上正常行驶，突然车内发生抢劫案件。歹徒逼迫某甲驾车继续前行，乘客乙慌乱中砸破车窗跳车意图逃生，结果给摔死。此案是否为交通事故？本案中，甲无任何过错，乙为逃跑而跳车在主观上明知给自己造成的危害要么是放任的间接故意要么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乙跳车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侵犯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这一法益，但并没有引起对他人人身或财产的侵犯这一更大的法益，而且乙的自救行为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法益。并且，乙逃跑所引发的一系列法益受损，是歹徒实施故意犯罪所能预见或应当预见到的，故而应当由歹徒来承担因故意犯罪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换句话说，即使乙跳车的行为引发另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也应当作为歹徒实施故意犯罪造成更为严重的危害后果而加重处罚。故而不能作为交通事故处理。

例七：某甲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实施抢夺，在抢夺行人乙的皮包时因乙不放手将其拖倒并拖行数十米后致乙死亡。此案是否为交通事故？本案中，甲在道路上实施故意犯罪行为，其行为不仅侵犯了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侵犯的更大的法益是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侵犯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这一法益只是侵犯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这一法益的必要手段而已，二者为牵连关系。故而不能作为交通事故处理。

例八：某甲酒后躺在自己停放在路边的车内睡觉，因为车窗封闭时间过长缺氧而导致自己窒息死亡。此案是否为交通事故？甲将车停在路边，可能已经侵犯到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即违规停车）。甲死亡因缺氧而死，系甲操作不当。甲操作不当的行为（即关车窗）并没有违反正常的交通管理秩序，也未危害到公共安全，系典型的常识性错误。故而不能作为交通事故处理。

由此可见，过错的引发对象和原由，对于某案是否为交通事故有重要作用。

2、此处的过错或意外的概念和内涵不清楚。

（1）过错，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包括故意或过失。此处的过错是仅指故意或过失还是既包括过意或过失呢，存在疑问。

故意，名词解释为存心，有意识地，即明知不应或不必这样做而这样做。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可见，我国刑法中所指的故意，是针对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而言的，并不是仅仅针对行为本身。同理，过失犯罪是指应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注意到了却轻信能避免而造成了危害。由此可见，在犯罪领域内研究的主观心态，都是针对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心态，而不单纯考虑行为人对某行为的心态。

可见，单纯考虑过错是否包括故意或过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必须结合行为和危害结果予以考虑才有意义。

（2）过意或过失，是指对违反 交通 管理法规的行为存在故意或过失，还是指对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危害结果存在故意或过失，存在疑问。行为人对违反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在主观上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例九：行为人明知道闯红灯是违法《道交法》还闯红灯，可见行为人针对违法行为而言在主观上是故意，但是行为人对闯红灯可能导致的危害后果应当能预见但是却轻信能避免，因而对危害后果又是过失心理。例十：行为人没有看清楚错把红灯当绿灯致使客观上闯了红灯，此时行为人在主观上应当为疏忽大意的过失，过失闯了红灯之后导致与其他正常驶入路口的车辆发生了碰撞，因而对危害后果又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

可见，交通事故中的过失适用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但是交通事故中的故意则只能适用于危害行为，而不能适用于危害后果。否则，即为故意犯罪。

（3）意外。

（1）此处的意外是仅指不可抗力还是指既包括不可抗力又包括意外事件。

一是包括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主要包括三种形式： 自然 灾害，如台风、洪水、冰雹；政府行为，如征收、征用；社会异常事件，如罢工、骚乱。

例十一：某甲驾驶车辆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突发地震，导致汽车翻车，致使车上多人重伤和死亡。整个案件中，某甲不存在过错，也无法抗拒。

例十二：某甲驾驶车辆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突然出现了暴乱事件，致使某甲的车辆被暴乱者砸坏挡风玻璃，某甲惊吓过度车辆失控，致多名群众重伤和死亡。

二是包括意外事件。意外事件是指行为人虽有预见的义务，根据行为人的自身状况和当时的环境、条件，不可能预见。

例十三：某甲驾驶车辆在道路上正常行驶，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石头，正好砸在汽车上造成车辆毁损，多人死亡和受伤。整个案件中，某甲虽然有预见的义务，但是按照当时的条件，某甲无法预见到路边山上会有大石头滚下，因面属于意外事件。

例十四：某甲驾驶车辆搭载某乘客乙在道路上正常行驶，乙认为某甲绕远路，甲辩称是抄近路。乙见甲行驶的道路较为偏僻，在要求甲改变行驶路线未果的情况下误认为甲会对自己实施不法行为而瞬间开车门跳车致使双腿断裂鉴定为重伤。乙假想防卫。按照当时的环境、条件，甲对乙的跳车行为不能遇见，因而属于意外事件。

（2）不少理论认为交通事故的意外仅指自然灾害。如化学 工业 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的由刘建军主编的《新编交通事故处理实用手册》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问“什么是道路交通事故？”中认为“交通事故不仅是由于交通参与者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造成的，也可以是由于意外造成的。如地震、台风、山洪、雷击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可为代表。既然自然灾害能成为交通事故。同样，意外事件也可以成为交通事故。二者都属于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任何故意或过失，都是因为客观等其他原因造成的危害后果，与行为人的行为没有任何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将交通事故的意外仅理解为自然灾害，是以偏概全的做法。

三、交通事故的准确定义

基于交通事故定义的上述局限性和不完整性，笔者认为应当对交通事故定义进行如下修正。

交通事故，是指行为人基于交通运输方面的过错或者车辆驾驶人驾驶车辆因为意外，在道路上，过失造成不特定人人身伤亡或财物损失的事故。

（一）交通事故首先必须是事故。伯克霍夫认为，事故是人(个人或集体)在为实现某种意图而进行的活动过程中，突然发生的、违反人的意志的、迫使活动暂时或永久停止的事件。事故的含义包括：一是事故是一种发生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的特殊事件，人类的任何生产、生活活动过程中都可能发生事故。二是事故是一种突然发生的、出乎人们意料的意外事件。由于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往往包括许多偶然因素，因而事故的发生具有随机性质。在一起事故发生之前，人们无法准确地预测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什么样的事故。三是事故是一种迫使进行着的生产、生活活动暂时或永久停止的事件。事故中断、终止人们正常活动的进行，必然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某种形式的影响。因此，事故是一种违背人们意志的事件，是人们不希望发生的事件。

可见，交通事故是多种事故中的一种具体现象。因此，认为交通事故属于事故更为准确、直接。

（二）交通事故必须造成了危害后果。即造成了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没有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是精神层面的事故。

（三）交通事故必须是对公共安全有威胁，即有可能危害到不特定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1、此种威胁，只要客观上可能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即可，并不要求行为人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是否明知。例十五：某甲驾驶机动车违章进入非机动车道，甲的这一行为已经对公共安全产生威胁，即可能危及不特定的行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行为人甲只是轻信能避免而已。例十六：某甲驾驶雨刮器有故障的汽车行驶正常在道路上，某甲并未意识到已经威胁到公共安全。突然天下大雨，遮挡了视线，因雨刮器故障无法保持良好视线。情急之下甲紧急停车，导致跟随甲的乙车追尾致乙车车上三人死亡。此案属于交通事故。

2、此处的对公共安全的威胁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基于行为人实施的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的不同，对危害公共安全的威胁也会产生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例十七：某甲酒后违法驾驶机动车，对于公共安全的威胁在主观上就是故意，在客观上也实施了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的行为，但并不能说某甲就构成了“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甲虽系酒后驾车，但是甲是基于对本人过于自信的过失，轻信自己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换句话说，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行为人不想看到的。因此，甲的行为只能是交通肇事罪，而不是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也不是过失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例十八：某甲驾驶机动车未看清楚路牌导致进行某单行路段，与乙正常驾驶的来车发生碰撞。本案中，某甲的行为系过失，其过失行为也危害到公共安全，但是对于危害结果，行为人甲因为疏忽大意未能预见到。因此，甲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和过失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条竞合犯，根据普特条款的原则，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3、此处的不特定人，不是指结果上的不特定人，而是指该危害行为发生前可能对不特定人造成损害，在结果上完全可能出现只对特定人和财物造成了损害。但这并不妨碍交通事故本身的成立。例十九：某甲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在路上，由于车速过快撞在了路边的灯柱上造成自己重伤。本案虽然只是造成了甲特定人的死亡这一危害结果，但是由于甲超速行驶对公共安全已经造成威胁，只是结果上只是造成了特定人甲自己的死亡而已，这并不影响到交通事故的成立。

（四）交通事故必须发生在道路上。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由于不影响到交通运输，当然不属于交通事故。

（五）根据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将交通事故的类型分为了有过错的交通事故和意外的交通事故。一是有过错的交通事故，在主体上并不要求，一般主体即可。但必须要求行为人是基于交通运输方面的过错，即行为人有故意或过失违反交通运输方面的行为。二是对于意外的交通事故，在主体上有限制，必须是车辆驾驶人，因为在意外的情形下车辆驾驶人才有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很难想象，非车辆驾驶人在意外情况下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但也不能绝对化。例二十：某甲系挑夫，四处帮人挑东西以赚取工钱谋生。某日，甲帮某乙挑两箱价值50万的金银首饰行走在人行道上，由于突遇台风，某甲把持不住，台风将首饰卷走掉下人行道旁的河中冲走。还把某甲挑东西的扁担给卷入半空，掉下来后砸到另一行人丙并致其死亡。此行为能否认为是交通肇事，有待商榷。

第3篇：交通事故处理案例范文

    一、律师参加交通事故案件处理中的职权。

    1.律师依法享有当事人申请重新认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权利。律师的这个权利直接渊于《律师法》所规定的执业律师的业务范围,《律师法》第二十五条第?四?项规定律师可以“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第?五?项规定可以“接受当事人委托,参加调解,仲载活动。”这两项规定为律师交通事故当事人申诉及当事人参加赔偿调解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现代社会中,律师的业务随着社会发展,新的社会关系发生而不断发展扩大,执业律师应当在法定范围内或政策许可范围内,开拓发展新的业务,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法律服务,可以说我国每位执业律师正是向着这一方向发展和努力的。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执业律师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处理交通事故纠纷的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否从思想上理解和接纳律师的工作。1991年9月国务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为律师交通事故案件创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该《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十五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重新认定,上一级公安机关在接到重新认定申请后三十日内,应作出维持变更或撤销的决定。”这条规定两层含义,其一是规定了当事人有申诉权,其二规定了上级公安机关有复议的职责。在实际工作中,公安机关有的办案人员认为申请重新认定交通事故责任不是申请行政复议,这种认识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律师交通事故案件的第一项职权是,以律师法赋予的法定职责为前提,以《办法》规定的当事人的诉权及上级公安机关复议职责为执行依据,接受当事人委托后使权,维护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律师依法享有当事人参加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的权利。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五章的规定,调解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法定程序,《处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应当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确定交通事故的损失情况后,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据此规定,调解既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的职权,同时也是职责所在。为了使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程序上有法可依,1992年8月10日公安部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这个规章成为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程序上的依据,该《程序规定》第四十四条第(四)项明确规定了“法定人和委托人”可以作为调解的参加人,参加调解,且“一方人数不得超过三人”。所以,根据《律师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有关规定,执业律师享有当事人参加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职权。在实践中,由于律师较当事人懂法,且对损害赔偿项目及所需证据十分清楚,对赔偿数额能够做到准确的计算,因此,不仅能做到准确执行法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且能有效协助公安机关做好当事人工作,防止胡搅蛮缠,减轻公安机关的工作压力,因此也深受公安机关的欢迎:从另一角度讲,由于执业律师介入交通事故处理案件,能促使公安机关工作更加公正,增加透明度,客观上起到监督的作用,所以,执业律师介入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程序,对社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好事。

    3.律师依法享有对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调查取证的权利。如前所述,律师虽然在参加赔偿调解过程中颇受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欢迎,但是在调解的前置程序“责任认定”过程受到很大阻力。在实际工作中,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公安人员普遍认为“责任认定”属于公安机关的专项工作,所以不希望律师的介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公安机关对于律师的调查不接待,对于律师调查取得的证据不认可,甚至连律师向公安机关了解案件调查情况,了解责任认定的证据也不同意。笔者认为,执业律师依法享有交通事故案件调查权,这个权利决不是空洞的,律师除了向案件当事人、证人调查外,也有权向公安机关调查了解案件情况,查阅有关证据,律师调查所取得证据不仅可以作为公安机关认定责任的依据,也可以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公安机关从公正执法的角度讲,也应当向当事人及律师公示所取得证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公布交通事故责任时,应当召集各当事人同时到场,出具有关证据,说明认定责任的依据和理由,并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送交当事人。”由此看来,公示证据是公安机关公布事故责任时的法定义务,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是公安机关在通知当事人或人领取“责任认定书”时并不公示证据,而且“责任认定书”内容也非常简单,不注重引用证据说理,“为什么这样认定责任﹖”往往使人产生疑问。律师在申诉调查中要求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出示证据,往往人为设置审批手续,实际上阻挠调查,特别是对证人笔录总是处于保密状态,这个关键证据,从来不公开。《处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经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生效后一方不履行的,公安机关不再调解,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调解作为公安机关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法定方式,虽然解决大量纠纷,但是仍然有一部分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未能以调解方式解决,有不少案件,当事人起诉至法院。这就要求律师,从一开始介入交通事故案件起,就应注意调查收集证据,做好诉讼前的准备工作,因此说,律师的调查收集证据非常重要,律师调查对象不仅限于当事人及证人,还应包括公安机关,如何解决实践中存在的矛盾﹖笔者认为,应修改现行立法,在《处理办法》中明确律师调查权限,另外在《处理程序》中明确向当事人及人公开证据的范围,只有立法的完善才能促进执法的统一与协调。

    二、赔偿了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后,是否还应赔偿今后治疗费。

    交通事故责任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对于造成伤残的受害者,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残疾者生活补助费。那么,在计算了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后,应否赔偿今后的治疗费﹖笔者近期在海口市交警支队事故调解组参加一起道路交通事故案的损害赔偿调解,交警人员的在计算了残疾者生活补助费,不再计算今后治疗费。笔者问这样做有何依据﹖答没有具体根据,只是惯例,看来这种做法由来已久,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悖法律,《处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结案后仍需继续治疗的,按照治疗必需的费用给付”,这就是给付今后医疗费的法律依据。道路交通事故的结案之日指的调解终结,包括调解期未达成协议或期满后未履行协议,在形式上表现为公安机关应当制作“调解终结书”。《处理办法》规定给付今后治疗费是考虑到伤残者,通过今后的治疗,使身体能够完全康复或恢复部分功能。《处理办法》规定的这样明确,公安机关为什么不执行呢﹖公安机关办安人员认为,事故当事人被定残后,今后无需治疗或不存在治疗问题,这显然是显然谬的。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依残评定工作是必需的,公安部于1992年4月4日了《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伤残等级为十级。实际工作中,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是以伤残等级来确定的,由于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有严格的法定期限,办案人员为了在法定期限内结案,往往要求伤者尽快结束治疗进行伤残评定,这样要求的结果是能够做到尽快结案,但是伤者一但评残后如不支付今后治疗费,伤者就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所以这样处理对伤残人员恢复健康十分不利,同时也显失公平。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修改现行立法或者由公安部通过规章做出相应明确具体的规定。同样的问题,到法院处理则不同,笔者从法院判例中看到,有判决不仅由责任方支付残疾者今后的治疗费,而且判决给付20年的残疾者护理费,这说明法院与公安机关在执行同一法律存在矛盾,这样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实施,因此也有必要通过立法手段来进行调整。

第4篇：交通事故处理案例范文

[关键词]水上交通事故　调查　处理　建议

一、当前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

水上交通事故调查是海事管理机构为查明水上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造成损害的程度、范围，确定事故的性质和判明事故当事人的责任，而依法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水上交通事故处理是指海事管理机构在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安全管理的措施或建议、处罚违法人员、公布调查结果，以及对由于水上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进行调解的一系列活动。通过调查研究，本文认为目前我国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产生原因如下：

(一)当事人串供现象普遍，影响调查质量。目前，我国仍比较缺乏先进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技术和手段。当事人询问笔录仍是调查人员分析事故原因的重要依据。但在实际工作中，当事人串供、提供虚假证词以及隐藏对自己不利证据的现象比较普遍。在缺乏电子技术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比如事故发生在VTS监控水域外或发生在未安装AIS的小型船舶之间)，这给查明事故原因带来了很大困难。

原因分析：一是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不能限制被询问人员的人身自由，给串供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二是由于调查装备、人员等可用资源缺乏，导致事故发生后无法在第一时间对所有当事人同时进行调查询问，给串供提供了可利用的时间差。

(二)在放行事故船舶及提供担保金方面，做法各异，急需统一。当水上交通事故导致经济损失和赔偿纠纷，特别是涉及人员伤亡或公共利益损害时，在是否放行肇事船舶、何时放行肇事船舶以及肇事船舶离港前是否需要提供海事担保金方面，不同的海事管理机构之间存在不同做法，急需统一。

原因分析：一是作为海事调查处理工作主要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海交法》)和《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均未对事故调查取证的合理期限做出明确规定：二是对法律的理解不一致。《海交法》第十九条规定主管机关有权禁止船舶离港的情形包括“船舶、设施发生交通事故，手续未清”或“未向主管机关或有关部门交付应承担的费用，也未提供适当的担保”等。在海事调查处理实践中，对上述条文中“手续未清”和“应承担的费用”的具体范畴理解不一致。

(三)认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缺乏依据。事故等级关系到事故责任人的行政处罚标准，事故调查报告也是实施行政处罚的主要证据。而目前判断事故等级，除有人员伤亡的事故外，主要依据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但由于目前缺乏明确规定，导致海事管理机构无法对事故经济损失做出准确认定。通常是调查人员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进行估算，缺乏科学性，容易导致当事人对事故调查报告存有异议而提起行政诉讼。

原因分析：一是相关法律法规及具体的执法程序均未对经济损失如何认定及通过何种方式认定做出具体规定；二是海事管理机构虽可以委托相关鉴定机构对事故经济损失进行评估，但由谁支付鉴定费用不明确。

(四)海事调查中留置船员证书的习惯做法导致的相关问题。在事故调查中经常会留置相关船员的证书，以便更好地对其进行调查取证和行政处罚。在事故调查时间较长的情况下，留置证书会对船员的经济利益造成较大影响，可能会导致船员对这种做法进行申诉。另外，在对事故责任船员实施扣留证书的行政处罚时，对如何计算扣证时间，各地做法不一。有的从开展事故调查并留置船员证书时起算，有的则从行政处罚执行之日开始起算。

原因分析：一是有些船员在事故发生后离船不配合事故调查，给调查取证带来困难，海事管理机构不得以采取留置船员证书的做法：二是目前相关海事法律法规未对因事故责任而对船员处以扣证处罚的起算时间做出明确规定。

(五)涉及犯罪的水上交通事故案件的移送问题。有些事故(特别是致人伤亡的事故)的当事人可能涉嫌交通肇事犯罪，需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处理。但在实际中，大部分涉嫌交通肇事的案件均未移送，有些移送了但有关机关以种种理由不予接受，导致很大的执法风险。

原因分析：一是《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主要针对道路交通，对水上交通肇事构成犯罪的要件未作明确规定，致使调查人员难以判断水上交通事故中是否存在涉嫌犯罪的情节；二是目前缺乏操作性较强的指导性文件对相关案件的移送问题做出明确规定，致使经办人员主观上存在惰性，实践中缺乏操作经验。

二、解决当前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中存在问题的措施

(一)加大投入，防止船员串供，提高海事调查质量

一是加大海事调查资源投入，提供专门的海事调查询问场所，增加调查人员，配备专用装备，划拨专项办案经费，保证调查询问能在第一时间、多组分场所同时进行，尽量减少船员串供或提供虚假证词的机会。

二是加大技术性调查手段和装备的投入，特别是解决VDR数据的读取问题，依靠科技分析事故原因，减少对调查询问笔录的依赖。

(二)合理确定事故调查取证时限

《海交法》和《条例》均未对事故调查取证时限做出明确规定。但《水上交通事故调查结案管理规定》第三条规定：“调查结案是指负责事故调查的海事机构完成事故调查，经申请上级批复后(如须申请)，以正式文件形成事故调查报告。”其第八条规定：“自海事机构获悉事故发生之日起，应在3个月内申请事故调查结案。因涉及沉船打捞、事故定损等影响事故原因调查或事故等级确定的，经上级海事机构同意后，可延长3个月。”其第十一条规定：“事故调查结案审批部门应在收到结案申请之日起，1个月内予以批复。”综合上述三条规定，我们认为原则上事故调查的合理时限不应超过3个月，特殊情况经上级批准可延长3个月。

(三)合理确定事故船舶“手续未清”及“应承担的费用”的范畴

根据《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船舶发生事故后负有向海事部门报告并接受调查处理的义务。事故调查中的手续应该理解为与行政管理行为相关的手续，除必须的报告、调查外，还应该包含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强制打捞、清障、清污)等，但不应该包括民事纠纷的解决。根据上述分析，船舶在事故发生后至相应的行政处罚实施完毕前，以及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结束前，或船方提供适当担保之前，原则上均可以认为其“手续未清”。同理，我们认为事故船舶“应承担的费用”也应是与行政管理行为相关的费用，除港口

使用费、船舶吨税等相关费用外，还应包含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打捞、清障、清污)等行政管理行为所产生的费用，但事故双方的民事赔偿应不属于此范畴。

鉴于事故的多样性，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从事故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合理确定“手续未清”及“应承担的费用”的范畴，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

1.对通航安全、环境或其他公共利益造成影响的事故，应当按照事故手续未清禁止船舶离港，并要求其提供适当的担保。

2.对于事故造成的民事赔偿纠纷，若双方当事人均书面申请调解，则根据《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要求当事人提供经济担保文件。其它情况下，应在合理的调查期限内督促双方通过和解、调解或诉讼等方式解决赔偿纠纷(尤其建议引导双方走诉讼途径)。若超过合理调查期限仍未解决赔偿纠纷，或仍未向法院的，应按规定准予船舶开航，并告知当事双方，避免对事故船舶造成不必要的滞留，扩大损失。

3.对于不提供经济担保可能对本单位工作秩序造成影响以及不利于社会稳定，特别是当事双方地位悬殊、经济实力差距大，一方事后可能无力通过诉讼途径获得救济，或者短时间内难以获得救济的情况，比如致人死亡事故的赔偿纠纷，建议海事管理机构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帮助弱势一方向海事法院申请扣押船舶。近年来，海事管理机构与海事法院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只要海事管理机构提供事故人员伤亡情况，海事法院一般不会要求对扣押船舶的申请提供担保。二是海事管理机构可对事故船舶进行安全检查，以安检滞留方式避免调查期限的约束，为解决纠纷赢取更多时间，施加压力让船方权衡利弊提出解决办法。

(四)建立认定水上交通事故经济损失的有效办法

1.有条件的单位可建立事故经济损失定损制度，在调查处理中要求船东委托有资质的公估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对事故经济损失进行认定，并在船舶离港前提交公估报告，作为定损依据。

2.将部分社会信誉度较高、业务较权威的公估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纳入本单位的海事调查专家库，当事故双方对经济损失分歧较大时，指定上述机构进行评估认证。

(五)谨慎留置有关船员的证书

1.按规定办理相关保存手续。在正常情况下，事故调查中对船员证书行使检查权后应当场归还，如确属调查工作需要，可依法定程序对相关证书进行保存，及时办理证据保存手续或开具《接受调查通知书》(证据保存时限为7天)。

2.合理把握保存证书的时间。检查证书主要以核查船员证书真实性和船舶配员为目的，因此对与调查取证关系不大的船员证书，在核查完毕保留复印件后应及时归还；对事故调查起关键作用的船员证书，可适当延长其保存期限，但要抓紧调查，取证完毕尽早归还；对事故责任船员的证书，可暂扣作进一步调查取证；对暂时无法确定责任的船员的证书，可在船员所属船公司提供承诺配合调查处理的保证书后归还。

3.对调查阶段保存证书的效果与行政处罚扣留证书的效果，可作进一步协调。即因事故责任对船员实施扣留证书的行政处罚时，扣证时限自海事管理机构实际保管该船员证书之日起算；行政处罚做出之前责任人自行保管证书的，扣证时限自责任人向海事管理机构上交证书之日起算。

(六)尽快建立健全涉嫌犯罪水上交通事故案件的移送制度

1.海事管理机构应建立和完善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机制，明确工作程序和责任部门。事故调查人员应在结案时就是否移送案件提交本单位领导决定。对于不移送的案件，应以单位集体讨论的形式做出决定并形成纪要。

2.按照《海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发生重大事故时，应当通报当地检察机关。

3.目前，对造成3人(含3人)以上死亡的重大事故，政府安监、监察以及检察院可能介入调查，建议将此类水上交通事故案件移送。

4.调查人员在调查过程中应综合判断和考虑事故调查的结果可能引发的法律责任，并在编写事故报告时充分考虑。

三、改进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相关建议

(一)细化调查处理工作流程，统一工作做法。由于水上交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具有涉及面广、程序繁杂和缺乏标准等特点，导致海事调查工作中难以做到准确、统一、规范。本文上述解决问题的措施只是一家之言，缺少权威性。因此，建议海事主管机构能够从规范工作的角度出发，梳理工作环节，统一工作做法，查找可能存在的不合规现象，出台规范性或程序文件指导、帮助海事调查人员准确掌握海事调查处理工作“做什么”、“如何做”和“什么不能做”。通过规范和完善海事调查处理工作，进一步降低海事管理机构及海事调查人员的执法风险。

(二)设立海事调查机构，改善海事调查手段。要重视和充分发挥海事调查在安全监管中的作用，加大资源投入，改菩调查手段。有条件的海事管理机构可尝试设立独立的海事调查部门，加强业务管理。

第5篇：交通事故处理案例范文

【关键词】交通事故认定书；侵权责任；证据性质

一、引言

现代社会，车辆是人们出行最基本的代步工具。在带来诸多方便和福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财产、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损害。交通事故系常见的侵权类型，处理这些事故的基本原则即《侵权法》第四十八条，其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通过这一指示参照性的规范，将交通事故处理所依据的限定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处理交通事故与侵权损害赔偿有密切关系的，就是第七十三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所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此处所提之“证据”是否就是《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证据，或者是作为最终分配民事责任的标准？

二、交通事故认定书之证据性质的理论探讨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性质，意见不一：有认为如果是一般轻微的交通事故，则是行政责任认定书，如果是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则是具有刑事责任认定性质的文书；也有人认为认定书为鉴定结论。[i]有人认为认定书是证据，此方面代表性观点有书证说、鉴定说、综合证据说。就鉴定说前述已经将其批评否定，有人就书证说、综合证据说提出质疑。[ii]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是证据，这还得从证据本身入手。将证据看作为大前提，交通事故认定书看作为小前提，当证据内涵确定，交通事故认定书与该内涵对应，则其是证据。民事诉讼中，能够做为证据使用的是否就只有《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所规定的八种证据，除了这八种法律文本所载之证据之外，其他有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在诉讼中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在民事诉讼中，因诉讼证明的对象不仅仅是争议的案件事实，还包括经验法则，外国法律等。故证据定义为：在民事诉讼中用以证明诉讼主张成立与否的根据。[iii]按这一定义，在诉讼中用来证明诉讼主张之材料、手段，不论其真实性或是否为法院判决的根据，都是证据。因此，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的所有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材料，都可称之为证据。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第六十三条该条第一款，将“证据有下列几种”修改为“证据包括”。依文义解释，“有下列几种”将证据的外延予以明确的封闭，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必须符合“下列几种”的形式，才能被称为证据。“证据包括”，依文义解释，“包括”后面的众多项种概念被包含于属概念之中，这里种概念包含于属概念之中，但属概念又不全是特定种概念的相加。如生命健康权、人格权、生存权、受教育权等包含于权利，但权利并不等于前述具体权利。同理，《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八项证据种类包含于证据，证据是属概念，后列八项证据是种概念，二者不是简单数学式相加相等。因之，证据的内涵是能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而此处的证据外延却是“八项证据”。此“八种证据”是否能穷尽证据的外延，其划分标准亦有探讨之处。[iv]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交警部门勘验现场、检查、调查情况和根据有关检验、鉴定结论而制作的。是对第一现场的记录，所载之内容，具有很高的客观性。由常理可知，交通事故现场因其所处的特殊场所，极易遭到破环，且无法恢复或原景重现。而其内容，反映了事故发生时机动车、非机动车与行人具体的主客观情况，并对事故发生的原因有明确的分析记载。从这一意义理解，其能证明交通事故的客观事实，与证据的内涵一致，其可以作为证据。

三、交通事故认定书之证据性质在诉讼中的实证表现

“葛宇斐诉某某案”[v]裁判要旨谓：“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作出行政决定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虽然可以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依据是相应行政法规，运用的归责原则具有特殊性，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归责原则有所区别。交通事故责任不完全等同于民事法律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责任分配的唯一依据。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件实际情况，根据民事诉讼的归责原则进行综合认定。”

依上开判决要义，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所采依据与民事诉讼中关于侵权行为认定的法律依据、规则原则有所不同。交通事故认定结论所追究的是原因责任，即归责所考量的是行为人可责的行为原因，而不评价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若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为意外事故的案件，当事人双方均无责任。这里之无责，是指当事人双方都没违反道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而在诉讼中法院审判推理所采的依据却相异，据笔者实证研究所参考的判决中有两例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为意外事故的，一是前述“葛宇斐诉某某案”，二是“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某分公司与陈某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vi]。在两起案例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为意外事故，法院法官则主要考虑当事人在交通事故中各自具体的主客观原因对事故结果产生的大小来分配民事责任的比例。

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内容却不仅仅是记载交通事故发生的事实，还有交通事故发生原因、当事人的过错大小或意外原因、及交通事故责任大小等。据考察，司法实践中，大多数判决反映直接采用交通事故认定书来确定案件的事实、分配当事人民事责任大小。在部分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之内容，存在缺陷，如“甲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vii]，就致损结果大小的原因，除肇事人因素外，还有受害人自身因素。此类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证明案件的全部事实。因而，在审理过程中，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之内容可以用来证明案件待证之事实，但具体的民事责任须依侵权法归责原则进行认定，而不是为图“省事”，照搬交通事故认定书的全部内容。

四、结论

综上所述，证据的内涵可以确定，其外延不仅仅限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所列之八种形式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之内容，能够客观的反映出交通事故的全部或一部分事实，其符合证据的内涵。因而，交通事故认定书可以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

注释：

[i] 参见罗筱琦，陈界融.证据法理论与实证分析（一）[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19.

[ii] 参见赵信会.对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据属性的质疑[J].法学论坛，2009（6）.

[iii]参见张卫平.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4.

[iv]参见张嘉军，张红战.我国证据种类的反思与重构[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3）.

[v]葛宇斐诉沈丘县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市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公司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J].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11）.

第6篇：交通事故处理案例范文

——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 何宁湘律师

[前面的话]

长期以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依据的是“道条”，即1988年3月9日国务院《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以及国务院于1991年9月22日颁布、1992年1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已早于1987年1月1日施行，也规定了民事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但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过程中仍适用该行政法规与规范性文件。在适用行政法规与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办法”却明确规定以“违章行为”作为是否承担责任的依据，并根据作为行政执法机关认定的违章行为所起的作用来确定责任承担的大小或多少，这样就把是否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与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混为一谈，让人认为违章行为即为民事过错，作为行政机关的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理解为民事责任的认定。“办法”第44条还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但按照10%计算，赔偿额超过交通事故发生地十个月平均生活费的，按十个月的平均生活费支付。”被称作为民法上的公平原则，或称“无过错赔偿原则”。众多的人认为，所谓这样的“公平”实质上是最大的不公平，因为它直接违反了《民法通则》第123条对“高速运输工具”造成损害事故的归责规定。此时，不论是法律理论上，还是实际操作中均呈混乱状态，社会各界颇有微词。

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经济生活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对人的身体健康权与生命权的理解与尊重，使得人们对民事过错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进行了不断的反省与审视，越来越认为必须采用无过失责任来加强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及行人的保护，社会舆论呼声日益增长，2004年5月1日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就确立了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的无过失责任。

肯定地说《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顺应了历史和世界的发展要求与方向，《道路交通安全法》实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法释[2003]2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同在2004年5月1日施行。与此同时，公安部公布了于2004年5月1日施行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该“规定”的第58条明确“（五）计算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失总额，确定各方当事人分担的数额。造成人身损害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 至此，我国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出现了行政机关处理与人民法院处理适用同一标准的新局面。但这此仍给众面对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损害赔偿的实际处理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的问题，本文尝试对这些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以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其他损害的有关新问题作简要初步分析。

一、交警部门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前，公安交警机关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范性文件做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其认定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其责任认定无疑是一种行政责任，而不是民事责任，公安交警机关也无作出民事责任认定的职权。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时，一般须对当事人的行为作是否存在过错，是否构成民事侵害责任进行认定，依此裁判。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首先要面临一个问题，即交警部门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否作为认定民事责任的证据予以采信，不论是诉讼当事人，还是人民法院的合议庭审判人员都必须面对。但实质上，交警机关做出的责任认定是一种行政责任认定，它不能作为直接认定民事责任的证据，更不是唯一证据。例如，交警机关认定机动车方无责任，但在处理时，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4条规定，机动车一方需要承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赔偿。而如果将交警机关做出的“机动车方无责任”作为认定民事责任的依据，那么就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 “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机动车一方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两者出现冲突，实质上是规范性文件直接违反了基本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人民法院一般采取回避其法律性质的做法，直接作为认定民事责任证据采用。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5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当事人逃逸，造成现场变动、证据灭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无法查证交通事故事实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三）各方均无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8条 （五）计算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失总额，确定各方当事人分担的数额。造成人身损害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赔偿项目和标准计算。

与旧法不同的是，1、交警机关不确定赔偿义务人；2、交警机关仅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而没有“责任”二字；3、交警机关的责任认定要求中使用了“过错”一词；4、某些案件中，交通事故认定书中可能不载明责任认定与划分；5、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6、赔偿标准与计算适用最高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证据效力，交通事故认定书不能够被作为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同样也不能够以此提起民事诉讼。由此看来，《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法律性质仍然无法得以明确，其只能是一种证据材料罢了。如果说，人民法院认定当事人承担交通事故的民事责任采集并采信若干相互印证的证据，那么《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责任的民法性质在民事案件中就并不十分重要。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新法取消了旧法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的申请上级交警机关的重新认定程序，且交警机关实质上对道路交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并不处理”，而只是调解。其调解也是依据当事人的自愿申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义务人一致请求）而进行的，即调解程序必须经当事人申请而启动，否则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启动诉讼程序来解决。由此，基于人民法院不是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职能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无法拒绝当事人将交警部门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资料。此时，人民法院必须根据某一具体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案件的全部证据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做出认定。

二、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大致有三种情形：1、机动车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2、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3、因交通事故而造成或引发的其他财产、物或间接损害到人之间的损害。

对于两机动车之间所发生的交通事故而产生的损害，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来确定是否承担责任，已无异议。但对于机动车驾驶人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而言，其责任承担方式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过程，《道路交通安全法》确立的是无过失责任的归责原则，其规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一致，即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为“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2款也规定：“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上述相应条款对“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的规定，即为机动车的免责事由。但里有两层含意必须清楚：1、意外事件（或称为“交通意外事故”）及不可抗力均不属免责事由；2、机动车一方要取得“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证据的可能性非常渺茫，比如说，一个人喝醉了往迎面驶来的机动车上撞，虽能表明其行为失控，但谁又能证明其“故意”。因此，我国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是比较严格的，机动车辆一方要获得免责非常困难。在我国现行交通安全法律制度下，“撞死人白撞”的观念基本没有法律与现实基础。

三、赔偿义务人的确定

这一实践操作无疑又涉及了许多法律理论，这里仅作一些简要阐述。

1、《交通安全法》未规定赔偿义务人，赔偿义务人的确认大概归权于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则按照2004年5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由该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民事责任。上述人员实施与职务无关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来予以确定。即除履行职务者外，机动车驾驶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2、机动车所有者或保有者的责任。对于被盗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6月25日所做出法释〔1999〕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中明确规定：“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车辆买卖后未办理过户手续发生交通事故时的，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于1999年11月28日《关于车辆转卖未过户发生的事故经济赔偿问题的批复》中指出，机动车的买卖“必须经过汽车交易市场并由所有人或车辆所属单位及时向当地车辆管理机关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未履行以上二项手续的交易，应视为无效。发生事故后，由事故责任者和车辆所有人或所属单位负责损害赔偿。当事人对此若有异议，可告之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这里涉及了财产所有权与民事责任承担的关系，也涉及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是否有权来确定责任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者的法律理论与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问题，即依此批复进行交通事故处理的效力的问题。再有对于借用车辆、挂靠车辆（包括行政强制挂靠、个人或单位自愿挂靠）、擅自使用他人车辆等情况下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承担主体的确认等，都需要法律明确规定。

对于机动车所有者或保有者的责任的确认目前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解释》第5条规定“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

人民法院应当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文书中叙明。”的规定来处理。对于复杂的诉讼当事人主体的确认时，要求责任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时，赔偿权利人必须把这些共同侵权人都列为共同被告，如果未列为共同被告的，人民法院必须追加共同侵权人参与共同诉讼。这种诉讼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不可遗漏共同被告。而且，共同侵权人之间尽管存在着责任分担比例的问题，但对受害人却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解释》的规定不仅更加符合侵权法理论，也从实际上加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

四、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工伤赔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　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解释》这一规定意味着的凡已参加或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只能依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对于企事业单位员工而言，如果在履行职务，或出差期间发生交通事故，应当依法进行工伤认定，一但认定为工伤，其人身损害赔偿只能由所在单位参保的社保机构进行工伤保险赔付，而不能获得《解释》规定的民事赔偿，也不能获得双重赔偿。

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1、工伤认定只要符合《工伤保险条例》与《工伤认定办法》的程序，即为工伤。而不要求伤者是否有过错。例如，某司机被企业派遣，送该企业业务员、财务人员三人前往外地催讨货款，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交警机关认定为与事故中对方车辆司机负同等责任，此时，该司机仍应当认定为工伤。

2、在这一案例中，该司机等三名企业员工均不同程度的受伤，其中坐在副驾位子上的业务员在事故中死亡。按照《解释》第12条第2款的规定，该三名员工以及其亲属不能向该司机要求人身损害赔偿，也只能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享受工伤赔付。

3、在这一案例中，该司机与其他三名企业员工可以依据《解释》第12条第2款的规定，向事故中的司机或司机所在单位要求人身损害赔偿。但如何适用《解释》第12条第2款存在着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与司法实践难于裁判的尴尬情形。主要原因是：1、由于该企业四名员工人身损害损失赔偿均由社保机构支付，这一项就不应计入总损失金额中；2、对方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不能超过事故总损失金额的一半，那么该企业已应承担一半，实际形成了“过失相抵”，至少是赔偿数额相抵；3、对四名企业员工索赔请求而言，是双重赔偿，还是补充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公布了近一年期间内，没有给出任何说法，这一问题基层人民法院根本无法可依。

五、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之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工伤赔付

交通事故每日每时无不发生，对于企业、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的员工发生交通事故赔偿从其《工伤保险条例》。但对于事业单位员工发生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就比较麻烦了。其原因有三：1、《工伤保险条例》有明确规定，适用于事业单位的规定另行制定，而《工伤保险条例》施行即将一年，其规定仍未有任何出台的迹象，事业单位自然无法可依，无规可从。2、事业单位目前没有工伤认定的机构；3、国家目前尚未出台国家事业单位参加社保的统一政策。对于事业单位目前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可走，即自行参加社保工伤保险，否则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工伤事故只能按国家现行事业单位福利待遇政策处理。

六、受害人过错的处理

《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这就是所谓的“过失相抵”，它同样民事审判实践中存在问题最多的方面之一。过失相抵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方法不仅适用于过错责任，同样也适用于无过失责任。从法理上讲，在民法的过错责任中，受害人自己具有过错（又称：混合过错）时可能会影响到侵权人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影响到承担责任的多少问题。在无过失责任中，过失相抵作为当事人具有过错的法律后果，只能使侵权人减轻赔偿损失的数额，也就是说解决的是赔偿多少的问题。但一般表现为赔偿数额上的相抵，至少这对当事人非常重要，也非常现实，有利于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第7篇：交通事故处理案例范文

关键词：交通规则 交通事故 公共安全

案情:2010年4月20日6时许,犯罪嫌疑人王应华驾驶电动自行车与孙志珍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受害人孙志莲乘坐)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孙志莲受重伤、孙志珍轻微伤,事故发生后,犯罪嫌疑人王应华弃车逃逸。

一、电动车的肇事者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电动自行车是不是机动车,电动自行车肇事者的行为能否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非机动车,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为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合有关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因此,电动自行车不是机动车。

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交通肇事犯罪强调的是行为人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危害,其危险性具有足以造成不特定多数人伤亡的现实可能性,因此需要从交通肇事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本质属性这一点来把握。驾驶非机动车辆一般情况下由于其本身性能所限,是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但也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非机动车驾驶人的违章行为危害了交通运输安全,违章肇事,危害交通运输安全,导致法定的危害结果发生的,也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论处。此外,《刑法》也并没有将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限制在机动车驾驶员的范围内。以前,北京就曾作出过自行车撞死人按交通肇事判决的先例。因此,无论是机动车交通工具运输的人员还是非机动交通工具运输人员、或相关人员甚至是行人在触犯了国家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只要负有主要责任以上,都可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构成交通肇事罪,因而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二、关于电动车的肇事者逃逸情形的定性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交通肇事构成犯罪,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行为人交通肇事未造成严重后果而逃逸的,不属于本条所规定的情况,可作为治安处罚的从重情节考虑。本案犯罪嫌疑人王应华存在逃逸的行为无可置否。

该案根据现有证据,在发生事故过程中,驾驶电动三轮车的驾驶人孙志珍在明知前方犯罪嫌疑人王应华所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偏向路中间行驶,仍没有对自己所驾车辆减速,反而想加速超过去,就在她驾驶三轮车绕过王应华的电动自行车时,自己的车身发生侧倾,翻到路东侧地上,致使乘车人孙志莲摔到路边钢筋堆上造成重伤。然而事故发生后,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王应华却因畏惧承担事情的法律后果而弃车逃逸。

转贴于 中国论

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十二周岁以下的人员。”之规定,受害人孙志珍驾驶的电动三轮车违反了该条例。以上述情况看,孙志珍的违章责任应大于或者等于王应华的责任。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一款:“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的规定,犯罪嫌疑人王应华也应当对此次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王应华因畏惧承担事情的法律后果而弃车逃逸的行为,成为了认定事故过错及责任的关键因素,故而,其逃逸行为使得其由同等责任或者主要责任转化为了承担此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份作出的《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如果是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同时又有严重情形,如酒后驾车、吸食毒品后驾车辆、无照驾驶、明知机动车辆机件失灵、明知机动车辆配置不全、明知是报废车辆而驾驶的、以及肇事后逃逸的等,有这些情形之一的,即使是造成一人以上重伤,也构成交通肇事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王应华在事故发生造成受害人孙志莲重伤的情况下逃离事故现场,也应当认定犯罪嫌疑人构成交通肇事罪。

本案在集体讨论的过程中关于定性方面存在着分歧,因此特将此案向本院检察长做了汇报,并将案件具体情况向上级院进行了说明。

上级院经研究最终一致认为: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后行为人逃逸的,交通管理部门几乎认定其承担全部责任,但在刑法上还是应当查明事故的原因,不能仅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来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该案通过提审犯罪嫌疑人和询问受害人及相关证人了解情况,应当认定犯罪嫌疑人王应华承当此事故的主要责任,孙志珍承担此事故的次要责任。该案关于犯罪嫌疑人王应华骑电动自行车致人重伤后逃逸构成交通肇事罪,是不可置否的。但如果双方达成民事调解协议,犯罪嫌疑人王应华能够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将来对其处罚不会很重,可能会判处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甚至不排除不起诉的可能,故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构成犯罪无逮捕必要不予批准。

第8篇：交通事故处理案例范文

(一)第三者的相关规定

2012 年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的第3 条、第21 条和第42 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范围不包括发生事故车辆的本车人员、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即第三者是指除去上述人员以外的受害者。各保险公司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条款也对第三者做出了明确规定，以人保财险公司的相关条款为例，可以发现，驾驶员、乘坐者、被保险人(无论其是否属于车上人员)都排除在了第三者赔偿责任之外。综合分析上述规定，可见法定及约定第三者的范围为除去车上人员(包括驾驶员及乘坐者)、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亲属之外的交通事故受害者。

(二)车上人员的相关规定

根据《交强险条例》第21 条的规定，被保险车辆的本车人员依法被排除在交强险保障对象的范围之外。这里所提到的本车人员即为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所指的车上人员，而所谓的车上人员，顾名思义是指乘坐在被保险车辆上的人员。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行业基本条款(A/B/C 款，2007)强调，车上人员是指发生意外事故的瞬间，允许搭乘人员的保险机动车车体内或车体上的人员，包括正在上下车的人员;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驾驶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应列为除外责任。由此可知，车上人员指代的最小范围应是乘坐在被保险车辆上的合法乘客和车辆事故发生时身处被保险车辆之中的人。但此看似明了的界定，却因为过于简单且未考虑实际事故发生时的动态情况，而造成保险理赔纠纷。

二、车上人员转化为车外第三者在保险实务中的争议及其案例

保险实务中，事故发生时，原本在车内的人员脱离保险车辆并造成人身损伤的案件时有发生，对于此种情况能否在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责任范围内要求保险理赔并未有明确规定，关于伤者(或死者)的身份认定也存在着争议。

(一)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争议案件的主要类型

一是驾驶员能否转化为第三者。驾驶员因故离开驾驶室后，遭到保险车辆的碰撞或碾压，造成人身伤亡。此时，驾驶员能否转化为本方车险的第三者，获取相应赔偿，在保险实务中存在争议。二是乘车人员能否转化为第三者。乘车人员在事故发生时脱离保险车辆可能是主动行为，如因避险而跳出车外或正处于下车过程中;也可能是被动行为，如在事故中受外力冲击被甩出等。在这些情形下，受害人究竟应列为车上人员还是第三者，由于关系到保险责任和赔偿金额的不同，在案件裁判中有较大分歧。

(二)车上人员转化为第三者的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一：驾驶员被甩出车外，未能转化为第三者。2012年4 月5 日，杨某驾驶中型拖拉机运转木材，行驶至四川北川禹里乡云安村杨绍湾路段时，因拖拉机压垮路基，导致车辆翻车，杨某被甩出车外，车辆翻滚时，杨某被碾压在拖拉机下当场死亡。2013 年12 月20 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第20120185 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杨某驾车被甩出车外，被车辆压致死的交通事故。该中型拖拉机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责任限额10 万元)，出险后是否应按第三者赔偿，被保险人方和保险公司各有主张。法院判决：本案中杨某作为投保人同时也是被保险车辆的驾驶员，虽然事故发生时被甩出车外被碾压致死，但其车辆将路基压垮至车辆翻滚与杨某被车辆碾压致死应系同一交通事故，其与车辆脱离接触时处在事故发生进行中，杨某的身份不因车上车下的时空条件变化而转变为第三者，作为合法驾驶员，杨某所受伤害不属于交强险及三者险的赔偿范围。

案例二：驾驶员转化为第三者的情形。2011 年4 月20日下午，陈某雇佣司机郅某驾驶其车到水泥公司院内装水泥。因郅某登上罐顶与水泥公司装水泥口对接时，不慎从罐顶掉下受伤，被送往新安县人民医院抢救治疗，于2011 年5 月5 日医治无效死亡。陈某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而中保洛阳分公司认为，郅某是司机，属于车上人员，不是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约定的第三者，该事故责任不属于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保险责任。法院判决：郅某在车顶进行车辆与散灰装头对接操作时，其身份已发生转化，其履行的并非司机的职责，应视为车主雇佣的装车操作人员而并非本车人员，故郅某符合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身份。案例三：乘车人员未能转化为第三者。刁某搭乘吴某驾驶的大货车在行驶途中为避让其他车辆而失控，最终翻车，车内人员刁某在随车翻滚中受伤，后因右侧门破裂而摔至车外并再次受伤。法院判决：刁某在车内受伤，后又摔出车外造成第二次伤害，只是一次交通事故的连续状态。根据保险近因原则判断，刁某受伤的近因属于车辆失控翻车，而此时刁某人在车内，故在该起交通事故发生时，刁某属于车上人员，故其对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三者险范围内的赔偿请求不成立。案例四：乘车人员跳车后转化为第三者。

2010 年4 月15日，钟某驾驶着重型半挂牵引车带另一辆重型普通半挂车，王某坐在该车副驾驶位置上。过桥时，钟某曾停车检查，因未查出车辆有问题而继续前行。之后，钟某发觉车子有异样声响且刹车不灵，告知王某好像会出事，王某便打开车门跳下并因此受伤，经鉴定为十级伤残。法院判决：因王某从车上跳出而受伤，其受伤时的空间位置相对于车辆而言是在车外而非车内，与正在行驶中的被保险车辆形成相对第三者的关系，故应作为交强险的赔付对象。要求钟某投保交强险的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受害人王某。

三、车险中车上人员与第三者身份认定的观点评析

第一种观点认为，身份界定应以事故发生的特定时间身处何处为标准。因为机动车辆作为交通工具，其运行过程是动态的，而人亦具有能动性，不可能永久地处于机动车辆之中。故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所涉及的车外第三者和车上人员均为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临时身份，二者可以因特定时空条件的变化而转化。第二种观点认为，应遵照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合同对第三者的解释，考虑法律制度的设立宗旨，保证司法实践活动的公平正义，被保险人和驾驶人也可以从对方所投保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获得赔偿，故任何情况下均不能成为本车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对象，即不存在车上人员可以转化为车外第三者的说法。

上述两种观点都过于绝对，笔者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可根据车上受害人的身份来判定能否转化为第三者，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任何时候都不能转化为第三者

保险合同当事人不能构成本方车险中所指的第三者，原因在于在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中，保险公司和投保人、被保险人都属于保险合同当事人，除当事人以外的人才可能符合对第三者的定义。另外，根据保险的特征来说，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属于责任保险范畴，保障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如果将投保人、被保险人转化为第三者获取赔偿，则相当于保险公司对投保人、被保险人自身的损害进行了赔偿，违背了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故并不应支持投保人、被保险人等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在任何情况下转化为本方车险中的第三者，与被保险人共同构成同一财产权主体的民事主体和存在抚养、赡养、继承等关系的人，如配偶、父母、子女等人也不属于本方车险中所指的第三者。如案例一中提到的驾驶员杨某，虽被甩出车外，但因其身份是投保人，且他在甩出车外时仍为驾驶员，具备被保险人的身份，则不存在向第三者转化的可能性。但是，这类人的损伤可以通过其他保险获得赔偿，如本车投保的车上人员责任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也可以从对方车辆投保的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中获得赔偿。

(二)非保险当事人的驾驶员可视情况转化为第三者

一般来说，机动车辆保险中的被保险人指的投保人及其允许的合法驾驶员。按此约定，合法驾驶员具有被保险人身份时，无法转化为本方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但在案例二中，原驾驶员郅某出舱作业受到伤害法院却支持其转化为第三者获得赔偿，其原因有二：第一，郅某系车主雇佣的司机，不属于投保人及其亲属之类;第二，郅某受伤时，实际并未驾驶车辆，而是在罐顶工作，此时他的身份由雇佣司机转化为雇佣装车操作人员，不再符合被保险人的身份界定。据此可知，在同时满足上述两点条件的情况下，原驾驶员可以视情况转化为本方车险中的第三者。当然，若受雇驾驶员是在驾驶过程中发生事故脱离车辆(无论是主动跳出还是被甩出)，都视他为投保人允许的合法驾驶员，具备被保险人的身份而无法转化为第三者。

(三)其他乘车人员在车体外首次受伤应视为第三者

此处的其他乘车人员是指除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亲属之外的乘车人员。由于机动车辆处于运行之中，人相对于车的方位不可能一成不变，发生事故时，车上人员被甩出车外，或是因避险跳出车外的情形均可能发生。在这些特殊情况下，认定车上人员和第三者的身份不应单纯的根据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约定，而应考虑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应从时间节点上来界定并划分车上人员和车外第三者，即在交通事故发生的瞬间，处于车辆中即视为车上人员，已出车外于车下，则应认定为第三者。而事故发生的瞬间这一时点如何确认，笔者认为，可以根据首次遭受伤害的时间地点来判断。也就是说，车上人员与第三者的区分除了依据出险时受害人身体处于车内还是车外这一标准外，还要考量该人受到的伤害是否与被保险车辆有关，若无关，自然不属于该车投保的保险责任范围;若有关，则应考虑首次伤害是否在车外造成。原乘车人员要想转化为第三者，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在交通事故发生的瞬间，处于车外;二是该人在此次交通事故中首次受伤地点处于保险车辆外;三是受伤(或死亡)原因是遭到被保险车辆撞击或碾压。此情况正如案例四所述，应支持其身份转化。但在案例三中，乘车人员是先遭遇交通事故，然后在随事故车辆翻滚时，摔出车外，其后遭到二次伤害。第二次伤害只能算作一次交通事故的延续，不符合在车体外首次受伤这一条件，故无法实现转化。

第9篇：交通事故处理案例范文

1、受理报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接到当事人或其他人的报案之后，按照管辖范围予以立案。

2、现场处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受理案件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勘查现场，收集证据。

3、责任认定。在查清交通事故事实的基础上，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事故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作用大小等，对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作出认定。

4、裁决处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依据有关规定，对肇事责任人予以警告、罚款、吊扣、吊销驾驶证或拘留的处罚。

5、损害赔偿调解。对交通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的赔偿，按照有关规定和赔偿标准，根据事故责任划分相应的赔偿比例。

6、向法院起诉。如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调解无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终止调解，并发给调解终结书，由当事双方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