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思想精选(九篇)

第1篇：孝道思想范文

“忠孝”是儒家提倡的一种普遍道德，“神仙”是道教追求的一种终极理想，在许多人看来，二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干。然而，在道教发源地青城天师洞，一块“忠孝神仙”的金字巨匾，堂而皇之地悬挂门庭。在道教众多的教派，尚有以忠孝为本的净明忠孝宗。于是，当我们认真审视道教的教理教义时，便发现儒家的伦理道德早已深浸入道教的思想学说之中。正因为如此，要学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具，焉论神仙，这已成为道教界的一个共识。这里，就道教的孝道思想做一探索。

考 察道 教孝道思想的来源， 无疑来自儒家。儒 家继承 西周 以来 的传统 礼 制 ，十 分重 视伦理 道德 的建 设 ，其 中即包括 对孝道 的肯 定与 发扬 。“孝 ” 的思想 ，其产生约 当于 西周 时期 。从金文 及《周 书》和《诗经》 等文献 中， 可 以看 到 已有大 量关于 “孝 ”的内容 ，表 明 “孝 ” 的伦理 观念 已经 形 成 。《说文解字 》日 ： “孝 ，善事 父母 者 。从老 省 ，从子 。子 承老 也 。”说 明 “孝”乃是一种家庭伦理 ，并在当时社会生活 中 ，有 着相 当重要 的规范作用 ，被视为高 尚的道 德情操而 为人们 自觉力行 。

中国古代文化 属伦理型文化 ，在中国这样 的宗法制社会 中 ，其伦 理的核心就是忠 孝人伦 ，这一 点特 别表 现在 以忠 孝为 本 的思 想 上 面 。孔 子在 《论语 》 中 曾说 ： “君子务 本 ，本 立而 道 生 。孝 悌 也者 ，其为仁之本 。”儒家主张积 极入世 ，认为治 国必先齐家 ，因此将 忠孝说成 “为仁 之本”是合乎逻辑 的 。

从 历 史 角度 上 看 ，孝道 是在 个 体 家庭 出现 以后 ，作 为家庭 内部的行为规 范而 产生的 。其思 想内涵主要表现在 两个 方面 ：一 是对 于在世的上辈 的敬爱 、服从和赡养 ，二是对于 已故上辈和先祖 的敬 仰和追念 。应当说 ，这个伦理概念 主要是针对现 实的世 俗生 活 。但 是 ，在 其 发 展意 义 上 ，却 远不 止于此 。其 中的第二个 方面 ，即对于 已死之 先辈 的 “追孝”态度和方式 ，导致 了中国传统 的祖先 崇拜进 一步发展 。显 然 ，也 正是这 点首先 沟通 了 儒 家 与 道 教 的 内在 交流 ，这对 于道教 神学与伦理学 的建设 是很 重要的 。因为 “宗教 ”一词本 身 ，就同祖先崇拜有着不可分割 的 内在联系 ；而祖 先崇拜的 目的 ，就 是 以 先 辈 为伦 理 范型 ，昭示于人 ，要求人们循 蹈其迹 。

然而 ，两家追求 的终极理想毕竟有较大的差异 。在解决 “仙道 ”与 “人道 ”内在的矛 盾时 ，就必须 以某种价值 观为基础 。对此 ，道教 所提 出的调和方 法 ，就是要求 慕道修仙之人 ，首先必须履行社 会共 同的 “人道 ”价值 。《无 上秘要 》 卷 l5说 ： “父母之命 ，不可不从 ，宜先从之 。人道 既备 ，余可投身 。违 父之教 、仙无由成 。”先 当 “仁爱慈孝 ，恭奉尊 长 ，敬承二 亲” 。 《洞玄安志经》亦说 ： “夫学道之为人也 ，先孝 于所 亲 ，忠 于所君 ，悯于所使 ，善 于所友 ，信而可复，谏 恶扬 善 ，无 彼 无 此 ，吾 我 之私 ，不违外教 ，能 事人道 也 ；次绝酒 肉 、声色 、嫉妒 、杀害 、奢贪 、骄恣也 ；次断五 辛伤 生滋味之肴 也 ；次 令 想 念 兼 心 睹清 虚也 ；次服食休粮 ，奉持大戒 ，坚质勤 志 ；导引胎息 ，吐纳和 液 ，修建功德 。”如此则仙道 可成 。这样一来 ，就将儒家忠孝仁信 的思想与道教 养生修仙之间的关 系有机地 融合起来 。

应该看到 ，道教 自创建 之始，便开始吸收儒 家的忠孝观 。 《太平经》就劝人们遵守忠君孝亲 ，认为最 大 的罪过 是 不 孝 ， “夫天地 至 慈 ，唯 不 孝大逆 ，天地 不赦 。” “孝善之 人 ， 人亦不侵之也 ；侵孝善之 人 ，天为治之 。”对 父母 应尽孝，对君王则应 尽忠 ： “为帝王生出慈孝 之臣也 。夫孝子之忧父母也 ，善臣之忧君也 ，乃 当如此 矣 。”葛洪认 为只求金 丹而不修道德 ，长生不 死仍是办不到 的 ，所 以他 反复强调了行善立功是成仙的一种前提和保证 。

《抱 朴子内篇 ·对俗》说 ： “立功德为 上 ，除过次之 。为道者 以救人危使免祸 ，护人疾病令 不枉 死 ， 为上功也 。欲求仙 者 ，要 当 以忠孝和顺仁信 为本 。 若德行不修 ，而但 务方术 ，皆不得长生也 。”这就明 白指 出 ，为道者必须先立功德和善行 ，而最重要的善行就是按 照儒家忠孝 仁义的原 则来 立身处世 。

其后 ，在众 多的道经 书 中都一致强调孝道对修仙者 的重要 性 。 《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 经》说 ，凡修道 之人 ， “其能壮 事守善 ，能 如要 言 ：臣忠 、子孝 、夫信 、妇 贞 、兄敬 、弟顺 ，内无二心 ，便可为善 ，得种民矣 。”强调 “事师不 可不敬 ，事 亲不可不孝 ，事君不可 不忠 ，仁义不可 不行。 ” 《太 上大道玉清经》卷 一则直接糅合儒 家道 德说教 ，并假 元始天尊 之 口训 日 ： “第 一戒者 ，不得 违 戾父 母师长 ，反逆不 孝 。”而那些 “不孝父母师长 者 ，死入地狱 ，万劫不 出。纵l-i=人中 ’．…一受人 凌刺 ，常居卑贱 。”于是 ，儒 家的道 德说教作为 正面引导 ，道教 的地狱苦难则作 为反 面的恐吓威慑力量 ，在道教伦 理 内协 同发挥作 用 。

《太上洞玄灵 宝智能罪根 上品大戒经》更大量包容儒家道德说教，提 出 ： “与人君言 ，则惠于国；与人父 言 ，则慈于子 ；与人 师言 ，则爱于众 ； 与人兄 言 ，则悌 于行 ；与人 妇言 ，则贞于夫 ；与人夫言 ，则和 于室 ；与人弟子 言 ，则恭于礼；与人奴婢言 ，则慎 于事 。”这种说教 ，可 以说是包容 了社会人伦各个方 面 ，较之儒家经 典的有关论述 ，并不逊色 。

实 际上 ，西汉之 际的道 家已经开始援 引儒 家以正 人 心 。如 《道 学 传》 载 西 汉道 家 学者 成 都人 严遵 ， “修道 自保 。与人 子言 ，依于孝 ；与人 臣言 ， 依 于 忠 ；与 人弟言 ，依 于 顺 ；各 因 其发 ，导之 以善 。蜀 中化之 ，从 其言者过半也 。”北魏 寇谦之则在 《老君音诵戒经》 中 ，假太上老君之 口 ，针对当世之道德 堕 落 说 ： “我今 以世人作 恶 者多 ，父 不慈 ，子不孝 ，臣不 忠 ，运 数应然 ，当疫 毒临之 ，恶人死 尽 。”其 中所体现 的伦理观 与儒 家忠孝等观念在 内涵上并无二致 。

然而 ，道教对 孝道 的理解并未停留在一般做人必备的精神层面 上 ；而是在此基础 上 ，进一步强调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 ，将导致 自我价值的上升 ，取得其 自主命运的能 力 ，从而在追求神仙理想的过程中终得 圆满 。对此 ， 《太 上灵宝净明四规明鉴经》说 ： “道 者性所有 ，固非外而烁 ；孝悌道之本 ，固 非强 而 为 。得 孝悌 而 推之 忠 ，故积 而成行 ，行 备 而造 日充 ，是 以 尚士学道 ，忠孝 以立本也 ，本 立 而 道 日生 也 。 ” 这 里将 “忠孝 ” 视 为“道 ”的根本 ，只有讲忠孝才能 “立本 ” ，大力强调忠孝的社会作 用。

经 中说 ： “忠孝备而 可以成本，可 以立功 ，立功之 道 无 阳福 ，无 阴骘 ，无物 累 ，无 人 非 ，无鬼责 ，所 以上 合于三元 ，下合于万物也 。下士 呼符 水治药 饵 已人 之一疾 ，救 人 之 一病 而 谓之 功 ?非 功也 ，此道 家之 事方便法 门耳 。吾之 忠孝净明者 ，以之为相举天下之 民齐于寿 ，措 四海 而归太平 ，使君上安民 自阜 ，万物莫不 自然 。以之 将三军之众而神于不 战以屈人之兵 ，则吾之 兵常胜之 兵也 。以吾之忠 ，使不忠之人尽变 以为忠 ；以吾之 孝 ，使不孝 之人 尽变以为孝 ，其功可胜 计哉 !”从而将 “忠孝 ”从 个人修养扩展到社会 实践方面。

在后来道教 的善 书中 ，即反复阐述 了这一重要思想 。如 《劝世 归真》 日 ： “人生在世 ，莫忘忠孝二字。为 臣尽忠 ，为子尽孝 ，乃万古不 易之理也 。吾 劝 世 人 ，或 为 忠 臣 ，或 为 孝 子 ，则不 愧 为 人矣 。” 《太 上感 应篇集注》亦说 ： “父 母为五伦之首 ，孝 亲乃人道 之先 ”。 “立善 多端 ，莫 先忠孝 ，即成仙证佛 ，亦何尝不根基 于此 。”

第2篇：孝道思想范文

有关敦煌佛教孝道思想的相关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一文及郑阿财博士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一书，探其内容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由于笔者多年来关注《观音经》在中国的流传与弘扬，故于敦煌遗书的《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发现许多造经者基于中国孝道思想为亲人抄写《观音经》。为此，本文拟从《观音经》抄经题记中探讨有关孝道思想的文献，一则说明抄写《观音经》也是佛教徒表达孝思的方式；其次说明敦煌《观音经》信仰深受儒家孝道思想影响，并与净土信仰结合，使观音在中国成为超渡亡灵、接引往生西方净土的重要菩萨，而孝子们对菩萨愿求的多元化，使得观世音菩萨与《观音经》在中国的地位不断提升。

一、佛教孝道思想的产生

冉云华先生总结说，在印度经典与龙树山出土的碑铭中，可以知道印度社会虽然也重视孝道，但不像中国佛教，孝被视为“天地之本”。由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对孝道的重视远胜于印度，因此中国佛教人士所受的孝道压力远比印度沉重（冉云华：《中国佛教对孝道的容受与后果》，收入《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10月，第107～120页）。

中国原本重视孝道，当佛教传入中国，最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的，便是“出家剃发”与“无后”二项。中国佛教祖师为了使佛教见容于国家、社会，遂积极阐扬孝道思想，主要有“翻译佛教孝道经典”、“注释印度孝道经典”及“阐扬佛教孝道思想优于儒家”等三个方面。佛教历经几个世纪与儒家论辩后，经过一次次质疑，最终积极地建构出佛教自己的孝道思想，因此佛教的孝道思想不仅因此为帝王、百姓所接受，更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资产。

二、敦煌佛教的孝道文献

敦煌虽地处边陲，但与中国政治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孝道的重视也不例外。敦煌十七所寺院是民间主要的教育机构，其儿童教育教材以《孝经》为最主要内容。如前贤的研究，敦煌藏经洞保存了大量的佛教的孝道文献，主要有俗讲经文、佛教歌咏及佛教斋会三方面。

这些作品主要说明孝顺必须出于真心，且实践于昼夜十二时中；而用功修行的孝子不仅在世能消灾免难、得富贵、获封侯；死后还可升往极乐净土。此外文献中也常引用《孝经》、《论语》、《曲礼》等儒家经典来互相印证，并说“孝道”是三教所共同赞扬，反映出敦煌儒释两家“孝道”思想的融合。佛教徒还将儒家推广《孝经》的事迹编成歌曲，如巴黎伯2721号“皇帝感新集孝经十八章”第三首：“历代以来无此帝，三教内外总宣扬。先注《孝经》教天下，又注《老子》及《金刚》。”歌曲中这位广为敦煌百姓歌咏的皇帝，就是天宝三年下诏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的唐玄宗，由此可见唐代政策确实扩及于敦煌。当然敦煌地区也像汉地一样，流行参加盂兰盆会，藉以供养三宝，超渡先亡，并为生者祈福。遗书中有：伯2055佛说盂兰盆经，乃翟奉达为妻马氏追福，每斋写经一卷；另外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尚有敦煌盂兰盆经卷子以及“二太子盂兰节荐福文”的超度疏文。显然敦煌地区并没有脱离儒家教化的地域范围，释门徒众反而极力会通儒、佛两家的孝道思想，而创作出这些唱作俱佳的孝道文献，其目的无非是启发人们的善根，强调学佛不离世间，尤其必须要尽伦尽分、恪尽孝道。在如此重视孝道的文化环境中，我们可以从敦煌大量的遗书题记发现，子女也常为父母抄经祈福或超荐度亡，敦煌《观音经》抄经题记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以下逐一说明。

三、反映孝道思想的《观音经》题记

在注重家庭人伦“孝道”的中国环境中，子女面对父母的去逝，不免伤痛；对于父母的追思，传统儒家亦强调“丧则致其哀”，习俗必须守丧，甚至要遵从国家所立服丧的严规。而佛门所阐扬的孝道思想，除了说到能与儒家一样做到这些世间的孝道，更强调使父母脱离轮回之苦、获得往生净土的出世间孝道。敦煌佛教对孝道思想的阐扬，正是深受汉地的影响，所以从敦煌孝道文学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弘扬者极力宣扬佛弟子必须于父母在世时，劝化其持戒修行；父母丧时，不像儒家杀生祭祀，增重父母恶业，而是延僧诵经作七超渡，或亲自参加盂兰盆会、书写念诵佛经、敬造尊像、佛经变相，回向父母。敦煌三十七号有题记的《观音经》造经中，有十三部是子为父母所造，其中包含在家信众十部、出家僧人三部。

1、在家者的抄经题记

从所见《观音经》抄经题记来看，在家者为超荐亡父母的题记，最早的是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最晚的是五代后梁壬申年〔912〕张海晟为亡父的抄经。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清信女张氏为超渡七代父母所写这部经是与《无量寿观经》合抄，说明七世纪中叶以后敦煌《观音经》信仰与西方净土信仰已密切结合。这类“净土观音”的信仰当是受到西方净土经典的影响，而从唐高宗、武后开始广为流行，并且历经晚唐、五代乃至今日而不衰。因此不论贫、富、贵、贱，人们不仅深信书写、受持、读诵《观音经》能免除人世的灾难，而《观音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更具有接引往生西方的功能，可谓是冥阳两利。敦煌孝道文学作品中，除了描述母亲怀胎十月的艰辛以启发子女孝心，更极力强调侍奉父母当和颜悦色，对于孔子所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道理，也有许多感人的描述。尤其，对于那些未能亲自孝养父母、离乡背井、追求仕宦者，如伯2418号“父母恩重难报经讲经文”也说到：“经求仕宦住他乡，或在军中镇外方；儿向他州虽吉健，母于家内每忧惶。心随千里消容貌，意恨三年哭断肠。”讲经文指责的是忘却父母恩德、抛弃父母于不顾的不孝之子。这类人虽然荣华富贵，但因为见利忘义，背弃人伦，所以特别为中国社会所不容，往往被称为连禽兽都不如。然而，罗振玉旧藏唐至德二载（757）长孙颜夫妇的抄经，所呈现的是中国人最传统的家庭孝道形式之一：

至德二载十一月十三日，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长孙颜妻清河路氏，为亡妣远忌敬写《观音》、《多心经》同一卷。

长孙颜官拜“摄豆卢军仓曹参军、宣节副尉、守左卫西河郡六壁府别将”，他是豆卢军军粮的负责人，并以武散官身分兼任山西与陕西交界府兵的一名将领。这对武官夫妇显然不是上述追逐功利背弃人伦的负心人，从题记中可以知道他们虽然身处异乡，但适逢亡母忌日，难掩思母之情，遂亲自恭敬书写《观音经》与《心经》各一部，为亡母追福。从这条题记，我们看到佛教传入敦煌后，抄写《观音经》也成了中国人家族祭祀、慎终追远的重要宗教活动之一，敦煌的《观音经》信仰似乎更加多元了。

2、僧人的抄经题记

诚如前言所说，佛教传入中国后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剃发”与“无后”两项。僧佑《弘明集》记载反佛人士引《孝经》，首先对牟子提出“剃发”的问难：“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其次，又指责僧人出家修行，有违孝道“无后为大”的观念：“福莫踰于继嗣，不孝莫过于无后；沙门弃妻子、捐财货，或终身不娶，何其违福孝之行也？”（《大正新修大藏经》卷52，第2～3页）虽然牟子极力辩论，佛门为此所受到的责难却有增无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佛教祖师为了顺应民情，遂积极阐扬佛教孝道文化。然而僧人出家修行，又如何克尽为人子女的孝道？在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僧人既是孝道观念的引导者，也是实践者。僧人除了以各种活泼善巧的方式宣扬佛教孝道，并且也同在家居士一样，藉由参与抄经、造像、法会等宗教活动，为俗家的父母亲追福。如斯4366号卷子，是比丘尼道容于大统十六年(550)为先亡抄《大般涅盘经》卷十二；另外甘博002号卷子，为比丘尼元英于戊寅(558)年为七世宗师、父母等抄《大集经》及《入楞伽经》。这些僧人的愿求，与前述在家信众的抄经题记，基本上没有很大差别，也就是相信不论造的是大小乘经典，都有利益现世生者与往生者的多重功效。同样的观念可见于敦煌僧人的《观音经》抄经题记。

在有纪年的题记中，僧人抄写《观音经》的比例仅是在家信众的三分之一，而且一直到唐玄宗开元廿五年（737）才出现，年代有偏向晚唐五代的趋势，但又没有形成僧人大量抄写《观音经》的现象。其中120号题记曰：“开元廿五年二月八日，弟子支师师为身亡写《观音经》一卷。”从题记中可以知道，这是某人为亡者抄经的愿文。但是文内的“弟子支师师”意味着三种可能：（一）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某人抄经；（二）姓“支”名“师师”的佛弟子，为自己未来身亡预写经典。（三）是僧人“支师”为其师父身亡亲自写经。若采用第三说，则“支”姓乃西域僧人的俗姓。盖道安法师统一僧人以“释”姓之前，中国的僧侣出家后多从其师姓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9，第341页），而“支师”这份写经也说明晚唐时期敦煌佛教对于出家姓氏仍没有严格的规范，且约定俗成的力量也还不是很强。其次，“支师”的题记不禁令人想到中国人“尊师重道”的观念，儒家五伦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的人际关系，师伦虽未列入，但《礼记·学记》说：“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可见老师在儒家的人伦关系中也居重要地位，尤其唐韩愈更说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师长应保持恭敬与感恩，都是僧俗应该有的基本修养。“支师”为师身亡，而以中国的书写工具与方式发心抄经，除了说明西域胡僧对《观音经》的信仰及汉化的事实及他们对于华、梵“师道”传统的接受，也似乎让人看到了中国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影子。

北新879号写卷，是晚唐天复二年（902）敦煌三峗山地区寺院住持，虔诚刺血抄《金刚经》与《观音经》各一卷。由于整个愿文所回向的对象，涵盖“四生九类”、“水路飞空”等一切有情，不像一般的抄经愿文，看来三峗禅师似乎将法会祈愿模板，作为个人抄经愿文。如文说：“……师僧父母，各保安宁；过往先王，神生净〔土〕。……”但这类愿文中“孝道”与“师道”观念，仍是不可少的重要的项目之一，而僧人写作的顺序也置“师僧”于“父母”之前。可见，佛教的孝道思想已经深深在敦煌扎根，僧人不必再刻意强调对父母的孝道。S.3054号是后梁贞明三年（918），报恩寺僧海满为亡父所造，并委托师兄弟胜智抄写。它与其它《观音经》抄经最大的不同，是海满特别回向父亲往生“弥勒净土”，而不是广泛的“净土”或“西方净土”，说明了五代时期报恩寺观音信仰与弥勒信仰并存的现象。从这三条题记可以知道，随着《观音经》在敦煌流传几百年来，观世音菩萨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与功德几乎提升到极点，抄一部《观音经》的功德，也几乎等同一场水陆等法会的效力，观世音菩萨可以圆满人间孝子的各种愿求，使先亡父母及七世祖先能随愿往生各种净土。

第3篇：孝道思想范文

【论文摘要】孝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孝道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孝道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儒 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 范体系的最重要 的内容之一 ，是儒家用以规范父母与子女 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孝道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孝道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中，孝道思想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儒家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道德规范体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儒家用以规范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家、国、天下是密不可分的统一整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应该立足于最小的一点——家，从自我做起，弘扬孝道，孝敬父母。弘扬孝道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也是响应创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的具体做法。

孝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晚辈对长辈的伦理道德。《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尚书》上对孝的解释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孑L子说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就是说年轻人在父母身边就要孝敬父母，离开家里就要敬爱兄长。“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圆可见孝的内容很多，主要包括的内容有：一为养，即赡养父母。二为敬，即孝敬父母。三为安亲，四为终身孝敬。此外《论语>中多次提及的丧葬及其丧葬的礼节问题也被孔子认为是孝敬父母的延伸。

“仓廪实而知荣辱”，物质是基础，所以尽孝道的首要条件是赡养父母。子夏问孝，子日：“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喔说子女侍奉父母能经常和颜悦色是件难事。遇到有事，子女去操劳；有好吃好喝的，让父母享用，仅这样就可以认为是孝了吗?从孔子的疑问中就可以知道 ，孔子认为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要孝敬父母肯定要做更多，那么更多的是什么呢?《论语》中对这个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阎释，即“敬”。

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说了，现在称作的孝，是仅仅能供养父母就行了。然而就是狗、马也能得到人的饲养；如果没有对父母的一片孝敬之情，那赡养父母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孔子驳斥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孝”的概念，认为孝不仅仅是能够供养父母，还必须要敬，要对父母有一片孝敬之情，孔子在这里着重强调了“敬”。羊羔跪乳，乌鸦反哺，那是一般动物的本能，而人类如果只停留在这种初级阶段，把妥善安置父母的衣食住行问题作为孝顺的最高境界，就未免愧对于“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称谓了。孑L子认为在养父母的同时必须对父母“敬”。子日：“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ft恃 奉父母，(如果发现他们有不对的地方，应该婉转地规劝，如果父母没有听从的意思，仍然应当恭敬的侍奉，不要冒犯他们，尽管内心忧虑，对父母却不怨恨。

在孔子及儒家看来，孝敬父母不仅要“养亲”、“敬亲”，还要提倡“安亲”。所谓“安亲”．就是说子女在父母生时立身行道，不犯刑律，不做冒险的事，不做不义的事，以免父母为自己的过错和安全担惊受怕。《论语·里仁》提到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也是孔子提及的安亲的重要内容。131(p17)

子日：“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在世时，因为儿子不能享有独立行动的权力，所以只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之后就要看他的行为，如果他能长时间地遵照父亲生前的道德规范而没有改变的话，就可以称他是孝子了。孔子总结性的指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孑L子构架了一个生命的轮回的框架，子女不改变父母生前奉行的准则，继续继承他们的事业或者是遗愿。“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三”是虚指．指很长的时间，甚至是一生。因此这是一个自觉性太强、时间又长的过程，是需要很多毅力的，所以笔者觉得这是孔子所认为的敬父母的最高标准了。这也是终身孝敬的难能可贵之处。

子日：“(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孔子不但重视对父母的养、敬、安和终生尽孝，还特别重视对父母的丧葬极其礼记。孔子说“丧事不敢不勉”即说办丧事不敢不尽礼。但他又提倡丧礼的朴素节俭，他明确指出更应该做好的是在父母生前尽的孝道，孝敬父母。这在《论语·八佾》中体现出来，林放问礼之本。子日：“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指出，就一般礼节仪式而言，与其过分奢侈，宁可朴素节俭；就办丧事而言与其在仪式上大操大办，不如内心真正悲哀。

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孝道问题上又有了进一步的研究，他曾经写过《孝经》。曾子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曾子主张父母的葬礼要谨慎对待，祭奠祖先要敬重、真诚，这样做就能够使社会道德风尚日渐淳厚。曾子将孝道与社会的道德风尚结合起来，高瞻远瞩，把对孝道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那么《论语》是如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尽孝道的问题呢? 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子日：“《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当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参与政治时，孔子说道，《尚书》上说“孝呀!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只要把这种品德应用到政治上去，那就是参与了政治，为什么只有做官才算参与了政治呢?看来孔子认为不一定只有做官才算是参与了政治，将孝的品德应用到政治也是参与了政治。孔子以德治国的主张从这里也可略见一斑。

尽管孔子认为将孝的品德运用到政治上就是参与了政治，但是现实社会中必有很多人是在朝廷做官的，就不能日夜陪伴在父母的身边了。那么怎样处理这个忠和孝的关系问题呢?古人眼里的孝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孝指的就是在家侍奉父母，听取父母的心声，即小孝；广义的孝指的是在在朝廷里忠于君主，没有贰心，即大孝。孝道在政治范围内延伸成了忠君爱国。孔子以“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以小孝和大孝的关系巧妙的处理了忠和孝的关系。

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有子认为一个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人，而喜欢冒犯长辈和上司的情况是很少有的；不喜欢犯上却喜欢作乱的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一点给封建帝王“以孝治天下”、“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以很充分的理论根据，孝道在政治范围的延伸就是忠君爱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在孝道的基础上得到了最为广阔的延伸，“父父子子”最终演变成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统治阶级要求臣下忠于君主的目的在倡导孝道的光鲜外表下达到了。不过作为迎合统治阶级统治的孝道也是得到了提倡的，孝道在主观意愿之外开花结果，枝繁叶茂起来。

《论语》从物质上赡养父母、精神上尊敬父母、终身孝敬、对父母生前身后事之以礼、如何处理“忠”和“孝”的问题上都做了精深的阐释。对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孝道问题作了一个概括，涉及了如何孝敬父母的方方面面，也解决了在孝敬父母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各种矛盾问题。例如：尽礼与节俭的问题、传统社会中“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第4篇：孝道思想范文

论文摘要：当今孝的观念和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发生了显著的交化，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孝道思想在应对这种社会变化的时候，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因此，我们应该充分考虑佛教中孝道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积极影响和价值。《盂兰盆经》作为影响力很大的佛教经典孝经之一，其中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的思索和研究。

在现代社会中，虽然传统的孝道思想仍然有一定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冲击这种影响力在逐步减弱。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挖掘中国宗教思想的宝藏，为中国传统孝的思想提供更多的、有益的理论补充。佛教中“孝”的合理思想对当前我国社会重新树立新的孝道观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主要浅析佛教经典孝经《盂兰盆经》中的孝道思想。

一、当今社会孝道观念的变化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孝文化存在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封建宗法制度盛行，家族和家庭对社会和个人有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族长和父权往往分别是家族和家庭的中心。由于社会的封闭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条件的限制，个人往往对家族和家庭有很深的依赖。但是，在当今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里，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社会日趋开放，人们有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人不再是无法冲破家族和家庭束缚的孤独的人。因此，家族和家庭对个人的影响和作用明显下降，甚至消失，家庭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人本位。人们传统的孝道观也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发生了质的转变。

随着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普遍推行，两代人思想的隔阂加深，甚至出现了沟通的障碍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孝”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削弱了。具体表现为：1．不再笃信家长的权威。由于当今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很快，孩子知识的获得不再是简单的通过家族或家庭的言传身教而往往是通过社会来获得。家长对孩子知识的权威性有所下降，这也就直接影响了家长在孩子生活中的地位，由此，造成了孩子对家长的质疑，甚至不尊重。2．社会流动性和生活节奏的加快，家庭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隔代和多代家庭的结构出现了瓦解，夫妻二人世界的生活成为社会的主流。由隔代或多代一起共同生活发展到夫妻和孩子一起生活，这直接影响了孝的观念和意识的传统。

在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西方思潮冲击着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孝道观。西方具有与东方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古希腊罗马时期，幸福论者将个人的快乐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德行论者强调普遍的理性、知识和禁欲。因此，不论是德行论者还是幸福论者对于所谓的“孝道”都是十分淡漠的。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以信仰取代感情，以神性取代人性，在一个以上帝为核心的社会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情孝道受到无情的压抑。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开始崇尚极端的个人主义，在虚假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掩饰下，往往孝的观念淡薄。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影响西方的同时，西方的一些观念也在影响着中国。

二、《盂兰盆经》中的佛教孝的思想

1．孝与众生、大众的教化。在《盂兰盆经》中充分体现了大众的力量，如《佛说盂兰盆经》中说：“时佛敕十方僧，皆先为施主家咒愿”，“当须十方僧威神之力，乃得解脱”。在这里它借助了六合众僧的形式突出了广大众人在宣扬孝道中的作用。在当今社会里，可以通过借助全体群众的力量来宣扬孝的思想，提倡孝的风气。风气的提倡和孝道的宣扬离不开教育，佛教很注重教化的作用，佛经本身就是教化的工具，《盂兰盆经》是佛在祗陀太子的花园中为大家讲解的。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宣传孝的手段很多。但关键并不在于各种手段和如何宣扬，关键在于孝的思想是否能够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中，孝的提倡本身就是和谐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既联系了我们日常百姓的小家，又联系了我们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家。

2．孝与人性、敬畏心。在《盂兰盆经》中并没有回避人本性中自私的一面，通过目连尊者母亲的行为突出表现了人性的自私。目连尊者母亲得到食物时“便以左手障钵，右手揣食”这一描写形象地表现了人的吝啬不舍、只为自己、自私的本性。而得到的报应是“食未人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佛教中强调因果循环和因果报应，正是目连尊者母亲种下的吝啬的“因”，从而导致了恶报的“果”。佛教正是利用人们对地狱的恐怖，使人产生敬畏心，从而达到震撼人心灵的目的，使人能够尽心行孝。在当今社会中，虽然我们大力提倡孝的风气，进行孝的教育有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对不孝恶行的惩罚是非常有限的，并不足以震撼人的心灵。

孝观念的建立，是在孝的风气提倡之上的。而风气的提倡往往是利用人本性中善的一面，挖掘人善的本性，往往是从如何抑制人恶的一面开始的，而恶的抑制不是简单的说教可以达到的。因此，佛教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现实的地狱来惩罚人们的种种恶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应该理性地面对不孝的行为，并建立相应的系统化、法律化和规范化的社会惩罚体系。

3．孝行与孝心。佛教经典中在宣扬孝行的同时，更注重孝心，强调行和心的统一。中国佛教孝道认为，不仅要以“敬”报答父母恩，而且要以“德”报答父母恩，更重要的是要以“道”报答父母恩，只有理、行同修，才能达到真正的大孝。并提出父母去世时“三年心丧，临丧宜哀”的主张，以显示告诫佛徒不忘世情、慎终追远的孝道思想。《盂兰盆经》中也间接反映了这一思想，在该经中目连尊者并不只是在行为上祭拜过世的父母，而是从内心里牵挂着已经过世的父母，通过佛祖的指点，最终解救生在饿鬼中的亡母。

在当代青年中，尊老、敬老、养老的观念逐渐形式化，子女往往只是从物质生活上关心老人，忽视了从内心和精神上关心父母。老人更需要得到的是子女和晚辈的“精神赡养”，也就是子女除了满足父母的物质需要外，还要从内心和精神上关心父母，这也正是当今社会所缺乏的。

“精神赡养”应该是我们当前社会所重视的孝道核心思想。孝行和孝心二者真正的统一，才是我们社会所提倡的真正孝道。

4．孝与身心的和谐。佛教追求脱离现实的苦海，追求永恒的快乐，这种快乐的追求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是通过自己帮助众生带来更多的快乐，达到身心的和谐统一。这一点从《盂兰盆经》中可以体会得到，如“其有供养此等自恣僧者，现世父母六亲眷属，得出三涂之苦，应时解脱，衣事自然”。这是讲有孝心的儿女们，为了报答父母恩情，发心供养大德高僧，使现生已经去世的父母以及六亲眷属，都能够解脱痛苦，自然快乐。孝道本身作为一种善的行为，使别人获得快乐的同时，自己也会获得快乐和身心的愉悦。

三、《盂兰盆经》中孝道思想对社会的广泛影响

盂兰盆会是中国佛教每年七月十五举行的一种仪式，在民间有一定广泛的影响，其根据来自佛经《盂兰盆经》。盂兰盆会作为佛家一种独特的对去世父母行孝的方式，很受推崇孝道的中国人的欢迎，并与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融合，成为一个独特的民俗节日流传于中国各地，并逐渐演变为佛家最盛大的仪式和节日之一。

另外，由于《盂兰盆经》中目连救母的故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传奇色彩，再加上中国人有着重视孝道的文化传统，因此，目连的故事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历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目前最早的文学性文本可能是从敦煌出土的《目连变视孝道的文化传统，因此，目连的故事广泛流传，成为中国历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题材。目前最早的文学性文本可能是从敦煌出土的《目连变文》演变而来。历代戏曲中以目连传说为题材的剧目包括：宋代的《目连杂剧》、元代的《行孝道目连救母》、明代的《目连救母劝善记》、清代的《劝善金科》等，民间创作还有宝卷《目连三世宝卷》、《目连僧救母》鼓词等。有人称目连的故事为“中国的《神曲》”。只是到了近代和现代，目连救母的故事影响力才逐步减弱，但是在广大农村和佛教徒中还有一定影响。

四、《盂兰盆经》中孝道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

从学科意义上讲，必须对孝的思想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研究，以达到科学的认识。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生理学、心理学和伦理学上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没有从宗教学，尤其是佛教的角度进行详细的研究。《盂兰盆经》作为佛教经典的孝经之一，具有广泛的影响和理论代表性，因此，本文对《盂兰盆经》中和社会现实有关的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从哲学意义上讲，对佛教中所宣扬的孝道的研究补充和发展了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的空白。西方哲学从理论方面动摇了人们传统的孝的信念。传统孝道是朴素的，不需要什么具体的解释和论证，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坚持追究一切现象的最终依据，一切都必须做出科学的说明，并使之接受逻辑的检验。

而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根本上否认有认识真理的可能或真理的存在。他们认为道德既不能被认识，也不能被确认，伦理学中不存在认识问题，不存在道德的客观标准，所谓道德仅仅是个人任意性的选择。这样，就完全堵塞了对孝道的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在论及人类社会时，主要强调阶级关系，并没有涉及孝的思想。因此，我们需要在研究传统的儒家孝道的同时，对佛教孝的思想进行深入的、全面的研究，丰富西方哲学伦理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佛教作为我国最主要的宗教之一，拥有众多的信徒，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因此，如何积极利用佛教在广大信徒中的影响力，发挥佛教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佛教对社会积极作用的突破点。

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给了我们这方面的启示，社会的和谐是我们当前研究首要的关注点，而以孝的伦理观念为核心的家庭和谐是人自身和谐得以实现的基础。佛教中孝道思想对家庭和谐和人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因此，本文通过研究佛教经典《盂兰盆经》中的孝道思想的影响并分析其内涵来诠释当前社会中孝道问题，从而，通过佛家经典研究从另一个视角来关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5篇：孝道思想范文

[论文摘要]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传统中，儒家孝道思想不仅体现出一种家庭伦理思想，同时也体现出人类对于自身生命的关怀，它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生命价值观，是人类追求生命永恒的一种体现。祭祀祖先是对生命的追思意识，孝养父母是对生命的爱敬意识，生儿育女、以期传宗接代是对生命的延伸意识，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正是通过这三个层面展示出来，这也是儒家孝道文化独特魅力所在。 

梁漱溟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1](p307)当人们谈论儒家孝道思想的时候，往往最容易想到子女孝敬父母、关爱父母，其实，儒家孝道思想不仅局限于子女对父母的孝养，还包括其他两个层面的内容，即崇拜、祭祀祖先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对祖先的崇拜和祭祀是对过去生命的一种追思；对父母的尽孝则是对现在生命的珍视与关爱；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是对未来生命能够得以延续的一种期望，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古代社会，人类的生命正是通过在这三个环节中的不断流动得以传承与提升。孝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孝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色[2](p31)，生命意识则是儒家孝道思想的本质。 

 

一、生命的追思意识 

 

孝道思想中对祖先的祭祀是中国人祖先崇拜的一种表现，是人类亡而不死的生命意识，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三才》)孝是人类一切社会行为的根本准则，是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起点，故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纲也”(《吕氏春秋·孝行览》)。孝字是一个会意字，早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有“孝”字，孝字结构具有双重特征。从象形角度看，该字上半部是“老”字，表示祖宗、先辈的意思；下半部是“子”字，表示子女、晚辈的意思。从会意角度看，孝字则是“老”字与“子”字的组合，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生命意义：“老”扶“子”头，“子”承“老”身，这一结构既可理解为“子”是“老”的拐杖，有责任、义务对“老”的生命进行赡养和照顾；又可看作“老”用饱经生活沧桑的手掌抚摸着“子”的头，向晚辈托付生命传承的责任，传授做人做事的道理和方法。正是基于这样的意蕴，故《尔雅·释训》解释道：“善父母为孝”；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说：“孝，善事父母者。从老、从子，子承老也。”“孝”的文字结构向我们展示了“孝”所具有的最原始、最质朴的意蕴，尽管这只是一种萌芽状态，但构成了整个孝文化的生长点。正是通过对“老”和“子”这种原发性的生命关系的延伸和提升，才形成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孝文化。 

人类与其他一切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能够自觉用意识的力量去维护生命，在人类早期，人就开始思考自身的存在和生命本源问题，从而产生了对生命本源重视的意识，这种观念则体现在人们对祖先崇拜以及祭祀的活动中。 

西周金文中的孝观念大多数表现在对祖先的祭祀活动中，祈求祖先保佑子孙后代，其崇拜对象并非健在的父母，而是先祖。当时出现的孝字，也多与祖先祭祀活动有关，如《追簋》中有“用享孝于前文人”(《三代吉金文存》9．5)，《酒诰》中有“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文侯之命》中有“追孝于前文人”(《尚书·文侯之命》)等，句中无不包含此种意义。祖先崇拜的出现固然是由多方面心理因素造成的，但感念生命的由来、感激祖先赋予生命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他们知道：“先祖者，类之本也”(《荀子·礼论》)，“无先祖焉出?”(《大戴札记·礼三本》)，“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效特性》)。由于生命是从祖先那里传承而来的，我们先人所拥有的生命来之不易，所以人不能忘祖，“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礼记·祭义》)。人们祭祀祖先，就是要表达对祖先赋予我们生命的崇敬、感激和追思之情。“我们从思想的观念来看，人的最高生活目标就是生命，尤其在古代社会，举凡一切人能赖以生存的都被人视为最高价值所在，而当人智对自我主体有更深刻认识时，对生命之源，生命所从出之所，必生敬慕感念之情而加以祀之。”[3](p71)从这个意义上说，祖先祭祀与崇拜的行为，是孝道思想一种追本溯源的情结，核心是对生命来源的追思。 

孔子虽主张“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但他谈论孝不是承继周人只注重对祖先的追思，而是延续春秋的新思想，他将孝还原为人对祖先、父母的真实情感，为孝找到了现世个体存在的生命依据。在回答宰我问“三年之丧”时，孔子指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这是从生命追思的角度对“三年之丧”的合理性作出说明：我们生下来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难道在父母去世时，不应该守丧三年作为回报吗?可见，“三年之丧”并不神秘，它不过是人们真实情感在生命意义上的具体体现。孔子还曾经有言：“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人除了吃饭外，最重要的就是办丧礼和祭祀鬼神了。但孔子所认为的丧礼并不仅仅是一个礼节仪式的问题，他的重点在于内心感情在丧礼中的表现。在林放问他礼之本时，他的回答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对祖先祭祀的重视当与古人祖先崇拜的观念紧密相关。由此追溯孝观念产生的文化心理根源，我们不难发现，孝观念与祖先崇拜是直接关联的。祖先崇拜观念不仅使古代中国社会带着氏族制的脐带跨进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进而由氏族制发展到宗法制，它还深刻地影n向了中国的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钱穆先生说：“儒家的孝道，有其历史上的依据，这根据，是在殷商时代几已盛行的崇拜祖先的宗教。上古的祖先教，演变出儒家的孝道；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儒家的孝道，又维系了这个古老的宗教。”[4](p51)这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祖先崇拜观念与孝道的内在联系，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祖先崇拜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孝道观念是对生命的一种追思。 

 

二、生命的爱敬意识 

 

儒家孝道思想的生命意识不仅是在敬宗祭祖的活动中去体悟生命、感念生命，去追思生命来源，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在现实生活中珍惜和爱护正在存有的生命，把对先人生命的幽思化为一种现实的生命意识，生命的终极关怀也相应地转化在现实的伦理生活中，在现实中以爱心对待父母、以养心敬重父母，甚至在此基础上善待自己。 

孝道思想的爱敬意识主要表现为对父母的关爱，孟子道：“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意思是说孝的至高点没有比尊亲更高的孝行为了。换言之，尊敬父母就是最高、最大的孝。荀子也曾说：“能以事亲谓之孝。”(《荀子·王制))这也是说能够奉养自己的父母，就是孝。可见，孝首先是赡养父母，诚如《孝经》所云：“夫孝，始于事亲。”关爱父母、孝敬父母，对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年龄逐渐增大，子女因父母能够高寿而感到高兴、喜悦；同时父母在世的生命也在日渐减少，子女则因父母年迈而产生忧虑、恐惧。子女应当珍惜父母这一有限的生命，尽可能地去延长。当然，对父母的孝敬、对父母生命的延长，在物质层面上的赡养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关怀，孝敬父母的实质在于爱、在于敬、在于尊重。孔子在论及孝敬父母的时候也多侧重于发自子女内在的真情实感。如：“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论语·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为政》)孔子弟子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就意味着孝敬父母在物质层面上的满足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此基础上更要对父母有恭敬之心。“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中庸》)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就是说，孝顺父母是有原则的，孝敬父母要常常反问自己对父母尽孝是否是真心实意，如果对双亲不是诚心诚意，也就谈不上是孝顺父母了。从外在形式来看，孝敬父母的行为要严肃庄重，要合乎于礼：“生，事之于礼；死，葬之于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经·纪孝行章》)从内在情感来看，孝敬父母要怀有真诚的态度和真挚的感情，要“笃于亲”，只有心里对父母有笃诚的亲爱之情。才能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才能做到对父母“又敬不违，劳而无怨”。总之，对父母的孝行具有不同层次和境界，但核心是尊敬，诚如曾子所言：“其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祭义》) 

同时，孝道思想中所蕴含的生命意识还表现为对自我的关怀、珍爱。“身者，亲之遗体也。行亲之遗体，敢不敬乎?”(《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身体不仅是自己的生命的承载体，同时也是父母生命遗留下的身体，是父母生命在我们身体中的延续。善待自我、重视自我就是对父母乃至祖先生命的保全。“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也。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也。”(《礼记·祭义》)“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身，是伤其本。”(《礼记·哀公问》)为了保全自身的生命，为了自身安全，不登高，不临深，不处险地，“游必有方”。当然，伤风败俗、违科犯禁的行为更不能去做，以达到“不辱其身，不羞其亲，可谓孝矣”(《礼记·祭义》)的境界。 

孔子的弟子曾子临死时对他的弟子们说：“启予足，启予手。”(《论语·泰伯》)让弟子们看到自己的身体是完整的，没有损伤，并以此感到欣慰。曾子说，自己在生活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十分注意不使自己的身体受损伤，这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受之于父母的，其中承载了从祖先传下来的生命。曾子等都认为，受之于父母以完整的身体，应该以完整的身体还给父母，才能使父母的生命也得以延续，这是孝道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涵。“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作为一个生命体，自己的身体肯定是过去生命的承载者，生命是通过这一有形物质而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人对自我存在、自我生命的重视，正表现人对生命的崇高敬意。因为人的生命源于父母，父母的生命无限地往上追溯则来自天地，故人对自我生命的敬意就好比对父母、对天地的敬意一样。”[3](p24)。在当时家族观念流行的社会背景下，强调对自身的珍视、爱惜，体现出对家族生命传承的责任和意识。

三、生命的延续意识 

 

祭祀祖先、孝敬父母、保全自身只是孝道思想中的一个阶段，只有让家族的生命力不断延续下去，才是最大的孝。“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劳，大孝不匮。”(《曾子大孝》)孝道思想体现出入的生命意识，从祖先到父母，从父母到自己，从自己到自己的后代，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传宗接代的延续中得到流动、生生不息，从而也实现了人们对于生命有限的遗憾而追求永恒的一种价值取向。父母的生命传续到／自己，如果不能继续延续下去，那将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无子为其绝世也”(《大戴札记·本命》)，正是这种思想的明显体现。生命总是在代代相传中得以延续，这也是人类有限生命对无限生命的一种追求。以关爱生命、重视生命为内容的孝道思想，正是这样的一种生命价值观。这种生命价值观既表现为渴望生命延绵不断的传递，又表现为追求生命价值的不断升华。 

因此，要想获得生命的延续，实现生命的永恒，就不得不考虑传宗接代问题。生命的延续是通过家族延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样，家族生命的传承与家族的兴旺发达的价值观念就联系起来了，婚姻便成了人们生命延续的一件大事。“天地不合，万物不生；大婚，万世之嗣也。”(《礼记·哀公问》)男女结婚就成了传承祖先生命的一项重要内容，生儿育女成为保持家族生命兴旺的重要手段，是人生至关重要的责任。孔子说：“父母生之，续莫大也。”(《孝经·圣治章》)只要每一代人都承担起传承生命的重任，家族生命就会枝繁叶茂，万代不竭。 

从人的自然生命本性来说，任何一个个体生命都是有限的、暂时的，生命传承不仅表现为绵延不断的自然和生物意义的传承，更表现为对家族生命的物质传承和文化传承乃至精神传承(包括家业、家风等)，而后者是一种更有意义的价值传承。家族生命价值的物质传承的基本要求是守住家业，家族生命价值的文化传承的基本原则是传承良好的家风。孔子在回答孟懿子问孝时说：“无违。”孔子还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具体说来就是要继承先祖基业，保持先辈的风范。“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中庸》)不能很好地传承家风或没能守住祖宗基业的人，往往被认为是不肖子孙而遭贬斥，这充分表现了孝道中所蕴含的生命的物质传承和价值传承的双重内涵。 

从个体对家族生命的传承上来说，个体仅仅维持祖先遗留下来的基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继承祖先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要使家族生命在维持前辈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使整个家族生命意义得到辉煌发展，生命传承的意义也就体现出来。如果想使整个家族生命得到传承，其出发点便是立己身。“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使自己的地位身份能够确立是传承生命最重要的一步。“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孝”。“立身行道”的内涵是丰富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诚如孔子所担忧的那样：“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也。”(《论语·卫灵公》)如果一个人在经过立德、立功、立言等三方面的努力，能够使自己垂德后世、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最终实现超越短暂而有限的生命，获取人的永恒的生命价值。这一超越，从个人角度而言，既获得了现实生活的幸福，又实现了自身生命价值，体现了人生的意义；从家族角度而言，既可光宗耀祖、彰显其亲，还可以进而福荫子孙；从社会角度而言，可以报效国家，有益于民众。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妙手著文章。如果达到了立德、立功和立言的完美结合，那么就意味着圆融了生命的意义，体现了生命的价值。这样，也就达到了孝的新境界，实现了传承家族生命和完善自我生命的统一，真正实现了个体生命价值的不朽。 

 

结语 

 

儒家思想是一门“生命的学问”[5](p127)。因此，儒家其中的孝道思想也就不仅表现为一种家庭伦理思想，更是蕴涵了人类关于自身的生命意识的思想和学问。人类对生命意识增强和促进生命的不断延续是祖先崇拜流行的必然结果，祖先的形象庄严、高大既然反映出一个宗族生命力的强盛、繁荣，子孙为了保持祖先的形象就要努力发展本族的生命力。孝“实际上是中国人的人文性宗教，反映了中国人生命不息，文化绵延不断的历史意识和终极价值理想”[6](p25)。通过对祖先的祭祀活动，在缅怀祖先的时候，更融人了对先人生命的追念，感恩祖先给予自己生命。赡养父母、尊敬父母，珍惜父母从祖先所传承下来的生命。同时，也要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生命，把爱护自己的生命列为孝的出发点，是因为这生命直接来自父母。生命存亡的意义主要不是对自己个人而言，而在于这关系着祖先生命形象的存在和完整。即自己的生命既然是以祖先为代表的宗族生命合力的一部分，为了宗族生命力的强大，自己就得保重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自然而然地推理：为了宗族的壮大，让祖宗生命能够永久地延续下去，生命个体就必须要担负起努力生育后代的责任，以便给本族增添更多的物质意义上的生命；同时，正是由于这些物质生命的存在，承载了整个家族的精神生命，使得这种生命得以传承。否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族生命的延续受到阻碍，不仅因此而违背宗族群体的生存精神，也将会被视为是世间最大的罪恶。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2]杨国枢．中国人的蜕变[m]．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8． 

[3]王祥龄．中国古代崇祖敬天思想[m]．台北：学生书局，1992． 

[4]钱穆。中国文化导论[a)．文化危机与展望(下)[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 

第6篇：孝道思想范文

摘 要：佛经故事《弃老国缘》是一个经典的佛教孝道故事。佛教独特的孝道思想与对中华文化影响甚大的儒家孝道思想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然而两者在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以来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共同融进了中华民族的孝道文化之中。在现代社会，仍可以看到这两种孝道文化的痕迹。

关键词：佛经故事《弃老国缘》佛教孝道思想儒家孝道思想

佛经故事《弃老国缘》体现的孝道思想

《杂宝藏经》卷一的《弃老国缘》讲述的是很久以前，有个国家名为“弃老”，其风俗是把老人带到偏远的地方抛弃。有一个大臣孝顺，舍不得将老父亲按惯例赶走，就偷偷在地底下挖了一件密室，将父亲安置在里边随时孝养。当时来了个天神对这个国家进行考验。所出的难题众人皆无法解答，这时，大臣回去请教老父亲，在危机的时候挽救了国家。事后，国王知道了是大臣的父亲的功劳，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立马尊大臣之父为师，并普告天下，废弃弃老的习俗，有不孝父母，不敬师长都当加大罪。故事的情节和结局明确地宣扬了孝道的思想，而其中天神给国王出的几个难题和老父亲的解答更是突出地反映了佛教的孝道思想。具体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要敬信三宝，供养父母师长。故事中，天神变成一个连骸拄骨的饿人，问国王，世界上还有比他更饥穷瘦苦的人？大臣的父亲说道“世间有人，悭贪嫉，不信三宝，不能供养父母师长，将来之世，堕饿鬼中，百千万岁，不闻水谷之名，身如太山，腹如大谷，咽如细针，发如锥刀，缠身至脚，举动之时，支节火然。如此之人，剧汝饥苦，百千万倍。”①形象地描绘出不愿供养父母师长之人在地狱将遭受的痛苦。由此告诫世人要善对父母，为来世积福报。之后又从正面肯定敬信三宝，孝顺父母，精进持戒的人能获得福报，转生天上，胜过常人百千万倍。

第二，认为不但要供养父母师长，更要由孝到信，由信到忠。故事里天神变成一个身披枷锁铁链，全身冒火的人，问国王，世界上还有比他更苦的人么？大臣的父亲答道：“世间有人，不孝父母，逆害师长，叛于夫主，诽谤三尊，将来之世，堕如地狱，刀山剑树，火车炉炭，陷河沸屎，刀道火道，如是众苦，无量无边，不可计数，以此方之，剧汝困苦，百千万倍。”②在这里，佛经把不孝引申到不信，不忠。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更难做到对朋友信，对君主忠。这与《论语》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所表达的意思有相通之处。

第三，指出了行孝的根源在于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故事中天神问国王如何分辨两只外表一样马谁母谁子？大臣的父亲答道：“与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与子。”③正是因为父母恩情重如山，儿女后代难完报。父母在养育儿女时，受了无数艰难困苦，作为后代，应该生起感恩心，以报父母之深恩。佛在《父母恩重难报经》中将母恩归为十种：一者怀胎守护恩，二者临产受苦恩；三者生子忘忧恩，四者咽苦吐甘恩；五者回干就湿恩，六者哺乳养育恩；七者洗濯不净恩，八者远行忆念恩；九者深加体恤恩，十者究竟怜悯恩。④而佛教的报恩不仅讲今世，而且注重来世，由此推及到对一切众生起好感，生慈心。因为万物都可能是过去父母的精神所化成的，所以要戒杀。这也是出于孝心的表现。

总之，佛教的孝道思想认为孝行应该不仅停留在赡养承欢的层面，并且需要提升到令父母出离生死轮回的高度。宣扬戒孝合一的思想，认为行孝是持戒的基础和前提，而持戒又是善的源泉，归根结底，孝是众善之本，持戒和行孝的关系至为密切。各种戒律在外道之人看来可能太过严苛，但是佛家宣扬行善尽孝的思想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中华民族孝道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贡献。

如儒家“孝道”思想与佛教“孝道”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

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中国以来，一直受到儒家正统的非难，儒家认为佛门弟子，违背父母意愿，辞亲别祖，不娶不嫁，绝嗣无后，是为大不孝。但是在古代，儒家思想作为统治阶级捍卫正统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被“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佛教向往极乐世界，为来世积福祉的主张却在广大的穷苦劳动人民中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和佛教都是兼容性比较强的学说，并没有盲目排外，因此，在将近两千年的互相碰撞、磨合中，两者出现了一些融合的产物。

第一，佛教宣扬戒孝合一的思想。早在三国时的康僧会，就把佛教的持戒与世俗的尽孝联系起来，认为戒酒是“奉孝不醉”。由此，中国佛教历来有倡导持戒与行孝统一，宣扬戒孝合一的思想。《梵网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⑤说的就是，行孝便是持戒，行孝与持戒都有一样的功德，持戒与尽孝合而为一。首先孝为戒先，行孝就是持戒；其次戒为孝蕴，持戒就是尽孝。大戒以孝为先，众善由戒而生，如无戒，善无从生，而无孝，戒无所依。故经云：“若人能持净戒，是则能有善法。若无净戒，诸善功德。皆不得生。”《佛遗教三经要义丁四说劝修戒利益》⑥

第二，佛教将轮回报应与孝道结合起来。佛经通过描述不孝之人将要受到的种种地狱苦难，和持孝之人将要获得的种种天堂福祉来从两方面告诫世人，应该敬信三宝，孝顺父母。而佛门之中又有众多感人至深的孝亲事迹，众高僧用身体力行的方式，指引众生。佛教伟大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为报父母深恩，曾在父母生命垂危时，连自己身上的肉也割下来供养父母。后来又升忉利天为母说法，在皇宫为父阐扬净土，令其闻法生信，超升三界。又如弘一大师每逢“母难日”，必于佛前虔诵《地藏菩萨本愿经》以此功德回向先母。有一次，他在听静权法师讲《地藏经》时，禁不住痛哭失声，忆及先母生前为他所受的种种折磨，比他自己过着无柴无米的日子还难受。

第三，送子观音的偶像崇拜融合了佛教与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虽然佛教宣扬超脱红尘，无念无欲，不嫁不娶。但是由於佛教宣称观音慈悲为怀，救助众生，中国人民便在她的众多神通中增加了送子的神通，而且信徒众多，特别受还没怀孕的妇女推崇。这正是儒家注重子嗣繁衍的思想对佛教的影响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孔子代表的儒家的孝道思想与佛教的孝道思想在本质是的一致的，都是为了对父母报恩，尊敬，供养父母。而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各有其特点，孔子更强调对父母的尊敬之心，以及通过严守礼的规定，传承父母的血脉，继承发展父母的功业等方面来表现孝道；而佛教更注重为父母积福报，不仅在今生供养父母，而且为了不误伤的前世父母而戒杀生，并对一切生灵怀有敬畏之心。两者对中国传统孝道文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儒家的孝道思想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有重大贡献。在现代社会，重新审视这两者的孝道思想，吸取其中的精华，陶冶审视自身的行为举止，对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有积极的意义。（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注解：

① （北魏）吉迦夜昙曜译选.杂宝藏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9页.

② （北魏）吉迦夜昙曜译选.杂宝藏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9页.

③ （北魏）吉迦夜昙曜译选.杂宝藏经.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0页.

④ 释证严讲述.父母恩重难报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6页.

第7篇：孝道思想范文

关键词：孝道； 大学生； 思想道德素质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1－0112－02

孝道作为支配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和做人的基本准则，长期以来已经渗透于人们的思想之中，成为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部分，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始于家庭扩展至社会，始于私德扩展至公德的特点。

一、中华孝道文化的核心内涵

“孝”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按照陈德述教授的观点，中华孝道文化的内涵有八点：保全身体，珍惜生命；赡养父母，满足其物质需求；尊敬父母，满足父母的精神需求；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有病及时治疗；承志立身，成家立业；诤谏劝止，从义不从父；文明安葬，不忘父母，追思祖德；尽职尽忠，清正廉洁，为国立功。这就是中华孝道文化的内涵或核心内容。只有明白了孝道文化的内涵和核心价值，才能更好地继承、弘扬、发展和创新，运用到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培养有用人才。儒家所倡导的“孝”是建立在以人为本、“仁爱”和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其基本意思是“善事父母”，其基本内涵是对父母“敬爱”和“赡养”，其本质是“敬”以及自身的成家立业，“爱”、“成才”。这种“敬”、“爱”和“成才”中所包含着的人的价值、珍视生命、人与人之间的“敬爱”与和谐以及自身的成家立业，这就是孝道的核心价值，它是不会受时间和空间局限的，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不论是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是需要的。

但是传统的孝道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历史发展，其中经由统治阶级的多次诠释修改，将孝亲与忠君联系起来，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道德武器，严重歪曲了孝道的自然本意。对于传统孝道文化，应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其积极的思想和理念，摒弃其消极、落后、愚昧的做法，真正实现“古为今用”，并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赋予传统孝道丰富的内容和特定的外延，进一步内化为大学生永恒的精神追求，为强化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奠定坚实的基础。［1］

二、孝道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

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东西方文化在信息化社会中相互碰撞与整合。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社会伦理道德失范现象相当严重。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孝道文化所蕴涵的处世哲学、道德修养、人格塑造的理念对当代大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弘扬孝道文化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践行孝道文化，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孝经·开宗明义》：“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为入德之门，德为成事之本。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而良好的道德修养是由孝道教育来培养的。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孝道文化中蕴涵的“尊敬父母”、“珍惜生命”、“忠孝仁爱”、“清正廉洁，为国立功”等思想至今闪耀着智慧的火花，给我们很大的启迪。在提升大学生品行修养、完善人格时，要继承、弘扬和吸收传统孝道中的有益因素，把孝道中的忠孝仁爱、谦和礼让、清正廉洁、诚信守义、成家立业与培养大学生自尊、自信、自立、自律等良好品质结合起来并逐渐内化为他们自觉的行动，最终使大学生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2.实践孝道文化，有利于改善大学生人际关系

孝是形成和谐人际关系的精神力量。在传统孝道思想中，孟子有“申之以孝悌之义”的论述，主张人们应修其孝悌忠信，“入事父兄，出事之上”。《弟子规》中第二篇也有“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的论述。这些思想对于大学生认识与处理人际关系十分重要。现今大学生多为独生子女，思考问题多以自我为中心，人际关系中较缺乏宽容与谅解，尊重与互爱。而按照孝道的精义，应该由孝及悌，将对父母之爱敬，对兄长之尊推及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而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

3.实践孝道文化，有利于大学生孝亲敬长

我们应敬长返本、亲亲感恩，而感恩报恩，即为孝道。我们应尊重父母的感情和为养育自己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从而内化为奋发努力、立志成才的动力，以进取向上的人生姿态与良好成绩来回报父母。孝亲，既是我们的法律义务，更是我们的道德责任，不仅要有物质供养，更要有精神关爱和心灵抚慰。孝亲是孝敬与赡养父母，敬长是孝敬老师和长辈。在大学阶段，家长和老师是学生最直接的孝敬、尊重的对象。老师给予了学生知识和文化，参与了学生的精神发展，因此对老师的培养教诲，理应给予足够的尊重。

4.实践孝道文化，有利于构建和谐校园

墨子说过:“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人与人不相爱必相贼”，“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所以起者，以不相爱也”。孝为仁爱之根本，是拉近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情感基础，而这正是和谐的核心价值。孝道教育就是要引导大学生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尊敬老师、帮助同学、感恩他人、回报社会。只有这样才能祛除人性的自私、冷漠，培养与人为善、与人为乐、乐于助人的品德，不断提升思想道德境界，逐步营造出团结友善、和谐安定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三、践行孝道文化，提升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途径

弘扬孝道文化，不能只停留在研究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层面。要在大学生中宣传孝道、弘扬孝道、践行孝道，使孝道成为学校每一个学生基本道德，使之成为公民道德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1.学习传统孝道文化，提高理性认识与道德认同

传统的孝道属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范畴，在高校德育内容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在当今以德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牢牢把握《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为着力点”的论断，在大学生中大力实施孝道教育，在开展大学生德育工作中加入孝道元素，使之参与育人过程。

2.将孝道文化融入德育教育，丰富教育内容

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体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不断蓬勃发展的前进动力。［2］孝道文化教育是长期的，也是艰巨的。要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我们就必须结合当地大学生的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相关策略，根据学科特点实施整体规划，落实科学评价机制，将孝道文化教育贯穿学校德育的全过程，使大学生在不断学习中提高社会责任感，将孝道文化教育所养成的道德习惯迁移到一个人的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形成社会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3.创新孝道实践载体，增强育人效果

将孝道文化融入道德教育工作之中，提高育人效果，笔者认为关键在于道德实践环节。各高校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和实践载体。以孝道教育活动月为载体，在大学生中开展“孝敬父母”评选活动。还可以通过“一封家书”、“生日念亲恩”、“我的人生账单”等有意义的活动，让每个大学生体会到父母的含辛茹苦与养育之恩，并引导学生从点滴做起，回报亲恩。开展关爱空巢老人活动，引导大学生践行孝道。开展关爱空巢老人活动就是把孝的情感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促进学生起教于微细，尝试于躬行，做到知行统一。这也是我们对广大学生内心那份深藏的“孝道”的唤醒与外化，是一种知恩、感恩、报恩和施恩的人文教育，是一种以情动情的情感教育，是一种以德报德的道德教育，也是一种以人性唤起人性的生命教育，具有思想政治理论课堂以及日常思想教育活动无法代替的效果。

参考文献

第8篇：孝道思想范文

论文摘要：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他学宗孔子又广泛吸取各家学说的精华，成为先秦百家之学的总结者。今本《荀子》凡“孝”字44处，主要集中于《礼论》、《性恶》、《大略》、《子道》等篇章。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 

 

荀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王先谦谓：“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旨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这是孔子儒学思想的另一系发展。与孟学相比，荀子主要是从外在规范方面发展了孔学。从而把“礼”提到“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的高度，开创出“明分”、“强国”的“外王”之学，在政治实践中主张“隆君”。而在孝道思想方面，也是从属于礼的，荀子认为礼义是形成孝道的根源，这是荀子孝道思想的一个主要特点。 

同孟子一样，人性论是荀子伦理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但与孟子相对，荀子主张人性恶。与孟子将人性归结为社会属性中的仁义礼智不同，荀子将人性认定为自然属性中的声色欲望。荀子性恶论为其伦理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因此，荀子提倡“隆礼”。这里的“礼”已与孔、孟不同，孔、孟言礼其义重在辞让恭敬之心和文节仪式，目的在于维护宗法等级制；而荀子所言礼重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目的在于反对宗法等级制，确立封建的等级秩序。“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这里的“礼”既是国家制度，又是调节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可见，“礼”的实质是对封建等级秩序的理论概括。不仅如此，荀子进一步把“礼”抬高到天地万物普遍法则的神圣高度：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 

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 

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 

礼岂不至矣哉!“礼”被抬高到与天地四时合其序、与日月星辰同其明的地位。从而，封建等级制度秩序也就成了永恒绝对的东西，那么，“礼”也不能不是“人道之极”了，成为人人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那么，作为天地万物普遍法则的“礼”何以产生?荀子说：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这就是说，作为人人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礼”是圣人“化性起伪”的结果。作为圣人“化性起伪”的“礼”以何为本呢?荀子说：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也就是说，礼源于不可移易的权威：天地、先祖、君师。而礼也就成为天地、人间秩序的根本。那么礼是如何运行于社会的呢?荀子认为：它是由君子发现、制定和运用于社会的。他说：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 

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 

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 

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 

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 

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 

之谓大本。

也就是说，礼义虽为天地、人间秩序的根本，但需要君子的发现、制定和运用。所以，作为人伦之一父子之亲的孝道，当然也是由君子圣人制作编定而成的，礼义是形成孝道的根源。他明确地说： 

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 

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 

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 

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 

因此，孝亲之情并不是人性的自然发扬，而是践行礼义的结果。他假托尧舜答问日：“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所以，只有以礼义限制、教化众庶，才能孝亲、忠君。可见孝亲、忠君的道德行为乃是后天形成的，是圣人君子师法教化的结果。因此，历史上孝子的典型都是礼义限制、教化而形成的，他说：“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由此，荀子主张以礼义教化众庶，使之“趋孝弟(悌)”，这与孟子的“申之以孝悌之义”的思想是相契合的。荀子认为：民不孝亲敬上，是由于统治者疏于教化的结果，所以，“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在《宥坐》篇中，荀子还假托孔子表述自己的观点：　 

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 

孟荀以孝教化众庶的观点为《孝经》所继承，经《孝经》的提升和渲染，“孝”在中国传统社会成为众教之本。 

综上，荀子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认为孝不是出于人的血缘亲情之爱，而是由君子圣人制作编定的礼义而形成的，这一思想与孔、孟是根本有别的。 

 

二、从义不从父 

 

荀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当时封建制度已经确立，出现了封建大一统的趋势。荀子的思想正是为封建大一统统治秩序的确立提供理论依据的，所以荀子思想的核心是“礼”，而“孝”也源于礼，因此，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孝”并不占重要地位，他如同曾子一样给“孝”划分了三个档次。这就是：“人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这里荀子认为对君、父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并不是孝，只有坚持原则，服从道义，以道义为行为标准，以免亲情陷入不仁不义，才是真正的“大孝”：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以父。”此之谓也。 

这里的道义是指符合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德标准。可见孔、曾、孟、荀划分“孝子”的标准是不同的，孔子重在“敬”亲，曾子重在“顺”亲，孟子重在“养”亲，他们谈“孝”都是以维护血缘亲情为中心的。而荀子谈“孝”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中心的，是以符合封建统治秩序的道义为价值判断的。“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荀子所处的时代，封建统治秩序已基本确立，道德教化的根本任务，在于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所以荀子十分强调“孝”要服从于封建的统治秩序的需要，要从义不从父，从义高于从父，但同时又对从义不从父做了严格的规定，认为只有三种情形下才能这样做： 

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 

荀子首先以维护父母生命安全为要务，因此，荀子反对私斗，骂这些人连猪狗都不如，这是因为： 

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 

其次，“从义不从父”可以使父母荣耀，可以使自己得到身心修养。荀子认为：“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以至身敬、辞逊、色顺等都不难做到，难的是像虞舜、孝已等人在“孝而亲不爱”情形下仍能循道行义，勉力而行，使父母因之荣耀，使自己得到身心修养，但荀子认为这非圣人所不能为：“故劳苦雕萃而能无失其敬，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非仁人莫能行。”从“从义不从父”，从义高于从父的最高原则出发，荀子认为孝子不仅要从义不从父，还应对其父母的不义进行抗争。他借孔子之口说： 

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 

一味地从父，决非孝子之行。相反，只有当父母出现不义时，进行积极的抗争，才是孝子之行。从孔子的“几谏”到曾子的“谏而不逆”，再到孟子反对父子“责善”，这里都是以维护血缘亲情为前提，从而使父避免过错，陷入不义而进行谏争。而荀子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前提的，因此与曾子的“谏而不逆”、孟子反对父子间“责善”相反，荀子力主谏诤，认为争是孝子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义不从父”，据理力争，这是荀子孝道中最有特色的部分。 

三、君恩大于父恩 

 

冯友兰说：“荀子之政治哲学，又有与孟子异者，则因荀子以为人之性恶之故，不注重个人性情之自由，故以为所说圣王之权威，应为绝对的。”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荀子在《礼论》中道：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这里，我们注意到荀子将天、地、君、亲、师并重，说明君的重要性。刘家和据此认为：“后世中国人长期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盖源于此，只是把君、亲的位置换了一下而已。”君与亲同等。事实上，荀子还是认为君恩要大于父恩，他说：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诗》曰：“恺恺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 

荀子这一君恩高于亲恩的说法，与孔孟相比，是荀子孝道的又一特点。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都讲移孝作忠，但忠与孝是有别的，血缘亲情是大于政治原则的，郭店简《六德》篇就明确提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而荀子将君父并称，忠孝混同，干脆去掉了“移孝作忠”的过程，他说： 

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　 

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 

所以，在荀子这里，君、亲是一样的，但同时荀子又顺应封建大一统专制统治的需要，从君恩大于父恩的前提出发，提出必须树立和保证君主绝对权威的“隆君”思想：“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这就明确地提出了“隆君”的惟一性与至上性。依照荀子的思想，我们可以推知荀子是主张君权高于父权，忠大于孝了。这一观点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封建大一统专制统治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儒法融合倾向的反映。荀子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对春秋以来社会上存在的忠、孝矛盾的解答，也是对孔、孟关于此问题的变革。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家国一体的特点，这种特点使适用于血缘家庭的“孝”的伦理规范，也同样适用于处理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因此忠、孝间具有互通性。《礼记·祭统》就说：“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郑玄注：“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顺出也。”关于“顺”，《荀子·臣道》云：“从命而利君谓之顺。”唐朝孔颖达认为：“顺”就是“内尽于已，外顺于道”、“行善无违于道理也”。把忠孝之“本”理解为“顺”，“无违于道”，这正是抓住了忠孝的实质。但孝与忠毕竟又有差异，由于忠和孝维护着不同的权威，因而具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忠的价值取向是“致公无私”，而孝的价值取向是“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孝亲”必然坚持“私亲”的合理性，而忠君要求“致公”，这两种价值取向如同冰炭同器，隐匿着深刻的价值对立。如何处理忠与孝的矛盾。孔、孟都以假设回避矛盾的实质来回答这一问题。对叶公“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设问，孔子答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对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的问题，孟子以“窃负而逃”作答。孔、孟在此问题上是一致的，都是把维护孝道放在首位。《韩诗外传》卷七有一段齐宣王与田过的对话，也可反映这一思想：

 

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 

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 

重”。宣王忿然，曰：“曷为士去亲而事君?”田 

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 

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 

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宣王悒然无以 

应之。 

但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忠与孝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尖锐对立，《韩诗外传》中韩婴就收集了多个战国时期忠孝矛盾的故事，这里的主人公都困于忠孝的矛盾，先后轻重，很难两全其美，结果总以自杀身亡而告终，对于每一件事情，韩婴都引用《诗经》的“进退维谷”来表达其彷徨无奈的心情。 

第9篇：孝道思想范文

[论文摘要]近几年来，数量众多的青年大学生自杀事件已越来越让社会各界忧心忡忡。大学生轻生现象，表面上看是关乎心理或生命观问题，其背后隐藏的却是大学生的关爱及责任感的淡化和缺失，折射出一定的社会伦理问题。本文首先从个人、家庭、学校与社会几个视角对大学生自杀现象进行了归因分析。其次详细阐述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精髓与内涵，从事亲、安身立命和泛爱众三个层面，结合大学生实际探究了自杀问题的实质。本文不同于以往从心理学和生命教育的角度来阐释大学生自杀现象，而是以儒家孝道思想从爱心和责任感的培养着手，以社会伦理价值的全新视角给了我们一个更为清醒、合理而新颖的诠释。 

 

一、引言 

 

在我国，自杀是第5位死因。在整个自杀人群中，大学生是其中的高危群体。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05年，各地共报道281名大学生自杀事件，其中209人死亡，72人存活，自杀死亡率为74.4％。2007年9月，重庆市首份大学生自杀心理调查报告出炉，调查历时半年，涉及全市10多所高校近万名在校生。结果显示：大学生中自杀意念发生率高达13％。 

冰冷而残酷的数据引起了国内外不少学者和研究机构的高度重视与广泛研究。然而，纵观以往对大学生自杀问题的论述，虽然数量众多但大多未涉及到问题实质。心理学的研究角度只注重从个人心理情绪和状态去发现问题的症结，却往往忽视了自杀者外在的诸如家庭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感等因素的影响。而从生命教育的角度去探讨大学生自杀问题，不免有抽象和脱离学生生活实际之嫌，很难从根本上唤起大学生的情感和价值观上的认同。 

本文试图从儒家伦理孝道思想人手，在与古人视域交融和思想对话之间吸取精华，并结合当前实际，对大学生自杀现象展开讨论。首先，中国古代哲学从一定意义上讲关乎身体、重视身体的身体哲学，从传统上彰显着“身家一体”的特色，即关注个体的身体及其所在家庭。因此，从家庭孝道的角度来解读大学生自杀即身体的问题，有一定的哲学基础。从传统文化上讲，也符合中国人的传统和思维习惯。其次，从伦理学和文化的角度来看，以亲情孝道的角度来解读大学生自杀问题，是从感情上和灵魂深处，以及根本上预防和消除大学生自杀现象的良方。最后，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从个人与其家庭成员的关系人手来探讨大学生自杀问题，更加人性化、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二、大学生自杀问题的归因分析 

 

美国学者柏忠言在其名著《西方社会病》中，把自杀看成一种“社会病”。在他眼里，自杀既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结果，也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典型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父母是子女面对和交流起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成员。假若一个人连对父母的爱心和责任感都没有，很难想象对其他人、对社会的关爱和责任感。当代大学生关爱和责任感的淡化与缺失，其归因分析呈现一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从总体上说，主要是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综合影响的结果。 

 

(一)个人原因 

2001年12月31日，华南理工大学电力系二年级学生贺某坠楼自杀，据其同学反映，可能是因为成绩原因心理压力过大以致走上不归路；2003年，广东一所高校一名6门功课不及格的学生采取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学业的失败和就业的困难让部分大学生失落、沮丧、沉沦以至轻生，在感叹他们愚昧、幼稚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当代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的脆弱，但最根本的却是责任感的失落。 

爱情的挫折和失败也是引起大学生自杀的重要原因。对于女性大学生来说，当她们发现爱情不如己意，没有童话中描绘的那么美好与浪漫时，很多人就会产生严重的失落感、挫败感以及对他人和社会的不信任感。为情所困是许多女大学生选择自杀的重要原因，这也折射出当代大学生处理异性关系不当，人际沟通差等问题。 

 

(二)家庭原因 

当代的大学生群体，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特别是近一二十年，当代中国家庭成员的角色错位现象极其严重，父母在关注孩子的衣食住行、生活学习各个方面及成长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拔苗助长、主次失调和越俎代庖的倾向。这样发展下去的直接结果，就是学生很少或根本不知道如何关爱父母，忽略父母的内心感受，天然地以为父母为自己做的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心安理得地习惯享受这种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他们缺乏独立性、自主性以及对生活、学习乃至人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家庭教育的影响虽然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但对学生的影响却是刻骨铭心和永生难忘的，当学生走上社会与人们接触时，他们就会习惯性、推己及人地流露和表现出对他人和社会缺乏关爱、缺乏责任感的生活价值取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由于家庭教育的扭曲早已在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心灵中灰飞烟灭，荡然无存了。当“小皇帝”和“小公主”怀抱着一颗无爱心、无责任感的冷漠之心踏上社会之时，社会的回报往往也是冷漠无情、世态炎凉和“孤独求败”的境遇，于是他们就会感觉到整个社会充满悲凉、缺乏同情，没有任何留恋的价值和意义。如此发展下去的结果就是，个别的大学生会在饱受挫败感、失落感和孤独感的煎熬与折磨后毅然地踏上黄泉之路。 

 

(三)学校原因 

长期以来，学校教育的德育内容空泛化、教条化、概念化，脱离了大学生的生活实际和个人需求。学校对受教育者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几乎没有爱心和责任感的培养课程，学校思想道德教育的空洞淡化了对学生爱心和责任感的培养，让在爱心和责任感方面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大学生更是营养不良。这使得很多学生无法积极承担一个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除时弊”的责任，反而陷入了一种对什么都“无所谓、无兴趣、无意义”的生命虚幻状态。这一切使得部分大学生对生命质量的感受下降，进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空虚感和孤独感，严重的就会出现行为失范和精神的绝望，以至于抛弃家人、舍弃生命。

(四)社会原因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与西方国家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多元文化彼此交融，中西方价值观的冲突也日益激烈。这使得当代大学生道德标准选择的多元化与道德价值判断的模糊化倾向日益明显。另外，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发展，渗透到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纷繁复杂、层出不穷的海量信息，特别是网络色情、网络黑客、网络暴力等消极的网络文化的影响，大学生在对信息难以筛选甄别和难以抗拒的同时，对爱心、善良和责任的重要性也逐渐呈现淡化、模糊、忽略，甚至忘记。 

 

三、从儒家孝道思想的视角来分析大学生自杀现象 

 

亲恩不可忘，百善孝为先。十多年前，台湾女作家三毛自杀，其好友叶曼女士得知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三毛太不孝!”的确，父母为大学生操劳一生，历经艰辛。《诗经》也曾感叹：“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等到他们年迈，需要儿女来尽孝、颐养天年的时候，儿女却抛下父母、先他们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对老人而言是最为残忍的事。一旦大学生选择自杀，就等于粉碎与葬送了父母甚至家庭，以至于整个家族几乎所有生活的意义和未来的希望。从儒家孝道思想视角来分析大学生自杀现象，更能有助于我们从伦理层次对此问题作深入的理解。儒家孝道思想对大学生自杀问题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事亲 

儒家认为行孝道首要的要事亲，即奉养父母。事亲最重要是对父母要关爱体贴，以养为先、以敬为本。孟子云：“仁之实，事亲是也。”论语云：“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的本质在于“敬爱而不失奉养”。孝敬孝敬，重在敬也。《论语》中讲：“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这句话意思是当我们为父母做事情或者让给父母吃佳肴的时候，我们面色难看，就是做样子给父母看，不是心甘情愿的，这能叫做孝吗?这不但是要求我们对父母要有发自内心的关爱之情，更要敬重父母。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让“老者安之”。 

事亲还表现在与父母人际关系的处理上要讲究技巧和策略。特别是遇到父母与自己意见不一致时，儒家孝道认为：“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见志不从”时，要“几谏”，即委婉的建议，这主要是指跟父母沟通时要讲究方式，策略与技巧。 

2．安身立命 

遵守孝道除了最基本的事亲外，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要安身立命。这包括两方面：一是安身，即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让父母担心。《孝经》上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顺最基本的就要是做到爱护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不仅仅属于我们个人，它是父母所赐，我们不能轻易毁伤。而现在有些大学生，遇到一点困难，动不动就自残，连自己的身体发肤都保护不好，甚至很多轻生，完全不顾及父母的感受。《论语》有云：“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最担心的莫过于父母。从这个角度上讲，大学生自杀实际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俗语讲，母子连心，子女是父母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当子女先于父母而去时，可想父母是怎样一种感受啊!《论语》里记载，当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去世时，“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孔子与颜回情同父子，当颜回英年早逝时，至圣先师发出的感叹是何等的悲壮与哀戚!二是要立命。我们来到人世间，不仅仅是敬奉父母，更重要的是要报答父母的恩情，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对他人和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孝顺。“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我们不仅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更要扬名立命，以显父母，这也是孝的重要内容。在敬奉父母的基础上，要不断地努力奋斗，开创一番事业，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为父母争光，让父母放心、安心，这是作为子女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而不是一味地敬奉父母、胸无大志，不实现个人的理想与价值，不去报答父母几十年的养育之情与大恩大德。“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作为有思想、有情感的人类，安身立命、以显父母是天经地义、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3．泛爱众 

儒家的孝道不仅教诲我们对自己的父母尽心尽力，还应该将这份孝心，将对亲人的关爱、责任与感恩不断放大，推己及人，进而产生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爱、责任与感恩，实现“全孝”和“大孝”。《论语》中早就有论述：“子曰：‘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认为孝悌是一个德行的基础，除了孝悌，还应该将对亲人的关爱推向社会上其他成员，达到“泛爱众”。而孟子概括得更为经典，“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仅是对自己亲人充分体现关爱和责任，对别人的父母和孩子一样的要体现这种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