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精选(九篇)
第1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经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生产关系；价值规律
中图分类号：F04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4-0020-07
一、问题的提起
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样提出问题，似乎有点耸人听闻，或者使人不可思议。这是因为，翻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找不到社会主义经济会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据。同时，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会也不可能发生危机。上世纪70年代末期，胡乔木同志依据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谈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问题时①，就有同志表示不可理解②。及至进入21世纪，到了2008年，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后果时，理论界乃至一些政界人士仍只谈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巨大冲击，而对我国卷入这场危机的实际避而不谈，或态度暖昧。
联系当今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随着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史的回顾与反思，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存在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对这种可能性和现实性应如何认识？从社会主义建设史来看，社会主义经济确实不止一次发生过经济危机，但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何不同？从现实上看，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性质和特点上有无区别？区别在哪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是不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根本否定？在此情况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国家能否通过自己的努力，防止和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我国遭受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巨大冲击、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的今天，已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否存在危机的可能性，已成为一个既具理论性又具现实针对性的
* 本文系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研究”（项目编号：09BKS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重要问题。故而，本文拟遵循马克思《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先撇开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依据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建立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即“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对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分析。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则另行文探讨，以求真理。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及社会主义建设实际
在谈及未来社会的生产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不存在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痛斥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对巴黎公社的攻击和诬蔑时指出：“如果合作制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那就可以“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③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指出：在未来社会，“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所以同现在的大工业管理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到那个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还必须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④。“在《反杜林论》中，他更进一步指出：“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⑤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他们都认为未来社会不会发生经济危机。但细谈他们对未来社会生产的有关论述，又不难发现，他们否定的是未来社会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对未来社会是否会发生其他性质的例如生产短缺的危机，却始终未有涉及。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依据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报告中坦率地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短缺性危机，他把这种危机称作“严重的失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并且，他还指出了发生这种危机的原因是“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谈到决定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方面的工作的几个一般原理时，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发生短缺性危机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他说：“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他要求，领导经济工作的部门“应当特别谨慎小心，应当有远见”，减少“失算”，“要学习建设”，“应该懂得必须积累后备的思想”⑦。
列宁、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有可能发生危机的论述不是杞人忧天，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经济时期，都曾发生过短缺性危机。列宁所说的1921年春天的危机实际上是1918-1920年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发生的危机。由于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叛乱，再加上当时对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条件与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经济条件的差别估计不足，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不适当的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政策，结果到1920年底，苏维埃俄国原有的大工业垮掉了95%。农业生产也遭到了极大破坏，粮食极度短缺，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国民经济陷于崩溃的局面⑧。另一次危机大体发生在1929-1935年间，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农业集体化过程之中。由于农业集体化一度侵犯中农的利益，违背自愿原则，同时，国家规定的集体农庄的义务交售量过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过低，结果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大幅减产，农产品严重短缺，1934年与1928年相比，牛的饲养头数减少了49.9%，生猪减少了58.5%，羊减少了68.2%。农业的减产不仅影响了轻工业和人民生活，而且也对重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再次陷入困境⑨。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曾发生过危机。一次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我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到1960年底，国民经济运行的诸多问题就显现出来。农业大幅减产，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26%以上，棉花减产35%以上，油料作物减少一半还多。轻重工业比例失调，重工业投资大幅增加，轻工业受到排挤，市场商品可供量急剧下降，到1960年，国家虽动用大量库存投放市场，商品货源仍比购买力少74.8亿元，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严重不足，许多商品不得不凭票供应。从1958年至1960年，三年财政赤字分别为21.8亿元、65.8亿元和81.8亿元。财政赤字的连年增加，导致货币超量发行，物价成倍上涨，有钱买不到东西，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⑩。再一次就是1986-1988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的危机。这期间，由于忽视我国基本国情，在经济建设中依然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盲目扩大建设规模，片面追求产值产量，互相攀比发展速度，结果财政赤字增加，信贷规模过大，货币发行过多，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物价大幅上涨。到1988年，银行各项贷款增加1518.98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6.8%。货币投放679.6亿元，比上年增加46.7%。流通中的货币量达到2134.03亿元，零售物价指数比上年上升18.5%。尤其是生活必需品、食品类价格上升23%，衣着类价格上升12.7%，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升20%。市场多次出现抢购风潮，流通秩序混乱，国民经济呈现动荡局面{11}，到1989年上半年，经济危机发展成为一场政治动乱。
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多次危机表明，社会主义经济虽未发生过类似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但短缺性危机却是客观地发生过的。一些同志出于对依据马克思未来社会设想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感情，而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令人敬佩，但其中却乏有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三、如保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来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抽象地说，它由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在社会再生产中，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素质的劳动者，运用包含一定科学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加工具有一定科学技术含量的劳动对象，改变劳动对象的物质形态和性能，生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为了进行社会生产，并有一定的产出效益，生产力的上述要素还要实现有机结合，而要实现有机结合，各要素之间就要在质上相互适应，在量上成比例，这就产生了生产力上述要素之间的矛盾。而生产力各要素之间的有机结合或资源配置，既有宏观上的分布，又有中观上的结构，还有微观上的有机组合，这又产生了宏观上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部门结构，中观上区域经济的内部结构和微观上的要素组合结构等。与此相适应，生产要素既要在宏观上和中观上有效配置，又要在微观上有机结合。无论是宏观和中观上的有效配置，还是微观上的有机结合，都有一个质的相互适应和量的比例问题，于是，在生产力宏观和中观系统乃至微观经济单位中，就出现了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互相依存、互相连结、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矛盾系统。生产力系统中的有效配置，有效配置中质的相互适应和量的比例，生产力系统所包含的各种矛盾，都需要人们认真对待和精心设计。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生产力系统的运动就会出现不平衡，各种矛盾就会发展和激化起来，经济有机体就会破裂，以至发生危机。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一样，其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包括四个组成部分，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社会成员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形成的相互关系，为社会生产顺利进行而建立的管理关系和社会产品的分配关系等，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又包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占有关系、支配关系、使用关系和收益关系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公有制采取两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另外，还存在一定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公有制经济中，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平等的，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平等的，都是生产的主体和主人。在管理过程中，人们之间不存在统治、被统治关系，分工协作，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行其事，各司其职。在收入分配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消灭了几千年以来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了自主劳动、分配尺度和分配结果的平等。然而，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上述四个组成部分之间，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性质，决定其他几个方面的性质。生产关系的其他几个方面，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并且分别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产生反作用。生产关系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既有质的规定，也有量的比例，形成一个矛盾系统。这些矛盾，也需要人们正确认识和正确处理，否则，不仅生产关系系统内部会发生紊乱，影响生产关系的内部平衡，最终影响生产关系主体即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而且还会通过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对生产力系统发生作用，深化和发展生产力系统中的矛盾，以至达到尖锐化的程度，发生危机。
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也带有商品经济的特点，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局部性的矛盾。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生产愈益社会化。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采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还有一定数量的非公有制经济；由于两种公有制经济都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不同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不可能采取无偿调拨的方式，必须以商品形式，等价交换；这样，不同所有制经济、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载体即企业或经济单位，在社会生产各个环节即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方面就形成了互为供给、互为需求的关系或如人们经常所说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买与卖的关系。这些关系之间，也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既包含质的相互适应性，又包含量的比例性，以至形成一个庞大的矛盾系统。这个矛盾系统，当然需要人们认真对待和正确处理，否则，矛盾就会爆发，危机就会发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出现的危机，大都属于此类。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在现实上又集中而突出地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结成的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体系中，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占有者、支配者、使用者和收益者，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和实现者，社会生产的目的当然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大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并以此为起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还面临着国内阶级敌人的反抗、破坏和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武装干涉。在这样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社会主义建设起点以及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等因素的相互结合，增大了党和政府乃至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迅速摆脱落后面貌、实现现代化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这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在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很容易形成强大的驱动力，造成脱离国情、超越客观可能、盲目冒进、急于求成的情绪，致使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失调，导致危机的发生。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客观运行，又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规律与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存在的其他经济规律诸如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规律、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价值规律、利润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等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规律体系。这一规律体系尤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贯穿社会主义生产的全过程，渗透到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左右着国民经济发展的走向，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能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去认识它、掌握它、利用它，为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然而，规律又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人们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乃至利用规律是一个艰难、曲折、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由不全面到逐步全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和认识能力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很难避免主观性、片面性、盲目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打破了几千年来旧制度套在人们脖子上的枷锁，为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种迷信的破除，思想的解放，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的发挥，认识、掌握、利用规律，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是始终存在并起着作用的，一旦我们工作中出现主观性、片面性和盲目性，就会脱离现实，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断裂，危机就会发生。
社会主义社会的另一基本矛盾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是政权，主体则是国家和政府。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来决定，为经济基础并最终为生产力服务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主体的国家具有两种职能即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从经济职能来说，就是对国民经济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宏观管理和调控，实施管理和调控的方式就是制定政治制度和国民经济计划，辅之以各种调控手段和调控政策。上述制度、计划、调控手段、调控政策，都是主观的东西，其科学与否，宏观管理和调控的效果如何，关键在于能否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如果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实施计划所运用的政策、手段违背了客观规律，如按比例分配劳动规律或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等等，这样，不仅会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也会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乃至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矛盾深化和发展起来，从而打乱国民经济发展内含的各种比例关系，以至发生危机。
最后，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而复杂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本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又不适合本国国情{12}。从我国来说，虽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和经验，也只能有批判地借鉴和吸收。对待外国的模式和经验，只能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洋为中用，以外鉴内，推陈出新，实现外国经验与本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但要切实做到这一点，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弄不好，不是犯照搬外国的教条主义，就是在吃了亏之后，犯否定外国和本国成功经验的，最终还是会使本国经济社会发展遭到困难和挫折。
必须指出，社会主义经济虽然具有危机的可能性，但不等于现实性。现实与可能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可能性中包含着现实性，现实性中也包含着可能性。现实由可能转化而来，但可能转化为现实之后，新的现实性中又包含有新的可能性。这是事物发展的总的图景。然而，虽然可能与现实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可以相互转化，但这种转化是有条件和原因的。其实，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向其现实性转化的条件，已包含在上面的分析之中，诸如由于人们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种矛盾；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其规律体系的客观性与人们认识、把握、利用客观规律，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主观能动性的矛盾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上层建筑中国家发挥其宏观管理和调控职能在方式、方法上和经济计划的科学性；在借鉴外国经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虚无主义等等。这些条件，实际上就是斯大林所说的经济中的“严重失算”，苏联和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之前出现的危机，其根源盖出于此。由于可能转化为现实的这些条件在上面已有分析，故不再赘述。
四、承认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等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中，由劳动者结成的联合体即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虽然都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但由于都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根本利益上却是一致的，这就有可能使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通过国民经济计划，通过各项调控政策和调控手段，来协调它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调动它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从而避免危机的发生。
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克服重重困难，绕过激流险滩，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之中。就拿被一些人视为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罪魁祸首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体系，先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从1950—1984年，苏联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9.9倍和14倍，保加利亚为14倍和29倍，匈牙利为5.1倍和9.2倍，民主德国为7.6倍和11倍，波兰为5.9倍和14倍，罗马尼亚为17倍和38倍，捷克斯洛伐克为5.3倍和9.4倍，而在1950—1982年间年间，美国则为1.8倍和2.1倍，英国为1倍和0.9倍，法国为2.9倍和2.9倍，联邦德国为3.4倍和3.9倍，意大利为3.1和5.3倍。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巨变之后，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改变了性质，或不复存在，独联体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其中亚美尼亚下降幅度超过50%，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大约减少40%，乌克兰下降30%多，乌兹别克、白俄罗斯比较稳定，但也下降了17%和24%{13}。至于我国，就拿通常被者称作停滞时代的1952-1976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例，从1949年至197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90倍。从1952年至1976年，尽管造成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达平均每年18%，我国工业生产能力翻了一番还不止。从1952年至1976年，钢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560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从3.9万吨上升到869.3万吨。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还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成为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导弹的发射，人造卫星上了天。在此期间，我国还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在此期间，我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我国农业净产量的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1912年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1977年，我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却比印度高30—40%。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史是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的，然而，正是在物质资源贫乏的基础上，在当时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我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的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12个工业舞台上的主要后起之秀工业化过程相比也不逊色，从而被西方称作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14}。面对以上各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事实，再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解体巨变后的俄罗斯东欧国家相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孰优孰劣，可想而知。
即使就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危机的可能性这一命题本身来说，也瑕不掩瑜，反而从另一角度彰显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行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规律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的矛盾和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性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经常背离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不断打破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各项正常比例关系，使社会再生产中的各种矛盾不断深化和发展，以至发生震荡和危机。生产无限扩大和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中积累与消费矛盾的对抗性不断扩大和发展，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发生。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剩余价值规律作用下派生的一系列矛盾，充满了对抗性，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得到解决。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经济过程的危机，就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社会主义经济出现危机的可能性，虽然来源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这一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产生的生产社会性与占有制局部性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运行，产生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完善，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上述矛盾不具对抗性，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调控政策，调节社会再生产的各项比例关系而得到解决。只要国家和政府的发展战略、政策和计划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符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要求，就能消除危机的可能性，避免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制度性、必然性及其彻底解决的途径，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非制度性、非必然性及其解决的途径，相比之下，不能不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优越性。
同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导和作用下，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派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一系列矛盾，最终表现为社会主义积累与消费的矛盾。这一矛盾，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这一矛盾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也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起这一矛盾及其所体现的经济关系来可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建设实践中，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本国情和险恶的国际环境，虽然也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总的指导原则和方针，但在计划安排和具体工作中，又很容易采取“重积累、轻消费”的政策方略，造成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失调，导致“短缺性”危机的发生，给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就此来说，当然是坏事。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一挫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愈益丰富的物质财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生产目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由脱离国情、急于求成的主观指导而导致的结果，或如斯大林所说是由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算”造成的。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加强计划和决策的科学性，就可避免此类危机的再次发生。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这种“短缺性”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宁愿把过剩商品大量销毁，甚至投入大海，也不给处于饥饿和贫困之中的劳动者以消费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所具有的人民性特点和巨大的优越性。
最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社会再生产的周期问题上也表现得较为明显。由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及其运行规律所决定，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也具有周期性。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群众性、民主性、科学性的不断增强，宏观调控优势的充分发挥和调控效率的不断提高，能够缩小周期波峰和波谷间的距离，避免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消除危机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条件，使国民经济在持续、稳定、协调、快速的轨道上发展，从而避免灾难性危机的发生。
五、结束语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是客观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不仅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存在为前提，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素及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指导下，运用唯物辩证法，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的方面加以认识，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存在和发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既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也违背社会主义经济运动和发展的辩证规律。
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犯主观唯心主义错误；也不能把危机的可能性绝对化，夸大危机的现实性和必然性，进而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犯错误。要正确认识和科学对待社会主义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问题，要敢于承认和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发生过经济危机的现实。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中，谦虚谨慎，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力戒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避免自发性和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和科学性。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① 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人民日报》1978年10月6日。
② 洪大林：《不能说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发生“经济危机”》，《文汇报》1978年12月8日。
③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60、6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242页。
⑥ 中央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
⑦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8-249页。
⑧⑨ 转引自《蒋学模自选集》，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295页。
⑩ 邵维正、郎炳信：《盛会要览》，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228页。
{11} 刘国光：《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0-511页。
{12} 卢映西：《在马克思货币理论基础上探索根治经济危机的新途径》，《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1期。
{13} 李慎明：《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3页。
第2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 后金融危机 经济战略性转型
一、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进程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标志着中国经济新一轮调整和转型的开始。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回调2007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现，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经济增长率就逐季下降，表明经济的周期性回调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通过出口关联部门，从下游的加工贸易制造部门延伸到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部门，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形成直接冲击。国内股市和房市迅速降温引发以房地产业为龙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通过房地产关联部门，影响到钢铁、石化、建材、有色等重化 工业 部门，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下滑深度，使我国面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如此之大，从表层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但深层原因是主要即有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这些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也必须通过新一轮调整和转型逐步加以解决。
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进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如果说危机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全球经济繁荣和市场扩张，还可以使我们依靠扩大出口来平衡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的话，那么，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市场收缩，已经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以往在经济规模和能源资源消耗总量相对不大的情况下，依靠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可以支撑高速增长的话，那么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供需平衡条件的变化，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将持续减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将不断加剧。因此，继续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将越来越小，路子将越走越窄。
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不仅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将发生新的变化，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和严峻。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为经济复苏后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实现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也意味着这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所要完成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艰巨。
二、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较快增长的态势，引发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将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及其主要特征
1、经济全球化将在曲折中发展。进入本世纪以来，以全球市场整合和扩大规模经济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潮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东业、拉美和东欧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依靠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的“斯密增长”，创造出巨大的“全球化红利”。这次金融危机标志着全球化由高潮期转向低潮期。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多哈回合”进程取得重大突破的难度加大，各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更加谨慎，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会放慢脚步，但金融危机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大趋势，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建设，重构全球金融体系，仍将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但发展进程将更加曲折复杂。
2、催生新科技革命因素增多。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 网络 股泡沫破灭后缺乏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新科技革命不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便难以重现上世纪90年代依靠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熊彼特增长”。 历史 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依靠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增长模式，是摆脱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主要国家推行“绿色新政”，把发展绿色能源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掀起了发展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很可能成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动力。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各国在绿色能源科技领域竞争更加激烈。
3、全球失衡进人再平衡调整期。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接近极限而出现的一次强制性调整，势必推动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rebalance)调整过程。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和降低消费率，将使国际进口市场出现萎缩，而发展中国家将因外部市场收缩而被迫扩大内部需求。对东亚出口导向型国家而言，发达国家进口市场萎缩和全球贸易减速，出口增速将持续下降，而短期内很难找到转移出口的新增长点；对石油输出国而言，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对石油需求下降，经常项目顺差和进口需求将大幅减少。全球失衡的再平衡调整，不仅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负债消费型增长模式的调整，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也将面临再调整过程。
5、全球治理问题更加凸显。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以G20伦敦峰会为标志，加快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拉开序幕，在强化金融监管、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发展、加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等方面将展开一系列调整。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国际金融体系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的凸显，既为增加我国在重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提供了战略性机遇，也将面临发达国家利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制约我国发展的更大压力。
(二)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影响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二是绿色能源革命使我国科技发展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也增大了我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市场空间。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走“绿色复苏”之路，发达国家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抢占绿色能源技术战略制高点，在率先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和发展知识经济后，又掀起发展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期，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条件相对落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总量大，绿色科技革命使我国在信息技术扩散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绿色能源革命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将面临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同时，我国经过多年发展，产业基础和市场条件今非昔比，如果应对得当，抓住机遇，实现技术突破，就可以在绿色能源市场领域争取到新的更大空间。
三是发达国家“再 工业 化”和回归实业将挤压我国产品的市场空间，也增大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国际 金融 危机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对过去那种“去工业化” 发展 模式的反思，出现了“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 经济 的发展趋势。“再工业化”不是回归传统工业部门，而是通过政府扶持，实现传统产业在新技术基础上的复兴，并加快发展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部门。我国既要增强在传统产业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又要在新兴产业领域争取市场空间，就必须改变依靠要素投入的产业发展模式，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劳动者素质，推动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我国国际地位提升有利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将面临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的压力。随着我国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出手快、出拳重，率先实现经济复苏，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主张建立更加平衡和相互制约的国际货币体系，通过加强区域和双边货币互换安排、试行贸易项下人民币结算，有效地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进程，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增加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带来了 历史 性机遇。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呼声增大。在实现反恐、防核扩散、控制流行性疫病和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等领域，也面临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的压力。
综上所述，未来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推进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不仅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增强我国发展主动权的需要，也是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大国，促进全球经济平衡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要求。
三、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的挑战
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 现代 化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过去30年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因素，有的已经发生变化，有的正在或将要发生变化，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3、体制改革进入战略突破期。在充分肯定改革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要看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形成，支撑这一体制的重要支柱，包括现代产权制度、收人分配制度、市场信用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还比较薄弱，有些深层次问题，如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和职能转变问题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涉及深层次矛盾和关键领域的改革进展还比较缓慢。今后一个时期，需要由过去渐进的、先易后难的、局部的或增量的改革转向战略性突破阶段，重点突破制约经济战略性转型的关键环节。改革还将从经济领域向 政治 、文化、社会领域拓展，这不仅需要自上而下地有力推进，还需要社会主体广泛参与。从这个意义上讲，体制改革将进入战略性突破阶段。
4、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明显增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将引发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发达国家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震中”，摆脱危机需要较长的时间。我国经济总体态势较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提高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逐步确立我国的世界大国地位。这次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严重打击，在稳定国际金融市场方面，国际社会要求我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提高我国在重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契机，也为推进我国金融改革开放、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提供了战略机遇。我国立足扩大内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未来将继续向内需和外需更加平衡的方向转型，在继续鼓励出口的同时将更加重视扩大进口，在继续“引进来”的同时将更加重视“走出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明显增大，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将明显增强。
(二)经济调整和转型面临的重大挑战
在保持过去30年持续较快发展后，我国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难度在增加，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更加紧迫，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制约因素在积聚，面临的挑战将更加严峻复杂。
1、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压力加大。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主要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的高强度投入。这种增长模式加剧了我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国际收支盈余过大。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减速和外部需求萎缩，将使出口增速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国内市场短期内很难形成替代出口的空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原先支撑经济较快增长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等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我国劳动力供需总量平衡和年龄结构正在和将要发生明显变化，人均占有资源量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我们仍然停留于传统比较优势，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换取微薄利润，依靠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来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局面将难以为继。
2、经济结构调整难度明显增大。近年来，在市场需求驱动和政府推动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产业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扩张，供给能力远远超过国内市场需求，新增产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扩大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进行释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深度调整表明，外部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需求结构调整的压力明显增大。需求结构调整的背后是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直接影响到政府、 企业 和居民的利益关系调整，还涉及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垄断行业体制和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系统性、综合性要求更高，不仅调整的阻力比以往要明显加大，调整的难度也远远大于供给结构调整。
3、资源环境的硬约束更趋强化。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的加快发展，近年来能源、资源消耗迅猛增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攀高。作为一个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我国能源、资源消耗较快增长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即使采取节能措施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今后一个时期能源、资源消耗的增量也可能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由此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也可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今后一个时期，国际社会要求我国承担有约束力的减排责任压力增大，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更趋强化。
综上所述，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经济挑战和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攻坚相互交织，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更趋突出。同时，我们又应该看到，经济调整和转型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只要我们正确判断和把握矛盾，充分利用经济调整和转型所形成的增长空间，把经济发展的巨大潜能释放出来，最大程度地化解各种矛盾和不利因素，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带来的风险，就能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势头，为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
四、推进 中国 经济 新一轮战略性调整和转型的主要任务
中国经济逐步摆脱国际 金融 危机的影响，走向全面复苏和新一轮经济增长，必须推进新一轮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如果说，过去30年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和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财富积累，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那么未来一个时期经济 发展 是以全球经济减速、外部需求收缩，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和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为背景的，这些变化赋予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不同于以往的更高要求。推进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一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转变，改变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经济增长对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二是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服务业和高附加值制造业的比重，增加在全球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三是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围绕增长方式战略性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突破深层矛盾和关键环节，为经济战略性转型提供动力和体制保障。
(一)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转变
1、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
投资率过高的关键是储蓄率过高，过高的储蓄率又是与经济周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体制条件分不开的。从 历史 经验看，在经济上升期，居民部门在消费刚性作用下，储蓄增长快于消费的增长； 企业 部门则随景气上升、盈余增加而扩大投资规模，从而导致全社会储蓄率上升。而在经济下行时期，情况则相反，全社会储蓄率将会向下调整。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减速有利于降低储蓄率。但是，过高储蓄率主要还是受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体制条件的制约。一是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近年来，企业收入上升较快(表2)，导致企业储蓄超过家庭储蓄，成为总储蓄的最主要来源；政府储蓄倾向提高，在 教育 、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投入不足，教育、医疗负担大量转嫁到了居民部门，而劳动者报酬比重下降，居民财产性收入减少。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在新的社会保障体制下，原来由国家全额承担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转而要由劳动者部分负担，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倾向和储蓄行为。因此，必须从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深化改革入手，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创造条件。
第一，调整国家、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最重要的是调整国家和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要对调整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政策进行研究，推进由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的新体制转换，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类扣除制度，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负水平。完善财产性收入税收制度，减轻普通群众持有财产的税收负担。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降低个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方面分担比例。通过各种措施使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年提高，到2015年达到65％左右的水平，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财产性收入相应提高。同时，逐步调整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关系，加快建立国有企业向政府支付红利和政府红利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制度规定。
第二，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战略重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稳定居民收入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促进居民消费具有重要作用。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化、统一化进程，逐步将目前游离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职工、城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者等逐步纳入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 农村 社会保障制度；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提高社会居民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信任度、参与度和强制性。通过加大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力度、将国有资产变现纳入社保资金筹集渠道等方式，降低社保基金针对个人筹集的比例和水平，扩大来自于社会统筹的社保基金总量。同时，还可研究实施社保基金个人缴存部分与个人所得税扣减挂钩的税收政策。
2、理顺资源价格，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资源价格偏低和资源价格改革滞后，负外部性成本没有内部化为企业成本，扩大了企业的盈利空间，也激励了企业储蓄，从而减少可支配收入向居民部门的转移。未来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干预，逐步建立以市场定价为主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使其能够真实反映资源产品价值和市场供求状况；完善资源的产权制度，一级市场上，将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落到实处；二级市场上，建立完善的产权交易制度，实现产权按照市场规则交易流转；加快资源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打破市场垄断，逐步放宽准入限制，加大对社会资本开放力度。
3、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科技进步和创新对我国经济发展从来都至关重要和紧迫，但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要在新一轮生物技术(BT)、纳米材料(NT)和绿色能源技术(ET)竞争中占据主动，必须强化创新能力建设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培育以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围绕大幅度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率和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创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中；增强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园区、创新型城市的示范带动效应，以点带而带动全国创新能力的提升。与此相适应，必须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战略重点，把提高国民素质放在战略优先地位，把教育创新作为提升人力资本的根本途径，厚植人力资本，增强人力资本对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支撑作用。
(二)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新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不仅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还要推动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的调整，通过促进农民工本地化和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不仅要调整产业间比例关系，还要把重点转向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
1、以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由于上一轮经济繁荣期持续时间较长，部分行业生产能力大规模扩张，当需求形势发生变化，不少行业积累的产能过剩矛盾就凸显出来。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淘汰钢铁、煤炭、电力、有色、化工、建材等行业的过剩落后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推动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要适应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和新要求，加快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品牌、供应链管理和专门化分工等关键环节，促进农业产业化、制造服务化、服务知识化，构建 现代 产业体系。要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加快发展金融保险、研发设计、综合运输、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市场化进程，降低交易成本，通过生产性服务向制造业渗透，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和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2、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推进城乡结构调整
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成为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据初步测算，在全国城镇居留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大约为1.6亿人。虽然这部分人口在统计上已被计入城镇人口，但由于无法在住房、教育、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享有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事实上还未完全城镇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改变农民工生活方式，促进农民工消费结构升级，不仅对扩大消费需求、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重要现实意义，而且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有重大战略意义。因此，要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和因城市建设征地失去承包地的农民转变为城镇人口作为重点，通过“宅基地换廉租房”、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创新，加快推进城乡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
3、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调整区域结构
适应我国经济活动区域集中度不断提高的趋势，未来一个时期，区域结构调整要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按照我国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目标，统筹安排不同阶段、不同区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目标和建设重点，明确各级政府在公共服务建设中的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围绕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社会保障、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等关键领域，加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大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促进欠发达地区能够充分分享国家经济发展成果。加强东部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领域的支援，进一步健全长效帮扶机制。
(三)推进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
未来一个时期，推进增长模式战略性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对体制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必须清除束缚增长模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各种障碍，实现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重点是以下几个方面。
1、围绕增长模式战略性转变推进改革
一是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利润和国有股权转让收入上缴和上缴收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的制度。建立最低工资标准随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水平不断提高的制度。大力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和完善规范收入分配的基础制度，如收入申报制度、财产登记制度、储蓄实名制等。二是完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形成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机制。三是推进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推进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增加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支撑作用。
2、围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改革
一是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服务企业改革，明确行政性垄断企业的经营范围。二是继续推进国有资本结构优化和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和制度。三是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科学 界定政府投资领域和范围，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第3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房地产经济 系统动力学
一、前言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情况一方面关系着国内房地产产业的发展情况和人民群众的住房情况，另一方面，对包括房地产产业在内的其他领域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面对金融危机的各种威胁和风险，如何准确把握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并通过建立房地产和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来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已成为房地产领域亟须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
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的逻辑顺序进行分析可知，其首先对我国的出口企业产生影响，而后对其他企业的发展情况产生影响，且对沿海地区的影响要比内地的影响严重；先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后对国内金融系统产生影响。对我国而言，金融危机带来的住房按揭贷款风险很有可能比美国次贷危机的风险还还要高出许多，原因是，美国次贷危机的贷款人信用仍然是存在着等级之分的，但我国住房贷款中的按揭贷款者几乎不存在信用等级。虽然，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时，较高的房价可以将因信用缺乏的住房贷款的潜在风险进行掩盖，可一旦国内房价价格出现下跌或发生较大波动，潜在的风险必然会暴露出来[1]。因此，将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作为房地产产业发展的核心目标，并通过建立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来分析影响其和谐发展的因素，对于促进房地产产业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金融危机下房地产经济不和谐的原因
对金融危机下，房地产经济不和谐的原因进行如下分析：
首先，是房地产地位的重要性不和谐，据国家相关部门统计，2008年，市场中的房地产资本仅占到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24.8%，但投资对GDP的贡献却高达40.1%，说明了在不计入相关产业前提下，仅房地产产业便占据了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10.2%，而房地产对就业的贡献率也达到10.0%左右，即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领域的社会就业问题必将更为突出。
其次，是房地产经济所受政策影响特性的不和谐。受到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我国央行在2008～2009年度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与居民、企业贷款利率，虽然，利率的下调并不针对房地产产业，但利率的下调无疑会增加市场中的货币投放量，同时，帮助房地产开发商缓解货币资金压力，从而降低其贷款成本。由此可见，金融危机客观上也会为我国房地产行业提供一个适当的喘息时间，简单来说就是，若未发生金融危机，则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并不会做出迅速且及时地调整。
最后，资金运作机制的不和谐也是房地产经济不和谐发展的另一影响因素。由于对于房地产而言，诸多项目得以通过和运行的背后，大都会存在地方政府在利益方面的驱动，而此种非市场化的投资方式，使得国家和中央政府只能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制止，可实际出现的情况大都是“一管即死，一放即乱”，可见，投资资金运作机制的不科学，是导致房地产经济波动较差的根本原因。
在对房地产经济不和谐的原因进行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下文则通过建立房地产经济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方式，为促使房地产经济的和谐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四、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动力学模型
（一）系统动力学分析
房地产经济和谐的发展的系统动力学体系主要是由房地产经济、房地产产业和社会系统共同构成的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系统，其通常具有多个层次，且每个从此具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因素则会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发展过程中。首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房地产产业的价格波动较小，此时，政策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央以及地方政府关于利益的博弈并不明显。因此，房地产开发的价值链较短，房地产经济大都能够以和谐的态势发展，而房地产市场体系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从而促进产业发展，即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反馈效应。其次，房地产经济的和谐发展又要求房地产产业不仅要克服房地产要素市场，如能源市场、材料市场等制约因素，还要克服房地产体系完善程度对房地产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即系统动力学模型的负反馈效应[2]。
（二）模型建立的意义
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建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具备更加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分别为：房地产价格波动、政策环境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关于房地产经济所带来利益的博弈以及影响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其他问题；上述各方面因素对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影响的权重问题；不同的组织状态，如房地产市场供应链的运作形式等，对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相关作用及影响；不同的技术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整体环境对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相关作用和影响[3]。从上述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建立的意义角度出发，可进一步将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描述成如图1所示的形式。
图1 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网状动力学模型
图1中，A和B分别表示材料的供应商与建筑上，C和D分别表示投资商与开发商，E表示客户，而F则表示房屋住户。由图1可知，不同级别和同一级别的材料供应商与建筑上和投资商、开发商、客户之间均存在着关于房地产的业务往来，通过科学地选择供应链中的不同企业，则能够达到房地产经济发展的不同效果。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金融危机背景下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行分析，在对系统动力学模型的正反馈效应与负反馈效应做出探析和说明的基础上，对模型建立的意义展开了说明，并给出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网状动力学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可知，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是由供应链中的各个单元以及外部社会环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和房地产价格波动等诸多方面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未来有必要也必须通过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和谐发展的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建设和分析力度，从而促进房地产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第4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政府投资;出口导向型战略;消费需求
一、引言
可见,过去多年来依赖的“政府投资+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制约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经济遭受打击的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这些矛盾对经济发展的实质性影响。因此,面对国际、国内经济运行中的新格局和新问题,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具有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保持适当投资规模,优化调整投资结构
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投资率高低与经济增长快慢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较高的投资率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从现实国情来看,我国有必要也有能力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按照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国民经济总体实力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不保持较高的投资率,这个目标就很难实现。更为重要的是,保持较高投资率的目标是有现实基础的。其一,我国居民有着明显的储蓄习惯和很高的边际储蓄倾向,国内资本积累形成的基础雄厚;其二,受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经济复苏不确定性的影响,以及庞大的消费市场和丰富的劳动力市场所形成的巨大吸引力,我国更会成为国际资本的流入国。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较高的投资率应该还是“适当的投资规模”的具体体现。
但是,较高的投资率也必然会带来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时也可能引致经济的剧烈波动。因此,在保证较高投资率的前提下,必须注重对投资结构的调整。通过合理的投资结构来提高投资效益,提升整体经济运行质量。
所谓投资结构,是指一定规模投资的各组成部分间的联系方式和构成比例,它可以通过国民经济中的部门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等表现出来。通常情况下,若国民经济中的部门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等方面是均衡的,就表明经济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方式和要素比例是合理的。只有经济系统内各要素的关联方式和比例关系是合理的,投资结构的变动才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反之,若国民经济中的各相关结构是非均衡的,则表明前述关联方式和要素比例是不合理的,这种投资结构的变动就未必会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甚至会阻碍经济增长。
实现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就是要实现投资在部门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地区结构等方面的协调运行,以谋求社会供求结构的相互适应。就资金投入而言,需要保证各生产要素的投资比例符合生产技术水平和技术构成的要求。其中,既要防止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技术构成不能承载过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造成资金浪费现象,也要防止因生产要素投入不足而造成生产设备闲置和劳动力资源浪费。就资金流动或转移问题而言,必须保证各部门、各环节的投资比例符合经济结构合理化的要求。在这一方面,既要注意由于投资增长缓慢而导致的生产不足,也要防止由于投资增长过快而引发生产过剩。就投资重点的选择而言,则应保证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并实现经济结构的高层次发展。在具体操作中,既要避免不切合实际的产业替代和产业升级,也要注意对落后生产方式的及时淘汰及新型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
第5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从16361637年荷兰郁金香泡沫破灭到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从这些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来看，有些危机(如1997年韩国金融危机)在爆发之后可以使危机发生国的经济迅速复苏，而有些危机(如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却使危机发生国陷入了长期的经济萧条甚至衰退之中。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因为资本账户的高度管制，亚洲金融危机没有传染到我国的金融市场，对其稳定性没有造成重大影响。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体系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更为合理的解释是，因为没有参加比赛（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人为割裂），所以没有输掉比赛（国内金融稳定性未受重大打击）。然而，时过境迁，这种侥幸或运气恐怕难以为继：第一，我国已经滞后于整体经济改革的金融改革已经提速，长期积累的隐性金融风险开始显性化，并释放其积累已久的破坏能量；第二，由中国加入WTO导入的金融开放，在建立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的同时，也为国际投机商的攻击和国际金融动荡的传染提供了可能的通道，并由此可能触发国内金融危机。2OO2年中央党校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总共涉及104名高级政府官员，当受访者被问到什么是未来1O年内中国最大的威胁时，几乎2／3的受访者提到了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种类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1)货币危机(CurrencyCrises)。(2)银行业危机(BankCrises)。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金融市场严重动荡，市场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整个经济活动受到影响。(3)外债危机(ForeignDebtCrises)。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债还是私人债等。(4)系统性金融危机(SystemicFinancialCrises)。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三、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
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些普遍因素主要有：本币的高估、赢弱的银行和非银行监管、过高的短期资本流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因素也足以引起金融危机。
可以看出，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复杂多样，且随着金融不断发展，危机的原因也呈现出多变性，但学术界一般认为，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主要是以下三点：
（一）金融交易交割的分离
金融的首要功能是通过转化闲散资金的用途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优化资源分配的同时，金融交易与交割的分离(如期货、期权市场)为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的这种过度发展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金融交易与交割的分离(如期货、期权市场)为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金融创新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增多，更为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金融各个环节在时间空间上的分离增加了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因素，当风险因素不断累积，偶尔出现的突发事件就很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金融创新有分散风险的作用，但本身并未将风险消除，而当金融创新过度膨胀之后，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的集中爆发，将使金融风险呈几何级数的放大，金融创新的负作用已不容忽视。2007年突然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现在已经被公认为是美国过度金融创新“惹的祸”。(二)经济周期的波动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周期性的扩张与收缩，必然伴随着金融周期性扩张与收缩，从历史经验上看，积累金融风险，经济收缩往往带动金融收缩，暴露金融风险。经济周期的存在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外部环境。马克思更把金融危机看作是经济危机的表面形式。以1992年英镑危机为例，当时英国正处在经济周期的顶点，通货膨胀高企，英国政府选择紧缩政策力图使经济“软着陆”，然而德国在东德回归后的经济扩张使得英镑难以承受降息带来的副作用，最终导致英镑脱离欧洲货币体系。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虽然是由国际投机资本冲击引发，但现在看来，亚洲各国在楼市和顺差大规模扩张后，经济已面临周期性回调的需要。各国政府没有提前做好应对之策，最终招来国际金融大鳄的袭击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亚洲金融危机有着本身的必然性，尽管它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三)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是金融活动中十分现实的问题，它是造成金融风险的外部条件。金融领域中理性人之间的博弈行为尤为突出，心理预期的多变、契约的不完备性、信息的不对称都使经济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全球化、金融自由化以及国际政治局势的不安，更加增添了这种不确定性。一旦金融危机出现苗头，“羊群效应”将使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而国际评级机构（如标普、穆迪、惠誉）调降危机国度评级和国际金融大鳄（如英镑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时的量子基金）的“煽风点火”，将使危机进一步迈向失控境地。
四、结束语
伴随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的不断深化，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金融危机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而理论认识相对实际情况不可避免的存在滞后性，往往只能对已经发生的金融危机做出事后解释而无法对新情况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研究金融危机，目的在于预测、防止或者减小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而事实证明，金融危机理论在这方面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其有用性受到怀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理论毫无意义，它还会伴随金融发展不断发展完善。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各种金融危机理论都存在着片面性。有些理论甚至存在着彼此矛盾的情况。如何在我国实际情况下应用发展这些理论才是金融理论研究者和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本文为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重点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WB2004B010
参考文献
[1]KaminskyG，ReinhartC.TheTwinCrises:theCausesofBankingandBalance-of-PaymentsProblems[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9(6):473-500
第6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货币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虚拟经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55-02
一、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中“虚拟经济”的考证分析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在分析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把金融危机分成了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两种。特别是在分析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时，强调了信用、“虚拟资本”、“虚拟经济”对于产生金融危机的影响。
1.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生成的可能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写道:“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者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财政。”[1]同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一样，首先，商品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使货币和商品的转化出现随机性、不确定性，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因为“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买和卖这二者之间的对立。”[1]这样以来，商品和货币的转换即商品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就包含着中断或危机的可能性。其次，随着信用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在物物交换时代是不可能有危机的，只有在货币时代或商品经济时代，“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彼此的债权相互抵消，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的矛盾没有成为现实;因而，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2]而当这种矛盾实现时，危机的爆发就有其可能性了。
2.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现实性
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是不以经济危机爆发为条件的金融危机。它产生的现实条件来自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信用、银行金融和在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虚拟资本交易日益重要，形成所谓“信用经济”、“金融经济”、“虚拟经济”。特别是虚拟资本如债券、股票、汇票等的发展有暂时超越和背离生产系统而发展的趋势。这时，货币与虚拟资本商品与信用货币的对立显露出来，其矛盾的积累导致了货币金融危机。因为信用和信用货币不是真正的货币，不是真实的财富，和普通商品一样最终要向货币转化，因此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汇票、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够同时一起转化为银行货币，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都能够同时一起再转化为资金。”这时，以虚拟资本为主体的虚拟经济中就会出现所谓“金融过剩”，危机一触即发。马克思又说:“劳动的社会性质一旦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表现为一个处在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会不可避免。”[4]在这里，马克思在论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时，都特别强调了信用的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而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运动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机制[5]。
3.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扩散性
马克思对金融危机的分析虽然是以国内系统为基础进行的，但并没有限于国内系统。他已经认识到资本的国际流动对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过程中，各国金融、贸易和生产密切关联，金融系统特别脆弱，而资本的国际流动更加速了普遍性危机的产生。马克思指出:“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英国爆发危机……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总崩溃。”[4]金融危机就这样在许多国家依次发生了[6]。国际信用的发展推动了一切国家的出口和进口膨胀，加深了各国间经济贸易和资本金融的相互依赖，但信用支持下各种商品和债务的价值最终仍然都需要货币来实现和清算，从而就可能使国际性和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特别容易发生了。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探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但这又是一场并不伴随经济危机而发生的独立性的金融危机。2008年这一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简称次贷危机)持续恶化酿成的金融风暴，几乎波及到了楼市、股市、债市、汇市、银行、保险、大宗商品等所有经济领域，其影响范围也几乎扩大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无论从其可能性，现实性还是其全球性上，都印证了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那么，它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呢?
1.从美国金融危机看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中的信用和虚拟资本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而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也就是所谓的虚拟经济。美国信用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其金融系统非常活跃，金融创新更加迅速。其金融衍生产品如按揭抵押债券(MBS)、债务抵押凭证(CDO)、信用违约掉期(CDS)等等(也即虚拟资本)的产生，大大延长了货币支付链条，一旦某一环节不能实现，就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紊乱，引发如马克思所说的:“……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7]马克思当时对于信用和虚拟资本发展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的论述，恰恰说明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及其导火索:无论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还是次贷危机都是美国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2.直接原因或导火索是美国次贷危机或房地产泡沫
由美国房地产经济泡沫破灭所引发的次贷危机，进而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甚至全球性的信用危机和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其危机的源头就在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为了应对2000年前后的互联网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的冲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从2001年1月至2003年6月，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利率从6.5%降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这使得美国民众蜂拥进入房地产领域，而在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下，房贷规模进一步扩大，埋下了危机的隐患，而2005年美国房价的普遍下跌，以及利率的上调，使房贷者无力还款，造成了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直接引发了次贷危机。
3.根本原因在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主要是从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周期(繁荣、衰退、停滞、复苏)中来分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的，但当时，他已经意识到了信用发展和虚拟资本的产生对独立发生的金融危机的决定性影响。并且，马克思还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信用经济，这种信用经济就是虚拟资本的膨胀发展运动，是虚拟经济。美国金融危机也正印证了这一点，其最大特点就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做了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汇票、土地所有证等带利息的有价证券或所有权证。虚拟资本不代表现实的资本，但它通过深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生活中，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马克思指出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而一旦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因此可以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存在虚拟经济而在于它的过度发展。
三、总结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关于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而且对于我们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分析现代金融危机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其理论中关于信用制度和虚拟资本的研究，为我们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发展虚拟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此，我们应该完善商品交易的法律规范，建立健全信用制度，完善银行信贷等信用支付系统。并且要在充分利用虚拟经济发展的优势的同时，防止其过度发展所造成的“金融过剩”而引发危机。此外，还应在国际贸易中，建立健全完善的国际信用体制，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外部传递性的继续扩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3-15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84.
[3]周雨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J].特区经济，2006，(12):310-312.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5-601.
[5]王德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金融危机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第7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虚拟资本 经济周期 新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
一、引言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是较为典型的混合形式的危机，其爆发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虽然美国先后出台一系列救市计划和经济复苏政策，但其对全球经济体造成了巨大破坏和冲击，复苏迹象甚微。部分学者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根本原因是美国储蓄与投资之间比例的严重失衡而引起的庞大债务问题。从美国金融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来看，可以说金融危机的本质是经济危机，具有相对过剩和消费异化两个层次。流动性危机、信用违约危机、利率市场危机等引起的问题重创了国际金融体系，冲击各国实体经济，并进一步引发了社会危机，其危害性巨大。因而全球金融危机的频发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用主要的经济理论来分析全球金融危机，而不过多地关注操作层面的问题，用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角度梳理和解释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发展和防范，能对我国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一些启示。
二、从经济理论研究金融危机的动因
1.认识金融危机的根源。金融危机的认识根源在于经济学理论对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结构关系研究不够重视。宏观经济学理论一般假定金融系统会平稳运行，以至于可以抽象掉金融因素。从现代经济学说和政策演变大势看，大危机后紧迫问题是如何在政策上加以应对，随后理论进展主线表现为宏观经济学体系建立、凯恩斯主义兴起与货币学派争论等。在危机根源方面，虽然也有奥地利学派在再生产迂回理论基础上提出信贷过度扩张理论、费雪过度负债、通货紧缩理论、凯恩斯和左派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等，但是没有机会在透彻探讨基础上达到比较成熟结论。因而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对金融危机以及宏观经济与金融结构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2.认识经济全球化运行机制和规律。从经济学角度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加深认识当代经济全球化内在运行机制和规律。发展中国家逐步选择开放战略并与发达国家经济南北互动构成当代经济全球化特征，其微观基础可以通过观察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与中印等新兴国经济关系角度进行。发达国家一方面推动技术和产业前沿突破，另一方面通过转移和外包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传统产业或特定生产工序;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和工序转移，并通过连带技术引进、学习效应、产品创新等途径实现追赶。从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来看，如果一定时期内技术和产业前沿演变处于相对平静和沉寂状态，发达国家若对致力拓宽技术和产业前沿使命意念模糊或用功不勤，或者出于试图仅凭衍生品创新主导全球经济，则不仅不能实现其目标，反而带来全球经济带来灾难。因而应当从经济学理论角度认识金融危机的本质，分析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规律，并解释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和约束机制。
3.研究金融危机的预防机制和对策。从开放宏观经济和经济发展角度提出金融危机的预防机制和对策，并且提出可供进一步研究的重点领域，比如说经常账户失衡与可持续性增长关系等问题。在主权国家没有消亡、劳动力等要素流动仍面临边境壁垒限制前提下，经常账户赤字持续扩大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对发达国家也不利。此外，从金融危机的经验总结可知过度相信金融优势为巨额赤字提供合理化解释理论假设并不正确。因而全球金融危机能作为重要经验素材进一步补充和验证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以进一步研究金融危机的预防机制和对策。
三、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经济理论解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
1.1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这是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以后，危机的可能性才变成了现实性。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可避免。由于资本家的逐利性，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断地扩大生产规模，而由于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掌管，因而不能进行有效控制和监管。因而当生产量超过社会总需求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因生产过剩引起的工厂倒闭、经济萧条的衰退。
1.3经济周期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复苏、高涨、危机、萧条的轮回变化。不断重复出现周期工商业繁荣、生产过剩、危机恐慌、经常的萧条、逐渐复苏，而复苏并不是长期好转的先兆，而是新的生产过剩和新的危机的先兆。运用该理论可知金融危机所引起的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实际上是经济周期的必然产物。例如美国此次金融危机前，呈现出房地产业以及金融业的虚假繁荣现象，在9.11之后经济复苏是新一番金融危机的先兆。
2.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新凯恩斯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吸取非凯恩斯主义某些观点与方法形成的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对由信息成本所引起的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及其后果做更深入的研究，其理论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效率工资理论、资本市场的不完备、信贷配给以及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修正观点。以下运用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政府干预与监管层面对全球金融危机进行解释。
2.3政府干预与监管。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强调政府的干预与监管作用。而由于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和金融市场监管的弱化使得在市场失灵时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中的次级抵押贷款面向的是收入较低、信用风险较高的潜在购房者群体，而房贷机构为了快速回笼资金又在金融机构的帮助下发行了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而当信用风险的累积高息时代的还款压力，直接导致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资产受到严重侵蚀，从而直接导致金融危机产生。但金融市场层面的金融制度等只是给金融危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宽松的贷款标准和创新的贷款品种以及过度的资产证券化以及较高的信用风险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具体原因。
3.新自由主义理论。
3.1新自由主义本质。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人本位价值观基础上的自由经济学，倡导产权明晰和自由竞争。新自由主义对于经济主体积极性调动、经济革命、优化资源配置和共享科技资源有着积极作用。
其主要观点包括:反对国家干预和计划调节，自由市场占主导的模式是最有效的;国家的职能是保护私人财产权和调节货币供给等有限经济职能;个人自由高于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要求放松对资本和金融市场的管制以实现贸易投资和金融的自由化。
3.2新自由主义理论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解释。
3.2.1金融管制的缺失使得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新自由主义体制得特征之一金融自由化使得国家对金融市场监管弱化甚至缺位，而金融机构在利润最大化的驱逐下，不顾伦理道德约束，日益追求高风险的获利方式，因而金融创新过度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即金融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而对于缺乏金融管制的金融市场来说是及其不稳定的。
3.2.2贫富分化促使了生产领域过剩。由于新自由主义体制的特征还包括强资本弱劳动，使得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剩余价值生产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存在矛盾，直接导致了生产过剩。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主张市场对居民收入的调节。而在新自由主义体制的条件下，工人和工会是处于资本博弈中得劣势地位，而缺乏援助以及相应政策保障，难以保证其收入和增长幅度。由于保证性住房建设不足，低收入人群只能进行借贷购买住房，因此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债务者，缺乏收入保障的群体，其偿债能力较弱，当不断加息使得债台高筑时，难以依赖微薄工资进行还款时，则集中爆发了信用风险，引发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由于80%的财富聚集在20%人手中，美国的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而投向了金融投机领域。而房地产的过热造成了房地产领域生产过剩，而其他领域消费也存在生产过剩现象，究其原因，也是因为居民的收入过低而消费不足造成的生产过剩现象。
3.2.3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动荡。新自由主义提倡的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的经济动荡。.由于对金融机构的放松管制，资金任意流入流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靠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推动更高程度的生产社会化，因而生产资料和金融资产向少数国家聚集，因而全球范围的贫富差距亦进一步加大。新自由主义反对古典自由主义和凯尔斯主义等过时理论，适应国际垄断资本扩张和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新兴的市场向发达国家出口商品、资源和服务，而积聚大量的外汇储备。因而当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迅速波及至全球。
第8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危机；比较
马克思主义金融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在劳动价值论和商品与货币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科学的金融危机理论，这些理论精华都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巨著《资本论》中，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之后，金融危机同样的出现，并有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出发，分析两次金融的成因，从中找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办法。
一、金融危机概述
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危机是只伴随经济危机爆发而爆发的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危机则是指单纯的货币危机。在广义的金融危机当中，生产即是以商品为载体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的趋向。这个本质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现实运动的起点和驱动力，也是商品和货币走向绝对对立的基本线索；狭义上的金融危机是当社会的再生产过程尚未拉紧到极限、全面的生产过剩尚未发展到临界程度时所产生的金融危机。
马克思在当年总结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就必然会造成经济危机并伴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体系下，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就不可能消灭，它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自资本主义制度确定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中，世界上发生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21世纪前后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持续全球的美国次贷危机。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成因分析
按照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亚洲金融危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多种矛盾激化的表现，既有国际经济市场化过程中打破了原有经济格局、尚未形成新的经济秩序必然引发的矛盾，也有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追求经济增长中缺乏对外开放条件下宏观调控经验而引发的矛盾。亚洲金融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失利的表现，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苏联、东欧和我国先后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加快。
反观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它的诱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委托链过长。金融创新并不能有效解决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随着抵押债券层层证券化，必然使委托链条越来越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过度消费。美国式的文化模式使其居民过度消费。美国只有依靠大量发行负债才能满足其消费欲望，从而造成美国债务存量持续增加，最终影响了国家信用，引发了经济波动。美国居民对住房的需求超过其收入水平，因此只有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才能满足需求。随着时间的推进，其债务越积越多，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对比两次金融危机的相似处
金融监管不健全是这两次危机产生的相似原因。金融资产质量差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监管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资金的分配总量和结构，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发生金融危机的亚洲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金融机构设立比较混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薄弱，经营水平不高。同时，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对贷款风险分析重视不够，而只是较多地照顾各种关系，最终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坏帐。
这次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是由于本国金融监管不力造成的。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使已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失去了效力，这必然增加了整个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因而政府的不力监管就成了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从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金融危机真正的根源在于美国监管机构失职、在于美国监管体制存在重大漏洞，在于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到位、对次级贷款等金融衍生品的监管也不够重视。美国的监管标准不仅单一，而且明显滞后。
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绝不是自发的自由经济，绝不能放松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尤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经济中国际间竞争十分激烈，政府若放松对本国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或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就可能在竞争中失利，就可能发生危机。四、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和对我国化解金融风险的建议：
第9篇：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传染;路径;防范对策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4-0043-02
金融的现代经济核心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但为其正效应所证明,其负效应――金融危机的破坏力也从反面提供了支持。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中,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金融机构倒闭数等最为重要。金融危机能够引起货币贬值,带来经济萧条,促成普遍的悲观经济预期?熏其中的任何一个指标的变化都足以中断正常的经济发展或促成经济的倒退。无论何种类型的金融危机,都拥有一个对经济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即国际传染。所以,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成为范围更大的金融危机。而且,随着传染的扩展金融危机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往往从单纯的货币危机演化为经济危机,甚至影响政局的稳定,导致政治危机。从早期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危机,到近期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拉美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直至目前刚刚走出低谷的美国金融危机,无不如此。
引发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一些普遍因素主要有:贸易联系、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而且,随着金融的演进,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原因日趋复杂多样。尽管人们从实践中总结了很多有关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经验,也相应采取了亡羊补牢式的防范措施,但是,金融危机国际传染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频繁,破坏力也有增无减。因而,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路径并由此引申出防范对策,显得尤为紧迫。
一、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路径
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和理论研究的抽象性,使得人们对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分析存在多维视角。比如,从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发,把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归结为波及传染和净传染。前者是指危机国家恶化了另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涉外变量,如贸易净额赤字、外汇储备下降等,从而破坏了其原有的内外均衡,导致另一个国家经济出现危机;后者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诱发了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但却不能用宏观经济基础变量来解释。再如,从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出发,将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归为接触传染和相似传染。前者指通过直接的经济金融联系实现的传染;后者是指通过投机者行为实现的传染。源发国的危机迫使投机者纷纷调整自身的行为,包括重新评价相似国家的经济基础及政府的政策,调整资产结构自救,发动货币攻击获利等,从而使得另一国染上危机。借鉴以往的各种理论分析,结合历次金融危机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一般路径:实体经济路径和金融路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二位一体的开放经济。服从于分工的需要,市场经济衍生出金融这一范畴,它与实体经济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同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经济,这在国家层面上表现为经济的国际化,而在全球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重要,甚至在某一时期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更是如此。经济的国际化并不排斥贸易保护主义,而经济的全球化则以自由贸易为根基,虽然其未必促进国别经济的国际化,但是它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联系趋于紧密。正因为如此,发端于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会通过实体经济路径和金融路径传染到其他国家,从而形成范围更为广泛的金融经济危机。
(一)实体经济路径
实体经济传染是指通过实体经济关联而达成的危机在国家间的传导和扩散。其具体形式有:
1.贸易伙伴型传染。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恶化了另一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国家的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基础运行状况,从而令其陷入金融危机,这被称之为贸易伙伴型传染。贸易伙伴型传染有两个传导路径:其一是直接的进出口贸易传染;其二是间接价格冲击传染。前者是指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往往表现为本国货币大幅贬值,进口减少而出口增加,从而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不但缺乏用于国际支付的手段,而且会成为投机者货币攻击的对象,最终成为危机国际传染的受害者。后者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同时促使贸易伙伴国居民进行货币替换,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而要求兑换外币的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诱发货币危机,进而形成金融经济危机。
2.竞争对手型传染。如果危机发生国和非危机发生国的出口市场相同,互为竞争对手,则会发生竞争对手型传染。即:货币危机使危机发生国的货币大幅贬值,由此降低了其竞争对手国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导致其宏观经济恶化。另外,因为竞争对手国可能采取竞争性贬值行动,从而诱发投机者对该国货币发起攻击。在通常情况下,一国与危机发生国的贸易联系越紧密,危机传染的概率就越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互补性的贸易结构,所以,其产品销售市场多为发达国家。众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出口竞争于同一发达国家的市场,而相互间贸易往来不是很多。故贸易伙伴型传染的影响力度有限,竞争对手型传染成为危机传染相对主要的渠道。
(二)金融路径
金融路径传染是指一个国家因宏观经济波动导致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进而导致另一个与其有着密切金融联系国家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从而导致该国爆发危机。或者虽然另一个国家与其没有密切联系,但基于预期而导致该国爆发危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日益呈现金融化的趋势。经济的金融化使得金融的核心地位日益显现,对与之相对的实体经济的渗透作用与日俱增。与此同时,金融对外影响也越来越强。国与国之间的金融联系较之实体经济联系更为便利和紧密,这一点集中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一体化,从而在金融危机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刚刚走出阴影的美国金融危机在这方面体现的最为充分。金融路径的具体传染渠道有:
1.金融机构渠道。金融机构不但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和内部关联性,而且是各国金融联系的重要纽带。当某金融机构在危机国利益受损后,为了达到资本充足率和保证金要求,或出于调整资产负债的需要,金融中介机构往往大幅收回给其他国家的贷款,并且没有能力给其他国家提供新的贷款。如果该国缺乏足够的国际储备,金融管理水平不高,就很难应付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造成的冲击,结果陷入了危机。
2.资本市场渠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传染还可通过资本市场渠道进行传染。因为当今资本市场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市场,极易发生波动。当机构投资者在一个市场上出现大量的资本损失,往往会在其他市场上出售证券获取现金以便补充流动性;即使不遭受损失,也会基于风险和预期心理重新进行证券投资组合,以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这个组合会随着风险与预期的变化而相应调整。所以,一个市场的资产收益在一些投机者的冲击下发生变化,会导致其他市场证券组合的改变,从而把危机传染到该证券市场所在国。尤其重要的是,预期效应使得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金融联系,金融危机也可能会传染。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投资者对另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与预期,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作用下而产生“羊群效应”,进而导致投机者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冲击,最终染上金融危机。
二、防范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对策
上世纪90年代爆发的一系列波及多国、影响巨大的金融危机,引起许多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新近走出阴影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凸显出有效防范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急迫性。虽然引发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因素众多,但是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染都要通过具体的路径进行。因此以路径为基础的政策措施对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有效防范是关键性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
1.建立预警信息系统。即预先测知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从而提前采取措施进行应对。一个国家应当建立一套关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预警指标体系。预警指标系统包括一系列易受溢出影响和传染影响的预警指标,这些指标可以被用来对本国可能遭受的传染进行预警。这些变量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的表现与正常或平稳时期更显著地存在着系统性差异,从而能够通过密切观察这些变量使一国政府预先感知传染的可能性和方向,进而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遭受危机传染或减轻传染的影响。
2.增强实体经济与金融的抵抗力。改善实体经济自身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建立内外均衡协调的国民经济生产、流通体系,增强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可替代性,为抵御金融危机国际传染提供基础条件,这也是一个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根本保证。与此同时,强化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风险管理与控制能力方面的监管,优化银行组织结构。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运行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增加市场透明度,加强对市场参与者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监管,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以保证市场的安全性和增强投资者信心。适时增加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并保持适当的金融市场开放度和集中度。
3.完善关键性防火墙制度。最为核心的是要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缺乏灵活性的汇率制度易于受到攻击,并且往往对危机产生加速作用。所以,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经济形势确立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无论是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以及其他介于二者中间的汇率制度,只要是适合本国需要的就要采用。合理开放本国资本市场也是不可缺少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都表明:超越发展阶段的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目的。特别是对于各种制度还很欠缺的发展中国家,过早全面开放会适得其反,极易遭受外部金融危机的传染。因此,必须合理确定开放次序、进度和程度,预先考虑设立危机应急系统。
4.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金融愈发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发展,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累积了大量的风险,国际货币体系波动频繁。每次金融危机都要发生的国际传染,事实上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如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危机冲击下而形成的一个过渡体。不但使美元失去了制约,而且滋生出巨大的汇率波动风险。因此,必须加强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双边或多边协调与合作,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发挥国际性金融组织在信息披露和政策协调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地区性经济金融合作,加强对投机性资本流动和衍生金融产品开发及交易的管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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