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四句诗精选(九篇)
第1篇：杜甫的四句诗范文
【关键词】杜审言; 杜甫;儒学传统 ;诗学传统 ;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 家风、家学承袭
(一) 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m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2]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3]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4],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5],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 初闻”“ 却看”“ 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 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6]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7]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 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8]。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 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9]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1]杜甫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二四[M].中华书局.2004?.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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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欧阳修等新唐书杜审言传[M].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195
[4]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全唐文》卷二四一.中华书局?.1983.206-207
[5] 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陈伯玉文集》卷七. 上海商务印书馆
[6]明胡震亨.唐音癸签.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2334-2335?
[7]宋王得臣.麈史・诗话部. 见于《全宋笔记》第一编第十册.大象出版社.2003
[8]宋杨万里.杜必简诗集序.诚斋集卷八二.吉林出版社.2005[9]近人易孺.杜审言集跋.唐宋三大诗宗集.民智书局.1933
[10]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一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022-1023
第2篇：杜甫的四句诗范文
摘 要：在杜甫的诗歌作品中，使动结构仍然较为多见，“于”字被动式的省略式和“为”字被动式也较为多见，处所成分多数居于谓语之后，最常见的判断句是“名词+副词+名词”式，这些情况反映了杜甫诗歌语言传统典雅的一面。另一方面，杜甫诗歌语言也带有一定的时代色彩，如疑问代词“谁”作宾语时居于谓语之后，比较句可以带新兴的比较状语或新型的比较补语，兼语句中表示“致使”义的“使”字句较多，“将”字句和“把”字句也有一定数量的用例。
关键词 ：语法 汉语史 句法 唐诗 杜甫
句法具有时代性，唐诗句法也不能脱离时代而闭门造车，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尽管其中也会掺杂少量作家的个人色彩——有的显得比较通俗随意，有的则显得比较传统典雅。鉴于此，本文拟从汉语句法史的角度，对杜甫诗歌（基本限于《唐诗三百首》）中的几种句法现象进行考察。
一、杜甫诗歌中的使动结构
在《唐诗三百首》中，使动结构约有30例，其中杜甫诗歌占9例，分为三类：1.不及物动词谓语使动结构，约有6个，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近高楼伤客心”“环佩空归月夜魂”“香叶终经宿鸾凤”“一箭正坠双飞翼”。2.及物动词谓语使动结构，约有2例：“画图省识春风面”（昭君画像不能让汉元帝认识真正的昭君，春风面指汉元帝）“指挥若定失萧曹”（在指挥若定方面让萧何和曹参黯然失色）。3.形容词谓语使动结构只有“惊呼热中肠”1例。使动结构在上古汉语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句法形式，东汉时期开始衰落，到唐代已成强弩之末。杜甫诗歌使动结构的较多使用，从一个方面反映杜甫诗歌传统典雅的一面。
二、杜甫诗歌中的被动式
在《唐诗三百首》中，被动式约有58例，其中杜甫诗歌占15例，分别是：1.无标记被动式4例，即“开元之中常引见”“吴楚东南坼”“白头搔更短”“将老身反累”。2.“于”字式的省略式（省略被动标记“于”）5例，即“星宫之君醉琼浆”“美人胡为隔秋水”“美人娟娟隔秋水”“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3.“为”字式2例，即“树木犹为人爱惜”“古来材大难为用”。4.“所”字式1例，即“周南留滞古所惜”。5.“被”字式1例，即“被驱不异犬与鸡”。6.“遭”字式2例，即“途穷反遭俗眼白”“兄弟遭杀戮”。在被动式的使用方面，唐诗总体显得较为传统，杜甫诗歌尤为明显：一是，“于”字式在中古以后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即使是省略式，中古时期也使用不多，而在杜甫的诗歌作品中却高居榜首；二是，在南朝的《世说新语》中，“被”字式的使用数量已经开始超越“为”字式，而在《唐诗三百首》和《全唐诗》的杜甫诗歌作品中，“为”字式的用例却多于“被”字式。《唐诗三百首》中“被”字式有1例，“为”字式有3例；《全唐诗》中“被”字式有12例，“为”字式有18例。
三、杜甫诗歌中的“将”字式和“把”字式
“将”字式和“把”字式是唐代新兴的句法形式。《唐诗三百首》中有2例“将”字式，其中1例就是杜甫的“惟将迟暮供多病”。在《全唐诗》中，出自杜甫诗歌的“将”字式有数例，如“谁将此义陈”“将诗不必万人传”“将诗莫浪传”“晚将末契托年少”“从此将身更何许”“强将笑语供主人”“兄将富贵等浮云”。从句法构成上看，这些“将”字式的谓语基本上是短语，这与现代汉语类似，但是否定词全部置于“将+宾语”之后，这与现代汉语的一般用法不同。“把”字式不见于《唐诗三百首》。在《全唐诗》中，它的用例也不多。根据钱学烈（2004）的研究，《全唐诗》中出自杜甫诗歌的“把”字句有“醉把茱萸仔细看”[1]。此外，“把酒宜深酌”“手把菊花路旁摘”二例似乎也可划归此式。当然，这些例子可视为初期的“把”字式，或如钱氏所说的“过渡式”的“把”字句。总之，在处置式的使用方面，杜甫诗歌带有较浓的时代色彩。
四、杜甫诗歌中的“为（介词）+谁（宾语）”式上古汉语，疑问代词在作宾语时，一般要放置在其动词或介词的前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前置的情况仍然十分常见，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南朝民歌、《百喻经》等载籍中有不少，在具有一定口语色彩的《世说新语》一类书籍中甚至占有较大优势[2]。发展到唐代，在疑问代词“谁”作宾语的情况下，后置式则成为基本形式（这只是就疑问代词宾语“谁”字而言的。至于疑问代词宾语“何”，其后置化进程则要慢一些，唐代还是以前置为主。如《全唐诗》中表示原因的介宾短语“缘何”与“何缘”，二者的用例数分别是5个和8个）。在《全唐诗》中，前置的“谁（宾语）+为”式约有10例，后置的“为+谁（宾语）”式多达130例[3]。而在杜甫诗歌中，前置式完全消失，仅有“为+谁（宾语）”式一种，约有“纷披为谁秀”“细柳新蒲为谁绿”“幽佩为谁哀”“不知明月为谁好”“飞扬跋扈为谁雄”“编简为谁青”“醉舞为谁醒”“青简为谁编”等8例。可见，在疑问代词宾语“谁”的位置方面，杜甫诗歌已经“现代化”了。
五、杜甫诗歌中处所成分的位置
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动作的起点、发生的场所、存在的场所的介词词组要位于“VP”前（作状语），表示动作的归结点要位于中心成分后（作补语），表示滞留的场所、动作的方向位于中心成分前后均可。这一规律在唐五代时期已经确立，只有很少例外[4]。在《唐诗三百首》的杜甫诗歌中，表示处所的介词短语并不多见，只有3例：“租税从何出”表动作起点，作状语；“玉花却在御榻上”表归结点，作补语；“幽居在空谷”表存在场所，作补语。单从这几例看，情况与现代汉语无别。
在汉语史上，居于谓语后面的处所介词短语可以将介词省掉。这种情况在《史记》中已有不少（参见何乐士，2005：241～249），魏晋南北朝以后，这种省略式变得更为常见。在《唐诗三百首》杜甫诗歌的简单叙述句中，此类语例约有16个，远比完型式的数量（2例）多。在这16个语例中，不仅有“群山万壑赴荆门”“近得归京邑”“今上岳阳楼”“魂返关塞黑”“春日潜行曲江曲”等5例表动作归结点的成员，而且还有“锦江春色来天地”“凉风起天末”“问我来何方”“魂来枫林青”等4例表动作起点的成员，“飘泊西南天地间”“可怜王孙泣路隅”等2例表活动场所的成员，“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诸葛大名垂宇宙”“玉京群帝集北斗”“霜蹄蹴踏长楸间”等5例表存在场所的成员，而这11个例子的语序是前期用法的延续，跟现代汉语不同。在不带介词的处所成分的使用方面，杜甫诗歌带有一些传统典雅的色彩。
在《唐诗三百首》杜甫诗歌的简单叙述句中，还有7个居于谓语前面不带介词的处所成分。其中“剑外忽传收蓟北”表动作起点，“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2例表动作方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2例表活动场所，“榻上庭前屹相向”“尘埃不见咸阳桥”2例表存在场所，这些例子中居于谓语前面的处所词语与其说是处所介词短语的省略式，还不如说是此前汉语中名词作状语用法的延续或影响的结果。
九、杜甫诗歌中的比较句
先秦比较句的特点是在形容词后添加比较补语，表示“差比”时一般用“于+名词”式，表示“平比”时一般用“若+名词”式。杜甫诗歌比较句，一方面仍然采用传统形式，另一方面也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主要表现在：1.使用比较状语，就是将介词短语添加在形容词之前，平比状语一般用“若+名词+形容词”式，差比状语一般用“过+名词+形容词”式，如“汹若溟渤宽”“破敌过箭疾”。2.在比较补语方面，一方面使用传统介词“于”“若”，如“生憎柳絮白于绵”“百顷平若案”；另一方面使用新兴介词，差比补语用“胜”或“过”，平比补语用“如”或“似”，如“不忿桃花红胜锦”“宫莎软胜绵”“夔州险过百牢关”“锦石小如钱”“布衾多年冷似铁”。
十、杜甫诗歌中的判断句
上古汉语中使用最多的判断形式是带“者”“也”或既带“者”又带“也”（这只是就多数文献而言的，有些文献并不如此）。魏晋南北朝以后，这种用法逐渐从口语中消失。唐诗判断句中也极少出现这种用法，这应该是对唐代汉语口语的真实反映。不过，这并不代表杜甫诗歌的判断形式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实际上仍有不同于现代汉语的地方。在《唐诗三百首》中，出自杜甫诗歌的判断句约有9例，使用了下列几种形式：1.“名词+副词+名词”式，有4例，即“舍南舍北皆春水”“樽酒家贫只旧醅”“今夕复何夕”“恐非平生魂”。2.“名词+名词”式，有3例，即“云雨荒台岂梦思”“夫婿轻薄儿”“江南瘴疠地”。3.“名词+是+名词”式，只有2例，即“恐是汉代韩张良”“扶持自是神明力”。“名词+是+名词”式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超越“名词+为+名词”式，在《唐诗三百首》中，此式用例有23个，数量最多，而在杜甫诗作中，此式只有2例，少于白居易诗（4例）、李白诗（3例）和李商隐诗（3例）。另外，杜甫在表示否定判断时用的是传统副词“非”，而没有使用南北朝时期兴起的“非是”或“未是”，更没有使用唐代新兴的“不是”。可见，就杜甫个人诗歌的判断形式而言，还是带有一定的传统色彩。
十一、杜甫诗歌中的兼语句
在《唐诗三百首》兼语句中，杜甫诗歌占有7例，仅次于白居易（8例）。杜甫诗歌的兼语句可以分为“委派”“致使”和“其他”三类：1.“委派”类，有1例，即“驱儿罗酒浆”。上古时期，“委派”类兼语句中的“V1”常用“使”“令”“命”，中古以后才用“驱”字，如《世说新语·雅量》“亭吏驱公移牛屋下”。2.“致使”类，有4例，即“无使蛟龙得”“长使英雄泪满襟”“忍使骅骝气凋丧”“复令识者久叹嗟”，例中“V1”是“使”和“令”。上古时期，“使”和“令”虽可用于“致使”类兼语句（ 如《诗经· 召南· 野有死麕》“ 无使尨也吠”），但是用例很少。中古时期，“使”和“令”才开始较多地在“致使”类兼语句中使用。“使”和“令”由基本用于“委派”类到基本用于“致使”类，是汉语兼语句的重要变化之一。3.“其他”类，“V1”由非驱使动词充任，有2例，即“一洗万古凡马空”“访旧半为鬼”。此种兼语句滥觞于上古晚期（如《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斫大树白”），魏晋南北朝以后才有较多用例（如《乐府诗集·子夜四时歌》“吹我罗裳开”；《贤愚经·檀腻羁品》“今当打汝前两齿折”；《百喻经·二鸽喻》“即便以嘴啄雌鸽杀”；《伍子胥变文》“遂即打其齿落”）。可见，在兼语句的使用方面，杜甫诗歌也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十二、杜甫诗歌中的连动句
在《唐诗三百首》中，杜甫诗作的连动句约有23例，可分为以下5类：1.“V1P+V2P”式，句中两个动词表示先后两个动作行为，有6例，即“远送从此别”“驻马望千门”“侍婢卖珠回”“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苹”“哭声直上干云霄”。2.“V方P+VP”式，有4例，即“至尊含笑催赐金”“爷娘妻子走相送”“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3.“VP+V目P”式，有6例，即“屋底达官走避胡”“昔随刘氏定长安”“花门剺面请雪耻”“牵萝补茅屋”“投诗赠汨罗”“列郡讴歌惜”。4.“有/无NP+VP”式，有1例，即“未有涓埃答圣朝”。5.扩展式，即由三个或三个以上动词构成的连动式，有6例：“青鸟飞去衔红巾”“隔离呼取尽余杯”“强移栖息一枝安”3例属于“VP（V1P-V2P）·V目P”式，“牵衣顿足拦道哭”属于“V方P（V1P-V2P）·VP”式，“跨马出郊时极目”属于“V方P·VP（V2P-V3P）”式，“翻身向天仰射云”属于“V1PV2P-VP（V方P·V4P）”式。值得注意的是：1.杜甫诗歌扩展式连动句的出现频数要比唐代之前为高[5]。2.杜甫诗歌连动句中不带“而”“以”等上古汉语连动句中常见的连词。3.唐代之前的连动句往往不含附加成分，而杜甫诗歌连动句均带有宾语、补语或状语等附加成分。这些情况都反映了杜甫诗歌连动式所具有的时代特色。
（ 本文属河南省教育厅项目[ 项目编号：2013-GH-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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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杜甫的四句诗范文
杜甫的一生，大约经历了四个时期。读书游历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创作的准备时期；困守长安时期(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陷安史叛军中与为官时期(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诗人历尽艰险。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使杜甫写出了一系列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四十八岁后)，让他从此真正走向了人民。此期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不仅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杜甫之诗自中晚唐开始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其实杜甫的诗也是自己一生遭逢战乱、流寓秦陇巴蜀湖湘的史传，只是他的喜怒哀乐无不与国事天下事相关，命运的机缘巧合又将他推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处身于战乱的旋涡之中，才使他的个人经历都变成了反映兴亡治乱的“国史”。
纵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像《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作品较多地停留在社会批判、政治劝谏、道德评说的层次，用孔子的兴、观、群、怨来解释，其功能主要是观、群、怨，是功利性的。这些作品其价值主要是史。把“诗史”在更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上推进的是他在漂泊西南时期夔州诗的创作。尤其为七律。在这些作品中，具体的琐细的史实、场景基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历史变迁的深刻感受和表现。这种感受和表现。依然有着厚重的政治、伦理意味，依然是在儒家“观”、“群”、“怨”框架下展开的，但“兴”被最大限度地凸现出来。儒家文学精神中艺术观照的审美潜力得以最充分地展现，这使得杜甫超越了具体物态的“史”的层面而达到了具有相当自由活跃状态和思想紧张度的诗“兴”的精神层面。
765年春夏之交，杜甫出蜀后经忠州抵云安，因病滞留到第二年(766)春天，移家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直到大历三年(768)正月出峡东下，共住了一年零九个多月。先后换过四个住处：先住在赤甲，后在西阁寄居近一年，又搬到西，买了四十亩柑园，并受夔州都督柏茂琳委托，代管一百倾公田，以解决一家生计问题，最后搬到东屯。夔州是形胜之地，但比较荒凉叉不甚开化，风俗落后，生活很苦。这时巴蜀地区也陷入了战乱之中，杜甫离开草堂后的同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土谷浑等大肆人寇，长安险些再度陷落。闰十月，剑南节度使郭英
与西山都知兵马使崔旰互相残杀，导致西川大乱。次年三月。崔旰又击败剑南东川节度使张献城，导致东川大乱。杜甫在这一时期本来就贫病交困，肺病、糖尿病等严重地影响着他的健康，加上战乱无休无止，情绪更加低沉。但他始终高扬着一种悲天悯人、关怀现世的精神。杜甫就是这样一个圣者，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又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对儒家学说也有所突破。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在夔州，杜甫从不忘对诗歌的创作，每一首诗都融入了他人世的精神。他写了大量诗歌，计有四百多首。这时他已进人人生的总结阶段，创作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期。
夔州的名胜古迹很多，杜甫多次登上白帝城楼。徘徊于先人的遗迹，怀想蜀汉君臣风云际会的历史，触目生悲，留下了《八阵图》、《白帝城最高楼》、《古柏行》、《白帝》等名篇。《八阵图》五绝，“武侯之志，征吴非所急也。乃北伐未成，而先主虢亭挫败，强邻未灭，剩有阵图遗石，动悲壮之江声。故少陵低徊江浦，感遗恨于吞吴，千载下如闻叹息声也。”咽埏评论日：“洒英雄之泪，唾壶无不碎者矣。”《白帝城最高楼》中结句“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进空回白头”，多么悲壮感人的形象!与《旅夜书怀》中的“天地一沙鸥”一样，这也是一个独立在广阔时空中的艺术形象，只是背景换成了整个动乱时代的幻影。“志士幽人奠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点出了咏古柏的根本旨趣所在。“公平生极赞孔明，盖有窃比之思，孔明材大而不尽其用，公尝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终而结以‘材大难为用’，此作诗本意，而发兴于柏耳。”“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在乌云和暴雨之下隐含着诗人对乱世的感受，民生凋敝，一片凄凉。这里的每一首诗篇无不渗透着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人世精神。
夔州又是屈原、昭君生长的地方，但与恶劣的风土民俗又如此不相协调，引起他对民生问题更深层的思考。从《咏怀古迹五首》、《最能行》、《负薪行》中不难见出历史与现实的这种矛盾。《咏怀古迹五首》对于古迹的描写所占的比重很小，重点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五首各一古迹。第一首古迹不曾说明。盖庾信宅也。借古以咏怀，非咏古迹也。……公于此自称‘词客’，盖将自比庾信。先用引起下句，而以己之‘哀时’比信之《哀江南》也。”“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一句，对庾信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充分肯定了他的成就，成为后人评价庾信的定论。对宋玉的怀念和追寻，也正说明了诗人在现世“去乡离家”、“悲忧穷戚”之寂寞。“玉悲‘摇落’，而公云‘深知’，则悲与之同也。故‘怅望千秋’，为之‘洒泪’；谓玉萧条于前代，公萧条于今代，但不同时耳。不同时而同悲也……知玉所存虽止文藻，而有一段灵气行乎其间，其‘风流儒雅’不曾死也，故吾愿以为师也。”写昭君的不遇象征着许多被埋没草野的士人共同的命运，有多少贤哲因为执政者不识真人而错失了用时的机会?对于这一点杜甫无疑有过最痛切的体会。“吴日：庾信、宋玉皆词人之雄，作者所以自负。至于明妃若不伦矣；而其身世流离。圃与己同也。篇末归重琵琶，尤其微旨所寄，若日：虽千载已上胡曲，苟有知音者聆之，则怨恨分明若面论也。此自喻其寂寥千载之感也。”“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这一句。是咏刘备的正意所在。“此一首是咏蜀主。而己怀之所系，则在于‘一体君臣’四字中。盖少陵生平，只是君臣义重，所恨不能如先主武侯之明良相际耳。”这种生死不渝的君臣之情与杜甫在现世那种主弱将骄、叛乱四起的局势相对照，杜甫的心情哪能不悲愤苦闷呢?对诸葛亮的一生高度评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他已深深感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杜甫虽然盼望在此危难之际能有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出来收拾残局，但他也似乎意识到即使有诸葛亮这样的大材和忠心，也不能恢复已经转移的国运了。这种对现实的无奈和绝望时刻涌上杜甫的心头。“此第五首，则咏武侯以自况。盖第三首之以明妃自喻，犹在遭际不幸一边，而此之以武侯自喻，则并其才具气节而一概举似之。”《负薪行》中把贫苦的劳动妇女作为题材并寄以深厚同情，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都是少见的。诗写土风。文字朴素。“《负薪行》言夔州俗，坐男而立女，有四十、五十无夫家者。末云：‘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与下《最能行》俱因夔州风俗薄恶而发……又以‘射利’忘其‘死生’，而兼‘盐井’。形容妇人之苦极矣!然以‘野花山叶’比于金钗，则当之者以为固然，不知其苦也，尤可悲也!”
在追怀历史的同时，诗人也总结了自己人生的历程和唐王朝兴衰的教训。《秋兴八首》《洞房》诸章，都是回忆长安往事。或抒发盛衰之感。或讽刺当时君臣，无不关乎国家兴亡，寄托深远。《八哀诗》围绕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赞美了在乱政和战乱中坚持气节或平乱有功的各类人物，也是给开元以来的友人和时贤所作的列传。“老杜之《八哀》，则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礼、李光弼之武功，苏渊明、李邕之文翰，汝阳、郑虔之多能，张九龄、严武之政事，皆不复见矣。盖当时盗贼未息，叹旧怀贤而作者也。”《壮游》、《遣怀》、《昔游》、《夔州书怀四十韵》、《往在》等回忆自己从少年时代一直到流露巴蜀的毕生遭际。更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留下的自传。“少陵《壮游》诗乃晚年自作小传，‘往者十四五’一段，叙少年之游；‘东下姑苏台’一段，叙吴越之游；‘中岁贡旧乡’一段，叙齐赵之游；‘西归到成阳’一段，叙长安之游：‘河朔风尘起’一段，叙奔凤翔及扈从还京事；‘老病客殊方’一段，叙贬官后久客巴蜀之故。通首悲凉慷慨，荆卿歌耶?雍门琴耶?高渐离之筑耶?”杜甫一生的特殊遭际，与“安史之乱”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戚戚相关，反映了这一段唐王朝兴亡治乱的“国史”。这是杜甫在晚年诗作中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可以算是对“诗史”的最好总结。杜甫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顽强精神不倦地讴歌着平定动乱，中兴国家的愿望，描绘出了这一苦难时代的历史画卷。他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政治风波都和他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贫病潦倒的哀叹都与对国家盛衰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
当然所有的回忆都是因现实而发，所以夔州时期对当前军政大事的关注和评议，仍是杜诗的重要题材。以《诸将五首》为代表的政论诗，指向了安史之乱平定后最严重的武将失控的问题，而对被“诛求”的百姓的深刻同情，也时时流露在观览风物、伤春悲秋乃至晴雨变化等日常生活的描写中。郝敬日：“五首慷慨蕴籍，反复唱叹，忧君爱国绸缪之意，殷勤笃至，至未及蜀事，深属意于严武，盖己尝与共事，而勋业未竞，特致惋惜，亦有感于国土之遇耳。”步瀛按：“此子美深忧国事，望武臣皆思报国，而朝廷用得其人，故借诸将以寓其意焉。”
反映时事、讽喻世情或自伤身世的咏物诗，是杜诗从秦州诗到草堂诗逐渐形成的一个大宗，到夔州诗里又发展为寓言式的咏物。且多以动物为赋咏对象，借题发挥。如《麂》五律一首，全篇代麂说话，其实是借麂以骂世。杜甫因小见大，这是整个剥削阶级吸吮人民汗血的真实写照。“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诗人代麂痛骂，充分表现了人民的愤怒。黄生说：“结语将衣冠盗贼作一处说。其骂世至矣!后半语不离咏物，意全不是咏物，此之谓大手笔!”吴乔云：“《麂》诗。为黎元也。衣冠盗贼，四字同用，笔罚严矣。其日蒙将，日无才。日不敢恨，悲愤之中饰词也。”又如《孤雁》五律一首，“以兴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沓喧竞。其形容精矣。”总之“天地之间，恢诡谲怪，苟可以动物悟人者举萃于诗”是杜甫咏物诗的一大特点。
夔州诗这一创作高潮出现在杜甫生活比较寂寞沉阉的时期。重要诗篇以回忆、评论、怀古为主，这就引起了艺术表现上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早年已有的一些新变到夔州诗里得到了强化。这些变化与他这一时期对诗歌艺术的深刻思考也是密切有关的。从草堂诗开始，杜甫已经在有意识地探索当代诗艺的得失。《戏为六绝句》不但对当前有争议的庾信、四杰等前代诗人作出公允的评价，对屈原、宋玉和齐梁的清词丽句加以分辨，而且批评某些人一味崇尚清丽的诗风，缺乏雄浑的气魄。这些见解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他早年用新题乐府一反映时事的创作，虽然在当时没有理论的表述，但在夔州时写给元结的《同元使君春陵行》，就明白地道出了他赞同诗歌“知民疾苦”、采用“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的主张。作于夔州的《解闷十二首》中的若干篇章，一一评述苏李诗、谢灵运、阴铿、何逊、孟浩然、王维等人的成就，表述了向他们学习的苦心。《偶题》从骚人的传统追述到建安诗人，说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两句至理名言。夔州诗在艺术上的变化，也是他对诗歌内在之“理”更进一步的探索。当诗歌上升到盛唐的巅峰时期以后，如何突破传统的创作思路，继续向前发展。使诗歌自身的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特别是在缺乏早年那种重大事件的亲身体验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的情况下，诗歌怎样才能避免陈熟单调、停滞不前?这些都是杜甫在回顾总结前人成就之后必然要遇到的问题。他在夔州的各类诗体里作了许多表现艺术方面的突破性尝试。对于这些尝试及其给后人带来的影响，前人的看法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夔州诗内容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变化多样，超出了杜甫一生创作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代表着他的艺术已到晚期的成就。
夔州诗突出的新变之一是率意成章的作品和逞其才力的作品各见增多。它们一般都是抒写日常生活的闲情琐事，或与朋友酬唱赠答、谈艺论文等等。前者长短不拘，如陈贻先生所说：是当文章随便写，在特定的情境中表达他的心情，有的苦涩，有的古拙，有的粗放，也很有诗意。《又呈吴郎》诗一首，诗人以七律代书简诉求生活琐事，劝吴对贫妇要亲近，让她来打枣子，不要插篱。反映了当时战乱不息。诛求无厌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诗人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此诗实际上是诗人运用七律的形式表现了新题乐府的内容。又如《驱竖子摘苍耳》五古一首。对于摘苍耳这一件小事，杜甫也会想到广大的人民身上去，足见他那种“穷年忧黎元”的精神。《缚鸡行》七古一首“全是先生借鸡说法”，“结语更超旷，盖物自不齐，功无兼济，但所存无间，便大造同流，其得其失，本来无了””。后者以长达数百字的五古为代表，排比铺张而又对仗工整，一韵到底，难度极大。如《壮游》一诗，“押五十六韵，在五言古风中，尤多悲壮语，如云：‘往者(‘昔’一作‘者’)十四五……以我似班扬’……‘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虽荆卿之歌，雍门之琴，高渐离之筑，音调节奏，不如是之跃宕豪放也。”“此篇短长夹行，起十四句，即以十二句间之。次十六句，即以二十二句问之。后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参错之中，自成部署。杜集中，叙天宝乱离事，凡十数见，而语无重复，其才思能善于变化。”“每叙一处，提笔径下。若停手细描，有浓淡相间，便令章法不匀，气概不壮。”总之，无论难易，都标志着杜甫在艺术上的老境，可见其自由运用诗歌艺术的功力。这两类诗对于中唐两大诗派的形成具有启导先路的作用。
夔州诗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运用七律表现抽象的评论和回忆中的印象。以《诸将五首》为代表的组诗，将古诗长于选择典型事例，叙述自由的特点运用在讲究对仗的七律之中。通过变化奠测的句式，使原来只适于抒情写景应酬的七律发挥出叙事议论的最大潜力。陈廷敬曰：“五首合而观之，‘汉朝陵墓’、‘韩公三城’、‘洛阳宫殿’、‘扶桑铜柱’、‘锦江春色’皆从地名叙起；分而观之，一、二章言吐蕃、回纥、其事对，其诗章，句法亦相似；三、四章言河北、广南，其事对，其诗章，句法又相似；末则收到蜀中，另为一体。杜诗无论其他，即如此类，亦可想见当日炉锤之法，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也。”“五首纯以议论为叙事，箭谟壮彩，与日月争光。”以《秋兴八首》为代表的组诗，将许多典故和故事化为一个个美丽的画面或片断的印象，在不连贯的组合中，描绘出长安昔日的繁华利今日的冷落。浮想联翩，如梦似幻。在诗中，循环往复的意绪和意象是破败的现实(夔州)、辉煌的被梦幻美化了的过去(长安)、对未来不测命运的忧患，这三种意绪相互交织，弥漫笼罩了八首诗的各个部分。叶嘉莹先生把这种意绪称为“意象化之感情”，它“已经不再被现实的一事一物所局限”。“乃是把一切事物都加以综合酝酿后的一种艺术化了的情意”。正如《秋兴》这个名字所表明的，杜甫在创作这组诗时，其动力在于情感、思想、梦想的感发、兴起，而这些诗在面对读者时，也一样是对读者情感、想象、联想、心理渴求的感发和兴起。《秋兴》一开始就写道：“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这既是写眼前之景。更是写时代大乱之景，在这种对时代灾难的描写中。已经暗含着对美好事物的回忆、对梦想的执著追求以及对未来的忧虑。在这里，露水晶莹透明如同玉质，而枫叶和菊花的红黄之色也是热烈灿烂的，这些东西都可能唤起诗人及读者所有温馨想象和情感。但鲜艳之枫却被无情的秋“凋伤”了，而灿烂的菊花绽开的却是如泪的花朵，这种意象出现了：“孤舟一系故园心”，但马上又淹没在现实凛冽的秋风中：“白帝城高急暮砧”。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对梦想的描摹，在第五首、第六首中达到了高潮，情绪由开始的低沉、抑郁、滞重，一度变为热烈、浪漫、高亢，色彩则由暗淡、班驳变为华丽、辉煌，在第五首中，诗人这样描写皇宫和上朝的景象：“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前四句，诗人借用神话传说，极写长安皇宫的巍峨壮丽，烘托儒家理想在现世中的模板——玄宗开元盛世的神圣、美好。“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种云开日出、普照大地的幸福感、迷醉感四处弥漫。但这种辉煌也是很短暂的，在第六首，辉煌中也出现了危机：“芙蓉小苑人边愁”，虽然“珠帘锈柱围黄鹤，锦缆牙樯起白鸥”，但已有一种人生如烟、繁华似梦的深刻的人生虚幻感在内了。因此第五、第六首诗的最后两句，几乎不约而同地从梦想的迷幻中跌落到悲惨冷清的现实：“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这样再到第七首时，已是“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红’与‘黑’是两种强烈的颜色，表示一种过分成熟的感觉而有接近腐烂的一种倾向””，露水依然晶莹可爱却已变“冷”，红莲美丽妩媚却早已坠落在萧瑟秋风中，一个无可挽回的衰败的末世到来了，这样一个时代里，精神依然属于上一个时代的诗人预感到了入骨的冷落、凄凉：“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但诗人的理想是如此的有力，严酷的现实没有能够打断他那已经蓬勃如青草似的梦想的生长。于是，在第八首诗中，诗人写出了更灿烂的梦境，更迷人的乐章：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在前六句中，所有的景物无不金碧辉煌，不含一丝阴影，气息是如此的畅快、流溢，但梦幻在“白头吟望苦低垂”的不协调和音中再次被打断。
第4篇：杜甫的四句诗范文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歌;景观设计;共同性;设计手法
诗歌创作艺术是指以诗歌为体，用高度凝练的语言，形象表达作者丰富情感，集中反映社会生活并具有一定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体裁。诗歌是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只有一种用言语表达的艺术就是诗歌。诗歌创作被视为艺术的创作，诗歌中的点滴也作艺术的点滴。当然，诗人创作中的状态也作艺术家创作状态。在诗歌创作中的秩序，逻辑，时空的转化，精致的描述，搭配等等，却是与艺术中的景观空间设计有着很强的联系性。
一、诗词与景观设计间的相互浸润与转化
(一)首先，中国文人们爱好诗词上的精神表达，同时在现世的生活中，追求着园林景观，因此很多诗人有着自己的园林。例如，竹林七贤的竹林精舍，白居易的桃花坞，嵇康的嵇山别墅，王维的辋川别墅，文征明的艺圃，等等。虽然这些例证都是条件尚好的文人雅士，但如沈复与芸娘那样只有几步花园，借景沧浪的雅性才着实让人感动，最后连沧浪也没得借了，只得做了碗莲放置桌前。这可见，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们，甚至是中国的传统精神里，都追求着：“天地有大美”这几字。(二)创作的情感表达(作用)。文人雅士们创作出的诗词，歌颂并描绘着自然的风光和雅致，这样描绘便促进了自然景观运用的文人气韵与美学。例如，文人们大多爱颂赞，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在这样的赞誉中，不管是文人，雅士，武夫，百姓都爱在器物或是日用常行中大量运用这四种元素，而在传统古代园林中(环境景观设计)也爱大量的布置和设计，烘托着这四物。
二、营造诗意景观的策略与表现
探索中国古典诗词(以杜甫诗赋为例)艺术作品与景观空间环境研究。通过现代设计手法，将杜诗文化全新注入浣花溪公园，推动其成为全国唯一一个全面展示杜诗的精品文化区域，为游客提供从杜诗角度感受成都历史文化名城形象的崭新视角。在历代文人隐士生活过的锦官城西浣花溪畔，成都这座古老与现代有机融合的国家中心城市，将翻开其全新的一页。在杜甫的生平中，经历了多个阶段，杜甫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五首诗歌流传至今。如何运用杜诗各个时期的经典名句做出有意义的景观呢？首先，结合历史本身，了解到杜甫生平中，他最闲适，安逸的生活就是在年少时期在长安的生活了。所以在设计的场地上应该是一片开阔，明朗的景致。大片的缓坡草地，搭配景致的古桩，配以意气风发的雕塑造型的杜甫。而在石品的搭配上应该是圆融饱满的大石，弯曲而富有深意的道路，结合中国传统造园手法中，龙腹部栽种植物。而诗人的诗歌，用大片的雕塑石片呈现，宛如壮丽诗篇。在杜甫的人生第二阶段中，生命不再只是琴棋书画诗酒花，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在追寻钟鼎的道路上，杜甫见到了民情苦味，寻官的不易。而这时期的杜甫经典名句是：“暮随肥马尘，朝扣富儿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设计中以抽象的唐代建筑群落构架为背景，以长安现实生活与皇室空中楼阁对比营造场景氛围。场地是一块厚重的铁板，铁板会随着时间有斑驳的痕迹，而铁板的运用是让体验者有场地强调的意味，有种登上历史舞台的仪式感。而唐代建筑构架的实在，残缺也是不抽象的造型里的历史真实感，而构架与铁板之间的联系就是用钢架组合成的杜甫这一时期的经典诗句，这也是寓意杜甫与皇室的空中楼阁间的联系就是诗文。在杜甫的人生最后阶段里，仿佛应证了一句话：我们身后遗弃的时间越是久远，呼唤我们回去的声音越是强烈。杜甫的最后阶段里，他开始想要回到长安，回到故乡，他不断回头，不断前行。杜甫在这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设计中，以铁锈做远处的山川，一艘破败行进的石船，好像是杜甫余生的写照，船下铺设的是细石做的河道，而此处的造石则是色重，肌理感强的石头来烘托氛围。诗句其实就是诗人一笔一间对应上某种景致和心情的描绘，而景观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可以在心上营造一座园林，私享的、无边的、美好的。从诗词的语句间，设计师找到景观搭配的原由从而增加景观设计中的文人气，达到所要的目标。但有时，设计师找到的其实是“对应的心情”，然后设计出了“有情绪的环境”，不是死板的安置与摆放。与诗人那些“共通的情绪”，换做了设计中的起伏与隐逸，设计的思路与主张，让设计达到一种有“情绪的环境”，诗词是随心的，设计是随人的。
参考文献：
[1]朱良志.中国美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第5篇：杜甫的四句诗范文
摘要：日本的杜甫研究于20世纪后半期由吉川幸次郎推向顶峰。目前，日本有两大杜甫全诗译注规划正在进行，有望以此为契机再度激活杜甫研究。其一即为松原朗本人发起并参与规划和执笔的讲谈社学术文库丛书《杜甫全诗译注》，该著严格遵循仇兆鳌《杜诗详注》注解，专设“补充说明”一栏以介绍最新研究成果，该著以“面向21世纪之杜甫诗注”为学术目标、以严格确保学术品格为编辑方针进行编译。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6-0042-08
一、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一）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谱系
杜甫诗集东渡日本的时期，一般认为是在平安时代的后期（即11世纪后半期）。在记录大江匡房（1041～1111年）谈话的《江谈抄》中，业已可见《注杜工部集》的书名。然而，将杜甫诗集作为正式文学作品来接受，却始见于自日本南北朝时代至室町时代的中世纪禅宗寺院。其中，虎关师炼（1278～1346年）对杜甫的颂扬与宣传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①。
到了江户时代，杜甫的文学已在知识人之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松尾芭蕉（1644～1694年）可为一例：松尾芭蕉被尊为“俳圣”，即俳句界中世界圣人般的人物，俳句的文学形式与汉诗不同，但他竟能将吸收于杜甫的养分灵活自如地应用在自己的俳句文学创作中。
明治时代以降，杜甫研究作为一门近代学问，即于如此传承基础之上得以展开，而其中尤以以下三人所作贡献为大。换言之，近代日本的杜甫研究，可谓由此三人所开创。
首位开山者即为铃木虎雄先生（1878～1963年）。铃木虎雄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学院汉学专业。1908年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学院助教授，1910年升任教授，1938年荣休后荣膺京都帝国大学名誉教授。被誉为日本近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拓者的铃木虎雄，培养出了吉川幸次郎等学者。而其杜甫研究著作则有《杜少陵诗集》全4卷（1922年，国民文库刊行会），此部著作至今仍可谓日本唯一的杜甫全诗译注。此外，1978年日本图书中心复刻了此部《杜少陵诗集》，改称为《杜甫全诗集》全4卷并出版发行，通行至今。
位列第二的杜甫研究开拓者则可谓吉川幸次郎先生（1904～1980年）。吉川幸次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文学专业，师从狩野直喜和铃木虎雄。1928年至1931年，吉川幸次郎与仓石武四郎曾一起赴北平留学（顺及：2002年中华书局出版有《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1947年至1967年吉川幸次郎担任京都大学文学系教授，而执教京都大学之“最终讲义”即为其《杜甫的诗论与诗歌》。荣休后吉川幸次郎先生荣膺京都大学荣誉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6期松原朗近代以来日本的杜甫研究――兼及《杜甫全诗译注》吉川幸次郎著作中仅个人独立著作就已超50部，以下只列举其两种全集性著作：《决定版吉川幸次郎全集》（全27卷，筑摩书房1984-1987年出版）；《吉川幸次郎遗稿集》（全3卷，筑摩书房1995年出版）。
而关于杜甫，吉川幸次郎个人独立著作即有下列七种，而其中之最者非皇皇20册《杜甫诗注》莫属，遗憾的是其生前仅有下列5册得以出版：
《杜甫私记》，筑摩书房1950年出版，1965年改版。
《杜甫笔记》，创元社1952年出版；另由新潮文库1954年出版，并于1970年改版。
《杜甫ⅠⅡ世界古典文学全集（28-29）》，筑摩书房1967年至1972年出版。
《杜甫诗注》第1至3册，筑摩书房1977年至1979年出版。
吉川幸次郎辞世后，日本出版了其以下三套遗稿：
《杜甫诗注》第4至5册，筑摩书房1980年至1983年出版。
《杜诗论集》，由筑摩书房作为《筑摩丛书》1981年出版。
《华音杜诗抄》（附有朗读录音带），筑摩书房1981年出版。
而位列第三的杜甫研究开拓者乃黑川洋一先生（1925～2004）。黑川洋一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师从吉川幸次郎与小川环树两位先生。黑川洋一毕生执教于大阪大学，1989年荣休后荣膺大阪大学名誉教授。
黑川洋一先生有关杜甫研究的个人独立著作则有如下七种：
《杜甫》，岩波书店1957年至1959年出版之《中国诗人选集》系列其一，全2卷。
《杜诗》，岩波书店1963年到1966年以“岩波文库”方式出版，全套8册。黑川洋一从铃木虎雄所著杜甫全诗译注《杜少陵诗集》中，精选了其中由乾隆御定《唐宋诗醇》所收杜诗的三分之一，编纂而成。
《杜甫》，筑摩书房1973年出版之《中国诗文选15册》其一，乃杜甫评传。
《杜甫研究》，创文社1977年出版之《东洋学丛书》其一。
《与杜诗同行》，创文社1982年出版。
《杜甫中国古典鉴赏》，角川书店1987年出版；其部分则另以《杜甫》为名，由角川索菲亚文库2005年再版。
《杜甫诗选》，岩波书店1991年出版之《岩波文库》其一。
由以上三位杜甫研究先进之先行研究可知，日本京都大学自有一套杜甫学研究谱系，此谱系乃由铃木虎雄先生所首创，20世纪后半期经由吉川幸次郎先生推向高峰，再经黑川洋一先生继承发展，从而成就了传承有序的完整研究谱系。然盛极则衰，吉川时代也被认为是达到了杜甫研究的饱和点，随后日本的杜甫研究也就渐次偃息了下去。
（二）近年来日本的盛唐与中唐文学研究概况
由杜甫研究而及盛唐文学研究，则可顺及回顾日本之盛唐与中唐文学研究概况。
若论东瀛之盛唐文学研究，就李白而言，则有早稻田大学的松浦友久先生；就王维而言，则有岛根大学的入谷仙介先生。然自两位先进身后，日本盛唐文学研究就未必能够梅开二度了。
承继于盛唐文学研究，日本的中唐文学研究登上了历史舞台。自上述两位集大成者之后，日本唐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则明显转移至中唐文学之上。如1990年日本则设立“中唐文学会”，并创办学会学术杂志《中唐文学会报》；而2000年则另创办发行了《白居易研究年报》等，从中可窥日本唐代文学研究之转向。时至今年，则有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川合康三先生等人出版的《韩愈诗译注》第一册，亦可视为日本转向重视中唐文学研究之佐证。
日本唐诗研究之所以出现了由盛唐到中唐的重点转移，追溯其因，可总括为以下五点：一则确因日本盛唐诗歌之基础性研究已告一段落；二则相对于盛唐诗歌研究而言，中唐诗歌依然尚有众多领域需做基础性研究；三则由于中唐乃“唐宋变革”起点，因可预见，中唐文学自身即已孕育有其后文学方向的若干萌芽；四则仍需顾虑到，以往由于兼有“盛唐”与“中唐”之传统称呼，并将传统称谓之“盛唐”看作唐诗顶峰时期，因而就忽略了对中唐应有的注意，如今则已从此传统认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五则除上述缘由之外，就日本之中唐文学研究而言，仍应特别顾及日本所特有之两大因素：
其一，江户中期荻生徂来（1666～1728）学派提倡吟诵盛唐诗歌，故而李攀龙编选的偏重于李杜之《唐诗选》被指定为入门书籍而广受传阅。从《唐诗选》之流通情况则可判明，此类偏重李杜之传统倾向一直持续至1970年代为止。而自彼以降，此独尊盛唐之势即被急速扭转了过来，并延续至今。
其二则与日本中古（即平安时代）的文学研究相关。一般认为，平安时代《源氏物语》的出现标志着日本古典文学达到了巅峰，关于《源氏物语》的研究则一直持续至近代，且经久不衰。如此一来，由于限定于“和文系列”的文学研究渐近于饱和，就需将同时代之“汉文系列”文学亦纳入研究视野之中。而成立于1983年的“和汉比较文学会”即为体现此种需要之个例。加之白居易乃平安时代最喜闻乐见之汉诗诗人，因而当时平安时代日本的“和文学”研究者们也就从白居易乐府开始转入研究日本平安一代文学，而同时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亦与之相呼相应，继而得以产生一个良性循环。
若论今日日本中唐文学研究之盛行，上述两大特有因素则不可不及。
二、近年来日本的杜甫研究状况有论者认为，日本近年来之杜甫研究正处于从偃旗息鼓走向重新发展的转折点之上。
首先来看日本当下杜甫研究成果的出版情况。当前业已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中，则当以后藤秋正、古川末喜、谷口真由美等三位学者的著作为代表，三位全力撰写杜甫论文，且各自皆有著述结集付梓。北海道教育大学返聘教授后藤秋正先生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有：
2011年10月研文出版社《东西南北之人――杜甫的诗歌和诗歌语言》；
2012年11月研文出版社《何日是归年――杜甫诗话》；
2014年9月研文出版社《山青花欲燃――杜甫诗话（续）》。
佐贺大学古川末喜教授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则有：
2008年8月知泉书馆《杜甫农业诗歌研究――8世纪中国的农事与生活之歌》；
2014年12月知泉书馆《杜甫的诗歌与生活――现代训读文的解读》。
而长野县立短期大学谷口真由美教授出版的杜甫研究专著为：
2013年2月汲古书院《杜甫的诗性葛藤与社会意识》。
此外，另有一册与杜甫相关的文库丛书值得一读，即岩波书店于2012年10月出版的“岩波新书”系列之《杜甫》，作者系京都大学名誉教授川合康三先生。此书虽为面向普通读者所编纂之文库口袋读本，然书中所表现出的卓越的杜甫评述，对杜甫研究方家亦可谓开卷有益。
除上述所举杜甫研究专著以外，或可忝列方家的还有2013年10月研文出版社出版的由笔者本人编著的《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三百年杜甫研究论文集》，刊有10篇日本学者及4篇中国学者之杜甫研究论文。
其次可看日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杜甫全诗译注的两大规划。
其一是吉川幸次郎生前计划出版的共20册的《杜甫诗注》，先生生前已由筑摩书房出版了其中五册，仙逝后岩波书店又出版了包括生前既出五册的总计十册，现还在陆续出版，并规划将其20册完全发行。吉川先生遗稿只保有10册左右，而这10册则由兴膳宏先生进行补写，这将是一个宏伟大气的计划（但第10册之后如何出版目前则尚无定论）。
另一个规划则是由笔者本人作为计划发起人之一的《杜甫全诗译注》，该书业已列入日本讲谈社之“学术文库”，全套4册计3700页，已于2016年6月出版了第一册，并于2016年10月业已出齐了全四册。其编著方针有二：一要完全依据仇兆鳌《杜诗详注》注解，二要力争做到日文译注简明扼要。本译注编译委员会调集日本37名学者共同执笔，其中4名校对负责人已从各自角度对全书原稿完成了审阅与调整。
三、《杜甫全诗译注》的编译说明由于《杜甫全诗译注》是由编译委员会37名成员集体编译，或会因执笔人各自为政而损及全书之整体统一性，因此必须执行通用编译基准，由此确定了共同采用同一本具有高度信赖性之注释用书的编译方针。早在该书规划之际，发起同仁就决定采用清代仇兆鳌（1638～1717年）之《杜诗详注》为注释基准用书。在此基础上，以“词语释义”及“补充说明”的形式补充介绍最新研究成果，以此确保本书面向21世纪之杜甫诗歌注释的学术品质。
藉此，采用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则几为唯一之选。成书于清中叶的《杜诗详注》，集历代优秀注释成果之大成，书名“详注”名副其实，仇著确系详细周密之杜诗注释，至今仍被视为代表“中国标准”的杜甫诗注。无论陈贻{先生《杜甫评传》中之杜诗现代汉语解释，亦或韩成武教授等之《杜甫诗全释》，原则上皆遵循仇兆鳌《杜诗详注》，此亦众所周知。
（一）仇氏《杜诗详注》之特色
作为截至清中叶杜诗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仇氏《杜诗详注》并非仅为简单拼凑，实显示出仇氏本人独特的精彩见解。最为精彩之处即为，当历代解释出现对立纠纷之际，仇氏并非仅仅将各家说法简单罗列出来，而是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如此考量既可见其对注释文责态度之认真严肃，亦可窥其集大成之抱负。所以该书虽为清代中期之作，但即以当今学术标准苛求之，仇注亦可谓见解独到，令人叹服。
历经如此精心周到功夫之后，《杜诗详注》以确凿的训诂和用典对比为基础，并依据诗歌大意来追索杜诗核心诗意，从而获得了一种能够充分引导读者正确理解杜诗的说服力。在历代汗牛充栋之杜甫诗注之中，仇氏《杜诗详注》至今仍可得到青睐，盖缘于此。
（二）本丛书针对仇氏《杜诗详注》“问题注释”而采取的补充说明
《杜诗详注》的确可称为一部经过精心筹备的杜诗注释用书。如若细心精读，该书解释的结构框架大体是清楚的，但偶尔亦有不甚明了之处。本书在实际译注中发现并解决了以下三个具体问题。
问题之一：有的情况下，《外注引古》中所引典故之注释隐于文内而未明言，使人难以察觉。在此情况下，本书将参照其文内注释以进一步明确仇氏的解释。
如《三川观水涨二十韵》，原注“天宝十五年七月中避寇时作”，描写的是杜甫率家人自奉先北去~州避难途中遭遇暴雨之情形：
及观泉源涨，反惧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
乘陵破山门，迥斡裂地轴。交洛赴洪河，及关岂信宿。
应沈数州没，如听万室哭。秽浊殊未清，风涛怒犹蓄。
《杜诗详注》于此段落《内注解意》中，有一个颇为中肯的解释：“此记川水之涨。江海覆有似倒流也。漂沙，言其突冲。漱壑，言其横撼。破山，言其高涌。裂地，言其深入。赴河及关，言其势急。数州沉没，言其害大。秽浊四句，忧水涨未平，亦以起下。”
上文“漱壑”之语令人费解。据仇氏解释之大意“漱壑，言其横撼”可知，“漱壑”之意为：河水的大浪猛烈地冲撞并撼动着沟壑，然“漱”字本身并无“横撼”之意。
于是本丛书编者又查看了《外注引古》的用典说明，其解曰：“江赋：漱壑生浦”。若仅止步于此解释，则“漱”字之意仍然不甚明确。所幸阅读《杜诗详注》之后即可获得其他途径以供佐证。江淹《江赋》收于《文选》，而《文选》正文则是与《文选》注释不相分离之一整体。关于上面“漱壑”二字，李善注释中有“周礼曰：善为沟者水漱之。郑玄曰：漱，啮也。”
综上可知，仇氏之判断依据是：杜甫“漱壑松柏秃”乃据江淹《江赋》“漱壑生浦”一句而来，由此可推知仇氏乃是参照了文选李善注“郑玄曰：漱，啮也”这一注释，从而向读者直接提示出“漱壑，言其横撼”之此番大意来。
《杜诗详注》对注释解析得如此细心周全，自令人称道，然难免亦有少许令人遗憾之处。今日一般读者阅读江淹《江赋》“漱壑生浦”之时，读者自己何以如仇氏般悟出其背后所隐藏之李善之注也。况仇氏作注之际，即便所设定之读者乃饱学鸿儒，亦宜将李善注解增附其后方更为稳妥。从此点来看，《杜诗详注》似有考量不周之处。
问题之二：有的情况下，由于仇氏引用《外注引古》时篇幅过于短小，以致仇氏注释的真意有时令人难以捉摸。此时，本书将参照引用部分的上下文加深对《杜诗详注》注解之理解。
下文乃长安时代之杜甫为求得翰林学士张之注意而献呈的一首诗。张乃盛唐著名宰相张说之次子，因娶玄宗之女宁亲公主为妻而得以晋为驸马都尉。诗之末尾如下：
赠翰林张四学士
……无复随高风，空余泣聚萤。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傥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
此处“任春草”之意颇费思量。《杜诗详注》释为“春草叹卑微”，如此，则“此生任春草”之意即为“自己这一生尽活在居于人下的悲叹之中了”。但仅仅如此解释，“任春草”之意依旧不甚明朗。因此，有关“任春草”之解，各家说法错综纷纭，莫衷一是。下文仅列举一些有代表性者。
九家注：春草，言不实流落。漂泛，如萍之在水也。赵（次公）云：此言任春时之草生几度，更不管年华之去耳。此憾慨之言。
黄鹤注：此生弃掷，如春江野草任车马践踏。
杜诗镜诠：言随遇而安。
全释：此生勤奋苦读，任凭池塘春草风光诱人。却不料年纪将老一事无成。
杜甫全集校注207页：周甸（《杜释会通》）曰：“春草贱物，漂萍无定踪，言贱固委之命矣。老而踪迹不定，实可伤也。”邵宝（《刻杜少陵先生分类集注》）曰：“言此生弃掷如春江野草，任从车马践踏也。独漂萍，言萍草无根，任风漂泊也。”赵次公曰：“此言任春时之草生几度，更不管年华之去耳。此憾慨之言”。
最后所举为萧涤非等之《杜甫全集校注》，将周甸、邵宝、赵次公三说合一，却并无明确结论。此外，周甸和邵宝皆将春草释为贱物，此点意见相同；赵次公却认为春草象征反复再生的生命力，与以上两人看法完全不同。
那么日本之注释如何呢？铃木虎雄和吉川幸次郎的注释可代表日本学者之意见。
铃木虎雄注释：依照愚见，“任春草”所用乃《楚辞》“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典。意即：即使春草生长，自己也流浪在外不回故乡。
吉川幸次郎注释：“春之草”一方面在夸耀大自然的生命力，一方面在嘲笑怀才不遇的流浪儿。《楚辞》中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意即吾辈此生即便任萋萋春草嘲笑，也要流浪在外。
关于“任春草”之句，不同解释有如此之多，要在其中选择唯一正解又谈何容易。且看仇氏是如何解释的呢？
第6篇：杜甫的四句诗范文
【关键词】 杜诗 湿
笔者在讲授高中语文必修五杜甫诗歌《兵车行》鉴赏课时，我着重点出这首诗最后一句"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中一个"湿"，表明了杜甫当时极度忧郁悲愤的心情。一个听得非常入神的学生，无意中大声说了一句很萌很潮的话："唉！杜甫的心情真的很湿呀！"，引起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学生的这句话一下子激发了我的灵感，廓清了我的一些模糊意象。不是吗？我以前曾讲授或阅读过杜甫很多诗歌，在他的诗歌中确实用过很多"湿"字，例如我们耳熟能详一些诗歌："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林花著雨燕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曲江对雨》）、"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等等诗歌中都有一个"湿"字，杜甫的心情是不是真的很潮很湿？为什么在他诗歌常常提到这个字，是有意为之还是自然天成？
清代著名学者仇兆鳌《杜诗详注》第二册在注《曲江对雨》中"林花着雨燕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两句诗时，引说了一则故事：王彦辅曰："此诗题于院壁，'湿'字为蜗涎所蚀。苏长公、黄山谷、秦少游偕僧佛印，因见缺字，各拈一字补之：苏云'润'，黄云'老'，秦云'嫩'，佛印曰'落'。觅集验之，乃'湿'字也，出于自然。而四人遂分生、老、病、苦之说。诗言志，信矣。" 而周振甫在《诗词例话》里认为这个'湿'字用得并不突出，而用"润"、"老"、"嫩"、"落"反而比"湿"字更费工夫，更讲究练字。且照胡应麟《诗薮》里的说法，用"湿"字不算诗眼，而用"润"、"老"、"嫩"、"落"才算诗眼，故胡应麟认为该诗就是不用诗眼的一例 。
不管怎么说，其实，杜甫在诗中十分爱用"湿"字，而且每每用来，贴切入神，情至理达，倒是一个事实。笔者在教学之余，对杜诗中广泛运用"湿"字非常感兴趣，本人通过检索《杜诗全集》（张志烈编，天地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电子书初步统计出，在其存诗一千四百五十多首中，用"湿"字入诗的诗句竟达四十七首之多，现摘录如下：
1．"东风吹春水，泱漭后土湿。"（《送率府程录事还乡》）
2．"长云湿褒斜，汉水饶巨石。"（《送李校书二十六韵》）
3．"三春湿黄精，一食生毛羽。"（《太平寺泉眼》）
4．"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龙门镇》）
5．"竿湿烟漠漠，江永风萧萧。"（《桔柏渡》）
6．"溪行衣自湿，亭午气始散。"（《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
7．"气肠胃融，汗湿衣裳污。"（《雷》）
8．"高鸟湿不下，居人门未开。"（《雨》）
9．"南方草镇惨，沾湿赴远役。"（《雨二首》其二）
10．"秋耕属地湿，山雨近甚匀。"（《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
11．"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
12．"雨声飕飕催寒早，胡雁翅湿高飞难。"（《秋雨叹三首》其三）
13．"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
14．"落砧何曾白纸湿，放未觉金盘空。"（《乡姜七少府设戏赠长歌》）
15．"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言》其五）
16．"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7．"湿久飞迟半欲高，萦沙惹草细于毛。"（《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
18．"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遇雨二首》其二）
19．"碧山晴又湿，白水雨偏多，"（《白水明府舅宅喜雨》）
20．"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月夜》）
21．"楼雨融城湿，宫云去殿低。"（《晚出左掖》）
22．"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端午日赐衣》）
23．"草露亦多湿，蛛丝仍未收。"（《独立》）
24，"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梅雨》）
25．"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
26．"把酒从衣湿，吟诗信杖扶。"（《徐步》）
27．"心同避燥湿，且复过炎凉。"（《双燕》）
28．"云霄遗暑湿，山谷进风凉。"（《台上得凉字》）
29．"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对雨》）
30．"莫令鞭湿地，再湿汉臣衣。"（《遗愤》）
31．"晨钟云岸湿，胜地石堂烟。"（《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
32．"久露晴初湿，高云薄未还。"（《草阁》）
33．"滂沱朱槛湿，万里傍檐楹。（《西阁望雨》）
34．"柴扉临野碓，半湿捣香。"（《雨四首》）
35．"润休全湿，云晴欲半回。"（《朝二首》其二）
36．"江雨旌湿，胡风井径秋。"（《重题》）
37．"林花著雨燕脂湿，水荇牵风翠带长。"（《曲江对雨》）
38．"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示獠奴阿段》）
39．"万里秋风吹锦水，谁家别泪湿罗衣。"（《黄草》）
40．"身过花间沾湿好，醉于马上往来轻。"（《崔评事弟许相迎不到应卢老夫见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笔戏简》）
41．"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即事》）
42．"舞石旋应将乳子，行云莫自湿罗衣。"（《雨不绝》）
43．"碧窗宿雾湿，朱浮云细细轻。"（《江陵节度使阳城郡王新楼成王请严侍御判官赋七字句同作》）
44．"树湿风凉进，江喧水气浮。"（《立秋雨院中有作》）
45．"律比昆仑竹，音知燥湿弦。"（《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
46．"暑雨留蒸湿，江风借夕凉。（《遣闷》）
47．"爽携卑湿地，声拔洞庭湖。"（《北风》）
从以上诗句中可以看出 ，杜甫多以"湿"字入诗描写秋雨、愁绪和人民生活的苦难，以及自己心中的潜在的苦闷，从而营造出一种凄苦惨淡、令人窒息的忧郁氛围。那么，杜甫为什么如此偏爱这个色彩灰暗，令人不快的"湿"字呢？正如晚唐诗人李商隐诗喜用"隔"字，表现自己坎坷终身、孤独无援的寂寞心态一样 。其实，这种表面现象的背后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其中既有自己理想破灭后心中的烦闷，又有亲历"安史之乱"而产生的痛苦人生的体验；既有对苦于战乱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又有自己以诗为精神寄托的认真不懈的艺术追求。所以我认为杜甫诗中频繁地以"湿"字入诗，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作者有意为之。下面，就此作简要分析。
一、政治理想破灭后的痛苦和失望
纵观杜甫一生，才华横溢而位居下僚，志存高远而终生失意。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杜甫，自矜于东晋名将杜预之后，并以儒家"治天下"之旨以立身，少有大志。不仅如此，他自幼聪敏而好学。诚如自己所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岁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幼小的心中，即自觉为"治国"而"修身"，为"平天下"而勤奋学习。所以他熟读《文选》，以至"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健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的终生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可是，事实并非如他所愿，却好像总是在有意捉弄他。当他饱读诗书，胸怀韬略，以至"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欲以满腔热忱施展才能，报效国家之际，却碰上天宝六年权奸李林甫玩弄科举，而失去绝好的实现理想，施展抱负的机会。后来虽偶因赋三大礼表而略得小志，却不料随即"安史之乱"爆发。此后一直郁郁不得志，直至客死他乡。
对于怀济世之才，而命途坎坷且终生不得志的杜甫来说，这真是太痛苦了，甚至简直是残酷的折磨。所以，当他经历屡次失败，理想一再受挫之后，总感觉自己虽然像只搏击长空的雄鹰，可这只雄鹰的翅膀却被时代的霪雨淋湿而不得展翅高飞。这种感受对杜甫来说，真是痛切而深刻。所以，这种情绪在诗中不时表露出来。如《秋雨叹》其三："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这只胡雁其实就是杜甫自身的真实写照，作者望着在秋雨中徘徊低旋的大雁奋力向上却又不能高飞的情形，仿佛看到了自己狼狈的化身。又如《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湿久飞迟半欲高，萦沙惹草细于毛。"看作者眼中，连雨中落花也因受雨水沾湿而不的自由飘飞，使人顿生怜意。再如《雨峡云行清晓》："高鸟湿不下，居人门未开。"在作者眼中的鸟，也多是被雨水打湿翅膀而不能凌空高飞的失路英雄的形象。
实际上，在杜甫心中，天宝六载李林甫的擅政科举，对自己来说，犹如一瓢冷水兜头浇下，无情地淋熄了从小升腾在心中的济世报国的希望之火；而当他进三大礼赋而奉命待制集贤院，政治命运即将出现转机之时，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又如一盆冷水迎面泼来，彻底浇灭了他心中希望的火种。所以，在杜甫一生中，这两件事犹如两盆冷水不但淋湿了杜甫的身体，更淋湿了杜甫火热的心灵。使他感到整个一生都如浴凉水，周身寒湿，冰冷透顶。
所以，他时时感到"湿"字萦绕在脑中，挥之不去，处处被阴湿之气所包围、笼罩。送客远行，他看到云气打湿了山谷："长云湿褒斜，汉水饶巨石。"（《送李校书二十六韵》）逃难途中，他感到路湿难行："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龙门镇》）梅雨季节，他心中烦闷，心忧如湿："茅茨疏易湿，云雾密难开。"（《梅雨》）
总之，政治理想的破灭，使杜甫深刻感到前途的渺茫，生活的黯淡，心情的沉郁。
二、对乱世生活的深切感受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敌势猖獗。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迫于形势，仓皇奔蜀，致使长安沦陷。全国上下，一片惊乱。这时，杜甫也不得不带着妻儿与广大百姓一起逃避战乱，颠沛流离。一个月后，当他得知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安顿好妻儿于州羌村，只身奔赴。途中又不幸陷贼，而被押回长安，后冒死逃脱而得投奔凤翔行在。却又因吐蕃、回纥入侵，蜀中军相继作乱而被迫漂泊西南。其间，杜甫出生入死，漂泊流离，备尝人世艰辛。逃难路上，他看到了广大人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惨状；也看到了远离亲人戍守边疆，同敌军作战的士兵们的艰苦辛劳；同时，以自己身为小吏而尚在难中不得自保，妻离子散的窘境，去感受普通广大人民更加困苦的生活。而其中更让他忧心的，是朝廷的昏聩，政治的腐败。为此，他看不到人民安宁生活的希望，看不到国家拨乱反正的曙光，心忧不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道出了他深藏心中的隐忧。他感到战乱之中，广大人民就像长期处在水乡泽国，浑身湿透，何时才能回到干爽舒适的岸上？更叹息自己寄食于人，漂泊流离的生活何时才是尽头？所以，作者时常对雨尤其是秋雨特别敏感。在杜甫诗中，写苦雨的篇章亦不在少数，其原因大概即在此吧！而且每写雨，也多以"湿"字相伴。聊举几例："雨声飕飕催早寒，胡雁翅湿高飞难"（《秋雨叹》其三）以霪雨不断，寓主上蔽于谗言而国事凋敝，兼叹自己抱负不得施展。"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对雨》）写自己欲由阆州回到梓州，为无休止的大雨所阻，因而想到此时在外淋雨戍守边防的士兵们的辛苦。"舞石旋应将乳子，行云莫自湿罗衣"（《雨不绝》）则责为雨所阻而不得归的沮丧心情。"树湿风凉进，江喧水气浮"（《立秋雨院中有作》），却又独立院中，对萧萧秋雨述说心中悲苦，感慨颇多。由上可知，杜甫因雨而愁，感湿而忧在其诗中已成明显印记。而且此类诗中所述之景，所写之情也多给人凄苦、忧伤、压抑之感。
此外，杜甫在漂泊西南，无家可归，生计了无着落而四处奔波之时，生活的艰辛，时局的动荡，更使他心境烦闷，精神颓唐。此时诗作，更抒发心中不快，多以忧郁之情写伤心之事。怨气极多，正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 。从而渲染出一种阴暗，潮湿，令人烦闷的意境。使人读后顿觉神情黯然，满心凄楚。诗中也仍多以"湿"暗示该种心情。途径龙门镇时，他看到的是"细泉兼轻冰，沮洳栈道湿。"（《龙门镇》）过桔柏渡口，他见到的是"竿湿烟漠漠，江永风萧萧"。（《桔柏渡》）去通泉县的路上，他感受到"溪行衣自湿，亭午气始散"。（《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而"南方草镇惨，沾湿赴远役"（《雨二首》）则因入蜀途中天多大雨且峡中多盗而念及远戍战士的辛苦。其《黄草》诗中"万里秋风吹锦水，谁家别泪湿罗衣"，更揭示了蜀中兵乱而人民不堪其苦的社会现实。
总之，读这些诗，确能感受到一秋凄风苦雨迎面扑来，使人深深领略到整个时代的沉重和悲哀。
三、"为人性僻耽佳句"的创作态度
第7篇：杜甫的四句诗范文
关键词： 杜甫 李白 诗歌内涵
《渡荆门送别》与《旅夜书怀》诗两首分别出自于唐代诗歌的代表人物李白、杜甫之手，皆为五律且用韵相同。两首诗写景抒情，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相似的“大江大河、平野千里”的意象，还分别创造了千古名句。由此可见两首诗何其相似，但细品之下我们就会发现在相近的语言之下，其实蕴含了风格迥异的情景设置、诗人形象和深层意蕴。其中“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和“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两句最为典型。
先看李白《渡荆门送别》。这首诗是诗人青年时期出蜀游历途中所作，题为送别却非一般诗作中常见的诗人送别亲朋挚友，而是诗人自己离乡时的怀乡之作。玄宗开元年间，年青的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带着慷慨报国、建功立业的理想，过三峡、渡荆门，一路向前。我们不难想见，意气风发的少年独立扁舟之上，抬头是两岸连绵不绝的崇山峻岭，低头是奔涌不息的滔滔江水，心情应当是怎样的壮怀激烈。诗人此时是迎风而立的少年英才，但纵然是豪情满怀，但初识的乡愁滋味也拨动了诗人心中的似水柔情。
当然，要理解诗人所抒发的情感和诗句中的独特韵味我们就一定要理清全诗思路，对诗歌进行全面理解。首先，李白为这首诗题“送别”二字，所指何在？而“诗中无送别意，题中二字可删”①的观点又是否正确呢？诗人离乡游历，即将漂泊在外，此时再为他人“送别”自然是不合常理的。而“天才”如李白又怎么会犯在诗题之中加入无关字眼的低级错误，若真无“送别意”那就应该题为“渡荆门远游”，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说道这里，我们就不得不回顾一下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和批评传统。中国古典诗歌讲究“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从《诗》三百篇开始，就有“言志”的传统，传达出作者的情意。②而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也认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由此可见，无论中西，在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过程中的第一要义是情感的表达和传递。因此，我们在进行浪漫主义诗歌批评的过程中应该先从诗里的情感本质去了解。就是说，这个情感是为什么而发生的，那些外在的具体的事件是难以确定地来指明的，所以我们就先从他的情感的本质来加以探寻。③
因此，我们就可确定在《渡荆门送别》一诗中李白所表应有“怀乡之感”，但送别二字也并非没有出处。尾联“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为我们道出了其中玄妙。万里送别的是故乡山水，养育诗人的母亲河以滚滚江水为游子送行，送他出川蜀闭塞之地去开阔眼界；依依不舍的是诗人对故乡的无限眷恋，少年慷慨激昂后对故土的依赖与思念。即自然以自己的博大和厚重承载了人类的希望与理想，是慈母般的爱怜；而人类对于自然的回馈则是浓浓不化的爱恋。由此，我们也得到答案，诗人“送别”之意不过是将“江水”拟人化的一种艺术手法，借以生动传情；而在题目中加“送别”二字也是为了让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体验这种角度互换的艺术感觉。而认为诗中无送别意，要将送别二字删去的说法则是采用了另一种对诗歌的批评方式。即注意诗歌本身的形象、结构、象征，以及与诗人意识关系的研究，这是对艺术、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简言之就是“就诗论诗”。这种特别注重作品本身艺术上的批评产生了一个“作者原意谬论”的术语，而这种来自西方的批评传统是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取向的。按照这种“作者原意谬论”的批评方式，诗中江水伴作者一路远行，表达了诗人的怀乡之感。诗中故乡山水送诗人远行单有作者怀乡之意，使得原本“二元”的情感呼应变为了单向的抒感，美感尽失。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窥见中西诗歌批评异同的差异，中国自古及今都认为，诗人愈伟大，他的人格、情操、襟怀、抱负方面也愈伟大，“知人论世”是我们传统的批评方法；而西方则不然，西方的诗论，从古希腊的悲剧开始，其文学理论中就偏向“模仿”和“客观”，注意技巧安排、解构字句的作用。这种文化传统的差异本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但随着世界的不断发展，地域限制的打破也是的这种无形的阻隔逐渐消失。但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时刻关注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在分析古典诗歌的过程中也要慎重借鉴西方文论。
再看颈联“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明月倒映水中，仿佛从天上飞来的一面光洁明亮的镜子；而江面上水汽迷蒙、行云簇拥，在半空中幻化出“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观。这一联中，抬头是光辉灿烂的夜空，低头是烟波浩渺的江面，天高地阔，景致渺远。这样的景物描写使得李白“仗剑去国第一游”的豪情壮志跃然纸上。④年轻的诗人即将投身于更广阔的天地并可能创造一番“丰功伟业”，这种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身旁波澜壮阔的景色使得年轻的李白激越奔放、心潮澎湃。
有了以上理解之后，我们再统观全诗。“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紧扣题目，交代创作背景，奠定全诗基调；“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身随心动，一路出荆门、过三峡，对故乡的怀念、对未来的憧憬，再加上渐行渐远的崇山峻岭和湍流不息的江水，诗人的内心越加激动；“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可谓是光辉灿烂，天地高远；而“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一联则将思乡之情表达的绵密细腻，仿佛诗人内心丰沛的情感都将随着悠悠江水飘飘荡荡，飘进每一个读者的心里……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一句寓静于动，诗人立于舟上，人静景动。而随着江水顺流而下，离故乡越远视野愈加开阔，重山已消失在旷野的尽头，奔流的江水也没入远方，这种横向的开阔场景使人心中顿生万丈豪情。而在这幅寂静旷远的画面之下还隐藏了悠悠的江水，就如诗人“仗剑去国”的慷慨豪迈之下还暗涌着思念家乡的温情脉脉。画面中一静一动，选用的意象也是既有豪迈的高山旷野，也有柔和绵长的悠悠江水。及照应诗人内心奔腾的想象也描摹时下离开故乡的感伤。
除此之外，《渡荆门送别》一诗还彰显了李白诗歌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诗人表达内心情意的过程中，不同于常见的借景抒情，诗人酒入豪肠之后，丰盈的内心世界赋予外物情感，由心及物，仿佛“比”的手法。这样的艺术手法又与西方文论中“移情说”有了相通之处。而李白就是这样的天才，不羁狂放、不受约束，他的才华和理想让他与超越规范的生活相配，让他超越古今、横跨中外。
我们再看杜甫《旅夜书怀》。这首诗是诗人晚年所作，其沉郁顿挫的诗风一览无余。时代对于文学的烙印总是深刻而难以磨灭的，“安史之乱”前后二十余年的动荡不安也让杜甫的诗歌染上了浓郁的愁苦愤懑，也许正是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杜甫的成就与其坎坷的经历息息相关。诗人一生漂泊，“安史之乱”逃难至蜀中投奔好友严武，虽在成都草堂中度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但好景不长，严武去世之后诗人又开始了漂泊无依的生活，然而更不幸地是从杜甫离开成都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安稳度日，一直是四处漂泊，直至生命的终结。而此时就应该作于诗人晚年四处奔波的途中。
不同于李白诗歌中景物与情感浑融一体，杜甫的《旅夜书怀》层次分明。全诗简单来看可以分为两层，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但终归还是情景交融、相互呼应的。“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寂静的夜晚里微风轻拂、细草摇曳，开阔的江面上独有一帆孤舟，高耸的桅杆更显得寂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原野开阔得仿佛天地相连，点点繁星明亮好似要垂落人间；而眼前的滔滔江水也涌着一轮明月奔涌向前。这四句诗简单明了的描绘了诗人旅夜独宿的夜景，为后面抒发凄凉孤寂的心绪奠定基础。后四句诗人借景抒情。“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写尽诗人痛苦激愤。其实杜甫一生两次辞官都与“老病”无关，皆是因政治人事而无奈退隐；而若只因文章著称于世更让杜甫愤愤难平。“飘零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旷野笼罩在苍茫月色之中，而诗人也像一只沙鸥一样在这天地间徘徊低旋，无归无宿。杜甫诗歌的诗意并不难解，但诗人若只是简单的情景交融，有怎当得起“诗圣”的美誉呢？
杜甫写诗的一个特色就是真正把他内心的情意进去。他以表现他内心的情意为主，而不是很死板地刻画描写外物。⑤即杜甫写景是缘情，抒情又能引起共鸣。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破难分辨。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虽然《旅夜书怀》一诗中所写景致应为现实，但文学创作毕竟不是单纯的模仿再现，杜甫所写的现实也不应是单纯的现实之景，也应包含他的理想。其实，在这一点上中西方的文学创作是有共通之处的，西方的表现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城堡》、《变形记》、《百年孤独》中的奇幻我们没有经历过，但人物内心世界的那种情感经历我们是感受过的。杜甫写景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其在感知、感动之后还能进行感发，引起一种联想，一种生生不已的生命。诗人写诗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杜甫远祖是晋代文豪杜预，家学渊源、一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更是一心想要致君尧舜禹。但无奈的是一生漂泊未得重用。坎坷的经历使得杜甫的内心世界复杂深邃，而这首写在诗人晚年的诗作就更不可能是某一种单纯的现实情意。诗人此时所表达的是一种艺术化的情意、意象化之情感，想诗人阅尽世间兴衰和人间苦难，种种世变与人情都已在内心中经过了长时间的涵容酝酿，此时的感慨再不会是局限于一事一物的单纯情思。⑥也正因如此，我们会联系杜甫生平、自身经历做出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漂泊无依等诸多解释。这也就体现了杜甫诗歌对读者的感发能力，使读者心动，对自己的生命有所珍惜，灵魂有所提升。
而每一个伟大的诗人，都是用它整个生命去写他们的诗篇，用整个生活去实践诗篇；他的每一首诗都可以做他自己生活的注脚，都可以给读者很多联想。而杜甫就是这样的诗人。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李杜”二人之异同。首先，时势造英雄，繁华的长安让李白酒入豪肠，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而“安史之乱”二十余载辗转漂泊让杜甫挥笔写就人生苍凉。其次，艺术特色上各具特点。李白是天才，便可放荡不羁，不受约束，写景抒情浑然一体，由心及物，往往是不着一字却可尽得风流；杜甫是贤才，关心社稷、致君尧舜，写诗是即物即心，文辞淳朴但意蕴深厚。最后，从接受过程来讲，李白的诗多是天才式的创作，读者最后感受的是浪漫的诗意，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神女；而杜甫的诗质朴厚重，文辞凝练，给读者的多是心灵触动，由人到己，是感发式的共鸣。
但无论李白还是杜甫，在我国古典诗歌中，伟大的诗人们以其诗歌的巨大价值、富有魅力的精神品格，不断激励鼓舞这我们，也正是这种千年以来从未中断的精神传承使得我们的民族精神永垂不朽。作为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我们更是“许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
注释：
①沈德潜.《唐诗别裁》[M].
②叶嘉莹.《从中西诗论的结合谈中国古典诗歌的欣赏（上）》[J].《当代文坛》，1984年第1期.
③叶嘉莹.《叶嘉莹说》[J].
④张建中.《仗剑去国第一游――李白渡荆门送别赏析》[J].《语文天地》.
⑤马芒.《天涯冷落壮志难酬，读杜甫》[J].
⑥叶嘉莹.《杜甫在写实中的象喻性》[J].
参考文献：
[1]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8篇：杜甫的四句诗范文
昔闻洞庭水
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
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
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
凭轩涕自流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
人们常说，国家不幸诗人幸，诗人不幸诗歌幸。这话如用在一代“诗圣”杜甫身上，可谓再合适不过。杜甫出生在大唐盛世，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故而少年时也曾有过“裘马轻狂”的豪情，幻想着步入庙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但长年的战乱不仅使他的政治理想化为泡影，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让他的生活日渐艰辛，晚年不得不四处漂泊，靠友人的救助为生。这两首诗分别写于767(《登高》)、768(《登岳阳楼》)年，离他去世只有两三年时间。研究者认为杜诗“晚节渐于诗律细”，所以这两首诗也最能代表杜甫律诗的风格和水平。赏析这两首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杜甫律诗的一些基本特点。
从内容上看，这两首诗都是抒写登高所见所感。古代的文人有一个不太成文的传统，大抵逢高必登，登高必赋，为我们留下了无数杰出的登临之作。虽然这两首诗登高的原因各不相同(前者慕名，后者为重阳习俗)，但这两首诗无疑都可作为这类诗歌的代表作品。因其登高，故而视点也是比较高的。《登岳阳楼》的视点是在岳阳楼上，诗人居高临下，面对着浩瀚的洞庭湖，四面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所以写来大气磅礴。《登高》的视点在高台之上，因此远处的落木、江水形胜看得分明，写来自然雄浑。
写诗之法与作文之法大致相似，律诗写作也要讲究“起、承、转、合”之法。《登岳阳楼》起笔平缓，张弛有度，符合杜诗的一贯写法；而《登高》起笔连用六个物象拼合，涉及上、下、纵、横、视、听诸方面，节奏急促，读来却感觉整齐有序，笔法纯熟老到如此，非大家不能为也。这两首诗的三四两句都是全诗最用力之处，场面宏大，意境空阔是二者的共同特点。《登岳阳楼》用极为凝练的语言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展示了洞庭湖的非凡气势，此联一出，顿使其他描写洞庭湖的诗句相形见绌，古往今来也只有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可与之媲美。不同的是孟诗写实，所以极力夸张；而杜诗写虚，所以较为神秘灵动。《登高》此联则反其道而用之，用极为动感的语言具体而形象地描绘出落木在生命凋谢那一刻最为悲壮之美和江水绵绵不绝生生不息的蓬勃生机。这两联在气势上占据了全诗的最高点，便为下文的转、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杜甫的律诗名句多出现在此联，如《旅夜书怀》中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月夜忆舍弟》中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春夜喜雨》中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等等，虽然意境、作用不一，但写法大致如此。
第9篇：杜甫的四句诗范文
一、不幸的人生经历
1.首先杜甫、孟浩然出生就不同，杜甫出生官宦而孟浩然出生贫寒，杜甫远祖是名将，祖父又是初唐诗人，可谓是书香门第，杜甫从小就有延续“家族兴旺”的责任感，孟浩然终身布衣，经历以隐逸和漫游为主，他的目标不是延续“家族兴旺”，而是振兴家庭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
2.杜甫的时代是712年—770年，是横跨“安史之乱”的，他一生的奔波相当艰辛，不仅屡次落第而归，而且还要东奔西走，到处逃难奔波，在他的一生中，对社会的现实的认识极其深刻，充满批判，但批判之中又由“恨”转“爱”，其“忧国忧民”的情思贯穿整个时代，绵绵不绝。孟浩然没有经历过“安史之乱”的浩劫，他的一生没有杜甫那样的大起大落和惊心动魄，却和杜甫一样有着不幸的仕途经历，都为着心中的理想而不停奋斗，但始终落得怀才不遇的境地。这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是盛世背后的黑暗的社会现实造成的。在黑暗的官场面前，他们选择了逃避，选择了归隐，但由于主客观的不同处境，入仕与归隐的内心矛盾又冲击着他们，使他们意欲超然却无法忘怀，壮志未酬之志跃然诗中，充满了阵阵愁情。阵阵愁情加速了他们的衰老和病情，孟浩然之死：“时新病起，相见甚欢，浪情宴谑，食鲜动疾而终”①杜甫之死：病死于舟中，他的绝命诗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二、满怀豪情的盛唐颂歌
1.杜甫与孟浩然在初期兼有满怀豪情的盛唐诗歌。杜甫有《饮中八仙歌》，其对才俊之士充满了景仰，特别是“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者的豪放不羁，才俊的显赫才气，显示出盛唐气象。孟浩然的《登安阳城楼》写江城春日才子群公的闲情逸致、城郭绿洲的开阔景致、美丽动人的神话色彩，三者融为一体，尽显盛唐之音。
2.不过，孟浩然的诗歌当中除了描写盛唐气象的豪迈情怀之外，还有杜甫诗歌中所没有的侠义精神，孟浩然的《同储十二洛阳道中作》有“珠弹繁华子，金羁游侠人。酒酣白日暮，走马入红尘。”展示了少年任侠的作风，创造了生动鲜明的洛阳游侠形象。
三、政治理想与心胸抱负
1.杜甫、孟浩然在出生盛唐的时代背景之下，都充满了心胸抱负和入仕的欲望，富有远大的政治理想。虽然他们一再的落地而归，但心中的信念让他们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们的理想跃然诗中，充满豪情。杜甫的《望岳》是最能体现他远大理想和心胸抱负的诗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将全诗推向高潮，大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势，充满了傲视群雄，自命不凡的高度自信精神。
2.与杜甫的《望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前四句写洞庭湖浩渺宏阔、涵容天地、巨浪排空，景象雄壮，气势磅礴。“蒸”字、“撼”字富有强烈的夸张色彩，景中注入远大抱负和胸襟，后四句表达希求汲引之意，自然含蓄态度中肯。
四、仕途失意的失落与对社会的批判
1.杜甫、孟浩然都是空有一身抱负却落得两手空空，始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艰难的入仕之路和百般无奈的落第而归，使他们开始对当权者产生了不满的情绪，开始对仕途产生怀疑，进而进行了大胆地揭露和批判。
2.杜甫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到《乐游园歌》，再到《丽人行》，其批判的力量也在加强，反抗的情绪也在升温。《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最含蓄的批判，它的主旨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从“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可以看出杜甫的愤愤不平之情，《乐游园歌》写出了歌舞升平中感受到的深刻的社会危机，而《丽人行》则直面得讽刺了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和奢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通过劝人回避来反衬出杨家的不可一世。
3.孟浩然从《田园作》到《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再到《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其批判的力度也在加强，反抗的情绪也在升温。《田园作》也只是入仕的迫切心情，但诗中也开始感叹朝端无亲故，揭露当时朝廷用人唯亲的腐败现实，到《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开始怀疑入仕济世的人生道路，再到《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的与黑暗腐败官场决绝的态度。
4.孟浩然的态度很明确，要与官场决绝，所以他选择归隐，而杜甫不会也不愿意决绝，他要继续争取为国效力。但我们知道，不管是杜甫还是孟浩然，他们实际上都不会愿意决绝的。他们的入仕与归隐的矛盾至始至终没有调和。杜甫的批判直指唐王朝，揭露封建制度本身的黑暗，揭露王公贵族的荒淫的奢侈并暗示它所潜伏的危机。孟浩然虽然也直接批判当时朝廷的腐败，但更多是针对它用人唯亲政策上面的腐败，并不像杜甫那样全面揭露，可以说，杜甫的批判和揭露是深层次的，并且随着他深入社会现实的了解而更加深刻地揭露出来，孟浩然的批判和揭露是浅层次的，他却没有像杜甫那样去了解社会现实，他主张的是超脱现实、清静无为这一点是不同的。
五、游赏遣兴与闲适的生活
杜甫、孟浩然，在早年都有着对美好生活得向往和享受，不论是野外郊游还是与友人同饮，都充满了欢快的情调。孟浩然的《游凤林寺西岭》和杜甫的《题张氏隐居二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壶酒朋情洽，琴歌野兴闲。莫愁归路暝，招月伴人还。”和“杜酒偏劳劝，张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都写出了同友人畅饮至深夜而归的欢快心情。
六、真挚的乡情、友情、亲情，富有真性情
1.杜甫和孟浩然都是性情中人，都极富真性情，他们的诗歌当中充满了乡情、友情和亲情。杜甫的诗歌以友情为主，抒发对友人的思念和同情，《春日忆李白》写出了对李白的怀念之情，表达了杜甫与李白之间的深厚友谊，《天末怀李白》则写李白被流放而抒发的不平，表达了对奸佞小人、社会现实的愤慨以及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和思念之情。杜甫的乡情、亲情诗以《月夜》为代表，诗人借月抒情，深刻表现对亲人的思念，揭示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2.孟浩然的乡情、友情、亲情诗就更多了，有对妻子思念的乡情、亲情、同时也是爱情诗的《他乡七夕》，而爱情诗恰恰是杜甫所没有的。也有怀念友人的友情诗，以《秋登万山寄张五》为例，和杜甫的《天末怀李白》相似的是孟浩然的《送袁十岭南寻弟》，表达了对友人不幸遭遇的同情和怀念，读来感人肺腑。
3.孟浩然的真性情诗是很多，但是，却没有杜甫的同情士卒的百姓的诗歌，杜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在其诗歌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是孟浩然所缺少的情感。
七、隐居生活得闲适与闲适当中透露出来的壮志难酬的情怀
1.仕途的失意和黑暗腐败的唐王朝使杜甫、孟浩然对仕途产生了怀疑，从而选择了逃避现实，超脱现实，选择隐逸的生活方式。孟浩然的隐逸诗很多，大多反映出隐居生活的闲适，有《北涧浮舟》，全篇洋溢着诗人赞美襄阳山水、乐在故乡隐居的思想感情，还有《过故人庄》中的浓郁的乡村风味和淳真的人情美，杜甫的隐逸诗开始于760年成都草堂落成后，杜甫弃官华州，寓居成都草堂，开始了短暂的隐居生活，这一时期生活相对安定，诗人心情相对愉悦。以《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为代表，“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通过写自由自在的戏蝶舞和娇莺啼，勾勒出一幅美丽的生活图景，传达出轻松愉快的隐逸之情。
2.但是，不论杜甫还是孟浩然，他们在隐居生活的闲适中却仍然没有忘掉自己的政治抱负，始终有着壮志未酬的情怀。杜甫的《野望》写诗人寄野望而抒其家国之恨，感叹自己不能为国效劳。“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这两句言诗人感时而思报国，读来感人肺腑。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写夏夜水亭纳凉和对友人的怀念。前四句写诗人隐居生活得闲适之趣，后四句在怀友中流露出他的孤独与寂寞，特别是“恨无知音赏”暗示壮志难酬的悲哀3.同为感叹壮志未酬的情怀，杜甫却更深刻，因为他更多地是想要为国效劳，抒发的是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思，而孟浩然的壮志未酬或许只是感慨自己的身世罢了。
八、浓郁的羁旅愁情
孟浩然的《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写诗人夜泊秋江，客中念友。前四句“山暝听猿愁，沧江急夜流。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的写景：暮霭、山色、袁鸣、夜幕、江流营造出孤寂凄清的意境。而杜甫的《旅夜书怀》中“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受孟诗这四句影响，借孤寂凄清之景，引发诗人的乡思、客愁，怀友之情与漂泊之感，抒发浓郁的羁旅愁情。
九、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交织
1.不论是杜甫还是孟浩然，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始终无法决定自己应该入仕还是归隐，仕途的失意与朝廷的腐败使他们丧失了对仕途的信任，他们也一度选择了逃避现实，逃避黑暗的社会，但是，种种原因却让他们不忍逃避，不忍与唐王朝决绝。
2.首先我们来看杜甫，从他一次次的落第和仕途失意的经历来看，可以说，可以忍受得住那么多的打击却还是坚持自己的政治抱负，实在是难能可贵。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坚持这样呢？这股力量说白了，就是“爱国爱民”，亦可称“忧国忧民”，因为他不愿放弃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不愿亲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面临灾难，濒临崩溃而袖手旁观，他要拯救国家，拯救人民。因为他心里始终想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危。“假如他永远为个人打算，至少也会减轻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他是有抱负的诗人，时时放心不下的是祖国，是人民：‘……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气冲看剑匣，颖脱抚锥囊。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创。时清疑武略，世乱跼文场。馀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遣闷》）”②在个人失意的时候，尽管老庄思想抬了头，把自己身家一切事都可以置诸度外，但是一想到“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送卢侍御归上都》），便禁不得又要挣扎一番。所以杜甫想归隐却又不能归隐，因为他“忧国忧民”，心系国家和人民。
3.其次我们来看孟浩然，和杜甫一样，多次求仕失败，失意愤慨，抒发对朝廷的不满，揭露朝廷压抑摧残人才的黑暗腐败，他甚至想与官场决绝，但是，他想归隐，又苦于家贫，生活困迫，甚至缺乏开辟园林的资金。他的《秦中感秋寄远上人》就是写落第后的失意和困居长安的苦况，并表现了诗人入仕与归隐的内心矛盾。孟浩然不是杜甫，他出身贫寒，生活没有来源，要归隐的话，便没有了俸禄，没有了俸禄，岂不是要饿死。他不像杜甫那样“忧国忧民”，他很实际，他要的是个人的安危，他是在为个人打算。孟浩然的道家情节浓厚，讲求清静无为，但没有了物质生存资料，没有了生活来源，要“归隐”谈何容易。所以，孟浩然同样面临入仕与归隐的矛盾的纠缠。
十、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主导下的不同抉择
1.在入仕与归隐的抉择的问题上，杜甫把难以抉择的关键定位在“心系国民”上，而孟浩然则把关键定位在“个人生存”上，究其根源，还得分析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
2.杜甫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儒家思想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使得杜甫从小就为“儒学”思想所熏陶，“儒学”思想提倡仁者爱人，忠君爱国的思想，使杜甫从小就形成了“爱国爱民”的观念，国家也提倡儒学，目的是为了禁锢人心，培养忠实于朝廷，为封建专制效劳的庸臣、愚民。所以，杜甫以儒为主的价值观体系造就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并使他无法像道家一样超脱现实，追求个性自然。
3.孟浩然就完全不同了，他的出生贫寒，是一个布衣终身的诗人，没有或是很少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和可能，所以封建正统的儒学思想无法深入其人心，而却使孟浩然形成了儒、道并重，以道为主的价值观。道家思想追求“清静无为，洒脱自然”的境界，这是一种主观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道家思想中的无为在一定程度上比儒学更愚人，他使人达到一种与世无争，一无所求的超然无我之境。“及期，浩然会寮友，文洒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佗！’遂毕席不赴。由是闲罢。既而浩然亦不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③可见，道家的归隐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使孟浩然追求超脱世俗的欢乐而忘掉现实生活中的功名利禄。
注释：
①“时新病起，相见甚欢，浪情宴谑，食鲜动疾而终”出自（唐）孟浩然著赵桂藩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9页
②“假如他永远为个人打算，至少也会减轻入仕与归隐的矛盾。他是有抱负的诗人，时时放心不下的是祖国，是人民：‘……倚著如秦赘，过逢类楚狂。气冲看剑匣，颖脱抚锥囊。妖孽关东臭，兵戈陇右创。时清疑武略，世乱跼文场。馀力浮于海，端忧问彼苍。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遣闷》）”出自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新1版第19页
③“及期，浩然会寮友，文洒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诺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佗！’遂毕席不赴。由是闲罢。既而浩然亦不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出自（唐）孟浩然著赵桂藩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3页
参考文献：
①傅庚生《杜甫诗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新1版
②（唐）孟浩然著赵桂藩注《孟浩然集注》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
③林继中《杜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④陶文鹏《王维孟浩然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