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价值论文：传统戏曲的历史价值思索

本文作者：李冬梅 单位：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传统戏曲反映历史有两种情形，其一是对一般性历史的反映，包括生活场景，伦理观念，官场制度，生活风俗等。比如，《窦娥冤》及《赵氏孤儿》对官场政治的反映，《西厢记》对当时爱情生活和伦理观念的反映，《琵琶记》反映出“灾荒年月中人民的苦难、社长和里正的为非作歹”等元代社会风貌3等等；其二是对音乐自身历史的反映，包括所各时代所使用的乐器，乐曲的结构，角色行当的衍变过程，音乐自身的发展脉络等。譬如，《琵琶记》的“临妆”、“吃糠”等场次为单角儿独唱的重头戏，这乃是对北曲“一人主唱”之定规的借鉴（“实近于北杂剧的旦或末主唱的一折，对演员的表演技艺，有着极高的要求；如果没有杂剧一人主唱形式在表演艺术上的开拓，而光靠南戏自身在《张协状元》中那种插科打诨方式的基础上作渐进的积累，也是很难想象的”4）；另，该剧在音乐上也采用了北曲的若干曲牌甚至是整个套曲。这些都印证了南戏在发展历史上受北曲影响甚巨的史实5。当然，传统戏曲所反映的诸多方面（历史、风化、文学、艺术）之间是相互联系而非彼此孤立的，这些头绪犹如一根绳子的众多纤维，每一根都有自己的开头、结尾、卷曲、缠绕。《琵琶记》在音乐方面所受北曲的影响也是与其在文学方面对北曲的借鉴相辅相成的，前者的“吃糠”、“剪发”等出便可看作是“直接受到了元杂剧如《汉宫秋》、《梧桐雨》第四出的因物起兴的写法的启发”6。

传统戏曲可以“沟通时代”，一方面，艺术作品可以穿越时空向我们说话，另一方面，后时代的人可以通过对原戏剧素材或主题的不同理解、不同处理、不同反应、不同评价来和古人对话。就《琵琶记》来说，故事蓝本7所反映的一系列“事件”具有强烈的悲剧性、现实性和批判性，如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荒旱灾害，民不聊生；科举功名改变命运的极端重要性；身为人子不行孝道、身为人夫薄情寡幸（蔡伯喈）的丑恶行径，及好人不得好报（赵五娘），终被“马踏而死”的悲惨命运等。可以说，此类现实性和悲剧性反映出，原南戏戏文的意图更多是在于“揭露”而非“说教”，在于“批判”而非“引导”（这与另一个历史事实有关，即当时从事南戏演出和创作的多是平民百姓，没有受过太多文化教育，故此保持了惨烈、直白的艺术品质）。而相比之下，高氏的版本则反映出另一种价值取向：一代名士蔡伯喈不能无故蒙受“不白之冤”，赵五娘这样的全忠（对丈夫）全孝（对公婆）之人不能落得“马踏而死”的下场等。高氏在揭露和讽喻现实社会的同时，也使该剧负担起了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使命，所以，“妻贤子孝”、“好人好报”、“邻里亲近”等向善主题和结局当然更合意图；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现实和思潮风气，故而面对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和兴趣指向，处于当下的我们所更为关注的，可能不是蔡伯喈到底是好是坏，忠、孝能否两全，妻妾妯娌能否和睦等问题，而可能是“知识”对于改变命运究竟有多大作用，以及封建传统礼教对人性所造成的束缚等问题。由此，三个时代（宋代的故事蓝本，元代高明8的改编，即当今时代的读解）可以在精神层面展开对话。

传统戏曲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在于“揭示人性”，人性课题也是沟通历史与当下的核心中介。如果说“反映历史”、“沟通时代”是所有艺术品所共有的功能的话，那么“揭示人性”便是传统戏曲最独特、最擅长的功能。它不光是“写人”（反映人的生活状况、思想观念和复杂性格），“给人看”（各阶层、各领域的观众），而且最重要的，它要“由众多划分为不同角色的人来扮演”，由此可见，人性探索全程贯穿于戏曲当中。传统戏曲就是借助多种艺术手段，在舞台上向我们敞开一个复杂的亦真亦幻的人性世界，通过与这个世界沟通和对话，我们体认和反省自我，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和提升。人性解读是戏曲解读的核心，约瑟夫•科尔曼认为，是否反映了人所未知的人性侧面，是否触及重大的人生命题，当是评判一部戏剧作品立意高下的重要指标9，这条准绳对于中国传统戏曲也同样适用。就《琵琶记》而言，愚见以为其立意并不仅简单在于为一代名士蔡伯喈正名10，不在于对弱势群体生活疾苦的同情，也不在于探索忠、孝能否两全的问题，而是在于反映人性的脆弱和无奈。对于这种脆弱和无奈，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表现在个人性与复杂社会关系发生抵触时。所谓“三不从情节”即为明证：辞考不从，是由于个人性必须服从“父为子纲”的社会关系规范；“辞婚不从”，是由于个人性要服从于“惟命是从”的上下级社会关系规范，而“辞官不从”则是由于个人性要服从于“君为臣纲”的社会关系规范，还有，赵五娘含辛茹苦地替父尽孝，也是由于她的个人性要服从于“夫为妻纲”的社会关系规范，同样，牛氏在婚姻关系上陷于被动，也是由于她同时要服从于“父为女纲”、“夫为妻纲”这两条社会关系规范。其二（是第一项的引申），人性的脆弱和无奈也表现在知识分子在当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蔡伯喈赴京应考，本来是为了取得功名之后，在行“事亲”之“小孝”的同时，行“事君”之“大孝”，然而，就在他金科得中、赴考之初衷即将兑现时，却出现了变故，被迫再婚，有了知识，却依然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为“事君”则不能“事亲”，为“纳妾”则要“抛妻”，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他软弱而无能为力；牛氏渴盼夫妻和睦，夫唱妇随，但一旦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也只能被迫接受，作出牺牲和让步，赵五娘的情形更是如此。其三，脆弱、无奈还隐含了另一层意思，即人的易妥协性。个人性与社会关系发生矛盾，以及理想与现实脱节等，这从古至今都是常有之事，但矛盾并不总是导致“无奈”，面对矛盾勇于斗争，甚至“殉身”以“酬志”者也大有人在，而该剧中，虽然蔡伯喈在滞留牛府时也曾闪过寻死的念头，但并不坚决、彻底，故而《琵琶记》所着力刻画的，不是人性的坚强的勇于斗争性，而是脆弱的易妥协性：蔡伯喈、赵五娘、牛氏无一不是如此。

当然，高明对人性的脆弱、无奈是持有同情心的，他在同情之中带有批判，具体而言，他所给予全部同情的人物是赵五娘和牛氏，不是蔡伯喈。对于蔡伯喈，作者虽然着意强调了他的“被逼无奈”（所谓“三不从”情节），从而弱化了其反面形象，但这种同情是部分性的。我们隐约感到，最者最终并没有原谅他，而是通过终场老邻居张公叔在坟前的怒骂（所谓“三不孝”：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和责打流露了这种态度；作者放弃了“暴雷震死”这种简单的浪漫主义想象笔法，而是设置了一个更为复杂也更合情理、更具现实性的结局，旨在引发观众或后人对蔡氏这个人物的更深刻的关注和思考。对于赵五娘，作者虽然也“免她一死”，但却使她经历了更为艰难的抉择，对丈夫是原谅还是怀恨，对牛氏接受还是拒绝等，以此来提升她的品格和形象，对牛氏也是如此，突出了她的贤惠、体贴和深明大义。

总之，通过一个说喜也喜（夫妻团聚、妻妾睦和、领受恩旨的嘉奖），说悲更悲（这一切却是以牺牲父母的性命，妻子的幸福，以及知识分子的尊严为代价）的情节，揭示了人性的弱点，但也就在表现出弱点的地方，人性也闪耀出光辉，千百年来，正是由于人性有具勇于牺牲让步、顾全大局、亲和为贵的品格，人类才能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繁衍至今。

综上，中国传统戏曲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特别是经典剧目，集中承载着多方面的历史信息，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历史的、人性的等等。戏曲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正所谓“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戏剧”11。经典剧目不仅对戏曲史本身发生影响，更加持续地对一代代戏曲受众发生重要影响。虽然它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但由于表现出对人性问题的关注，在斗转星移之后持续地激起回声，人性探索是永恒的课题，传统经典戏曲在这方面为我们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品味“经典”，需要当下人以视域融合的方式重新解读，由此，今人与古人展开对话，传统与当代融会贯通。只有认清了历史与当下，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