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视阈下的资本逻辑

摘要:经济空间中性论源于将经济空间予以绝对外生化考察的经济学理论，将经济空间予以“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使经济空间陷于中性的境地，割裂了空间与经济学的内在联系，拘囿了经济学范式的空间维度，滞缓了空间经济学理论的演进。关于经济空间如何非中性，应通过丰富其内涵———判定和概括经济空间的社会性，来确立起经济空间能够非中性的基本前提，并从动态的角度来展现外在表征，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根本逻辑。内生化逻辑决定了经济空间的非中性。在社会性的前提下，经济空间非中性的根本逻辑是经济空间的资本化，这不是绝对地由理论推演而来，而是从普遍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其对于空间经济学实践维度的现实问题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经济空间;非中性;社会性;资本化

人类的经济生活充满空间维度。然而，空间因素在早期的经济思想史上并不是研究的主题，即使是后来的主流经济学，也因在其建模方法上无法纳入空间变量而选择对其忽略［1］。区位理论的兴起，虽然将经济空间作为所研究的主要范畴，但是完全将其置于外生化的境地。这些理论在研究范式上构成了经济空间的中性论。本文所界定的经济空间，是现实中的经济地理空间，亦即一种社会实践的空间，包含其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经济空间的非中性。研究范式是“某些科学家共同体所普遍接受程度思维定式，亦即共同接受的信仰、目标、基本假设和方法”［2］，其演进是一个遵从历史和逻辑双重维度的过程，尽管经济空间中性论影响广泛，但空间经济学发展带来的理论创新、理论积累，已经为经济空间非中性成为主流研究范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阈，就经济空间的非中性展开论述。

一、何为经济空间的中性

货币中性论忽略了货币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经济空间中性论亦是如此。经济空间中性论源于将经济空间予以绝对外生化考察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如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区位论等，其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曾推动了经济思想史中关于增长理论研究的发展，但却将经济空间“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使经济空间陷于中性的境地。

(一)关于经济空间的外生化考察

1.古典经济学:“容器”化的经济空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古典经济学曾考虑到经济空间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总体上仅是考虑到经济空间的一些基本使用价值对生活的作用，如可利用性、可承载性、可分割性等，潜移默化地将经济空间视为一种“容器”。威廉•配第提出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著名论断，仅考虑了经济空间中土地资源对于财富创造的作用，与此类似，萨伊在“三位一体”理论中也仅考察了经济空间中土地对创造价值的作用。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理论中，仅考虑到经济空间的可承载性、可分割性对生产的作用，跨空间的生产分工类似于在一个“容器”空间内不同专业生产活动的局域分布。大卫•李嘉图提出的国际贸易比价优势理论中，假设生产要素不能跨国流动，也是仅考虑到经济空间的可承载性、可分割性对各国生产的作用，也类似于具有相对劳动生产率差别，即具有不同比较优势国家的生产活动在一个“容器”空间中的分割与分布。尽管古典经济学考虑到经济空间对于增长的作用，但是假定空间是既定不变的，是由经济以外的纯粹自然因素决定的，视经济空间为一种外生因素、外生变量，关于经济空间是一种外生化的考察。2.新古典经济学:“黑箱”化的经济空间。与古典经济学考虑到地理空间的资源可利用性、可分割性等使用价值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将经济空间“黑箱”化。正如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关于经济体如何安排空间利用问题，经济学家通常是怎样处理的呢?答案很简单，他们一般根本就不涉及这个问题。”［1］新古典经济学在严苛的基本假设的前提下，采取了“奥卡姆剃刀”①的方式，以数理工具使其理论模型化、普世化，把经济关系、经济作用转化为由符号和公式构成的精密数学逻辑［3］，确保理论范式整体上的清晰与系统，拒绝考察其他力量对产出的影响，不仅摒弃了以往经济学分析注重价值判断的传统，而且也完全将经济空间“黑箱”化，即仅将经济空间视为投入—产出的“黑箱”，完全不考虑空间维度下资源如何配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范式下的均衡分析，供需函数、几何曲线刻画出的市场出清，将经济空间绝对“黑箱”化;边际分析对于变化率的研究尽管更精确化，但也完全剔除了空间因素的影响;生产函数Y=F(K，L)，仅考察了既定技术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对产出的影响，假定厂商在短期内无法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调节，将增长过程视为各种生产要素进入“黑箱”相互作用后转化为产出。空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经济空间，被“奥卡姆剃刀”剔除后，完全地“黑箱”化，乃至绝对地外生化，直接导致新古典经济学增长理论中空间维度的缺失。3.传统区位论:“工具”化的经济空间。传统区位理论基于经济最优化分析，从“选择”的角度，将经济空间视为一个能够促进产出、增加利益的“工具”。传统工业区位论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韦伯曾指出:“今天，我们目睹了经济力量的巨大更替，资本和劳动力的迁移，这在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看到的。我们亲历‘帝国的兴盛，帝国的衰落’，这显然是区位变化的结果。”［4］杜能的农业区位论，界定了选择特定空间的利益———成本节约，即不同农业生产方式如何选择由运费和地租相权衡的成本最小化空间作为区位［5］;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仍区分了选择特定空间的利益是成本节约，即工业企业如何选择如运费、工资、集聚等因素相权衡的成本最小化空间作为区位;勒施的均衡区位论，进一步考虑到消费市场的因素，提出选择特定空间的利益是利润的增加［6］，即厂商如何选择竞争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空间作为区位。基于此，传统区位理论视阈下，所选择的经济空间是一种能够带来利益的工具，即实现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工具。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亨利•列斐伏尔认为，“工具性的空间具有一种‘特定的功能’。”［7］奥古斯特•勒施认为，“找到正确的区位对于人生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一切企业的成功，对于一个永久性居住点的建立———总之，对于人类一定集团的生存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合适的区位必然是一个能保证事物会最妥善发展的区位。”［6］选择最优区位就意味着选择最好的工具。经济空间区位本身是由自然、社会等外部因素决定，是被视为不变的，仅是被视为静态视域下被选择的工具，如列斐伏尔所言，“资本主义是通过对空间加以征服和整合来维持的。很长时间以来，空间都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地理学的中心，或者一个空洞的几何学的中心。它变成了工具性”［7］。尽管没有将经济空间忽略，而是考虑到经济空间的作用，但这种工具理性下的静态空间视阈，仍未摆脱外生化的局限。

(二)外生化所决定的中性论

经济学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中性论是货币中性理论。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一般把货币作为与实体经济没有内在联系的“外生变量”，强调货币的中性，即货币的供给增长将导致价格水平的相同比例增长，不影响就业、产出等实际变量［3］，从而形成了货币中性论。与经济学中的货币中性尚考虑到货币变化不同，经济空间中性论则完全将经济空间外生化、静态化，完全不考虑经济空间的变化及其对于增长的影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认为，空间具有物质性，有其物质属性;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方式，没有脱离空间的物质运动存在，也没有脱离物质运动的空间存在;空间和物质运动不可分离，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紧密结合。经济空间中性论则仅是在物质属性上来审视经济空间，即物理的空间，立足于空间的物质形态，从长度、高度、宽度三个维度展现出来，是物质存在和运动的一种客观形式，具有中立、纯粹的性质。这是经济空间中性论的基本视阈。无论是完全忽略经济空间影响的“黑箱”化，还是仅考虑既定经济空间固定使用价值的“容器”化、理性选择中的“工具”化，都源自经济空间中性。总结起来，经济空间中性论从中立、纯粹的视阈来看待经济空间，视经济空间本身是静态、不变化的，仅是由长度、宽度、高度构成的物理形态及其使用价值，由自然、社会等外部因素决定，而自身对于产出、增长不会产生影响。这导致了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中把经济空间“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

二、经济空间中性论何以局限

经济空间中性论完全将经济空间外生化、静态化，完全不考虑经济空间的变化及其对增长的影响，割裂了空间与经济学的内在联系，拘囿了经济学范式的空间维度，滞缓了空间经济学理论的演进，具有很大的理论局限性，更难以解释现代区域经济发展的事实与绩效。

(一)割裂空间与经济学的内在联系

空间与经济学是密切联系的，这源自空间的使用价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经济系统要落实到具体的经济空间区位。经济空间中性论仅是从纯粹的、中立的视阈来看待经济空间，是一种唯“物质性”下的空间观，直接导致了空间因素在经济学中的“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经济空间中性论的这种唯“物质性”忽略了人类经济所占据空间的社会性。正如区域科学的创始人沃尔特•艾萨德所指出:“在经济学领域里，区位理论距离经济学中心的距离就象最远的行星距离地球那么遥远……。”［1］经济空间中性论将经济空间的使用价值，与社会中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对产出与增长，即人类的主体活动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分割开来，而未将其融合起来作为整体进行考察。对社会性的忽略，使得上述空间经济理论未能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物质性是经济空间的自然属性和基本属性，体现出经济空间在生产力中的作用，而社会性则体现出经济空间在生产关系中的作用。经济空间中性论仅基于客体空间，其对社会性的忽略，正是对生产关系的忽略，排除了人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割裂了空间与经济学的更深入的内在联系。

(二)拘囿经济学范式的空间维度

人类的经济活动从来都是沿着两个最重要的维度展开的，一个是时间维度，表现为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周期性波动，一个是空间维度，表现为经济的空间集聚与发散［8］，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范畴。经济学范式的空间维度，是经济学的整体发展、经济学家的规律性共识中对于经济空间的考察视阈和理论依据，应是一个随着学科发展和原理形成而不断扩展的范畴。一旦经济学范式的空间维度被“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等传统理论所拘囿，不能与时俱进地得以扩展，则必将影响到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也难以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而唯“物质性”的经济空间中性论中，空间维度仅是由长度、高度、宽度三个维度展现出来的物理形态，仅是表征物质存在，并未基于社会性而详细剖析经济空间内在因素，如经济空间结构等，对增长的更广泛影响。尽管空间是广袤的，但经济空间中性论却将经济空间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潜移默化地限定为“容器”“黑箱”“工具”，这些固化、模糊化、静态化的范畴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所造成的思维定势严重限制了人们研究空间经济问题的思路与方法，拘囿了经济学范式的空间维度。

(三)滞缓空间经济学理论的演进

理论的演进意味着理论在更深层次上的创新与发展。反之，如果一种理论仅在表象亦或浅层次停留，则会导致其自身演进的停滞，失去发展前景。经济空间中性论源自对经济空间在经济学范式中的外生化考察，“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仅将空间因素停摆在经济学范式分析的表象或浅显层面，这种外生化视阈的局限会约束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空间，将导致理论发展的固化、僵化。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因其社会性，可以是内生因素、内生变量。经济空间的内生化分析不是不可实现，而是被中性论所忽略。从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趋势和现实空间经济增长问题来看，空间经济学的内生化研究范式将在理论界定、模型构建、归纳概括、解释现实、政策建议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和作用。如果仍然仅仅从经济空间中性论下的“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的视阈来考察经济空间，那么必将滞缓空间经济学理论的演进和发展。

三、经济空间如何非中性

所谓非中性，就是经济空间以其自身变化参与、影响和决定经济增长，超越了经济空间中性论下的“容器”化、“黑箱”化、“工具”化。关于经济空间如何非中性，应通过丰富其内涵———判定和概括经济空间的社会性，来确立起空间能够非中性的基本前提，并从动态的角度来展现外在表征［9］，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根本逻辑。这三方面可以简明阐述经济空间如何非中性，是一个依次递进、辩证统一的过程。

(一)前提:空间的社会性

经济空间非中性的基本前提是经济空间是一个可以变化的范畴，但唯物质性下的空间是既定不变的，只有充分纳入人类经济活动因素的经济空间才是可以变化的。也就是说，只有基于经济空间的社会性这一前提，才可以考察经济空间如何变化来影响经济增长，即考察经济空间非中性。空间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亨利•列斐伏尔则认为，经济空间具有多重属性，忽略了经济空间的社会性，而只把物质性作为经济空间的唯一属性，是片面化的。在哲学本体论上，列斐伏尔构建了三维空间理论，即:(1)物理的空间，包括自然和宇宙，立足于空间的物质形态，属于物理空间。(2)精神的空间，来自于思辨或大脑的抽象，包括逻辑抽象和形式抽象。(3)社会的空间，空间中的社会主体、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属于社会空间。在第三个维度上，即社会空间上，其是现实中的经济地理空间，是一种社会实践的空间，包含了它所处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10］，其本质是社会性。经济(地理)空间意味着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占有的空间范围，是由规模、结构、功能、边界等要素构成的空间实体。从这一维度考量，物质性并不是经济空间的唯一属性，而仅是客体空间的特征，会对经济空间产生“中立的”“纯粹的”性质认识。社会空间是自然空间中有人类存在、占有、活动的地理场所，空间中的社会主体、社会行动、社会关系，即社会实践的空间，决定了空间的社会性。只要与社会实践相关联，经济空间就不是中性的和纯粹的，而是非中性的。经济学范式中的经济空间具有“二元属性”，即有物质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物质性是社会性的基础。但是，经济空间的本质是社会性。人化的空间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扩张而被生产出来，又形成新的生产关系，并被作为社会工具。经济空间既是社会存在，又是社会工具，这是经济空间的社会性的基础所在。经济空间的社会性，意味着对经济空间的考察摆脱了基于唯物质性的外生化，赋予了经济空间以内生化的因素，是经济空间非中性分析的前提。

(二)表征:空间自我生产

经济空间非中性不是一个仅存在于抽象意义的内涵范畴，其必然要有外在、动态的表征。新古典经济学、传统区位论等经济理论显然无法展现这一表征。经济空间非中性的表征，可以用空间政治经济学来诠释，即空间的“自我生产”。传统意义上，物质属性下的经济空间仅作为社会存在，是中性的、纯粹的。然而，社会属性下，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空间既是社会存在，又是社会工具，是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填充物，具有社会性。人类的经济地理空间因其社会性，即不是中性的、纯粹的，经济空间自身是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关于经济空间在经济增长中的动态表现，空间政治经济学派提出了经济空间的“生产与被生产”，认为经济空间不仅作为社会工具用于社会生产，也作为社会要素、社会产品被经济关系所生产，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出不同的社会空间(经济空间)，这是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用原理而总结出的变化规律，能够诠释经济空间非中性的外在表征。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的“自我生产”的过程，而从区域发展的视阈审视，自我生产出来的“空间”就是新形成的经济空间结构，其符合资本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最大化的需要，这一过程外在地展现了经济空间在经济增长中的非中性。此之所谓的经济空间“自我生产”，实质上就是经济空间结构作为集聚与扩散的均衡所形成的分布形态发展和演化的过程，是经济空间非中性的外在、动态的表征。

(三)逻辑:空间的资本化

继对经济空间非中性的前提、表征进行阐述之后，必须归结出其逻辑才能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进而指导实践。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阈出发，经济空间非中性最根本的逻辑在于经济空间在经济增长中的资本化。政治经济学中，扩大再生产是其阐释经济增长的代表性理论，而扩大再生产的核心就是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资本化。在经济空间社会性的前提下，空间“自我生产”形成了经济空间结构，其发展与演化决定了经济空间的资本化。具体来看，经济空间以其使用价值而被直接投入经济增长过程，与诸生产要素一起形成经济空间结构。经济空间结构演化对增长的影响是空间资本化的核心内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单资本”。在单一的经济空间结构组成的经济体系中，正如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物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空间集聚就是经济活动在特定空间的集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进一步集中，这就可以类比于:作为空间极化结构的集聚不断自我强化意味着经济空间结构作为资本的投入不断累积，这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二是“多资本”。在多个经济空间结构组成的经济体系中，某些类似“中心—边缘”增长极系统(这种增长极系统存在层级性，可以是园区、区域或是地区、国家)这样的经济空间结构被逐个投入到经济运行过程中，这就可以类比于:经济空间结构被作为资本而依次投入到经济活动中，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以上两个方面决定了经济空间如何“资本化”，其归纳起来的综合性机理在于:在空间内生作用过程中，在集聚力和扩散力两种力量作用下，由点、线、网络、域面、层级等基本要素组成的经济空间结构在演化中，实现了集聚与扩散之间的均衡，并不断演化，影响到最终产出和经济增长。这一“空间资本化”就是类比于一种经济空间结构作为资本投入到经济运行中，以其自身演化促进产出增加和经济增长，是经济空间非中性的最根本逻辑所在。

四、经济空间非中性的实践维度

经济空间的非中性，不是绝对地由理论推演而来，而是从普遍的区域经济发展中归纳、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其又将反作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对于空间经济学的实践维度，譬如全球经济板块发展差距问题、各国内部的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特定微观地区的转型发展问题等现实问题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对认识经济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的实践价值

从经济空间非中性的视阈审视，经济全球化就是一个经济空间结构全球转移和替代的过程［11］，即空间资本化后的全球扩张过程。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中的要素自由流动不仅不会造成区域发展均衡、消除贫富差距，反之会将空间资本不断积累在少数区域，既强化了原有的发展差距，又造成了新的发展不平衡［9］。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依靠长周期积累起来的存量，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依靠短周期快速积累的增量，能够促进空间资本在少数发达经济地带的持续积累，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难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进一步扩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二)对指导国家内部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价值

从经济空间非中性来考察，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空间资本———空间经济增长极。因此，对于一国内部的协调发展而言，就是要形成新的空间资本，即以更具效率的空间结构替代落后地区原有的缺乏效率的空间结构，形成新的空间经济增长极系统。当前中国正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无论是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还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这些地区要实现后发赶超，就必须依托城市群、产业带的集聚作用的进一步强化，形成更具经济带动性、成长性的增长极，经济空间布局更加优化，提高区域经济的效率，构筑高质量的地区经济发展格局。

(三)对指导具体地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价值

从经济空间非中性的角度看，一个具体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就是在地区的范围、功能、边界不变化的既定情况下，仅是经济空间结构中核心要素———产业形态、产业布局变化，如近期中国重点建设的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行政、地理空间范围边界以及经济区功能的定位，都是既定不变的，如果要实现地区经济的增长，就必须依托具体的产业形态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具体而言，我国重点建设的雄安新区立足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应建设好内外交通网络布局;率先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立足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应促进产业集群在珠三角城市群的集聚;后发崛起的海南自贸区立足发展现代服务业，应实现产业沿港口线的圈状分布。通过以上路径可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以经济空间结构优化来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转型发展。综合而言，内生化逻辑决定了经济空间的非中性。在社会性的前提下，经济空间非中性的根本逻辑是经济空间的资本化。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阈审视，由社会性决定的经济空间结构演化，作为空间内生化力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亦是经济空间作为资本的形成、投入、变化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范式演进的角度来看，经济空间非中性论对经济空间中性论的超越，既是历史演进的必然，也是逻辑演进的结果，具有重要现实应用的实践维度，必将为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奠定新的理论基础，推动新研究范式的构建与成熟。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3］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4］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作者:孙浩进 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