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精选(九篇)

第1篇：文化传承范文

关键词：文化传承；创新；大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4－0010－02

德国哲学家亚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一书中道出了大学的基本属性：“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1］尽管，大学一直坚守着自治和学术自由理想的防线，但是却无时无刻不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盘根交错地联系着。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大学的发展在努力冲破政治化藩篱的同时，其独立性和自主性进一步增强，“学术勃发”的主体脉络逐步清晰，大学的文化追求深刻地影响着自身的发展，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显然也被历史证明是大学促进自身发展的规律。

一、文化是大学发展的灵魂，是大学运行和发展的动力如果说大学的发展在外部环境上依赖于社会资源和一定的政治权力，那么，内在影响因素应该是大学文化。一般来说，大学的文化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学术文化等，它们共同构成的文化体系成为凝聚师生员工、促进校园和谐的重要源泉，是大学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是现代大学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

1大学文化是促进自身发展的依据

从本质意义上讲，大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它在办学的过程中积淀和形成的办学传统、风格和价值追求指引并制约着师生的实践活动。如果缺少这些，那么大学的发展必将是无序和混乱的。因此，大学文化是一种精神，是鉴别大学品位和特色的抓手，更是大学之“躯体”得以健康成长的灵魂和血脉。

2大学文化是大学存在的根本

事物的发展源自于批判和反思，大学的发展同样如此。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大学的发展是现实存在的，所以是合理的。无论是布鲁贝克的认识论和政治论，还是我国一些学者提出的生命人本论和智慧论等，其根本指向都与大学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用“文化论”的观点似乎能较为全面地解释大学存在的合理性。因为，满足“高深学问”的好奇心、为公众服务、对人的生命表现的尊重以及使人充满智慧，从本质和广泛意义上来说都是大学的文化活动，这是大学存在并充满活力的最根本原因。

3大学文化是大学发展的深层动力

大学的发展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受制于外部制约，但是根本上讲，是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觉醒主体意识，寻求主动发展，而主体的觉醒离不开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更离不开文化的传承。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博学儒雅”、北京大学的“自由博爱”和清华大学的“严谨治学”等风气都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影响并激励着几代人为之不懈努力。此外，大学在发展中还传承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和传播新的文化，坚守大学自身的文化品格，自觉抵制不良社会文化的侵蚀，只有如此，大学才能彰显其持久的生命力和文化魅力。

二、文化创新是大学生命的源泉，是其赖以生存的根本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比如树木，非岁岁有新芽茁长，则其枯槁可立待。比如井，非时时有新泉喷涌，则其干枯有时也”［2］。文化也是一个不断选择、积淀、传播并创造新成果的过程。文化创新为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是促进大学发展的新生力量，是大学赖以生存的根本。

1文化自觉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是其发展的文化基础

上文论及，大学的发展需要意识的觉醒，尤其是文化的觉醒。1997年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命题，强调对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既要明白其过去，也要明白其发展趋势，并加强自我创造。“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3］。“目前我们所提的文化自觉，就是应当体现出重视文化的作用，并在对全球文化与自身文化清醒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正确和自主地文化选择以及创新与传播”［4］。因此，文化自觉是文化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文化的自觉就没有对自身发展的清醒认识，就不能传承和创新。

2创新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是大学赖以生存的根本

创新文化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形态，包括创新的价值体系、制度和环境等。有的学者把大学创新文化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大学的创新活动，创造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的活动以及创新文化现象［5］。实际上，依据创新文化的内涵，我们也可以简单地对大学创新文化分出层次，即创新的价值体系（包括创新的理念、精神、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创新的保障制度以及创新的环境因素等。大学创新文化涵盖了精神文化、学术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等基本内容，它是大学在发展实践中积累并形成的，它直接影响办学模式和内部管理机构，是大学思维和实践的指针。

3文化创新是大学发展的驱动力量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指出，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归根结蒂是文明或文化的冲突与竞争，大学文化同样如此。目前大学的国际化特征越来越明显，它深处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及社会多元文化激荡的浪潮中。大学文化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并不是封闭的文化系统，不能坚守城门而独善其身。相反，大学只有在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不断与外界进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才能促进自身的现代化，并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进行文化的综合创新，占领文化的制高点，引领时代的进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也已证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大学的快速转型与发展其根源是中外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另外，大学的科学发展需要对一些旧的文化进行变革，并构建与未来发展相配套的文化，这是典型的文化重组过程，它是大学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三、文化传承是大学发展的智慧来源，是文化创新的基石文化本身就具有历史的传承性，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推动文化的发展和繁荣，都必须继承国内外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大学的发展也必须继承好精神和好文化的传统，所以大学的文化传承至关重要。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智慧来源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传统，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道路上，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化成果，这些文化成果是凝聚和团结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大学文化正是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才得以发展和繁荣的。“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天地之间，莫贵于民的民本理念；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革故鼎新，因时而变的创新精神；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尚气节；等等；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6 ］。大学只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汲取营养和能量，才能获得成长壮大的精神资源，才能彰显恒久弥新的文化力量。

2红色文化为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斗争和改造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善于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坚持走群众路线等文化思想，这些都是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精神资源。

3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是大学发展的文化之根

纵观我国大学百年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对大学文化进行变革，一直是大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无论从两汉时期的太学，还是清朝的京师大学堂，具有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并提出了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文化思想，这些思想都成为促进大学改革发展的指导方针。再如20世纪初叶我国现代大学的建立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学的转型、重构与变革都伴随着成功的文化转型和变革。相反，文化发展的迷失和混乱及对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和利用也从根本上斩断了大学发展的文化之根。如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文化革命就成为大学文化发展的阻力，严重制约了大学的转型和发展。

4对自身文化的传承是大学发展的阶梯

大学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要求坚守自身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在物欲和权力面前，大学更应淡泊名利，在权力和欲望面前多一份冷静和高尚。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组织，在文化的发展上应该遵循自身的脉络，不断进行自身文化的遗传和进化。比如只有传承自身优良的办学传统和治学治教思想，才能进一步继承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大学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传承是大学发展进步的阶梯。如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多年来，一直继承和发扬着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新时代条件下，又加入了爱国为民、改革创新和严谨求实等优良风气，这些精神一直指引着北京大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风向标。

从大学的本质属性上来看，大学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机构，也是一种文化存在，大学对文化的追求和变革已经成为大学生存和发展的根，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已成为大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逻辑。需要指出的是，大学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的目的和要求。在传承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成果，经过一段时期后，这些成果又称为传承的对象并成为再创造新成果的依据。传承和创新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文化传承创新的过程也内在地包含了文化的交流，文化交流是传承和创新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传播优秀文化并吸收先进文化。

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吹响了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号角。文化传承创新既然是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那么，我们的必然选择就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注重对大学自身传统文化的扬弃，唤醒广大师生的文化自觉。“加强文化自塑，建立文化自信，以主体身份参与全球文化建设”［7］。

参考文献：

［1］亚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150

［2］郭建宁坚持文化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发展繁荣［N］光明日报，2011-12-23

［3］费孝通九十新语［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211

［4］罗志敏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大学创新文化培育［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2）

［5］董云川发展大学创新文化的路径再探［J］中国高等教育，2007（9）

第2篇：文化传承范文

“跨越性批判”是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比较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而得出的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新认识。跨越性批判在延续学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特质认识基础上，强调这种辩证批判的动态性和立场的传统性。从跨越性批判方法论视角来看，在党的十以来确立的以“文化自信”为根本出发点、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主要方法的传统文化观，不仅传承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中的辩证法精神，同时通过对批判立场的转换回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的实践困境，开创了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和新进展。

［关键词］

传统文化观;马克思方法论;跨越性批判;批判继承;文化自信

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的比较发现，马克思自称为辩证法的学术批判方法，其实质是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转换的动态性“跨越性批判”。从跨越性批判这一方法论视角审视传统文化观，我们可以发现的传统文化观既是对“批判继承”原则之合理性内核的理论传承;同时，又通过对“中国梦”的历史衔接和文化自信的根本地位确认，实现了批判继承的立场转换，从而回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之实践困境的学理原因，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

一、从破到立:中国传统文化地位的百年巨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帝国列强的侵扰。为摆脱中国近代落后屈辱的现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从而使中华民族重新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国人遍寻救国救民之良方。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经历了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包袱到时期的“四旧”，最后回归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一文化自信的百年嬗变。一百年前的今天，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阶段。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有着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用源自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武器，拉开了旨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迅速推开，并起到摧古拉朽的思想启蒙作用，其背后既有清末后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中体西用”实践失败的现实刺激，更有经严复结合中国现实需求而转述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潮的学理支撑。在进化论的思维范式下，空间意义上并存的中西文化被解读为时间维度上的古今序列。而近代中国的没落也由此被用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过时性。反过来，中国传统文化也被看做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沉重历史包袱，甚至是保守腐朽的历史阻挡力量。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孔孟儒学则首当其冲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基于此，留日归来的吴虞一提出“打倒孔家店”，便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盛行的口号和标志。另一方面，由于儒学主张孝为仁之本、百善孝为先，新文化运动自然也将批判孝道、鼓励新青年勇敢走出“吃人”家庭作为改造旧社会、重塑国民性的重中之重。甚至为了对抗文化传承的历史惯性，胡适等人还曾提出废除汉语等全盘西化计划。实际上，为了深入批判“三纲”、旧礼教，鲁迅、吴虞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礼教吃人”说。但此说并非新文化运动首创，早在乾隆年间，早期启蒙思想家、汉学家戴震即有理学“以理杀人”之说。［1］然而，李贽、戴震等人对儒学的批判是从儒学真伪或从儒学道统与政统的区分层面来进行的内部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不乏思想启蒙意义，但其宗旨还在于维护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学道统。一旦把对儒学的批判纳入进化论框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只剩下存废与否的零和选择。现代新儒家梁漱溟正是看到这一批判的深层逻辑，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力图通过将中、西、印三种文化视作空间并存、各有优劣的文化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承续的合理性。然而，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面前，传统文化的艰难呵护不仅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被看做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无谓挣扎。这大概也是梁漱溟何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新儒家的原因吧，毕竟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纠结中自沉湖底。正如严复译作《天演论》是基于爱国主义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先锋也面临着成长于斯又激烈批判之的情感冲突与逻辑困境。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让企盼中国走向新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生存与文化自尊有机融合的可能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阶段论同时为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性和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实存性提供了理论论证;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论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认肯，也为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由此出发，提出辩证看待、批判继承的传统文化观。然而，建国后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特殊年代，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实践中沦为有批判无继承的全面“破四旧”运动。文化的时代性成了直接判定文化落后程度的直观标识，甚至文化本身也成了亟需革命的对象。不难想象，孔孟儒学、乃至孔府、孔庙本身在时期会有什么命运。改革开放后，面对长达八十余年的反传统运动所造成的传统文化断裂，学界和社会开始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一时间，诠释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蔚为壮观，并与新一轮的译介西学思潮颉颃并存。然而，真正系统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具体提出传统文化现代化方法的还是党的十以来关于建立“文化自信”，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传统文化观。由此，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由破到立的百年巨变。

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困境的方法论分析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2］此后，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辩证看待并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都是对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态度，并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成为指导包括当下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何以在同样坚持“批判继承”原则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会走向“厚今薄古”、“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极端境地，以至于在实践中沦为形而上学的有批判无继承、只否定不肯定。最终一场波及全国的“破四旧”运动给中国传统文化瑰宝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让在曲阜座谈会上无法忘却对传统文化的戕害。今天，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以便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作为中华民族根与魂的传统文化，就不能简单将“批判继承”这一理论的辩证法实质与实践的形而上学矛盾归因为当时的“左”的思潮等外在因素，而应该从方法论层面分析传统文化观困境的内在学理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继续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并推动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具体而言，“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和内容:首先，从继承历史文化的必要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和民族自信心的培养都需要了解和利用自身历史文化。正如恩格斯警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的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3］124从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那些只知照搬马克思主义而不懂中国历史现实的教条主义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很容易“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4］602因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635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上不断试错之后被选择的。因此，绝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历史，“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只有从自身历史文化出发，使马克思主义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真正提升民族自信心。其次，从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方法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决定了对待传统文化既要辩证看待，又要批判继承。一方面，特定阶段的意识形态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基础相适应的。说，古代文化遗产是古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尊重并非颂古非今，而是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因此，需要按照“人民性”这个标准来甄别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并作出取舍，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新的时代需要进行改造以达到推陈出新，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体现了辩证法精神。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本为辩证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实践中滑向形而上学式的单向批判?正如苏格拉底在《会饮篇》中所说，哲学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在两个不可调和的领域之间捕捉到的，哲学通过永恒的奋力追求在张力中画出自己的人生。［5］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辩证法渊源有自。它不是从固有的立场对对象一分为二的解读，相反更像是一个“无知者”从对立双方的互相批判中获得自身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曾举例说明:1845年“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3］63因此，当我们从中国式“一分为二”去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时，固然也反映了辩证法强调既否定又肯定这一特质，却忽略了西方语境中辩证法的动态立场。一旦我们以掌握了的马克思主义为立场和批判标准，运用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从逻辑上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研究文化遗产，总结古代文化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作用不大。因为它们无非是封建社会文化的规律，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适用或者不能直接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化。”［6］既然我们对规律有了正确的认知，传统文化就只剩下充当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素材佐证价值，而且往往是作为反面典型来使用的。令人唏嘘的是北京故宫和主张“抽象继承”传统文化的冯友兰就是作为反面教材才被“保护”下来的。实际上，抛开批判继承的立场固定缺陷，单从情感心理学和文化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批判地继承”将批判作为逻辑在先，也无形中使继承蒙上了心理阴影。中国传统文化“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诠释模式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它通过“旧瓶装新酒”实现了文化的自然过渡或嫁接，不至于产生“橘生北国则为枳”的尴尬。当然，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特殊时期的偏差并不意味着原则本身不再有效，它只是说明该原则尚存在走向流弊的学理漏洞。因此，还需要后来者进一步通过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解来补充完善，而这本身也正是“批判继承”的题中应有之意。

三、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观的理论传承与创新

文明的失序，总是从最细微处开始。而文明的重建又何尝不是如此?［7］经历将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运动，中华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甚至断裂，不仅造成乡愁和精神家园无处依顿，而且使道德虚无主义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利益驱使下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道德建设，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道德建设方案和具体规范，然而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甚至低于60分的“及格线”的调查结论却让人们不得不面对道德建设的实施力度和社会道德水平现状呈现极大反差的尴尬现实。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要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能过分依赖理论的推演和舆论的宣传。正如恩格斯在总结西方思想启蒙进程中传统与新兴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3］118只有将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风尚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深契人心并发挥实质性的规范作用。基于此，在党的十后专程到山东曲阜参观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标志意义的孔府，开宗明义地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8］更在其后的论述中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坚持文化自信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本前提，并具体指出继承传统的方法路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意味着不仅自觉传承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同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把握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今天，我们要自觉承担交代的“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任务，就必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再认识，才能真正深入的理解传统文化观的科学内涵和时代创新，从而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以黑格尔为参照来完成的。这种以黑解马的解读模式不仅为区别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强化了经济决定论倾向，同时，将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立，容易让人们误认为马克思是从固有的唯物史观立场对黑格尔思想进行既否定又肯定的辩证批判，却忘了马克思用以批判的立场本身也是批判的产物。沿着这一逻辑，当我们顺利到达马克思主义之岸后，过河拆桥，黑格尔思想乃至其他学理资源自然没有任何继承的必要，甚至连批判也显得浪费时间。对此，恩格斯曾专门提醒，“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3］126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在“历史斗争的进程中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规律则需要从批判对象或具体的实践中去寻找，“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3］122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正是基于以上考量，通过对康德和马克思学术研究方法的比较发现，类似于康德在理性主义和经验论之间不断位移中形成康德的理性批判体系，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和论述同样产生于不断移动于不同话语体系所产生的强烈的视差，柄谷行人把这种批判命名为“跨越性批判”。［9］柄谷行人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跨越性批判解读，强调了马克思的思想批判既不是基于某种安定的第三种立场对其他各种思想的分别批判，也不是对对立双方观点各取所需式简单综合;而是在后思想的接受中对前思想形成批判，同时用批判过了的前思想对后接受思想进行再批判。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质就在于马克思不仅是学成的，而且是学无止境的。从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建设自然不可能是历史虚无的全新建构，也不是无批判的历史复古。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按照时代精神进行批判，这里的批判不是为了彰显新文化的先进性，而是在批判中完成新文化，也即所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核心则在于“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这种传承在先的传统文化观就从根本上承认了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性，从学理上了新文化运动和期间之所以反传统的逻辑前提。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国家精神、文化传统。马克思也曾在比较近代中印两国面临西方殖民入侵时的不同表现和命运时感叹，印度无为顺从的民族文化注定了它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则确保了中国人民必定会发起维护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让任何觊觎中国的列强无法像吞并印度一样把中国作为顺从的战利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曾强调传承民族文化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建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出于“革命性质决定了革命任务”这一判断，忽略了社会主义新文化赖以扎根生长的民族文化土壤。根据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马克思如果在通过批判黑格尔确立唯物史观之后，应该会反过来从黑格尔的立场对唯物史观进行补充完善。而这一点也一直是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耿耿于怀的:“(这些)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3］127这里所说的“历史因素”自然也包括由传统文化所构成的民族精神。基于此，特别强调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不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的精神标识，更把文化自信作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根本前提。

四、结语

正如所讲，“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0］无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几经变迁，每个中华儿女渴望国富民强的爱国之心都是一样的，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沉的核心理念。如果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正确制定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从而使传统文化能够有幸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新一届领导人则在坚持和发扬批判继承原则的基础上，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和根基，从而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理论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主从关系，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

作者：刘玲玲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张锡勤．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礼教的历史根源［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6－05．

［2］陈金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批判地继承［J］．思想研究，2014(7)．

［3］徐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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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拉格兰，萨特海特．哲学是什么［M］．韩东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邓绍基．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认识［M］//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

［7］侯军．礼失而求诸野［N］．光明日报，2014－11－21(13)．

［8］李攻．曲阜论文化:山东考察谈孔子［N］．第一财经日报，2013－12－05．

第3篇：文化传承范文

身为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常委、市工商联副会长，曾被评为“河南省优秀政协委员”、“优秀民营企业家”的三门峡市召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吴启民，可以说有着众多令人羡慕的头衔。然而，这些对吴启民而言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投资1200多万元兴建，建筑面积13000余平方米，旨在“彰古贤以扬正气，遏人欲以复天理”的甘棠苑，才是堪称其一生之中最具成就感的事情。

何为甘棠文化？

甘棠是一种棠棣树，是豫西普普通通的植物。

甘棠苑是一处在原遗址上修建的，集人文景观与园林艺术为一体的旅游景点。重修后的甘棠苑与钟鼓楼巧妙地连为一体，秉承古祠遗风，亭台楼阁，幽径曲水，怪石修竹，浮雕名匾，错落有致，美不胜收。

“‘甘棠苑’三个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体现，是一种廉洁清纯事物的代表。更深入的来讲，是将召公精神发扬光大的最好基因。之所以投资几千万重修甘棠苑，是源于我对甘棠文化的热爱，对召公的尊敬，以及对当今社会贪官腐败分子的深恶痛绝，目的就是为了传承召公文化，发扬甘棠精神。”吴启民说。

那么，何为甘棠精神、甘棠文化？吴启民告诉记者，三千年前，召公勤于政，经常在甘棠树下决断刑狱，处理政务，不扰百姓，不误农时。召公体恤民情，广施惠政，勤政爱民，其嘉行美德深得百姓拥戴。

千百年来，百姓对召公思之念之，也因此才有《诗经·召南·甘棠》中的如下记载：“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这段话的大意是：“可爱的甘棠树，不要砍伐它！召公在这里露宿过。可爱的甘棠树，不要伤害它！召公在这里休息过。可爱的甘棠树，不要攀折它！召公在这里暂住过。”

而今天所说的甘棠文化，是由此衍生的召公文化挖掘，古典文献的搜集整理，现代廉洁奉公思想的教育，文化产品的艺术传播的综合体系。

敬德保民的召公

召公并不像姜太公和周公旦，他被人们提及的频率是非常少的。那么召公何许人也？

吴启民告诉记者，召公姓姬名爽（shi），是周初王室的重要辅佐大臣，燕国的奠基者，因其采邑地在召（今陕西省岐山县西南），故称召公。

召公官居太保，与周公旦、太公望共列为“三公”，为西周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其勤政爱民的思想，更是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成为孔子“仁”的思想的重要来源。

召公的功绩和影响并不逊于周公，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召公的光芒却长时间被遮盖，不为人们所知。

“周公因其讲究‘德政’的治国思想而被后人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推崇备至，但周公思想的核心如非天命、德政、史鉴思想，却是由召公首先提出的。”吴启民说。

与“非天命”思想相关的是敬德保民的理念。召公认为，人事之要在于敬德保民，对老百姓要以教化为先，勿滥用刑罚；还要求统治者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只有王和各级官吏清廉勤政，才能达到“祈天永命”的目的。而召公也正是这一治国思想最坚决的执行者，其甘棠树下理政、不劳百姓而劳一身的事例被后世永久传唱。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召公南征江汉，经营周的南国；辅佐武王，讨灭殷纣；与周公协作，平定三监叛乱；分陕而治，保土安邦；营建洛邑，扶康王即位，不仅为周王朝的大一统立下了汗马功劳，更是稳住了周初复杂而不安定的政局，促成了周朝‘成康之治’繁荣局面的形成，为周朝数百年的基业奠定了基础。”吴启民如是说。

第4篇：文化传承范文

【关键词】孝文化;现代价值;困境;现代传承

一、传统孝文化的现代价值

传统孝文化是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基石，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完善人格修养，维系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重要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近年来，在全球化、信息化、科技化浪潮的影响下，在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环境中，物质文明、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大行其道，由此所触发的道德衰退和生态破坏直接威胁到家庭的生存与发展。在数千年来始终以行孝美德著称的中华民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传统孝文化现代价值的挖掘和阐发，使其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强大的社会功能。笔者认为，传统孝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提高个人道德修养

《孝经・开宗明义》中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为百善之首，百行之冠。孔子在《孝经》开篇就讲孝在道德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是一切教化的根源，是人们立身行事的至德要道。因为，“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第一》）从古至今，孝文化在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只有自觉自愿地报答对自己有养育之恩的父母，敬爱自己的兄长，才能做到无论身居何位，身处何方，都严格要求自己立身行事小心谨慎，不逾越法度。

《孝经》第二到六章就分别阐述了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孝道要求。作为天子，要“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以亲爱恭敬的心情尽心尽力地侍奉双亲，而将德行教化施之于黎民百姓，使天下百姓遵从效法，这就是天子的孝道！作为诸侯，要“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就是说，诸侯在众人之上要做到不骄傲，生活节俭、慎行法度，这样可以长守富贵。作为卿大夫，要“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即不合乎礼法的话不说，不合乎礼法道德的行为不做。作为士，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即要早起晚睡地去做，不要辱及生养你的父母。作为普通百姓，要“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可见，古人对不同层次的人都提出了符合其身份的孝道要求。按照这些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必定大大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现代人虽已没了天子庶人之别，但身份地位、社会角色仍有不同，所以传统孝文化对现代人道德修养的提高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解决养老敬老问题

早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我国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按照世界统一标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世界中下水平，老龄化程度却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呈现了“未富先老” 的特征。同时，随着独生子女家庭增多、家庭小型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代际之间的孝道、赡养、照料老人的观念日益淡化，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老人比例下降。传统的养老方式和观念向社会养老转变，而当前社会养老和社区服务都还较为薄弱。所以，现今我们仍需大力弘扬传统孝文化，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不仅得到物质上的支持，同时享受到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慰藉，这是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应尽的、基本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因此，大力弘扬孝文化，对于解决目前家庭伦理道德中存在的缺陷问题，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促进家庭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三）建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孔子的弟子曾子把孝的含义由事亲之孝扩展为五伦之孝，他说：“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由此可见，传统孝文化不局限于对父母尊长的爱敬，它还要求尽忠报国、爱岗敬业、与人为善、勇敢应战，由家庭推及国家和社会。因此，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如果能够由孝父母、悌兄长扩大到爱他人、爱国家、爱社会，那么，平等友爱、和睦融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风尚就会建立并长期维持下来，整个世界就会少许多冲突和纷争，而多几分团结、和谐与温情。

（四）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孝经・三才章》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实行孝道是人类从天地运行的自然法则中领悟到的规则。孝不仅是孝敬双亲、效忠社会，还要敬爱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因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没有自然界也就没有人类的有机身体，人类也无处安顿，无法生存。从孝的本质出发，要求人类敬爱给予我们生命、维持我们生存的自然界，否则必将后果自食。

也指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革开放以来，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生态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全国江河水系、地下水污染和饮用水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全国频繁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污染天气，等等。这与我们孝自然观念的欠缺有一定关系。感谢天地君亲师，首先要谢天谢地。我国经济发展到此，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已刻不容缓，必须唤醒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的敬畏、爱惜和保护意识，用实际行动，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实现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

二、传统孝文化的现代困境

传统孝文化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失落，尤其在现代中国，孝文化面临着各方面的严峻挑战，传统的孝道观念被严重颠覆，子孙成为“一家之主”，父母、祖辈异化为子孙的“臣民”，孝道意识变得淡漠。深入分析一下，传统孝文化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表现为：

（一）时代变迁对传统孝文化带来巨大冲击

传统孝文化是中国以家庭为核心的农耕生产方式和宗法制度的产物，经由历代哲人的大力阐发和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与核心，长期处于“封建道德最高原则”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建立在封建秩序基础上的传统孝文化受到巨大冲击。作为维护封建经济和宗法制度的道德规范的“孝”，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作为维系家庭关系和谐与稳定的道德规范的“孝”仍然有其存在的依据。总的来说，传统孝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相冲突又有适应的方面，只有大胆扬弃与创造性改造才能有效应对时代变迁对传统孝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

（二）自身消极因素形成一定程度的抑制力

作为维系家庭关系和谐与稳定的道德规范的“孝”虽然仍有其存在的依据，但其自身的消极因素却大大影响了孝文化社会功能的发挥。“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思想文化，只有伴随社会存在的变化不断更新和升级，才能保持其生命活力。”传统孝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的正是这种文化自觉。自从它登上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宝座后，就逐渐蜕化为统治者阶级统治的工具。它片面强调上对下的权威性与下对上的顺从性，极大地扼杀了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民主、平等观念深入人心。这就要求传统孝文化顺应时势，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否则将被时代抛弃。

（三）文化变革的矫枉过正

20世纪以来，中国进行了两次大的文化革命，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次是“”。而这两次文化革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行为失当问题。比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存在良莠不齐、矫枉过正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是“斩立决”。其后果就是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孝文化传承的断裂。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这一问题开始进行反思，但还没等人们理清头绪，西方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文化就如洪水猛兽般侵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进一步加深了传统孝文化的断裂。人心的天平开始向金钱、物欲倾斜，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间的宝贵亲情异化为冷酷的金钱关系。子孙成为家庭的核心，父母异化为子孙的臣民，真可谓父不父，子不子。这样的人伦关系怎么会让人间充满真情，怎么会培养出懂得感恩，充满爱心和责任感的现代公民？因此，必须重拾传统孝文化的优秀内核，将异化的亲情扭转过来。

三、传统孝文化的现代传承

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今天，在我们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要努力探索传统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突破传统孝文化的现代困境，实现传统孝文化的现代传承。

（一）肯定传统孝文化的合理内核

产生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的仁学为核心的儒家孝道文化，讲的是“父慈子孝”、“君义臣忠”、“为上不骄、为下不倍”。可见，儒家的孝文化重视人伦，但是并未否定个人的独立人格，也不是只强调单向度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在肯定个人独立人格的条件下，要求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按照人伦关系来行事。由于历朝统治者为了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而不断将孝文化神秘化、教条化，这严重违背了孔子的初衷，使得以愚忠愚孝为典型特征的封建礼教恣意横行，窒息了子女们的独立精神和人格的健康发展。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正本清源，继承传统孝文化的合理内核，剔除其糟粕，即弘扬中华民族尊敬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家庭、尊师敬贤、尊长爱幼、同情弱小、扶危济困、文明礼貌、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不畏困难、奋发有为等美德，还传统孝文化以本来面目。

（二）创造性转化传统孝文化

“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传统孝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要奉养、孝敬父母。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就是说，真正的孝，要同时做到“外安其身”和“内安其心”，否则就和犬马无异。孝的这两点内容在现代社会也是应该做到的，但是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

首先，“外安其身”，关心老人的物质生活。在古代，老人一般和孩子一同居住，子女们只需要让老人吃饱穿暖就行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已不再满足于温饱，而要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所以，子女还需要在自己享受生活的同时不忘父母，比如说给父母零花钱、做顿饭、买保险、带他们旅游、带子女常回家等。但是，现代社会高品质的生活愿望却造就了一些不孝子，出现了孝道式微的问题。一些青年人，一方面追求自我的实现，另一方面，在经济和家庭生活上又对父母、长辈有很大的依赖性，啃老现象日益增多。而我国的社会养老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孩子的孝顺程度。“子欲养而亲不待”，尽孝不能等。年青人应将个人享受放在孝敬父母之后，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满足父母的需求，照顾好父母的衣、食、住、行、医，让其颐享天年。

其次，“内安其心”。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 为政第二》）意思是说，给老人一个好脸色看是最难的孝敬。只有对父母做到和颜悦色才能让父母心情舒畅，这就是“内安其心”。很多子女在“外安其身”上做得不错，但“内安其心”就做得远远不够。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老人与孩子之间的代沟愈加明显，无论是生活方式、知识结构、思想观念都有很大的差异，于是“色难”的问题更加突出。为避免遇到“色难”的问题，一些老年人或年青人有意减少了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但这样做只是回避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不利于和谐温馨家庭的构建。年青人应通过增加与老人的沟通交流来增进彼此的了解，相互融入对方的生活，从而给予老人更多的精神慰藉。比如，与老人聊天，教老人上网，陪老人参加社会活动，一起旅游，等等。通过这些活动，父母能够与子女站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氛围自然和谐不少，父母的心情也自然舒畅了，子女也借此机会缓解了工作压力，享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温馨。

总之，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很大的现代价值。我们要积极突破传统孝文化的现代困境，实现传统孝文化的现代传承。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 于咏华.传统孝道文化的社会学审视[J].学习论坛，2010 （11）.

第5篇：文化传承范文

在枣乡人们的眼里，枣与桃、李、杏、栗并称五果，位居五果之首的枣是非常有灵性的。用竹竿打枣有节节高的寓意。因而每年枣儿成熟的时候，打枣成了大人小孩们的乐趣。

如今，古老深厚的枣文化，因为一个叫石聚彬的农民和他创办的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而升华、光大。好想你中华枣文化博览中心包罗汇集了我国8000年红枣历史、文化、民俗、农艺、美食等。好想你枣业用现代食品技术和理念，让一颗红枣“72变”，研发出以枣博士、枣片、红枣粉等为主导产品的10大系列270多个单品，打造出了全国知名的“好想你”品牌，专卖店达到1000多家，年销售额4.5亿元。好想你枣业的发展不仅使3000万枣农走上了致富的道路，而且对我国红枣产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好想你枣业的红枣种植面积目前发展到2500万亩，创造的经济效益达280亿元，真可谓“颗颗小红枣，兴兴大产业”。

枣之缘　感恩阳光产业

好想你枣业公司董事长石聚彬，1961年出生于河南省新郑市孟庄镇小石庄村。之后的40多年，他与家乡的红枣结下不解之缘。

14岁那年，石聚彬的母亲重病，乡亲们提着红枣、鸡蛋前来看望，还兑钱治好了他母亲的病。从那时起，石聚彬内心就激发了将来回报社会的感恩。

1986年，石聚彬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信息，红枣在南方颇受欢迎，很多深圳人都把红枣作补品煲汤。这信息使他如获至宝，他筹了几千元钱，开始做红枣贩运生意，一举挣了2万多元，他因此被村民推选为村主任。

1992年，早已辞去村主任的石聚彬，承包了濒临倒闭的镇干鲜果加工厂的一个车间，这便是好想你枣业公司的前身。

为了开发新产品，石聚彬先后69次到广州、上海等地访名师、求名家。

石聚彬发现，南方人大多不喜欢吃带核的红枣。回到孟庄后，他立即组织人员着手开发生产“无核枣”。以皮薄肉厚、核小、味甜的新郑特产鸡心枣为原料的“去核鸡心枣”一问世，便在广州市场上一炮打响，后又在深圳、珠海等南方市场迅速走红。紧接着，鸡心人参枣、鸡心山楂枣、鸡心蜜饯无核枣等产品相继投入市场。

经过十余年发展，好想你枣业从一个不知名的小企业一步步发展成为全国枣行业的龙头企业。把土特产加工成一种礼品，越来越贴近于人们的消费理念和需求。从叫板口香糖的枣片、号称“东方咖啡”的枣粉，到煲汤的枣干、皮脆肉鲜的零嘴红枣，再到红枣新茶、红枣滋补酒……围绕一颗小红枣，石聚彬硬是将“好想你”建成“红枣帝国”。好想你枣业不仅在河南新郑建有红枣工业园，还分别在新疆阿克苏、若羌，河北沧州等地建有红枣生产加工基地，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公司捐助各项公益事业累计近千万元。

枣为媒展示文化魅力

谈起他所创下的红枣王国，执着是他说得最多的；而谈及今年9月举办的第八届好想你红枣文化节，他更是喜上眉梢：“我们不仅要把枣产业做大，还要把博大精深的红枣文化传播出去，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吃上红枣，让每一个人都吃上红枣，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民间生活习俗、领略枣乡风情文化。”

“世界红枣看中国，中国红枣看新郑。”据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碳化枣核考证：早在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食用红枣了。

“新郑有着8000年的枣文化积淀。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如同珠玉在椟。而红枣文化节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能够充分展示源远流长的枣文化魅力。”

石聚彬谈起红枣，眼睛里闪耀着不一样的光芒。在他心中，新郑的红枣早已不是单纯的商品，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的符号。好想你红枣已逐步成为河南的名片，并努力打造，成为中国的名片。

他说，在红枣8000年的历史文化中，有很多名人与红枣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枣这个名字就是由黄帝取的，天下第一枣是由明朝嘉靖皇帝御封的。而已经举办了八届的红枣文化节都是非常好的文化传承方式。

农家乐　领略田园乐趣

生活在水泥丛林，都市人都觉得累。那么，周末不妨带上您的家人，带上您的朋友、同事来到枣乡新郑，让身心在浓郁的农家风情里得到放松。

石聚彬描述，在此您不仅可以打枣、拔花生、吃农家饭、住农家院，齐聚枣乡，共话养生，欣赏丰富多彩的枣乡民间文艺表演，参观博大精深的中华枣文化博览中心，领略8000年的红枣文化；还可以参观现代化的生产车间，领略红枣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枣林，放眼望，水雾缭绕；抬头看，枣园坠红玉。饥肠辘辘之时，喝一口红枣茵陈茶，尝一尝农家饭，纯绿色食品，让您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第6篇：文化传承范文

该丛书的出版宗旨即“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作为中华文化的一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湖湘文化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尤其是近代以来它那“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髓的昂扬展示，及其由此而形成的某种强势色彩和现实意义，更体现出它在中华文化长河中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这自然意味着更有必要对其加以探询和弘扬。弘扬湖湘文化，就需要先来辨析湖湘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而要明确湖湘文化精神和特色，首要的是对湖湘文化的渊源和精神承传加以言之有据的梳理、分析和定位，需要做具体、深入的资料整理和基础性的研究。因此，以现实意义为旨归的湖湘文化建设和弘扬，其实又首先是科学，是可以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学术性研究。人们既可以通过历时性地梳理湖湘历代典籍文献，从而完成对湖湘文化精神的概括，也可在近代以来湖湘精英的文韬武略和事功业绩的执着追求中，发现湖湘文化人格的特征和魅力；既可以在新时期某些领域的改革开放的尝试和率先实践中，管窥湖湘文化精神催生下的探索和创造意志，也可以通过当下湖湘众生的日常行为方式和世俗思维惯性，来理解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及其潜在的精神承传。而从分布于湖南不同地区的传统的“文化世家”入手，来把脉和提取湖湘文化精髓和内在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更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涵盖性和说服力的。彭文忠女士撰写的《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潭黎氏卷》，便是在这一意义上，客观而清晰地将一个可以称为湖湘文化的代表的世家推到了读者面前。

既然称其为“文化世家”，就表明这个家族必定具有整体上的较高的文化修养，文化世家在民间也自然多承享“书香门第”之誉；其家族子弟也必定尽显才学，鸿儒出入，才俊往来，即后人所谓人才群体化、家族化，这是文化世家不愧为这一美誉的最基本的前提。湘潭黎氏家族便是“累代科甲”之族，历代“寄身于翰墨”，以至吟诗结社、文章唱和、书画遗友，成为黎氏家风及其社交的一种标志性方式。从受教育程度来看，黎家重文化教育，几代人都是读书人，可谓诗书世家。但从“黎氏八骏”之重祖黎祚泽、曾祖黎大鄂、祖父黎葆堂，到其父黎培銮，再到“黎氏八骏”及其后人，我们不难看到他们身上那种作为读书人的鲜明特征：祖辈父辈们“读书求仕”，科举入仕，走传统士子走了千百年的道路；二十世纪初的社会变迁，让锦熙们从传统读书人的道路上分离出来，逐渐演变成“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黎家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活跃在历史舞台上，仅“黎氏八骏”中就包括语文大师、教育家、音乐家、作家、戏剧艺术家、地矿学家、桥梁专家等，广为人知。但是，身为典型的湖湘文化一脉的黎氏家族，其世家的标志性特征及其文化意义，决不止于“诗书继世”这一外在的基本点上。在其标志性的家族光环中，更能引起我们关注和重视的，是黎氏家族对湖湘文化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的承传，是黎家代代相传的开明、忠厚的家族门风和人格意志对湘中地域社会文明的辐射作用和表率意义，是其家族延续的忧国忧民、经世济群的躬身实践所体现出的积极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取向。

这首先表现在黎氏家族成员们强烈的经世救国和政治参与意识方面。如黎松安先生虽偏居一隅，却一直关心国事，支持维新；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海军惨败，他曾经发表过慷慨激昂的言论，抨击当权者的腐朽无能。后来的黎氏八兄弟虽事业各有所好，但都秉持一种“士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的文化承诺，自觉弘扬父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世家传统。黎锦熙十七岁时就组织了“德育会”，以“致良知”和“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为宗旨，不惜“牺牲个人、努力救国”，办《长沙日报》、《湖南公报》，任总编，写社论、时评，为振兴中华大声疾呼。即便是从事文艺工作的黎锦明、黎锦晖等人，也同样是将艺术追求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黎锦晖年轻时自命为“革命党”，并参加了同盟会，还在《湖南公报》和长沙《大公报》上发表过不少讥评军阀和愤世疾俗的唱词，讥评时政旧俗，表达其爱国、正义思想；强调“音乐与国家民族之关系”，认为“国富民强，音乐自然雄壮而快畅，若是国弱民贫，凭你请上六双莫扎特，一打贝多芬，苦于写不出‘治饿驱寒’的曲子，也是枉然”。作为文学家的黎锦明从上世纪初期走上文学道路始，就一直关注着社会的兴衰变化，湖湘文化中强烈的政治意识和社会干预意识，促使他从一个乡村青年成为一个以小说反映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的作家；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参加了海丰革命活动，并写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中篇小说《尘影》；“九·一八”战争爆发，更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深入前线，广泛采访抗日官兵、民众，创作了歌颂上海军民抗击日军保卫国土的中篇小说《战烟》；抗战时期坚持参加文化界的抗日宣传、教育工作，写出了《赤峰之战》、《战士与武器》等讴歌“为守上海负责”、“将死亡博得胜利”的抗日勇士的作品，表现出高度的关心国家社稷、重视民族安危的爱国情怀。

另一方面，黎氏世家虽为当地出名的一大富绅，却为富思仁，一直秉承乐善睦邻的家教，黎氏家风在当地有口皆碑。而这种家风实则具有深刻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内涵和意义。黎氏家族内重修身养德，孝悌笃诚，和睦相待，对外仁德忠厚，自觉助人，与本乡民众感情十分融洽。“黎氏八骏”之父黎松安为人温文尔雅，从不装大摆架子，贫富一视同仁；乡邻造访或有事相求，从来都是热情礼遇、尽力相助；对下人宽厚仁慈，视同子女，尤其对极贫困或遭遇不测的人家，总是设身处地地持换位思考的态度而施以援手；佃农或交不起租，黎家不仅不追讨，反而会送米送布；遇到大灾大害之年，还会给佃户全部免租，并拿出一些陈谷接济贫苦人家，因此黎家佣人及乡民对黎家大都感恩不尽，甚至有的女佣人出嫁后终生把黎家当作娘家。诸如此类，不仅见于湘潭县志记载，更流为民间美谈。或如该书作者所说，如湘潭黎氏这样的文化世家的行为，不仅塑造着自身的“文章道德”的人格魅力，也潜移默化地浸染着当地的乡土风韵，无形中承担起了地方教化的责任。他们秉承了传统的民族文化、湖湘文化的神髓，同时也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者和表率，传播着、延续着民族传统的、也是人类所共同信仰的精神文明。

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精神，无疑可在中国近现代某些威震寰宇、扭转乾坤的人物身上，得到解释和印证，但是，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标志性精神特征，它其实更深地植根于地方民众的行为方式和价值选择中。而作为基层民众的行为和价值追求的表率性、主导性力量，作为该地域的一种风向标式的德高望重的文化世家，其家族的行为和追求，则更能生动、深刻而全面地体现这种文化精神。湘潭黎家便是这样的一个湖湘文化标本。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湖南被称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建学校、创报纸、兴学会、办实业，促成了“新湖南”热潮，这得力于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具有改革思想的政府官员和开明的地方绅士的三方协作。而兼有知识分子和地方绅士身份的黎松安，就在这一社会潮流中起到了中坚作用。比如他认识到教育兴盛乃“立国之元气，致强之本原”，于是身体力行，先后兴办几所学校，让族人及贫苦人家的子弟得以入学读书，并革新教育方式和内容，使后代接受中西合璧式的教育。同时，这一文化世家的子弟，不仅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中西贯通、中体西用的行为趋向，而且共通性地立志于国计民生，走学以致用的经邦济世之路，积极面世，不喜空谈。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黎氏八骏”不仅个个思维活跃、心怀天下、锐意变革创新，而且都成为学有专长的经国济世之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还铸造出一种强烈的地方人文精神。可以说，黎氏世家以其家族一代代延续下来的道德传承、价值取向、信念追求和行为方式，为湖湘文化精神做出了生动的、有说服力的阐释。

第7篇：文化传承范文

庆乐小学坐落在素有“文体之乡、人杰地灵”美誉的武鸣县太平镇庆乐村。学校创建于1950年，是一所村级完全小学。早在1981年，该校就被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为壮汉双语教学实验学校。在30多年的时间里，该校秉承传统，立足现实，放眼未来，树立了“喜、乐、和”办学理念，确立了“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凸显民族教育，培育民族新人”的办学目标，致力于民族传统教育，开发建立“民族风情与文明校园”“传统节日与活力校园”“民族体育与健康校园”“壮族山歌与艺术校园”、“民俗文化与责任教育”五大校本课程，大力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取得了突出的办学成绩。

打造具有壮族气息的校园文化

走在庆乐小学的校园，时常可以听到悦耳动听的壮族歌谣从广播里传出，不时还会有三五成群的孩子和着音乐轻轻哼起壮族歌谣，这时你会欣喜地发现，壮民族文化在这些孩子的身上得以延续。在校园的花圃里、道路边，摆设着一些奇巧的石槽、石磨、犁头、车轱辘等物品。据校长覃志忠介绍，这些都是壮族人民过去常用的劳动工具，是学校筹建“原始农具陈列室”的其中一部分。

今年年初，庆乐小学开始筹建“原始农具陈列室”。校长覃志忠号召全体师生、家长和社会爱心人士把家中闲置的原始农具捐赠给学校。覃志忠想方设法把这些农具做成活教材。石槽、石磨、石礅、瓷器等壮民族过去常用的大型劳动工具被放置在校道两边，舂米棒、老服饰、旧时背带等小型物品则放在陈列室内。覃志忠说，建立“原始农具陈列室”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系统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忘本源。平时仅仅依靠说教作用并不大，让孩子们亲眼看到，亲手摸到这些祖辈们使用过的东西，可以让孩子们更为直观地感受祖辈为过上幸福生活而付出的艰辛劳动。这些农具不但能够激起后人对祖辈们的敬仰和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还能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劳动的品质。如今，“原始农具陈列室”的物品已经成为孩子们进行民族教育的宝贵资源。

设立“原始农具陈列室”是庆乐小学打造壮民族气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在该校的校园里，可以感受到该校洋溢着浓厚的壮民族文化气息。该校的门牌、标语、横幅都用壮汉两种文字书写；学校里几乎每一名学生都会唱本校的壮语校歌——《让壮乡儿女走上世界》，这首歌是庆乐小学自创的壮族歌曲，表达了壮族儿女的美好祈愿。该校还自创有二声部壮族原声态山歌《欢乐齐欢乐》《太阳爬上山》等，自编壮族歌舞《情满五色糯米饭》《迎客歌》《酒歌》《送客歌》等纯壮语歌曲。如今，这些优秀的壮语歌曲已由学校的“勒庆乐”艺术团演唱录制成光盘。

目前，庆乐小学正在积极探索符合学校发展、更加彰显学校壮民族文化特色的新路子。该校计划在3年内建一个校园民歌广场、300米长民族文化长廊、160平方米“壮民俗陈列馆”、5处大型原始农具自然景观和民族综合楼为一体的“壮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基地”。同时，该校还将继续努力打造以壮民俗为主题的班级、教学楼走廊文化，在围墙上创作壮民族体育竞技图案、壮族英雄人物、壮族故事专栏等，完善校门壮民族文化建设，规范“壮民俗陈列馆”的管理，让学校发展成为一所具有教育科研、民族文化交流、培训考察等多功能一体化、充满浓郁壮族风格的全区农村壮汉双语实验教学示范学校。

开发具有壮民族特色的校本课程

两年前，校长覃志忠就有了设立本土课程的想法，他说：“我希望孩子们在学到文化知识的同时，还能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能体会到家乡文化的魅力。”但是本土课程没有现成教材，只能靠挖掘本地资源自行开发。

“当务之急，是要找到精通当地民俗又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人。”覃志忠后来想到了武鸣县文化馆的老馆长黄天恒老师。黄天恒老师一直都从事壮民族文化研究，时常到庆乐村采风。当覃志忠把这个想法告诉黄天恒时，黄天恒一口答应，认为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此后，黄天恒就经常来到庆乐小学教孩子们唱山歌。别看他年事已高，但在课堂上唱起山歌一点不输壮族小伙子，自从他来到庆乐小学，孩子们就更加爱唱山歌了。黄天恒还经常走家串户收集山歌素材，自创或改编山歌教给孩子们。

当地有个风俗：有了山歌还不能缺快板。覃志忠于是又请到了熟悉快板的壮族民间艺人黄必昌，让他担当“勒庆乐”艺术团的快板指导老师，经他改编的快板壮族歌谣朗朗上口，成为艺术团的固定节目之一。

后来，覃志忠还请来了体育老师黄杰元，让他担任学校的壮族体育课的教师，把当地具有壮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融入课堂。现在，该校的许多孩子都能熟练地参与打陀螺、滚铁环、抛绣球、跳竹竿舞等民族体育运动项目。

让每一名学生会唱两首以上山歌，会跳一支壮族舞蹈，掌握一项以上民族体育技能，会做一种地方风味小吃等是庆乐小学将壮民族风俗引入校园的目标。目前，该校已经举办过两届壮族文化传承活动节，无论是壮民族文化艺术展演还是民族体育竞技项目，庆乐小学的孩子们都玩得很在行。从大型竹竿舞表演到制作壮家民俗风味小吃，孩子们都参与其中，乐在其中。学校组建的“勒庆乐”艺术团还经常开展山歌擂台赛，每年参加“三月三”壮族传统歌圩活动，使庆乐小学“勒庆乐”艺术团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现在，该校已经连续两年成功举办壮族文化传承活动，学校的办学品位不断提高。壮族文化传承活动不仅让师生领略到了独特的壮乡民族风情，让壮族文化得到了传承，也让壮民族文化的精髓深入孩子们的心灵，在文化传承中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继续做好双语教学实验工作

“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每天都要做很多好事……”庆乐小学三（2）班的教室里，传出了整齐洪亮的朗读课文的声音。这是一节壮语课，孩子们捧在手上的书，都是用壮语编写的。尽管还只是小学三年级，但孩子们已经掌握了不少壮族文字。“一年级和二年级学到了不少（文字），现在这本书我自己都能读完了。”该班的一名同学拿着这本三年级的教材，颇为自豪地说。

庆乐小学是我区坚持开展壮汉双语教学实验工作时间最长、效果最好的学校之一。该校的壮汉双语教学要求使用壮汉两种文字教材，壮语教材内容必须与汉语教材内容基本保持一致，教师教学用语使用壮语和汉语，以自治区教育厅“以壮为主，壮汉结合，以壮促汉，壮汉兼通”的十六字方针为原则，在学好壮语文的基础上，提高汉语文水平，达到壮汉兼通的目的。庆乐小学的“双语”教育从学前班就开始抓起，在学前班阶段采用壮文教学，讲授壮文拼、读、写的方法；学生进入一年级后，实行壮汉同步教学，教师灵活掌握壮、汉文教学进度，到小学毕业时，全校学生的汉文、壮文水平均达到教学大纲要求。

为了激发孩子们学习壮文的兴趣，庆乐小学每年都举办各种丰富多样的比赛活动，如壮语讲故事比赛、壮语作文比赛、壮语课文朗读、壮语课文书写比赛等。2011年，该校学生积极参加全区壮语作文比赛，有15篇作品获奖。2011年10月，黄捷、罗樱华两位同学参加全区小学生讲壮文故事比赛荣获一等奖，并得到专家的高度评价和媒体的关注。2011年5月，该校六年级学生黄艳芝同学参加全国《历史的选择》读书征文比赛，获得特等奖，还光荣地代表武鸣县小学生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颁奖仪式。

双语教学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才，庆乐小学的壮汉双语教学充分利用壮语的优势，努力克服壮族儿童的语言障碍，经过多年的实践，庆乐小学的教学成果喜人，教学质量稳步提升，为社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因为在庆乐小学打下的壮语基础，从庆乐小学毕业的学生不少都从事与壮语言相关的工作，他们精通壮文，为壮语言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8篇：文化传承范文

【关键词】双语境；红色文化；传承

一、红色文化传承的现实意义

红色文化的传承任重而道远，在当代，不仅仅要对现代人进行红色文化思想教育，更应该赋予红色文化以时代精神，以创新思维去让民众获得更大的共鸣，让红色文化转变为物质力量，筑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红色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各高校借助当地红色文化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教育，培养学生红色文化意识，增进学生爱国情怀。红色文化蕴含的理想信念为大学生在各种引诱面前指明方向，提升明辨是非的能力。红色文化所寄予的价值意蕴引领青年学子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就是传承先烈的坚强意志，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把自己培养成热爱社会主义，立志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接班人。新时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宣传中国红色文化是英语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有效途径，是帮助大学生培养爱国激情、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人文素养的有力抓手。《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主动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使之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高校教育的根本是教书育人。育人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引领。红色文化是课程思政的精髓，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团结精神、创新精神和拼搏精神。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战场，应该努力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实现学生专业知识和政治意识同步提升的育人成效。因而，需要在专业课中有机融入红色文化，共同构建育人大格局。

二、“双语境”下红色文化传承策略

在当代，单一的中文模式不能在最大程度上使得红色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双语境”模式的提出符合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审美选择，利用这种模式手段可更加高效地进行红色文化的传承，拓展红色文化传播的途径，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并逐步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融入当代国人的意识理念和实践之中，真正实现红色文化传承的意义。

（一）用“双语境”模式传承红色文化的必要性

在新时期，有效利用双语模式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承是十分有必要的。传统的单一教学已经无法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大学生的认同感和参与度，而这种“双语境”模式能够激发学生双语学习兴趣，能够与学生产生共鸣并满足学生学习特点和需求。通过本土和国际化接轨的方式，在红色文化传统传播方式中注入新的时代血液，更好地将红色文化与国际社会接轨，提升其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其实，利用双语境模式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因素和思维模式是密切相关的。1984年9月，教育部首次把英语纳为高考项目，自此以来国人对于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便大幅增加。英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便不断以高速高质量发展着，因此跟紧时代潮流，融入国际社会是多年以来我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学习英语也成为判定学生文化修养的重要标准之一。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将英语融入红色文化的传承之中是大势所趋，我国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提升了，其思维模式也逐渐中西合璧了，学生们或许更乐于用双语境模式来欣赏或评析中国传统文化，也就包括了重要的红色文化。用双语境思维去发掘红色文化新的意义内涵与文化价值，利用西方的文化环境包装中国的本土文化，会使红色文化更具时代价值、研究价值和精神价值。用英语传播中国红色文化，不仅彰显了当代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更使他们乐于接受这种传播方式，提升认同感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参与度与时代认同感。“双语境”模式的形成与传播也是不无溯源的。比如在公元742年间，就有鉴真东渡的历史渊源。鉴真通过将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的情况下，利用双语境模式，使得当时的人们耳濡目染，了解并学习了我国的佛教文化，使得佛学在日本流传下来，在促进了世界各地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的同时，也使得世界更加紧密联系，文化相互碰撞融合，日益成为一个整体。这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尝试与举措，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深刻的历史借鉴意义。反观近代，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更是彰显了“双语境”模式对于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促进作用。早在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我国便踊跃出一大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无产阶级者，当时我国的无产阶级力量还很薄弱，封建顽固势力嚣张肆虐，无产阶级要想在这样一个艰难的时代里萌芽生根，就只能通过多种语言之间的融合，将其翻译成中文，方便中国读者阅读学习，也使得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无产阶级事业之中，并将马克思主义与当时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并最终获得了革命的胜利。传统的单一教学已经无法再在最大程度上激发大学生的认同感和参与度，而这种“双语境”模式能够激发学生双语学习兴趣，能够与学生产生共鸣并满足学生学习特点和需求。外语学习在当代已融入学生及各界社会人士的生活与方方面面，因此，双语境的使用会使得红色文化在保留其固有价值的同时进行“增值”，大学生们普遍接受，并且会以双语使用而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的认同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红色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利用中英文双语境这种“中西结合”的方式向大学生传播红色文化，会比单一使用中文推进传播的方式效率更高。这种推动手段既是时代进步的一种体现，也符合当代大学生独特的社会心理特征，是大学生能够真正接受并且具有实际价值意义的一种方法。红色文化作为中国本土的优秀传统文化，利用中英文双语境的方式向大学生传播红色文化，会比单一使用中文推进传播的方式效率更高。这种推动手段既是时代进步的一种体现，也符合当代大学生独特的社会心理特征，是大学生能够真正接受并且具有实际价值的一种方法。“双语境”传承的模式，兼具刚性和柔性，有力克服了不同语种之间的障碍，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在不同的文化之中寻求他们的类似之处，推动了多种文化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之间的合作交流，以此来获得当代大学生的认可。由以上种种可明显映射出双语境的多种优势，即将语言的使用融入文化传承，相辅相成，随机应变，以争取获得最大程度上的传承效率，具有宝贵的应用价值。

（二）高校传承策略的研究

在用“双语境”模式传承红色文化这一策略的提出下，推行的方式与手段无疑成了重中之重，而高校作为荷载祖国未来血液的机构，就是这一构想提出后首先要尝试推行的试验点，在高校推行“双语境”模式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更具代表性。

三、传承

（一）针对如何在高校推行“双语境”

传承红色文化这一要点，首先，学校领导重视。学校领导应当肩负一定责任感，积极引导和组织在校学生投入到“双语境”模式的设计规划当中，力求做到规范严谨，且具有一定创新性和实践性，不能纸上谈兵，要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去，转化为实际力量，并且真正做到心中有“传承”二字，不能仅仅当作一个任务来完成，敷衍了事，甚至偷工减料，只做到所谓的“面子工程”，要坚决反对这种行为，领导班子要首先从思想态度上端正自己的行为，实施者才会更加高效地执行。本校处于革命老区城市，拥有新四军纪念馆、多处烈士纪念地和革命纪念地等诸多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因此盐工十分重视红色文化的开发以及保护工作。对于“双语”传播红色文化方面，首先，社会各界可以共同创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在活动过程中利用双语模式对红色文化的传播进行讲解，以此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高校可以通过与当地革命纪念馆、博物馆等共同建立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实践教学基地，对学生进行红色文化的传播与熏陶。高校通过组织学生到当地实践地点开展红色文化相关的实践活动，让学生获得亲身体验感，更加直观地感受红色文化，并且在实践基地向导的指引下，能够自发地对红色文化进行双语传播，用多种语言翻译革命历史、革命故事等，也可以用外语翻唱红色歌曲、观看双语字幕的红等等。这些举措，既激发了大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提高了思政教育的高效性和实用性，使红色文化不再仅仅拘泥于书本教育，真正用实践去启发和引导学生，使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教育更具认同感和使命感，增强传承的观念。其次，学校应该大力推动推行方式的多样性与高效性。比如有些革命老区的学校便会组织在校生深入革命基地，去当地考察红色文化，更加近距离地了解红色文化的历史和意义价值，以求培养学生对红色文化的了解度，并更加尊重红色文化。特别是外语成绩优异的同学也可以在一些红色文化历史博物馆里面向在校生或者外国友人进行中外双语的讲解，做到“双语境”传播红色文化，以达到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的目的。在公共场所展开宣讲会也是如今许多高校推行的一种方式。通过大学生进行论坛讲座中双语传播红色文化的相关历史知识，也使得社会各界人士都有了逐步深入了解红色文化的机会，对于学生个人而言，这不仅能充分彰显他们的外语能力，更能通过这种方式锻炼自己的外语能力，获得满足感的同时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红色文化，激起许多学生内心的共鸣，也使得红色文化的传承更具效率。此外，中外互译的文本也是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手段，早在近代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而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通过翻译来实现世界各地文化的交流已经习以为常。高校可以通过时下流行的电子书模式使得红色文化在网络范围也进行传播，这样不仅紧紧跟随时代潮流，也在无形中获得了更多的红色文化的读者，逐步提升红色文化的影响力。传统纸质书籍也同样不失为一种选择，电子书籍和传统书籍相辅相成，会最大程度上促进红色文化的传播，而中外互译的方式也是当代大学生更为喜好与偏向的选择。与此同时，高校可以通过创办中外合作班，与旅游企业校企合作的方式，以此来培养红色文化传播的人才。通过组织本校外语专业的学生或者其他专业外语水平较好的学生到爱国主义实践基地进行研修和学习，利用外语对红色文化的教学资源项目以及红色旅游项目等进行翻译，用外语对外国友人进行介绍宣传，也可以开展红色文化的表演，利用双语模式进行歌唱、影视等方面的宣传。在传播红色文化的过程中，大学生提高了自身的思想境界，也激发了自觉学习和继承红色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情。高校在推行“双语境”模式的同时要兼具创新性和高效性，力求在最大程度上使得红色文化的传承在融入时代精神的同时具有高效性，即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偏向和价值选择。

（二）社会层面的传承策略

针对红色文化的双语境传承，社会相关部门也应加强落实一系列举措。如一些革命老区特别推出的红色旅游景区，在做到传承本地红色文化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经济效益的发展，并且吸引着全国各地或者是全世界的游客来此了解当地的红色革命文化，借助双语境模式的帮助，受众群体也逐渐年轻化和国际化，对于红色文化的世代传承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红色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举措。多年来，广电总局积极倡导创作以红色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文化作品，通过一系列红色主题的歌曲、电影、电视剧、话剧等表演形式，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引导着年轻人的红色文化思维。与此同时，通过把文化作品与双语境模式结合的方式，使得红色文化更具国际化，在逐步取得国际范围内的传播度的同时，也培养了社会各界人士双语境思维的发展，以不同的文化视角来理解并传播红色文化，是新时代思维发展的表现，具有进步性和积极意义。通过当代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文化传播方式，通过荧幕的呈现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一代人的价值观。创新是强大的生产力与驱动力，在当代中国，把创新精神融入红色文化的传承势在必行。通过创新应用VR、AR等技术，使得红色文化的传承更富有时代精神，利用“两微一端”的平台，让红色文化的传播方式更加多元化科技化，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红色文化需求，紧跟新时展要求，符合新时代的审美观念和思维方式，为红色文化融入新鲜血液。在当代倡导“双语境”模式传承红色文化正是因为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才会越来越被更多的高校推崇和执行，是符合时代特征的一种明智选择。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承，培养红色精神，训练他们艰苦朴素的精神，学生愈发感受到了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包括外语学习的重要性。只有不断地通过学习提升自己多方面的能力与知识，才能为自己以后走向社会打下基础，才能够在自己成为社会的一名工作者之后，规范自己的职业操守，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社会人士，这对我国社会人才培养和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同时也会带动一定红色产业的兴起，对于红色产业，人民群众会更具认同感。从长远来看，这些产业的发展对于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提高我国的经济生产效益发展也是十分有利的，对于社会发展也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双语境”模式的推行能有效地将教育、社会与经济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以求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能够有效将红色文化和大学生思政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为大学生德育思政教育开创新的途径，与此同时做到对红色文化的更好的传承，是极具意义价值的。

参考文献：

[1]任晓丽.高校红色经典教育的价值及其实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

[2]梁文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M].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

第9篇：文化传承范文

关键词：课程定位 反思 挖潜 教学与传承

中图分类号：G633.5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4-0156-01

新课标在“课程定位”中指出：中学地理课程是一门培养学生初步形成全球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基础科学；培养学生关心世界、中国和本地区地理问题的习惯；增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情感。这一“定位”确立了中学地理学科是对学生进行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课程。这就要求教师不仅传授地理 基本知识和技能，更要传承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

当前，实现“中国梦”是最重要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情感共鸣，是全国人民的一面精神旗帜；是当代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追求和最强烈的思想感情。在地理教学中弘扬中国梦和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就要反思教学过程、挖潜教材内容、创新教学实践，实现地理教学与传承文化的有机结合和统一。

1 反思地理课堂教学，在反思中传承

1.1教学反思的界定

教学反思是指教师自觉地把自己的教学实践作为再认识的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冷静思考和总结，从而进行修正，调整，使之进入更优化的教学状态，以取得更佳的教学效果。它是一个认识过程，是对教学内容、设计、片断、方法、活动、效果和学生达到的情感、价值目标的反思。

1.2反思：教学中文化传承的几个方面

1.2.1对教学设计的反思

教师为了实现有效的教学，课前都要对一节课进行精心“预设”，在预设中设计一些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传承的问题。当然，在课堂实施时会出现多种结果：譬如事先的预设比较顺利地“生成”了；或者由于引导不得法，出现“预设未生成”的尴尬局面；抑或是虽然教学出现了“意外”，但教师通过巧妙引导，获得了“非预设生成”的意外收获等。教师应积极反思教学设计与教学实践是否合适，及时看到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误差，积极改进，从而优化教学，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和文化传承。

1.2.2对教学过程的反思

教师要对教学中重难点的处理和渗透文化传承、学生的主体地位是否得到确立、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是否提高等情况进行反思，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探索，使教学与研究能力得到提高，也使学生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学习经历和积累一定的感性知识、实践经验，同时，做好了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1.2.3对教学目标的反思

知识、能力、情感体验互为一个整体，注重反思评价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发展状况。譬如对地理知识的兴趣及好奇心、地理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和应用价值、对地理知识和地理环境中不同自然和人文特征的审美能力、道德精神价值与社会责任感、热爱祖国的情感与行为、关心和爱护人类环境的意识和行为、主动参与和合作共进的精神等等，对于深化地理课程改革，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有重要的意义。

2 挖潜教材内容、在挖潜中传承

地理学是一门不断发展变化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以及人类生存的所有环境。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不断改变，地理教材的内容也在不断的更新与变化。因此就要在不断变化的内容中挖潜教材、更新题材，做好民族文化传承。

2.1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挖掘地理教材中隐含的民族文化，向学生传授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基本情况，以此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要始终抓住人地关系这一主线，而这恰恰是贯穿地理教材的重要线索，从而既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又激发他们的忧患意识和责任心。譬如学习中国疆域、行政区划，人口和民族，复杂多样的地形、气候，丰富的自然资源等内容，可以增强学生热爱祖国的感情，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爱好，这些都渗透着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之情。这些内容都来自教材，挖掘于教材，是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好内容。

2.2挖潜乡土地理内容，以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

乡土地理是学生身边的地理，具有十分鲜活的亲切感和真实感，是引导学生了解家乡、熟悉家乡，是逐步形成热爱祖国情感的良好教材，在此基础上，激发他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志向，是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优良资源。

2.3挖潜多媒体资源，灵活运用传承素材

在教学设计中应综合运用运用多媒体教学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承民族文化教育。挖潜家乡传统文化资源，引导学生通过专题性的实践研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设计地理探究课，有意识地引导学生感受民族文化、引导学生小组合作，自主学习，实现民族精神教育。

3 创新教学实践，在创新中传承

地理教师应根据教材内容，创新设计教学模块、灵活运用生活化教学，将地理知识与自然、生活有效地联系起来，引导学生去认识了解自然生活，增加学生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之情，提高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与能力，培养学生运用地理的思维和方法解决生活问题，让学生充分利用地理生活感悟民族文化、体验民族精神。

3.1创新以学生主动参与活动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

让学生在主动参与活动中学习，尤其要增强地理图表资料的分析教学和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献策活动。

3.2创新课内外结合的教学模式

引导学生有计划地参与社区环境与发展的考察、研究和植树、清除污染等各种环境保护活动；同时因地制宜地整理和运用具有民族内涵的教育资源，在校外活动中有机渗透民族精神教育校外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学生得到实际参与的教育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