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民俗学论文范文

众所周知，钟敬文先生提出了“文化三层观”，而他这个观点是从“文学三层观”发展来的。在三层说中，上、下两层说早就有，唯中层说的观点长期有争议，被确定下来的时间较晚。中层说始于市民文学的发展。我国唐代已有市民文学的萌芽，经过宋元戏曲时代的过渡，到了明清时期，市民文学已臻于成熟，成为代表中层文学的体裁。今天，我们使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梳理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学的历史脉络，可归纳出当时知识界对民间文学体裁的认识的一个明显特征：民歌，介于民歌和讲唱文学的时调小曲和戏曲，被分成了三类，文人学士每类都有讨论，在每类下面还有重新命名的现象，中层文学正是在这一时期加入进来，成为公认的三层文学现象之一。

1．民歌的分类与命名明代中叶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文学复古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由李梦阳等前七子领衔，由王世贞等后七子接续，对我国先秦以来的民歌归属进行重新分类。他们突破了正统诗论，指出了民歌体裁的一些新特点。李梦阳提出，正统诗歌要避免走向僵化，就要格俗，吸收民歌的优点。格俗，即孔子所说的“礼失而求之野”，就是到民间去寻找真诗。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看到，李梦阳的做法是，通过重新命名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主张。此外，在他命名过的好诗种类中，还都对民歌的体裁特征做了更细的分类，这使他们的文学观也成为一种社会新思想。其中，格古调逸诗，指好诗要吸收民歌体裁的品格，做到思想质料与声律建构的天然统一；物之自则诗，指好诗的创作要模仿民歌的规律，遵守实物之自则；我之情述诗，指好诗的审美要有民歌的意境，达到缘情禅喻的境界①。李梦阳的另一个思想伙伴何景明提醒说，不要忘了民歌是要唱的。何景明的家乡在河南，是民歌兼戏曲之乡。他有一次回乡，与友人把盏唱歌，竟为民歌的情词婉曲而迷狂，到了推杯停箸、一唱三叹的地步。他给民歌的分类是“情词”。但在文学分层上，他认为，民歌与上层《诗经》是有交汇的，应该是“‘十五国风’的遗响”；民歌也与中层文艺有联系，应该是“时调中状元”②。到了后七子的时代，上中下层文学都已有惯常通用的民歌分类词汇，王世贞就用“作劳之歌”“乐府”“棹歌”等词语讨论民歌，描述民歌在情感、意境、音乐和风俗上彼此契合的体裁特征。王世贞还提出，民歌有词与乐交替变化的现象，这对民歌和文人诗的发展都有推动作用。他引用王僧诚的话说，乐府民歌“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韦’、‘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③，他的这些观点增加了时人对民间文学体裁的重视。明代复古派的民间文学体裁观受到元代戏曲成就的影响，承认民间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并以开放的心态予以接纳。复古派在对民间文学体裁的分类、分层和命名上，也比较靠拢民间文学自身的特征。当然，他们的目的是改革上层文学，故最初并没有全面研究民间文学体裁的准备，最后也没有取得建立民间文学体裁理论的成就。

2．时调小曲的分类和分层明清时调小曲是新兴的民间文学体裁。它汇总了元代以前的俗谣俚曲、讲唱文学和唐宋乐舞中的民间文艺特长，吸收了金元院本和元杂剧的表演经验，提高了民间文学的演唱能力和表演性。它结束了先秦诗歌散文长期独霸文坛的历史，开启了民间文学体裁灵活多样、有说有唱、散韵相间的传承特质。在分类上，小令套曲、宾白插科和身段表演在民间文学体裁的传承实践中沉积下来，成为能各自独立、又有紧密内在联系，比较依赖地方演唱传人的民间艺术体裁；同时也成为受书商青睐的出版对象。在分层上，好听与否，成为区别明清社会前后民间文学体裁影响大小的一个标准。明代的陆容、张岱、江进之和沈德符，清代的李光地、李开先和赵翼等，都参与了这场讨论①。赵翼还感觉到民歌好听有主观评价性，并与地方风俗有联系，他说：“粤西土民及滇、黔苗、倮风俗，大概皆淳朴，惟男女之事不甚有别。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边，其歌皆男女相悦之词。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若两相悦，则歌毕辄携手就酒棚，并坐而饮，彼此各赠物以定情，订期相会，甚有酒后即潜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视野田草露之事，不过如内地人看戏赌钱之类，非异事也。当墟场唱歌时，诸妇女杂坐。凡游客素不相识者，皆可与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场，夫见其妻为人所调笑，不嗔而反喜者，渭妻美能使人悦也，否则或归而相诟焉。”②在这批文人看来，时调小曲之所以不胫而走，在于它们在民间歌者看来悦耳动听，通俗好唱，并合于风俗，促进人际和谐。在文人自己看来，它可以进入上层文学，因为比起只为少数人掌握的格律严谨的正统诗词，它带有文化上的扩容性。它可以进入中层文学，因为比起明清社会大多数官民所实际达到的市民层次，它更符合其欣赏水平。它也可以进入下层文学，因为比起先秦以来流传的诗赞体民歌谣谚，它具有感官刺激的新奇性。我们看到，时调小曲接续宋元之后流行数百年的乐感文化所造成的人们对新生文学体裁的音乐化形式的敏感追求，为上中下三层社会所共同欢迎。从理论上说，乐感观念和情教观念的系统化，帮助时调小曲完成了独立的体裁建设，它们后来进入明清文艺的主潮是在所难免的。

3．民间戏曲的分类和概念明清民间文学体裁获得上中下三层社会认同的见证是内府本的出现和持续呈进。实际上，明初尚有雅、俗、胡对立之说。明万历以后至清代，变为雅俗对举。俗戏、俗艺和民间宝卷等被刻成纸介演本，送入宫廷，成为皇帝飨宴的艺术性或艺术娱乐性的乐曲系体裁。沈德符说，这些演本是由民间进献，钟鼓司（后改称“玉熙宫”）主管遴选，再向皇室提供演出的脚本③。清杨恩寿把演本分为御戏本和民间进献新声的不同归类，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④。明清通俗作家和书商共同插手商业性的写作剧本和刻印工作，推动了这种风潮。明清文人还提供信息说，戏曲演本的内容其实很复杂，里面还有外间风闻、笑话、讲唱话本、通俗小说和民间宝卷，而进献内府本和出版发行的风气，冲击了传统正统文学的等级观念，也在相当程度打破了三层文学的界限，能让三者一起被呈现，一起被欣赏和追求。明清民间戏曲体裁学的贡献是将“戏”与“曲”两个概念整合，解决了上中下文化中的任何题材都能入“戏”和入“曲”的问题。对以往以诗为曲的文学模式来说，这是一个突破。在这段历史上，唐寅、李开先和徐渭是开路先锋。唐寅向民间学习，掌握了化用故事写词唱曲的本领⑤，这样他能将自己的眼光和笔触准确地扎根到三层文化的交汇点上。李开先以乐论诗，将“情词”和“歌”两个概念扣在一起。他提出情通词，词通乐，故民间戏曲体裁有“今古同情”的艺术魅力⑥。徐渭用“情”“真”“本色”“相色”等不同概念分析中下层文艺的好处，从一位上层文化学养深厚的才子变为民间文学体裁的代言人⑦。在徐渭身后，对民间文学体裁学作出贡献的名人，还有明代的公安三袁、冯梦龙和清代的黄遵宪。上述明清文人学士大都能指出当时三层文学交汇的现象和民间文学的非正统文学价值。这样的文学分类和分层现象是在明清社会以前所没有的。当然，这时的文学转型还是在大批上层厌倦了玉堂诗词和科场失意的文人才子批评封建礼教制度的情况下形成的，这种民间文学体裁史也是以承载社会功能为主的。

二、功能载体与白话载体

“五四”时期，民俗学学科建立之初，由于西学的输入，体裁的分类成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民俗学者还对一些基本的体裁分类术语加以学术命名，例如，划分了笑话、谚语、谜语和其他各种体裁表现形式，这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不过，这时的民间文学体裁仍是与明清民间文学体裁革命思想紧密联系的。但“五四”出现的另一个趋势，又改变了民俗学的行进轨道，即民间文学体裁学的发展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相结合，强化了本土口头传统的文化性质的识别和主动吸收。明清民间文学体裁的位置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得到了提高。“五四”学者抓住了口语，就抓住了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在本质上作为民间文化发展形态的基本特征。“五四”学者提出，文学改革，首先要用通俗白话代替脱离实际的文言，把明清以来流行最广的小说戏曲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真正典范。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更明确地提出，要把鄙视中下层文学体裁的思想彻底扭转过来，他说：“今人犹有鄙夷小说为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①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呼吁：“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也。”②他们还指出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变动的深层原因，是以“不避俗语俗字”的形式为先导，使各层次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用大多数人能听能说的口语传播开去，迅速地产生文化影响。很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要由此入手，进行文化改革和变革艺术格局。明清民间文学体裁的发展趋势在民间文化考察中得到辨析和总结。“五四”学者大都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又熟悉西方文化，他们因此能自觉地把民俗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容来认识，把民间文学体裁作为民俗存在的文化样式来调查、探索和评述。他们还指出，那些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学体裁，如民间戏曲，正是口头传统与民间文化的深层结合。“五四”学者的这些分析，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与民俗学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评价明清民间文学体裁的特征，这种文化史的眼光是闳深的。明清民间文学体裁的主题和艺术特色在穷搜精别史料中得到弘扬。明清中层文艺为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变革之大宗，然而其语言的浅俗，其部分作品题旨的模棱两可，其艺术形式的边界不清晰，也使“五四”学者在推崇其口语魅力的同时，加强了它们的文本内容、版本差异、成书过程和使用方式的考索和解说。在他们中间，有些学者要将原来整理十分零散的民间文学评述，提升为一个理论系统。有些学者要从对本国笔记史乘渊源的爬疏，到模仿外国民间故事的情节单元的制作，一一进行梳理、借鉴和比较研究。这些学者的工作都是另一番十分艰苦的学术探索。他们继承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学成绩，又开辟了民俗学体裁研究的新方向，促进建设民间文化学。将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学与“五四”白话载体运动结合的结果，使我国民俗学没有在体裁理论上完全盲目地跟随西方。它促进我国民俗学在自己的国情氛围中，追随本国上中下三层文化传统中的文化性质，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建设工程，为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的资料搜集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做了准备。

三、道德价值判断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第2篇：民俗学论文范文

笔者在课程中对成绩分配实行“三七开”。其主要内容是：学生的课程由两部分组成，平时考勤和成绩占30%；终结性考核,即随堂口头展示占70%。这样做的好处有三点：第一，打消一些学生的侥幸心理；第二，使原先教师对学生实施的点名考勤制度变得更有效、更积极；第三，保护了绝大多数听课学生的积极性。

二、将学生分组、采用随堂口头展示的方式进行考核

将期末的终结性考核，即常见的期终论文考核形式，变成平时考核的分组随堂口头展示（共70分）。这样做既调动了学生参与课程的积极性，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到学习、互动中来，又锻炼了学生的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什么叫做随堂口头展示呢？

第一，将全班60名学生分成六组，每组十人。

第二，时间：每节课开始的前10分钟学生展示，后40分钟教师补充本节课的相关知识。

第三，根据课程进度、密切结合本课程内容制定相关话题，并由任课教师提前指定每组的话题：第一组：人生礼仪民俗；第二组：中国传统节日；第三组：中国传统饮食；第四组：服饰民俗；第五组：中国民间艺术；第六组：中国居住民俗。

第四，每组随堂口头展示。本门课程计划17周完成，每组的随堂口头展示设计在中间六周进行。

第五，责任分工。每组有组长一名，负责组织联系本组学生，组织分工合作，大家课下提前准备，共同完成本次展示；每组包括主讲一名或数名，负责向全班同学展示该组话题，相关材料收集整理人员数名，PPT制作一名或数名，现场记录一名。

第六，展示方式：每组按照组别顺序，在课堂上结合指定话题，通过PPT、口头描述、视频辅助等方式向任课教师及全班学生讲述民俗的相关知识点，其中也可以加上自己的评论，或者提出一些疑问，由任课教师进行解答。

第七，以随堂口头展示的方式作为期末成绩的理论基础。首先，本门课程共16节。教师在课程前半段对内容进行了一个整体的、简要的介绍和分析，加强学生对课程的了解；其次，随堂展示放在中间6节。有了老师的示范，学生可以通过模仿老师的示范、学习借鉴前面几组的作业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展示；再次，选择本门课程中最有趣也最联系生活的话题，让学生有感而发；最后，都提前一周告知学生话题，让他们提前准备。

三、制定口头展示的评价标准

1.基础分70分。

评价分两项：内容50分。根据整个内容的合理性，由任课教师评定；表达效果20分。根据主讲表达效果是否流畅，由任课教师评定。

2.加分项。

分两种：一种是投票。内容展示完成后，由全班同学投票，票数最高的一组，可以在本组前两项的评分基础上，全组成员每人加5分；另一种是主讲和组长，这两人无论是在课上还是课下都比其他同学付出了更多劳动，理应酌情加分，可以在前两项的基础上加5分。

四、由学生准备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作为全组最终成绩评定参考标准

第3篇：民俗学论文范文

中新网1月15日电 浙江“草根学者”陈明达最近在美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人类文明史中的奇葩——阡张文化》，认为阡张是古代时期的“土地证”，阡张的寓意、象征含义单一明确，就是阡(土地)(扩)张。体现的是中国民众“田连阡陌”的发家致富愿望。阡张是中国人的天才发明，是中国民俗丧葬文化中的“活化石”，是世界民俗文化的奇葩，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明达从阡张文化的起源与演变，阡张文化与土地的关系，阡张文化中的民众生死观反映，阡张文化各地形态差异，阡张的工艺制作等，全面论证、阐述了阡张文化享有三个世界之最：阡张文化是中国民俗(丧葬)文化的“活化石”，保持着原始的形状、名称、度量进制；是活着的民俗(丧葬)文化，其中浙江黄岩及其周边地区至今尚在使用；是活着的手工制作工艺，保持着原始的生产制作工艺、流程。它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唯一性。民俗文化用品都是直接表达实物，如纸钱、元宝等，只有它形象地寓意土地，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陈明达认为，中国民众对土地的追求和孝敬祖先，最终完成了对阡张的发明创造。它的伟大之处在于：把土的掉渣，无法想象、体现的东西——质朴无华、硕大无朋的土地形象地通过阡张体现出来。阡张是后人奉献给祖先的“土地”，同时祈祷祖先保佑后代子孙田连阡陌、人丁兴旺、百世其昌。所以，我们要感谢祖先给阡张文化打上深深的土地烙印，使其世世代代不可磨灭。

陈明达数十年来坚持学术研究，去年他与徐仁达、赵颂平、夏吟合作，在美国出版了两部《金瓶梅》研究的学术论著。同时他对地方民俗和民谣也深有研究，已经应国际作家书局的约稿，正在写一部地方民俗学的专着。

第4篇：民俗学论文范文

人们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许多都反映在民俗上，民俗蕴藏着大量的文化科学知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注重挖掘有关民俗的教材内容，将语文教学与民俗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可使学生在学习中获得更多的语言、礼节、历法、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使实现《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学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目标成为可能。古代礼俗中蕴含着大量的文化知识。在古代，人们见面行礼方式主要有“揖礼”和“拜礼”，“揖礼”又称“拱手礼”，分为“天揖”、“时揖”、“土揖”，属于日常之礼，礼节较轻。

“拜礼”则用于祭祀或者是非常郑重的场合，《周礼•春官•太祝》中说：“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以享右祭祀。”小学语文一些课文中也写到礼仪习俗，如人教版的《孔子拜师》，“拜”是古时候常用的礼仪，课文中也出现了“行礼”这一词语，在授课时讲解这些礼仪民俗知识，既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中孔子的品行，也能让学生获得礼节知识。我国古代的历法知识也大都以民俗的形式保存着。干支纪年法是现在我国农历仍然沿用的古代纪年法。它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依次组合，六十年为一个循环。一般来说，夜半12点（24点）就是子时，每个时辰恰好等于现代的两个小时。依此类推有丑时、寅时的卯时。在小学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三套教材中都有关于十二地支的历法知识，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能给学生讲解这些民俗知识，那么学生将可以积累到这些民俗知识。

2民俗文化有利于在教学中渗透道德教育

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民俗内容的篇目有很多都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好素材，如苏教版的《安塞腰鼓》、语文出版社S版的《雪顿节看赛牛》、人教版《草原》等等，这些课文展示了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民俗，这些民俗文化各式各样，让人赞叹，可利用这些素材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文化的感情。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是群众的遗风遗俗，一个社会风范和道德的产物，总和一定的社会思想氛围相联系，积淀了人们的思想、志趣、道德规范等诸多思想元素。”小学语文教材关于民俗的文章涉及到民间故事、传说、风俗习惯、民间技艺、口语等民俗风物，这些在德育方面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5篇：民俗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俗 分类 比较

民俗学虽是一门国际性学科，但是由于各国学科背景、发展、历史和国情的不同，其民俗学研究呈现一定的国别差异。本文拟从比较两部具有权威性的概论入手，管窥中美民俗研究体系的异同。美国著名民俗学家布鲁范德（J.H.Brunvand）的《美国民俗学概论》民俗内容丰富，系统完整而清晰，而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也是我国民俗学领域的权威性著作，有着相同的优点，并且两者都经历了再版修订的过程。《美国民俗学概论》自1968年首版以来，三次再版修订，内容、形式多次修订改进；乌丙安的《中国民俗学》自1985年首版以来，也经历了1999年的再版修订。这两部概论都随着学科的发展而发展，不断补充新内容，可谓是千锤百炼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的经典作品。

一、“民俗”及其承担者“民”的定义的比较

自从民俗学诞生以来，关于民俗的定义就众说纷纭。陶立璠先生在《中国民俗大系》序言中提到：“什么是民俗？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概念上的争议。学者之间的界定分歧往往很大，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国内外许多学者总想给民俗一个确切的定义，但往往是勉为其难，理论的表述捉襟见肘。实际上，民俗的定义是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和描述的。”[1]尽管如此，各种民俗学著作还是要给民俗下一个定义，因为这是进行其他民俗研究的前提。《美国民俗学概论》对民俗的定义是：“它是文化中以不同的、传统的形式流传于任何民众类型中的事象，不论它是以口头的形式，是以习俗范例的形式，还是以传统行为和交流的形式。”[2]这个定义中包含了四个要素：第一个是“不同的形式”，即同一个民俗事象会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也就是在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变体；第二个是“传统的形式”，即民俗的重复传承是以相对固定和标准的形式；第三个是“流传于任何民众类型中”即强调民俗是流传于所有民众之中的；第四个是“不论它是以口头的形式，是以习俗范例的形式，还是以传统行为和交流的形式”这里指出了民俗的传播方式。另外，布鲁范德还提出，匿名性和程式化对于一个传统民俗事象的完整描述而言也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民俗学》对民俗的定义是包含在民俗学的定义之中的。民俗学是研究各民族最广泛的人民传承文化事象的科学，它具有以下一些概念的因素：第一，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世代传袭下来的，同时继续在现实生活中有影响的事象。“世代传袭”中包含了流传于民众的意思，与上述美国民俗定义的第三个要素类似，但是这里更进一步强调了从古到今的时间上的流传。第二，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形成了许多类型的事象。各国的民俗学研究都十分注重分类，并且民俗也是以许多类型的形式存在的，这点是美国民俗定义中所没有提到的。第三，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有比较相对稳定形式的事象。这个与上述美国民俗定义的第二个因素相类似。第四，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口头上、心理上的事象。这点反映了民俗的三种传播方式或者说是存在方式，与上述美国民俗定义的第四个要素类似，但是美国民俗定义中未提“心理”这点。虽然如此，但是“心理”只是民俗的一种存在方式，有关心理的民俗依然要依靠口头或者是行为的方式来传播。第五，民俗学研究的事象是反复出现的深层文化事象。[3]这是与偶然发生的事象相对的，只有那种反复出现、具有深层影响的习俗才有可能是民俗。这是可用于排除伪民俗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但美国民俗定义并未提到。另外，美国民俗定义的第一个因素——有关变体的论述——虽然在这五个概念因素中没有出现，但是乌丙安在分析民俗特征的时候也提到了变异性的特征。至于布鲁范德补充的“匿名性”和“程式化”是乌丙安所没有提及的。

“民”即“民俗”的承担者，乌丙安称之为俗民，布鲁范德称之为民众。

对于民众，布氏是这样界定的，民众是主要传统的承担者，不仅是古朴的、乡村的民众，而且任何拥有独特的口传传统的民众都应该看作是传统的承担者。总之，“民众”定义中最必需的题中之义即任何拥有民俗的人。[4]乌丙安没有对“民”的定义加以强调，只在有关民俗学的章节中提到了人民大众这个词。但他在另一著作《民俗学原理》中对“民”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在这里他将民俗的承担者称为俗民，排除了“人民”、“民众”、“民族”、“劳动人民”、“全民”等他认为概念模糊不清的专有名词，并特意对为何选择“俗民”作为民俗承担者的名称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认为俗民存在于全民之中，又负载了所有的民俗文化，并且除了普通人之外，那些表现了民俗文化特色的典型人物同样也是俗民的个体。[5]这里强调了两点，一个是俗民是以文化代表性界定的文化群体，另一个是俗民概念既包括俗民的个体，也包括俗民群体。布鲁范德和乌丙安的表述方法虽然不同，但二者的落脚点是相同的，即所有负载着民俗文化的人。因此关于“民”的定义，二者的看法实际上是一致的。

在论述“民”的定义时，两位作者都考虑到了“群体”这一概念。布氏提到民众研究中往往涉及用“民众群体”对他们进行分类研究。他将民众群体划分为“职业群体”、“年龄群体”、“家庭群体”、“性别群体”、“地区群体”、“民族、外裔和宗教群体”几大类别，粗略的勾画了各个群体的轮廓，并对每个群体的民俗传统进行了举例说明。因为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并未提到有关“民”的概念，因而也不涉及“群体”概念。他对“群体”概念的论述集中在《民俗学原理》中，这本书是一本纯理论性质的著作，所以在书中他并没有对俗民群体进行划分，而是对群体的概念、特征等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并且结合了社会学的群体理论。

二、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布鲁范德在《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提到，民俗研究的三个典型阶段是：收集、分类、分析。在资料收集方面，《美国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学》异同互见。其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重视第一手资料。《美国民俗学概论》写到，口头民俗研究的原材料是原文，原文必须从口头源泉中忠实的记录下来。虽然他只提到了口头民俗，但在后面章节的分析研究中可见，在各种民俗资料的收集中，从源头中忠实记录都是被强调的重点。《中国民俗学》则直接指出，民俗采集法的科学性必须用实地调查的第一手资料来保证；实地采录、直接采录是采集法的主要形式。民俗变异性的特征决定了民俗资料的可靠性必须通过一手资料来保证。其次，录音、摄像等现代化工具的使用。这是在当代民俗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手段，也是为了更加精确的记录到可靠的民俗资料。再次，向前辈学习调查技巧。布氏指出，民俗收集的新手可以通过阅读这方面行家有关野外工作的描述而学会许多野外工作的难题和技巧，他还列举了这方面的许多可供参考的著作。乌本也提到，我国及国外许多先驱者的民俗调查的成功范例为民俗调查方法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最后，采用多民族材料。这点体现在书里的具体内容中。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中常常使用各民族的民俗材料，例如他在分析歌谣时，举了蒙古族、侗族、壮族、布依族、藏族等多个民族的歌谣资料。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民族种类也很多，因此布氏在《美国民俗学概论》中也引用到了不同民族的民俗资料，例如在岁时民俗中，布氏列举了墨西哥裔、法裔、穆斯林、华裔、犹太人等的岁时节日习俗。[6]

这两部著作的不同点则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关于资料收集方法的具体论述。《中国民俗学》没有进行具体论述，只是点到了几个重点。而《美国民俗学概论》则对此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论述，涉及了很多具体的资料收集方法：一是采访的气氛应当是轻松自如的；二是关于资料的提供者，无论是积极的提供者还是消极的提供者都是民俗调查者应当关注的对象，从他们身上可以采录到不同的东西；三是记录的要点：讲述者的背景，讲述时的表情手势，讲述者对自己所讲述内容的评论解释，表演的时间、地点、环境，参与者的反应等等都是要忠实记录的；四是询问法的运用，这是一种效果非常好的资料采集方法，采录者在自己的地区可直接询问居民，而调查范围更广时则可使用信函询问；五是非正统的收集方法，例如通过亵渎禁忌品引起有关坏运气的讲述；六是除了实地收集的其他收集方法，例如从手写的东西、出版物中收集。其次，道德尺度问题。这是《中国民俗学》未涉及的，但已是如今越来越受重视的部分。《美国民俗学概论》指出，民俗野外作业的一个重要的、但常常被忽视的方面，就是道德的尺度。道德尺度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材料提供者的姓名应用假名或编码，以防涉及到使用、非法酿酒等触犯法律的问题；另一个是材料使用应征得提供者的许可，提供者有权修改、要求得到报酬等等。[7]最后，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关于这一点，《美国民俗学概论》应用于民俗的分析研究中，详见下节。而《中国民俗学》则应用于资料收集中，它要求在资料采集中，要相应地采用民族学的、地理学的、甚至经济学的、心理学的、伦理学的方法，因为它们与民俗的联系都十分紧密，而且，有时精密的科学数据有十分重要的意义。[8]虽然二者把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应用到了不同的点上，但是它们都十分重视这种结合，这说明学科间的相互借鉴、相互结合对于学科发展是很有必要的。

比较研究是在民俗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两部概论都主要介绍了这种研究法。两本书各自强调了两点，其中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变体的比较研究。布氏指出，比较法常用于同一研究对象的不同变体。乌丙安指出，某种民俗事象的广泛传播和流变，是引起比较研究的重要因素。另一点则各自强调了不同的比较研究法的应用。《美国民俗学概论》说，比较法的另一途径是将民俗的观点应用于其他密切相关的领域。作者在后面举例解释，比如一栋家庭建的房子，民俗学者注重其传统样式的保留与变化，地理学家注重其分布及原因，建筑学家注重其建筑风格与高级的学术的设计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可以综合各领域的观点对这一民俗事象进行综合解释及比较研究。这种与其他学科结合的观点还包含了另一个意思，比如在谚语、故事、民歌中可以发现地理、商业、政治等其他领域的观念。关于比较研究法的第二点，《中国民俗学》则强调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民俗的比较。虽然他也提到了民俗与其他领域的结合，比如，自然神话学派对各种神名的语言学比较，人类学派对现代原始部落与古文明民族神话的比较，[9]但可以看出，这些比较仍然含有不同时代、民族、地区相比较的意思。虽然不同时代、民族、地区的民俗的比较看起来与变体比较看起来相似，实际不同。举例来说，中国的中秋节流传到韩国产生了某些变化来适应韩国的习惯，这样两国中秋节的比较就属于变体比较；每年开始，世界各地都要庆祝新年，中国人欢庆春节过元旦，美国人参加新年派对，这两种新年庆祝方式的比较则属于不同地区民俗的比较。

除了比较研究，布氏也对其他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简介。例如文学或美学研究、功能或人类学研究、心理学派、形式或结构研究等。这些理论分别应用于不同的民俗事象的研究，例如，文学或美学研究多应用于口头传统的研究，心理学派则多是探讨民间信仰中的心理定式。除了绪论中对各种民俗理论的简介外，布氏在各类民俗事象的介绍后面都附有该事象的理论研究，例如“神话”一章最后有“理论研究和神话的起源”一节，其中提到了传播说、多元发生说、太阳神话学（或语义学派）、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即历史论、神话—仪礼学派等有关神话起源的理论；再如“民间故事”一章最后有“民间故事的研究分析”一节，其中提到了历史—地理学派、结构语言学方法等用于研究民间故事的理论。

乌丙安在《中国民俗学》的绪论中也提到了比较法以外的民俗研究理论，比如结构主义理论及其方法、社会学方法。不同于布氏的是，他只在绪论中对民俗学理论进行了简介，并未在后面的章节中对各种理论的应用加以详述。或许为了补充这方面的不足，在后来出版的另一部理论性更强著作《民俗学原理》中，乌丙安详细梳理了整个民俗学有关理论，涉及到了社会学中的控制论，语言学中的符号学，人类学中的维也纳学派、曼彻斯特学派、历史学派等理论流派。他还将这些理论与民俗相结合，提出了适合于民俗学科的相关理论。

三、民俗分类的比较

细观两本书的分类体系，《美国民俗学概论》分了三大部分：一是口头民俗，包括民间语言（方言和称呼命名、谚语、寓言、谜语），民间诗歌和其他传统诗歌，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及其相应的音乐；二是习惯民俗（通常涉及口传和非口传因素），包括民间信仰和迷信，民间习俗和节日，民间舞蹈和戏剧，手势和民间游戏；三是物质民间传统，包括民间建筑，工艺，艺术，服饰，食物。《中国民俗学》则分了四大部分：一是经济的民俗，以生态民俗、民间传统的经济生产习俗、交易习俗及消费生活习俗为主要内容；二是社会的民俗，以家族、亲族、乡里村镇的传承关系、习俗惯制为主要内容，其中社会往来、组织、生活仪礼等习俗都是重点，近来都市社会民俗也被扩展为对象；三是信仰的民俗，以传统的迷信与俗信诸事象为主要内容；四是游艺的民俗，以民间传统文化娱乐活动（包括口头文艺活动）的习俗为主要内容，也包括竞技等事象在内。

从以上分类可见，二者的分类标准并不相同，因此类别也完全不同，但是根据各类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来看，仍有可比之处。

（一）口头民俗

《美国民俗学概论》设口头民俗一大类，这是民俗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类。布氏单列了这样一大类，而乌丙安未单列。布氏认为将“口头传说”与文化的其他方面分开来是十分有必要的。我国的口头民俗资源异常丰富，而乌丙安却没有单列口头民俗一大类，甚是可惜，但这种状况并非无因可寻。首先，可能是作者考虑到我国的研究现状，即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民间文学这样一个有关口头民俗的专业研究方向，作者在说到没有单列民间戏剧一类时就说到了类似的理由。其次，乌丙安另有一本民间文学专著《民间文学概论》，此书对口头文学进行了十分详细的研究。再次，乌丙安编写《中国民俗学》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来作为民俗学专业的教材，而我国高校中通常同时设置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两门课程，乌丙安可能是为了避免教材内容的重复，便做了这样的设置。

另外需要注意，作者虽然没单列口头民俗一类，但是并没有忽略该类民俗，这一类的民俗都结合在其他类别的民俗中散落在各章节里。其中对口头民俗较集中的研究即“游艺民俗”中“民间口头文学活动类”一节。这里乌丙安明确指出：讲故事、讲笑话、唱歌谣、猜谜语是口头文学的四项常见的表演活动。其中“讲故事”涵盖了传说、轶闻和民间故事，“唱歌谣”涵盖了民谣和民歌。另外，乌丙安在其他非口头文学的类别中也涉及到了一些有关口头民俗的研究，例如在信仰民俗中涉及到了神话、魔法故事等，在经济民俗中涉及了农事谚语、工匠传说等。所以乌丙安的研究已经涉及到了布氏口头民俗类别中提及的大部分小类，二者都对口头民俗有全面的关注。

在对口头民俗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时，二者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偏重点。布氏偏重于口头文学作品本身的研究，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分类研究，例如将民间故事分为动物故事、吹牛故事、程式故事等。乌丙安则偏重于口头文学传承活动的研究：一作者将口头文学这一类称为口头文学活动类；二从各小类的名称看，作者选用了讲故事、讲笑话、唱歌谣、猜谜语为类别名称，更加强调了 “讲”“唱”“猜”等动作；三从口头文学活动类的具体分析来看，作者并没有对故事、歌谣等进行分析，而是分析了各种活动的讲述时间、地点、环境、气氛，讲述者的情况，听众的反应等。虽然二者选择了不同的偏重点，但并没有完全忽视另一点，布氏提到过对民间故事讲述人、讲述风格、讲述时间地点等的研究，乌丙安也提到了按照内容划分民间歌谣等。

（二）习惯民俗

习惯民俗是《美国民俗学概论》中设置的一大类别，其中包括了习俗和节日、民间舞蹈和戏剧、民间手势动作、民间游戏几小类。内容看起来比较杂乱，其实这其中包含了一个统一的归类标准，即行为传承，区别于口头民俗的口头传承。所有这些类别尽管综合了各种传承方式，但最主要的仍然是行为传承。例如迷信类，虽然看起来是有关精神、心理的民俗，但它却是以行为方式表现、存在和传承的。如西方人认为“13”是不吉利的数字，于是便有推迟13号的旅行、商务，建楼没有第13层等行为。关于这部分内容，乌丙安进行了不同的划分。习俗节日主要是个人融入社会、社会集体共同参与的一类民俗，乌丙安将其归于社会民俗类；舞蹈、戏剧、游戏主要适用于娱乐，乌丙安将其归于游艺民俗类；信仰民俗不同于其他民俗，是人类精神、心理世界的一类民俗，乌丙安将其单列一大类。乌丙安的这种划分更加条理清晰，而布氏的归类由于未明确指出归类标准，更显杂乱。

（三）经济民俗

经济民俗是《中国民俗学》中的一大类别，其中包括自然生态民俗、物质生产民俗、交易和运输民俗、消费生活民俗（包含服饰习俗、饮食习俗、居住习俗）几小类。其中消费生活习俗，《美国民俗学概论》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即民间服饰、民间食物、民间建筑等章节，和消费习俗类别一样，但自然生态民俗和物质生产民俗是其未涉及到的。乌丙安在经济民俗的导言部分已经点出了这种只关注消费民俗而忽略自然生态民俗和物质生产民俗的现象：“有些民俗学理论虽然把物质消费生活的习俗作为探讨的内容，但是却排斥那些生产活动中的习俗惯制，这样便使所探究的许许多多的民俗事象失去了根据，脱离了物质基础，找不到这些习俗产生的渊源。”[10]此外，乌丙安在经济民俗中提及的几大类民俗存在着因果和时间上联系，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首先自然生态民俗为物质生产民俗提供对象，是前提条件，物质生产离不开自然生态；物质生产继续发展就会产生交易，交易范围扩大就需要运输，而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就是用于消费。如此，乌丙安既全面又立体地展示了物质民俗的方方面面，不仅扩大了范围，而且理清了线索。但乌丙安在《再版说明》中明确点出的新增内容“自然生态民俗”部分存在一个缺陷，即与后一章“物质生产民俗”存在大量的内容重复，比如依赖自然生态进行的一些生产，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神话、信仰等在物质生产民俗部分都有提及。

（四）社会民俗

社会民俗是《中国民俗学》中设置的一个大的类别，包括家族亲族民俗、乡里社会民俗及都市社会民俗三小类。其中都市社会民俗是新增内容，将在下一部分“新增民俗类别”中详述。

《中国民俗学》中的家族、亲族民俗主要以传统家族为对象进行研究，进而涉及旁系亲族，这一类别是《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没有的。原因可能在于两国文化传统的不同，我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祖先崇拜，理清家族关系是祖先崇拜的基础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传统家族也已大多分解为现代小家庭，祖先崇拜的观念和行为也逐渐淡化，但仍未消亡。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短暂，传统文化都是伴随着移民而来，不像我国传统文化这样连贯完整；加上基督教等宗教因素影响，因此缺乏祖先崇拜，家族观念较我国更加淡薄。

《中国民俗学》中的乡里社会民俗以村落为研究对象。我国一直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民以各种方式聚居在一个村落中生活；如今，虽然农村青年人都外出打工，但仍未完全改变这种乡里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对村落中社会民俗的研究十分必要。农村是各种民俗的主要来源，对传统民俗的保存也更加完整，乡里社会民俗是民间集体生活的主要表现。《美国民俗学概论》中没有关于乡里社会的民俗，推求其原因，无论是村落结构，还是农民生活方式，两国都存在极大的差别。美国地广人稀，多为大型农场，农户散居，相隔较远，农村社会往来交际也就没有我国农村那样紧密频繁，乡里社会民俗被忽略不足为怪。

（五）新增民俗类别

《美国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学》都经历了多次修订，都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增加了新的类别，扩大了民俗研究的范围。起初民俗学家们对民俗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传统方面，他们的目光大多关注文化比较落后的人群，尤其是所谓的野蛮民族、农民和边民。[11]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村落中的民俗事象成为民俗学主要关注的对象。随着民俗学科的发展，民俗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都市民俗也列入民俗研究范围。乌丙安在书中增加了“都市社会民俗”。他指出了中国都市民俗城乡融合的典型特色；分析了都市民俗与传统村落民俗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对民俗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过渡进行了研究，着重民俗的变迁，是一种动态研究。《美国民俗学概论》新增 “都市传说”——布氏都市传说研究在美国学界和社会中影响极大，在这方面难免着墨甚多，他通过大量的实例对都市传说的特色、源流、意义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在新增的都市民俗方面，乌丙安和布鲁范德着力点不同，乌丙安研究的是都市社会民俗，布氏研究的是都市口头民俗中的都市传说。

在分类上，虽然两位作者各自采用了这样的分类方法，但是他们对于分类的观点并不是绝对的，对于其他合理的分类方法亦持开通的观点。布鲁范德在《美国民俗学概论》中举了其他分类法的例子：将民俗分为娱乐传统（游戏、舞蹈等）、教育民俗（如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歌谣、俗语等）、实践技艺（工艺、烹饪等）、艺术创造（民间艺术、音乐等）四类。他认为民俗的分类主要取决于两点，一个是研究者的兴趣和需要，一个是资料提供者对自己的民俗材料分类的看法。[12]乌丙安在《民俗学原理》中也提到了多种合理的分类方法。按民俗符号代码的构成可分为言语系统和非言语系统两种，按俗民对民俗信息的感知和收受可分为听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视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触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嗅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味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及其他知觉系统接收到的民俗，按人如何表现民俗可分为口头语言系统的民俗、行为习惯系统的民俗、心理感受系统的民俗；另外，法国山狄夫的分类也得到乌丙安的认可，即从俗民实际生活出发分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三类。[13]

此外，这两部概论在形式上也各有特点。《美国民俗学概论》是一本专门用于本科教学的教科书，为适应教学的需要，在最新的第四版中加入了贯穿全书的“焦点（Focus）”，对应前面的讲解列举一些现实中的美国民俗材料例子及阐释，又配合这些例子引发出讨论题附在后面供学生讨论。《中国民俗学》最初不是作为专门的教科书来编写的，但此书出版后也被近二十所大学的民俗学专业或相关专业选用为教材，因此布氏这些形式上的创新，是有借鉴参考价值的。

在注释方面，布氏原著中每部分都附有大量的注释，详细标明了材料的来源出处，有时候注释的篇幅甚至大于原文。而乌本完全没有注释和参考文献，这是一个不足。布氏的这种注释形式一方面更加符合现代学术规范，另一方面也为想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学生和研究者提供了便捷的参考途径。另外，在照片和图示方面，两书各有千秋。《美国民俗学概论》原著中有大量资料性照片，可惜中译本因为版权原因未能收入。布氏使用了很多插图，例如在“民间建筑”一章中，不仅有民居的外观图，还有房子内部构造的平面图。插图形式十分直观，使抽象的描述变得具体，更容易理解。《中国民俗学》中则缺乏对照片和插图的使用。示意图区别于插图，不是对实物的再现，而是作者对自己讲述内容的总结。示意图以简单的箭头圆圈等符号配以文字，形成类似于图表的东西对讲述内容加以表现，重在表意。《美国民俗学概论》和《中国民俗学》在论述过程中都使用了示意图的方式，例如乌丙安在“人生仪礼”部分中使用了“人生仪礼示意图”，布鲁范德在“民间游戏”部分中也使用了示意图的方式。布鲁范德的示意图使用只见一例，乌丙安则使用的较多，这有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章节内容。示意图能够将复杂的表述内容简化，一目了然，非常直观，能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作者要表述的内容。

从以上粗略的比较中，可以大略窥见中美民俗学研究的特点和异同。但仅以这两部著作为例进行比较，还只是冰山一角，若欲全面了解两国民俗学领域的研究，尚有待于结合两国其他民俗学家的研究著述，进一步深入地多方位进行考察比较。

参考文献：

[1]陶立璠.中国民俗大系序言.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9月；

[2]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2页；

[3]乌丙安.中国民俗学.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7页；

[4]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 第11、27页。

[5]乌丙安.民俗学原理.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第35页；

[6]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 第16、256页；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9-23、355页。

[7]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6-21页。

[8]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27页。

[9]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12月，第22、23页；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23页；

[10]乌丙安.中国民俗学.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42页；

[1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第2页；

[12]扬·哈罗德·布鲁范德.美国民俗学概论.李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22页；

第6篇：民俗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第7篇：民俗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俗志；实践性；反思性

[作者]王杰文，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24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1-0047-006

一、一种研究方法：民俗志在民俗学研究史上的位置

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对象大致包括四个类型，即口头艺术、物质生活、社会习俗、表演艺术。这个四分法并不能够网罗所有的民俗事象，而且四个部分之间也不是相互排斥的。事实上，这个四分法只是民俗学家们为研究方便而提供的一个工具性的分类系统。

如果我们承认“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的确是其他学科所未曾关注的一些特殊的事象，那么，民俗学家们是一群具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的学者群吗?民俗学可以算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吗?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的独特性何在?是什么样的独特性可以使它与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批评、社会学、文化地理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任何一个职业民俗学家都可以轻易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必须掌握一些“专业性的技术”，正是这些“技术”赋予了他们独特性，比如，田野作业、对于田野调查报告与录音档案资料的使用、对于民间博物馆资料的使用、对于图书索引的使用(尤其是对阿尔奈一汤普森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使用)、对于术语表的使用以及对于多种相关文献资料的使用等等多种能力。此外，民俗学是一门带有国际性的学科，因此，民俗学家们需要具备国际性的交流技术，他不能仅仅关注自己传统当中的民俗事象，因为民俗事象本身恰恰可能具有国际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民俗学家们与世界范围内的民俗学家建立联系，参与国际组织、讨论会与论坛，建立个人的、职业的以及学术的联系。而且，他还必须熟悉民俗学的历史，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对于特定民俗事象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轮廓做出判断，理解其特殊性、民族性以及理论的优劣得失。

当然，民俗学还与其他学科具有相似的研究技巧，因此。民俗学家需要熟悉文学，以研究民俗的文学应用；需要熟悉人类学，以研究民俗与文化的关系；需要熟悉历史，以研究民俗事象的历史合法性，当然，其他诸如语言学、地理学、音乐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也是需要有所涉略。民俗学家需要在田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异国他乡获得广泛的历练。

既然民俗学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民俗学家们也接受并需要获得多方面的专业训练，那么，他们的研究目标何在呢?他们的独特贡献是什么呢?他们独特的知识与概念框架是什么呢?从民俗学理论的发展史来看，我们至少可以提供十二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比如历史一地理学派、历史一重构学派、意识形态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心理分析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口头程式理论、跨文化比较研究学派、民众文化研究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学派、半球理论(文化接触学派)、情境学派。这些理论都有坚定的倡导者与支持者，都具有严密的概念体系，都试图发展成为一种能够解释全部民俗事象的理论体系，但是，它们之间也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

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与概念体系的整体背景下，“民俗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具有何种意义呢?其理论根据又在哪里呢?

二、民俗志与民族志

作为民俗学的基本组成部分，“民俗志”指的是对民俗事象的全面记述。“民俗志”这一术语似乎并没有一个相应的“洋词”与它对应，“民俗志”这一概念，是在钟敬文先生的一系列论著中被逐渐明确化、定型化的。

钟敬文在讲到“民族志(Ethno-graphy)”这一术语时说，“民族学这门学科，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以研究民族事象为任务的民族学，一个是以记述民族事象为职志的民族志，就是记录的民族学。”钟先生把民族学与民族志看作各有所专的两种学问，一种是描述性的，一种是分析性的，虽然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存在着区别。一九九七年，在中国首届民间文化高级研讨班上，钟先生提到：民俗学者应具备“民俗学方面的民俗志知识。民俗志是关于民俗事象的记录”⑤。这里，钟先生对“民俗志”有一个简单的界定。对照上述两处引文，我们不难看出，在钟先生的理论框架中，民俗志的概念与民族志的概念之间有着一定的源渊关系，甚至，我们还可以推测，民俗志是一个从民族志引申出来的概念。

当然，把钟先生关于“民俗志”这一术语的思想渊源归结为一个，即民族学，显然是简单化了，只有全面考虑到钟先生对于中国古代地方民俗志书传统的借鉴，考虑到钟先生对于日本民俗家所创立的地域民俗学传统的借鉴，才能更好地理解“民俗志”这一基本术语在学界的地位。事实上，有理由相信，后两个学术来源也许是钟先生“民俗志”这一学科本位的思想更重要的思想来源。全面而系统地论述民俗志的概念，是钟敬文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宏伟构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钟先生提出的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中，“记录的民俗学”，即民俗志，得到最完整的、明确的界定，这种民俗志要求尽量明确民俗事象的时空维度，明确特定时空维度当中各类民俗事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倡议在一定的调查基础上绘制民俗地图。钟先生在谈到田传江的《红山峪村民俗志》时讲：“书中也有自己的分类，它的分类是从民俗的联系入手。这个联系的法则是自身的法则，因此在研究上或是记录上注意到它时就显现出特点来。”

显然，钟先生理想中的民俗志不同于此前已经出版的开中药铺式的列举式、机械性地按照民俗调查表格调查并撰写的民俗志。

然而，人类学家似乎并没有做这种区分的意思，比如，高丙中“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的著述都称为“民族志”，它是对田野工作的直截了当的分析性和描述性记述。所以，从根本上讲，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研究方式。刘铁梁教授强调“撰写民俗志是民俗学家的研究方式”对于借鉴“民族志”研究模式以矫正对于“民俗志”的误解具有意义。

这种误解是怎么产生的呢?钟先生曾引述柳田国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著作《民间传承论》中的观点，认为民俗学就研究者而言有三个层次，即游客之学，寓公之学及土著之学，他特别强调了中国“民俗学乃是本国人研究本国的文化，更具体一点说，是本地方的人记录、研究本地方的民间文化”。他对土著之学大加赞扬，认为这样的研究可以发掘出民俗事象的潜在意义。但是，钟先生的观点特别容易被人误解，以为任何一个“土著”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民俗志学者”。刘铁梁教授并不反对土著之学的价值，但是，他更主张在“问题意识”的指导下进行民俗志撰写，而非过去的民俗志撰写者们简单地开中药铺式地罗列材料。钟先生关于民俗志的概念更近于日本民俗学界

对民俗志的界定，比较倾向于记录；而刘铁梁关于民俗志的概念则是与欧美民族志的概念相接近，已经把记录与研究合二为一了。

三、民族志写作的“第三波”：反思民族志

在整个民族志发展史上，曾先后经历了“印象主义(或者猎奇)民族志时代”与“科学主义民族志时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以来，人类学界又掀起了“反思民族志”的高潮，人类学家不断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民族志的田野作业与写作过程中，人类学家们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写作民族志与阐释民族志材料时，人类学家们自身体现在哪里?人类家学们努力反思自己的意识形态，最终，他们把自己塑造成这样一种形象：即，为了寻求理解，人类学家参与其他人群，进行对话与解释活动。他们开始关注“跨文化描述的特殊修辞，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结合方式，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业的话语)被记录成为代表性的叙述的方式，所描述的对象被分类与组合的方式，权力与知识所处的变化中的历史语境，学科的制约性条件，民族志与相互牵涉的一些文体(诸如旅游读物、小说、历史记叙)的边界的变动，以及社会科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不同风格的民族志被创造出来，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民族志实践的文学意识的大讨论。这种从文学角度对民族志进行的审视，不只是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表述惯例进行除述，而且使得更多的东西都受到质疑。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民族志撰写的实验与探索合法化了。

也许，人类学家们反思民族志经典文本并不完全是受了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而仅仅是在从基于同一田野调查材料撰写人类学学位论文与其他类型的论文的文体转化经验中产生的一种体验与实践，他们试图摆脱保守的民族志训练模式，唤醒被遗忘或被尘封的田野经验与体验，这种基于不同的田野经验而获得的经验与体验自然是千差万别的。

有的人类学家把实验民族志称为“互惠的民族志”，其突出特点在于：集体性的解释超过了个体的、学者的解释。然而，这并不是说该民族志是集体创作的，因为，显然地，学术化的话语结构了全部材料，学者的声音还是最强音，学者的观点也是合理化的。互惠民族志的撰写者并不是要放弃作为解释者、思考者和客观的观察者的身份。只是放弃了所谓学者的声音是最有权威的声音的观念。这一方法论主张，迫使学者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他者的世界，而不仅仅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同时，也要引导他者通过人类学家的眼光来看待自己。这样，互相矛盾的观点都有被表现的必要，^类学家与被调查对象之间的对话是整个田野图画的一部分，任何一方都不会掌握“最终的真谛”，他们只是享有面对面对话的机会，只有通过长时段的对话，才有可能对互为客体的世界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总之，互惠的民族志的反思性工作关注的是：人类学家的角色如何影响了他的工作。身处一个与我们的文化情境不同的情境时，如何影响了这一情境?我们的出现，以及我们所携带的文化，如何影响了我们的表述以及我们的所见所闻?

反思的民族志给民俗志的启示是：民俗志不应该只是民俗学的“一种”研究方式，而且可能是“多种”民俗学的研究方式。

四、来自布迪厄的重要启示：“实践性”与“反思性”

1、实践性

在社会人类学文化研究的历史上，由于受经验主义和社会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家们集中关注以“产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人类文化，然而，作为沉淀或结晶的“物化”或“形式化”“制度化”的文化，在某种意义讲，是一种“死”的精神的化身。这种暂时的、权宜性的、中介化的文化固态物，区别于活生生地进行着创造活动的人类精神。因此，布迪厄提出，区别于传统的“暂时分割的研究方法”，人类学家应当采用“整体式的研究方法”，即把文化生产与产品作为一整体，研究生产活动中诸因素之间及生产过程、文化产品乃至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然而，事实上，文化再生产过程充满着多种(过去――现代)单向运动和多面向、多维度的循环交叉的运动。传统人类学把文化产品固定化，把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当作该文化产品的形成之“因”，甚至把文化产品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视为该产品的生产过程的结构及其构成因素的表现。这是人类学家的天真的想法。因此，文化再生产过程及其文化产品，还应该考虑它们与人类学家现实的研究活动之间的联系。比如早期人类学研究显示：文化创作中的人类精神活力，不仅影响了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也影响了人类学的研究过程。

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文化是一种工具性的实在，是某种人的累积性的创造，是已经形式化的或物化的创造结果，人类创造的过程已经终止，人类活生生的创造精神成为历史的潜伏形态，从而满足于对于已经被割裂出文化生命活动过程的物化产品的静态研究。相反，拉德克利夫・布朗则试图透过文化事象，揭示出推动着文化主体进行各种社会行动的内的观念动力，在他看来，这些观念动力是同某种社会价值观相关联的。

此外，布迪厄还发现，人类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不但展现在自身的发展过程当中，甚至可以左右研究者的研究方向，控制研究者，将研究活动引入文化发展的客观逻辑之中。文化是人创造的，但人类一旦创造文化就无法脱离文化的运作而自外于文化。西方人类学以研究人类文化自居，却又自外于人类文化。事实上，他们研究人类文化的活动，本来就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再生产过程。研究者人为地自我投射到凝固化的文化产品系列之中，忘却了其从事文化创作的实际地位。

基于上述理论反思，布迪厄从传统的研究文化对象转向研究文化再生产过程本身，特别是研究其动力机制――人类创造精神的运作逻辑。人类将因此而获得对于其所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的重新理解，并以全新的模式重构人类社会与人类文化。

布迪厄提出，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组成社会，不断进行象征性实践的行动者生活于其中。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场域”中生活和行动着，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约条件”的客观社会环境和状态中，凭借各个行为者的特定“生存心态”，不断地同时创造和建构其自身和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因此我们需要通盘考察行动者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实践所面临的“客观的社会制约性条件”“所寓于其中的社会场域”“行动者自身的特殊生存心态”三个方面。

2、反思性

传统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模式是：从人文和社会科学把社会当做对象进行研究的时候起，研究者就无意识和自然地把社会同自然现象视为同一性质的实体。20世纪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竞相以自然科学的模式创建其理论体系和基本方法，并因此标榜近现代社会科学走向“科学化”时代的到来，深信社会科学可以因此而正确地认识社会，可以找到客观的标准、建构起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体系。20世纪“泛科学主义”倾向甚嚣尘上。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发展起一种自觉地反思科学的局限性与自我怀疑的意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们开始既尊重科学知识，又与之保持距离，他们正在建立一种具有反思能力的后现代社会科学。布迪厄社会理论的反思性原则认为，作为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社会、个人、文化、语言、权力是相互缠绕的，需要从人类行动

和策略以及社会的象征性统治机制人手全面分析；社会研究者本身并不外在于研究活动本身，研究者介入研究对象并不断地自我复杂化使得社会研究进一步复杂化；研究过程的实施是一个不断中介化的象征性实践。上述三个方面的复杂性综合在一起，使得“反思社会人类学”成立。反思社会人类学自然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看到研究对象的确定性与不透明性的双重性特征，同时视其为客观与主观因素、历史与现时因素的综合体。二是研究者自身要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不受自发性知识的幻象的干扰，排除来自传统知识和公众常识的各种现成观念的干扰，通过各种中介性因素进行迂回的反复反思。三是在充分发挥主观意识的反省能力的同时，要充分估量思想本身的界限以及思想所不能想到的复杂因素，充分估量语言表达思想的局限性。布迪厄告诫说，只有通过反思性才可以逐渐接近社会现实，因为社会永远不会在我们面前呈现其真正的面目，展现在人类面前的社会总是蒙着一层纱幕，犹如“坐井观天”或“盲人摸象”，实际上，层层掩盖社会的真正面目的纱幕，只能反思地逐步看透，而不能彻底揭开，因为这些纱幕本来就是构成现实社会本质的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的结构是象征性的。

由象征性的场域和在其中具有象征性生存心态的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世界中相互交错的社会结构和心态结构的双重结构，其同质同步的双向互动关系网，既是象征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条件，因此，场域、生存心态、人的象征性实践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

“实践性”与“反思性”对于民俗志意味着什么呢?第一，传统上把研究对象视为“物化”的“产品”加以分析，“二元论立场”是需要重新反思的。第二，人类学家、研究对象以及表征工具三者都具有双重性或者多重性，过去整齐划一的研究范式需要重新反思。

五、对于民俗志方法论的评介

通过上文的简要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民俗志作为一种研究方式，主要的思想灵感来自于民族志，因此，当反思民族志的实验蓬勃开展起来时，民俗志的研究方式也需要进一步反思自身了。这就意味着，作为民俗学的研究方式，民俗志的撰写应该包括多种模式，而不只有一个模式。

从记录研究对象的内容上来说，民众文化研究学者着力于拓展民俗学的研究范围，民众生活无所不包，都是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民俗志所记录的民俗事象不应该是仅仅包括其中的某些部分，而故意抛弃另外一些部分。从记录研究对象的分布上来说，民众文化研究学者着力于记录大众传媒时代的大众传媒再生产民俗事象，半圈理论着重记录处于混杂、共生状态的民俗事象被保留、修正、改造与遗弃的过程。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情境学派”，他们倾向于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语言学以及社会学与心理学的文化方面。这一学派成员都非常重视特定文本所处地“情境”，而反对文本被抽离于语言的、行为的、交流的、表达的、表演的语境。他们从语言学家那里习得了“口头行为”这一概念，从人类学家那里获得了“功能主义”，从社会学家那里习得了“角色展演”的概念，从心理学家那里习得了“自我技巧”，并综合应用于民俗学研究当中。

情境学派虽然没有统一的纲领性的宣言，但是，他们都反对静态的民俗文本的类型学研究而强调三维的情境，他们提出了“小群体内的仪式流”，“复杂交流的事件”，“交流的文化类型”，“机理、文本与情境”，“一个特定的现实的、艺术性的、交流性的过程”。

第8篇：民俗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民俗学民俗学教学教学模式

［作者简介］黄鹏（1971-），男，广西镇西人，百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民俗学教学和研究。（广西百色533000）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7-0157-02

民俗学是一门以记述、研究和阐释民间风俗文化事象为主要目的的人文学科，它研究世界各民族最广泛的民众传承文化事象和生活方式，能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广泛的实用价值。高校开设民俗学课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教育活动使学生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科学地审视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及其在当代的变化与发展，广泛地吸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财富，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同时还使学生发扬良俗，革除陋俗，加强自身修养，养成良好的心理素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文明的行为方式，使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都能得到发展，培养其创新能力。为了使民俗学教学取得更好的效果，笔者在分析以往教学方法存在缺陷的基础上，对民俗学课程教学作了一番尝试。

一、目前民俗学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一）理论与现实生活脱节

在过去的民俗学教学模式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老师为主，以知识灌输为主，学生主要学习的是一些抽象的民俗理论知识，到现实社会中体验的机会非常少。因此，对于富有个性的民俗事象，学生只能从教材的字里行间或者老师的讲述当中去想象、理解，无法得到具体而直观的民俗生活感性认识。我们知道，民俗学和其他学科不同，它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兼有文学、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知识，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因此，对许多民俗事象的介绍分析理解，往往涉及上述学科的知识。如果仅凭教师讲述介绍，而没有让学生到现实生活中去接触、体会，想要学生对这些民俗事象进行合理的分析和理解是不可能的。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以往的“以老师为主，以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可以让老师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的学识、传达自己的理解，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传输了大量的知识。但是，在这种满堂灌式的教学中，学生都处于被动的状态，其主体地位不突出，智力、潜能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因此，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厌学现象明显，整个课堂显得单调、漫长，气氛沉闷、压抑。

（三）学生应用知识能力偏低

民俗学是一门应用性比较强的学科，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学生通过学习民俗理论知识后，能利用学过的知识对一些常见的民俗事象进行合理地分析、理解。但在以往“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老师讲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模式中，往往注重的是灌输知识，强调知识的全面性与系统性，没有能提供让学生到现实生活中体验、领会的机会，也没有注意安排让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参与讨论、分析的时间，只一味地强调老师讲授要深入，学生笔记要详尽，忽略了对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学，其结果往往是：学生的理论知识系统全面，但应用知识分析解决现实生活现象、问题的能力相对偏低。

二、教学改革的尝试

鉴于以往教学方法存在的缺陷，我们必须紧密结合民俗学的学科特性，与时俱进，找出既符合学科特点，又能满足学生学习民俗学基本需要的教学法。笔者认为，民俗学科是一门既重视理论建设、材料分析，又重视面向社会、贴近生活的学科，因此它的教学是既要传授民俗学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历史、研究成果，又要求学生亲自参加田野作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民俗，用自己的手去记录民俗，用自己的头脑去分析民俗。据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根据民俗学学科特点做了一些新尝试，即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组织教学活动，增加课堂教学信息量，增加信息传递渠道，同时把教师的讲与学生的看、说、做结合起来，把课堂知识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把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结合起来。

（一）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

民俗学具有综合性、空间性、多学科交叉性的特点，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能充分发挥教学作用，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首先，多媒体教学便于学生参与课堂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多媒体技术给学生和老师的双向交流提供了一个更便利、更畅通、更开阔的对话平台。由于信息量加大，学生接受到的知识进一步扩大，留给学生自主的时间变得更多，思考问题的空间也相应增加，从而促进了他们和老师的对话交流，而对话交流具有多角度、深层次、高频率、活跃等特点。学生有机会一改以往课堂上仅限于听讲、记录的被动地位，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中来。如一个歌圩场面、一个传统寿庆仪式、民俗旅游景点等等图片的链节播放，都会引起学生极大的兴趣和探究的心理。在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学生上课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判断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意识和欲望都有了明显提高。

其次，多媒体教学能强化教学内容，增加学生接收的信息量。由于时间紧，内容多，加上经费开支过大等原因，当前绝大多数高校在本专科这一层次开设民俗学课程时，都没有专门的经费统一组织安排学生进行田野考察学习。学生对一些民俗事象缺乏直观的认识了解，这给教学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多媒体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能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多媒体技术，我们可以把各种民俗事项的录音、录像、图片一起搬到课堂上，结合有关的教学内容展示给学生。比如在讲述饮食、服饰、居住建筑等物质生活民俗时，播放类如五色糯米、粽子、各少数民族传统服装、干栏、窑洞、蒙古包等等各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食品、服装、居所的图片；在讲述民间信仰时播放壮族布洛陀或炎、黄帝祭祀大典的录像片断；在讲民间戏曲时让学生欣赏地方戏曲（如提线木偶戏）片断等等。多媒体教学的应用，可以使学生不用走出校门，就能对许多民俗事象耳闻其生，目睹其形，从而增强他们对生活中各种民俗事象的直观感性认识，使一些枯燥且难以理解的抽象理论知识具体形象化，同时也增加了学生接收的信息量。

最后，多媒体技术教学还能拓宽学生的思维。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声音、录像、文字等多种媒体的结合，学生视听并举、手脑并用，在45分钟的课堂上一直保持着兴奋和新奇感。由于情绪振奋、思维活跃、联想丰富、注意力集中，学生的思维广度和深度都高于一般的教学模式。

（二）理论讲授与交流、分析、讨论相结合

民俗学课程内容多，时间短，教学任务紧。因此，许多民俗学的老师都对教材进行相应的删减处理，以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一般来说，为了确保教学内容的整体性，大多数老师都按照“民俗基本理论”—“各分类民俗”—“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办法”等内容的先后顺序进行讲授。但删减教学的内容后，如何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呢？经多年的探讨实践，笔者认为，“理论讲授与交流、分析、讨论相结合”是一个既符合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又能满足学生学习民俗学基本需要的新模式，具有如下优点：

首先，它有利于联系实际生活，培养能力。笔者以为，由于对本专科层次学生的科研理论要求并不高，再加上民俗学架构庞大，内容繁杂，涉及包括人类的物质生话、制度生话、精神生活在内的广阔领域，根本不可能为几十个课时所容纳。因此教学过程中涉及较为抽象的理论知识时，笔者往往本着理论知识“必需、够用”的原则，只指导学生撷取理论的精义，没有过多详尽地讲解，而是结合教学内容，联系实际，布置一些交流、讨论、分析的题目，让学生在交流、讨论的过程当中理解这些理论，懂得运用这些理论解析生活中的民俗事象，培养他们应用知识的能力。比如在讲授人生礼仪时，布置学生介绍自己家乡婚丧嫁娶的习俗，或者让大家分析生日习俗的古今流变等等。通过交流，同学们的知识面得到扩展；通过分析讨论，学生应用知识能力和分析能力都得到了明显提高。

其次，它有利于发挥教师的主导性作用，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主导性作用；学生是教育活动的对象，在教育活动中处于主体性的地位，这是教育过程的客观规律。在“理论讲授与交流、分析、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布置和组织学生开展交流、分析、讨论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主体性地位，注重他们学习能动性的激发和引导，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努力发挥学生学习潜力，引导放射思维，营造创新氛围。为此，教师也得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而学生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主动接受教育，主观能动性也得到了更大的发挥。这样的教学，有利于建立教学活动中和谐互动的良好师生关系，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和学生主体性地位的体现。

最后，它容易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民俗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能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文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广泛的实用价值。因此，民俗学的教学必须既重知识又重能力，既重理论又重实践，既重第一课堂又重第二课堂，既重历史又重现实，以达到建构、倡导新的道德风尚，培养学生全面素质之目的。而在当前的许多高校里，民俗学都是作为选修课来开设的，课时安排较少，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上述的教学要求是很不容易的。而“理论讲授与交流、分析、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中，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同时进行，还可以让学生在交流、分析、讨论中养成他们合作探究的精神，容易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注重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从民俗学的学科特点来看，第二课堂活动应该是让学生观摩民俗实物，阅读有关图书报刊或观看相关音像材料，实地考察、体验民俗生活，收集资料，撰写调查报告等等。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充分利用学校所在地——广西百色市丰富的民俗资源及现有条件开展第二课堂活动。首先，我们与百色市民俗博物馆长期合作，将该馆作为我们学生参观、实习的基地，让学生能看到民俗实物，听到详细的讲解，甚至还让一些学生临时充当讲解员。其次，征得学院同意，成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百色学院民俗学会。学会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展活动，或开讲座，或专题讨论，或到附近民俗景点（如广西田阳布洛陀文化遗址）考察，或举行寒暑假社会民俗调查报告评比活动等等。这样，学生就有一个学习交流、相互促进的平台。

在第二课堂活动中，学生的各种能力得到了培养和提高。收集资料锻炼了学生的检索能力、思维能力；实地调查锻炼了学生独立观察能力、采访能力、沟通能力、记录能力及事后整理能力；撰写调查报告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思维能力和科研能力。同时，在组织、指导学生课外活动中，在与学生共同研究探讨中，教师与学生的距离拉近了，教师的知识领域扩大了，学术气氛活跃了，最终达到了教学相长的效果。

［参考文献］

第9篇：民俗学论文范文

1 立足授课内容，选择多媒体教学素材

良好的教案和教学预备过程是教学活动的开始，也是使教学过程能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民俗学教师授课强调在备课上下功夫，不仅要根据学科课程标准的要求和本门课程的特点来安排授课内容，而且还要将课堂教学中所涉及的教学内容（包括文字、声音、图片、动画等）根据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合理有序地整合在多媒体课件中，为学生提供直观、形象的民俗事项，这样才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根据民俗学教材的特点，可以把多媒体备课素材分成以下几种形式：

1.1以文字资料为主要内容

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应该立足于教材，根据学生的实际特点进行教学过程的设计。民俗学课需要文字为备课主要内容的教材很多，比如教材中“民间歌谣”这部分的内容，需要介绍大量民间歌谣来源地的背景知识和歌谣文本，这就需要教师查阅相关资料，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搜集相关文字信息，加工整理后制作成可视化多媒体课件，以丰富和充实授课内容。

1.2以图片为主要内容

民俗学教材中有大量的教学内容需要通过直观的图片资料来展示，它要求教师在备课时根据教材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搜集民俗事项的图片资料来进行筛选，选择有助教学任务完成的图片整理到教学课件中。如在“民间美术”这一章节中，教师可以把中国民间的版画、年画、雕塑、壁画乃至剪纸、月饼花模的图片搜集起来，按照类别将之整理到课件中，使学生在欣赏各类图片中完成学习任务。

1.3以视频为主要内容

民俗学课程强调将民俗学系统的学科理论与民俗事象紧密结合，而大多数民俗事象通常是在表演、仪式或节日等生活情境中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流动的、立体的生活常态。因此，依靠单纯的文字与图片说明仍然无法展示大多数民俗事象的真实形态，相对而言，视频则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展现更多的、更鲜活的民俗学内容。如“民间饮食”这一章节，为了能让学生看到有特色的民间饮食制作过程，我们可以在备课时将各地民间饮食烹饪过程的视频通过剪辑，整合在教学课件中供教学使用。

2 创设情境，采用多媒体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传统的民俗学课以教师讲授、学生倾听的方式进行，但民俗学课仅仅以文字表述、语言授课是远远不够的。民俗学作为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科学，要求给学生提供大量的、存在于民间的活的民俗事象和蕴含着民俗意义的文化产品。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选取能够调动学生多种感官体验的各种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体素材，创设民俗情境，将民俗学系统的学科理论与现实的民俗事象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1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使理论知识趣味化

教师应根据教材内容、运用多媒体课件提供形象材料，将概念化的民俗学知识趣味化、生活化，以调动学生的求知欲。如上“人生礼仪”这一章节时，教师给学生展示中国民间各地有特色的民间婚礼场景，婚礼上新人艳丽的服饰、喜庆的歌舞队，一下子就把学生带到了鲜活的民俗情境中，教师则顺势让大家比较视频中展示的各地婚礼服饰的特点、仪式的流程之异同，增强了学生对民间婚礼文化内涵的理解和感悟，同时又提高了课堂的教学效果。

2.2利用多媒体创设情境，将抽象的概念直观化

根据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的特点，教师应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把抽象的教学内容用形象直观的方式展现在学生面前。民俗学课程主要介绍民俗学、民俗文化的基本知识，其中包含有较多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如“服饰民俗”这一章节，教师为了给学生讲解服饰承载的社会观念，可以辅以大量的图片、视频说明。如讲到“崇宗敬祖、强调礼仪伦常”这一观念时，光以语言介绍，学生可能既会觉得枯燥，并且还理解得不深刻。此时教师可以给同学们播放汉族男子成年礼的视频，一一展示成年礼中所用到的淄布冠，皮弁，爵弁，使学生在民俗情境中领悟到服饰在实用功能之外的社会文化内涵。

3 引发讨论，利用多媒体激发学生主动探究意识

现代教育强调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角色，因此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应只充当“放映员”的角色，而是在运用多媒体的同时，认真地设计问题，通过讨论式教学方法，加强师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渴望探究的意识。如“民间戏曲”这一章节，教师首先向学生介绍我国民间戏曲的种类与分布范围；然后再播放一些广西本土的民间戏曲如彩调，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民间戏曲之美，又激发了学生们对家乡传统文化的自豪感。然后教师可设计问题情境，如“民间戏曲和当地的岁时节俗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学生得出结论后，教师再进一步启发式提问：“现代传媒的介入使得很多民间戏曲被不断地改造和利用，像黄梅戏被加到了通俗歌曲里面，皮影戏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大家认为这样的改编，对于民间戏曲在现代的传播和传承，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围绕这个议题，学生在课堂上以小组的形式展开热烈地讨论，并在课堂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讨论中学生自由发挥想象，形成主动探究意识,而教师则对学生的讨论内容及时总结，从而使学生对于民间戏曲的当代传承与（上接58页）

发展有了深入的认识。在这一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其中起组织者、指导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同时又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总而言之，在民俗学教学过程中采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创新教学模式，形象、具体地传授课程知识，突出教学重点，促进学生参与课堂学习的积极性，从而优化民俗学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