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精选(九篇)

第1篇：民俗文化范文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民俗文化产生于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民俗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5](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6](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7](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8](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著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9](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高原的土著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3](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三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表现了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的严酷自然环境中，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人祸，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来自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磨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惟有力量、勇敢、坚毅与自强不息，才能维系生命的延续和保证民族的发展。因而，崇尚雄健、力量和勇敢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正是由于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的艰难，以及与这一特殊环境相伴相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造就了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

跑马射箭是藏族人普遍喜爱的体育竞技活动，是藏民族勇敢、强悍民族性格的形象表现。赛马场上，一队队骁勇强健的骑手激烈角逐，斗勇斗智，优胜者会受到人们英雄般的崇拜。藏族男子腰挎长刀，头缠色线，身着藏袍，衣饰上缀以虎皮豹皮，处处显现出男子汉的英武阳刚之气。而珞巴族男子头戴熊皮盔帽，身挎弓箭，腰插砍刀，男女饰物均用虎、豹、熊、鹰等猛兽猛禽的爪、牙、骨和羽作装饰。在居室的屋檐和墙壁上吊挂一排排兽角兽头，这也是对力量和勇敢的崇尚和夸耀。＠①人亦如此，挽弓佩刀，喜用兽角、牛头作饰。从衣饰、居住、游艺等民俗形式和活动中无不表现出各族人民刚强、豪放的民族性格。

诚信无私是各民族普遍信守的道德原则，也是人们关于人格美的评价标准。人们以诚实为美，推崇公正无私，待人诚恳热情，极为重视友谊。这些道德原则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与自然原因，与人们所处的人地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密切关联。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当人还不足以取得对自然的支配地位时，需要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只有公正无私、真诚信任，才能团结一致，众志成城，从而为氏族、部落和民族的发展谋得利益。尤其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个人离开了群体就等于死亡，集体力量的扩大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敌人和社会的敌人的胜利。因而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着对集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古老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和原始民主培育了人们诚挚的无私的心灵，也强化了对朋友的友谊。这些古老的道德原则世世代代为人们所承继下来，已成为一种传统美德受到人们的信守和珍视。

诚信、无私与重视友谊在民俗文化中有着鲜明的表现。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择偶和交友时将诚实和正直作为一条重要标准。到藏族家做客，无论是否相识，主人都会捧出甘醇的青稞酒和浓香的酥油茶热情款待。与藏族交友，他们可以掏出一颗诚挚的心，愿为你付出一切。当你到珞巴族、门巴族和＠①人居住的喜巴拉雅山区游行，会在路旁沟畔见到一些装有物品的背篓就地摆放，背篓上压有石块或木棍，表示这是“有主之物”，任何人都不会去触动这些已有主人的东西。珞巴族谚语云：“不捡不是自己分内的东西，不收不是自己种植的庄稼。”珞巴族热情好客，家中来了客人，主人会倾其所有招待，客人吃喝越多主人越高兴。一些部落的待客习俗尤为别致：宾客至，主人热情迎至客房，取来酒、肉、菜，由客人自行杀猪宰鸡饮酒，视同家人，给朋友以最大的信任。各族人民对朋友、对客人无不是真诚相待，诚信无欺。

当代社会生活，日新月异。民俗文化在新的时代将会更加多姿多彩。

【参考文献】

[1]侯石柱.考古大纲[M].拉萨：人民出版社，1991.

[2]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昌都卡若[M].文物出版社，1985.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自治区文物局.拉萨曲贡[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4]徐华鑫.自治区地理[M].拉萨：人民出版社，1986.

[5]王尧编著.吐蕃金石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6]文史资料选集（十）[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7]王尧、陈践译注.郭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8]蔡巴·贡噶多吉著，陈庆英等译.红史[M].拉萨：人民出版社，1988.

[9]巴卧·祖拉陈瓦著.贤者喜宴（藏文版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第2篇：民俗文化范文

论文摘要:民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并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而民俗以空间观念划分类型可分为“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它们作为彼此分离又相联系的文化范畴在日常生活中无形的控制着人们行为，我们从社会民俗的主要功能出发，分析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的内涵，探究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文化背景以及心理特征上的差异，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更多因素的出现，城乡民俗文化呈现出整合的趋势。

民俗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并享用的对象，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具有实在的功能，满足着主体的需要。从乡村到市镇、再到都市，是人口流动、聚集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结果，它们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态正是不同空间下主体的阶段性需要的表达。“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作为民俗空间类型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其研究既是人的研究，也是社会的研究。

一、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不同的社会结构是产生不同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质的差异，即在于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城市自兴起的那个时刻起，其社会结构就与农村有着极大的不同，城市的出现被视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这种文明的表现首先在于地缘关系打破和替代了农村所存在的浓厚的血缘关系，从而使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促使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与农村人口相比，城市人口虽然也带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但是这种地域性特征却因城市人口来自五湖四海而与农村带有极大的不同，来自不同地区的城市人口在某种程度上打碎了农村顽强存在的血缘关系。

中国的农村是传统的第一产业的主要基地，其社会生活长期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制约。在农村，血缘关系不仅一直是影响民俗文化发展趋向的主流，而且也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学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础。农业生产的不可移动性，不仅使中国农民产生了对于土地的眷恋，而且使血缘关系长期存在，从而使这种关系成为滋生农村民俗文化的一种主要温床。“农村民俗”作为一个笼统的、集合的概念，因劳动对象与劳动空间的不同而形态多样，各具其趣。在以稻麦种植、蚕桑生产、猪羊养等为主的农业村落，形成了依赖血缘联系、情牵大田作业、关注岁时节令的“农村民俗”，说到底，就是一种血缘文化，而在农村文化中最为讲究的是长幼、尊卑，这种规范扩大到生活细节中去，就形成了一定的“礼”和“俗”。

城市民俗文化是一种排除了血缘关系的以行业或者社团等关系为基础的民俗文化。城市以城池、街市为标志的人口聚集地，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或文化的、或军事的中心，而现代都市又可能是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交通枢纽和旅游中心。城市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主要靠三百六十行谋生，并因此形成城市文化的多样纷呈的特征。它们同具有非农业的共性，但彼此民俗却不尽相同，其类型构成与乡村民俗相比，可谓大相径庭，因此，城市民俗文化更多的体现为行业民俗文化和市民生活文化。在行业民俗文化中能够集中地反映和体现城市民俗文化的是商业民俗文化，城市就是以商业为主要产业而进行发展起来的，行业民俗文化在城市民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然，对于促使不同城市形成各自较有特色的民俗文化也具有决定意义。

二、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所谓民俗文化背景，是指民俗民俗文化在其滋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基础条件及文化氛围[3]。虽然农村民俗文化也受到文化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但是与城市民俗文化相比，能够对城市民俗文化起到影响和制约的因素，要比农村民俗文化的范围广阔的多。

(一)农村与城市的经济方式不同

农村以农、林、牧、副、渔为业，其生产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城市汇聚着工商百业，依靠资金、手艺、交换、时局而发展。乡村经济虽是旧时的经济支柱，但易受地形、气候、水源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乡村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它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城市的行业生产能超越地理因素的束缚，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以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领有主导的地位。不同的经济条件以及基础设施，产生的民俗文化肯定不尽相同，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二)农村与城市的人口特征不同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人口构成较为单一，大多以血缘村落相聚居，并依赖祠堂、族谱、族规、族长而凝聚成宗亲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主要从事田间的体力劳动。城市的主体是市民，他们多为迁徙之徒，先后来自八方的乡野，具有多族源、多姓氏的特征，并且相互杂居于空间狭窄的街巷之中，各干其业，经长期相处、磨合，逐渐褪去原先的地方色调，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城市的居民因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广闻博见，相对农民来说，构成了文化素质稍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因为各个地方的不同人员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以前生活环境中的民俗，并很快适应其中。

(三)农村与城市的语言应用不同

农村的语言应用一般取方言土音，常用俚语俗称，少见新词新语，地方性特色突出，村民间的口头语言彼此雷同，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群体感强，而个性化弱。城市的语言应用因市民八方汇聚而五音混杂，一般为下层多地区方言的纷呈和上层官话的并用，并逐渐混成新的城市语言。相对乡村语言，城市语言因阶层、行业、教育、交际等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且语词丰富，新语迭出，包容着丰富而鲜活的社会生活信息。农村与城市的娱乐方式也不尽相同。农村中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活动比较活跃，山歌、谣谚、传说、故事等村民间口耳相传。城市中的民间文学体裁以笑话、新故事和政治讽谣居多，秧歌、扇舞等民间舞蹈转化成晨练性体育活动，歌厅、舞厅、酒吧、茶馆、网吧、健身房、游泳馆、室、步行街、休闲广场等成了市民的娱乐空间，城市的娱乐圈相对开放，没有家族、社区、行业、性别等的明显区分，相对农村来说，城市中的社交与娱乐有着更多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就产生了不同的语言民俗，而民俗的产生，主要依赖于语言以及文字，这样就造成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的差异。

三、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由于历史的时间原因和地理的空间原因，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有的乡土农业文化和都市工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异质并存，体制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4]，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在这些文化土壤上根植出各自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体系。城乡两种文化心态的总体差异，比如在政治心理方面，乡村是圣贤期待心理占优势，而在城市则是独立自主意识占优势。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差异，如乡村社会第一代人表现为苦难的忍耐和听天由命，而城市社会的人则表现为解放的追求和艰苦创业;如对第二代人的比较:以食为天、故土难移与忍辱负重、游离谋生;对第三代人的比较:压抑的变态欢愉与新生的困惑奋起;对第四代人的比较:不畏天命的发财意识与自觉平庸的享乐主义。不同阶层的城乡心理差异，比如以相敬如宾的夫妻关系为自豪的乡村道德妇女与追求自身解放为目标的城市现代女性;满足于一知半解的乡村术士与追求多极真理的城市知识分子，讲求实用的“下里巴人”与讲求享受的“阳春白雪”等等。

多神崇拜与无神危机的宗教信仰心理差异;以礼代法与有法无“天”的伦理法制心理差异，都是农村民俗心理与城市民俗心理典型的差异[5]。乡村农民基本上仍以体力劳动为主，而城市市民则处于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换时期，农民与市民在需要和情感方面的巨大差别与生产方式变革密切相关。外来文化的冲击也是成因之一，文化只有在沟通和交流之中才能相互融合和发展。由于地理技术因素，农村往往在接受外来文化方面与城市有一个时间差，或者说农村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必须以城市为媒介，因此城市必然优先得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机会[6]。再加上乡土文化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缺乏都市文化的开放性，从而导致离城市越远的山区，其与城市的社会心理差距越大。

四、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整合

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在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

(一)城镇化的发展决定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整合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的连通、行政区划的调整、卫星城镇的建设、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的建立、郊外大学城的发展、一小时都市圈的规划等，加快了都市化的进程，确立了大都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7]。同时，相邻的都市圈之间也成为城市文化的辐射带和连接带，缩小了乡野的空间，促进了城乡民俗的接触与整合。城镇化，尤其是都市化，决定着城乡民俗整合的趋势。

(二)民族精神的一致性加速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乡民、市民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继承着共同的民族精神。这就是:爱乡爱国、团结统一、平和勤劳、自强不息、入世乐生、包容天地。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属于民族的整体，它超越地域、城乡、阶层、职业的限制，促进了内部的文化认同与民俗传习。此外，相同的民族精神还通过共同的语言、共有的制度、相类的器物、相仿的行为等而得到稳固和加强[8]。在同一的民族精神的支撑下，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既有分离，又相联系，可以说，相互整合伴随着相互离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当代整合是其中的主导趋向。

(三)“移风易俗”的倡导与推进将最终推动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概念，并把“移风易俗”看作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则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注意到时空变化对风俗的必然要求，体现出锐意进取的务实精神[9]。“移风易俗”既有伦理道德的要求，又有时空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当今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已打破城乡的分野，“移风易俗”适应着时空的变化已深入城乡的各个角落[10]。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既有传承，又有变异，在某些方面缩小了城乡的区别，并融合着城乡的文化因素，形成了新的共有的习俗。

在城镇化、市场化、知识化、现代化的驱动下，城乡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更反映在精神观念的层面。城乡之间确实存在着观念的互感，并从深层推动着城乡民俗的整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同一水平之时，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这两条轨迹便会融为一体，变成一条轨迹，从而构成华夏民俗板块，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历史使然，但也许会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1]包永辉.金陵“首富村”探秘[N].扬子晚报，2002-12-23A1版.

[2]陈建宪.试论民俗的功能.民俗研究[J].1993年第2期.

[3]方川.中国城市民俗研究述论[J].民俗研究.

[4]刘纯彬等.论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社会，1989.4.

[5]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6]李文杰.城市文化旅游资源开发[D].华中师范大学，2006.

[7]华龙.民俗研究[J].上海文艺出版社形成民俗文化出版中心，1994，(04).

[8]王仲明.关于民俗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新疆社科论坛，1998，(03).

第3篇：民俗文化范文

民俗文化真精彩

今天，我们这里第二届民俗文化节开幕，太好看了。有踩高跷、舞龙、划旱船……

我非常喜欢踩高跷。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踩在一根高高的木棍上，一下子变成了巨人，多么神奇呀！他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还能在空中翻跟头，落下来也摔不着。也有小朋友踩着高跷，最大的十多岁，和大人一样，稳稳当当地走在大街上。还有好多踩高跷的表演者，不时聚集在一起，不断变换队形，真是精彩！

第4篇：民俗文化范文

（一）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

目前，民俗文化旅游还没有固定的概念，对它的研究，旅游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陆景川认为，民俗旅游的对象是人文景观，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性旅游，地区的民间节日、婚俗、民间歌舞等都是民俗旅游的研究和欣赏对象[1]。温锦英认为民俗旅游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借助民俗来展开的旅游项目，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在形式上体现独特性，给人一种亲切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2]。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文明进步的象征，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进行的旅游活动。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定义：民俗旅游属高档次的文化旅游范畴，是指旅游者为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的居所，前往旅游地，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3]。

（二）庆阳民俗文化旅游资源

旅游业是文化经济，它的发展必须以旅游资源为支撑。自然资源是上天赐予人类的，而人文资源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照相机”，记录着每个细节。庆有及其丰富的民俗旅游资源，在民间文化发展的史册中，由于地理位置和环境的影响，使民俗文化资源以丰富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并保持了原始的古朴性浓郁、乡土气息强烈并受外来文化渗透较少的个性鲜明等特征。庆阳民俗主要有香包刺绣、皮影、剪纸、陇东道情“四绝”以及农耕文化和佛教文化。它的原始性、特色化、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庆阳特色民俗文化包括农耕文化、佛教文化、居住民俗（庆阳窑洞）、民间工艺（剪纸、雕塑、香包）、人生礼仪（诞生、婚嫁、庆寿）、民间杂耍（皮影）、口碑民俗（民歌、陇东道情）等传统民俗，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在庆阳人民的生活中，充实了当地人的文化生活方式。庆阳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经济形势融合多方文化，不断地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体现庆阳地区的民俗文化。庆阳民俗工艺巧夺天工，以香包和剪纸最为深厚，名闻国内外。二零零二年庆阳被命名为“中国香包刺绣之乡”、“窑洞民居之乡”等多项文化遗产。

二、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分析

庆阳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还孕育了强烈的人文气息。庆阳地区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和资源优势，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即保存完好的原生态文化又不失现代化特色。庆阳民俗文化旅游以其资源为基础、技术为载体、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支撑，把握旅游者的文化消费需求，掌握市场走向，使庆阳民俗文化旅游获取了很大的成就，现从市场、优势、劣势方面进行分析。

（一）市场分析

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对庆阳地区社会经济的进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民俗文化旅游的消费需求来分析，客源市场状态还不太理想。近年来，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接待人数总量，旅游收入持续增加，据统计如下[4]：2010年春节黄金周放假，庆阳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相当可观均排为省内第一，庆阳拥有广阔的旅游市场和发展前景。然而由于庆阳多年来没有对客源市场进行开拓，是市场结构比较狭窄。庆阳旅游景区的旅游者主要来自于甘肃省及周边邻省，东部省份的旅游者相对较少。没有充分把民俗文化与旅游产业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旅游市场细分，从省内扩展到省外，从国内扩展到国外的旅游发展策略。

（二）优势分析

1.庆有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地域优势与资源优势，庆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庆阳地处陕甘宁交界处自然景观独特，蕴含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2.文化优势，庆阳民俗文化就是庆阳发展旅游业的内在优势，庆阳是一个有着两年多年历史的西部文化古城，积淀庆阳特有的文化底蕴，具有文化优势。

3.旅游商品优势，庆阳民间工艺丰富多彩，游客在购买旅游商品时对性质相同且有不同特色的商品进行比较选购物美价廉、称心如意的商品。一方面，提升游客的购买欲望；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游客的消费成本，拉动内需，促进旅游地经济的发展。庆阳发展民俗文化旅游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怎样利用这些优势，将其转化为经济优势，是庆阳民俗文化旅游开发中的一大环节。

（三）劣势分析

首先，已开发的民俗文化处于无组织、无创新的表层阶段，没有深层次开发，缺乏文化的特色性。许多民俗只呈现它起初开发的旅游圈，无法吸引回头客。其次，游客只是低级消费群体，在旅游时只是针对性地对它拍几张照片，无法体会该民俗的内涵。再次，许多旅游点在宣传过程只是简单地介绍该景点，没有深层次针对某一旅游景点进行系统的阐述，缺乏吸引力。旅游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庆阳地区经济相对落后，政策的落实不到位和领导人的能力等因素，没有给旅游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空间，许多规划方案都无法支持，与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旅游存在很大的差距。为缩小这些差距，我们必须不断去克服所有的不利因素，虽然未来前进的步伐很艰辛，但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用心地做好每个细节和过程，我们一定会改变劣势因素的。

三、民俗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庆阳，虽然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使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相对缓慢，并且存在以下问题。

（一）民俗文化的流失

中国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都是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在发展旅游业的同时，很多当地文化受到强势的侵蚀，各方面文化的相互融合，使本地文化的特色逐渐流失了。一方面，地区开发商与经营商受利益的驱使与自身道德水平的限制，产生了许多低俗文化和低俗活动，使民俗文化失去了其原真性。另一方面，民间老艺人的离世使很多不为人知的民俗文化面临消亡。

（二）旅游产品单一，缺乏创新

旅游产品是旅游地的窗口，直接地反映着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庆阳旅游资源仍未完全转化为旅游产品优势，旅游项目又相对偏少，并且针对参与性、体验性的产品开发较少，没有对游客形成持久的吸引力。纪念品的制作缺乏创新，形状、颜色单调，做工粗糙，许多产品并不能体现该纪念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及经济价值。创新是灵魂，旅游产品的创新是旅游产品生命周期的必然结果。就以庆阳香包为例，香包的形状单调、颜色忽暗忽亮、做工也不精细、无法展现庆阳香包的历史，旅游者买个香包只认为它是个香包，感觉好看，但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香包代表庆阳的发展历史。每个香包制作出来都具有代表意义，而不只是旅游产品。

（三）旅游的宣传力度不够

庆阳处在发展阶段，许多民俗文化都不为人知，仅靠单纯的自然旅游无法吸引更多的旅游者，致使庆阳民俗文化旅游发展较为缓慢。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庆阳市政府没有做好宣传工作，没有打开庆阳的大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仅通过报纸、电视传播文化和发传单促销旅游路线，无法获得更大的宣传效果。庆阳市政府的宣传力度没有与当代经济需求相适应，致使许多具有民族性、特色性的民俗文化没有得到更好的利用，旅游业就不能创造更好的品牌效益。

（四）旅游专业人员匮乏

旅游业属于新型服务业，对人的素质与专业要求很高。许多人对旅游业还没有清楚的认识，旅游专业高校毕业生怕苦怕累，都不会选择从事旅游行业。使庆阳的专业人力资源较少，旅游服务人员、旅游管理人员、旅游资源规划人员都未经过专业的培训，只根据自己的潜意识从事工作，这难免会出现混乱、考虑不周到等问题，不会给旅游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无法满足旅游者对异地文化的追求，也对民俗文化的传播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利于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五）旅游基础设施不完善

基础设施是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的硬件保障，庆阳小西峰崆峒山是佛教，道教合一的文化圣地，其北台无量大殿和南台观音楼等庙宇，因年久没有得到修葺和整理，旅游者的安全就无法保障。旅游景区的相关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庆阳市政府也没有开发符合新时代的旅游设施，无法满足新青年对潮流的追求。

四、庆阳民俗文化旅游的发展模式

（一）民俗文化旅游品牌模式

旅游品牌模式就是要提高庆阳知名度，将庆阳民俗文化以旅游的形式走出市场，要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理念，打造庆阳民俗文化旅游品牌模式。以庆阳为中心，北石窟寺—华池双塔寺—西峰小崆峒山体验佛教文化精髓的旅游线路；夏家沟森林公园—潜夫山森林公园—周祖陵森林公园享受陇上优美的自然风景旅游线路；南佐遗址—公刘殿—南梁革命纪念馆深刻感受庆阳前进的历史步伐与陇上风情为一体的旅游线路。庆阳地区的季节性非常突出。对淡旺季进行分析，设计不同旅游品牌活动。庆阳夏天比较凉爽，可以设计夏季避暑旅游路线，平静烦躁的心情；冬季可以进行体验西北黄土高原风情。把庆阳民俗文化旅游进行多层次、综合性的开发，将民间工艺、民间旅游活动、人文历史与自然风光融为一体。窑洞冬暖夏凉，夏天可以将洞内进行简单的装修，建造庆阳窑洞小别墅，尽量保持原始风格。在洞外开辟一小块地，让游客回归自然，亲自尝试种植绿色蔬菜。冬天，用暖色调把洞内稍微封闭，留有通风口，放置火炉，砌成土炕，供应煤炭和木柴，游客可以感受北方的农村土炕生活。这可以针对向往自然纯朴的农村生活的游客设计，打造体验庆阳窑洞生活的新型旅游品牌线路。

（二）民俗文化商品模式

旅游商品的特点，在于它的民俗性、纪念性、工艺性的有机结合[5]。民俗旅游商品是建立在传统手工制作基础上，以创新为主流，以地方民族特色为灵魂，开发可以促进旅游进行消费的购物市场。旅游商品的更新换代很快，严重地冲击着消费者市场，因此旅游商品的创新是毋庸置疑的。旅游商品必须以民俗文化为题材进行创作。民俗文化商品的开发是为了给游客一份满满的纪念。旅游者的心理需求是商品开发的重点，充分满足游客的潜在的心理需求，使旅游商品成为旅游者美好记忆的实物见证。由于游客的年龄、受教育程度、购物需求不同，单一的旅游商品是不够的，必须开发多层次的、多体验的旅游商品。旅游者将旅游商品赠送给亲戚朋友，这也是一种间接地使庆阳民俗文化商品走出去的特殊方式。旅游商品的设计，不仅要给旅游者视觉上的吸引力，还应该满足旅游者触觉的感染力，激发游客内心的购买欲望，这才是旅游商品的经济价值。旅游开发商设计、生产最具代表、最能体现庆阳文化的旅游产品，以不同的“形”、“神”、“韵”展现给旅游者一副美丽的画面、一汪宁静的清泉、一本承载历史的书卷，让游客爱不释手。以剪纸为例，黄土风情为题材，把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记录下来，用剪纸把它形象地表现出来，也可以把庆阳历史名人设计为剪纸产品，制作成儿童画册，既可以宣传旅游产品，也起到教育和娱乐的作用。庆阳刺绣设计巧妙，色彩绚丽，可以制作成被子、枕头、袜垫等日常生活用品。以红色为主，专门为青年结婚群体设计，开辟新市场，把传统的婚嫁习俗重现给这白色婚纱的年代。

（三）举办节庆活动模式

节庆是为了庆祝生产、祭祀等一系列具有纪念意义的活动。开发节庆的目的是为旅游活动增添愉悦性。首先，节庆活动必须以传统节日为基础，以现代化生活为内容，增加新思想、新活动。节庆气氛的设计至关重要，它可以提高旅游者的参与度和兴奋度，可以使游客更贴切地感受异域人民的热情，节庆开发的核心在于它的参与体验性。其次，节庆要重视与其他旅游景观、旅游线路的组合，通过旅游地点的搭配、旅游时间的协调，使游客多方面心理需求得到满足。节庆借助艺术形式传播庆阳民俗文化，弘扬庆阳悠久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民族精神，使庆阳“走出去”，走出甘肃，走出中国。在庆阳环县道情皮影节前期，组织庆阳地区懂皮影的人在一起将皮影的制作过程记录下来收集起来。在节庆期间，政府和群众应积极配合参与，旅游开发商用幻灯片将历史遗留的经典皮影放映出来，也可以请民间艺人进行演示皮影戏，如何做好皮影纸、如何演好皮影戏，每个细节都是需要技巧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旅游者可以自己制作皮影到演皮影戏的整个过程，用摄像机录下来，让游客感受到民间工艺的来之不易和所体现的文化精髓，触发游客保护民俗文化的意识。庆阳香包艺术节可以以端午节为载体，充分利用端午的戴彩绳、挂香包的习俗而展开节庆活动。将香包的形状设计成十二生肖的模样以及各种吉祥物，祈求平安。揣摩儿童的心理需求，把香包的形状设计成各种动画片里的人或动物，在香包的中草药中加入少量的艾草，清香的气味和可爱的图案，既可以满足孩子的天真秉性，又可以防止蚊虫叮咬。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安排不同的专柜，设置咨询台，对香包的作用可以进行专门介绍。设置制作台，游客可以购买自己喜爱的颜色、布料和香料，专业人员帮助指导，现场制作香包，以满足游客的好奇心。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模式

第5篇：民俗文化范文

加快发展民俗文化事业把文化产业摆上重要位置，并列入社会事业和产业体系发展规划，制定扶持政策措施，推动民俗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大发展。多年来，吴小锦传承发扬“通草画”这一东方艺术奇葩，还不断创新探索出“贞观香绒画”“金箔画”等工艺美术新画种，备受行家称赞。吴小锦大师创作的通草画《母爱》《热海藏珍》《温馨家园》等11幅作品荣获全国、福建省工艺美术精品评比金奖。像吴小锦这样如雷贯耳的大师，老百姓只是在报纸上、电视上见过，政府并没有下大功夫把这一东方奇葩与我市的经济进行有效地融合，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此，笔者认为，要让这些具有鲜明特点的石狮民俗文化发扬广大，必须要把它们列入政府的规划之中，让它们与经济发展相融合，尤其与实体进行融合，比如吴小锦“工艺美术创作室”与服装公司相融合，在服装上注入这些“通草画”“贞观香绒画”的元素，增强服装的文化品味，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又为传承祖国优秀文化提供更多的资金。

二、整合民俗文化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石狮侨乡文化、狮文化、武术文化、灯谜文化、对渡文化、古卫城文化、服饰文化和海底史前文化等民俗文化，大都比较分散，有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已经不为世人所知晓，比如侨乡文化的兴盛与变迁；有的纯民间性质的组织，比如狮文化、武术文化，这些民间艺人平时有自己的事业，只有在大型活动中或参加比赛时再进行集中训练。笔者认为，这些现状，确实令人担忧，文化的形成要经过几百几千的积淀，如果我们不加以收集、整理、整合，很快有的文化就失传、有的能够见证文化变迁的物件，如石碑、建筑物就会被毁损，因此，我们必须要把石狮的民俗语文化进行重新整合，然后把这些文化集中进行展示，比如建造一个石狮民俗文化公园，首先让石狮本地的人了解自己的民俗文化，从中更好地保护它们，让外来务工人员、游客了解石狮的民俗文化，更好地把石狮独特的文化介绍的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通过着力提升海洋、侨乡、民间艺术、宗教等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传统文化品牌，大力培育社区、企业、商贸、服饰等富有石狮特色的现代文化品牌，争取更多的特色文化列入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特色文化为城市发展助力。

三、加大资金投入，保障民俗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民俗文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和“基”，只有加大投入资金才能把一系列民俗文化的品牌做强做大；才能使文化与经济高度的融合催生“文化经济”；这一点，笔者认为山西“东湖醋园”值得借鉴。山西老陈醋集团有限公司以山西老陈醋文化为主题建立的“东湖醋园”，它是山西省第一家动态展示传统与现代老陈醋生产工艺流程和老陈醋历史文化内涵的公司化、工厂化博物馆。园内由陈列堂和醋疗园两部分组成。分别收集了我国西汉以来各种酿醋器具、农耕器具和700余个醋疗药方，以古今器皿展示、文献典籍摘记，图片照片写真，产品实物陈列等形式充分展示了山西老陈醋的历史文化底蕴。2010年12月27日，东湖醋园作为特色旅游景点，被国家旅游局评为4A级旅游景点。很多游客到那里旅游时不仅了解“醋文化”的历史，还观摩了醋的生产过程，这样的让游客花钱看广告的事，游客即不会反感，反而认为学到知识，真是一举两得。假如石狮也加大资金扶持石狮甜粿企业，做成“甜粿文化园”，然后把侨乡文化融合进去，成为一个反映石狮历代侨民的奋斗史展示平台，这应该是会令很多侨亲高兴的大好事，或者成立“通草画”“香绒画”鉴赏园，把石狮的主打产业服饰业融合进来，这对于增加石狮服饰业的文化附加值应该会起一定的作用。

第6篇：民俗文化范文

【摘要】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较少。有的学者从词汇的微观角度剖析了民俗文化翻

>> 翻译与民俗文化 西安旅游民俗文化翻译问题研究 民俗文化翻译的特点及实证研究 基于语料库的民俗文化词翻译方法研究 基于“关联理论”的民俗文化产品翻译的实证研究 旅游外宣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汇汉英翻译研究 岭南民俗文化研究――童谣意象 宝鸡民俗文化旅游发展研究 民俗文化产品营销策略研究 浅析陕西地方民俗文化的翻译 汪曾祺《受戒》中民俗文化语言翻译赏析 关于壮族民俗文化翻译的几点思考 越南民俗文化词语的翻译策略 民俗文化“失语” 民俗文化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定位研究 基于民俗文化视角的乡村旅游文化研究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看民俗文化的外宣翻译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民俗文化词项汉英翻译微探 中国畲族民俗文化法律保护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教育 > 民俗文化翻译研究述评 民俗文化翻译研究述评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 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国内外的专家和学者对于翻译理论的研究较多，但是对于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较少。有的学者从词汇的微观角度剖析了民俗文化翻译的原则和方法；有的则把翻译放在文化大背景下去研究。在寥若晨星的研究中，民俗文化翻译的理论原则只是偶尔提及或者不成体系，这也许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关键词】翻译民俗文化理论原则一、翻译理论概述如何进行有效的民俗文化产品翻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翻译理论进行指导，一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国外翻译理论原则中可借鉴的流派比较多，可以说欣欣向荣，风格各异。其中主要可以指导翻译的理论学派有：语言学派、阐释学派、功能学派、文化学派、建构学派和学派等。这些学派从认知语言学的不同视角对翻译进行了解释。语言学派从语言生成和发展的规律角度对翻译的过程进行了解读；阐释学派主要从语言表达的内容试图解释翻译现象；功能学派主要来源于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从语言的功能角度阐释如何进行有效地翻译；文化学派则注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挖掘语言背后的深刻文化内涵，从跨文化的角度解释翻译的过程；建构学派则来源于语言学中的建构主义，注重从语言的多方复杂因素解释翻译过程。然而，国内的翻译理论原则大多沿袭国外的成果，只有少数专家和学者试图对其有所发展。在翻译的指导原则上整体遵循着信、达、雅；至于对翻译材料进行分门别类，对性质不同的材料根据不同的翻译理论进行翻译的研究提及较少。二、国内民俗文化翻译的研究现状国内对于民俗文化翻译方向的研究论文能够查找到，但对于民俗文化翻译指导原则的研究凤毛麟角。查阅中国知网，输入“文化翻译研究”几个字，能够查到的文章只有10篇，其中5篇为期刊，5篇为博、硕士论文。通过检索“民俗文化翻译研究”几个字，能够查到的文章只有3篇。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蒋红红老师认为“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民俗翻译应置于文化翻译研究的大语境之下。民俗的翻译只有明辨其文化身份，才能在翻译中有意识地避免文化移植，保持文化身份的清晰度。由于民俗鲜明的文化个性和浓厚的民族特性,翻译中应通过语言符号——表层结构，挖掘展现文化内涵——深层结构，并且力求在译文中保留其口语化、非正式的文体特征。” ［1］ 安徽工大的杨东方从民俗文化负载词汇的角度指出“文化负载词汇翻译应遵循的原则：1)原语词汇意义的再现优于形式的再现；2)选词必须考虑原语词汇所处的语境；3)原语词汇关键的隐含意义，在译文中应转换为非隐含意义。” ［2］在翻译方法方面，杨东方认为“用‘移植’、‘文化替换’以及‘交际翻译法’来翻译民俗文化词汇，对于跨文化交流以及语言的融合具有独特之处。”［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姜智慧老师谈到了对浙江民俗文化翻译时应该运用的理论为“归化与异化”；因为“异化”翻译主张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在翻译的过程中把源语的词汇、句式及文化等特点原封不动地引入目的语中，保留源语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加强民俗文化的对外传播，从而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交流。［4］ 中南大学的硕士刘连芳提出旅游文化的翻译的指导原则应该是在归化与异化之间做动态的选择。所谓“归化”翻译是指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在翻译的过程中改造源语的词汇、句式和文化特点，使其符合目的语文化读者的期待，从而使特殊的文化现象能够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和悦纳。合肥工大的硕士杨勇提出在文化翻译中应该适用认知语言学的关联理论。三、民俗文化翻译研究的不足与建议所有上述研究，要么集中于对文化大类的翻译理论研究，仅仅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要么提出了对民俗文化的翻译研究，但是对于应该适用什么样的理论原则，并未提及。蒋红红从实证的角度介绍了民俗翻译的方法，但在理论原则归结方面却并未明确指出，只强调了源语与目的语文化方面的差异性。杨东方从词汇的文化负载角度谈了翻译，整体上是从微观角度入手，在字里行间中能够体会一些民俗文化翻译的指导原则，但太过零散、缺乏系统性。姜智慧谈到了在民俗文化翻译中应该使用的指导原则，但该论文在翻译的实证方面研究较少，给人的印象是拨开了云雾，但还未见到太阳。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与普通翻译不同，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既要翻译出民俗文化的典型特征，又要根据语言认知的一般原理能够让译文读者比较轻松的悦纳。从实用性和有效性方面来看，笔者同意杨勇的观点暨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关联理论”去指导民俗文化产品的翻译最为合适不过。参考文献［1］蒋红红， 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 国外外语教学 2007（3）［2］ ［3］杨东方，民俗文化负载词汇翻译探索，［J］ 科技创新导报 2009（14）［4］ 姜智慧，从异化视角看民俗文化的传播——浙江省民俗文化翻译研究，［J］ 中国科技翻译 2010(2)

第7篇：民俗文化范文

河阳村文化底蕴深厚，村内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河阳古民居建筑艺术”和“缙云剪纸”，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缙云清明祭祖习俗”，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统纺织技艺”“手工布鞋制作技艺”“香袋制作技艺”和“农家酿酒”等。其中，物质民俗文化以河阳古民居建筑艺术为代表，社会民俗文化以河阳朱氏祭祖习俗为主，精神民俗文化主要有河阳剪纸艺术等民间艺术。（一）河阳古民居建筑艺术河阳古民居始建于公元933年，现存的建筑主要为明清古民居建筑群，整体规模宏大，建筑精美巧妙，雕刻精细入微，外墙古画、古诗保存完整，风格为徽派建筑。最具代表性的有宗族庄园式古建筑“十八间”；气势非凡的“马头墙”；元代的“八士门”；古宅第大门前的“园洞门”；能预报天气的“气象钱”等。河阳古民居建筑艺术是独具特色的物质民俗文化，是河阳先祖们天才创造的成果，对于研究河阳村的历史，解读当地的耕读文化有重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二）朱氏祭祖习俗河阳村的朱氏清明祭祖习俗世代相承，源远流长。朱氏在宋代时迁入河阳村，到了清代乾隆年间，朱氏清明祭祖活动已形成一定规模。当时河阳村朱氏一批富商财力雄厚，大兴土木，建造宗祠，重修祖墓，设祭祀合田，创宗祠常产，修宗谱增设《祭礼》家规要求子孙遵守祭祖礼仪。历代迁往青田、温州、永康及缙云本县各地的宗亲九族裔孙集聚河阳朱大宗祠举行隆重的祭祖活动，缅怀祖先功德，畅叙宗亲情谊。朱氏祭祖习俗作为民间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仅对民俗学和缙云历史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同时对于中华民族尊宗敬祖这一传统美德的传承和发扬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每年的祭祖活动，不仅密切了宗亲间的情谊，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进步。（三）河阳剪纸民间剪纸在河阳村已流传了400多年，内容大多取自戏曲故事和民间吉祥图案。河阳剪纸十分注重艺术性表现，技法超越自然，重外在形似，更注重神似，以阴阳相结合，讲究大的影像轮廓，剪出影像中的细阴线，在剪人物时，不剪面部五官，主要刻画剪影动态，只剪七分，注重动势，脱形取神。河阳剪纸是当地民俗文化的一个载体，也是当地民间传承的文化活动，基本以当地民俗为基础，与民俗活动密切联系着。

二、民俗文化传承与旅游结合的有利方面

（一）深厚的民俗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旅游的发展1.民俗文化是河阳村旅游发展的基础和保障近年来，河阳古村落以其保存较为完好的明清古民居建筑群、独特的历史氛围和深厚的民俗文化吸引着周边省市的旅游爱好者。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当地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单靠村子有形的古民居建筑群来推动旅游业是势单力薄的，只有通过把有形的文化载体和当地鲜活丰富的民俗文化有机融合在一起，才能确保当地旅游业的生命力，才能使河阳村成为独具魅力的江南古村落，从而实现文化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当地的民俗文化是河阳村旅游发展的基础，是河阳村的灵魂所在。所以，村民们决定在每年的朱氏祭祖活动期间，举办富有本村特色的民俗文化节。民俗文化节的亮点主要有：沿袭宋代传统，在八士街举办有两千多人参加的状元宴；在村里的古祠堂唱三天三夜的大戏；河阳剪纸现场剪；民族民间艺术踩街活动等。河阳的民俗文化节吸引了省内外大批群众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看体验，中央10台“探索与发现”栏目也专程前来拍摄朱氏祭祖大典。民俗文化节在保持当地各项民俗文化的原真性和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有力地推动了当地旅游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河阳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独特的民俗文化为河阳村的旅游业注入文化内涵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是该地珍贵的文化遗产、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当地民众天才创造的果实，非遗智慧的结晶。河阳村的古民居建筑艺术、剪纸艺术、朱氏祭祖大典、农家酿酒等民俗文化都是本地村民精神风貌的写照，是该地人民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所赖以传承独特文化的精神家园，为当地的旅游业注入了必不可少的文化内涵和发展活力。例如，代代相传的河阳剪纸艺术，保留了大量的古老风俗和文化，反映出河阳人民传统的思想和古朴的文化。精致的图案，流畅的线条，喜庆的色彩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愉悦；美好的寓意，高雅的风格又带给人们希望和鼓舞；而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吟咏着生命、民族繁衍和美好愿望的主题，又具有丰富的教育意义。去河阳旅游的人们无不感叹河阳剪纸的精妙和美好，这便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提升。（二）河阳村的旅游发展成就了当地的民俗文化1.旅游的发展使当地的民俗文化得到进一步的挖掘、保护和展示。旅游业的发展使人们意识到民俗文化的独特价值，当地很多被人忽视的民俗文化在旅游大潮的带动下得以复苏和保护，并开始逐渐融入到旅游市场当中，得到新生和“重构”。例如，早已被人遗忘的“状元宴”，穿越千年时光，如今又在河阳村开宴。相传宋朝绍宋四年（1097）朱绂、朱绶相继考取进士居，为了感恩父老乡亲，鼓励后世子孙勤勉读书而于原八士街整条街设长街宴以示庆贺。如今每年的“状元宴”，意在展示耕读文化的内涵，勉励子孙不忘祖德，勤奋读书。再比如，河阳村的剪纸、香袋制作等传统技艺项目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保护，我们还专门在河阳小学建立了缙云剪纸传承基地，利用学校的教育来传承和发展这一项目。2旅游的发展增强了当地人们对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识。随着河阳村旅游业的发展，当地人们的自尊感和自豪感也逐渐增强。他们开始认识到民俗文化的重要价值，以及独特魅力，开始懂得深厚的民俗文化正是当地的灵魂所在，开始重视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和保护，无形中增强了民俗文化的保护意识，有了一种文化自觉。于是，就有了全村人民积极参与民俗文化节活动，努力展示本村的民俗文化的现象。3.旅游业的发展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河阳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带动了当地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当地相关部门获得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可以有更多的经费来支持民俗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展示，实现自身的良性循环。

三、民俗文化与旅游结合所存在的弊端

第8篇：民俗文化范文

民俗旅游文化的开发是在其它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上，根据旅游者对客体文化的现实和潜在要求充分发掘客体文化的内涵并通过具体的物化产品或动态过程加以外化，以整合和构建旅游目的地的整体文化形象，从而将旅游资源的文化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服务优势和经济优势，以增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最终实现旅游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三增长。作为一种文化民俗旅游文化首先具有一般文化的属性，但作为区别于其他类型文化而独立存在的文化类型，民俗旅游文化又具有其自身的特征。

1．1社会性和集体性

民俗是民众生活、心理、性情的反映，具有社会性特征。《礼记》中有“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观风俗，知得失”，《风俗通》直言不讳“为政之道，改风正俗，最其上也”，《史记》谓“采风俗，定制作”，强调国家的方针政策要建立在充分认知和把握民俗的基础上。另外，民俗依据一定的社会群体而存在，为各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同和遵循，即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

1．2民族性和地域性

不同民族间因历史、经济和文化的不同而导致民俗具有显著的差别。例如，回族有不吃猪肉的习惯，壮族有跳竹竿舞的习惯。即使是在同一个风俗习惯上，民族不同解释也大相径庭。如我国南方地区的“火把节”彝族把它看成征服虫害、保护庄稼的象征。而白族则把火把节作为爱情的象征。其次，地理环境对民俗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1．3历史性和传承性

民俗文化是对一定历史时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反映，不同时期由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横向看，民俗具有自己的时代特点。纵向看民俗表现为传承性。这些传承性源于民俗稳定性和保守性的特征。风俗一旦形成便会世代相传。如“过年”的习俗在我国流传了几千年，后来虽然有了“元旦”新中国也延续了这一改革，但老百姓依然按照古老传统来过年。

2伊岭岩民俗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现状及问题分析

伊岭岩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著名风景区，是一座典{型的喀斯特岩溶洞，索有“地下宫殿”之美称。伊岭岩又名“敢宫”(壮语，意为宫殿一样美丽的岩洞)据地质学家推断，形成于一百万年前。洞内已开辟景区，100多个大小景点，面积2．4万平方米，游程1100米。主要景点有“双狮迎宾”、“空中走廊”、“瑶池盛会”、“红水河畔”、“海滨公园”、“壮乡新貌”、“江山多娇”、“北国风光”等。

2．1伊岭岩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1)景区定位基本实现。近年来，伊岭岩通过合资与合作的方式，改造了景点、景区配套建设有梁满山1、2号宾馆、大富豪餐厅、旅游工艺品商店、民族风情长廊等，景区的游、购、娱综合要素基本配备。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旅游目的地的经营方式由原先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会议型逐渐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型转变。景区已初步实现了以旅游为主、商业、贸易、民俗文化综合发展的格局。

(2)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自1975年景区开发利用以来，伊岭岩的决策者改变了过去会议型旅游的传统观念，形成了以开放、开发，促进了旅游业发展的新思路，在广西旅游中保持着较高的市场占有率。2006年伊岭岩景区入选“中国最美的地方”，给该县旅游业增添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该县接待游客、旅游营业收入和社会旅游增长，共接待游客560万人次，其中外国和港澳台游客达2O多万人次，总收入比2005年增长12、14和16的基础上，2007年第一季度又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2O、21和23％。

(3)营销活动广泛开展。伊岭岩基本形成了旅游及相关部门和旅游企业相结合的旅游宣传和营销机制，营销方式多种多样，一方面通过积极组织或参加国内外大型旅游营销活动以培育国内及海外市场，及时在南宁各大媒体、公交车载电视和网站上宣传促销信息，扩大伊岭岩景区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承办或参加国内外大型比赛和文化艺术节庆活动来扩大影响，吸引游客、通过“看斗鸡、坐花轿、担水、品药膳、跳竹杠走长鞋”等促销活动来开发潜在客源。

2．2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问题的分析

(1)旅游现状落后。旅游现状的落后主要表现在一是有些景点基础建设落后中适应快速发展的旅游。伊岭岩景点多为喀斯特地貌，崎岖不平洞中经常会有凸出的利石，在昏暗的灯光下游客往容易会被划伤，另外有些地方的护栏保养不好会出现生锈断裂。这对游客来讲是潜在的威职。二是管理模式陈旧，一个景区会同时出现多个部门管理，协调难度大。三是等的思想严重，虽然景区领导也很注重广告宣传，但范围过于狭窄，影响不夯。

(2)产品形式单一与其他景区同质化严重。虽然伊岭岩对外宣称有“迎宾酒节目”、“对歌”、“竹竿舞”、“招亲”等．但这些在南宁的其他景区也有，对游客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景区的包装过于模仿其他地方，给游客以“抄袭有余，创新不足”的感觉。有些景点甚至把其他民族的舞蹈和习俗搬到了该地，这些走样的民族舞表演让游客感到寡然无味，景点建设的重复性高，资源浪费严重，游客的重游率非常低，民族舞中演员表演的成分太重，过于随意和敷衍游客，毫无文化底蕴可言。

(3)景区开发费用来源较少。伊岭岩的旅游开发虽然已历时2O多年，但较之国内其他景区来讲，还略显逊色，主要原因在于当地经济发展落后，单纯的门票收入并不足以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政府的投入有时也是杯水车薪。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对伊岭岩的进一步开发是一个显著瓶颈。在需要较多资金的宣传促销活动上经费明显不足，难以形成较大规模。

3伊岭岩旅游民俗文化开发存在问题的对策分析

(1)开发与保护并重。俗语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要依靠当地所拥有的固有资源，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从当地的资源特点出发。利用本身所特有的优势来进行选择性重点性的开发。但在选择开发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资源的保护，由于伊岭岩大多数旅游资源均是不可再生的。在旅游开发过程中，需要理清开发与保护的辩证关系，不可轻保护而重开发，提高了经济效益却忽视了社会效益，这样就可能导致优秀民族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

第9篇：民俗文化范文

【关键词】民俗文化 翻译策略 异化

一、引言

近年来，民俗文化研究以及民俗文化翻译研究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学者朱兵艳，刘士祥在“民俗文化词项汉英翻译现状与策略――以海南国际旅游岛为例”一文中指出，“截止到2015年6月，据中国知网以主题词“民俗” 并含“翻译” 检索，共285 篇文章”。

从研究视角来看，学者姜智慧以浙江省民俗翻译为研究对象，认为“民俗文化的传播应从异化视角研究。”学者牛艳荣以蒙古族民俗文物译名为研究对象，提出“翻译应不仅传递文物名称，还应挖掘其包含的文化内涵信息。”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包含旅游宣传资料、名人著作英译本、地方民歌、民俗文物译名、电影民俗等的翻译。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看，主要涉及功能理论、关联理论、翻译美学、生态翻译等。

二、武强年画民俗文化简介

武强隶属河北衡水地区，自古以盛产年画著称，与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江苏桃花坞、四川绵竹并称我国民间木版年画五大基地。1985 年全国第一家县级年画博物馆――武强年画博物馆建立，可以说武强年画作为传统的年画文化在保护上走在了前列。1993 年文化部正式命名武强县为“中国民间木版年画艺术之乡”。

武强年画红火吉祥、乐观向上，是底层人民生活史聚焦式的画面反映， 它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民俗民风，给地方民俗研究留下了大量可贵的资料。从木版年画中不仅可以看到过去民间百姓中的劳动生产情景， 如植树种田、养蚕绩麻， 架屋上梁等， 还可以看到人们练武强身、游山赏景等过去世俗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 今人可以借此了解过去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历史。所以说武强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三、武强年画的翻译

1.翻译策略。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 （Ve n u t i）在论及文化翻译的问题时“极力主张异化翻译策略，以尽量表现出原文的 “异国情调”。”异化翻译策略是指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译者向源语作者靠拢，尽可能地把原文特有的文化信息传递给目的语读者，使其理解并接受，并逐步融入到译语文化中去。

2.翻译方法。

（1）直译法。直译就是要全面准确地阐明原作的含义，又无随意增加或删除原作的思想，同时还要保持原有的风格。例如年画“小女婿”译成Little Husband；“豆选” 译作The Election With Peas；“娃娃戏” 译成Baby Plays；“河间府演大操”译成The Military Drill in Hejian；“贵子成群” 译成Having a lot of good boys.

（2）直译加注释。当代英国译学理论家苏姗・巴思内特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所作的比喻十分形象。她说： “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视心脏以外的身体其它部分一样，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语言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

（3）意译。在直译无法准确表达原作意思时，可采用意译的方法。武强年画中有一部分为历画，例如历画 “三年早知道”翻译成了Calendar with picture，就采用了意译的方法，简洁明了。

（4）音译加注释。英语中的Kungfu（功夫），toufu（豆腐）都是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在民俗文化的翻译过程中，有时音译还不足以表达出作品的文化内涵，因此需要加注释。例如武强年画“六子争头”。“六子争头”巧妙地利用头部和臀部的相互借用，寓意：争头（名）争腚（锭-元宝），或躬或趴组成了六个不同姿态的孩子（六顺）。

（5）借词译法。在武强年画中，门神是最有特色的一个画种。“门神”，这个极具民俗特色的词语，被译为 “door god”或“doorgod”，这种借词译法借用西方宗教观念中的“神”（god） 使国外读者更易于接受。相似的还有灶王爷的翻译：the god of the hearth等。

四、结语

在大力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 民俗文化的翻译与传播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做好民俗文化的外宣首先要深挖文化内涵， 采取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 运用多种翻译手段， 尽量保留中国民俗文化的特色。民俗翻译要达到语言的共识，语境的共识，不仅应使两种语言对接成功，更要使两种文化内涵对接成功。

参考文献：

[1]朱兵艳，刘士祥.旅游景点文本特点与英译策略――以海南国际旅游岛景点英译为例[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