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心得体会精选(九篇)

第1篇：翻译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译者 外部心理动机 翻译实践 操控 指导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02-0041-02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翻译学从其他学科那里汲取养料，衍生出很多边缘叉学科，翻译心理学正是其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苏联翻译理论家巴尔胡达罗夫曾说过：“翻译是一种心理过程。”英国语言学家兼翻译理论家罗杰・贝尔试图将翻译与语言学及心理语言学结合起来，他说：“如果承认我们有责任描述和解释翻译过程，而且从本质上赞同翻译是精神的而非躯体的，那么我们就应担负起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具体而言是知觉、信息加工和记忆的心理学研究以及认知科学的研究。”在国内，自上世纪初傅斯年先生提出“翻译心理学”的概念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人对翻译心理学进行专门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了对翻译心理学的专门研究。总的来看，1987年至1999年是翻译心理学研究的萌芽期，1999年至今是翻译心理学研究的成长期。目前翻译心理学的研究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很多研究只是就理论而空谈理论，未能用翻译心理学研究新创理论来解决翻译过程中的实际应用问题，翻译心理学实证研究存在空白点。本文从翻译心理学的实证角度出发，用译例剖析译者外部动机，即政治动机、文化动机和经济动机对翻译实践的操控与指导。

一、翻译动机定义及其分类

动机问题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自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后，心理学家如詹姆斯、弗洛伊德等都曾阐释过人类行为的动机，为动机心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心理学大词典给出的“动机”的定义是：“推动人们行动的内在力量，激发和维持个体进行活动，并导致该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心理倾向或动力”。动机具有方向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它反映行为的目的性和能动性，影响并决定着个人行为。人们从不同角度将动机分为不同的门类。根据性质可以将动机分为生理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根据动机的意识水平可分为有意识动机和无意识动机。马斯洛在其所创需要层次理论中将动机分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他认为内部动机是指由个体的内在需要所引起的动机，外部动机是指个体在外界的要求或压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动机。内在动机包括认知动机、自我实现的动机和审美动机。外在动机包括政治动机、文化动机和经济动机。事实上，内、外动机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任何一个人的行为都不仅仅是内在动机或外在动机单纯起作用，而是通过二者之间相互作用。许钧（2004）认为，译者的翻译动机是影响翻译具体活动的所有因素中最活跃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是某种动机运作的结果。他将翻译动机分为政治、文化以及艺术动机。本文将译者外部心理动机分为政治动机、文化动机和经济动机，并从以上三方面分别展开讨论。

二、译者外部心理动机对翻译实践的操控与指导

翻译动机可以影响译者的翻译方向和翻译态度，具体而言，译者翻译动机对其翻译实践的操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选择何种文本进行翻译;第二，用何种语言进行翻译;第三，采取何种文化立场及翻译策略;第四，决定翻译质量，影响译本的流传度。

（一）政治动机

政治动机是政治心理构成要素之一，指激励并维持政治主体的需求向政治目标的实现转化的内在动力。翻译是社会、政治环境下的跨语言交流活动，与政治和权力有着不解之缘。翻译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翻译标准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必然受其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因素制约。在中国，晚清时代的很多译本都是对原作的背叛，这是译者的政治目的使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家兼伟大的翻译家严复翻译了大量的西方著作。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严复只是从原文中节选了自己感兴趣的部分进行归化翻译，而且还将自己的评论融入到译本中。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达到翻译的政治目的，严复违背了翻译的忠实原则，因为他的翻译行为受其政治动机的影响，那就是在中国文化处于弱势的转型时期引进新的思维方法，当时的主流封建道德体系，将西方的民主制度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号召中国人民进行自救。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将翻译视为一项国际性的政治活动，认为翻译的功能有三个：第一，作为殖民化的一个通道，并行于教育，或明或暗的控制市场和金融机构;第二，作为殖民主义崩溃后文化不平等能够得以持续的工具;第三，非殖民化的一个通道。尼南贾那在她的翻译论文中提到：“在历史、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背景之下，翻译充当了殖民者统治工具的角色，翻译曾今甚至将来将作为统治的通道。”女权主义翻译理论家雪莉・西蒙在其著作《翻译中的性别：文化身份和传播的政治》一书中探讨了作为政治与文学运动的女性主义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她认为翻译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的改写行为。女性主义者在语言与翻译中寻找性别的后天建构过程，通过翻译来构建女性话语权，提高女性的地位。

（二）文化动机

作为一种古老的人类社会行为，翻译对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借鉴、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一种沟通工具，翻译是人类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动力。但译者具有主观性和主体性，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的文化动机并不总是高尚的、单一的。下文将译者的文化动机分为三类并分别展开陈述：跨文化交流、文化构建以及文化掠夺。

1.跨文化交流。王克非（1997）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涵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功能派的翻译理论家将翻译视为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的第一历史使命便是引进和介绍外来文化，输出和宣扬本土文化，即跨文化交流作用。跨文化交流意味着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为了取得平等地位，互惠互利，彼此尊重，互相学习，相互交流。我们生活在多元文化世界，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随着二战结束，殖民体系的瓦解，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退场，世界文化发展出现了多元主义趋势。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信息传输方式的改变，航空旅行、因特网等技术的发明使得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有了更频繁的接触，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直接方式居于前沿地位，它的地位已经被提升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三次佛经翻译高潮。都是典型的跨文化交流成功的例子。中国儒释道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这都是与翻译活动密不可分的。一个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意识的译者是一个文化的创造者。林语堂是一位伟大而重要的中国文化输出者。他崇尚中国经典儒释道精神，中国的古典文学、文化和哲学得以向西方传播，得益于林语堂先生“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博怀与情思。

2.文化构建。文化构建乃是译者的第二种文化动机。翻译的操纵学派认为翻译是为了构建译者所期望的“文化”而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所形成的基本文学工具之一。文化构建动机具体而言又可以分为两种。首先，翻译丰富、促进译者母语以及文化的发展。罗马的盖・普利尼・塞坤杜斯认为翻译可以丰富语言，促进语言的发展，在词汇和文体风格方面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意大利诗人但丁认为形成意大利民族语非常有必要，曾正式提出建立意大利民族文学以对抗当时的官方语言拉丁语，还提出只有用民族的文学语言写作的人才能称为诗人。他用意大利语写了著名的《神曲》，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用意大利语撰写的，对促进意大利民族共同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对意大利语的倡导也促进了用意大利民族语言进行翻译。德国哲学家、翻译家约翰・高特夫利特・赫尔德认为译者的翻译动机是使不懂外语的读者能够读懂外国书籍，从而使译语读者了解与原作有关的民族及历史知识。译者文化构建动机的第二种类型是丰富、促进译入语及其文化的发展。刘宓庆（2012）在其著作《新编当代翻译理论》一书中曾说到：“翻译的目的就是文化交流。文化渗透是相互的。”法国诗人兼文学家雅克认为翻译可以丰富译入语，尤其是文学方面，因为译者的翻译是创造性的工作，对译入语的发展是有贡献的。翻译给译入语社会现有的文学形式注入新鲜血液，甚至给译入语社会带来一次变革。德利尔认为译者的翻译工作可以成为丰富语言的一种途径。

3.文化掠夺。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活动不只是简单的人际社会交往，它是包含冲突、友谊、仇恨和其他体验的复杂过程。文化掠夺便是这样一种不和谐、不平等的文化交流活动，它意味着某一文化成员承认并尊重异域文化，竭力吸收这一异域文化的精髓，但方式粗暴卑劣。罗马帝国时代的译者对希腊原著进行曲解、篡改后翻译，充当了文化掠夺者的角色。可悲的是，在当今全球化浪潮下，一些着手保护自身文化的传统优势或习惯的西方理论家仍然抱有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同时，民族主义、东方中心主义等消极文化立场也有抬头趋势。这一切都是文化掠夺的罪恶渊源，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共存。作为跨文化交流桥梁的译者，应该抵制这种文化动机，做一个有职业道德的合格译员。

（三）经济动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到处充斥着经济利润，作为生存在一定社会中的译者，也会沾染一些不良风气。王浩（2011）在《对我国翻译职业的思考》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的翻译人员只有少部分人具备了合格的译员资质，大部分从事专门翻译的人员都是兼职或自身工作需要。很多人仍然把翻译作为谋生的手段。对那些翻译报酬几乎成为全部收入来源的译者来说，经济动机有可能是他们翻译的唯一动机。在经济动机的驱动下，有些译者只会选择那些时尚性强、有卖点的文本进行翻译。为了赢得最大读者群，迎合读者期待，他们在翻译时会刻意追求流行，以至于牺牲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译文更无优雅可言。欧美国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文本选择的初衷主要是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们以适应读者为由，受商业利益的驱动更多。著名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对美国读者的阅读喜好就有很清楚的认知，所以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不是诸如四大名著之类的经典作品，而是涉及政治等话题的名气不是很大的作品，因为这样的作品能赢取更多的读者，获得出版商更多的青睐，带来更多的商业利益。当然，葛浩文算比较尊重原著的翻译家，但除了葛氏以外，在翻译市场上，不乏少数的译者为了译本销量对原著随意删改，或者翻译一些可读性很差的粗俗作品，误导读者，贻害原著。我们不得不承认，市场经济强化了译者的经济动机，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抛弃翻译职业道德的理由。粗制滥造的译作危害的不是个别读者，而是整个社会，甚至会葬送翻译这一职业。面对商业大潮的冲击，译者更应该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译技、译能，否则终将被竞争激烈的翻译市场淘汰。

三、结语

现代翻译学对译者的主体性研究正在不断深入，而与翻译学交叉的边缘学科――翻译心理学，正推动着翻译学的纵深发展。但是这一新兴的综合叉学科仍有待完善之处。刘绍龙（2007）在其发表的《论双语翻译的认知心理研究――对“翻译过程模式”的反思与修正》一文中指出了翻译心理学研究烦人不成熟之处，其中之一是“多数翻译心理学还停留在以理论理的阶段，缺乏实证检验”。译者动机是基于翻译过程的译者心理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翻译心理学实证研究中不可忽略的方面。本文从实践操作层面探讨了译者外部心理动机对其翻译实践的操控与指导作用，希望相关成果可以为翻译心理学应用层面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文章虽然对译者的三种外部心理动机进行了梳理，但未阐述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在现实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心理动机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所有动机可能同时影响着译者的各种判断，这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Bell・T・Roger.Translating and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

[2]Gentzler，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Routledge，1993.

[3]Susan Bassnet，Andre・Lefevere.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第2篇：翻译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译者中心;翻译行为阶段;生态翻译环境;译者制约机制;译者责任

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理念研究的是“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胡庚申教授提出的“译者中心”，是“从‘翻译链’的角度看，是‘译事中’的翻译行为阶段”。本文将从“译者中心”所涉及的翻译阶段、译者制约机制、平衡与解构功能、译者责任等方面对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做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一、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

生态翻译学的首创者胡庚申教授在探究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发挥的作用及所处地位的过程中并未沿用传统译者主体性的术语，而使用了“译者中心”这一新的表述，其中一个原因是考虑到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中心所侧重的翻译行为阶段与译者主体性中探究的翻译行为阶段有很大不同。

译者中心是指在翻译行为过程中，译者占据中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而译者主体性会涉及翻译前的准备阶段和翻译后的效果阶段，即会涉及主体间性的问题。译者中心只会涉及“‘译事中’的翻译行为问题”。此外，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主体性，但是译者主体性并不代表译者就能处于中心地位，生态翻译学中的“译者中心”与“译者主体性”存在很多差异。提到“译者中心”，往往还会有两个小的误区：

一是人们还往往会联想到人类中心主义，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与生态学研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两码事，有着完全不同的概念、内涵和背景”;二是会误认为“译者中心”论会导致只重视译者而不重视文本，生态翻译学认为，重视译者本身，就是重视文本，译作质量的高低与译者能力的大小和责任感的高低紧密相连，译者的中心地位是以高质量的译作文本质量为前提的。

二、译者制约机制

译者是翻译行为或活动的主体、中心， 但译者的中心地位确立后，若译者过度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会造成诸多译者胡译乱译现象，针对这一担心和质疑，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中心”不会造成译者失控或越权的现象，因为生态翻译学下有一种系统的译者制约机制在发挥作用。译者的生存境遇与译者的翻译行为、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译者想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提高自身翻译能力，产出好的译品，翻译的好坏由翻译生态环境检验，若译作不适合翻译生态环境，那么就会被淘汰，译者也就无法生存发展下去，“适者生存”的法则在无形中制约着译者的翻译行为。翻译生态环境下的译者制约机制在约束译者自控、自律的同时，也有效地激励译者不断提高自身翻译能力和水平，以求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长存和发展。

三、“译者中心”与“译者责任”

“译者中心”和“译者责任”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译者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也意味着译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无比之重。“译者责任”是指译者要在整个翻译活动中负起“全责”。翻译的本质在于交流，交流的目的在于相互了解，只有了解才有可能相互理解，而后才能达到和谐相处共生的效果，整个过程都需要译者来执行和操作，只有通过译者践行才能实现。译者能力的大小和责任感的高低直接决定着翻译目的的实现程度。不管是译者翻译的译作要传递信息、交流情感，还是传播文化，抑或是为实现商业目的，若译者有义务却不去践行、有能力但却不负责的话，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生态翻译环境下的译者要“在其位，谋其政”，不能译无所为，否则不管是译者还是其译作，都会被整个生态翻译环境所淘汰。

四、“译者中心”的平衡与解构作用

长期以来，翻译研究的侧重点要么以原文为中心，要么以译文为中心，这种两极分化的格局使得翻译理论研究处于失衡状态，生态翻译学下“译者中心”的提出，打破了原文中心或译文中心两极不平衡的局面，对传统译论的不均衡现象有一定的平衡和解构作用。在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王宁教授指出“生态翻译学对传统译论有一定的解构作用，即以译者中心主义解构传统的原文中心主义”。生态视角下的“译者中心”把原文、译文和译者结合起来，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三者在一个系统内互补共存，这样的局面有利于维护翻译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有利于翻译研究的稳定和持久发展。

五、结语

生态翻译学的“译者中心”与传统译论中译者主体性，虽同对译者问题的探究，虽同是对译者重要地位及其作用的认可，但两者间有着很大差异，切不可混为一谈。翻译生态环境下的“译者中心”是在翻译行为过程中，译者才占据主导地位，这里并不涉及翻译前的准备阶段和翻译后的评估阶段。译者的中心地位并不代表只重译者而不重文本，生态翻译学认为，译者翻译能力及其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译文质量的高低，重视译者本身就是重视文本。译者的地位越高，作用越大，那么译者担负的责任也越大，在整个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都要负起全责，译者不仅要考虑原文、译文、翻译目的等，还要全盘考虑整个翻译生态环境，如果译者一意孤行，最终会被淘汰掉，因为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译者制约机制会有效地控制译者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过度发挥，“适者生存”的法则在无形中约束着译者的翻译行为，也激励着译者不断提高自身翻译能力以求在翻译生态环境的长存和发展。生态翻译学下的“译者中心”理念打破了以往以原文或译文为中心的失衡的翻译研究格局，也拓宽了关于译者问题翻译研究的视角和层次，为翻译理论研究的生态平衡提供了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02）：5―9.

[2]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中国翻译，2014（01）： 29―32.

[4]王 宁.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解构与建构[J].中国翻译，2011（02）：10―15.

[5]蒋骁华，宋志平，孟凡君.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新探索――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综述[J].中国翻译， 2011（01）：34―36.

第3篇：翻译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文化学翻译；对比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271-02

一、文化学翻译学

翻译的文化转向起源于1976年的一次研讨会。这次会议第一次把以色列的多元系统理论的学者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学者集中到一起，会上Lefevere指出翻译的目标应该是发展综合性的能够指导翻译产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文学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构建都有帮助，这一理论是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时刻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与实践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一理论指导的翻译实践将会影响译语文化的发展。Lefevere的这一言论奠定了翻译研究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基本原则，Lefevere言论的核心是反对传统的评判式的翻译立场，拒绝把翻译研究单纯定位于文学或语言学领域，这开辟了翻译研究的独立空间。最先在文化翻译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多元系统理论学派。以色列人Even―Zohar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一名称。他指出，译作与多元文学体系的关系不能简单定位于次要与主要，或从属与支配的关系，而是依据文学体系的具体情况而变化。

文化翻译领域的另一学派――文学翻译的操控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与多元系统理论异曲同工。这一学派把翻译定位于比较文学的一个下属分支学科，其代表人物有荷兰的Andre Lefevere，Theo Hermans，Jose Lambert，英国的SusanBassnett以及以色列的学者如Gideon Toury。Theo Herman曾经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角度出发，所有的翻译都隐含着为实现某一目的而对原文的某种程度的操控”。因此文学操控学派一开始是和语言学翻译学派针锋相对的，不追求严格的对等而追求某种程度的操控。

概括来说，文化翻译注重翻译与译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关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与语言学翻译观相比，文化翻译观以译文为重心，强调译者的能动作用，重视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对文化的作用。文化翻译观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翻译的结果，把翻译的结果放在社会文化语境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侧重文化交流与融合，并关注动态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译文较为灵活，译者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文化翻译观以双语文化为取向，根据交流的需要，偏重译语或原语文化，并以文化的世界差异性为前提，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积极进行交流与融合。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一个由中国学者首倡的翻译研究的学问，是近年来在翻译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构建的又一新颖尝试。2001年以来，胡庚申教授通过其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及数十篇论文的深入论证，已基本确立起一套以生态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话语表述方式、评估语言、评估方式和评估标准。

生态翻译学的确立，以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一文为标志；2010年11月在澳门举行的“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更是让学者们看到生态翻译学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生态翻译学在不断充实和完善。然而这一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顺应各种趋向、适应翻译研究各层次生态环境的成果。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张用整体、立体、动态的眼光看待翻译行为，探讨翻译生态的特征和功能及其演化和发展基本规律，从生态视角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及其成因，是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生态翻译学的代表人物是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生态翻译学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一方面是“多维度适应”，另一方面是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适应性选择”，即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具体来说，“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此做出适应性地选择转换。生态翻译学认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适应”和继而依此、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某译品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就越高。在翻译的重心上，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具体来说，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译者为中心”是以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为目的，以从译者为视角对翻译活动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为途径，以彰显译者主体、发展译者能力为特征，以译者为终极关照的翻译观。“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使译者真正成为“主宰”者，从而名正言顺地由译者来主导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以至“译有所为”地创生译文、影响译语的文化和社会。

三、结论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在很多方面与文化学翻译学存在一致性，是对文化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继承，但同时在很多方面，生态翻译学又是对文化翻译学的发展。生态翻译学在理论基础、基本理念、翻译实质、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译评标准等很多方面都超出了语言文化的范畴，把翻译置于整个社会的大生态环境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虽然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才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但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具有不同于传统译论的理论体系，并在不断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从译文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应用例析[J].外语教学，2006，（4）：50-55.

[2] 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3] 孙红梅.语言学翻译观与文化学翻译观之对比浅析[J].高等函授学报，2008，（12）：94-95.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Cultural Translatology

DU Hai-bao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China）

第4篇：翻译心得体会范文

翻译行为是一个以译者http://为中心的复杂系统。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它不仅包含译者与作者、读者的主体间关系,也包含译者与文本以及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它是译者在主体间和主客体对话基础上不断选择的行为过程。无论从哪个角度,翻译都与伦理道德有着深刻的联系。概言之,无论主体间关系还是主客体关系中都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翻译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的制约,并往往对社会的伦理道德价值观产生影响。由此可见,翻译研究不仅应该关注语言层次上的对错问题、话语层次的美丑问题,还要关注伦理层面的道德问题,即言语行为的是非善恶问题。这三个层面的研究既独立又联系,可以使人们全面地认识翻译行为的本质。

一、研究现状

从伦理学的层面研究翻译主要涉及翻译主体品格以及翻译系统中主体间、主客体关系的伦理道德内涵,翻译行为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关系,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价值,翻译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评价等问题,根本的目的在于思索和分析翻译行为的伦理道德内涵和意义。以经验的、随想性为主要特征的古典译论,对于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体现在“忠实” 翻译的观念中,在中国古典译论中主要建基于宗法伦理精神,而西方以宗教翻译为基础的早期译论则带有宗教伦理的痕迹。现当代系统的译论要么关注语言学范畴的语言结构规则,要么关注美学范畴的艺术规则而忽视了伦理层面的道德问题,“科学”和“艺术”二元对立长期垄断翻译研究领域的事实就是该现象的有力注脚。wwW.133229.COm20世纪80年代以后,翻译的伦理问题越来越引起西方翻译研究者的注意,一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涉及翻译的伦理道德问题：如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注意到翻译和性别差异的联系,揭示了翻译所体现的两性不平等关系;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理论则注意到翻译所体现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角色关系;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则强调翻译的职业服务特点等等。佩姆(anthony pym)在其主编的翻译研究文集《翻译研究向伦理的回归》的前言中指出：“翻译研究已经向伦理问题回归。”［1］赫曼斯(theo hermans)、图瑞(gideon toury)等人关于翻译与规范的争论,威努蒂(lawrence venuti)关于译者隐身,诺德(christian nord)对忠实原则的重新解释等等都反映了翻译研究的这一趋向。彻斯特曼(andrew chesterman)还从伦理的角度概括了翻译的五种模式,即再现伦理模式、服务伦理模式、交际伦理模式、规范伦理模式、义务伦理模式等,并提出了翻译的四个价值原则,即清晰(clarity)、真实(truth)、信任(trust)和理解(understanding)等。［2］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人们认识翻译在伦理层面的价值发生问题,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其关注点主要在于翻译与规范、翻译的伦理原则等问题。笔者认为，翻译行为本身的伦理道德内涵、意义及其表现应该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翻译的伦理道德表现

伦理道德因素首先是构成译者主体品格的重要内容。传统译论中关于译者基本素养的要求即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比如要求译者具备较高的语言能力和广博的知识之外,还特别强调译者的思想道德修养。中国隋代名僧彦琮在其所著的《辨证论》中提出了“八备说”,其中四条涉及翻译工作者应该具备的人格修养,包括“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第一条), “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 (第二条), “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 (第五条), “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 (第六条)。［3］37著名翻译家张谷若先生曾经提出“地道”的翻译原则,该原则中包含着“做人地道”的内涵。

抛开种种对翻译工作者的规定和素质要求,翻译的伦理道德内涵体现在翻译工作者的精神品格上。众所周知,历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翻译都被看作低等、次要、边缘化的活动,翻译人员的社会地位低下。贝洛克(helaire belloc)曾在1931年说过,翻译的艺术是一种附属的艺术,是派生的,因此,它从来没有取得与原作对等的尊贵地位,且在文人中受到批判。［4］直到今天,无论从社会声望还是物质报酬方面,翻译都无法和创作相比。在2007年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德国学者兼翻译家顾彬还对世界范围内的多数翻译家不被所在国重视以及生活窘迫的现状表示同情,并呼吁提高翻译家待遇。他说，翻译工作是一种艰苦的工作,译者既要忠实原著、理解原著,还要用好的母语在译文中进行再创作。许多译者为翻译工作耗尽心血、精力和时间,却一生默默无闻、无名无利。他们最大的安慰是看到,通过他们的译诗、译文、译著,使原作者及原著在另一种语言中产生影响、获得成功。的确,很多翻译工作者不惜面对种种困难和压力,热情地投身于翻译事业。例如,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种种困难和社会政治压力,翻译家们把大量的优秀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茅盾在1945年为《现代翻译小说选》所写的“序文”中写道:试论文学翻译的伦理道德内涵生活的不安定,工作报酬的微薄,乃至工具书之不能具备,精善原本之难得——这一切,都影响到近几年来翻译工作的量,乃至一部分译本的质;但是屈指一数,这几年来译作范围之广阔,不亦大可说明我们的从事外国文学之介绍者非但不曾在困难前却步,而且是目光四射,精神勃发的么?从古典文学直到当代的战争文学,从古代希腊,直到今天流离失所还没有自己的祖国的犹太民族,史诗、戏剧、诗、小说,我们的翻译文库真可以说一句琳琅满目。为了输进新的健康的血液,优秀的世界文学的传统,我们的翻译工作者曾经怎样地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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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不仅肯定了翻译工作者的成绩,也赞扬了他们的精神人格。没有翻译,人们可能就无法读到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http://,无法了解和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没有翻译,不同民族就缺乏沟通的桥梁,人类就可能缺少发展的动力。

翻译家之“有所为”的思想观念和翻译动机中有着十分突出的伦理内涵和道德倾向。这种倾向首先表现为译者追求自我实现的品格。袁莉指出,翻译“不是对原作品意义的追索或还原”,而是“译者主体自身存在方式的呈现,同时也是译者在理解他人的基点上对自我本性的一次深化理解”［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是译者认识自我、发挥自我潜能、追求成功的人生和真实自我的过程和方式,是“译者生存、发展、实现自我生存价值的本能需要”［7］。例如,茅盾把翻译与人生的意义联系起来,巴金把翻译看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因而选择译介那些积极宣传人生意义和目的的作品,瞿秋白把翻译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神圣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成自己的职责,傅雷认为翻译是“崇高的事业”等等。

译者的自我实现与对社会现状的道德关注紧密相连。人的自我实现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相联系。同样,译者的价值选择和价值目标会受到所处社会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承担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正体现了翻译家的精神品格。历史表明,伟大的翻译家是积极的社会观察家,他们对社会变化和发展潮流非常敏感。由于熟知两种语言文化,他们往往能够判断出哪些是最需要的,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来翻译。例如,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自觉服从于时代与社会的需要是翻译家翻译选题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翻译家的参与社会的人生观和社会责任感所决定的。［8］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王央乐曾经指出,译者和编辑的责任是为读者提供“最需要的”和“尽可能好的”文学作品,为此,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择书而译。［9］28-29他所说的“研究”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要做到对外国文学有足够的了解和足够的研究,要对国内的需要有足够的了解和足够的研究。黄雨石在分析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的原则时认为,这一原则表现的基本精神是鲁迅先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但无损于鲁迅先生的伟大人格,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伟大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10］郑振铎在1921年《盲目的翻译家》一文中也曾呼吁选择翻译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

不过在实际上,不惟新近的杂志上的作品不宜乱译,就是有确定价值的作品也似乎不宜乱译。在现在的时候,来译但丁(danto)的《神曲》,莎士比亚的《韩美雷特》(hamlet), 贵推(geother)的《法乌斯特》(faust)似乎也有些不经济吧。翻译家呀!请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开开(看看)现在的中国,然后再从事于翻译。［3］228

翻译体现了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探索和追求,这在《圣经》“巴别塔”的故事中有所体现。威尔斯(wilss)认为,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巴别塔可以看作是引发笔译、口译者需求的事件。［11］表面看来,语言不同是催生翻译需要的前提,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人类为什么需要通过翻译而进行交流和沟通呢?答案就在于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追问。这可以从追问“巴别”的含义以及建造巴别塔对人类的意味来思考翻译与人类终极追求的联系。在《巴别通天塔》(de tours de babel)一文中,德里达引用伏尔泰(voltaire) 在《哲学词典》(dictionarie philosophique)关于“巴别(babel)”的词条。在德里达看来,伏尔泰认为“巴别”不仅有“混乱(confusion)”的意思,而且兼指［父亲］之名,“是当作父名使用的上帝之名”［12］。在基督教中,上帝创造了一切,是万能之神,而从人的存在来看,上帝不过意味着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一种预设。因此,能够生活在“上帝之城”,意味着能够拥有万能的力量,拥有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建造巴别塔象征着人类共同追求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行为。虽然上帝“混乱”了人类的语言,但人类建造巴别塔的愿望和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这就需要翻译。由此可见,在深层上,翻译和人类对终极存在和终极价值的追求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人类终极存在的关怀使译者从个体自我升华到人类“大我”,把翻译与人的现实需求和未来需求的统一联系在一起。翻译体现了译者对人类的热爱和对人类未来的关怀,巴金的翻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巴金说自己选择翻译的作品都是积极宣传人生的意义和目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他解释为什么翻译爱罗先柯的作品时说：“这个俄罗斯的盲诗人,他以人类的悲哀为自己的悲哀,他爱人类更甚于爱自身。他像一个琴师,他把他的对于人类的爱和现实社会制度的恨谱入了琴弦,加上一个美妙而凄哀的形式,弹奏出来,打动了人们的心坎。”［13］在《巴比塔文丛》代前言中,许钧、唐谨说：“人类不能没有翻译。数千年来,人类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翻译’的努力,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在‘不可为’中争取有所为,而正是通过他们的有所为,人类得以共存与不断沟通,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恰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翻译之为用大矣哉’。”［14］

三、伦理道德体现于翻译中的对话和策略

把翻译与价值关怀联系起来不仅有助于理解译者、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解读译者的某些策略选择。换句话说,在作者、译者和读者以及文本的关系中包含着伦理道德的内容。在传统译论中,译者通常被要求“忠实”于作者,原文作者被摆在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译者则必须“愚忠”于原文。这一原则所体现的作者和译者的不平等关系遭到了当代翻译理论的反驳和挑战。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剥夺了原文和原作者的权威地位,强调译者对读者负责的服务精神。而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则颠覆了传统的译者／作者关系,突出译者的主体性,给予译者一定的“自由”。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运用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探讨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如杨恒达、吕俊、孙宁宁。他们一方面承认译者、作者和读者三者的平等对话关系,另一方面也反对解构主义等给予译者过度自由和权威的观点,强调以文本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涉及译者的真诚性与良心。杨恒达认为:“既然译者是以作者的身份说话,他在翻译中就有一个否定自身、进入文本作者主体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译者的伟大之处在于甘愿把自己看作文本作者的传声筒,他既是认识主体,又要否定自己,尽量让作者借他的语言来说话。这就像演员一样,既要认识角色,又要成为角色。能否做到这一点,或者尽可能接近这一点,就要看译者是否真诚,是否有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的良心,这是一个道德问题。”［15］转贴于 http://

毫无疑问,强调译者、作者和http://读者之间的平等关系是正确的,但是把译者仅仅看作作者的传声筒,则忽视了译者价值主体的身份和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译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译者应该确保翻译能为原作增值。韦勒克和沃伦指出,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计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进行的批评过程的结果。［16］这一观点从时间的维度揭示了艺术作品的增值过程。翻译则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为艺术作品增加了读者,从而为艺术作品增值。因此,译者应该本着负责的精神保证译文的质量。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指出：“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毁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17］避免这种“坏翻译”的发生不仅有赖于译者的水平和能力,更取决于译者的责任感,涉及译者的良心和道德。

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价值关怀方面的内容是三者关系中更重要的方面,即在三者关系中体现着共同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关怀,特别是对美和善的赞美,对丑和恶的批判,对人性的塑造等等。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的一段话充分揭示了这种关系:

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所以我们除了专业修养、广泛涉猎外,还得训练我们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18］

茅盾的翻译观中也表露了这种关系。他的翻译观和文学观一致,都强调表现人生,使人的精神向上,并肯定翻译和创作同等的重要:

自古至今的文学家没有一个人曾经独立完成了这件大工作,必须和拢来,乃得稍近完成;必须得加上从今以后无量数的文学家努力的结果,乃得更近于完成。在这意义上,我觉得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 “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3］239

共同的价值关怀正是译者和作者对话的基础,这种意识同样体现在译者和读者的关系中。例如,对读者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是许多译者的翻译动机,并决定着译者的文本和翻译策略选择。1888年,天津时报馆刻印张赤山的名为《海国妙语》（原著为伊索的《伊索本作》）的译本,在前言中译者明确指出,翻译的目的不仅在于娱乐读者,还在于道德启蒙:

余恐日久散佚,因竭意搜罗,得七十篇,爰手抄付梓,以供诸君子茶余酒后之谈,庶可传播遐迩,借以启迪愚朦,于惩戒一端,未必无所裨益,或能引人憬然思,恍然悟,感发归正,束身检行,是则寸衷所深祈祷者,幸勿徒以解颐为快焉可耳。是为序。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天中节,赤山畸士谨识于紫竹林之知之讲会。［19］

翻译家李俍民在谈到为什么选择翻译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时说:“我相信,对青少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归根到底还是需要在照顾他们物质生活的同时用大力进行教育,进行英雄人物与模范人物的品德教育。解放十七年来,这种教育方法,显然是行之有效的。我之所以要选择外国文学作品中有关英雄烈士题材的书介绍给我国读者,主要的用意就在于此。”［9］283-289

在这个意义上,翻译过程中译者与作者以及译文读者的对话是道德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影响着翻译的选材,在实际的翻译操作过程中,往往决定着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语言的使用。作为人际关系的准则,伦理体现在语言的结构及词语上。例如,有些词语本身指涉某种伦理角色和伦理关系,有些词语带有明显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这类词语不可避免地会把译入语文化的伦理道德观念带入翻译。例如,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李尔王》时使用“孝”来翻译“nature”及其同类词语。邹振环认为,这种翻译用汉语文化中的儒家“忠孝”伦理观取代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然”观。杨周瀚也指出,在孙大雨的翻译中,使用了诸如“逆伦”、“负恩”、“恩情”等词语,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儒家伦理观。［20］此外,很多译者为了达到彰显其伦理道德的目的,实现道德理想或为保证与读者的道德对话能够顺利进行,有意选择突出伦理道德因素的策略或使用伦理道德色彩浓厚的词语。在林纾所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中,林纾使用“节概”、“贞操”等词语来赞美女主人公吕贝加,这些词语无疑使读者联想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子的伦理道德要求,而原文旨在赞颂吕贝加的勇敢精神。王萱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林纾的改动并非对原文词汇的误解,绝非错译,而是有意为之,林纾对书中女主人公之一吕贝加非常喜爱,称赞她“洞明大义,垂青英雄,又能以坚果之力,峻斥豪暴”,在她身上,寄予了自己的道德理想,并借以教育国人,宣传传统的伦理教条。［21］

第5篇：翻译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 翻译 文化 翻译高潮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翻译是一种“从语义到文体在译入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的过程”。[1]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往往会发现翻译之难往往并不在于句子层面的复杂，而是在于对语言背后的不同文化的理解。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但体现在译者的翻译活动中，它也渗透于整个中国的翻译史中。本文就是透过中国翻译史上的三次高潮的分析来探讨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从发展的角度深化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这对我们的翻译活动也有一些启示作用。

一、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

中国翻译历史源远流长，曾经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分别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晚清西学翻译。[2]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高潮

“我国译论的论述一般都从三国说起，有史记载的翻译活动与宗教直接有关。”[3]佛经翻译从东汉恒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至宋趋于势微。佛教的说教迎合了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需要，得到了统治者的大力宣扬和提倡。这次翻译高潮给中国文化带来了重大影响。在此过程中译家辈出，留下了许多精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对后世的翻译事业及翻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高潮

这次翻译高潮的兴起与欧洲一批耶稣传教士联袂来华不可分割。为了叩开远东古老关闭的大门，又不使中国人感到他们侵略扩张的异质，天主教教会决定派遣教士到东方宣传教义。他们在向中国译介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科技文献的同时发展天主教徒和耶稣教徒。因此，传教士翻译的西洋科学书籍，在一定程度上也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发展了当时中国的科学领域。

（三）、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翻译高潮

清朝后期，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洋务派认为，了解西方最有效的途径是翻译。翻译的科学技术著作，一方面起到了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中国在科学研究的起步与进展。初期主要是翻译“船舶、造枪炮”等技术著作。后期以翻译西方哲学人文著作为主，文学翻译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二、从中国翻译史看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翻译史，“人们的认知水平、社会文化发展状况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翻译这项活动的发展，使人们对于翻译有了正确的认识。”[4]通过中国史上的这三次翻译高潮，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中国的“自我中心”文化传统对翻译的大体方向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自建立之日起，便自认为是中央之国。在这样的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下，佛经翻译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译者通过删减、改写等方式对原语文化进行改造，把佛教的观念转化为中国的思想。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翻译的高潮也深受这种文化中心的影响。传教士们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对中国的文化做足了准备工作。除了学习多年的汉语和中国经典，他们会见皇帝时也是身着儒衣儒冠。他们采用“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的手段传播天主教。而对于晚清的西学翻译中也是如此，文化中心的意识使得归化的手法是当时唯一能接受的选择，这种翻译意识直接决定了译者对不同文化的态度，制约着译者的翻译策略。

除此之外，中国重文轻质的文化传统也对翻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就是指文采，即文学作品的形式方面；质则是实质，即文学作品的内容方面，文与质的关系就成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早期的佛经翻译经历了由“质”到“文”的过程。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大多是以说明性文字为主，所以这段时间没有刻意追求文采的倾向。但是中国的士大夫一直对“文采”情有独钟，晚清还是涌现了大量的古文家，主张用典雅的古文文体翻译。可见重文轻质的文化传统在翻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影响因素。

三、从中国翻译史看翻译对文化的影响

翻译是文化发展、文化交往的产物，当然也会促使文化繁荣和变异的要素。从中国翻译史来看，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首先，翻译对语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翻译的本质上来说，它就是在语言层面上的相互转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用译入语不能很好的转换的情况。这时候，语言文字就需要扩充丰富。比如现在用的“许愿”、“施舍”等都是来源于佛经翻译的。通过对西方自然科学文献的翻译同样也有大量词汇产生，比如“三角形”、“锐角”“勾股定理”等专业术语。同时，翻译对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佛经翻译活动将印度的佛教思想引入到中国，佛教思想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相结合，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方面。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活动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让中国的文化变得更开放。晚清的西洋翻译大大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国人由起初的被动接受到主动向西方寻求发展道路，科学、民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四、结论与启示

因此，通过中国翻译史上的这三次翻译高潮可以看出，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对翻译有着一定的影响，从中国文化中的中心意识到重质轻文的文化内涵都对翻译过程有着一定的制约，使归化成为翻译的一种常用方法。同时中国文化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兼容、同化不同文化形态，不断进化、发展。中国文化的每一次重大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翻译，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了解了翻译与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使我们在翻译过程中更加考虑语言背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寻求更多的方法来解决文化不可译的问题，克服不同文化背景的障碍。与此同时通过翻译不同的文化，养成我们对于文化的积极开放的态度，使我们的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谭载喜.奈达论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10.

[2] 柴慧芳.从中国翻译史看中国译论的发展[J].山西：陕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学报，2007.

[3] 王春燕.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J].甘肃：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9

[4] 罗飞.中国翻译史的四次高潮与社会文化[J].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2010.

[5] 朱志瑜.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神话说”（前期）[J].中国翻译，2001（2）：3-9.

第6篇：翻译心得体会范文

论文关键词：交往理论；翻译主体；翻译主体性；翻译的主体间性

随着哲学研究的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经历了翻译研究的语言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主体间性研究是翻译研究的新的发展方向，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交往理性则为这个新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正如麦卡锡所说，“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封底，哈贝马斯对翻译研究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本文将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讨论翻译的主体间性及其合理性。

一翻译的主体间性研究

主体间性也称为“交互主体性”，指主体与主体间相互交往的特性，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体以主体问的方式存在，其本质又具个体性；主体间性就是个性间的共在[2]。翻译的主体间性是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是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主体性之间在翻译活动中的共在。国内外研究者从多个视角进行翻译主题间性的研究，翻译主体问性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局面。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诺德(C．Nord)提出了“功能+忠诚”的翻译理论主张，忠诚是译者对翻译交互活动中的参与者的一种责任，在强调译文在目标语中的功能的理论语境下，忠诚就意味着目标语文本的目的必须与原文作者的意图相符。实际上，这就既照顾了原文、原文作者，又照顾了译文功能、译文读者、译文使用者等诸多因素。虽然“忠诚”这个范畴更侧重于道德层面，但它却体现了翻译的主体间性。

陈大亮以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为基础，分析翻译主体性研究的困惑，认为哲学的主体间性转向对翻译理论的建构有多重意义。杨柳提出“间性文化”论，认为通过“间性”的建立，翻译使不同语言、不同性别、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之间达到相互对话、相互依存的目的。田传茂、程以芳根据主体间性、文本间性与文化间性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交叉关系，在翻译领域里引进“复合间性”的概念，使主体间性走向多元。徐岚界定了译者的主体地位，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让理性由“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为“以主体间性为中心。李明把主体问性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文学作品的复译问题，探讨了复译中各主体之间的关系。王建平认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新趋势。在此基础上，翻译研究者指出主体间性研究的缺点和不足。宋晓春认为翻译中主体间性问题不仅是译者与读者、作者之间对话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各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应遵循的规范、准则性问题。胡牧认为当前翻译主体问性的研究存在着一些缺陷，强调“研究主体间性绝对不可以无视主体间的制约性、差异性、通约性”，提出从翻译主体的总体性、实践的对象性和交往性来拓展翻译活动尤其是翻译主体的总体性研究视域。

我们同意上述观点，翻译主体间性研究要重视个交往主体之间的规范和准则，要重视主体问的制约性。由于翻译活动的跨文化特性，译者主体及其主体性的发挥恰当与否是实现各个翻译主体之间的合理交往的关键所在。

二翻译主体

关于谁是翻译主体，在中国翻译界已有许多讨论。许钧从其收集到的国内外有关资料对谁是翻译主体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他总结出四种答案：“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是翻译主体。”。显然，学者们对谁是翻译主体有不同的认识。学者们对译者是翻译主体毫无争议，然而，对原作者和读者是翻译主体却有不同的看法。杨武能认为，“与其他文学活动一样，文学翻译的主体同样是人，也即作家、翻译家和读者”。许钧区分了狭义和广义的翻译主体。

狭义的翻译主体指译者，广义的翻译主体指作者、译者和读者。陈大亮认为“原文作者不是翻译主体，翻译是译者与文本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对话”。原文作者是创作主体，译者是翻译主体，读者是接受主体。这三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都体现了其主体性，他们在整个翻译活动中发挥不同的作用。“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操纵’文本的具体实施者，而影响翻译活动的进行和结果的，除了译者主体的主体性外，还有作者和读者主体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作者和读者并不表现为翻译活动中的具体主体，但却具有主体的作用，即具有主体质。作者的主体性是由翻译是在原著上的再创作这一翻译本质决定的，而读者的主体性则代表了译语文化对翻译活动的规范和制约。因此，在翻译活动的整个链条上，译者、原文作者、译文读者都是主体，他们具有不同的主体性，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三两种极端的翻译主体性

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均以作者和文本为中心，而对译者主体性遮蔽。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的哲学理论，其语义观为指称论和真值论，这种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是将作者视为意义的中心，将作者和译者的关系视为主人和奴仆的关系，译者必须忠实地传达作者的目的；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是唯理论或结构主义理论，其语义观为关系论和确定论，这种理论将文本视为意义的中心，强调译文忠实于原文，译文同原文等值、等效以及再现原文风格等。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把语言看作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把意义看成是由句法～语义规律设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这样就排除了在翻译活动中所涉及到的译者主体因素。这两种范式都要求译者绝对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内容与风格，译者的主体性完全被淹没。中西传统译论中有许许多多关于译者这种身份和地位的比喻。谭载喜对这些比喻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余光中将译者比喻为介于“神人之间的巫师”。所有这些比喻无一例外都说明了译者主体性的遮蔽。

与此相反，文化研究范式的翻译研究体现的则是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可以说，这种主体性的过度张扬是对前两种范式下译者主体性遮蔽的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发现了翻译家，凸显了翻译家的主体地位。然而，翻译研究学派、操控学派、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对译者主体及其主体性的过度张扬，却使得翻译的主体越来越离开了翻译的客体之一的原文文本和原语文化，出现了对原文文本过多的操控及任意的改写，过多的偏向目标语的文化语境和目标语文本。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解构主义思想为核心，或否定原文文本中心论，或拆解作者与译者、原文与译文的对立，或打破文本限制将翻译活动与文化因素结合，或把权力与话语结合。勒菲弗尔提出“翻译就是改写”的主张，与此类似观点的还有操控学派的赫曼斯等人。翻译就是改写的主张，会导致翻译可以根据目标语文化和翻译目的的需要任意改写原文文本，甚至会出现没有原文文本的译本。

“解构主义认为，文本的意义具有开放性、互文性和非始原性。”解构主义思想对意义的重新定义和解读，直接推翻了结构主义将意义凝固化和静止化的作法，颠覆了结构主义赋予意义的权威性和绝对性。在翻译中，就产生了人们对原文和作者权威性的怀疑。解构主义思潮的怀疑主义倾向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对理性的全部否定，对主体意识的过分强调，或干脆放逐主体”，“甚至在批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意义确定性和明晰性时，完全消解了语言的规律性，让释义活动变成一种无终止的解释和无限的衍义”。在这里，由于原文意义的不确定性，译者如果分寸把握不当，就会出现任意解读原文文本，滥用译者的权利，导致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争取女性权利的工具，更加张扬译者的主体性。为此目的，译者甚至可以篡改原文内容以适应女性表达的需要。戈达尔德(Godard)认为，“女性主义译者坚持维护她那女性的差异”，“翻译中妇占(womanhandling)文本意味着她要取代那个谦虚而自惭形秽的译者”，从而颠覆了那种以翻译对等为基础的翻译理论。从女性主义翻译观的角度讨论译者主体性，其实质是关于译者与作者的主体间性关系讨论，因为作者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作者、译者的主体性，亦如男性与女性关系的构成，没有他者的参与，其主体是不存在的，只有通过自身外在性的他者才能辨认出主体的踪迹。

总而言之，以解构主义为核心的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过度地张扬了译者的主体性，使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中势无忌惮，任意发挥，完全颠覆了结构主义翻译理论中的原作、作者、忠实等概念。而且无论是译者主体性的遮蔽还是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都显示出翻译主体性的弊端：具有封闭性的单一主体论，没有摆脱“主体一客体”的框架，因为它们分别聚焦翻译活动整个链条上作家、译文读者和译者这三个主体中的一部分，而忽视其余的主体。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正试图打破这种封闭的单一主体性，以使翻译的主体性研究走向合乎翻译实际的翻译主体问性研究。

四交往行为理论与翻译主体间性

如何克服上述两种极端的翻译主体性，使之达到一个理想的中间状态：即译者的主体性既能得到体现而又不张扬呢?由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肯定交流过程中说话者主体的可认知性，强调交流过程中的主体间性，有助于译者与作者间的平等交流；而且交往行为理论和交往理性对翻译学具有积极的建构意义和重要启示。因此这个理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语言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他首先着手研究语言问题，并建立了他独特的语言哲学理论——普遍语用学。哈贝马斯认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交往的基本前提”；重建普遍语用学的“出发点是交往经验[理解]”，“理解则指向话语的意义”，“以理解意义为己任的译解者在与其他个体建立起来的符号化主体间联系的基础上，基本上是作为交往过程的参考者从事经验的”“既然理解经验所面对的是一个由符号建立起来的世界，那么，理解主体和被理解对象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也就变成了建立该世界的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的关系。哈贝马斯以“言语”作为普遍语用学的基础，同时也是普遍语用学研究的对象。

哈贝马斯以语言的可领会性为基础，通过明确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建立了一种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模型。言语是运用语言的行为，要保证人们交往沟通的有效与合理，必须遵循一定的条件。这里所要求的规范和条件就是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有效性要求包括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哈贝马斯具体解释道：“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以领会的表达，以便言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可领会性)；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分享言说者的知识(真实性)；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够信任他(真诚性)；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正确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概念涉及的是“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行为者通过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通过协商对共识的语境加以明确，。言语者就一件事情和他者达成理解是一种交往行为，其中交流符号的意义和交往行为是互为规定的。主体间在语言理解的基础上，承认并服从交往行为中共同的规则或规范以及言语行为的有效性要求。交往行为理论既关注主体间交往中意义的变化性，又研究决定这些变化的规律性。因此，这种研究导致把语言纳入广泛的社会生活背景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之中进行考察，从而更突出语言的社会性。

翻译活动是一种特殊的交往行为，涉及原作、作者、译者、译作、读者、原语的语言文化世界、目标语的语言文化世界、作者和译者的主观世界、作者和译者的生活世界等因素。翻译是译者主体与作者主体和读者主体以及他们所属的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一种交往行为。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必须遵守言语交往行为的有效性要求，正确处理与原作及其所属的客观世界，处理通过言语为中介的与作者的协商，正确处理目标语的文化语境等客观世界和译者的主观世界、生活世界在翻译过程中与原语的文化语境等客观世界和作者的主观世界、生活世界的协商，以便达成翻译过程中的共识。翻译的主体问性是翻译中的协商达成共识的保证。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译者主体性的遮蔽和译者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使翻译的主体间性得以实现。

第7篇：翻译心得体会范文

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中之重。翻译教学既是巩固英语基础知识的途径，又是培养大学生英语能力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探讨大学英语翻译的相关问题，对于拓展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思路，探讨具体的教学改革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结合自己大学英语翻译实践的教学工作，对大数据时代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核心问题，即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时效性进行详细地阐释和说明。

一、大数据时代与翻译教学的时效性

信息技术参与英语教学实践程度的加深，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都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遇。它不仅使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得到了快速地增长，而且还在增加对翻译人才需要的基础上，对翻译人才的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探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最佳的教学策略，必须对大学英语翻译时效性的问题进行分析，而分析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时效性的前提则是对两个核心概念进行相关的界定和说明。

1、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主要是指大小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的存储、抓取、分析和管理能力的数据群。根据云计算的应用模式和数据处理，通过对数据的交叉复用和集成共享从而形成知识服务能力和智力资源[1]。这也就是说，所谓的大数据是一种资源，而且这种资源的形成与数据群的形成密切相关。大数据时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其相反的术语是“小数据时代”。小数据时代的标志是以“数据库”软件为主，而大数据时代的标志则是以“云”计算为标志的数据集成。

2、翻译教学的时效性

如何理解翻译教学的时效性，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时效性”这一核心术语。在教学实践中，对于“时效性”的理解，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首先，“时效性”应该是在某一段时间内的教学实践所收到的具体效果。在“时效性”这一个词语当中，前边的“时”是“特定的时间”之意，它限制后边的“效果”所产生的具体时间。其次，在教学实践中，“时效性”还可以理解“实际效果”，即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所收到的客观教学效果。在此，以后一种理解为标准，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时效性进行相关的阐释和说明。所谓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时效性就是指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践所收到的具体教学效果。而“大数据时代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时效性研究”就是探讨在“大数据背景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践的具体效果问题。

二、影响时效性因素

1、教学背景与教学策略的匹配

影响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时效性最为核心的因素是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策略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背景，即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策略与大数据时代相互匹配的问题。在传统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践中，翻译教学的策略是与传统翻译人才培养的需求相互适应的。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会对英语翻译人才的需求出现了新的变化。它不仅需要翻译者掌握相应的英语知识，懂得相关的翻译技巧，而且还需要翻译者具备相应的信息技术，通过大数据时代的背景，实现自己的翻译教学对众多学习者的影响。换而言之，如果一个翻译教师能够运用大数据时代提供的信息技术，实现教学实践影响的最大化，那么，他的翻译教学实践就会取得更大的教学效果。否则，他的教学影响就是有限的，仅仅限于课堂学习的那一小部分学生之中。因此，大数据时代与其教学策略的匹配问题是影响其教学效果大小的重要因素。

2、教学内容与学生的学习需求

翻译教学内容与学生学习需求之间的相互匹配是影响其教学效果的又一基本因素。在传统的英语翻译教学实践中，任课教师只需要教给学生翻译的知识和技巧，而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仅翻译的内容产生了与时俱进的变化，而且翻译技巧也在这种与时俱进的变化中发生了相应的变迁。因此，任课教师还需要结合具体的教学要求，选择一些新的翻译内容作为教学的补充，从而达到提升学生学习效果的目的。

3、课程体系与教学需求的差距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仅对教学策略、教学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对于翻译课程体系的建设也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众所周知，翻译课程体系的构建，既是大学英语翻译教学适应时展的必要策略，也是改革传统翻译教学的关键。特别是面对大数据时代对英语翻译人才提出的新要求，只有从课程的层面进行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改革，才是提升任课教师教学效果的科学选择。特别是在传统英语翻译教学中，由于课程体系所限，大学英语翻译课时所占英语教学全部课时的比例极低。这种极少宝贵的课时，由于任课老师忙于完成所谓的教学任务而忽视了对学生翻译兴趣的培养，从而教学效果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

4、师资队伍与教学背景需求的脱节

由于大数据时代的到达远远快于大学翻译教学实践任课教师的更新速度，而任课教师的知识更新又远远落后于教学需求的更新速度，在目前的英语翻译教学实践中的大多数教师都不能对大数据时代的翻译教学进行正确的评估。因此，师资队伍与时代教学背景的脱节也是制约大数据时代英语翻译教学效果的因素之一。

三、提升时效性策略

分析影响大数据时代的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时效性的主、客观因素，其目的是为了制定相应的提升策略，以促进大数据时代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践的快速发展。根据以上分析，提升策略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更新课程体系，改革教育观念，丰富执教技能。

1、更新课程体系

更新课程体系是提升翻译教学时效性的关键，无论任课教师具有多么高超的教学技能，如果没有课程体系的更新都无法使执教能力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得到客观地施展。

2、改革教育观念

教育观念包括三个层面的教育观念，即任课教师的教育观念，管理者的教育观念和学习者的教育观念。只有这三个层面的观念都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它才可能促进翻译教学效果的提升。否则，任何只一个层面的观念更新，它对大学翻译教学效果的影响都是有限的。换而言之，只有这三个层面的影响和谐地统一于具体的翻译教学实践，翻译教学的效果才能得到巨大的提升。

3、丰富执教技能

如果说大学英语教学的管理者是从宏观的层面对具体的翻译教学产生影响，那任课教师则是从微宏的层面使这种影响变为教学现实。丰富任课教师的执教技能，不仅可以使其更加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教育背景，而且它也可以提升具体的教学效果。从另一个层面分析，任课教师是翻译教学活动的主体，他控制着教学实践的具体发展，其执教能力是影响翻译教学时效性的核心因素。因此，教师应该以其丰富的执教技能为突破口从而提升翻译教学的时效。

第8篇：翻译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译者;翻译主体;译者主体性

    翻译主体研究是近年来翻译研究中比较热门的话题之一,这也是翻译理论研究取得进步的一个标志性的话题。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技巧以及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如意识形态、翻译规范等领域,而对翻译活动的从事者——译者大家似乎都视而不见,极少有人谈及译者对本土文化的传承、文化构建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巨大贡献。忽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存在是翻译研究领域里的一种很奇怪的普遍现象。本文试图从译者对文化交流和文学构建的巨大贡献出发,论述译者卑微的社会地位,分析造成译者地位边缘化的原因,指出确立译者的主体地位的必要性。

    一、译者的角色及其对跨文化交流的贡献

    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需求使得语言和翻译紧密相连。如果没有翻译,跨文化交际和交流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就是在同一语言群体中,由于地域或者时间的差异,也需要翻译来实现交流。任何一种孤立的语言和文化如果不能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都很难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互相联系的。一种文化需要不断地和其他文化交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这种文化的交流需要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翻译。也可以说正是文化交流的需要催生了翻译活动的出现,而翻译又是一个极其困难而且复杂的工作。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感慨,“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即从事翻译工作有三项不易做到的事,忠实于原着,译文通达晓畅,文字典雅。要做到忠实于原着就很不容易,但是如果只注意忠实于原着却忽略了译文的流畅,即使译了出来也等于没有译。郭沫若先生(1954)也指出,“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的,通过翻译我们可以继承全世界的文化遗产。”“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不但尊重翻译,也深知翻译工作的甘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因此,翻译活动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懂点外语,手头有一部字典,任何人都可以做翻译工作。对于译者来说,语言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译者要充分体验原作者的生活,想原作者之所想的同时,还要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在充分衡量和反复修改之后才算完成翻译。

    我们谈论翻译主体,实际上就是在谈论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人。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人有三种: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从主体这一概念出发,我们认为,原作者创造了原作,是原作的写作主体;译者创造了译作,是翻译的主体;读者(主要指译文读者)阅读、理解译作并期待从中获取自己期待的价值,读者就构成了阅读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主体实际上就是译者主体,译者是翻译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以及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夏贵清,2004)”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总体把握和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上,包括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作的理解和阐释、语言转换的艺术、翻译目的的操控和由此带来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取舍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说,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译者主宰着整个翻译活动,离开译者,翻译活动的链条就会中断。从宏观上看,翻译主体就是译者主体,翻译主体性就是译者主体性。道格拉斯.鲁宾逊也认为,要推翻长期以来译者与作者、读者的关系,要把研究的中心和重点落实到“人”身上,要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所能够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译者所受到的不利影响和制约。要注意到作者和译者以及读者是平等的,这样人们才能更好的认识翻译的本质。

    二、译者的边缘化地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似乎对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和做出的重大贡献视而不见,译者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简单回顾一下译者的生存状态,我们不难发现,边缘化地位(marginal status)是对译者地位的最佳描述。

第9篇：翻译心得体会范文

关键词：语义翻译；交际翻译；文本类型；电影片名翻译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315-02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方面，即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是他对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语义翻译重在传达原文的语义内容, 而交际翻译则重在读者的理解和反应。纽马克认为,在翻译中具体采用哪一种翻译方法还必须考虑不同的文本类型。而影片名作为电影的灵魂,它的具体译法关乎到电影的成功。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为电影片名翻译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那么对一个特定的影片名到底是采用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成为这篇文章的焦点。本文以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为基础，通过具体实例分析得出，译者应根据不同的电影类型来确定采用哪种翻译方法，同时还要兼顾电影片名翻译的信息、文化、商业和审美价值原则。

一、纽马克翻译理论要旨

（一）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为了避免直译和意译的冲突，纽马克提出了两个新的概念，也就是他翻译理论的核心，即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我在翻译方面仅仅提出这两种方法，这两种方法对任何文本来说都合适。在交际翻译中，翻译者用目标文本来表达和源语同样的效果；在语义翻译中，翻译者在目标文本句法结构和语义方面允许的范围内，来表现源语言的真正语境意义”(许 欧等, 2011：73)。 纽马克这两个概念的提出, 扩展了千百年来翻译界存在的直译与意译概念之争,为翻译研究指明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语义翻译试图尽可能地在目的语的语义和句法结构所允许的范围内,提供一种忠实于原文的精确的译文, 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作上下文的意义。语义翻译重视的是原文的形式和原作者的原意, 而不是目的语语境及其表达方式, 更不是要把译文变为目的语文化情境中之物。语义翻译通常适用于文学、科技文献和其它视原文语言与内容同等重要的语篇体裁。(New mark, 2001: 39)

交际翻译努力使译文对目的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源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相同。交际翻译的重点是根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传递信息,使译文不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形式上都能为读者所接受, 而不是尽量忠实地复制原文的文字。译者在交际翻译中有较大的自由度去解释原文,调整文体,排除歧义,甚至是修正原作者的错误。通常采用交际翻译的文体类型包括新闻报道、教科书、公共告示和其它很多非文学作品。

总之,语义翻译是以原文为中心的,而交际翻译则是以读者为中心的。纽马克对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这两种译法都持肯定态度。在纽马克看来,有时要用语义翻译,有时要用交际翻译。另外, 纽马克主张有时应该强调原文,采用语义翻译,这点当然不错。两种方法相结合也更有助于翻译质量的提高(马兴腾，2010：123)。

（二）文本类型说

纽马克指出,在翻译中具体采用语义翻译还是交际翻译应考虑不同的文本类型。根据内容的差异, 纽马克将文本分为四类(Newmark,1981：45-69):

1、表达功能: 突出文本作者及文本本身, 这种功能的文本纯文学文本或艺术性较高的文学作品。如: 自传,信件,小说,诗歌等。

2、信息功能: 旨在传递信息, 知识, 意见等。文本的重心为其内容和主题。如: 教科书,学术论文, 报纸、杂志等。

3、呼唤功能: 通过说服文本读者或接受者采取某种行动,从行为上对文本做出反应。如: 使用说明, 指示,商业广告等。

4、美感功能: 就是通过精心构思的文本, 兼顾受众的审美情趣, 给受众以美好的享受。

在纽马克看来, 表达功能型的文本应采用语义翻译,而信息功能型,呼唤功能型以及美感功能型的文本应采用交际翻译(吴雪萍，2010：89)。电影片名作为浓缩了的电影语言,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影片的号召力。作为一种专有名词,它是编剧精心构思的产物,既能高度概括影片的主题或内容, 又能强烈激发读者的观看欲望。它的表达功能就是通过片名来突出影片的主要内容,直接揭示主题。它的信息功能就是通过片名,将影片的内容简练的传达给观众,使观众可以更好的理解原片的思想内容。它的呼唤功能就是通过片名感染观众的情绪, 吸引观众。而美感功能就是通过精心构思的片名, 给观众以美好的享受。因此我们应在片名类型和影片内容的基础上来确定使用何种翻译方法。

二、电影片名翻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根据影片类型确定采用哪种翻译方法之后，要想扩大影片知名度，赢得观众共鸣，取得好的票房成绩，译文还需兼顾以下四个原则。

（一）信息价值原则

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如果译者不了解影片的内容，只是根据看到的英文片名来译，这样译名就会偏离原片内容,是翻译片名中最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好的把电影的内容传达出来，就要求电影在译名上忠实传递与原片内容相关的信息，做到翻译标题形式与原片内容的统一。

（二）文化价值原则

电影的片名翻译不只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在片名翻译中体现着文化价值，促进文化交流，是电影片名翻译的重要任务。源语言与目的语言的文化背景不同，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译者要充分理解、准确传递原片名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和情感。

（三）商业价值原则

电影是一门文化性和商业性兼具的艺术，在片名翻译时需要考虑到商业因素。电影要追求票房，没有高的票房就不能算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电影，译者要充分把握语言的文化特征和审美情趣，译出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电影片名，引起心理共鸣，激发观看欲望。

（四）审美价值原则

实现审美价值首先要讲究语言的精炼，选词时注意音、意俱美，达意传神，要求译者深入把握作品的思想美学内容，以艺术家的心态对待原片，进行新的艺术创造，用自己的语言艺术形式传达影片的形象、情感和语言的艺术美。

三、纽马克翻译理论在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根据纽马克的理论,在翻译过程中有时要用语义翻译, 有时要用交际翻译，还有时要用两种相结合的方法。具体采用哪种还应考虑到不同的文本类型。因此在翻译电影片名时，译者应该根据不同的影片类型，确定翻译方法，同时不能忽略电影片名翻译的基本原则。

（一）语义翻译

对一些历史事件, 人物传记以及以片中主角名字命名的影片多采用语义翻译。例如，Avatar直接翻译成《阿凡达》，Harry Potter译为《哈利波特》, Jane Eyre译为《简爱》。当然对一些片名本身也很清晰, 优美的影片也多采用语义翻译, 如: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沉默的羔羊》, Roman Holiday《罗马假日》。

（二）交际翻译

当原片名不能很好地反映影片内容或译者在受到译语社会文化差异的局限时, 为使影片译名对译语观众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与原片名对原语观众产生的效果, 可以以影片内容的正确把握为依据, 抓住原名意义, 抛弃原名形式, 采用交际翻译的方法。例如，All about Eve，片名原意为“关于夏娃”，如果直译中文，简直不知所云，违背了电影翻译的信息价值原则。译成《彗星美人》，体现了稍纵即逝的演艺圈的无情更替现实，特别是把俗名“美人”和彗星搭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暗喻了电影主题，较好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再如巩俐主演的一部电影《漂亮妈妈》,它的片名翻译没有拘泥于原片名, 而是根据影片内容, 着力突出母亲不懈努力终于让聋哑儿子发声这一情节, 译为 Breaking the Silence, 博取了西方观众的同情与共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充分体现了电影的商业价值。

（三）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结合

当我们既想保留原片名的字面意思, 又想发挥其深层次的意义, 以达到形似神似的效果,可以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结合起来, 使观众既能从译名上感受到影片的内容,又能体会到原名的艺术美感。如:The Waterloo Bridge 片中的 Waterloo Bridge 是男女主人公相遇, 生死别离的地方, 又极易让人想到拿破仑兵败的滑铁卢。为了避免歧异, 译者对桥Bridge一词采用了语义翻译进行保留, 舍弃易为人误解的滑铁卢。根据其内容, 变通借用蓝桥会的民间传说, 加上“魂断”二字,《魂断蓝桥》既保留了原名的基本样式, 又形象贴切地表达了原作内容, 同时也避免了歧义。再如Ghost的最佳译名为《人鬼情未了》, 既保留了原文内容, 又让人联想到了男女主人公生离死别, 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这样的佳译还有: Speed 译为《生死时速》, The Piano译为钢琴别恋, Runaway Bride 译为《落跑新娘》等。

以上笔者介绍了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主要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以及文本类型说，和电影片名翻译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通过举例分析，笔者得出结论：在翻译影片名时，译者应在片名类型的基础上，例如影片侧重表达功能，还是信息功能，根据电影内容侧重点的不同，确定使用语义翻译、交际翻译，或是两种方法相结合。同时也应充分照顾到影片名翻译应遵循的原则，既要突显出影片的文艺性，也要考虑电影的商业价值，这样才能充分吸引观众，得到认可。随着电影业的飞速发展，和翻译理论的不断完善，影片名翻译的标准也会有所改变，没有一种翻译方法是绝对的，完美的，还有待译者们探索，不断丰富影片名翻译的方法。

参考文献：

\[1\]Peter New mark.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2.

\[2\]Peter New mark.About Translation\[C\].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

\[3\]Peter New 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4\]Peter New 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Oxford:Pergamon Press,1981.

\[5\]豆敏.试谈英文电影片名的翻译技巧及基本原则\[J\].职业时空,2011,(4):157.

\[6\]马兴腾.解读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区别与联系\[J\].三峡大学学报,2010,(8):12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