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的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旅游翻译;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策略

一、引言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超过其它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这是一个良机,能够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增进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让中国真正地走向世界。那么,如何既让外国游客更好地对我国五千年灿烂的历史文明有所了解,又使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接受中国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诗词典故,景点传说等,就涉及到跨文化交际下的旅游英语翻译。旅游宣传资料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文化差异给汉英旅游翻译造成较大的困难,因此,要以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一“目的论”为指导,来探讨汉英旅游翻译的原则,提出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从而准确、生动、形象地译介旅游资料,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旅游文本翻译的内容包罗万象,跨文化交际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旅游翻译中进行跨文化译介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有实际意义。优秀的旅游译本能让祖国大好河山由静态变为动态,使悠远流长的历史故事沁入外国读者的心田,唤醒外国游客对中国名胜古迹的深切向往,从而激发他们不辞万里的旅游行为。然而,目前在汉英旅游文本翻译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文军和高存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外国游客理解英译旅游文本的情况作了调查,发现汉语旅游文本英译出现的错误有拼写、遗漏、语法、中式英语、用词不当、累赘、文化误解等若干类型。因此,汉语旅游文本的英译亟待有效的研究和探索。根据美国着名翻译家尤金,奈达的理论,要真正出色地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旅游翻译是一项高层次的综合思维活动,译者不仅应使两种语言对接成功,更要使两种文化的内涵对接成功。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综合。不同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中华民族主张“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强调客观融人主观,喜欢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书画、建筑、诗歌都讲究神似重于形似。所谓“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亦如是”的道理。反映在语言上就有了汉语行文辞藻华丽,情感横溢,讲究声律对仗、音韵和美的特点。此外,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美学观念别强调平衡美,除了极为频繁地使用对仗这一修辞格,还大量使用四字词组。在这方面,西方民族则迥然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使西方哲学保持物我分离,二元对立,在主观和客观的物象关系上,更多注重模仿和再现,体现了“天人各一”的思想,直面物体本质特点,再现事物原貌。这种趋势反映在语言表达形式上,就出现了英语重形式、重写实、重理性的特点,形成了其句式构架严整、表达思维缜密、行文注重逻辑理性、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的风格。因此,中文旅游资料中极为主观,有关感受的描写,在英译时可以倾向于选择细节。

三、文化差异对旅游翻译的影响

(一)由文化空缺和文化冲突造成的汉英翻译的不对应性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社会习俗使两种语言的词汇出现非对应和非重合的现象,它们之间没有语义共鸣,有的只是语义空缺或语义错位。也就是文化空缺所产生的词汇空缺以及文化冲突导致的词汇冲突,这些词汇我们称之为“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or culture-bound words)。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形成了语言的特殊性,象“阴阳”、“五行”、“气功”、“八卦”等词汇,严格来说,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象“饺子”、“粽子”、“元宵”等食品也没有相应的词来翻译,如果勉强将“饺子”翻译成“dumpling”,此词指英美人常食用的一种水果馅或肉馅的食品,与中国的饺子并不相同,意思要宽泛得多。再如文化上的缺失,“粽子”可以解释成“s pyramid-shaped dumpling made of glutinous ricewrapped in bamboo or reed leaves (eaten during the DragonBoat Festival)”,但是,外国朋友如果不知道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不知道龙舟节的来历,不知道为什么要在那天吃粽子,粽子的内涵意义仍然没有传递过去。又如“秦始皇”仅仅译成“Qin Shihuang”,可能外国游客就无法理解,如果适当补充历史背景,增译为“Qin Shihuang,thefirst emperor in the Chinese history who unified China in theyear B.C. 221”,就更容易被外国游客所理解。因此,许多专家主张以音译加注的方式来保留这类词汇的特殊文化联想意义。译者在翻译时要克服的不仅有语言障碍,而且有文化障碍,正如王佐良(1989)先生所说的“译者处理的是两种文字,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

;(二)译者对旅游文本中的背景知识理解欠缺造成的误解

例如,杭州的导游翻译在向国外游客介绍风景名胜时,首先遇到的是如何翻译风景地名的问题。杭州有名的风景都有其历史渊源和文化背景,翻译时稍一不慎,便会产生错误。如人们往往将虎跑泉的“跑”字念成“pao”,结果虎跑泉的英译成了“Tiger Running Spring”。其实,“跑”是多音字:一个念pao(即跑步的“跑”),另一个念pao(意为兽用爪扒土)。虎跑泉的“跑”应念作“paO”。相传唐代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有位法名性空的高僧云游至今日的虎跑寺,想栖禅于此,但一直苦于无水,准备迁走。夜里忽然梦见神仙相告:“南岳有童子泉,当遣二虎移来。”次日清晨,性空果见有二虎“跑地作泉”,泉水涌出。于是,他就建寺居住,并把此泉起名为“虎跑泉”。因此,虎跑泉可直译为“Tiger-clawed Spring”。

外国游客在中国除了游览和娱乐之外,还少不了吃。中华民族的“食文化”博大精深,仅就菜式的取名而言就颇为多姿多彩。例如,有一道菜式叫“金华玉树鸡”。古语“华”和“花”相通,如果照字面翻译,那便是“Chicken cooked with golden flower and jade tree”。可是,菜中既无花,更无树,这样的翻译肯定会令人听后摸不着头脑。原来,浙江金华以产火腿而着名。青菜形似玉树,这道典型的菜肴不过是“火腿青菜鸡”罢了,向外宾介绍, 可译为“Sliced chicken and ham with greens”。

四、旅游文本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策略

旅游文本翻译的日的是向外国游客介绍景点情况,传递相关信息。从目的论理论出发,译者在翻译中可以根据译文预期的交际功能,结合译文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译文的期待和感应力以及交际需要等,来决定具体的翻译策略和手法,不必因拘泥于与原文对等而影响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因此,在翻译旅游资料时应该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尽量保留中国文化信息。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要从游客的角度出发,对信息进行适当调整。可采用的策略主要有如下四种:

(一)增添

增添是指为了使外国游客更好地理解某些字、词、名而增加一些相关资料,对旅游资料中的一些人名、地名、朝代、历史事件以及典故等做出背景资料的增加和说明。

例如“林边有一个洞,叫白龙洞。传说《白蛇传》的白娘子曾经在这里修炼。”译为“Near the forest is the WhiteDragon Cave which is said to be the very place where LadyWhite, the legendary heroine of The Story of the WhiteSnake, cultivated herself according to Buddhist doctrine.”白娘子是何许人也?她为何在此修炼?若不加以说明,游客实难理解。

再如“元宵节那天,大红灯笼高高挂。”译为“Duringthe Yuanxiao Festival, also caUed Lantern Festival, whichfalls on the 15th day of the first lunar month, red lanterns(Lantem Festival exhibition began in the Han Dynasty, about2,000 years ago. some people believe its origin to be relatedto Buddhism) can be seen everywhere.”这份旅游文本英译文中对“元宵节”和“灯笼”的补充解释,便于外国游客对元宵节有更为透彻的了解。

增添还可采用音译和意译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常用于地名和景点名的翻译。例如“第三个殿是永佑殿,原是雍正皇帝为皇子时的起居之所”译为“The third mainhallis called Yongyoudian, or the Hall of Etemal Blessing. Itused to be the bedroom of Emperor Yongzheng when he wasstill a prince.”音译让游客了解该地名的汉语发音,意译则形象生动,加深了游客对该地名含义及来源的理解。

在采用增添这种策略时译者必须遵循的原则是:所补充的内容必须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措辞也应简练,切不可喧宾夺主。

(二)删减

在旅游文本中大量隽句的反复引用使得原文更为流畅和充满感情,但如果直接翻译为英语,则难免有多余之嫌。因为在对风景的描述中,大量的描绘没有实际上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增强语言的节奏或增加感情等,这时我们就要运用删减这一翻译策略,对中文文本进行合理加工,把原文翻译成简明清新的英语。

例如“(黄山)巨松高数丈,小松不盈尺,或耸立挺拔,似擎天巨人;或凌空倒挂,似雄鹰展翅;或虬根盘结,如蛟龙人海……”译为“Pines on the mountain cling to the rocksurface instead of taking r[！]oots in soil. The ancient pines infantastic shapes rise high into the sky, or hung upside down.”原文的描述用词讲究,给中文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译文删减了原文的排比句式和四字词语的叠用,选词朴实直接。少了渲染,却是忠于原文,读者易于接受,事半功倍。

再如阳朔兴坪的一段导游文本“这些山峰,连同山上绿竹翠柳,岸边的村民农舍,时而化入天际,真是‘果然佳胜在兴坪’。”译为“These hills and the green bamboos andwillows and farmhouses merge with their reflections in theriver and lead visitors to a dreamy world.”中文文本的最后一句“真是‘果然佳胜在兴坪”,是对前面描绘的烘托,而译成英语则显多余,因前几句已细腻地描绘了兴坪的佳境,译成“dreamy world”则能起到引人人胜的作用,且英语翻译读起来自然、流畅。

(三)改写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直线式,多采用演绎推理;而中国人是螺旋式思维,多采用归纳推理。在展开一个话题时,汉语往往迂回曲折,先分说,再总括,多用掉尾句;而英语则开门见山,先总括,再分说,多用松散句。翻译时有必要对原文的结构加以修改,使其与西方读者或游客的习惯相吻合。

例如“在四川西部,有一处美妙的去处。它背倚岷山主峰雪宝顶,树木苍翠,花香袭人,鸟语婉转,流水潺潺。这就是松潘县的黄龙。”译为“One of Sichuan’s finestscenic spots is Huanglong (Yellow Dragon), which lies inSongpan County just beneath Xuebao, the main peak of theMinshan Mountain. Its lush green forests, filled with fragrantflowers, buhbling streams, and songbirds, are rich inhistorical interest as well as natural beauty.”译文用两个句子改写了原文,并且将“松潘县的黄龙”放在了句首,这样更符合英语的写作方式,也更符合西方游客的思维习惯。

另一种改写是关于历史古迹的资料,常会出现古代纪年、古地名、古官职,应改写为公历、现地名、现职务,否则会令外国游客迷惑不解。例如“战国初年,诸侯割据,各霸一方”,这句话中有古年代、古官职各一个,可以改写成“At the beginning of penod of Warring States (475BC-221BC), the dukes and princes crowned山emselves kingsand carved up the country.”

(四)解释

解释是指增加的部分是对字、词、句的字面意思加以解释。例如“这是定陵,是朱翊钧和皇后孝端和孝靖的寝陵。”若译为“This is Dingling,山e tomh of Zhu Yijun and hisempresses,Xiaoduan and xiaojing.”外国游客恐怕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若加上解释,译为“This is the tomh ofthe thirteenth emperor of Ming Dynasty、Vhere he was buriedwith his two empresses.”这样游客一听就十分明白。

再如我国云南傣族的“泼水节”以泼水的方式祈求快乐祥和。若只译作“Water Sprinkling Festival”,外国游客只能体会到相互泼水的意思,对于节日的由来、意义不甚了解。如果译成“Water Sprinkling Festival-a big festivalfor the Dai nationality to wish everone happiness bysplashing water to one another.”对于特殊的民族风情稍加解释,这样外国游客理解中国风俗文化就会更深刻全面。

第2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甘肃兰州730050）

摘要：伴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作为广告语篇的亚体裁之一的旅游宣传册成了外国游客了解我国旅游资源与特色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是促进旅游产品和潜在消费者之间交际的重要信息载体，但目前在文化领域对其的研究却非常有限。本文首先对中美旅游宣传册进行对比，研究了两者的差异，随后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探究旅游宣传册中的文化差异存在的原因，从而为更加合理、科学地建构中国旅游广告语篇和相关的特殊用途英语教学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中美；旅游宣传册；文化维度理论；文化差异

DOI：10.16083/j.cnki.-1296/G4.2015.02.060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2—0137—03

收稿日期：2014—09—16

作者简介：高慧青（1988— ），女，山西五台人。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和文化。

孙乃玲（1966— ），女，甘肃甘谷人。兰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和文化。

旅游业作为实现社会繁荣、推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地位毋庸置疑；而旅游宣传册作为预览美景、了解概貌的窗口，正逐步成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无可替代的营销手段，本文中的旅游宣传册仅指景点介绍宣传册。对于旅游团来说，在宣传旅游景点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当地的文化，抓住当地人们的心理，从而更好地吸引潜在的顾客。本研究将对中美旅游宣传册进行对比，发现其存在的差异，从而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探究原因。

一、 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

1980年，霍夫斯泰德出版了巨著《文化的影响力：价值、行为、体制和组织的跨国比较》，后又采纳了彭麦克等学者对他的理论的补充，总结出了衡量价值观的五个维度：

（一）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指的是在社会中成员们倾向于以个人或是集体来定义自己的程度。

（二）权力距离：指的是社会中对于“权力分配不均等”的接受程度。各个国家由于对权力的理解不同，在这个维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欧美人不是很看重权力，他们更注重个人能力。而亚洲国家由于体制的原因，注重权力的约束力。

（三）不确定性规避：指的是社会中的成员对于风险和未知性的容忍程度。回避程度高的文化比较重视权威、地位、资历、年龄等，并试图提供较大的职业安全，建立更正式的规则，不容忍偏激的观点和行为，运用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回避程度低的文化对于反常的行为和意见比较宽容，规章制度少，在哲学、宗教方面容许各种不同的主张同时存在。

（四）男性主义/女性主义：指的是社会成员对于“决断力和物质成功”或“感性和人际关系”的偏好程度。

（五）长期取向/短期取向：指的是社会对于短期收效或长远效果的偏好程度。

本研究将用Hofstede的前三个文化维度理论，即不确定性规避、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来探究中美旅游宣传册中的文化差异。

二、旅游宣传册概述

旅游宣传册是一种大众读物，其目的是让读者读懂、看懂，并喜闻乐见，在获取充分信息的同时了解旅游景点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旅游宣传册的景点介绍在语言表达上准确、通俗，有利于不同阶层、背景的读者理解和欣赏。其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营销手段，不仅要提供一些重要的旅游景点信息，还要从消费者的心理出发，使其读者成为潜在的客户。

三、语料收集

本研究从旅游宣传册网站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美旅游宣传册各15篇，旅游景点涵盖山脉和峡谷、河流和湖泊、城市和城镇、博物馆和公园以及具有特色的一些景点（如黄鹤楼）等五个范畴。

15篇中国旅游宣传册中介绍的旅游景点分别是：五台山、峨眉山、九寨沟、千岛湖、西湖、东湖、青岛、丽江、珠海、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中华世纪坛、中国古动物馆、黄鹤楼、东方明珠电视塔、西双版纳。

15篇美国旅游宣传册中介绍的旅游景点分别是：Grand Canyon、Diamond Head、Historic Steam Railroad、Mississippi、The Gulf South、Niagara Falls、Chicago、New York、Florida、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Disneyland、Cheyenne Frontier Days Old West Museum、Golden Gate Bridge、The Pentagon、Lombard Street。

四、语料分析

通过对所选语料的分析，我们总结出中美旅游宣传册中对旅游景点的介绍主要包含以下十个方面的信息：地理位置、气温、历史、历史遗址、自然景观、当地风俗、文化、当地特色、服务设施、名人。除此之外，有些景点介绍中还会用名人代言来吸引潜在顾客。下面将用一些具体的实例来阐释：

（一）五台山，雄峙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北隅，总面积367平方千米，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地理位置）

（二）独特的石灰岩地质构造，浓密的原始森林，高原爽朗的气候，该有的，都有了，于是有了独一无二的九寨沟。（气温）

（三）黄鹤楼始建于三国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年），历代文人墨客登楼吟诗作赋，畅饮情怀，流传至今的诗词逾千首，文赋过百篇，且有多如珠玑的神话传说散落民间。（历史）

（四）千岛湖风景区内山清水秀，江水清澈碧绿，山水之间还分布着许多名胜古迹。（自然景观）

（五）西双版纳是傣族之乡，由于临近泰国、缅甸等佛教国家，小乘佛教在这里深入人心，处处可见充满着东南亚风情的佛寺、佛塔，傣族人基本上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当地风俗、文化）

（六）中华世纪坛坐北朝南，入口处矗立着一块长9米、厚1米、高1．05米、重35吨的整块汉白玉，上面镌刻着江泽民总书记题写的“中华世纪坛”五个金色大字。（名人）

（七）You can find many remnants of the Old South in many places，especially in the region?s historic cities，such as Natchez，Mississippi，where plantation homes are plentiful and blooming gardens abound.（历史遗址）

（八）Then head for Downtown Golden where you will find amazing adventures，delightful discoveries，splendid shopping and delicious dinning．Bring your family and out of town guests．（服务设施）

（九）This spacious land of cotton welcomes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its thick，hardwood forests，rolling horse country，rocky foothills，and camping along meandering rivers.（自然景观）

（十）The luxurious beaches，lush Everglades，Kennedy Space Center and world famous Walt Disney World are just a few of the travel and tourism attractions that boom in the sunny state of Florida.（当地特色）

通过综合分析所选语料中中美旅游宣传册中所包含的信息量，可以得出表1：

注：表格中的0指上文中提到的十个信息量在中美旅游宣传册中一个都没有出现，1指在旅游宣传册中出现过其中一条，以此类推

从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73.3%的中国旅游宣传册中包含两个或者三个信息量，而在美国旅游宣传册中只有47.3%包含两个或三个信息量，一个信息量也不包含的比例高达33.3%，由此得出结论：总的来说，中国旅游宣传册比美国旅游宣传册提供的信息量要多。这也验证了Hofstede的维度理论，中国是一个高规避型的国家，人们总是试图减少生活、工作当中的不确定性，避免冒险，害怕失败。中国旅游团抓住了中国消费者的这一心理，尽量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减少人们的担心；而美国恰好相反，其是一个低规避型的国家，人们喜欢冒险，敢于挑战未知事物，因此，美国旅游宣传册中提供的信息量较少。

除了在信息数量上有差别外，中美旅游宣传册中名人代言所占的比例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在15篇中国旅游宣传册中有13篇提到了名人，而在15篇美国旅游宣传册中只有5篇提到了名人，由此可见，中国旅游宣传册中使用的名人代言比美国旅游宣传册中使用的名人代言多。这验证了Hofstede的另一个文化维度理论，中国属于高权力距离的国家，人们对高地位、高权力的人群非常崇拜，中国旅游宣传册编写者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大量运用名人的名字、行为来吸引旅客；而美国是一个低权力距离的国家，人们认为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只有上帝才享有至高的权力，他们并不会对名人或者成功人士产生较大的崇拜心理，因此，在美国的旅游宣传册中引用名人自然也不会产生太大的效果。

除了权力距离文化维度之外，Hofstede的另一个文化维度理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也可以用来解释中美旅游宣传册中名人代言使用率的差异。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主义国家，人们崇尚个人独立，相信只有自己才是命运的主宰者，并不会在意其他人的所作所为；而中国正好相反，人们更注重和谐，通常将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在他们眼中，集体归属感要比个人存在感更重要，中国消费者更易于跟随群体，追赶社会的主要潮流，名人或者成功人士自然而然地就成为了一个特定群体的代表者，因此，中国旅游宣传册中对名人的引用会对吸引旅游者起到非凡的作用。

五、结语

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在中美旅游宣传册中包含着类似的信息量，但其概率有所不同，希望这能为中美旅游宣传册编写者提供一定的启示。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外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外国游客也在不断增加，中国旅游宣传册的英译也变得必不可少，英译时，译者应该根据不同的文化对宣传册的内容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达到吸引外国游客的目的。

［

参考文献］

［1］G．Hofstede.National cultures in four dimensions［J］．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1983（13）.

［2］G．Hofstede.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comparing values，behaviors，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8.

［3］汪漾.文化视角中的中美广告对比分析［D］.武汉理工大学，2007.

第3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日本事情教育；文化差异论；他者理解；文化文本

本文试在理论层面上从以下三个角度对日语教育中的异文化理解进行讨论。首先是在文化独自性的质疑声中，探讨文化类型化和文化差异论是否妥当的问题；其次是针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展开讨论；最后是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念出发，探讨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问题。

一、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

1.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存在的问题。日本关于日本事情教育的研究，涉及了上世纪70、80年代日本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独自性持肯定态度的相关分析；传统的创造和虚构性；作为日本文化比照物的美国社会存在等等内容（小川.1996）。其中许多研究阐述了日本文化独自性观念的危害性和复杂性。日语教育不仅与日语、日本文化相关联，对语言、文化的本质，包括其形成进行历时性考察至关重要。若要对相关研究领域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一定要涉及到已形成的文化和语言，这样作为非常不安定的文化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因此，对待语言文化不仅需要慎重处理，还要对把文化类型化来分析其差异性的做法的妥当性提出质疑。下面，对在异文化理解教育中经常用到的差异论问题，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等人的观点，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

随着关于文化差异知识的异文化间交际出版物的不断增加，让人们更加忽视了与外国人的共通性，留下了更深刻的文化差异印象。结果，“原来以消除异文化间交际障碍为目的出版物，不但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反而成为了一道文化屏障”（吉野.1997）。当日本人和外国人在交际中出现困难时，则容易将其归咎于文化，说外国人不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虽不能说文化差异论的提出者、传播者、接受者均为民族主义者，但是可以说明“异文化间交际和文化民族主义是内外一体的关系”。因此，这就警示我们要时刻关注文化民族主义扩散的可能性。

理解差异的确有助于问题解决的观点或许过于片面化了，如果考虑到真正的共感是理解达成的基础，我们就不得不对运用差异作为材料来进行异文化理解的做法抱有疑问。作为文化类型化中间媒介的日语教师，应该事先意识到“因差异化而被类型化的文化将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差异化了”。差别问题阻碍了理解的共生，“讨论差异无助于差别的消解”（吉野.1997）。日本著名社会学者江原由美子认为：差别是一种非对称性的东西（江原.1985），拘泥于文化差异的争论无助于差别的解决。

2.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对异文化理解的负面影响。在此，我们不是将差别看作是心理上的或是认同上的问题，而是强调把握其形式侧面的重要性，不要忽视了问题的本质部分。关于差别和差异，正是因为“被差别者”也同样被置于“差别”事实的面前，所以其情形是多样的，从而也说明“差别”不是以“差异”为根据的。在日本事情教育中我们有过这种经验：当我们和某个“被差异”集团的成员开始交往，后来发现对方是归属某个集团的一员，有时便会带有一种意外感。相反，当我们事先知道某人是属于某个集团的成员而继续和他交往，直到后来双方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同时注意到那人原来是属于怎样的集团的。差异和差别的理论存在于个体当中，正是讨论差异的要求导致了“差别”理论的产生。就是说，运用差别理论解决问题就如同解决“差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差异”认识一样于事无补。

差别是一种从本质上的排除行为。从差别者对被差别者毫不关注的日常经验来看，可以说差别的排除性是内附的一种东西。因为差别者将被差别者排除在外，所以也不想去考虑差别者带有何种差异。也就是说，差别是非对称的。所以对差异的指出及评价，反而可能会强化这种差异，从而说明使之差别化的论据是不成立的。因此，江原认为“差别就是让人们不要看到这种差别存在的一种装置”（江原.1985）。

非对称性的原因是由于差别者一方面设定范畴，将自己与被差别者的界限设定。一方是无目的的，而另一方带有目的性，所以，提示差别的责任由被差别者承担。然而，原先因差别者的范围划分而导致的被差别者的差别提示，就从这种装置出发而又回归到这个装置，成为了装置本身的一种行为。另一方被划定范围的人，当被问到“你是属于哪个范围”的时候，也是无法回答的。这就是说，被差别者被镶嵌在差别的构图之中。即便说：“不是将你差别开来，我们对谁都一样”，被差别者要从这个构图中脱身出来也并非易事，从而对自身感到愤怒，带有一种焦燥感。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差别理论”不是对“差异”的实体性把握，或是如江原所说的感情、解放的印象之类的问题，而是“差别理论”形式上的论述，不过是种高明的自我记述的小把戏而已。差别不是差异的根据，如果按照希望者那样创造出差别理论的话，讨论差异就成为了差异的再生产。关于解放的印象，江原认为将“解放的印象”语言化是确实很重要的，但是，这种努力同样应该放在揭露“差别理论”的把戏和增强“反差别”的理论上去（江原.1985）。江原指出了“差别理论”的脆弱性。异文化理解和多文化主义就是文化容许、承认差异、谋求共生的行为。这种理解警示我们要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方式与人交往，并需要反省、批判究竟是什么制造了这种差异？

关于差异，对以某个范畴而划分的N个个体或集体来讨论差异问题，是以特定的个人或集体自身的标准来将之范畴化的，因而会导致如下情况：一是恣意引入的范围界限标准模糊；二是无视个人之间、集体之间的活跃的交流交涉；三是从时空上以固定的模式来把握对象。由此看来，讨论差异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是毫无意义，而且讨论差异（范围化）就是重蹈差别论的覆辙。

以上，通过援引吉野（1997）和江原（1985）的观点对文化的固有性和差异论的观点进行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异文化理解”本质上就是如何构建个体间关系的自他双方的相互理解问题。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就是建立在对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之上的。

二、对“语言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理论的质疑

在日语教育领域中，认为语言学习就是文化的学习的大有人在。一般认为：日语习得和日本文化习得难以分开。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观点，从日语、日本事情教育这种名称就能体现出来，也容易让人联想到前者是语言教育，后者则为文化教育。

如前所述，对日本文化带有独自性疑问的主张对日语的独自性也因同样的理论而存在异议。诸如日本文化是因与他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观点一样，日语也是因差异化而产生的。欲讨论日语习得即为文化习得的观点，最好先思考一下日语、日本文化独自性本身存在的疑问。

关于语言和文化是否关联这个问题，在日语教育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本文在此不予涉及。我们想讨论的是在认为两者相关联的前提下，探讨一下日语教育对日语教育研究的影响问题。

首先，与当前日语的普及程度相比，若剔除文化因素，日语是否有更广泛被使用的可能性？其次，研究者不对日语和日本文化的关联持有疑议，并以此为前提来观察语言现象时，如果认为那是与某种文化事象相关联而武断地做出结论，就容易犯让自己轻易下结论的毛病。

关于前者，以英语为例来说明一下就容易明白。英语是世界上相当广泛传播的一种语言，但却将其文化性看得很淡薄。也就是说，语言的普及与语言即文化这样的模式存在矛盾。关于后者，在日语研究中，根据不对日本文化论采取批判的态度，研究者采纳的文化中会不自觉地步入自己“客观”发现的的语言现象的后尘，并采用文化的概念，又让本应该加强分析的文化论成为讨论的依据。许多学者对此也提出了批判。

因此，不要在语言即文化的模式中自我完结，要将它们作为研究者自身的问题，置于个体的水平上来将这一切联系起来是很重要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日本事情中文化的处理需要从将文化看作是集体性的观点转变为个体性的观点，转变为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来把握。

三、朝向学习者中心观、文本观和教师观的异文化理解新转向

关于文化的议论中，终始于日本人论的文本批判对接受者、消费者的分析很缺乏。社会学者指出：区分文化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很重要的。要摆脱文化是总体性、综合性的观点，转向关注个体的受容方式，其中作为个体的文化消费观点也和日本事情中的文化观点的变化相关联。

将生产和消费分开指的是：在说明日本人论现象时，对总体论式的日本人论进行批判的研究者本身也会对自己拘泥于对总体论式的知性文化状况进行重新思考。也就是说，担当文化生产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没有将一般的文化论消费群体考虑进去，只是凭自己周边的情况擅自联系，妄下结论，从而导致了诸多弊端。不过，我们也可以将这两者的关系比作是教育中的教材或教师和学习者的关系。文化论一旦作为文本引入到日语教育，消费者就是读者、听者等学习者。在文化学习中，从能动的听众、读者中心的观点出发，有观点认为唯有读者可以制约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从这两者的非对称性出发而夹在其中的“他者性”的关系不一定是处于优先的位置，相反，它需要学习者一方的同意且处于不得不从属于学习者任意选择的弱势地位（柄谷.1997）。

在日语教育中，也有论及阅读是如何进行的。站在上述立场之上，“阅读”就是把文本作为媒介，读者在心中书写另一个自我的文本。读者按照其任意的阅读方法，对阅读文本重新建构成自己的不同文本，是一种积极能动的相互对话行为。各种各样的学习者以文本为线索任意驰骋自己的想象，将文本作为引发新创造的契机来把握文本。这种将文化、文学的游戏性引入视野的文本观，要求教师与学习者的关系有一定的灵活性，或者说要向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发展。

按照文化符号学的观点，对于同一文本不同学习者所表现的理解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学习者的文化认识常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即使不能直接理解，也仍需要继续与文本的“对话”活动。从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观点来考虑的话，说到底是作为异文化的文本或教师和学习者之间的对话，这使我们又回到了要抛弃总体的、综合性的文化，转向为把文化作为个体的异文化，教师和学习者是相互对等的关系把握上了。

四、结语

本文在理论层面通过对日语教育中文化固有性和文化差异论的批判探讨了异文化理解的理论基础；围绕语言和文化的关联性对语言习得是文化习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通过对文化文本与读者的关系阐述探讨了日语教育中异文化理解的新转向。对“类型化日本文化的学习”进行了批判性论述。通过考察得出了如下结论：即文化学习终究是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自他双方相互理解的问题。文章从开始就明确了日本事情要从类型化的总体性文化观转向作为个体问题的异文化理解，是对日本文化理解上的根本性修正。由文本是什么而引发的对学习者中心观的再思考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总之，日语和日本事情教育要从自己诞生的土壤和文化的狭小文本中抽身出来，朝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方向发展。意识到这点将具有崭新的意义。由于我们不能对学习者寄予太多的期望，所以教师应该承担的使命更加重大。双语教育学者J・卡明哲认为：教育者自身是在一般的社会权力关系中定义和认同自己的作用的。作用定义这一概念的提出，主张教育者自觉、意识化的重要性。教育的成败最直接的因素在于教师，教师对自身认识的缺乏，必须引起关注。以上研究涉及了许多对学习者的讨论，但是对于教师，尤其是对教师内部相关的教育研究很是缺乏，我们意识到了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意义，将在以后的课题中进一步加以探讨。

参考文献：

［1］ 小川贵士.『日本事情教育の一座としての日本人『ICU日本教育研究センタ要国际基督教大学日语研究教育中心，1996.

［2］ 吉野耕作.『文化ナショナリズムの社会学［M］.名古屋大学出版社，1997.

［3］ 江原由美子.『女性解放という思想［M］.劲草书房，1985.

第4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7.010

1引言

随着旅游者消费需求的多元化、旅游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以旅游差异化推动旅游供给侧改革，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迈克尔?波特认为产品差异化产生于产品的物理特征和其他市场混合因素，并于1980年提出著名的三大通用竞争战略理论，将差异化界定为企业为顾客提供的独特产品或服务，正式确立差异化战略这一概念。此后，众多学者开始关注差异化的相关研究。国内将差异化与旅游相结合的研究较早出现在饭店业，邹统钎（1993）指出饭店业的竞争战略应针对目标市场的需求，尽量避免单一的价格竞争，努力寻求产品差异化，开展附加值的竞争。旅游差异化既可以来自于产生物理差异的“生产”和服务阶段，也可以来自于产生心理差异的营销阶段。

当前，国内在旅游差异化方面已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在系统查阅国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旅游产品差异化、旅游市场差异化营销、旅游企业差异化经营、旅游差异化的竞合分析四方面评述旅游差异化研究进展，以期从中得到有益启发，促进国内旅游差异化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深入化。

2旅游产品差异化研究

Shaw较早论及产品差异化，在他看来，产品差异化不是为了竞争，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类的需要。其结果是企业创造了需求，同时产品价格高于一般产品。Chamberlin、Edward H以产品差异化的研究建立了垄断竞争理论，成为产业组织理论的发源之作。早期研究?J为产品差异化来源于产品固有的物理因素、非物理因素和不是产品本身固有的辅助因素。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将产品差异划分为横向差异、纵向差异和产品特征。在纵向差异中服务差异是一个重要内容。本文把生产和服务阶段的物理差异，即横纵向差异界定为旅游产品差异化，将营销阶段的心理差异，即产品特征，归入旅游市场差异化营销。

旅游产品差异化不足、旅游产品同质化、低价竞争是几个相互关联的概念。低价竞争的主要原因在于旅游产品的同质化，实施产品差异化竞争战略是摆脱单一价格竞争的有效途径。

2.1旅游产品差异化与低价竞争

在旅游产品差异化与低价竞争关系研究方面，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被广泛运用，且研究对象集中于旅行社，认为创新是实现旅游产品差异化的有效途径。陈青雁（2009）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以及博弈分析方法，论证差异化竞争战略是当前旅行社应选择的策略方式。杨丽（2010）主要关注了差异化中的增值服务，探究旅行社如何通过增值服务来实现其产品的差异化。关华和赵黎明（2010）针对旅行社产品同质化与差异化的Bertrand价格竞争进行分析，据此提出旅行社实现差异化的策略，即淡化旅游产品的特殊性、细分消费者市场、优化旅游产品结构。

2.2旅游产品差异化不足的原因

对旅游产品差异化不足的原因的探讨，陈志永（2004）做出了较大贡献。他认为导致旅游产品差异化不足的原因有三：一是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二是旅游产品的不可专利性；三是我国当前的主流旅游消费群体和主观偏好尚未形成。特别地，陈志永（2011）还探究了乡村旅游地产品差异化经营不足的原因。研究指出：我国土地资源产权制度的缺失及乡村旅游资源的“公共池塘”资源特征给产品差异化带来了困难，而乡村旅游地的熟人社会关系使差异化经营需要面对高交易成本。

2.3旅游产品差异化个案研究

在旅游产品差异化个案研究方面，韩卢敏等（2008）、王玉英（2012）研究了内蒙古自治区省域、安徽休宁县县域案例地的旅游产品差异化开发；曾建明和肖洁（2010）以农家乐为典型业态对我国乡村旅游产品开发的差异化战略进行了探讨。更细微地，曾敏（2012）认为地域特色与情绪调动力是旅游者购买旅游纪念品的两大驱动力，从一个设计师的视角，针对国内旅游纪念品的包装现状，阐述了“快乐的差异化”在旅游纪念品包装设计中的重要性。

综上，一方面，学者们对旅游产品价格竞争尤其是旅行社产品的低价竞争大为关注，这与旅游市场零负团费顽疾久治不愈的现状密切相关，体现了学术研究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原则。另一方面，现有文献多是重复借用博弈论模型来说明产品差异化不足造成了低价竞争，得出需要实施产品差异化的结论，在论及产品差异化具体策略时，与前半部分脱节。此外，当前主要从横向、纵向两方面定性地研究旅游产品差异化。如何确定差异化投资的临界点、保证差异化的效率，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杨丽（2010）在这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尝试。她建立了差异化模型，研究了差异化程度如何影响差异化效率，分析了旅游产品的差异化水平。

3旅游市场差异化营销

旅游市场营销要求了解旅游者的需求，旨在通过市场交换活动向旅游者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来实现其经营目标。旅游产品的产品特征主要表现为品牌，广告是加强品牌宣传的重要策略。旅游差异化不限于生产和服务阶段的物理差异，还包括旅游市场差异化营销。STP理论――市场细分（Segmentation）、目标市场选择（Targeting）和定位（Positioning）是战略营销的核心内容。

饭店差异化营销应寻求差异化变量和支持因素，在实施中坚持需求导向、动态均衡、系统操作、全程管理与攻心为上。旅游景区的差异化营销策略选择与组合需要关注从景区产品差异化到选定目标市场、从目标市场到市场定位、从市场定位到营销策略的整合推广三大重要转折，以实现由景区产品向景区品牌的转变。刘晓辉（2003）在做了贵州旅游市场细分与旅游资源SWOT分析后，建议为旅游者提供多层次、差异化、档次不同的旅游产品，实施相应不同的市场营销组合，进行差异化服务。他强调的“差异化”与无差异大量营销相对。在民族地区的旅游营销中必须把民族要素考虑进去，突破常规，差异化思维，最终达成民族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赢格局。

张超（2009）构建了旅游产品信息性差异化模型，进而讨论旅游市场上规模经济、游客对产品特征的敏感度、广告技术、基于资源的产品种类分别对广告强度有何影响，体现了在目的地营销过程中，通过、传递产品信息来实现信息性差异化，从而实现旅游产品独特差异化过程的内在机制。

高静、焦勇（2014）在竞争分析框架下探讨旅游目的地如何运用品牌个性实现差异化定位。耿松涛与薛建（2015）开展了海口与三亚旅游形象差异化研究，得出基于遮蔽理论的海口与三亚差异化旅游发展策略是在旅游目的地协作基础上的差异化。

众多学者对旅游企业、旅游目的地差异化营销进行了探索，强调了旅游市场差异化营销的重要性，但对如何具体落实差异化营销却流于表面，对差异化营销渠道的打造关注度不够。没充分考虑旅游产品与一般商品营销的异同，对策缺乏针对性。

4旅游企业差异化经营

差异化战略即企业提供被全行业认可的独特产品或者服务，实施的方法包括独特的设计或者产品形象、技术实力、独特的功能、客户服务、经销商渠道等。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在他的名著《差异化经营》中提出，差异化有速度和内容两大来源。

董建英和余良（2004）在分析旅游产品特点的基础上，运用波特的行业结构化分析理论，阐述了旅游企业实施差异化策略的优势，强调旅游企业要选择顾客所重视的、有利于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环节实施差异化，在产品、服务、人员、价格、售后服务、过程等环节努力。

波特的“夹在中间理论”认为成本领先和差异化不能兼容。李东娟和熊胜绪（2011）提炼出经济型酒店成本领先战略与差异化战略的耦合因子，认为经济型酒店实现了成本领先和差异化两种战略优化耦合。翁瑾（2008）研究传统旅游热点地区与新兴旅游热点地区的旅游发展路径，探索了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结论表明，极具地方特色的差异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与营销以及政府主导下的大规模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新兴旅游集聚中心的形成，这是成本领先与差异化兼容的体现。

关于遗产地差异化，钟士恩等（2015）构建了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成为古镇实现分级、分类评价及其差异化发展路径选择的指引。姚宏和李晓英（2015）以莫高窟为例，发现游客对文化遗产旅游需求具有差异化的特点，并深入分析感知差异的产生原因，提出遗产地景区差异化开发需从展示分区差异化、价值挖掘差异化和产品分层差异化三方面着手。

李东娟（2015）构建了“差异化战略-顾客价值-企业经营绩效”的理论模型，并以在线旅游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构建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产品差异化、服务差异化和情感要素差异化三个方面探讨在线旅游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的路径，同时格外重视控制差异化成本。该研究开发了差异化战略度量量表，是主要创新点。

5旅游差异化的竞合分析

差异化战略作为三大通用竞争战略之一具有个体逐利性，但不能忽视战略的群体互惠增长。旅游差异化不意味着截然不同，差异与同一是联系着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旅游产品的差异化、旅游差异化市场营销、旅游企业差异化经营都只是在旅游者关注的某些价值维度的“标歧立异”，旅游活动和旅游产品的共性仍然存在，求同存异为旅游合作创造了可能。区域旅游一体化也需要差异化来避免发展的同质化，为区域旅游注入生机与活力。

旅游差异化的竞合分析研究主要包括差异化下的合作、合作背景下的差异化、差异化与合作的交融三类。崔晓明等（2010）考察了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合作，主张在旅游产品差异化视角下进行区域旅游合作；蒋丽芹和张丹（2012）则尝试从苏浙皖沪的差异和原因出发，借助于必要性和可能性分析，提出实现三省一市区域旅游一体化的对策建议。桓占伟（2009）研究了一体化背景下郑汴旅游文化产业差异化发展，探讨郑汴旅游文化的不同特质、旅游文化产业的同质化困境，倡导差异化发展思路；李洪娜和赵亮（2009）探讨了环渤海地区区域旅游合作过程中避免旅游产品同质竞争应采取的策略。杨丽（2013）将旅游产品差异化贯穿到旅游供应链的合作协调中，在研究产品差异化的同时，考虑到各旅游企业合作协调；在协调各旅游企业合作冲突中，同时考虑如何激励各旅游企业进行产品差异化，提出了基于旅游产品差异化的旅游供应链合作协调策略。

6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旅游差异化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不少有价值的成果。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者、旅游企业、旅游目的地争相求新求异。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地实施差异化战略以寻求竞争优势成为摆在广大旅游经营者面前的难题，使得加强旅游差异化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在旅游差异化研究中，我们应始终明确旅游现象是复杂的，旅游本质是单纯的。“人诗意地栖居”这一旅游本质不应被旅游差异化所掩盖。未来旅游差异化相关研究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6.1建立统一的概念体系

现今的旅游差异化研究零散地分布于产业组织、企业管理、人文地理等多个领域，旅游差异化、旅游差异、旅游产品差异化、旅游差异化战略等多个概念之间界定模糊，需要建立统一的概念体系与理论框架，来规范旅游差异化相关学术研究，对已有成果进行整合。

6.2加大?β糜尾钜旎?战略效应的研究

旅游差异化战略的原因与过程，学者们给了大量关注，而对于结果的研究较少。可定量研究旅游差异化战略的实施对旅游企业绩效的影响、对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效益的影响。从效应研究中，明确应如何正确实施差异化战略。

第5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性质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成果，比如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的高语境／低语境理论、古迪孔斯特(William B.Gudykunst)的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汀・图梅(stella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以及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的大众文化传播理论等。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核心理论问题――跨文化传播的性质却缺乏专门深人的研究，很多中外学者大多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比如萨默瓦(Larry A.Samovar)、波特(Richard E.Porter)和麦克丹尼尔(Edwin R.McDaniel)说：“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已经揭示了跨文化变迁的多样性，也产生了大量的应用性理论，尽管有了这些进步，但是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知识主体来说，还远远没有完善，从其他学科获得的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数据，还没有被充分的整合。已有的很多信息更多的是关注当下社会的、种族的和民族问题的反映，而不是试图去定义和解释跨文化传播。”这是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重大欠缺。对跨文化传播的性质缺乏深度认知，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就失去了判断的依据和标准，跨文化传播学的多学科整合就会失去学术一致性。

本文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性，提出跨文化传播的三大本质特征，由此确立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认识和阐释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它不仅要求对已有文献和经典理论进行深入的参阅，而且要求对各种形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做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为此，本文的分析和讨论只是一种尝试性的解释。

一、特定异文化群体间的传播

人们通常把跨文化传播解释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很多学者都有大致相同的表述，比如中国学者关世杰先生说：“跨文化交流是一个涵盖面比较广的通用术语。它通常是指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所进行的交流。”美国学者萨莫瓦和波特说：“跨文化交流指的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他们的这些不同足以改变交流事件。”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显然是毋庸置疑的，但问题的实质在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只是跨文化传播的偶然特性，或者说外在特性，不能揭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因为我们可以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发现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传播的特性。我们以大众传播为例，进一步讨说明个问题。按照大众传播的一种常识，大众传播的受众是“庞大的、异质的、及分散的”因此，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大众传播的传者与受者之间既可能是同文化关系，也可能是异文化关系。就文化差异存在的普遍性而言，严格地讲，任何一种大众传播活动，必然会在某个领域、某个层面上构成传者和受者的异文化关系，也就是说，大众传播活动必然经常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不是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笔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是传者和受者双方的特殊指向性，即跨文化传播是在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我用“特定的”这个词语，想要强调的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

我们观察和研究大量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时，可以发现，跨文化传播的传播主体――传者和受者――既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又对彼此的文化身份有明确的认知。比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当我们把中国和美国看作是两个文化群体的时候)、两者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或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传播。传者和受者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群体意味着跨文化传播是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传播；传者和受者对彼此文化身份的明确认知，意味着跨文化传播必然是在两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的传者和受者非常明确我们是谁、他们是谁，非常明确在文化群体意义上的谁在和谁进行传播。这种特定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传播构成了非常特定的传者与受者的文化关系。换句话说，只有当传者和受者明确对方所属的某一个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跨文化传播活动才能产生。比如2010年初在中国上演的美国电影《阿凡达》，从传者(制作者)的角度讲，《阿凡达》在全世界的播放是一个大众传播活动，不是跨文化传播活动，也就是在电影拍摄和发行的时候并没有针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但是，当某些受者把《阿凡达》看做是一部美国电影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受者确定了传者所属的文化群体的时候，并且受者也同时明确了自己所属的特定文化群体的时候，比如中国文化的受者，播放和观看《阿凡达》成为了一个跨文化传播活动，我们可以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讨论《阿凡达》这部电影。

传授双方的文化身份确认是跨文化传播的要素之一，如果传者和受者不能确认对方属于哪一个文化群体，不能确定彼此的文化身份，就不能构成跨文化传播活动。因此我们可以说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在特定异文化群体之间进行的传播。

二、跨越特定文化差异的传播

跨文化传播从传者和受者的文化关系上看是是特定异文化之间的传播，这样一个特性意味着影响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核心要素是某种特定的文化差异。

人们通常把文化看作是影响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跨文化传播之所以为跨文化传播，不是文化影响了传播过程，而是文化差异影响了传播过程。从拉斯韦尔开始，人们在研究传播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文化对传播的影响，比如施拉姆的经验场论。但是，跨文化传播的发现和研究，是因为发现了在两个特定的异文化群体之间由于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导致了传播的失败。跨文化传播的奠基人爱德华・霍尔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根据他的切身体验说：“不同文化的成员在感知现实方面的基本差异是最根本性的传播失效的原因。”可以说，没有文化差异，就没有跨文化传播。

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文化差异不是两种文化的总体差异，也不是某一文化要素的程度差异。而是维度差异。不同的文化只有从不同的维度上才能进行比较，发现差异。文化差异是在价值判断上的，或者用霍夫斯泰德(GeertHofstede)的说法是在心灵程序(mental programs)。上的分歧和对立。就两个特定的(比如精英文化群体和大众文化群体)不同的文化群体而言，他们在某个维度上可能有差异，比如权力距离维度；但在另一个维度上就可能没有差异，比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维度。因此，在传播的条件下，当传者和受者在某一个维度上有差异的时候，而且这个维度的差异影响到了传播过程，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传播活动看作是跨文化传播活动。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维度差异，不是抽象的，独立于传播过程之外文化维度差异，而是某个特定的讯息将传受双方带入某种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引发出的某个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如图：

比如我们向法国传播中国的茶文化，那么“中国的茶文化”就是这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特定讯息。为了让法国人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茶文化，我们要研究中国的茶文化和法国饮食文化、酒吧文化或休闲文化的特定文化差异，并在这个特定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确定向法国传播中国茶文化的途径和方法。再比如，某企业总经理要向员工讲解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假定这个总经理属于一个文化群体，而该企业员工属于另一个文化群体，那么该企业的奖金制度就是跨文化传播的特定讯息，为了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该项跨文化传播活动不是要跨越总经理和员工这两个文化群体的文化差异，而是这两个文化群体在“奖金”问题上的文化差异。这样才能有效进行跨文化传播活动。

总之，超越特定文化差异意味着(1)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而不是两个特定异文化群体的总体文化差异；不仅如此，与之密切相关的是(2)跨文化传播的还要研究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对传播的特定影响；并且(3)研究超越特定维度文化差异，是实现有效跨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法。关于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对象，笔者另有专门讨论，这里仅仅是特定维度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引出的一些结论。

三、实现意义共享的传播

从传播活动的过程上看，传播是一个信息编码、信息交换和信息解码的互动过程。从这个过程上看，跨文化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其他传播活动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我们关注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和传播效果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跨文化传播的本质特征。

传播过程的有效性取决于信息接收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信息接收的一致性是指接收的信息与发送的信息相同；意义解读的一致性指的是受者对某一信息意义的理解与传者对信息意义的理解相同。这两个一致性程度越高，传播的有效性就越高。当然这里所说的“相同”只是理论上的设定，在传播实践中只可能是一个程度问题。但无论如何，传播的有效性都需要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对传播讯息／文本，或者说对传播符号的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没有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传播的有效性就无从谈起。比如中国人之间打招呼常说的“你吃了吗?”这句话，无论说这句话的时候传播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无论有多少个人的、组织的或政治的、经济的、知识的或技术的因素介入，对这句话基本的意义共享是存在的，否则就不能理解这个讯息(你吃了吗?)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打个招呼)，更不可能理解这个信息的意义(表示友好)。但是，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恰恰没有构成有效传播前提的这个一定程度的意义共享。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实践，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行为方式和规范，不同的象征符号系统，导致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几乎是必然的会出现：其一，是讯息／文本意义的缺失；其二，对讯息，文本意义的误解。讯息意义的缺失指的是受者接收到了讯息／文本中的信息，但是没有发现该信息有什么意义，也就是接收到了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信息，中国俗语说“对牛弹琴”就是意义缺失的极端表达。对信息的误解就是受者解读出来的讯息，文本意义与传者的意图总是缺乏一致性，经常出现的是协商式解读和对抗式解读。

传播效果是某一信息对受者的影响，有影响就是有效果，没有影响就是没效果。而所谓影响描述的是一种因(信息)果(认识、态度或行为的改变)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包含着这样一种假定，即受者可以理解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在受者能够理解信息意义的前提下，才有传播效果的产生。但是，如果把这个逻辑置换到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就完全不适用了。跨文化传播的目的不是追求认知和态度的改变，更不是影响或支配人的行为，而是能够用恰当的讯息，准确地传递信息，并且能让受者理解和认可信息的意义，也就是说，对于人类其他传播活动而言，意义共享是传播活动的前提，而对于跨文化传播活动而言则是传播活动的目的。跨文化传播必须在传播的过程中才能构建共享的意义，这是跨文化传播活动和其他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差异。也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差异，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汀一图梅把跨文化传播定义为“分享意义的象征符号的交换过程。”。

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不是文化认同，而是从了解到理解，再从理解到认可的一个动态构建过程。“了解”是能够对接收的讯息进行有效的解码；“理解”是解码后的信息能够有一个与传者大致相符的意义解读；“认可”是对解码后的意义有一个接受的态度。当然，我们在这里必须要进行说明的是。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意义共享，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意义共享。在跨文化传播的范畴内，文化差异是绝对的，编码和解码的误解误读是绝对的，实现意义共享是相对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相对的程度上寻找可以共享意义的途径和方法，比如古迪孔斯特的焦虑／不确定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汀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劳伦斯・金凯德(Lawrence Kincaid)的“传播趋同模式”(ConvergenceModel ofCommunication)等，都是对如何实现意义共享问题的探索和启示。另外，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是一个动态的构建过程。这个动态过程就是通过传播建立起一个逐步实现意义共享的意义链。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保罗・杜盖伊、斯图亚特，霍尔等人在谈到意义的作用的时候说：“我们好像沿着一条无尽头的意义链条从一个意义到另一个意义不断地走下去。因此，我们用我们已经知道的意义来‘描绘’新的东西；或者我们通过将旧的意义加以转变的办法建立新的意义；或者我们通过用新的意义取代旧的意义的办法来变更意义。”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可以通过传播新的意义转变或取代旧的意义，比如，在许多西方人的观念中，中国要么是穿长袍，拖辫子的清代形象，要么是全国人穿统一绿军装，骑自行车的形象，如果我们进行专门的传播，就可以改变和取代这个旧的形象，这就是一种跨文化传播的意义共享。

第6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身体；性；性别差异；女性主义；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12）02-0036-06

收稿日期：2011-10-26

作者简介：吴华眉，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210046；於亮，南京大学工程管理学院硕士生210093

梅洛一庞蒂终其一生都在致力于“理解意识与自然的关系”。为此，他突破笛卡尔纯粹思维传统，论争我们开始的起点不应该仅是胡塞尔《观念一》中的纯粹意识，也不是一个刺激反应的制约机体，而是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身体主体。梅洛一庞蒂以具体化、肉身化的样貌来理解人的在世存有的尝试使得现代女性主义者倍感亲切。近年来她们一改对现象学男性偏见和本质论的印象，基于女性主义的性别关切，从身体和性别差异角度重审梅洛一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提出了许多独特而深刻的见解和观念。

一、性别差异理论的提出

在哲学中，性别差异是一个远未被理论化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社会演变的诸多因素之外，这与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开始，历经笛卡尔、胡塞尔以及萨特等人一路延续下来的对灵魂和身体进行本体论疏离的哲学传统有着根本关联。在这二元论传统中，精神征服了肉体，身体就是非精神的，是精神为了保住其“完善”所必须驱逐之物。由此，身体的性的特殊性和性的肉身化气质便不被谈及。每一种性别都被归结为它自身的肉体存在形式。而与之相对应的便是精神/身体对立与男性/女性对立的相关和结合。

在这一相关与结合中，女性被迫承载了二元对立所划界的理论传统和认识论视野，被迫承载了其他肉体存在的重负。具体来说，其中女性的性和生殖力量是女性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正是这些功能使得女人脆弱而需要特殊对待。这样一来，女性的身体特殊性便被用来正当化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认知能力，被用来将其建构为否定的肉体性存在。女性气质在肉身上的编码使得男性得以以普遍性和理性形象而自居。从此，性别差异成了性二元论体系中的性别差异；女性的次等地位得以根深蒂固。但事实上，此处用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的所谓性别差异并非真正的差异，而是暗中运作的单一性别标准。真正的性别差异不应是合理化不平等而应是用来证明性别平等的根据。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重建性别概念。对此，当代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者格罗茨（ElizabethGrosz）把女性主义划分为平等主义的女性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和性别差异女性主义三种派别。

以杰出女性西蒙·波伏娃、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和苏珊·格里芬为代表的平等主义女性主义或者试图最小化甚至消除女性身体的特别标志；或者坚信女性的自然身体和生育的可能性可以使其享有优越伦理地位的殊荣。在总体方向上，她们要么给予精神及其超越性以特权，要么给予身体及其内在性以特权。她们接受出自二元论的哲学理念和男权偏见而假定了的“生物性、自然性、肉体性的女性身体”的概念；认为身体是与自然紧密相连、与文化相异以及与所谓的性中性的精神相对立的性决定的身体。

以茱莉特·米切尔（Juliet Mitchel）、米切莱·巴蕾特（Michele Barrett）和南希·科窦罗（Nan-cy Chodorow）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女性主义则着重思考并发展了波伏娃关于“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理念。她们借用当时还只是一种模糊心理学上的性/别区分的说法（即解剖学和生理学上的性，和自我概念与行为上的性别），把“生理性别”解释为身体给予的东西，而社会性别则是人为强加于这个东西之上的社会建构，从而指出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在物质身体和社会/文化制造的身体之间的基本区分。她们关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区分发现了身体虽预先存在却受到文化运作的影响，容许社会性别成为生理性别的多元体现，因而已经潜在地挑战了“生物性即命定”的信念。然而，社会建构论者的这种区分在暗示社会性别可变性的同时，也暗示了身体的自然物质性，从而仍然是在身心对立和主客体二分的逻辑中思考问题。

为此，美国的女性主义者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向那些试图固定身体和性的意义的有关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分理论开战。她质疑：“我们能够指涉某个‘特定’的生理性别或某个‘特定’的社会性别，而不先探究生理性别和/或社会性别是通过什么手段、如何给定的吗？”她揭露社会建构论者将生理性别看作本质主义的和将社会性别看作建构主义的二分法；拒绝将身体视为白板的思想；断言社会性别是生理性别的制造机制，生理性别早被社会性别所吸收。社会性别的产生不是社会建构论者所言的性别规则或习俗作用于身体的结果，而是依靠身体持久地重复操演某一性别角色所呈现的一种假象；它永远处于动态的开放过程之中。巴特勒的这种性别操演理论打破了社会建构论的身/心静态分离，强调身心的流动性和身体在时间中的改变，代表一个身体认识论转向。然而，巴特勒也给女性主义的事业带来巨大挑战。因为她在取消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相区分的同时，性与性别的自然化与基础性也同时被取消，性别与主体都仅仅成了流动操演的可能效果。换言之，对巴特勒来说，身体的自然只是一个幻影，身体和性别纯粹是诠释和演练的作品，而不是我们存在的事实性基底。诚然，完全独立自然和先于文化的纯粹的身体并不存在，然而，巴特勒所声称的去自然化和去身体化的身体也毕竟走得太远了。因为当她将文化位置凌驾于一切自然和身体之上，设立一个总已经在那里的纯粹文化状态时，就如同仅仅承认身体是纯粹自然的观点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仍是将文化与自然的关系以二元的方式理解。同时，当女性身体在经过巴特勒的文化解码和社会分析后仍难免其被遗弃的命运时，女性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主体也就成了一个虚构，失去了其立论的根基。

可见，“如果女性要提高自我理解的自治模式和地位，并通过此种方式挑战男性的知识和图式，那么女性身体和女性主体的特殊性与综合和其相似于与区别于男性身体及身份认同的需要便需要得到明确的表达。”而这正是真正的性别差异女性主义所坚持的内容。在这种理论看来，女性主义要想恢复其身体和性的概念，一则身体概念必须从生物学和伪自然主义的挪用中以及从身体的历史遭遇中解脱出来，拒绝一种以身体为代价给予精神优越地位的哲学，以发现更多的身体存在的踪迹来重新思考身体，理解性别的特殊身体差异。二则也要严肃看待反本质主义对身份认同的偏离。不能完全将自然重新改编成文化；不能将身体看作缺乏其自身有力物质性的、纯社会的、纯文化的效果。简言之，身体和性别是一个文化和自然生产相互交织的构成物。我们需要重新找回在自然和文化的多重脉络中相互构成的身体。

基于梅洛一庞蒂的哲学或许能够为女性主义提供一种研究的方法论，近年来女性主义研究便对梅洛一庞蒂现象学产生好感，并试图借由梅洛一庞蒂的现象学去扩展和深化女性主义研究。

二、梅洛-庞蒂的身体整体论

梅洛一庞蒂几乎所有的哲学活动都旨在超越传统哲学中身心之间、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这种对二元极化观点的极力反对和批判与认为二元论的假定构成忽视性别差异的根源的女性主义旨趣极为接近。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者都试图在梅洛一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中寻求支持。

在梅洛一庞蒂看来，正是身体提供了超越传统二元论的切入点。身体和通过其发生的知觉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的/生理学的现象，也不仅仅是精神的结果。身体在同种处境下是向各种可能性开放的。这些不同的可能性是通过身体的直接活动即身体的运动性而实现的。身体的运动性构成了一个人的身体和其世界之间的空间和时间的统一。身体的这种运动性是由身体图式所管理的。“‘身体图式’是一种表示我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是“一种处境的空间性”，“身体本身是图形和背景结构中一个始终不言而喻的第三项……”。不仅世界通过身体图式的投射体现在一个人生活的身体空间中，身体图式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着改变，即这一过程也极化和聚合了身体；将身体、身体的意义及其极点统一起来；使“我的身体朝向它的任务存在”；使“我的身体缩成一团以便达到他的目的”。总之，某种“意向”会始终在身体中显露出来，而身体也始终因其在世上栖息而构成。

由于生活的身体始终在感知着世界并与世界建立联系，因而任何身体的存在都既不能与构成世界的话语和实践相分离，也不能摆脱建立与同样栖息于世的他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梅洛一庞蒂具体揭示了生活着的身体的主体间的本质及其社会的具体构成。他通过对拉康镜像阶段的挪用，指出，刚出生时的孩子是与母亲共生的，随着孩子运动能力的发展，孩子一方面通过自己身体的体验与他人身体的体验的区别而不断地区分着自我和他人；另一方面又通过模仿和互易感觉学会了他人的身体图式并因此合并了在其最近的身体空间里的姿势和习惯。可见，一个人的身体图式既是个人的，又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就生活的身体作为向他人开放的潜在的相互世界而构成来说，生活的身体不仅是社会性的和主体间的，从根本上说它还是模糊暖昧的。总之，“我的身体与他人的区分不是绝对的”。

由此，梅洛一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从三个方面挑战了以往哲学中关于个人观念的假定。第一，通过指出身体是我生活的身体、体验的身体、通过我得以与其他可能的客体和主体发生联系的条件和情境，表明身体即是主体，挑战了关于身体是意识或自我的附属物的观念。第二，通过指出身体是处境中的身体表明人的社会身份随其身体历史的改变而改变，容许诸多变动异质的可能性，彰显了个别性的身体风格，从而挑战了固定不变的身份概念。第三，通过指出生活的身体是向他人开放的潜在的相互世界，揭示了身体的模棱两可性和暖昧性。

从增加或丰富女性主义理论本身的基本原则来看，通过第一方面的挑战，当生活的身体不再被还原为物时，长期失落的身体和性便得以拯救，以男性为标准将女性建构为次等的、有缺陷的在世存有的模式根基便摇摇欲坠，从而对性别差异的承认得以可能。通过第二方面的挑战，身体和性的特殊性必须在其历史性而非简单的生物具体性上理解，从而质疑了对性别概念的固定理解，承认性别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第三方面的挑战表明，身体图式的主体间性和模糊性使我们得以有一个与他人共享、并能够相互理解的世界。相应地，一个人理解他人的容易程度便受限于与他人在活动上的共同程度。当面对一个有着不同文化历史并因此有着不同身体图式的陌生人时，一个人的生活的身体对于这种相遇便常常会表现出不能容忍或抵制，而如果女性与男性的生活的身体有着不同的历史，那么有某种焦虑控制着他们的相遇便不足为奇。当不是力图通过努力相处把这种不安与焦虑尽可能地最小化，而是拒绝承认这种身体差异时，就会要么对其视而不见，自以为与自我同一而能够理解；要么彻底排斥，意图消灭这种异己。这两种做法都使性别差异概念化、本质化和绝对化，抹杀或冲淡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主体间性和模糊性，使一种不公正支配了父权社会中女人肉身化存在模式的构成。

这三方面的挑战以及对女性主义的启迪层层递进，最终落脚到梅洛一庞蒂关于与他人相处的肉身化模式上。由此我们发现，应该反对阻止他人的身体面向世界；反对将自我认同凌驾于与他者关系的任何假定；反对将女性视为男性他者的性的一致化的社会话语和实践；重建女性的肉身化实践。因为当基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构建的神话将女人构建为男人的他者，使男人维持标准和普遍的形象时，这种基于社会两分法的性别差异就会抹除了女性身体固有的模糊性和开放性。从而使女人的肉身化存在模式中的任何差异都被忽视。然而正是这种基于人的肉身化存在模式而产生的差异才是真正的差异。

由此，可以看出，梅洛一庞蒂关于心/身二元的整合的尝试为女性主义论证真正的性别差异提供了一套重要的策略话语。利用这套话语将身体和性别差异相结合可以为女性主义解决内部理论困境提供重要基础，为女性主义提供理论的深度和完善度。不过，现代女性主义在对梅洛一庞蒂身体现象学所进行的深具女性主义敏锐度的观察中也发现，一方面，梅洛一庞蒂身体整体论的理论架构提供了女性主义在身体能动性与存有论和性别差异理解上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另一方面，梅洛一庞蒂也“似乎没有意识到其关于活生生的身体的现象学分析中的男性气概和菲勒斯中心主义；没有意识到这些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话语和与其自身相异的东西来描述。”性别差异论在其身体现象学本身中实际上是缺席的。因此，现代女性主义在对梅洛一庞蒂身体整体论的为我所用中，也必将身体存有中的性别的特定化侧面带人梅洛一庞蒂的现象学，从而拓展了现象学讨论的广度与具体性，丰富现象学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三、现代女性主义的性别差异理论

基于对梅洛一庞蒂身体理论的吸收和批判，现代女性主义在理论层次上，加强了对身体存有和性别差异方面的更有力的论述，并由此提出如下特有的性别差异理论。

1.“活生生的身体”与性别勾连。性别差异女性主义有感于梅洛一庞蒂关于“构成世界的存在，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身体”的理解，首先认识到，梅洛一庞蒂的“活生生的身体”（Lived Body）概念可以凸显由事实性与自由共同构成的处境中的身体；凸显始终在自然与文化交织的整体关系中互动的身体；从而可以避免性/别架构中可能导致的化约与二分；厘清身体、性、性别差异之困惑；消除性别之间权力关系的困境。但她们也看到，仅仅依靠活生生的身体的范畴是不够的，而应该同时坚挣性别与社会结构在分析概念上的重要性，发展一种不同的关于肉身化（embodiment）的叙述，将活生生的身体和性别结合起来。因为一方面“性别结构是历史给定的，制约了个体的行动与意识。它们先于行动与意识。每个人都会经验性别结构，它是一种事实性，是他或她都会因应的社会史事实。”若是无止境地解构性别概念，将只剩下无限碎裂切割的个体差异，社会改革行动与公领域的介入将不再可能，这样反而会讽刺性地维持了既定的性别分工与不平等。另一方面“被结构化的性别，也会透过个人身体的生活表现出来。它永远是一种个人的回应，而非人人皆同的成套特质。”

将“活生生的身体”和性别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最好例子，莫过于美国女性主义者艾里斯·杨在《像女孩那样丢球》中对阴性身体进行的现象学描述。其中，杨以梅洛一庞蒂的身体理论为基础，置人对性别特定化的细致观察，探索了小女孩丢球时被赋予的性别编码，勾勒了阴性身体的生成过程，描绘了阴性活动力的三种模态：“模棱两可的超越性、遭抑止的意向性，以及与其周遭不连续的统一。”尽管在完成这篇论文的20年后，杨自己也专文反思其隐含着的外在和内在的划分，并以男性为标准将女性身体建构为负面的身体形象，但她仍提出一个在特定处境中活生生的阴性身体存有，从而复活了这个充满权力刻痕却又被遗弃的女体。杨的论述使我们不难结论：作为“与种族、文化和阶级特质的必要联动”的性别对主体有一种弥漫的影响和结果，并使生物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诸多因素的作用和意义都有所差异。

2.不可化约的性别差异。性别差异女性主义认为，存在根本不可化约的性别差异。“无论阶级和种族的差异再怎样可能分隔女人，性别差异仍要求社会承认和表现，这是技术变革和意识形态平等怎么也否认不了的差异。……它们是根深蒂固的”。这种由基本的生理殊异带来的不同可以进行经验传递，可以为许多不同生命情境的女性共享。为此，她们用大量篇幅来论述性别差异，反对统一化主体的理念；认为女性怀孕是一种暗中摧毁假定自我的内部和外部既定边界的肉身化模式，呈现了一种关于去中心化的主体身体经验的典范。怀孕女性重拾了一种与母体相连的“欢愉”，可以知觉到自己就是身体，经验一种美学模式中的身体存有；产生一种独特的过程和动作、成长与改变的时间性。认为女性可以从服装中得到三种：触觉想象提供在布料中迷失自己的单纯；基于服装的相系女性可以获得彼此分享世俗幻想的；女性想象创造着拒绝实然的空间颠覆，搅乱了世界的理性秩序，开启着新的可能性。在“经验”中，她们反对男权社会以为中心的客体化、物神化的做法，宣称是性特征的首要标记，是一种不可化约为共同标准的性差异；是女性主观地经历着的内在的身体特征。对女性来说，的感觉、敏感度和可能性才更重要，而与其大小或外观无关。女性对的感觉多重而暖昧：的动作是女性身体表达的一部分。女性通过以“流动、多重、无所定位且绝非同一处的方式，来经验”粉碎母性与性的界限，是父权的羞辱。许多女人在情感上以标记她们生命史的重要插曲。在“月经冥想”中，她们通过宣称一种流体哲学来批判男权社会将月经来潮的女性建构为贱斥、失控、怪物的做法。另外还发现，当女性以月经来唤醒自己时，可以更新一种对世界的开放性；在对身体的转向中发现一种冥想的可能；同时，“月经和时间刻板的联结，可以增加反思的可能。”

此外，她们还从解剖学上的女性身体出发，发展了一种肯定性的女性身体形态学。指出，“男人的性只有一个中心——，而女人的性经验是丰富的、动态的；性器官遍及全身，性是多样的、复杂的，性倾向是多元的。因此，女人的性是流动的、随意的、非线性的、非理性的、反逻辑的。”为此，女性的不像男性一样来自视觉，而是来自触觉。由于有了触觉，自我和他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和流动。

第7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文学理论 范式 转型 多元化

在20世纪人文科学领域里开展了一场极具深意的文学理论研究运动，它以文学理论、“后”理论等为支撑，涉及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文学理论反思。在这场运动中，人类对文化建构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划分，提出了宏观意义上的解构与重建的立题，在这一文学建构的过程中进行自省式反思;同时，在这一场文化运动中，更为深刻而具体的表征性转变即是对文学理论概念的大讨论，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文化学者们都以质疑的态度对文学理论进行了省察和批判，对于文学理论的纷争性讨论，构建了西语学界的文化体系。我国在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所之甚少，传统的理论范式已不能实现其现实功效，“理论的焦虑”和“范式的危机”已经侵入到我国的人文学科领域，人文的缺失已成为理论研究的迫切议题。

一.范式理论的经典概念

美国学者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成为了公认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成果。范式理论有其基本的两个核心元素：范式吸引了一批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成员;范式又为重组的共同体提供谜题和问题。统一而论，范式在同一种科学世界观和价值观、方法论的基础上，在其模型为广大科学实践者所接受的基础上，对这一特定的科学共同体进行制约、协调和整合的作用。范式不但在社会科学上应用，而且拓展到文学理论应用，在文学理论研究领域里，理论是一种对科学及文学现象的认识和认知，是对科学及文学认识的阐述与解释;而范式则是一种模型和框架，它代表着共同体要素的承诺，同时以取代明确的规则而成为科学文化解答的基础和原点。库恩用范式这一科学共同体的承诺，推动了科学的革命，赋予了其重大的历史性价值。

中国文化研究也借用了范式理论的发展性概念，我国文学理论界通过对文学理论的反思和重构，重新审视考察“理论焦虑”与“后现代的范式危机”，进行范式转型的探索与研究，并且从不同的公共领域、公民、道德角度对中国政治文化进行范式思考。

二.比较分析文学理论现代和后现代范式的内在逻辑

（一）、现代范式和其中的同一性逻辑。

1、现代范式。

文学理论现代范式在历史的进程中凸显了理性的光环，在这一理性的延伸之下，衍生出了经验主义、普遍主义和人性的一致性等理念，这些现代文学理论中的各衍生理论都是基于启蒙理性崇拜精神，有两个观念是通用并与现代文学范式密切相联的。其一是：普遍主义观念，其内涵是指理性和科学的原则是世界通用标准，它是控制宇宙全范畴的普遍真理。其二是：人性的一致性，即人作为宇宙的主体存在，具有特征的一致性，并且不论是处于何时，还是处于何地都具有同一性。

现代文学理论的范式正是以启蒙精神的普遍原则作为关键核心点的文学体现，现代文学范式主流理念是自由人文主义构想，它以对文学作品的价值认同观为前提，基于人性的一致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自由人文主义阐述出了永恒的概念意识，即任何一个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超越时间的束缚，并且超越文学作品本身历史时代的局限，以统治宇宙的人性主义力量显现出现代文学中自由人文主义的激情。自由人文主义的对自由、自主和理性的文学价值观体现出了“人”作为普遍主体的不懈追求，体现出了著名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独立自主的反思主体，以及康德的“呼吁自己的理智”哲学观念。

2、现代范式中的同一性逻辑。

同一性逻辑是现代范式的主要特征，其逻辑原则是把普遍原则扩大化到极致领域，以统括的概念取消了差异性的存在根因，导致极端化和文化暴力侵蚀，它用抽象的同一性抹杀了差别事物的具体表现和个性特征，这种同一化标准支配着文学的统一解释，而使差异性特征黯然失色。

在现代文学范式中，其同一性逻辑往往伪装成一种普及全球的统一性思想而对被统治者加以同化，其实这是统治者强加给被统治者的一种意志表现，其在现代文学范式中体现出来的意志实质是以地方涵盖全部、以特殊代表普遍，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将特定群体的意识形态用复杂的话语手段，转为一种“自然存在的、不可变更的”形式呈现出来，显现了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学价值观。那么，这种无可非议的启蒙渊源的同一、普遍性原则，自然也将诗人、作家等文学表现者扶上了主体的地位，并通过文学世界的架构来传达特定的统治意识形态，那么，隐藏在其中的中心化、同一性逻辑则很难被发现。在现代化范式的中心追求中，对异体的排斥、消除不确定性是一显著特征，而建构一个中心化的、人为秩序的系统则标明了文学理论现代范式的某种特征。

（二）、后现代范式与其中的差异性逻辑。

在现代范式研究中，自由人文主义以普适的价值观念为规范，并设立同一性和统一性标志;而在后现代范式研究中，则新生出了解构主义哲学观，它以质疑、解构和批判的观点对普适的价值规范进行针对性的解剖。

1、后现代范式中的差异性逻辑。

差异性逻辑是后现代范式中提倡的一种辩证逻辑思维方式，它打破了同一性逻辑的思维方式，揭开了不同事物的不同层面，认为任何一个概念和理论思考都不是只有一个入口，而是由各种可能性组合而成的多个入口。差异性逻辑已经将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宏大解释予以破碎性的解体，并用社会实践验证了总体同一化所带来的危害，例如：纳粹法西斯主义。

2、后现代范式。解构主义哲学观在本质上是矛盾、差异和颠覆，在解构主义力求从文本边缘中突显出文本矛盾，从而将文本的统一根据予以打碎式的重构，将原来控制着文学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宣告解体，为差异性文学理念打开新的通道。另一方面，在话语形成的过程中，现代范式中的人文主义自由价值就是以权力为扩张点，运用话语的运作权来压制不同矛盾的话语冲突;而在后现代范式中，解构主义则要重申这些“另类话语”的合法性，认为这种“另类话语”更具存在价值，为差异性话语提供了伸展的空间。

后现代范式以“差异”、“他者”、“认同”、“表征”为基本理念，构成了后现代范式的结构体系。“他者”是一个热门概念，意指我们之外的他人，是有别于自我特征的另类特征，自我与“他者”是互为参照，自我是常态、稳定的参照点，而“他者”即是反常、不稳定的相反体，这种二元对立结构在政治文化上就显现出了不对等，另类的“他者”就受到压制和排挤，话语权被“自我”统治者所掌控。

基于对自我话语权的统治批判，差异在话语变化过程当中不断地扩大和深化，认同不再是完整不变的同一体，而是倾向于分解和重构的变化体，既然认同是变化的，那么话语的建构实践也就成了差异的表征，霸道天下的话语文化必然不符合社会的发展，在健全的社会机制下多变的话语表征必然同时并存，在文学实践中也存在平等的多元文化权利，诸如：女性、弱势阶层等，对同一逻辑的颠覆必然导致多元化、平等化的诉求和申辩。后现代文学理论体现了各种差异性逻辑征服同一性逻辑的“多于一”的思维胜利。

三.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实践范畴下的范式转型思考

由“理论的焦虑”和“范式的危机”催生而出了我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大讨论，旧有的理论承诺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需要，传统意义下的许多文学概念和结构态势已无法为新时代下喷涌而出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提供圆满的解释，新生的文学理论范式应运而生，例如：“文本”取代了“作品”、“话语”代替了“语言”，同一性和自由人文主义已无法适应差异化和多元化的“后现代生活”状态，范式创新、转型已成为时代所需，“记忆范式”、“空间范式”和“文化政治范式”已成为新型的范式关键词。

1、记忆范式。记忆是在时间的维度上，通过与时间的本质联系而构成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记忆的理论范式为任何一种理论的创造提供心理源泉，它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机械复制，而是一个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历史系统。记忆的范式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概念，也延伸了科学社会价值的内涵，记忆范式记载了过去的客观存在，也通过对理论的重构证实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不可割裂的关联，从文学记忆的视角贯穿文学理论发展进程。

2、空间范式。空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理论概念，它与“焦虑感”有着本质的关联，它受制于社会进程中人类的干预实践活动，诸如：信息资源互通与共享、资本扩张与跨国消费等，具有其时代性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含意;但相反地，空间也对人类的意识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人类在空间范式的视角下进行多元化的关注现象，例如：都市生态文化研究、视觉与图文关系文化研究等，这些空间范式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至深至远的重大影响。

3、文化政治范式。文学与政治已在历史的进程中得以结盟，当政治与文化互融之时，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就会发生重大变化，随着传统理论范式的失效，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后”语境下的政治和社会学资源，延伸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内涵，为文学理论的创造性提供了可能。

四.结束语

第8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本文从基本概念、研究价值、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趋势等方面对我国近十年来性别教育的研究动向进行了初步分析。

随着教育民主化和平等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性别教育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其研究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理清我国性别教育研究的思路，对性别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国内近十年性别教育的研究进行一个综合动态的分析。

一、性别教育相关概念界定

所谓性别即男女有别，它是根据男女两性之间的差异所作出的区分。了解两性之间的差异，是我们讨论教育中的性别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现实生活中，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生理性别指男女两性在生理上的分化，具体表现为生理结构和生理机能两方面的差别。而社会性别则是与生理性别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

研究者对性别教育概念的表述上虽不尽相同，但其实质却没什么差别。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男女学生生理与心理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教育措施，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充分、自由、平等、全面的发展。性别教育的实质不在于消除两性发展上的差异，而在于如何使受教育者两性都获得全面发展。也有学者认为性别教育是教育的一个分支，是形成性别观念和性别态度，产生相应性别行为的社会化教育过程。它是以社会和人们的性别观念为基础，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它影响着受教育者性别认知的发展和性别观念的形成。

二、性别教育研究价值及理论依据

(一)研究价值

“学校即社会”，如同复制社会阶层和社会分工一样，学校教育通过性别的学习和规划也复制了社会性别。在教育领域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用社会性别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来审视和批判教育中的性别分化现象，破除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偏见。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放人类的力量，在教育领域中引人性别议题，不但可以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性别意识，而且可以改变沿袭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同时引起人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怀心、敏感度，以及使人们获取有关两性平等、互相尊重的知识和技能，把个人感性的、下意识的性别经验提升为性别群体共同的理性的自觉认识和行动。进行性别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解构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减少甚至消除性别歧视。

(二)理论依据

1.心理学理论基础

性别形成的心理机制一直以来都是心理学家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形成了以精神分析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和图式理论等为代表的解释性别形成的各种理论，它们试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个体性别形成过程中的特征。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生理结构就是命运。”妇女的生育角色、性别身份和性的选择是由女性的生理特点决定的，任何不服从自然要求的妇女，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正常的”。弗氏精神分析理论以一种“男性中心”的视角看待女性心理特征，遭到了许多质疑和批判。阿尔伯特·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方式是完全习得而来的，性别角色的获得也是大量观察和模仿同性模式的结果。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理论则认为，性别行为是一个内部认知发展过程，它的形成是儿童主动学习的过程，儿童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性别社会化的主体。随着智力的成熟与发展，儿童可以达到自我的社会化，自己选择与自己性别适宜的行为。同时认为，性别定型的过程也必然服从于儿童认知发展规律。马丁和哈文森的性别图式理论融合了认知发展和社会学习理论中有价值的部分，把人、特质和行为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范畴，强调社会性因素的性别差异以及性别类型发展理论的趋势。

2.社会人类学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提出的特殊功能论，认为个人要完成社会化就必须内化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角色期待。只有经过社会化，文化模式才能被内化到个性体系，才能对个人的行为起制约作用，行动者才能使动机与角色期待一致起来，并取得扮演角色所需要的技能。性别的形成正是在个体习得文化对性别的界定及角色期待中完成的。社会文化决定论者玛格丽特·米德根据对阿拉佩什、蒙杜古马和特哈布利三个原始部落的跨文化社会的性别特征的调查，得出男性化或女性化并非传统观点那样是性别本身固有的，而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3.性别双向化理论基础

以性别双向化理论和性别图式理论为代表的当代美国著名性别心理学家本姆，质疑以往男女两性的分类标准，认为男性化和女性化只是同一程度上的相对两端。本姆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别特质双向化的理论，认为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性格特征是丰富的，即可能是性别双向化的或双性化的，他/}L们既有所谓的男性化特质，又带有所谓女性化的特质。同时还认为在性别特质上非常传统的个体会抑制任何被认为与其性别角色不符的行为，表现出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特质，而双向化类型的个体则会较自由地表现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本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非性别歧视的教养方式促进儿童社会化的主张。这种教养方式对儿童早期的发展和未来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都是非常有益的。

三、性别教育研究进展

(一)性别角色教育方面

针对“角色”一词，中西学者有过各种表述，概而言之是指在社会群体中，社会对特定人或群体的行为表现的期待。它是社会群体的组成元素，其中身份与地位是其重要的特征。性别角色是指由于男女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以及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影响，造成了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身份地位、行为表现方式等方面持有刻板印象。它是一种社会对性别群体的先验的看法与期待。在性别角色教育中，我们要认识到性别角色受多种因素影响，它是社会发展和历史积淀的产物。首先，性别角色的差异是由于生理结构和功能的差异决定的，这一因素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先天必然存在的。其次，性别角色更多是受到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影响的，是社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下来的对不同性别的观念和期待。性别角色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在行为和内在态度两方面。在近十年的研究中，我国关于性别角色教育专门研究的期刊论文有10余篇，主要是从双性化理论、性别角色认同、因性施教、性别角色的差异、性别角色的社会化等角度作了研究，其中关于双性化性别角色教育的文章有2篇。由于研究者立场和方向不同，其观点也不尽相同。双性化理论认为个体本身既有与其生理性别相同的性格特征，又存在着另一性别的特征，这两方面都应得到充分发展。而另一些学者则站在了相反的立场，认为应该针对个体的生理性别进行相应的、与此相符的教育，使其性别特征更加明显。 (二)性别差异教育方面

性别差异是指男女在生理差异、内在态度、外在行为，以及社会认同、社会期待等方面的差异。在教育领域，性别差异研究除了关注上述要素外，还注重对个体学习性向、学习能力、思维方式、智力发展水平等的研究。近十年来，国内研究性别差异教育的专著有《性别差异与教育》，而其他涉及性别差异教育的研究多为期刊论文，主要从学生人学情况、教育经费使用、教育收益(回报率)、学生学习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性别差异研究。从研究成果看，研究的目的主要有:呈现我国各级学校男女生人学比例;分析学校教育中教育经费的分布比例;比较各类学校男女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学习性向的性别差异状况;比较学习能力及学习优势的性别差异;寻找适合男女生的教学方法、学习方式;发现学习发展状况以及各种关键期的性别差异，等等。同时，研究还涉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包括教师自身性别对教学过程、教学方式的影响，教师自身性别对其教师专业发展、职业上升空间、教师身份自我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包括教师由于自身性别造成的对不同性别的学生的态度、管理方式、情感表达等方面的影响，尤其是教学中性别歧视的研究。

(三)性别平等教育方面

性别平等教育，主要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不同性别学生出现的不平等、不一致的现象，包括地位上的不平等;相同情况下的不同对待;文化传统对不同性别受教育者的不同期待与看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性别学生的显性的差异对待和隐性的情感差异对待;教育过程及就业过程中由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造成的性别歧视，等等。我国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很少，研究深度也基本停留在上世纪的水平。而台湾的性别平等教育起步较早，目前已做得相当完善，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课程，课程内容涉及性知识、性心理、性态度等方面，并力图破除传统文化脉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将课堂上所认识到的知识转化为生活实践。大陆方面，近十年来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研究主要从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就业、启蒙教育、农村入学比例、女性主义等视角进行了分析探讨，呈现了我国教育在人学制度方面的平等程度，在教育出口制度方面也有相关研究，但关注的人较少，由于在入学后的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受教育者的流失，并且在学校教育结束后，就业情况是呈现性别教育平等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这一方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开展。

(四)性别意识教育方面

性别意识指的是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近十年来，我国关于性别意识方面的专著有《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性别的革命》《性别别政治》《性别与法律: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等。我国的性别意识教育研究主要是在学科教学、教师教学、教师意识、性别刻板印象、双性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在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方面有较大进展，教师性别意识教育是指教师从社会性别的角度，以实现教育的社会性别公平为目的，对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教学过程、课程教材和师生关系等进行观察、分析和规划的观念和方法。教师社会性别意识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系统的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使教师获得与社会性别和教育有关的知识和经验，并将这些知识和经验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以消除教师的性别刻板印象。在这一研究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坚持双性化教育立场还是传统男性化教育立场，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有不同的影响。

(五)性教育方面

性教育主要是向学生传授性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人体结构，尤其对引导青春期青少年的走出心理误区，正确看待自己及异性，妥善处理异性间关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国内的性教育刚起步不久，对性教育的研究也大多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研究者主要是依据性教育的国际水平对国内性教育现状进行审视，从中产生大量问题，如教师不讲授让学生自己看书或粗略带过，甚至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设课程，再如国内性教育的内容较为简单贫乏，并且没有一以贯之，缺乏连续性和规范性。关于这一方面还有待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并且关于性教育内容的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近十年来我国出现了一些生命科学研究者与教育研究者合作进行性教育研究的范例，从而推进了我国性教育内容的规范化、科学化。还有一些人文学者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对于性教育方式方法的研究也进行了探索，希望能找到适合儿童年龄特点和理解接受能力的途径，从而使性教育更加切实有效。

第9篇：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

关键词:差异度;TOPSIS法;城乡统筹;指标系统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统筹城乡发展是推进城乡一体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趋势,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中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以来,对于城乡统筹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大量专家学者在理论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但是针对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城乡之间差异度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并且在评价指标复权上要么采取主观复权,要么采用AHP法,致使评价结果很容易受到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本文在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评价方法上采用改进的TOPSIS法规避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希望能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城乡差异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1、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必须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客观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在城乡经济发展、城乡居民、城乡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通过差距的计算以求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城乡发展中的差异性。

2、系统性原则。城乡统筹发展中城乡差异度指标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体现一定的层次性,各个指标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本指标体系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为总目标层,即城乡发展差异度;第二层为子目标层,即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城乡社会发展差异、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异;第三层是在第二层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化;第四层是具体指标层。(表1)

3、可操作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充分考虑相关资料数据的可获得性及便捷程度,使所有数据具有方便可靠的数据来源,对于难以获取的用相关的指标代替或者尽量舍弃。

(二)评价指标的量化方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差异度评价指标体系中具体指标层指标值的确定:首先计算城乡之间相应指标的差异系数,然后转化为具体指标层的相对应指标的指标数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i代表城乡之间i指标的发展差异值,ai代表农村的i指标值,bi代表城市的i指标值,ai/bi(或者bi/ai)代表城乡之间的差异系数,所以Xi值越大代表针对i指标的城乡之间的差异越小,反之,则城乡之间的差距越大。

二、TOPSIS法的基本原理及步骤

(一)TOPSIS法的基本原理。TOPSIS法是一种距离综合评价法,通过测度各指标评价值向量与评价的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相对距离对评价对象进行评价排序。它的的优点在于利用标准化后的原始数据矩阵,找出评价对象的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并且测度与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相对距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这个理想解,即以2020年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作为理想解,通过测度各年份指标值与理想解的距离,从而确定与完全意义上的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距离。

(二)TOPSIS法的基本步骤。假设有N个评价对象,每个评价对象有P个评价指标,P个评价指标对应的权重向量W=(w1,w2,…,wp),Xij表示第i个评价对象的第j个评价指标值。

STEP1:列出对N个评价对象的P个指标的数据矩阵A:

STEP2:指标数据的规范化处理。本文涉及的指标都属于效益化指标,即指标的数值越大,越靠近理想解,城乡差异越小。对A矩阵中数据进行规范化:

三、改进的TOPSIS法在重庆市城乡差异度评价中的应用

(一)子系统差异度的计算。城乡统筹发展的最理想的状况不是消灭农村,而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本文以重庆市1999～2007年的数据资料为研究对象,以2020年城乡发展需要达到的目标为理想目标值,即引入指标评价的最理想解Z+=(0.9,0.995,0.95,…,0.99)。应用TOPSIS分别求取城乡经济差异、居民差异、社会差异三个子系统的各年份差异度,(各子系统的指标权重见表1)。

Di+(经济)=(0.681,0.691,0.699,

0.742,0.722,0.557,0.655,0.676,0.619)

Di+(社会)=(0.417,0.428,0.568,

0.531,0.483,0.489,0.574,0.633,0.673)

Di+(居民)=(0.768,0.782,0.789,

0.815,0.842,0.848,0.845,0.859,0.878)

(二)城乡总体差异度计算。在城乡经济差异、居民差异、社会差异三个子系统的差异度基础上,差异度的最理想解为:(0,0,0),应用TOPSIS法计算城乡总体差异度:

Di+=(0.591,0.602,0.660,0.666,

0.600,0.648,0.663,0.698,0.705)

(三)数据结果分析

1、重庆城乡总体差异度比较大,并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重庆市确立为城乡改革试验区之后,上升的趋势明显减缓,这与重庆市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背景条件下进行改革是相吻合。在2004年差异度出现了一个低谷,主要原因是由图1所示的经济差异度和社会发展差异度的降低造成的。同时,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恩格尔系数以及收入差距的减小也验证了这一点。(图1)

2、重庆市城乡居民的差异度总体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并且处于上升趋势。重庆市城镇居民尤其是主城区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生活水平、贫富差距、人口素质等发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城乡居民之间的综合差异度会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进而促使城乡综合差异度处于较高水平。

3、重庆市城乡经济差异度处于较高水平,但是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随着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以及城乡三次产业之间的合理转化,这种较高的差距水平将会逐渐减小。

4、城乡的社会发展水平在波动中上升,总体差异度仍然较高。虽然社会保障、养老、医疗等保险向农村发展,但是相对于城市的发展速度还是相当缓慢。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秦寿康.TOPSIS价值函数模型[J].系统工程学报,2003.

[2]张颖超,卢艳.基于改进的AHP―TOPSIS法的和谐社会综合评价研究[J].商业现代化,2008.

[3]陈鸿彬.城乡统筹发展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

[4]李岳云,陈勇,孙林.城乡统筹及其评价方法[J].农业技术经济,2004.1.

[5]顾益康,许勇军.城乡一体化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4.6.

[6]Hwang C L.Yoon K Multiple attribute decision making:methods and applications[M].1981.

[7]郭翔宇,颜华.城乡统筹发展―理论、机制、对策[M].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8]杨建涛.河南省城乡统筹发展测度研究[D].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9]王丽娟.城乡统筹发展的系统思考[D].西南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