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精选(九篇)

第1篇：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范文

论文摘要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对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健全我国法律体系与结构、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工作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形势的快速发展，社会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工作就成为目前法律研究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规范和标准来划分弱势群体，给实际的公证法律援助工作带来了较大程度上的难度，需要相关部门在制定法律标准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和完善，以保证援助工作有序展开。

论文关键词 公正法律援助制度 弱势群体 和谐社会 贫富差距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是我国公证机构依据《公证法》的相关内容给予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有偿或无偿法律援助的一种法律制度。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我国在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研究起步较晚，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产生的社会影响比较深远，问题亟待解决。本文针对目前现行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具有实践性的建议，以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一、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与重要性分析

（一）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过程

1. 公证法律援助的明确确立。1997年5月20日我国司法部颁布了《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第一次明确了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同时公证处也成为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机构之一，向社会提供公证法律援助服务。也正是从此时起，我国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正式成为了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法制化、规范化的发展阶段。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明确了法律援助的性质、任务目标、方式、在组织机构、援助范围、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我国公证法律制度有了实施的法律依据，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公证法律援助得以广泛而深入的展开，为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体现了我国法律机构不断完善法律制度与体系的决心，推动了法律制度的建立步伐，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的基础，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

3. 法律援助形式的确立。200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颁布实施，从法律层面上确立了法律援助形式，促进了公正法律援助工作的高效展开，也为实际的援助行为法律化、制度化提供了实施依据，保障了法律援助工作行为的合法性，进一步规范了公证法律援助的职责范围，推动了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 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性分析

1. 我国法律体系完善的客观需要。我国的法制化进程充满了波折与阵痛，在我国刚刚成立就已经明确了法律的重要性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探索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果，然而在我国历史时期的特殊阶段法律制度遭受到了严重的践踏，对我国法制化进程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法律体系的确立和完善工作停滞不前，严重干扰了社会的正常生产生活。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法律制定工作得以走上正轨，法制化进程在此历史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形势对法律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将社会经济生产生活纳入法制化轨道，法律内容的全覆盖以及法律体系的完善亟待加强。基于此种背景下，我国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得以明确确立并取得长足进步，可以说之所以会出现公证法律援助制度，正是由于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所带来的客观要求。

2. 弱势群益合法利益的有力保障。随着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贫富分化现象严重，不仅对正常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比较严重的影响，也导致了部分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平稳运行。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确立以及实施，从根本上丰富了法律体系的内容，给予社会弱势群体法律帮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随着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维权行为的合法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进一步丰富了维权手段以及针对弱势群体利益侵犯行为的惩处力度不断加强，相关人群的合法利益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障，为我国和谐稳定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法律保障，推动了现代化社会建设的步伐。

二、 现行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如何认定是否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我国虽然颁布实施了《公证法》等公证法律援助条例或标准，但是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认定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不符合现象却进行公证法律援助的现象。比如老人的赡养问题，家庭境遇较好的老人往往会因为子女不赡养等问题进行法律援助的申请，而此种行为一般都会被受理执行。单单从法律援助条件上看此种行为是不符合公证法律援助条件的，因为被援助的对象尽管是老人，但是由于其家庭境遇比较好。生活能力或者生活所需能够得到有效的满足，与公正法律援助条件中弱势群体等援助条件的标准相悖，公证法律援助行为在实施过程中，经常会受到质疑，导致其行为在法律适用范围内是属于不合法行为，造成了社会影响较大，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的运转和公正法律援助制度的权威性。

（二） 公正法律援助对象的狭隘性

我国《公证法》规定对符合法律内容规定的当事人可以采取有偿或无偿的法律援助行为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或者赔偿请求。这里的当事人在实际的法律公正援助制度中基本上是自然人，而我国《宪法》则将自然人、法人、组织统统归纳为自然人，那么在实际的法律援助行为事实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偏颇一面，对自然人能够进行良好的法律援助服务，可是针对法人以及组织却没有有效的进行法律帮助，法律援助对象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狭隘性，造成实际的当事人合法权利在受到侵害时往往因为法律界定上不属于“自然人”而遭到拒绝，导致其权益的维护遇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困难，也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因此，我国目前现行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中当事人的包含范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狭隘性，已经在实际的维权活动中显露无疑，需要认真的对待，采取有效的弥补措施来丰富完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容，保证其社会涵盖面能够符合实际的经济生产生活所需。

（三） 法律援助形式应该更加主动

根据我国《公证法》以及地方相关法律法律的内容，进行公证法律援助服务的前提都是当事人向相关机构提出了援助申请，公证机构在进行核实之后才会被动的进行援助行为。此项决议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首先，当事人的界定存在着不足，当事人涵盖面的狭隘性上面已经提到，这里主要说的则是当事人自身是否具有提出申请的能力以及行为，当当事人无法活动或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时，其无法进行有效的申请，此种情况下公证法律援助服务是否应该展开或者主动进行？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制度还没有明确的解释和规定，导致实际的当事人权益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其次，法律援助行为只能是被动式的展开，缺乏一定的灵活性。当事人包含的某项面临失传的技术或者手艺时，公证法律援助行为就应该及时的向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以保证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然而实际的工作中由于受到了法律援助条款的限制，导致其工作行为主要是以被动式为主，缺乏灵活机动的操作性，面对着经济形式的迅猛发展，明显落后于实际的客观要求，需要进一步加强改进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向社会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四） 工作人员的职业技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目前虽然法律援助公证制度已经成为了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已经从法律上得到了认可，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公证机构的人员编制还是脱离于政府编制之外独立运行，导致从事法律公正援助的工作人员构成十分复杂，不同学历、年龄、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充斥其中，造成了整体援助实施过程中专业技能以及服务水平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工作人员整体参差不齐导致的法律援助行为没有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以及当事人的满意，对公证人员的素质以及公证机构的社会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五） 公证机构日常行为受到的法律约束较低

目前我国的公证机关在进行日常的法律援助行为时，按照规定执行的意识比较淡薄，公证行为以及公证约束力饱受质疑，缺乏有效的监督机构对其进行严格的监督审查，导致其自身内部违反规定等行为滋生，严重阻碍了我国法制化进程以及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严肃性。这也是现阶段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缺乏有效的监管机构对其进行监督管理导致法律援助行为以及流程不合法现象比较普遍，比如2004年5月11日西安宝马时间，公证机构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导致整体公证行为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影响，日后开展公证行为过程中充满了不信任以及质疑等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建立严格的监督管理机构来对公证行为以及法律援助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已经迫在眉睫。

三、 推进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发展的建议分析

（一） 完善监管机构，加强人员素质培训

针对目前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不足，日常工作流程疏于管理和违规操作等行为，需要建立严格高效的法律监管部门来约束日常的工作行为，保证其工作能够处在社会的监督之下，杜绝隐私舞弊等现象的发生，为我国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营造良好的法律监督氛围，保证制度得到不断的完善，行为法制化以及规范化，提高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信誉度以及形象，为我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做出应有的贡献。同时对工作人员的业务技能培训工作也要持续展开，在提高工作人员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将世界先进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益处向工作人员普及，充分推动我国的公证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能够与国际接轨，跟上时展的潮流，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丰富及深化发展。

第2篇：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范文

一、律师的角色定位

我国学界有四种观点来描述律师的特性:一是以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特性来定位律师;二是以社会法律工作者的身份特性来定位律师;三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特性来定位律师;四是以通过执业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证书，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工作者的身份特性来定位律师。正是这些有差异的描述、概括，折射出的正是人们在不同时期、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律师的不同认识，在这些不同认识的基础上，发展出对律师职业发展规划和律师制度建构的不同思考和效应。从我国目前的法治环境和社会背景来看，更多人习惯把律师看作是为提供法律中介服务的专业人员，笔者认为对律师的这种定位是不太准确的。通过比照我国《律师法》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虽然在现行法律的法条中将律师划为社会服务人员，但是这种描述非常浅显，并不能给律师一个全面的定位。通观世界各国的律师行业，律师除了是“经济人”外，更重要的还是个“法律人”。在我国，比较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几种较有代表性的法律执业者之后，我们发现，通常人们将法官、检察官列为国家司法人员，认为其作出的有关法律的专业行为代表国家，更具法律权威，而律师不同，其更多地是被看作民间司法人员，仅仅是依靠委托人支付的报酬生存的一种普通职业。既然如此，要想比照对法官、检察官的职业标准来要求律师太过严苛和不合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行法律为委托人争取权益，这是律师作为“经济人”的出发点。看上去，这有点太过利益化，但其实与法治进程并不冲突，却恰好是法治精神的另一种体现。因此，对于律师这种职业的经济性，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宽容和尊重。综上，我们在为律师划分义务时，既要顾及其“法律人”的解劝，也要顾及到“经济人”的角色，二者兼顾，相辅相成。

二、法律援助与律师义务

在我国年轻的、特殊的法治背景下，法律援助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理解的“福利”，更是一项“权利”，它是法律的希望工程，是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其目的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我国的人民民主背景的人民政府肩负着将法律援助成为一种法制化的国家保障行为，以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实现。《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定，确立了法律援助是一种政府责任，比照《条例》中的其他规定，以法律的形式将这种政府责任转化到律师身上，以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来要求律师为受援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还要接受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部门的监督，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在我国目前律师需要承担的法律援助强制义务的概貌。在笔者看来，律师义务，是一种复合型义务，兼有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不能无限扩大任意一个层面，必须合理兼顾，适度推进，才能达到相辅相成，发挥最大作用。我们前面提到律师既是“经济人”，也是“法律人”，这两种角色定位就必然导致律师在法律援助中要承担更多的道德义务。对此，学界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律师仅仅是社会劳动者，既然是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就应当尽最大限度为被援助者服务、争取更多权益，而不是承担除此之外更多的道德义务;当然，也有人认为律师承担法律义务是回报社会的一种方式。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稍有偏颇:与政府责任相比，律师义务只是处于辅助和从属的地位，因此，律师承担的义务不能混同一般公民，但也绝不能无限制的放大。在《法律职业主义》这篇文章中，作者李学尧指出“有些律师认为维护公正比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更重要，甚至有人认为辩护律师的职责是与公诉机关相配合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认识都是非常片面的，且对于律师来说，这些要求也是非常苛刻和不公平的。其实，律师就是一种职业而已，只不过它依靠的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技巧，不能用评判法官和检察官公正和邪恶来评判律师。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主动承担起更多道德义务，为弱者维权的律师，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或者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律师是以赚钱为目的的法律工程师，也就不难理解这项职业最主要的目的是赚钱、谋生，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律师也就不能为公众承担过多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我国的律师最理想的境界便是:既有像法官、检察官一样的社会地位和保障，又有像铁路、邮政行业一样的市场垄断与独立状态，同时还有理想化社会的经济自由与无道德责任感。这就是中国律师典型的技术性职业主义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法制发展尚待完善的社会主义转型中的中国，律师业的发展还非常混乱，律师作为“法律人”和“经济人”的角色矛盾突出，一边是自身的生存需要，一边是法治环境下的道德承担，律师作为一种中间角色我们确实难以去单纯地判断法律援助是不是强制律师必须履行的义务。在现行法治环境下，政府在法律援助方面的角色和责任亟待明确，律师作为这一制度最强有力的执行者，法律赋予其的义务又不得不发行，法律援助因此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局面。服务是律师的天职，但服务的背后是帮助;法律是律师的灵魂，而律师的背后永远是法律;正义永远是律师追求的目标，而正义的背后则是真理;律师是一个“看上去挺美”的职业，但美丽的背后则是责任和使命。

作者：潘雪薇 单位：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民二庭

第3篇：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范文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今年要坚持二十字工作思路，即：围绕中心、内强实力、外树形象、创新特色、维护稳定。切实办好六件实事，即：抓机遇，建好基层司法所；履职责，夯实依法治县基础；强法治，抓好学法用法；搞服务，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要政策，落实各项司法行政工作措施；壮实力，带好司法行政队伍。采取三项措施：一是强化基层创新亮点；二是努力实践整体推进；三是加大督查全面提高。争创三大亮点：一是法律服务进民企；二是法律援助扩面增量；三是规范司法所和标准调解庭建设。力争实现“两个控制、三个提高、三个确保”的工作目标，即：控制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控制矛盾纠纷激化；提高人民调解和法律服务质量，提高法律援助办案数量和质量，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和社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确保基层基础建设措施到位，确保基层社会稳定，确保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重点抓好以下六项工作：

一、全面启动“五五”普法工作，促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认真做好“四五”普法总结表彰和“五五”普法的动员部署工作，高起点启动“五五”普法工作。以“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的“一学三讲”为主题，以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的“法律五进”为载体，深入推进法制宣传教育，使法律真正走进农村，走进社区，走进基层；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不断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积极主动引导群众依法办事和理性维权，促进社会诚信建设；广泛开展青少年遵纪守法和法律素养的培育，努力构建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网络。通过开展“真情送服务、建设新农村”“解疑释惑送法规”“法律进社区”“送法下乡”“法制宣传教育进民企”“法律服务接待”“12348法律咨询”“五五普法第一个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等系列活动，完善法制教育阵地，有针对性地开展部门行业普法和特殊群体的法制教育，探索在我县持久开展具有民族特色普法工作的有效途径；坚持不懈地加强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学法用法工作。深化法制宣传教育内容，大力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市场经济法制宣传教育、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维护合法权益为目标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体公民的宪法意识，积极主动引导群众依法办事和理性维权，使广大干部群众真正懂得，学法用法不仅要讲权利，维护合法权益，也要讲义务，承担法律责任。

二、围绕“法治*”的目标任务，加强依法治理，努力实践依法治县。全面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星级创建达标活动，健全“组织实施、指导督促、创建评议”三个工作体系。大力推行“四民主两公开”，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机制、民主监督机制，用民主的办法保障广大群众的权利，通过基层民主的扩大来示范、引领、带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民主与法制建设，保障人民民利，维护公民合法利益，创造安宁有序、自由平等的和谐社会。为达标村（社区）制发证书和挂牌并进行命名表彰，争取创建一至二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使“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再上一个新台阶。全年全县三星级以上“民主法治村”和“民主法治社区”达标面要分别达到60%和75%以上。扎实落实执法责任制，组织开展行业依法治理。继续开展法制宣传进社区、法律援助到社区、部门送法到社区的“三到社区”活动，促进我县城镇法治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强与各依法治理成员单位的沟通、协调，形成依法治理工作的合力，全面推进依法治理工作，提高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依法管理和服务水平。

三、着力夯实基层基础，进一步发挥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推进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按照省司法厅的既定标准，抓好5至8个规范司法所的创建工作，从组织队伍、业务开展、工作制度、所务管理、履行职能等方面全面推进乡镇司法所规范化建设，一是加强规划。认真贯彻《司法部关于加强司法行政基层建设的意见》，依托乡镇“综治中心”这个平台，通盘考虑司法所基础设施建设，使之成为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维护基层稳定的窗口和服务平台。二是积极争取财政部门对司法所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乡镇司法所装备技术条件，分期分批为乡镇司法所配齐办公设施；三是加强业务建设和实践锻炼。对司法助理员进行1至2次的专业业务培训，提高业务工作水平。司法所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都必须与基层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并紧紧抓住维护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找准立足点，选好切入点，把握好结合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努力为党委政府分忧，为广大群众解难。四是加强工作考核。完善司法所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制度，开展示范司法所考评活动。完善人民调解机制。一是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通过人民调解员基本素质培训和年度业务轮训及现场交流等方式，提高法律政策、文化知识和依法调解的技能和水平。二是健全调解网络。争取资金搞好3至5个标准人民调解庭建设，以点带面，形成以“乡镇司法所为龙头，调委会为根基，人民调解庭为阵地”，区域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协调发展的民事依法调解大格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切实防止矛盾纠纷激化，避免民转刑案件的发生；三是继续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以“早发现、早预防、早解决、重引导、重宣教、重长效”的“三早三重”为突破口，发挥行业性调委会的自我净化功能，努力做好新时期在小水电建设、征地拆迁、企业经营、工程建设、劳资纠纷中引发的各种矛盾调解。四是强化对基层重大矛盾纠纷和各类社会安全隐患的排查，落实责任和预警机制，致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内部和萌芽状态，实现调解方式的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切实抓好安置帮教工作，不断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贯彻落实《浙江省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办法》，按照“衔接规范化、帮教社会化、安置市场化”的要求，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衔接和排查工作，加强归正人员过渡性安置帮教基地规范化建设，搞好延伸帮教。进一步落实对刑释解教人员的责任帮教制度，构建党委政府统揽、部门齐抓共管、社会共同参与的安置帮教工作机制。认真执行乡镇、村组（社区）对刑释解教人员“一帮一”制度，做到安置帮教站、基层组织、刑释解教人员亲属帮教责任落实。深化归正青少年“导航工程”，不断完善社会帮教机制。认真部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宣传，努力维护社会稳定。

四、大力加强法律援助工作，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今年法律援助工作总的目标是:壮队伍、扩援面、增数量、保质量，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保障，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免收或者减收费用。具体措施：一是强化法律援助宣传网络建设，扩大法律援助的影响力。建立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组织体系，深入宣传《法律援助条例》，让群众知道通过法律途径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形成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关心支持法律援助工作的良好氛围。二是强化法律援助服务网络，扩大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依托，在19个乡镇（除库区5个乡镇）设立法律援助联络站，在有关部门和组织设立配套的法律援助工作机构。今年拟打算对司法所（法律援助联络站）协调的案

件实行补贴，根据案件难易程度，对符合《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的相关规定案件，每个案件给予50至150元不等的办案补贴。规范法律援助中心和“12348”法律咨询联合运作，提高接访工作质量，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切实依法维权，形成纵横交错、内外互动的援助工作体系，更好地为贫者、弱者、残者提供法律帮助。对“五保户、残疾人、低保户和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等四类对象广开法律援助的“绿色通道”，做到有援尽援。进一步拓展援助工作领域，积极探索非诉讼领域的法律援助工作，加强以调解方式解决利益争议。三是强化法律援助基础保障网络建设，努力实现办案数量和质量的突破。向全社会招募法律援助自愿者，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建立法律援助基金，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法律援助和服务，争取援助案件今年内突破100件；建立有效的办案激励机制，落实工作经费，提高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法律援助的积极性。

第4篇：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范文

 

一、重点项目

1.行政程序立法研究（编号：2021jssf001）

课题的必要性：行政程序立法是行政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从世界范围来看，法典模式是行政程序立法的高级形式。在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更能反映我国行政法治现代化的要求：首先，行政法治现代化必然要求法制的统一。其次，行政法治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现代化进程，行政程序法典化可以避免分别制定单行法带来的残缺、漏洞。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可以以其系统、完整的程序制度，丰富、独立的程序理念使公民受到较全面、深入的现代行政法治教育，这是个别的单行法所难以比拟的。

研究范围及要求：阐释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重大意义；探讨推进行政法法典化的不同路径，如制定行政程序法、制定行政法通则（行政基本法）、制定完整的行政法典以及制定行政法总则等不同主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路径的利弊和优化路径选择。

2.环保执法自由裁量权问题研究（编号：2021jssf002）

课题的必要性：2019年，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环执法〔2019〕42号），进一步指导和督促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规范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也相继制定了规范自由裁量权的专门规定。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日益完善，特别是环境保护法修订以来，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多部法律法规相继修订或制定出台，生态环境执法手段更加丰富，环境行政处罚种类增多，罚款处罚数额大幅提高，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随之扩大。在此背景下，为深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防范执法风险、提高执法效能，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必要对生态环境执法自由裁量权问题进行研究。

研究范围及要求：一是制定裁量规则和基准的原则、主体、程序和基本方法；二是适用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原则和配套制度；三是对裁量权运行的监督和考评；四是典型环境违法行为自由裁量基准及计算方法。

3.新时代构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机制研究（编号：2021jssf003）

课题的必要性：党的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也强调“完善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江苏省委“十四五”规划建议指出“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增强全链条系统保护能力”。当前，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但是，目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存在体系混乱、条块分割、力度不大等问题。因此，在新时展背景下，有必要对构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机制开展研究。

研究范围及要求：分析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面临的困境等问题，对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机制的完善路径提出对策建议。

二、一般项目

4.数字平台反垄断法治保障研究（编号：2021jssf004）

课题的必要性：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为市场带来更多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平台经济的垄断问题成为学界、实务界热议的话题。当前，数字平台的治理难题已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互联网治理的共同挑战。为促进互联网行业规范化、法治化发展，顺应当前及十四五时期进一步深化互联网平台规制改革的要求，对数字平台反垄断法治保障进行研究，进一步优化数字经济营商环境，维护互联网行业公平竞争。

研究范围及要求：分析数字平台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及垄断的表征形式，对完善数字平台反垄断法治保障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5.基于分类分级视域下的社区矫正教育管理研究（编号：2021jssf005）

课题的必要性：社区矫正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监禁刑事执行制度，是维护国家安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制度。《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强调要“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已于2020年7月1日起施行，社区矫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为贯彻施行该法，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社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提升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加强基于分类分级视域下的社区矫正教育管理工作研究，实现依法矫正、精细管理、精准矫治、精心帮扶。

研究范围及要求：一是明确社区矫正分类分级教育管理的概念、内容和原则；二是明确社区矫正机构、受委托司法所、矫正小组在开展社区矫正教育管理工作中的地位、职责；三是明确分类分级管理在实现社区矫正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的路径和方法；四是明确分类分级管理在社区矫正教育管理实务工作中的具体实施。

6.治理视域下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现代化研究（编号：2021jssf006）

课题的必要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繁荣公共法律服务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性、服务性和保障性工作。《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指出,要紧紧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加强公共法律服务，加快整合律师、公证、调解、仲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到2022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因此，需要在治理视域下对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现代化开展研究，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完善进程。

研究范围及要求：从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和外延、举措、评价等方面开展研究。

7.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编号：2021jssf007）

课题的必要性：党的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部署，提出要“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目前，全国人大正在推进《法律援助法》立法，《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也已纳入省人大常委会2018-2022年立法规划正式项目。在此背景下，开展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对我省法律援助发展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为《江苏省法律援助条例》的修订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同时也为国家法律援助立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素材。

研究范围及要求：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法律援助需求为目标，提出进一步增强法律援助服务提供能力、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推动法律援助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方法、实现路径，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8.安全生产非现场监管执法立法保障研究（编号：2021jssf008）

课题的必要性：运用科技手段实现安全生产非现场监管执法，是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实践中突出问题的重要方式。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采用电子技术监控设备进行监管执法作出明确要求。但是，目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体系中尚未明确非现场监管执法的法律定位。因此，加强安全生产非现场监管执法立法保障研究，有助于提高执法的效率和精准性，有效解决应急管理部门“人少事多”的矛盾，将大量的执法检查工作由传统的执法人员直接进入企业现场检查转型为通过视频监控等信息化手段进行网上巡查，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的影响，有助于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研究范围及要求：分析当前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可以采用非现场监管执法的违法行为，明确非现场监管执法内容，规范非现场监管执法程序。

9.长三角市场监管领域统一的行政执法免罚规定研究（编号：2021jssf009）

课题的必要性：长三角区域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近年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加快发展，执法协作日益增多。开展长三角市场监管领域统一的行政执法免罚规定研究，探索沪苏浙皖市场监管领域一体化模式下包容审慎监管与严格监管并重、体现过罚相当与宽严相济法治精神的制度体系和路径模式，提升长三角区域市场监管整体综合效能，落实国家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研究范围及要求：立足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针对目前已经实施的市场监管免罚规定开展评价，制定长三角市场监管领域统一的行政执法免罚规定。

10.行政处罚权下放机制研究——以江苏基层行政处罚实践为样本（编号：2021jssf010）

课题的必要性：行政处罚权重心下移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人民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本条设定了基层行政机关行使有关县级部门行政处罚权的法律路径。然而，行政处罚权重心下移，目前仍然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的困境。因此，加强行政处罚权下放机制研究有其重要意义，有利于完善基层行政执法体制，解决多头执法、执法扰民、执法力量分散等问题，推动行政处罚权下放制度进一步规范，实现行政处罚权重心下移良性运作。

研究范围及要求：着重研究行政处罚权下放的规范化路径，在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构建和完善行政处罚权下放制度，强化基层执法能力。

11.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研究（编号：2021jssf011）

课题的必要性：破解多头执法、多层执法、执法扰民和基层执法力量不足等问题，是中央要求开展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初心。2018年，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选择13个县（市、区）进行县域改革试点，梳理出台县级、乡镇（街道）执法权责清单、网格监管责任清单。2020年，江苏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全面铺开，但权力下放不能“一放了之”，权力下放中出现的镇街执法人员素质不足、法治水平不高，无法有效承接等问题不容忽视，需要开展相应研究，以规范权力在基层的运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研究范围及要求：一是综合行政执法权下放中，人员、配套制度、规范化运行和工作责任等问题；二是上下级之间的执法指导和执法监督问题；三是镇街基层执法人员的装备配备和制度建设问题；五是优化权力配置机制和模式，提高执法权下放后的运行效能问题。

12.行政机关法律顾问服务绩效考核研究（编号：2021jssf012）

课题的必要性：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助推器”，当前，行政机关已经普遍建立了此项制度。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要推动法律顾问服务绩效考评机制的建设，从而有效破解法律顾问在履职过程中出现的“聘而不用、顾而不问”的现象，充分发挥政府法律顾问“参谋助手”作用，提高法律顾问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能。

研究范围及要求：分析政府法律顾问服务绩效考核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对构建行政机关法律顾问服务绩效考核的量化提出意见建议。

 

 

第5篇：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范文

（一）法律援助对象覆盖面不全

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只针对那些需要申请法律援助的自然人，没有将法人和社会组织纳入其援助的范围内。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法律援助不应该仅限于自然人，其应该覆盖到法人与社会组织。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经济困难或特定农民群体可以享受到法律援助，而同处于法律困境的乡镇企业或其他农村经济组织却得不到法律援助。如果这些经济组织陷入了困境，势必会牵涉到其是否可以申请农村法律援助。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农村经济组织也迫切需要法律援助。因此，扩大农村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我国当前的《法律援助条例》来看，只有当援助者的基本生存条件被侵害时才可以对其实施法律援助，这一条件过于苛刻，很多农民都无法享受到法律援助。农村地区的特殊性注定了法律纠纷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很多与农民关系密切的纠纷都被排除在法律援助的范围外。随着农村地区的发展，很多涉法问题都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日积月累成为老案，危害了整个农村地区的安定团结。所以，我国应积极从立法层面扩大农村地区法律援助的范围。

（二）法律援助人才匮乏

长期以来的城乡差距导致我国法律人才分布不均匀，优秀的法律人才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农村法律援助人才严重匮乏。这种情况导致农村法律援助供需矛盾加剧。基层法律工作者是当前我国农村法律服务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人多承担民事与行政，为农民提供民事调解、法律咨询、代书等服务。但是这些人很少拥有律师资格证书，其所提供的法律服务非常有限。所以，在加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积极培养农村法律工作者，可以采用送法下乡等多种措施。

（三）组织机构存在重叠的问题

当前，乡镇司法所和乡镇法律服务所具有很大差别，给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不少阻力。基层司法所隶属于司法行政体系，是带有公益性质的法律服务机构，其对管辖范围内的法律服务行业具有监管职能；基层法律服务所则是在农村地区从事法律服务业务的组织机构，其多为私营单位。这两种机构的经费、人员及收费方面都有显著不同。基层司法所有国家财政提供经费，其任职者为国家公务员，其所提供的各项服务均按照国家统一要求，不收取任何费用。基层法律服务所自主经营，职工为普通职员，其在提供各种服务的时候依循相关标准进行收费，其所有的服务都是有偿的。

（四）农村法律援助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

当前基层法律援助普遍存在资金不足的问题，基层政府对法律援助方面投入的资金非常少。相关的渠道大多不顺畅，最终到位的资金非常有限。很多情况下，本案的成本远高于财政补贴，相关工作人员的经济性不高，办案效果非常不理想。与此同时，我国还没有就法律援助的经费使用标准出具统一的方案与制度，使得实际工作中资金分配不均衡的状况非常突出，且资金的透明度非常低。对资金需求量最大的农村基层往往难以获得资金支持。

（五）法律援助程序不完善

从《法律援助条例》中我们可知，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将经济贫困作为最主要的适用条件，并没有对各种情况进行细化规定。这显然是有悖于社会公平原则的，也没有明确指出当遇到紧急状况时，各级法律援助单位可否先行进行法律援助。这一点被社会各界所诟病。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农民的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获得有效路径，法律援助根本不到位。笔者认为，法律援助不应仅仅将经济贫困作为适用条件，还应该考虑多个方面，设定科学的援助程序。

（六）法律援助质量水平不高

在现实社会中，农村法律援助的质量难以衡量。不同的主体对法律援助往往会持有不同的看法，很难达成统一的评价。从根本上讲，法律援助借助于律师来向有需求的人提供法律服务，其质量应与普通法律服务质量水平一致。在农村地区，法律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给予其必要的法律保障。但是现实中，很多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水平都非常低，使得农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深深地伤害了农民。

二、产生农村法律援助制度问题的原因

（一）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

农村法律援助主要是针对我国农村地区或相关涉农事务而展开的法律援助工作。农村地区与涉农事务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现有的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却并没有体现出这些特殊性。一是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将个案处理作为重点部分。我国的国情特殊，在拓展农村法律援助时多侧重于个案，并没有从援助机制方面入手，没有构建起符合农村实际状况的法律援助体系。在实践领域中，很多乡镇司法所只有一两名工作人员，无法承担其法律援助职能，只能被动地应付与处理。二是没有有效的互动机制，难以给农民带来实质性的法律服务。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地区发展落后，地方财政能力有限，难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农村法律援助机构可获得资金的路径非常少，很多时候都要律师自行解决经费问题。这些律师不仅要承担应有的法律援助职责，还要自负盈亏。基层法律援助机构与其他部门之间还存在脱节的问题，难以形成多方联动的工作机制，难以共同维护司法公正。有关法律援助方面的优惠政策非常少，法律援助成本非常高，这些成本最终转由当事人承担，使得本来就经济困难的农民雪上加霜，有些农民不得不放弃法律援助。三是当前有关于法律援助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很多农民都不了解法律援助。从宣传方式上来看，其过于老套，并没有与时俱进，还是沿袭以往发放纸质资料的方式。从宣传时间上看，多选择节假日，大多非常短暂，缺乏持久性。很多农民都没有意识到农村法律援助制度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使得其在遇到法律困难时未能够及时申请法律援助。

（二）物质基础非常薄弱

在我国特殊国情下，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各项基础设施仍然不到位，农民收入有限，这一点在欠发达农村地区更为突出。法律援助宣传工作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在当前现状下，农村法律援助机构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很多本来应该由政府财政所支撑的内容，如宣传、办公与培训等，都由基层法律援助单位自行解决，使得办案经费严重不足。随着农村地区的发展，其所需要承办的案件不断增多，基层法律援助单位承担的费用越来越高，相关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深受打击，办案质量不断下降。除此之外，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讲，当前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工作是首要大事，其往往会忽视农村法律援助工作。

（三）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础

在传统思想文化道德与农村特有的生活背景下，农民大多有与世无争的心态，很多会积极学习法律知识，法律文化在农村地区十分淡薄。大部分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必要的法制意识，对法律的理解不到位，遇到法律问题时看法过于狭隘，很容易偏激。这些都会导致法律援助风险加剧。比方说，在权益纷争案件中，法律援助申请人大多迫切地希望申诉，一旦败诉，其很有可能将原因归结到承办人身上，转而进行上访。这一点也是基层法律工作者所顾忌的。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的农民主张和为贵，部分农民将法律援助理解为制造纷争。所以，当出现法律纠纷时候，很多农民会采用私下解决或调解的办法，很少会运用法律进行维权。在他们看来，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问题需要承担高昂的费用，所以，其大多选择其他办法来解决纠纷。

三、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有关策略

（一）从立法层面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制度

一是增加法律援助的相关内容。法律援助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法律援助建设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我国最为特殊的一个群体，农民由于多方面原因的限制，不知道该怎样保护自身的权益，其在面对法律困难时，往往会不知所措。即便是其向相关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时，也往往会受到申请条件等多方面的限制，难以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身的权益。现有的《法律援助条例》并没有就该方面进行详细规定，我国各地方政府有关法律援助方面的法规有很大出入。针对此，我国应积极从立法层面上增加农村法律援助的内容，使得相关案件得到更好的处理。二是进一步拓展法律援助的范围。除了自然人外，法人与各种组织也应该被纳入到农村法律援助的范围内。针对农村企业的法律需求，给予必要的法律援助，有利于农村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这对于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除了面向经济困难的农民之外，未成年人、残疾人与老年人也应该是法律援助的对象。除了民事类纠纷之外，经济纠纷与民主类纠纷都应该纳入到法律援助的范围内。

（二）从制度上完善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制度

一是针对农村法律援助的需求，培养优秀的法律人才。基层法律工作者大多不具备律师资格，在具体的办案过程中，相关部门应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并且从制度上肯定其特殊地位。二是鼓励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到农村法律援助机构实习与就业，提升整体的专业水平。二是各级政府必须意识到法律援助是其重要的职责，给予该方面必要的财政支持。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基层政府无力承担该项财政支持，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当前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重点多为经济建设项目，基于此，中央财政应针对贫困地区设置专项资金用于当地的法律援助建设工作。基层法律援助部门应根据实际资金需求积极编写预算，做到资金公开与透明，合理地使用资金，最大限度地为农民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援助服务。

作者:田露 单位:徐州开放大学

参考文献

［1］赵满红.欠发达地区农村基层法律援助实证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

［2］梁高峰.需求导向型农村法律援助体系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1.

［3］黄漾静.新农村建设中法律援助的对策研究［D］.西南大学，2012.

第6篇：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范文

(一)实现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必要途径

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毋庸置疑的应当成为人权保障的核心，而法律援助制度的定位，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同时，法律援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其所具有的司法救济性，决定了国家在通过立法确认公民的权利后，为了保证公民特别是经济困难或者某些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以顺利实现，其有义务和责任为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因此，法律援助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必要途径。在社会转型期新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基层社会法律援助的价值内容，更加体现了其作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终极追求，以及主体对其客体的人权价值期盼。当前，农民仍然是我国穷困人口的大多数，与城市相比，农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民往往缺乏维权法律意识，在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发生纠纷时，仅凭借一己之力很难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合理解决问题。而法律援助的出现则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渴望，在诉讼或非诉讼领域，它均以无偿的法律服务形式提供救助，不仅让穷人打得起官司，同时，也实现了人们普遍向往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法治原则，体现了公正、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二)有效化解矛盾，建设和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十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努力改善社会关系和劳动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各种社会矛盾，完善各项工作的法治化，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小康社会。作为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的重要载体，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完善自身的法治化，以加快促进和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笔者认为，法律援助是一个优选。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增多，如农民工维权、劳动纠纷、土地承包纠纷、征收拆迁补偿纠纷等，且矛盾的群体性突出。而法律援助作为法治的合理、有效手段之一，其不仅具有提供协助的法律专业性，同时还具有提供服务的无偿性和优惠性，因此，在帮助贫弱群体解决矛盾和纠纷时，便于运用专业化的法律知识为其提供法律咨询、诉讼、非诉讼等法律服务，让其能够理性化、制度化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使矛盾最终在法律框架内得以解决，最终有效化解了矛盾，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谐。由此看来，法律援助和和谐、小康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均是社会安定有序、讲求法治、公平正义的稳定结构状态，只不过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二、介入的问题与困境

(一)实践中受理范围过于狭窄，非诉讼援助被忽视

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根据第二章的规定，将我国法律援助的受理范围主要限定为民事案件的以及刑事案件的辩护。其中，法律援助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为: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育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民事权益的。而受理的刑事案件的范围为:公诉案件或自诉案件当事人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委托律师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综上，法定的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围主要还是集中在民事、刑事案件等诉讼领域，且受案范围狭窄，对于非诉讼领域关注过少。而在乡村社会，其所体现出来的矛盾则更多的是诸如财产、买卖、借贷、财产损害赔偿等经济纠纷，人身伤害、医疗事故等侵权纠纷，婚姻、赡养等家庭纠纷或其他邻里纠纷，以及土地承包等与政府之间的纠纷等，这些远超过法定的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围，且有些可能需要通过咨询、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进行解决。因此，实践中受理范围过于狭窄，造成了法律援助较难被农村受援群体所接受和支持，群众基础不广泛，从而在农村城镇化建设中也较难得以施展，陷入“无用武之地”的境况，且由于对非诉讼领域实行援助较少，也极大影响了农民群体依靠、诉诸法律援助的积极性，削弱了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效化解矛盾、促进和谐、稳定效用的发挥。

(二)机构建设与受援需求不平衡，政府调控待加强

我国司法部1994年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并建立各级管理机构和实施机构。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其中明确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责任”，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尤其需要由政府来建立调控保护机制，进行合理资源配置，其中首要的就是机构建设问题。1995年，司法部设立了法律援助中心，而后各省、市、县也纷纷成立相应的法律援助中心，但农村地域广博，贫困人口较多，各种涉及生存利益的矛盾也较为突出，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大规模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田地连片开发，周围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也促使矛盾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使得基层农村社会对法律援助实际需求进一步增加，但县级法律援助中心距离乡村较远，且宣传力度不够，很少能涉及那些偏远地区的农民，加之乡村“礼俗”社会固有的特点以及矛盾解决的方式，其对法律援助的了解和支持并不到位，造成了农村社会对法律援助的客观需求与法律援助机构的现实建设之间的不平衡，影响了法律援助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作用的发挥。

(三)资金和人员紧张、保障不足，援助质量需提高

就我国基层农村社会来讲，法律援助资金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当前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农村相对贫困、落后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国家把资金主要还是投入到农村的经济建设以及农民的现实生存问题中去，法律援助的服务对于那些徘徊在温饱边缘的农民来说，显然是一件奢侈品。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第一章第三条的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款专用，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但许多基层政府“负债累累”，不会拨出太多的资金支持法律援助工作，而法律援助办案补贴与其他行政办公经费“打捆”拨付的问题，造成了有限的经费被侵吞、挪作它用的现象。此外，人员的缺乏也是法律援助发展的掣肘。法律援助的提供主体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但由于职业回报率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故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决定了律师及法律工作者主要还是在城市地区，很少愿意到农村。加之法律援助案件办案补贴过低，甚至未能及时发放，更打击了其从事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积极性，造成了农村基层法律援助从业人员的缺乏、援助水平受限，影响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三、理性介入的方式与路径

(一)加强法律援助立法研究，适当扩大援助的受理范围

英国、法国均有法律援助法，且都是由最高立法机关制定，而我国《法律援助条例》只是国务院颁行的行政法规，使得其规范化缺乏立法保障，特别是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专门的法律援助立法迫在眉睫。对法律援助的任务、宗旨、职能、机构设置、援助范围、援助程序、经费保障与管理等方面均应予以明确规定，并适当扩大农村法律援助的受理范围。首先，一般性的农村社会较常出现的诸如赡养、婚姻、抚养、继承等各种家庭纠纷或其他邻里纠纷、财产纠纷、人身伤害纠纷、土地承包纠纷等。其次，由于城镇化新形势所引发和连带的一系列特殊的矛盾和问题，例如，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愈来愈多，而随之劳动关系领域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集体劳动争议和多发，劳动关系矛盾复杂。再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些诸如土地征用补偿、环境污染等问题。实践中，应将上述新矛盾、新问题纳入农村法律援助的受理范围内，引导广大农民群体依法、理性、有序表达利益诉求。

(二)建立多元化援助机构和机制，满足日益增长的受援需求

2012年，“加强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被列在“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标题之下。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多元化的法律援助机构和机制:首先，针对基层农村社会农民对法律援助客观需求的增长与法律援助机构现实设置不足的矛盾，可在乡镇一级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在行政村设立法律援助联络员，主要承担开展法律宣传、法律咨询、调处解决纠纷、联络法律援助中心等工作职责，通过分级设置，扩大法律援助服务农村基层社会的范围。其次，针对农村地域广阔，人员居住较为分散，农民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法律知识欠缺的特点，可建立巡回援助工作制度，轮流从县级法律援助中心或乡镇级法律援助工作站中的法律援助工作从业者中抽选一定比例的人员组成巡回援助工作队，定期或不定期的下到农村最基层进行巡回的上门式的法律援助服务，主要职责是以巡援工作队为平台和媒介，主动掌握基层村民的法律需求信息，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宣传、提供咨询服务、指导村民申请法律援助，通过这种流动式的法律援助服务机制，尽量营造一种农村社会支持、法律服务人员参与、农村群众了解的良好氛围。

(三)加强经费保障和人员竞争，为援助工作夯实基础

第7篇：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范文

法律援助制度是指由国家设立专门机构，为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减免费用提供法律援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造福社会、造福人民的崇高事业，其实质是法律扶贫、扶弱，它使人人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实现自己的法定权益，积极开展法律援助，既是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据测算，因为经济的严重短缺，我省每年需要提供法律援助而实际得到援助的只有四分之一，许多纠纷和案件不能及时得到法律援助，困难群众诉讼难的状况还难以在较短的时间里有根本改变。它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为某些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减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利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司法救济制度。

一、我国法律援助的概况

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的设想，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开始了试点。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作出了明文规定，标志着这一制度在我国的真正确立。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对象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立的最重要的依据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我国对法律援助对象的规定有以下特点：①对象相对广泛。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备法律援助条件的都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与签订法律援助司法协议的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符合条件的，也可申请获得法律援助。②有关特殊对象的规定，体现了对最需要帮助的人优先照顾原则。凡盲、聋、哑、未成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刑事案件中外籍被告人没有委托律师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其他残疾人、老年人为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可以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获得法律援助。2、法律援助的主体实施法律援助制度，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以平等实现，是政府应尽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援助实施主体应该是国家。事实上，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主体是以律师为主的法律工作者。我国与多数国家有所不同，法律服务队伍除律师以外，还有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因此，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主体就是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3、法律援助的组织形式我国的法律援助基本形成了两种模式：①是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由法律援助中心专职律师和由中心指派的社会律师共同承担法律援助业务；②是全部由社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业务，或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或律师事务所自行受理，然后到法律援助中心备案并申请经费。由于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允许两种模式同时存在。

（二）我国法律援助的困境

1、立法困境。随着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迅速发展，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许多地方已经通过行政法规和地方立法的形式建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立法工作还处于零乱无序状态，对法律援助制度仍缺乏明文规定。

2、机构困境。①法律援助机构未形成统一模式，缺乏规范性。各省、市法律援助活动各具特色，法律援助各种模式并存。②法律援助机构职能不明确。自从1997年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成立后，省一级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就成为了首要工作，但是，省一级专门机构大多是法律援助监督指导、协调的机构，并非具体实施机构，而地方虽然挂了法律援助机构的牌子，却没有专门人员开展工作，形同虚设。

3、资源困境。①人力资源困境。一是数量不足，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员必须熟知法律，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而我国符合这样标准的人员即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从数量上看，我国职业律师还不到全国总人口的万分之一。二是素质不高。由于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法律服务资源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出不平衡性。②资金资源困境。一是资金来源没有明确规定。虽然相关法规将国家财政拨款作为法律援助资金的主要来源，但没有规定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因而不能建立起国家对法律援助的最低经费保障机制。二是资金不足。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很发达，国家和许多地方财政拿不出充足的经费投入到法律援助事业中去。财力的不足，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

二、我国法律援助中的明确规定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奠定了基础

1996年3月17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是在我国立法史上首次将“法律援助”明确写入法律，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一个重要里程碑。1996年5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法律援助的有关内容作了专章规定，《律师法》第六章规定：“公民在赡养、工伤、刑事诉讼、请求国家赔偿和请求依法发给抚恤金等方面需要获得律师帮助，但是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获得法律援助，律师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尽职尽责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报国务院批准，”这些规定明确了公民获得法律援助范围和律师必须依法承担的法律援助义务，并为制定法律援助的专门立法奠定了法律基础。

三、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架构、申请援助的条件、实施主体、资金来源

1、在国家一级建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统一对全国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指导和协调。

1997年5月26日，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在北京正式成立，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主要负责对法律援助作进行业务指导，制定全国性的法律规章制度、中长期发展计划和年度工作计划，协调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事宜，开展与国外法律援助团体及人士的交流活动等等工作。同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中国法律援助是基金会的主要职责是募集、管理和使用法律援助基金，宣传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促进司法公正。其基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内社团、、商社及个人捐赠和赞助，基金存入机构发取的利息，购买债券和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收益等。

2、在省级地方建立省、自治区法律援助中心，对所辖区域内的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指导和协调。

3、在地、市（含副省级）地方建立地区、市法律援助中心行使对法律援助工作的管理和组织实施的双重职能。

4、在具备案件的县、区地方建立县、区法律援助中心具体组织实施本地的法律援助工作，不具备建立法律援助机构条件的地方，由县、区司法局具体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

中国法律援助的三个专业实施主体是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律师主要提供诉讼法律援助（包括刑事辩护、刑事和民事诉讼等）和非诉讼法律援助；公证员主要提供公证事项的法律援助；基层法律工作者主要提供法律咨询、代书普通非诉讼事项的帮助等简易法律援助。中国法律援助有三个基本资金来源，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及行业奉献（主要指义务办案）。

四、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国现行社会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8篇：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范文

[论文摘要]法律援助在中国实施多年，作为政府行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作为制度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也存在自身的困境。法律援助具有宪法实践属性，因此，在宪政视野下剖析和解决法律援助问题，探寻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关键词]法律援助；宪法；宪政；政策偏好 法律援助作为一项制度在中国已经推行多年，它和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一样，被列入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在“有限政府”理论的意义上，这种公共财政行为，已经将法律援助纳人宪政范畴进行实践。法律援助既是政府政策博弈的过程。也是法治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其中蕴含的制度设计意义不可小觑。法律援助从(政府)行为到(法律)制度的实践模式，具有宪法意义和宪政效应．它对宪法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明显的作用。 一、法律援助的宪法实践属性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法学界一般认同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概念定义，即“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因此，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 法律援助不只是保障人权、公民权的途径，其本身也属于人权、公民权的范畴。法律援助的实践，不因尚未实现宪法上的规范性而有所减灭。也正是这一实践，反映了宪法的适应性和实践理性。不过，法律援助具有的宪法实践属性，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宪法规范的实践，而是回归到人权保障的意义上。作为宪法性行为，先于规范(如宪法文本)和规范救济途径(如违宪审查)而在实践中存在，践行宪法理念．使得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治理这两个层次的价值目标趋于一致。法律援助既贴近公民生活，又触及政府行为的决定生发机制——财政。确定法律援助作为宪法实践的属性．突破了以往从违宪审查或宪法诉讼研究宪法实践的单一维度的思考模式，是宪法适应性的最好注脚。 当然，法律援助作为一种宪法实践，不仅具有实践意义，也具有一定的规范意义。法律援助在法律文本之内。为宪法规范提出新的命题。这已经在一般宪政发展史中获得了经验上和规范上的支持。 二、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实践 从法治国家发展的进程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一直围绕着“帮助贫困者享受法律权利”这一目标，各国通过法律，甚至通过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确立和规范法律援助制度。应当说，国外法律援助是在宪政制度的保障下得以发展和完善的。 早在1424年，苏格兰的一项法规创立了穷人登记册，据此，在册者提出诉讼可以免费得到法律顾问或人的帮助。1495年，英格兰承认穷人享有免付诉讼费的权利，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依据《最高法院章程》对不能支付民事诉讼费用的人给予法律援助。英格兰还对所诉刑事案件请求辩护人帮助的问题作了专门规定。17世纪，随着资产阶级人权观念普遍传播，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政治权利，在英国的《人身保护法》、《权利法案》中首先得到确认。并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英国于1948年制定了《法律援助法》，这是世界上法律援助最为完善的法律之一。经过多年的实践。英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得到不断完善，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运行轨迹。其理论基础是：基于政府有义务确保公平的司法程序、保障公民的合法利益的公正原则，给予公民实际的法律援助。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获得普遍认可。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把该价值确定为一项主要原则，而法律援助制度也作为重要的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加以确立。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公民有权得到法律援助．并由国家将法律援助写入宪法，使法律援助成为一种国家责任。意大利宪法第24条规定：“每个人均可以按照司法程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合法权益。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任何情况下，辩护均为不可破坏之权利。贫穷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之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证之。”日本宪法第37条规定：“刑事被告人在任何场合都可委托有资格的辩护人。被告本人不能自行委托时候，辩护人由国家提供。”德国宪法第101条、第103条和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则间接规定了这项权利。为了把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法国、美国、德国等国家还制定了关于法律援助的专门法律。比如，美国制定了《州公共辩护法》和《法律服务公司法》；法国19 72年通过了《审判援助法》，日本制定了《法律援助法草案》等。 法律援助的立法也呈国际化的趋势。一些国际性条约都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世界人权宣言》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价值。并对此作了专门的规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则在受刑事控告者权利保障中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条款。①该公约第26条还规定：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并有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无所歧视。在这方面，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视。根据该条，各国不仅要规定平等地保护公民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还应承诺给予有效的保护。 从上述法律援助在境外以及国际立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项与人权保障和政府(国家)责任密切相关的制度，蕴涵着宪政的价值。 首先．平等是法律援助的价值来源。法律援助制度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普遍宪法原则的具体化、制度化。无论是早期将其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还是一战以后法治文明的成果，法律援助对于贫困者来说。一直都以法律资源的平等享有为中心的，这也是法律援助的价值来源，不因其具有政治属性还是法律属性而发生偏差。从这个角度来说，法律援助内在地蕴藏了超脱于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的人权精神，人权保障正是法律援助的内核。 其次．政府是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纵观法律援助一般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法律援助经历了从社会责任上升为国家责任的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15世纪法律援助在英国产生到19世纪末以前。在该阶段，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收或减收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法律援助被定位为社会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从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观念进一步普及，人民的权利意识提升，人权保障运动不断高涨，法律援助制度因而成为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 第三．宪政是法律援助的发展路径。在宪政法治的制度背景下。政府作为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负有法定的职责实施法律援助计划，构建法律援助制度。这就需要通过宪法和宪法性法律对法律援助行为做出专门的规定．法律援助问题就不可避免的进入宪政视域。 三、中国的法律援助立法及其困境 与境外法律援助发展的一般进程比较，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没有经过社会责任的阶段，而直接从政府责任的阶段开始。 中国自1994年起开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相继颁布．从刑事司法救助和律师辩护收费的角度规定了实施法律援助，但缺乏系统的法律援助基础法律规定和实施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直接救助功能的实现。1997年4月，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对此状况的改善起到一定的作用。l999年，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了《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该通知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公民在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劳动报酬、工伤等方面提起民事诉讼时可依法获得法律援助，可以缓、减、免交诉讼费。该规定不仅将传统认识中的生、老、病、死的生存问题纳入法律援助的范围，还将劳动就业作为法律援助解决的核心问题，为解决一段时间以来积聚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救济措施。 国务院2003年颁布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成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以来，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从机构设置到财政投入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相继颁布该条例实施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将法律援助制度进一步具体化。通过该条例的规定。法律援助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民生改善方面的作用得到了明确肯定，这为法律援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应该说。中国政府对于法律援助的制度设计一直是在法治的轨道上逐步推进的。但是，中国法律援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发展至今，其实施和制度运行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不能满足广泛的社会需求，究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有关法律援助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法律位阶较低，受政策偏好影响较大，易偏离宪政法治的轨道。从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 没有专门的法律规范法律援助制度。虽然对法律援助的规定散见于个别法律，但因缺乏基础法律而使其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而《法律援助条例》的法律位阶较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实施的公共政策时，会基于不同的考虑。这样法律援助的实施效果也不尽相同，因此，法律援助制度受政策的偏好影响较大。这种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对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进，在宪政运作模式不成熟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法律援助可持续发展来看。这种模式因政策的不确定性和政府部门的短线利益，使得法律援助不能有效的推进。另外，法律性弱而政治性强使得法律援助缺乏深刻的宪政内涵。其发展很难突破政治过程的局限，随之而生的机构编制、财政投入、社会组织管理等问题，都使法律援助容易偏离宪政法治轨道。 第二。法律援助社会参与度低，有悖于宪政民主的本意。法律援助较之其他服务方式(如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在财政投入、机构设置、公众知晓率、社会影响力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援助作为一项社会事业的公众参与度。而较低的公众参与度，使法律援助制度多停留于公共政策层面而无法得到公民社会的普遍认识、理解和运用。这与事实上法律援助社会需求的广泛性相悖离，阻碍了法律援助的平等价值的实现。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我们或许可以借助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得到解释：政府与社会之间缺少必要的“交往行为”，使得“交往行为”的理解、合作和社会化等功能都无法发挥作用。法律援助的社会低参与率，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政府的“独角戏”。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政府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加大，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 四、中国法律援助的宪政发展路径 如上分析．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仍然处于制度设计阶段。法律援助立法的位阶、法律援助权的确立和保障、法律援助的实施等问题都还没有系统、明确的规定。今后中国法律援助的发展，应该在宪政框架下进行制度的设计和完善。 首先，应当明确政府的责任，限定政府的权力。长期以来。中国的法律援助更集中地表现为政策措施的调整，而不具有现实的法律性，这不符合法律援助的目的与价值。宪政法治的实现，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在法治运作中的责任，限制政府的权力。而法律援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在公民运用法律对抗公共权力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应制定一部具有较高位阶的法律援助法。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公民之间的法律援助的关系，即政府(国家)和公民之间存在着提供和享受法律援助的法律关系，政府(国家)负有为社会的贫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而社会的贫弱者享有政府(国家)提供法律援助的权利。这样。才能改变以往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发挥刚性法律的强制作用，为政府权力设定行使的边界。 其次，确认法律援助权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权利保护是宪政的核心，从这一点上来说，法律援助只有实现了权利的法定化。才能获得更为有效的保障。由于中国未将获得法律援助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致使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缺乏纲领性指导文件，法律援助更容易受到政府偏好和利益集团游说的影响，唯有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法律援助权，挖掘其宪法权利的意义，加以实证，法律援助制度才可能在全国得到普遍的实施。法律援助权的设立，将使法律援助更具有权利的放射效应——对公权力产生一定的拘束力，从而进一步推动基本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完善，法律援助也因而可以获得更多的公共财政的支持

第9篇：法律援助的发展前景范文

人权是人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对人权的保障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宪法同样将人权保障写入其中。人权理念的确立，成为法律援助制度得以存在的权利基础与思想基础，而法律援助制度同样具有人权价值，成为公民人权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通过法律援助制度，可以使在法律救济上面临障碍的公民，获得来自政府的帮助，从而实现权利之救济，获得与他人平等的诉讼地位，最终实现其基本的人权。法律援助制度因其对人权保障的价值而备受关注，不仅在西方国家受到普遍重视，更升级成为国际公约的内容。从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依据国际公约的要求，我国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建立起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使其成为人权保障的必要手段。

二、法律援助制度之法治价值

法治，体现为一种先进的治国理念，通过对法律的遵循、对法律秩序的维护，来实现治理国家的目标，来构建稳定和谐的社会。法治，不仅意味着完善的法律制度与良好的运行状况，同样表现为法治理念与法律观念的深入人心，更体现为社会和谐的状态。现代文明国家的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一种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对法律这一社会规则的最大限度的维护与肯定。与人治相比，法治更理性、更文明，也更有效果。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治成为我国的追求与目标。按照法治的要求，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应该能够通过司法手段来获得救济，来实现权利保障之目标。但如果身处弱势的公民缺乏专业法律知识与资金的帮助，法律救济手段不过是空中楼阁，虚无飘渺。法律援助制度可以为公民提供法律层面的帮助，使公民权利实现的方式纳入到法治的轨道，能够通过司法的手段来解决纠纷、实现权利。法律援助制度的存在，通过给予特定群体以法律帮助的方式，来促使公民接受法律之规范、运用法律的手段来救济权利，通过法律的渠道来解决纠纷，促使公民形成法律意识，直至形成法律之信仰，从而为实现法治奠定思想基础，也能够使法治在更大范围内被认可与接受。

三、法律援助制度之平等价值

平等，在法治社会构建中是应该被肯定与实现的基础价值。而对平等这一价值的追求也是法律援助制度得以存在的根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体现在诉讼领域，就是每一个公民都有平等地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要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在司法领域的平等，使社会公众得以平等地享有司法权利、获得司法资源，法律援助制度的作用功不可没。对于无法依靠自身能力来实现权利救济，获得法律保障的群体来说，国家的帮助与扶持才能使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都能够享有法律的平等保护，要在诉权实现上实现平等，不会因自身能力的不足而与法律之保障失之交臂。法律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政治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更重要的是要为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提供权益之保护，使每个公民，无论贫穷或者富有，都能够被平等地纳入到司法体系的范畴之中，能够平等地获得司法资源，平等地实现权利救济。

四、法律援助制度之公平正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