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范文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

三，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

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四、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第2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范文

积极财政政策本意是要通过加大支出来保增长。为此，国家财政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因此，应考虑适度控制支出扩张度。其中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在减税增支的背景下，增支的资金来源只能主要依靠发债，但政府举债毕竟是权宜之计，应尽力控制债务规模。

一、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

我国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带有加大、加速扩张支出、打破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财观，树立周期性平衡理财观的含义，要通过主动扩张支出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反推供给扩张。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各年财政支出增长率保持在16%以上，1997年财政赤字达到582亿元（当时历史最高点）。前几年实施稳健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长率年均高达19%，20xx年～20xx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20xx多亿元。指出这点，是想强调财政支出大幅度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反而倒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长期困扰中国的是如何做到财政收支相对平衡，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

现在所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指国家财政要着眼全局和长远而更加“积极”，要承担更多的财政风险。同时，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一方面延续稳健财政政策的着力点，继续加大对事关百姓生存和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环保等的投入，另一方面则要较大幅度增加经济调控性支出。换言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绝不意味着放弃支出结构调整，反而是要通过再度加大支出规模扩张来加速解决公共产品供给薄弱环节中的问题。

二、适度扩张财政支出当前我国运用支出扩张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本意就是要让支出超过收入，就是要承受赤字可能带来的“成本”。但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掌握支出扩张的“度”。为此，有必要确立从全局着眼分析支出扩张可行性的思维模式。所谓从大局着眼，是指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具体说，当前我国是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四大手段同时取向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自然连带出各个手段如何相互呼应问题。事实上，这些手段同时启动后，内在的呼应性已经产生，这是一种客观规律。因此，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其他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其他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1．货币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货币供应扩张和财政支出扩张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两大手段。当总供求处于较低水平时，这两大手段的共同目标是把需求先行拉高，反推供给扩张，最终把总供求抬到高点。但是，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货币供给扩张与财政支出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谁也承受不起。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财政支出的扩张从初始角度看，是对存量货币的调动，其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税费，二是发债。特别是后者，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

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支出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有两点优势：一是见效快。货币政策扩张时，货币供应扩张要有一定的时滞，因为贷款需求受多种因素制约不一定能立刻膨胀，特别是在经济下调期，投资者预期利润率偏低时，即便利率下调，也不会即刻贷款投资，同时消费者预期收入增长慢也不会即刻贷款消费。相比而言，财政政策来得快，因为支出一旦扩张，资金随即落到项目上和消费主体身上，很快会转化为投资品和消费品。二是针对性强。货币供给扩张时，所有经济主体都有可能利用利率下调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即便是不受产业政策鼓励的投资，也享受同等的优惠。但财政支出扩张则不然，支出是有倾斜点、有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经济主体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也就是说支出扩张是一种结构性刺激。可见，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致基础货币供给扩张

当前我国力度空前的货币政策，直接释放了大量货币。20xx年12月贷款增长7800多亿元。截至20xx年12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已达46.62万亿元，释放1个百分点就是4600亿元。20xx年贷款余额达30.35万亿元。就目前的货币存量推算，如果20xx年 贷款余额增长20%，那么，新释放出的货币至少上6万亿元，贷款规模将达近40万亿元。中国一直是一个流动性充裕的国家，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100%以上，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重高达150%以上。按照现在的政策思路，这两个比重数值在20xx年不会降低。显然，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

货币供给的大幅度扩张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了限制作用。首先，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投资主体的投资需求冲动从未减弱，前期贷款利率高达7.47%时，贷款需求仍在增长，当前利率下调恰好迎合了投资主体的要求。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根本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其次，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股票发行、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利率下调恰好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

再其次，货币供给急剧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现在我国为刺激消费大幅下调消费信贷利率，已经显现出了刺激消费扩张的效力。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总之，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显然，货币政策不是没有作用空间。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这不能说是弊多利少的事情，恰好能够自动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

2．汇率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政策对财政支出有着多重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既会通过贸易结算价格体现出来，也会通过汇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状况的约束体现出来。步入本世纪之后，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现已达到60％多，财政对外依存度相应提高，20xx年进出口环节税收占税收总额比重达15％。

近年来，人民币总体上说处于升值势态。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基础货币膨胀压力，对实体经济运行也产生了多重约束作用，并传导到了财政运行，对财政收支已经形成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人民币升值同比提高了出口货物价格，在当前世界各国经济普遍萎缩的形势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出口困难。就出口而言，人民币升值直接形成了两种减收：一是货物出口下降会减少出口企业的部分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二是在出口下降的形势下，为了刺激出口，我国连续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实际上是要抵消人民币升值和成本上升形成的出口价格上升效应。为此，财政要减收5000亿元以上。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我国一些产品对外出口占总销量的比重高达40％以上。如果外向型企业的出口产品找不到出路，那么数千万人的就业就会受到冲击。为此，我国必须运用财政支出手段来支持外向型企业的产品转为内销。当前“家电下乡”正在全国推开，政策着力点就是扩大内需，客观效应则体现在为家电企业外销转内销创造条件。

其次，人民币全面升值致使用美元、欧元、加元、澳元等各种国际化货币结算商品的进口价格同比例下降，这将直接导致进口环节流转税减收。20xx年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率下调，但货物进口规模仍处于扩张势态，达1万多亿美元。从货物进口结构角度看，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商品是能源、资源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前期进口环节税收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价格狂涨。20xx年下半年以来，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加速回落，现在有些商品价格已被“打回原形”。但此时，人民币升值开始全面化，原来处于低汇率的货币如欧元、英镑、加元等开始加速升值。必须肯定，这一基调与保增长的宏观政策取向是高度吻合的，但客观上却造成了进口环节税收的减少。此外，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又强烈刺激了服务贸易的进口。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人民币升值会加大逆差额。从财政角度看，服务贸易进口额扩大，会使一部分税收流到国外，反过来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服务贸易出口。突出的表现是人民币升值刺激了国外旅游人数和留学人数增加，从而使消费性税收流到外国。

显然，今后财政收入的增长难以再依靠人民币对外币的低比值，而是要寄希望于进口增长形成的消费进步和供给增长。同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还要加大力度支持出口结构调整，使中国占领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目标市场。

3．投资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增长下滑，我国再一次走上了主要依靠投资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本轮投资扩张政策有三大特点：一是规模大。继20xx年11月中央政府宣布4万亿元投资计划之后，各省纷纷跟进，目前宣布的投资规划已突破20万亿元。二是结构转变明确，向公共产品供给倾斜。三是把宏观调控和长期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比如铁路建设投资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投资。

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显然不是政府独家能完成的。现在利率下调、放松价格管理、调整利率政策实际上表明政府希望引导社会投资尽快跟上，遗憾的是按照市场动向办事的社会投资主体并未“奉命行事”，跟进快的只是国有企业，其中电网、铁路、通信等垄断部门表现最为突出，但这些企业的投资一部分又来自于国家预算。

就目前宣布的政府投资规划而言，大幅度扩张财政投资性支出是必然的，但难点在于如何扩张。扩张财政投资性支出有四个途径：一是提高宏观税费负担；二是发债；三是调整支出结构，加大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四是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发货币。从现在的制度安排主基调看，提高宏观税费负担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选择的是后三个途径。

从现实情况看，通过加大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来扩张投资性支出余地很小。目前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接近40%，其中80%多用于公共产品供给，直接流入企业产品制造和销售的资金很少。为刺激经济增长，大部分国家政府都要增发国债，事实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早就走上了发债度日的道路，当前这些国家最大的麻烦就是面临经济衰退还要再增发公债，新旧债务叠加出路难寻。在债务发行方面，我国一直比较谨慎，1998年采行积极财政政策，随后几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急剧扩张，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使国债依存度超过了10%。应该承认，当时这种主动扩张债务的决策确实是理财观的转变，因为之前总是被动举债，这次明确说要利用债务扩张来调节经济。如果说积极财政政策有何新意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新意，表明中国政府抛弃了年度平衡的理财观念。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财政赤字合计95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3%以内。这个赤字规模创出了新中国60年的最高记录。政府报告还指出，国务院同意地方发行20xx亿元债券，由财政部发行，列入省级预算管理。

第3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市场结构；政策效果；传导机制

作者简介：王剑，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金融学博士研究生，从事金融理论问题研究；万解秋，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068-05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问题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及其有效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真的那么简单吗？在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手段中，货币政策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为何行政手段和直接干预往往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今天是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的。因此，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对于提高货币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效果面临考验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一直是一个理论上极具争议的问题，在政策实践上也有不同的分析评价方法的问题，有关货币政策的实施方法和手段的争论可以说是由来已久。[1]

今天我们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政策实践来看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 则讨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少见的动荡危机，银行体系出现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冲击，大量证券化金融资产价格暴跌，一瞬间大量资产就化为乌有，大量金融机构由此陷入危机，银行机构几乎都跌入了深渊，收缩信用以求自保导致金融市场进入了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出现了全面扩散。美国和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先后进入了全面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引发了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银行信贷机构出于危机应对实施信贷收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机的形成。

在金融市场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和货币当局也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形成了积极的介入市场的政策调节和货币政策的反危机措施。这些行政性的政策工具和一些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都成为了危机时期的反危机宏观调控。然而，要对这些行政介入和货币政策作用效率进行即时的评估是十分困难的。大量的分析推论是一些自我肯定和逻辑的推导，并没有实践的证明意义。

从货币政策的形成及其作用方式看，它的作用及其有效性也是充满着矛盾和对立的评价。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政策出现之前，货币的作用存在着中性和非中性的争论，对立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货币对于经济增长有无实质性的作用，中性论者认为货币量变化只能对价格、商品和资产的价值衡量产生影响，但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那么，货币中性的话，货币政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兴起的货币政策，被赋予了可以影响货币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消费的工具变量，货币政策也就成为了影响投资和消费支出的重要宏观政策变量。今天，继续实施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和就业，其政策面临着传导机制和投资刺激方面的种种考验。

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看，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作用过程一般被设定为货币流量变动影响市场利率，市场利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投资和消费者的决策，最后影响市场的支出水平，这种传导机制也就是一种货币传导机制，银行、企业和消费者都是受市场利率影响而作出及时反应的主体，它们的行为变化直接体现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这种假设的合理有效性是建立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上的，利率信息的传导没有任何的阻碍因素，经济主体的反应是及时而且理性的，那么，实际的运行状况如何呢？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当局改变的只是基础货币供应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债券买卖来改变货币流通量，通过货币流通量的改变来影响市场的利率水平，因为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到投资和消费的机会成本，这就可能改变当期的实际支出水平。这个完美的传导作用过程及其影响能力在理论上有效，但始终没有得到实际的检验。[2]早期的货币主义者和后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从传导机制和预期变化方面证实了这种假设的不合理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无法得到证明。

从金融危机后的政策调控实际过程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面临的挑战主要源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当局改变基础货币流量，并不等于知道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即M2的变化量；二是即使已知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也无法获得市场利率变化的信息，难以控制利率水平，这是一个多变量影响因素；三是即使获知了利率水平的变化幅度，也难以测算出投资和消费的可能变化幅度，因为投资消费主体调整支出受多重因素决定，利率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次要变量；因此，假定利率调整就会调整支出的结论并不能成立。可以说，即使是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中，货币当局操控基础货币量的供给机制，也无法获知最终实际投资消费支出的变化量，这是很显然的。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中，这一政策调控的结果更是有限的而且效率不明。

这种政策无效性的假设也得到了实践的证实。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效果看，投资和消费的变动在市场体系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货币政策的调整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作用，是一个难以分离和证明的问题。在实际的刺激过程中，激进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形成投资支出的扩张，不管中间关节是否出现问题，基础型货币量扩张松动无法实现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推动，即使像美联储实施连续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E1、QE2、QE3，对于投资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效果十分有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持续的货币扩张反而带来了通货膨胀的隐患，并导致政府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陷入了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两难境地。滞胀的出现将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欧美日各国目前都面临着严峻的滞胀挑战。[3]

如果从货币政策的中间环节看，其传导效率也存在着严重的障碍。我们已经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基础型货币的可控性不能解决市场实际流通中货币量（M2）的可控性，在实际货币流通量的形成过程中，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反应产生了不同的预期和作用力，银行和企业公众作为交易者具有独立决策的能力，它们的预期与行为最终可以改变货币实际的形成量，这已是为实际市场运行所证实了的。大量货币投放后并未形成货币实际供应量的增加，信贷流量和投资变动也不清晰，出现了所谓的“货币失踪”，货币供应从源头到实际流通市场的数量变化难以控制和测算。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实际利率的冲击影响也存在着难以测算的问题，这其中涉及货币流通速度、货币超额储存、货币溢出量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市场利率的变化难以预测。那么，利率变化的实际程度有无把握的机制和方法呢？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法，那就是根据市场利率的短期变化来判断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实际状态，再进一步参考市场就业率水平和通胀水平，来决定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走向。[4]这种方法已经放弃了寻求利率与货币流通量变量关系的做法，确认利率的变化是由货币市场和商品流通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转而通过认识利率的变动来确认货币市场的实际供求关系变化水平，这就是货币政策调控中著名的“泰勒规则”。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今天看，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当局先后推出的货币数量宽松政策，都有着“泰勒规则”的影子，它们都盯着市场利率和就业率的实际变化，而并没有在意一国当时流通中有多少货币。这一政策操作方式的转变，改变了传统货币政策作用的传导要求，也摆脱了对流通货币量测算的困扰，直接面对利率、就业率、通胀率等市场要素，这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当然，货币政策变化对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和货币流通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给货币政策操作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难题，形成了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盲目操控和效率黑箱。

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题：有效性确认困难

今天，对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实际的政策操作效果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必然形成一种对于什么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同解释，也就是说，可以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解释为实际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的上升等指标；也可以把它解释为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和货币信贷市场的稳定，当然，也有人认为可以将二者连在一起，形成一种多元的目标，但实际情况是稳定的结果可以理解为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的回升增长。

如果我们将二元目标结合在一起看，那么今天各国货币当局都是一个失败的政策操作者，它们的货币政策也是难以收效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经过了两轮扩张调节后，实际的货币流通量是不得而知的，其信贷投放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收缩，基础货币投放量宽松后信贷量没有积极反应，金融机构的信贷顺周期行为十分明显；利率的变化也不明显，短期内几乎没有反应；市场的投资和消费量反应也十分冷淡，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左右的高位上，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处在1%的低位水平上，这究竟是传导问题，还是政策本身的效能问题呢？货币政策难以解释。[5]

其实，所谓的宽货币不等于宽信贷，低利率不等于高投资，说明的就是就业和经济增长回升是一个独立的市场调整过程，与货币政策刺激无关。今天，当我们回顾一下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就会发现这种货币刺激的无效性。为了应对日本国内长期的投资和经济低迷，日本银行采取了低利率直至零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投资增长不明显，通货紧缩的局面一直在持续，也就是信贷收缩和投资消费的低迷一直无法改变，这已经不是货币政策效率的问题了，根本就是投资和就业的变化不受利率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因此，这说明投资消费和就业增长其实是货币流通量以外的独立变量，不可从货币政策的效率角度来解释市场变化。当然，合理的、独立的货币信贷政策是重要的市场保证条件，混乱的、主观随意的政策操控必将破坏市场体系的稳定运行。

在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各国的货币当局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应对措施，政策的效果不一样。一种情况是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增加，但信贷和实际投资量并未增加，实际支出和就业量也就不会有影响，如果要评价它的效果，对于流动性增加和通货紧缩的遏制或许是有效的，它促进了金融危机状态下经济和投资的低水平均衡，它的本来面目就应该是这样的。而如果对于货币政策认定了促增长、拉就业的目标，那么，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就是一目了然的。当前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当货币当局极力扩张基础型货币供应量和增加流动性投入量时，在很长的时间里，一年或一年以上，实际的信贷投放量不能有效增加，我们在2008年至2009年的美国和日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美联储或日本的货币当局实施货币供应扩张的量化宽松政策，市场的流动性增加了，但信贷流量并未增加，投资和消费也没有增加，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也难以上升；而物价和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这是货币政策目标无效，还是传导机制出了问题？我们经过分析可以知道，这些目标本身就不在可能的政策效果之内，因而就难以收到效果。如果实际市场运行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紧缩趋势，那么，低水平的均衡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率的上升是另一个目标了。[6]

因此，我们不能把低增长率和低就业率的均衡维持归结为货币政策的无效，这本身已经超出了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范围了。

三、我国货币政策的低效性与机制重塑

面对今天的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也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试图形成对于市场支出的积极干预。从货币政策的运作机制看，我国目前一方面在利用货币支出工具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但被认为效果较差；另一方面不得不使用传统的行政操控手段，如信贷指标、信贷配额等直接调节决定货币流通量（M2），甚至直接干预决定市场的投资和消费支出，形成了一种复合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那么，如何看待它的政策效果和传导效率呢？总体上说，货币政策扩张的效果具有低效性和行政操控的高成本特征。

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运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市场体系和企业制度市场化初步形成之后，宏观经济调控包括对货币信贷量的调节也就具有必要性了。90年代中期，投资消费的支出决定受市场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及其波动也形成日益明显的周期性。货币当局也就面临着调节经济增长周期和维持货币物价稳定的问题，积极的货币政策正式走到前台。反周期的积极的货币政策体现的原则就是直接控制或干预货币流通量和支出水平，其目标当然是经济的增长率和就业率等指标，而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调节趋向于紧缩货币信贷，实现调控支出水平的目的。从以往的政策效果看，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较明显，复合性的紧缩政策对于货币流通量、信贷量和投资支出规模都有快速的影响，没有货币支持的投资支出是难以维持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行政性越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就越好。[7]但对于扩张性的刺激政策而言，其政策效果就很不明显了，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和消费者的独立决策地位上升，对于市场周期变动的预期强烈，货币当局要改变这种预期是不可能的，要劝告或诱导企业、消费者改变行为也是不可能的，这必然导致反周期的扩张政策失效，政策的传导效果也就不明显，这是必然的结果。要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难以奏效的，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应用行政性的政策工具直接干预市场的支出，从而能快速收到扩张的效果。这种假设在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获得了实践验证，它的政策效果值得我们分析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利率货币的松动和基础货币量的扩张对于市场流动性有积极的反应，出现了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高速流动，短期资金泛滥，但同期的实际信贷投放量并未见到有效增长，货币政策的支出效应不明显。[8]在欧美国家出现的货币堆积于央行的现象，也出现于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系。

进入2009年以后，货币信贷投放的松动扩张实施了更多的行政指令手段，行政系统甚至直接规划实施投资项目，财政也积极地配合，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项目计划，银行信贷系统在行政指令下于当年增发了8.5万亿人民币信贷流量，支出的扩张在行政性投资立项规划下得到了实现。我们看到，货币扩张的有效性是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子而已，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也是行政命令的效率而已。因此，货币政策在现实的情况下充其量只是财政政策和行政性支出计划的从属措施罢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也具有行政强制的特色，因此，在非市场预期条件下，企业和消费者的预期作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行政性投资拉动市场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快速回升，甚至出现了过热和投资过度的问题。这个显然不是货币政策在当前过度有效了，利率、准备率、汇率等工具的作用效率也需要考虑在特殊结构条件下的形成的问题。我们近年来大量的实证分析和检验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行政性的投资支出扩张并非货币政策调节的效果。[9]

机制重塑，我们今天面临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企业预期影响日益强化，这一行为反应与货币政策的行政性调控的冲突日益明显，会严重削弱宏观货币政策的效率。我们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强化政府的直接投融资和行政性的投资体制，弱化市场体系和企业的自主投资决策影响；要么调整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和目标，重新构造一个新的货币政策传导作用机制，形成一种市场体系之上的经济性杠杆体系，提升货币政策的操作有效性[10]。

依托于现实的经济结构与市场基础之上的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需要利用利率、准备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经济手段进行操作，在操作目标方向上引入物价和通货膨胀率、就业指数等中间变量作为参数，这样的传导机制依存于金融市场体系，操作上可以放弃直接安排投资项目和信贷配额等可能引发严重弊端的手段，形成一种适应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和金融市场作用条件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真正地提升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参 考 文 献

[1] 谢平. 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J]. 金融研究，2000，（1）.

[2]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完善[J]. 金融研究，2004，（4）.

[3] 赵振全，于震，刘淼. 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存在吗？ [J]. 经济研究，2007，（6）.

[4] 陆前进，卢庆杰. 我国利率调控面临的困境及政策含义[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5）.

[5]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课题组.商业银行顺周期性与金融宏观调控研究[J]. 浙江金融， 2009，（4）.

[6] 黄武俊，燕安. 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有效性和可控性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0，（3）.

[7] 范从来. 论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J]. 经济研究，2000，（7）.

[8] 万解秋，徐涛. 汇率变动对中国就业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04，（2）.

第4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字】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对一个国家来讲，它的宏观经济目标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物价稳定，降低失业率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在宏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出于协调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出于稳定物价、扩大就业的需要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或参与经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早已成为现实。

一、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场失灵在所难免。高效的政府调控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宏观政策的选择与应用上。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增进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改进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来制定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等。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含义

财政政策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对税收、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进行调整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国民收入和产出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支减收，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收减支。

2.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

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例，它发挥作用的传导过程是：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可以通过减税，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增加转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资津贴来实现。假设增加政府购买，政府购买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总支出（Y = C+I+G+X-M， G，Y）；而当产品市场均衡时，总收入应该等于总支出，由此，总收入也增加。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引起国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实施同时也会产生反作用：当国民收入增加时，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预防需求随之增加，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投机需求就必须减少，而投机需求与利率是负相关的关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为投资的成本，导致私人投资下降；而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支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购买增加导致私人投资减少的作用，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挤出效应”。同理，政府运用另外两个工具，即税收和转移支付，其变化会引起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从而影响消费，而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又影响了整个支出与收入。当然它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同样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3.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IS和LM线密切相关。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LM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无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LM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有效。

挤出效应也是影响财政政策的因素之一。当挤出效应效果大时，货币政策不明显；挤出效应小，则效果明显。挤出效应体现在图形上就是IS与LM线的斜率，IS线平缓，LM线陡峭，代表着较为显著的挤出效应。因而挤出效应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在本质上仍可归结为IS和LM线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含义。货币政策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进行调整来改变利率，进而影响国民收入与产出的政策措施。货币政策也分为两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增加货币供给量（放松银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减少货币供给量（紧缩银根）。具体实施时，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再）贴现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

2.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例，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的传导作用是：当央行扩大货币供给量，利率就会随之下降，以利率为成本的投资便会增长，从而拉动总支出，使总收入增加（Ms，i，I，Y）。与财政政策相似，货币政策的实施同样具有反作用：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导致人们手中的钱增多，从而交易预防需求增加，交易预防需求与收入是正相关的，因此货币需求也增加，货币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导致私人投资下降，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之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同样取决于IS与LM线。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不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不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IS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有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IS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综上，从直观角度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与IS线及LM线的斜率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若一国IS曲线比较陡峭，而LM曲线比较平坦，则财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线平坦，而LM曲线陡峭，则货币政策效果好。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实践性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实践性问题：

1.执行政策的时机问题。从理论上讲，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时一般执行扩张性的政策，在经济过热时实施紧缩性的政策。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即前面所述的传导过程，在实际经济中真正发挥作用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从政府意识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到制定政策再到实施政策及政策发挥效果，其间存在时滞。每个国家都有经济低谷与高峰交替的经济周期现象，如果在经济低谷时执行了扩张性的政策，而政策时滞时间长，经济已经向高峰迈进的时候才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将推动经济的过热，这违背了政策实施的初衷。因此，准确地预测好时滞，把握好政策实行的时机，非常重要。

2.执行政策的综合运用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往往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过度使用其中一种而忽略另一种的作用。如片面强调财政政策，通过过多的政府支出来调节经济，忽视相应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往往会造成人为的经济失衡。

3.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不够健全。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政策的传导机制的作用发挥缓慢，政策的不确定性比较大。

4.金融市场不够健全，利率机制的调节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监管水平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时会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货币政策效果会因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而变化，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难以避免等。

四、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的建议

1.政府尽可能的提高决策的效率，减少各环节占用的时间，尽量减少时滞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提高经济调控的效果。

2.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更有助于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萧条的时候，政府会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来增加国民可支配收入，拉动经济，同时会采取较为温和的货币政策甚至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防止政府拉动经济可能带来的通胀。

3.改善微观基础。健康的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减少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使政策效果更为充分地发挥。因此，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就必须重视和充分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同时要优化经济结构，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内，通过最初政策变量的改变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因此，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 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场，是实施有效地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在前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传导机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市场上诸多因素如利率等对于政策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市场化的利率机制，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注重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提高金融市场监管水平，使金融市场向着完善、稳定的方向发展，保障政策实施的健康环境。

5. 提高、刺激消费的有效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中，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拉动国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觑，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费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们最终是否会增加消费，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这些是加强消费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消费领域。

总之，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人类选择了市场，但市场机制的发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为依托。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必须要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第5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宏观经济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引言

凯恩斯以前宏观经济理论中，普遍认为单凭市场的调节作用，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均衡、稳定的增长，但是现代经济发展历程和实践越来越显示出单纯依靠市场调节存在弊端。由于市场调节存在着滞后性、盲目性、自发性等问题，在经济发展中，政府的政策调控不可或缺。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最基本手段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调控目的主要在四个方面：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进行分析，找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政策组合模式，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平稳的发展。

财政政策作用剖析

（一）财政政策的内涵和作用机制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达到一定的经济目标通过调节财政收支来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政策。具体来说，财政政策就是政府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而对税收、债务、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进行的选择或决策。

按其定义来看，财政政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税收和政府借债，财政支出主要是指政府采购以及转移支付。可以看出，财政政策工具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税收，当今世界，税收已成为各国最主要、最常用的财政政策工具，作为政策工具，税收政策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税种、税率和税式支出三种形式；政府公债，在传统经济理论中，发行公债的目的主要是弥补财政赤字，保持短期内的财政收支平衡，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公债政策的作用机制包括公债规模、公债利率、偿还期限和对象结构；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是指政府部门对商品和劳动的购买支出，具体包括公共支出和政府投资两个方面的内容；转移支付，政府的转移支付包括社会保障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农业补贴、救济金、失业补助以及公债利息等方面的支出，其实质是社会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再分配。

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可以用下面两个传导式表示：

扩张性财政政策：G=>C=>I=>Y

紧缩性财政政策：G=>C=>I=>Y

其中，G是指财政，C是消费，I是社会投资，Y是国民收入。上式的含义是：当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财政支出增加，收入减少，导致社会消费增加，社会投资上升，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当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时，财政支出缩减，收入增加，促使社会消费萎缩，社会投资降低，从而达到抑制经济过热的目的。

（二）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分析

财政政策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自动稳定器”作用是指即使政府支出和税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制度本身也能逆经济形势，在经济衰退时，自动削减政府收入，增加政府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经济过热时，自动增加税收，减少政府支出，抑制经济增长。政府收入的自动变化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的变化，政府支出的变化则主要表现在政府救济金和福利支出的变化上。当经济衰退时，公司利润和个人收入减少，符合纳税标准的公司和个人减少，税收降低，同时失业人数增加，符救济标准的人数增加，失业救济金和各项福利支出增加，从而使得宏观经济的衰退情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反之，当经济过热时，财政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过快增长。

2.保持预算平衡。无论是古典经济之前的经济学派还是凯恩斯之后的经济学派都奉行平衡的财政思想，追求一年或一个经济周期的财政预算平衡。政府在使用财政政策中，经济萧条时，适当安排赤字，扩大政府支出，减少政府收入，在经济繁荣时，有意安排财政盈余，弥补衰退时的赤字，从而在一个经济周期内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

3.调整经济结构。财政政策按其性质可以分为总量性的财政政策和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结构的调整主要体现在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发挥作用。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投资的财政手段，重点扶植某些产业或某些企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通过财政手段大力促进了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产业的发展。

4.优化收入结构。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补贴、救济等手段，加大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及弱势群体的支出，再次分配了国民收入，缩小了我国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收入的均等化，优化了人民的收入结构，缓解了经济发展中两极分化的问题，从而提高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三）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与财政风险分析

1.财政政策的局限性。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政策体制不完善或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其实施效果可能会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具体来说，财政政策的局限性表现在：一是挤出效应。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是指，当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扩大财政支出或投资增加会引起利率和商品价格的上升，从而限制了其他的社会投资，减少了人们消费，从而削弱了政策效果。二是政策时滞。政策时滞是指从政策制订到最终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达到政策目的的时间差。财政政策的时滞可以分为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其中内部时滞包括认识时滞和决策时滞，外部时滞包括执行时滞和作用时滞。

2.财政风险。财政风险是指政府财政和经济部门在财政资金运营过程中，由于各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和财政经济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致使财政收支状况恶化而引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一般来说，财政风险主要是指债务风险，包括隐性债务风险和显性债务风险。此处所说的债务是广义的概念，分为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指法律与契约规定的债务，隐性债务是指政府必须支付的由道义、责任产生的债务。本文基于两种债务的不同内涵和性质列出了财政风险矩阵，如表1所示。

货币政策作用剖析

（一）货币政策的内涵和作用机制

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达到一定的经济目标通过中央银行运用政策工具影响利率水平和货币的供给，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政策。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一样，在运用中应坚持“逆经济风向”的原则，当经济衰退时，应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给，刺激经济增长；当经济过热时，应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有：公开市场业务，是指央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从而影响利率和货币供给的政策工具；法定准备金率，是指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对存款总额的比率，它与货币创造的多少成反比；再贴现率，是指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时的利率，在货币政策运用时，常把再贴现率与公开市场业务相互配合使用；其他货币政策手段，主要包括有道义劝告、垫头规定、分期付款和抵押贷款的条件等。

货币政策作用于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可以通过下面两式表示：

扩张性的货币政策：M=>i=>TI=>C=>Y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M=>i=>TI=>C=>Y

其中，M是货币供给，i是银行利率，TI是社会投资，C是消费水平，Y是国民收入水平。上式的含义是：当政府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增加导致利率降低，社会消费增加，投资上升，国民经济增长；当政府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货币供给缩减，促使利率上升，社会消费减少，投资降低，从而达到抑制经济增长、限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二）货币政策的积极作用分析

政府采取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控制国民经济过冷、过热以及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因此，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分为调节经济增长速度和抑制通货膨胀。

1.调节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数量学派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多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他们提出了著名的“费雪”公式：MV=YP，式中，M是名义货币供给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Y是国民收入，P是市场价格。一般而言，在一定经济时期内，V和P都是相当固定的，因此，国民收入Y与货币供给量成正比关系。即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准备金率等货币工具扩大对基础货币的供给，促使银行利率下降，进而使消费和投资增加，刺激经济增长；当经济过于繁荣时，政府采用收缩性的货币政策，降低货币供给量，促使银行利率上升，使社会投资和消费缩减，抑制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具有使宏观经济的增长趋向于“自然增长率”的重要作用。

2.抑制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通货膨胀是指宏观经济发展中，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超出了货币的供给量，从而引起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上升，人们实际收入水平持续下降的现象。通货紧缩是指货币的供给量超出了经济对货币的需求量，从而引起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降，商品滞销的现象。通货膨胀和紧缩本质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于政府的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需求不平衡引起的。政府的货币政策通过不同的政策工具组合可以直接控制货币供给，对抑制通货膨胀和紧缩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和不对称性分析

1.货币政策的局限性。货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到政策体制和不确定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效果可能会偏离原本的既定目标。具体来说，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流动性陷阱。是指当银行利率低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即使提供再多的货币供给，人们也会把货币留在手中，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货币政策失效。二是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冲击。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逐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格局的形成使宏观调控政策的操作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受到汇率、国际投资、国际组织等方面很大程度的影响。三是阻塞效应。在费雪公式MV=PY中，如果货币流通速度V下降，则政府增加名义货币供给在短时间内由于受到阻塞作用不能迅速融入到实体经济中去形成实际货币供给，从而导致货币政策不能有效传导，产生“阻塞效应”。

2.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性。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性首先表现在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冲击是非对称的，虽然货币政策可以在经济衰退时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过热时限制经济增长速度，但这种刺激与限制作用效果却是不同的。凯恩斯主义认为非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总供给曲线具有凸性性质，总供给曲线的凸性特征越强，经济增长受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影响越大，因此，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的作用效果要比经济过热时期的作用效果好。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运用货币政策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其次，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性表现在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冲击是非对称的，无论是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还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低增长状态下的通货膨胀对货币冲击的反应程度均低于高增长状态下通货膨胀对货币冲击的反应程度。

政府政策模式的选择

（一）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选择模式

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由于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单一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很难充分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需要采用不同的政策进行搭配，共同作用于宏观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调控作用。根据性质分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因此，在经济发展实践中，政府有四种不同的政策组合可供选择：“松财政松货币”政策；“紧财政紧货币”政策；“松财政紧货币”政策；“紧财政松货币”政策。

（二）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模式选择

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按照周期性特征划分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1992-1996年，该时期为“谐波动高增长期”，又称经济“软着陆时期”，经济平均增速为12.44%，年均波动率为1.7%；第二时期是1997-2002年，该阶段为“需求不足时期”，经济平均增速为8.6%，年均波动率为0.80%；第三时期是2002-2007年，称为“需求扩张时期”，经济平均增速为11%，年均波动率为0.8%。这三个时期的具体经济特征如表2所示。

由表2可见，除了经济增长率和波动率之外，三个时期反差最大的是通货膨胀率：在“软着陆时期”通货膨胀率高达14.1%，波动率高达7.1%，远远高于“需求不足时期”的0.2%和1.6%，同时也远高于“需求扩张时期”的2.6%和1.8%，说明该时期经济处于过热且波动剧烈时期，相比之下，“需求不足时期”的经济处于“休眠”的状态，“需求扩张时期”的经济比之“需求不足时期”又变得活跃和复苏起来。

针对三个时期不同的经济特征，我国政府充分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发挥政府作用机制，采取相应的“逆经济风向”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在避免了经济大幅度波动的同时又兼顾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经济结构的改善。具体来说，在“软着陆时期”，我国政府坚持总供给总需求管理并重的原则，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以限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在“需求不足时期”和“需求扩张时期”，主要以总需求管理为主，“需求不足”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增加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需求扩张”时采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又起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表3是我国政府在三个时期采取的经济政策工具规模的对比详表。

实践证明，我国政府在三个时期采取的“逆经济风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政策效果，在避免了经济大幅度波动的同时又兼顾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经济结构的改善。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不发达，市场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完善，加之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由供给制约向需求制约过渡的经济转型时期以及从经济危机中挣脱出来的复苏期，政府政策的宏观调控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一段时期，为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地发展，我国政府应该继续保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可以选择如下的措施来实施宏观调控政策：继续保持适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支持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实施扩大消费的财政政策；实施促进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结论

在宏观经济发展中，政府的政策调控极为重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最基本的政策措施。二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产生不良的影响和政策风险。在政策实践调控中，我国政府应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现实需要，选择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只有正确地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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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章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运行的困境与政策取向[J].财贸经济，2003（3）

第6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物价背离；货币-汇率背离；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霸权

一、引言

为刺激经济复苏，抑制通货紧缩，降低失业水平，救助问题银行，在2009-2014年，美国先后三次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共计向商业银行投放了超过三万亿美元，造成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市场美元流动性急剧扩张。

按照普遍接受的经济学理论，一国货币的超发和滥发，必然引发该国货币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的同时降低。也就是说，对内而言，货币的超发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对外而言，货币的超发必然引发本币贬值。然而，美国经济运行的数据却显示，美国基础货币的急剧扩张既没有引发显著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引发显著的美元贬值，美国的货币-物价和货币-汇率运行均出现不符合经济学常理的背离。

运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等机构提供的数据，本文对美国货币-物价和货币-汇率运行背离问题的研究显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内生缺陷和美国金融生态的恶化导致美国货币-物价运行背离的形成，美国对外债务的扩张和美国打压下的欧债危机导致美国货币一汇率运行背离的形成。进一步的研究显示，虽然货币-物价运行的背离影响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率，但是货币-汇率运行的背离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我们认为，研究美国货币一物价运行背离问题对面临经济减速压力的中国宽松货币政策选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研究美国货币-汇率运行背离问题对中国制定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国货币-物价、货币-汇率运行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Ivashina，V.，Scharfstein，D.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行了相对严格的界定，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在常规货币政策无效背景下，中央银行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一种非常规货币政策。Martin Feldstein的研究显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美国股票市场的上升，并通过财富效应刺激了消费扩张和经济复苏。Colin Ellis认为，由于中央银行仅仅关注货币扩张的规模而不是货币需求，因此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Gianluca Lagana，Pasquale Michael Sgro认为，量化宽松政策可以通过汇率和净出口影响实体经济，但是影响的长度决定于时滞的长短。George Kapetanios，Haroon Mumtaz，Ibrahim Stevens，Konstanfinos Theodoridis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物价水平都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对物价水平的影响高于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Marco Folpmers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中央银行借助储备创造完成的资产购买，由于货币乘数的作用会产生潜在的通胀压力，但是银行资产的收缩会降低杠杆，去杠杆化会部分冲销通胀压力。AnthonyF.Herbst，Joseph s.K.Wu，Chi Pui Ho的研究认为，通过添加利率变量和贸易变量对开放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拓展，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导致货币贬值和带来出口导向型经济复苏。Purl，Rocholl，Steffen，S.的研究发现，即使存在储备陷阱，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货币贬值促进贸易扩张也能有效刺激经济复苏。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李石凯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没有达到美联储的预期效果，反而引起了国际市场用美元标价的贵金属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上涨，增加了全球经济未来走势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王晓雷，刘昊虹的研究表明，由于美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不是流动性短缺，因此，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没有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反而导致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许欣欣、李天德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解释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提高，但是无法解释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货膨胀普遍高于发达经济体的事实。王自锋、白h明的研究显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溢出效应强于对美国国内物价的直接影响。马理、余慧娟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金砖五国的影响显著，在短期内会导致金砖五国实体经济产出上升、货币升值和虚拟经济繁荣。路妍、方草认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短期资本流动影响较小，两国利差在短期内对中国短期资本流动影响明显，长期考察则趋于均衡。

通过研究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国外学者主要关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货币扩张对美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虽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仍普遍接受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会引发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而国内学者则集中关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全球影响，尤其是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普遍认为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货币扩张造成了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竞争。

三、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的基础货币扩张

2009年3月，美国推出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包括购买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1750亿美元的机构证券，2010年3月，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结束。2010年11月开始，美联储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每月购买750亿美元的政府长期债券，截至2012年6月，共计向市场投放6000亿美元的流动性。2012年9月，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初期计划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2012年12月美联储宣布在前期每月购买4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基础上再增加450亿美元购买美国长期国债，美联储每月资产采购额高达850亿美元。与前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比较，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没有预先设定实施期限和基础货币扩张规模，但附加了两个约束性的标准：其一是失业率高于6.5%，其二是CPI低于2.5%。实际上到2014年10月，美联储才宣布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以该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持续的时间超过两年。不过直到宣布退出第三轮量化货币宽松政策，美国的CPI仍然没有达到2.5%的预设标准。

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央银行监控的货币运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础货币（Mb），二是狭义货币（M1），三是广义货币（M2）。很显然，美联储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过程中，主要关注的是基础货币。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美联储公布的基础货币数据来研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国的货币运行。

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来美国基础货币扩张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长期考察，美国基础货币变动相对缓慢，而且与GDP的增长基本上保持同步。但是从2008年开始，美国基础货币的运行进入一个强劲的上升通道。这种运行态势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2）从绝对规模考察，2007年年末，美国的基础货币还只有8371.92亿美元，但到2014年年末，已经急剧扩张到39344.91亿美元，年均增量4424.71亿美元，其中有多年的增量都超过2007年存量的水平。

（3）从相对速度考察，2008-2014年，美国基础货币的年均增速高达24.82%，是同期美国GDP年均增速的12倍，表明美国基础货币的运行已经严重脱离了经济增长的约束。（4）分段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基础货币的扩张完全决定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与否，只要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基础货币就显著扩张，一旦停止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基础货币扩张速度就会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5）2008-2014年，美国的狭义货币的年均增速只有11.44%，广义货币的年均增速只有6.63%，都远远低于基础货币的年均增速，导致了货币乘数的显著下降。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6）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结构的恶化。数据显示，2014年美国按揭支持证券的份额已经由0上升到38.41%，这类资产属于有毒资产，在传统上不符合央行流动性、安全性的要求。

四、美国货币一物价运行的背离分析

虽然货币与物价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学术界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普遍认为货币与物价正相关，从长期考察尤其如是。也就是说，物价对货币供给的反映除了在方向上应该基本一致外，其弹性也应该基本稳定。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货币与物价的互动并不符合经济学常理的解释，二者的运行存在显著的背离。

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2007-2014年美国年度核心物价指数分别为：2.8%、3.8%、-0.4%、1.6%、3.2%、2.1%、1.5%和1.6%。对这一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国物价运行的五个特点：（1）金融危机对于美国的物价运行确实产生了严重冲击，尤其是2009年美国曾经出现实质性通货紧缩。（2）对美国物价运行进行的长期考察显示，美国的潜在CPI一直运行在3%左右，所以美国学者一般将实际物价水平低于3%视为通货紧缩。按照这种观点判断，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CPI一直运行在通货紧缩区间。（3）因为美国的CPI一直运行在通货紧缩区间，所以美联储一直将治理通货紧缩作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尤其是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甚至将CPI上升到2.5%作为量化标准。（4）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当时的物价水平仍然远低于2.5%的政策目标，说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具有显著的被动性，就连美联储也认为即使进一步量化宽松也难以实现通胀目标。（5）美国的物价运行对基础货币的扩张基本上没有反应，CPI的增长与基础货币的扩张显著地不成比例。本文讨论的美国货币一物价运行的背离实际上就是指二者之间不符合经济学常理的运行状态。

以2007年的数据做基数，到2014年，美国的基础货币累积扩张了370.05%，物价的累积增速仅仅只有15.48%，说明美国货币-物价运行背离的存在。以下两组量化分析能够对美国货币一物价运行背离的结论提供佐证。（1）弹性分析。以物价累积增速15.48%做分子，以基础货币增速370.05%做分母，我们可以计算出物价对基础货币的区间弹性仅仅只有0.04。（2）回归分析。以基础货币扩张速度为自变量，以物价指数为因变量，得出的回归方程为：y=95.83+0.042x，说明回归系数仅仅只有0.042。弹性系数和回归系数都说明基础货币每上涨100%，对应的物价上涨率只有4%，说明物价对货币基本上没有反应，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货币一物价运行背离的结论成立。

我们认为，导致美国货币一物价背离的主要原因包括流动性囤积、流动性空转和流动性外溢。表1的数据能够支持我们的观点。

（一）流动性囤积

流动性囤积是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投放的流动性被商业银行用现金的方式持有。在货币乘数理论中，由于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不参与货币创造过程，所以这一部分资产被称为现金漏损。实际上，商业银行的现金资产完全退出货币流通领域我们将它称为流动性囤积。正常情况下，由于现金资产不产生盈利，属于非生息资产，因此，商业银行一般只会少量持有以应付存款客户的现金需求。然而，为了防止客户挤提导致银行流动性链条断裂甚至银行破产，银行会扩大现金持有规模。表l中，现金资产就是美国银行业持有的现金的变化情况。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银行业持有的现金只有3248.24亿美元，仅占当年银行总资产的2.98%。由于2007年年末美国次贷危机刚出现苗头，银行并未对资产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所以这一数据大致上可以视为美国银行业持有现金比例的常态。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银行业持有的现金规模急剧扩张，到2014年年末，总规模已经达到27990.41亿美元，占到了当年银行总资产的18.60%。2007-2014年，美国银行业持有现金的增量为24742.17亿美元，同期基础货币的增量为30972.99亿美元，也就是说现金持有已经消耗了79.88%的基础货币，它说明流动性囤积是美国货币-物价运行背离的重要解释变量之一。

（二）流动性空转

流动性空转是指流动性在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或者商业银行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运转。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在获得中央银行的流动性供应之后，要么用于存款准备，要么用于购买国债，表面上看资金仍然在运转，但是这部分资金实际上都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部门，不能为经济复苏提供资金支持，属于空转状态。表1中的存款准备是指商业银行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和超额准备，反映的是流动性在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空转。数据显示，2007年年末美国银行业的存款准备还只有280.33亿美元。国际金融危机以后，银行的存款准备急剧增长，到2014年年末，其规模已经达到26658.35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了94.1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国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绝大部分是超额准备。2007-2014年，美国银行业的存款准备增量为26378.02亿美元，是同一时期基础货币增量的85.17%，它意味着超过85%的基础货币投放又通过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回流到中央银行。表1中的政府债券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规模，反映的是资金在商业银行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空转。数据显示，2007年年末美国商业银行资产中政府债券的规模只有11281.08亿美元，2014年年末这一规模已经达到20410.45亿美元，政府债券的增量与基础货币增量的比率也达到29.48%，说明资金在商业银行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空转也相当严重。

（三）流动性外溢

流动性外溢是指中央银行投放的流动性并没有进入国内实体经济部门而外溢至国内虚拟经济部门或者国际金融市场。外溢的流动性要么进入国内证券市场，抬升股票价格，制造股市泡沫；要么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诱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和暴跌；要么进入外汇市场，造成外汇市场剧烈波动。由于美元处于全球霸权地位，美元流动性外溢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尤其剧烈。由于流动性外溢统计的困难，迄今为止，并没有官方的有关统计数据，也没有学者的有关估计。但是，数据的缺乏并不完全妨碍我们对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元流动性外溢的研究。我们认为，以下数据或者事实能够证实美元流动性外溢的存在和影响。（1）美元流动性外溢的第一大目标市场是美国的股票市场。表1中的标普指数（标普500）的变化能够说明最近几年有庞大的流动性进入了美国证券市场，导致标普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快速回升，甚至连续创出历史新高。（2）全球大宗商品市场也是美元流动性外溢的重要市场。2007-2014年，国际黄金价格和国际石油价格均剧烈波动，都是外溢的美元流动性冲击的结果。（3）全球外汇市场是美元流动性外溢的第三大目标市场。2010-2012年，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都曾经急剧升值，这些国家不得不通过下调利率和采取外汇管制等措施应对本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一轮明显的货币贬值竞争。

五、美国货币-汇率运行的背离分析

虽然货币与汇率之间的互动关系学术界仍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普遍接受货币一汇率负相关这种观点，从长期考察该关系更明显。也就是说，汇率对货币供给的反映除了在方向上应该相反之外，弹性也应该基本稳定。然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货币一汇率的互动并不符合经济学常理的解释，二者的运行存在显著的背离。

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2007-2014年年末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分别为：97.88、106.2、98.96、98.01、98.65、9r7.31、100.22和108.59。对这一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元汇率运行的四个特点：（1）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确实有所下降，2009年和2010年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都显著低于2008年的水平。（2）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后，从逻辑上讲美元应该进一步贬值，但美元有效汇率却是持续且相对稳定地上升。（3）2013年和2014年欧债危机不断深化，美元有效汇率快速上升，二者的同时出现并不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4）从整体上看，美元有效汇率的运行并没有受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美国基础货币超速扩张的影响，二者的运行不符合经济学常理，呈现显著的背离。

以2007年的数据做基数，到2014年，美元的有效汇率指数累积上升了10.94%，说明美元有效汇率的运行实质上没有受到美国基础货币扩张的影响，美国货币一汇率运行存在背离。以下两组量化分析能够对美国货币一汇率运行背离的结论提供佐证。（1）弹性分析。以汇率累积增速10.94%做分子，以基础货币增速370.05%作分母，我们可以计算出汇率对基础货币的区间弹性为0.03。（2）回归分析。以基础货币扩张速度为自变量，以汇率指数为因变量，得出的回归方程为：v=98.05+0.03x，说明回归系数仅仅只有0.03。弹性系数和回归系数都说明基础货币每上涨100%，美元有效汇率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上涨3%，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货币一汇率运行背离的结论成立。

我们认为对美国货币-汇率运行背离问题能够做出有效解释的变量主要是美国对外债务的扩张创造的美元需求以及欧债危机冲击下的欧元贬值。表2的数据能够支持我们的结论。

对于美国而言，其本币美元不仅是对外债务的计价货币，同时也是对外债务的偿付货币，因此，美国对外债务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国际金融市场美元的回流过程，美国可以用对外债务的扩张创造美元需求，以平衡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美元供求关系，稳定美元汇率。借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项目分类，我们将美国政府部门对外债务和中央银行对外债务统称为调节易，将商业银行对外债务、其他部门对外债务和直接投资项下的公司内部跨境借款统称为自主易。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07年美国调节易占总债务的比重为21.05%，自主易占总债务的比重为78.95%。市场主体处于美国对外债务的主导地位，政府部门则处于美国对外债务的次要地位，这一结构大致上是美国对外债务构成的常态。但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对外债务的结构发生了持续且显著的变化。2014年，美国调节易的份额已经达到39.33%，自主易的份额则下降到60.67%。很显然，美国对外债务中，调节易与自主易发生了非对称性变化。从整体上考察，美国对外债务的增量完全来自于调节易，自主易对对外债务的贡献率实际上为负。数据说明，通过政府部门对外债务的扩张，美国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就创造了37725.97亿美元的需求，通过中央银行对外债务的扩张，也创造了1881.73亿美元的需求。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大需要无疑极大程度地刺激了国际金融市场美元需求端的扩张，成为稳定美元汇率最重要的因素。

欧元产生之前，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美元并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但欧元产生以后，全球货币竞争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重要的特征是欧元全球地位不断的上升。对于美国而言，欧元除了是美元的主要竞争货币，而且因为欧盟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在美元的有效汇率中也是权重最大的货币。因此，如果对欧元进行打压，通过国际金融市场下调欧元与美元的兑换比率，就能够稳定美元汇率。表2中的EUR/USD和USD/CNY显示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元双边汇率运行的两种极端形式。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4年，美元兑欧元的波动性上升，7年累计升值了20.68%。与美元兑欧元的升值不同，美元兑人民币几乎是持续下行，7年间累计贬值了16.23%。很显然，美元有效汇率的稳定与美元兑欧元的升值密切相关。从表面上看，欧元贬值的主要解释变量是欧债危机，但是从欧债危机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来看，美国因素是欧债危机最重要的外生变量。美国评级机构、对冲基金和舆论媒体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的轮番冲击强化了欧债危机的严重性，增加了欧债危机处置的难度。胡朝晖、李石凯通过对欧债危机中美国因素的分析，还认为美国主要是借助欧债危机对欧元进行打压，以维护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

通过对外债务创造美元需求和打压欧元稳定美元汇率形成的货币一汇率背离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的全球储备份额急剧下降了5.4个百分点，而美元的全球国际储备份额则上升了0.8个百分点，美国维护美元全球霸权地位的目标已基本实现。

六、简要结论与重要启示

为刺激经济复苏，抑制通货紧缩和降低失业率，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实行了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基础货币急剧扩张，但基础货币的扩张既没有抬升物价水平，也没有压低美元汇率，美国的货币-物价和货币-汇率运行均出现显著背离。

从表面上看，美国货币一物价运行背离的原因在于流动性囤积、流动性空转和流动性外溢，但深层原因在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内生缺陷和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的金融生态。

美国货币-汇率运行背离的主要解释变量包括对外债务的扩张和欧债危机冲击下的欧元贬值，说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施以来，美国实际上在实施强势美元政策。由于汇率的长期稳定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所以，我们预期美国货币-汇率运行的背离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继续。

第7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相机抉择单一规则

1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其成因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的是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以及能多大程度上影响产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在这个前提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即提出了“流动性陷阱”，认为货币政策在大危机面前不如财政政策得力，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汉森曾言到：“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同时他也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目前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当中确实存在显著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产生非对称性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种是由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和作用方式不同，因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第二种是存在银行和资本市场上的各种信贷约束，这些信贷约束只有当货币政策紧缩时，才能够成为紧约束，并且发挥实际作用；第三点是经济当中存在各种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例如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等，这些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化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

2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下的我国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当中，经历了大约4～5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波动，从1998年开始，连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刘金全（2002）所作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强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产出的促进作用。

1993~1996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指标，实际上是在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社会因货币供给量失控而造成的物价上涨。货币供给量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十分显著，要平抑物价，就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1997年之后的5年内，我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急需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启内需；另一方面银行体系大量存款闲置。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行为也被经济主体规避风险的反向选择所化解，也就是说，在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大大下降了。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作用的存在，我国应该谨慎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和调控模式。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名经济学界著名的学术泰斗，在调控模式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是不稳定的，应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和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定为充分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主张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代替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提出以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纵目标，最终目标为物价稳定。

相机抉择也叫反周期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运行的阶段特征以及政策效果来相机抉择使用宏观经济政策。相继抉择通常要考虑以下几点：

（1）逆风向行事。当经济衰退时，通常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通常选择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政策的时滞。经济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时滞如数据时滞、认识时滞、立法时滞、执行时滞、作用时滞。政府要及时实行和选择经济调控措施，避免前一轮调控政策在经济风向转换后才发生作用。

（3）政策的组合和协调。通常有双紧双松和一紧一松的政策组合。“单一规则”认为由于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反周期的干预不仅不能熨平周期，反而会加剧周期波动。其推导逻辑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货币供给具有稳定性；货币供给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必然是“单一规则”。

事实上，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选择上无一例外地奉行“相机抉择”模式。美联储利率的频繁调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曲线也不是水平的。此外，从中国货币政策表述的繁复多变中容易看出（见表1），我国中央银行基本上时按照“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存在非对称现象，正向的货币冲击效果和负向的货币冲击效果相比，效果相对较弱，这也解释了我国对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的“刹车容易，启动难”现象。

从货币政策操作应力求完善上看：①随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货币渠道向利率渠道转化的趋势，货币政策不宜简单地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否适度来衡量而应把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加关注最终目标，即物价上涨水平而非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一方面，资本市场投资与银行储蓄存款的替代关系越来越明显，客户保证金对货币层次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致使M2指标的全面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不显著，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与消费的影响并不大。因此，货币政策的操作应主要以实体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为目标，同时适当兼顾资本市场的需要；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信心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作用日益增强。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应适当考虑预期因素的作用，在货币政策决策前，对预期因素的作用有一个“预期”，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对未来经济变动的预期，而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人们理解市场变化、预期的改变以及理解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在目前力所不及，因此，中央银行适时、谨慎地相机抉择来实施货币政策并采取渐进微调的方式进行操作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3新时期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组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变动调整，各种不确定性的发生，加剧了我国政策的复杂性。当前我国央行的利率管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性、风险约束、非利润约束以及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企业、个人的悲观性经济预期等都成为影响货币政策作用效力的因素。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1999年，通货紧缩基本停止，经济恢复到8%的增长速度，可以说，1997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理论的逻辑和经济现实的要求。问题是在中国20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1%，从而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后,宏观调控应实施怎样的转向呢？

目前，我国经济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带有明显的局部过热的性质，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资源瓶颈越来越明显。针对国民经济中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原有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反而有助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形成逆向调节。因此，必须及时调整政策的方向，以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它们的作用机制、方向和适用的条件均不相同，并且不可相互替代。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行政时差比财政政策短，但财政政策的特点是一旦政策措施确定，其影响比需要经过传导机制渐渐展开作用的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迅速。在膨胀和紧缩总需求的作用上，由于财政政策的直接作用，在克服需求不足，促进经济加速方面起到突出作用，而货币政策在抑制货币增长、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是强而有力的。

我国目前面临投资增长过快、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巨大等情况，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但不能缓解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还会加剧经济的升温，但政策转型又不能过快，而应采取相对中性的政策。在两大政策的配合上，由于经济过热时，要想通过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过旺的需求，克服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财政政策往往不如货币政策有效。因此，应实现以货币政策为主，合理地选择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的作用方向，形成财政货币政策密切配合的相机抉择的政策机制。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改革的进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政府必须据此适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另一方面，在心理预期、政治环境、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还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今天提出的政策迟早也会有不合时宜的一天，这是经济形势决定政策调整的必然规律。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要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惟一政策措施，而是要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工具，真正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以持续、稳定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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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学功.中国的货币政策：稳定和相机抉择[J].经济师，2006（3）

3李国疆.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宏观政策的有效组合[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

4邵国华.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理论探讨，2005（1）

第8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范文

3月6日，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了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新闻会上对中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解读是：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重点，处理好宽松货币政策与通胀预期的关系。而对于近期是否加息的提问，周小川避而不答。这恐怕背后另有玄机。

无独有偶，自今年1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上调0.5个百分点后，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再度上调了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随之，中国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上调利率的可能性增强，在关于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意图日益明显的热议中，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备受各界关注。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货币政策取向的依据是什么?处理好货币政策与通胀预期的关系，则需要的是“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前瞻性。

宽松货币政策趋于“适度”

自2008年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财政和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进一步显现出来。但从货币政策的另一方面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的“适度”成分明显减弱，导致2009年货币投放量屡创造新高。

依据中国人民银行近期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银行系统新增人民币贷款共计9.59万亿元，同比上年的4.9万亿元多增4.69万亿元，增幅约95.3％，其中去年11月底较上年同期多增14.99％，12月底多增11.77％。尽管，中国货币当局采取了诸多措施，去年11月、12月份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分别为2950亿元和3798亿元，与去年前三个季度的“天量”相比，显然2009年第四季度以来新增贷款的投放量在逐步收紧，但今年1月份信贷最终投放仍接近1.4万亿，比正常值高出3000亿元左右，2月份骤降5成至7001亿元，新增贷款规模再度收紧。

尽管，2月份中国银行系统新增贷款规模大幅度下降，但是今后几个月反复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如果信贷控制还是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或者热钱流入等原因导致外汇占款大幅度增加，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就成为控制信贷合理投放的手段。同时，预计2010年上半年，一方面中国将主要运用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货币供给总量；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情况下适时上调利率，以进一步缓解通胀预期。

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回升，以及楼市和股市灼手可热的情况下，中国监管层不断对银行放贷规模发出警示，要求银行系统控制放贷规模，使人民币贷款规模更加合理和适度，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防止经济过热，以及避免因流动性过剩带来楼市和股市膨胀。

从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以及监管层货币政策的变化来看，今年中国银行系统扩大放贷空间将十分有限，其中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进一步限制和上调利率的可能性，将使银行系统控制放贷规模进一步收缩。由此可见，当下中国货币政策不同于前期的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既不能理解为我国现行货币政策导向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现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将一成不变。

货币政策取向的适时考虑

依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在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依然是支撑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货币政策，需要延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在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下，已然导致中国信贷增长规模正在不断扩张，货币流动性持续宽裕在我国股市和楼市表现得尤其为突出，甚至可以视为极度宽裕，股市和楼市“体验”更多的是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并非“适度”，而在实体经济则完全不同。一方面表明目前我国整体经济复苏仍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状况不容乐观；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与我国股市和楼市的火爆形成巨大的反差。显然，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面“倾向”了我国的股市和楼市，并未对实体经济带来更多的“实惠”，资本市场的扩张与实体经济的收缩形成的鲜明比对，意味着资本市场泡沫正在不断聚集，而实体经济则不尽人意。因此，我国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宽裕和实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延续下去，还是改弦更张，需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谨慎的选择，货币政策的取向就成为我国货币当局适时考虑的问题。

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扩张的力度，货币政策开始逐渐向理性回归。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已经出现“拐点”，但政策导向开始向防范通胀预期风险倾斜，中国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是从防范国际“输入型”通胀风险和国内流动性不断扩展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其出发点可以概括为放缓国内市场上货币投放量的增速，逐渐回归货币投放的常态，防止经济复苏过程中再度陷入流动性过剩的陷阱。

目前，多数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推行宽松货币政策仍是决定全球经济能否持续复苏的关键。虽然当前金融风险已经大幅度降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拖累和影响也相对有限，全球经济和国际金融有望在2010年进一步恢复，但受已经出台的各项经济刺激政策的“惯性”和时效等因素影响，即使中国货币政策向理性回归也不能没有必要的过渡，而将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未来货币政策的导向

尽管，最近中国人民银行频繁上调央行票据收益率及存款准备金率，收紧流动性的意图十分明显，但体现的是货币政策调整的针对性在进一步加强，这与中国决策层的多次表示货币政策将更加富有弹性并不冲突。

未来，在中国经济复苏尚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继续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仍显必要，同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配合积极的财政、产业等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是巩固经济回升成果的有力支撑点；对增强市场信心、刺激投资和消费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解除、全球经济复苏可能将出现较长和曲折过程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将面临着诸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将如何体现致关重要。应该看到，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发展的阶段，蕴藏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和经济增长潜力，目前货币政策的宽松和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尽管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利大于弊。其主要原因是：首先是有利于稳固经济回升的成果；其次是消除了通货紧缩预期；三是稳定了资产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四是推动了企业存货周期的调整(企业存货周期调整进入常态有利于企业生产的恢复，将促进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整)。但另一方面，目前市场流动性过度宽松，通胀预期已经在上升，规避未来通胀风险也需要考虑。因此，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对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取向确定了基本方向，即在以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巩固经济回升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同时，货币政策的取向将考虑到向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倾斜，并在宽松货币政策不改的情况下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通胀预期的关系，提高我国货币当局把握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能力。

另外，发展消费信贷的关键是未来收入预期，目前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以保证就业和消费增长已成为中国货币政策重点考虑的问题。从去年12月中国中央工作会议的主导思路看，鼓励发展消费将是今后中国货币政策和信贷结构调整的重要心。从信贷结构调整上看，加大对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有助于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从而有效防止经济下行的复出。

未来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需要合理安排，一方面需要加大对实体经济和消费领域的倾斜力度，继续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相对充裕，维持货币市场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也需要对通胀预期提高警惕。因此，依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和政策的效应，灵活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有针对性引导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防范通胀风险依然是中国货币政策的主导。

第9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范文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金融危机；政府救助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0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01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理论界通常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等来描述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及西方国家拯救经济的政策取向。这样的评论与描述一方面使人们更简洁明了的了解当前理论及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对凯恩斯主义的误读。因为这类“一刀切”的评论将政府救助理论等同于凯恩斯主义，将凯恩斯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粗暴的割裂开来，并没有意识到凯恩斯主义从诞生至今一直在自我完善且结合时代特点不断增加新的内涵，也没有考虑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改善政府救助理论及实践的新探索。因此，要弄清“凯恩斯主义回归”的真正内涵，关键问题在于弄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主张，并通过梳理总结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政府救助金融危机政策之间的关系，剖析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不足与实践的偏差，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理论及实践的拓展提供新的思路。

二、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逻辑

基于人们不确定的心理预期，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必然存在，且有效需求不足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导火索，故政府应实施救助。结合图1可知，经济危机发生时，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决定居民及社会消费不足，利息率刚性及资本边际效率不稳定导致个人及社会投资不振，此时迫切需要外界推力，即政府救助来填补有效需求不足之沟壑。凯恩斯认为，温和的通胀对经济增长有益，故其主张扩张性货币政策；投资乘数会使国民收入几倍于政府支出，故其主张扩张性财政政策，凭政府之力达到充分就业之均衡[1]。

“罗斯福新政”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凯恩斯主义的正确性，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如汉森等，对其补阙挂漏，如图1所示，将宏观经济分析融入微观经济学精髓，将封闭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救助扩展到开放经济，将短期、静态分析延伸到长期、动态分析，将投资乘数蔓延到消费、政府支出乘数，将自发投资伸展到引致投资，经过“充血”的政府干预理论成功适应了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亟待扩张的需要，且迅速蔓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凯恩斯商品与货币市场均衡首先被扩展到商品与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由此得出的IS-LM曲线根据利率变化趋势划分出不同的区域，补充了政府救助政策搭配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加入劳动力市场，得出代表三者均衡的AD-AS曲线，根据均衡收入与充分就业收入之间的关系确定政府干预的时机与政策搭配[2]。但“滞胀”问题的出现将国家干预理论推到了风口浪尖，政府干预逐渐失灵，此后西方经济学陷入长达数十年“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的混战，崛起的新一代凯恩斯主义者吸纳理性预期等学派的主张，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虚拟化程度逐渐加深的背景下，提倡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美中不足的是新凯恩斯主义作为当今力荐政府干预的学派，既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未能根除现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痼疾，加之“滞胀”隐形存在，政府救助理论发展任重而道远。

三、凯恩斯政府救助实践的演进脉络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孕育了凯恩斯的政府救助理论，如图2所示，沿着总需求管理这条主线，凯恩斯认为政府救助的主要政策工具应包括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通过这两大政策工具的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经济萧条及失业问题。凯恩斯认为温和的经济膨胀对经济复苏有益，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应采用扩张的货币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凯恩斯更认同财政政策救助的作用，货币政策仅可为辅助手段，且不能逾越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应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为了弥补政府救助金融危机导致的财政赤字，最优的方式是发行公债。

二战后至上世纪50年代末，以汉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局限性，西方国家尤以美国在该阶段一直执行其主张的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使用繁荣年代的财政盈余弥补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并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势，采取相应的政府干预手段。如经济萧条时，采取双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繁荣时则与之相反。“艾森豪威尔停滞”的出现打破了该阶段凯恩斯主义者的美梦，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乏力增长的困境[3]。

为修补这一缺陷，推动美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结合对外贸易逐渐扩大的趋势，在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又扩充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这两个救助目标，托宾、奥肯、海勒等凯恩斯主义者祭出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的猛药，一度推高了通胀率，此时美国政府干预风向骤变，短期内演变为“双紧”政策，且带来了失业率攀升的难题。这俨然成为“滞胀”的催化剂，低息、高赤字、高福利、高通胀的隐忧，经济效率低下的迷局，均暗示了政府救助失灵初现。此后近十年，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试图用浮于资本主义表象的新理论如松紧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不同市场、部门区别对待的微观化政策，政府对物价进行管制的工资政策，政府针对就业和劳工市场制定的人力政策等多样化手段修补出现的困境，但对于长期赤字财政导致的“滞胀”却无异于杯水车薪，政府救助彻底失灵，自由主义与政府干预再次陷入混战[4]。

进入20世纪80年代，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稳定成为政府救助的第五个终极目标。同时，“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也即总需求管理与总供给管理逐渐融合。通胀的高悬未决成为新上任的里根总统的首要难题，其救助手段也隐含着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他以总供给管理即自由市场主义为主要出发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却导致经济出现结构性、周期性衰退，这亦间接证明国家适度干预的重要性。此后，美国政府救助手段此后长期“萧规曹随”，充斥着新凯恩斯主义的身影。

四、凯恩斯政府救助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偏差

由空想的理论与花哨的模型支撑的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先天不足，且当今虚拟经济支撑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已明显与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时以实体经济为上的经济环境相背离，换言之，时代局限性使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缺陷逐显。

（一）政府救助理论先天不足性

1.货币政策利率回调与超调

关于货币政策中的利率回调现象按照凯恩斯经典理论，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投资上升，国民收入上升。但这一说法，仅关注了货币市场的变化，尚未考虑到商品市场对货币市场的反应。随着收入上升，对商品需求增加，引致对货币需求增加，而利率下降已经导致储蓄意愿下降，货币供给下降。两方面作用下，市场利率重新上升，导致投资下降，收入下降，对商品需求减少，引致货币需求减少。利率的再次上升，又会引发储蓄增加，货币供给增加，两方面作用下，利率重新下降。这一过程将会不断反复，直至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到达均衡状态。如图3所示，LM曲线右移到LM'，利率由i1下降到i3，引致商品市场中IS曲线右移至IS'，利率上升，又引致IS曲线左移至IS'，直至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达到平衡，IS*和LM曲线相交，均衡利率为i2，位于i1和i3之间。

关于货币超调，货币政策在商品市场影响下会形成挤出效应，造成最终均衡利率低于宽松货币政策初始达到的利率水平。换言之，如果要达到宽松货币政策的预期水平，所执行的货币扩张程度要大于不考虑商品市场的扩张量。也即，在IS-LM框架下，考虑到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交换反应，目标利率的实现意味着货币量的过度注入。如图4所示，假如当下的IS-LM曲线在初始位置，利率为i1，收入为Y1。经济危机后央行将利率目标设定为i2，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LM曲线由原来位置向右移动到LM1，利率由i1下降到i2。受利率下降影响，商品市场消费、投资增加，IS曲线右移由IS1，利率由i2上升至i3。央行为了重新达到降低利率的目标，只能再次扩大货币供给，将LM1右移到LM2，利率重新降低至i2。商品市场消费投资扩张，将IS1曲线右移由IS2，利率由i2上升至i4。如此循环，当利率成功降至设定目标i2时，货币供给已经超过预期投入的货币量，造成货币政策超调。

2.财政政策的外在依赖性

凯恩斯偏爱的财政政策要依赖货币政策方可发挥作用，而货币政策又需要财政政策从三个方面进行协助。一是货币政策的主要操作对象――国债，需要政府承担创造成本，也即财政政策为货币政策提供运作的燃料和对象；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操作目标和中间目标，需要政府维护，也即在关键时刻，需要财政政策维持大型金融机构的政策运转，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完整顺畅；三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投资、消费、出口，需要政府提供优惠政策进行疏通，也即在投资、消费、出口不振情况下，需要财政政策承担刺激货币政策传出路径的成本，包括减税、打折等鼓励政策。综合来看，财政政策“提供燃料”、“维护渠道”的作用具有相对主动性，财政政策可以主动进行发债、注资等活动。相比之下，财政政策“鼓励传出”作用则略显被动，尤其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消费能力被破坏、投资前景低迷、出口疲软，减税、打折等鼓励政策并不能疏通货币政策的出口。

（二）政府救助理论实践偏差性

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实体经济仍然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产销不畅之间的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凯恩斯的继承者们也在理论及政策层面积极充盈政府救助思想，然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救助理论并不能完全剥除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从而决定了其救助理论只能延缓而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长达30年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已然造成需求疲软，西方当政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源源不断扩张需求，长期无节制的干预市场自由运行，滥用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其后，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实体经济疲软、虚拟经济泛滥，实体经济供给、需求萎缩与虚拟经济供给、需求过度扩张的三重矛盾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逐渐演变为生产全球化与经济、金融资源的超级垄断之间的矛盾。生产的全球化要求有全球性的货币体系和管理机构与之相适应，美元本位制及一定程度上IMF、世行等机构的不作为成为其掣肘，虚拟经济资源的垄断导致美国一家独大掌控着全球经济资源与世界机构。新的基本矛盾逐渐滋生系统性经济危机。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创新泛滥、超前消费理念使本身不稳定的信用体系逐渐成为资本的奠基石。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当现有资本利益空间逐渐缩小时，必然会有新的足值、不足值资本出现，真实价值越来越低的新生代虚拟资本便成为资本家的最佳选择，虚拟资本衍生速度快、投机性高的特点决定了信用链条一旦断裂，与虚拟金融资本相关的上下游各个行业都将崩塌，即为现代金融体系下金融危机爆发的原理。基于心理层面理论推导的脆弱性及抛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生产关系、空谈政府救助的狭隘性已然与现代金融危机发生的原理有很大偏差，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陷入新的难题：即在信用链条支撑的现代金融体系下，如何救助系统性经济危机[5]。

五、旧瓶装新酒：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理论缺陷及实践偏差催生出政府救助理论的困境：即全球滞胀与系统性金融危机救助难题，滞胀成为政府救助理论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时至今日仍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梦魇，系统性金融危机救助难题导致新凯恩斯主义者对现代金融体系下政府救助手段进行新一轮探索。

由于滞胀问题尚未彻底根除，故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的局限性很容易被进一步曝光。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如图5所示。首先，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先行一步，各国纷纷降息，此后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沿袭了以往金融危机救助中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经验，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突破了以往理论中单一的货币政策救助手段；其次，全球联合注资及国有化腐烂的金融机构，形成救助规模效应；再次，在信贷市场出现复苏迹象之后，各国采取凯恩斯主义高效的“老药方”即财政刺激计划以拯救全球性经济衰退；最后，经济呈现复苏之后，各国纷纷转向预防性措施，强调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改革金融机构[6]。

总体来看，各国的联合救助行为实际上仍属于凯恩斯式应急措施，仍沿袭新凯恩斯主义救市路径，对原有救市经验产生路径依赖并对救市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做出修正。经过修正后的凯恩斯主义已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干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还糅合了经济自由主义等学派的观点，增加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政府干预内涵。但归根结底，凯恩斯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因此难以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结合凯恩斯生活的年代及凯恩斯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可以理解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的出发点：首先，凯恩斯代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其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缺陷，但他仍隐形保护了资产阶级资本家的利益；其次，凯恩斯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波动的根源归结为人们不确定的心里预期，进而认为只要政府积极进行干预就可以拯救金融危机，这实际上折射出凯恩斯赞同政府完全理性的“精英治国”思想，然而政府和经济人都不是完全理性的，政府救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拯救经济危机于水火，却不能完全决定经济走向；再次，凯恩斯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收入结构失衡及社会阶层结构问题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国家救助理论掩盖了市场经济本身自我调节的过程，为后续经济问题的出现埋下伏笔。

现代金融体系下，新凯恩斯主义者的救市措施短期内会对金融危机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长期来看却可能会陷入新一轮“凯恩斯失灵”。自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诞生至今，各学派虽对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界限争论此起彼伏，却均未触及到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为根除经济危机，唯一的手段即为消灭资本主义，显然这是不可行的。为缓解这一矛盾，减少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本文认为，现代金融体系下，各国政府救助金融危机的逻辑应为：短期手段，需求管理应先行一步，即采取凯恩斯式逻辑，通过注入流动性避免经济陷入有效需求不足陷阱，利用政府信用稳定市场预期，防止经济出现大规模衰退。长期手段，供给管理应占据主流，即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疏导短期救助导致的过剩流动性，各国根据其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致力于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打造区域经济圈，激励生产创新[7]。长短期政策搭配使用，既有利于缝补当前救助手段的缺陷，也将为政府救助理论的后续发展提供可行之路。

六、它山之石，能否攻玉？凯恩斯主义在中国

凯恩斯主义引入我国的过程是十分曲折的。直至上世纪80年代末理论界并未意识到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首次将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从幕后推到了台前。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迹象明显，中央政府将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具体包括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发行国债等，这不仅在当时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也促进了此后几年间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凯恩斯政府救助理论及政策在我国的初次试水是成功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凶猛来袭，迫使我国政府第二次拿起凯恩斯政府救助的武器。“4万亿”猛药将财政刺激计划的规模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加之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此轮政府救助的力度更大，方式更多，效果更显著，凯恩斯主义的印记也更深刻。

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在我国的两次实战中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与我国的经济特点之间具有内在契合性。一是凯恩斯主义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及价格调节中的核心作用，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这与我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府扶植并主导市场经济的大方向较为一致；二是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的基础为总需求管理政策，即通过刺激有效需求提高经济产出能力，投资、消费及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与凯恩斯总需求管理的思想内涵相一致；三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为“适宜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使用”，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干预手段亦或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的财政政策手段均带有明显的“凯恩斯式”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今，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再也没有与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相分离，暗中涌动的干预势力无形中打破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均衡状态，凯恩斯主义中国化的局限性逐显：一是长远来看，应急式的政府救助政策带有明显的牺牲长远利益以换取短期经济指标坚挺的痕迹；二是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长期被推崇政府宏观调控的我国政府奉为圭臬，从而逐渐将政府权力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三是从经济增长推动力角度讲，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颠倒了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患上了严重的“政府投资依赖症”。政府过多的依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手段无形中降低了企业自救的积极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反而造成资金愈发短缺，接着再加大投资力度，资金再短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在短期内确实会有积极效果，长久使用却将中国经济拖入病态的循环圈。

因此，在我国新一轮经济调整过程中，宏观调控与改革应同步进行。短期来讲，政府应稳健缩减凯恩斯国家干预手段的使用力度。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关键期及前期政策消化期叠加的阶段，在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传统行业疲软的现状下，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将大大增加。加之财政政策要受到“三元悖论”的制约，故税收、支出及负债三种手段实施财政政策不可能同时满足[8]。因此，政府可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宽松的财政政策搭配使用的方式抑制经济下行的风险。此外，在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风险逐渐加大、经济二次探底风险仍存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退出仍需要一段缓释期，政府应扩大财政政策的涉及范围，通过增加支出和减税等不同手段，在继续保持财政政策规模的同时，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当的减轻区域内企业及居民的税收负担，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以活化“僵硬”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期来看，国内的理论界应发展独立的经济学研究，在洞悉西方经济危机的病根和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基础上，掌握理论和实践上的制高点，逐步使政府干预手段消失殆尽，以改革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实现我国经济新一轮的、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4-81.

[2]漆光瑛.国家干预的艺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沿革[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9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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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奎.论西方政府干预经济理论的演变[J].经济评论，2001（3）：44-47.

[5]李国疆.凯恩斯经济学的反思：全球金融危机视角[J].华东经济管理，2011（10）：78-81.

[6]刘银喜，徐天娇.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对化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借鉴[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