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扩张型财政政策，自去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起，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争论，时至今日，仍未有统一的看法。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各种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政策趋向。所谓的“积极的”，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经济萎缩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说明的。

严格地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渊源来看，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现代财税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来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极力主张，才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财政理论宝库的宝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其宗旨大致仍然不能摆脱凯恩斯理论的窠臼。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发挥其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为基础，按照既定的财政目标——赤字或盈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公债等财政范畴和财政活动方面的相关手段表现出来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常见的中性财政政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刺激和抑制经济发展常用的财政经济手段。

从特征和产生的前提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采用干预主义政策，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取代市场竞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以，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和个人收入水平，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又是区别于“夜警”国家或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用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并被广泛利用，但由其特征和产生前提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利用要早得多，也普遍的多。我国建国后，就一直运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即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调控，且在各个经济时期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保证了国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喊出的财政思想口号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好象没有采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反对“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二者不存在二律悖反问题。只不过是我国以往实行的实质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有些宽泛，没有西方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目的明确，而且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反对赤字财政，所以，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就是指西方国家刺激或制约经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东西方国家都在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从现代西方常用的积极财政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类型。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购买，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以及采用相应的降低利率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刺激生产和近期消费。紧缩型财政政策是指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和减少政府购买，配合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西方国家由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注重研究和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商品过剩，生产下降，企业裁员产生失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使之增加，因为只有需求增加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结果不是减少财政收入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四条原则，即坚持年度预算平衡原则、经济周期预算平衡、充分就业预算平衡原则、机能财政平衡原则，适度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要注意处理好充分就业、财政盈余与财政拖累问题。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内涵大小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和调控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

理论依据相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主体都是国家或政府；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学说，都主张国家要积极的关注整个经济活动，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不同点：

（1）理论内涵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包括刺激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也包括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而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子集或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方面。除扩张型财政政策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紧缩型财政政策。

（2）对应关系不同。积极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是一般的（性、型）财政政策，而一般的财政政策包括消极的收人型财政政策、追求财政平衡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仅是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

（3）调控范围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面宽，不但包括直接的减轻经济活动者的国家负担、增加其收入，还包括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则仅偏重于经济扩张性。

（4）实质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施行者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施为方针方面来讲的，重点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和在某种态度下要采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的运作形态上来讲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采用鼓励、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的总体的反映；后者是国家启动经济的具体对策。

（5）调控范围不同。虽然二者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时，表明的是不听任经济“自由放任”的财政思想，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它不但要在经济萎缩时刺激经济发展，还要在经济发展过热时进行抑制或遏制，调控范围比较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时，表明的只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刺激性政策“干预”，调控范围相对较小。

（6）手段不完全相同。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只能借助于税收这一间接调控杠杆和增加公共采购（如扩大军事定货等）来实现的。常见的手段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少（包括税收的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等）、财政支出增加、增发国债、增加国际借款、增加国家对消费的补贴等措施。而且往往是几种手段同时并用，以避免各种杠杆作用的互相抵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有国家都常用的。可用手段基本与扩张型财政政策手段相同，唯一区别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各种杠杆不一定同时运作。如在增加财政公共支出的同时，不一定要相应地减少税收，它允许税收的规范运作的前提下，按照产业政策规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贯彻其既定的立法思想。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两者经常混用。有时讲扩张型财政政策，有时讲积极的财政政策，只不过是根据使用时的环境和要说明的问题角度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已，其正确说法应该是：在经济衰退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投资和消费、扩大总需求，应实行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热时，为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抑制投资和消费，调整生产、投资和消费结构，就要相应地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施行根据具体经济状况确定，以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同经济转型和产业政策一并考虑；在经济结构需求调整时，财政政策要保持同产业政策一致的方向和力度。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就其调控的主流而言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一味的采用扩张型或紧缩型财政政策，而是在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或紧缩型财政政策时，相应地采用一定比例的紧缩型财政政策或扩张型财政政策，后者比例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和决心。另外，在税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据重要地位的发达国家里，其直接财政支出的增加和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负的增加或降低所产生的调控作用面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同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对应关系没有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明显。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刺激经济发展，并不是或不能一味的、全面的“扩张”，而是要根据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的特点有紧有缩。

第2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政策；财政支出；扩张；协调配合

中图分类号：F8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097-02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主要表现在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但当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总的调控手段是增支不减税。而在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我国不仅提出扩大支出，还以大幅度的减税相配合。实行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代表的减税措施，丰富了财政调控手段，更为明显地加大了调控力度，让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名副其实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实行减税增支扩张型财政政策的结果是既减少财政收入又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和债务的膨胀，成为引发财政风险的隐患。为此，有必要探讨如何把握好财政支出扩张的“度”。

二、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不能无边际地扩大财政支出

积极财政政策是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现实经济管理中的运用和发展。凯恩斯主义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引起消费不足、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与心理上的流动偏好引起投资不足，共同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会造成过剩性生产危机与失业严重，这就需要国家干预，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支出来增加有效需求，减轻和避免经济波动。在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有利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变化、转移支付的变化或税收的变化。这些变化都分别影响总需求，政府购买直接增加需求，转移支付和税收则使收入发生变化。积极财政政策的直接政策效应是政府购买的增加、转移支付的增加或是税收的减少。虽然政府与市场谁更会走向失灵，在理论界及发达国家的实践中始终没有统一答案，但是，鉴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困难，政府通过制定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却是十分必要的。

我国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带有加大、加速扩张支出、打破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财观，树立周期性平衡理财观的含义，通过主动扩张支出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反推供给扩张。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是万能的。财政支出大幅度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度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一定的制约。

首先，累积和扩大了政府债务。我国政府债务的内容较为复杂，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直接显性债务，以国债为主。第二类是直接隐性债务，主要是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所形成的债务。第三类是或有显性债务，如国债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第四类是在地方上存在的大量或有隐性债务。这些债务都是必须由财政来偿还和“兜底”的。就目前宣布的政府一揽子计划而言，大幅度扩张财政支出是必然的，但难点在于如何扩张。财政支出的扩张有三个途径：一是提高宏观税费负担；二是发债；三是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发货币。在增支减收的背景下，提高宏观税费负担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选择的是后两个途径。为刺激经济增长，大部分国家政府都要增发国债。事实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早就走上了发债度日的道路，当前这些国家最大的麻烦就是面临经济衰退还要再增发公债，新旧债务叠加难寻出路。

其次，财政投资拉动民间投资的成效不大。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投资主要由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程度来决定，社会投资则主要受市场利润所驱使，按照市场动向办事。财政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产生的经济效益较低。社会投资受到规模、实力和利润的局限，不会随之大规模地跟进，所带动的关联行业有限，不可能遍及社会上的多数行业，不能明显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和状况。跟进快的只是国有企业，其中电网、铁路、通信等垄断部门表现最为突出，但这些企业的投资一部分又来自于国家预算。第二，政府增支，特别是国债投资，偏重于政府计划调节，投资项目由各级政府申报和审批，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财政投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承建者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在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的情况下，财政投资的效率难以保证。第三，基础建设投资带动的往往是一次性需求，而不是长期的、持续性的需求，与住宅、汽车等产业相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系数较小，乘数效应较差。第四，政府增发国债和扩大支出势必减少公共储蓄，由此造成的货币需求压力会迫使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部门的投资，这就产生了积极财政政策对于私人部门投资需求的“挤出效应”。

最后，增加了体制风险。如同市场机制中存在市场失灵一样，政府行为也存在政府失灵。体制风险在我国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在财政支出项目上缺少科学论证和长远规划，从而出现决策失误，造成盲目投资和重复投资。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时期是一个常量，不能满足所有地区、企业的投资要求，于是出现各地、各企业争项目、争投资的“跑步钱进”的怪现象。二是在财政支出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造成执行走样。财政资金被挪用、贪污的现象时有发生，很多“豆腐渣”工程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社会资源。三是很多地方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机，趁机扩大了对市场的干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显然，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无限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导致一系列经济问题，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片面依赖行政方法刺激经济增长，有可能适得其反。

从纯理论上分析，在资源总量既定的条件下，假定不存在资源闲置，那么资源不是被市场支配，就是被政府支配，因此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额就是市场支配资源的减少额。这样要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就必须要求政府财政支出增加额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大于市场支配资源减少所产生的边际损失。如果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收益小于市场支配资源减少所产生的边际损失，财政支出增加就是得不偿失。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边际成本递增规律，随着财政支出的不断增加，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会不断下降，而财政支出增加所产生的边际成本却不断上升。当财政支出达到一定规模时，财政支出所产生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达到一致，这一规模从理论上说，即是最优财政支出规模。

如果能够从理论上求出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函数，那么也就能够求出最优财政支出规模。若能如此，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就变得十分简单了。然而从实证角度看，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影响因素很多，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十分复杂，使得真实的边际收益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无法得到，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也就无法得到。但是上面纯理论上的分析也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实际上是有一定的客观限度的，只有保持财政支出规模的合理限度才能实现全社会资源在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提供之间的合理配置，也才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这样，虽然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得出最优财政支出规模，但是我们却可以建立合理的公共财政支出控制制度，优化制度安排，从而将实际的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在适度的合理限度内。

三、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并且由于欧债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是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当前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自然连带出两个手段如何相互呼应问题。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结语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过度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对拉动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的制约；同时，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

参考文献：

[1] 丁远杏. 后危机时期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风险防范[J].当代社科视野，2011，（9）.

[2] 彭开勤. 论财政支出的控制与监督[J].当代经济，2011，（17）.

[3] 钱津. 论新形势下我国财政支出重点的调整[J].创新，2011，（5）.

第3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政策转型

作者简介：江明融，男，厦门大学财政系，厦门 361005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周期性增长态势。为减少经济波动，实现平稳增长，努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发挥财政投资政策在调控过程中的作用，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呈现出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这种相机抉择的功能财政政策对于抚平经济增长波动起到一定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再加上现行的政治体制及政绩考核制度等因素，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正面临更大的考验。因此，我们不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而且还应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和考察我国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型问题。

一、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践及其效果评价

所谓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指的是政府依据宏观经济的波动态势，主动调整税收和购买性支出以达到财政政策目标的政策运作行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并流行的。此前以亚当・斯密为创始人的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市场经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同时圆满地解决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经济问题。然而，1929―1933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灾难性经济危机，彻底粉碎了市场经济的神话，动摇了占主导地位的萨伊定律，古典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发表，预示着政府主动干预经济的相机抉择经济理论的诞生。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以“有效需求”为核心的，认为失业和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相当于充分就业水平的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必然有一个差额，只有国家采取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才能有效缩小和弥补这个差额。因此，他极力主张通过政府举债的办法，扩大公共投资，实行赤字财政来对付经济衰退。1948年，以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交替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使得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理论日趋成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又一次陷入内需不足的境地，再加上突如其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许多国内学者纷纷提出要采用凯恩斯的扩张主义财政政策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在此背景下，1998年8月我国开始正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蕴含着越来越多难以克服的危机。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过度频繁的使用经济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会造成投资浪费以及经济的更大波动，同时，也导致经济增长对政策的依赖性加大并且积累了大量的政府风险。

首先，由于发行国债、扩大财政支出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使我国国债负担剧增，其隐藏的债务风险也随之加大，目前我国中央债务依存度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再加上政府借款所投资的项目大多是投资期长、收益率低的基础设施项目，从长远看对经济有好处，但从当前看，必定给财政造成一定困难，国债增多必然潜伏着财政风险。此外，我国除了存在大量显性债务外，还背负着巨额的隐性债务，包括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资金缺口、粮食企业亏损挂账以及地方债务包袱等等。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长期化，很容易导致金融风险并最终导致财政风险。

其次，由于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及政绩考核制度等因素，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这使得中央和地方二者之间存在非合作博弈，结果导致宏观调控效果不明显。例如， 1993年7月，为抑制经济过热，我国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没有立即出现明显的政策效应，最终只能依靠行政命令的手段给过热经济进行“硬着陆”，最终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经济受到很大伤害。广东、海南等省份出现大批“烂尾楼”现象就是很好例证。在目前新一轮宏观调控过程中，中央又采取大量抑制经济过热的调控措施，但经济过热状况仍没得到改观，经济的波动周期明显拉长。可见，相机抉择经济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反而造成投资浪费以及经济的更大波动。

此外，由于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政府投入是扩大需求政策中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这对于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帮助。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消费者最终消费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而从我国1998―2004年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情况看，经济增长率是有较大提高，但居民的消费却始终难以启动，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投资来推动的，经济并没有恢复到预期的良性发展轨道。同时，由于长期实施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必然扩大中央财政的赤字规模，银行也要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势必进一步增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

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基础

（一）固定汇率制度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得效果的重要基础

运用Mundell-Fleming模型进行财政政策的数量分析，不仅可以研究财政调控宏观经济的内在机理，而且还能通过定量分析，测算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从而较为准确地透视财政政策的真实效果。在图1中，r表示国内利率，r*表示国际利率，Y指产出；BP线代表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它是由净出口额与资本流动额相加得出的。当BP＞0时，意味着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当BP＜0时，意味着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在固定汇率体系下，汇率e不随利率r变动，因此可以视作常数。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则国内利率r=r*，也就是满足国际收支平衡条件BP=0的轨迹就成为与横轴平行的水平线。假设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将使曲线向右移动，利率随之下降，可能引起国内资本外流，追逐国外更高的投资回报；金融市场对本国货币的需求量减少，对外币需求增加，最终导致汇率下降，本币面临贬值的压力。由于我国采用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的方式，其事实上就是采用固定汇率制。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使本国利率与国际利率一致，中央银行必须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外汇，回笼本国货币，这就引起本国货币供给量的减少，使LM1向右平移至LM2，然后又由LM2回归到LM1的位置。相应的，产出也先由Y1向右移至Y2，最终又返回到Y1。可见，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往往是无效的。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出现衰退，我国央行首先采用连续五次降低利率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但总需求非但没有被刺激起来，反而表现为明显不足。可见，当时采用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到了1998年8月，中央最终决定改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制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所以能取得效果，其原因分析如图2所示。

在图2中，初始产出量为Y1，LM1与IS1刚好经过均衡点E1，使国内货币市场均衡与总需求均衡相配合。此时如果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将使IS1线向右上方平移至IS2，与r=r*线相交于E2点，对应的利率也由r*上升为r′，形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此时产出变为Y′。为了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行动，中央银行必须增加货币供应才能维持r=r*，否则不能满足国际收支平衡条件BP=0。因此，央行就必须买进外汇，增加人民币的货币供应，以干预外汇市场，才能维持固定汇率制度，这就自动引起货币扩张。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使得LM1曲线向右移动，适应性的调整到了LM的位置，在E2点达到新的均衡，产出增加到Y2。可见，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了总收入，其政策是有效的。

（二）严格管制的利率制度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效的重要因素

严格管制的利率制度可以消除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所谓的挤出效应，是指政府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通过向私人借款来筹集资金，这就会使全社会借贷资金的需求量增加，从而引起利率上升，私人部门投资成本增加，计划投资支出减少。这将使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被部分或全部抵消，最终无法实现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在我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初期，各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都很高，商业银行存贷差额较大。这期间，财政部向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特种国债的方式，进行国债投资；国家开发银行和四大国有银行向国债投资项目提供相应的配套贷款。这一安排不仅给商业银行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也避免了因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出现的与民间竞争资金的状况。因此，在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初期，并未出现真实利率上升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增发的国债主要用于长期性基础建设项目上，不仅没有挤出私人投资，反而可能带动部分私人投资跟进，这有助于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在下表中，1998―2000年私人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1998年私人投资总额占全社会投资比重为27.94%，到1999年、2000年分别上升至28.59%和28.89%。可见，在一个利率严格管制的国家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其经济增长效应并没有受到明显削弱。

三、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所面临的挑战

从前面分析可知，“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之所以有效的原因是既定的固定汇率制度和严格管制的利率制度。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汇率与利率政策开始松动，实行浮动的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效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再加上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的影响，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出现不一致，激励了地方政府规避中央对经济的调控，最终将导致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功能的日益削弱。

（一）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的无效性

2004年，总理在海牙举行的第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时指出，随着市场的变化，我国将逐步实行人民币弹性汇率机制。这表明我国固定汇率制度将逐步向浮动汇率制度靠拢。在图3中，假设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使IS1曲线向右上方平移至IS2，与原来的LM曲线相交于E2点，从而使汇率上升，利率也从r1上升至r2。汇率的上升将使本国货币升值，本国商品的国际价格也随之上升，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出口受阻，最后可能导致贸易顺差的减少，甚至出现贸易逆差。出口的减少必然抵消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收入的影响，使得均衡产出没有得到明显增加，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刺激经济增长的愿望有可能落空。可见，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将大为削弱。

（二）市场化利率削弱了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

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使商业银行的存贷利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国债投资就可能会挤占一部分本来可以贷给民间的银行贷款，使社会资金更多地滞留在短期内经济利益不明显的公共项目上，造成民间投资资金的紧缺。在此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将日益明显，这必然削弱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从上表中也可以看出，2000年以后，私人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开始略有下降，2001年私人投资比重由2000年的28.89%下降至28.77%，2002年私人投资比重则为28.75%，[1]这不能不说与国债投资的挤出效应无关。

此外，随着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主体的逐步多元化，非公有制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类型投资主体的增长速度，其在全社会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此情况下，市场利率的传导与调节功能将进一步得到发挥，依靠国债来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将更加明显，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必然受到制约。

（三）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导致财政政策出现时间不一致性

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Prescott)于1977年提出了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所谓的时间一致性（也称动态一致性）指的是：如果在每一时期t（t=1,2,…T），给定经济个体t期前的最优选择x1,x2,…xt-1,以及将来任一时期s（s＞t），政府都按照类似规则选择策略π5的情况下，政府选择πt可以使社会福利函数S=S（x1,…x2,π1,…πT）最大化，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这样的政策是时间一致的。[2］(473-492)关于我国财政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近年来逐步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财政政策存在时间的不一致性，将导致政策功能失效。

从我国现状分析，我国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主要是制定和执行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这个目标实际上可以分解为更具体的目标，即中央政府主要是追求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小波动。而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按公共财政的要求本应是为地方提供公共产品，但由于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等因素，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实质上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增加财政收入、追求政绩和形象工程，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主要注重经济增长的数量（即GDP增长率）及地方领导任职期间招商引资量、财政收入量等内容。地方政府在现有的政绩考核制度下进行它所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而中央政府在观察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后，依据当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量来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并且选择下一期的固定资产增长率。地方政府尽管知道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但由于政绩考核制度的约束，使其不愿激励进行符合中央政府目标函数的投资行为，决定地方政府投资量的因素实际上是地方获得投资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投资行为的不一致，导致中央政府总是在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发生后进行经济调控，这就使得政策时滞拉长，政策效果受到削弱，经济波动周期也将变长。可见，在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总是追求自己任职期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最大化，而无视中央政府对下期投资增长率的决策。当预期到中央政府下期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鼓励投资时，地方政府会按自己的一阶条件去主导其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当预期下期中央政府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抑制经济过快增长时，地方政府则会在中央调控之前争取最后机会扩大投资规模，因为，如果某个地方政府按中央的意图相应的缩小投资规模，它很可能竞争不过其它地方政府，从而影响该地方官员的政治生涯。这也正是近几年我国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屡屡达不到抑制经济过热目标的真正原因。

四、逐步回归平衡预算，增强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

在目前新一轮财政宏观调控中，我国虽然提出要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但实质上仍然是功能财政政策思想的延伸，决策者对财政政策的主观依赖性还是很强。而从我国现有的较高的市场化、开放度及未来发展的趋势看，功能财政，即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将逐步丧失存在的现实依据。所以，无论是从适应宏观经济管理的新趋势，还是从充实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的角度，都有必要从财政调控理念、财政政策内容和财政调控方式上对现行的财政政策加以调整。

首先，逐步回归年度平衡预算，以规则取代功能政策。那就是要改变原有的需求管理思想，致力于建立有限政府、政府不必过多干预经济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也就是回归年度平衡预算。早在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等一些经济学家就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反映，与其说它是市场的失灵，倒不如说它是市场的成功，因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可以优胜劣汰、实现经济良性增长，因此鼓吹恢复“放任自由”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和调节。而实施功能财政政策，可能会因政策时滞、未来经济状况难以预期等因素，使调控经济的良好愿望落空，甚至还会延长经济波动周期，加剧经济波动幅度。同时，支持年度平衡预算思想，提倡遵守规则的理由还基于以下几个假设前提：（1）经济本来是稳定的，经济大而无效率的波动更多是来源于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因此，要还经济以自由，政府不要过多干预经济，应推行“自动稳定器”的政策；（2）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经济主体是理性的，他们或者知道如何规避政府政策对其带来的风险，或者能够准确把握决策者失信的激励并能够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因此，相机抉择的功能财政政策是无效的；（3）政府不是中性的或慈善的，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即使是为了使经济能平稳健康发展，但却夹杂着政府官员自身的利益在内。Barro和Cordon（1983）也论证了实施功能财政政策，产出并没有系统性提高，而社会却承受了较高的通货膨胀。[3］(589-610)这使得人们更加坚信按规则行事才是财政政策的最终归宿。我国因连续多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近年来出现了物价上涨的压力，这似乎也从实践上应证了Barro和Cordon的观点。

其次，就是要完善累进所得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增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包括累进的所得税制与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从累进的所得税制看，当经济进入萧条时，因为个人和企业收入的减少使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相对减轻，从而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而在经济繁荣时，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增加，其缴纳的税收也累进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相对加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纳税人的进一步投资，对经济起到一定的冷却作用。从转移支付制度看，主要是针对失业保障和社会救助政策。当经济进入萧条时，失业增多，人们的收入下降，跌入“贫困线”的人数急剧增加，就自动引起政府大幅增加失业补助金支出以及政府必须安排的济贫支出，这就等于在经济萧条时向社会注入了一大笔资金，对于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复苏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反之，当经济状况好转，增长加速之时，失业率迅速降低，人们的收入上升，政府的失业补助金支出和济贫支出就可以大幅减少，这其实就是给可能出现过热的经济降温。

我国目前在自动稳定功能财政政策的设计方面严重滞后。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功能并未真正发挥出来，甚至还出现累退的迹象。因此，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个人收入档案制度，在尽可能地把所有个人所得税纳税人都纳入到税收管理中后，通过税务部门对信息的汇总分析、纳税评估，避免纳税人多处分解、漏报少报收入，达到税款应收尽收的目的，让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另外，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以及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也较为缓慢，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太窄，也无法起到自动稳定的功能。因此，还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的改革力度，使其对宏观经济起到强有力的自动稳定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 林志远，龚 敏．中国财政政策的挑战与抉择［A］．载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讨会论文集。

［2］Kydland,Finn E.,and Edward C Prescott,1977,“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3).

第4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第5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第6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镕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参考文献：

1．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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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蒋自强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4．颜鹏飞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经济研究．1997(7)

6．张凌．东亚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其效果分析．经济学动态．2000(3)

第7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从我们开始的，世界上早就有这种理论，也早有这种实践。[1]萨缪尔森第10版《经济学》中就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概念，[2]斯坦利•费希尔、鲁迪格•唐布什的《经济学》也有同样的表达。[3]在国内出版的著作中，也早就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用法.积极的财政政策意指政府密切注视经济的变动趋势，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在税收和政府开支方面采取有效的对策，以实现一定的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4]我们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基本认识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下面两个涵义上界定的：一是与自由市场经济时期政府“不干预”相对而言的，消极政府变为积极政府；二是与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器”相对的，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或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的另一种表达。

(2)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只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它包括扩张的、收缩的和中性的三种操作方式，服务于经济稳定、充分就业的目标，是“逆经济周期调节”的政策。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大力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当时以“积极财政政策”名之，是出于“中国特色的”特殊考虑。如果未来的经济景况需要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那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政策取向发生了转变，不能说那就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了。

(3)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周期性政策，而不是短期政策。从政策运用的时段看，即使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不好说是短期的或长期的政策。一、二年算短期，还是三、四、五年算短期?很难说清楚。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持续地用了至少六、七年时间，直到经济基本恢复，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美国实行了10年以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完成了结构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在于推动或拉动失衡的经济，使其生成内在稳定发展的动力，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因此到底要用多长时间，要看它是不是“完成了任务”，经济运行是不是继续需要。经济资源的有限性、财政规模占gdp的比重有一个限度、财政政策作用有其局限性等等这些不是“积极财政政策是短期政策”的理由，决定政策“长短”的是整体的经济状况。

(4)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常规性政策，而不是所谓“特定的政策”。近现代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经济在周期性波动中增长是一种。常态”，因此，也不能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定的政策，只能说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中要有不同的操作选择罢了。1998年以来的特定经济条件，需要财政政策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政策作用的大小”，实际上是扩张程度的大小，不能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特定的”。事实上，不同经济景况下的政策选择就其扩张或收缩的程度而言总有大小之分，总是“特定的”。

(5)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多种手段的组合。即使是其中的扩张性政策，也不只是赤字、发债一端，它还包括减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等多种政策手段，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个政策组合。近两年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公债，以后不可能总是这样，一个时段有一个时段的主体政策手段选择。比如说，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刺激经济增长，主体的政策手段就应该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了。

(6)“扩张的”或“紧缩的”政策并没有“好”、“坏”之分，它们都是政府为矫正经济失衡而采取的措施。能促进经济稳定、平衡地增长就是好的；相反，就是不好的。

在今后经济调整的相当长时期，内需不足的状况将继续存在，经济增长的压力将取代通货膨胀的压力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此景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一种必然选择。这样看，扩张性财政政策是要继续实施下去的。到什么时候停止，要看经济景况的变化。当然，政策的性质和任务要“与时共进”，政策的力度、作用、方向、手段组合等应依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们认为，财政风险不是来源于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而是来源于不健全的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果财政制度漏洞百出，不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也有风险；或者，财政政策的资金“打水漂”，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并通过由经济增长带来税收的增加，那就肯定会埋下风险的种子。

二、近期及未来财政

政策操作的着力点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反周期、调控经济是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及其

它政策的组合运用。但近年来的情况却是一冷一热。事实上，独立的货币政策或独立的财政政策是不存在的，最典型的是国债，它本来就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再者，两大政策又各有其长，必须结合使用，取长补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决定于政府的选择；政府的选择又根源于经济的需要与两大政策的特性和作用。现在看来，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要有一个新的思路。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政策设计上，都要进一步强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松紧搭配．二是两种机制的契合。

在松紧搭配上，在目前的情况下，明显的是应该采用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两者共同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尽快走向良性循环。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从全社会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存量及发展趋势看，高储蓄率、高储蓄倾向和低消费倾向、低投资倾向明显存在，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在机制的契合上，一方面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拓展空间，提供条件。如适当增加财政贴息资金的规模，扩大贴息政策的适用范围。用财政资金支持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等等。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使财政政策适应、促进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机制的形成。如，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在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金融通过自身经营机制的转变、管理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的增加，避免和化解金融风险，而不应该把财政作为兜底儿的口袋。金融体制改革应该尽快拓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如果这些企业继续得不到融资支持，那么财政政策永远也不可能产生“汲水”的作用，最终导致计划机制的强化和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隔离格局的固化。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使利率真正成为引导企业投资的信号。完善和扩大公开市场操作，使之成为吞吐基础货币、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的政策工具。逐步放开让商业银行自主购买和持有各种债券。通过证券质押贷款等途径逐步放开证券公司、投资基金进入同业折借市场，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2．财政政策目标的调整：从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目标定位于经济增长，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近几年来的增长速度都在7％以上，这个速度如果是实的，即是一个了不起的高速度。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增长速度必然要放慢。只要也只有gdp的增长是实实在在、有效率的，人民的福利水平就会也才会提高。现在我们不应再一味地追求速度、应该由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自然是最重要的，但不是全部。过度地专注于经济增长，而将其孤立起来必然会破坏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水落石出，问题暴露了，现在正是我们进行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

(1)促进经济发展：在推动经济结构演进中实现经济增长．核心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经济发展的实质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带来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总量扩张。结构变动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在经济结构演进过程中，总量会短期收缩，但长期效果必然是带来新的扩张。马克思说固定资本更新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就揭示了这个规律。在一定意义上说．结构演进就是在总量扩张与收缩的过程中实现的。目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应确立促进结构升级的目标。

经济发展中结构演进包括制度结构、城乡结构、要素配置结构、产出结构、贸易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等的全方位进步。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是稳步提高的。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制度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分配结构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消费

结构升级内含于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之中：13亿人口中9亿农民衣食用远未满足，消费结构向万元、10万元商品升级只是城镇居民的要求；与此相适应，产业结构升级也只是基本适应了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对农民来说，现有的产业结构与他们的需求结构是脱节的。

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在城乡隔离的状态下推进的。城市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城市市场的产品大大超过其自身的需求，如果没有外部市场已很难维持继续增长。与此同时，农民被禁闭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方式落后，有效需求不足，城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城市市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又不是很强，而且很不稳定。城市剩余产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出路，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需求严重不足、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城市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升级，应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改造的基础上，而不是城市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脱离城乡二元结构改造的孤立升级。如果还不改变日益扩大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城市经济的发展就难以为继；如果继续不顾农村这一片广阔的天地去搞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就会越走越窄。

我国在工业化初期，“工农业剪刀差”使农业剩余价值转移到工业，为工业积累资金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财政政策的目标应盯住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既是目前拉动内需的需要，也是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

(2)促进经济发展：持续稳定地实现经济增长，核心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和实践对经济增长的看法和着眼点发生了大的转变。资源和环境状况的恶化促使环境意识觉醒，人们从片面追求增长率开始转向强调可持续增长。单纯的经济增长没有反映要素投人、资源减少和环境恶化的代价，竭泽而渔，不真正代表社会福利提高和经济进步。资源和环境状况是社会福利水平的基本要素，也决定了经济持久增长的潜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意识到并提出了两个“根本转变”，以实现可持续增长，但根深蒂固的速度偏好。把速度等同于增长本身。“发展是硬道理”被理解成了“增长率是硬道理”。 粗放型的高速增长，过度投人与无效产出并存，gdp水分加大，浪费严重、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严重损害了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如果不彻底扭转这种高速低效的增长方式，资源和环境状况将难以为继。而且，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引起并加剧经济波动，最终使得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高质量的持久的增长并不容易，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不算馒，只有下功夫提高增长的质量，经济发展才会走向光明的前景。

(3)促进经济发展：在解决失业中实现经济增长。核心是支持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产业

现阶段对增长速度的渴求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就业压力。很多人认为7％朋的速度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但是就业数量不仅取决于增长速度，还取决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就业机会的扩展依赖于经济增长和人类基本能力的提高。但如果不实施某些辅助的政策，经济增长不会主动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早就指出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我们不能把就业含混于经济增长之中。没有就业机会的增多，单纯的经济增长是虚假的，因为它不能给更多的人带来福利。就业状况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合理程度的一个重要标推，以就业状况衡量经济增长的合理程度，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在努力解决失业问题，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实践表明，第三产业在有效增加劳动力需求方面存在着更大的潜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占到60％一70％，中等收入国家的比重可以达到50％左右，与我国发展阶段接近的印度、印尼等国家。其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达到35％一40％，而我国则不足30％。我国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那些就业效果显著、耗费资金和资源相对较少．但又能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第三产业，使这类产业的增长速度快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不但有利于吸纳就业人口，而且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3．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短期是需求管理，长期是供给管理

增长政策不能仅限于调节总需求，同时还应包括扩大总供给的措施。这种供给导向的增长政策不但要把减少投资风险、改善投资收益等促进私人投资的措施置于中心地位，而且要特别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引致经济增长的最持久的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与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直接相关。因此，投资于科技和教育是推动经济持久增长最根本的举措。中国经济要想顺利实现增长转型，迎来新一轮的持久增长，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是一条必由之路。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有许多途径，自己开发是一条路，技术引进也是一条路，如何搭配应按照优势原理来进行。除此之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全民素质也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4．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改变收入分配格局

我国财政政策目前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就近年来我国的情况看，富有阶层有购买力，但消费倾向低。这些人的投资除了股票和国债以外、实业投资受到产权制度、投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灰黑色收入又不敢暴露出来，只能以各种名义存在银行。贫穷阶层是消费倾向高的群体，但没有购买能力。上述原因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低，这是形成经济萧条的最深层的原因。未来的财政政策应该立足于这样一个现实基础考虑如何实施。如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是使收入继续向高收入的富有阶层转化，那么将继续加剧经济的萧条。如国债政策客观上就有这种作用、总是富人去购买国债，再享受国债利息，这样，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马太效应”：因此，治理经济萧条的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消除收入分配格局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具体措施应该包括对高收入者征收超额累进税、财产税、利息税等．通过税收调节社会公平，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交付。

三、构造财政政策有效 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

财政政策发生预期作用的制度前提是现代预算，预算是近现代社会的一个伟大发明，是制度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预算制度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财政政策必须在一套科学、可靠的预算制度规范之下实施才能成功。“罗斯福新政”将美国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举世公认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美国如果没有现代预算的前期铺垫，就没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功。”

中国财政现在面临的问题在根本上是制度问题。明确提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极力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已经经过了三、四年的时间，但国家审计署对200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表明[5]，财政活动秩序确实还存在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从报告列举的事 实看，这些问题广泛存在于涉及政府收支的所有部门和环节：仅从该审计报告披露的信息足见预算执行状况问题之严重，而实际状况更令人忧虑。在这种预算制度环境之下，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大打折扣。“打铁需要自身硬”，目前推进预算制度改革的要求十分迫切。

我们的观点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实施怎样的财政政策，而是来自于财政政策的制度方面，即预算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财政政策的实施引发的风险。这一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对税收、支出、赤字和公债的严格控制。目前要抓紧解决这样几个问题：(1)将税法调整纳入到年度预算编制过程。税法的调整与预算通盘考虑，统筹安排，保证其与财政政策目标一致和各种税法目标的协调配合；(2)强化复式预算的基础地位与功能，拓展复式预算的包容范围。整合现在存在的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统一国家财政；确立起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预算两个支柱，对重大公共投资项目、社会保障项目、国有金融机构等建立特别预算，改变当前公共预算单兵独进的“破行状态”；通过财政投资预算防止窄打宽用的“钓鱼预算”，防止灰箱操作，铲除“豆腐渣工程”生存的制度基础。(3)通过预算控制财政赤字。扩张性财政政策不等于对赤字放任自流，相反是提高了对赤字控制的制度和技术要求，因为事前性赤字会在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掩护”下增大，更难以控制。如果预算制度存在漏洞，周期性平衡预算就化为乌有。(4)通过预算控制公债的运作，建立稳定的本息偿付机制。部门预算应包括其所支配的债务，明确国债的部门责任、使用方向、使用结构、使用效益；国债资金投入重大项目时，应由该项目的预算控制；每年的预算要对国债的本金与利息支出作出安排与规划，确立稳定的偿债渠道和资金来源，减缓以新债抵旧债的积累和循环，使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的界限之内。

【注释】

[1]朱?基．卯oo年]月]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a]．积极财政政策纵论[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杜．2000—7．

[2]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m](中泽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05—506．

[3]斯坦利•步希尔多 经济学：下份[mi(中译本]．光京：中国时政经济出肢社，1989,103-107

[4]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n1．上海：复互大学出版社．1994．798—799．

[5]王绍允．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j]．读书，200[，(8)

[6]李全坐．关于200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市计工作报告〔摘要)[n]—中国审计报、200 346—29(i)．

【参考资料】

[1]保罗•a•萨绥尔森．经济学[m京：商务印书馆，1979．

[2]斯坦利•费希尔等．经济学[川(中译本)．北京：中国时政经济出版杜，1989．

[3]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4]项怀诫．积极财政政策纵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第8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1．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在土地和股市两大泡沫(一般称“资本泡沫”)的推动下，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当时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有所谓一枝独秀的美誉。然而，进入90年代后，以地价下降为导火索，资本泡沫逐步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达10多年的徘徊或萧条期。1990年GDP增长率达5．1％，1993年下降到0．3％，其后除1996年增长5．0％外，其余年份增幅在1．6％以下，1998年为-2.5％，2001年为-0.5％。失业率由1990年的2．1％，2001年上升为5．3％，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最高。而且，同期日本经济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其一是1995年以后物价连续下跌，批发物价1995年以后7年里，除1997年为0．6％外，其余年度均为负数；消费物价虽不象批发物价那样长期下跌，也有两个年度为负数，基本上在0值周边波动。其二是泡沫经济时期泡沫化了的资本严重缩水。股市缩水：日经平均指数由最高的1989年的38916日元，2000年跌破10000日元，与1989年相比缩水70％以上。其间，虽在1993年和1999年出现过反弹，但均在20000日元以下波动，目前为11500日元左右；土地缩水：土地价格从1991年开始连续11年下跌，2002年1月1日的政府公市地价(日本中央政府国土交通省调查的价格)与最高价格的1991年相比，住宅用地价格共下跌了36．0％，商业用地价格共下跌了62．0％，而且在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下跌幅度更大，同比下跌52．1％和76．1％。

2．政策基调。

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尤其是通货紧缩，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扩大国内需求为主要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预算扩张。税收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由1990年的27．4％，下降到1999年的22．1％，参见表1)。同时，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中央财政预算的债务依存度由1990年的8．4％，上升到2000年的38．4％(参见表2)。另一方面，1992年至1999年，政府共采取了12次以扩大政府公共投资为中心的经济对策。采取经济政策，是在政府感觉到预算安排的扩张力度仍不够，需采取追加预算时的特殊措施，可以理解为对预算扩张的强化或补充。在1992年至1999年的8年里，除1996年和1997年未实施政府经济对策(这两年预算安排仍是扩张的)外，其余6年里每年两次，反映了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担忧和“关心”程度。据估算，这些政府经济对策共动用资金(包括增发国债和减税等)130多万亿日元。

3．主要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国债发行、减税、扩大公共投资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等。

(1)扩大国债发行。90年代初期日本公债规模不算大，1992年中央和地方公债余额(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债，下同)，占GDP比重为61．4％。但在90年代国债规模迅速扩大，2002年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上升为139．6％，约1．4倍。从绝对额上看，日本GDP约为500万亿日元(90年代用现价计算的GDP基本上没有扩大)，1990年公债余额约为300万亿日元，2002年为700万亿日元(其中中央政府国债占70％以上)，10年增加了400万亿日元，年平均增加40万亿日元，年均递增9％。公债余额增大速度快，无疑是大量发行公债的结果。

(2)减税。在90年代，日本政府除在每年实施一些临时性减税措施外，1994年进行了一次税制改革。其主要特点是提高消费税税率，决定从1997年4月1日起将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在提高的两个百分点中一个百分点作为地方消费税)，同时从1995年开始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1999年再次下调了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300万日元提高到330万日元，低税率(10％)的适用范围由300—600万日元，扩大到350—900万日元，最高税率由50％下调至37％。与此同时，以个人所得为税基的地方居民税(都道府县民税和市町村民税)也采取了减税措施。一般经营性法人的所得税(即法人税)税率也由37％下调至30％。在增税减税同时进行的税制改革中，减税的力度明显大于增税，税负呈不断下降趋势。日本税负1990年为27．4％，1999年下降为21．1％，其后略有上升，2002年为22．9％。1997年因提高消费税税率税负略有反弹，但总体上未能阻止税负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减税主要是针对国税的，地方税的税负在90年代保持了相对稳定，甚至稳中有升，1993年为9．0％，2002年上升为9．6％，国税下降幅度增大，1990年国税税负为17．9％，1999年下降为12．9％，2002年为14．0％。

(3)扩大公共投资。扩大公共投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支出项目。在90年代，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公共投资支出保持了较快增长，每年比上年度增长5％左右(1997年为1．3％，1998年为-7．8％)，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为10—15％。加上综合经济对策等追加预算，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相当可观。如1998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公共投资比上年度下降7．8％，但是经过两次追加预算后，公共投资支出比上年度实际增长41．1％。日本中央政府公共投资除一般预算安排资金外，还通过财政投融资提供资金。在90年代财政投融资保持了较大规模。1990年财政投融资计划总规模为34．6万亿日元，1999年上升为52.9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4．8％。由于财政投融资是有偿资金，其投向与私人资本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进入90年代后受到批判和质疑，其增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近年下降幅度更大。地方政府公共投资支出规模也较大，1999年都道府县和市町村政府预算中公共投资支出分别占22．5％和11．3％。日本公共投资主要用于交通、城乡基础设施，治山治水和社会福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由于日本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力度，政府固定资产形成规模也大，1998年政府总固定资产形成占GDP比重达6．2％，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2％左右的水平。

(4)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日本社会保障实行收费制，其运营原则上独立于财政，由社会福利部门管理。但这并非意味着财政不承担社会保障支出，相反财政资金在社会保障制度运营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除负责公共救助、公共卫生医疗等职责外，对于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医疗保险、年金保险和失业保险也提供资金援助。在90年代，政府资金占社会保险制度给付总额的20—30％。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期间，把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对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亿日元购物券，这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90年代各级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较快，以中央财政为例，1990年社会保障支出为11．63万亿日元，2000年上升为16．8万亿日元，10年增加5．2万亿日元，年平均递增3．8％。在中央财政支出中，除作为国债成本的国债费外，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最快，其在中央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17．5％，2000年上升为19．7％。

二、财政政策效果及“微效”的原因分析

90年代以来日本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了400多万亿日元的公债，相当于GDP总额的80％。目前公债余额已相当于GDP的1．4倍。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1995—1996年和2000年两次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90年代日本经济呈现出复苏短期化特点。1995年和1996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5％和5．0％后，1997年出现了下降(-2．5％)；2000年实现了1．2％增长后，2001年又出现了下降(-0．5％)。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给日本经济带来了两次暂短的复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强化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把日本经济推向正常的增长轨道。正因如此，在日本学术界，有人称90年代以后日本财政政策“微效”(即效果不大)。

众所周知，日本政府善于运用经济政策，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项政策的运用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那么，为什么90年代以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运用效果不理想呢?根本原因在于财政政策运用缺乏针对性，而财政政策孤军作战，以及公共投资效率下降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的效果。

90年代日本经济的问题主要发生在国内经济，其对外经济基本上保持了较好的态势。如进出口总额，1990年至2000年年平均递增3．7％，其中出口年平均递增4．3％。贸易顺差，除1994年和1995年两年稍有下降外，其余年度均有所扩大，1999年为1230．4亿美元，比1990年的635．3亿美元增长94％，年平均增长7．6％。由于对外经济势头良好，日元也处于升值状态之中，1990年美元对日元的平均汇率为144．88日元，1995年升为93．98日元(年中最高值为79．75日元)，其后有所下降，1999年平均值为113．91日元，目前为130日元左右。

国内经济问题较多，最突出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消费增长非常缓慢，基本上在2％左右，1998年为负数(-0．3％)。而且与政府消费相比，民间消费增长更加乏力。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则更糟。1992年至1999年的8年中有6年为负增长(即下降)，1998年下降8．3％。同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民间投资下降。有5个年度里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虽有增长，有的年度增长幅度还相当大，如1992年和1993年分别增长16．0％和15．2％，仍没能改变总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格局。90年代后期，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减速，1997年和1998年甚至下降，主要是压缩财政投融资规模所至。

导致日本国内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金融体系遭到重创。金融体系的创伤不仅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而且弱化了金融机构的功能。在资本泡沫膨胀时期，金融机构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泡沫活动之中。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泡沫化。在股市和土地价格飞涨时期，金融机构的资产也以股票等有价证券和土地为主。如1989年3月城市商业银行的有价证券账面收益曾高达34万亿日元。另一方面，在当时日本金融分业经营的框架下，金融机构通过向以证券交易和不动产买卖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企业(包括金融、财务企业等)融资，实际上间接地将资金投入证券和土地市场。已经倒闭的7个住宅专业金融公司就是典型的例子。总之，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金融机构资产也以严重泡沫化了的证券和土地为主。资本泡沫的破灭，不仅导致金融机构的资产严重贬值，而且由于贷款或融资对象的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不能还贷，致使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大幅度增加。日本政府关于不良债权的统计标准不断变化，其统计数字也不尽相同。1998年10月金融监督厅公布日本金融机构“有问题债权”为87万亿日元。2001年9月公布的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为43．4万亿日元，其中银行32．5万亿日元。

金融资产贬值，不良债权增加，对日本经济的打击是破坏性的。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不足，出现了谨慎消费与谨慎投资，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日本居民资产以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为主，据统计，1996年底日本居民个人金融资产的52％是定期存款(美国为17％)，11％为现金或活期存款(美国为2％)。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大及其表面化，严重影响了居民对金融机构，乃至日本经济的信心和预期，出现了谨慎消费。90年代初以来日本法定利率多次下调，由1990年8月的6．00％，1999年实行零利率，同期居民消费并没有明显增长。尤其是居民消费贷款在90年代一路下滑。居民谨慎消费影响国内需求，加上生产经营性公司、企业本身资产贬值导致经营困难和负债增加，投资者也出现了谨慎投资倾向。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在大量不良债权和资产贬值的影响下，出现了惜贷行为，金融功能严重弱化。90年代，日本货币供应量(M1)增长率一直在5％左右，有的年度超过10％，而银行贷款增长率很低，仅1％左右，1998年利1999年为负数，

如上所述，日本经济的问题出在金融体系上，而日本政府的对策重点放在扩大公共投资和启动消费上(其中也有一些解决金融体系问题的对策，但成效不大)，一定意义上讲是下错了药，政府措施缺乏针对性，这是日本90年代以来长期财政扩张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财政政策扩张缺乏必要的货币政策配合，由于金融机构惜贷，实际上形成了财政政策孤军作战的局面，这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公共投资效率下降也是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因素之一。日本90年代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扩大公共投资，试图以此来扩大内需。但是，公共投资扩大内需的效果与投资效率是有关系的。只有当投资能带动民间的投资或者区域、产业的发展时，其效果才大，这就是所谓乘数效应。众所周知，日本70年代末步入发达国家，其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已具有相当规模，在此基础上再过份扩大公共投资，往往是“奢侈”或浪费。

眼下，我国理论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政府在1997年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扑灭了日本经济复苏的势头，导致日本经济长期萧条。从而“洋为中用”，提出我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不得调整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笔者不能苟同这一观点，认为，他们对日本“教训”的把握不够准确。日本经济在1995年开始恢复增长，1996年增长率达5％。政府针对这一情况对其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讲：(1)通过了《财政结构改革法案》，提出到2003年消除赤字公债(不包括建设公债)发行，并在1997年和1998年编制了相对紧缩的预算，财政预算规模增长幅度下降，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1997年比由年度的28．0％下降为21．6％。(2)1997年4月1日起，消费税税率由3％提高到5％(1994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法律确定)。(3)1996年和1997年末实施特别的经济对策。但是，从结果看，1997年的财政政策并非紧缩，而是扩张减速。虽然1997年的税负比1996年仅上升0．2个百分点(提高消费税税率的影响)，但债务余额继续扩大，1997年末公债余额占GDP比重为84．7％，比1996年上升4．1个百分点。

虽不能完全否认财政政策调整对日本经济的影响，但是，如前所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体系遭重创。假定日本政府在1997年不调整政策取向，日本经济是否就会保持较好增长势头呢?回答是否定的。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再度下滑，除固有问题影响外，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虽没有直接波及日本，但它影响了日本的出口，以及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合资企业的收益，同时还影响了日本投资者、消费者的信心和预期，从而影响日本经济的增长。1997年经济增长回落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决不是调整财政政策的“教训”。其后，1999年日本经济重又出现过复苏势头，但仅维持了几个月，2000年下半年开始就又转向下降，其间财政政策并未进行调整。总不能把这次下降的原因又归结为财政政策吧!日本经济在复苏与萧条之间挣扎，是其经济本身的症结决定的。此外，作为结论，认为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整，这在理论上也是存在问题的。作为景气调整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景气情况调整政策取向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调整就无政策可言。而且这一观点的理论前提也是值得商讨的。该观点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向不可调，意味着政府大量的国债和大规模投资是国民经济运行的前提。我觉得，如果一国国民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或者说离开政府大规模投资就要出现问题，那么这种经济就不是健康的经济。我认为，我国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吸取日本政府投资效率低下，从而导致政策效果不大的教训，要随时注意财政政策的效果和财政政策取向的调整。

三、日本财政政策展望

1．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难题。

当前日本经济社会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有经济增长依然乏力，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和财政能力低下等，它们是决定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基本因素。

首先，经济增长乏力。根据内阁府公布的《2001年度经济财政白皮书》，日本政府对当前日本经济增长的预测并不乐观。因出口的恢复，国内库存调整和资本存量调整的结束等，预计2002年度下半年经济会恢复增长，但增长率在1％左右，而且后劲明显不足。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问题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预期，制约投资和消费的扩大。而且政府推进的“结构改革”在近期内将增加企业倒闭和失业，加上美国经济的不透明性，经济恢复的动力明显不足。

其次，人口老年化进程加快对财政压力增大。1999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称为老年化比率)为16．7％，已进入高度老年化社会。不仅如此，日本人口老年化进程十分快速。据日本政府预测，老年化比率在2010年将超过20％，2020年将达25％以上，成为世界之最。人口老年化不仅意味着劳动人口减少，影响经济发展后劲，而且将加大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据测算，70岁以上人口人均每年的医疗费为年轻人的5倍，加上现收现付制年金账户的高额赤字等，其对财政的压力是巨大的。

再次，财政债台高筑，能力弱化。90年代以来的长期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扩大，债务累积。2001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债余额相当于GDP的1．29倍，2002年预算通过后，则进一步上升为1．4倍。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突出的。根据内阁府的测算，假定社会保障水平及其他税制不变，2005年开始以提高消费税为主来实现长期财政平衡，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23％，同样条件下，2020年开始运作，则消费税税率应提高到34％。日本目前的税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在所得税税制不变的情况下，将消费税税率提高到20％以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正因如此，日本政府认为调整财政政策取向已刻不容缓。

2．今后财政政策展望与小泉结构改革。

在日本理论界、产业界和政治家中，对今后财政政策取向的看法分歧较大。主流观点主张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他们认为经济复苏是基础，只有经济复苏了才能真正解决财政问题。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有“怪人”之称，在政治家圈内也属于非主流派。其能成为总理也是人们对主流派政策丧失信心的后果。小泉内阁诞生后，极力主张结构改革，结构改革的核心是压缩政府支出，缩小政府职能范围，加强竞争，活跃市场。从财政政策上讲，主张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他主持编制的中央财政第一个年度预算(2002年度预算)突出反映了这一特点。中央财政一般会计预算收支规模比上年度预算下降1．7％，与上年度决算相比下降5．9％。顶住各方压力，将国债发行规模控制在30万亿日元，公共投资规模压缩10．7％；同时，大幅度压缩财政投资规模(比上年度下降17．7％)。

第9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文

关键词：财政协调；欧债危机；财政政策；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F811.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6）02008707

1991年，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开始发行，欧元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2002年，欧元开始正式流通，标志着欧盟基本实现了货币一体化。在欧洲逐步实现货币一体化、欧元登上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欧盟各成员国不得不放弃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将货币政策的控制权全权交由欧洲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成为了欧盟货币政策唯一的制定者。作为宏观调控最重要手段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欧洲货币一体化下呈现出了不可避免的矛盾：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以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政策目标，具有统一性；而财政政策则由各成员国制定，以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政策目标，具有分散性。要解决这对矛盾，根本上要协调好各成员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而从政策的层面上讲，则是要在货币一体化的条件下做好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的协调。

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在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了欧盟的重视，并先后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马斯特利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公约》和《马约》对各成员国在财政赤字、国债比重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约束，如《公约》和《马约》规定各成员国的累计公共债务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60%，年度预算赤字不应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是《公约》和《马约》的约束力或者说各成员国对《公约》和《马约》的执行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当危机来临之时，各成员国更多的是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而不顾欧盟的整体利益，出现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趋势，要真正发挥《公约》和《马约》的作用，达到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协调与统一，还要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

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拉开了欧债危机的序幕，随后危机持续蔓延，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相继爆发债务危机，这种危机气氛很快也波及到了欧洲的主要核心国，德国、法国，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等主要的评级机构先后下调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信用评级，而欧洲经济受到危机的影响，一度下滑，失业率攀升。此次欧债危机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可以说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延续，这次欧债危机也再次警醒我们货币一体化条件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重要性，也使我们重新研究与分析货币一体化条件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研究（一）研究成果回顾

在对欧债危机演化路径的研究方面，李腊生等在研究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时，提出了区内国家竞争性财政支出的假设，认为欧债危机主要是由于欧元区国家竞争性的财政支出而导致的[1]。李羡於梳理了欧债危机的演变过程，提出欧元区经济结构的失衡是本次欧债危机深层次的原因，并提出了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控制政府财政支出等建议[2]。

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董书慧分析了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协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并提出了实现财政协调可供选择的3种路径：财政联邦制、财政一体化模式、统一管理与分散自主相结合的财政体系[3]。黄立新梳理了欧元诞生以前欧盟在实现国家财政政策协调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并指出在货币一体化后，欧元区内缺乏一个有效的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各成员国税制与社会保障制度不统一、以及各成员国经济结构、发展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将是阻碍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的主要因素[4]。苏苏等从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赤字相关性的角度对欧元区财政政策的协调进行分析，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各成员国基本是遵守《马约》和《公约》的，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成员国特别是一些大国不顾《马约》和《公约》的约束扩大赤字，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5]。刘力军认为，政府未能从国家长远的利益出发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而是从短期利益出发，各国竞相扩大财政支出，是本次欧债危机的根源[6]。

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尼古拉斯・韦龙认为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和对银行的监管，这些制度性因素是欧债危机深层次的原因[7]。彼得・威斯特阿维认为欧元区缺乏统一的机构来制定财政政策，使得各国的财政政策难以做到从欧元区整体利益出发、从国家安全与长远利益出发，缺乏协调统一，最终导致了欧债危机[8]。

（二）不足与创新

以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欧债危机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全方位地对其原因进行探索，多是浅层次的分析，而少有从一个角度来深入分析欧债危机的，更少有从财政政策协调的角度来深层次地论述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的。第二，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主要是规范分析，实证分析较少。第三，在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欧元区本身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方面予以理论上的论述，少有结合欧债危机的演化路径来进行探索的。

本文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出了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将对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的研究与对欧债危机演化路径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两个维度的互动进行研究；二是在对欧元区财政协调的研究方面引入了实证分析，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来分析欧元区的财政协调问题。

二、理论分析（一）欧元区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

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一体化开始于二战之后，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在这个进程中，欧洲大陆一直在谋求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当欧元登上历史舞台后，欧洲一体化进程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欧元区实现经济与货币的一体化。然而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体化并没有向经济与货币一体化一样如此顺利，尽管在当前的世界格局中，在某些世界性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欧盟对外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并不能说明欧元区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致性，相反，实际上欧元区各成员国在政治上的一体化是远远要落后于他们在经济和货币上的一体化的，而这种制度上的政治一体化跟不上经济一体化的矛盾在政策层面则表现为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与财政政策的分散性矛盾。

在欧元区，各成员国放弃了自己的货币政策，仅保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欧洲中央银行以欧盟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控制货币的发行；财政政策由各成员国制定，各成员国以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因此各成员国在制定财政政策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降低本国的失业率、控制本国物价的上涨、维持本国的收支平衡，而少有考虑欧元区整体发展的。在这种制度的安排下，如果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缺乏相应的协调与统一，出现危机也就不再意外了。

（二） 欧元区财政协调的“失灵”

尽管欧盟为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协调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比如通过《马约》与《公约》建立了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基本制度框架。再比如建立了欧盟统一的财政预算制度，这种预算制度明确规定财政来源主要由自有财源（包含对农产品的进口差价税、糖税、按共同关税税率征收的关税）和各成员国上缴的摊派（由各成员国按其GDP的一定比例上缴）构成。此外，还成立了欧洲关税同盟，确立了欧洲税收一体化的一些基本原则[8]。

但是由于欧元区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的不一致，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仍然缺乏一个有效的财政协调机制，或者说目前欧元区各成员国在财政协调方面所做的努力对欧元区以及各成员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难以起到有效的调控。相反，各成员国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即各成员国以本国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收支平衡等综合效应的最大值为政策目标[9]，都希望以最小的调控成本而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免费乘车者”的政策思维最终将使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协调“失灵”。这里的财政政策协调“失灵”指的是当欧元区当各成员国的利益与欧元区的整体利益相冲突时，各成员国未能提出既兼顾本国利益又符合欧元区整体利益的财政政策，而是选择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不顾欧元区整体利益来制定本国财政政策的情况，当这种“失灵”开始“泛滥”之时，引发的必将是欧元区经济社会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此次欧债危机正是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失灵”的表现。

（三）财政协调“失灵”与欧债危机演化路径

尽管签订了《马约》与《公约》，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成员国最终还是打破了《马约》与《公约》的约束，或者说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失灵”的弊端最终爆发，并演变成了欧债危机。下面我们将从理论上梳理欧债危机背后财政协调机制是如何“失灵”并最终引发危机的。

1.降低失业率成为主导的调控目标

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欧元区各成员国面对着经济乏力、失业率攀升的现象，纷纷采取了一些调控措施。然而由于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控制，各成员国所能实现的只有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的四大基本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中，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各成员国只能寄希望于欧洲中央银行，而又由于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着如奥肯定律中所说的一定的函数关系（即如果失业率降低了，经济增长率自然也就提高了），因而各成员国调控的主要目标成了充分就业。

2.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为主导的调控手段

欧元区各成员国普遍经济较发达，社会福利较好，由于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刚性作用，再加上为了实现有效的宏观调控，降低失业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便成为了欧元区各成员国最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政策选择。对于欧元区其中的一个成员国来说，为了达到降低失业率的目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成为了最佳的选择，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物价上涨、赤字扩张等不良后果，各成员国纷纷选择了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来处理。

3.从财政协调“失灵”到债务危机

当欧元区各成员国纷纷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如果有一个良好的财政协调机制，各成员国的财政政策能配合欧洲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债危机的避免不是说不可能。然而不幸的是，欧元区缺乏这样一个有效的财政协调机制，在国家利益最大化面前，财政协调似乎已经“失灵”，欧元区各成员国纷纷选择了如何使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财政扩张政策。对于扩张性财政政策，无论是增支还是减税，其结果都是赤字的扩张和债务的增加，随着《马约》与《公约》中对国债比重和赤字规模等方面的约束纷纷被突破，一场大规模的欧债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实证分析（一）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相关性分析

该部分选取的指标为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用来衡量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方向与规模。该指标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上欧元区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占GDP的比重的数据求得。选取的是2009～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由于塞浦路斯的数据缺失，因此笔者选用的是除塞浦路斯以外的其他16个欧元区国家，分别是比利时、德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奥地利、芬兰、马耳他、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运用Eviews软件求得欧元区各成员国财政赤字（盈余）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