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精选(九篇)

第1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扩张型财政政策，自去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起，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争论，时至今日，仍未有统一的看法。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各种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政策趋向。所谓的“积极的”，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经济萎缩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说明的。

严格地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渊源来看，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现代财税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来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极力主张，才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财政理论宝库的宝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其宗旨大致仍然不能摆脱凯恩斯理论的窠臼。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发挥其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为基础，按照既定的财政目标——赤字或盈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公债等财政范畴和财政活动方面的相关手段表现出来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常见的中性财政政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刺激和抑制经济发展常用的财政经济手段。

从特征和产生的前提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采用干预主义政策，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取代市场竞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以，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和个人收入水平，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又是区别于“夜警”国家或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用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并被广泛利用，但由其特征和产生前提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利用要早得多，也普遍的多。我国建国后，就一直运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即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调控，且在各个经济时期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保证了国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喊出的财政思想口号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好象没有采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反对“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二者不存在二律悖反问题。只不过是我国以往实行的实质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有些宽泛，没有西方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目的明确，而且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反对赤字财政，所以，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就是指西方国家刺激或制约经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东西方国家都在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从现代西方常用的积极财政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类型。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购买，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以及采用相应的降低利率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刺激生产和近期消费。紧缩型财政政策是指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和减少政府购买，配合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西方国家由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注重研究和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商品过剩，生产下降，企业裁员产生失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使之增加，因为只有需求增加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结果不是减少财政收入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四条原则，即坚持年度预算平衡原则、经济周期预算平衡、充分就业预算平衡原则、机能财政平衡原则，适度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要注意处理好充分就业、财政盈余与财政拖累问题。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内涵大小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和调控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

理论依据相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主体都是国家或政府；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学说，都主张国家要积极的关注整个经济活动，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　不同点：

（1）理论内涵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包括刺激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也包括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而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子集或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方面。除扩张型财政政策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紧缩型财政政策。

（2）对应关系不同。积极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是一般的（性、型）财政政策，而一般的财政政策包括消极的收人型财政政策、追求财政平衡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仅是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

（3）调控范围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面宽，不但包括直接的减轻经济活动者的国家负担、增加其收入，还包括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则仅偏重于经济扩张性。

（4）实质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施行者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施为方针方面来讲的，重点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和在某种态度下要采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的运作形态上来讲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采用鼓励、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的总体的反映；后者是国家启动经济的具体对策。

第2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

第3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第4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第5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关键词] 扩张性财政政策 税收 财政支出 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参考文献：

1．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傅殷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3．蒋自强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4．颜鹏飞等．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述评．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正视通货紧缩压力，加快微观机制改革．经济研究．1997(7)

6．张凌．东亚扩大内需的政策及其效果分析．经济学动态．2000(3)

第6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轮经济上升期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偏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使然。除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推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外，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迅速升温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走出通货紧缩，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再是总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刺激总需求扩大。对此，去年底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了适度从紧的取向。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在“积极”的道路上前行，势必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矛盾，也将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另外，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现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

我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财政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金税、金盾和金财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进一步强化，税收实际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年度预算60.7%，这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进度最好的一年。虽然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放缓（如清欠出口退税、部分偏热行业引起的税收增加部分将随着宏观调控见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仍可能达到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压缩赤字、减发国债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004年维持了3198亿元的赤字，没有安排新增赤字。随着gdp的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赤字／gdp）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亿元，调低到2003年的1400亿元，2004年又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承诺将逐步停发。（3）2003年10月出台的新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退税率在总体上降低了3个百分点。（4）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实践不仅为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积累了经验，而且形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预期，这将减少政策调整的难度和阻力。

二、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向平衡性财政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淡出”或“转向”。但是对如何调整，调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调整后政策的新作用点等问题则存在争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界定清楚。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亦称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内在稳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亦称非自决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又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国债和税收。平衡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亦即不应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及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应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而所谓自动稳定器，一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自动稳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平衡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采取同幅度对冲性政策组合，比如减税与减少政府支出组合，或者增税与增加政府支出组合等。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对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还很薄弱。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应该是平衡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总量上，平衡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不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维持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维持当期预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减赤字余额，并保证不出现新的赤字。在结构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财政资金从“越位”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财政资金转向公共财政“缺位”领域。实行平衡性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稳定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对冲性政策组合，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

三、“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表述为“适中的财政政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的名称选择上可考虑三个标准：（1）是否代表了宏观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政策类型；（2）是否明确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义和误解。

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名称选择，大体上有以下7种主张：（1）“适度的”或“温和的”财政政策；（2）“可持续的”财政政策；（3）“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稳健的”财政政策；（5）“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6）“结构性”财政政策；（7）“中性”财政政策。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种提法，“适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调整方向并没有指示，可以适度扩张，也可以适度紧缩，不便于引导预期，对于以上三个标准都不满足。而“温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减轻、柔和、适度和不过分等意思，可能会给人逐步降低和减少扩张幅度的预期，但是容易引起误解。关于“可持续”的提法，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收支平衡、不搞无米之炊，并使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提法带有中长期特点，但对短期宏观经济调节的导向比较模糊。至于“相机抉择”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财政政策的类别和具体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导向并不清楚，显然也不合适。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支撑点在于认为我国当前财政政策既然不扩张也不紧缩，那么选择稳健的提法正合适宜。其实不然，仅从“稳健”一词很难判断出政策的方向和趋势，虽然我国近年货币政策也采取了“稳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执行的实质上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所以称稳健，其强调的是在松动银根、支持增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来，如果财政政策也称“稳健”的，则可能使人们比照货币政策来理解，而形成继续扩张的错误信号和预期。因此，这个提法不满足第二、第三条标准，显然也不合适。至于第五种提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的确存在呈现局部偏热，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需要进行全面紧缩的时候，而且宏观经济本身还存在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提法不满足第一条标准。而主张使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应该说其抓住了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后的主要着力点——支持结构改革。但是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名称，它并没有标明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结构调整可以在扩张中进行，也可以在紧缩中进行，即不满足第二条标准，所以也不太合适。

目前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经典财政理论对“中性财政政策”（neutral fiscal policy）并没有严格界定，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二是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将财政政策定位于扩张性与紧缩性之间，强调在总量上不影响社会总需求。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讨论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层意思，其实质与平衡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财政政策有一个硬指标——预算平衡，而我国当前3198亿元赤字的削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会给人们传递过于“严格”的信号，容易误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财政政策也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无所作为”和“经济中立”，不利于准确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

据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应为“适中的”，“适”表明渐进和适度的意思，标识了政策的力度，同时也留下了灵活操作的空间；而“中”则表明政策调整的方向，强调不偏不倚，介于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适中的财政政策”这一提法，能体现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考虑到削减赤字的渐进性，预算收支平衡应当作为一个中期目标，例如在“十一五”期间达成），并能体现政府在政策调整中将“有所作为”的态度，又能反映政策调整的渐进性特征，而且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满足以上我们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

四、“适中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适中的”财政政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大规模减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停发，尽快兑现将其调减至零的承诺

建设国债是积极财政政策最核心的政策工具，迅速调减国债不仅可以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也可以比较直接地实现政策目的。调整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在不开工新项目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投入。可以考虑以下办法：

第一，根据宏观经济形势，适当放缓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充分有效利用国债年度结转资金。建设国债资金预算规模与实际使用规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决定实际扩张效应。比如，我国2003年建设国债预算规模1400亿元，而实际使用规模为1093亿元（包括2002年结转的168亿元），向2004年净结转475亿元。今年上半年在适当放慢国债资金拨付进度后，实际使用规模为246亿元，仅占今年国债可用总额1575亿元（预算规模1100亿元+上年结转475亿元）的15.6%.如果下半年保持这样的力度，全年基本上可以实现净结转1000亿元左右，这部分资金就可以全部有序地投入后续建设中。应当注意防止年底前集中投放国债资金，避免对已经取得的宏观调控效果造成冲击。

第二，停止将建设国债转为对地方政府的转借资金。近几年发行的建设国债，大部分由中央预算直接掌握，小部分转借给地方。例如，2004年计划发行的1100亿元建设国债中，有950亿元纳入中央预算，转借地方150亿元。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投资增长过快，按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划分，其中主要拉动力量是地方项目增长大大超过中央项目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行政性干预市场的“越位”投资行为引起的。因此，需要抑制国债资金对地方投资的直接刺激作用，明年可以考虑停止将建设国债转借给地方。为支持西部开发、生态建设和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投资，可将结转到明年的国债资金由中央预算统一支配。

第三，利用好新增财政收入资金，支持后续建设。

（二）在财政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合理安排新增支出的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上升周期，财政收入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以来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便是考虑到紧缩性宏观调控加上部分减收因素（如归还出口退税欠款）的影响，导致下半年税收增长放慢，但是预计2004年全年至少仍可实现财政增收4000亿元左右，增幅可能超过去年。这部分钱的“去处”是否合理，将会直接影响财政政策调整的效果。如果不做好新增财政收入的支出预算，可能又会形成新的扩张因素。为了体现“适中的”财政政策取向，增收的财政资金最好用于支持亟待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财政体制，尽快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同时，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投入。

（三）严格控制和逐渐削减财政赤字，传递“适中的”财政政策的信号

政府预算赤字常常是一国财政政策方向的重要指示器，我国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适中”，控制和逐步削减财政赤字也应当提上日程。当前我国各方面增支压力较大，立即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有较大难度，但是仍应严格控制赤字余额，至少在当年不出现新的赤字。可以考虑在“十一五”期间较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逐步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换言之，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应当是一个中期政策目标。而在近期内，宜采取小幅度削减财政赤字的办法，为最终实现平衡预算的中期目标创造条件。建议从编制明年预算开始，用今年新增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弥补预算赤字，并且抓紧研究制定中期内削减赤字余额的方案。即便下一年度所能削减的赤字规模并不大，但这一举动将表明政府采取“适中的”财政政策的决心，对人们的政策预期会产生明确的导向。

（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协调发展

“适中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公共开支可以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而是强调转变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即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从支持经济增长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适中的”财政政策要求对政府公共开支进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调整。宏观经济有冷有热，经济社会发展还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使用结构，有保有压，一方面缓解当前的结构性失衡和市场供求矛盾；另一方面，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领域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对不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经济过热行业，政府财政资金包括国债资金应当不再投入；对不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政府开支“越位”领域，财政投入应当坚决退出；对需要加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主要是农业、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科技研发，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等，需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

（五）在减发和停发长期建设国债的同时，不宜过快增加预算内政府投资资金

其一，应当防止因增加预算内投资而抵消财政政策的适中取向。如果把减发的国债资金大幅度转换为预算内政府投资，将会产生实际的扩张效应，不利于实现“适中的”财政政策效果。

其二，应该把建设国债的减发和停发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换的契机。如果—边减发国债，一边又相应增加预算内政府投资，有可能固化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我国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市场化投融资将日趋活跃，投资来源日益拓宽，信贷、利率、财政贴息和税收等间接调节手段起作用的条件也在逐步改善。因此，政府对投资领域的调节不能再依赖财政性投资，或直接掌握过多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而应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办法，主要依靠多样化的间接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再说，目前国家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仍然偏重，经济建设费在各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仍然是最高的，而用于弥补“缺位”的财政支出仍然不足。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减少经济建设职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第7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1、属于内在稳定器的项目是( )

A、政府购买; B、税收; C、政府转移支付; D、政府公共工程支出。

2、属于紧缩性财政政策工具的是( )

A、减少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 B、减少政府支出和增加税收;

C、增加政府支出和减少税收; D、增加政府支出和增加税收。

3、如果存在通货膨胀缺口，应采取的财政政策是( )

A、增加税收; B、减少税收; C、增加政府支出; D、增加转移支付。

4、经济中存在失业时，应采取的财政政策是( )

A、增加政府支出; B、提高个人所得税;

C、提高公司所得税; D、增加货币发行。

5、通常认为，紧缩货币的政策是( )

A、中央银行买入政府债券; B、增加货币供给;

C、降低法定准备金率; D、提高贴现率。

6、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运用会导致( )

A、减少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 B、增加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

C、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 D、增加货币供给量，提高利率。

7、法定准备金率越高( )

A、银行越愿意贷款; B、货币供给量越大;

C、越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D、商业银行存款创造越困难。

8、对利率最敏感的是( )

A、货币的交易需求; B、货币的谨慎需求;

C、货币的投机需求; D、三种需求反应相同。

9、在下列哪种情况下，紧缩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将削弱?( )

A、实际利率很低; B、名义利率很低;

C、实际利率很高; D、名义利率很高。

10、 在凯恩斯区域内( )

A、货币政策有效; B、财政政策有效;

C、货币政策无效; D、两种政策同样有效。

11、 在古典区域内( )

A、货币政策有效; B、财政政策有效;

C、货币政策无效; D、两种政策同样有效。

12、 双松政策国民收入( )

A、增加较多; B、增加较少; C、减少较多; D、减少较少。

13、 双紧政策使利息率( )

A、提高; B、下降; C、不变; D、不确定。

14、 松货币紧财政使利息率( )

A、提高很多; B、提高很少; C、下降很多; D、下降很少。

15、 松财政紧货币使国民收入( )

A、增加; B、减少; C、不变; D、不确定。

二、 判断题

1、降低贴现率将增加银行的贷款意愿，同时导致债券价格下降。( )

2、内在稳定器能保持经济的稳定。( )

3、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都可以与一般客户有借贷关系。( )

4、商业银行体系所能创造出来的货币量与法定准备率成反比，与最初存款成正比。( )

5、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充分就业，而货币主义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实现物价稳定。( )

6、中央银行购买有价证券将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减少。( )

7、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货币主义货币政策是相同的，都是通过货币供给量来调节利率，通过利率来影响总需求。( )

8、提高贴现率和准备率都可以减少货币供给量。( )

9、收入政策以控制工资增长率为中心，其目的在于制止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

10、 工资指数化是按通货膨胀率来调整实际工资水平。( )

三、 简答题

1、为什么边际消费倾向越大，边际税率越小，财政政策的效果越小?

2、在价格不变条件下，为什么增加货币供给会使利率下降?

3、什么是补偿性财政政策?

4、扩张财政对萧条经济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四、 分析说明题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何区别?

2、IS曲线和LM曲线怎样移动才能使收入增加而利率不变?怎样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才能做到这一点?

3、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如何运用经济政策?

五、 计算分析题

1、设消费函数C=100+0.75Y ，投资函数 I=20-3r，货币的需求 L=0.2Y-0.5r，货币供给

M=50。(1)求IS和LM曲线的函数表达式;(2)求均衡产出和均衡利率;(3)若政府购买增加50，求政策效应。

2、设IS曲线为 LM曲线为

求：(1)均衡产出和均衡利率;(2)政府购买增加50的效应;(3)货币供给增加20的效应。

3、假定某银行吸收存款100万元，按规定要留准备金15万元，计算：(1)准备率为多少?(2)能创造出多少货币?(3)如果准备金增至25万元，能创造多少货币?

4、设债券的收益为20万元，利率为5%，计算此时的债券价格为多少?如果利率上升为8%，债券价格又为多少?

一、C、B、A、A、D、C、D、C、A、B、A、A、D、C、D;

二、错、错、错、对、对、错、错、对、对、错;

三、1、边际消费倾向越大，边际税率越小，投资乘数越大。因此，当扩张财政使利率上升并挤出私人部门投资时，国民收入减少得越多，即挤出效应越大，因而财政政策效果越小。在IS-LM模型中，边际消费倾向越大，边际税率越小，IS曲线就越平缓，这时财政政策就越小。

2、在一定利率和价格水平上，私人部门持有货币和非流动性金融资产的数量会保持一定比例。增加货币供给会打破这一比例，使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比他们愿意持有的货币多一些，因而会增加购买一些金融资产，以恢复他们希望有的资产组合比例。在债券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这会使债券价格上升，即利率下降。这里价格不变条件下很重要，因为如果增加货币供给量时价格也随之上升，则货币需求会增加，增加的货币供给可能会被价格上升所吸收，人们就可能不再多出货币去买债券，于是利率可能不会下降。

3、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根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财政政策有关手段的特点相机决策，主动采取的增加或减少政府支出，减少或增加政府收入以稳定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宏观经济学认为，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要逆经济风向行事。具体来说，当总需求不足、失业持续增加时，政府要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刺激总需求，以解决衰退和失业问题;相反，当总需求过旺，价格水平持续是涨时，政府要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收入，抑制总需求，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种交替使用的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政策，被称为补偿性财政政策。

4、当经济萧条时，扩张性财政政策会使收入水平增加。一方面，扩张性财政意味着总需求扩张;另一方面，通过乘数的作用，扩张性财政会导致消费需求增加，因此总需求进一步提高。当然，在扩张财政时，由于货币供给不变，利息率会提高。这样投资需求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在一般情况下，扩张性财政的产出效应大于挤出效应，最终结果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国民收入增加。

四、分析说明题

1、(1)财政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改变政府的收支来调节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来调节宏观经济。(2)财政政策本身就是总需求扩张的因素，通过乘数总需求还会进一步扩张;货币扩张是通过降低利息率刺激私人部门需求增加带动总需求扩张的。(3)在陷阱区和古典区，两种政策的效应恰好相反。(4)某些因素对这两种政策的效应的影响是相同的，某些则不同。(5)财政扩张会产生一个财政融资问题，而货币扩张则没有。

2、一般而言，如果仅仅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即LM曲线不变，向右移动IS曲线会导致利率上升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如果仅仅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 即IS曲线不变，向左移动LM曲线，可以降低利率和增加国民收入。考虑到上述特点，只要IS、LM向右同方向和同幅度向右移动，就可以使收入增加而不变。为此，本题可采用松财政和松货币结合的政策，一方面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总需求;另一方面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减少挤出效应，使经济得以迅速复苏、高涨。

3、(1)萧条时期，总需求不足，失业增加，采用扩张性政策，一方面是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另一方面是货币政策，在公开市场业务中买入大腹有价证券，降低贴现率及放宽贴条件，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其目的是增加总需求，达到总供求的均衡。(2)繁荣时期，与上述政策的运用相反。

五、计算分析题

1、(1)由Y=C+I得IS曲线为：Y=480-8r

由L=M得LM曲线为：r=-100+0.4Y

(2)联立上述两个方程得均衡产出为Y=305;均衡利率为r=22;

(3)将政府购买增加50代入IS曲线。因为乘数是4，实际代入200，即：

IS曲线为：

再联立得均衡产出Y=352，产出增加47;均衡利率r=41，利率提高19。

(4)计算政府购买增加50而利率仍为22时的均衡产出为：Y=504;均衡产出增加：504-305=199。这是利率不变时的政策效应。而上述已计算了利率提高后的效应为47。由此，挤出效应为：199-47=152。

2、(1)均衡产出为304;均衡利率为22。

(2)三部门经济，均衡产出为504，产出增加200;均衡利率为22不变。

(3)货币增加20不改变均衡状态。

3、(1)15%;(2)667万元;(3)400万元。

第8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1.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家连续两年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企业库存减少，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回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物价下降趋势也出现缓解。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经济重新启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进入稳定回升区间，1998年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并配合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内需，实现了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进入1999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鉴于此，国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第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7.1％左右，但民间投资增幅依然不高，说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相对稳定区间，市场预期还未普遍转旺，市场自发需求还没有出现明显扩大，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来政策的实施成果将前功尽弃，我国经济仍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对扩大就业、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续发长期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继续执行好1999年出台的调整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至于2000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将取决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如果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经济运行质量出现较大提高，就可以适当减小财政政策的力度，但从需求角度分析，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性较大。

保持财政投资力度是促进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来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这种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投资乘数较小，投资力度减弱马上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1999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分别增长3.2％、7.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的增长，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只有依靠财政投资保持一定规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注意发挥了财政杠杆作用，增发的600亿国债中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同时，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政策，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将会出现改变，但目前我国经济刚刚摆脱下降趋势，民间投资仍持观望态度，只有经济复苏趋势得以确定，民间投资才会跟进，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民间投资近期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两年我国投资增长仍将主要依靠国有投资，直到财政扩张性支出带动出市场需求的自行扩张。

加大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降低，下岗职工增多，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而住房、医疗、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市场疲软。当前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稳的消费。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及职工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外，财政部门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国家加大了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财政1999年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此外，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支出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减少趋势，所以，财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会发生明显转变。

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是恢复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加快，贸易总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竞争压力的加大使我国外贸大幅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促进出口的增长，1999年两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累计下达635.85亿元出口退税计划。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今后几年出口退税率减小的难度很大。

2.加快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的大力配合

我国这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国内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发生的。治理通货紧缩，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过剩，多年来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业、产品结构趋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高。对此，国家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方面按照市场需求，加强控制总量、兼并破产、减员增效的力度，而这就需要财政部门筹集资金确保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持续增加核销破产及兼并企业过程中形成的银行呆坏帐准备金（1996－1998年银行呆坏帐准备金已累计发放900亿元），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这也需要财政信贷部门的大力配合。1999年国家拿出153亿为企业技改投资提供财政贴息，2000年将继续支持企业技改贴息。同时从1999年开始对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开始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此外，国家将发挥财税政策的扶持作用，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在加大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力度后，将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保险金。可见，今后几年，我国有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需要。

总之，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作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无论扩大需求，加强基础建设，还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结构升级，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都需要继续保持一定力度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财政政策扩张余地仍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发行累计余额已达到约8000亿元，2000年我国政府仍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债务和赤字规模还将有所扩大。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出发，扩张财政支出、扩大赤字规模可能导致政府的偿债危机、引发通货膨胀、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等问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发生这些危害的可能性不大。

1.我国目前债务和赤字规模扩大仍属可承受范围，引发政府债务危机的疑虑尚无必要。

1994－1997年我国赤字规模分别为574.5、581.5、529.6、555.1亿元，1998年我国发行国债3891亿元，赤字规模960亿元；1999年实际发行国债4015.03亿元，赤字规模达到1803亿元（其中预算数为1503亿元，新增600亿元国债中有300亿元是中央代地方财政举借，不列入中央财政），分别比上年增加207、843亿元。国债及赤字规模的急剧扩大增加了我国财政的债务负担，但仍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从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和财政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国债负担率1997年为8.1％，1998年约为9.9％，1999年约为10％；财政赤字率1997年为1.5％，1998年约为2.2％，1999年约为1.7％，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债务负担率为60％，财政赤字率为3％，我国目前的指标均大大低于国际警戒线。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隐性赤字，如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国有银行的呆帐、国有企业的潜亏、粮食企业的挂账、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等等，即使把这些隐性赤字考虑进去，债务负担率会有所提高，但占gdp的比例仍会在一般接受的警戒线之下，因此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仍有余地。而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保证经济增长也会增加税源，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压力，比如从1999年1－11月份情况看，全国财政收入98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4.4％；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2.6％。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48亿元，预计全年中央财政赤字可以控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调整预算数额以内。

目前，我国虽然不存在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但财政运行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两个比重”过低，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及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这一点从统计数据的国际比较和赤字依存度、国债依存度指标都能明显反映出来。据世界银行统计，80年代各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为：低收入国家23％，中等收入国家27％，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40％。而我国199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12％，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占50％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使得我国财政运行存在不小压力。从赤字依存度（财政赤字／财政支出）和国债依存度［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指标来看，1990～1995年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5％，其他国家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30％，其他国家平均不到10％，我国在30％左右（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较高；1998年全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为25.23％，而中央财政依存度为56％，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较低，而赤字依存度较高；国债负担率较低，而国债依存度较高，说明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支出占gnp的比率相对较低。财力的明显不足使得财政调节经济的范围特别是在进行总量调控时，会随着财政规模的相对缩小而收缩，这也是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尽快提高国家财力集中度，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

2.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间接引起通胀风险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虽然扩大一些，但财政赤字完全是依靠举债来弥补的，自1993年之后我国已不允许由财政向中央银行借款来实弥补赤字，所以不会由赤字规模的扩大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而且，从金融市场的应债能力看，当前金融机构资金偏松，银行有1万多亿元的存差，近两年增发的国债全部卖给国有商业银行，有利于将银行资金转化为投资，提高银行资金运营效益，不仅不会导致货币过量发行而引发通货膨胀，相反正可以缓解通货紧缩压力。

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明显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投资的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增加对某些领域的投资而导致企业和民营部门对这些领域投资减少的效应，即政府的投资“挤出”了企业和民营部门的投资。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赤字水平并不能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而且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利率水平一直是处于下降之中，因而扩大国债发行没有提高社会融资成本，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从国债发行方式看，由于目前社会资金相对宽松，商业银行在中央行的超额储备较高，因此，面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反而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投资方向来看，中央财政筹集的建设资金，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不会从投资来源上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刺激和带动企业投资。如果说有挤出效应的话，也仅仅是居民更愿意持有利率较高的国债，商业银行把国债当作较好的资产持有，减少了增加贷款的动机与压力。当前社会投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回报率预期不高，再加上很多投资领域是民间资本不准进入的，商业银行担心增加不良贷款而对企业放款谨慎等原因，导致企业资金紧张等原因造成的

总之，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适当扩大，尚不会引起风险。但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稳妥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积极的财政政策毕竟只能是短期性的，不能长期过度使用，从今后中长期的趋势看，我们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纳入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逐步缩小财政赤字。

“积极”的劲儿如何用在点子上

1.进一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财力的明显不足始终制约着财政政策大显身手。为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效果，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从收、支两方面有所改善：

首先，要提高财政收入比重。目前，大量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之外，缺乏规范管理和必要监督，规范预算外收支，使“税”、“费”合理归位，会大大增强政府财力和调控能力。国家已经提出将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中央财政比重分别达到20％和60％，因此，要加快费改税步伐，清理不合理收费和基金，逐步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统筹管理，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费改税工作以燃油税改革为突破口即将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今后应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等，另外，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力度，开征如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税种，清理、规范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打击偷税、漏税、骗税等违法乱纪行为。

其次，要规范财政支出，增加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支出。目前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国家财政包揽过多，不少应由企业、社会和个人承担的支出仍由财政承担，而许多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如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却因财力困乏未能完全纳入财政分配管理范围。政府要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当前财政要尽快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出。解决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的问题，需要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并通过多种渠道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

第三、提高财政支出和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一方面要降低国债用于弥补非生产性赤字的比重，提高其用于生产性建设支出的比重。另一方面，改变目前只依靠财政直接投资的局面，要通过财政贴息、参股、担保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放大财政资金的作用。1999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作为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据测算，这90亿元可拉动约1800亿元技改投资。下一步应在建立中小企业财政担保体系、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应进一步发挥杠杆作用。此外，要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既可以节约开支，又可以发挥政府市场购买行为的规模效应。

2.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的职能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手段主要有减税和增发国债两种。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积极财政还是以支出政策为主，在财政收入政策上虽作出了一些调整，但还很不够。我国目前宏观税率水平仅为10％左右，与国外30％左右的税率水平相比，已经相当低了，普遍降低税率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国家可以运用定向减税的办法配合其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进一步刺激内需。1999下半年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对以自有资金或行贷款用于国家鼓励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的政策，这将对扩大乘数效应、提高投资积极性产生积极影响，下一步应当尽快清理过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限制消费的政策，如降低和清理影响住房、汽车等消费的各种税费。

3.优化国债结构

第9篇：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的范文

一、财政政策调节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

从理论上说，当总需求不足时，一般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运用可以从收入和支出入手，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有效地影响消费、投资，扩大总需求，以达到供求平衡。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调节是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实现的。收入方面对投资总量的调节主要是减税和税收优惠。通过减税和税收优惠可以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强了他们的投资能力，扩大其投资需求，从而增加投资总量。支出方面对投资总量的影响首先表现为财政自身的投资支出，这项支出规模占总投资比重的大小决定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程度；其次财政投资的带动效应，通过财政投资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进而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投资扩张来影响投资总量。可见，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作用过程如下：政投资支出增加财政支出带动社会投资增加财政政策的运用投资总量的扩大减税和税收优惠社会投资能力增强，投资增加当然，确保财政政策能够有效地影响投资总量需要满足一系列的约束条件，一是启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大规模的财政投资要有充裕的财力作保障且只能在短期内使用，不能指望长期通过无节制发债、大规模减税、扩大赤字规模来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持续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是引发通货膨胀和造成本币币值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二是在国家财力有限、财政投资不足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效应不明显，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影响效果必定大打折扣。当今各国财政支出主要集中于公共品的供给，财政直接投资的份额在全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财政的直接投资关键在于带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三是财政投资扩张要避免对其他社会投资主体投资的“挤出效应”。

二、积极财政政策在影响投资总量中存在的问题

从1998年下半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确保了近两年经济增长速度不至于大幅下滑。但与此同时，财政投资扩张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受国家财力约束，财政投资支出在总投资的比重过低，对投资总量影响作用甚微。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困境日益加重，满足了行政、科教等支出以后，直接用于建设的比重日益降低。近几年来，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只接近％。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分别为3.7%、3.9%、3.9%、4.0%？。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也只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3.5％。可见，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很低，即使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增发国债、增收节支，增加一部分基建投资，但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2.财政投资扩张未能有效调动非国有投资的积极性。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本不想财政包打天下，而是以此带动其他投资主体的介入，通过其他投资主体的扩张最终拉动经济增长。令人遗憾的是，财政投资扩张只带动了国有部门投资大幅增长，民间投资未作相应跟进。1998年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9.6％，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仅为6.1%，集体经济下降了3.5%？.从过去几年的状况看，在经济处于低谷时，国家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二者共同的投资扩张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比如1989年、1989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4.1％、3.8％，经济的低速增长迫使国家1991年下半年重新启动经济，国有投资率先增长，非国有投资随后跟进，1991年国有和非国有投资分别为14.8％、13.4％，1992年分别为32.8%、21.9%，1993年分别为17.5%、72.8%？。可见国有投资起着经济启动的先导作用，随后非国有投资大规模扩张，二者共同的合力作用推动那时的经济高速增长。反观1998年国家扩大财政投资启动经济时，只带动国有投资大幅增长，非国有投资没有明显跟进，在当前非国有投资占近“半壁江山”的格局中，单靠国有投资投资的增加来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不现实的，也正说明了财政投资率先扩张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从而对投资总量的影响作用有限。

3.乘数效应递减导致利用投资扩张刺激经济的作用不明显。乘数效应说明了投资增加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当投资增加时，经济扩张，国民收入增量大于投资增量，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倍数等于投资乘数；在投资减少时，经济收缩，国民收入减少量大于投资的减少量，投资减少导致经济收缩的倍数也等于乘数。具体表达式为：K＝1/（1-MPC）=1/MPS式中K表示乘数，MPC表示边际消费倾向，MP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乘数公式表明，投资乘数的大小与边际消费倾向或边际储蓄倾向有关。

从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投资乘数一直很低，最高的1996年也仅为1.70。也就是说，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1000亿元投资，最高只能形成1700亿元需求，说明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因此，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依靠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远远答不到人们原来乐观的设想。

4.公共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影响不可忽视。根据经济学中的“挤出效应”，如果政府靠借款支付公共投资，就会推动金融市场利率上升，通过发行债券形式筹集资金也会造成债券价格下跌，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进而使私人融资成本上升，导致私人投资萎缩。这样，公共投资扩张结果却引起整个社会投资支出的缩减。目前，我国公共投资扩张排挤私人投资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政府庞大的投资计划需要银行信贷的支持，在银行资金有限、风险约束增强的情况下，银行“惜贷”势必压缩其他企业或私人投资信贷，部分企业或私人只能寻求较高利息的资金来源，从而增加资本成本，降低盈利能力和再投资能力，还有相当部分企业则由于项目收益水平较低既无缘在银行内也不可能在银行外获得融资；另一方面还表现在政府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把某一产业领域作为本单位的势力范围和领地，通过行政手段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其业务进行严格的限制。这种行政性垄断排挤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介入，减少了其他投资者的投资。同时，非国有经济原来准备对某一项目进行投资，后来因国家投资同样的项目，非国有经济的投资被“挤出”，这在中央加大公共交通建设和基础投资之后，地方项目准备不足，但又不愿意放弃中央的无偿投资，便把原来与外资和私人投资合作的项目改为中央投资项目。这时，财政投资只是取代了原有的非国有投资，形成“挤出效应“。近一年多来，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降、货币供应量一直增加，银行的贷款能力应该说大副增强，但企业实际投资并未同步前进，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投资”挤出“了私人投资。

三、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作用有限的因素分析

1.财力不足、财政风险加剧制约了财政投资的全面扩张。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较高，财政分配是国民收入分配的主渠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如今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安排了“吃饭”之后，能够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极其有限。在目前“两个比重”仍没有改观的背景下，无论是通过减税还是增发国债都面临着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其一是扩大国债规模进行财政投资面临着当前财政债务依存率和国债偿债率都偏高即国家财政的债务承担能力不足的影响。国债的财政承受能力主要通过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来反映。由于在中国国债的发行和偿还有中央政府承担，所以，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更能准确地反映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从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来看，自1994年以来均超过50％，1997年高达57.77％，这意味着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是靠举债来维持的。同时，国债偿债率也相当高，1997年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的支出高达1959亿元，国债偿债率达23.3％？，换句话说，当年财政收入近1/4要用来偿债。由于国债与税收在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即国债的有偿性，到期必须偿还，因此目前过量增加国债的发行规模会加大财政运行风险。

2.全面减税的空间有限。减税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刺激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从宏观税负国际间比较看，目前发达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上都在30％以上，有的高达50％。发展中国家一般也在20％－25％之间。相对宽裕的税收收入为其实施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两个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工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明显偏低。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样正在向工业化国家迈进、亟需资金积累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采取减税来刺激经济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是不现实的。

3.去年税收增收1000亿对企业增加投资的抑制作用不能忽视。通常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税是实行财政紧缩的重要措施之一，因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即使不能减税，至少也不应增税，从这个意义上说，1998年税收收入增加1000亿是与当前背景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意向背离的。虽然这些年来我国税收负担不是重而是轻的实证分析不时见诸报端，就现行税制规定的税负的确不重，但如果把各种税外收费纳入总体税负的计算范围，我国目前的总体税负约占25％（杨斌，1998年），这个比例与中等税负国家的基本水平持平，以致于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不绝于耳。况且税收增收1000亿主要来自于效益较好的企业，在当前物价

连续下跌、经济景气预期看淡的情况下，这对效益好的企业无疑增加了额外负担。过重的企业负担意味着企业需求的萎缩，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尤其对硬预算约束的非国有企业更是如此。

4.“不安全预期”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倾向，造成了投资乘数的下降，弱化了政府投资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各种投资主体在投资方面的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投资需求有原来的政府扩张机制逐步转变为市场调节机制，由于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因此除政府外的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意愿均减弱，从而导致投资乘数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逐步推进、人员分流和国有企业改革下岗人员的增加，迅速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收入预期；而住房、医疗、教育等体制改革又大大改变了广大消费者的支出预期。因此，未来收入和支出的不确定性的增强，形成了当前的“不安全预期”，造成居民储蓄倾向增强和消费预期降低，引起投资乘数偏低，政府投资扩张效应难以充分显现。

5.政府投资于产业链条较短的基础设施，引导社会投资的效果不明显。政府投资支出的增加，不仅会因投资拉动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而形成乘数效应，还有可能因投资于某一产业而引起关联投资，即投资的波及效应。投资的波及效应大小取决于产业链的长短。投资于产业链长的项目，虽然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大，但在一定时序内，由投资波及效应所激发的投资需求乘数也相应较大，对于国民经济增长也相应较大。而投资于产业链条短的项目，则波及效应相对较小，就不可能激发更大的投资乘数。1998年和1999年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投资，主要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粮食仓库建设、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投资的产业链条短、关联度小，所需要的投资品主要是钢材、木材、水泥，投入使用需要的相关零部件、配套件极其有限，只带动了相关部门和行业的投资。因此，它就不可能引起像前几年在发展轻纺工业、家电工业、汽车摩托车工业时所出现的波及效应。

四、当前我国的财政政策选择

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投资总量的积极调节作用，缓解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同时确保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建议当前财政政策实施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财政支出政策的选择应遵循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产业升级为原则，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需求的同时，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基础。我们知道，总量和结构问题是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方面，经济增长表现为总量问题，但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结构合理和协调的基础上，否则，增长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经济的大起大落难以避免，我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当前的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不简单地表现为总量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多年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引起的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需求的结果。因此，财政投资的扩张如果不遵循优化产业结构的原则，很可能把本已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复制并放大出来，反而加剧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财政投资最能体现国家意志，它不仅可以直接集中社会资金进行重点配置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而且能间接起到示范作用。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不是简单地缓解需求不足的制约，国家更注重了结构优化这一原则，加大了对农业、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对缓解我国多年来的基础设施“瓶颈”大有裨益。同时国家还应加大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企业投入，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促进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加快费改税步伐，增强国家财力，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发挥企业的投资潜力。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和企业实际负担并不轻并存局面的出现，其中主要原因是当前政府收支不规范、税外收费现象严重。因此，加快费改税步伐，将某些行政性收费和基金纳入规范的税收轨道，坚决取缔一些不合理的收费。这样既可以保证我国国家财政收入有所提高，强化财政投资的财力保障，另一方面又可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

3.在全面减税不具备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结构性减税和税制的完善来刺激企业的直接投资。虽说我国现阶段大规模减税既不可能，又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采取有选择的局部性减税措施。豁免中小企业的旧欠税款，采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给高新企业减税的方式，以刺激企业直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实现增值税的转型，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降低或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确保税制不应成为企业投资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