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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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变革范文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指出：“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将被迫重演历史。”所以，研究会计发展的历史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理解现时的会计，而且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会计的发展。本文旨在剖析社会形态变革与会计发展演进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入手，运用历史制度分析法解释农业阶段、工业阶段、知识经济阶段会计思想的演变过程，解释会计是如何适应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特点而产生和发展的，从中归纳出会计未来面临的挑战。

二、渔猎社会：会计的萌芽

（一）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原始会计计量、记录方法产生的直接原因

从人类出现，一直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人类社会形态处于渔猎社会。首先，在渔猎社会，人类对自然知识的了解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此外，原始人的生存还依赖于自然界的动植物，采集者需要熟悉植物的特性和用途，狩猎者则需要对周围的飞禽走兽一清二楚，了解它们的习性和形态。其次，工具的发明和使用使人类的生产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旧石器时代初期，随着人类智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工具制造能力的出现为人类文化开启了一盏启明灯。从此，人类文化开始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工具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原始计量、记录方法提供了可能。最后，原始宗教的产生丰富了原始人类的精神思想。最初人类由于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身边一些常见的自然现象和生理现象无法解释，因此人们内心对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寄予莫大的希望，幻想这种力量能够帮助自己摆脱生活的困境。图腾崇拜是人类最初的宗教形态之一，原始人类认为每个氏族都与特定的动物、植物或者微生物有着密切的血缘或其他特殊关系，这些特定物被原始人类视为崇拜的对象，称为图腾。人们经常把本氏族的图腾描绘在洞穴或石壁上，以作敬仰。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类在洞穴和石壁上将狩猎的动物尽可能逼真地画出来，是出于一种由此得到某种魔力的信念，这为原始计量、记录行为提供了前提。

（二）剩余物品的出现是原始会计计量、记录方法产生的根本原因

“人类最早的计量、记录行为产生的历史动因，首先取决于生产发展水平，而衡量生产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则是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郭道扬，1998）。原始会计计量、记录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采集到的果实、肉类等食物已经在满足人类温饱的情况下有所剩余，至此，才会出现物品的储存、保管和分配问题。原始部落首领为了合理的分配部落里的剩余物品，仅凭头脑记事、计数已无法进行，必须寻找一个能够在记录物品数量的情况下管理部落财产的方法，于是，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就产生了。

渔猎社会原始计量、记录方法主要形式有实物记事（计数）、绘画记事（计数）、结绳记事（计数）、刻契记事（计数）、书契等。伴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与剩余产品储存、保管和分配等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原始计量、记录方法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直观到抽象的演变过程，即从实物记事发展为绘画记事、结绳记事、刻记记事、刻契记事（马京华，2005）。

三、农业社会的会计

（一）自然经济统治与单式簿记

继石器时代后，人类进入金属器时代。金属时代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导致了频繁的交换，此时的交换只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经常性的集体交换逐渐演变为个人间的交换，私有财产随之产生。人类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原始经济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货币的职能尚未充分发挥，经济活动比较简单。但是，在奴隶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为会计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1.经济活动的发展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社会产品出现大量、充足剩余，使得社会上在劳动之外出现了一些专门的阶层，他们当中有专门从事类似于会计工作的专职人员。2.已经有一套相对较成熟的文字，并掌握了初等算术。如果没有相对成熟、完整的语言文字和算术，会计记录、计量和汇总将无法进行。

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埃及、中国和希腊都有类似于会计的记录，或会计官制和会计活动的记载。

在封建社会，封建王朝的官厅会计主要是以政府最高统治者为服务对象，目的在于记录国库财产的增加、减少和结存，并借助各种有效的手段，确保国库财产的安全和完整。中国宋代的“四柱清册”，通过“旧管（期初余额）+新收（本期增加）=开除（本期减少）+实在（期末余额）”的平衡公式，可方便地了解本期账务记录是否存在差错，代表单式簿记方法的最高成就。

在封建庄园中，无论是管家还是庄园主，都希望通过财务报表来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庄园主希望庄园能得到有效管理，庄园财产不断增加；管家则要求庄园主能肯定其有效地履行了“管家责任”。于是，在实践中就逐渐地出现了“受责与免责报告”。管家通过编制这种报告，向庄园主报告他管理庄园的业绩；庄园主如果不能阅读报告，就会聘请其他“专业人士”来对报告的确当性进行检查。

（二）商业贸易发展与复式簿记

第2篇：社会变革范文

[中图分类号]：H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8--02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语言我们可以一窥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同时，社会的变动又会引起语言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成为语言变化发展的催化剂，是新词语得以产生的一个基础。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解体，在俄罗斯社会变革的不同时期，社会生活中都会有新事物、新概念、新现象不断涌现，致使大量俄语新词应运而生，并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被逐渐使用。

1、现代俄语新词的界定

当今学术界对俄语新词界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由于本文需要，笔者选择了张家骅在《新时代俄语通论》中的新词概念。即新词（неологизм）是指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尚未普遍使用的，因而仍然保留着陌生色彩的消极词。

2、俄罗斯社会变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及其产生的俄语新词

所谓新词，是就一定历史阶段而言的一个相对概念，它们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是适应新事物、新现象、新概念的称名需要而产生的。下面我们就从不同的历史时期认识一下这些典型的俄语新词。

2.1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俄语新词

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前苏联乃至俄罗斯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新词，但由于经济与人民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所以经济方面的新词就显得尤为突出。

我们知道，斯大林时期以来，苏共创立了一整套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对苏联的社会发展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弊端也日益显现，成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于是1989年戈尔巴乔夫极力主张要对经济和整个社会体制进行深刻的改造。而经济改革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搞“私有化”。由上述事实我们首先看到了专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俄语新词――私有化“приватизация”。在此之前这一词语在苏联社会中并不存在，它是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被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为了对“私有化”这一概念进行称名，“приватизация”就应运而生了。

然而，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想到的成功，反而使苏联经济一度陷入到混乱当中，引起了一连串的经济危机，一些新的经济新词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如инфляция（通货膨胀），стагнация（萧条、不景气），валюта（货币），беспорядок（混乱）等。

2.2苏联解体时期的俄语新词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告解体。接着，独立国家联合体成为接替苏联的另一个组织正式成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使得俄罗斯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剧变，由此产生了很多俄语新词。

首先出现了新词СНГ（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苏联解体引起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变化，及西方议会制、多党制在俄罗斯社会的全面确立使得一些早前被淘汰的旧词又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重新复活，以新词的姿态再次出现。如дума（杜马），полиция（警察），губернатор（州长），парламент（议会）等。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一些反应社会现象的新词也不断出现，如правящая партия（执政党），импичмента（弹劾），санкция（制裁）等。可见，苏联解体后政治方面的变化丰富了俄语词汇。

同样，苏联解体为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带来危机的同时，也为其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苏联解体后，加强了同世界各国的联系，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长驱直入，俄罗斯同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在本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碰撞中，新事物、新现象也不断出现，因而新词也大量涌现。如：рыночник（市场经济支持者），спонсорствовать（赞助），теневик（影子经济的从业者）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俄语新词当中有一类词被称作“随机词”（окказионализмы）。这类词是个别人在特定情景当中，以修辞为目的，按照俄语构词模式创造的即时性新词。在此处提出，是由于这类词大量出现于苏联解体前后，常常在媒体报刊中被使用，具有讽刺的修辞效果。例如：приватизация（私有化）和прихватизация（攫为己有化），显而易见，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根据俄语构词方法创造出来的，由其词义就可以体会出一种戏谑意味。 “私有化”本为国家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的主张，实行国有资产分散化和国营企业私有化。而在群众眼中这种私有化无异于是对群众财富的一种占有，因此才有прихватизация这一戏称，用以宣泄民众情绪。通常这类词都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

3、俄语新词产生的必然性

俄语新词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笔者试着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阐述：第一，社会是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这种变化通常表现为社会变革。在社会变革当中新的事物、现象、概念等不断涌现，为了对它们有个称名必然会产生新的词汇；第二，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加强了同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因此必然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俄罗斯人在同操其他语言的人的交往过程中，为了交流方便一些外来词（尤其是英语）也融入到俄语当中，成为了借用来的新词；第三，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人的心理需求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这种心理需求促使人们在交流过程中放弃使用一些俄语固有词，而为了标新立异、引人注意使用一些时髦词语（在俄语中具体表现为使用一些英语借词）。

4、俄语新词的发展前景

笔者认为，俄语新词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由新词发展成为积极词汇，甚至被收入到标准俄语当中，用以丰富俄语词汇。根据上文提到的新词概念，我们知道新词是尚未被普遍使用的消极词汇，但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对这类新词的使用频率提高，它们就会逐渐被纳入到积极词汇的行列，就不再是新词了，如телевизор（电视机），трактор（拖拉机）等。第二，由于这类新词具有时效性，因此时过境迁之后这类词就会淡出人们的生活，慢慢从词汇体系当中消失。此类新词最典型的就是随机词。第三，有些新词会因网络、媒体的热捧而盛行一时，但最终是否会作为积极词汇被保留下来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第3篇：社会变革范文

关键词：社会变革；秩序；正义

中图分类号：C9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135-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880076)；浙江省教育厅资助项目(Y200906862)。

作者简介：骆徽(1979－)，男，浙江义乌人，哲学博士，温州大学学院讲师；刘雪飞(1980－)，女，安徽明光人，教育学博士，温州大学学院讲师。

一、秩序与正义的概念解读

首先，“秩序”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指“次序”，表明事物之间按照一定次序组合的有序性。在现代汉语中，“秩序”通常指某种行为规则或某种比较稳定的状态，与混乱无序相对。在英语中，“秩序”一词与“order”相对应。哈耶克认为，所谓的秩序，指的是这样一种事态，在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所以，秩序作为人的存在规则，意味着社会的有序性、可控性、稳定性、安全感以及人们行为的良序互动和对社会生活的理性预测，对于人类社会生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种价值。因此，哈耶克指出，“就讨论任何一种复杂现象来说，秩序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

在现实中，秩序常常与规范、准则等作为等价概念来使用，但二者有一定区别。秩序是各种规范的实践过程，规范是秩序的表象特征。人类社会秩序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一定社会关系的维持和发展，也就是一定社会秩序的建立和运行过程，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有什么样的秩序模式。”推广到国际社会，国际秩序或世界秩序就是以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这些行为体的存在及其交往互动构成世界秩序。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就会有相应的秩序模式。同时，秩序也是一种福利，国际社会的秩序状态就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利益分配机制。在国际社会上，国际秩序一方面是国家的一种福利形式，另一方面也是保障和增进其它形式福利的手段、途径。

秩序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前提。人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生物体，具有同所有生物一样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自我保护本能导致人与人之间为了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而相互竞争、冲突、甚至残杀。如果不对人的这种本能给予一定的约束，使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具有一定的秩序，人类就会连基本的生存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并将最终在自相残杀中走向毁灭。古希腊哲学家和政治家梭伦对此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人们总想用不正当的行为来发财致富；他们彼此明抢暗偷，甚至对神圣的或公共的财产也不放过，……那时整个城邦就会遭到一种不治之症的降临，不久便会丧失自由，诱发战争和自相残杀的斗争。而使许许多多的人毁灭于他们的青春时代”。为此，他认为必须用“公道”和“正义”来限制人们对财富的永无止境的追逐。他所说的“公道”和“正义”其实就是以“公道”和“正义”为准绳的国家法律制度。

秩序可以满足人们对行为选择及其事件发生的可预期性需求。“社会的秩序，在本质上便意味着个人的行动是由成功的预见所指导的，这亦即是说人们不仅可以有效地运用他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极有信心地预见到他们能从其他人那里所获得的合作”。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变得日益复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行为表现以及社会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这种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不仅使人感到不安和焦虑，而且使社会交往变得困难。因此，人类社会就需要以某种方式使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有序性。在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于自己在某种特定场合应如何行动以及他人将会对自己的行为作何种反应可以有一定的预期。这种可预期性既可以满足人们对安全的心理需求，又可以实现人们对生活便利和活动效率的追求。“如果不存在秩序、一贯性和恒长性的话，则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事其事业，甚或不可能满足其最基本的需求”。

社会稳定就是形成和维护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各种社会活动有序进行，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要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就必须事先对各种社会关系作出安排，事先设定人们的权力义务，设计人们的行为规则并保证人们按规则行动。原始社会的秩序是通过习惯、依靠道德和宗教自发形成的。国家出现以后，人们的利益多元化，因而只能依靠法律的作用自觉地创设并维护社会秩序。秩序意味着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势必会损害个人的一些利益。那么，这种个人利益损失限制在什么程度内才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呢?这就涉及到社会正义问题。秩序里面应当包含人们对正义的要求。

其次，正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私有制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为公的，因而无所谓正义与不正义。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人们的各方面需要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人都处于理想的高水平的平等之中，因而亦无所谓正义与不正义。只有在私有制社会里。一方面是人被自私与欲望驱使，另一方面是自然和社会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时，正义才得以产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纵人们的欲望，如果没有正义，社会必然立即解体，而每一个人必然会陷于野蛮和孤立的状态。因此，当人类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正义既是治国安邦的原则，同时也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

正义原指事物之间的一种平衡的关系或秩序。正义的原始含义乃是指由宇宙万物根据其各自的规定地位所构成的适当的比例和秩序。根据古希腊人的观念，每件事物都有它的规定地位和职责，一旦有事物突破它的界限。就会有一种超人类的法则来惩罚这种侵犯。恢复侵犯者所破坏的那种永恒的秩序，这种永恒的秩序就是正义。现在，人们用正义来表示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道德抽象、理想目标、价值取向和善恶判断标准，它所指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合理的、平衡的关系。

在道德上，正义表现为善，其本源是由自爱而产生的对他人的爱和对人类秩序的爱，其表现形式是善行(或为他人谋福利)和创造秩序的行为。善行所遵守的原则是：“在善与恶之间，必须总是选择善；在善与更善、恶与小恶之间必须选择更善和小恶”。而创造秩序的行为则具有建立和维护安全状态的倾向，它不仅制止自己对他人的生命与利益的干扰，而且，只要可能也阻止他人进行这种干扰。这就要求各行为主体在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要有理性，因为“人类只有在遵循理性的命令的范围内，才是善良的”。

在利益分配上，正义表现为“每人得其所应得”，它不仅为社会权利，而且为人权奠定了道德基础。这种分配上的正义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1)稳定财物占有；(2)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3)履行许诺。因为，什么地方财物占有是不稳定的，什么地方就必然有永久的战争，和谐的秩序就没有了保证；什么地方财产权不是根据同意而被转移，什么地方就没有交易，社会就会出现萎缩乃至危及人类的生存和自保；什么地方人们不遵守许诺，什么地方就不能有同盟或联盟，人类就会失去互助而陷于孤立。由此可知，在利益分配上对分配原则的违反即意味着利益分配上的不正义。因为在私有制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一个人的权力和财富更容易使人们对他尊视：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的贫贱更容易引起人们对他的鄙视。为了避免这种不正义的产生。各行为主体应当节欲、知足、本分和谦让。

在法律上，正义表现为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正义的原则“是从人类平等的假定出发的”，因此它要求“一视同仁”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忪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作为中道的权衡，法律具有两个显著的基本特点，即：指导人类行动的规则的特点和强制力量的特点，并旨在通过这两者达到建立和维护一种稳定而和谐的社会秩序，即通过法律的平等建立人间的平等。在自然状态与自然秩序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由于私有制的出现，才产生了不平等，不平等又导致了各种灾祸。无论内讧、动乱、冲突，还是战争，无不是由不平等引起的。由此，可以断言，在人类的普遍平等建立起来之前，战争不可能消失。因此，要消除战争，就应消除不平等；而要消除不平等，除了借助于法律的强制与公正促使大家各取所值外。还应靠各行为主体的自省与内修与之相配合。

总而言之，正义是人类社会具有永恒意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基本行为准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对正义的追寻过程就是人类社会由落后到发达、由不合理到合理的无限发展过程，正义的实现是人类的理想之一。

二、秩序与正义的关系解读

秩序与正义是社会良性运转的内在要求，它们既是人们的一种理想预期，又是一种客观存在。二者并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一对辩证统一的概念范畴。对于秩序与正义的关系，不能片面地看待。我们既要看到正义对秩序的作用，又要看到秩序相对正义而言是更为根本的东西。忽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正确的。理解秩序与正义关系的关键是对正义的认识问题，而对秩序与正义关系理解的现实落脚点则是如何把秩序与正义作为普遍的价值观念、共识来遵从，达到秩序与正义的最佳契合点，获得最佳效应。使秩序与正义实现双赢。

(一)正义表征着秩序

正义作为社会恰当关系的概念表达，总是关涉着秩序，秩序乃正义内涵之一。正义之所以关联着秩序，是因为人乃是关系中的存在物，没有正义之秩序，正常的社会生活是无法展开的。正义就在于社会有一个恰当的秩序，个人则遵守社会秩序。在希腊神话中，社会秩序源于神并依存于神，在希腊神话所描绘的世界秩序图景中，正义构成了其核心的价值范畴，即宇宙之父宙斯制定颁布的统辖万事万物的和谐的宇宙秩序，正义女神忒弥斯表征着这一秩序，正义就在于遵守宙斯的秩序。毕达哥拉斯所谓正义就是和谐的观点，这直接说明正义在于万物之间的和谐秩序，他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而整个宇宙、一切事物都是按“数”的和谐关系有秩序地建立起来的，正义就是一种数的平方，因而它表达了一种和谐的秩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正义与秩序也紧密相关。在他那里，正义分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个人正义体现在人的理性、意志和各就其位，意志和要服从理性的统御，才能达到灵魂的安然状态。而城邦正义就在于每一个人必须在城邦中各司其职，不得于涉他人事务，从而保证城邦的有序生活。霍布斯从自然法出发从为为了结束“人对人是狼”一样的无序状态，人类就订立契约相互遵守，提出了正义在于遵守契约的思想。其中也表达了正义的秩序内涵。亚当-斯密在其名著《道德情操论》中论述正义时指出，正义是维护社会存在的基础，它像支撑社会大厦的主要支柱一样，为社会生活的有序交往提供了较好的法则。他意识到，每个人自身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人们的幸福或者生命的维持，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秩序和繁荣能否保持，而正义就在于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繁荣。罗尔斯在其“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中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罗尔斯之所以把社会基本结构当作正义的主题，这里有极大的内涵。首先，人是社会的动物，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个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因为我们的绝大多数需求的满足都有赖于同他人的多种形式的合作才得以实现。其次，如何分配人们在合作中产生的利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利益乃是人的需求及其满足，面对利益，人们的猜忌和敌意往往腐蚀着礼仪的纽带。社会由此而引发混乱和无序，社会正义就是为了避免人们之间发生冲突而建立起来的屏障和边界。动物无所谓正义不正义，正义是人的行为所具有的一种属性，所以哈耶克指出，“只有那些能够由正当行为规则加以决定的人之行动秩序的方面，才会产生有关正义的问题。所谓正义，始终意味着某个人或某些人应当或不应当采取某种行动”。所以，社会正义意味着追求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秩序乃是社会正义的内在向度之一。

(二)正义原则是秩序原则

正义状态的实现是人类社会的不懈追求，可以说人类发展史是正义实现的程度和范围不断提高与扩大的过程。本来，世界在人类出现之前处于一种自在的和谐与平衡之中，自从有了人，特别是有贫富差距和阶级分化以后，这种和谐便被人类日益发展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打破，被人对人的不公正对待方式及其结果打破，但与此同时，人类又在对正义的追寻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造就着一种自为的、有人类活动参与的相对和谐。因此，正义原则的实行是为了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使现实的社会有一个更为良好的秩序。人类所真正需求的是一个处于正义状态的社会。所谓“正义状态”就是社会处于稳定、有序、不断发展的过程里，处于一种合理的、符合每个人愿望(即合乎人性1的状态。这个社会营造和保持着一个有利于每个人各尽所能、各尽其才的环境，从而使每个人不平等的才能得以最有效、最充分地发挥，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所以人类追求的真正目标是人性的完善和各方面潜能的充分现实化。所以正义原则是一个追求秩序的原则，亦即一种目的原则。

(三)正义是秩序的内在规定性

秩序是一种规范模式，从国际政治角度讲，国际秩序内含着国际机制的完善和发展。国际机制的历史进步性在于，就本质和长远目标而言，国际机制是对大国霸权的超越与否定。这种超越与否定也内含了对正义的追寻和维护。国际机制体现的正是一种正义法则，是和平与平等的实质，正是内含正义要求的与国际机制相一致或类似的规范性要求逐渐出现并促进国际社会走向秩序化。正义法则在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体现便是国际道德主义的兴起，上世纪90年代“道义相互依存”态势的形成，使国际关系中首次出现了道德主义付诸实践的可能，而这种道德主义思潮的兴起，正是人类对正义法则的价值追求的内在体现。

一种秩序能否长存并有效发挥作用。其内在的正义成分起决定性作用。具体说来，一种秩序如能较好地体现公平与平等的要求，则必然得到普遍的认同；而如果它体现的是一种霸权式的不平等，则秩序早晚会发生变革，并为更加公正、合理的新秩序所取代。总之，正义法则是秩序的本质要求，这是为实践所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正义能否得到体现及体现的程度如何，是衡量秩序价值好坏的标准，而且直接决定着秩序的命运和发展前途。

(四)秩序是正义的外在环境

从系统论观点看。秩序体现为整个系统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之中，是整个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秩序仅仅是同那种协调的社会结构和均衡的社会状态相统一”，各种社会形态的变迁和更替，归根到底是人们对社会秩序所作的一种自觉或强制的调整和创新。一切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是秩序转换的信号和先导，同时也是一系列秩序变动的产物，各种矛盾和冲突也只有在相应的秩序系统中才能得到缓解或消除。因此，建立、维护并巩固为特定社会制度所需的社会秩序，历来是各国政府或国家政权的基本职能之一。放大至国际社会，国际秩序是人类社会总体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秩序系统的最外层部分。国际社会一经形成、确立，便成为各国生存和发展的外在环境，而且制约着社会与自然秩序关系的处理，在开放的秩序空间中求得国家秩序、国际秩序或全球秩序的大协调、大协同、大发展，是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

在世界迅猛发展之际，秩序的重要性也更为显著。冷战的结束、雅尔塔体制的崩溃。标志着世界秩序正处于大的变革时期。同时，全球化趋势的增强、相互依存的加深、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困扰整个人类的全球性问题的凸现，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秩序的动荡，都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秩序在现阶段的重要作用。在当今世界，秩序常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对秩序某一部分的破坏极可能影响和冲击到整个秩序的稳定。

尽管从价值上讲秩序有好坏之分，但无论是好秩序还是坏秩序，都提供了一种制度安排，以保持整个系统的有序运转。这里我们并不是为了合理的秩序作辩护，而是认为有序总比无序要好。在无序状态下，强权必然成为真理，而正义则无从谈起。

从国际政治领域讲，对正义内涵的把握应主要从两个原则人手，即和平与平等。和平的实现需要有良好的秩序，因此进行制度性安排、维护秩序是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对于世界真正的防御并不在于军备和科学，也不在于进入地下，而是建立在法律和秩序基础上。虽然仅靠制度性安排、秩序维护并不能确保和平，但没有秩序的维护，和平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作为正义第二原则的平等有多重理解，如经济意义上的、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及人格意义上的。但一般而言，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范围内的平等更受人关注，而作为国际秩序相对恒定状态标志的国际法规起码从形式上保障了各国在国际事务中权利义务的平等。从和平与平等两种角度分析，可以更深切认识到秩序相对于正义而言，是更为根本的，秩序是正义的外在环境，没有秩序的稳定、有序，正义无从谈起。

(五)秩序和正义具有内在一致性

正义与秩序的内在一致性表现为正义与秩序的同向变动上，也就是说，秩序的良性运转及向更优化方向变动，将促使构成秩序的内部要素在更大程度上体现正义。例如，国际法规、条约的制定与完善就优化着国际秩序，并能使正义得到更广泛、更深层的体现。反之，秩序的持续恶化则体现为制度、规则的霸道、非正义成分越来越多。同样，正义的实现与否也将直接决定秩序是否稳定。如果正义法则在国际社会被广泛遵从。则国际秩序将朝良性方向发展。反之，如果正义法则得不到整个社会的遵从，则社会正常秩序必然受到冲击，秩序必然向不稳定状态转化。

三、我们时代的使命：重建秩序和正义的统一

综上所述，各行为主体(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秩序都离不开正义，它以个人正义中的良心、社会正义中的平等和国际正义中的善为力量，分别作用于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调节着人类社会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关系基础上建立起相对和谐的秩序，从而使人类享受着安全与繁荣。然而，无论是个人正义中的良心，还是社会正义中的平等与国际正义中的善(国际道德或世界精神)，并不是如我们上面所述的那种纯粹理论上的或形而上学的良心、平等与善，而是被无数层现实的外壳所包围的良心、平等与善，这无数层现实的外壳归结为一点，就是利益。个人会因利益的诱惑而违背良心，做出伤天害理之事，社会群体会因利益的驱使而破坏平等并导致内讧与解体；国家会因利益的贪求而走上侵略扩张之路。显然，这些都是不正义的。如果人类社会充满这样的不正义，那么人类就会陷入混乱与灾难，各行为主体的安全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与挑战。然而，人类并非没有制止这些不正义行为的手段——智者的教导，榜样的激励，社会道德的约束，人民的监督，法律的强制，民主政府的领导，坚固盾牌的护卫，国际组织的调解，国际关系行为准则的规范。正是这些手段使各行为主体(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的秩序有了保障。由此可知，正义是不能直接带来各行为主体的秩序的，在正义与秩序之间，还存在着一道障碍——不正义，而且它总是伴随着正义而存在。只有当正义的力量通过某种手段超过不正义的力量时，秩序才有保障；反之，如果不正义的力量压倒了正义的力量，则无秩序可言。

今日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根本性变革，它将使整个中国社会发生决定性的改变。这种变革不是发生在社会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或某一局部，而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领域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对于变革时代的社会来说，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与社会整合的后延、人们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不同内涵的文化和观念的冲突，再加上旧规范被解构之后尚未形成具有共识的新规范，变革社会往往呈现出“规范真空”，即无序的状态。目前，我们的时代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失序。虽然改革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转型社会的本质决定了社会具有不稳定的一面。这种不稳定的社会环境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严重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无论如何。长期处于无序状态对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行和人们的生活都是一种威胁。它是社会危机的表现。

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的无序不仅表现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而且必然发生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文化信仰之中。失序不仅是政治经济方面的，也是正义的失序。变革时代的危机不仅是一场秩序危机，也是正义危机。今天的国人就在经受一场正义危机，正义感、羞耻感、责任感和义务感普遍淡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普遍存在；道德冷漠、道德虚无、道德困惑普遍产生。这种正义危机必然加深整个社会的混乱和无序，不仅使人类社会生存环境恶化和生活质量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社会发展丧失了必要的秩序条件。

在一个存在太多无序现象的时代，人们内心渴望有序的生活。从根本上讲，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有序性的基本范畴。”人类社会的维系和发展都离不开有序的基础，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的秩序轨迹上运行，各种社会形态的变更，归根结底是社会秩序的变化。因而，在社会失范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秩序重建的要求，重建社会秩序是变革时代的主题。这种重建工作，不仅是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重建。还是正义的重建。正义建设本身就内涵在整个社会秩序的建设之中。可见，在社会变革中，秩序重建和正义建设必须是统一的，同样也是我们现时代的任务。尽管我们不可能建立人类的普遍正义和世界永久的和平与秩序，但只要全人类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么人类社会就会多一些安宁、和谐与幸福，少一些冲突、混乱与痛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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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社会变革范文

一、首先要树立成为档案业务骨干的信心，正确的评价自己的工作能力

在工作中青年档案工作者如何能够捕捉住机遇，依靠组织获得职业上的成长与事业上的成功呢？成为档案业务骨干，是我们取得成功的第一步。

对于档案工作有很多负面的言论，档案部门是清水衙门弱势部门，“没有享乐的空间，没有腐败的土壤，没有奢侈的资本、没有搞形式主义的地盘”。这些认知是非常片面而且有害的，一个人只有钟爱自己的事业，才能有不懈的工作激情，认同单位（组织），成为骨干，才是成功之路的起点。对青年档案工作者来说，自信心尤其重要。科学的认识自己的工作能力，是树立自信心的首要条件。对自己有了科学的认知，就能够调整自己的工作状态和积极的心理状态。对青年档案工作者来说，自信心尤其重要，自信心要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对于工作的技术条件，周围环境和个人能力等综合因素要正确分析，形成客观公正的看法。

二、青年档案工作者要恪尽职守，要有位卑不敢忘忧国，立足本职即英雄的豪情壮志

无论在平凡的岗位上还是重要的岗位上青年档案工作者都要秉承一种负责敬业的精神，一种服从诚实的态度并表现出完美的执行力。这样的人一定是组织的最佳选择也是最优选择。对工作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你敷衍工作工作也就会敷衍你。当个人的理想与事业一致时，献身档案事业的同时档案事业也会给青年档案工作者成材提供最广阔的舞台。

三、充实知识，努力提高自己档案工作素养

青年档案工作者要担当起自己的职责，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干出骄人的成绩，要有新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预测力，要结合经济社会建设的需求，和民生的要求，不断把握机遇，迅速作出回应，在具体的档案工作中，包括档案资料的征集、整理、归档、数字化运用等都要有综合的、快捷的、准确的行为。

青年档案工作者应在学习中转变思想，更新观念，提高实际的工作能力，要在具体的工作中成为行家能手。除了不断深入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外，还要努力提高自己处理档案具体工作的能力。武汉市档案局杨朝伟局长提出了一种研究式工作法。对于青年档案工作者在学习、思考、实践上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即是：要围绕工作坚持学习。思考和研究要有机结合。每一个时期和阶段，要结合工作实际思考和研究一二个问题，这样的方式既有效加强了工作的理论指导，提高了工作的科学性和自觉性促进了工作，又产生了学习、思考和研究性成果。

四、勇于创新，不断提高自己开拓创新的工作实力

纵观档案事业就是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与时俱进。从最初的档案分散管理走向集中统一管理，从行政管理转为法制管理，从封闭型管理到开放型管理转变，从提供利用服务到主动开发档案信息资源，从原始的手工管理向现代化管理迈进，由纸质档案向电子档案发展，档案事业逐步走向辉煌，档案事业的发展，就是历代档案工作者艰苦工作，不断创新发展的结果。

现代档案工作者更要具备强烈的创新意识，一位现代的青年档案工作者要不满足于坐在办公室里获得档案资料，要积极投身于现代经济社会建设之中，深入群众中间了解百姓大众对档案工作有何要求，在创新工作中取得突破性发展。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为又有位，盘活档案资源，做大档案事业。虽然倡导青年档案工作者创新，但不能因为创新而只谈创新，脱离了传承和发展的创新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传承、发展、和创新之间应该是一个统一整体。传承是档案工作的基础、发展是档案工作的目标、创新是档案工作的方向。说传承是基础是因为档案工作的主要职能为党管档、为国守史。突出的就是：管字和守字。只有存史、留凭、才能资政、育人。传承贯穿于档案工作的收集、管理、利用三大方面。

五、青年档案工作者要有广博的、现代的科学知识

大数据时代给档案管理工作带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从档案业务中收集、管理、利用三大环节来看：传统管理方式下，“收”是部门移交，“管”是手工管理，手工查询；“用”是被动的提供查阅服务。在计算机时代，“收”主要是部门移交与系统推送部分电子文件相结合，“管”主要是电脑代替手工劳动，“用”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制作、加工、传播、转换和二次开发。而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收”将是数据实时的、自动归集；“管”将采用云平台存储、计算、分析，“用”则是分析发现与预测，为社会、企业创造价值。大数据的理念给档案信息资源管理带来了机遇。传统纸质档案以卷、件、份为单位，在大数据时代档案更多以“字段”、“ 数据库”为管理对象。在档案统计方面，从原来的“页”、“延长米”为统计单位改为以GB（千兆字节）为统计单位。

第5篇：社会变革范文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以下简称MOOC）是基于课程与教学论及网络和移动智能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兴在线课程形式。从2008年第一个MOOC的2300个注册用户到目前多个MOOC平台的数百万用户，短短几年间，MOOC已经从悄然无息发展到“井喷”阶段，俨然成为当今社会变革时代一种最重要的教育现象。MOOC一出现就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青睐，国内不少学者对MOOC和高等教育的关系做了很有见地的研究，他们认为MOOC会给高等教育带来深远的影响，会冲击现在的高等教育模式。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程介明先生在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提供咨询意见的时候对于教育现象的研究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在新形势下认识和研究教育，需要认真地挖出现存教育体系与教育理念的社会历史根源，深入分析教育遗忘的社会功能，然后通过认识当代社会（后工业社会）的特点与走向，重新认识教育在新社会的基本功能。要从教育外的变化与需要来规划教育，这样未来的路才会越走越宽”，胡建华也认为“20世纪下半叶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制度）变革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主导因素”。本文拟沿用这个思路，跳出教育的框架从教育外来看MOOC，从MOOC是高等教育应对社会变化的一种回应的角度来分析MOOC的时代特征，洞悉MOOC的发展和未来。

二、后工业社会给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在社会结构上出现历史性转折：服务性行业劳动者与白领工人的总数超过蓝领工人，到70年代末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在全国就业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一半以上，一种新型的经济和社会从旧的工业社会的灰烬中升起，并日渐成型，1976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的著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用一个新词描述了这种社会形态——“后工业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使得以知识为基础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知识已经代替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知识劳动者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物质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也有学者对这种社会形态有不同的提法，称之为“知识社会”、“信息社会”或“学习型社会”等等，在这里我们对这些提法不做严格的区分，而是重点探讨它们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

（一）知识经济让高等教育与社会高度融合

后工业社会的经济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种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有着显著的区别，在知识经济中基本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劳动力，而是知识，社会价值主要是由“科技”和“创新”创造出来的，起主导作用的人力资源将是知识型工人。知识经济的兴起深刻地改变着高等教育同社会的关系：社会的进步倚重于高等教育提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高等教育也只有在与经济、科技和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中才能发展科学技术，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才。未来的社会和教育将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学习社会化、社会学习化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的融合，将是后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后工业社会中，高等教育不再局限于人才社会化的初级阶段，而是逐步渗透到社会化的每一个阶段，推行对社会人的再教育。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育将突破时空限制，学习者可以随时随地自由选择学校和课程进行学习，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模糊起来。学校教育将逐步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也可以家庭化，学校与社会的高度融合将使后工业社会成为学习型社会。当然高等教育在和社会不断的融合过程中，也需要在社会化的开放的特定背景下进行自身的变革与创新，不断更新和完善教育形态，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树立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组织结构的变化改变了高等教育的人才观

由于工业社会大规模生产的需要，与之配套的是分工细致、结构严谨、部门森严、层次分明、政令鲜明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被马克斯·韦伯称为金字塔式的结构，在这种结构内部，成员之间有严密的分工，他们是生产指令和计划的执行者，被要求遵守严格的岗位职责、一丝不苟的程序以及具体的规章制度。随着后工业时代第三产业的崛起，生产模式由大规模生产转向客户化的生产和服务模式，组织结构趋于小型化、扁平化和松散化，在组织内部分工逐渐模糊，团队合作和人才与专业的融合被高度重视，规章制度逐渐弱化，而设计和生产的一体化则得到加强。这种组织比较灵活，它会根据工作任务的生命周期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内变迁、重组、合并甚至消亡，所以组织的成员会经历多种多样的工作，转行、转工成为常态，同时这些组织的成员不再是既定设计与规定的纯粹的执行者，而要根据项目或客户的特定需求来制定他们自己的任务、方法与进度；他们不再是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埋头工作，而是需要通过团队合作，参与深层次的互动与合作才能完成工作。他们不仅仅只做某方面的专家，而要融合各自的专业技术，贡献自己的想法；他们要有特别灵活的工作方式，而且个人承担一个项目的全部责任；每一个人都必须具有创造性及探索欲，而不只是简单地执行高层制定的计划。由此可见，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由于生产模式、组织结构的不同而对人才的要求也不相同，作为人才需求方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规格有了新的变化，那么为社会供应人才的高等教育势必要改变人才观和培养目标。

（三）知识爆炸挑战高等教育传统的教学模式

后工业社会由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的更新和产生的速度明显加快，有人做过计算，从2011年到2020年的10年间，人类知识将增加3-4倍。同时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传播途径越来越多样，传播领域越来越宽阔，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垄断知识的地位就会受到挑战，虽然教师曾经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但现在，学生可以从多种途径获取知识和信息。

当教师担当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角色的时候，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规定学生学习的内容与方法，他们可以单方面规定学习的标准，学生则必须遵 守这些标准，因此，教师对学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整体上说，教师几乎完全掌控着学生的学习。后工业时代这种控制模式目前正在悄悄地崩溃，一方面是由于教师已经无法继续垄断信息与知识的来源，学生可以通过多种学习方式随时随地获取知识，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从教师身上学到的已不足以应对知识爆炸所带来的挑战。此外，学生的需求也各式各样、千差万别，他们不再满足于这种由学校和教师制定的“套餐式”的教学模式。

（四）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冲击现有的评价机制

后工业社会所重视的，或者说最具有“经济价值”的是人的因素，比如人际关系、自律能力、团队精神、排解能力、创新能力、自学能力、自省能力、受压能力、风险承担、个人承担、家庭承担、社会承担等等，人的因素上升为生产或服务成败的关键因素。后工业社会教育的职责是服务于个体的学习，促进个体的自我发展，教育的产品不再是学生，而是提供服务的内容与形式，教育的塑造功能会逐渐削弱，教育的服务功能会逐渐强化，教育过程中允许学生个性化存在，允许学生积极主动地去追求适合自己的学习机会，以便满足自身的个体性发展的需要。现有的评价机制往往以筛选为主要目的，评价结果直接与教育资源挂钩，只有经过层层筛选的学习者才能享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现有的这种评价机制与后工业社会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格格不入，后工业社会对人的评估应该是把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评价而不是一个指标的合成体，评价结果是为了不断促进社会人的完善。

三、MOOC具有高等教育变革的时代特征

如果把社会与高等教育看成函数关系的话，社会是自变量，高等教育是因变量，而MOOC只是因变量值域中的一个值，因此MOOC具有符合后工业社会对高等教育变革要求的时代特征。

（一）MOOC具备与社会高度融合的特征

首先，MOOC可以让社会各阶层共享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有人曾经把高等学府比喻为“象牙塔”，一方面说明知识创造在社会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知识传播范围的相对封闭，而MOOC却能冲破封闭，在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大大扩张学习活动的范围，通过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将世界上最顶尖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送人“寻常百姓家”，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不同职业，在校或不在校的所有学生都能同时选修全世界最优质的课程。其次，MOOC课程由社会和市场“优胜劣汰”。MOOC课程面向全社会所有学习者开放，好的课程大家自然趋之若鹜，如2012年仅耶鲁大学Shelly Kagan教授的“死亡哲学”，平均每周在大陆的点击量就超过3000次，制作粗糙的课程肯定无人问津，逐步淘汰，MOOC会在社会和市场的生态环境中自然生长和发展。MOOC与社会彼此促进，达到全所未有的高度融合。

（二）MOOC具有“自主学习”的特征

MOOC不仅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还将选择的权利交给了学生，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知识结构选择学习的内容，具有最大选择自由，真正实现兴趣导向，而不受学校开设课程的限制、专业的限制、课程容量的限制、知识基础的限制，同时还可以在全球一流高校中选择适合自己要求的老师，学习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满足个性化的学习方式，他们可以自己控制学习进度，看视频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受限制，可随时随地进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跳过某些内容或者重复学习某些内容，这样学习者就可以真正主宰自己的学习。“自主学习”的意义不仅仅是让学生自主选择，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让学生及时调整知识储备，应对环境变化。后工业时代，学习者很难再以学校“不变”的专业知识应对“万变”的工作岗位和工作任务，他们必须及时更新知识储备，调整知识结构应对变化，而随着MOOC资源的极大丰富，优质资源的层出不穷，通过MOOC学习可能是未来最便捷、高效、系统的学习途径。

（三）MOOC具备“以学习为中心”的特征

桑新民教授认为，“从以教师为中心的知识灌输型教学模式向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自主学习、团队学习、创造性学习能力为中心的个性化教育教学模式转变，是高等教育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必须要完成的历史性变革”，教学模式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成了高等教育变革的历史任务。

MOOC就是以学习者为中心，它注重以符合学生学习规律的方式提供优质的课程资源，MOOC课程一般为4-16周，每节课程大约2小时，但是这2小时的课程会被分为8-15分钟的视频，每个视频按照知识模块组合，这种模式被认为可以帮助保持注意力，从而提高学习效果。MOOC在视频中一般会嵌入测验题目或作业，如课后测验题、同伴评价题、调查题、编写程序作业，或是课程讨论，在学习后立即进行考试或测验，也是符合认知科学的，可以强化记忆，降低遗忘，这种以人的认知心理为基础的教学设计理念，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体验，有利于提高学习效果和质量。

（四）MOOC具有多元的评价体系

大数据技术在MOOC课程中的运用大大改进了传统的评价方法。MOOC可以详尽快速地捕捉、记录、存储、传送和处理学习者各式各样学习行为的数据，这些数据能详细的记录和分析每个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学习过程、学习表现，不仅能逐步揭开人的学习机制，而且将全面应用于人才的培养和评价，真正做到根据学生个性和特点进行教育，并实现人尽其才。MOOC中还大量运用同伴评估法，让学习者互相评价课程小论文、讨论中的表现、数学证明过程、工程图纸、绘画作品、项目设计和产品设计等。同伴互评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个是MOOC学习者规模庞大，通过同伴互评这种方式，学生都可以得到来自同伴的个性化反馈，第二个是同伴互评具有教育学意义，因为每个学习者都同时充当了学生和教师两个身份，在评价同伴的作业时，学习者能够更加深入地掌握其中的原理和机能，可以说评价的过程也体现出学生自身的学习效果。

四、MOOC的未来之路

MOOC是一种教育形态，它具有的鲜明特征符合社会对高等教育变革的要求，因此一出现就呈现蓬勃的发展态势，同时MOOC也是时代的产物，它未来的发展也一定符合社 会变革和教育变革的规律。

（一）MOOC的运营模式会日趋成熟

尽管MOOC的商业模式远未形成，人们只看得到对MOOC平台的经济投入，却完全看不到经济产出，但事实上，几大MOOC平台都在努力探索可持续的商业运营模式。它们尝试通过付费认证证书、有监考的考试、职业介绍服务、企业培训、在线人才选拔、个人辅导和人工评分、学费以及风险投资等多种模式盈利。随着市场的发展，MOOC肯定能探索出成熟的商业运营模式来支撑自身的发展。

（二）MOOC与传统教育深度融合

MOOC与传统教育不是非此即彼的取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融合关系。未来MOOC会和传统教育深度融合，取长补短，创造新的教学模式，MOOC可以弥补传统课堂照本宣科的枯燥，传统教学可以弥补MOOC实践能力培养的不足，“翻转课堂”就是MOOC和传统教育融合的典范。

（三）多种类MOOC教育形态出现

MOOC是高等教育变革的序曲，只是一个开始，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MOOC会发展出更多类似的教育形态，如U-MOOCS（Ubiquitou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svstem，泛在式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教育系统）、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小规模限制在线课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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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社会变革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变革;慈善事业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05-0151-03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因新旧体制的更替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和焦点问题,如贫富悬殊､社会保障不健全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在弄清目前经济社会运行态势的基础上,整合､创新现有的宏观调控政策与制度,服务于这一总体发展目标｡其中,慈善事业的规范发展将是完成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的相关分析

(一)基础性分析

收入分配是一个资源配置过程,而衡量资源配置的两大标准是公平和效率,即均衡要求同时满足公平和效率双重目标｡对于收入的第一次分配,完全按市场规律行事,强调经济效益,优胜劣汰,它可以最大限度上体现效率原则,实现资源的最大化价值,但这种最大化价值并不意味着社会整体福利的最优｡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第一次分配还存在着“帕累托”改进的空间,即以公平完成对效率的“帕累托”改进｡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又告诉我们,公平的实现可以通过定额转移工具在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于是政府再分配当仁不让成为实现“帕累托”改进､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途径｡社会保障分配则是政府再分配(第二次分配)的重要手段,它弥补了市场的不足,促进了社会公平的实现｡但由于国家财力的有限性以及政府失灵的存在,政府再分配也不能达成均衡所要求的公平,当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剩余空间”时,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事业通过慈善机构组织募捐,将民间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凝聚起来,重新组合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完成在第一､第二次分配基础上对“帕累托”的又一次改进,最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资源配置的动态均衡｡

(二)制度性分析

社会保障是国家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而慈善事业是民间的社会团体所组织的社会行动,是志愿性的公益性事业｡社会保障(第二次分配)和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为收入分配的手段,它们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合理､有效的配置,用公平来对效率进行“帕累托”改进,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进一步提高｡同时,它们追求的价值导向也是一致的,即在于建立一种公正和谐的社会状态,创造一种和谐共济的道德氛围,维护一种平等有序的社会秩序｡但是,两者在服务领域和服务对象方面具有交叉性｡在社会保障体系的一般构成中,社会救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而慈善事业恰恰是能够在该领域中发挥较大作用的｡

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比较完善,慈善事业的发展仅是锦上添花｡但在我们中国,多年的累积效应和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导致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要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另一方面又要减轻国家负担｡以致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弱势群体不断剧增的严峻形势面前,社会救助显得力不从心,慈善事业正好雪中送炭,不仅适度解决一部分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从而使更多的人得到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极大地拓展社会保障制度作用的空间范围;而且通过志愿捐赠的方式来实现较富有的阶层扶助较贫困的阶层,实现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此,在构建社会保障制度时,许多国家考虑到慈善事业独有的救助和公益功能,将其纳入到新型社会保障体系之中,使之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互配合､协调发展,进一步完善､拓展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作用的空间范围｡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与慈善事业发展

(一)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效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随着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原有的保障制度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便浮出水面,但因其受到政府资金能力的限制,使其运行效果一定程度受到抑制｡对目前我们所面临的社会转型时期衍生出来的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速等诸多问题解决乏力｡为了缓解经济和社会矛盾,要求政府必须利用有限的资源寻找新的突破口,于是建立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以覆盖城乡困难人口为目标的社会救助体系｡但从实施的过程来看,现有制度还存在着如下问题:(1)社会救助的范围比较小｡截至2005年,城镇居民享受低保的人数达2 233万人,农村低保方面,到2005年,全国共有1 534个县(市､区)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2)社会救助水平偏低｡全国很多地区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比当地实际贫困线低,一般只占实际贫困线的79%, 2005年,全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保障水平72.3元｡(3)社会救助的项目比较单一｡现行社会救助主要是单一的生活救助,重在保障贫困居民的最低生活需求｡尽管一些地区在实行一些专项救助,但是,目前成效不明显｡社会救助并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这就为慈善事业提供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慈善事业的发展状况

慈善事业是在扶困济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已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凝聚力,搭建了富裕阶层回报社会的平台｡同时,慈善事业也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的重要载体,成为调节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形式｡在我国,慈善事业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1996―2001年间,民政部门组织的以“扶贫济困送温暖”为主题的社会捐助活动共接受捐款捐物折合116亿多元,解决了312亿人次灾民､贫困人群的生活困难｡到了2005年,我国慈善事业进入政府全面推动阶段,开创了慈善事业新局面,成功召开中华慈善大会,向全社会发出政府支持慈善事业的信号,向公众发出积极投入慈善事业的号召｡

但是,与我国弱势群体的数量对比来看,我国慈善事业真正对社会保障起到的补充作用仍微不足道｡我国的慈善捐赠水平较低,截至2005年,各级民政部门和慈善会接受社会捐赠资金61.9亿元,相当于当年GDP比重的0.05%,参与慈善事业的企业及个人尚不普遍,并且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并没有一套完整地对慈善资金的来源､运作等相关的制度设计,致使目前的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不具备很好的互补效果｡

三、新型社会保障框架下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路径

我国现有慈善事业的内容已经涉及扶贫济困､资助社会福利事业以及扩大与国际慈善事业组织和企业的交流与合作等多个方面,而且自其重新起步以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立足国际,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以下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立足国际比较,剖析我国慈善事业现存的问题

1.制度制约――控制性登记管理制度的障碍

慈善组织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一类,它的法人资格的取得相对比较困难｡因为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实行双重管理体制,慈善组织成立时,首先要找到与他的业务相连的政府部门,请其做业务主管单位,然后民政部门才受理,登记注册｡政府部门并没有义务做非政府部门的挂靠单位,因作为业务主管单位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民间慈善组织要找到合适的业务主管单位还是很难的｡如果找不到挂靠单位,就只能按照企业的方式运作,每年要向国家交一定税金,这就会导致许多民间慈善组织的“非法”运作｡这种控制性登记管理制度严重阻碍我国慈善组织的发展,截至2003年,美国有各类民间慈善组织150万家,中国只有200多家｡中国与美国的慈善组织在数量上的差距,很大程度与这种管理方式有关｡

2.经济制约――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慈善组织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一类,使其从政府分化出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民间来获取资源,成为不是受政府资助,但受政府委托去实施项目的工具｡可见,我国政府对慈善组织既缺乏给予直接的资金支持,也极少给予间接的税收优惠支持｡而在美国,政府直接资助就相当于慈善组织资金来源的35%,而且大部分慈善组织属于美国税局501(c)(3)条款规定的机构,它们不仅是免税的,而且这类机构得到的捐款对捐赠者来说,享有按法律规定的限额扣除税收的优惠｡极大鼓励个人对社会慈善事业的捐赠｡

3.法律环境――相关法律､法规滞后,监督机制缺失

在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已构成制约慈善事业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一方面,现有法律､法规根本不足以规范和保护慈善事业的发展,迄今尚没有针对性､特定性的专门规范慈善组织的实体内容的法律与法规条款,包括对慈善组织的性质定位､慈善事业运行的政策规范､监督机制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如募捐善款､救助项目开发等)等方面,都缺乏完善的系统的法规政策规范｡另一方面,即使已经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亦因缺乏具体的､可供操作的配套政策而难以落实,导致社会慈善组织难以发育成熟,不能实现专业化｡美国基金会的成立､免税申请､审查监管都有一套健全的法律规定,同时,还形成了以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为主体的监督网络｡政府的监控集中由财政部国内事务局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统一管理｡

(二)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定位及其兼容性

1.慈善事业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地位的界定

在我国,慈善事业只是对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救助的补充,长期以来都是象征性的存在｡由于我国对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救助的限制还没有完全放松,加之慈善事业自身的先天不足,这就决定了近期慈善事业不能和政府救助相提并论｡即使制度空间增加了,慈善事业也改变不了作为政府救助补充的地位｡这里我们将社会慈善事业作为政府救助的补充,其宗旨是借助慈善事业这种社会化的救助行为来缓解政府的压力｡因此,救助社会化并不是要让民间救助取代政府救助,而是吸纳社会力量承担更多的救助事务｡可见发展慈善事业不仅能有效地弥补政府社会保障之不足,对处于困境而无力自行摆脱危难的社会脆弱群体提供更多的来自社会的援助和关爱,缓和社会各阶层矛盾,而且慈善事业还能直接弘扬社会道德,净化社会风气,从而最终推动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2.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兼容的总体思路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2005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提出要“支持发展慈善事业”,这表明党和政府已经把发展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摆上重要的位置｡通过动员社会广泛参与,形成政府保障能力同社会互助方式互联,政府资源同社会资源互补,政府行政力量同社会动员力量互动的合力｡最终使慈善事业成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的重要载体｡

可见,未来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考虑的不是与政府救助争空间,而是考虑如何更好地弥补政府救助的不足,更好地满足公众的救助需求｡如大型的社会救助活动中,社会保障可以提供普及性和广泛性都很高的救助服务,而慈善公益机构则可以提供比较精确､比较深入､比较细致的救助服务｡发挥各自不同的特点,运用各自不同的资源优势,在同一救助活动中能做到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此外,还可以在确定新的保障对象时,由慈善公益事业机构作为先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探索可以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可能性及具体的操作方法,待时机成熟后,社会保障就可以直接进入发挥作用｡这样做可以节省大量的社会资源,降低某些社保措施实施的成本与时间耗费,同时还有利于慈善公益事业自身发展道路的推陈出新｡在我国社会保障和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要敢于突破观念上的障碍,努力创造两者相互融合发挥作用的社会和制度环境,实现它们的部分功能整合､资源优化使用和执行效率的提高,做到真正的兼容｡

(三)促进我国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协调发展的对策

针对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状况,有必要研究促进慈善事业与社会保障协调发展的对策｡

1.取消挂靠制度,为慈善事业让出空间

政府一方面应取消挂靠制度,让出足够空间给慈善组织,同时,政府还应当把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作为一项职责,在制定社会发展规划中列入慈善事业的发展目标和规划,统筹安排慈善事业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资金投入,引导社会各界加大对慈善事业的投入｡规范各类社会机构参与慈善事业的义务和责任,更好地明晰与社会保障的分工及合作职责｡

2.正面引导,政策支持,为慈善事业提供发展平台

慈善事业尤其需要政策支持,一方面,是完善税收倾斜政策｡国家通过税收杠杆的倾斜,鼓励向慈善事业捐赠,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如对企业和社会成员的慈善捐献给予相应的免税待遇,承认慈善组织的独立社会地位,并对有关慈善组织或机构给予必要的财政扶持｡另一方面,应加快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例如,对购买特殊高档消费品的,开征特殊消费慈善附加税等｡同时,实施政府社会服务职能向慈善机构倾斜的政策,以此鼓励并促进企业及富裕社会成员热心慈善事业｡

3.加快立法,将慈善事业纳入法制化轨道

国家应当加强对该领域的法规制度建设,尽快研究并制定《慈善事业法》或在《社会救助法》中确立其地位､原则等,单独颁布《慈善事业条例》及相应的法规和政策,从法制上统一规范慈善事业的性质､组织形式和具体的运作程序,明确政府监督部门和社会协调机构,并通过政府与社会的监督确保慈善组织的运作符合法制规范｡

总之,发展慈善事业是政府拓宽筹资渠道,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新通道｡因此,政府应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引导慈善事业的发展,以此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郑功成.构建和谐社会――郑功成教授演讲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89-237.

[2] 杨守金.发展慈善事业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J].理论探索,2006,(4):18-21.

[3] 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32-258.

第7篇：社会变革范文

在社会管理的上层设计中，虽然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着墨不多，却对社会组织中的存量部分有着莫大影响。工青妇组织被自然而然地纳入其间，被寄予建构枢纽型组织的期望。

敏感于政策与社会变化的共青团系统，在社会管理的设计与变革中，依据这一条核心原则，开始了新角色的营造过程。共青团广东省委、广东省青联的“好社会 亲青汇”当属此列。

共青团一直兼有党的群团组织和社会公益组织的双重功能，就后一个功能而言，它的志愿者体系是社团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力量。亲青汇作为庞大的内外营造计划，承接了存量与增量变革的需求。

谈及增量部分，亲青汇在省级层面拓展了定位，一是培育系统内的青年社团，以集群之力参与竞争政府购买服务，二是发挥类似于恩派那样的组织孵化功能，将影响贯穿到社会组织上下游。

既然是枢纽型社会组织，规模自然是首要的，亲青汇具备了自我成长的机制，不仅“收编”其他社团组织，还能够复制延展，速度和成效惊人。亲青汇是社会组织的延伸。

以规模获得枢纽地位，以枢纽产生影响作用。亲青汇的影响力是一种可以随时被启动的力量。仅以购买社会服务而言，有组织、有标准、有背景，可以想见它效益被激发后的革故鼎新。

亲青汇是从团组织的存量上生长出来的增量，对公益界而言，将成为民间公益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可以增强增量部分的竞争强度，对于纷乱的公益界而言，带来了可能性。

对工会、妇联乃至于红会等存量领域，亲青汇的启发作用是明显的。它为官办慈善、群团组织走出沉闷气象提供了变革模式。这令枢纽型组织具有自我更新和触类旁通的意义。

第8篇：社会变革范文

关键词：成本控制 交易成本 社会成本 社会利益分配

近现代经济中成本概念的早期使用主要局限于企业内部会计核算方面，重点在于考察和控制（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与产品相关的价值耗费。进入20世纪后，随着经济规模的膨胀及经营环境的变化，成本概念更多地进入管理领域，在内涵及外延各方面有了极大扩展。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成本观念的出现以及会计社会化趋势的加强，则使成本概念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使用，也使其含义变得更为含混和难以理解。近来我国关于一些特殊行业收费及产品价格调整的讨论中，都特别地牵涉到对成本的理解，但其中的混乱及一般理解与专业意义间的差异已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主要讨论社会化环境中成本控制视角的选择及会计成本观念的适应性变革问题，其意义既在专业方面，也在一般的社会问题理解及处理方面。

有关成本概念的学说

成本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成本的社会意义。导源于近代公司制企业的成本会计，很自然地将对成本的关注引向了微观层面。尽管如利特尔顿等学者对成本会计的意义给予了极大肯定，但这种肯定却多是从企业内部需求的层次进行观察和分析，导致了现代成本会计理论及会计成本视域的相对偏狭。直至以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关于交易费用及社会成本的考察出现，才使这种状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中成本观念的变化。20世纪中期以来，作业成本、价值链成本、质量成本、产品寿命周期成本、环境成本、战略成本等新概念不断涌现，其社会根源，除了环境变化的影响之外，成本观察中视野的改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某种程度上来讲，近现代经济是一种企业经济。企业作为社会经济中最基本的细胞，其兴衰与变迁，乃是整个社会经济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现代会计理论的体系架构以企业为核心，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但是，这一属于阶段性的必然，不能证明成本的真实本性。

从本质上来讲，成本所涉及的是社会资源的配置问题，是各个社会阶段中必须普遍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成本的考量是资源配置中所关涉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一观念在德国早期重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已有精辟的说明。杜能在分析中将成本和价格作为确定生产力布局的决定因素。在他的成本项目中，运输成本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他常常把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并列，以强调运输成本的重要性。在他关于孤立国六个圈境的分析中，运输费用和距离始终是重要的决定因素，自然也成为决定生产力布局的核心问题。杜能著作中所揭示的一项重要事实，是成本因素在一个社会的总体组织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国早在《尚书禹贡》中就已经有这种关于经济圈境的划分，其共性在于考察和规划社会组织架构中对距离及成本因素的考虑。对成本的考量是决定社会组织形式及社会结构变迁的一项重要因素，因此，从成本角度分析和研究社会（包括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是了解社会、了解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入口。这种关系在马克思、亚当斯密关于社会分工及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讨论中有深刻揭示，科斯的交易成本观念实质上也是这种观念的体现，用成本因素来解释社会结构变迁，同时反证出社会关系与成本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

成本控制的社会视角分析

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一个实体的经济行为由于存在未付成本，从而可能导致外部不经济，即产生一定的社会成本。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等人最基本的观点。这一视角将社会经济诸多领域的研究提升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其最关键之处在于关注成本的社会影响。任何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因为其相互之间联系的广泛性，其行为选择（包括资源耗费）都将产生某种社会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一个表面看来似乎属于独立的组织必然具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产生相应社会影响，更因为任何一个时代中，作为其社会经济基本成分的（经济）实体，其存在和发展必然属于社会制度选择的结果。而这种制度选择中，亦必然地包含成本因素的考量。不论是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讨论中，还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关于分工的经典论述中，都可看到成本费用因素的痕迹。这些研究的重要启示是：关于成本及成本控制的选择，需要采用广泛的社会视角。

总的来看，不仅整个社会组织范围内的成本及成本控制考量需要纳入更广泛的社会视域，即使一个微观经济单位的成本选择，因其影响的广泛性，亦不能作为纯粹的微观意义上的个性选择来考虑，而必须深刻认识到其社会意义。一方面，一个组织个体的成本决定，尽管有许多内在的属于个体特别所有的决定因素，但却在实质上因为个体本身所处的环境影响，不可避免地受到环境的约束（比如市场要素的约束、技术发展水平的约束、经济规模的约束等）；另一方面，为了社会利益分配与调节的目的，必须通过制度约束来施行对个体成本耗费的限制，这不仅仅是因为组织个体的成本高低反映着对各种社会资源的耗费水平，更因为个体成本数据的高低，会通过价格、利润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利益分配。比如某些垄断行业高工资、高成本导致总体上的微利或亏损，实质上是对社会公众或其他组织个体的利益剥夺。这种情况下的个体成本决定，显然绝非简单的个体自身的内部管理行为。概言之，个体的成本决定，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利益分配的决定过程，因为其可能具有的巨大社会利益分配功能，从而可能被利用为一种有效的利益调节甚至剥夺手段。

在人类社会制度设计中，成本抉择始终是一项重要因素。现代经济理论中关于企业性质的交易成本解释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将这种观念作一延伸，应用到其它更为广泛的领域，必然具有同样的可行基础。对企业产品成本的考察，也只有纳入这样的视域，才能得出更为恰贴的理解。在以往的理论研究及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往往习惯地认为有效地控制成本是社会个体自身的利益选择问题，简单地将其视为个体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降低耗费水平，忽视其社会意义，这无疑是片面的。关于成本控制的考察与设计，必须进入超出微观个体的视域，并深入到社会利益决定的方方面面，这就是所谓成本控制的社会视角。

会计成本观念的适应性变革分析

会计中的成本观念，尽管有自己独立而特殊的体系构成，但却依然只是社会成本考察的一个组成部分。会计成本观念客观地经历了一个随着环境变化及管理理念的演进而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其逻辑特点及规律性在于：对成本的考察，最初是以产品生产成本为核心，重点在于理解成本的经济意义及其具体确定，是一种基于基本经济理论的生产成本概念。随着生产的发展及认识的逐渐深化，对成本概念内涵及外延的理解，也从“工厂在制造和推销产品时所发生的一切耗费总数”，到“为了取得或创造有形或无形资源而有意放弃或将予放弃一定量的价值”，再到“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价值牺牲”，日益广大而深刻。这种改变同时反映出一种在考察成本视域上的放大：即由“产品”到各种“经济活动”，其基本的考察范围则经历了由社会到企业，再由企业到社会的演变。

自产业革命以来，产品生产成本核算与控制曾是会计界关注的重点，并促成了成本会计学的产生与发展。然而，需要看到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会计界对成本的关注，也在不断的扩展之中。科林德鲁夫（Colin Druvy）曾经指出：成本对象是指需要单独计量其成本的任何活动。换言之，如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想要知道某项事物的成本，该事物则称为成本对象。成本对象之实例包括一项产品的成本、为一位银行客户或医院病人提供服务的成本，经营一个特定部门或某一地区销售的成本，或计量其所耗用资源的成本。尽管有许多理论家对成本概念做过精辟的论述及阐明，也有不少会计专家对成本及费用等概念做过理论上的区分，但正如许多人在讨论成本问题时发现的那样，由于使用的广泛性及概念本身含义的变化，关于成本概念以及与费用等相关或相邻概念的辨识与区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不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还是在现实问题的考虑中，关于成本概念的选择、使用与理解，都应该持一种动态发展的、开放的观念，尤其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观念上的调适，进行积极的适应性变革。

在历史及理论研究中，基于研究的系统性及一贯性考虑，应采用广义的、源于总体历史观察的概念表达。也就是说，在成本概念的使用中，既要对各个相关概念作出细致的区分以适应各种情况下的具体需要，也要学会适当地模糊相关概念的细微区别，以免在进行一些基本的观察以及将成本概念的使用扩展到一般社会生活中时陷入概念的泥淖。

第9篇：社会变革范文

关键词：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的生存》；编辑社会学

作者简介：朱海龙，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编辑，博士(湖南长沙410081)

编辑与社会的关系是编辑社会学的主题。自从大众传播在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编辑开始在人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先导者的角色。虽然其常常只是为人做嫁衣裳，却往往在幕后导演了一幕幕历史话剧。正是由于其工作的性质，人们往往对其关注不够，对其研究也远远不够，因此作为一门学科，编辑社会学的确立更是到上世纪下半期才开始出现，到目前都还无法称得上是一门成熟的学科。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一些敏感的学者和实践者开始关注编辑与社会关系的种种变化。其中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就是其中之一，且他的编辑社会学思想由于处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因而他的编辑社会学思想更具有跳跃性和创造性，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因此在本文中对其思想进行探析，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编辑与社会的复杂、多元的关系，并帮助我们指导编辑工作实践。

一、尼葛洛庞帝的编辑社会学思想的背景与渊源

在上个世纪末，克林顿政府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使得美国的信息化领世界之，蓬勃发展：它一方面成功地挽救了处于颓势的美国经济，重塑了美国超级大国的雄心，它使得信息化开始渗入到美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美国的成功也赢得了其他各国的艳羡，美国作为带头大哥成功地推动了国际社会的数字化、电子化和信息化的趋势。尽管这些趋势所展示的强大的力量还没用真正体现出来，但敏锐的尼葛洛庞帝已经意识到它对全球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一个全新的网络社会即将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带来巨变。

尼葛洛庞帝思考的正是数字化时代人们的各种新奇的社会、生活现象，这其中就有他有意或者无意间透露出的编辑社会学思想，他本人既是大学教师，也是企业经营者，更是《连线》杂志的专栏作家。这种特殊的身份重合使得他能够深入浅出地思考信息化时代编辑的角色、地位和功能的变化，并将对它们的思考传播给社会大众，帮助大众理解和思考这一重大的社会转换。他的这些思想主要见于他的著作Being Digital，中文译名为《数字化的生存》。《数字化的生存》一书可以说是20世纪信息技术及理念发展的经典，该读物被翻译成了四十多种语言。英文版曾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此书的流行和传播对上个世纪信息时代的启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深入浅出地讲解了数字化时代与原子时代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差异。

作为社会生活一环的编辑工作与原子时代相比，当然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虽然尼葛洛庞帝并没有有意识地把编辑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甚至研究对象，但由于他的研究主题是信息技术、互联网带给时代和人们生活的巨大影响价值，而信息社会中，信息的编辑必须且不可避免，因为先进的信息技术、互联网络等一方面带来的巨大的信息量，使得传统的编辑工作必然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些先进的信息技术使得编辑工作发生变化成为可能。因此尼葛洛庞帝时时不经意地提到了未来编辑工作的变化，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现代编辑社会学思想，即使有时候他对编辑工作的分析不是直接的，但我们能轻易地从中找出其闪烁的编辑社会学的思想。这些思想充满了前瞻性、丰富性、深刻性，考虑到今天中国信息化和编辑工作的现状，我们对其撷取并加以分析和研究，会比较富有启发意义的。

编辑活动的本质和特征，是其选择性和加工性。选择性是第一功能。正如美国资深编辑威廉斯所说的，编辑的第一角色应是“搜猎者”。在传统的编辑工作中，编辑在大量的文化资源中搜寻、选择最有价值的部分经过加工向社会传播，影响人们的思想，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里编辑的意志、品性和特征对他所做出的选择具有第一位的作用。这在传统的社会条件下似乎是一个不可更改的编辑模式，编辑的选择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但尼葛洛庞帝却准确地预测了数字化时代的编辑选择功能的转化，他认为在数字化时代，传输的模式不再是编辑根据自己判断做出选择，而是受众根据自己的爱好、需要并将其通过比特直接传递给编辑，编辑再根据受众的反馈编辑个人化的内容。因此“数字化的生活将改变新闻选择的经济模式，你不必再阅读别人心目中的新闻和别人认为值得占据版面的消息，你的兴趣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过去因为顾虑大众需求而弃之不用，排不上版面的文章，现在能够为你所用”。所以编辑的选择功能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了。这个变化应该是从编辑这个职业确立以来前所未有的。这与人们文化、社会生活的变化有关，在数字化的时代，信息传递和编辑工作的极大地改善，使得编辑选择功能开始直接面向受众成为可能。编辑选择的支配性地位下降，分散的、个体化的互动式的交流使得编辑选择的主要依据不再是传统的文献资源，而是直接有赖于受众本身的爱好、需要和特征等。

尼葛洛庞帝认为在信息社会中，人们阅读的是“超媒体”。超媒体是超文本的延伸，指关联程度很高的文字叙述，或具有内在联系的信息。这个构想来自道格拉斯・恩格巴特在斯坦福研究院做的试验说明在传统的印刷书籍里，句子，段落，页码，章节按照顺序展开，这一顺序由作者决定，同时也由书本身的物理序列结构决定，尽管读者的视线可以随心所欲地停留在书中的任何一部分，但书籍的本身仍然永远受限于物理的三维空间，数字空间则完全不同，信息空间则完全不受物理三维空间的限制，要表达一个构想或一连串想法，可以通过一组多维指针(pointer)，来进一步引申或辩明，阅读者可以选择激活某一构想的引申部分，也可以完全不予理睬。整个文字结构就像一个复杂的分子模型(molecular model)，大块信息可以被重新组合，句子可以扩张，字词则可以当场给出定义。这些连接可以由作者在“出版”著作时自行嵌入，也可以在出版后，由读者在以后的时间里陆续完成。这实质上使得读者加入到了编辑的行业，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相关信息主动编辑的过程。因此“你可以把超媒体想象成可随读者的行动而延伸或缩减的收放自如的讯息，各种观念都可以被打开，从多种不同层面予以详尽的分析”。在比特社会中的多媒体，具有“互动的功能”，这种互动的功能，奠定了读者编辑功能的基础。

编辑，用物质文明设施和手段，组织、采录、收集、整理、纂修、审定各式精神产品，使之传播展示于社会公众的工作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因此编辑包涵有双重含义。既可能是一项特定的职业，是一个名词，也可能是一项特定的活

动，是动词。因此在网络社会中无论是作为职业还是工作，他都具有一定的特定性、专业性和排外性。但是在比特社会中，这一切会有重大变化：在比特社会中，电视变成了可以随机获取的媒体，不再局限于某一时间和或日期，也不受传输耗时的限制。当比特离开传播者(也往往是最初的编辑者)的时候，接收者可以把他们转换成各种不同的形式，用不同的方法来使用，凭借不同的程序来使他个人化。这实质就是每个信息接受者根据自己的特点和爱好对信息重新的编辑过程，这个过程是非专业化的，是随意的。在比特社会“大一统的传媒帝国正在瓦解，分割为许许多多的家庭工业，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上网，并传输越来越多的比特和越来越少的原子，拥有印刷厂将不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甚至在世界各地派遣常驻的记者也不再那么重要，因为才华横溢的自由撰稿人发现，可以直达你家”。这实质上也预测了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中编辑工作的非特定化。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在众多的社会事件中，公民编辑的出现，各种搞怪、具有讽刺性的视频频频出于不具名的编辑之手，却又让人印象深刻，感觉其人木三分。

可以说尼葛洛庞帝是最早预测到编辑工作智能化、信息化的学者。尼葛洛庞帝认为未来有可能开发出过滤、分拣、排列和管理多媒体的电脑，这种电脑将不仅仅能为人们读报、看电视，还能为人们担任编辑工作。而且可以存在于传输者和接受者两端。当电脑用作传输端的时候您就感觉自己聘请了专门的撰稿人――就好比《纽约时报》根据您的兴趣，为你度身制作报纸。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传输者会特别为你筛选出一组比特，经过过滤、处理后传送给你，你可以加重将其打印出来，也可以选择更加互动的方式在电子屏幕上观看。另外一种情况则是在接收者一端设置新闻编辑系统，《纽约时报》先发送出大量的比特，可能包括5000篇不同的文章，您的电子装置再根据您的兴趣、习惯或者当天的计划，从中撷取您想要的部分。在这个例子中，智慧存在于接收者这端，而传输者一视同仁，把所有的比特传输给所有的人。而且这两种情况往往会同时出现。设想一个报道新闻的电脑显示器上面有个旋钮，你可以像调节音量一样，调整新闻内容个人化内容高低的程度，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控制钮，包括一个可以左右滑动的钮，让你在阅读有关公共事务的报道时，可以调整报道的政治立场。数字化的电视人能够编辑在空中传送的电影，就好像大学教授运用不同书本的章节及不同杂志的文章编辑文选一样，著作权律师系好安全带吧。在信息化的社会里，信息高度集中，呈核爆状态，如果不运用智能化的手段，对杂乱的信息进行有序的编辑，我们将处于混沌的状态，所以尼葛洛庞帝认为未来的编辑工作将逐步地电脑化。这实质上也是编辑工作适应信息化社会，运用信息化的条件，对信息化社会趋势的一种必然反应。

编辑在传统社会看来，本来就是一项为人做“嫁衣裳”的工作，辛劳而不为人所知，因此无疑是一项需要高度奉献精神的职业，特别强调刻苦与牺牲的职业道德。但在未来的数字化时代，尼葛洛庞帝认为：“工作与游戏之间的地带变得异常宽广，由于数字化的缘故，爱好与责任不再那样界限分明，业余画家大量涌现，象征着一个充满机会的新时代的来临，社会对创造性的休闲活动更加尊重。”“未来将是一个终身创造、制造与表现的年代。”这就是被尼葛洛庞帝称之为“新电子表现主义”的年代。因此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编辑将愈益艺术化、个性化，编辑将更多地成为一项趣味性的轻松工作。尼葛洛庞帝认为“将来不同年龄的人都会发现自己的生命历程更加和谐，因为工作的工具与娱乐的工具将越来越合二为一。将会有一个更好的调色板来调谐爱好与责任、自我表达与团体合作。”数字化高速公路将使得“已经完成、不可更改的艺术作品”成为过去时，给蒙娜丽莎脸上画胡子只不过是孩子的游戏罢了，在互联网络上我们将能看到许多人在“据说已经完成”的各种作品上，进行各种数字化的操作，将作品改头换面，而且这不尽然是坏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有参与性的新时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这种新方式不同于读一页书，也比到卢浮宫实地游览更容易做到。互联网络将成为全世界艺术家展示作品的全球最大的美术馆，同时也是直接把艺术作品传播给人们的最佳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