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哲学方法论精选(九篇)

第1篇：高中哲学方法论范文

广谱哲学与国内外流行的其他哲学学派比较，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用现代数理形式论证和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用精确的数理语言批判各种唯心主义和庸俗辩证法。

当代西方流行的几十种哲学流派，有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但不能贯彻到哲学问题的各个方面；更多的则是坚持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用各种“论据”维持、论证和修饰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在西方哲学界和思想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这些思潮也多次涌到中国，为一些人所利用，在新形式上制造混乱，变相地批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有的则借用系统科学的新成果，以似是而非的语言和例证宣传庸俗辩证法，否定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广谱哲学坚定不移地站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原则立场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寻找和建立现代科学形式，充分利用现代数理科学成果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原理，对古典哲学问题开拓新的研究方式和途径，以新的研究成果批判各类唯心主义和庸俗辩证法。例如在广谱本体论中，不仅提出了客观存在范畴的几种具体数学模型，而且对于以贝克莱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从数学模型上做了令人信服的批判。又如在广谱阴阳论中，不仅给出了辩证法矛盾理论的广义量化结构，而且就国内外一些学者对“矛盾辩证法”的攻击从数理形式上做了系统的反驳，这些成果具体地捍卫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二）坚持哲学现代化的“两高”标准，摈弃狭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和研究方向。

实证主义是西方哲学中影响深远的哲学流派，从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到现代实证主义的各个学派（如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维也纳学派等），即有一脉相承的一面，又有各自的特点。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放弃对世界本质、万物本原的追求，把哲学研究限制在经验、观察、现象的范围内，认为超出这个范围就会成为虚妄、无用、不确定和不精确。他们把超出经验、观察与现象范围的、追求世界本原的问题统称为“形而上学问题”，因而，“拒斥形而上学”成为一切实证主义的共同旗帜。逻辑实证主义作为新一代的实证主义不同于老实证主义（如孔德）的地方，在于他们在高举“拒斥形而上学”旗帜的同时，又为那种不超出经验范围的理性增加了数理逻辑工具，并把哲学的本质极其片面地归结为逻辑分析。

广谱哲学认为，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区别与分界恰恰在于前者追求的是超出经验、现象、观察范围之外的、具有普遍本质性、规律性的知识，后者追求的则是经验、现象、观察范围之内的具有局部本质性、局部规律性的知识。因此，哲学的本质恰恰在于“追求形而上学”。广谱哲学坚持哲学作为普遍的世界观的学科地位，始终站在“高度的普适性”、“高度的应变性”的“两高”层次上去考察各类哲学问题，坚决摈弃各类实证主义的哲学观。同时，为了推进哲学的数学化、精确化，认真开拓用现代科学形态武装“形而上学”的道路。在这方面，广谱哲学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她所建立的广谱本体论、广谱联络论、广谱阴阳论、广谱演化论等基础理论，以形式具体的广义量化模型，把（狭义）实证主义所拒斥的“形而上学”—超出经验、观察与现象范围的众多哲学问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构造了一种新型的“形而上学”体系，这对于各种实证主义确是另一种名符其实的“超越”。

（三）认真探索哲学问题广义量化建模的道路，清除思辨主义、神秘的直觉主义等研究方法。

用观念的、思辨的方法讨论哲学问题具有悠久的历史，这种方法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以后的哲学家们，除了实证主义、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等流派使用数理逻辑的工具外，绝大多数仍沿用思辨的方法，在当代西方哲学非理性化、人本主义化的浪潮中，这种方法仍然是最时髦的方法。

广谱哲学认为，观念的、思辨的方法在现代集成性、结构性数学（如集合论、图论、近世代数、形式语言、自动机理论、范畴与函子理论等）产生前是哲学中唯一可用的、确曾产生过伟大的哲学成果的方法，譬如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以老庄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道家哲学都是典型例证。但这种方法的致命缺陷是不能确定地、精确地描述和研究哲学问题，因而使哲学概念、判断、推理、陈述、命题、思想、观点、原理等带有极大的模糊性、多可性、歧义性，这是哲学领域里众多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乃至诡辩论层出不穷的主要根源。这种局面严重地阻碍了哲学的发展，使哲学中的众多问题几十年乃至几百年难有“看得见的”、可观察的进展，这与使用现代科学方法的自然科学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因此，在许多哲学家迷恋这种方法的时候，广谱哲学却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它。至于以柏格森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者所吹捧的神秘直觉方法，在广谱哲学看来，更是经不起推敲的，靠直觉“悟”出来的东西、体验出来的东西，除了某些片断猜测（这不排斥有时“猜对了”）以外，剩下的往往是哲学家个人的局部心灵体验。

另一方面，广谱哲学认为，哲学的研究也不能以自然科学为蓝本。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与哲学比是过于具体、过于狭窄了，因此它们所使用的方法，包括各种观察实验方法以及一整套传统数学方法，在哲学问题上均是无效的。由于哲学的世界观性质、由于哲学要满足“两高”（高度的普适性、高度的应变性）标准，因而哲学只能走广义观控、广义量化建模的道路。广谱哲学所提出的“广义公理化、广义模型化、广义数学化、广义程序化”的“四化”条件，在哲学研究方法上确是开辟了一条宽广而充满希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广谱哲学已经在某些重大哲学问题上，做出了自己富有创造性的贡献。

譬如在广谱联络论中，广谱哲学从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观中创造性地抽象出两条基本原理——异同公理和联络公理，并分别给出了这两条公理的形式简洁而内涵丰富的数学形式，又从这两条公理出发，把系统科学中的“系统”概念作为子联络处理，合乎逻辑地推出了系统分析的若干基本原理。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崭新的研究方法确实使人耳目一新。又如在广谱认识论中，广谱哲学对认识过程的感性阶段与理性阶段的划分、过渡与转换做了新的定性定量研究，对于“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方法与失足做出了模型化的分析，并且从广义可观性的角度，对于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给出了形式具体的广义判据。显然，这些深入而具体的工作，靠思辨主义、直觉主义的方法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

（四）重视和运用形式化方法处理哲学问题，同时又防止形式主义的侵蚀，使哲学内容与“四化”形式实现内在的统一。

形式化方法是现代数学、逻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摆脱了具体研究对象的具体内容和性质，只从一般形式上进行数学刻划和推演，因而它所反映的就不是某种特定对象的具体内容和性质，而是许多具有相同数学或逻辑结构的对象的共同性质，这使形式化方法的研究成果具有极大的普适性。例如现代公理化方法就是典型的形式化方法，它用一组抽象规则来刻划对象，因而它的对象不限于某种特定对象，而是任何可能的对象，只要满足该组公理即可。这使公理化方法获得的结果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和通用性。

广谱哲学认为，形式化方法不是任何内容和任何形式的分离，仅是一般形式与具体对象的具体内容的分离。形式化方法的合理性在于它在抽象形式上概括了同类事物的共性——抽象规则代表同类事物的共同制约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形式化方法是一般形式和一般内容的统一，抽象形式和抽象内容的统一。这就划清了形式化方法与纯粹形式主义的界限。同时，由于哲学的命题、原理、思想、观点反映的正是一般事物的共同性质和规律（一般内容），而非特定对象的具体内容，因而它可以和形式化方法相协调。

形式主义是把形式化方法推向极端，把数学对象看成纯粹的符号或符号系列，完全抹煞一般形式具有一般内容的背景，完全割裂抽象形式和抽象内容的联系，因而把形式化方法变成完全没有实际背景意义的方法，这就必然走向失败。

广谱哲学运用形式化方法，是为哲学内容寻找适宜的反映形式，它坚决反对把哲学内容变成无意义（无实际背景）的符号系列。它认为正是哲学内容的一般性、抽象性才便抽象的数学形式具有一般意义或普适意义。因而广谱哲学的每个公理、模型与模式都紧密联系着一定的哲学内容，紧密联系着一大类实际问题的背景。在这点上，广谱哲学可以和理论物理相类比，理论物理充分而广泛地应用了数学形式，但它本身不是纯粹数学，它仍是物理—反映客观世界物理变化规律的科学。广谱哲学也一样，它充分挖掘离散数学的概括潜力，使用集成性、模块性数学的形式，但它本身不是数学，而是哲学—反映一般事物的一般机理的科学。

（五）注重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内在联系，在研究重大实际问题中检验和发展理论。

广谱哲学的理论与方法除了吸取传统哲学、系统科学和现代数学中的有益成果外，尤其注重理论与实际的内在联系，注重应用基础理论去解决重大实际问题，并在此过程中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与方法。目前，广谱哲学已在人学、文艺理论、管理学、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领域的若干问题上做了一系列的应用研究工作，创造性地构造了一批广义量化模型，对这些学科向着规范化、精确化的方向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同时也在这些应用中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新观点、新理论和新方法。例如在人的本质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人性的子场网理论。在文艺创作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广义影像模拟理论；在管理学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复杂管理大系统的偏导调控理论；在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主序同构理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广谱哲学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的非单值因果联系与历史望远镜理论等等。这些新理论、新方法既解决了一批令人困惑、又非常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检验、丰富和发展了广谱哲学本身。

第2篇：高中哲学方法论范文

建国40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生物哲学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的研究历史、研究内容和研究特点的考察，旨在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促进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历史过程

建国以前，我国的生物哲学研究基本上是“空白区”，1949年新的号召，形成了一支由生物学家、生物学史工作者和哲学家及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相结合的研究队伍，突出体现了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⑴著名科学家率先垂范，积极参与生物哲学的研究在我国，关于生物哲学的研究被看作是生物学界本身一件值得重视的事，一些著名生物学家舍得花时间从事生物哲学的研究，撰写有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学术专著。在老一辈科学家中，童第周是最早进行生物哲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他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探讨了实验胚胎学中细胞分化与胚胎发育的核质关系，提出了细胞质在动物胚胎发育中控制细胞核的崭新见解，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40〕这一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为唯物辩证法提供了科学依据。遗传学家方宗熙对进化论哲学颇有研究，生前发表过不少研究论著。其中《生命发展的辩证法》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起源与演化的辩证法，是7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代表作。〔41〕原生动物学家张作人也长期悉心研究生物哲学问题。他积几十年教学与科研的心得体会，广采博引古今中外的生物学史料和当代生物学的新成就，写成了《生物哲学》一书，对一些生物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了哲学考察。〔42〕植物分类学家陈世骧以进化论和分类学哲学问题研究见长。他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从哲学的大视野对物种概念进行了新概括，提出了“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新概念，把林奈的“物种不变论”和达尔文的“物种可变论”统一了起来。〔43〕这个观点提出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当然，我国热心于生物哲学研究的生物学家远不止上述这么多。像遗传学家谈家桢、生物物理学家邹承鲁、沈淑敏、生态学家马世骏等对有关生物哲学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发表了一系列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平。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生物学家以外，还有一些物理学家、化学家也对生物哲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直接参与到这一研究中来。著名物理学家彭桓武、丁达夫专门探讨了生物学的自主论与还原论问题。他们认为，与已知的物理学规律相比较，生物规律处于更高级的层次。所以绝对的还原论是不可能的。〔44〕这是物理学家对生物学还原论问题的精彩论述，使得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大为增色。

⑵哲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主力军　我国生物哲学研究人员主要来自社科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他们大都具有较高的哲学素质和较扎实的生物学功底，所以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由哲学家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并完成的。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第一部理论专著《达尔文学说与哲学》就是由哲学家舒炜光撰写的。这部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作了全面分析与探索，是5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45 〕哲学家胡文耕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他在不同时期发表过多部（篇）生物哲学论著，可视作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他的新作《信息、脑与意识》一书对心身问题、脑与意识的复杂关系，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讨论，阐发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是我国生物哲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46〕哲学家邱仁宗主要致力于生命伦理与道德的研究，他的《生命伦理学》一书论述了有关生殖技术的伦理及安乐死问题，填补了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一项空白。〔47〕哲学家余谋昌在生态哲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他是我国生态哲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撰写的《生态学哲学》一书对当代全球生态危机及其解决途径进行了哲学反思，发人深省。〔48〕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哲学家王志康在进化论哲学研究方独树一帜。他在《突变与进化》一书中专门探讨了突变概念的演变及其在生物进化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是90年代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的又一部力作。〔49〕由于上述这些研究者同时兼有生物学与哲学理论知识，因此，他们所探讨的问题都有较高的理论深度，而并非一些零散的、直感的哲理性体会。

⑶生物学史是生物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生物学史工作者十分关注和投身于生物哲学的研究，他们在生物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常常深入探索某个案例而阐发其中的哲学问题，这样他们既为相关方面的生物学史行家，又较好地解决了所探讨的生物哲学问题。例如，李佩珊对遗传学史及其哲学问题，潘承湘对细胞学说史及其哲学问题，张秉伦对人类进化史及其哲学问题的研究，都属此例。另一方面，我们许多生物哲学研究者也都是生物学史研究的活跃分子，他们把生物学史与生物哲学研究结合起来，通过生物学史个案研究来拓展、深化生物哲学的研究。例如卢继传、傅杰青都是这样的“两栖”学者，他们的研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4　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存在问题与建议

勿容置疑，建国40多年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对我国生物学与哲学的发展都起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着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与化学哲学、地学哲学等学科研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笔者以为，需要深刻反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我国目前生物哲学研究基本上是分散的、单打一的方式，研究者各自为阵，缺乏组织与协调。所以，我国生物哲学研究缺乏计划性、系统性，至今没有撰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生物哲学基础理论的学术专著。有鉴于此，有关方面应该做好组织与引导工作，尽快撰写出一批有份量的生物哲学论著，使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跃入一个新台阶。

第二、我国生物哲学研究涉猎领域虽然比较广泛，但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如生物学（生物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尚显不足。目前，国际学术界已经将生物社会学问题作为生物哲学研究的重点，它体现了当代国际生物哲学研究的最新动向与发展趋势。开展生物社会学的研究，不仅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我国学术界应及时地调整研究方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三、我国生物哲学研究队伍实现了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但这支队伍目前主要依托老一辈学者，中青年学者尚未形成中坚力量，从长远来看显得后备力量不足。因此，当务之急是需要加快中青年生物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建立起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使之担当起走向21世纪的历史重任。

第四、我国生物哲学研究应加快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在研究成果上互通信息，在学术思想上交融互补。要尽快加入国际生物哲学研究组织（ishpssb），积极参与国际生物哲学界的学术活动， 使我国生物哲学研究走向世界。

目前，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年代，生物哲学研究者感到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一步加强科学家与哲学家的联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一些综合性课题的研究，争取在未来的几年里，使我国的生物哲学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与突破，为胜利跨入21世纪奠定坚实的基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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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郭华庆：恩格斯对人类起源理论的奠基性贡献，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9期。

〔34〕许志远：劳动创造了“智人”，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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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黄友谋：社会生物学有待重新评价，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2期。

〔37〕朱长超：应当冷静地对待社会生物学，自然辩证法报，1983.7.25。

〔38〕张青棋：社会生物学理论模式述评，学术界，1992年第1期。

〔39〕卢启文：现代综合进化论与社会生物学，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

〔41〕方宗熙：生命发展的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42〕张作人：生物哲学，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

〔43〕陈世骧：进化论的若干基本概念，百科知识，1982年第4期。

〔44〕丁达夫：论生物学与物理学的统一，自然辩证法通讯，1984年第5期。

〔45〕舒炜光：达尔文学说与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46〕胡文耕：信息、脑与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47〕邱仁宗：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3篇：高中哲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学哲学、用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7）03-0021-06

中国共产党是善于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也是学哲学、用哲学的过程。“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1]。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e累了丰富的学哲学、用哲学的经验。

一、 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历史轨迹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1921年～1949年）

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始于建党初期。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从学习唯物史观开始的。此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在近代饱受列强欺凌，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国内不乏救国救民的主张和举措，但都失败了。这种情况下，少数先进的有识之士转而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在此历史场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

初步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分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主张用这些观点研究、解决当时中国突出的问题。这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也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是早期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1921年筹备建党时，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谈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2]（P15）总结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国情的典范之作，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瞿秋白、李达等也相继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瞿秋白在《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做了详细的阐述。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结合中国文化传统与风格，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3]。

2.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高潮

1937年，为批评当时党内盛行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延安做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哲学讲座。这两次哲学讲座为我们党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奠定了基础，达到了思想建党的新高度。通过这两次哲学讲座，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得到遏制，实践的认识论、矛盾的分析法在党内逐步确立起来。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4]（P533），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最重要的学习内容。

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一个里程碑。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针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5]（P801）这一论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解释了实事求是，并将其逐步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准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1949年～1978年）

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第二阶段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全国开展了长达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活动，多次提出要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时期国内情况复杂，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各种工作千头万绪，特别强调：“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6]（P200-201）他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善于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善于用对立统一的矛盾分析法看问题，善于在多种矛盾中抓主要矛盾，善于在矛盾的双方中抓主要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国内的主要问题。1958 年“”后，为反思“”的严重后果，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提上议事日程，推动学哲学、用哲学成为全国性的群众活动。提出：“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7]（P323）

全国性的群众学哲学、用哲学活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哲学史和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8]（P181），取得了很大成效。但由于当时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 业余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制，因而“在多数情况下， 只能是在实用的层次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感性体验而取得感性的认同”[9]（P12）。“”开始后，受“左”倾思想的引导，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常常被纳入政治斗争、政治运动中，出现了简单化、片面化、庸俗化以及唯心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弊端。虽然上述情况表明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活动存在不足和偏差，但其主要原因是受制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特别是“”的背景，因而不能否定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必要性，也不能否定群众性学哲学、用哲学的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1978 年至今）

中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第三阶段始自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打开了解放思想的闸门，“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10]（P1029）。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全党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加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说：“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指出：“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11]多次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善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更加重要的位置。“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显示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2013年至2015年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就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集体学习，在主持学习时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自己的看家本领，以便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

二、 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基本经验

（一）学哲学、用哲学是共产党人端正思想路线的基础

思想路线是一个政党如何认识事物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决定了这个政党如何认识和处理问题，不同的思想路线将导致不同的结果。思想路线正确，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有正确的革命和建设的行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树立正确的思想路线，防止错误的思想路线，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路线，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在与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确立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努力学哲学、用哲学的成果。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党内存在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照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教条，拒绝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为揭露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根源，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深刻阐述了实践对于理论的决定作用，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对在中国革命中坚持怎样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做了哲学高度上的论述。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实事求是”做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了有没有党性或党性纯不纯的高度。在党的七大上把“实事求是”作为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作风之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才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特别是在“”期间，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度被抛弃，这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受严重损失。邓小平等人力挽狂澜，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同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做斗争，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后，我们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新的建设实践学哲学、用哲学。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总结经验，将这些经验提高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最终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

（二）学哲学、用哲学是坚定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保证

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探索、奋勇开拓，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在困难与挫折甚至生死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克服消极心理和畏难情绪？主要靠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本质规律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因此，只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才能真正理解政治经济学，真正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才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在每个历史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都面临着理想信念的考验，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前途，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正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传播与普及，使广大党员和群众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在关键时刻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三）学哲学、用哲学是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的有效方法

中国革命和建设只靠精神、理想信念是不够的，其中每个重大胜利都既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做支撑，还要有足够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以便能够分辨哪种道路、主张符合历史趋势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哪种背离历史趋势、不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道路、主张相互斗争，只有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拥有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才能洞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才能同形形的错误思潮和主张划清界限。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很难在工作和生活中敏锐地发觉各种理论和观点的本质，也就很难保证始终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曾面临无数次生死攸关的考验，每次都是依靠清醒的政治^脑和敏锐的政治鉴别力才得以做出正确抉择，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方向。无论是战胜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是反对“两个凡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等，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运用。

（四）学哲学、用哲学是提升干部队伍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的必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是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的保证。领导干部必须具备高水平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清楚分析问题、正确做出选择，才能在日常工作中分清轻重缓急、明辨是非。领导干部不具备应有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就不会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思维方法和判断能力，就没有能力科学、高效地处理问题，就容易造成工作上的失误。指出，我们党面对着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肩负着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的有力支撑，是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不断前进的。一些党员或领导干部不缺专业知识，工作上也是积极肯干的，但由于没有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方法，在工作的对象、范围、条件起了变化时，不能将原有的专业知识进行哲学概括，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把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能多维度、辩证地处理好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各种关系，因而不能取得好的工作业绩。

在理论素养的培养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更具有根本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视野是否开阔、眼光是否长远、胸怀是否宽广，决定是否具有较强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只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集体与个人、长远与眼前的关系，才能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有能力捕捉现象背后的规律，科学分析和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启示

（一）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坚持与发展相结合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要学好哲学、用好哲学，就必须遵循坚持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固守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结论，只懂坚持而不懂发展，无法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止步不前。

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就会偏离航向；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会止步不前。

（二）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终目的是应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坚持与发展、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要求。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要学以致用、在学中用、在用中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就要既要结合国际形势，也要结合国内现实问题，还要结合个人的具体工作。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总是同一定的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表现着产生它的那个时代，哲学远离时代就失去其存在的依据。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各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问题异常复杂，世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给人类提出了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深度融合，实现自身新的发展，就必须关注这些时代问题。

要自觉把学哲学、用哲学与研究和解决当今中国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这样的学哲学、用哲学才能在实践中落到实处、达到目的，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胜各种错误主张和思想的强大武器。在党的历史上，每一次学哲学、用哲学都有着鲜明的问题指向，没有问题指向的学习只能是纸上谈兵，更谈不上对哲学的运用。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马克思完成了对新哲学的论证。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用于具体的工作实际，这是每个共产党人学哲学、用哲学的应有之义。要在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决策和解决上，体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提高科学决策的水平，避免工作失误。

（三）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结合

要坚持真理就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其言论和行动要符合人的价值需求。不遵循客观规律，人们选择的活动就无法实现价值追求；不符合人的价值需求，人的选择就是无意义的。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结合，就是要求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符合当前我国人民的价值需求，突出学习和运用那些与我国现实问题联系紧密的观点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断章取义，但不同时期解决的重点问题不同，因而又要有不同的学习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我们要在全社会尤其在领导干部中学习和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学习和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观点和方法，增强对全面深入改革的必要性的理解和自觉性。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全面从严治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找好自我定位，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更好地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

（四）学哲学、用哲学必须坚持弘扬真理与修正错误相结合

科学真理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传播并不断为人所接受的。全面改革的不断深入会触发更多更深层次的矛盾，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反腐败也必然会遭到一些人的阻挠，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局势很复杂，这必然会导致在思想建设领域里的杂音。近些年来，总有人谈论马克思主义无用、马克思主义过时等论调，再加上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社会思潮，使得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受到威胁与挑战，必须用不断发展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要取得学哲学、用哲学良好效果，除敢于同错误思想理论做斗争外，还要正面积极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首先就要求我们要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真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感情，才会勇于维护它的地位。还要掌握正确的弘扬、学习的方法，只有方法得当，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得到广泛传播，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掌握；只有方法得当，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争取主动，有效捍卫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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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 晋.想读常读的书籍[N].北京日报，2017-01-16.

[4]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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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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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 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9]王立胜.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述评[J].浙江学刊，1990，（2）.

第4篇：高中哲学方法论范文

一、哲学对高等教育学的贡献

高等教育学科创立只有三十余年，但是高等教育知识与相关学科知识的对话，早在古代教育活动开始之初，就显示出自身强大的包容性和对话性。从早期的与哲学、数学、神学，到近代的宗教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再到现代的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建立，高等教育一直在各种环境中不断地完善自我，以建立坚实的学科基础。

西方的哲学从中世纪大学开始，就显示了它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从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再到柏林大学，无一不体现出哲学在大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大学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大学主要以什么为后盾来体现自己在民族事业中的作用，这一点，西方哲学史已经明确地给出了答案，哲学在大学当中的奠基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由于哲学如此长时间的发展，不断的在大学内部发挥自己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在整个文艺复兴乃至科技革命时期，哲学不仅促成了欧洲大学的繁荣，更加影响着整个欧洲大陆的发展，正如张楚廷教授所说，是“如此全面地影响着那个文明史以来特别昌盛的时期”。

然而，无论在欧洲大陆哲学以什么样惊人的态势在影响着大学，近代中国却是始终如闭着双眼的婴儿，还继续沉醉在我们古老的文化中。直到被国外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我们睁着朦胧的双眼看世界的时候，看到的是满目的机械和船只，即使中国古代哲学多么博大精深，对大学的影响多么深刻，也阻止不了我们对新奇事物的探索，于是，这一时期的大学都停留在器物层面的简单模仿，大学忙着教人造船、教人纺织、从当时各类大学的名字，就可见一斑。直到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不可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蔡元培不仅让腐朽的北大在“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旗帜下获得重生，也给北大注入了新的哲学精神。他带来了一种其他时期都没有明确提出来的新的哲学理念，“哲学一科，遂凌驾于其他三科之上，而为大学中最重要之部分”，其他三科即神学、法学和医学。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同一时期的梅贻琦领导的清华大学也积极响应，使哲学在大学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从这一时期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学有很多有实力的哲学家，他们基本上都有海外留学经历，都在北大清华任教，也正是有这一雄厚的哲学实力，使得北大清华处在国内大学的顶端。而后一系列的政治磨难，让本来可以生根发芽的哲学在大学中经历了磨难，也由此很难长出有成就的哲学家来，贫瘠的大学土壤最终没能给哲学足够的养分，使得现阶段的大学，没有稳固的根基，也没有大学本该有的哲学厚度。即使在上世纪90年代，人们也不得不承认，国内总体学术水平较高的大学，哲学水平也处在中国的顶端。也就是说，哲学水平高低与大学水平高低仍然是高度吻合的。

大学与哲学的关联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高等教育学更应该认识到本学科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这种与生俱来的关系，使得高等教育学在研究大学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哲学促进了大学的发展，反过来大学又成为哲学成长的温床。而在高等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深深的受到了哲学的影响。很多学科在建立之初都试图从最原始的哲学寻求自己的起点，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而正是这一寻根究底的询问，让高等教育学发现了自己与哲学天然的联系，即使学科建立才三十多年，但是高等教育学所走的每一步，都少不了哲学的支持。

二、高等教育学与哲学的“不平等”

大多数学科都来源于一系列的实践活动，高等教育学也不例外。高等教育学起源于教育实践，经过三十多年对实践的探索，不断的升华为理论，才形成了目前高等教育学研究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哲学一直作为一个“帮助者”在引导和帮助高等教育学向前发展，同时，也是作为一个“给予者”给高等教育学提供各种理论和方法。高等教育学的研究通常是从多个具体的实践中得出普遍意义的理论基础。由个别推论一般，由已知推论未知，由过去推论未来，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内部的组织结构是重点研究的对象，了解一个学科内部的组织机构能更好的进行研究，因此哲学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由于高等教育活动的特殊性，高等教育学的这种研究方法更多的是社会学与哲学的综合，这一现象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种新的综合趋向，即当结构与系统、功能、元素等概念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时，各个部分的意义才能显示出来，即在整体结构上的意义。因此，结构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关系描述与分析，而不是根据个别的事物或事实来解释现实。它的基本原理是，具体存在的事物，只有存在于一定的结构联系或关系中，才是有意义的。哲学给高等教育学提供的理论、思维和方法论还远远不止以上的方面，这些都显示着高等教育学在这样的学科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哲学的帮助和引导，但是高等教育学可以为哲学提供的理论与方法，几乎没有。

三、走向平等对话的学科关系

从布鲁贝克的以《高等教育哲学》命名的著作问世，关于高等教育哲学的讨论不绝于耳。最初始的学科还未分化之时，教育与哲学总是以细密的不可分割的状态存在着，一直到学科逐渐分化，教育学也逐渐建立，再到高等教育学的建立，学科的分化也未能切断这种联系。从中西哲学史不难看到，高深知识总是在高等教育机构里面进行，两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即使到现代，高等教育衍生出的知识传递与创新职能，也不可避免的需要哲学的辅助，知识的传递固然包括哲学的知识在内，而知识的创新尤其需要哲学的理论和原理作为生长点，使人类的文明不断的延续下来。

第5篇：高中哲学方法论范文

一、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提出，本身就是在西方哲学的刺激下产生的，中国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处在自身学统的背景下开始的，其理论建设，从过去到现在都受到了自身理论以外的哲学理论及方法的重大影响。

首先，中国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革命的辩证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其成为一个科学的哲学体系。但中国哲学的研究受到苏联哲学界关于哲学党性学说的影响，加之我们“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的泛滥，从而将哲学史说成是两军对战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进而又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把一部智慧之学变成了纯粹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情况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逐步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了，从而从头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短短30年就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时至今日，一个科学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这个研究必然会极大地推动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

其次，我们必须重视一个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问题，这就是西方哲学范型的巨大影响。毋庸讳言，从发生学意义上看“，哲学”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没有出现过，全世界哲学创制的范型是西方哲学模式，所以中国哲学的学科创制之初就在相当程度上对西方哲学存在依附关系，由此，西方哲学成为衡量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有关内容是否可以被归之于哲学的基本标准。在这种范式指导之下，不仅人们思考中国哲学史的思维范式在自觉不自觉中是西方中心论的，以西方哲学为坐标系的，同时，中国哲学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学科范围的划定、体系框架、价值取向、甚至于概念范畴等话语系统，都笼罩于西方哲学的范式之下。这一套范式对中国学术传统完全是外在的东西，所以，它不仅不可能充分全面体现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而且极大地曲解、肢解、贬低了中国哲学的价值。

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以较为极端的“合法性”问题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是与中国一直以来存在和争论的身份认同的焦虑密切相关的。在学术领域，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就其内容来讲中国哲学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但表述形式又是西方的，这确实是个很深刻的矛盾。广大中国哲学学者一直在做一项重要工作，即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国哲学是本土生成的，却又一直没有证明和体现自身的理论特质和基本价值，没有或不能超越西方哲学范式，因而很难说它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也是一个困境。所以合法性讨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研究中国哲学应当采取何种范式的问题，如果采取西方模式，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中国是否有哲学就会受到挑战。反之，换一种方式，用中国的话语系统、概念范畴、命题及思维方式去诠释，则中国哲学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这里又必然涉及三个大问题，一是什么是哲学，二是多年来在西方哲学视野下建构的理论体系是否要全盘，三是中国传统概念范畴命题等话语系统能否适应当代中国的文化需求，适应时展的水平与节奏。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问题。

二、面对建构当代中国哲学这一时代课题，首先必须有总体性的清醒认识。

其一，必须承认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种哲学代表了人类哲学的共相，西方、中国以及别的民族在不同文明时期所产生的哲学都是人类哲学的殊相，历史上的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不是数学、化学、物理学，甚至不是逻辑学，历史上的哲学都是有民族性的，因而模式是多样的，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哲学的内容才是丰富多彩的，而人类哲学这个共相也才具有普遍性。

其二，必须承认中国哲学具有自身的理论特征，它与西方哲学大相径庭。中国哲学没有西方本体论的三大特征（抽象的存在，本体与现象相分离，逻辑论证方式），没有西方认识论的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对象化认识方式，没有形成西方的逻辑思维系统以及与自然科学血肉相连的理论品格。但是中国学术传统中，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总之，文化哲学却极为发达，中国哲学的样态就是典型的文化哲学。文化哲学是一种打通理性与经验、形上与形下两种思维运思屏障的新的哲学态度与方法，它从形上的价值理想预设出发，去审视和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文化世界，从中探求人们的生存本性、行为根据、存在价值、生活意义乃至前途命运，去求解人的现实文化实践背景的人文精神，并展示个体生命存在的多样化特征。中国哲学研究的就是这些问题，因而有极高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就具体层面来说，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有机宇宙观，以经验直观为基础的辩证思维和原始系统论，以理性及心理体验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价值系统，以大一统君权至上和以民为本相互补充的政治哲学，以追求和而不同立足于现实的生活辩证法，有道德修养和直觉体验为特色的认识论，有以儒、佛、道互补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和深邃的理论内容，中国哲学作为人类哲学的殊相，其内容之丰富，其价值之崇高，其立境之高远，其思考之深刻都是许多民族不可比拟的，在文化哲学上西方世界也只能望洋兴叹。

其三，必须承认西方哲学模式以及概念范畴体系、即话语体系，对中国哲学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西方哲学以及各种社会思潮对古代学案考据等方式研究的冲击，一部系统的现代的中国哲学及哲学史就成为不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对中国哲学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当代中国哲学体系绝不是某些“合法性”讨论者认为的完全是“以西释中”，其实它的根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分不开的关系。胡适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先行者、开拓者，而后来的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冯契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他们不但自觉地运用西方范式，更是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但又不完全沉溺其中，而是根据中国本有的学术传统以及理论特质，进行了各有特色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以及体系的构建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如果没有西方哲学范式以及话语系统的引进，那么，作为学科的现代中国哲学根本无以谈起，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对建设中国哲学的作用无与伦比，绝不可轻言否定，因为时至今日，尽管许多学者想在现有体系之外创建一个新的体系的艰辛努力仍然没有看到成功的曙光。其四，必须承认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先天不足，即存在着缺点和缺陷。例如，1、中国哲学的逻辑分类比较欠缺，只有经史子集的划分而基本没有区分和考察超验与经验现象间的关系；2、中国哲学本体与现象是不分离的，本体是在经验基础上的超越，对本体的真正把握是自己对它的切身体验，正是由于中国哲学传统注重亲身体验，所以才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学术路径，这也是一种注重因循的经学传统；3、由于不注重纯粹超验的研究，不注重逻辑方法的研究，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哲学与数学以及物理公理系统的关系较远，影响了科学（几何定律、公理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儒家的轻自然、薄技艺和道家对科学的排斥，因而体现在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怀疑精神是极少的，对善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真的追求。（这决定了中国文化很难进入超验领域）；4、本体与现象的融合性决定了中国哲学在认识论领域里没有建立在严格主客二分的对象化认识体系上，而是侧重于道德修养和价值判断，带来认识的模糊性、混沌性，不确定性，从而导致认识论不发达的结果。由于其伦理道德学说以及中庸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所以，对个体以及社会的注重远远低于对家庭血缘关系的重视，导致追求民主平等（法治、公德、公平、正义）之类的观念成为不可能。缺陷当然还有很多。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哲学的优长之处，而且这些优点在后现代社会里依然会发生重大影响，为人类安身立命提供大智慧，但同时也要承认中国哲学存在的不足，这些不足可能正在影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绝不能因为要复兴传统哲学，就把它看成一朵花，把别人都看成豆腐渣，否定西方哲学，其实，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在理论形态和内容上都高于中国传统哲学一个层次，这也是促使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的一个原因。

三、如何重新构建中国哲学，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其实，我们现在正处在两难状况之下。一方面，如果依然按西方哲学范式构建中国哲学，不做大的变动，只是有所损益，或做更多的理论诠释，这样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质就很难显现出来；相反，如果完全消除西方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学术分类的影响，按照中国传统学术标准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那么是否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现在脱离西方重写中国哲学的呼声很高，有人认为，如果采用中国式的语言和表述方式，使用中国固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维进行诠释，那么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状、品格，就会不证自明，但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

首先，我们已经运用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研究中国哲学一个多世纪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话语系统也有近一个多世纪了，这两种话语系统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已经有机地融为一体了，如果我们丢掉这两个话语系统，中国哲学是什么样态的哲学，我们无法设想。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对中国哲学资料的研究与分析中，在许多方面是依靠西方与马列的，这些分析与研究其大部分成果是正确的，而且已经深入人心，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与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范畴概念的基本内涵，以至于精神实质之间的关系已经约定俗成，用这一套话语以及先进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表述中国哲学，任何一个中国学者都是可以理解的。其次，如果完全用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命题、思维表述中国哲学，当然是最忠实于中国哲学之原旨，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特色，但这已经与现代的语言系统有了十分巨大的差距，结果是今天的人理解起来仍有困难，还需要用我们已经习惯的话语系统去诠释，更为重要的是，用传统话语系统表述中国哲学只能较准确地反映过去的哲学成果，而不能完整反映中国哲学的现代意义。所以，牟宗三的“以中释西”的做法也不能说是完全成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与中华民族的实践活动内在联系的，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赋予了现代哲学话语中的范畴以特定的内涵，这些内容，是传统的概念范畴体系不能涵盖的，所以完全使用中国古代固有话语系统也会带来许多矛盾，也不会创新出一个现

代的中国哲学体系。

其实，我们之所以反对以西释中，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规范中国哲学，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曾经在很长时期内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中西哲学的关系，用西方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框定中国哲学，完全无视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和精神实质，从而了中国哲学，使其失去了丰富的色彩和强壮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应该排除的首先是西方哲学的内容结构和思维方式，排除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解，而对其真正有价值的哲学精神以及研究方法，应该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

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仍应该走中西马相结合的道路。我们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西方哲学的哲学精神（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怀疑精神，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精神，追求逻辑和思维严密的精神，追求超验的形而上学的传统，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的精神，以及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精），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与特点相结合，也就是中西马相结合，以中国哲学内容为基础和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西方哲学为借鉴，中西概念共同使用，互相诠释，从而突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建立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

现在已经有许多西方哲学概念的内涵具有中国哲学的特色，不必完全抛弃，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也可以混合使用，如本末、体用、道、仁、礼等等。笔者主张中国哲学研究必须是接着讲，而不必过分强调照着讲，要在古代先贤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其思想，超越其哲学，建立一个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主要之点在于其关注现实生活，现实人生，具有实践理性精神，经邦济世，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不崇玄思，具象合道，即事而真。发展中国经世为人的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和生活哲学的特色，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人生提供一种大智慧，提供一种博大、宽容、豁达、变通的人生观，提供一种全世界都可以理解的思维方式和以人为本合乎人道的价值观念，把中国哲学的特色发展到极致，使其成为真正充满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特色鲜明的哲学，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我们也应当克服传统哲学之不足，增添一些反映世界快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独领、人们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及现代社会全人类面对的整体危机的相关哲学思考，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必须以哲学的方式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时代性课题，承担起对现实社会的超越性、前瞻性和整体性指导功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和谐世界的建立作出自己的历史贡献。“究天人之际，合中西之学，通古今之变”，这是中国哲学的根本宗旨。

四、诠释学是现代西方哲学非常重要的内容，其理论价值极高，而且就其某些方面来看，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是相通的，因而诠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解，诠释学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了。笔者不大懂诠释学，但就初步了解的一点皮毛知识而言，已经感觉到这个现代西方的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诠释与重构。

诠释学刚刚产生之时，是精神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又在更高的层面上阐发了本体论诠释学。我认为，这两种诠释学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及对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都有非常强的指导和应用意义。

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诠释学，狄尔泰的体验诠释学等，其实与中国传统“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治学方式是相通的，也与我们对中国哲学史的一般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这就是在理解经典时，首先通过文字学、语法学的考证，再辅之以作者师承关系、生平考察以及心理学分析，再现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情感情绪，并且尽可能地在文本语言的多义性解释中确定符合作者原意的解释，以保证对经典的理解是客观的，准确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正是我国古今广大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所采取的最常见的方法和最想达到的目的吗？施莱尔马赫的语言学方法，就是为准确理解文本的意义而制定的，因为他认为作者原意很难把握，而文本的原意却完全能够通过正确的诠释方法得到正确的解读，因此，建立一套正确适用的诠释学方法，对经典理解意义重大，而对这种诠释目的的追求，正是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经典的基本方法，同时，它是一种自觉的理论研究，具有系统、全面、深刻、可操作的特点，所以，它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也不妨把这种诠释学的内容纳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去，以提升哲学史方法论的哲理性及科学的系统性。

第6篇：高中哲学方法论范文

一  

我们说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根据在于它是世界哲学史上新产生的独一无二的哲学体系，并且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真理。  

毛泽东新哲学思想体系是由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和两大层级系统构成的有机体系。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第一个层级系统是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理论系统。第二个层级系统是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最基本的原则“一以贯之”，从而把两大层级系统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  

毛泽东元哲学理论系统，是由毛泽东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这“三大论”合成的深层结构。毛泽东的立场论，是毛泽东提出的人们在思想、言论、行动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理论。它是由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立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行动立场三个层次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毛泽东的观点论，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观点，即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它是由实事求是的一元观和知行统一的认识观、对立统一的宇宙观、人民大众的历史观这四大观点构成的完整世界观。毛泽东的方法论，是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和工作的方法和办法的理论，即毛泽东的学习方法、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历史方法和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理论。它是由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矛盾分析的思想方法、阶级分析的历史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五类方法理论构成的系统。毛泽东元哲学理论思想系统里立场论是前提、观点论是核心、方法论是工具，这“三大论”既有相对独立性，又互相依赖，成为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深层哲学系统。  

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是由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军事哲学思想、经济哲学思想、文化哲学思想、道德哲学思想等众多分支应用哲学系统结合而成的具有表层结构特点的庞大系统。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包括中国革命的逻辑，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新民主主义论哲学基础，民主与专政的辩证法，人民民主专政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执政党的建设等。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包括战争的认识论，战争的唯物史观，战争的辩证法及战略和战术等。毛泽东的经济哲学思想包括中国经济建设的逻辑，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分配原则，独立自主、向外国学习的原则等。毛泽东的文化哲学思想包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观，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化美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文化工作的辩证法等。毛泽东的道德哲学思想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道德情操和严于律已、自我批评的道德修养原则等。  

毛泽东提出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基本的原则，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和自始至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里的活的灵魂。正是这个“一以贯之”的最基本的原则，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系统与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系统联结为一个活的有机整体。毛泽东元哲学思想系统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的三大理论是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深层的本元、根基和前提。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是毛泽东的立场论、观点论、方法论这些深层的元哲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展开和体现。所有这些，使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成为既有骨胳又有血肉的交相生辉生动活泼的新哲学体系。  

二  

毛泽东新哲学思想体系吸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华，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上，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概括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第一人。固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早已为马克思和列宁所提出，可是，他们的论述散见于他们的全部著作中，他们既未把“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也未全面系统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里，才第一次把马列零散的论述集中概括起来，加以提炼抽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并且明确指出它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很显然，这本身就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独特的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人类哲学史上创造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哲学体系。他不仅提出了这个新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重点探讨和阐明了他发现的唯物史观，打破了历史观上唯心主义大一统的局面，实现了伟大的哲学革命。列宁继马克思之后，重点探讨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辩证的认识方法论，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列宁主义哲学的新阶段。毛泽东直接从列宁出发，重点探讨和阐明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问题中的方法论问题，形成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元哲学和一系列应用哲学相结合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新的特质，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促进、深化、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到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再到毛泽东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50年的历史发展逻辑。  

应当指出，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多学派的局面，影响最大者有斯大林的哲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三大家。斯大林首先扛起了保卫列宁主义的大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体系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在落后的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是，斯大林有严重的形而上学，扼杀了马列哲学思想中辩证法这个活的灵魂，其哲学思想的理论水平比列宁后退了许多。以卢卡奇、柯尔斯、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打起了反列宁主义反映论的旗帜，强调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原则、辩证法原则和主体人性原则，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发人深省的新问题，但是他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往往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唯心主义同流合污。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与列宁哲学有关，但毛泽东是直接继承和发挥列宁的反映论的，他不仅坚持了列宁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而且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认识论的实践论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论。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大大扩展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外延，丰富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内涵，从而把马列主义哲学推进到新阶段，使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中国建立并巩固起来。可以说，列宁之后，马列主义哲学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即斯大林的“正题”，本文新马克思主义的“反题”，毛泽东的“合题”。可见，列宁之后真正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方向的，既不是斯大林，也不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国的毛泽东。  

三  

毛泽东新哲学体系是地道的中国哲学，它吸取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对中国哲学实现了伟大的革命变革，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毛泽东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为此，毛泽东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哲学作了系统的研究总结，继承了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哲学在内容方面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的宇宙观和社会道德论的优良传统。在表现形式方面更有独特的中华民族形式，那就是文章短小精悍，文字言简意赅，表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格具体形象，生动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渗透到中华民族文化形式中去了，而且把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提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水平，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具体化为中国的哲学，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实现了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化，收到双重效果。  

毛泽东不仅吸取了中国哲学的精华，而且剔除了中国哲学中的糟粕。中国古代哲学是封建时代的哲学，自然带有封建性的内容。中国现代哲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产物，其中自然有许多是反动的东西。毛泽东不仅剔除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封建性的东西，而且同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国家主义、唯生论、民生哲学、力行哲学等反动学派进行了无情地不懈地斗争，并在同它们的斗争中成熟发展起来。  

中国的古代哲学和现代反动哲学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大一统；按其阶级属性讲，是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哲学，为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农大众服务。毛泽东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尖锐武器打破了中国哲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大一统局面，坚定地站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不仅提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是哲学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丰富源泉，而且力主哲学为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服务，使哲学成为人民大众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对中国哲学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正是在毛泽东倡导下，哲学走到人民群众中间来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亿万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伟大壮举。毛泽东创造的新哲学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大众的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四  

毛泽东新哲学体系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实现了哲学与实际的统一，哲学实际化，实际哲学化，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尖锐的思想武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长期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命运紧密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马列主义当圣经顶礼膜拜，只知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党内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主观主义，无的放矢，理论脱离实际，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惨败，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同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一个在党内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明确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并对这个原则作了系统深刻的阐发。毛泽东强调在贯彻这个原则时，既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形式相结合，更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具体内容的特殊性相结合。由于毛泽东实现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实际化，从而克服了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毛泽东在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统一起来时，不仅善于运用和应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尤其重视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教训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总结，以实现实际的哲学化。他多次讲他的理论主要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教育党内广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理论，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使之升华为新的科学理论，克服盲目实践的经验主义。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理论学习，善于把实际哲学化，从而大大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中国革命事业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第7篇：高中哲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哲学；前沿课程；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7）03-0011-02

哲学前沿类课程已成为国内很多高校哲学专业的基础必修课，这门课程始终站在学术前沿把握当前哲学学科和哲学理论发展的最新动向，对当代哲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根本理念以及主要发展趋势都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就课程本身涉及的内容而言，它不仅仅关注传统哲学中的重大问题在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更关注新形势下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科学技术驱动并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引发的哲学思考。不断发现课程建设中存在的新问题，对课程研究内容与教学对象新动向的掌握并提出相应该的对策是哲学前沿课程建设的重点所在。

一、哲学前沿课程建设现状

哲学前沿类课程在国内很多哲学专业已开设数年，对这一课程的教学模式探索也在逐步开展，当然，这一过程吸收了很多国外相关课程建设的宝贵经验，尤其是欧美国家先进的教学理念及教学方法对我们开展此课程建设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但在借鉴国外先进教学经验的过程中我们的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也渐渐暴露出来，这是不容忽视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哲学前沿问题的把握不够

这一课程开设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并加深学生对哲学自身的理解，即传统哲学理论的时代意义、多元文化视域下的哲学内涵的拓展以及哲学与时展的内在关联等根本性的题。当下很多高校的哲学前沿课程的开设并未能真正对待上述问题的实际存在，课程的设计及内容仍脱离不开固有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束缚，最多将当今社会出现的一些的新现象、新理论放到已有的哲学理解范式中去理解，比如对当前出现的虚拟哲学、全球化哲学、应用伦理学等极具时代前沿性的哲学形态仍然用传统哲学的分类及分析方法对号入座，定性定派，忽视了新形势下的哲学的应用与实践性的维度，另外有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哲学界的理论研究与中国实际存在的问题严重脱节”造成了对哲学前沿问题真正的“前沿性”把握不足[1]。

（二）对教学方法与实践的探索重视不足

关于当代哲学前沿课程建设全国很多高校都在进行探索式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但有一个问题应当引起注意，即研究者过于强调对哲学前沿问题的理论内容探究，而对此课程应用哪些教学方法最为适宜以及如何在教学实践中开展的研究重视不足。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哲学前沿类课程的教学仍未能完全摆脱传统的独白式教学方法的束缚，对学生在何种程度接受这一课程缺乏互动式探讨，对诸如在哲学前沿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出现的“前沿意识与基础意识”、“问题意识与文本意识”、“主讲方式与互动方式”等事关哲学教学方法与教学实践的研究不足。在本课程教学过程中对如何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应用新媒体资源促进教学想长以及尝试使学生切身体验式教学等都要适当应用，从而有助于哲学前沿课程更加切实有效开展。

（三）教学内容缺少特色

哲学前沿问题课程的设置关键是教学内容的选择，如果按传统的做法对哲学研究方向划分为中、西、马三大块来设定教学内容自然无可非议，但其中必然缺少对某一部门哲学或国别哲学的重视。历来研究西方哲学前沿问题的人毫无疑问会将理论关注点放到欧美哲学上，如果按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观点，欧美哲学是作为“体系哲学”的“大写的哲学”与“元叙事”，向来以人类文化的中心自居，这一研究倾向已成为国内研究西方哲学的主流。在哲学前沿问题课程内容的设置上体现明显。这样就极易忽视作为部门哲学如俄罗斯哲学前沿理论问题的发掘和研究，而俄罗斯哲学作为一种独立的部门哲学有其特殊的理论论域和理论价值，亦是西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缺少对诸如俄罗斯哲学等重要部门哲学关注哲学前沿课程建设就是不完整的，可适当将其特色内容融入到本课程建设中来，从而促使学生们对这个课程有整体性的了解。

二、哲学授课内容与对象的新变化

哲学前沿问题课程建设应始终围绕体现时代性最为核心最具价值的学术问题展开，原有的哲学教学内容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另外，作为教学对象的主体――学生――接受知识的形式以及对哲学前沿问题的关注方向已发生很大改变，如果教师不注重对授课内容以及授课对象新需求的研究和改进，那么很难适应当代哲学前沿课程的教学实践要求。

首先，研究者要跳出传统哲学授课内容模块及课程体系束缚，吸收更为新鲜与前沿的知识构成，并将其融入到本课程改革建设中。有学者已经注意到，“21世纪，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当代中国哲学走出了原先的框架和视野，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三个方面的转向：一是人类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向；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转向；三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认识的转向”[2]。学者们意识到了新时期我国哲学研究方向的转换是值得赞赏的，关键是要将这一具体研究内容、研究方向的转换纳入到我们的教学实践进程之中，真正使学生在学到新知识的同时加深自己的理论休养扩大自己的理论视野，为日后从事相关教学与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哲学前沿课程应当重点对诸如数字化时代的哲学思考、对全球化的哲学思考、对发展的哲学思考、对当代科技革命的哲学思考以及对人的发展的哲学思考等问题的关注和研究[3]。在课程建设过程中研究者应始终对时代性的哲学问题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与吸收，同时不能丢掉传统哲学理论的精华，将其融入到当代哲学发展的视野中。

其次，作为教育对象的主体――大学生，大都属于“90后”群体，借助于现代化的科技和传媒手段，他们更能快速接触社会上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理论，同时对学习哲学、理解哲学甚至研究哲学产生新的认识，哲学前沿课程建设要充分考虑到学生自身的实际需要，找到学生关注的理论生长点，捕捉学生的哲学理解意识的转向，尤其学生对哲学发展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理解倾向，引导学生从正确的非功利的视角进行哲学前沿问题的学习和研究。课程研究不单单从教师的讲解和对书本的学习中理解时代性的哲学前沿问题，更应当让学生亲自参与教学过程，始终以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形成良性互动，师生间教学相长。另外也要注意到，我们的高等教育往往以就业率为衡量教学效果的指挥棒，学生们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往往对哲学前沿问题关注与重视不够，甚至“哲学无用论”等言论在学生中间蔓延。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抛开不必要的思想观念的干扰而单纯进行学习与研究也是在课题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三、哲学前沿课程建设的对策

鉴于以上在课程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新教学内容的改变，针对当下学生接受哲学前沿课程的实际情况，在本课程建设过程中要因时因地制宜，不断探索新的相关学术领域，改进原有的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应对哲学理论的前沿意识、问题意识以反思意识，具体对策如下。

第一，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不拘泥于传统的灌输式授课方式，除理论教学外，应加强与学生在实际生活情境中的互动，在教学过程中尝试体验式教学方法。体验式教学绝不仅仅是教师与学生角色互换，让学生体验教师的教学形式，更是一个开放与走出课堂走出书本的过程。比如，哲学前沿问题非常关注人在现代社会的生存问题，必然要涉及生存的反面即死亡问题，而涉及这一理论的教学如果把课堂搬到医院、殡葬机构、教堂、临终关怀处所等地方让学生亲身体验死亡的历程，则更有助于学生对相关哲学前沿问题的理解和掌握。

第二，积极探索多元化教学模式与考核模式，丰富学生的学习过程。本课程教学宜以问题意识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对相关哲学前沿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鼓励学生提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引导学生对相关哲学原著的阅读，以“读书会”、“哲思论坛”等形式鼓励学生公开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在考核方式上将学生平时参与讨论的程度、公开表达自己见解的态度与理论水平或撰写相关小论文的理论层次等方面纳入到对学生最终成绩考核中，这样就丰富了课程教学形式，打破了传统哲学教学的独白与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培养了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第三，构建哲学前沿问题研究领域。当前我国高校开设的哲学前沿问题课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教学模式、教材w系和教学评价体系，甚至对哲学前沿问题的内容以及关注重点都未能达成一致见解，哲学前沿问题课程开设更显得五花八门凌乱不堪。建设一门好的哲学前沿问题课程要明确课程内容所展现出来的具体的知识体系以及理论论域，要关注以下哲学发展出现的新动向：人工智能、虚拟哲学、网络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经济伦理学、文化哲学、新儒家哲学、政治哲学、实践哲学、后形而上学等，它们越来越成为哲学新的理论生长点。哲学本身的发展越来越体现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哲学要有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当然这更源于哲学研究者和哲学教育者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叔贵峰.2012哲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J].哲学 动态，2012，（12）.

第8篇：高中哲学方法论范文

一、关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争论

关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的认识非常不一致，在国外，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就存在着法哲学与法理学分合之辨。[1]（P51）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这两者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但认识非常不统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认为普通法系国家的学者习惯于使用法理学一词，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习惯于使用法哲学一词。[2]（P5）有人认为这种区别的始作俑者是日本的法学家穗积陈重，他于1881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讲授“法论”时，由于受当时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法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当时流行日本的“法哲学”名称的“主观性”和形而上学气味太重，主张以“法理学”这个译名代替“法哲学”这个译名，并在日本史上第一次开设了法理学课程。[3]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哲学与法理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科，它们各自思考的对象是不同的。如有学者认为法理学是一门知识的学问，法哲学则是智慧的学问，认为“法哲学与法理学是两码事：法理学以对现象的学理描述为其基本精神，而法哲学则以对法律现象、法律观念的哲理思辨为其基本精神。”[1]（P69）也有学者认为，法理学可被看作是法哲学的一个特别的式样或一个阶段。[1]（P50）还有学者认为法理学与法哲学属于不同的理论层面。法理学主要是为了指导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使立法、执法、司法工作有一个统一的和明确的指导思想，以保证法律有效地落实在人们的行动中。法哲学研究则要探索所有法的本质、发展和发展趋势。第三种观点，也是大部分学者主张的观点，认为两者思考的对象相同，但各自思考的视角、深度不同，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吕世伦、文正邦主编的《法哲学论》认为法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是指以研究实证法律为对象的法律学（黑格尔语），或者叫作法学基础理论或可叫作法学原理；广义则是指可以包括法伦理学、法学、法学等理论学科甚至某些基础性法学学科在内的一个学科群，以显示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区别和联系。[4]（P49）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法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用哲学研究和说明法律根本问题的学科”[5].许多学者还注意到法哲学与法理学都是法学的理论学科，它们都以法学的一般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由于考察中角度不同及运用方法上的差异，自身的使命和任务就不同。法哲学注重批判，法理学注重建设；法哲学自觉重视对自身的反省，法理学注重体系的建构；法哲学注重对法理念的不断追问，法理学则把法哲学的研究成果当作应然的概念加以接受并以之为自身体系的逻辑前提。[6]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区别主要是研究的范围与角度不同。法哲学与法理学是相互渗透与促进的。[7]

法律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人们对这种现象进行理论的思考、反思，形成了各种法学理论。勿庸置疑的是，英美法系大多用jurisprudence（中文常译为法理学）来表达这种理论；大陆法系则大多用legalphilosophy或philosophyoflaw（中文常译为法哲学或法律哲学）来表达这种理论。jurisprudence一词主要有五种解释：1 法学；法律学。2 法学的一个分支。3 法律体系。4 （民法中）法院的裁判规程；判决录。5 法律知识；法律技巧[8]（P958）。它与legalphilosophy（在一般人眼里，philos ophy是纯粹思辨的、抽象的和超验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种区别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用词的不同，因为这两个词的外延和内涵不尽相同，所以不应该将法哲学等同于法理学。也不能归结为两种性质不同的学科，因为它们都是关于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论，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或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法律。大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但大多是从传统哲学与法学之间的联系或区别这一视角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差异。

尽管“法哲学”和“法理学”在不少法学理论家的著作中是当作同一个词来运用的，如美国的法学家博登海默的代表作就命名为《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英国的早期法学家奥斯丁将他的讲演集命名为《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讲演集》，当今德国法学理论家考夫曼将其著作称为《当代法哲学与法律理论导论》。但从传统上看，英美法系选用“法理学”和大陆法系选用“法哲学”分别作为自己的法学理论，这不仅仅是个名称的不同而已，这两者的区别乃在于各自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已贯穿在各自的法律实践中。例如，众所周知，英美法律的特征是判例法，它以案情为依据，由法官归纳出其中的规则，以后的法官处理类似的案件时，或者依先前的规则为依据，或者依据新的情况引出新的规则。它具有“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经验论特征。而大陆法系则相反，他们认为法典是高度抽象的理性化的产物，因而是可靠的，只有根据法典作出的判决才是公正合理的，这具有“照章办事”不越雷池一步的唯理论色彩。

此处所谓的传统哲学主要是近代以来的哲学，主要是源于英国的经验论和源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黑格尔以后的主义思潮是经验论的继续，人文主义思潮主要是唯理论的继续。它们对西方的法学理论有重大的影响，但并没有对法律实践模式产生很大的影响。通过对比两种哲学思维方式及其对各自法学理论影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哲学与法理学之间的差异。

二、两种哲学思维方式及其对法学理论的影响

在人类的发展中，哲学对于包括法学在内的各门知识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9]（P649）因为知识的积累和更新工作是由人去做的，而一定的人们总是在该时代的普遍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去积累和更新知识的。“所谓普遍的思维方式，就是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10]（P10）而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经验论和唯理论这两种思维方式影响了西方人对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领域的认识。

经验论又称经验主义，它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并通过经验而得到说明。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古希腊时期的伊壁鸠鲁主义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最早形式。在近代这种思维方式流行于英伦三岛。“这与英国素有贬斥繁琐玄思，倡导科学实验的传统和崇尚工匠学问的风气有关”[11]（P157）。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哲学的始祖，他开创了经验论的认识原则，认为知识是以感官为起点的，认识的成果要以经验来验证，且提出了实验证实原则，主张通过实验的验证来弥补感官经验的不足。此外，他创立了科学归纳法。这种方法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以清除理性主义所带来的谬误，培根认为这是惟一的科学的认识方法。由于他重视经验，所以也决定了他轻视理性，他说：“决不能给理智加上翅膀，而毋宁给它挂上重的东西，使它不会跳跃和飞翔”。后来的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等都不同程度发展了经验论原则。到了19世纪40年代实证主义则在英国广为流行，它作为科学主义思潮的源头，其思想渊源则来自于近代的经验主义。[9]（P1）约翰·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主张一切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它的思想主要受英国的经验论影响。其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就是经验论的变种。实用主义也同样是以经验为核心，只不过是赋予了经验以更宽泛的理解，这种经验论侧重于生活、行动，主张以一种开拓精神来理解世界。

唯理论与经验论是相对的。它认为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只有理性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的知识只能从理性固有的先天要素中演绎而来。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其早期代表。在近代，法国的笛卡尔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奠基者。他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来寻找知识的可靠基础，最后他把知识的立足点奠定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基本原则上，并由此出发而论证了世界的可靠性和上帝的存在。康德把理性解释为一种建立在“绝对命令”之上的、以“本体”为认识对象的思维能力，这是人所具有的先天认识能力。黑格尔则极力贬低经验，把理性（绝对精神）抬高到极至。在他看来，经验“是指直接的意识和抽象推理的意识而言的”[12]（P52），它只不过是理性的一个环节而已。哲学的立足点不能是经验，而只能是理性。

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影响了英美思想家和大陆思想家对法律现象的理解。英美法理学深受经验论影响。这种法学理论主要使用经验论的方法来考察和分析法律。曾做过经验论开创者培根的秘书的霍布斯虽然多次出访欧洲大陆，深受大陆理性思潮的影响，并系统地论述了以契约论、正义论为特征的自然法理论，但在法律问题上则明显地受到经验论的影响，他认为“吾人可得国法这定义焉，即国法者，乃国家对一般人民之命令，由口说，或文字，或其他显明之符号，以表示之规则，用以分别是非，指示从违者也。”[13]（P200）他对法律的这一定义可以说是实证主义法学和分析法学的先驱。[14]（P49）当经验论原则发展到休谟那里，尽管这一原则用来解决知识的可靠性受到了质疑，但这并不影响他用经验论原则来探讨包括法律在内的知识问题。休谟的名著《人性论》的副标题就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他在这本著作中充分地讨论了法律、等问题，这足见经验论对休谟思想的影响。作为科学主义思潮源头的实证主义虽由法国的孔德创立，但却流行于英国。所以在实证主义流行的英国，出现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是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英国的边沁和奥斯丁是分析实证主义的鼻祖。这种法学思潮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极一时。美国的法理学如同其最初的移民一样来源于英国。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法官之一霍姆斯的著作《普通法》可以说是实用主义法理学的典范，他认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而他所谓的经验就是法官在遵循先例的前提下，充分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给予先例以新的生命，[15]（P279）以与英国那种严格遵循先例规则相区别。霍姆斯对经验的这种理解与美国实用主义大师詹姆斯、杜威等思想家对经验的理解如出一辙，他们都把经验解释成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而环境的变化又反过来作用于有机体及其活动，“这种行为与环境的密切联系，就形成了我们的经验”[11]（P66）。

而欧洲大陆的法学理论，即法哲学深受唯理论的影响。法哲学是以理性主义的方法或者说用抽象的思维方法来考察法律的。古罗马的斯多葛派就认为，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变世力量，它是一切真理和权威的来源，自然也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著名的法学家西塞罗倾向于把自然和理性等同起来，认为理性是宇宙中的主宰力量。在他看来“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14]（P14）智者的理性和思想应当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以理性作为法律的根本指南的同时，理性的具体也是不断地变化的。欧洲大陆的法学家对此作出了他们自己的探讨。法国的孟德斯鸠认为法不是来源于“神的理性”，而是来源于他所谓的“根本理性”，这种根本理性是不同事物的性质必然产生不同的关系及其相适应的法这样一条根本规律。在《论法的精神》这本书中，他认为气候、土壤、宗教、货币、道德等诸多因素形成了一般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就是一种根本理性。法律就是这种精神的产物。而德国的法哲学显得尤为理性化。康德就认为法律最终要服从于道德这样的普遍理性，而这种普遍理性就是康德所谓的“绝对命令”，法律的合理性就存在于对理性、正义的追求之中。而最早使用“法哲学”这一词的黑格尔则是从历史理性中来考察法律，他认为法律或者说实在法是法的理念的产物。这种理念就是自由意志。他说：“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16]（P1）二战后，那种强调法律只关注“实然”而不关注“应然”的纯粹法学理论遭到人们的拒绝。而欧洲一大批法学家如意大利的G·D·韦基奥、德国的R·施塔姆勒和拉德布拉鲁赫及法国的狄骥等将分析实证主义所拒绝的“理性”、“正义”等价值因素又重新引入了法学这块领地。当萨维尼倡导历史法学派后，法律又被认为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学者的任务是研究记录，从中提取真正代表民族天赋的规则和原则，抛弃偶然性产物。这种规则和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是内在于法律中的精神。

如果说经验论和唯这两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法学理论的，这两种哲学思维方式也了各自发展的背景及概念，甚至是法律实践。关于这些法学理论上的差别，美国法学家赫格特（J·E·Harget）曾以大陆法系的德国为代表和以普通法系的美国为代表指出了这种差别所在，在他看来，这种差异可归纳为九个方面。德国的法学理论表现为：“①高度抽象化的理论，②以法律秩序为中心，③要求理性化，④系统的必要性，⑤谋求解决办法，⑥法院适用法律，⑦法律，⑧学术（科学）定向，⑨法院主要功能在于执行国家政策；而美国的法学理论表现为：①低水平抽象化，②以法律诉讼为中心，③对理性化的怀疑，④系统并不重要，⑤谋求好的辩论，⑥法院创制法律，⑦法律技术，⑧实践定向，⑨法院主要功能是解决案件。”[17]

三、法学理论离不开哲学语境

历史上各种唯理论和经验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知识有其客观基础。经验论者认为知识的客观基础是经验，而唯理论者认为知识的客观基础是理性或先天的公理。但这种思维方式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受到西方后思潮的猛烈抨击。后现代的代表人物尽力消解传统哲学，例如法国的德雷达就主张将哲学消融于文学之中，美国的罗蒂主张取消他所谓的“大写的哲学”。实际上，后现代思想家所主张消解的哲学即传统的以知识论为核心的、高居于其他文化之上的传统哲学。这种哲学的典型代表就是唯理论和经验论。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本质”或“基础”之类的东西。他们认为传统的思维的方式只不过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把人类的心灵比喻为一面能正确反映客观外在世界观的“之镜”，但这只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比喻而已。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或一种语言游戏论与解释学相结合的语言哲学理论来取代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后现代哲学仍是一种哲学，是一种对传统的哲学的反叛，这种反叛实际上是借着传统哲学的语言来反对传统哲学。

尽管反对哲学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哲学还是存在着。哲学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科学更高明，或者是“科学之科学”的地位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哲学这门学科本身并不是体现为知识而是体现为“”，它本身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并对现存的一切采取一种审视、批判的视角。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往往并不是哲学家本人能够回答的，它往往涉及到多种学科或学科群，有些问题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就是提问题的学科，其他学科是在回答问题。我国法知名学者沈宗灵先生早已指出的：“实际上任何学科都离不开哲学问题，尤其是像法学基础理论之类学科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要深入，必然上升到哲学水平上去。”[18]如传统法学理论中有关法的产生、法的作用、用什么样的来考察和分析法律、法的合理性来源等等问题无一不与哲学问题相关联着。后现代主义哲学虽然口口声声要取消哲学，其实它只不过是哲学发展过程的一个转向而已，哲学本身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像以往哲学对法学的影响一样，后现代这一哲学语境本身也同样地影响了包括法学在内的当今各种人文学科领域。后现代法学也随着后现代哲学应运而生了，“它是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法学和法理学开始的”。[19]后现代法学认为理性的个人作为自治的法律主体并不存在，现代的“进步”是虚幻的，法律的普遍性是虚拟的“宏观话语”，法律中立的原则仅仅是一种假设。他们所坚持的这些基本观点与后现代哲学反理性、反知识、拒绝“宏观话语”、否定传统价值的思想是如出一辙的。

此外，从总体上看，法学并不是一门自治的或自主的学科，[20]（P532）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学科的渗透。自然，与法学相联系的法学理论更是如此，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哲学的渗透。法学理论并不是空中楼阁，它来源于社会实践，同时又要服务于实践。但社会实践本身并不能出理论来。在“实践—理论—实践”这一模式中，理论的形成处于关键环节。而在形成理论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预先假定的前提，存在着背景知识，这种预先假定的前提和背景知识主要就是一定的哲学语境，它们不仅决定着对来源于实践经验的解释，而且决定着理论的形成过程和理论的特征。美国科学哲学家拉理·劳丹（LarryLau dan1941-）认为这种哲学语境构成了“研究传统”，它对具体理论具有否定性功能（如决定具体理论所要研究的范围和各种问题的重要性，决定具体概念问题产生的范围等、保护性功能（如对具体理论的产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和辩护作用等）。[11]（P316 317）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理学就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经验论这一思维方式的产物，而法哲学则是唯理论这一思维方式的产物。法学理论与其哲学语境紧密相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哲学语境就有什么样的法学理论。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国近年来有关法哲学与法理学之间的一些争论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英美法系的法理学与大陆法系的法哲学都是法学理论，它们主要是西方传统哲学语境中的法学理论。此处之所以强调西方哲学语境，这就意味着法学理论的广泛性。在哲学语境中应该有中国的法学理论，在印度哲学的语境中应该有印度的法学理论。这就使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缠于到底是用“法理学”还是用“法哲学”来指称法学的基础理论或课程这样一个问题，也没有必要去讨论“在我国，特别是在，在法理学之外另外创立一门法律哲学的学科是否有必要和可能？”[21]（P16）这样一个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要吸收各种法学理论的长处，构筑自己的法学理论，更好地为我们的法律实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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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郑永流 法哲学是什么？[A] 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一）[C]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黄文艺 法哲学解说[J] 法学研究，2000，（5）。

[3]曹义孙 论哲学化的法理学[J] 政法论坛，2000，（3）。

[4]吕世伦，文正邦 法哲学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葛洪义 论法理学教学与教材的改革[J] 法商研究，1999 （6）。

[6]李瑜青 法哲学研究的理论建构[J] 社会科学，1999，（11）。

[7]李步云 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意义[J] 中外法学，1992，（3）。

[8]陆谷孙 英汉大词典[Z]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9]夏基松 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M] 北京：高等出版社，1998。

[10]冒从虎 欧洲哲学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11]任厚奎，徐开来，罗中枢，欧阳荣庆 西方哲学概念[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12]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3]张宏生等编 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14]博登海默，郑正来译 法理学与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5]张乃根 西方法哲学史纲[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6]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7]沈宗灵 赫格特著《当代德国法律哲学》的摘要[J] 中外法学，2000，（12）。

[18]沈宗灵 “法律哲学”一词词义商榷[J] 中外法学，1992，（2）。

[19]信春鹰 后现代法学：为法治探索未来[J] 中国社会科学，2000，（5）。

第9篇：高中哲学方法论范文

关键词：哲学；会计理论；会计哲学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

“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philosophia，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意为“爱智慧”。哲学的经典定义是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会计理论是采用一定逻辑形式对会计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具有综合性和条理性的理性认识。从概念可以看出，哲学和会计理论都是一种认识，但是哲学的认识范围更广，抽象程度更高，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哲学的思想、哲学的方法以及哲学的理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会计理论发展，会计理论研究中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到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我国著名会计学家王世定曾指出：“会计观是人们对会计的基本认识和本质看法。它是研究会计理论，做好会计工作的基础。当今世界上的各种会计学派，无论他们在具体观点上有多少分歧，归根结底都可以从会计观上找到缘由”。“会计观应该是指人们对会计工作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看法”。

哲学对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由来已久，本文意在总结前人的哲学思想在会计理论的体现，分析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同时，探讨哲学思想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

（一）关于会计哲学。会计哲学是理论会计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它提供给会计学的仅仅是思想方法层次或关于经济方法的哲学反思而并非直接、单纯的会计理论。通过对会计哲学的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会计学科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构建相关的新型会计学科，完善已有的会计学科理论体系，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深层次发展。

1、会计哲学的涵义和定位。关于什么是会计哲学，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著名会计学家于玉林（2003）认为，会计哲学应分为以下两个层次：①会计人员以哲学原理为指导进行会计工作，即会计应用哲学；②对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进行总结，并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门分支学科――会计哲学，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会计原理，研究会计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应用哲学。

2、会计哲学的基本内容。关于会计哲学的内容，国内一些会计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有人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本质论、会计内容论、会计形式论、会计关系论等；也有人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研究方法、会计对象的哲学探讨、会计职能的哲学探讨、会计形式的哲学探讨、会计的时空观、会计的意识论、会计本质的探讨、会计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会计改革的哲学探讨等。

（二）关于会计应用哲学。汪新泉对会计理论的一些内容（如会计等式）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李法贵认为会计理论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轨迹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之否定规律。栾甫贵探讨了哲学在会计制度建设中的理论基础作用，并指出会计制度的变迁离不开哲学的指导。

三、会计哲学、会计应用哲学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

（一）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从上面文献综述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主要在于：

第一，性质不同。会计哲学是应用哲学基本原理认识会计规律的知识体系。它属于一门相对独立的应用哲学分支学科。会计应用哲学是在会计领域应用哲学基本原理，是在会计工作内容或在会计理论体系中反映应用哲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对象不同。会计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会计领域表现为世界观方面的一般会计规律，实际上是会计人员对这些一般会计规律的基本看法。会计应用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在会计领域各个方面的一些具体工作上，应用哲学原理进行处理的内容；这是具体问题应用相关哲学原理进行的具体处理。

第三，内容不同。会计哲学反映的内容是会计人员对会计一般规律的认识规律，是回答“怎样去认识”。会计应用哲学反映会计人员对会计领域各方面的某些问题，应用哲学原理是怎样认识的，是回答“是什么”。

（二）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具体应用。会计哲学的具体应用如对会计规律形成的条件（一定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科技、法律和管理等客观环境，会计人员素质、研究水平等主观因素）、内容、关系、因素、作用和发展趋势等的认识。

会计应用哲学的具体应用例子，如马慧如将会计假设、原则与哲学概念、规律和范畴统一起来，如会计主体假设与空间观，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假设与时间观，货币计量中的币值稳定假设与质量互变观，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与本质观，配比原则与联系观，重要性原则与重点观，会计原则的冲突与矛盾观。

会计应用哲学和会计哲学阶段均属于自觉使用哲学的阶段，两者很容易混淆。综合不同视角考察和研究的结论，笔者认为，会计哲学作为一门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会计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学科，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就是会计世界观和方法论；会计应用哲学则重在其指导实践的应用性，两者互为补充。

四、结论和展望

哲学中所运用的观点，譬如现象和本质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等等，都是会计研究所运用的哲学原理，他们共同组成了“会计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哲学思维对会计研究的渗透和应用。

我们要良好地区分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充分运用哲学原理，服务会计理论建设。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只研究了哲学原理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对于西方先进思潮对会计理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参考文献：

[1]宋小明，杨智杰.会计本质的哲学分析与现实论断[J].当代经济管理，2006.2.

[2]喻采平.哲学与会计理论发展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1.

[3]郭小芬.会计理论的哲学思考[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9.2.

[4]马慧如.关于会计假设、原则的哲学思考[J].财会通讯，2002.9.

[5]栾甫贵.论会计制度的哲学基础[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