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精选(九篇)

第1篇：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农村，就业创业

 

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农村的发展离不开更高知识和技术人才的推动。国家从2002年就明确指出：“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支教、支农、支医、扶贫等工作。”全国相继出台了各项鼓励和支持的政策，截至今天有“大学愿服务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计划”等，政策包含发放津贴，交纳各类社会保险、晋升职称、考研、报公务员加分等政策。今年，国家还将出台到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达到一定年限的毕业生，由国家代为偿还其学费和助学贷款的政策。论文大全。

种种政策和措施创造和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吸引了一些毕业生到农村就业创业。但是，多数大学生并不会因为政策和优惠而首选农村就业，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就业的真正动力并没有激活，农村的发展空间、环境、薪水、生活品质等因素，成为左右他们理性选择的关键，成为城市和农村之间就业选择的一道深沟。论文大全。

高校是大学生迈向社会的最后加油站，我们既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入手，帮助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成才观、就业观和择业观，使广大青年学生充分认识到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有效途径；同时更要注重推出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的引导新举措，填平深沟，架起桥梁，从而更有效的引导大学生基层就业创业。论文大全。

1、注重大学生农村就业创业的引导

高等学校就业指导工作要把有针对地进行农村就业创业教育，摆到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和服务的重要位置上，加强有关“三农”问题的形势政策教育。要集中宣传新农村建设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集中宣传各项关于鼓励和引导大学生农村就业创业的政策，使每一个毕业生熟悉和了解相关举措，引导大学生到农村广阔天地，施展才华；主动帮助面向农村就业创业的大学生，解决他们实际困难；定期走访和慰问面向农村就业、创业的大学生，真正做

到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

2．注重加强大学生到农村的实践教育

农村等基层需要热爱农村工作、综合素质好、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大学生。高校应积极探索教学内容的改进，强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实践教育为保证，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当前，大学生到农村的实践主要依托共青团组织的暑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但是由于实践时间紧，内容变化快，针对大学生就业引导作用不明显。因此，高校可以尝试根据学校特色，有条件的采用共建农村实践基地的模式，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建立长期定点的学生实践实习平台。提高大学生农村就业创业的意识，锻炼实践能力，培养对农村的真实体验和情感。

3．搭建联系农村人才市场桥梁

高校要做好毕业生到农村就业的指导服务工作，做好创新人才培养和输送，以优质的人力资源支持新农村建设和发展。高校应逐步建立起农村人才需求信息的机制，搞好农村就业信息服务，发挥就业信息网的作用，及时宣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新进展，收集和新农村建设的人才需求。高校还可以举办不同层次的农村人才市场，组织不同类型农村人才招聘会，为农村人才流动搭建平台。同时，学校也可以组织学生参加观摩农村人才招聘市场，使学生了解农村人才的需求和要求。

通过基地实践有助于改变原来单纯的政策指导、技巧指导的大学生就业指导模式，使大学生对农村有一个系统感性的了解，加强大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积累和储备，做好农村就业的心理、知识和能力准备。实践证明：通过共建农村实践基地的模式，不仅是引导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创业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大学生服务农村能力和水平的有效途径，更是拓展大学生就业渠道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陈秋华，建设新农村：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新选择.

［2］曾琼芳、马于强，实行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地区就业的对策研究.

第2篇：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范文

一、深入调查分析，明晰思路目标

在深入分析形势和全市农民收入特点后，我们形成了四条共识：一是非农产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增长极。农民收入每增加3块钱就有2块来自工资性收入。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特点决定农业增长率每年在6--7%，而制造业、服务业只要市场需求旺盛，一般有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三是农民收入差距是工业化、城市化差距的综合反映。普遍规律是工业化、城市化水平高的地方，农民收入水平高。四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将开辟农民增收“高速路”。城乡统筹，将使农民“无障碍”进入工业化、城市化领域。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们提出坚持“三业并举、四轮齐动、举措到户、三化承载、机制保障”的思路（“三业并举”即提升农业打基础，扩大就业强主导，激活创业抓关键；“四轮齐动”即拉升工资性收入、扩大经营性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提高转移性收入；“举措到户”即对农民增收分类指导，因户施策，把增收措施落实到户；“三化承载”即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搭建起农民创业就业、增收致富的载体；“机制保障”即形成促进农民持续大幅增收的长效机制，科学促进农民增收）。制定了《2009—2012年农民增收规划》，提出每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保持年均递增15%以上，力争2012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7年翻一番，总体上达到或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三步走”目标。

二、坚持“三业并举”，拓宽增收路径

在增收途径上，我们坚持“三业并举”：

一是提升农业打基础。主要是发展现代农业，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快实施“一村一品”工程，打造粮食、果品、蔬菜、奶业和生猪五大产业集群，推进花椒、辣椒等区域特色产业集约化发展。今年全市夏粮总产93.41万吨，平均亩产318.7公斤，较去年分别增产4%和4.8%。其中小麦总产92.34万吨，平均亩产319.3公斤，较去年分别增产4％和4.8%。

二是扩大就业强主导。坚持像抓农业生产一样抓劳务经济，像为农产品找市场一样为劳动力找就业岗位，像为农产品打品牌一样做劳务品牌，出台一系列就业扶持政策，支持农民技能培训，扩宽农民就业渠道。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4万人，占年任务的88.4%，其中劳务输出61.2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4.8万人，占年任务80%，劳务输出技能培训9.1万人，占年任务的67%。

三是激活创业抓关键。从信贷、税费等方面积极扶持，推动创业，催生“小老板”，止目前，止目前，全市个体私营企业达到7万多户。一季度免费创业培训3127人，发放小额担保贷款3565万元。同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逐步使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在二三产业创业、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打工就业、三分之一的农村劳动力从事种养业经营的格局；积极拉升工资性收入、扩大经营性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提高转移性收入，实现农民增收“四轮齐动”。

三、实施到户工程，创新增收方法

我们根据农户的实际情况，坚持按照“逐户填卡，因户施策，举措到户，分类指导，配套服务”的要求，科学筛选增收路径，分类指导，因户施策，在去年在晋星村试点的基础上，今年在全市1729个村全面实施了农民增收举措到户工程。

一是填好一张表。即《市农民增收举措到户工程明细卡》。明细卡主要有四项内容：①劳动资源，包括家庭人口，劳动力，青壮年及其技能，工作地点等；②家庭经营资源，包括承包耕地，运输车辆、工程机械、加工设备等经营性设备，种养殖场、企业、门店、摊点、农家乐等经营性项目；③收入情况，包括家庭收入构成，上年度家庭实际收入和人均纯收入，本年度家庭预计实际收入和人均纯收入；④增收措施。通过填表，弄清楚农户家庭的基本情况和资源。目前，全市共填写农户增收台账和增收明细卡80万份。

二是实行科学分类指导。根据对全市68.4万农户的调查分析，按收入情况划分成5种农户：①创业型。全市66739户。他们有生意、有企业，积极引导支持他们克服小富即安、小成即满的思想，大胆进行“二次创业”，继续把生意做大做强，并带动乡亲邻里增收致富。②劳务型。全市260890户。他们一般家庭主要劳动力常年在城镇就业，辅助劳动力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家庭收入主要来源靠城镇，而养老托幼靠农村。切实维护好他们的实际利益，帮助其解决家庭实际困难，增强增收能力。尤其对有创业愿望和条件的大力扶持，促使其由打工仔向“小老板”转变，由农民向市民转变。③种养型。全市195837户。他们是经营种养业的“好把式”、专业户。采取发展专业合作社、产业化经营、建设小区园区等措施，促进其扩大生产经营规模。④兼业型。全市105782户。他们兼营多业，主业不突出，收入来源多样化，家庭有富余劳动力。通过加强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加快推进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⑤贫困型。全市55356户。主要是农村贫困户和五保户。在实施“10万贫困户增收行动计划”的同时，根据这些农户经济困难的成因，用好扶贫和社会保障政策，切实抓好移民搬迁、整村推进、产业扶持、技能培训等工程，促其尽快脱贫致富。目前，全市已制定增收帮扶措施243万条，印发惠农政策宣传资料102万份。

三是做到措施到户。根据农户的类型、劳动力就业状况、收入结构，明确增收方向和途径，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扶持政策等。各级的政策措施具体到农户，一一列明（大体16项27条），并向农户告知县乡有关劳动就业创业、金融信贷、农林水、扶贫、科技等执行机构的联系人、联系方式。

四、打造载体，加快增收步伐

促进农民增收，既要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更要有切合可行的载体来推进。我们结合实际，积极探索，打造出了具有特色的五大助农增收工作载体。

一是开展晋星创建，加快新农村建设。2008年，我们把中央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具体化，实施新农村建设星级管理，坚持“三强化”（强化目标引领、强化项目支撑、强化机制保障），狠抓制订标准、评星定等、晋星计划、晋星创建、考评激励五个关键环节，达到“四推进”（推进农民增收年年有新突破、农村基础设施年年有新改善、农村公共事业年年有新发展、村级治理年年有新绩效）。止2009年全市五星、四星村累计分别达到101个和306个。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把今年确定为晋星创建“深化年”和“提高年”，部署开展创建四星级乡镇活动，全市各级党政组织齐抓共管、比拼争先，形成了你追我赶升阶晋星、促进农民增收等良好风气。列入市上计划的30个五星村、100个四星村和17个四星级乡镇创建工作进展顺利。

二是开展“争先进位”，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以“三化三集中”为主线，着力加强县域经济，出台了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和开展县乡村争先进位活动的意见，比拼争先、加快发展的激励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全市12个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建设进展顺利，12个省级重点镇建设全面启动，9个省级重点县域工业园全部成立投资开发公司，成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地。2009年，全市城镇人口达到154万，城镇化率达到41%，县域经济占全市经济总量的45.7%。今年，我们对全市县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作出综合评价，并对2009年全市所有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评估和基础定位排名，结果汇编成册，为各县区树立了赶超目标。已评定出区镇、县镇、县镇等10个十强乡镇，区镇村、区镇村、区镇等100个百强村。同时，指导县区积极发展县域工业，大力推进县城和重点镇建设，积极争创“十强乡镇”、“百强村”，县域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

三是推进“项目到村”，夯实农村发展基础。针对以前涉农项目实施分散、效果不明显的问题，我们调研形成了了实施“项目到村”工程的一整套思路和办法，通过实施“项目到村”，把政策交到村上、把任务落到部门，增强项目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支撑作用，让惠民项目覆盖全市农村，形成完善的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机制。去年以来，我们按照“渠道不乱、统筹安排、各尽其职、分步实施、绩效考核”的要求，整理出全市到村项目三大类23项，编制印发了《到村项目明白卡》和《项目简介》，狠抓项目整理、宣传推介、摸底填卡、制定规划、组织实施等五个环节，统筹规划安排到村项目，尽可能多地争取上级项目、资金支持，整合财政资金和涉农项目，推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社会事业向农村侧重，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着力建立城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新机制。今年全市计划实施到村项目560个，已开工建设项目324个，完成投资8000多万元，农村基础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农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大幅提升。

四是推行“乡村在线”，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积极调研探索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工作中的特长和优势，形成了挖掘大学生村官潜力，建立全市“乡村在线”数字网站，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化工作的思路。认真总结岐山县“乡村在线”工作试点经验，提出了全市实施“乡村在线”工程的指导意见。7月9日，我们召开了全市“乡村在线”工程动员会，对此项工作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并对大学生村官就实施“乡村在线”工程的基本内容、要求，以及网站维护等进行业务培训，全市“乡村在线”工程全面启动实施，各项工作正在有力有序进行。

五是落实“三带三进三促”，形成助农工作合力。在总结领导联点、部门包抓农民增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省委提出的在县以下党政机关实行“三三制”的要求，我们在全市党政机关、企业和大专院校干部中广泛开展“三带三进三促”活动（带感情、带政策、带项目，进村、进户、进经济组织，促农民增收，促晋星创建，促和谐稳定），建立起了领导联点、部门包抓、干部驻村、企业帮扶的工作制度，形成了“四位一体”、联动各方、合力助推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市级130个工作组，由30名市级领导带队，94个党政机关、26户企业和10所大专院校熟悉农村工作或有一定基层工作经验的2000多名干部参与，联点包抓130个新农村建设晋星村；县区1/3的干部进村开展帮扶工作。这一活动的深入开展，有力地促进工作落实，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形成了助农增收的强大合力。

五、建立健全机制，确保持续增收

主要建立完善了以下几个机制：

一是领导责任机制。明确县区党政主要领导是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县区全部由专职副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坚持召开季度农民增收形势分析会，定期召开县区委书记、县区长专题会议，分析形势，研究措施，改进工作。各县区按照“配硬部长，配齐人员，保障经费，改善条件”的要求，进一步加大了对农工部工作的支持力度。

第3篇：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范文

陈确的性善论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关于构建我国跨境破产管理人制度的思考

劳动关系中罢工自由入宪的可行性分析

“死亡之城”与大都市的未来

汉代政治型都市文化的形成及其对经济型都市的影响

香港和新加坡城市综合体建设的启示——以中环和IONOrchard购物中心为例

明清社会近代转型及转型障碍

留日士官生与民初军事变革研究

20世纪英国离婚动因的内在考察——基于社会性舆论的转型分析

1970年代的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述论

FDI对我国内资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分析

嵌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研究

吴梦窗苏州仓幕时期淮安词考辨

论乾嘉汉学与文学的同构

母性·妻性·女性——论赛珍珠的长篇小说《母亲》中的母亲形象

我国出口果蔬食品农残控制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食品安全监管机制改革的思考:安全信息不对称的视角

从欧盟与我国有关法规的对比看有效防止食品非法添加的途径

《奥义书》关于宇宙、事物自生性的过程论思想

试论舍勒伦理学中的社群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信息哲学思辩

社会转型时期的学术权力探析——基于对高校权力结构的审视

儒家思想的生活特质

面向生活本身——“儒学生活向度”的另类阐释

儒学与现代化之契合如何可能

从信仰层面看儒学与现代社会之关系

和谐社会理念下的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探讨

运动式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转向——以N县社区建设为个案

必然、实然与应然:高校法律援助机构服务社会研究

证据的可反驳性——对高科技证据材料的防御

20世纪英国离婚法变迁及其发展趋势探析

英美法不当得利制度适用探析——以反垄断领域超高定价为例

论编写现代地方史志的异同点

杨荫榆与“女师大风潮”

唐休璟晚年历官考论

产品内国际分工条件下我国产业升级路径探讨

基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取向研究

袁殊编办《文艺新闻》的策略和社会影响简论

苏州城市文化的诗性特征

唐代江南的都市醉歌

科学结构、科学革命与科学家的创新精神

罗伯特·施佩曼的善恶观论析

略论中国祭祀礼仪中的宗教精神

净空的佛教观探微

佛教伦理与吴地人的生存方式

中国农村工业化及其环境污染的原因初探

安全与公平正义的视野下我国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探究

“人肉搜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挑战与对策

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保护和限制

嫌疑人近亲属受牵连境遇重塑

唐政府贬降官员的几个原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农村农业仓库述论

浅论英国“农业革命”中贵族乡绅的历史定位

利益集团博弈与决策均衡点的形成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机电产品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江苏与广东为例

吴梦窗重午系列词及楚伎新说

第4篇：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范文

［关键词］官员不作为；显性效应；隐性效应；管理效应悖论

［中图分类号］C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12－0048－03

官员“不作为”在行政、司法等公共领域内大量和严重地存在着，成为制约政府效率、降低政府威望的一大顽疾，也是腐败发生的重要温床。其具体表现为：不作为（推诿、倦怠、无能）、假作为（造假、作秀等）和滥作为（朝令夕改、好大喜功、挥霍浪费等）。关于“不作为”现象之所以大量存在的原因，许多论者认为是人性中追求利益最大化倾向与现行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并且特别强调中国当前的情况，这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官员“不作为”在古今中外的公共管理领域中都普遍存在，现实中许多官员往往是在某些时段、某些方面有所作为，在某些时段、某些方面无所作为，纯粹不作为的只是少数。当我们遭遇到“不作为”的影响时，我们会觉得其“不作为”，当我们感受到其“作为”的影响时，我们会觉得其“有作为”。百姓易感受到其“不作为”的一面，上级易感受到其“作为”的一面。其中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而本文认为，除了从制度和人性层面寻求原因外，“管理效应悖论”的存在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一、管理的“显性效应”与“隐性效应”

管理的“效应”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其一是管理措施实施后对象的改变程度，是明显还是微弱，是很快还是渐进，是向好还是向坏；其二是管理活动所获得的社会认同度，这与第一点直接相关，有较强烈的对应性，但也和社会各种评价主体的价值观念、舆论导向、信息掌握程度、辨别正误的能力等因素有关。其中管理过程的参与者的评价特别是上级的评价尤为重要。

管理活动的目的，是采取正确的措施，解决存在的问题，用以维持正常的过程与秩序。在客观上，任何管理措施的应用，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结果，使管理对象发生一定的改变，并产生出一定的社会评价。即产生出“效应”。“效应”与管理活动的目的，有一定的重合性，也有一定的非重合性。管理活动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原本不是管理活动的目的本身，但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并且影响管理者的声誉和升迁，因而成为管理者必然要考虑的因素，甚至成为其十分重视的因素。为了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甚至不惜违背价值原则、经济规律，投入一些本不该支付的人力、物力、财力。

管理活动产生的“效应”，依照其程度、时间来区别，可分为“显性效应”与“隐性效应”。前者是指管理对象在短时间内发生了较明显的改变，并迅速为人们的经验所感知，因而产生明确的社会评价；后者指的是管理对象要经过较长时间内的磨合，产生缓慢且不易为人所觉察的改变，人们很难凭着经验来感知，并且将之与管理措施的实施直接联系起来，因而难以获得明确的、公认的社会评价。

无论是社会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的管理，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方方面面的，有的短时间内可迅速解决，有的需长期努力才能见效。解决这些问题，对于管理对象而言，都是必须的，都具有正面效应。但客观上，“效应”的强和弱却不尽相同，有的是“显性效应”，有的是“隐性效应”。有些社会评价强烈，有些社会反响不强烈。虽然管理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获得“效应”只是其附加的结果，但在委托管理体制中，却发生了许多背离管理目的，而刻意追求管理“显性效应”的行为，正常的管理行为发生了“异化”，脱离了公利性，转为名公实私的活动，这是应该深刻思考的。

二、“管理效应悖论”

按照常理推论，因管理措施的实施而产生对象的改变和社会的评价，二者之间应该是一种正相关的联系，即所采取措施的力度越大，投入的人、财、物力越多，所产生的效应就越直接、显著和积极。但在实际的管理实践中，却并非完全如此。为了清楚地阐述问题，可先将管理者要解决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当前面临的、需要立即解决的重大问题，其解决的必要性已经充分显示，暴露在外；另一类是处在萌芽状态的，或者可能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处于隐蔽的、深层次状态的。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产生的“效应”不尽相同。前者可以有明显的“显性效应”，后者却只能获得“隐性效应”，在“投入――获得（效应）”之间出现了不对称现象。这种现象困扰着许多管理者，尤其是对受委托的管理者（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内）的管理行为产生干扰，更加促使管理者朝着追求“显性效应”，放弃“隐性效应”的方向靠拢。

这种“投入――获得”之间的不对称现象，笔者将其称之为“管理效应悖论”，其具体解释为在特定条件下“投入措施”与“产生效应”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包括以下四种形式：

1．如果管理者对将要发生的问题采取了预防措施，避免了问题的发生，但恰因问题没有发生，反而无法显现出预防措施的效果，以及管理者的能力（相反，问题出现后采取果断措施解决，更能表现出管理者的能力）。除非是所预防的是规律性的、为人们的经验所能感知的问题如防洪、防外敌入侵等。而许多或然性的、隐蔽性的问题，都会产生这种悖论现象。历史上记载的多是因为各种内战、外战而产生的名将，却鲜有因预防了战争的发生而出名的将军。医治疾病的医生要比预防疾病的医生多得多。力挽狂澜者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而预防危机者的贡献很难得到普遍认同。

2．对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的解决，投入应该很少。但有时问题处在萌芽状态时，因为各方看法不一致，解决的阻力反而增加，解决之后的反响也不明显（往往是所谓“费力不讨好”）。相反，如果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严重程度后，上下易达成共识，解决起来迅速，获得反响强烈。尽管公共成本付出很大，但个人成本可能很少。如当下对许多腐败官员的查处，其贪腐的起始阶段，往往被认为是“小节”错误，有的被带病提拔，有的获得各种荣誉。而至问题积累到严重时，才将其查处。许多群体性冲突，并非是不可预防的，但往往初期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或者认识上存在分岐，到矛盾积累爆发，才得到重视。

3．对于受托管理者来说，对于小问题的解决付出的成本并不小，而对于大问题的解决所付出的成本并不大。所以受托管理者往往对小问题采取推脱态度。解决问题要付出精力、时间，也要付出资金、行政力量等资源。解决大问题和解决小问题在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上相差无几，但要投入的资金、行政力量等资源则相差很大。但受托管理者需要考虑的往往是个人成本，而非委托者的成本。而从获得效应的角度来看，解决大问题显然要比解决小问题划算得多。所以，许多受托管理者对小事往往采取回避态度。

4．可做可不做的事，做了是“应该做的，”而不做则是“应该不做”的，所以倾向于不做。这个问题涉及的是管理活动的效应对谁有利的问题。“可以做可以不做的事”，在问题解决后对于管理对象是应该有益的，按照事理来讲是管理者应该做的。但这些问题的解决，所产生的效应却几乎没有，因为其他人会认为这些问题是“应该做的”，而不会发生特别的反应。如果不做，也不会遭到指责，因为不做也有理由。所以，许多管理者倾向于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经常遇到的诸如踢皮球、互相推诿等，即是对此类问题的真实写照。

三、“管理效应悖论”对官员行为取向的影响

导致官员不作为的原因固然有很多，如责任心的缺乏，监督不到位，缺乏竞争，寻租腐败等。“管理效应悖论”的存在，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和共性的原因。

1．追求“显性效应”与官员的利益最大化倾向一致。追求利益最大化和回报的最快化是人的本性。对各级官员而言，其利益的最大化是通过职务的升迁，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源，以及相应的地位、待遇、荣誉等。在其灰色的一面，则是通过权力寻租，获取超过职务报酬的经济利益，如受贿、贪赃、卖官等。而要实现其利益的最大化，既需要官员尽职尽责，履行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要求希冀晋升的官员要付出超常的努力，取得突出成绩、业绩、政绩。因为社会管理体系的金字塔结构，越往上升迁，其职位数额越少，机会越小，竞争的激烈程度加剧，晋升的难度增加。无论从尽职责的层面，还是从政绩突出的层面，都需要明显的管理效应来做证明，尤其是要在较短的任期内作出突出政绩，就必须抓住当前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这样，履行职责和谋求升迁，就与“管理效应”联系起来。

2．“管理效应悖论”影响官员的行为取向。“管理效应悖论”的存在导致官员对某些管理职责的不当放弃和回避。作为受委托的管理者，应该对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不分巨细地认真处理，这是其应尽的职业义务。但事实上，许多官员对其应尽的某些职责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放弃，这是我们通常说的“不作为”的重要内容。其所放弃的职责，一般是在对那些存在“管理效应悖论”的问题的应尽职责上面。如某些具有或然性的问题的预防，小问题的解决，可做可不做的事情的责任承担，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在效应的“投入――产出”上具有不对称性，尽管是在官员的职责范围内，但其所能产生的效应并不显著，因而对于其利益最大化的获得影响较小。相当多的管理不作为现象属于这一方面的。

“管理效应悖论”的存在也是某些官员“假作为”、“滥作为”的部分原因。官员放弃某些应尽职责，是出于其“效应”与“投入”之间的不对称。那么，反过来，其对“效应”的追求，则也会导致其对职务活动的夸大造假和急功近利等倾向。现实生活中并非总有重大而急迫的问题需要面对，也不是经常有重大的发展机遇。有些官员耐不住寂寞，会人为地制造出一些具有轰动性的政绩。如超常规的发展速度（指靠投资、重复建设支撑，或统计数字造假取得）、外表辉煌但效益不高的形象工程、与当地需要和实力不符的大项目投资，为了完成指标而上马的污染项目，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对制假、造假行为的庇护等等。之所以会出现这些行为，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获取显性管理效应，以博取上级的注意，获得晋升的机会。

四、消除“管理效应悖论”消极影响的途径

首先，转换政府职能，扩大人民群众自主管理的范围。在通常情况下，对管理对象拥有法律所有权的直接管理者，如私企老板、农场场主，往往是管理活动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他们不仅对具“显性效应”的管理活动十分热心，对具“隐性效应”的管理活动也同样会十分投入，不会因为其表面效应差而放弃、回避此类管理活动。而在公共管理领域，各级官员都是受委托管理者，而非直接管理者。在存在“管理效应悖论”的情况下，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一些应尽的职责。在此种情况下，要克服因“管理效应悖论”而产生的官员不作为现象，转变政府职能，即缩小政府管理公务范围，扩大人民群众自主管理的范围。将可以由人民群众自主管理的事情，都交给人民群众。政府在保留维持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权力之后，将许多原有的管理职能转为仲裁和服务职能。同时，增加群众团体，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社区组织，乡村自治团体等，扩大群众直接参政的渠道，从空间上压缩官员不作为现象，从数量上减少官员不作为发生的概率。

其次，变“人治”为主为“法治”为主，加大立法、执法、普法的力度，使公共管理转到程序化、法制化轨道上来。在“人治”为主的管理方式中，政策制定、变更以及裁量的随意性往往很大，使官员职务活动的随意性相应加大。而且会经常由于官员的流动发生所谓“人去政息”现象。以致许多问题产生以后没有正常的法定程序持续解决。这样，许多官员回避职责的行为缺乏刚性束缚，可以随意回避一些问题。而在“法治”的管理方式中，政策的制定、变更、执行、裁量都具有一定的刚性约束，政策的持续性具有法律保障，因而，产生管理随意性的条件为之减少。不仅管理者对自己的活动有法可依，而且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职务活动也有法可循。这样，会使许多“不作为”现象在双方的博弈中被有效制止。管理者因为受各种有效法律的约束，必须要尽其应尽的管理职责。尽管这些职责不会产生“显性效应”，被管理者因为有了各种法律依据，会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对管理者的渎职、不作为进行纠正。

第三，改变导致对管理的“显性效应”追求的制度偏差。干部选拔、管理、升迁等制度中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是导致官员不作为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是许多学者的共识。现行制度框架中不完善之处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缺乏公开、公正的竞争机制，官员升迁机制不完善，干部绩效考核制度存在弊端，等等。所以应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变以上级监督为主的体制为上级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同体监督和异体监督相结合，减少监督的盲区；变以上级考核任命为主的干部选拔制度为以人民选举为主，引进竞争机制，使各级官员增强向人民负责的意识和紧迫感。科学制定干部绩效考核制度，规制官员行为。

第四，采用年功工资制，解决晋升途径过窄问题。对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管理对象服务的干部，除正常的职务晋升途径外，还应采取“年功制”工资制度，以求缓解职务晋升途径过窄而产生的“恶性竞争”问题。只要他们没有受到职责上的指摘而能持续保留职位，那么，其年度工资应该逐步攀升，使他们以此作为利益最大化的途径。

综上所述，“管理效应悖论”与官员不作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许多官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放弃一些正常的、但效应不明显的管理，回避其应尽的管理职责。在实际过程中这种回避行为常常被其他客观理由所掩盖（如条件不具备、信息缺乏等），通过对“管理效应悖论”的揭示，我们可以洞察到其回避职责的部分真实原因。在此基础上，找出适宜的解决方法。这对于推进政府职能转换，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水平均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杜福洲，芦长有．超前管理的人［J］．企业改革与管理，2005，（5）．

［2］任继愈：老子新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第5篇：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范文

一、*与发达地区构建服务型

政府的现实差距比较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通过法律程序组建的服务公民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政府。从形式上看,服务型政府主要体现在理念、制度和行为三个层面:从理念层面上看,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场全新的职能配置、管理方法和运行模式的革命;从行为层面上来看,无论是从行为范围、行为方式还是行为效果,都要从社会公众需要出发,以社会和公众的满意为依归。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就是要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转变,这就意味着需要重新调整政府角色的定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几千年以来的管制行政的政府模式。但*地区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还十分突出,政府总体上还处于管制型政府阶段,仍然以行政或审批的方式支配大量的国有和非国有社会经济资源,服务理念远未真正形成;官本位、权力本位现象根深蒂固,行政方式依然以管理和控制为主,将行政管理视为行政监管、行政管制的观念普遍存在;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表现出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公共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等,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导致服务型政府在*地区的建设状况总体并不令人满意。

*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落后于东部和沿海地区,从表面上看,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方面。但从深层次上来看,其滞后的关键在于理念的落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思想积淀深厚,计划经济影响深远,加上改革开放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的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还存在与服务型政府发展相悖的重官轻商、安于现状、封闭保守等落后观念,政府也习惯把发展经济作为唯一的核心职能,造成政府定位模糊,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反观东部沿海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权力的收缩和人民意识的增强,要求政府为社会、公民和企业提供服务的呼声高涨起来,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与量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要求政府不只是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在此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地方各级政府逐步树立起现代政府理念,克服传统行政管理的束缚和影响,在行政过程中渗透顾客至上、有限政府的相关理念,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产业导向作用,在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升政府结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通过政府流程再造、引进全面质量管理、健全公共决策制度等手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机制。*等发达省市在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服务型政府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些地区的先进经验为*各级政府作出了表率,提供了经验。

二、影响*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的制度环境

中国大多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是循着“小范围制度变通—局部突破—全国运动式推广”的发展轨迹。小范围的制度变通使微观主体在相对成本或者偏好的变化的情况下,主动地对原有制度进行调整。当这种变通的市场利益明显的时候,变迁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得到认可。地方政府和学者就开始营造舆论,影响更高一级的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制度便开始了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一旦成功地意识形态化,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时,对其他地区来说,这种变迁带有很强的被动或者说强制性色彩(谢子平,2003)。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变迁也同样遵循这样的逻辑。对于*地区而言,构建服务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这样一个缺乏以市场为价值理念、以创新发展为改革思维、以公平效率为行为准则的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制度变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制度环境影响着治理结构或机制的选择［2］,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目标以及可供调遣的体制内资源。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目前各地方的制度环境具有相似性,都面临着相互竞争的特点,这种竞争不仅仅只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还涉及到政府效能、政府管理水平的竞争,在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之后,制度环境更是纳入到更高层次区域竞争的范畴,并将其与执政合法性联系起来,通过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应该说,这种政绩合法性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3］,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日益提高,以经济增长获取执政合法性的边际效用日益降低。具体到*地区的制度环境,由于*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市场化程度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且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其他市场主体、要素市场发育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活力差,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导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相当大的冲击。近年来,*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大幅度下滑,总体经济出现不景气状况,使得以往封闭的资源开发系统的弊端暴露无遗,产业雷同、重复生产和产业结构失调的现象尤为突出,一批工厂破产,大批工人下岗,农村情况也不容乐观,一批煤炭、林业等资源型城市的枯竭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雪上加霜,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社会转型期的挑战更加严峻,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领域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大大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的难度,分散了政府精力,促使*地区各级政府必须全力确保经济发展速度,以经济增量的扩大来消化和防范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以财富的增长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没有实质上成为*地区各级政府实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同时,我国各地面临的制度环境是一种行政集权下的财政分权［2］,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财政分权,采取财政包干制,从而形成中国式的市场维护的联邦主义［4］。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仅仅解决了税权的划分,而对事权的划分仅限于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对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划分并没有明确,由此形成的省级以下的财政体制与分税制的设计初衷相差巨大。在收入划分上,从自身便利性出发,各级政府都是“层层抓大”,将大税种抓在自己手中,以至于下级政府最终面临财权日益上收、事权却不断下压的尴尬局面。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市场新角度进行分析,中国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这一对矛盾,必然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只能采用经济指标考核下的政治晋升制度。由此,政治竞争引发了强烈的地方扩张冲动,各地方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不同于经济市场竞争,这是一种零和博弈。另从公共选择理论可知,政府官员同企业竞争者一样,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扩张个人控制权。综合起来地方政府官员有三条途径:第一条途径就是向上晋升,即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获得个人控制权;第二条途径是向下深入,也就是运用行政权力更多地干预企业等微观经济社会主体和公民的日常生活;第三条途径就是横向扩张,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资源和经济社会规模的迅速增长。在*具体的制度环境下,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超大的特点以及国有产权实际归属利益人不明的属性,使得*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更加方便于在所辖国有企业运用行政权力实现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服务型政府的实施可能反而会压缩政府及官员的权力寻租空间,损害部门利益。这就不难解释,近年来*地区各级政府在加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的同时,其行政权力还依旧习惯性地停留在一些不该停留的微观市场领域,甚至“武断”地发挥着影响,制约着政府职能内容、实现方式、职能划分与机构设置方面的重新定位,阻碍服务型政府的创建。

三、导致*地区构建服务型

政府滞后的激励机制

为什么*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没有取得预想中那么明显的成效呢?这需要研究*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总体来说,地方政府是一个完整的科层制官僚体系,金字塔的结构决定了各位官员还是十分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利益的,在这些官员中,最关键的是这些对政府行为有着决定影响的拥有决策权的一把手［5］,假设各级政府的一把手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那么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在职业生涯中进一步升迁,或避免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的工资、地位、成就感以及其他待遇都是与其职位直接相关的［6］,在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政绩已经非常细致地纳入干部考核与晋升中。同时,现行的干部晋升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淘汰制”,官员自上而下地逐级晋升,一旦在某一个级别没有得到提升,就失去向更高级别晋升的机会。这种晋升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参加竞争的官员之间的优者取胜的相对标准来提拔官员;二是这种淘汰制还对年龄进行了限制,即某一类干部只能在某一年龄以下进行提拔。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干部在某一职位滞留过久而导致年龄超过了某一规定年限,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就会在某一职位停滞［6］。在这种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诱使地方政府官员关注任期内的政绩,尤其是短期政绩。同时,在淘汰制加年龄限制的晋升制度下,官员也只能关注短期的政绩,即“站台式的阶段目标”,随着近年来干部流动的加快,官员在一个职位上任职的时间也进一步缩短,更加剧了官员追求短期政绩的行为倾向。

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一方面,政府官员容易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惯性,将精力放在抓经济方面,期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并从“市场失灵”理论中获取支持,使得*各级政府更加向往垄断社会资源,并试图延续用行政权力分配资源。来自“东亚模式”的现实依据也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期内取得经济的显性发展,达成跨越式巨变,实现站台式的阶段目标,官员也才能在政治竞争中获取更有利的位置,至于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造成的延缓市场主体的成熟、冲击市场交易关系、恶化市场发育的宏观环境等一系列后果,导致后发地区竞争力减弱,与领先地区之间差距拉大的长期不利潜在因素,由于出现的时间滞后性,并不能对官员的晋升产生实质影响。另一方面,*地区创建服务型政府,由于受体制、文化、传统诸多因素的限制,属于一种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初见成效的时间跨度非常大,难以“立竿见影”和短期奏效,其绩效也难以测量。另外,构建服务型政府这一制度变迁已经在全国属于没有多大创新意义的项目,在此方面即使取得成绩,对地方官员的晋升的作用也不比其他项目来得直接。对于*地区而言,由于构建服务型政府收益小而成本大,属于一种“投入大,产出低”的低效益项目,政府及其官员出于自身的考虑把精力放在“效益”更高的方面,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其次,由于*地区作为后发地区,经济建设方面容易出政绩,在现有的干部激励机制下,官员之间会在政绩上进行竞争,这样就产生了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如果别的官员都把精力放在了抓经济和招商引资方面,那么他的最佳选择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被淘汰。

最后,由于我国行政机关采用的科层组织的正规性和层级制,在地方官员中,晋升机会只属于一小部分人,绝大部分没有晋升机会的官员构成了公务员的主体,因此地方官员追求的扩充个人控制权的途径只好放在了向下深入和横向扩张上;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的特性,*地区各级政府必然充当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角色,这就决定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拥有控制大量国有企业的权力。再加上我国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影响深远,地方资源的产权性质与公共选择制度约束失效,使得*地区更有官员自我向下扩张控制权的便利和条件,以至于相当部分行政官员持有“没有必要对民众负责,即使为民着想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的错误思想。驱动政府作为的激励不足,构建服务型政府在*政府内部缺乏必要的内源动力。

四、造成*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滞后的制约因素

尽管由于特殊的体制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地区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但*地区在此方面的整体性滞后,说明在制度层面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1社会约束

目前,虽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宣传已在全社会轰轰烈烈地展开,文件、通知也在各级政府层面上传达,但由于*地区是计划经济及其观念影响最深的地区,形成以官本位和关系本位为特征的传统行政文化,政府管理规章因人而异,对一些三资企业不能一视同仁,在税收征收、许可条件、收费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动辄就进行地区封锁,借评比、展销等活动上门拉赞助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发展经济和治理软环境为由规定执法,对本地各类开发区和部分企业实行所谓的挂牌保护、封闭式管理的做法时有发生。在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地区政府追求部门利益的举动还十分突出,表现为某些政府部门或行业单位,依然凭借其行政特权(劳动用工人事权、资金审批权、技术改造审批权、产品价格审定权等),通过合法与不合法的收费,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吃拿卡要,为本部门、本单位人员的消费谋取经济收入。在政府内部,相当部分的工作人员对于“什么是服务型政府,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还存在疑问,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还比较茫然;对服务型政府宣传面也过窄,目前尚处在政府机关热、公民冷的状态。*地区至今尚未形成“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宣传氛围,许多公民对公共服务型政府没有印象,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标准就更不清楚了。笔者在吉林、黑龙江、辽宁的部分省直单位调研发现,一些政府机关的领导、公务人员也说不清服务型政府的具体内容,可见*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影响有限。*地区建设服务型政府本身没有让群众直接感到有多大变化,不能形成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再加上区域内跨国公司和外商比重很小,政府很少受国际规则的约束,社会、公民、企业要求政府提供优质服务的呼声还不及沿海高涨,社会约束力不强。

2财力约束

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以公共财政为基础。一方面,我国当前的财政模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政府的政权组织和资产所有者两重身份在分配上尚未分开,这就使得我国财政公共服务性质的非生产性活动,时常以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等形式与统一的政府分配活动混淆在一起,因此,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各个省份的差别非常大。对于经济欠发达、民资不充裕、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大的*地区,将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加以分离时,所遇阻力和压力非常大,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另一方面,*经济相对落后,以吉林省和*市相比较为例:*市2003年GDP就达到了2800亿元,吉林省2004年才达到295821亿元;*590万人口,吉林省则有27085万人口;*2005年人均GDP6000美元,吉林省2005年人均GDP123171美元;*各级政府可支配资金210亿元,吉林省170亿元。可见两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别很大。因此*各级政府在社会服务的核心职能投入上,无论是对公共科技的投入,或是对公共教育的投入,还是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都未及时到位,*地区服务型政府都遭遇到财力约束。

第6篇：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范文

关键词：基层公务员；懒政；激励；反腐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开辟了管党治党新境界，把整治人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推动形成了反腐败压倒性态势。据官方统计，截至2017年6月底，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64.8万人。然而在“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体制机制逐步形成的同时，部分基层公务员“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的懒政行为也日趋凸显。这看似不违背法律，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上级政策的有效执行，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一、懶政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

“懒政”主要表现形式有三：一是不敢为，二是不能为，三是不愿为。

所谓不敢为，即缺乏作为的勇气和担当。在高压反腐态势下，部分基层公务员出于政治风险不敢作为，对于这类公务员，应当完善问责、容错等机制纠正其“懒政”行为。所谓不能为，即缺乏作为的能力和条件。部分基层公务员即使有作为的意愿，想服务于民、想晋升，但在新形势下出现“能力恐慌”，缺乏作为的能力和条件。对于这类公务员，应多加以培训并配套以人性化的政策与制度条件激励其有效“勤政”。所谓不愿为，即缺乏作为的意愿和动力。部分基层公务员存在着严重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思想，对上级的任务敷衍了事，对群众的需求充耳不闻。对于这类公务员，应多以文化教育加以引导，从思想上根除其“懒政”陋习。

二、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失灵的原因

按照委托—理论的逻辑，激励失灵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委托人与人之间目标不一致；二是委托人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从这个思路来分析当前高压反腐背景下我国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目标不一致导致的激励机制失灵

这里的目标不一致，是指作为委托人的上级政府的组织目标和作为人的基层政府公务员的个人目标之间的不一致。

1.多元目标难以量化

多元目标必然导致多元任务，多元任务又极易诱发激励扭曲。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下“三期叠加”的阶段，对公务员政绩考核的标准不再“唯GDP论”，而是注重GDP的同时，兼顾政治、文化、社会和环境的发展，以及“地方债务累计总量”指标等，使公务员的“作为”在短期内或者说在其任期内难见显著成效。同时，多元目标难以分解和量化，使得对基层公务员的考核难度也进一步加大。于是作为人的基层公务员会把多数努力转向易量化、易受奖励的任务，而忽略同样重要、但不容易量化的任务，甚至出于高压反腐下的政治风险与难以预期的收益，直接“懒政”不作为。

2.柔性激励相对缺乏

柔性激励相对缺乏削弱基层公务员“勤政”动机。由于基层公务员身份具有特殊性，一方面，作为基层的国家公职人员，显然其物质待遇与省部级公务员不可比，也不可能享有很优厚的物质待遇，因此单一以物质激励为主的刚性激励效果不会很好。另一方面，基层公务员作为直接服务于群众的重要角色，在对其激励过程中，运用刚性激励既然达不到基层公务员足够的物质需求，增大柔性激励比例就十分有必要，使基层公务员心目中自发形成一种说服力，主动为人民服务，自觉选择“勤政”。然而，在当前基层政府激励体系中，以物质、制度激励为主的刚性激励缺乏柔性激励的配合反而抑制了基层公务员“勤政”热情。

（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激励机制失灵

这里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面是指作为委托人的上级政府不完全了解作为人的下级基层公务员的个人目标、努力程度、工作能力等信息。另一方面是指，作为人的基层公务员不确定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作为委托人的上级政府所想达到的组织目标和要求。在这样的目标不一致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使既有的激励机制难以奏效，人也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感到迷茫。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1.“委托—”链条僵化

“委托—”链条僵化助长基层公务员“懒政”动机。“委托—”链条僵化主要体现在“委托—”链条过长和群众的委托人身份感较弱两个方面。一是“委托—”链条过长。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形成了“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市级政府—区县级政府—乡镇政府”的“委托—”链条，由此在激励中造成了极大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成本。二是群众的委托人身份感较弱。与之相随的是，上级政府的委托约束力较大。从本质上讲，政府的公共权力根本上是受托于人民，人民群众作为基层公务员直接服务的对象，对基层公务员的工作评估也最具真实性、科学性和民主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其作用往往被忽视。调查中，有群众反映“上班时间见不到人却不知向谁举报，即使举报了效果也不大”。反而是作为直接委托人的上级政府及其官员更多地决定着对下级公务员的评估，但上级领导往往不能完全观察到下级公务员的工作状态，于是部分基层公务员便采取“领导检查就干，不检查就偷懒”的形式主义和机会主义行为。

2.职业前景激励不足

职业前景激励不足增加基层公务员“勤政”的机会成本。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来自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基层公务员出于对自身能力水平、身体条件的不自信，在既有的公务员制度体系中其对职业生涯产生“不能为”的消极心理，增加了基层公务员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及其“勤政”的机会成本。这些制度的限制主要体现在晋升时间、晋升渠道、薪酬待遇、考核制度四个方面。第一，晋升时间漫长。根据计算，普通科员晋升为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45岁升到正厅，往后的仕途便基本止步。第二，晋升渠道狭窄。目前我国公务员队伍中，超过90%的公务员是科员及科员以下职务，60%在县级以下政府机关，通常从科员到县处级干部的升迁比例仅为4.4%，从县处级升迁为厅局级的比例更是低至1%。2014年《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后，各地方政府开始推行基层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将其晋升之路由职务“独木桥”拓展为职务与职级晋升“双通道”，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基层公务员晋升的“天花板”。可这一改革由于基层单位编制不足只能实现极少部分人晋级，“职务职级双通道”仍然显得狭窄。第三，薪酬待遇欠佳。基层公务员薪资水平总体偏低，且地区差异以及同一地区上下级差异都较大，限制了其工作积极性。第四，考核制度待完善。尽管现行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将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等作为选人用人重要参考意见，但在实际中，依然存在着考核形式较单一、上级领导话语权过重等问题，考核公平度、科学性、民主性尚待提高。

三、基层公务员“懒政”现象的治理路径

应对委托人与人之间目标不一致的有效路径有二：其一，委托人与人建立“命运共同体”来实现目标大体一致；其二，强化柔性激励以实现双方目标趋同。缓解公共权力委托人与人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可行路径有二：一是加强职业前景激励，二是优化“委托—”链条。

（一）解决目标不一致导致的激励机制失灵

1.建立“利益共同体”

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遏止基层公务员“懒政”思想。公共权力委托人通过与人建立“利益共同体”，使双方在社会身份上接近，从而促使其目标大体一致。第一，完善民主政治。增强基层政府选人用人民主性、科学性，使得基层公务员在其组成结构上尽可能地反映其辖区的人口特征，包括性别、民族、社会阶层等。第二，实施与基层公务员个人目标相一致的管理机制，使基层公务员既“敢为”“能为”“愿为”以达到组织目标，又能满足其作为“经济人”的个人意愿。第三，制定组织目标时将基层公务员的个人意愿和利益纳入考虑因素，使组织目标潜移默化成为个人目标。

2.强化柔性激励

通过强化柔性激励，增大基层公务员“勤政”动机。刚性激励满足的是人對物质的需求，柔性激励则针对人个人的心理和行为，采用荣誉激励、信任激励、情感激励、使命激励等非强制性方式进行激励，比如文化教育、能力培训等。柔性激励使其心目中形成一种潜在的说服力，把组织意愿转化为个人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自觉行动，从而促使作为人的基层公务员个人目标与作为委托人的上级政府或者其辖区内的人民的目标和利益趋于一致。

（二）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激励机制失灵

1.优化“委托—”链条

优化“委托—”链条，扩大地方政府自主权。在新时代，应给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去开拓创新，鼓励公务员“敢做、能做、愿做”。可行路径有二：一是缩短“委托—”链条，如已有实践经验的“省管县”，使县一级政府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减少因过长的权力链条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成本；二是改变“委托—”链条方向。完善地方自治，扩大基层政府自主权，使基层政府及其公务员直接成为群众的人，增强公务员工作热情。提高人民群众政治生活的知情权和参与度，定期对群众进行关于政府工作满意度的调查，并以此为依据对政府工作加以改善。

2.加强职业前景激励

职业前景激励是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建立健全一个有效的人力资源市场。加强职业前景激励需要完善一整套“选用—考核—晋退—奖惩”制度。第一，公平公开选拔。认真落实关于选人用人“九严禁”的要求，扩大竞争上岗比例，重用德才兼备，能力强、作风正的人才；提升基层公务员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知情权和参与度。第二，疏通晋退渠道。打造多样化职业发展通道，设置人性化的职业发展阶梯，变职业发展“独木桥”为“立交桥”；完善退出退让机制，建立健全基层公务员召回制度、辞职退休制度。第三，完善考核系统。进一步扩大考核主体，畅通举报渠道，增强群众考核权威性；确保考核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并有效利用考核结果进行合理奖惩。第四，完善奖惩机制。坚持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正负激励相结合的原则，促进奖惩制度公开化、透明化，并配套以完善的问责制度和容错制度，时刻提醒基层公务员为自己的行为拉好警戒线，同时为其探索创新留足容错空间。

在走向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对基层公务员的激励机制要根据其内心需求量身定制，了解其工作情况，关注其合理需求，是治理基层公务员“懒政”的必要路径。任何制度的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对基层公务员激励机制的完善需要上级政府、基层公务员和人民群众的通力协作。

参考文献： 

[1]郑万军，刘磊.官员“懒政”的机制原因及治理思路[J].领导科学，2016（27）：8-10. 

第7篇：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范文

【关键词】双因素激励理论 大学生村官 管理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在此大背景下，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现代知识、现代思维和现代眼光的优秀大学生村官回到农村、反哺农业、服务农民。大学生村官作为特殊人才，被制度性地引入农村，对农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农村发展补充了新鲜血液，对农村基层组织、农村社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大学生村官及其制度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如果不能充分激励大学生村官，让其人尽其才，效果与预期可能相差甚远。

大学生村官激励管理的理论武器：双因素理论

美国行为科学家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Fredrick Herzberg）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提出了“激励、保健因素理论”，学术界又称之为双因素理论。赫茨伯格和他的助手在美国的匹兹堡地区通过深入地调查和研究，发现影响人们工作积极性的因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使人们感到不满的因素，大多是工作环境或工作关系方面的，比如公司制度、工作条件、工资报酬、人际关系和安全保障等，这类因素称之为保健因素。另一类是促使人们产生工作满意感的因素，这些因素大多和工作内容或工作本身有关，比如工作带来的愉悦感、成就感和工作中的公平感、工作中的表现机会和对未来发展的期望以及职务晋升等等。这两类因素彼此独立，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赫兹伯格认为，“满意”的对立面是“没有满意”，“不满意”的对立面是“没有不满意”。保健因素处理得不好会滋生人们在工作中的不满情绪，处理得好可预防和排解不满情绪，但它不能起到激励作用，只能起到保持人们当前的积极性、维持目前现状的作用。当保健因素缺失时，则会导致人们的不满意感上升，但当这类因素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则无法再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满意感。而激励因素的缺乏不会使人产生不满意的感觉，只是会降低人们满意的感觉，如果在这些方面加以改善，则会提高人们的满意感和积极性，从而提高其劳动生产效率。所以赫茨伯格认为，工作中完善基本的保健因素是必要的，但保健因素对激励人们的积极性作用是有限的，只有激励因素才能激发人们的工作积极性。

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党中央为促进农村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而做出的一项战略性决策，旨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高素质人才的同时培养造就一批经过基层实践锻炼的党政后备人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村官计划受到了各地政府和群众的普遍关注，在推进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很多特色做法和成功经验，但同时村官的“生存问题”和“发展问题”也逐渐显现。各级政府作为村官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要积极地运用双因素理论对当前大学生村官激励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地梳理与分析，理清其中的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进而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政策，引导和鼓励优秀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促进大学生村官计划的长期、有效地发展。

大学生村官激励管理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经过十多年不断地探索与实践，大学生村官计划已经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势头良好。大学生村官们在自身的工作岗位上脚踏实地地工作，积极主动地锻炼，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与汗水。目前整个大学生村官的制度框架正在逐步的完善，村官的社会价值也得到了初步的实现。从各地涌现出的不同大学生村官典型以及“全国十佳大学生村官”评选活动可以看出，村官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被寄予了厚望。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大学生村官由于政策限制、个人条件、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激励大学生村官在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带动创业致富方面还做得不够，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微观个体维度分析：思想不稳定，能力待提高，作用难发挥。大学生村官思想认识导致的心理困境。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大学生当村官只是当前严峻就业形势下的一种现实选择。进入村官行列不是出自内心价值的驱动、对农村的热爱和责任，而是受到服务期满后能够享受到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吸引和诱惑。即使有的人怀抱“扎根基层”的梦想来到农村，但当他们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时，心理一时难以适应，在重新思考理想与现实问题时，很多人把筹码更多地放在了对自己未来的现实考虑上，而不是安下心来，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为发展农村经济做实事。根据调查，报考大学生村官的有71.51%只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其中有近半数是想通过大学生村官进入公务员队伍。①

大学生村官工作能力的缺陷导致的职场困境。部分大学生从非农专业毕业后，由于缺乏实际技术、知识的支撑，对当地农村农作物的种植、生长、生产情况根本不了解，面对村民在农业科技和农村市场信息等方面的诉求时往往无处开口，无处下手，对于农民的指导也就无从谈起。②此外，农村社会基于血缘、地缘和姻缘等关系结成的社会关系网错综复杂，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缺乏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在面对农村复杂的人际关系时，这些涉世不深的大学生要开展农村工作还是需要相当高的组织管理能力与人际沟通能力。

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困境

从大学生“村官”身份定位看，他们是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人员，系非公务员身份。但实际上，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如重庆、海南等地则是准公务员身份，江苏定位为专项事业编制身份，还有的地区不列入专项事业编制，仅实行人事，导致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身份不一，尴尬的身份和模糊的定位让村官陷入角色困境。另外，一些地方大学生村官名义上在村，实质上却被乡镇截留，导致大学生村官不接“地气”、处于“悬空化”状态，他们很少或者几乎不去村里，只是在乡镇从事“文书”化的工作或闲杂工作。乡镇的借调让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又变得更加模糊不清，既“非官”，亦“非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村官的成长。

基层社会维度分析：资金短缺，环境复杂，难展拳脚。农村资金短缺，条件有待改善。近年来，尽管国家不断地加大对农业与农村的投入，但还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农村的条件还是有待进一步改善。很多村官尽管有好的思路和想法，想和老百姓一起根据当地条件搞规划，上项目，但苦于资金不能落实而成为无米巧妇，带动群众创业致富显然非常困难。

农村关系复杂，村官难展拳脚。在农村，村民之间熟悉度高，情感关系在有的时候可能会超越制度的约束。这类“熟人圈子”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对于一个外来村官，与他们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已经不易，一旦工作牵涉到他们的利益，那就很难再进行下去。另外，很多的村民对村官抱有既欢迎又质疑的态度，他们希望村官的到来能够立马带领他们走上致富的道路，如果村官们不能迅速打开局面并取得一定的成效，那么村官就会遭遇信任危机而遭质疑甚至歧视。在调研时有些村官表示，不是自己不想融进农村，走近村民，是想融融不进，想亲近村民却遭遇了怀疑的眼神。③在基层工作多年的老村干部面对潜在的竞争对手，往往有一定的戒备心理，所以大学生村官在最需要帮助时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指导，处理实际问题能力得不到提高，面对错综复杂的情况，村官要想打开局面确实需要投入相当的精力。

宏观政策维度分析：培训考核不力，未来发展不明。培训、考核体系不科学，村官工作不到位。目前村官的培训以一次性地岗前培训为主，且培训不分专业，不分岗位，培训内容主要以思想教育为主，对于农业生产、创业注意事项方面往往涉及不多。村官入职后，基本上没有针对工作内容进行的在职培训，只是委托地方县区、乡镇进行管理培养，很多的村官由于缺乏相应的引导与帮助，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另外，村官的工作没有指标，没有要求，也没有考核，导致村官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该怎么干，更不知道究竟干得如何，从而导致很多村官的工作做不到位。

村官对未来发展之路不明，人员流失严重。受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大学生村官的出路始终充满着不确定性。很多的村官认为：能够有机会进入更高层次的空间发展的，毕竟只是极少数的特别突出、优秀的大学生村官，而余下的绝大多数大学生村官不得不面对重新择业的残酷现实。这就使得很多的村官对“三年后”充满了未知，不得不利用在岗的时间忙着准备考公务员、事业单位，或找其他新的出路。三年后能真正能留下来继续从事村官工作的并不多。很多村官才干出一点成绩，才理出一些头绪就因对未来发展之路不明朗而离开农村，导致人员流失严重，不利于改变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人才匮乏的现状。

大学生村官激励管理的应对策略

改善保健因素：大学生村官激励管理的基础。转变工作思路，实现角色合法化。目前我国的农村依然实行的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法律层面看，尽管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依据，大学生村官计划仍是一种法定外的行政指导行为。如果“空降”村官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但可以转变思路，把村官以“村级组织特设岗位”性质从现有的村级组织中独立出来，摆脱原有体制的束缚，积极地参与村委会的重要工作，理顺大学生村官的职能与职责。另外，在村官的选拔上，要坚持回原籍优先的原则，注重从重点院校以及基层急需专业的毕业生中选聘大学生村官，力争大学生村官角色的合法化。

加强宣传引导，优化成长环境。干部和群众对大学生村官的信任和支持是其发挥专长、干出实绩的前提与基础。政府要要充分发挥报刊、杂志、网络等宣传媒体的作用，一是要明确宣传方向，把握宣传重点。二是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三是要树立把大学生村官“当后备干部来培养、当优秀人才来使用、当自家孩子来对待”的理念，让大学生村官在一种温馨的氛围中以主人翁的姿态融入地方发展大潮。

落实相关待遇，完善保障体系。国家规定新聘任大学生村官补贴标准比照乡镇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满后工资收入水平并随之同步提高。但由于受地方财政等因素的影响，各地的执行情况仍有差距。要使大学生村官“能安心”，必须认真落实各项待遇。一是及时落实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大学生村官工作、生活补贴。二是提高财政补贴，在建立正常工资增长机制的同时，提高中央财政对大学生村官的一次性补助标准，不足部分要督促地方财政补齐补足。三是优化政策措施。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村官薪酬体系，根据工作年限、工作成效设定薪酬等级，对于工作成效显著的大学生村官应予以积极奖励，拉大薪酬差距。④三是完善保障体系，健全和落实大学生村官社会保险和重大疾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以及学费补偿、助学贷款财政代偿等相关配套保障制度，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完善激励因素：大学生村官激励管理的核心。拓宽培训途径，健全能力提升机制。政府要本着把大学生村官“当后备干部培养、当优秀人才服务、当自家孩子关爱”的原则，拓宽村官的培训途径，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村官的能力和综合素质。一是分级分类培训，按照“中央和省抓示范培训、市抓提升培训、县抓日常培训”的培训体系，保证大学生村官每人每年累计培训不得少于一个星期。二是加强导师帮带培训。村官履职后，可以对不同类型的大学生村官在其工作之余有针对性地提供指导。三是注重实践锻炼。分批次、有计划地安排大学生村官参加村镇新农合、小额信贷办理、村组项目建设等集中性工作，可以到、综治等岗位锻炼，通过“传、帮、带”促使他们在实践中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

加强目标管理，健全考核激励机制。一是合理确定考核指标。考核内容不但要涉及业绩，还要涵盖德、能、勤、廉等多个方面，可以将解民忧、办实事、基层群众满意度等作为关键指标加以考核，不埋没一个人才，不漏掉一个好干部，努力使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二是合理选择考核方式。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常态考核与动态考核相结合，考核过程与考核结果综合评价。坚持考核主体多样化，村民和村干部平时与村官的接触最多，可以适当提高他们的考核分值的权重。三是严格运用考核结果。大学生村官考核的结果要作为村官今后奖励、培训、提拔、续聘或解聘的重要依据。通过严格的考核程序，来激励大学生村官安心在基层勤奋工作。

加强组织引导，健全有序流动机制。流动才有活力，流动才有生命力。引导大学生村官服务期满后有序流动是村官工作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中组部等12个部委先后联合下发了《关于建立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了大学生“村官”任职三年期满后的五条出路：留任村干部、考录公务员、自主创业、另行择业、继续学习等。大学生村官的出路已经明确，关键就是要对他们进行分类指导，引导他们明晰未来的发展方向，激励他们发奋工作，建功立业。

一是规划职业生涯，引导村官理性选择出路。在导师帮带的过程中，导师要与大学生村官一起分析自身优势和特长，及早规划，找准发展方向，选对前进道路，不趋之若鹜、人云亦云。

二是积极创造条件，助力村官有序流动。在工作之余举办专项培训班提升大学生村官竞争力。同时要多方推荐，对于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优秀、党员群众认可的党员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工作一年以上，通过“三推荐”的方式（党员推荐、群众推荐和乡镇党委推荐）参加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选举。也可以按照专业对口的原则，积极向国有大型企业、农业银行、中国邮政等单位进行推荐。

三是着力打造大学生村官品牌，赢得市场认可。经过在基层的锻炼，大学生村官们的处事能力、沟通能力、面对复杂情况的应变能力较初出校门的应届毕业生要提升了许多，政府要充分利用媒体，扩大宣传力度，将大学生村官做成一个人才的“品牌”，为他们的华丽转身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2011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 SJB 880135）

【注释】

①张冲，王旭华：“大学生村官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出路”，《学习时报》，2013年10月14日。

②李纯成，郝咏梅：“大学生村官计划发展困境及对策”，《人民论坛》，2011年第8期，第70～71页。

③崔家新：“大学生村官发展现状调查与分析—以江苏省连云港地区为例”，《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第8篇：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范文

山西的平遥古城,早已闻名遐迩;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望族宅院,也已人尽皆知。影视作品的拉动,宣传媒体的介入,使得这些地方备受游客的青睐,人们纷至沓来,磨亮了门槛,也让那里浸染了过多的现代气息与商业烙印。然而,偏居晋城乡下的皇城相府,却能在滚滚而来的旅游开发大潮中独守清静,遗珠于喧嚣浮躁的尘世,鲜为人知,实在难得。

这次,笔者忙里偷闲,专程赶赴晋城,为的就是领略这乡间古城的风姿,一睹康熙皇帝的老师《康熙字典》总阅官陈廷敬成长的足迹。

我们乘坐吉普车,出晋城市区,沿晋阳高速公路一路西行,风尘仆仆地驶入晋城所辖的阳城县北留镇。行数里,一座土黄色的古城堡赫然跃入眼帘――皇城相府到了。

眼前的古城堡,依山傍河,城墙楼阁,雉堞亭台,布局井然;官宅民居,园林阡陌,浑然一体,就像一轴极具张力的立体风景画,给人以深深地心灵震撼与视觉冲击。

走进古城堡,徜徉在又长又窄的一条条小巷中,穿行于大小不一、格调迥异的一座座院落中,扑面而来的是浸满了历史故事的沧桑气息。走进这片规模浩大的古建筑群,实际上就是走进一段正在被时光磨损着的历史,走进一段正在渐行渐远的岁月之中。

皇城相府原名中道庄,康熙赐名“午亭山村”。因康熙曾下榻于此,故名“皇城”:“相府”则是指这里的主人陈廷敬曾官至清朝文渊阁大学士,他的学生康熙皇帝在御赐诗中曾有“顾盼一过丞相府”的句子,表达过到这乡间城堡一游的急迫心情。由此看来,皇城相府决非后人演绎的无稽之谈,而是出之有典,言之有据,是连康熙都认同的说法。

一个穷乡僻壤的城堡山寨,何以引起康熙如此大的兴趣?一个汉族官员的乡下宅第,何以大模大样以“皇城相府”冠名且未遭素以厉行“文字狱”著称的清廷追究呢?这其中究竟掩藏着怎样的奥秘?陈廷敬与康熙,一长一少、一师一徒、一汉一满、一臣一君,身世和阅历大相径庭的两人,彼此肝胆相照,在历史上书写了一段不为人知的佳话。

渊源:乱世烽烟中的古堡山寨,在抗清与拥清的生死关头作出抉择。

陈廷敬生于明崇祯十一年冬(公元1638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山西泽州(今晋城)人。他生逢明清之交的乱世,或许应了那句乱世出“英雄”的老话,时代为这个大家族的崛起和陈廷敬本人的发达提供了适宜的舞台。

陈氏家族在陈廷敬的七世祖陈林当家时,于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迁来中道庄定居。那里原本就是煤铁之乡,资源丰饶,陈氏家人勤劳致富,靠挖煤冶铁起家,家道渐渐有了起色。因其所居之处上下皆“村落”,遂将此地定名为“中道庄”。

经过四代的财富积累,至陈廷敬的祖父陈经济时,陈家已经富甲一方了。这时,明末农民起义爆发,烽烟四起,朝廷摇摇欲坠。为了抵御农民起义军,陈氏家族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城堡山寨,以此白保。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陈氏家族修建了环绕村寨的城堡城墙,依山就势,易守难攻,“周围约百丈,高三丈”,方石构筑。城墙上有“垛口两百,堞楼七座,开西、北两门,用铁包裹,门上各有楼;”楼下为券洞,洞旁掘井以保障城内人畜用水:城门外设有便于开启的栅栏,将来往行人隔在城墙外,既可杜奸防伪,又便于随时关闭城门,预防敌人隐藏和袭击。

城东墙内设有藏兵洞,共计5层125间窑洞,为战时家丁藏身小憩之用,又称“屯兵洞”。这些窑洞一字排开,因地制宜修建,层层递升,三五相连,明暗互通,各层之间有暗道直达城头,便于屯兵御敌。这种将藏兵洞与城墙有机结合的建筑设计,不仅节省建材减轻了城墙墙体的负重,更增加了城墙的坚固程度和防御功效,反映了古代工匠高超的建筑水平,令人叹为观止。

城墙环护之下,城内建筑错落有致,分为祠庙、民居和官邸三类,风格迥异。祠庙有陈氏宗祠,民居有树德居、世德院和麒麟院,官邸有容山公府和御史府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标志性建筑则是河山楼。

河山楼巍然屹立,为一百尺高楼。我们拾级而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爬至楼顶,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景色尽收眼底,一览无遗。站在这坚固结实、高高耸立的高楼之上,寒风吹过,让人遥想起当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景象,不禁感慨不已。这是皇城相府中最早的建筑,比整个城堡和城墙建得都早,折射出当时大户人家看家护院、聚垒防御的心态。

据记载,河山楼建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楼体宏大,高十丈,共七层。顶部筑垛口和堞楼以便观察敌情,抛掷矢石;楼身通体用青砖砌筑,厚实坚固,层间有砖砌阶道和木制楼梯相互沟通;底层掘有水井,备有石磨、石碾等生活设施,并有暗道直通城外。

这座功能齐全的防御设施,可屯兵,可藏民,可加工和储备粮食,可对敌进攻而敌不能入内,可防火烧、炮击,可长期据守,可通过地道外出通风报信、采购,或将楼内之兵秘密外运,使来犯者腹背受敌,或必要时群体出逃,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防御工事。

工程告竣之后,虽经乱兵数次袭扰,避于楼内的村民均幸免于难,安然无恙。建造这座楼,耗资甚巨:“石用三千,砖用三十万”。建设速度很快,只用了不到7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主体建筑,可见当时形势的危急。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在如此短促的情况下建造如此浩大的工程,是难以想像的。

其实,在这幢高楼建设过程中,就曾历经了战乱的考验。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在《河山楼记》中这样记载:“七月,砖工刚毕,卜(占卜选择吉日)十六日立木(装修),而十五日忽报贼近矣。楼仅有门户,尚无棚板,仓皇备矢石,运粮米、煤炭少许,一切囊物(金银细软)俱不及收拾。遂于是晚闭门以守。楼内所避大小男妇约有八百余人。初犹零星数人,须臾间,赤衣遍野,辄有万贼。到时劈门而入,抢掠金帛,因不能得志于楼,遂举火焚屋。余率壮丁百人镇静坚守……严守垛口。贼虽凶恶异常,仅远远围望,终不敢近楼前。”

这里的所谓“贼”,显然指农民军。农民军屡次攻击,均无功而返。陈氏家族在激烈而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与农民军结下了深仇大恨。

当清兵入关剿灭农民军的时候,无论从感情因素出发,还是从经济利益出发,陈氏家族都坚定地作出了依附清朝的抉择,从而为以后家族的崛起与获得清朝政府的信任奠定了基础。

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大同总兵姜壤起兵反清,阳城县农民张光斗也率众揭竿而起,一度占领泽州城。张光斗曾派人携重金婉言劝说陈家归顺,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撕书大

骂,严词拒绝。是年十月,张光斗率数千人马猛攻陈家城堡,陈家上下顽强抵抗。3天后,清兵北来支援,农民军撤围而去。这一仗,陈家表露了对清朝的忠心,为自己赢得了一张政治“保险单”。

与此同时,清朝继续推行科举制度,延揽士人,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参加科举考试的南方士人远远少于北方士人,为北方士人的仕途成功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与南方士人对清朝强烈抵触、不满反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方士人包括已经发家致富、诗书传家的陈氏家族,充分利用了科举入仕的良机,开始大举向官场挺进。陈氏家族的精英陈廷敬由此进入清朝统治者的视野。

鼎盛:在为官、为师、为文的历程中,陈廷敬赢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与器重

陈廷敬是陈昌期之长子,原名陈敬,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中进士。会试时,顺治发现还有一个顺天府的考生也叫陈敬,为便于区别,特命加“廷”字于泽州陈敬名中,陈廷敬之名由此而来。也许就是这一“廷”字,使陈廷敬与朝廷结下了不解之缘,宛如插上翅膀一般,青云直上。

陈敬自幼受到严格而系统的教育,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9岁那年,陈家花园牡丹盛开,其父陈昌期设宴邀请同僚好友前来赏花。席间,有人想试试陈敬的文才,就以牡丹为题,让他咏诗一首。他略一沉吟脱口而出:“牡丹后春开,梅花先春坼,要使物皆春,定须春恨释。”此诗一出,满座称奇,连他的母亲张氏也惊讶地说:“此子欲使万物皆其所耶!”(《午亭山人年谱》)足见其从小就志向不凡。

有意思的是,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年仅13岁的陈敬与父亲一道到潞安附(今长治)考秀才,以童子第一入州学,而年已46岁的父亲成绩却远远不如儿子。

陈廷敬得中进士后,春风得意地开始了宦海生涯。他入仕初期的官职主要是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等,似乎不掌实权,不过是个教师而已。但作为教师的他,所教的学生却非同一般,是有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康熙。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上述官职均是在康熙年间获得的,也就是说,他不是给身为太子的康熙当老师,而是给身为皇帝的康熙当老师,由此身价倍增,对康熙乃至整个朝廷的影响非同小可。

在为皇帝讲学的过程中,陈廷敬的卓越才干和优良品德得以充分展示,康熙对自己的这位老师格外青睐,陈廷敬的官运随即一路飙升: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入职南书房行走,这成为他仕途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如果说担任教师给了他接近皇帝机会的话,那么入职南书房行走则使他获得了参与机密决策的权利;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升礼部右侍郎,不久转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为会试总裁;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学士;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迁工部尚书;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改户部尚书,同年转任吏部尚书,兼管修书总裁事务。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礼部、工部、吏部,轮流担任3个要害部门的主官,可见康熙对他的信任与器重无与伦比。其间,他“经筵讲官”的身份一直不变,康熙太需要他这样一位“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的老师了。

不管是担任“日讲《起居注》官”,还是长期充任经筵讲官”,陈廷敬的主要职责就是同康熙探讨学问、治道。在进讲时,康熙有时还要根据当时的政事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问题,这无形中给陈廷敬搭建了一个阐发己见、施展抱负的绝好平台。陈廷敬在《午亭文编》卷二十九中这样回忆:“每当玉音下询,获申奏时,讲义之外,薄有敷陈。”

陈廷敬在经筵日讲中,主要是向康熙灌输程朱学术,希望康熙“天德与王道同功,修己与治人兼至”,故其“凡入讲幄,开陈王道,摈弃异端,详端竟委,必期积诚感格而后止”。他还受命编写《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报呈康熙钦定,“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三藩之乱平定不久,陈廷敬及时提醒康熙,要充分利用人心振奋、上下一心的大好时机,为清朝的宏大基业制定长远战略。他说:“至于世道修明之日,人心联合之时,正当大有为之际,必有纪纲宏远之规模,为社稷灵长之大,计虑万年。”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能急功近利,“毋狃于旦夕”,“成大事,毋狃于小利”。

康熙对陈廷敬所传授的帝王之学极为赞赏,特为《日讲四书解义》作序,称自己“孜孜求治,留心学问”,“命儒臣撰为讲义,裨益政治,同诸经史进讲,经历寒暑,罔敢间辍”,明确宣布清朝将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究先圣之微言,则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近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康熙起居注》)

在清代,官场险恶,矛盾复杂,斗争激烈,正如康熙所言,“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交寻,牵连报复”。置身其中的陈廷敬对此深恶痛绝,仗义执言,利用讲筵奏对之机,鞭辟入里地谈“及小人”问题,提醒康熙警惕。

《午亭文编》记载了当时君臣二人围绕小人”展开的一番对话,十分耐人寻味。陈廷敬说:“从来上之德意不能下究,民之疾苦不能上闻者,皆小人为之壅蔽于其间也。故贵解而去之。小人之害,有不可胜言者。盖小人未得志之时,必工为谄媚之术,既得志之后,则肆其险毒之奸,是以断然必解而去之也。”

他又说:“君子光明磊落,即有过失,人所易见;小人巧佞回邪,患得患失,凡所以贪位固宠者,无所不至。又能形人之短,见己之长,能使人主信任而不疑,故得专权而肆其恶。“小人谗害君子,不在大庭广众之际,而在于筵闲私语之时。使人主听受其言而不觉,故圣人比之为暮夜之贼,惟圣明之主严绝其端,则可以无此患也。”

这番精彩的高论,显然打动了康熙,他对陈廷敬说:“从来君子得志犹能容小人,小人得志必不肯容君子。”陈廷敬对曰:“诚如圣言,此古今同慨。惟圣明在上,有以察之。”

自古以来,就有君圣臣明之说,300多年之前,陈廷敬与康熙之间的这番谈话,切中官场时弊,具有一定的超越时空限制的普遍意义。今天读来,依然不乏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之感,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从来不缺少小人,缺少的是对小人的深刻认识与警觉!

得到康熙的赏识与宠幸,陈廷敬在险象环生的官场中,总能逢凶化吉。惟有一次,被小人死死咬住,差点儿酿成大祸。咬他的小人,不是别人,竟然是他的儿女亲家、湖北巡抚张。据《清史列传・陈廷敬传》记载,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张因贪污、行贿遭到御史弹劾,经调查基本属实,依法“究拟论死”。张“遣人赍银赴京”,指望陈廷敬伸出援手,但遭到“不徇私党,不阿友朋”的陈廷敬的断然拒绝。

张怀恨在心,在被“诘其行贿何人”时,

他“初以分馈甚众不能悉数”,狡猾地咬出陈廷敬及尚书徐乾学、詹事高士奇等都曾受其贿赂。幸而康熙“圣明洞察”,口谕“此案严审牵连人多,就已审实者即可完结”,对陈廷敬等3人“置弗问”。

尽管如此,陈廷敬的声誉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上书康熙,以父亲年逾八十、盼其回乡厮守为由,请求致仕归养、退休离朝。康熙认为情词恳切,许原官解任,仍管理修书“总裁”,让他继续在编撰文化典籍上发挥余热,对其信任程度一如既往,未尝稍减。

仅仅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陈廷敬东山再起,复任经筵讲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上任后,他再度显露出清廉勤政、雷厉风行的风骨,上疏朝廷,认为言官有指陈时弊、纠劾不法之责,若中外臣僚果有奸贪不法因革事宜,果有纪纲关系者,则当切实指“陈”,但须言之有据,惟其如此,才能达到“言不轻发,发而必当,使不肖之徒有所警戒顾忌,不敢恣意妄为”之功效。

后来,他又相继担任工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在吏部尚书任上,他坚拒跑官、要官、买官等腐败之事。他给家人下了一道死命令:如发现有行为不端、送礼谋私、试行贿赂等迹象者,一概不许放进家门,违令者严惩不殆。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陈廷敬擢升文渊阁大学士,成为名副其实的辅弼大臣。虽然位高权重,他依然出污泥而不染,保持节俭清廉的本色,不徇情、不枉法、不结党、不营私,与同僚和衷共事,时人赞其“性尚含容,不立异,无与人门户意气之争,故能为人所容”。(《清诗纪事初编》)

陈廷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修书精勤,除了自撰诗文选集《午亭文编》五十卷外,还曾担任《清太宗实录》《三朝圣训》《政治典训》、《平定三藩方略》《大清一统志》《皇舆表》、《明史》等文史巨著的总裁官。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参与了语言文字巨著《佩文韵府》与大型字书《康熙字典》的编纂工作并担任总阅官,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陈廷敬向康熙再次请求致仕”退休,未获批准。直到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才获恩准。不料,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首辅大学士张玉书去世,另一大学士李光地也重病缠身,难有起色。陈廷敬奉旨再度入京,总领阁务,以老病之躯襄理朝政。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陈廷敬死于任上。康熙闻之,深感痛惜,命皇三子允祉率大臣侍卫奠酒,给银千两治丧,令各部院满、汉大臣俱往吊唁。同时,还亲自赋诗一首,表示怀念:“世传诗赋重,名在独遗荣。去岁伤元辅,连年痛大羹。朝思葵衷励,国典玉衡平。儒雅空阶叹,长嗟光润生。”

陈廷敬与先他而逝的张玉书、后他而逝的李光地一样,都得到了康熙所赐的谥号“文贞”,可见康熙对3位老臣的倚重。

陈廷敬的灵柩要归故里,当时从北京到山西路途遥遥,其行不易。康熙特命官员沈一揆专程护送灵柩,通过一个个驿站,“凡水陆两经地方,黄童白叟道路观瞻,莫不仰颂圣天子轸老臣有加无己之至感”。

现存陈廷敬墓地的石碑有两块,刻有两篇不同的御制祭文,充分证明在陈廷敬逝世后一连祭奠了两次,极具哀荣。

余韵:科甲鼎盛,人才辈出,一个文化家族崛起于太行山下在陈氏家族中,陈廷敬是佼佼者,但成名立业者绝非陈廷敬一人。明清两代,陈氏家族科甲鼎盛,人才辈出,述作隆盛,冠盖如林,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化家族。

早在明朝崇祯年间,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就考中进士,历任直隶乐亭知县、监察御史、提督江南学政等职: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为清朝顺治年间拔贡生;陈廷敬的叔父陈昌齐,系州禀生(秀才中的拔尖生,由官方发给生活补助费),只是死得较早,仅活了24岁。可见,到了陈廷敬的父辈,陈家的整体文化素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成为诗礼世家、书香门第。

陈廷敬这一代,陈氏家族这棵大树更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了。陈廷敬的伯兄陈元为清朝顺治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陈廷敬共有兄弟8人,他是长兄。他的7个弟弟中,出了1个举人,即陈廷翰;1个州禀生,即陈廷荩;其余的弟弟皆为贡生。

陈廷敬的下一辈,出了4个进士、1个举人。进士中,陈廷敬的二子陈豫朋,康熙年间进士,入翰林院,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提督湖南学政;陈廷敬的三子陈壮履,康熙年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供奉;陈廷敬的侄子陈随贞,康熙年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陈廷敬的另一个侄子,陈观,康熙年间进士,曾任直隶浚县知县。举人是陈廷敬的又一侄子陈贲懿,康熙年间举人,官至内阁中书。

到陈廷敬的孙辈和重孙辈,进士和举人仍是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从明孝宗到清乾隆年间,在26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陈氏家族共出现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9位进士,其中6位入翰林院。在此期间,38人走上仕途,足迹遍布全国14个省市,且多政绩显赫,百姓称颂。

在陈氏家族最为鼎盛的康熙年间,为官者就达16人,出现了“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的奇异景观。无怪乎,陈氏祠堂有一副对联写道:“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

第9篇：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范文

中国的“票号”在消失子近一个世纪之后再次回到了它的发祥地。平遥票号以砚实的方式再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央行寻找突破口

据一份来自民间的调查报告显示，早在2003年底中国民间金融规模处于7400亿元～8200亿元之间，全国中小企业约有1／3强的融资来自于非正规金融途径，而农户中也只有不到50％的借贷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对地下借贷的依赖性越强。中国民间金融的兴盛已经达到了需要彻底重新审视和尽快有效疏导的地步。

2005年5月，央行在北京召开了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四个省分行主管行长和金融稳定处、货币信贷处处长联席会议，商讨民间小额信贷的试点工作，就小额信贷组织成立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研究与部署，为中国日渐兴盛的民间金融寻找突破口。在会上，总行倾向于使用一般自然人的自有资金来组建小额信贷组织。会议明确表示，自有资金的来源不超过5个自然人；放开小额信贷利率，但不能超过国家法定利率的4倍；在试点省各选择一个县开展试点，小额信贷只能在所在的行政区域进行，原则上不能跨区域经营。

有更多的分析人士认为，央行之所以急于施行这一探索性工作，显然是日趋庞大的民间金融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压力。

为什么是平遥

山西对这一事件充满了莫大的热情。2005年6月13日，太原市人民银行拟定完成《山西省NGO小额信贷试点实施方案》。要求到2005年1]月，信贷组织开始正式营业。对试点县域大家毫无争议地一致选择了平遥。

平遥县位于山西省会城市太原的南端；东连祁县，南靠沁源，西邻汾阳，北接文水，总面积1253平方公里，辖5镇19乡，农村经济以养殖业和种植业为主。以这种经济结构看，平遥显然是一个欠发达的农业大县。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县域，却存在有庞大的民间金融市场。据统计，2004年，平遥有6亿多元现金活跃在民间。2004年告破的北方第一大案“山西璞真集团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所涉及金额达6．65亿元，受害民众逾5万人次，其中大多集中在平遥及其周边地市。在璞真集团经营最辉煌的2002年，平遥一地往“璞真”投入的资金达到了1．64亿元，这一年平遥县全年财政总收入仅为1．52亿元。

与这种活跃的民间金融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平遥现有金融机构贷款的集体低迷。据统计，平遥县目前有工、农、建3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农发行、信用联社、邮政、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共计32家。2004年底该县金融机构(含邮政储蓄)储蓄为25亿元；但同期各项贷款仅为12亿元，连续3年的存贷比均不足50％。几乎停滞的县域银行贷款不可避免地为民间金融的活跃提供了充足空间。

按照山西的实施方案规定，作为小额信贷试点了作的试点县需要具备四个指标，一是该县为欠发达县，具有较大的农村信贷需求；二是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不足．难以实现商业可持续运作；三是资金持续外流；四是地方政府持开明态度。这四点平遥显然全部拥有。

勇于吃螃蟹的人

事情并非一帆风顺。

按照央行的部署，在2005年年底小额信贷组织便要正式成立，并发放贷款。“山西省平遥县小额信贷组织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也明确了进度安排：12月中旬向社会公布招标公告，并确定小额信贷组织中标发起人；12月下旬组建小额信贷有限责任公司，年底开业放贷。时间显然紧迫。

但未来组织风险如何控制，责任由谁来承担等等问题也让平遥的筹备小组顾虑重重。而且这只是困难的一方面，另一个困难则是对于投资人的确定。平遥县委新闻办主任赵水平说，他曾经找过好多老板谈及民间小额贷款的事宜，但是这些老板大多不感兴趣。首先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缺乏根本的借鉴和本应具有的经营经验，从而也就无法预料其经营前景，风险是他们的一个顾虑。另一方面，按规定基准利率最高4倍的收益对他们来说缺乏更大的吸引力，如果投资煤炭、冶金等山西目前的热门行业，利润无疑要大得多。以上千万元投资一个似乎风险重重却又利润不高的陌生行业，显然是不值一试的。投资者的缺乏一度成为了困扰平遥试点的主要困难。

但是世上总有敢于最先吃螃蟹的人。平遥县的民营企业家王治信、韩士恭、郭兴金、雷锦魁等人最终走了出来。按现任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雷锦魁的话来说，在今天这种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无比稳定和繁荣的形势下，金融行业永远不会倒掉，只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2005年12月19日，平遥县举行小额信贷发起人招投标仪式，他们所代表的企业全部中标，其中鑫盛煤焦有限公司、平遥县煤炭运销公司、平遥兴华焦化厂等四家企业共同出资1700万元组建日升隆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平遥县四贡煤化公司、平遥县第二煤矿共同出资1600万元组建晋源泰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05年12月27日，两家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在乎遥县正式挂牌成立，至此中国首批民间信贷公司正式浮出水面。

平遥模式能否重现辉煌

最终成立的这两家小额贷款公司的具体运作方式为：均由民间投资人的白有资金独立投资组建完成，原则上只贷不存，贷款对象以三农为主，重点是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村流通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及为三农服务的其他经济实体，三农贷款份额在整个放贷比重中不得低于70％；对于贷款金额的要求是每户金额最多不得超过10万元，5万元以下的农户贷款比例不得低于75％；同时在接受委托贷款中，单笔不得低于50万元，余额不得超过自有资金的1／3；利率则以银行基准利率4倍为上限自主定价。同时经营范围只能在平遥县域内，不得跨县经营。对其的监管由县实施小组和省、市两级人民银行共同进行。

平遥由此再一次站在了中国金融业的风头浪尖，一个沉寂了近百年的金融重镇终于在这一刻重新找回了一点昔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