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小学教育的特点精选(九篇)

第1篇：近代小学教育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幼师生 思想政治 实效性 思考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6-0071-01

时代在发展，价值观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价值观的改变导致社会中的矛盾出现日益加剧。而我们的幼师生又是一群思想极其活跃的群体，幼师生的一些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影响。进而在我们的幼师生的思想里引发出一些新的问题。面对新问题，我们如何应对？笔者以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在幼师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注意在“大”和“小”上下工夫

这里所说的“大”，就是大处着眼，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性上有正确的向度。积极地向“四有”新人这一个大方向努力。而这里的“小”就是小处着手，积极地在贴近生活和贴近实际，以及贴近学生。“小”是实现“大”的具体而详细的方法和途径。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要求我们有战略眼光，同时也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从人本出发，积极对幼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2.在幼师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特点

目前，幼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其时代的特点。一是社会化，二是开放性，三是系统性。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幼师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有必要把握准这三点进行工作，增强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其一，社会化特点。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高科技术的普及，传统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处世行为，以及价值观念都在发生着变化。当今的幼师生，他们在社会化的交往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已经是社会中的一份子，其复杂性也是空前的。

其二，开放性特点。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剧，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不论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都在相互影响着对方。我们的校园同样也在影响之内。我们旧有的一些办学方针等等都会受到冲击。为了适应这种状况，就有必要用一种开放性的姿态对待这些变化。

其三，系统性特点。在对幼师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其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环节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论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环节，还是调节环节，以及评估环节，都不可以分割。原本它们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系统。

3.在幼师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积极用“三个面向”做指导的意义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是邓小平提出的论断。在幼师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积极用“三个面向”做指导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要求我们用世界的眼光和战略思想来看待我们的时代，看待我们的将来。尤其是在我们的幼师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应该站在一定的高度来积极地培养我们的幼师生的思想。

4.在幼师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从“三个贴近”对幼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行突破

传统的教育方式，主要就是在课堂反复地对学生进行灌输，或者进行政治学习等方式来达到。这完全脱离了社会的实践，不利于幼师生的学习。所以要想真正做好对幼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必要将理论的学习和实践充分地结合起来。其一，从学生出发，就是我们的教育工作一定呀紧贴学生的生活展开，才会激发学生的思考而受到教育。二就是从实际出发，一切要紧贴实际情况，积极解决学生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引导他们如何看待社会中速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帮助他们树立奋斗的目标，促使他们坚定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崇高的理想。其三，从生活出发，就是要贴近学生的生活。幼师生的生活是五彩斑斓的，作为教师要从大处着眼，引导幼师生积极地培养健康的生活思想。在小处，对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学生给予帮助，实实在在地做到位他们排忧解难。让一些后进生群体、边缘化的群体，积极地加入到学生的大群体里，和谐地共处，学习和生活。

5.结语

综上所述，在幼师生的思想政治给予中，为了增强幼师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在幼师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注意在“大”和“小”的关系，明白在对幼师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特点，积极用“三个面向”做指导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从“三个贴近”对幼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进行突破，幼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定会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龙汉武.论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四要素[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05：75-78.

[2]李玉萍.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思考与实践[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07：109-112.

[3]张文华.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对策探析[J].攀登，2007，04：167-169.

第2篇：近代小学教育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五四新潮，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议案，历史教育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20-0028-08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受五四新潮的影响而建立的一个规模较大、且具全国性影响的教育社团。1921年12月该社成立于上海，是由南北教育家联合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等规模略小的教育团体合并组建的。该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①在成立大会上，南北方教育界人士推举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熊秉三、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等9人为董事会董事，孟禄、梁启超、严修、张仲仁、李石曾5人为名誉董事，并决定设总事务所于京师。董事会聘陶行知为主任干事。该社还设立32个专门委员会，分别研究各级教育（如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各类教育（如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以及各科教育（如国语教育、历史教育、地理教育）等。

晚清以来，新知识界在普及教育、培养新国民的旗号下纷纷组织教育社团，到五四前后达到了高潮。②若究其原因，似有几个方面：其一，新文化运动冲击了传统旧教育，新式教育亟待研究和发展，而政府又无暇顾及于此；其二，各种新式学堂及留学教育造就了一大批具有较强群体意识和趋新观念的知识分子，而当时中国的政治特点，使得新式教育的推行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社团的群体力量才得以实现；其三，清末以来，大量非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加之历来有文人结社的悠久传统，而政府对结会设社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③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五四前后教育界涌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教育社团，中华教育改进社则是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个。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存在时间只有五年左右，一般认为北伐战争开始后，该组织就解散了。它存在时间虽短，然从1922年至1925年先后在济南、北京、南京、太原举行了四届年会，每次年会讨论的议案多达100件以上。这些决议案或呈报教育部采纳，或函请地方、学校酌量施行。①每届年会上，历史教学组都提出许多改革议案，议题涉及很多方面，如历史课程的侧重点、史地课程的合理配置、历史教科书编纂的改革，等等。

学界对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研究比较薄弱，其中有关年会历史教育议案的研究成果更为稀见，而且阐释也尚显不足。②鉴于此，本文拟以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历史教育议案为研究对象，将之放于五四新潮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分析这些关涉中小学历史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议案体现了何种新的取向，并由此揭示五四前后历史教育的一些新面相，丰富我们对于这一时期历史教育的认知。

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议案中，反映出一种在“科学化”思潮下“人的隐去”③的新取向。这种“与国际接轨”的现象至少在两份议案中有较多的体现。其一，梁启超提出了《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梁启超猛烈抨击“中国旧史以一姓兴亡断代为书”，主张编纂“普通史”。梁氏的“普通史”分为六部：（1）年代；（2）地理；（3）民族；（4）政治；（5）社会及经济；（6）文化。也就是六部专门史。其中“年代”虽然必会涉及朝代兴亡及帝王嬗替，但并不是教科书的叙述主体，“不过借作标识时间经过而已”，且篇幅不及全部内容的1/20。最可能牵涉到政治人物的“政治”一部，梁启超却认为：

对于一时君相之功业及罪恶皆从略，专记政制变迁之各大节目，令学生于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④

其余如“地理”“民族”“社会及经济”“文化”等皆不以人为中心而注重叙述制度、群体，且“社会及经济”“文化”两个部分内容的篇幅占全部内容的一半，成为梁氏所谓“普通史”的主体部分。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普通史”几乎只有“群体”“民族”“制度”，而少见具体的“人”，特别是传统的帝王将相、政治人物。从梁氏在议案后面所附6部192课的课题名称来看，也无一课以人物来命题。

其二，何炳松提出的《编辑或讲授历史应以说明历代社会状况之进化案》。何炳松认为：“通史不应偏重政治，不以多列人名地名为贵。”在他看来，过去的历史教科书“仅述大人与大事，则正如火山大洋不足以代表地理学，虎豹犀象不足以代表动物学”。他主张：“历史之目的，在于使学生明白现状之如何递嬗而来。”⑤何氏虽然没有如梁启超那样，拟出一份专题式“人的隐去”的历史教科书纲目，他于20世纪30年代编著的初中或高中历史教科书，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出版商降低商业风险、争取最大利润的羁绊，未能在体裁方面有较大的创新，但何氏强调历史教学“应以说明历代社会状况之进化”的观点，与梁启超编纂“普通史”的思路亦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种关注“国民群体”“社会变迁”“学术派别”而相对隐去具体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的风气，不仅在上述两件议案中有所反映，在年会其他一些议案中亦有或多或少的涉及。如1924年第三届年会（南京年会）上，郑沛霖提出《小学历史宜专授近世史案》。在这份议案中，郑沛霖认为：“小学为国民教育之基础”，“故近世国内经济状况之变迁，交通事业之兴革，民众心理之急激变化，学术思想之革新进步，与夫现时本国在世界上所占之地位，均所当知”。⑥作者提到了“经济状况”“交通事业”“民众心理”“学术进步”等，认为这些都是小学历史课应该讲授的内容，然恰恰没有提及中外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本来，注重书写人物是中国史书的传统。中国古代撰修的“正史”大都是纪传体，以展现人物为基本特色。即便传统的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虽然分别侧重记年和记事，然亦都离不开人物。其实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有重视书写人物的史学传统。如古典时代的史学杰作、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os）的《历史》就被后世认为是“具有强烈的重人事而轻神灵的所谓‘古典人文主义’倾向”。直到近代，随着伏尔泰（Francois Marie Arouet）首倡总体史的研究，19世纪中后期要求改变历史研究现状的呼声此起彼伏，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进一步把这种无所不包的总体史称为“文明史”，提倡以联系和整体的方法去观察历史。另一位19世纪的史家米希勒（Jules Michelet）更明确提出史家要重视研究包括地理、自然、气候、食物、生理和体质状况以及民众意识、习俗等在内的大众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历史。①这样从19世纪开始西方史学出现了重要的研究转向，即由传统的凸显人事的事件史向关注社会本质特征的制度史的转移，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趋向。20世纪初年，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在美国史学界发起新史学运动，其目的是揭示基于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多种因素基础上的历史演进的总体意义。②更为重要的是，新史学意图与其他学科建立密切关系，使史学成果具有“科学”价值。换言之，就是要推动史学“科学化”。鲁滨逊不仅提出新史学的理论主张，而且还在美国广收门徒进行传授，由此在美国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新史学流派，也影响到当时在美国留学的许多中国学生。因此五四前后中国史学界受其影响崇尚“科学化”新潮就势所必然了。

在中国近代最早倡导史学“科学化”观点的是梁启超。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指出：近代中国新史学“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素质为职志”。③诚然，“近代史学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科学化”。④史学“科学化”的诉求，一方面呈现追寻“纯粹客观性”，探究历史真相，注重通过广泛搜集资料到资料的详细考证、再到史学“客观性”坚持的特点，这既是史家傅斯年所说的所谓“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近代西方史学“科学传统”的写照，同时它也是受崇尚订讹正谬、拾遗补缺的清代“乾嘉史学”影响的真实体现；另一方面，史学的“科学化”又是史学研究范围的重大变革，甚至可谓另起炉灶之更新。因为“以前史家所注意者，大抵不外非常之人，与非常之事。故其所记，偏于政治军事”。“现今史研究之范围则较此为尤广。其所谓史，乃包括全部人类社会演变之过程。举凡人类之所曾感受者，实行者，思想者，无往而不在史家研究范围之中。”“现代科学最大之特点，即在其注重极平常之事实，研究极普通之现象；现代史学之趋势，亦为注重平常人日常生活之演变。”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一二非常之人，一二非常之事，固或有推进之功，与阻障之罪，然其重要亦在其影响于一般人之日常生活”。“历史上之主人翁，应为平常之人，历史之主要对象，应为日常生活之演变”。⑤

由此可见，“科学化”的史学由关注帝王将相转向关注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在“科学化”思潮下史学中“人的隐去”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物，恰恰相反，“群体”即由许多人物组成，只是观察的角度转换了，由专注于“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偏重政治与军事的旧史学转变为以专题研究为形式、凸显“平常之人”“平常之事”，揭橥民众活动与社会、文化演变的新史学。

史学“科学化”的内涵是与时俱进的。在20世纪初年，梁启超以及夏曾佑、刘师培等人所主张的“科学化”以进化论为标志，注重新观念的阐发。而五四前后史学“科学化”的路向发生很大变化。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一文，分析了五四前后中国史学界对史学“科学化”认识的转变，指出：“这一时期，历史学家逐渐从注意阐发新的历史观念，转移到注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就是“从重视史观到重视史法（历史方法）的转变”。⑥王晴佳的研究颇见功力，读之受益良多。不过其研究虽提及梁启超、何炳松等学者，然基本未涉及历史教育的层面。

1916年已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何炳松对历史教育的影响不可忽视。1923年，他发表的《西洋史与他种科目的关系》一文，表达了他对于史著及历史教育中有关“人”的看法。他认为：“向来历史家统以文学的眼光去研究历史”，历史变成了很有趣的“人物传奇”，他说：“以传奇的眼光去研究一段好历史，那历史亦就坏了。”①此说表明他不赞成传统的注重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与此同时，何炳松非常欣赏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史学教授约翰生・亨利（Henry Johnson）所著《小学中学中的历史教学法》一书的观点。他认为作者属于鲁滨逊所倡的新史学一派，而对于此派的论点，他是很赞成的。②1922年夏他开始翻译这本书，并于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汉译本，对中国近代历史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本书反对历史教育突出少数名人，而强调彰显“社群”的意义。约翰生・亨利说：

差不多所有我们所承认的历史著作，从希罗多德到现在，统是部分的传记的。……他们用比较少数世界上所谓大人或名人来代表人类。君主、将军、教皇、主教及其他教会里面同国家里面的官吏，绘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同其他“伟业事业”的创造家，遇到公共大事的演说家，对于公共大问题的著作家，当然统是曾经描写过。……近世所谓传记，原来以描写真正个人为目的，叙述他对于社群的功业或罪恶，以便明白他这个人的重要。③

他认为这种书写方式颇需商榷，认为历史应“以描写社群为目的”，“说明社群的状况同活动”。对于学校的历史课程尤其是高年级的历史课程，约翰生・亨利比较赞成以“制度”为线索来展开社群的历史。“制度”包括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工业的、社会的几个方面。政治制度的中心是政府，宗教制度的中心是教会，教育制度的中心是学校，工业制度的中心是职业，社会制度的中心是家庭。他认为这五条线索构成一个整体，学校历史课程应以此为思路进行改革。④由此可见，在约翰生・亨利所构想的学校历史课程中，精英人物“隐身”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群体所订的各种“制度”；原来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不见了，而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等较为抽象概念则成为学校历史课程的新宠。约翰生・亨利的这些见解对何炳松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通过何炳松的译介，又直接影响到中华教育改进社历史教学组会议上相关议案的形成。

另一位年会的重要人物徐则陵，似也应当关注。徐则陵当时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科主任，⑤在1922年底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历史教学委员会中担任副主任一职（正主任梁启超名气大，社会活动多，挂名而已），成为委员会实际上的负责人。在第一届年会历史教学组的几次会议上，他被公推为会议主席，可见他在历史教育界的地位。1921年，徐则陵在《史地学报》上发表《史之一种解释》，指出史学是研究人类活动的，人类活动包括政治经济活动、宗教活动、学术活动、美术活动四类。正因为他有与当时西方新史学比较接近的观点，所以，不但在此时他发表的文章中能捕捉到西方新史学的印迹，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将此观点付诸实践，渗透在他起草的新学制高中历史课程纲要之中。如在1923年新学制《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中，他将历史知识分为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知识的、宗教的五类，基本上就是在《史之一种解释》一文观点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

不仅于此，徐则陵在《纲要》中设计的116课世界文化史纲目，从标题看只有社会变迁、学术演进、经济发展、民族竞争等“群体性”“制度性”内容，而无任何有关个体的“人”的话题。在新学制高中历史课程纲要颁布之前，徐则陵于1923年5月的《史地学报》上曾发表过一份《高级中学世界文化史学程纲要》。这份“纲要”与不久正式颁布的高中历史课程纲要极为相似，大约是其初稿。学者何成刚认为，初稿只有外国文化史内容，而正式颁布的“纲要”增补了大量中国文化史内容，从而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史。⑥这种差异当然是存在的。不过依笔者看来，两份“纲要”都深受西方史学“科学化”思潮的影响，偏重于“物化”的历史，而缺少具体“人”的历史。因此，从学术与教育取向这一根本特质来说，“纲要”的初稿与正式稿并无二致。

至于梁启超后来改变了他之前的主张，在1926年指出：“近人以为人的历史毫无益处，那又未免太过。”“若把几千年来中外历史上活动力最强的人抽去，历史到底还是这样与否，恐怕生问题了。”①因此，又主张要撰写“人的专史”。不过，这种转向在20年代似乎并不普遍，至少何炳松等人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如何炳松在1925年发表的《历史教授法》文章中，虽然说到以“个人的传记入手”也是历史教学的一种途径，然而作者其实并不欣赏这种路径，他认为尽管以人物为中心叙述历史，比较符合儿童的兴趣，但是他强调“儿童读了名士英雄的传记以后”，“结果不一定如我们所期，而且有时真正模仿起来，非常危险。况且有名的人不一定是好的，好的人不一定是有名的”。何炳松赞成“从社会的全体入手”来展现历史，认为这种注重“群体”的历史教学法不但“现在还很风行”，而且“事实亦实在很重要”。他甚至说，即便以“个人的传记入手”，也须“以一种事实或一种运动为中心”，把有关系的“人”附到这种“事实”或“运动”上去，而不是以“人”为中心。②可见，在何炳松的认识中，“科学”的历史是不能以“人”为叙述中心的。应该说，这种见识在当时的学界是相当普遍的。

五四前后学界认同“人的隐去”的新史学取向者不在少数，而这种学界的“共识”对教育界的影响，从当时有关小学历史教育的某些观点即可见一斑。如小学历史教师高德泉认为，小学历史教学关键是要叙述“历史上每一个时代最精彩的故事”，“至于没关紧要的‘皇帝家谱’等等事实，可以一概不取”。③编写历史教科书的王芝九说得更加清楚。他认为：

历史材料，拿人物做单位呢？还是拿事情做单位呢？――在中国古代史书上，正史是表志纪传体，其他杂史或为纪事本末体或为编年体，或为别种体裁。小学所用历史教学的材料，适用那一种体裁，只要看教学的目的，并兼顾儿童的心理状态。依历史的目的说，历史教学是使儿童知道生活的演进、社会的变迁和世界的趋势；那么，教学的态度当然是重在研究；研究的范围当然是全人类的事物，而且是各整个的事物。倘使只讲一人的历史，如何可以代表全人类呢？所以就历史教学的目的上看，历史教学的材料当然要以事情做单位。

并说这已经是“现在的趋势”。当然他也认为小学低年级可以适当照顾儿童的心理，“不妨参酌以人为单位的方法”，④不过这显然只是过渡，最终目的还是要让学生了解“物化”的历史。可见，他们都认为小学历史教育的内容不应以具体的“人”为中心，而应重点关注社会变迁、制度演进等比较抽象的历史内容。这种取向与清末小学堂章程所提的“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⑤以及民初小学校课程标准里规定的“授黄帝开国之功绩”“历代伟人之言行”⑥等教学目标已经相去甚远了。

学术与教育不可能完全合拍。五四前后受史学“科学化”思潮影响，我国史学界提倡专题研究，注重文化的视角，关注群体、制度等“物化”的历史，具体“人”的历史似有“隐退”之势，然而历史教学实践亦有其自身特点，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也并非刚性的教育法规，而仅为一参考性、指导性文本，因此囿于师资、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历史教学难以真正做到“人的隐去”，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何炳松、陈衡哲等学者编纂的中外历史教科书仍书写了许多人物可为明证。不过历史教育以具体的“人”特别是政治人物为中心的情形也明显动摇并逐步被摒弃。

虽然晚清的史家已经开始注意撰修本朝历史，并且编印本朝的史料，史学界治古史的学风已渐有改变，⑦然晚清以降直至五四前后，学界的治学取向似仍偏重于古史。据史家罗尔纲回忆，他当初上大学时对中国上古史感兴趣，也作过一些探索，预备写一部《春秋战国民族史》。1931年初，正在胡适家帮忙抄写整理胡父遗著的罗尔纲，把自己写成的部分上古史研究内容给胡适看，胡适看后认为罗尔纲用的史料有问题，并说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建议罗尔纲改治中国近代史。①可见，30年代初的学风依旧好古，热衷研究古代史是当时史学界的风气，偏重古代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主流。

史家罗志田在某次接受访谈时指出：

中国近代史研究何以始终不曾出现过具有突破性成就的杰出学者与史著，个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近代史研究起步较晚，尚未累积深化到成熟的程度，而又不断遭到战乱与各项变故的阻碍，许多早期的开创性学者如罗家伦、蒋廷黻等人，也都没能长期坚守岗位，甫肇其端，未及深入，便中途弃学从政去了。相形之下，古代史研究的发展，便健全得多，也产生过像陈寅恪、陈垣、傅斯年等卓然有成就的学者。②

当时学界普遍不重视近现代史，从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的叙述中大体能概括出两个原因：一是学者普遍认为古代史是此后历史的根源，不从源头着手，支流的真相也不易厘清；二是中国向来有“历史退化观”的谬论，以为愈古的时代愈好，到了后世便愈不行。③此外，章太炎认为“近代史之资料虽多，然皆散漫不易搜集，古代史则参考书已成者较多”。④笔者认为还有一个不便明说的原因，因近现代史的时间太近，因此相关研究极易受到学界的“学术歧视”。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从20世纪初开始学界就有历史编纂及历史教育“以现代为重”“略古详今”的提倡。梁启超是较早论述这个问题的。他在1902年的《新史学》中就将过去的历史著作斥为“为若干之陈死人作纪念碑”，“为若干之过去事作歌舞剧”。他认为历史要关注“今务”，“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他说：“泰西之史，愈近世则记载愈详。中国不然，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因此“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⑤尽管顾颉刚在20世纪20年代以古史考辨而成开风气创学派的“学术诸侯”，⑥其后又“毕生致力于辨伪求真”，“他的古史层累构成说”，“奠定了中国史学现代化之基石”，⑦然顾颉刚本人也说过：

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

又说：“史学本来以现代为重要。”⑧另一位史学界颇有地位的朱希祖，在1919年似尚未提倡“以现代为重”的观点，然其关于整理国故的看法有助于淡化人们传统的尊古心理。他说：

我们现在讲学问，把古今书籍平等看待，也不是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学、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换一句话讲，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⑨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时的学者一方面开始倡导“以现代为重”，至少将古今“平等看待”，另一方面学者又大都热衷于古代研究呢？除了前述的原因外，似有更深的缘由。史家罗志田认为，受清季革命党人否定传统一派的思路及近代传入的社会进化论影响，五四时期的学者欲将“现代”里的“传统”送进博物院的倾向相当风行。他说：

当时的趋新士人多认为“现代”与“古代”根本不能兼容，故不允许妨碍吸收“新学理”的“传统”在新时代里延续，以利于中国人成为二十世纪的“文明人”。

而趋新士人“驱古”的方法就是研究古代，他引用顾颉刚的话说，通过研究古史将“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送进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⑩

这种关注近现代的思路在五四以后比较突出，也对五四新潮下的历史教育产生较大影响。在1922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第一届年会上，朱希祖的提案《中学宜先教地理后教历史案》认为：“古人所谓藏往而知来，皆以现代为枢纽。既以现代为枢纽，则今日以前之现代史尤为重要。”他批评当时中学历史教学详古略今的传统习惯做法，指出：

吾国现在各中学校历史教员，不知时间分配之精义，往往详于上古以至近古，至近世现代史或因时间已无，弃置不讲，此真所谓轻重倒置，不识史学究竟目的者也。

因此他建议在教学时间分配上，“上古中古史占二分之一，近世现代史占二分之一”。①此时章太炎的演讲也支持“以现代为重”。他在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南京年会上作了《劝治史学及史学利病》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列举了近年史学研究的五大弊端，其中就有“详古代而简近代”一条，认为：“近代史非详于古代不可”，因为“近于吾人生活时之历史，实与未来历史有密切关系也”。②章氏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学界的一种新的看法，而且以章氏在学界的地位，也有助于历史教育界认同这样的新取向。郑沛霖就认识到，“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大势一变，汽船通航大西洋以后，世界大势一变。故小学历史教科书于鸦片战争以后之史事，应特别注意”。③事实上，当郑沛霖在年会上提出《小学历史宜专授近世史案》以后，很快即赢得与会者的共鸣，后来除了将题目中的“专授”修改为“注重”外，议案在会上获得通过，并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致函全国各县教育局通知各校“酌量施行”。两年后，徐映川还在文章中表示，很赞成“小学史材宜注重近代史的提议和理由”。④可见其产生的社会影响。

受“以现代为重”“略古详今”新取向的影响，新学制历史课程纲要的内容也发生较大的变化。事实上，清末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1904年）即已提出外国史课程须“详于近代而略于远年”，对本国史课程则还没有提出“详近略古”的要求。但是清末的《奏定中学堂章程》和民初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标准》（1912年）对于本国史课程都已经特别提到“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或“近百年来中外之关系”。可见，《章程》和《标准》的制定者已经开始意识到近代史教育的重要性。不过，“以现代为重”“略古详今”的价值取向清晰地在中小学历史教育中反映出来，应该还是五四以后的事。在20年代新学制历史课程中这种变化就比较明显。如《小学历史课程纲要》有关“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在初级水平标准中强调“能知中华民国建国史的大概”，在高级水平标准中突出“略知中外历史有影响于现代文化、政治、社会状况的各事项”。⑤《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将“了解现代各项问题的真相”作为重要的教学目的之一。《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也强调课程以“现代文化问题为主旨”，“以领会现代为归宿”，“目光须注射现代”，“近世文化史教材，约须占全部教材三分之二”。⑥可见，“略古详今”是新学制小学、初中、高中历史课程纲要的共同倾向。而这种倾向与五四前后士人“破坏旧社会”“反传统”的努力以及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广泛传播显然是密切关联的。当时中小学历史教育反映学界“关注现代”新取向的意义在于，它将五四学界“反传统”“推陈出新”的学术取向，推广到学术圈外，通过中小学历史教育，促使“以现代为重”“略古详今”新观念的普及。

需要指出的是，“以现代为重”毕竟只是一种史学研究的新趋向，远非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主流。不仅“旧史家”大都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即便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等也多侧重古代文史的研究，虽部分学者偶也撰写一些有关近代问题的论述，然并非其主攻方向。⑦真正实现史学研究“以现代为重”“略古详今”，大约是1958年以后的事情。1958年3月陈伯达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厚今薄古”，并由此引发一场新的“史学革命”，导致轻视历史尤其是古代史的错误倾向。⑧当然，1958年的“厚今薄古”有政治色彩，恕不赘言。不过，五四以后从史学趋向上说，确已开启关注近现代问题的研究之门大概也不容否认。

还须注意的是，教育与学术不同，尤其是中小学教育自有其内在规律，不可能与学术完全相提并论。事实上，五四以后学界“以现代为重”“略古详今”的研究新取向是建立在“专题研究”基础上的。这是五四前后注重“专题”“为学问而学问”学风的反映。对于中学历史教育，梁启超虽曾力倡“以纵断史代横断史”，也就是要以地理、民族、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专题史代替近代以来形成的将历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等阶段的通史，并且拟了192课专题式的本国史课本目录，然而梁氏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编出这样一部高难度的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来。①推行新学制改革以后，尽管商务印书馆做了尝试，1923年出版了傅运森编写的专题式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初级中学用）》，并请胡适、朱经农等名人作为校订人，其书分“历史以前的状况”“人类生活状况的变迁”“人类信仰的变迁”“人群组织的变迁”“人类思想的变迁”“人群的斗争与连合”“中华民国”等几个专题叙述，然由于与初中生的学习心理与能力脱节，出版后不但招致一些非议，而且出版社大都也不再出版专题史教科书。新学制初中历史课程纲要所列课题，近世史的比例只占全部内容的四分之一，且仍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几段；高中历史课程纲要中属于近百年来的历史仅占五分之一，且虽未划分历史阶段，然时段性仍然较强。可见，五四新潮下的历史教育对史学新取向的反应并不是激进的“全盘照搬”，而是多少保留了一些“传统”的。

第3篇：近代小学教育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网络时代；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创新措施

随着网络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网络以惊人的魔力影响着每一个人，特别是小学生的生活。小学生对万事万物充满强烈的好奇心，网络时代带来的诸多便利，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使得思想政治教育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要想加强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分析小学生在网络这个特殊环境下的心理特点，从而有的放矢，因材施教。

一、网络文化的含义与特点

网络文化是以网络和信息技术和依靠这些新的技术形成的一个崭新的社会基础的结构所带来的人类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通讯方式、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决策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又引起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文化发生了结构性变革的一种新文化，是一种行为文化，物质文化与意识文化为一体的新的文化。由于网络在全世界的通用，各地的自身文化除了在网上赋予的认识以外，各地的文化还会在网上被融合、同化、产生、甚至演变成现实世界的文化，有些网络上的文化又会因本身已经存在的同类演变出来，因此变化和传播的速度很快。网络文化这一词包括了与现实世界形成独立的，一切在网络上发展的方法，风格，行为等的集合。网络文化有以下几个特征：

1、开放性

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进行资源的互动。形成高度的自由、开放、平等的特征。

2、互动性

超越传统单向传播信息的媒体，实现了互动交流。

3、虚拟性

网络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现实世界和虚幻的世界在网络世界中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4、自我性

网民在网上不仅可以追求个性的自我创造，而且也可以享受个性化服务。

5、不可控性

到现在为止，网络文化不可能直接用行政处罚、简单的道德伦理以及法制规范来制约。

二、小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

小学时期可以说是我们人生中重要的阶段。这一阶段小学生的心理发展特征有以下几点：

1、小学生的身体发展

骨骼肌肉不够强壮，体内机能不断完善，脑重接近成人。

2、小学生的认知发展

感知、记忆、言语、思维不断发展完善。

3、小学生的社会性发展

学习交往技巧，逐渐形成自我概念，道德认识能力逐渐发展，道德情感体验日益深刻。从小学生的这些心理特征可以看出他们心里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还未定型，有很大的可塑性，而且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小学时期的教育是很重要的。然而，网络高速发达的今天，小学生很容易接触到网络，但网络里的内容良莠不齐，所以一定要给他们正确的引导。

三、网络时代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小学阶段正是对新鲜的事物充满好奇心的时期，时刻的想了解和探索他们不熟悉的领域。网络的出现成为他们了解世界，增长知识的一种工具。但网络的信息流动很快，在这样的环境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不能只靠传统的方法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面临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

1、新媒体海量、丰富的特征增进小学生的愿望的表达，网络的发展对中小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1）网络信息对小学生意识形态的冲击。科学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所以网络既是一个信息的宝库，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的垃圾场，小学生接触到的大量的信息大多是没有经过严格的把关和删减的。我们要有选择性的吸收外来的文化，我们可以吸收外来文化精髓来充实我们自己的文化，但同时要警惕外来文化糟粕的东西。在网络中西方的发达国家基本垄断了大多数信息资源，形成的语言，思想和文化的传播是以少数发达的国家为核心的。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受影响的是我们的意识形态。小学时期正是三观形成的重要的时期，所以提高中小学生意识形态的防御能力是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重要的课题。（2）网络影响小学生身心健康。小学阶段目前正是学习的关键时期，网络以传递信息的丰富性、快捷性、新颖性为小学生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崭新的窗口，他们借助互联网可以获得新的学习资源，对于喜欢新鲜事物的小学生来说，网络对他们的诱惑力是很大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小学生不能控制自己上网的时间，就会形成上网成瘾，一旦上网成瘾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学习，还会损害身体健康，更会造成心理上和人格上的各种问题。

2、网络时代小学思想政治教育的机遇

（1）运用网络教育适应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小学生的身体发育还未成熟，心理也同样是未成熟的状态。作为网络时代的早期使用者，小学生可以说是其终身用户，年龄小，接触频率高，他们几乎全票通过率地拥护新的媒体形式，全方位地、主动地接受网络时代带来的各种信息。所以用这种学生喜欢的方法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会受到更好的教育效果。（2）运用网络提高教学效率。现今，互联网上的资源可以帮助小学生找到合适的学习材料，甚至是合适的学校和教师，这一点己经开始成为现实，如一些著名的网校。教育者比以前更容易接触到网络，只要有网络终端的地方，我们就可以上网了，所以教育者可以随时在网上查阅资料，还可以在网上进行问题的讨论。而且，教育者还可以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找到生动有趣的例子或教案，这样教育者就不用翻阅大量的书籍来找教学所需的资料，这就大大提高了教育者的工作效率。（3）运用网络提高教学效果。利用网络教学会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学单靠黑板粉笔和教育者单方面的传授，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利用网络进行教育，受教育者可以利用网络具有虚拟性、隐蔽性的特点，在网络上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表露个人的意志，展示个性，通过网络可以很好地发现学生的真实想法真实思想，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发现学生思想上存在的困惑及心理障碍，借助聊天、咨询等方式疏导学生的思想问题，减少思想政治教育的盲目性和空洞性，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课堂以声音，图像，文字等多种形式来帮助学生获取知识，激发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让他们主动地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来。

四、网络的发展促使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创新

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一定要顺应网络的发展，只有改革思想政治心理学教育中存在的各方面的问题，我们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改革的途径有：

1、建立创新型教师队伍

网络的高速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时代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小学生对新的东西的接受速度比别的人群快很多。在这种环境下思想政治教师要创新教育观念，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熟悉网络技术和各类软件的应用操作，树立依靠科技增强德育工作生命力的新观念，自觉地把网络技术应用于德育工作实践。教育观念要与时代接轨，否则学生很难在课堂产生共鸣。教师的能力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现今教师的能力不仅要全面的掌握专业的知识，还要有与时俱进的新的知识和信息。所以教师不仅注意专业知识方面的提高，还要不断地在网络信息中吸取更多的知识和信息，这样教师才能在课堂上跟学生们一起讨论学生们感兴趣的话题来进行教学，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思想政治教师还要掌握网络技术的操作能力，这样才能在课前准备上搜集网络的最新信息，在课堂上展现图文，声音，影像等多种形式的教学。

2、创新教育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内容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在当代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就是进行邓小平理论的教育，这不仅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时代感，而且为思想政治教育与我国实际结合奠定良好的基础，使教育内容更好的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添加新的内容。可是从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看有些课程内容陈旧，不能反映科技经济社会的新知识，新进展，有很多看似高深，高雅的知识，其实不仅完全脱离了学生的生活经历，而且也难以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学生今后的成长也没有多少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定要反应时代的特点，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测性，要随着网络的发展及时的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而且教育内容要贴近学生的实际，注重学生关注的难点，热点的问题，解决学生疑难问题。这样学生才能更贴近思想政治教育，更好的收获新知识。

3、创新教育方式

教育方法的创新可以保证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中小学时期正是不愿意完全的听从老师或家长的教导的时候，所以教育时不能硬塞给他们知识。思想政治教育要讲究学生更愿意接受的方法来进行教育。我们可以利用网络来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工作平台，能够寻找学生存在的思想问题，进而通过话题讨论，分析引导实施教育。这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优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特征。经验表明，内容丰富、具有美感、沟通便捷、形式生动的网络平台，能够吸引中小学生广泛关注，因此，我们需要建设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心理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平台。要充分利用网络的多媒体功能，将枯燥的教育信息生动化，把说教的内容人性化。教师可以利用学生感兴趣的网络，在网络上跟学生讨论问题，指导他们网上信息好坏的甄别，通过这些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教育。这样学生们才能真正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学校不仅要重视学生科学知识的掌握，更要重视学生的德育的发展，要正确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在网络信息迅速的更新的时代，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只有不断地改革教育里面存在的不足，才能更好地教育现今的中小学生。这样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在网络环境中小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为我国培养处更高素质的人才。

作者:魏春英 许屹巍 单位:延吉市北山小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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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荣学.当好学生网民的引导者[J].北京教育，2002.3.

[3]王学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朱彩萍.网络时代的青年思想政治工作[J].思想政治教育，2003.2.

[5]管彦兵.运用网络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探究[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研究，2009.

[6]林迎春.浅析不良网络文化对小学生的影响及对策[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7]刘强.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8]辜勤学、胥前道.转变观念迎接新课程改革的挑战[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02.09.

[9]付羽飞.心理学视野中的小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J].学术交流，2003.7.

第4篇：近代小学教育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音乐教育哲学 音乐教育史学 实践 道德

近期，由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曲阜师范大学主办，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术委员会、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协办的“第三届全国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全国音乐教育史学研讨会”在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山东省日照校区）举办。此次会议包括大会主题发言、专题报告、小组发言三个板块，共有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的师生200多人参加本次会议。会场围绕“音乐教育哲学和音乐教育史学”两个主题进行学术交流，共有30余名专家学者作了专题报告，与会人员就大会主题展开热烈交流讨论。

大会邀请了国际著名音乐教 育家韦恩・鲍曼（Wayne D.Bowan）作了题为《音乐实践的道德意义》的发言。鲍曼的发言围绕两个关键词――“实践”、“道德”展开，他认为音乐教育是音乐和教育这两种实践的交集，作为道德实践的音乐时间的观点。他解释：实践是基于社会的、复杂的、连贯的、合作的行为，随着时间的增长形成自己的道德体系。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性活动，这是我们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看到的对实践的定义。鲍曼教授更好地诠释了实践的定义，音乐是多元化实践的群集，不是单一的，它具有很多种价值和内在事物。他还和我们一起探讨了“作为道德实践的音乐实践的观点――作为塑造个性的极有力的道德资源”、“如何评价音乐教育者的成果”、“音乐教育不等同于音乐教学行为，音乐教育不仅是教授音乐的行为，或成功获得了音乐技巧和概念”、“如何区分教育性的教学和单纯的音乐教学”等观点。

大会还就音乐教育哲学和史学主题邀请国内专家分别作了专题报告。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做了题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全球多样化音乐社区》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为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蕴？并从民族音乐传承三个标志性阶段说起，深入剖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哲学意义。并提到：“朝向全球多样化的音乐社区，在哲学意义上多样性的概念突破唯一性或两极论的宏观表述。社区则澄清这一概念在具体时间层面上的存在。哲学观念并不完全是形而上的，它是和具体时间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动态的、多样化的、在具体时间中体现的哲学观念在这个时代是有生命力的。”马达教授从近10年三次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看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10年，通过对“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其他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围绕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讨论”、“有关如何建立中国特色音乐教育哲学体系的讨论”五大部分代表性文献的分析与述评，梳理出这期间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特点。此外，管建华教授《新轴心文明时代音乐教育实践哲学的文明复归》也极为精彩。

在大会史学板块部分，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马东风分析了中国音乐教育史学的发展态势与趋向。曲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褚灏从社会转型与文化思想转型，教育转型与音乐教育重新，近代音乐教育思想主体及特征与意义等角度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思想进行述评。中国音乐学院余峰教授作了题为《中国音乐教师教育的苦命与使命》的发言也极为精彩，现场掌声不断。

在专题报告会议上，哲学组张业茂、黄剑敏、吴跃跃、周世斌四人了报告。张业茂《音乐教育哲学的“身体”转向：身体哲学的思考》从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身体”的转向，探寻音乐教育中自在之身体与自为之身体的哲学意蕴，对身体哲学进行思考。黄剑敏《孔子与老子音乐教育思想比较研究》从乐教的对象、方法、准则、核心、目的和社会功能轮六个方面对孔子和老子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吴跃跃《音乐材料、存在方式、音乐释义、主客关系――对音乐欣赏教学的哲学思辨》站在音乐哲学、音乐美学的高度，从音乐材料的特殊性、音乐作品存在方式的特殊性、音乐释义的特殊性以及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特殊性四个方面对音乐欣赏中的诸多要素进行分析、论证，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帮助人们处理好音乐欣赏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探讨审美主体重要性的理论根源。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周世斌作了题为《21世纪中国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回顾、反思、创新探索与实践》的发言，回顾了中小学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的研制与实施，反思了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版和修订版存在的问题，对中小学音乐课程改革理念与高师音乐人才培养改革理念与实践进行探索，并应用于北川中学支教和北京农民工子弟校援助。

史学组崔学荣、马骁、杨健、陈永四人做了发言。鲁东大学艺术学院崔学荣作了题为《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发言，以中美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从培养类型与目标、招生考试与培养方式、课程设置与教育资源、教学方式与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其音乐教育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其培养模式各自特点，为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进与提高提供借鉴。马骁《中国近代女子音乐教育发展述评》通过对近代女子音乐教育进行梳理，探寻历史根源，从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我国当代女子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陈永《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研究构想》对“中国音乐教育制度史”这一学术对象的理论基础、学术现状和研究设计等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构建有关音乐教育制度史的学科体系，探究音乐制度在各种外生性志愿影响下的动态形成机制与功能机制。此外杨健对当前高师音乐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策。

音乐教育哲学分会场由吴跃跃、柳良、李嘉栋、吕屹主持，全国音乐教育史学分会场由刘咏莲、徐旭标、黄剑敏、冯巍巍主持。期间每个会场的讨论都十分热烈，众多同学老师云集对话，碰撞出多重智慧火花。

第5篇：近代小学教育的特点范文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在西学影响下的近代思想的发展特点；严复的思想及影响；龚振麟、李善兰、徐寿、华衡芳、詹天佑、冯如等人的科技成果及贡献；洋务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维新运动时期的新式学堂与京师大学堂；清末新学制的制定和科举制度的废除。

2．能力方面：

（1）通过对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思想界的教学，培养学生历史知识的迁移能力以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的能力。

（2）通过对科学技术成果的教学，培养学生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

（3）通过对洋务派和维新派兴办的新式学堂的教学，培养学生比较问题的能力。

3．态度、价值观方面：

（1）通过对先进的思想家、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突出事迹的教学，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勇于面对挫折，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

（2）通过对“西学”影响下的思想，科学和教育的讲述，使学生认识到晚清的历史不仅是被侵略的屈辱史，更是不屈的抗争与探索的进步史。

4．学法指导方面：

（1）引导学生用列表的方式归纳“科学技术的成果”，训练学生列表归纳历史知识的方法。（2）指导学生阅读表格《洋务派创办的著名新式学堂》，并引导学生运用分项分析的方法归纳出洋务派的新式学堂创办的时间特点、学习的主要内容及培养的目标。

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分析：本课的重点是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思想界和教育的变革。向西方学习是晚清文化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在思想界尤为突出。思想界本着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宗旨，在向西方学习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和选择取舍的过程。这一部分内容，不仅在本节，而且在第四章均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把握章节内容的关键。清末教育改革是在清政府主持下进行的，带有浓厚的封建性。然而，从总体上看，清末办学堂、废科举，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是历史的进步，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习这一内容，还有利于培养学生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

2．难点分析：对“西学”影响下的思想、科技、教育的共同特点及成因的分析是难点。正确理解此问题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归纳、概括历史知识的能力、史料研习能力，以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教学上的难度相对较高。课堂教学设计

师：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2年清帝退位，这一段时期我们称之为清朝晚期。我们已经学习过了清朝晚期的政治、经济，今天我们来共同学习这一时期的文化。（板书第四章课题）首先，我们学习第一节（板书第一节课题）。“西学”，是指西方先进的科技及思想文化。鸦片战争以来，历史的沦桑剧变使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痛苦的认识到，昔日他们眼中的“蛮夷”有着比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更高层次的文明。于是，他们走出狭窄的书屋，放开视野，去看世界，学世界，追赶世界。从而使晚清的思想、科技、教育在“西学”的影响下，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

一、向西方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思想界

1．晚清思想界的发展及其特点

师：在前面几章，我们已经学习了近代思想界的各个派别，请大家回忆一下，各派提出各自主张的出发点有何共同之处？

生：（回忆并作答）

师：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37页介绍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的小字，归纳出思想界向西方学习可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学习热点分别是什么？

生：（阅读后作答）

师：（出示幻灯）19世纪40～60年代工艺技术19世纪70～90年代“格致之学”19世纪90年代社会科学，政治制度从学习内容看，思想界在学习西方上呈现出什么趋势？

生：（讨论并作答）

师：大家回答得很对。请大家注意这三个阶段的起始时间，并联系所学知识，分析为什么思想界会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特点？如果感到有困难的话，请参考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思考，同桌也可以讨论。（幻灯打出参考问题）①为什么各派会如此急切地向西方学习？各派向西方学习的具体背景分别是什么？有什么共同点？②70年代中国经济上发出了什么重大变化，这变化与学习内容的变化间有何联系？③学习热点出现根本性变化是哪一阶段，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生：（分析、讨论并作答）

师：大家说得都不错，给了我不少启发。现在我也谈谈自己的观点，这不是唯一的答案，仅供大家参考：在时代的呼唤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阶级结构的变化，思想界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呈现出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特点。在西学热潮中，贡献最大的是严复。

2．严复的思想及贡献

师：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37页至138页有关严复的内容，概括严复的思想及主要贡献。

生：（阅读课文后作答）

师：严复毕业于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神州船政学堂，反来又曾留学英国。所以他对西学的了解比康有为、梁启超更为系统、深入，对西方社会科学、政治理论的介绍也就更为全面。大家能不能联系当时中国面临的局势及思想界的状况，分析《天演论》所宣传的社会进化理论的进步意义？

生：（思考后作答）

师：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严复的社会进化理论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投身到维新变法的运动中去。《天演论》出版后，社会上许多人纷纷以“竞雄”、“天择”、“适之”为字，胡适的“适”字也是取“适者生存”之意，可见《天演论》是何等深入人心了。随着思想界学习西方层层深入，随着经济的发展，晚清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科学技术的发展

师：请大家阅读课文有关内容，并以表格的形式分人物、称谓、主要贡献三类归纳主要内容。生：（阅读并列表）

师：（检查并总结，如有条件，可选择学生做好的表格由学生自己到前面演示。或者由教师出示写有表格的幻灯片供学生参考。表格略）

生：（分析表格并作答）

师：科学家向西方学习呈现出什么特点，与思想界不同时期的学习热点有何联系？

生：（分析、讨论并作答）

师：同思想界的学习热点相一致，科技向西方学习也经历了由学习兵器制造到学习自然科学的历程，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有的赶上甚至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那么，他们获得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呢？请大家引用课文史实加以说明。

生：（讨论并作答）

师：大家讲得很好。他们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勇于创新、爱国图强，所以成就突出。他们的拳拳爱国之心尤其令人感动。下面，我们请一位同学讲讲詹天佑的故事。（事先布置一个小组准备詹天佑修筑京张铁路的故事，注意向学生强调爱国主义的角度及限定时间）

生：（作为小组代表讲叙故事，故事略）

师：正是由于詹天佑等杰出的科技人员把个人的努力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才会取得令西方人也不敢小瞧的杰出成绩。随着经济的发展，思想的进步，政治的变化，晚期教育也开始了革旧立新的过程，最突出的是新式学堂的兴办和教育和改革。

三、新式学堂的兴办和教育的改革

1．新式学堂的兴办

师：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中较为开明的官员就提出改革封建教育的主张。课文向大家介绍了洋务运动期间和维新变法期间的新式学堂。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1页《洋务派创办的著名新式学堂》表格，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及目的同以前相比有了什么变化？从时间看，其教学内容呈现出什么趋势？

生：（阅读表格，思考并作答）

师：请大家继续阅读课文维新运动期间的新式学堂的有关内容，比较一下，此时期创办的学堂比洋务运动时期有了哪些变化？

生：（阅读课文，比较并作答）

师：随着新式学堂在教学目的、内容等方面近代化进程的加深，科举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教育出现了重大的变革。

2．新学制的颁布和科举制度的废除

师：1904年，清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完备并付诸实施的法定学制——《奏定学堂章程》。我们请一位同学朗读一下课文第142页的有关小字，大家边听边思考一个问题：对比封建学制，此章程的进步之处是什么？（学生朗读后幻灯打出有关封建教育的类型、阶段、内容的材料）

生：（一学生朗读小字，其他学生边听边思考，朗读后学生观看幻灯并作答）

师：很好。这个学制的建立和实施，改变了中国长期封建式官学、私学、书院等的学校形式，在教育的类型、阶段、内容上均有了重大改变，顺应了教育近代化的要求，为近代形式的学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这一学制又有它的局限性。请大家结合课文第142而插图《新式学堂学生用发辫当圆规画图作几何习题》，思考一下局限性是什么？生：（阅读插图，思考并作答）

师：为什么会带有浓重的封建烙印呢？

生：（思考并作答）

师：我把大家讲的归纳一下。清末的教育改革是在清政府的主持下进行的，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使近代教育在迈向近代化的同时带有浓重的封建烙印。此学制的颁行，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的形成。此学制颁布的第二年，1905年，开始于隋唐时期，实行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退出了历史舞台。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旧的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完全终结。课后大家有时间可以总结一下科举制的发展史。

师：我们今天学习了“西学”影响下的思想、科技、教育。请大家概括一下他们在发展过程上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生：（思考、讨论并作答）

师：史学界称此现象为“西学东渐”，即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文化逐渐向中国渗透。最终的结果是以资本主义思想文化逐渐取代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近代化，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在动荡的近代中国，我们中华民族表现出了巨大的凝聚力，在不同阶段，各阶级的人们为了救亡图存进行了不懈的抗争与探索，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国家才会在危难中屹立不倒，在探索中不断进步。（课后作业：思考题——我们今天在某些方面向西方学习，那么我们应吸取古人哪些经验、教训？）

第二节新旧交替时期的文学、艺术和史学

教学目标

1．知识方面：通过本节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或掌握“史界革命”及其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的主要贡献；甲骨文的发现；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人；“诗界革命”和黄遵宪的诗歌；“谴责小说”；京剧的形成；上海画派和岭南画派。

2．能力方面：

（1）通过本节课的教学，引导学生总结新旧交替时期的史学、文学和艺术的主要成就，培养学生综合归纳历史问题的能力。

（2）通过“史界革命”与“诗界革命”的教学，培养学生分析史料，提炼观点的能力。

3．态度、价值观方面：

（1）通过对新旧交替时期，我国一批史学家、诗人、小说家、艺术家满怀爱国热情，努力反映社会现实、勇于探索和革新，从而推动我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史实教学，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创新意识。

（2）通过对新旧交替时期文学、艺术作品的介绍，培养学生对诗歌、小说、戏剧、绘画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意识。

（3）通过对新旧交替时期史学、文学和艺术成就的分析，使学生了解：我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呈现出新旧交替的时代特点，从而加强学生对近代国情和近代文化推动我国社会转变的认识。4．学法指导：

（1）引导学生采用列表的方式，归纳史学、文学、艺术的主要成就，以利于掌握同类史实的共同本质和各自的特殊性。

（2）引导学生分析课文第145页《冯将军歌》片断，使学生了解应从诗歌反映的内容、表达的感情以及表现形式上的分析诗歌特点。

重点、难点分析

1．重点分析：“史界革命”、“诗界革命”和“谴责小说”是本节重点。“史界革命”标志着我国近代史学的真正崛起，其代表人物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的史学新理论猛烈地批判了封建史学，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王国维运用史学新理论在史学领域的众多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学习这一内容，既有助于了解晚清史学的主要特点，又利于培养学生的史料研习能力及归纳问题的能力。“诗界革命”是维新变法运动在文学领域的反映，是那个时代的一股进步的文流。它在近代诗界的影响和取得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谴责小说”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独有的反映，广泛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及进步意义。“诗界革命”和“谴责小说”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学习这一内容，还有助于培养学生进一步认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2．难点分析：对“史界革命”和“诗界革命”特点与实质的理解是本节的难点。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史界革命”与“诗界革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即新旧交替。理解这一特点，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辩证分析的能力。因此，教学有一定的难度。受以往知识影响，学生可能会将这里的“革命”的含义与通常意义上的革命混同。而这里的“革命”，实质上是变革维新，是倡导者当年的特定用语。理解这一实质需要学生具有一定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教学难度相对较高。

课堂教学设计

师：上节课我们介绍了“西学”影响下的思想、科技和教育，这节课我们继续介绍这一时期的史学、文学和艺术（教师板书第二节课题）。

一、新史学和考古的成就

师：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和史学著作纷纷传入中国，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传统。在“卫种族，长国威”的呼声中，一些史学家向中国传统的封建史学提出了挑战，以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为特点的“史界革命”在中华大地勃然兴起，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王国维。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出破除封建史学，进行“史界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的第一人。20世纪初，他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两篇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观点。在文章中，梁启超为旧史学列了四大罪状。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3页竖体字“梁启超为中国旧史学四弊”，概括主要内容，指出梁启超从哪些方面指出旧史学的弊端？

生：（阅读、讨论、作答）

师：梁启超从服务对象、内容、实质及指导思想上对旧史学进行批判后，鲜明地提出了他的史学新理论。书上列出了他最主要的观点。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4页相关内容加以概括。生：（阅读、概括并作答）

师：这两点对比旧史学新在什么地方？

生：（比较后作答）

师；这两点均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尤其是他关于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是其新史观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所以课文用一句话概括了梁启超的主要贡献——奠定了新史学的理论基础。新史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王国维。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4页的相关内容，思考王国维的贡献是什么？与梁启超相比有何不同？

生：（阅读课文、思考并作答）师：王国维运用新史学理论拓展了史学研究的领域。他开创性地研究封建社会无人过问的杂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时期，史学上还有许多明显的进步。请一位同学朗读课文第144页第一段介绍历史编纂体例的小字，其他同学边听边概括其主要内容。

生：（一学生朗读，其他学生边听边思考，然后作答）

师：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史学从史学理论到研究领域到史书体例都有了重大的变革，因此，我们称之为“史界革命”。清末考古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现了甲骨文。关于甲骨文我们初中已经学习过相关内容，请大家结合已有知识及课文第144页相关内容明确甲骨文的含义、出土地点、时期及发现甲骨文的重大意义。

二、“诗界革命”与“谴责小说”

1．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人

师：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的“船坚炮利”，惊醒了一些爱国知识分子，他们探索新知识，关心时局，奋笔写出了不少爱的诗篇。请大家阅读魏源的《秦淮灯船引》，以及课文第145页小字第一段，归纳此时期的诗歌反映的主要内容。（附）《秦淮灯船引》片断：“二百余年桃叶渡，七万里外红毛刀。肯信围城忽尊俎，一夕千戈变干羽。百万金缯万虏欢，倾得蛟宫宝藏完。”

生：（阅读后作答）

师：鸦片战争期间的爱国诗人以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开辟了近代文学的新局面。

2．“诗界革命”

师：甲午战后，政治领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生：（回忆并作答）

师：维新变法运动在文学领域上的反应是“诗界革命”的兴起。“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人。他们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请大家据此归纳“诗界革命”的内涵、实质及局限。

生：（归纳并作答）

师：大家讲得都很好，我把主要观点归纳一下。“诗界革命”主张反映新的现实政治社会生活内容，在创作方向、创作内容上对旧的诗歌传统进行了重要的改革。但此时的诗歌并未完全突破旧的诗歌形式，未能实现诗体的真正解放，所以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实质是变革维新。“诗界革命”中成就最大的是黄遵宪。（引导学生结合课文第145页第二段介绍黄遵宪的小字加深对黄遵宪的认识。）黄遵宪是当时公认的诗坛名将，诗作颇丰，代表作主要有：（出示幻灯）《冯将军歌》（中法战争）《哀旅顺》（中日战争）《乙亥杂诗》（）《七月二十一日外国联军入犯京师》（八国联军侵华）

师：课文第145页还引用了《冯将军歌》的片断，我们请一位同学朗读一下，大家能不能根据幻灯内容及《冯将军歌》片断概括出黄遵宪诗歌的特点？

生：（思考并作答）

师：很好，正因为他用诗歌记录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出色揭示了民族矛盾，表达了反帝国的激情，所以他的诗被称作“史诗”。

3．谴责小说

师：请大家阅读课文第146页有关内容，概括“谴责小说”产生的背景、代表人物及作品；“谴责小说”的主要特色。（教师可适当补充代表人物及其作品的有关材料，最好课前发给学生，以便学生从中分析特色）

生：（阅读课文后作答）

师：“谴责小说”空前广泛地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活的写照。清末，西方名著开始翻译成中文。课文第146页介绍了著名的翻译家林纾。（请一位同学朗读）

生：（朗读课文）

师：晚清的艺术也有所创新，最突出的是新剧种和新画派的形成。

三、京剧的形成和著名画派

1．京剧的形成与发展

师：（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第146页相关内容，归纳京剧形成、发展的线索。强调乾隆年间，道光年间，同治和光绪年间三个阶段。）

生：（阅读、归纳）

师：晚清最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是程长庚和谭鑫培。（结合课文第146页小字及有关材料介绍程、谭的有关资料。如有条件，可放有关唱腔的录音，培养学生的欣赏能力）甲午战后，许多京剧更突出体现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如《桃花扇》。（可简单介绍《桃花扇》剧情）

2．上海画派和岭南画派

师：随着对外开埠通商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上海和广州成为繁华的大城市。许多画家到这两地卖艺谋生，逐渐形成了上海画派和岭南画派，给中国美术界带来了重大变化。上海画派的代表人物是任伯年、吴昌硕。（引导学生阅读课文第147页有关小字及绘画，领略上海画派泼辣、豪放、活泼、新鲜的风格，感受画家作品中蕴含的对国家、民族的关切之情）

生：（阅读、欣赏、讨论）

师：岭南画派的主要代表是高剑父。在艺术创作上，他大胆吸收西洋画、日本画精华，改变了中国传统画主要用线条表现对象的画法，侧重用水彩或水墨渲染来描绘形象，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师：请大家回顾一下这节课的主要内容，归纳史学、文学、艺术的共同特点）

生：（思考、讨论）

师：我来把大家讲的归纳一下，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爱国、创新同时又新旧交替。当然，“新”是发展的主流。那么，出现这些特点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第6篇：近代小学教育的特点范文

为了迎接建党100周年，进一步加强我校师生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按照教育工委《关于在全县教育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德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总结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领会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县委以及省、市、县委教育工委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议精神，持续在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上下功夫。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师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抓好抓实，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推动湘江小学教育实现创新发展。

二、主要任务

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深刻认识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纯洁的政治品质，突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课堂、进头脑，引导学生增强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三、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为了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规范、有序的实施，学校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如下：

组长：苏海山

副组长：王鹏

组员：杜华全 刘淑敏 许全叶 刘晓君

董红阁 任新艳 韩秀焕 沈春梅

四、参加对象

湘江小学全体党员、师生。

五、时间跨度

从现在起覆盖2021年全年。

六、重点内容

学好用好《论中国共产党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签》《中国共产党简史》等指定学习材料。

七、具体安排

（一）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纳入日常学习教育。

一是加强对党史的理论教育和学习。组织党员和师生学习《论中国共产党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签》《中国共产党简史》等著作；学习关于党史的重要论述，提升党员和师生对党史的认识。

二是把党史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发挥党员干部领学促学作用。坚持党员干部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做好“学习强国”日常学习和统计工作，学校宣传员做好宣传工作。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

三是开展“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开展“党史学习”活动，党支部书记安排一堂党史学习教育内容的专题党课。

四是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认真进行学习教育总结，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格进行党性分析，交流学习体会，

（二）抓好重要节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一是开展清明节祭扫、网上祭英烈等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聆听革命前辈讲革命故事。参加坝营镇农耕馆，弘扬农耕精神，传承传统文化。

二是“七一”党的生日前后，重点组织开展学习党史活动，开展主题党日、参观红色文化纪念场馆等活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帮助困难学生、教师解决急愁难办问题，充分展示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风貌。

（三）利用丰富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一是立足学校课堂，开展党史教育。加强学校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利用主题班会、国旗下讲话、举办读书演讲、书画展、歌咏比赛等将党史教育融入教学之中；加强党史进课堂的内容、途径和方式有效性研究。

第7篇：近代小学教育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微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07-0018-02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建设，中国的高等教育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对于高等教育来说，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得学生的接触面变广，学生越来越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但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正面、积极的因素。例如微课的出现，它的诞生引起了国内外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并为中国的教学事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新型教学模式，微课扭转了传统课堂的教学模式，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一、微课的性质与特点

微课主要是将教师对知识点的讲解录制成视频短片，以视频为主要的载体传播知识。微课不仅是一堂教学课程，还是一种教学资源，它的出现加快了传统教学模式的革新，丰富了教师在教学期间的教学资源，使教学资源能够更好地发挥出教学效用，更重要的是微课可以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种从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升华出来的新型教学模式，微课具有以下几大性质特点。

（一）教学时间短，内容少，资源容量小

微课主要的构成部分就是教学视频，其视频的长度一般在十分钟以内，相对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来说，微课的内容是比较少的，它的内容更加精简，更加注重对重点知识的讲解。此外，微课还具有资源容量小的特点，从存储所需内存方面来说，微课教学视频及其配套资源一般只有几十MB的大小，其教学视频既可以在网上在线观看，也可以供学生下载观看，可以使学生非常方便地进行学习，也可以让教师借鉴观看，提升自己的教学方法[1]。

（二）资源利用方便

微课不光是一种教学模式，还是一种教育资源，这种教育资源具有重点突出、主题鲜明、内容具体等特点，并且运用起来较为方便。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设备，对该教育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利用视频来构建出良好的教学情境，活跃课堂气氛。这不但可以使学生有效地学习到知识，还可以促进教师专业素质的提高，此外，微课还是推进教学模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2]。

（三）内容具体，重点突出

虽然每一节微课的时间只有短短不到十分钟，但就是在这十分钟之内的微课教学中，可以帮助学生很好地学习到相关的知识，这主要是因为微课内容具体、重点突出，直接针对学生不懂的知识点进行讲解，所以，微课在当今的教育事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3]。

（四）传播途径广

由于微课是以视频教学为主题的，其主要的格式为MP4、3GP、Rmvb等，此外，由于微课教学视频的时间较短，因此其教学成果必须简化，视频教学必须直接切入正题，这使得微课教学视频的存储量较小，正是由于微课的这些特点，它具有非常广阔的传播途径，其主要的传播途径有网上视频、微博讨论、贴吧推广等等。

二、微课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的应用

微课是一种新型的教育资源，在开发微课之前，需要格外注意微课的性质特点，确保开发出来的微课具有短（时间短），小（规模小、内容少），精（重点突出、主题鲜明），活（灵活）的特点，从而使微课在教学的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发挥它的效用。结合微课“短”、“小”、“精”、“活”的特点，作为一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师，要实现微课在教学中的有效应用，需要做好以下三点工作。

（一）教学设计精简完整

微课教学设计是根据微课的教学目标与功能，应用系统方法综合考虑教学中各要素之间、要素与微课整体之间的联系，并在开发微课时综合协调它们的关系，以形成时间短、内容精、视频为主要载体的优质微课[4]。由于微课具有短小精悍的特点，因此教学设计应简单扼要，设计者要在有效的时间里呈现出教学过程，以减少学习者的认知负荷，维持学习者的注意力，提高学习者的学习效率。

当然，在坚持微型化原则的同时，要注意微课的系统化设计，以保障微视频结构的相对完整性。通常来说，一个完整的微课设计分为分析、设计、评价三个阶段。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微课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每一章节划分为若干个知识单元，按照课程信息、教学思想、教学目标、教学分析、教学方法与策略、教学安排、教学过程等元素精心设计内容明确、短小精悍的教学视频。在教学过程的设计中可以按照导入、前侧、目标、参与式学习、总结、后侧的顺序完整地呈现一节微课。同时，对于注重历史讲授的“纲要”课教师来说，可以从典型案例引入教学内容，并且更要注重教学参与和教学反馈，凝练教学总结，强化教学重点。

（二）内容主题突出，与时俱进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所讲的内容时间跨度大，知识点丰富，但是学时极为有限，这就要求教师充分把握有限的学时、紧抓该课程的主题。教师在选择授课内容的时候，一定要以此为根据进行合理选择，对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重点的讲授，有效地培养学生们热爱国家、热爱党、热爱人民的思想意识，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从而促使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得到充分的弘扬。

按照这一基本的教学理念，教师可以在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时候，与学生一起收集体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历史资料。历史资料主要以纪录片视频为主，辅以图片、音频、文献等。随后对收集而来的历史资料进行加工处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微课库”。这些收集工作不光是一种教学，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培养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学习兴趣，并更加有效率地学到相关知识[5]。

另外，众所周知，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人类的社会活动无不需要借鉴有关的历史经验。因此，“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师在实际教学期间，要充分发挥该课程的史学功能和时政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该课程和当代时政联系起来，并且精简教学内容，制作成微课，还要将微课及时地运用在课堂教学之中，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例如，教师在讲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节课程的时候，可以把2015年9月3日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作为课程导入，引导学生通过思考研讨的方式展开教学内容，这种方式对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有非常大的帮助[6]。

（三）实现微课与翻转课堂的有效结合

微课具有内容精简、重点突出、主题鲜明等特点，每一节微课的时间都不会太长，而且每一节微课就是一个具体的知识点。微课的应用既可以使教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之处，从而促使教师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提高其专业素质，还能便于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所学习的知识，从而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学习积极性。微课的这些优点决定了它更适合与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模式结合起来。

翻转课堂，可以说是一种课堂组织方式，让学生在完成自我提前学习的基础上，主动发现问题，主动思考，主动交流，在讨论与合作中重塑思维和信心。在具体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期间，教师把原先在课堂上讲解的知识点和技能整合起来，制作成一系列微课，让学生课前观看，进行初步学习。课堂上的时间，可以将学生分成一个个小组进行交流和讨论微课学到的知识，检测他们的掌握情况，答疑解惑，使课堂的教学指导得到明显的提高。

微课的出现，促使教师要以新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去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革新。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该与时俱进，走在教育改革的最前列，应不断地学习更加先进的教学理念，掌握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技术，促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从而充分发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思想指导作用，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促进学生的身心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石桂芳.“微课”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中的探索

与应用[J].北京教育：德育，2014，（5）.

[2]孙忠良，王飞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微课”教学模式

的研究与应用[J].思想政治课研究，2014，（6）.

[3]王军.微课在中职“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探讨[J].职教通讯，2014，（36）.

[4]刘万辉.微课教学设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1.

[5]朱卫，张彤磊.《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微课教学[J].文

学教育：下，2015，（3）.

第8篇：近代小学教育的特点范文

全镇共有10个村（居）60个村民小组，响水县黄圩镇地处三市五县交界处。31512口人，其中老年人口3462人，占全镇总人口数的10.9%为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努力营造健康的养老环境，全面提高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质量。镇于年月在全县率先创办了第一所老年学校，1998年更名为“老年大学”10多年来，认真贯彻落实《老年法》教育法》以及中央、省、市下发的有关老年教育的文件精神，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坚持“增加知识，丰富生活，陶冶情操，促进健康，服务社会”办学宗旨，坚持“学为结合，以学促为”施教方针，结合老同志的兴趣爱好，以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和丰富的教学内容，先后开设了书画、卫生保健、文艺、体育等6个学科，通过不断的探索、改革、创新，逐步走出一条颇具特色的老年教育的路子，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至目前为止，全校共有40多名学员先后受到省、市、县表彰奖励。

增强老年教育的活力

一、更新观念。

旧的办学模式已暴露出许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生源问题，由于我过去抱着“老年学校，老年大学是为离退休老干部服务”观念，人为地使学校与社会隔离，致使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徘徊于校门之外，造成了重复招生，生源枯竭的危机，由于退离休干部人数有限，两届学员的结业导致重复教学内容，年年老一套，失去了吸引力，严竣的现实使我认识到要求得老年教育的生存发展，必须从更新观念入手，勇于打破禁锢我办学思想、阻碍我办学步子的条条框框，选准老年教育的立足点，准确把握老年教育的发展方向，树立起新的教育观。

打破只面向离退休干部办学的旧体制，一是树立“大教育”观点。把整个社会老年人纳入老年教育的视野。发展壮大老年教育队伍，把老年大学办成社会老年人的家”使老年教育由“无源之水”转入“源远流长”新境地。

把提高老年人自身素质，二是树立“素质教育”观念。立足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三高”特点。增强自我服务能力作为首要任务，把老年教育真正办成适应老年人特点和需求的特色教育。

服务于时代，三是树立“时代教育”观念。立足于时代。以时代的发展为导向，不断拓宽老年教育的新领域，增添老年教育的新内容，开拓老年教育的新思路，把培养具有现代意识和时代特征的新型老年人作为老年教育的重要教育目标，使老年教育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近年来，通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革了旧的招生制度，把校门向全社会老年人敞开，并在龙马、双套、大兴等村设立了三个分校，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老年人的求学愿望，使老年教育队伍不断壮大，形成了镇、村二级网络结构，增强了老年教育队伍的活力。

增强老年教育的吸引力。

二、求实创新。

接受新事物上的突出特点是重经验、实用而轻理性，一是围绕“学用结合”突出老年教育的实践性。老年人在生理变化上共同特征是记忆力、视力、听力等相对较差。加之他接受老年教育又具有“短时性”而不适宜于从事高深持久的脑力劳动，难以接受注入式的理论教育，这就决定了校老年教育必须突出实践性。首先，学科内容方面我注重贴近并直接服务于老年人的生活。其次，教学方法上，注重讲授与示范、课本与现实、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学用结合，以用促学，真正使学员学有所得。特别是近几年来，为突出实践性办学，把专业实践课作为教学的重头戏，同时，还大胆改革完善教育内容，赋予教育内容以更加鲜明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征。根据老年人生活实际和需要，先后开设了种植养殖、家电维修及保养使用，老年养生保健、烹饪、老年人社会问题和政策”识别假币与假冒伪劣产品”老年人购物消费指南”等学科，由于内容贴近老年人生活，注重培养和提高老年人生活技能，增强自我服务能力，有很强的实用性、指导性、现实性，因此受到老年人的普遍欢迎。

努力为老同志改善和优化学习软环境。首先，二是围绕“学乐结合”突出老年教育的娱乐性。围绕“寓教于乐”做文章。课程设置上增设了文体课，内容涉及歌舞、游艺、卫生保健、书画等，并将专业课、理论课同文体课穿插安排，同时适当缩短理论学习时间，相对延长文体课时间，使学员学习生活有声有色、有张有驰、劳逸结合，有效地增进他身心健康。其次，教学形式上，突出故事性、趣味性，如经常搞答辩、评比、研讨等，使课堂教学始终充满情趣和生机，提高了学习的效果和感染力。

已从求知、求乐、求健开始向奉献、实现人生价值方面转变。学以致用，三是围绕“学为结合”突出老年教育的服务性。老年人参加学习的动机。以学促为”已成为广大老年人参加学习的追求目标。实践证明，广大老年学员通过学习，所发挥作用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为地方的三个文明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

老年教育硕果累累。

三、学有所为。

拓宽了思路，老年大学的学员通过丰富多彩的学习教育活动。更新了观念，增长了知识和技能，增强“老有所为”本领。为家乡的三个文明建设尽心尽责作贡献。现在校的180多名学员中，有80%成为乡、村三个文明建设的骨干。仇堆村学员于九年，带头学习多种经营知识，全村带头发展苗木，栽植果树，年均获利3000多元，自己富有了没有忘记身边的群众，年以来，每年为周围的特困户免费提供苗木，带动下，全村有近40%贫困户先后走上了致富路，本人也先后五次受镇党委、政府的表彰；今年73岁的离休干部王加其充分发挥自己以前当干部的优势，把在老年大学里学到计划生育政策法规、民事调解等知识结合农村工作现状，年请人编写小剧本，和本村的几位文艺爱好者组成响水县第一支老年业余文艺宣传队，采用跑“旱船”快板书、表演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不顾年老体弱，带队走村串庄，宣传计划生育，破除封建迷信、反对等。几年来，为乡亲们田头送戏100多场，近几年他组织的文艺宣传队还被邀请到涟水、灌南等县的部分乡镇演出，深受群众的喜爱；学员杨章元同志年自费去外地为纪圩村学校改善办学条件筹资4万多元；年，离休干部穆飞见大拐小学校舍破漏，主动捐出300元，修建校舍；黄圩居委会老年学员吴安江、高庄村学员陈东初、大兴村学员崔如林等老同志连续多年担任当地中小学的校外辅导员，为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建设发挥了余热。年以来，围绕学为结合，组织了十几名离休老干部、老退休教师、老党员，搜集整理黄圩籍烈士事迹材料，撰写革命历史回忆录，总结挖掘老年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还组织学员成立了宣讲团”关心下一代协会”老年文艺队”等组织，组织他围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党的方针政策，深入田间村头、学校等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政治宣传教育和慰问活动，发挥政治优势，巩固和扩大了老年教育成果，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但与全市兄弟乡镇相比，镇创办老年大学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今后工作中，将以先进为榜样，扬长避短，真抓实干，努力把全镇老年大学的创办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为黄圩镇的三个文明”建设发挥应有的贡献。

关心下一代工作总结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主力军和后备力量，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做好新形势下关心下一代工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际行动，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近年来，黄圩镇关工委在镇党委、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认真组织广大老同志紧紧围绕市、县关工工作中心，对青少年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和科技教育，通过发动“五老搞三帮”举办农村青年科技政治学校、大力开展扶贫助学、办好家长学校等工作，千方百计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办实事，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成效，为实现“两个率先”宏伟目标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积极创造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良好环境。

一、加强领导。

更是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关心下一代工作是党委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提高青少年的素质，关心教育好下一代是党委政府的重要工作职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近年来，黄圩党委政府始终坚持把关心下一代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助推工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未来工程常抓不懈，把关心下一代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纳入党委工作议事日程，坚持每年定期召开专题会议讨论、会办关心下一代工作，全面部署关心下一代工作。同时，党委明确一名分管党务的副书记兼任镇关工委主任，明确村（居）关工委组织由村（居）党支部书记兼任关工委主任，统筹协调组织开展村级关心下一代工作，为了保证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顺利开展，镇将关工委工作坚持“三纳入”四统一”即纳入党委的议事日程，纳入三个文明建设的规划，纳入年终考核评比内容；实行统一计划、统一部署、统一检查、统一表彰，此基础上，还有计划、有目的定期开展关工组织骨干培训，提高其道德修养、业务素质，为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充分调动和保护基层老同志的积极性，保证基层关工委工作的高效运转，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关心老同志，帮助老同志解决实际困难，对工作中遇到老同志难以解决的问题，镇党委主动协调，为老同志排忧解难，特别是对镇、村（居）关工委主持日常工作的专职副主任的补贴问题，镇党委领导亲自过问，保证了关工委工作人员的报酬落实到位，从而提高了老同志的工作积极性。

不断壮大和优化关心下一代工作队伍。

二、健全组织。

镇认真挖掘全镇关爱资源，动员、组织老同志投身关心下一代事业是做好关工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不断充实和优化关心下一代工作队伍，为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加入到关心下一代的工作行列。按照省关工委“建设开放型关工委”要求和市、县各级关工工作要求，首先把有条件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老同志尽可能多地动员出来。首先对全镇“五老”分布状况进行排查，特别是老科技、老政法、老教师，哪些人可以“出山”向党委分管领导作汇报，请他出面召开会议进行动员，大造老同志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光荣的社会舆论，普遍宣传动员的基础上，学习“三顾茅庐”精神，登门诚请老同志“出山”同时，还以镇党委名义向“出山”老同志颁发聘书，从而增强了老同志投身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至目前为止，己吸纳63名老同志投入到关工队伍中，从而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关心下一代骨干队伍。冯光红，年出生，抗日战争就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从事教育工作，位具有近60年党龄的离休老干部，教育下一代的活教材，年镇关工委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宣讲团”为了请冯老“出山”镇党委分管副书记亲自出马，做冯老特别是其家人的思想工作，当时年近八旬的冯老住在响水县城的儿子家里颐养天年，让他参加宣传团，全镇各中小学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虽然冯老同意“出山”但其儿子怎么说也不同意，这也难怪其家人，都己年近80老人了当然舍不得让老人再去操这份心，受这份罪，后来我又请与冯老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上门做其儿女工作，诚心感动下，冯老终于“出山”近十年来，冯老亲自编写宣讲稿，参加宣讲活动，至今累计宣讲近百场。

从老同志实际出发，其次。做好组织工作。根据老同志的特长，分别组织老同志成立了中小学校外教育辅导队伍，爱国主义、革命传统主义宣讲团、法制教育报告团、转化失足青少年帮教队等，定期开展教育活动。

努力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制意识。

三、强化教育。

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和思想道德教育。1筹建教育基地。

曾经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黄圩镇作为革命老区。这些都是教育青少年的生动教材，为了充分挖掘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用身边的革命烈士事迹教育下一代，年，组织老同志在全镇范围内宣传建碑立传育后人的重要意义，得到全镇广大干群的热烈响应。为了核实烈士身份，补充分征集史料，组织老同志一边到县党史办、县志办、民政局查找历史资料，一边到全镇24个村140多个村民小组，走村串户，召开老党员、老干部、老复员军人、老农民座谈会，挖掘老人头脑中的历史记忆，寻找线索和证据。为了核实王习纯、郑友艮等烈士材料，关工委副主任杨金台先后6次去淮安、5次去连云港，走访近千位老人，召开近百次座谈会，辗转近万里，南京、上海、山东、河北到处都留下了足迹，年腊月，调查核实湾圩村烈士刘政权事迹材料时，杨金台冒着零下十多度的严寒在射阳县几个镇村调查近1个月，白天挨家挨户找老人了解情况，晚上在灯下整理材料，由于疲劳和寒冷，杨金台的胃病复发，虽然疼起来是满头大汗，可他一刻都没有停止调查工作。通过几年的调查取证核实整理，最终确认黄圩镇共有烈士83名，原来县志记载的59名基础上增加了24名，并对每位烈士都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档案材料，为开展对青少年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

镇关工委在向县民政部门和县关工委积极争取的同时，为了筹集建碑资金。还组织老同志积极宣传动员全镇广大干群和师生为建碑伸出援助之手，老同志的倡议下，全镇党员干部带头捐款，广大群众、师生员工纷纷解囊，很短的时间内，镇关工委先后收到捐款6万多元，全镇先后建立了24座“革命烈士纪念碑”和1座“日军侵占黄圩罪证碑”

用好教育基地才是真正的目的为了充分发挥教育基的作用，建好教育基地是基础。用烈士事迹更好地教育下一代，每逢重大节日，镇、村（居）关工委老同志都要组织青少年到附近教育基地祭扫活动，各村青少年入党、入团、入队的宣誓仪式，也在教育基地举行，几年来，接受教育的青少年己达5万多人次。为了使革命传统教育真正行之有效地开展，并深入到每个青少年的心中，年，镇关工委组建了一支由退休教师杨章元、陈东初等13位有一定知名度、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组成的老年巡回报告团，明确内容、制定计划，按计划到学校讲课，每周一次，不管风霜雨雪，还是严寒酷暑，报告团从未间断。去年4月7日，大风裹着黄砂，刮得人眼都睁不开，报告团的同志们仍然骑着自行车去离镇10多里的双烈小学作报告，6月下旬，老同志们冒着36摄氏度的高温到湾圩、云彩、均平、龙马等小学作报告，离休老教师陈东初，身患多种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可他一场报告都没有缺过，说，属于我时间己经不多，再不抓紧时间多作几场报告，一倒下去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报告团所到之处，深受师生的好评。

提高法制观念。2开展法制教育。

镇关工委积极配合学校、综治办，为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建立完善中小学法制学校3所，由3名优秀干警任法制副校长，由24名离退休老干部任校外辅导员，每学期定期组织法制报告团深入学校作法制报告，采用以案说法，剖析犯罪原因，引导学生勤奋学习，立志成才，深受师生及家长的欢迎。近年来，年均向中小学生宣讲达10场，中小学生受教育率达100%今年春学期，还组织2500多名中小学生举行联名向网吧告别签字仪式。为配合“建设平安黄圩，创建最安全地区”活动，组织老同志深入各中小学、各村（居）广泛宣传创建最安全地区的意义，组织开展“建设平安黄圩，从我做好”万人签名活动。

坚持为青少年办好事办实事。

四、增强服务观念。

黄圩镇关工委结合自身优势，近年来。积极创造条件为青少年办好事、办实事。

第9篇：近代小学教育的特点范文

关键词：中国教育史；学科；研究高潮；史学理论

从甲骨文对中华民族教育活动的记载开始，中国教育史学便开始漫长的孕育时期。由于中国教育一直依附于政治，未出现学科专业分化，教育史学一直未能成为一个专门学科。19世纪后半叶，随着近代西方学科分类方法的传入，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近代学制的建立，新式学堂中有了专门的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教育学科才呼之而出。在建立近代教育制度过程中，为满足1904《癸卯学制》中“大学堂、进士馆、师范学堂课程中必需设教育史科”的需要，一大批传统学人，在新史学思潮启迪及日本学者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热潮的带动下，开始第一次致力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1901年，史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在上海创办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杂志——《教育世界》，并陆续发表有关教育史、学术史的论文，开学人研究中国教育史之先河。1910年湖北学使黄冯箕提出设想、后由两江师范学堂课务柳诒徵著成的《中国教育史》则标志着中国教育史学科在学术界地位的最终确立。

从1904年至今，中国教育史研究已走过了近百年历程。百年以来人们在对中国教育史不断深入研究的同时，却忽略了对历史研究本身历史、即中国教育史学史的关注。中国教育史学史发展的近百年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回顾近百年以来这一学科研究高潮的特点对于今天教育史的发展具有极大的现实借鉴意义。

一、民国时期教育史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出现及特点

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第一时期从1904《癸卯学制》颁布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结束。在这段时间中，中国教育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启蒙、发展、兴盛到停滞的过程，并形成了教育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五四运动”后，王朝更迭的政治动荡开始折射于中国学术界。中国教育史研究除继续翻译日本著作外，开始学习美国，出现了以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研革史》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史专著。民国《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后，上海商务印书局、中华书局竞相出版师范学校教育史课本，教育史研究初次形成热点。这为1920年到1937年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第一次研究高潮打下了基础。

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被梁启超称之为“全民族人格觉醒的新时期”。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界全面觉醒、社会革命风起云涌，形成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得益于时代熏陶，中国教育史学科在这一时期也摆脱了简单模仿日本和欧美教育史研究的模式，开始在学理上走向成熟，其中不少研究成果时隔半个世纪依旧为教育史研究者所重视。

以民国第二次学制改革为契机，研究者迎来了中国教育史学科的第一个研究高潮。这—高潮酝酿于20年代前半期，20年代后半期大量成果开始出现。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记载，仅各类出版著作即达60部以上，其中既有教材亦有专著，既包括通史，也有编年和史料研究；表现在研究方法上，运用西方教育科学和史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专著均有发表。总体来看，中国教育史理论的提出、教育史资料的整理、研究领域的开拓都是这—时期的显著特点。而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学界社会史论战在教育史学界引起的震荡、对中国近代教育70年历史、30年新学制发展的反思无不刺激着研究者敏感的神经，时代感与忧患意识成为了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另一鲜明特点。“欲通今则必先知古”，陈宝泉的《中国近代学制制度变迁史》是有感于“切合国情之新教育一时无由而发的”，而陈启天的《中国新教育思潮小史》则认为“一种新教育必有一种新思潮为之先导与后盾，应注意教育变迁，更应注意思潮”。面对现实，从传统入手探索现实教育发展的出路，这一特点是此前中国教育史研究所没有的。

教育通史究始终是衡量中国教育史研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凤喈著的《中国教育史大纲》是中国的第一部教育通史著作。该书自中国教育起源起、止于当代，以教育制度及教育学说为主要研究内容。由陈青之著、1936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是一部内容更详尽，体系更宏大，理论色彩更浓厚的中国教育通史著作。另外，余家菊的《中国教育史要》、周谷城的《中国教育小史》、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也为此时之代表作。

中国教育断代史研究的开创标志着教育史研究的深入，30年代后始有著述出版。在古代教育史方面有毛邦伟著的《中国教育史》、陈东原著的《中国科举时代之教育》。而陈翊林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和为数不少的近代教育专史论文，则使中国近代成为教育史关注的一个热点，其中贡献最为突出的就是舒新城。

出于强烈的时代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成为教育界的自觉意识，涌现出了积累教育史资料的大量著述，一些教育杂志也经常编辑若干年教育回顾之专刊。如《申报》编辑的《最近之五十年》、商务印书馆35周年纪念刊《最近三十五年之教育》都把教育史资料的整理放在当前问题的关注上。从1925年起，舒新城以10年的研究对中国近代60年的新教育进行了反思。他以“存中国新教育之文献”为目的，从收集整理近代教育史资料入手，写出了《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汇编》、《中华民国之教育》两书，开创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教育史史料学。在书中，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起点、近代留学教育、近代教育思想史都进行了全面探索。他认为中国选择近代教育是被迫的，是表面上学取西学而内地里排斥的结果，走过的道路不算成功。他企图通过自己的研究，使人们知道教育与社会组织的深层关系，启发人们注重传统文化并重建中国教育。

专题史研究方面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以陈宝泉《中国近代学制制度变迁史》为代表的学制史；(2)以陈启天《中国新新教育思潮小史》为代表的思想史；(3)以教育行政管理史、书院制度、女子教育、科技教育、地方教育史为专题的专门史研究；(4)教育家思想研究等。此间的教育史面对现实、反思新教育、探索教育出路，不少专著虽显得粗疏，却创下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多个“第一”：第一部近代学制史（陈宝泉），第一部教育行政管理史（薛人仰），第一部女子教育史（程谪凡），第一部书院制度史（盛郎西），其开拓之功难以磨灭。

回顾教育史第一次研究高潮时期的特点，从其发展逻辑过程来看，通史研究到一定程度必然引发专史研究，而独特的社会环境又使这一时期的专史研究带有鲜明时代气息。此间的学者多为大师级人物，不仅具有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史根底，而且深受现代西方特别是美国教育史学理论之熏陶，在研究方法上引入了实证主义及分析批判主义的教育史观。舒新城、方与严、姜琦、陈东原、盛郎西都明显的打下了这一烙印。而周予同、杨贤江、陈青之等人则进一步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史观，杨贤江的《教育史ABC》是第一本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撰写而成的著作。从“五四运动”后期到抗战爆发的十余年时间中，广大教育史学者有感于动荡时局而对中国教育史未来发展道路进行思索。在近20年探索中，他们对中国引进西方近代教育制度60年和新学制30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绚丽多姿、时隔半世纪后至今仍具有灿烂生命力的代表性成果，基本奠定了中国教育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形成了第一代中国教育史学家群体。这种高潮迭起的研究热情直至抗战爆发才被突然打断中止。

从中国有了教育史学科到1949年共和国建立，中国教育史学科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在45年时间中，这一学科一度达到辉煌，其中不少研究成果甚至在五十年之后仍显示出理论价值。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中国教育史学者，以要求改革的资产阶级教育家为主，始终与近代新教育发展和改革相结合，积极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批判地分析中国封建主义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料搜集整理方面做出了成绩，并在史学理论上对诸如教育史学科内容体系、社会功能和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关注当前教育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感始终是前45年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最大特点。但也应当指出，先后经历了“五四”时期思想大解放和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大论战，中国教育史研究虽有所触动，却未能真正介入并在其思想交锋中受到深层次洗礼。与国内学术大潮若即若离的表现的确影响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水平。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当时中国教育史学者的研究势头突然停止，并在以后战乱中难竟其业。然而，薪尽火传，中国教育史研究第一次高潮时期培养的一大批青年学生，却在这种环境熏陶下成为20年后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教育史研究者。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教育史研究二次高潮的方兴未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教育史学科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历程。在建国后到80年代初的30多年中，教育史研究走过了起步、展开、歧路、恢复的四个阶段。中国教育研究的第二高潮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并一直延续至今。这次研究高潮是基于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史研究成果和建国后引入苏联教育理论基础上的一种艰辛曲折的回复和重建。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确立了理论主导地位，各个领域都掀起了一股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思想运动。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同时，教育界还聘请了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建立新中国的教育理论。凯洛夫的《教育学》和米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都在教育界产生巨大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从旧中国走出的第一代教育史研究者大多在这一时期接受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洗礼。从1956年文教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后来“反右扩大化”、“大跃进”的兴起，中国教育史研究在暗流中前进，“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势头进一步进入到中国教育史学研究领域。1963年，随着教育界对“母爱教育”和凯洛夫《教育学》的批判，中国教育史研究终于失去环境。官方及苏联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使建国后学术研究一开始就纠缠于阶级属性、政治立场及思想倾向。“文革”的中后期，在“批林批孔”及“反击右倾翻案风”带动下，建国后近二十年教育史研究领域的种种偏颇观点最后终于积累爆发，从而演化为“文革”中教育史界的种种偏激及荒诞见解。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全国“真理问题的讨论”的展开，在教育基本理论界和历史学界的推动下，中国教育史学界思想进一步开放。1979年全国性教育理论刊物《教育研究》创刊，1980年12月全国教育史研究会就“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问题进行了讨论，而这则标志着教育史界科学精神的全面复苏。1979年底，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毛礼锐的《中国古代教育史》、陈景磐的《中国近代教育史》、顾树森的《中国历代教育制度》、孟宪承的《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等凝结了中国教育史界前辈学者心血的系列成果。这四本教育史教材跨越了10年动乱，既为随后的研究起到了范式作用，又留下了相当空白，呼唤着中国教育史研究高潮的到来。

中国教育史学科的新高潮开始于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教育史研究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中进行，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研究热潮。其高潮主要表现在新研究热点的形成、研究领域的再拓宽、中国教育史学理论的科学化构建等特点上。

中国教育史第二次研究高潮的热点形成主要集中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研究上。从人物教育思想方面来看，这一时期对孔、孟等先秦诸子；汉唐的董仲舒、韩愈；宋明朱熹等理学教育家；近代康有为、严复、梁启超、陶行知、梁漱溟及无产阶级教育家杨贤江、恽代英等的研究都全面展开。在教育制度研究问题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古代教育制度、历代文教政策、科举取士制度、书院制度、近现代学制都进行深入研究，并形成大量著作。

这一时期的第二个特点是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再开拓，尤其表现在比较教育史、教育文化史、民族地方教育史、高等教育史、教学思想史等方面研究的方兴未艾。在成果上主要表现为各种专著的陆续问世，其中尤张正藩著《中国书院制度考略》、陶愚川著《中国教育史比较研究》，王承绪、张瑞璠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丁纲主编《中国文化与教育》丛书、熊贤君著《中国教育管理史》、程斯辉著《中国近代教育管理史》、熊明安著《中国高等教育史》为代表。80年代，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六卷本出版，引起海内外学者关注。1987、1988年毛礼锐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家传》及沈灌群、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家评传》的出版，则反映了教育家专题研究的代表成果。1994年由王炳照、阎国华主编、八卷本290万余字的《中国教育思想史》是迄今为止最为浩繁的中国教育史论著。

近二十年来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开拓，有的拓宽了原有领域，有的填补了以往空白，对整个近代史研究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有关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方面，出版了章开沅主编的《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顾学稼主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等书。在晚清新式学生和知识界社团方面，桑兵已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和《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及活动》两部专著。近代留学生教育方面，如田正平的《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董守义的《清代留学运动史》、李喜所的《近代的中国留学生》、王奇生的《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等都是代表著作。

在教育史学史研究回顾方面，毛礼锐、郭齐家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周德昌的《中国教育史研究四十年》、蔡振生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等论文都对此进行了反思。而杜成宪等所撰的《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则成为目前国内教育史学史研究的第一本专著。而韩达的《关于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问题的讨论》、田正平的《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几点思考》、杜成宪的《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试构》等文章，则对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构建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建国后的五十多年中，教育史研究在50年代初通过学习苏联得以再起步，在60年代中曲折展开并走入歧途，在80年代至今的二十多年中渐入佳境。广大研究者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宽松学术氛围，掀起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其主要表现在学科队伍不断壮大，中青年学者快速成长；学科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并形成了以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为研究主体的教育内部史研究，以教育与文化、社会之间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外部史研究。重要的是，随着教育史学观念的转变及与海外学者交流渠道的开辟，以教育史研究本身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史学理论研究框架开始形成，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渐趋成熟。因此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在时间跨度上要长于第一次，以至于其势头至今未衰，还有可能再延续下去。

三、中国教育史两次研究高潮的比较及反思

从百年历史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国教育史研究第一次高潮是“新文化运动”后大师级学者对于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初建和探索，第二次高潮则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史学科被打碎后的重建和修复；第一次高潮的研究者从传统历史学背景中走出，第二次高潮的研究者则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五十年建构的新传统中突破；第一次高潮的研究者在教育史料的收集上关注于当前与现实，而第二次高潮的研究者们则关注于以前而忽略了建国后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教育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同第一次教育史研究高潮相比较，目前中国教育史研究在日益高涨的同时，还存在一些缺陷，如参与教育实践、为现实改革服务的力度不够；研究队伍后续力量不足、研究方法老化、研究经费缺乏等。这些除了受社会外部环境影响外，也有教育史学自身的原因：(1)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长期借助其他学科特别是通史研究成果，自身独立框架体系尚未发育成熟，教育史学科学化、理论化、从教育自身逻辑探索其内在规律的研究做的还不够。(2)在教育事件、教育人物及教育思潮评价标准方面，过分重视政治尺度而忽视多元化标准，教育学科自身特征未能充分表现等。因而当整个教育学科不断蓬勃发展时，教育史学在教育学科体系中反而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下降趋势，教育史学与其他历史学学术研究水平之间也出现了差距。

在回顾近百年教育史研究挫折与成就的同时，我们该如何适应教育科学改革实践的需要，努力促进21世纪我国教育史学科健康良性发展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教育史学科必须打破史学、教育学的界限，从教育学中走出，进入历史学，在教育学、历史学之间寻找跨越的桥梁，确立全面的教育史观以促进教育史学的理论更新。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教育史研究即受制于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又为历史学科规范所约束。经常有人问“教育史研究是教育学出身好还是历史学出身好”，其深层次问题则是教育学界与历史学界的教育史研究有何区别？其实，教育史虽横跨教育学与历史学两个学科，但却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真正的教育史即从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教育学，又具有人文学科的鲜明特征。历史学出身者掌握史料的方法路径较熟，比较注意求证史实之真伪，长于研究教育思想史及史论结合之专题；而教育学者教育理论素养较好，研究注重探求教育发展规则，多作教育制度史及教育现象本身之专题研究。对于教育史研究而言，教育学、历史学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教育学做指导的教育史研究可能比较盲目，而没有历史学作基础的教育史学则必然流于空洞。正如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要深入研究教育史就必须把教育学、历史学二者结合起来，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其一，要深入研究教育史，必须具有教育理论、特别是教育基本原理及教育哲学素养。新的教育理论不但会使我们对教育史有新认识，找出研究新视角，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而且还会使研究者具有其他历史学者无法具备的专业理论素养。具有良好的教育理论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教育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的一个显明特点。

其二，要深入研究教育史，还应该打好史学基础，借鉴史学研究成果，使教育史学体系科学化，从而提高教育史研究的理论水平。近年来史学界开始关注教育史研究，并以史学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善于思辨的全新视角，占领了教育史研究的一些领地。如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李华兴著的《民国教育史》、台湾大学历史系高明土教授的《隋唐贡举制度》都是明证。当史学界不断注重引文出处、版本目录、关注海外同行研究成果之时，争鸣的风气却还未完全进入教育史领域。教育史领域忽视对一手资料及考据功夫的把握，古文、外文水平较低，甚至还沿袭过去旧史学中相对陈旧的观点。如继续抱残守缺，就很难改变教育史学在教育及历史两个学科体系中地位不断滑落的现象。

一些学者认为，教育史学科地位正在呈下滑趋势，教育史与其他历史学科研究水平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还有拉大趋势。实际上自近代以来东西方国家都出现了教育史学由盛转衰的现象。中国自《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至今，大陆和台湾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教育史课时都出现了由密转疏的趋势。教育史既不像教材教法、教育心理学那样具有实用性，又不象德育原理、教育哲学具有理论性，能配合实际应用调整内容。因此，在各门课程争夺有限学时的情况下，教育史只能沦为被削弱的地位。台湾师范大学周愚文教授主张，教育史不应极力争取重回师范教学课堂，而应力求打破教育与史学隔阂，朝专门学术研究发展，如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在与历史学交融过程中扩大新生领地。教育史只有在从教育学科核心向边缘移动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新生，最大限度的进入对方就是最大限度的占领对方。教育史研究打破史学、教育学的界限，从教育学中走出进入历史学，不是教育史的消亡，而是教育史阵地的扩大和再生。

（二）教育史学科必须突破史学与社会学界限，进入社会学领域，从而实现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在人们心目中，教育史是已经发生过的特别是1949年以前的事，它与教育理论及将要发生的教育现象没有直接关系，教育史研究者应该沉溺于故纸堆中梳理旧史实，而不应研究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和理论，这是一个狭隘、错误的观点。

首先让我们看历史学，特别是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历史与现实的区分仅仅是相对的，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广义的历史科学。教育科学的各方面都属于广义教育史，由于教育的继承性特别强，教育史与教育现状一直都是紧密结合。李大钊认为“社会与历史二者是同质而异观的，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一切史学研究，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陈编，乃是过去、现在、未来和永世生存的人类生活的全部生命”。今天中国的教育现象就是昨天中国教育历史的延续与发展。我们研究历史之目的，就是为了指导今天，研究的历史性与现实性必须统一起来。我们致力教育史实的发掘，回复教育历史的使命就是力求发掘教育自身发展规律，从而解释现实中国教育的即成结论。研究教育史的目的是为了解释现实教育问题，而解释的真正目的则在于修正现实。英国教育史学家哈德罗·珀金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并不是一味按照年代顺序挖掘整理史实材料的学科，而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它向现实世界提出种种问题，并努力探寻问题答案。因而，教育史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必须统一起来，研究者必须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在研究思维上社会学化。

在21世纪，教育史学界只有树立大教育史学观念。才能实现教育史学在指导教育改革实践方面的指导功能。广大教育史工作者必须走出书斋，深入到教育改革实践中，才能真正领会教育史研究的内在真谛。现实教育问题不但会使研究者发现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还可以促使我们转换思维，促进教育史学科本身理论水平的提高和更大程度与社会学的交融。当教育史研究发挥了其在教育改革、教育学科建设方面的指导功能时，教育史学科自身价值才能真正实现。

树立大教育史观、发展教育史学科理论，指导教育改革实践是目前教育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都需要一批高素质的教育史研究人才。因而打破专业限制，建立通才式教育史研究队伍则成为了一切工作的关键。纵观上一代教育史学界的老一辈学者如舒新城、孟宪承、陈学恂等，无不融会贯通了西方教育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治学经验，并立足于中外文化交汇前沿去把握教育史发展的轨迹。21世纪，随着现代学科交叉的不断加剧，学科研究之间方法的互用已成为了一种必然。就教育史而言，它涉及了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各个学科，这就不光要求教育史研究者本身知识结构要不断完善，还需要一支各个学科专家共同组建的专兼结合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中真正实现各个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实质性共用。例如我们教育考古时对考古专业人员及知识的借鉴；教育调查过程中对于统计学知识、计量史学方法的运用；在进行教育史资料收集、存储、传输过程中对于信息技术的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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