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精选(九篇)

第1篇：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

全国高校普遍采用的本课程教材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开篇点明：“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中囯自1840年以来直至现在的16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定论，是上个世纪末以来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最为普遍接受的一个论断，许多观点是时代的产物，不同的观点是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向学生说明对该问题的不同阐述，以助学生更全面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线索。

自1954年胡绳第一次提出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问题后，中国近代史学界展开了持久的学术大讨论，先后提出了10余种学术观点。在起止时间问题上，把1840年作为近代史的上限是建国以前即采用的说法，国内史学界基本没有异议。因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主义的独立国家。战后，中国成为几个资本—帝国主义共同统治的又保持了形式上的独立的，国民经济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也有少数史学家把明清两代交替时期(1600年)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一方面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一致，另一方面，是把184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作为前两个半世纪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1840年之后中国之所以会走上这样的道路正是17世纪以来中国内部封闭衰落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前普遍采用1840～1919年为近代、1919～1949年为现代、1949以来为当代的分期法，20世纪90年代以后，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近代史下限和现代史上限的呼声越来越高，日益为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所接受，但一直到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才第一次在严肃的史学著作中采用这一时限，因此这部十卷本著作被称为“第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台湾的学者则认为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便是中国现代史阶段。

在时代主题和发展动力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都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确认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标志，把中国人民英勇不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并据此提出了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三次革命高潮说”(胡绳)、“反帝反封建说”(黄一良)、20世纪80年代的“四个阶梯说”(李时岳)、“三个阶梯说”(戚其章)等，张海鹏教授继承了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认为从政治史或者从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是对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提出了“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说”，认为胡绳认识的对象是近代史的前半前期，从近代史全局考虑，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1927年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七次革命运动或革命高潮，基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

20世纪50年代，范文澜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得到启示，提出了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两个过程说”，即主张中国近代的变化是外来侵略和内部斗争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的彭明则在侵略与斗争之外再加了“探索”，认为从1940～1949年这110年的历史，是由“屈辱、抗争、探索”这三部历史所贯穿。外来的侵略与内部的斗争与探索确实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且是一浪推进一浪式的变化，所以理解中国近代史，要从政治史、革命史之外审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制度、人的变化，陈旭麓先生即提出了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说。改革开放后，史学界突破了“五朵金花”和阶级斗争范式的限制，对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经济、思想文化的研究使得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出多领域、多样化、精细化的发展。

“探索”是对外部世界和中国未来的探索，在探索中中国逐渐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才是历史发展的主线，徐泰来在20世纪80年代即提出了“近代化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开放和史学研究的多样化，这一提法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认为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制度和政治的现代化，教育和人的现代化才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丁日初)，即使“资本主义现代化说”有失偏颇，而“独立和近代化”才能贴切地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风云变幻的跌荡起伏的态势以及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胡绳先生也在上世纪末认同以现代化作为考察近代史的主线之一。但有学者据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歌功颂德，认为帝国主义轰开了中国大门，才使中国走上近代化发展道路，否认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怀疑“侵略”行为是否真实存在。通行全国并评价甚高的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即有此倾向。对于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来说，近代史确实就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这也是历史学关于近代史的一般概念，中国的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现代化即指中国的资本主义化，也是史学界普遍认可的说法。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绝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发展，而是一种畸形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起步的，因此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动力和核心内容。

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近代史，远比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释历史要复杂得多。如果说现代化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最深刻的历史巨变，中国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走出唐德刚所谓“历史三峡”。唐先生认为一部中国近代史，“实在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形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形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这次转型发轫于1840年鸦片战争，是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被迫转型。他估算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极其痛苦的惊涛骇浪的三峡，大致要历时两三百年。类似的“大历史观”、“社会转型论”在海外史学界较为普遍，也引起了大陆史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

近现代中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而又最复杂的历史时期。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奋起，为救亡图存，求富自强，前赴后继，成就了数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从160多年的历程，充满了反复和阵痛，失望和希望，机遇和挫折，最终探索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迎来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新高潮。正如徐中约所说：“近代中国展示了一幅如此光怪陆离的纷繁景象，以致我觉得：诸如外来帝国主义、西方影响或资本主义及封建剥削等局限性的理论，都无法对之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变化的动态表明，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

让学生了解这些学术史、学术争论是必要的，因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很难以一种理论、从一个角度作单线式的思索，不同的理论将导致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认识和评价。如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英勇无畏，令人赞叹，然而他们挖电线杆、扒铁路，甚至要烧京师大学堂，使他们不自觉地成为抵制社会进步的势力。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正说明阶级斗争和现代化并非一致，甚至是相悖的。要让学生从这些悖论、争论中寻找历史的真相，并从中体验本课程的兴趣，并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昨天，了解中国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无疑有助于他们了解中国的今天和明天，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参考文献：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

[2]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出版社1999.264.

[3]徐中约著.计秋枫，朱庆葆译.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6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8.12.

第2篇：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

【关键词】三民主义 孙中山 发展趋向 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提出开辟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新道路。孙中山逝世以后，内部分化日益严重，最终以为代表的夺取了领导权，并逐渐转化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他们在抛弃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性思想的同时，出于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以、戴季陶等为代表的人竭力把三民主义儒家化。另一方面，大革命失败以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毅然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初步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道路，在继承的基础上扬弃了三民主义，实现了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在探索中国变革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随着邓小平等人的继续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中国人民最终经过几代的接力奋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实现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的三民主义儒家化

孙中山逝世以后，逐渐攫取的领导权并确立了其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及其领导的作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合法继承者”，逐渐把三民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儒家化的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的这种“发展”，虽然建构起了一整套意识形态理论和社会建设理论，但是其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其抛弃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中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性的思想，尤其是对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背叛，最终使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者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也正因为如此，北伐战争的推进虽然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短暂统治，实现了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依旧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变革之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早在1925年，戴季陶就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书，提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生史观，逐渐形成所谓的“戴季陶主义”，这成为以后“变异”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人、、胡汉民、陈立夫、陶希圣、叶青等人都对孙中山三民主义进行了“解读”。尤其是随着在中领导地位的确立，他继续利用戴季陶主义来“诠释”三民主义，形成民生史观、“孔孙道统论”等思想。

推动三民主义儒家化有其理论渊源，也是其实践需求的结果。纵观孙中山一生革命生涯，其一方面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推动物质生产力方面的巨大作用，并力主向西方学习，革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他又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并不是完美的，并认为中国在政治、精神、道德等某些方面并不输于欧美国家。因此，怀着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他意图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补救欧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缺陷的办法，并希冀超越东西方，找到一条真正救国救民的道路，这为以后用儒家思想“诠释”三民主义埋下了伏笔。而且晚年的孙中山力图通过改组，建设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从而为中国革命寻求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支持，孙中山过早的去世使得这种建设来不及得到完善和发展。而一大所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以及允许中国共产党员加入等引发的不满和不安，内部很早就隐现分化的危机。早在1924年8月的《民族主义》演讲第二讲中，孙中山就认识到，“我们的旧同志，现在对于共产党生出许多误会，以为提倡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①，并努力规劝人，调和内部对共产党人以及对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分歧。总体而言，在孙中山领导下的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还是比较顺利的，的理论和实践在这一时期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孙中山逝世以后，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内部分化日益严重，种种因素促使逐渐崛起，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则奉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国共合作下的大好革命形势开始出现危机。尤其在背叛革命、独裁地位确立之后，本来应该起着革命先锋队作用的日益成为等人维持专制独裁的工具。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不断高涨的工农运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社会日益扩大的巨大影响力，以为代表的人开始寻求建立一套维护其统治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对抗社会主义思想，实现对人民在政治、思想上的控制。因此，对三民主义进行改造，就成为了人在理论上的重点。而等人对三民主义的这种“发展”的结果，就是使三民主义逐渐蜕化为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消解了三民主义革命性的一面，不仅没有实现三民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追求，反而使中国革命再生波折，这也预示着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革命派日益落后于时展。

当然，人们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考察人的三民主义儒家化的时候，必须认识到这种“发展”的必然性，这种“发展”的三民主义其实也蕴含着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必然有一定的合理性、正确性，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扬弃传统也是人们的必然选择。但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运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进行选择，不同阶级的人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等人面对军阀割据、政治混乱、文化多元的国情，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回归传统，用传统的忠、孝、仁、义等思想来凝聚力量，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回归传统并不是对传统的完全肯定，而是要批判地继承，是扬弃。等人受限制于他们的立场和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用儒家思想“发展”三民主义的过程中走向误区，这表现在专制思想渗透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并最终出现了国家法西斯化的局面。人的这种探索也最终葬送了自己在全国的执政地位。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孙中山逝世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逐渐走向破裂，以为代表的背叛三民主义，逐渐在中国建立独裁统治，中国共产党则继续扛起革命的大旗。随着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团结一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逐渐探索出一条新型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实现了对三民主义的超越，为未来中国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为近代中国革命实践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继承、扬弃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有其深刻的阶级基础和现实基础，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和标志着中国社会一个新的阶级力量的崛起，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无产阶级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比较明确的革命纲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三民主义作为国共两党共同的政治纲领而成为二者合作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也把三民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追求的重要准则，在《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的发刊词中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②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对三民主义的深化理解，对中国的国情、阶级状况、革命形势以及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基础。

国共合作的破裂使得中国共产党面临危机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发展三民主义，继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契机。正是在土地革命战争这一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把革命的中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决的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建立工农政权，并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在理论上发展的同时在实践上践行着三民主义。正如所总结的那样，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就是彻底的民生主义。”③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以俄为师”的方针指导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的爆发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肆虐的必然结果，它使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让位于民族矛盾。民族危机的加重唤起了中国各个阶级的救亡图存意识。它也在一定意义上暴露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反动势力，为肃清各种反动势力―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中的障碍提供了机会，也促使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更加成熟。此时的三民主义成为团结全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一面旗帜，在中共中央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④。在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新的社会建设道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一系列政策的实行，如对日本帝国主义坚决的反对政策；“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发展经济生产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实最彻底的实行者”⑤，而且这些举措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实践和时代实现了对三民主义的超越。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对象、任务、动力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正式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阐述，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下，对中国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了新发展，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最终成功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基本实现。这一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想的阶段性的完成，也正式开启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最彻底重塑的过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孜孜追求的重要目标。新中国成立以后，汲取以往经验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并没有盲目宣布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而是设立一个过渡时期―即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在这一时期，以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在实践上摸索，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正式建立，也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

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救亡图存的历史阶段性任务。而随后的社会主义探索中的挫折则催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并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反思中的进步，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是邓小平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顺应时代、结合国情，扬弃了以往社会发展理论而形成的创新性成果，这一理论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沿着邓小平等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并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完善了党的建党理论，厘清了党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坚定了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地位。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创造性回答了中国社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对发展第一要义的强调，发展的核心、基本要求、根本方法等思想的提出，体现了党带领人民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指导实践，是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实践自信的表现。尤其是社会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是党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总结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几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近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急剧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促使了中国各个阶级寻求救国救民的理论、道路。中国社会经历了孙中山三民主义指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共和国建国方案，中间经过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最终在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这一历程的考察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持续性和创新性，以及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人民对于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的热爱。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果来之不易，道路的选择过程更是历经磨难。随着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以为代表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围绕“双百”目标，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凝聚共识、团结力量、共同奋斗，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单位：河北省邯郸市市委党校政法教研室，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注释】

①孙中山：《三民主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

②《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③《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8页。

④《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8页。

第3篇：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

这篇九年级历史期末考试模拟试题的文章，是

一、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20分）1．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其“新”主要表现在（ ）A．宣传师夷长技 B．宣传维新变法 C．宣传民主革命 D．宣传民主科学 2．比较魏源和严复的相同之处，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A．都是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 B．都主张推行维新变革 C．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 D．都主张向西方学习3．1972年中美改善关系的首要前提是（ ）A. 美国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B. 美国从台湾撤军C. 美国同台湾断交 D. 美国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4、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不同的方针。以下方针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 是（ ） ①*列强，铲除军阀 ②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③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A. ①②③④ B. ①④②③ C. ②④①③ D. ①③④②5.既是不朽的世界文学名著，又是研究早期希腊社会的重要史料的是（ ） A.《马可•波罗行纪》 B.《天方夜谭》 C.《荷马史诗》 D. 《神曲》6.700年前，一个欧洲人这样说道：“我不想变成上 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请问他可能生活在哪个时期？（ ）A.欧洲中世纪 B.文艺复兴 C.启蒙运动 D.英国资产阶级革命7．近代以来许多新的科技发 明改变了社会，使日常生活中出现了很多新职业。下 列职业按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 A．火车司机一汽车司机一飞行员一网络管理员B．火车司机一飞行员一汽车司机一网络管理员C．网络管理员一汽车司机一火车司机一飞行员 D．火车司机一飞行员一网络管理员一汽车司机 8、“他是世界近代的风云人物。他在革命的暴风雨中崛起，他为法兰西的新生立下了赫赫战功，也曾给欧洲留下了难以抚平的战争创伤。”文中的“他”是 （ ）A．克伦威尔 B．华盛顿 C．罗伯斯比尔 D．拿破仑 9.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趋势将是长期的、曲折的斗争过程。以下史实最能证明这一说法的是（ ）A.杜鲁门主义出台 B.北约、华约成立 C.苏联入侵阿富汗 D.科索沃战争爆发10．世贸组织是独立于联合国的永久性国际贸易组织。下列关于世界 贸易组织的表述，正确的是（ ）①成立于1995年 ②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③希望通过开放市场和公平交易，实现世界贸易的自由化 ④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其中的一员A．①③④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二．非选择题（共2小题， 共30分）11、【探索救国救民奋斗的道路】（16分）[探索篇]：以1861年年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为起点，中国近代第一次由清政府主导的自主探索开始了……一百年前孙中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途上*封建帝制为中国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 ——摘编自《复兴之路》有关解说词。（1）“中国近代第一次自主探索”是指什么？有何进步意义？（2分）（2）孙中山在中华复兴征途上有何历史贡献？（2分）[奋斗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列主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让中国人站起来了；而挽救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找到一条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道路。 ——摘自《复兴之路》解说词。（3）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有什么重大意义？（2分）（4）毛泽东探索出了一条怎 样的革命道路？邓小平找到了一条怎样的国强民富的道路？（2分）[感悟篇]：回首过去的100多年，历史发生了沧桑巨变，让中国走进了一条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 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选自讲话（5）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社会主义制度是怎样确立起来的？（1分）此后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了哪些弯路？（至少两件 ，2分）（6）改革开放的起点是什么历史事件？（1分）结合所学说说，改革开放这30多年我 们进行了哪些伟大实践？（至少两件,2分）（7）“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结合所学，你认为中国道路是一条怎样的道路？（2分）12.国家兴衰特别是大国盛衰史给人们留下不少历史智慧。前几年中央电视台隆重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引起广泛关注和思考。阅读下列选自《大国崛起》的解说词，回答问题。（14分） 材料一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不同国家相互对话和相互竞争的历史大幕，由此，大国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坐标。… …五百年来，在人类 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了九个世界性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 材料二“所有的大国都试图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世界秩序，所以它们总是为世界秩序出谋划策。实际上，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想要打破这种秩序，因为它们试图取代以前的大 国。”历史的教训是：一意逞雄的国家，等于是放弃了从容崛起的主动，最后的结果并不美好。(1)材料一中“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指的是什么历史事件？（1分）(2)大国的崛起离不开思想文化的作用，在17至18世纪为资产阶级革命及统治奠定思想基础的是什么历史事件？（1分） (3)请你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英国在19世纪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原因。（至少2项，2分）(4)“所有的大国都试图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世界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确立的世界统治新秩序是什么？（2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格局是怎样终结的？（2分)(5)你对英国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崛起，有何认识？（从不同角度回答，至少2点。2分）材料三：图说历史──再认历的不正当合作 图一：三国 同盟和三国协约 图二：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6）观察以上世界形势图，分别回答图一、图二所反映的不正当合作对世界局势产生的影响。（4分）（7）在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挑战的时候，国家间的合作能够化解危机和灾难。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一典型事例加以说明。（要求：从史实及其作用两方面来作答。）（2分）

第4篇：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

    

    2.列强侵华的影响。马克思在谈及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曾提出了殖民主义具有双重历史使命的著名论断，即“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革命奠定物质基础。”这一论断基本上也适用于整个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从世界范围看，殖民扩张实质上体现了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但同时也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中国而言，列强侵华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独立，是造成中国近代日益贫穷和落后的根源；另一方面，他们把西方技术带入中国，对中国旧制度、旧观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解体，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在客观、辩证地分析列强侵华对中国的影响时，应强调西方列强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就其主观动机而言，列强不希望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近代化国家，发展自己的经济，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挠和破坏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相对于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消极作用来看，其在客观上的积极作用无疑是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的。历史的结论是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才能富强起来。       

    

    3.列强侵华和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在中国近代，近代化也就是工业化和与工业化相随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经过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封建社会已不可能。帝国主义不允许中国统治势力闭关自守，也不允许它一切保持原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代化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在帝国主义允许范围内的近代化，即不根本改变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只在某些方面有限的程度内进行向资本主义制度靠拢的改变。洋务派官僚是其最早的代表。一种是突破帝国主义许可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独立自主，从而实现现代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其先驱。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没有正常发展起来，使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原因就在于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命脉。固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国自然经济起了破坏作用，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中国民族资本不但遭到具有特权的外国资本的排挤，而且无力抗拒在中国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帝国主义支持一个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官僚资本利益的军阀官僚势力。封建的土地关系、商业高利贷资本和一切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及上层建筑，由于受到帝国主义的维护而得以继续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断了中国的工业化、民主化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使中国在成为半殖民地的同时，又处于半封建的境地。因此，近代中国面临两个问题：即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如何使中国近代化·两者密切相关。因为落后就要挨打，因为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近代史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人的阻力。只有首先解决民族独立问题，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建设。     

    

    4.封建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这里的“足”并非富足，而主要是指维护较低生产力水平上的男耕女织和很少商品交换这种经济形式。其发展趋势是走向解体，但长时期内继续存在并占主导地位，是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权的经济基础，是中国社会最落后的生产关系和阻止中国进步的根源。因此中国要富强必须反封建。外国资本主义企业是适应西方列强侵略需要而在中国出现的经济形式。在两次工业革命推动下其势力突飞猛进，从60年代起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政治上外国侵华势力事实上成了凌驾于清王朝之上的“太上皇”。中外反动经济政治势力勾结是造成中国人民苦难、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中国要富强也必须反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近代前期最进步最革命的经济成分，主要表现是为社会变革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提供了经济基础。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缺陷--先天不足、后天畸形。一战期间民族工业在得到长足进步后仍然无法改变这一局面。从分布区域上看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从资金技术上看难以与外资抗衡；从部门上看主要是轻工业；从发展原因上看客观上是西方列强矛盾提供的一个机会等等。不难看出其发展的艰难和软弱，这也必然决定了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缺陷和失败。    

    

    5.近代中国人民抗争与探索的任务及其关系。政治上争取民族独立，经济上实现国家近代化，这是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的两大基本任务。独立与富强这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没有民族独立就不可能有国家富强，而国家不富强民族独立也没有保障。但民族独立是第一位的任务。有人认为，中国是由于贫穷落后才引来外敌，失去独立，那么只要致力于经济建设，使国家富强，“西人即可敛手”，外敌自退，政治上的独立地位自然恢复了。这种错误的认识就在于没有正确理解好两大任务之间的关系。从洋务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乃至革命派，基本指导思想是先富强后独立，而事实证明：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永无富强的可能。        

    

    6.近代社会各阶级抗争和探索的特点及成因。农民阶级由于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决定了其斗争纲领的空想性，也决定了其抗争和探索活动的失败。民族资产阶级的抗争活动，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分别表现为改良和革命，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危机加深，清王朝已成为洋人的朝廷；改良运动的失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广泛接受西方革命思想等。继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辛亥革命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客观上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勾结并进行阻挠和破坏；主观上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与软弱，决定了这条道路的破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各个阶级在抗争和探索的过程中，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水平以及斗争水平不断提高。这是由特定的政治、经济、阶级条件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应该看到各个阶级在探索和抗争层面上主张的异同，并理清各个派别之间的关系。我们以地主阶级抵抗派和洋务派为例，略作说明：如两派都主张维护清王朝统治，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但是，地主阶级抵抗派学习的目的在于“制夷”，抵抗外侮，而洋务派学习的目的在于“剿发捻、勤远略”。它们之间有继承关系但又有重要区别，洋务派丧失了地主抵抗派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爱国精神。      

    

    7.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各政治派别从自己阶级立场出发而选定不同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同时也代表着中华民族利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选择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民族资产阶级则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官僚资产阶级代表中外反动势力，其内外政策表明要继续使中国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而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对此，要注意结合中国国情和三派政治力量的内外政策分析原因。      

    

    8.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革命道路问题--由城市中心论到农村包围城市的探索，以及后来为什么党的工作重心又转移到城市问题。这里面实际上围绕着一个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探索问题，复习过程中要弄清这条革命道路探索的具体过程，包括其中的成就与失误、理论与实践，进而理清探索这条道路的具体背景和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大意义。又如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即战胜敌人的三条经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问题。如对统一战线的复习要明确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弄清楚每条统一战线的特点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及每条统一战线发挥的作用。      

第5篇：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

最近，在好朋友的推荐下读了赖德霖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此书主要是对于中国近代建筑史一些问题所做的专题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编是作者的博士论文的基本内容，从制度、技术、人才、教育以及美学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建筑现代化历程的初步探讨。第二编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建筑”的历史。通读整本书以后，给我最大印象就是作者通过大量资料的收集和组织，细致而立体的还原了那个时代的基本政治文化语境，在这样的具体历史语境里重新看待和讨论这些案例时，很多以前觉得有些幼稚而难以理解的东西开始显得生动和可信，给人一种原来如此的踏实感。

其中尤其以第二编为主的几篇文章吸引了我的兴趣，将这几个专题研究综合起来看，则为我们重新全面生动的审视中国“现代建筑”的探索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这几篇文章分别是

《“科学性”与“民族性”----近代中国的建筑价值观》。在作者看来，“科学性”和“民族性”是近代中国对于建筑最具有代表性的两种解读，科学性强调建筑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方面，而民族性的追求则是近代文化和政治的要求。二者有时相互矛盾，有时又可共容，在探索中国现代建筑的过程中，不同人对于二者的不同认识和运用也形成了不同成果。

《探寻一座现代中国式的纪念物---南京中山陵设计》一文主要探讨在中山陵设计竞赛这一重要事件，众多建筑师是如何表达中国风格和共和理想的。作者通过对所选择的参赛作品作分析，分析这些设计的借鉴来源和设计手法。分析发现，身份、文化背景、教育状况不同建筑师对于融合中西则有不同处理方法。

另外，作者还对吕彦直获奖作品从经济可行性、与孙中山崇拜的仪式关系、以及作为国家纪念物的象征意义进行分析，阐释了这一作品的多层面的意义。“吕彦直的作品’简朴浑厚’，评判顾问们有次判断它具有材质上的坚定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它体现了’纪念周’和公祭这两种崇拜方式的圆满结合；体现了崇拜以为中国伟大领袖的一是功能与一些著名西式纪念物空间造型的结合；体现了中国风格的建筑形式与学院派建筑原理的结合；还体现了中国式陵墓的宏壮与现代公众建筑的开放性之间的结合。”

《折衷背后的理念---杨廷宝建筑的比例问题研究》一文视图解释学院派教育对中国近代建筑创作的影响，以及它在杨廷宝这位中国近代杰出的建筑师“中国风格”作品中的体现。通过对建筑形式，特别是对立面构图的分析，作者发现并证明杨的“中国风格”建筑手法，与另一位中国近代建筑师吕彦直一样，都是经过了西方学院派建筑构图法则的修正，体现了一种将西方古典构图原理的普适性与中国建筑的民族性结合的理念，以及用西方古典建筑的比例去规范中国风格新建筑的造型的努力。

《梁思成、林徽因中国建筑史写作表微》从文化语境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入手，证明了他们选择北方官式建筑作为研究对象的充足理由。另一方面，他们以机构理性作为主要判断标准，对中国传统建筑做出基本判断，并证明这一原则是中国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和哥特建筑的共同特点，同时找到了中国建筑与西方现代主义建筑的共通之处，从而证明了中国传统建筑可以与西方建筑相比肩，同时在具有现时的时代价值。总的来说，梁、林的研究成果为他们建立一个“中国风格”的范式提供了理论指导。

《设计一座理想的中国风格的现代建筑--—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叙述与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院辽宋风格设计再思》一文运用了图像分析的方法，详细对南京中央博物院各建筑元素进行考察，分析这些元素的形式来源。从分析可以看出，中央博物院主要参照了唐辽与宋初的多座木构建筑和《营造法式》的规范，参考来源很多，而设计过程则是一个“选择、修改和整合”的过程。在形式分析的基础上，做着进一步结合梁思成的建筑史写作分析了他的设计思想，之所以选择了唐辽与宋初建筑为主要形式来源，乃是由于其根据结构理性主义原则和艺术进化论思想所界定的唐辽和宋初建筑所代表的“豪劲”时期为中国建筑发展的高峰时期，同时又由于起“豪劲”之特性更符合那个时代亟需的强劲民族的动力，与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建设独立民族国家的期盼相符合。通过有形式分析到其后复杂设计思想的考察，以前被人们普遍简单化认识和批评的“复古”行为，不再显得那么荒唐和幼稚，而因为其深刻的原因---知识分子身份、教育背景和时代背景显示出合理性和必然性。

对于近代中国建筑师对于中国风格的探索，作者认为主要有两种：一种由吕彦直最早采用，又有杨廷宝发扬光大，他们试图将中国建筑的造型元素与体现于学院派教育中的西方建筑构图法则相结合，使得新的“中国风格”建筑在造型上同样符合西方古典建筑的比例原则。而另一种则以梁思成设计的中央博物院为代表，梁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们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发现它固有的构图规律，并以此建构他心目中的“中国风格”。

另外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做着在这些文章几乎都有强调的，就是当时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气候。文化上，各个文化领域普遍遇到以科学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的挑战，文学、绘画、历史等各个学科都有和建筑学相似的困惑和寻找出路的积极探索。另一方面，当时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主流思想动力，文化建设又都以不同方式表达着知识分子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因而普遍表现出“科学性”和“民族性”的双重价值追求。

阅读过程中我一直困惑，从书中可以得知，从最早西式建筑传入，有人开始反思开始，到后来梁思成吕彦直等知识分子建筑师，对于中国建筑如何走下去这个问题上，都采用的是一种二分法----取西洋建筑建筑功能、技术方面的合理先进之处，而取中国传统建筑的造型元素和其文化象征性。我困惑于一向看问题整体而含混的中国人，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会这么截然二分的有此看法呢？传统文化中，作为器的建筑它显现为物质化的营造，而在道的层面建筑以及城市的布局都是作为制度的一部分，二者在器道的分离中便断裂开了，也因此，从来建筑学也就没有从器到道的层面一气呵成，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学科。在这样的文化惯性下，这种二分看法成为共识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文章中，赖德霖对于吕彦直、杨廷宝和梁思成的“中国风格”探索集中强调了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动力。而巫鸿《美术史的形状》则提供我一个新的角度，把他们对于中国新建筑的探索放在艺术史之内来讨论，其合理性可以得到更好的论述。

巫鸿在这篇文章指出，耶鲁大学的库布勒教授提出了“连接性解答”理论。这个理论不再把艺术史发展看作一个又一个风格的出生-生长-高峰-消亡的“生物模式”，而把艺术史看作面对问题时做出的解答问题的各个链环构成的发展系列，“他把美术史塑造成一代代人们对形式和意义的积极寻求”。

接着，作者结合这个理论重新探讨了美术史上的“复古”问题。复古是个负责而常见的文化和艺术现象，“文学史和艺术史中很多革新实际是通过’复古’视线的。提倡复古这并非全然不变的恢复或回复古代，二是把将来折射为过去，通过对某种一是形象的回忆、追溯和融合视线一种的当代的艺术理想。”

这类’复古’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从现在设想过去的“返观的眼光”；二是对过去的重构和界定，有次确定“返观”的注视点；三是现时和这个过去点之间的“沟壑”，艺术家必须超越这个沟壑所造成的历史与心里上的差距，创造出古与今、新与旧之间的独特融合。

作者认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梁思成的中国风格建筑的探索符合复古的三个基本要素，而起动因又很符合“连接性解答”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全面面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冲击之下何去何从这一问题一种解答，即行为虽然看似是复古的，但立足点却是当代的，面向未来而非面向过去的。

这样想下去，中国古代文学、书法、绘画方面的以复古作为革新动力和来源的艺术运动则相当常见，这几乎是知识分子遇到文化困境时的最常见做法，而梁思成作为一个骨子里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走这条路则是很合情合理的。

虽然以梁为代表的近代建筑“复古”现象有各方面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其局限性则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文化面临困局时，他主动返观传统，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创新的灵感，但他们并没有一蹴而就完成中国自己的现代建筑的探索，这个为什么则是更难而更有意义的问题，值得继续思考。

参考文献：

第6篇：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

关键词：思想认识 教育内容 工作方法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发展的黄金期和矛盾的凸现期。从国际形势看，政治正走向多极化，经济正走向全球化，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顶住压力在激烈竞争中艰难前进；从国内形势看，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如此错综繁杂的局势，迫切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建立与健全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增强党员的凝聚力，从而在确保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核心地位的同时，能够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迎接挑战，克服困难，化解风险，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政工干部要更好地发挥紧密联系党员、清楚党员情况等自身优势，以创新、改革和发展为突破口，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号召力和渗透力。在具体工作过程中，要注意和把握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要适应时展的要求，实现思想认识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是现代化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基础，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确立了新的目标、赋予了新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政工干部要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在认真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规律、新途径和新方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树立超前意识，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形势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对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超前预测、超前防范，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发扬理论联系实际、主观符合客观的工作作风，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坚持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党员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第二，要体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实现教育内容的创新。首先要认真把握当前思想工作的重点，把学习、宣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八荣八耻”作为我们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广大党员的思想统一到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上来。其次，要把动员和引导广大党员积极学习科学文化和业务知识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教育内容，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凝聚人心，培养人才，努力提高医疗服务水平。随着医院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医院的人才储备量缺乏更新与提高，甚至出现了临床优秀人才、学科带头人缺乏，临床科、教、研能力滞后等现象。因此，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大胆更新人才观念，在外引内培的基础上，通过改变用人机制，破除用人上的论资排辈现象，使德才兼备的人才脱颖而出。再次，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社会阶层利益冲突日趋激烈的新情况，教育内容力求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同解决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回答党员关心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和影响力。同时，医疗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医院的生存与发展，是医院管理永恒的主题，是医院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因此，要从医院快速发展的背景与需要出发，站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到加强医疗质量管理的迫切性、重要性、艰巨性，积极创新工作理念、开拓工作思路、探索工作措施、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减少医疗隐患、确保医疗安全。

第三，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工作方法的创新。一是要开展调查研究，动员党员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掌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二是把思想政治工作与精神文明创建结合起来，提高党员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三是要学会“借舞台唱戏”，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到喜闻乐见的各种文体娱乐活动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提高党员参与的自觉性。四是要注意克服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坚持说实话、办实事、重实效，耐心、细心、倾心听取党员的呼声，既要讲“大道理”，又要讲“小道理”，这样有的放矢地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激励党员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的积极性。针对医院现阶段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要遵循创新型管理、人性化管理、发掘式管理的理念。创新型管理就是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创新工作思路，持续提高管理效能；人性化管理要求管理者时刻树立人性化管理的管理理念，确立以充分开掘人的潜能为己任的管理模式，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并用，使医院快速发展和个人发展达到双赢；发掘式管理就要求管理者摒弃自我满足、自我懈怠情绪，在管理过程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培养管理人员精在计划、贵在落实、勤于协调、善于总结的认真细致的工作方法，从而建立起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的行政管理机制。

第7篇：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社会公正为自身的最高使命，不管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均高度重视社会公正，尤其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十分关注大众教育，致力于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从而为实现社会公正打下了良好的教育基础。因为建国之初农民所拥有的生产资料极少，毛泽东十分担忧农村社会中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因而将共同富裕视为其领导革命与建设的最根本目标，力求实现共同富裕，而这正是毛泽东等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继承和科学发展。毛泽东公正观的诸多内容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所处时代我国正在从愚昧落后的传统时代往先进昌明的新时代进行过渡，国家还没有历经市场经济之磨练，所以其对于公正之追求在实践上也就有了一定的偏差。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探索

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符合当时时展的公正理念，正是在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公正思想的时代内涵，全面总结毛泽东公正观得与失的前提下产生的，且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得到极大的丰富与创新。邓小平同志的公正观已经成为邓小平理论中极为重要的成份，体现出对具有我国特色的公正内容的努力追求。邓小平社会公正观将共同富裕视为主要目标，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在带领民众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自始自终都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视为共同富裕之前提。邓小平将公正的价值升华至社会主义本质的新高度上加以认识，力求通过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在此过程之中，邓小平放弃了平均主义之空想，允许一部分人在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的基础上先富，由先富来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维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上的平等可以说是现实政治之要求，而尊重与保障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均成为邓小平公正观之核心，从而体现出邓小平对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的宪法与法律之尊崇。邓小平公正观将现代民主、自由等观念融入其中，是历经市场经济的磨练而诞生的理论体系，对于当前我国公正思想的健全完善必然能够发挥非常大的指导性作用。

三、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探索

江泽民等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强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升，各项事业得到新的发展，广大人民对于社会公正有了新的体验。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着力发展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让机会变得更为公正。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探索，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于生产力的制约，让社会成员得以作为平等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公正公平的竞争之中，很好地调动起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也更好地配置了有限的社会资源，让广大人民有了更加多的发展机会。同时，持续实施分配制度改革，更好地履行了社会公正责任。马列主义提出了按劳分配制度，而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则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对分配制度实施了完善以及创新，强化政府对于收入分配所具有的调节性职能，调节部分垄断性行业的高收入，致力于提升中等收入人群与低收入者的收入比重，从而让分配制度能够更好地符合市场经济之所需，进而使公正正义得到更好地展现。

四、胡锦涛对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中国化的探索

胡锦涛等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面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三农、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等问题，实施更为注重社会公正公平的重要举措，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经济社会的新发展。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前三代领导人关于发展的主张之间是一种继承的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觉得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决定人类社会如何发展的最终力量，人类社会的发展应当逐渐消灭阶级、城乡、体力与脑力劳动间之差别，进而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科学发展观是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观，必然能够很好地推动我国生产力之发展，从而为社会公平正义之实现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胡锦涛等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统筹城乡之间的发展，深入研究解决城乡二元对立问题，通过统筹发展以克服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之不足，全面解决社会在发展之后所面临的利益冲突、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推动了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代际公正。

第8篇：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

一、中国人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的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为顽固派和洋务派。顽固派认为应该沿用旧的封建制度进行统治，仍旧做“天朝上国”的美梦。洋务派认为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维护清朝统治。洋务派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一场

“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中央以奕，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前期以“自强”为口号，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后期以“求富”为口号，继续发展军事工业，同时创办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民用工业。筹建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海军，兴办新式学堂，培养外语翻译和外交人才。开办科技学堂和军事学堂，培养外交、军事和科技人才。

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宣告洋务运动破产。洋务运动破产的根本原因是不触动封建制度，布新而不除旧。洋务运动是清朝地主阶级为挽救封建统治而进行的一次改革，是地主阶级开展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技术，为中国近代企业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的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二、中国人从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

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强盛起来，清政府反而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一些仁人志士不断探究其失败原因，寻找救国的方案。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各省举人，光绪帝，反对同日本议和，请求变法图强，史称公车上书。从此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1898年6月到9月，光绪帝一系列变法令，主要内容有：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言论；训练新式军队。1898年9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失败。

维新变法运动是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迈出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第一步，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1894年，兴中会成立。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指导思想。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发动起义。1912年元旦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作为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其根本目的是要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封建制度。使中国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其直接目标是要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从直接结果看，辛亥革命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中华民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因而辛亥革命成功了，从最终结果看，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三、中国人从观念层面向西方学习

民主与科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不懈追求的目标。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诞生。新文化运动前期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后期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武器，教育和组织人民，将革命推进到一个新时期。

第9篇：近代化探索的共同作用范文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深入研究必须防止两种偏向

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理论和实践历程表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与探索，包含着政治方向、观念碰撞与学术探讨的三个向度，是三重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三个向度的展开都有丰富的内容。由于这三重问题的交织，我们在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就需要防止两种偏向：一是或者把观念碰撞、学术探讨都混同为政治方向问题，以政治原则取代或压制观念碰撞和学术研究；另一种偏向是以学术研究、观念碰撞而否定坚持和把握政治方向。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自然科学研究，不可能没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这两种偏向都妨碍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研究。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道路，这既是政治原则，更是已经被当代中国的实践证明为唯一正确的方向。但是，对如何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应该可以展开不同观念的碰撞，而观念的有效碰撞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说在坚持政治原则的基础上，我们是可以打开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广阔的思想空间和学术空间的。而深化认识“三个规律”，就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不断深化认识“三个规律”，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内涵及规律探索问题

“走我们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庄严宣布的。任何一个重大思想的提出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当邓小平提出“走我们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中国以“”这样的全面危机形式，宣告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破产。“社会主义在中国出路何在”？这样重大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社会主义，但必须摆脱苏联模式，因而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那时我们主要是从政治层面上去思考和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没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视野中去认识去思考。

从那时至今，我们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走了将近30年。将近30年的改革建设实践越来越表明，仅仅从摆脱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200年来中国社会文明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去审视。这种文明转型，就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由传统的自然经济文明形态转向现代商品经济文明形态。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文明转型的步伐。

从总体上说，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从自然经济文明形态转向现代商品经济文明形态，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趋势，世界上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或迟或早都会发生这种文明的转型。如果我们不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原则的角度，而是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内涵是：中华民族选择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科学社会主义作指导，去经历西方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已经完成了的文明转型过程，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

既然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必然要走过的文明进程，那么现代化进程就必然有它的基本规律，在现代化进程中各个国家和民族也都必然会面对着一些共性问题。努力把握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律，积极汲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这是执政党提高执政领导水平必须做的功课。我们党在十六大报告中曾经明确地提出我们要深化“三个规律”的认识，其中最为基础的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一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党开始从人类文明转型的高度而不仅仅是从政治对立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这个认识角度的转换和提升，至今还没有被我们一些人清晰地认识到。

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条件下，规律作用必然会有的不同表现，由此不同国家在走向现代文明时必然各具特点，这就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而只能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特点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特殊规律，这是人类文明转型的一般规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特殊表现。这种特殊性就是“中国特色”。这主要是由三个方面因素构成：一是国情。中国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影响（即人口、资源、环境、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中国的政治传统、文化精神、思维方式等）。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从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这个实际不仅是指当下的实际，也指尊重中国的历史，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二是中国加快现代化进程时所处的世界环境和时代背景，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发展战略的制定和重大政策的选择。三是由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所决定，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资本主义之后的那种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还不能完全体现出来。正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健全，而我们又处在文明转型过程中，因而资本原始积累中的血腥性野蛮性同样在我国有所表现。我们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力求减少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出现过的以牺牲社会大多数人来走向现代化的巨大痛苦代价，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

由这三个方面所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复杂性大大超出了我们以往所遇到的和所经历的任何问题。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切实按规律办事而不是凭政治愿望和主观意志办事，是我们党能否领导好中国推进文明转型的基本前提之一。在这里，任何企图简单地用政治概念和口号原则来取代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尊重和遵循，都必然误党误国，贻害中华民族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由此，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上，尽可能少一些形而上学的抽象政治概念束缚，多一些科学求真的精神；尽可能少一些政治雷区的禁锢，多一些宽松的内部研究争鸣氛围。人类社会的进步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保护思想自由的权利，给探索者多一些爱护和宽容，是社会进步的必须条件。但同时，这种探讨不是简单地从学术概念出发，而需要充分正视我们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任何简单地从学术概念出发，以学术概念来取代对中国实际的分析，同样会误国误民。

三、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问题

总书记在讲话中还指出：“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宽广”两字如何讲？这是耐人寻味的。文明的转型既然是全方位的，那就不是“经济发展”四个字所能完全涵盖的。政治发展是任何一个社会文明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完成一个民族的文明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既包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也包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的近30年里，可以说我们已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基本上找到了、打通了，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至今仍在艰难破题之中。

邓小平同志自改革开放初就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问题，1980年他又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到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总的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与经济生活的变化不相适应的，现在我们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与计划的上层建筑并存。权力的过度集中而又缺少有力的监督制约，权力体制弊端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相结合，不仅影响着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转化为社会层面上的矛盾与冲突。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三个快速”的现象：经济的快速增长、腐败的快速蔓延与社会财富享有的快速分化。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矛盾冲突就呈现出逐步激化升级的征兆。

这在相当程度上要求我们党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顺应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我们党努力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十六大上，我们党首次提出“吸取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实际上是认可了人类的政治发展也有一些共同规律可循，也可以汲取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和成功做法。

不可否认，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民主政治的艰巨性、难度、风险，大大超出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就说过：“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究竟怎么搞我们还没有想清楚。”尽管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民主政治方面做了相当的努力，但对于如何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得很清楚。

社会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是我们党领导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载体。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深化认识执政规律的问题，这就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执政规律，它包含着深入认识党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如何执政的规律。因此，研究执政规律，就要研究政治文明转型中一般会遇到哪些共同问题？会经历哪些基本阶段？如何既避免可能的风险与陷阱，又能稳步有序地推进民主政治？今天，既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又要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性，为促进中国的发展进步创造更好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这一重大课题在检验和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能力、胆识和胸怀。因此，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必然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道路。这个问题现在显得越来越紧迫。

但同时民主必须有序。“”时期的“大民主”让我们吃尽了苦头。在如何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问题上，我们不只是需要批判和否定性思维，最重要的是要有建设性思维，更多地讲科学、求真理，寻找怎样才能切合实际地有序推动民主进程的有效方式。同时，目前一些地方在基层民主的探索实践中事实上存在着以人治力量探索发展民主政治的现象，仍然逃脱不了“人在政举，人走政息”的阴影，这就更需要我们探索如何以法治有效保障民主，使发展民主政治的进程具有不可逆转性。

四、解放思想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解放思想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深化改革，这是否也可以看作为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解放思想首先是对执政党的要求。解放思想，最重要的是转变思维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全党在努力地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但这种解放思想只是在一个个观点的转变层面上，解放思想最为重要的、最根本的是转变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破除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思维，一是破除对西方学说的教条思维。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观念激烈对峙的双方看起来是水火不容，实质都是一个思维方式：或者以教条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为圭皋，或者顶礼膜拜西方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