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贸易发展史精选(九篇)

第1篇：近代中外贸易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近代 非欧世界 历史地位

世界历史步入近代，欧洲先后经历了近代化与现代化的两次社会转型，驶入了经济与社会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在此背景下，“欧洲中心论”得以形成，并伴随着“欧式文明话语权”积极向非欧世界扩散。但是“欧洲中心论”的盲阈在于其忽视了考察人类历史的全球视野和整体视角，其结论的严谨性也禁不起历史主义和辩证主义的推敲。因此，在世界近代史的教学中，运用全球史观和整体史观客观地解读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迁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下面，便就近代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渐变历程剖析如下：

一、近代初期的非欧世界：保持独立与自我的发展状态

近代伊始，非欧世界几个大洲间的历史发展并不平衡：亚洲经过数千年的开发和人类文明的积累，早已形成数个专制但繁荣的东方帝国，如、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以这些帝国为中心，形成了亚洲传统上的东亚封贡体系及穆斯林世界两大区域关系体系，这两大区域关系体系一直得以持续到16～17C的近代早期。但与亚洲相比，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开发却相对滞后，原始部落形态占据了当地社会发展的主流。虽然非洲和美洲也曾建立起一些土著帝国，如西非的桑海帝国、南美洲的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等，但这些较为原始的帝国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还远远比不上东方专制帝国；同时，非欧世界几个大洲的内部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特点：最明显的是非洲，北非地区是古文明的发源地，地理位置又临近欧亚大陆，所以在文明发展程度和对外交往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非洲其他地区。

由于交通和交往的限制，非欧世界直至近代初期仍保持着相对隔离和分散的发展状态。也是这种隔离和分散使非欧世界得以保持各自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没有或很少受到外来力量的干预。但是，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非欧世界原本独立和自我的历史发展进程开始被越来越多地融入欧洲因素。

二、近代早期的非欧世界：欧洲因素开始融入

经济方面，非欧世界开始被动融入欧洲主导的国际贸易网。从古代至近代初期，虽然相对隔绝和分散，但非欧世界各大洲内部早已建立内部贸易联系。如非洲，早在跨入近代以前就形成了内陆贸易和内陆与沿海之间的贸易，搭建起了非洲地区的贸易网；而亚洲内部、亚洲与欧洲之间也形成了类似的地区贸易网，但是这种贸易交往只局限在一定的地区内，不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意义。但是，新航路的开辟使情况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连接欧-非-亚三洲的香料贸易路线、连接欧-非-美三洲的大三角贸易路线及连接美-非两洲的贸易路线等三大世界性的贸易路线相继被开拓出来，这三条由欧洲人开辟的同时并存的贸易路线把世界的四大洲和三大洋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网。原来由非欧世界主导的地区贸易网开始被纳入到这个国际贸易网之中，非欧世界成为了国际贸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向欧洲输出本地出产的大宗经济作物、奴隶和贵金属，而从欧洲输入欧洲生产的制造产品。欧洲作为商贸活动的组织者自然成为这个国际贸易网的中心。将欧洲、亚洲、非洲、美洲联系起来的国际贸易网的出现也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正在孕育。

政治方面，非欧世界开始遭遇欧洲的征服、殖民与渗透。16～17世纪，凭借军事与技术优势，欧洲也开始了早期的殖民、侵略和扩张，对美洲进行征服、对非洲进行殖民或政治控制、对亚洲进行势力渗透，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也正在孕育。

文化方面，非欧世界的本土文化开始受到欧洲文化跨区域传播的冲击。新航路的开辟和国际贸易网络的建立不仅促进了世界各地区间的交往，也带来了文化的跨区域传播，各种物种、商品、技术，甚至疾病、宗教等开始横跨大洋，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传播，给各个文明带来不同的影响。然而“全球文化交流过程表现出极大的不平等，欧洲人见到了整个世界，而其他地方的人只见到了欧洲人。美洲文明在这种接触中遭到毁灭性打击……非洲文明也被侵蚀得支离破碎。”

三、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地位

虽然16～17C的近代早期，非欧世界的历史发展开始受到欧洲人的影响，但是有很多现象表明“从哥伦布和达・伽马往后的300余年里，欧洲虽然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但它对美洲除外的非欧世界远未建立起压倒性优势和统治权。”

首先在经济上，由于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尚处在起步阶段，而非欧世界的经济生产也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被深入地触动。所以，欧洲虽然主导国际贸易网，但在与非欧世界的交往中并不具有明显优势。正是因为欧洲的经济优势尚不明显，所以工业革命以前，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交通运输工具落后，国际贸易规模小大，真正的国际分工体系并未形成。

其次在政治上，欧洲相对于非欧世界的政治优势也不明显。对于亚洲，一直到18C，西欧殖民者都一直渴望能与亚洲的强大君主国平等交往，但却事与愿违。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嘎尔尼使团访问中国。作为西欧国家首次正式派到中国的外交使节，1793年英国乔治・马夏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提出通商、建交、传教等7项请求，并要求签订平等条约。然而，乾隆帝以“无此先例”为由加以拒绝。他认为中国作为天朝上国，不需要外国的商品即可自给自足，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基本条件。所以，“在17世纪的奥斯曼土耳其和18世纪的中国，欧洲列强为战略或商业目的无不多所迎奉，几乎完全按苏丹和清朝皇帝规定的安排进行交往”。直到18世纪，欧洲在与亚洲的交往中都还明显处于劣势。“在向非洲和美洲探险、殖民和征服的过程中，殖民国家或者作为其人的殖民者也曾经尝试以签订条约方式与当地政权交往。但这种国家间交往只发生在殖民者与较为强大的土著政权之间，而当实力的平衡被打破时，殖民者往往撕毁和约，代之以枪炮和铁骑”。可见，欧洲在对非洲、美洲进行殖民和政府时也存在角力，并非是完全轻而易举的，一旦当地政权比较强大，欧洲人也只能用相对平等的签约方式与之进行交往，甚或是放弃。1535年，当葡萄牙人企图动用武力侵占比热戈斯群岛时，遭到当地人的迎头痛击，终未得逞。这一事件说明西非人民具有足以抵抗殖民侵略的武装力量，这也是近代早期欧洲人在西非始终未能像在美洲那样，在军事征服的一基础上肆无忌惮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殖民剥削的原因。

在文化上，非欧世界大多数地区还能维持各自文化的基本面貌。

四、近代晚期（18～19C）非欧世界历史地位的变化

然而18～19C，欧洲相对非欧世界的绝对优势开始确立。

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被纳入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工业化时代的欧洲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对资本的渴望使欧洲列强迫切地需要扩充市原料产地和市场。这一时期，欧洲凭借着工业革命制造出坚船利炮打开亚洲、非洲国家的大门，逐步把除北美以外的非欧世界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欧洲进入快速殖民和扩张的阶段，19C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非欧世界的区域关系体系最终让位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从17C开始～19C末，欧美国家完成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普遍建立起了资本主义制度；19C末20C初，随着殖民扩张达到顶峰，借助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优势，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了明显优势，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最终确立起来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逐渐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不断向全世界扩展，逐步侵蚀、挤压另外两个非欧世界区域关系体系的过程。最终，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东亚封贡体系和穆斯林世界的体系被摧毁，让位于以西欧为中心，囊括全球的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

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逐步成为欧洲主宰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经济附庸：经历工业革命后具有非凡生产能力和获取资本渴望的资本主义更加地以掠夺其他国家作为基本的发展条件。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后，欧洲开始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对非欧世界进行经济掠夺，结果就是在欧洲与非欧世界之间、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就出现了国际分工（工业生产与原料生产、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使非欧世界沦为欧洲的经济附庸，非欧世界便沦为了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化或半边缘化国家。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也标志着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国际分工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国际分工使世界各国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有利于发挥分工国家各自的经济优势，并把这种优势转化为世界范围内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使世界生产力迅速提高，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先进国家控制、剥削落后国家的一种经济强制制度，造成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片面性和依赖性。

除北美外非欧世界的文化被极大地改造：近代晚期，欧美列强对殖民地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对殖民地进行统治：一种是直接统治、一种是间接统治。无论哪种方式都对当地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法国是典型的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统治的宗主国。它就实行同化政策，大力向殖民地灌输宗主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以便同化尽可能多的殖民地人，尤其是当地的上等富有阶层，这样来使被统治民族对统治民族产生密切的认同感，感到自己的命运与宗主国休戚相关。这种做法必然会极大地改变土著人的生活方式。英国是典型地对殖民地进行间接统治的宗主国，但它同样推行同化政策。

综合起来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政治体系、市场体系和殖民体系的建立，欧洲已经占据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优势。而除北美外的非欧世界在整体上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沦落为欧洲的附庸。

【参考文献】

[1] [美]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商务出版社，2006年版.

[2] 何顺果.《全球化的历史考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2篇：近代中外贸易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新海上丝绸之路 中韩 自由贸区

纵观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美国自金融危机以来经济恢复缓慢，欧元区各国又频繁陷入债务危机之中，加之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世界贸易发展形势严峻，贸易保护有抬头趋势。而中韩两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两国间的贸易往来飞速发展，中韩两国贸易总额由1992年的50.3亿美元到2014年贸易总额达2354.0亿美元，22年间增长了46.8倍。今年6月份，我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代表中国政府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尹相直在首尔共同签署了中韩自贸区协定，这标志着中韩自贸区的正式成立。根据有关协议规定，经过一段时间过渡期后，中韩两国产品税目的90%和贸易总额的85%将实现自由化，也即是零关税。

一、中韩关系发展

中韩两国建交虽然短暂，但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随着两国高层往来活跃程度的不断加深，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的深化。2015年6月中韩自贸区协议的正式签署，标志着中韩自贸区建设正式完成，两国政治、经济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

（一）两国的政治发展历程

中韩两国的政治关系概括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后中韩两国政治关系的空白期；第二阶段，是建交之前的过渡期；第三阶段，是中韩两国建交后邦交的正常化时期；第四个阶段，是两国面向21世纪的全面深化与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韩两国经历了约30年的空白期，这一时期中韩两国分属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缺乏改善两国关系的条件，同时由于受世界冷战形势影响两国一直处于冷战敌对状态。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珍宝岛事件以及70年代初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以及次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事件，对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都为中韩两国政治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一定基础。

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间，是中韩关系的过渡时期。1978年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面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由解放后相对封闭状态开始全面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同时积极与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以便为改革开放创造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相对宽松的政治外交空间。此时，韩国政府为适应国际环境变革的需要也积极调整了对外政治经济关系，其中就包括1981年废除《法》以及1983年对共产主义国家实施关税优惠政策等。这一时期随着中韩两国领导人为改善中韩两国关系所做的不断努力，尤其是1988年韩国民众热烈欢迎中国派出的规模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汉城奥运会以及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使得中韩关系也一直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

中韩两国政府对中韩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一直来都抱着积极争取态度，两国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有过一定的摩擦冲突，对此两国政府均认识到这是历史环境及冷战的产物，并不影响两国邦交的正常化，对于领土纠纷、重大事件的赔罪、战争赔偿、侨民迁返、军人遗骸、政府援助等这类在建交谈判中常被牵涉到的间题几乎不存在争议问题，因此中韩建交谈判进展很顺利，所用时间很短。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中韩关系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在有了长足发展，中韩两国建交不仅符合中韩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对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频繁会晤，两国间的互信与支持不断得以加深，中韩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扩展。2008年5月，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并与时任主席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根据两国关系现实及长远发展需要，一致同意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程度，两国将为开创更加美好的合作关系而努力。

（二）中韩贸易关系

中韩两国贸易往来可以最早追溯到汉朝时期，隋唐时期中韩两国政治、贸易往来较为频繁。进入近代，由于受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中韩两国贸易较少，尤其是进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所处阵营不同，两国贸易往来进入空白期，贸易额较低。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之后两国贸易额呈现出井喷式发展，贸易往来不断加深，贸易额迅速扩大，相互间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展，双边贸易关系不断深化。2015年6月，中韩自贸区正式宣告成立，贸易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根据相关统计显示：排除1997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韩两国贸易进出口的影响，中韩两国贸易额快速增长，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韩两国贸易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两国贸易联系进一步加深。1992年到2014年间，我国对韩国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仅增长了1.5倍，而进口额所占比重却是增长了近3倍，贸易逆差迅速扩大。韩国对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由1992年的63.8亿美元截止到2014年贸易总额发展到了2353.9亿美元，22年间增长了将近36.8倍，以年均1.6倍的速度增加，对我国的出口比重也有最初的3.46%增加到2014年的25.36%，增加了近7.3倍，而与此同时22年间韩国对我国进口比重仅有最初的4.56%增加到17.14%，22年间增加了近3.8倍，大大低于其对我国的出口。同时根据两个表格相关统计数据也能看出金融危机期间受世界大环境的影响，中韩两国进出口贸易额均有所降低。

（三）“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中韩贸易关系的影响

自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出访中亚、东南亚时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来，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不仅涉及到东南亚、南亚、北非等国家和地区，同样涉及朝鲜、韩国、日本等东亚、北亚的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中日韩作为亚洲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几个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导向对亚洲各国均会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一向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策略，积极与世界各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欧美日为首的部分国家开始宣扬中国，并通过多种方式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典型的如TPP、TIPP等组织的成立以及美国的重返亚太地区战略等。但与此同时，通过多年努力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逐渐由冷淡到合作对话再到战略合作，典型的如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中韩自贸区的成立标志着中韩贸易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而“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并且随着“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逐渐深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这一行列之中，这不仅仅加快了亚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其更加广阔的消费市场也给亚洲各国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尤其对中日韩等部分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而言。然而受历史因素、领土争端、右翼势力以及欧美国家的影响，中日关系停滞不前，而中韩关系却因历史、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加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韩率先采取合作成为必然。

（四）新形势下加强中韩贸易关系的对策建议

中韩关系由来已久，近现代关系复杂，更是经历了由合作向敌视再向合作的转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贸易往来迅速增强，截止到2014年，韩国已成为我国的第6大贸易伙伴国，而我国也成为了韩国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和贸易出口国。中韩两国贸易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两国在贸易往来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贸易往来，同时也要优化贸易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韩两国贸易往来不断增强，同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入。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经济问题不断，欧元、美元、日元等世界货币不可避免的受到一定程度的波及给世界人民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世界货币的多样化成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中韩两国地理位置邻近，文化趋同，贸易往来不断增强，两国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对于加快两国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合作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涉及国家众多，国际关系复杂，在此背景下需要有内部区域性组织起到引导带动作用。2015年6月中韩自贸区正式建立，中韩贸易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贸易往来愈发频发，外贸发展对两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不断显化，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可以尝试以中韩自贸区为载体，融入更多的亚洲国家，同时充分发挥中韩两国在区域组织中的引导作用，建立领导地位，为两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二、结论

“新海上丝绸之路”历经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欧洲等地，沿线国家、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因此，其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近些年中韩关系迅速升温，贸易往来不断增强，外贸对两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断显化，这在表明中国以发展为主线的同时也给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有助于加强亚洲人民的团结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莉，张凤学.统一战线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 [J].经济研究导向，2016.

第3篇：近代中外贸易发展史范文

2014年北京文综历史试题做了局部微调。调整之一体现在选择题中以往那种重知识覆盖和高度综合，追求材料新颖、设问深奥、选项隐讳、与学生知识结构脱离的试题已经少见；相反，接近中学历史教学实际，适合学生的知识贮备，同时也能够较好地体现学生的思维能力差异的试题在增多。调整之二是历史材料更加平易近人，冗长的材料“瘦身”，更适合学生阅读分析，与中学教学的要求相吻合。调整之三体现在非选择题文科综合的两道试题命制形式回归传统，即从一个角度提供材料设计问题，单纯考查学生运用材料信息和所学知识解决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能力。综合性和思维力度以及开放性程度都有所减弱。这样的调整也使试卷的难度有所降低，这对增强历史学习的信心、鼓励考生学习历史的热情、肯定考生的学习努力十分重要，也是在考试测量上传播正能量的具体体现。

不能听命于自己者，就要受命于他人。――尼采

伟大艺术的创造者并非神灵，而是容易出错的凡人，并常常显得神经质和人格破损。――阿多诺

二、从考点分布及变化看，体现了重视基础、突出主干的特点

据上表分析，试题以教材基础与主干知识为主要考查内容，并以此作为能力考查的主要依托。试题整体设计把中国史与世界史置于人类文明演进的框架中加以反思与考查，强调古今中外多角度、多层次的融会贯通。这种综合立意背后的教育目标则是强调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培养学生开放的世界视野与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有助于中学历史教学关注基础、重视传统、突出时序和历史地图等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

三、从试题考查的能力目标看，体现了突出素养、能力立意的特点

在历史学科能力的测试已经成为高考命题共识的情况下，2014年北京市文综历史试题在试题的呈现方式和能力考查的角度上仍突出了自己的特点。如对历史素养的考查要求我们关注历史的时空特点，这在第12题和19题中通过历史地图的辨识和1977年前后历史时序的认识得到了充分体现。而历史素养的考查要求我们关注历史学习的方法，这在第15题使用单一或不充分论据得出普遍性的结论是错误的提示中也得到了体现。再如历史学科能力强调对概念的准确理解和综合概括比较分析能力，选择题16、18、20、21、23等题就从不同角度考查了对概念的灵活理解，这里的不同角度与材料的使用及问题的设计有关，而在选择题第13题、22题，非选择题37题第（1）（2）（3）题中，我们即可以看到中外对比的综合概括（37题第2-3问比较典型），也可以看到中外对比的分析比较（选择题第13、22，37题第一问比较典型），即使是难度调整之后的跨学科文综试题中的历史问题，也考查了常规的处理材料信息、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可以说能力立意在本年度历史考试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此外，选择题第17题既体现学生了对风俗画的观察能力，通过调动运用历史知识理解了近代社会生活的变迁，还彰显了浓郁的北京地方风格。

1突出了对历史时空思维的考查

时序思维要求从时间结构考虑空间结构，是一种需要通过训练才能形成的意识。时序思维是解释历史的发展和演变的前提，也是阐述历史的基本思维方式。2014年高考北京文综卷很多历史试题都要求考生能以时空意识为基础，建立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进而考查考生分析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和文学，考查学生观察历史地图、解读材料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观察地图，依据“韩赵魏”信息可知图片所示为战国时期，①是燕国，②是齐国，③是秦国，④是楚国，《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孔子所著，故A项错误；《孟子》是战国时期鲁国孟子所著，故B项错误；《荀子》是战国时期赵国荀子所著，故C项错误；《离骚》是战国时期楚国屈原所著，故D项正确。

【例2】（2014年北京，13）公元97年，东汉的班超曾派人出使欧洲强国“大秦”。东汉和“大秦”都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属于它们的文化成就分别是

A活字印刷术、万有引力定律

B《九章算术》、罗马法

C蔡伦改进的造纸术、日心说

D《春秋繁露》、《理想国》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公元一世纪东西方重要的科技成就和哲学成就（东汉时期与罗马帝国时期），重点考查学生比较历史史实、理解历史文化成就的能力。解题需要准确理解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大秦”是指古代罗马帝国，据此分析选项。A项活字印刷术是北宋毕发明的，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发现的，故予排除。选项C蔡伦改进造纸术虽然属于东汉时期，但日心说却是15、16世纪著名的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来的，故而排除C。选项D中《春秋繁露》是西汉董仲舒的著作，《理想国》是古代希腊柏拉图的著作，也应排除。《九章算术》属于东汉时期的数学专著，罗马法是古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时期法律的总称，故正确答案选B。

2突出了对历史理解能力的考查

历史理解是历史学习的一般性能力要求。它主要是指抓住历史事物的特征，从本质上把握历史知识，即透过历史表象去探讨历史事物的本质。历史理解能力包括区分历史事实和历史解释，理解历史材料中的信息及其证据价值，认识历史叙述中的立场、观点和所依据的史实，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认识历史现象所反映的历史时代特征等等。在试题中，考生进行历史理解的客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史实，二是人们对历史现象的解释，如历史叙述和历史结论等。由于历史知识积累、历史思维运用、历史方法选择的不同，不同的考生对相同的历史现象的理解在全面性、准确性和深刻性上会存在较大差异。

【例3】（2014年北京，16）《海国图志》中出现了一些外来词汇，如“西业”（参议院）、“里勃里先好司”（众议院）、“勃列西领”（总统）等。结合所学判断，该书

A主要内容是介绍西方政治体制

B对西方政治体制已有所涉及

C提出中国要学习西方代议制度

D为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们从孩提时开始就在梦想不朽。――米兰・昆德拉

世上总有几个这样的人，他们对生活要求很高，对自己的愚蠢和粗野又不甘心。――黑塞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近代“开眼看世界”的新思潮的名著魏源的《海国图志》，重点考查学生准确、合理、完整解读材料信息的能力。解题需要准确、合理、完整地解读材料信息，依据《海国图志》中出现的外国词汇进行合理判断。选项A错在“主要内容”，选项C不符合材料和史实，魏源并未提出中国要学习西方代议制度；选项D错在《海国图志》虽然在近代中国起了“开眼看世界”的作用，但并没有为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早期维新派和西学的传入，故排除ACD。“西业”、“里勃里先好司”、“勃列西领”等词汇体现出西方的代议制度，《海国图志》中涉及这些外来词汇，反映出它对西方政治体制已有所涉及，故B项正确。

3突出了对逻辑推理能力的考查

逻辑是历史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能力，因为新研究需要推理的过程，没有逻辑的推理，将在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结论间无法关联，造成研究的中断，逻辑是导向研究目标的策略性保证，是学科能力的重要支柱。历史逻辑推理能力是在历史理解能力基础上，对所阅读的历史陈述和历史资料进行合理的逻辑推理，得出与历史研究相近的结论。从命题角度看，这类试题虽然题干陈述简单，仅要求考生就选项中的史实（材料）与结论之间逻辑关系正确与否做出判断，但是因为史实和结论是构成历史的基本内容，这样被选项的命题空间十分广阔，古今中外皆可入题，命题自由度大，形式灵活。既可以考察中国史的内容，也可以考察世界史的问题，还可以把古今中外的问题都在选项中呈现，这样命题既可以打破年代、空间，又不受具体内容的限制，如此高的自由度在高考命题中是很难得的。此外，这类试题将史实与结论都摆在了考生面前，没有具体的知识记忆负担，史实和结论都摆在你跟前，只需要弄清楚史实与结论之间的正确逻辑关系就可以了，考生能否做出正确的判断，往往不仅仅对知识的死记硬背，更主要需要掌握正确的逻辑思维方法。

【例4】（2014年北京，15）在历史学科的研究性学习中经常出现的错误是，使用单一或不充分的论据得出普遍性的结论。下列选项中没有这类错误的是

A《授时历》的颁行比现行公历早300年，所以中国古代科技水平领先世界

B《西游记》是明代的一部优秀小说，所以明代文学蓬勃发展

C唐代369位宰相中有83%来自北方，所以唐代宰相的来源存在地域差异

D南宋扬州的城市人口占扬州总人口的8183%，所以南宋的城市化水平很高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唐、宋、元、明时期的科技、文学、政治和经济成就，重点考查学生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分析历史史实及历史结论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能力。本题在2012、2013年高考逻辑推理试题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问法采用双否定的方式，题干直接提示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中经常违反的“使用单一或不充分的论据得出普遍性的结论”的现象，要求学生就此分析选项，找出“没有这类错误”的选项。依据所学知识分析，《授时历》只是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一部分，不能代表中国古代科技在世界的整体水平，故A项错误；《西游记》只是明代文学成就之一，不能代表整个明代文学发展趋势，故B项错误；从全国范围看，唐代宰相大部分来自北方，这说明唐代宰相的来源存在地域差异，故C项正确；扬州只是南宋城市之一，扬州城市繁荣不能代表南宋整个城市化水平，故D项错误。

4突出了对历史解释能力的考查

中学阶段历史课程能够培养的最高能力是历史解释能力。历史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或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本质上都是对历史作出解释。历史解释需要运用史实作为证据，需要在时间概念中解释历史问题，需要解释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需要从历史环境解释历史观点，等等。历史解释本身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需要遵从“论从史出”、“言必有据”的学科原则，以史料为根本，通过对史料的梳理与分析，揭示其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并依据一定的立场和价值观、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正确的历史表述。

【例5】（2014年北京，37节选）区域的世界・联系的世界・多样的世界

材料二

（2）阅读图16至图19，以世界洲际贸易的发展为视角，结合所学，对材料二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进行解读。（14分）

【要求：提取信息充分；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

【分析】本题主要考查观察地图、解读和获取材料信息，以材料解读的形式，考查考生处理史料的能力，即对史料的深入理解与分析阐释的能力。解答第⑵的方式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方式一：分别描述四个阶段世界洲际贸易的概况，图16反映出1400年前，新航路开辟前各大洲虽有联系但不密切，世界各地以局部性贸易为主；图17反映的是1400―1800年间，新航路开辟和早期的殖民扩张开始后，世界各地经济联系加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范围拓展；图18反映出19―20世纪，随着两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的扩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图19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深入开展，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发展。解读方式二：从世界贸易的范围、发展速度，贸易过程中反映的科技进步，贸易中心的变化等三个方面，结合四幅图从总体上分析世界洲际贸易的发展。

【参考答案】

（2）示例1：（14分）

公元1400年之前，古代人类活动分为若干区域，彼此虽有联系但不密切。亚欧大陆间有陆上和海上丝路，但欧亚与非洲、美洲的直接交往较少；贸易以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为主；世界各地以局部性贸易为主，缺乏稳定的洲际贸易路线，这与生产力水平低下关系密切。

1400～1800年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殖民扩张，欧洲人将贸易范围扩展到全世界。他们通过三角贸易从美洲和非洲掠夺大量白银、黄金，并用来购买亚洲商品运回欧洲。中国和印度曾经成为白银汇集的中心，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19～20世纪，在工业革命推动下，新的交通手段和贸易路线出现了。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在世界贸易中居于支配地位。印度和中国等地沦为西方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建立起来。

20世纪90年以来，信息化革命使得世界联系有了突破性发展，网购让洲际贸易更加多样化和便捷化。这一时期美国在世界贸易中保持了领先地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壮大。

只有爱才能拯救世界，我为什么要因为爱而羞愧？――朱莉・马洛

象棋比生活好。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全身而退这种事情，如果你懂我的意思。――威尔斯・陶尔

从发展程度看，世界贸易经历了从局部、间断、缓慢逐渐向全局、密切、快速的发展过程。古代亚欧大陆间有陆上和海上丝路，贸易以地方物产交换为主，与其他地区联系较少。新航路开辟后，世界联系日益密切，这与殖民扩张、工业革命、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等因素密不可分。世界经济开始呈现出全球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后，互联网成为更先进的联系方式。

从贸易过程中反映的科技进步看，古代贸易借助人力和自然力，近代则以工业文明成果为主，如轮船、火车。20世纪90年代后，网购成为更便捷的贸易方式。

从贸易中心的变化看，古代以区域贸易为主，没有世界性贸易中心。1400～1800年间，中国和印度是白银流向的中心，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度成为大西洋贸易的中心。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后来美国又取而代之。如今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

第4篇：近代中外贸易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近代；梧州；贸易特化系数；汇率；分析

梧州地处珠江水系的桂江、浔江与西江的三江交汇处。沿江上通桂、柳、邕以至滇、黔，下达广东各地及港、澳；东面与广东肇庆地区接壤，南、西、北面分别为岑溪、藤县、昭平和贺县。梧州扼广西内河水运咽喉，为广西出入东部的重要通商口岸，是珠江水系第二大港口。湘桂铁路未通以前，西江几乎为广西出入口货物唯一的运输线；广西境内进出口物资有80％要经过梧州，梧州成为广西的“水上门户”。梧州港的东面是经济相当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和通向国际市场的香港和澳门；西北面是有待开发的桂西北和大西南。东西两面的经济文化互补性较强，处于两大扇面的结合部的梧州港，在经济发展中有着承东启西的战略意义。研究近代梧州对外贸易的出口竞争力，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梧州对外贸易形成、发展及作用，对梧州加速融入珠江三角洲经济圈，进一步利用其区位优势发展经济贸易将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度量指标的选择

对外贸易出口竞争力问题是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微观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对外贸易中的出口竞争力的度量指标，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统一的规范，不同的研究者根据分析对象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度量指标。笔者根据资料的可能性选择以下指标——“贸易特化系数”作为口岸对外贸易分析的工具，尝试作一新的研究。

所谓的贸易特化系数，它指的是一个国家全部的贸易平衡与贸易总值的对比。它是衡量总体的出口能力的指标，以出口总量比进口总量更大的程度为度量标准，即贸易平衡与贸易总值的对比：

贸易特化系数=x-m/x+m×100

(x——出口总值，m——进口总值)

贸易特化系数总是小于1而大于-1。其数值越大，表示相对于进口来讲的总体出口竞争力越强；其数值越小，表示相对于进口来讲的总体出口竞争力越弱。那么，我们把这种比较的思路作恰当的延伸，用某个口岸出口总量比进口总量为度量标准，即贸易平衡与贸易总值的对比。通过分析梧州贸易特化系数的序列变化，分析研究近代梧州贸易出口竞争力。

(二)近代梧州总体贸易特化系数趋势及原因分析

贸易特化系数衡量总体的出口能力，它实际上只需要两个变量：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一般情况下，贸易特化系数的绝对值不可能太大。从长期趋势来看，它应该是等于或接近等于0，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贸易收支平衡。短期内，贸易特化系数略大于0，表示一个国家总体的出口竞争力较强；贸易特化系数略小于0，表示一个国家总体的出口竞争力较弱。当贸易特化系数持续性地小于0，即一个国家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表示一个国家总体的出口竞争力连续性地出现不振。当贸易特化系数小于0且偏于0值的程度较大，一般是绝对值在0.1以上，表示一个国家出口竞争力不足已到了较严重的程度。笔者根据海关统计中以“国币元”计值的对外贸易的出口值和进口值计算了1897—1947年梧州的贸易特化系数。

1．总体贸易特化系数趋势

从图1可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使鸦片大量进口，淹没了农副产品的出口绩效。20世纪初外国棉纺织品大量进口，再加上原材料的进口增加，而缺少产品附加值较高的出口竞争产品，所以从1897年到1930年，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梧州的贸易特化系数都小于0，没有正数。有些年份里，贸易特化系数竟非常的小，甚至跌入-0.5以下。如1897年为-0.549255927，1901年为-0.50855556，1905年为-0.440751333，1912年为-0.498338895，1913年为-0.529248998。1914年为-0.518316127。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忙于战事，对华输出商品有所减少，同时对华商品的需求有所增长，使这几年的贸易特化系数略有上升，但仍然未能转为正数。20世纪20年代，贸易特化系数除1926年以外一般没有陷于-0.25以下。30年代，梧州的桐油、矿产品等商品出口有较大的增加，使1931～1938年的贸易特化系数都大于0，其中1939年高达0.581611221。但好景不长，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至1945年解放战争前的贸易特化系数，竟非常的小，甚至跌入-1，也就是说完全停止了出口。除1940～1942年、1945年均为-1外，1939、1943～1944年的贸易特化系数均低于-0.8。1946～1947年的贸易特化系数竟突然上升，转为正数同时达到整个时期的最高点，均大于0.99，接近1。

总之，从《广西通志·海关志》统计数字来看，近代梧州的总体贸易特化系数总体上是呈上升趋势的。这与近代中国的总体贸易特化系数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不一致。原因是1930年前在长达33年的时间与1939—1945的8年时间共40年里，贸易特化系数都小于0，没有正数，最小竟达负数1，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表示梧州的总体的出口竞争力连续性地出现不振，出口竞争力不足已到了较严重的程度。1931—1938年的8年时间与1946。1947年的2年时间，这共10年时间里，贸易特化系数都大于0，是正数，最大时竟达0.999645863，几乎等于+1，表示出口竞争力十分强劲。以上说明梧州的对外贸易在近代呈两个极端走向，20世纪30年代前进口趋势较强，而30(除1939年)和40年代末梧州的对外贸易出口趋势较强。而这两种情况都无法达到贸易平衡。

2．出口竞争力趋势变动原因分析

20世纪30—40年代末(除1939年)，近代梧州贸易特化系数的不断上升是在汇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呈现出来的。一般说来，汇率的降低，即本国币值的下降，有利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通过对图1与图2的汇率波动图比较可知，由于1921～1936年间中国近代汇率的降低阻止了梧州贸易特化系数的下降，而表现为梧州对外贸易出口竞争力逐渐上升的趋势。

20世纪30年代前梧州进口趋势较强。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梧州对外贸易出口竞争力长达34年严重不足?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市场和原料来源地。以价格很低的农业原料与价格高的工业品相交换，中国农村当然只能处于不利的地位。此后这种进口工业品与本国农产品、手工业品相交换的格局一直延续下来，这是梧州进出口贸易人超的基本原因。

自开埠后整整50年，梧州出口竞争力除1927年呈上升趋势外，所有年份的出口竞争力趋势，一路狂泻，甚至在1942和1945年至0点。因此，首先需要探寻出口竞争力衰落的原因。第一，是受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危机爆发后，各国纷纷高筑关税壁垒。自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20个国家提高了关税以限制进口，38个国家对于特种货课以重税。第二，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在国外的市场缩小了，价格降低了。这种情况不能不对梧州进出口贸易产生严重影响。第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向落后国家转嫁经济危机，推销“过剩”商品，自1931年相继放弃金本位，贬低币值，伦敦及纽约的银价随即直线上升。反映到中国市场上，就是自1930年以后，输出物价指数与输入物价指数间的差距愈来愈大。据计算，仅1930～1936年问，进出口物价指数间的巨大的剪刀差使我国在进出口总值中所受的损失将近50亿元。这既是整个中国巨大出口竞争力不足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梧州出口竞争力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之_。第四，在20世纪20年代、40年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国内革命也直接影响到当时梧州经济贸易的发展。战争纷乱中，农产品、手工业品出口减少的同时，进口工业品反而增加，其结果只能是入超日趋严重，出口竞争力严重不足。

(三)近代梧州出口竞争力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自开关至20世纪40年代末，梧州与广西及全国贸易特化系数相比，其贸易特化系数大多数年份远远高于全国贸易特化系数，但在广西人超比重占绝对首位。尽管梧州的贸易特化系数小于全国贸易特化系数，但除1902、1922、1925、1928～1947这20年贸易特化系数低于全国贸易特化系数外，其余30年梧州的贸易特化系数都远远高于全国水平1～7倍。由此可见近代梧州对外贸易的对外依赖程度十分严重，白银大量外流，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当时梧州的社会经济落后的情况。同时，梧州对外贸易出口竞争力长达40年严重不足，这对于平衡梧州乃至广西的对外贸易的赤字，极为不利。因为梧州贸易每年大量白银流失，不可能再有资金投入到生产的发展中，这对促进以后梧州的建设和繁荣极为不利，对梧州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5篇：近代中外贸易发展史范文

[摘 要]中国旧海关留存的卷帙浩繁的海关文献，是近百年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项最为完整、系统的统计数据和文字资料。哈佛燕京所藏的海关资料和京华版《中国旧海关史料》所收录的出版物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以季报、年报、十年报告、国内贸易册、月报等为层次，将其宝贵内容作以介绍，弥补以往简单地介绍海关文献之不足，研究者若能利用这一丰富的资源，将会拓宽和深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One Kind of Underdeveloped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Modern History--

A Review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aritime Customs Publications

Key Words: traditional maritime customs publications; reports and returns， text and denotation

Abstract: A myriad of historical maritime customs publications is the most 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economic statistics and documents during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and the Republic. The thesis articulate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tatistical series， as well as reportorial system， based on the collections by 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and Jinghua Press. This observation， supplying a brigde of simple introduction to all previous studies， would advance the exploitation of these materials to broaden and deepe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history.

近代中国海关的基本职能是监管进出口贸易、征收关税、查缉走私、编制进出口统计，同时兼办沿海及内河航务、港务、邮政、检疫、气象、内外债和对外赔款的海关担保与清偿支付，厘金、常关税等附加税捐，甚至筹办国际博览会、教育(国文馆、税务专门学校)以及中国政府特派的外交事务等等。为了及时地掌握贸易与口岸地区的情况，从1860年开始海关就按照西方的管理和统计理念，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出版体制，基本持续到1949年。海关出版物以其编制时间之长，内容之广泛，表达方法之科学、严谨，成为中国近代史最为系统完整的资料。

旧海关的出版物卷帙浩繁，种类众多，一般分为六大集①，每集之下又分为若干系列，规模最为系统庞大的是Statistics Series，按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第三卷的扉页所示，包括 Shanghai Daily Returns(上海每日贸易册)、Customs Gazette(海关公报)、Returns of Trade(贸易统计)、Report of Trade(贸易报告)、Chjnese Version(中文译本)、Decennial Reports(十年报告)、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国内贸易册)7个系统。

五十多年来，口岸商埠和近代中国的研究获得了广泛地拓展，口岸与腹地、沿海与内陆成了透析近代中国的一个视窗，资料整理也取得新的拓展，尤其是在国家大力提倡、动员编修地方志后，封存于各地档案馆、图书馆的各海关资料有过大致的整理、翻译和汇编。然而，在修志结束后大多没能及时全面地整理出版，这就使得这一套近百年来最系统的贸易统计资料和贸易情形评论成果，始终未能得到方便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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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松弟按：本文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11工程项目《长江三角洲历史地理研究》的子课题《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的一部分。谨以此文，对邀请我赴哈佛大学研究访问的哈佛大学东亚系的Peter K．BOl教授，资助我访问的美国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以及哈佛燕京学社，表达真诚的谢忱，使我有缘见识到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

①Statistical Series(统计集)、Special Series(特集)、Miscellaneous Series(杂集)、Service Series( 务集)、Office Series(公署集)、Inspectorate Series(税务司集)。

2001年，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海关总署办公厅的合作下，京华出版社影印出版了170巨册的《中国旧海关史料》，为研究全国和各口岸的贸易情形和经济变迁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这套资料主要收集了海关年刊(年度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十年报告，即旧海关出版物中Statistical Series的核心内容。

统计集中各项出版物的名称和内容在数十年间迭有变化，尤其是海关年刊，是历来变化最多的部分，其编排系统颇为复杂。但是，《中国旧海关史料》作为一项如此规模宏大的系列出版物，仅于“前言”列出所收的十余种出版物的名称，至于这些出版物的源流、变迁及内在的脉络，却缺少基本的交代。因此，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献时，难免要为旧海关贸易报告和资料记载的复杂性所困扰，如果要明了不同系统的差异以及同一系统内部的源流沿革，又必须仔细阅读系列原件并加以前后对比，而绝大多数的读者又不能方便地获得这些原件．有鉴于此，对于海关贸易报告的编制方法及其内容，郑友揆、张存武、詹庆华、滨下武志都曾分别各有侧重地著文予以介绍[1]①，但是对于统计集的介绍都不完整，对于其中五个系统脉络梳理的也过于粗疏，甚至有一些错误，直接影响到全貌的反映和文本内涵的分析。此外，或因年代久远，或因交流不畅，这些文献综述在国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留意。现拟依据哈佛所藏的中国旧海关出版物和《中国旧海关史料》一书收录的资料，向学界比较详尽地作一介绍，以便于利用。为方便论述，以季报、年报、十年报告、国内贸易册、月报、其他六项为序，详其源流和不同时期的差异，并将哈佛所藏和《中国旧海关史料》所收的资料予以比较，在最后附有简明的文本结构图。

一

季报

Quarterly Trade Returns(贸易季册)，1869～1931年。属于统计集第2系列，由4个时间上前后连接的部分组成：1．Customs Gazette，1869～1913(海关公报)；2.Quarterly Returns of Trade，1914～1919(贸易季册)；3．Trade Returns，1920～1923(贸易册)；4，Quarterly Returns of Trade，1924～1931(贸易季册)。《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

季册的内容以1920年为界，前期的季册仅介绍本季度的贸易状况，文字较少，多为表格，后期的内容越来越多。

试将1869年第四季度季册(最早的季册)和1881年、1899年季册的目录比较如下：

1869年的目录，共分三部分：Part I Quarterly Report of Trade。以各开放港口为单位，用文字和表格介绍本季度的贸易状况。PartⅡ Report of Dues and Duties for the Quarter Ending December 3l，1869。用表格反映本季度的关税收入状况。PartⅢPrecis of Fines and Confiscations for the Quarter Ending December 3l，1869。用表格摘要反映本季度的罚金状况。

1881年季册的PartI、PartⅡ、PartⅢ均同于1869年第四季度的季册，但增加了PartⅣ Notifications和Part V Movements in the Service(有关通告和服务事项的变化)。

1899年季册目录的前面三项均同于1869、1881年，但1881年的第五项替换了第四项，新增 Vessels in the Service作为第五项，以提供进出港口的贸易船只情况。

自1920年起，季册的格式和内容为之一变。

l．季册的名称。1920～1922年这三年的季册，由1919年的Quarterly Returns of Trade改称Trade Returns，中文称“某关民国某年第×季度华洋贸易统计册(中英合璧)”。其中，第四季度季册后面附有英文贸易报告和中文情形论略，故又名Trade Returns and Trade Report，并加入季度和年度名。

2．季册的内容。较1919年有较大的不同。以1921年第四季度的津海关为例，目录中列有：第一节进口各货(第一款：海关进口各货，第二款：常关进口各货；第二节 出口各货(第一款：海关出口土货，第二款：常关出口各货)；第三节 复出口货(海关复出口各货)；第四节专项(出口茶额)。前三节为各关共同的目录，第四节则视情加入或改变。

第四季度所附的各关“全年贸易册论”，也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贸易论略”，分别为英文的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和中文的“华洋贸易情形论略”，两份中、英文的报告内容基本相同，但中文的内容比英文略微简略一些。此外，有些重要的海关，第四季度所附的除了上述中英文的“贸易情形论略”，还有常关(Native Custom)的英文贸易报告和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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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张基本上以介绍年报的编撰为主，其他系统较为忽略；滨下主要是排列各大系统文献的目录；詹氏着重论述海关贸易报告的特点和价值。有关海关统计与报告内容的评价与修正，几乎是每一位利用者的前提工作，例如麦雷、姚贤镐、萧梁林、墨菲等等，此处从略。

“贸易情形论略”，因此共有4份“贸易情形论略”。二是“贸易统计册”，共有5节：分别是税钞、贸易船只、贸易货值、出入内地之货、旅客、专项。

由于增加上述内容，1920～1922年这三年的第四季度的季册，就属于统计集的No．2至No．5，也就是说包罗了三个系列的内容。

自1923年起，贸易季册的名称和内容再次变化。恢复为1919年以前的名称Quarterly Trade Returns，第四季度已没有“全年贸易册论”，即英文Trade Report、中文“贸易情形论略”及其后面的表格。其余方面内容，仍然沿袭以前。这种变化为1924年以后各年的贸易季册所继承。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录了1929年第一季度前的季册，但贸易季册的编撰一直继续到1931年。

二

年刊

年刊由多个系列构成，有些系列又由数种文献构成，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Return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1859～1866。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1867～1881，即年度贸易册，属于统计集第2系列。

1. Return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1859～1866。按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第三卷扉页所列，1859年开始出版年度贸易册，为最早出版的海关出版物。1863年冬赫德接任总税务司职后，努力整顿关务，贸易统计的格式逐渐形成。所以，1860～1866年的年度贸易册，反映了统计格式形成前后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一点在贸易册的内容上也有所体现。

1859～1864年各关的统计以半年为一册，内容较少，仅洋货进口、土货出口、航运、关税等几项统计。而且1864年前各关在分类、方法、货物单位、货物价值等方面都没有划一的制度，亦无全国统计。1864年后建立了划一的制度，对外进出口和埠际贸易开始分别记载，运销外洋和埠际之间给予区分，同时分类趋于详细，有了大致的来源和去向，海关贸易统计的格式逐渐形成。

哈佛所收的本期贸易统计共14卷，《中国旧海关史料》相对要全面一些，但也有不及①。

2．Returns of Trade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1867～1881。据郑友揆先生考察，1859～1866年这8年只有各关的贸易统计付印问世，1867年以后总税务司署设专司总辖各关统计，每年的“贸易统计乃分为二册”。自1867年开始，由副税务司(1873年改为造册处，1923年称为统计科)专门负责编纂出版海关统计和报告。这时的贸易统计有两册，第一册为1867年开始出现的“全国贸易和税收辑要”(Abstracts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并回溯到1864年，第二册是分关报告，各关条目有所不同，大体格式如前，类别有所增多。无论是全国统计和分关统计，越往后统计类目和内容越来越详细。至1881年，贸易册的统计格式基本成型，由于金银进出对贸易平衡的重要性，该年开始出现金银进出口价值表。本年的主要目录如下：

第一部分：贸易和税收辑要(Abstract of Trade and Customs Revenue Statistics from 1869～1881)。包括：1．进出口贸易值和国别；2．洋货进口、土货出口、洋货复出口；3.专项统计：鸦片，茶叶，航运，各港税收，洋货直接进口，洋货复出口国外，各港十年来贸易比较，上海港贸易总值和净值；4．附件：各国在内外贸易中的比重、各口岸的转口贸易和人口统计。

第二部分：分港贸易统计(Statistics of the Trade at Each Port)，包括牛庄、天津、芝罘、宜昌、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宁波、温州、福州、淡水、打狗、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北海19个口岸。

就统计单位而言，1876年是一个重要的统一时期，此前海关两仅行用于税收和浙海关(宁波)，上海采用规元，华南为墨西哥银元，华北和长江各埠使用本地两。

此外，自1875年开始，海关开始出版年度贸易的中文版，即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详见于〈四〉)。《中国旧海关史料》收录了1881年以前的 Returns of trade(贸易统计)系列，而没收Reports of trade(贸易报告)。

(二)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for the Year，1864～1881，即年度贸易报告。本系列共17辑(1年l辑)，属统计集第4系列，1865～1882年出版，《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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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与哈佛所藏比较，《中国旧海关史料》中，上海多了1859年和1866年，缺1861年；广州多了1859年和1866年；天津多1860年5～12月和1866年，缺1861年5～12月和1862年；宁波多1863年、1865年和1866年；福州多1862年和1866年；汕头多1862、1863、1865、1866等4年，少1860年7～12月；厦门多1862年和1866年，少1865年；芝罘多1866年；九江多1863年；汉口多1866年，少1865年；镇江多1866年；淡水多1866年，少1865年。此外，哈佛未收入打狗，1863年l0月～1864年12月和1866年。

按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的第三卷扉页所列，1864年开始出Report of trade的第l卷。各卷书名前后有些微不同。

报告由文字和表格组成，一般写于次年一月底。初期的报告只有几页，后来逐渐增加，到1881年部分大港已多达十余页。反映的内容前后也有变化，最初只报告各约开港口贸易状况和进出口数据，1875年以后增加了全国总状况的报告，以及工作人员的名单等。

1881年的报告由两大部分构成：

一导论，内容包括：1881年对外贸易概貌；洋货进口：对国外的出口；各国在外贸中所占的比重；沿海贸易；复出口；航运；税收。二以牛庄为开端，自北向南依次是天津、芝罘等约开港口贸易报告。附录部分为各地海关工作人员的花名册。

(三)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1882～1919，即年度贸易册和贸易报告①。1年1卷，属于统计集，但前后系列有所不同，1882～1915年属于第3和第4，1916～1919年属于第3至第5，系列的差异反映了内容的增减。

1882年以前，Return of Trade(贸易册)和 Trade Report(贸易报告)分别发表，分属于第3、第4系列。1882年后两个系列合并发表，但各部分仍接续原来的卷数。由于两个系列的卷数不同，故在全套书的书名Return of Trade和Trade Report后注上各自的卷数。例如，1919年的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便全名为Trade Returns(61th Issue)and Trade Report(55th Issue)1919。

由于《中国旧海关史料》1881年以前的英文年报只收Returns of Trade而不收Reports of Trade系列，而1882～1919年用已经合并的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系列。在缺乏必要说明的情况下，人们容易误认为1881年前后的年刊是一样的。

本系列在1882～1912年间只有英文，1909年部分内容开始有中文译文，到了1913年名目和内容中英文并举，而且中文在前。1913年的书名，增加了中文书名“《中华民国二年通商海关贸易全年总册》(华英合璧)”，这也反映出民初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1882年的《贸易年册和贸易年报》由两部分所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贸易报告和统计摘要”(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包括1882年全国贸易总报告和统计辑要；

第二部是“分港贸易报告和贸易统计”(Report and Statistics for Each Port)，包括年度贸易报告和年度贸易统计。

1882年海关对贸易报告进行规范，对各港限制篇幅③，但随后年报的内容又重新日渐增多。1885年开始增加“附录”，包括两个方面，1．1884～1885年贸易报告的索引；2．朝鲜贸易统计③。1894～1903年还论述中国的对外贸易总状况。

1904年仍由两部分所组成，但第一部分是邮政工作报告，第二部分是各港口的贸易报告和统计。第二部分第一卷是中国外贸的总报告和北方港口贸易报告，第二卷是南方港口与邮局工作报告。1905～1919年的年报由三个部分所组成：1．中国对外贸易的论述和数据摘要；2．各港口的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众多的港口报告被分成5卷，分别是北方港口(牛庄至胶州)、长江沿岸港口(重庆至镇江)、华中港口(上海至温州)、南方沿海港口(三都澳至北海)和边疆海关(龙州至亚东)；3．对外贸易分析，分成进口和出口两卷。其中，1905～1910年还附有邮政报告；1913～1919年为中英合璧本。

除了上述主要内容，1885～1987、1892、1898、1903、1906、1912等年度，还附有Index to Annual Trade Report(年度报告内容索引)。

现将1882年贸易年报的目录举例如下：

第一部分：贸易报告和统计辑要(Report on the Trade of China and Abstract of Statistics)，包括：1．1882年全国贸易总报告；2．统计辑要，主要包括近几年的洋土货进出口贸易、海关税收、航运、各港贸易、上海港贸易、贸易国别等。

第二部分：分港贸易报告和贸易统计(Report and Statistics for Each Port)。以广州为例，包括年度贸易报告和年度贸易统计，其中报告包括：航运、进出口、税收；统计总表包括：航运、进出口、复出口、转口、税收，专项表包括贵金属进口、茶叶出口、丝绸、糖出口、主要进出口货品、航运、乘客等9项的十年比较，以及鸦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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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为《中国旧海关史料》所用名，哈佛书目为Return of Trade(24th～61st issue)and Trade Report(18th～55th issue)，1882～1919。

② 据前引郑友揆的查证，合并后的贸易报告是原来各关报告的一个简本，当时对各关报告的篇幅有如下的规定：江海关10～15页；津海、江汉、粤海各关8～l0页，其他各关2～4页。

③ 因为中国帮助藩属国朝鲜管理海关，故在1886～1893年间，朝鲜三港的年刊附录在中国报告之后。

总的看来，1882～1919年是海关报告规范革新的重要时段，随着统计手段的更新和贸易内涵的变化，在统计方法、统计度量、文本结构以至表述格式上，均进行了一系列的刷新改良、规范运作，以求科学、系统、完备、精确。主要表现：

A．在统计范围上：1887年九龙、拱北的设关，得以将一向视为走私之渊薮的华南和港澳之间的帆船贸易进行有效的统计。1902年天津、福州海关开始统计、管理周围50里常关贸易，1904年邻近的常关贸易统计被纳入了历年的海关贸易统计系统中。此外，这一期间增设了一大批海关，在《中英烟台会议条约》以前，全国开设17个海关，此后又陆续增开了25个海关(包括7个分关)。其中的一些海关开设在东北沿边、租借地和西南边境．海关统计实现空间和结构上的扩张，即增设海关和管理常关。

B．在统计方法上：据郑友揆研究，1904年前海关的统计均按市价(Market Value)记值。按照这一方法，进口货价值包括该货的原价、运费、进口税和相应的销售费用，而出口货价值则不包括离岸前的运费、出口税和相应的管理费。这样，1904年前后进口货价值增加，而出口货价值则减少，以至与实际价值相差25％之多。1904年以后，进口货采用起岸价，出口货采用离岸价。1914年以后，海关将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四埠的离岸价印成出口估价单(Export Valuation List)分发各关，作为统计时的参考，统计上更加准确，但是出于国内物价的变迁，1914年后依然存在着出口估价过低的问题[2]。

C．在统计格式上：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开放商埠的增多，各个港埠腹地彼此交叉的现象日益严重。在最具典型的珠江三角洲一带，集中了广州、江门、三水、九龙、拱北五关，彼此的腹地互相重叠，难以清晰地划分。为此，自1905年起，海关总税务司将以往的分关贸易统计取消，改为全国统计，列成一个全国进出口货物表。这样，1905年起在总报告中就再也没有记载各商埠间的埠际贸易状况，不过分关的报告或统计还是延续到1919年①。同样，1904年新的关税修正案增加了进口洋货的类目，主要是细分了一直混在一起的杂货类(Sundry Articles)，所以统计上增加了“进出口货物类编”，进出口货物分类趋于详细，以进出口货物为单位，记载历年各货进出口的数值，并通过数年的回顾以显示贸易的盛衰和结构的变迁。1912年采用布鲁塞尔国际关税会议的分类标准，进口分类更加细密。

(四)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Chinese Version on Return of Trade and Reports of Trade)。

按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的第三卷扉页所列，统计集第5系列中Returns of Trade(贸易册)和Report of Trade(贸易报告)的中文译本，分别于1875年、1889年开始出版第l卷。《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最初就是年度贸易册的中文译本的书名，1889年年度贸易报告的中文译本(称贸易论略)出现以后，合并了中文贸易册和贸易论略，但书名不曾改变②。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1878、1880、1881～1891年等年度的总册。《中国旧海关史料》收录了1882～1912年的《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中间遗漏了1885年)。

1878年总册的贸易统计没有文字说明，分项以表格列出。1．税钞货价总款(分别统计全国以及各关的税钞、进出口、贸易船只等)。2．货物花色专款(统计全国及各关进出口的主要货品)。3．船货杂款(统计全国及各关的洋药、茶叶贸易及来往船只吨数)。

1889年的总册开始增加了全国与各港的文字论述(《通商各口华洋贸易情形总论》、《各口贸易论略》)。以上所列1878年总册的各项内容，在1889年的总册中均放在全国部分，而各口部分只有文字论述(《贸易论略》)，无任何表格。《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的数据和文字，与英文贸易年册和贸易报告相比，内容大致相同，但有一些细小的差别，主要是为了在叙述和表达上更接近中国传统的阅读习惯。

如前所述，海关年刊历年都以英文发表，自1909年开始有部分中文译文，一直附在全国的 Trade Report后面，虽然称《宣统元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实际只是总册中的全国总论。到了1913年，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的各部分才都有英文和中文两个部分，而《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也在该年停刊。据此可见，《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首先是为发表Return of Trade的中文译本而办，Trade Report的中文译本产生之后亦成为总册内容的一部分，这是统计集系列中惟一的中文出版物，1913年总册完成使命停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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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05～1919年是一个过渡时期，全国性的进出口货物类编和各港单独的贸易统计同时存在，本期的京华本收集了各港的贸易统计，没有收录进出口货物类编。

② 1878年贸易总册的封面题为：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大清光绪五年岁次巳卯通商海关造册处印，照英文第二十册，摘译汉文第四册。说明该年《总册》来自英文Retums of Trade的第20 册(1859年开始出版Returns of　Trade，1年l册，1878年正是第20册，1875年开始中文本，1年l册，1878年是第4册)。

(五) Foreign Trade of China， 1920～ 1931； The Trade of China， 1932～1948。

1．Foreign Trade of China(中国国际贸易)，1920～1931。1921～1932年上海出版，哈佛和《中国旧海关史料》均收录。中英合璧本，共12册，其中1920～1922年属于统计集的第2至5系列，1923～1931年属于第3至5系列。1925年，在英文书名之下开始出现中文书名《中国海关民国××年华洋贸易总册》，1931年又改为《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

本套书承接1919年的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但将原来的Part1和Part2合并，改Part3为Part2。各年均分上、下两卷。1920～1924年，上卷名《中华民国××年通商海关华洋贸易全年总册总论》，由“贸易总论”和“华洋贸易提要总册”两部分所组成；下卷名《中华民国××年通商海关进出货品分别产销全年总册》，均是进出口商品的分类统计，除了全国总数，还有各海关的统计。如就出口商品而言，包括运往何处、各关进口净数、各关原货出口。均为全国情况，篇幅只有以前的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的一半。1925年以后上卷改称《报告书及统计辑要》，下卷改称《进出口货物类编》，但各卷的内容并无太大的变化。

正如(三)C所分析的那样，1919年后统计和报告交由各关自行处理。因此，Foreign Trade of China，1920～1931的年度报告中已经没有各关单独的贸易报告；也没有各类进出口、复出口统计、各关的专项统计，代之而起的是进出口货物类编。所以有关各关进出口、复出口、转口的重要统计资料就完全消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①。

2．The Trade of China，1932～1948，中文名《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由Foreign Trade of China改名，为中英合壁本，1936年以前每年2册，以后增至4册。哈佛未收，《中国旧海关史料》收录。

1932年是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编纂海关贸易统计和报告的另一个重要变革的时点，有关各关的内容被汇总精简，平均2页左右，但在统计范围上扩大到整个常关。此外，1932年以后统计单位采用国币元，每海关两合1．558国币元。

1904～1931年的“全国对外贸易及统计辑要”(Repots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and Abstracts of Statistics)，被析分为贸易报告(Report with General Tables of Customs Revenue， Value of Trade，Treasure，and Shipping)和进出口统计辑要(Foreign Trade：Abstract of Import and Export Statistics)，增加“国内土货转口统计”(Domestic Trade：Interport Statistics)一项。其中贸易统计由三部分所组成，①海关贸易统计——各项洋货进口列表、土货出口净数列表；②主要进口货物——来源地及输入口岸、销售地及输出口岸；③土货转口统计．

1932年The Trade of China的主要目录：Ⅰ．民国二十一年海关中外贸易报告；II．进口贸易统计辑要；III．进口货物类编，列号货品表，来源地及输入口岸；IV．出口货物类编，货品列号表，运销地及输出口岸；V．国内贸易土货转口统计。

全书首先是“导言”，论述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概况、白银及金融问题、海关缉私、税课，以及中国对外贸易情形(包括贸易货值、贸易趋向、洋货进口情形、金银移动与外汇状况、编后附言等方面的情况)。接着再分二卷。第一卷分上册和下册，上册是“贸易报告”，首先是全国性的“导言”，然后便是各关的贸易报告，但内容比较简单；下册是“中国对外贸易：进口货物(总数)国别表”，和“中国对外贸易：出口货物国别表”。第二卷是“国外贸易”，分别是进口分析和出口分析。

由于洋货的埠际贸易未能列入统计，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1935年郑友揆受各方委托，经过向海关总署交涉，得以抄录以后几年的中国埠际贸易的详细统计资料②。

到1940年，不再有各分关的贸易报告。1943～1945这三年均未出版The Trade of China。1946年再次出版，因报告中回顾前几年的状况，故中文译本的书名是“民国三十年至三十四年中国贸易概况”。1946年和1947年的The Trade of China均附有简单的分关报告，但1948年又无分关报告。1948年以后，报告停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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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不过，1920～1922年三年的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实际仍未消失，只是没有专书出版，而是附在第 四季度季册的最后部分(详见〈一、季报〉)，到1923年以后才最后消失。

② 1951年中国科学院出版郑友揆、韩启桐合编的《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

3．Annual Trade Report and Returns，1923～1928，即海关总署交由各关自行出版的年度贸易报告和贸易册，1924～1929年出版。1923～1924年一年一卷，1925～1928年一年二卷，共10卷。不同港口自为一集，中英合壁，论述全国情形。哈佛图书馆收藏，《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有。

(六)《中国旧海关史料》所收年报的不足。

对于研究近代经济史，尤其是区域社会经济史而言，本套书中各关的贸易册和贸易报告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并且也便于利用的资料。许多研究者可以不阅读该书其他方面的文献，但各关的贸易册和贸易报告资料比较集中，不可不读。尤其是年度贸易报告，不仅通过数据，而且提供详细的文字说明和背景交代，也是年度贸易册所无法取代的。然而，《中国旧海关史料》却未能将有关这方面的重要资料尽数收入。

1．《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1881年以前的 Reports of Trade(贸易报告)系列，读者无从查阅1881年以前的各关贸易报告。

2．《中国旧海关史料》收录了Returns of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and Trade Report．1882～1919，以及1875～1913年的《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所以1882～1919年间的各关的年度贸易册和年度贸易报告基本完备。

3．1919年以后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不再由海关总署出版，《中国旧海关史料》也未曾仔细收集。1920～1922年的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附在各年的第四季度的季册的最后部分，《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季报，也没有收集这三年的贸易册和贸易报告。1923～1928年的Annual Trade Report and Returns以不同的港口自为一集，虽然篇幅有限，但仍可视为各关的年度贸易册和贸易报告。但《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此系列，读者无从查阅此6年各关的年度贸易报告。

诚然，要从卷帙浩繁的中国旧海关资料中，寻找出特别有用的资料，以方便研究者利用分散在各地档案馆的资料，无疑是一件颇为繁琐、功在千秋但又难于尽善尽美的工作，编者的苦心与旨意已经令人钦佩。基于更加完美的考虑，如果能够将1882年以前的Reports on Trade、附于1920～1922年三年的第四季度季册中的Return of Trade and Trade Report，以及1923～1928年的 Annual Trade Report and Returns放入书中，则对近代区域史、经济史和海关史的研究，无疑又可增添了一大批详尽系统的资料，这也是其他文献所无法替代的资料。《中国旧海关史料》未能收入上述资料，未免美中不足。转贴于 三 十年报告

Decennial Reports on the Trade， Industries， etc， of the Ports Open to Foreign Commerce， and on the Cond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eaty Port Provinces，简称十年报告，属于统计集的第6系列。始于1882年，10年一期，发行了1882～1931年五期报告。《中国旧海关史料》全部收入。

1882年总税务司赫德下达第200号令，压缩年度报告内容，开始着手编撰详细的十年报告。1882～1891年的十年报告尽管勉强如期完成，但与赫德完美的预期还是有着距离，于是，赫德在1890年第524号令中，明确要求十年报告按26个标题项目进行撰写，以弥补年报的不足，每份报告可以扩充到30页，要继承1881年前后新旧两种风格，务必参考前10年的月报内容，还得广泛征求中外人士的意见①．按照这种想法编纂的报告，在内容上必然包罗万象，无所不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1892年，赫德在第561号令中说明15项内容可不作要求，但他仍然要求各海关对本省的情况要做说明，而且彼此要互相参照。

1910年，总税务司安格联摒弃了赫德的第524令要求，将前两期对各港综合性的描述，改为注重物质和精神的进步，特别强调报告格式要紧凑简明，叙述简要，不得加以随意评论，对于新开的港口或地区要交待背景并附上地图。第三期十年报告的类目减少为2l项，即贸易与航运、税收、鸦片、货币和金融、人口、港口设施、灯塔航标、邮政电报、各省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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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主要内容包括十年间该省该口岸发生的重大事件、贸易发展情况、税收增减、鸦片贸易和土烟情况、货币金融波动及物价升降、进出口货值、(人口变化)、(市政建设)、港口交通变化、助航设施、(气候自然灾害及事故的防范措施)、(名人到访和官员的升迁)、(科举考试)、(专门的文化建设事业)、(受教育比例)、(本省特产及工业和交通工具)、(民船经营及处境)、(本地钱庄及其运行模式)、(本地邮政运行情况)、海关章程及职员变动、毗邻地区的军事、工业、金融、行政等情况、(宗教及信徒)、(会馆及其章程)、(本地著名官员升降)、(本地刊物)、地方历史及前景展望(括号中的条目在N。．561中不作要求)。

和省议会、司法、农业、矿山与矿物、制造业、铁路公路、教育、卫生改善和博物馆、移民、物价和工资、饥荒水灾霍乱及传染病、陆海军、当地报刊等。1920年，总税务司的第3082令要求关注：辛亥革命和满清退位，欧战对地方的影响，银价空前的涨落，贸易的衰退和繁荣，抵制日货，国内纷争，部分收回治外法权，以及十年来国内工业的成长，反映出十年报告的旨趣取向。

梅乐和下发的第五期十年报告，一共有17个栏目：1．贸易(汇兑涨落的影响、国货的销售、抵制外货的情形、人民需要的变迁、贸易方法的变更)；2．航业(汽油船及电船的进展情况、环游事业、轮船及汽船交通状况)；3．关税(金单位的施行、关税自主后关税的增加及附加税的征收情形)；4．金融(国币和省币的变迁、钞票的流通、造币厂的状况、华侨汇款、金本位、外币、辅币)；5．农业(新式农业机器的采用、耕种新法、畜牧事业、肥料、农产掺假对中国贸易的影响)；6．工业(货币与工资、工会及罢工、采用新式机器——仿制洋货、改革旧法制造土货的情形)；7．矿业(新矿发展情形、运输方法)；8．交通(铁路、公路及汽车运输、航空、电报、无线电)；9．航行设施(港口及水道、疏浚情形)；10．地方行政(省政及市政、收回租界情形、厘金及其他地方税收)；11．司法与公安(领事裁判权、会审公廨的取消、法律和公安)；12．军事(海陆军的变迁)；13．卫生(医院、医生、免费种痘及注射、时疫、卫生行政、检疫章程、新式渠道、扩展街区、公共饮水问题)；14．教育(大学及国立学校的增设、取缔宗教课程的影响、共产主义宣传的发现)；15．文艺(新闻纸及定期刊物、印刷所的增加、宣传)；16．人口(移民、早灾、水灾、人口统计)；17．治安(私运、海岸巡防、盗匪)。

每期十年报告均分为两卷，第一卷是北方和长江沿岸各港，第二卷为南方港口。第一卷开始是中国地图，然后是总税务司署要求编制各港口贸易条件和贸易状况十年报告的1737号文件，接着便是各港口的十年报告。报告采用英文(第五期有中文本)，以文字为主，少量统计为辅，有时还附有相当详尽的地图，用以说明海关关区、关键的水道，并显示关区内的山河、交通、城市、村镇。报告详述各关所在省区内十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变迁状况，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宛如一部区域社会经济百科全书。

在1922～1931年这卷十年报告的卷首，附有当时副税务司班思德(T．B. Banister)撰写的长篇论文《近百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1832～1931》(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l，Synopsis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82～31)中英合

璧本，这篇论文以后没有出过单行本，因一般人难以看到这份十年报告，故引用者很少。文中叙述了自东印度公司取消到1931年关税自主期间百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形，主体部分是一项出色的近代早期贸易史著作①。

四 海关国内贸易册

Native Customs Trade Returns，共三卷，第l卷是Foochow，1903；第2卷是Tientsin，1902；第3卷是Quinqurennial Report and Returns，1902～1906，分别刊载福州、天津和全国各常关20世纪初的贸易报告。前2卷出版于1904年，第3卷出版于1907年，列入统计集的第7系列。哈佛图书馆收入，《中国旧海关史料》未收。

以上各集，以第三卷内容最为宝贵。该卷首先是一张题为Native Customs Revenue，1902～1906的表格，列出1902～1906年这4年牛庄、天津、芝罘、胶州、宜昌、沙市、九江、芜湖、上海、宁波、温州、三都澳、福州、厦门、汕头、广州、九龙、三水、梧州、琼州、北海等海关的关税收入。接着，便是各港口的Trade Report and Statistics(贸易报告和统计)。多数港口都既有贸易报告，又有贸易统计，少数港口则只有贸易统计，没有贸易报告。贸易报告简要回顾该港口最近几年的国内贸易状况和贸易条件，贸易统计则一般有Shipping、Value、 Imports、Exports、Revenue等五张表格，列举1902～1906年的数据。由于有关常关的资料和数据极为稀少，这已成为研究清代常关必不可少的核心资料。

五 月报

郑友揆先生谓：“月报最初刊于1866年，名为‘各通商口岸贸易月报’(Monthly Returns on Trade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 to Foreign Trade)，1868年遂改为季报。……及至1931年下期，海关统计采用机算以后，乃复有月报，而季报遂告中止。”据此，月报亦是我国近代海关最早的出版品之一。1931年，随着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以及Shanghai Monthly Returns of Foreign Trade的问世，月报重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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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共分为4章：历史背景、广州公行(1834～1842)、五口通商(1843～1858)、近代政府(1859～1871)、联合与发展(1872～1881)。外贸概要部分为十年概貌和进出口统计总表两节，前一节基本上选自1922年以前的4个十年报告。

哈佛大学图书馆收有早期和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一些贸易月报，《中国旧海关史料》不收月报。

(一)Monthly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Ports in China Open by Treaty to Foreign Trade，即中国各通商口岸贸易月报。1867年出版，全书共6卷l册。或许由于初期的月报只存在2年，当时尚没有编排系列号，所以没有列入统计集。

(二)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即中国对外贸易月册，1936～1948年出版，属于统计集中系列8。由于月报原来没有系列号，这一系列号应是30年代重编以后产生的，而以前的“统计集”在30年代以后已变为“统计系列”。全书用中文和英文出版，共59卷，一月一卷，每年4册，共19册。包括1936、1937、1938、1947年四年的全部册数，以及1946年的第3册、第4册和1948年的l册(1月至5月)。

(三)Monthly Returns of the Foreign Trade of Shanghai，Nov．－Dec．1946，即上海对外贸易月册，属统计集系列9。1946～1947年出版，中英合璧本，自此卷以后停止出版。转贴于 六 其他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其他海关出版物有：

1．Trade Statistics of the Treaty Ports for the Period 1863～1872，即约开港口贸易统计1873年在上海由海关总署出版，为参加该年在维也纳召开的奥匈帝国世界博览会的中国代表提供资料，共310页，包括所在港口已登记的船舶吨位、进出口价值、商品名称、税收、人口等表格。

2．Medical Reports，1871～1910，即医药报告，列入统计集第2系列，共9册8O卷，1877～1911年由海关总署出版。

七 　海关出版物的局限和意义

海关出版物为近代史研究尤其是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一手的原始资料，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其统计和报告中仍存在一些缺陷，谨慎地利用能发挥其独到的学术价值。

第一，早期的海关统计仅仅包括有限的口岸及其邻近区域，后来由5个商埠逐渐增多到69个商埠、47个海关。此外，早期的海关报告和领事报告不时出现矛盾的记载，反映出早期统计的不完善，到后期很少出现这种时间上的滞后和错位。这一情况还反映在埠际贸易统计上，主要是口岸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在两个口岸的统计表上是不一致的，原因在于编撰贸易统计时，一个海关的出口货物已经报关，而另一个海关还没有接收到这批货物。

第二，海关的统计，在1904年以前基本上是轮船和洋式帆船，而不包括中国民船，1904年后仍然不包括铁路、公路、航空、邮政等新式交通方式的进出口贸易。墨菲通过对1912～1926年国联的国际贸易和收支平衡备忘录与美国的国际贸易统计年鉴的比较，得出1870年中国的海关贸易总值是100万海关两，1930年为3000万海关两，增长了30倍，但海关报告中只有20倍的增长，中国贸易在当时的世界份额中低于1．5％。[3](p204)

1934年郑友揆在关于海关报告编撰方法的论文中，将海关贸易统计编制中存在的问题列为三类：1．由于走私贸易难以精确统计并缺乏来源和去向，海关这方面的估计并不准确；2．编辑中缺乏详细的货物分类；3．缺乏埠际贸易的统计。其实主要的问题，一方面在于1922年前的货物分类，尤其是出口土货的分类过于简单，或“混杂笼统”，或“粗疏无别”[4](p78)；另一方面是估价一直滞后，1904年后基本修正，但随后又没有将物价的上涨及时地反映到出口估价中去。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革新体例的同时没有能够有效地继承优点，各关在早期均致力于关心本区域的背景和变迁，这种关怀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地淡忘了。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海关的贸易统计和贸易报告毕竟为人们提供了近百年来最为完整、系统的统计数据和文字评述，其对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绝对不能忽略。就海关贸易统计而言，涉及到100年来洋货和土货的进出口、转口贸易数量的变迁，区域的盛衰，彼此之间关联的更新，贸易条件局部的改良、贸易结构缓慢地升级。在金融、税收、货币方面，海关的贸易统计和报告涉及到国际、国内的消长与更替，不同种类货品税率的波动，近代关税的发展历程，同时还展示了航运业的成长历程。就海关贸易报告而言，年报和十年报告在内容上互相补充，对海关所在区域的贸易、生产、交通、社会状况、地方政治、文化教育，以至影响贸易的诸多潜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考察，而这些诸多方面的资料往往为近代中国人所不注意．而且需要指出，由于海关贸易统计和报告中的数据和文字描述，都是各地在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布置下，按照西方经济制度、贸易制度和海关制度的科学定义，按照统一的要求和格式定期汇总上报的，除了具有上述内容丰富的特点之外，还具有其科学性和严谨性。中国早期科学意义上的统计数据和制度名词，相当一部分都是首先出现在海关贸易统计和报告中。总之，无论对于近代口岸的中外贸易、埠际贸易、贸易与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及区域人文关系，还是对于区域的经济现代化进程和城乡经济发展、文化变迁方面的研究，海关贸易统计和报告都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第一手资料，必将丰富和拓宽以往人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认知和解释。转贴于 附录：年刊文本结构

1859～1881

注：年份下标有下划线的时段对应的文本，京华版《中国旧海关史料》未予收录。

参考文献：

[1]郑友揆．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之沿革考：[J]．社会科学杂志，1934，(3)；张存武．中国海关出版品简介：1859～1949[J]．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0，(9)；滨下武志．清末海关财政与开港场市场圈[M]．中国经济史研究，汲古书院，1989;詹庆华．中国近代贸易报告述论[J]．中国社会经济史究，2003，(2)．

[2]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第6篇：近代中外贸易发展史范文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1)非关税壁垒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

(2)集团化和区域化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0%，1985年为57.0%，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

(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

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和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而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也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都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

(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5)理论上自由主义占据霸主的地位时间较长，在现实中真正的贸易自由发生却很短暂。自由主义更多时候是宣传的口号，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由贸易只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但在这面旗帜下没有更多的国家跟从。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政治、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第7篇：近代中外贸易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近l0年 清代西北经济

西北清代经济史是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分支，近年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因此，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北清代经济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一些和，以图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一，研究规模与状况

1．研究专著．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史》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第三册为史志宏主编的“明清卷”；国家“七五”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明代经济史”、“清代经济史”部分，由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卷》于2000年出版，这两部分专著其中多涉及西北部分．李清凌著《西北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与《甘肃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分别系统勾勒了整个西北地区与甘肃从上古至晚清的经济发展轨迹，全面总结了该地区经济各时期的特点、经验与不足，对于全面了解西北与甘肃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及当前的经济建设有重要作用。关连吉与赵艳林主编《西北开发思想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以及王三北主编的《西北开发决策思想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都对各时期的西北开发思想进行了研究。继光与高瑞主编《中国古代西部开发·人物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对清代西北开发人物均有研究．赵俪生主编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 (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全书叙述了从汉代到清代屯田发展的全过程，是对西北屯田史迄今最为系统的研究。吴廷桢、郭厚安主编的《河西开发史研究》(甘肃出版社，1996年)与《河西开发研究》(古代卷)《甘肃教育出版社，1993年》将西汉至河西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从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魏永理主编的《中国近代西北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全面介绍了西北近代的农林牧业的开发状况，尤其对西北近代水利开发、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合作事业的发展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赵予征的《丝绸之路屯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从、经济等多角度系统记述了自古至今新疆屯垦的全过程．姜守鹏的《明清北方市场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对明清北方市场产生的物质基础、市场构成、主体与客体以及对明清经济、政治、文化的做了全面的论述．华立的《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再现了清代新疆农业开发的真实历程，以历史唯物史观客观地评价了清政府对开发新疆的贡献，并指出了不足．耿占军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从历史地理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历史探索，该书对清代陕西的人口、地亩、农地垦殖活动、清代陕西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及其地区性差异以及清代陕西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状况和清代陕西农业灾害的时空分布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都有论述，并进而在总结清代陕西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当今陕西农业的发展提出了若干条建议．翟松天著的《青海经济史》(古代卷和近代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专门论述了青海清代的农业及农村经济，尤其对藏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作了研究与划分．杨重琦主编的《兰州经济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对兰州诸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有全面的论述．王希隆著《清代西北屯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全面论述了清代西北屯田的情况，对其地屯田的演变探其规律找其原因，且多有精到之处．党诚恩与陈宝生主编的《甘肃民族贸易史稿》(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对甘肃历史上的民族贸易状况作了详细的论述。另外还有杨新才编著《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穆相林等人编著的《新疆民族贸易》(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董庆煊与穆渊合著的《新疆近二百年来的货币与：1759～1949》(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厉声著《新疆对苏(俄)贸易：1600—1990》(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玉门石油管理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张叔岩执笔的《玉门油矿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徐安伦和杨旭东合著的《宁夏经济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李刚著《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多部专著。此外，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西北史研究》 (第一辑，上、下册，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二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汇集了一些清代西北经济史的文章．陈舜卿主编《陕甘近代经济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收录了16篇文章，对近代以来陕甘两省的农田水利、工矿业、金融业进行了论述．

2。史料的整理、编纂。西北各省区也先后编辑出版了一批资料集，主要有：《甘肃近代机械史料(1872—1949)》(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连芳编《旧中国新疆石油史料辑要》(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政协甘肃省委员会编《甘肃近代工业》、《西北近代工业》(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灏与张忠修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 (上、下册)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新疆金融学会与新疆金融研究所合编《新疆银行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青海省邮电史志编纂委员会1988年至1994年编印的《青海邮电史料选编》12辑．

3．研究规模。就清代西北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来说，其涉及面广泛，农业、工矿业、运输、商业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税收等均有研究．同时研究主题也紧扣清代西北经济发展的特点，如对西北地区的民族贸易、畜牧业的多有关注。并且关于清代西北经济的研究文章总体呈上升趋势．

二．主要研究情况

1．总论性质的．李清凌(《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对元明清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作了宏观的论述，指出此历史时期的经济开发人围绕着军需供应这个历史上的老课题展开，但此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思路、措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改进，成果显著。魏明孔(《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经验教训》，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任重(《从大西北农牧历史演变思考其开发战略》，《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李春芳(《西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历史研究及对策研究》，《甘肃学刊》2000年第4期)对历代西北经济开发的经验与教训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当今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建议；李宗植((近代西北开发特点述论)，(开发研究)1994年第5期)将近代西北开发特点概括为‘起步较晚”、“阶段性强”、“水乎低、局限性强”。并进一步指出近代西北经济开发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是由客观形势的变化被迫进行的，都是被动盲目的实践，又加之近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近代西北开发只是一句空话。杜常顺(《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浅论》，《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从区域经济史的角度对明清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和趋势作了综合性的考察与阐述．党瑜(《论历史时期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西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始于西汉，在唐代获得很大发展．清代，新疆地区的农业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面河西走廊的农业经济却有所萎缩．西北农业经济在开发的过程中，服从于军事对抗的需要．因此，它对于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当今继续开发大西北的进程中，应该引以为鉴．成崇德，孙喆(《论清代前期的西部边疆开发》，《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政府决策诸多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梁四宝、燕红忠(《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动因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边疆经济价值的提高和利益机制的刺激是清代边疆开发的经济根源．而政府对边疆开发的实绩具有很强的影响，商人则在这一开发过程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边疆开发在取得一系列经济绩效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童远忠(《乾隆帝与西北边疆开发》，《湖南文院学报》2003年第5期)认为清代乾隆时期，开始了对西北边疆地区的全面开发。乾隆帝在西北广兴屯垦，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超过了历史上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认为历史经验与现代科学均已表明，林地和草地具有保持水地、防止水土流失的效益，并对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作了概要的论述．赵常兴、张小明、秦敏(《清代陕南移民及其对当地经济的影响》，《西北农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认为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清代陕南地区的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济开发的速度明显加快，客观上促进了陕南移民迁入区的经济发展．但由于移民人口的过度增加和大规模的掠夺性开发，大肆毁林开荒，盲目扩大耕地面积，致使陕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从而影响和制约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赵葆惠(《清代对新疆的开发》，《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认为清政府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后，为开发新疆采取诸如设立伊犁将军及之后的行省取代了军府制，以及屯田置牧、发展贸易、’开矿设厂、筑路兴学、培养人才、巡边守土等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对维护国家统一，抵制外敌入侵，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认为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对清代新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亦促进了其自身的社会发展，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以牧为主、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及人口的增加，教育、宗教的兴盛和民族关系的改善．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察哈尔蒙古的自身发展， 自然也相应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开发．王东平、郭红霞(《清代回疆经济政策与法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依据资料，论述了清朝对回疆(天山以南地区)经济立法的原则，清朝制定的经济政策与法规的具体内容，分析了回疆经济法规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及存在的，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客观的评价。樊如森(《西北近代经济外向化中的天津因素》，《复旦学报》2001年第6期)认为天津的开埠及其经济辐射力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使西北经济逐步与国际市场发生了联系，开始向外向化经济转型。

2．农牧业方面．向达之(《论近代西北地区的土地租佃制度》，《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认为近代西北土地租佃制度中货币地租甚不发育、实物地租占有绝对优势、劳役地租普遍存在是与近代西北农村较低的商品经济发展水乎相适应的．郑传斌(么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中的人地关系}，《文史哲》2003年第6期)认为人地关系的广泛联系特征在回族的发展史上有突出的表现。西北回民起义发生在清代，从人地关系的角度讲绝非偶然．同时，西北回民起义对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环境也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艾冲(《清代雍乾时期陇中地区的水利开发与土地利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论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甘肃省陇中地区水利资源开发的成就和小型农田灌溉工程的分布，探讨水利开发在此期间形成热潮的原因．同时指出正是多达136处的水利设施的出现，推进了河谷地带灌溉农业的发展，水浇地的面积则扩大到3641．5顷，从而直接影响着本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魏静(《浅析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 《开发研究》1999年第4期)着重论述了清代甘肃水利建设的若干特点，指出各流域在开发利用上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党瑜(《论兰州地区农牧业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对兰州地区历史时期农牧业情况进行了勾勒．梁新民(《民勤绿洲历史上农业的三次开发》，《开发研究》1993年第4期)对甘肃民勤县历史时期的三次农业开发作了论述。耿占军({试析清代陕西的折丁、折田问题)，《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对清代陕西人口和土地统计中存在的折丁、折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清代前期文献记载中陕西的人丁数并非实际人丁数，而是经过折算的下下人丁数，并提出了下下人丁数与实际人口数之比值；提出了延安、榆林等地的折田比例．这对反映当时的人口状况和土地状况具有很大的帮助．肖正洪(《清代陕南的土地占有关系与农业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认为清初陕南农业生产水平低、规模小和区域内部市场发育不好，乾隆初年以后。随着外省农民大量迁入和农业拓殖的展开，陕南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胡波(《试析清代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储粮规模的变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l期)认为陕西黄土高原地区常平仓的储粮规模在清代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除与政府对常平仓额储规模的规定有关外。还与生产力发展程度、社会安定状况及管理制度等因素有关．而且常平仓的实际规模与文献记载的规模并不一致，这就影响了对常平仓在仓储体系中的地位及其保障程度的评价．孟晋(《清代陕西的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破坏》，《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认为清代陕西地区，在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由于不顾后果的过度垦殖，森林、草原等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并进而导致了干旱和水涝等自然灾害的日益频繁，耕地面积也随之减少。吴洪琳(《清代陕西社仓的经营管理》，《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指出清代陕西社仓与其他省不同，主要不是靠民间捐输而是用耗羡银为经费建立起来的．陕西社仓在管理体制上比较健全，其管理制度详细而且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陕西社仓发挥作用并不是借助于放贷，而主要是采用赈济的方式．李建宁(《清代管理青海牧区的方略》，《青海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对清代管理青海蒙古族与藏族牧区的政策与措施分别进行了探讨，并对清代前后两期作了比较．齐清顺(《清代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认为清朝统治新疆时期，是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获得快速发展的时期，清代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不仅对清代新疆整个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为以后新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华立(《清代新疆屯垦方式的转移及其意义》， 《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对新疆屯垦的方式转变作了论述，并探讨了其转变的意义．张丹(《内地汉人在清代新疆屯田开发中的作用》．《河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大量从内地移人汉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地汉人为近现代新疆的屯田开发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个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董琳(《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的历史作用与教训》，《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认为清代新疆移民屯田，稳定和加强了清朝对新疆的军府制统治，开发了天山北路大片土地，有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祖国统一。但诸如重北轻南的经营方针、北路经营不平衡、兵屯对边军战斗力的负面影响等历史教训值得吸取．李敏(《论清代新疆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在概述清代新疆屯田发展状况、组织形式等基础上．重点对屯田的重大历史作用作了较充分的论述．周红(《论清代乾嘉年间伊犁的回屯》，《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通过对清前期乾嘉年间伊犁回屯的研究和剖析，展示了清前期伊犁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政治、军事概况，有助于我们对新疆回屯的了解和认识．李磊、田华(《清代新疆建省后的田赋制度》，《新疆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考察了近代新疆建省到清朝灭亡这一时期的田赋制度，清晰勾勒了新疆田赋制度所包含的田制、税则税率、征收形式、耗羡、征收管理、定额收入等基本情况、变化及特点，并进一步研究了清代田赋制度与财政及社会经济的关系．杨琰(《清季新疆屯田对当地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认为清政府统一全国后，在新疆实行了内容不同、制度各异的屯田制．清季新疆屯田加速了新疆地区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变化．刘锚涛(《议新疆清代农业技术，，《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认为在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制约下的清代新疆农业技术在作物品种、生产工具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粗放经营方式，如何评判及新疆未来农业的出路何在，很值得研究．钟萍(《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农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情况有细致的论述．张岩(《论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对近代新疆维吾尔农村的封建庄园的形式、演变进行了论述．

3．工商手工业方面．魏丽英(《西北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西北地区市场的地理格局与商路．认为任何地区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必然有其深厚的经济及地理原因．朱立芸(《论近代西北的药材与市场》，《开发研究》1997年第6期)认为兰州作为西北药材最重要的集散中心，早自明清已闻名海内，其就近代西北药材与市场的探讨，正是希望由此为甘肃及西北药材的生产及市场建设提供不容忽视的历史认识。朱立芸(《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简论》，《开发研究》2000年第5期)简要论述了近代西北甘、宁、青、新四省金属矿业资源蕴藏的情况和开发的历史过程，并从其生产技术水平与管理方式等方面揭示出近代西北金属矿业开发的时代与地域特征。马啸(《左宗棠与近代西北蚕桑业》，《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左宗棠在西北期间，曾对甘肃和新疆的蚕桑业进行了一番颇具规模的振兴与开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很值得总结与借鉴。杨丽萍(《清末地方官员在西北石油工业近代化中的作用》，《石油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认为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开始重视工矿业的开发，西北地方官员纷纷行动，积极规划开发西北石油资源，力图建立西北近代石油工业．在他们的努力下．西北石油工业的近代化得以启动。邹荣础(《清代陕南土特产生产及其对外贸易》，《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年6月第18卷第2期)认为清政府调整的茶叶政策，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没，文章对木耳、桐油、生漆、蚕丝生产等的产区与经济价值作了分析。陈崇凯(《陕商在开拓“西西”汉藏贸易中的历史作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运用详实的汉藏史料从元以前陕商通过藏汉茶马贸易对“西西交流”的开拓，明代陕商与西南盐茶开拓“西西”贸易的关系，清代陕商对“西西”贸易的推动和清末民初陕西沙客与陕西街的形成几个方面，首次全面论述了陕商在历史上“西西”汉藏贸易中的作用和地位．徐晓萍(《清代甘肃的商业贸易》，《发展》1997年第7期)认为有清一代，甘肃地区的商业活动是相对繁荣的。甘肃实为整个西北地区商贸活动的中枢．清代甘肃商业贸易的繁荣，除受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客观因素影响外，还应归功于清政府大力发展官方贸易，并以此鼓励带动了私营贸易的兴起．段国正(《试论左宗棠三改甘肃茶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认为清代乾隆年间，西北茶马互市演变为茶叶贸易，到咸同时期茶法遂废；陕甘总督左宗棠除旧布新，于同治十三年仿淮盐之成例三改清廷同治十一年“议准”的茶法，从而形成其五条茶法．其茶法积极因素与弊端同在，但左宗棠五条茶法毕竟奠定了晚清甘肃茶法的基础．刘景华(《清代青海的商业》， 《青海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认为青海商业在明代由于自然条件和其他原因发展很不充分。但到了清代由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也有了空前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些名噪一时的商品集散地与贸易中心．刘景华(《清代青海的手工业》《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对清代青海的手工业进行了描述，并对其特点进行了概括．房建昌(《历史上青海省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4期)探讨了清代与民国年间今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业，指出这一时期青海省范围内的盐产以柴达木的湖盐为主，辅之以西宁地区东南部的土盐。尹伟先(《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对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进行了论述．

4．财政、城市与人口问题．杨尘(《清代伊犁军府制财政管理体制述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指出清代在伊犁实行中央集权管理下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均纳入国家预算管理，伊犁将军相当省级收支预算单位，但实际负责将军府本级和伊犁参赞大臣所属军府营及土尔扈特各部财政管理．将军府专设粮饷处管理财政。刘燕、穆渊(《试论清代新疆铜钱》，《新疆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指出从清统一新疆到新疆建省，实行南疆通行红钱、北疆通行制钱的双轨制，这既是政治上分区治理政策的需要，又有民俗物情的实际考虑．建省后以红钱统一新疆币制，则是全省行政制度统一的必然结果。牛海桢、李晓英(《清代南疆地区实行的普尔钱制度》，《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指出清朝重新统一新疆之后，顺应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特色，实行了保护性的普尔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丁南疆地区的经济发展，稳定了南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也充分体现出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政策特色．

李建国(《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认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总体发展水平滞后，西北城市自身发展水平低下，造成了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差，而周边社会的不发达又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使整个地区经济受到严重制约和影响．陈新海(《清代青海的城市建设与商业经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认为清代是青海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在城址的选择、城市的建设上，都深受军事因素的影响。但随着城市居民数量的增加，消费需求的扩大，专业性较强的市出现并增加，城市的布局与结构渐趋合理，城市商业贸易与服务行业也兴盛一时．杜常顺(《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认为同其它地区的蒙旗一样，青海的蒙旗也具有双重性质，即既是清朝封建国家体制内蒙古地区的军事行政单位，又是清朝皇帝赐给蒙古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是生产和经济单位。但青海蒙旗自建立始，就面临着严重且持续的人口减耗与经济凋敝问题，其结果是绝大多数蒙旗丧失了作为生产和经济单位的基础，作为军事行政单位也名存实亡．张建军(《论清代新疆城市的人口规模》，《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认为清代是新疆历史上经济开发规模最大、开发成效最显著的时期，也是新疆城市发展最快、城市地理变化最明显的时期。他分析了清后期新疆城市人口的统计原则，从清前期天山南北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清后期新疆主要城市的人口数量及城市规模等方面分别进行了述论，初步探讨了形成这种人口规模特征的主要原因．阚耀平《么历史时期新疆北部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人文地理》2001年第4期)分析了新疆北部地区城镇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其城镇萌芽于汉代前后，完善于清代后期，城镇的中心有一个从吉木萨尔一伊犁一乌鲁木齐的演变过程，并论述了新疆北部城镇形成与发展的特征和城镇发展的影响因素，对今天城镇建设与规划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司俊(《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趋势》，《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认为近代西北少数民族土地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势是地权更加集中于地主富农和牧主手中。这是由继续废除农奴制、近代市场经济发展、土地进一步商品化所致。石志新(《清代后期甘宁青地区人口与耕地变量分析》，《中国农史》2000年第l期)讨论了清代后期甘宁青人口和耕地变量情况。认为人口和土地是两个互为依赖又互相制约的因素，如果作长期的历史考察，就会发现在旧中国，耕地是一个缓变量，增减波动趋势平缓；人口是一个激变量，波动趋势急剧，波动周期短而且人口表现为社会问题，它的发展与否，除受土地制约外，又要受到多种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而土地主要表现为一个自然环境问题，它的增减变化主要受客观宜农土地状况及社会人口改造自然能力的制约．杨琰(《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经济环境》，《西北人口》2001年第1期)通过论述清朝政府在新疆地区推行的经济开发政策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分析了清代新疆地区经济发展对少数民族人口的影响，提出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经济环境．

第8篇：近代中外贸易发展史范文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11

【原刊页号】61～63

【分 类 号】f52

【分 类 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复印期号】200302

【 标 题】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分析

【英文标题】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zhang zhi-min

【 作 者】张志敏

【作者简介】张志敏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西方工业国家不同历史阶段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的发展变化，归纳了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政策的支撑点，进一步分析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启示。

【摘 要 题】贸易保护

【英文摘要】in this essa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t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ummarizes the regularities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and concludes that trade protection is still the focus of the trade policies in every count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ur country to prac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关 键 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trade protection/history regularity/trend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75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2)11-0061-03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第9篇：近代中外贸易发展史范文

关 键 词：生丝贸易/缫丝厂/公和永/继昌隆

【正 文】

本文初稿着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计划以中国对外贸易中三个重要商品——丝、茶、棉纺织品贸易状况和条件的变迁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分三篇作一点初步研究。着眼点放在作用和影响上面。其中有两篇初步定稿,并已先后发表(注:请参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本文因动手较晚,未及定稿就因当时需要集中全力于一项集体研究项目而停顿,由此一放竟达十年之久。现在本人已经离开工作岗位,有了重新检定这篇旧稿的闲暇。而在此期间,外界的研究已大步向前。就个人所见,仅在本人放下手稿前后的1989-1990年间,台湾和大陆就相继有两部专着问世(注:即1989年8月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陈慈玉着的《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和199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新吾主编的《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单篇论文则为数更多。形势大大改观,本文似已无发表之必要。wWW.133229.CoM第念本文并非一般泛论,而是着眼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环境,视点稍异,则又似可不避粗疏。因就原稿略加整理,以求教于同道。本人精力就衰,对十余年来新的学术成果,未能充分研究吸收,缺失所在多有,凡此均有待识者之指正。

一、 近代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

中国生丝的流传世界,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沟通中国陆路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丝路”,在唐代便已闻名于当是的西域。生丝的海上贸易,包括东南亚、日本以至美洲和西欧,在鸦片战争以前,见诸文献记载的,至少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如今在瑞典乌普萨拉大教堂内,还保留有14世纪的中国丝绸。遥远的北欧如此,其他地区可以概见。在亚洲地区,中日之间的生丝贸易,无论是合法的勘合贸易或非法的海盗贸易,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便已相当频繁。17世纪以后,每年的贸易量,一般都达到两千担的水平,最高时到达3000担(注:藤本实也:《日本蚕丝业史》,1933年版。转见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64,1981年版。这只是有记录的勘合贸易。如果加上非法的海盗贸易,至少要翻一番。)。从澳门开往长崎的商船,每船经常装载白丝五百至六百担(注: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页179,1959年版。)。1565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占据菲律宾以后,开辟了一条生丝海上贸易的新途径。通过西班牙商人之手,中国生丝开始远销美洲。每年运销的数量有各种不同的估计。有的估计为3000至5000担,有的估计为8000至10000担。(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65。)1637年墨西哥一处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工人,达到14000多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ping eslands,1493-1898,1905年版,卷30,页75。有的记载为1400多人,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生丝开始大量进入西欧市场。1637年,得到英国国王查理士一世(charles i)支持、目的在于取得“东印度公司未曾到过的东方各地贸易权”的科腾协会(courteen association),首次派船入侵广州。他们在打毁虎门炮台、击沉中国商船之后,把他们在广州购买的24箱丝料,当作“战利品”运回英国(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926年版,卷1,页16,页20,页27。)。中国生丝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和形势之下,开始发生的。在1679至1833年的155年中,生丝出口量从微不足道的八担上升到9920担(注:h.b.morse,上引书,卷1,页46;卷4,页343。历年出口数字请参阅本文附表1。)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生丝在海外的市场,有进一步的扩大。

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出口经常在万担以上。不过10年,即从50年代起,上升到五万担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末,一度到过19万担(1929),达到旧时代中国生丝出口的最高峰(注:60年代前,据张仲礼的统计。参阅《学术月刊》1960年9月;90年代后,据海关统计。)。从长期趋势看,在1845-1929年这85年中,保持着3.5%的年增长率。

然而单凭这一项出口量的变动,对中国近代生丝对外贸易的本质,还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需要进一步考察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变化。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生丝贸易在国际生丝市场上,曾经居于领先和主宰的地位。西方殖民主义者可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征服他们“发现”的世界,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能为所欲为。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用武力统治过墨西哥、秘鲁和菲律宾,但是,在这些殖民地上,他们的出口商品,却竞争不过中国。丝绸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6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就因“价格低廉、销售普及”而使西班牙本国丝绸几乎绝迹于美洲市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ine islands。卷27,页112,页149,参阅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而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则最高达到成本的十倍(注:e.h.blair等,上引书,卷12,页60,参阅严中平,上引文。)。中国的丝绸贸易,不仅是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亚加普尔科(acapulco)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而且也是墨西哥市一大批丝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西班牙国王只看到中国丝绸贸易所引起白银流入中国,为限制中国丝绸向美洲的销售颁发了几十道命令(注:以上据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然而这不是一纸命令所能奏效的。禁令不断重申,又接连遭到破坏。这正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生丝贸易在当时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和主宰地位的反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仍然维系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个时候,中国生丝的海外贸易,先后集中于法、美两国。法国是一个以丝绸闻名的国家。长期以来,法国丝织业所用的原料,主要取给于本国自制的生丝。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前,法国政府仍以自缫自织作为对本国丝织业的保护措施(注: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lle。 siècle,1719-1833,1964年版,卷1,页402-404)。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法国丝织业所用的生丝,却主要依赖中国的输入。流行的看法是:1854年法国的桑蚕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瘟疫,造成蚕丝的大减产。然而法国生丝一蹶不振,却不能单纯拿一次瘟疫的流行作唯一的解释。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国的生丝,不但在质量上超过法国生丝,而且法国输入中国生丝,在成本上也大大低于本国蚕丝的制造(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83。)。正是这一点,才使得中国出口的生丝,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维系对法贸易于不坠的力量之所自。

美国的丝织业,肇兴于19世纪60年代。其后发展迅速,至世纪之末,已成为世界生丝的主要消费者之一。进入20世纪,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美国已与法国并驾;纽约与巴黎已并列为世界生丝两大贸易中心。1916年美国进口生丝已占国际生丝贸易额的60%(注:silk association of america:annual report,1917,页19。)。在美国的生丝市场中,中国是主要的供应者。在1916年美国进口的23.3万担生丝中,中国生丝,单是直接运到美国的,就达到4.8万多担,占1/5以上(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peports,1916,partⅲ.)。

但是,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的传统优势地位,日前受到新生力量的冲击。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中国以外,日本和意大利也开始发展缫丝,加入了世界产丝国家的行列。它们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后起的日本,大大超过中国。在70至90年代中期的20年中,意大利生丝的年产量增长了54%,日本则激增335%(注:shichiro matsui:the history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

es,1930年版,页57-58。)。中国生丝缺乏当时的生产统计,根据后来的估算,在同一时期中(1875-1895),全国生丝产量增加了23%(注:参阅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654。)。中国生丝增长的速度,在19世纪末,就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大大落后于日本,看来是符合事实的。

在日意两大产丝国、特别是日本的实力迅速增长的形势下,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在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丝业开始起步时,生丝出口不过中国出口的1/7(1890年);33年以后(1903),便第一次超过中国(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no.3,silk,1917年版,页203。)。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生丝已垄断美国进口生丝的90%(注:lilliam m.li:china silk trade,页85。)。进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丝不但独霸美国市场,而且囊括了世界生丝市场的3/4(注:w.s.woytinsky and e.s.woytinsky: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1955年版,页156。)。优劣异势,已经十分明显。因此,自19世纪末叶以降,中国生丝出口虽然数量上在短期内仍能维持增长的趋势,但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处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出现种这局面的原因,毋庸讳言,中国丝业生产的本身存在的严重弱点,是应该看到的一面。中国丝业生产,长期停留在手工缫制的落后状态。机器生产的起步,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后起的日本。即使在新生的机器缫丝厂中,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存在不少的缺陷。因之,生产质量的低下,缺乏市场的竞争力,始终是中国生丝出口的一大困扰。它集中体现在生丝出口数量和价值的背离上,体现在出口生丝的价值始终落后于出口数量的增长上。下面我们根据《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所提供的资料(注:参阅该书页88,页99-101。),编制了1860-1894年生丝出口量值、全国出口总值和生丝出口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率四套数字,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这一段时期内,生丝出口值落后出口量16个百分点,这是我们上述论点的直接证据;二是生丝出口值占全国出口总值比率的缩小,这虽然不是直接的证明,但是这个比率下降幅度之大(58个百分点),不失为一个极有价值的参考数据。所有这些,反映了中国丝业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弱点。然而,深入一层观察,它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直接结果。

在鸦片战争以前,或者说,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以前,包括生丝贸易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商人出海经营的。例如,16世纪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基本上由中国商人“驾船运货”。正是“到马尼剌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保证了包括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内所需货物的供应”。(注:严中本:《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见《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那些到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也必须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管理条例,也就是中国的法度。例如,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广州一口贸易中,所有外国商人的活动,都必须遵守中国地方当局制定的“交易章程”,不得违反。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贸易的主权,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

但是,在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以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苗头,至迟在鸦片战争前夕的广州一口贸易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在贸易资金的周转、商品价格的决定、中国行商贸易份额的分配以及行商与外商相互关系与地位的变化等方面,在在都表明贸易的支配权,已经逐渐落入外国商人的手中。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贸易当局虽然名义上操有贸易的主权,但是代表中国当局和外国商人打交道的行商,实际上已经降到附庸于外国商人的地位(注:参阅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83年版,页34-43。)。

深刻的变化,还是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

从南京条约开始,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下,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不能完全自主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蒙上了一层半殖民地的色彩。拥有相对雄厚的资本、加上不平等条约的靠山、以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优势出现的外国商人,在交易场中,可以毫不费力地置中国对手于掌上。一个中国贸易通在20世纪30年代初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天津条约创造了一套制度,使中国对外贸易被管制、培养和在七十年中扩展到梦想不到的数量。沿海贸易港口

的扩散、海关行政的统一、进出口商品在内地特权的享受、中国国内贸易商品由洋轮在内河及沿海运输对陆路运输或自有帆船运输的取代,外国商人及船只有条约规定下及领事保护下的特权享受等等,所有这些汇合成一种深刻确定的转变,创造了一个到今天仍基本上被维持着的贸易制度”。(注:t.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1931年版,页51。)这一段话中,许多事实是被歪曲的,但指出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一个“深刻确定的转变”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里我们就拿生丝的出口贸易作为一个例证,略加阐述。

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在五口通商以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基本上是按着这样的程序进行的:中国内地出口的生丝通过丝栈(口岸工厂生产的厂丝则通过丝号)卖给外国洋行。交易的具体执行人分别是丝栈、丝号的通事和洋行的买办。由于华商丝厂资本有限,洋行往往通过买办之手,以抵押贷款(即以缫丝的原料茧蚕为抵押的贷款)和预卖贷款的方式贷款给中国丝厂,以之收购生丝。这种形式的收购,在20世纪初,已经非常普遍。1914年,上海丝茧总公所总董就说:上海“几乎没有一家丝厂不向洋行借款的”。(注:《上海市缫丝工业同业公会档案》,卷号132,转引自张迪恳:《外国洋行垄断生丝输出对上海地区丝厂业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页101。)1915年上海各丝向各洋行借款额高达850万两(注:张迪恳,上引文,页101,同见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页34。)。

由于洋行的活动是通过它的买办执行的,人们往往不适当地突出买办的地位。一本专门调查当时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的小册子这样写道:“买办为扩张其业务,招徕生意起见,对于华商常先垫付丝价,然后再向洋行收款”。“日积月累,买办遂握中外生丝贸易之全权”。(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1932年版,页4。)这只是一种皮相的观察。实际则完全相反,生丝的对外贸易,“完全掌握在上海的外国人手里”。(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1929年版,页25。)洋行的买办、丝号、丝栈的通事等等,他们或者直接服务于洋行,是洋行收购生丝的工具,或者和洋行发生密切联系,是洋行收购生丝的中间环节。正如那本小册子在后面也不得不承认的:洋行的外国“大班为一行之总经理,凡接洽生丝海外卖买事宜、及接收海外生丝市价之暗码电报与向华商收买生丝之数量多寡、市价高下,皆由大班一人主之”,买办则不过“奉大班之命,向华商收买生丝。”(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上引书,页5。)

当然,洋行通过买办放款于中国丝厂,买办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也有上下其手的余地。不仅买办如此,甚至作为经纪人的丝号、丝栈和他们的通事,也有和洋行买办同样的行经。他们上面仰仗洋行,下面控制丝厂,常常通过借款和多家丝厂发生借贷关系,以达到为洋行固定订货的目的。(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g in shanghai,1933年版,页115。)有些丝号老板,同时又是洋行买办,而丝号的通事,最后“亦有自立牌号,专门代客经售生丝,渐立于丝号之地位者”(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页4。)。他们都在谋求自己地位的上升,以便多分润一点洋行控制下的生丝贸易的余利。

获取巨额利润的洋行也好,分润洋行的些许余利的买办、通事也好,所有这些利润的来源,都是从出口生丝的生产者那里分取得来的超额商业利润。而洋行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超额商业利润,则是由于他们的资本实力和垄断地位,使得他们对中国出口生丝进行随心所欲的压价措施。中国丝厂因资本不足需要洋行周转资金而忍受洋行的压价勒索,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事实上,洋行对中国出口生丝进行压级压价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通过生丝的检验以压低生丝等级、降低生丝价格,就是洋行最常用的手法。“以致在国外再检时,常出现低级丝的质量反优于高级丝的现象”。(注:张迪恳:《外国洋行垄断生丝输出对上海地区丝厂业的影响》,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页100。)出现在1917年上海丝厂和洋商之间的一段曾经引起轰动效应的纠纷,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年四月,一家有影响的新闻媒体报导说:上海“今年春季丝少价昂,外人至各厂定货者不少,约期历四月取货。不料定丝时之市价高于交丝时之市价,洋商遂从事检查品定甲乙,就使丝质与定货时之条件丝毫无误,亦以此时市价低廉,必多方检查其种种不合之处,以为不附条件抑勒价格之举,两方几至涉讼

。”(注:《大公报》,1917年4月8日—19日,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1961年版,页171。)洋行为什么能够这样任意挑剔、随便压价呢?这家媒体非常惋惜地解释道:情况本来不会这样,“无如我国未设有证明丝质之信用机关,而洋行内反设有生丝检查器械,以检查各厂家所缫之丝质,自别优劣,以定价格。”(注:《大公报》,1917年4月8日—19日,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1961年版,页171。)另一份报导广东生丝贸易的文章提出同样的问题,文章写道:“从前吾粤向未有生丝检验机关之设立,洋行往往藉端渔利,将买入之生丝,任意贬低品质,变换等级及剥削公[分]量,务令吾粤生丝之生产者,耳目纷乱,无所适从,以遂其侵蚀之心愿”。(注:苏鼎新:《粤丝贸易经济及组织概况》,载《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1日。)两份报导得出同一结论:似乎只要中国自设生丝检查机构,问题便全部解决。中国是一个生丝出口大国,却连一个生丝检验机构都付之阙如,以至授人以柄,使中国丝厂吞声忍气,委曲求存,这自然令人惋惜。但是问题却不仅是一个生丝的检验机构所能解决。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外国商人享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享受的政治特权,拥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保有的经济实力(注:例如1916-1917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一家即独占生丝出口的13%以上。参阅缪钟秀:《二十年来之蚕丝业》,载《国际贸易导报》,1931年第2卷,第1期。)。不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不取消挟重资以君临中国的外国商人在中国享有的各种特权,包括中国出口生丝的检验权在内,要想中国生丝出口贸易免于外国洋行的控制,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丝业中人也的确有过企图扭转局面的“奋起”。19世纪70年代初,曾经有个别丝商企图摆脱洋行,自销生丝于国外,然而却找不到适当的买主(注:g.c.alleu:western enterprises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1954年版,页61。)。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还出现过商界闻人胡光墉的大量囤积生丝,企图主宰生丝市场(注:据说在胡光墉破产前夕,他囤积生丝达一万四千包。参阅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commercial report from her majestg's consuls in china,1883年上海,页230-231。)、以个人的力量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结果是周转失灵,不得不削价抛售,反而乞求于外商的收购。最后是囤积者的破产,祸及自身,牵连整个商界(注:同上。c.j.stanley:late ching finance:hu kwang-yung as on innovator,1961年版,页78。)。

个人的力量不济,团体的力量也未必奏效。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出现了以丝厂主为主体的中国实业家组成的生丝贸易公司,企图取代外国洋行在中国生丝出口中占有的这一地位。与此同时,广州也有类似的组织。有的丝厂老板还企图撇开外国洋行,直接推销生丝于国外。然而直接外销也不成功。有的仍离不开国外的公司,有的则根本落空,无由实现(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页26;《中国蚕丝》,第2卷,第12号。)。一直到1936年,“中国生丝运至外国,本国无直接之邮船,一切均赖外国洋行。”(注:张白衣:《中国蚕丝业论》,载《时事月报》,1936年2月。)多次组织外贸公司的尝试,也以失败而告终结。到1929年止,上海华商先后自办的生丝贸易公司,一共不过四、五家(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shanhai,页117;李述初:《今后华丝对外贸易应取之方法》,载《国际贸易导报》,1930年1卷7期。),而当时上海一地经营生丝出口的外国洋行,则有41家(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页25。)。广州的华行虽然多一些,但都无力维持久远。进入30年代以后,能够继续存在的,上海只有通运生丝贸易公司一家(注:ton ying silk trading company:chian raw silk,1931年版。),广州只有永泰隆一家(注:苏鼎新:《粤丝贸易经济及组织概况》,载《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1日;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358。)。后来也都无起色。由此可见,这种努力的所得,接近于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