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精选(九篇)
第1篇：近代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 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回顾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经过二三十年的实践，已经形成了一股澎湃的潮流。从城市到乡村，从经济到文化，从政治到社会，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在视点和方法上的开拓与推进。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对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等领域的学术实践日渐增多，产生出了一大批富有见地的学术成果。
一、城市与乡村研究
城市史的研究一直以来就是热点领域，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日益深入，城市史研究也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出现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不仅在某些专项领域不断深化、细化，而且发掘了新的领域和创新了研究方法。从区域上看，有关上海的城市史研究比较集中，发表了多篇研究成果，较广泛地讨论了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种种领域。其他城市，如成都、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也有相关成果推出，关于清代城市发展的研究是首次出现。“城市空间”也是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的领域。关于城市人口结构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乡村社会的研究热度不减，其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学者们的关注点集中于乡村权力格局的变动，乡村秩序控制与重建，不乏新观点。还有学者讨论了乡村危机、乡村认同、城乡关系等问题。近年来，交通社会史，尤其交通对城乡的影响成果初显。
二、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与社会流动
近年来，史学界加强了对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流动等领域的研究，对知识群体、商会、农业组织和社会阶层间流动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知识群体的研究有了新的拓展，如对近代教师群体的研究。吴洪成等所著的《晚清教师史研究》考察了晚清时期出现的中国近代教师群体，着重再现了学校教师的来源;教师在社会等级中的身份、地位;教师工作任务的界定，及其培养训练的历程。还有学者关注近代留学生群体的活动，如韩策对留日学生的研究。当时一批留日学生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中担任教习，研究表明他们与这些进士及第的科举精英们在身份地位、年龄、知识结构等方面看存在巨大差异，所以出现了“教习非师”的身份尴尬。以及在教学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诸如日本名词的引入和接受、课程内容的设置和讲授、讲义的编写，等等。
近代中国多种多样的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也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对于该领域的研究，除了商会研究在继续推进之外，对农业组织及同乡组织等的研究有了相当程度的深化。此外，对其他社会组织如社团、家族等采取了个案分析的方法，使得相关研究出现了个性化的特点。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在于这些组织的内部组织结构及其变革，同时也注意到这些社会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如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其与各级政府、政党之间的联系。彭南生研究了1921年上海商界总联合会分裂事件，指出其后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许冠亭的研究体现了社团与机构之间存在的力量平衡。
还有学者研究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王先明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乡村农民阶层的流动做了研究，认为：土地革命所引发的社会改造运动是富农阶层发生结构性流动的根本原因，富农阶层的总体流动和向上流动均呈下降趋势，上向流动率与下向流动率之比也是逐代下降。杨东研究了对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构成情况，指出基层民众通过参选参议员，实现了新的社会流动，这有利于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的结构性整合。韩晓莉研究了根据地政府发起的劳动英雄运动，指出：劳动英雄在发挥榜样的力量，产生精神效应的同时，实际上也参与到根据地社会的改造和治理过程中，成为新的乡村领袖。
三、生活、习俗信仰与社会记忆
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史，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也越来越受到更多关注，一些政治主题的研究领域也被纳入到生活史的范围。生活与习俗变迁的研究有了更细致、更深入的成果。此外，近代社会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的改革改良颇受学者关注。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民国习俗的存废、民国历史教材、唱片等对民众生活造成的复杂影响。
四、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
社会问题的成因、发生过程以及各方势力在其中的博弈等问题是史学者讨论的主题。如近代庙产纠纷问题。社会控制方法、解决纠纷机制也是一个研究重点。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控制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成果对此作了较好诠释。如对于北洋时期社会控制与治理的研究改写了长期以来北洋时期历史被描述成为军阀混战、丧权辱国、民不聊生的黑暗年代。近年来，北洋时期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治理的研究出现了积极的成果。
五、医疗、卫生、环境与慈善救济
社会慈善事业在当今社会也是一个重点问题，慈善史的研究可以为当下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在社会慈善史的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从地域、救助主体、制度等方面丰富了慈善史研究。慈善救济研究主要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而展开。部分学者认为，国家政府政权加强了对民间社会力量的控制，会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分立与矛盾。也有学者运用个案来研究民间组织的自我管理和运营。
灾荒史的研究近些年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如部分学者将赈灾纳入到政治史和经济史的框架进行分析，体现了一定的新意。目前在方法论出现的的问题是研究思路和框架的重复，需要对以往研究模式的方法论基础进行深入反思，开拓灾荒史研究的新视域。
近代中国医疗卫生史研究主要集中于“西医东渐”的过程与结果研究，以及中国医疗卫生的近现代化。一些学者考察了中国政府、医疗机构在中国医疗卫生近代化中的作用。如高对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过程的研究，就是从官方的角度得出这是卫生政治化的结果。刘希洋、余新忠研究了福建螺江陈氏家族的病因认识、病患叙事与疾病应对。杜丽红研究了清末民初北京的疫病防治，如为应对疫情设立的各类防治机构，以及日常性疫病防治机制的建立。罗振宇的研究展现了上海工部局的医疗服务从无到有的过程，指出，1870年设立兼职卫生官的目的是关注雇员健康，到1898年专职卫生官和卫生管理机构的出现则开始关注公共医疗的过程，这一转变过程体现出了一个公共卫生思想的出现。任吉东、原惠群从中国传统的粪业经营及观念入手，对比了西方在建立近代公共卫生的过程中实施的“暴力”化治理和对传统粪业体系的规范化管理，展示了西方文明在中国近代公共卫生普及方面所采用的的传播方式和路径。
六、小结
社会史的研究经过前二三十年的积淀，已然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异军突起而别具特色的一种领域，极大地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给予中国近代史以“血肉”。可以看到近年来这些“血肉”在不断充实着我们的历史记忆，诸如城市史与乡村史帮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近代的城市与乡村;诸多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研究给我们在帝王将相、社会精英之外又认识了那个时代的不同的人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的风俗习惯不仅是社会生活发展史的必然组成，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合力”是如何在文化变迁、政治发展乃至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的;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对于当代社会的政策制定也不无借鉴意义;对于医疗卫生，灾荒慈善等问题的研究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在近代化历程中的点点滴滴。总之，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研究在往纵深化发展，有价值的观点层出不穷，这是在借鉴国外史学理论基础上所作出的卓越中国实践。但是，社会史研究也产生了诸如零碎化一类的问题。当前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仍然存在理论创新不足、方法陈旧的问题，应当在中国近代史大视角之下，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社会学理论，结合社会史、经济史、法律史、制度史等领域的成果来建立我国的社会史理论框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 马学强.权力、空间与近代街区内部构造――上海马斯南路街区研究[J].史林，2012（5）.
[2] 韩策.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3] 王先明.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J].近代史研究，2013（3）.
[4] 韩晓莉.抗战时期山西根据地劳动英雄运动研究[J]. 抗日战争研究，2012（3）.
[5] 许冠亭.党治体制下的社团冲突与社团管理――以1934年苏州弹词男女拼档纠纷案为例[J].近代史研究，2014（3）.
[6] 彭南生.政争、权争与派系之争：上海商总联会分裂原因初探[J].史学月刊，2014（8）.
第2篇：近代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救亡图存；中国近代史；外交史
历史研究的目的为何？中国传统史家司马迁、班固、范晔、杜佑等均提出这一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杜佑给出的答案最直接：“将施有政”，即历史研究在于“经世”、“致治”，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据学者统计，在1949年前，以中国近代史、近世史、近百年史命名的著作约34种，其中1940年前出版物约21种；数量不菲的专题问题研究；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国难史、痛史、外祸史、侵略史、国耻史、失败史、租借地等命名的近代史的相关著作约83种；中外关系通史54种。（1）
这显示史学界在研究方向上将研究重点从传统史学转向与现实密切相关的近代史研究、对现实具体问题的思考，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特点，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史学现象。
一、中国近代史研究兴起的现实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中国逐渐丧失了领土、海关及治外法权。《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凸显。清末民初的中外关系中，中国处于完全被列强宰割的地位。“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现实政治情势，促使部分史学家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为与时代主题、现实走向密切相关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于是，中国近代历史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其中尤以中外关系为研究的重心。
二、中国近代史研究关注的问题
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上自政府下至国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修约、废约运动，以改变中国国际地位、求与列强处于平等的国际地位。“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国废约、修约的外交历程被打断。此后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转为全力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以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围，亦与时代所赋予的主题相关。
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解决当下的外交与内政等问题，这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史学家对中国现实政治的关怀与影响。
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是二十世纪较早对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关系进行研究的著作。他认为鉴于李鸿章与中国近世关系，应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的角度评价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显示的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态度、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令人震撼，在当时的影响极大。学者称“独擅史林”。（2）强大国力以“救亡”是刘彦提出的拯救时弊的方案。
李鼎声（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化史》揭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侵略及其与中国各政治、军阀势力之间相勾结、侵剥百姓的事实，以激发民族情感、燃起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团结起来共同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此书“是平心最早发表的史著，也是我国现代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编写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3）钱亦石的《中国外交史》，讨论了当时政、学两界都非常关注的中国“弱国无外交”的问题。他认为，“这个解释是非常不正确的”，是当局推委责任的谰言，中国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考虑，是导致中国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重点是系统论证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是“两个过程”的论断的正确性、科学性，“代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全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权的变更，是学术推动政治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4）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资料，以探究中日问题解决之道。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为研究重点，希望人们了解当时中外交涉的背景环境及其失策、责任问题。认为：目前中国内政、外交中出现的问题完全是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后果。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详述了列强的对华政策及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以求解决的方案。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侧重于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5）蒋廷黻以“学术的态度讨论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观学术。他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视中国与世界为一体。”（6）
王芸生编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7卷）的目的，是要警醒国人，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趋势，注意日本的真正动机，不要上日本人的当；激励国人团结一致、奋起救国。虽然王芸生谦称是编撰史实不是“作史”。但从学术角度研究中日关系或外交史的层面看，意义非凡，“常有公允中肯的评论发表。”“对外交史的研究，促进之功甚大。”（7）
以上所列诸学者及所著书目，都属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创建过程中较有代表性的。《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所列的1949年以前有关中国近代史著作数量可观，约近200部之多。这些著作是在民族主义的支配下，多为辗转选译、东抄西凑的编汇之作，缺乏根据完整的外交档案所作的细微地深入地个案研究，但在向群众宣传与动员群众的政治性运动上贡献极大。随着20、30年代清代外交史料《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的逐渐刊布，及世界各列强外交档案的公布，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三、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纪上半叶，中华民族针对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束缚，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废约、修约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举国上下又开始以全力解决中日问题为外交的首要目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解决当下的中国内政外交问题成为中国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兴起成为必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近代史学科的著作和研究人才。从以上所述的有关中国近代史、近代外交史著作的主要内容看，外交史与近代史是二体合一的。这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救亡”问题相契合。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点。
20世纪早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国学者，多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受到海外史学家关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及观念的影响很深。他们强调学术化、历史化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强调通过档案材料探寻历史演变的真相。一战后各国外交档案的公布、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清季外交档案的公布，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形成了如蒋廷黻、张忠绂、王芸生、陈恭禄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严谨的、近于苛刻的学风。蒋廷黻称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以前研究中国外交史者虽不乏人，但是他们的著作，不分中外，几全以外国发表的文件为根据。专凭片面的证据来撰外交史，好像专听一面的辩词来判讼，那是不能得其平的。不过以往中国方面的文件，不但出版者少，且极零星；就是学者要考察中国的材料亦感困难。有了《筹办夷务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二书，以前的著作均须大加修改，并且这二书已引起全世界的学者注意。此后他们将逐渐知道中国材料的重要”。（8）
从以上所述各书作者在著述过程中对史料的重视程度看，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思路上，他们非常注意史料的来源及考辨问题。他们不仅利用中国公布的外交档案材料，也利用国外开放的档案材料研究近代以来中外关系演变的真相。同时他们还以不小的篇幅在文中或序言中专论使用史料的方法、如何鉴别史料的价值问题，这是他们求真的学术精神的体现。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友豪编的《中国外交史》、蒋廷黻1931年、1934年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张忠绂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等均是利用档案材料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代表作。他们运用档案史料的叙事结构，影响了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创立、发展的贡献，在学界有口皆碑。
虽然他们自称要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学术精神关注现实的危机。他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外交史，一方面开拓了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以学术救国，为当下中国内政外交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与咨询，这也是他们在著作中所强调的。所以他们的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有很高的现实政治价值。这是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还关注了中国的近代化问题，这与中国现实的“救亡”主题密切相关。近代史研究中关注的中国近代化问题，是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也是中国政界与国联正在开展的技术合作以促进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问题在他们著作中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为了战胜日本入侵者而进行的物质上的准备。但更多的是通过对中外档案史料的爬梳、考证研究，找寻1840年以后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中国国力日趋衰弱、中外关系嬗变的原因，以“资治”现实中国外交问题、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强烈的对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趋势等问题的关怀。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的显著特征。20世纪上半叶中外外交档案的公布、对海外学者历史研究理论的借鉴、中国的现实危机共同造就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与成就的取得。陈寅恪先生1930年6月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序言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
蒋廷黻、陈恭禄以“冲击―反应”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式，有利于人们深入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在应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所进行的外交部门的建制、外交人员的派遣、留学生的派遣等洋务举措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
钱亦石、李平心、范文澜等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同样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没有考虑到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10）
当时，有不少学者虽不以近代史为研究方向，如傅斯年、顾颉刚，但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也注意对现实的关怀。即使被人认为从不谈论政治的陈寅恪也通过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在论文中曲折地表达了他对政治的关怀：“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11）这些学者与直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一样，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学术为救国的工具，以笔做枪，希冀为抗日救亡贡献自己的才智。
近代史著作中所表现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潮，是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有生命力的、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史学思潮，往往是和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有着紧密的联系，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发展不能脱离社会的现实发展。历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关注现实生活。”（12）
注释：
（1）《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研究》，《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3）胡逢祥：《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4期。
（4）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24、22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5）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第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6）蔡乐苏、金富军：《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期。
（7）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载《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8）蒋廷黻：《序》（1933年10月），载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二辑）。
（9）陈寅恪著：《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10）[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第153、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第3篇：近代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20世纪 近代中国
外债 学术史
Abstract : The thesis sums up the study on the foreign debt of modern China in 20th century ， the one part reviews the research history of this field by inspecting all kinds of achievements which have getten on the different times and research condition ， the other part analyses the research trend in recent years about the theory ， method and framework ， which will make a new beginning for the study on the foreign debt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 20th century ， modern China ， foreign debt ， research history
受不同时期的不同学术环境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立论角度各有侧重，运用方法也有差异，因此在回顾某一领域的学术史时，仅仅罗列成果是不够的，还要剖析这些研究成果背后反映的学术脉络和时代背景。本文结合不同社会环境所提供的不同学术条件，回顾20世纪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学术演变，并力图总结近年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发展趋势，以冀对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有所推进。
一、 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状况
中国近代外债史的专门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时值财政问题突出，为了摆脱困境债务危机，有关部门对外债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如交通部编辑有《中国铁路借款合同全集》（1922年）、《交通债款说明书》（1925年4月）、《交通部经管各项债款说明书》（1927年4月）；交通部电政司编辑有《交通部电政债务史》（1936年）；财政部编辑有《财政部经管有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财政部经管无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等；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辑有《中国外债汇编》（1935年）等。
资料整理之余，一些学者研究外债史，如中国银行的《中国政府的债券与债务》、刘大钧的《外人在华投资》（1929年）、万籁鸣的《整理中国外债问题》1，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2、汤象龙的《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3和《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4等均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此时，各国在华银行也进行了外债资料的整理和相关的研究，一些银行的总经理、总会计师在报告银行业务时，对外债问题有专门说明，并撰写了专题研究报告，粗略算来，有贝林的《中国的外债》5、孔士的《中国的国外公共债务》6、菲尔德的《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7、亨利·巴尔的《中国外债研究》（1934年1月1日）8、田村幸策的《支那外债史论》、土屋计左右的《中华民国的国际信贷》9等。
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外债资料整理继续进行，如交通部编辑的《交通部债务汇编》（1943年11月）涉及了铁路外债和电政航政外债的举借、偿还；财政部编辑的《财政部经管外债说明书》（1947年）说明了战前外债、战时外债和战后外债的情况。由于抗战时期政府举借了一系列的外债，一些学者立足现实，研究了外债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表现，撰写的论著有：《甲午前中国外债考》、《从六国银行团到善后大借款》、《民初善后借款之交涉》、《中国铁路外债合同之史分析》、《我国外债研究》、《庚子赔款与中国外债》、《民国初期外债与中央财政》、《清代外债史略》与《外人在华投资》10等等。
在这些外债史研究成果中，对外债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 “国际交换的发展，表现国际分工与隶属于帝国主义之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之唯一而重要的表现”，外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资本主义展开的重要动力，是有益的。二是认为不论是哪一国的外资，其在华投资大部分来自于我国工农群众的榨取、靠政府赔款、银行吸收官僚军阀存款以来及商品销售所得的利润等，再用于投资或收买农产，如此发展起来的“分工”，是“在国际金融资本支配下的一个形态，同时也是各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一个经济”，外债的作用是帝国主义“证明财政及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不能发展生产力”11。“这些债务都与战争、反外、内战、政治阴谋有着联带关系”12。
具体研究以贾士毅、汤象龙和雷麦的最具特点。贾士毅利用政府财金官员之便，搜集了大量的内外债资料，撰写了《国债与金融》，这本著作对外债“现时”状况作出了详尽的说明，勾画出中国近现代外债的面貌以及与之相关的财政金融关系，缺点是描述多，分析比较浅显。雷麦以外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受纽约社科科学研究会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撰写有关外资著作，对诸多外资银行进行通讯调查，还到中国各地及美、英、日、法、南洋等处进行考察，书中对外资（包括外债）的数量有了比较明确的折算（如采用美元的折算方法），按照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在华资本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涉及了中国外资的结构的问题，与贾士毅的研究相比，基本上概括了外资活动的时期特征，不过受经济学视野的限制，他关注的是量的变动，没有深入探讨质变的一些根本性因素。汤象龙的成果则是勾沉诸多档案资料，讨论了民国之前赔款和关税担保外债的举借、偿还情况，是微观研究的力作。
由于外债研究刚刚起步，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外债数量与款项究竟如何还不清楚， “吾国内外债款，日益紊乱，中央如是，各省亦然，不仅头绪纷杂，已失常轨，即求全国内外债明细之表，亦不可得”13，因此研究成果以债项、数量的讨论为多。同时在研究者群体中，以经济学家或金融工作者为主导，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颇嫌不足。 二、50-60年代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状况
50-60年代，在外债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和资料丛刊，诸如魏子初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和《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刘秉麟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蓝以琼的《揭开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黑幕》14等。
其中以《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和《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等影响最大。《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利用《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清代外交史料》、《北华捷报》、清政府有关抄档和奏稿、北洋政府公报以及日英美等国档案，按年编制了各时期的外债表，逐项排列借债者、贷款者、币种、款项、数额、利率，除此之外，还编辑了若干专题统计表，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由于该书主要目的是整理资料，只在外债统计表之前作简要分析说明，无法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外债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未免遗憾。《近代中国外债史稿》是刘秉麟未完成的遗著，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述及晚清到民国外债的专著，该书三编分为“清政府时期的外债”、“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外债”、“国民党反动政府时期的外债”，但总的看来，还只是资料整理排比，缺乏深入的探讨。
除了专著之外，还有一系列外债史研究论文，如《中日甲午战争赔款的借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性的借款（1913-1917）》、《庚子赔款与1902年农民反抗赔款的斗争》、《粤川汉铁路借款问题》、《美帝国主义攫占三都澳的阴谋与所谓的“海军借款”》、《中日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近代工业》、《帝国主义与湖广铁路借款》、《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探实》、《帝国主义在旧中国“投资”的特征》、《苏杭闽铁路借款和江浙人民的拒款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美国资本与芦汉、津镇、粤汉诸铁路的借款（1895-1898）》、《日俄战争后日、美、沙俄在中国东北铁路投资的竞争（1905-1910）》、《币制实业借款（1903-1911）》、《1907-1908年间江浙人民反对苏杭甬铁路借款的斗争》、《美帝与庚子赔款》、《庚子赔款与清政府的捐税制度》、《对1914年帝国主义在华投资额的辨明》、《最早的外债》、《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侵略》、《把侵略说成友谊——美帝利用庚子赔款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有关“西原借款”的一些史料》、《帝国主义勒索的庚子赔款历代反动政府是怎样偿付的？共偿付多少钱？》15等等。
在引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16和1959年中国宣布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的情况下，对外债性质的认识，中国大陆的外债史研究者比较注重外国资本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所体现的剥削本质，认为外债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外国资本是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原因。“外债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它们互相之间剧烈争夺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权益的工具。帝国主义经过借款给中国反动政府的办法，实现其进行政治上、经济上对中国的控制；中国的反动政府则又通过外债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进行反革命的内战”17；“帝国主义对中国借款的发展历史，也就是它们在中国争夺霸权和它们与中国的封建地主及官僚资产阶级相勾结的历史”18。
此时，台湾的学者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外债性质的认识与大陆学者是一致的19，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原是与资本主义互为因果的。领土的攫夺与经济的剥削是当时列强对外侵略的两大手段。领土的攫夺固有助于经济的剥削，而经济的剥削亦有便于领土的攫夺。虽然在入手的方法上有先后的不同，但其侵略的终极则一”；外债是“列强在华恶性竞争，攫获特权的具体表现，从而更严厉的控制中国的财政”20。
而欧美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者对外债持积极态度。当时的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基本原理都在强调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的贡献，讷克斯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提出资本形成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核心，而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唯一办法，就是利用外国资本，加快国内资本的形成；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W.Rostow）于1958年提出“起飞理论”，认为利用外资积累社会先行资本以便实行起飞，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走的一条路21。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之下，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代表——侯继明22批评了压迫论，认为“压迫论”作为论述外国经济侵华的命题，缺乏有利的理论证明和全面的事实支持而难以自圆其说23，他通过剖析了外资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强调了其积极作用，“外国的投资和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之间最明显的联系是，前者不仅起了在许多领域引进近代技术的创业者的先驱作用，而且实际上为现代化经济部门筹措了很大一份资金”24，他进一步指出，外资的竞争对中国占有企业或传统经济部门并没有产生破坏作用，相反，通过沟通、联系以及其他作用，“外资在1937年前中国经济取得的各种近代化进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25。
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者大以资料为本，以史带论，按照历史学的学科特点展开外债研究。但由于研究人员的有限，资料整理仍嫌不完善，系统研究不足。 三、70年代末至今的中国大陆外债史研究状况
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大陆中断了正常的学术研究26，直到70年代末，局面才改变。此时，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内外环境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经济史学界把研究重点转移至近代对外经济关系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资金缺乏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补充资金，筹措外来资金成为经济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于是利用外债进行资金补充的探讨也就逐渐增加。从80年代开始，有关部门改变“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经济政策，举借了一批外债。经济实践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动力，使史学界对于以前外债史研究的一些定论有了重新的思考，尤其是与外债纠缠在一起的外资成为重新评价和理解的核心命题。
其次是在国际学术争论中，资本主义与世界发展的相互关系成为热点，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的激烈交锋，主要讨论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输出的问题。依附理论作为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思想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发展了马克思的资本剥削理论，并将其运用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批评60-70年展经济学家关于外债是发展中国家引擎的观点，提出了债务“桎梏”理论，即第三世界国家远远没有从国际资本流动中获得好处，外债是富国榨取穷国本来可以促进内部积累的剩余的一种手段，国际资本“向‘不发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把第三世界引入了“债务陷井”，让他们“受资本主义强国和它们的机构操纵”27。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与依附理论者的争辩中，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认识，在论述外债与经济的关系上，既肯定外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又指出了运用中存在危害可能性，如1985年世界银行的《报告》，在“集中阐明国际资本对于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又强调获得国际资本也承受着风险，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外债是一张造成灾难的处方”。理论认识的不断辩争，实际上为外债史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进入黄金时代。资料整理上，自80年代起，以许毅等为代表的研究者，对外债资料进行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经过13年的努力，编辑了《清代外债史资料》28、《民国外债史资料》29、《民国历届政府整理外债资料汇编》30、《中国外债史料汇编》31等；与此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也出版了《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32，这些资料大部分选自未公开出版的档案，是继60年代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资料统计1853-1927》的又一丰硕成果，成为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最基本资料。
第4篇：近代史研究范文
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鸣，却历历在案，本文试图对此作一评述，为的是将纷争的诸多见解稍加整理，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索。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第5篇：近代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近代目录学史 近代化 研究进展
[分类号]G257
学界开展对近代目录学(1840―1919年)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逐渐意识到近代目录学研究的意义，在彭斐章、谢灼华先生提出了加强近代目录学研究的倡议后，近代目录学的研究状况才有所改观。纵观近50年来的有关近代目录学研究论文和著作，兹将其研究成果分述于下。
1 对近代目录学编纂特点和发展进程的总结
陈光祚首先总结了近代目录学的三个特点：一是书目的社会作用和战斗性提高了；二是书目的种类和类型有了扩展；三是在图书分类、编排方法上有了新探索。
80年代的学者多沿此思路总结晚清目录学(1840―1911年)的特点。如：谢俊贵便总结了晚清目录学的政治性和其在书目类型上的特点。另外，陈超对晚清目录类型、著录格式、提要编写等方面做了探讨。
90年代，对近代目录学的特点有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和更为全面的总结，突出的表现是文化观点被引入目录学研究领域。如王心裁将近代目录学的演变融入到文化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再如吴杰、黄爱平就更全面地总结出目录学在晚清的特点是出现了“新旧并存”的局面。
对近代目录学发展进程的总结以张凤英为代表。张凤英梳理了中国目录学近代化的基本线索，认为中国传统目录的近代化，经历了由《西学书目表》、《古越藏书楼书目》、到新式图书馆目录，再到《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过程。此外，安徽大学的倪梁鸣同学在其2007年的硕士论文《论20世纪中国目录学成就》一文中，对近代目录学也作了总结。
2 对近代书目类型的研究
近代目录学新旧“混合性”的特征反映于书目类型中便可大致分为传统书目类型和新兴书目类型。传统书目类型表现在补史志目录、特种目录和专科目录三个领域。其种目录又可分为读书志和题跋记目录、禁毁目录、辑佚目录、版本目录等；新兴书目录类型可分为新学译书目录、国学推荐书目、近代图书馆目录、近代书业书目等。
2.1 对传统书目类型的研究
2.1.1
对近代补史志目录的研究
学者们对此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注重对近代补史志书目的梳理。如王余光梳理了近80余种史志目录补辑目录；而谢芦青则是将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年的补史志工作划分为四个时期，认为“从咸丰直至宣统年间”为补志工作的鼎盛时期，并从分类体系、书目类例上概括了其特点。
・对某部著作的专门研究。如刘洪全对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作了研究，他分析了其编纂体裁、著录方法，指出姚氏注重收辑书籍源流、区分类例的目录学思想。
2.1.2对近代特种目录和专科目录的研究在特种目录方面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读书志、题跋记目录的研究。严佐之研究了几部重要的近代读书志、题跋记目录。不仅简要的介绍了作者的传略和编纂经过，而且还研究了这些书目的性质、编纂特点。
此外，一些学者还对某一部读书志目录进行了专门深入的研究。如邵胜定反驳了将《曝书杂记》看作校勘学专著的观点，认为它应是一部反映版本的目录学藏书志。
・对辑佚目录的研究。对近代辑佚目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国翰和王仁俊两人。如张学军对马国翰辑佚书的目的、特点、成果及不足进行了论述。对王仁俊的研究以张升为代表，分析了其所辑佚书目的方法、体例、特点。
・对版本目录的研究。一些学者在其版本目录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中有对近代版本目录的梳理。如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初昌雄的《清代版本学著作概述》。而莫友芝是近代版本目录学家的代表，学者们多对其展开了研究。
郑伟章首先论述了莫氏《鄙亭知见传本书目》的编纂特点，梳理了莫氏其他重要的目录著作。张海惠则对莫氏的另一部版本目录《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作了研究，认为其在版本鉴定、校勘及书史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
此外，李向群还对《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贩书偶记》、《书目答问补正》的版本流传、种类、内容等作了比较和评价。
・对禁毁目录的研究。这一目录类型的研究以申畅为代表，作者梳理了姚觐元收访的清代禁毁书目，分析了其存在的价值。
在专科目录方面，有王渭清对罗振玉的《经义考目录》的研究文章。除此之外，华东师范大学的郑春汛博士在其2007年博士毕业论文中以《清末民初专科目录研究》为题，从经学专科目录和文学专科目录两个研究视角展开了研究，探讨了清末民初专科目录的发展规律。
2.2对新兴目录类型的研究
2.2.1对新学译书书目的研究 对新学译书书目的研究分整体研究和个案研究两个方向。整体方向的研究代表有张志伟，他重点分析了近代东西学书目的编制目的和书目在分类、著录方面的特点；林立强则是对译书书目的类型加以探讨，评价了其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上。林申清的文章分析了《西学书目表》在分类、编纂体制、著录、功用方面的特点；程磊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值得深思。
2.2.2对国学导读书目的研究
80年代初期，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书目答问》上，运用的研究方法或是利用传统目录学研究的校勘、考证法，如：袁行云的《(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注》；或是局限于从这些目录本身挖掘其特点，评价其地位。如：方衍的《论(书目答问)》；其中，也不乏诸多创见，如：史迁从《书目答问》分类的不足人手，拟出了一个以“中西合璧，新旧杂糅之法，配以号码标目”为标准的新分类法。
80年代中期开始对导读书目的研究有了新突破，呈现出以下特点：
・对导读目录的学术意义和地位的探索。如余庆蓉指出导读书目不仅在书目类型、社会职能上有所开创，还进一步促进了近代图书分类的发展和演变。
・将导读书目置于广阔的文化视野下加以考察。王心裁认为清末众多导读目录的出现，“使目录学也由整理文献转向了推荐文献，传播思想、学术。由此，目录学之读者一端得到重视，进而成为目录学由古典走向近代的转折点”。
2.2.3对近代书业书目的研究孟昭晋首先对书业书目的定义、成就，发展的基本线索进行了总结；徐蜀整理了一些有价值的近代营业书目，并将其影印出版；而周振鹤则系统地整理了晚清的营业书目，并指出了开展其研究的意义。
2.2.4对近代图书馆书目的研究对近代图书馆目录展开研究的是张志伟，他先是论述了近代图书馆目录发展的时代背景，然后对近代图书馆目录的形式、类别、分类、著录等方面做了研究。
3 对近代目录图书分类的研究
蒋元卿首先系统地总结了近代书目分类的三个特点：一是对四部分类法进行增改的旧派；二是打破四分法束缚的改革派；三是分类中的新旧并行制。以后的研究者多循此线索对近代书目分类状况展开研究。
3.1对四部分类法进行增改的旧派研究
对四部分类法进行增改的代表作是《书目答问》。首先对其分类加以肯定的是袁行云，认为《书目答问》变四部为五部分类是对传统四部分类法的叛逆。
而蓝兰则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书目答问》变四部为五部分类仍“没有摆脱四库的混乱和钦定。”，其编纂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七略》以来目录著作的独尊儒家的思想，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哲学思想。”由此，作者得出结论：《书目答问》在分类上仍然是对传统四部分类法的继承。
3.2对打破四分法的改革派的研究
对打破四分法束缚的研究之作主要集中在《日本书目志》和《西学书目表》两书。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首先提出《日本书目志》是近代新分类法的首创。六七十年代的学者多持此观点。
80年代，对《日本书目志》的研究更为深入，白国应在肯定其在分类上的贡献后，也指出了在分类体系、类目归纳、类目名称方面存在的不足；而罗权松、林申清也通过考证相关文献，得出了《日本书目志》成书于《西学书目表》之后的结论，因此，作者认为《西学书目表》实为我国近代目录学新分类法的首创。此后，学者们基本沿用了这一观点，但傅荣贤则从书目分类思想的本质层面，对《西学书目表》分类体系的逻辑理据、类别结构、标识态度进行分析后，认为“《书目表》并不是中国近现代书目分类的奠基之作”，其真正的历史价值在于“首次实践了‘分类与文化相通约’的书目分类理论”。
3.3对新旧并行制分类法的研究
对新旧并行制分类法的研究以《古越藏书楼书目》和《仿杜威十进分类法》为代表。谢灼华对《古越藏书楼》在近代图书分类上的开拓意义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对近代图书馆图书分类和编制目录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罗平对《仿杜威十进分类法》展开了研究，认为它实行新旧混合制“为学习西方技术，结合中国旧有传统编制新法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3.4对近代图书分类发展演变的理性思考
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发展到近代则出现了裂变，以上诸家的讨论仅仅是对这种裂变的史实性阐述和归纳，而对其裂变实质层面的探索则以左玉河的分析最为深刻。
他认为，近代图书分类的发展演化不仅仅是部类增删加减的问题，其反映的实质则是中国传统的知识系统向西方知识系统转变的重大问题。因此，这种对四部分类整合的尝试“是将‘四部’知识系统逐渐消解掉，融入到近代新知识系统中”。由此可见，近代图书分类发展演变所反映出的实质问题是近代社会学术思想的重组与变迁。
4 对近代目录学家的研究
近代目录学家大致可分为三个派别，即考证派、变革派、维新派。
4.1对考证派目录学家的研究
对姚振宗较系统研究的是戴维民。他将姚氏的目录学活动分成四个时期加以概述，并总结了其在每个时期内的目录学思想和方法。随后，余庆蓉又对姚振宗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做了两点补充。
朱静雯概要地述明了孙诒让在目录学方面的著作，尤其是对《温州经籍志》的体例作了简明的介绍，并阐述了孙诒让在目录分类、记载存轶、著录方法等方面的观点。但稍失简略，对孙诒让的目录学思想的阐述也缺乏系统。
王晋卿则从叶德辉所著题跋、序文、案语中总结了其“学人共见”、“海内共读”的目录学思想。
4.2对变革派目录学家的研究
对缪荃孙的研究以钱亚新为代表。他总结了缪荃孙的目录学贡献，包括：其一，理解了目录的源流、要求和作用；其二，对目录材料能博收约取。
方衍结合《书目答问》和《轩语》对张之洞的目录学思想做了研究，阐述了张之洞的目录学思想。
4.3对维新派目录学家的研究
对康有为的研究。孟昭晋系统的总结了康有为的目录学实践和理论，认为其目录学思想“具有了通达书目掌握世界范围文献与知识的新意义。”其目录学的成就“为考察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的嬗变留下了宝贵的轨迹”。
对梁启超目录学的研究详见艾露的《梁启超目录学思想与实践研究综述》，发表于《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1期。故本文不再赘述。
对维新派目录学家的整体研究。叶树声通过总结维新派对目录学的贡献，梳理出了近代目录学发展中的三个特征。闵定庆从文化角度阐述了维新派目录学所蕴含的历史必然，认为尽管他们“破旧有余，立新不足”但其最大的文化内涵“在于思想行为的激情”。
5 结语
近50年来，我国近代目录学领域的研究在目录的类型、分类、目录学家以及对近代目录线索的梳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还有以下几点不足：
・研究范围有待拓宽。在对近代目录学的发展进程方面，对其发展进程和特点论述详备，而对于其为何有如此的发展进程和特点，则有失简略。在近代目录的类型方面，在新兴目录的研究中注重整体的研究，缺少对具体一部目录的微观研究。
・研究方法有待延伸。对近代目录学研究方法总体来说还局限在考证、归纳总结的传统方法范围内，这样就使得近代目录学的研究往往多关注其自身纵向的发展成就，却忽视了整体、系统的横向比较研究。如：将我国近代目录学与同时期国外目录学的发展状况作一比较；将我国近代目录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的比较研究；将近代目录学与近代版本学、校勘学等相关学科的比较等。
・研究思路有待深化。近些年来，目录学领域引入了文化的研究视角，为目录学的研究注入了活力，如徐有富先生的《目录学与学术史》便是一例。对于近代目录学而言，虽然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些尝试，但都缺乏整体的研究。如闵定庆的《维新派目录学的文化内蕴》和王心裁的《文化冲突交融中的导读目录》，两者都是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近代目录学的某一个方面，缺乏近代目录学研究的整体性。
第6篇：近代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近代历史建筑；修复技术研究；近代历史建筑修复的意义
前言
我们国家因为其历史传统的存在，呈现给我们后人的大多是木制建筑，而西方的建筑原料则大多是石块，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得知中国的历史建筑比西方的历史建筑更难以保存，木制建筑长久地经受着风吹雨打，甚至有可能是人为的故意纵火，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的近代历史建筑损毁相当严重，近代历史建筑有其自身的价值，因此我们需要通过修复技术最大程度地把近代历史建筑恢复到它还没有被损坏之前的样子，这项技术就目前来说我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技术欠缺，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做好这项工作。
1.为什么近代历史建筑需要进行修复
1.1历史洪流的不可逆性
历史是按照一个固定的轨迹向前发展的，我们没有能力去阻挡历史向前发展的脚步，我国历史悠久，有许多东西已经淹没在了历史洪流之中，但是也有一些东西保存了下来，比如说，我们目前挖掘出的文物，包括了许多种类，而其中要数历史建筑的保存最困难了，首先因为其自身体积的庞大就决定了它受到的侵蚀一定更严重，面积更广，只要是建筑就必然承担着遮风挡雨的职责，事实上雨水是具有酸碱性的，只不过可能地区不同，雨水的酸碱程度略有不同而已，前言中我们已经提到过，我国近代历史建筑大多是木制的，当然也有一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颇深的西式小洋楼，这些材料在我们今天人的眼中很明显是不能抵挡雨水的侵蚀的。
1.2从近代历史建筑窥见当年的历史真实再现
近代历史学家们研究历史是要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的，不可能空口无凭地虚构出那个年代的样子，而历史建筑就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史料之一，我们可以从近代历史建筑的建筑风格中看出那个时代的流行趋势，可以窥见人们在建筑里生活过的轨迹，建筑本身的建造方式也是具有细微差别的，近代的建筑师们是从传统的建筑方法逐渐过渡到现代的建筑方法的，以前的工匠根本就不知道比例尺之类的数学知识，全凭经验制作出一个小模型然后运用到实际建造过程中去，像近代建筑中的一些装饰建筑的制造工艺因为其技艺传承的封闭性到今天已经失传了，我们只能通过对留存下来的建筑装饰进行研究分析，以期望还原出它的制作方法。
1.3提升民族凝聚力
民族情感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民族的人们因为有着共同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习惯而聚集在一起，我们国家的近代历史建筑之所以有别其他国家正是因为我们国家人们的生活习惯等方面是各不相同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从1840年以来我们国家的人民所经受的苦难是其他民族的人无法想象的，他们不能感同身受，自然也就无法理解我们民族的人们的一些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是这样了，我们国家传统上就注重家的意义，一大家子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朝夕相处出来的感情自是其他人不能比的，从小家到大家，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是相当厚重的。
2.近代历史建筑的修复技术研究
2.1对建筑的损毁程度进行具体检测
因为近代历史建筑的每一个部分所用的材料到了今天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为了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建筑原来的模样，我们必须把必须得修复的地方一一寻找出来，排除那些只是轻微受损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拥有的检测技术是超声波检测技术，超声波发射出去之后如果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那只能说明一点建筑内部已经被完全侵蚀了，对于那些被反弹回来的超声波，我们可以根据它反弹回来的时间长短来测定它受到的侵蚀程度，毕竟人的肉眼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看到内部的具体情况，所以就得依靠科学技术，尽量提高检测的准确度，一点点的小的失误都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结果。
2.2对支撑房屋架构的墙体、房梁等进行加固
墙体、房梁的加固是势在必行的，在加固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用材，选择的材料必须能够与历史建筑原来的材料相融合，首先从外观上就得让它们看起来具有一致性，否则出现色差的话会影响它的历史价值，其次是材料物理化学性质的融合，要保证修复之后它的时效性，如果没过多久墙壁修复的地方又开始脱落那么修复就没有意义了，墙体出现的问题有可能是墙壁剥落这样仅仅影响外观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某个部分出现了裂缝，前者只需要注意材料的颜色和性质，后者除了这两点还需要格外注意墙体的密度，如果填补进去材料凝固之后密度与原来的相差太大，一旦遇到什么地震之类的人力难以抵抗的自然灾害，那么它的抗震级别一定不足以支撑它在地震中幸存下来。
2.3注意需修复历史建筑的整体风格
有的时候一些大的改动是难以避免的，这时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按照历史建筑原有的风格进行修复，甚至有的时候为了整体上的美观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与建筑本体不冲突的小装饰，进行修复工作的人员因为这个原因需要具备一定的设计方面的专业素质，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结束语
综上所述，近代历史建筑的修复技术对于保护它们而言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应该在充分掌握已有技术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争取找到最适合的修复方法，这才是一个专业的修复人员应该做的事，我们应该把它们完整地呈现给当今的人们。
参考文献：
[1]林郁,刘国柱,纪晓海.城市历史性建筑改造的保护思路—从大连的若干历史建筑保护与改造实例谈历史建筑保护建筑设计管理2004(6):42~45
[2]纪晓海.城市中心区历史建筑的保护—以辽宁省外经贸委办公楼保护与改造设计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建筑系,2005
第7篇：近代史研究范文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藏学研究的不断升温，明代藏族史研究也出现了喜人的成就。随着尹伟先的《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和陈楠的《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几本专著的问世，将明代藏族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成果颇丰，在政治、经济、宗教研究领域中均有所突破。论文联盟笔者拟从政治、经济、宗教等多个角度出发，对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进行基本概述。
一、政治研究
一）对乌斯藏的研究
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明初，针对“备虏”大计，明廷部署大量军队防止北元南下。因此在无力驻兵藏区的情况下，明代治藏政策只能是“非强制性的、多封众建的、经济手段为主的” [1]。合理的政策使得明廷“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对此，泽勇在《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研究》2008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相比较元代的军事震慑，明代经济怀柔更有利于巩固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王建敏在《明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治理》（《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中亦持同样观点。明代的多封众建正好体现了现代政治中的均势思想，贾丽芳的《简析明朝治藏的均势思想》（《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一文从均势角度出发，论证了明代治藏政策的优越性。敏政的《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从羁縻贡市的经济角度解释了明代治藏政策的合理性。
明初册封教王，推行贡市羁縻的政策，以此来实现对的控制。牛绿花的《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启示》（《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一文对元明立法管理宗教事物进行了研究，认为不断完善宗教立法是其成功施政的关键。刘永文、韩殿栋、李军在《明代进藏人员论析》（《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央派出不同身份的人员进藏，实际是中央对藏拥有的体现。进藏人员对藏区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也是明廷治藏政策的体现。桑扎、琼措的《从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两次进京受封看明代治藏政策和汉藏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总第210期）一文以释迦也失入京及其在内地的活动为线索，认为藏传佛教高僧入京体现了明代的分封政策，而且还促进了内地对藏传佛教的了解。陈楠在《论明代留京藏僧的社会功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中提出，对留京藏人予以优待，是明代既定的治藏策略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统一和维护的稳定与和平。另外，关于留京藏僧的问题，日本学者乙坂智子还提到“由于朝廷内有这些藏族僧人的存在，皇帝便可以向他的官僚体制炫耀他在政治上的优势” [2]，值得借鉴。
明承元祚，从中央对藏区施政的延续性角度，李清凌在其所著《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从元、明、清三代中央治理甘、青地区政策为线索，分析了其治藏政策的统一性与演变。张云在《舅甥关系、贡赐关系、宗藩关系及“供施关系”——历代中原王朝与地方关系的形态与实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以历代中央政府和地区的各种关系的发展与演变为线索，论证了明代中央施政的合理性，并再次证明了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明王朝实力变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对藏施政亦是学者关注的一个方向。邓前程、邹建达在《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一文中，从民族差异的角度出发，认为正是基于实力的考量，造成明朝采取相比元、清更为谨慎的施政策略。在这个问题上，马啸在《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研究》2008年第2期）中做了政策的对比研究，认为明朝对藏区的政治安抚模式作用要好于蒙古地区武力冲突模式。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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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世，明王朝往往根据情况的变化，调节治藏策略。在《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中，喜富裕从贡道角度分析明王朝在解决危机时灵活而富有成效的治藏政策。对于从明王朝实力出发去研究治藏策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张屹的《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代统治者之所以主观上追求温和的策略，与当时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藏区教派林立的现实有关，并非明朝国力强弱所至。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明代治藏政策的失误进行了研究。星全成的《元明清中央政府治藏失误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认为，明代分而治之政策实际是人为制造地方冲突，并对明代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忽视藏区区域安全、藏区官员无法得到有效监管等七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了其治藏政策的失误所在。邓前程、邹建达在《“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明朝一项重要治藏治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中认为，过分扩大藏传佛教的作用，虽然有利于地区稳定，但也形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另外，对于地方的组织制度的研究，罗广武、何宗英的《地方史通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在引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历史，成果颇具意义。《元、明、清时期地方“政教联合”制度探微》（《黑龙江史志》2011年总第246期）一文的作者秦红利从政教合一的定义出发，认为政教联合的说法更符合出元明清时期地区的现实状况。
二）对安多、康区的研究
在对安多、康区的研究方面，近五年来仍然集中于土司和都司卫所的研究。在2009年出版的《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总结了任先生在西康地区深入研究的成果，对研究明代多康地区藏族史提供了宝贵的史地资料。洲塔、乔高才让的《甘肃藏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对甘肃藏区做了基本概述。书中对甘肃藏区的情况如明廷政策、藏传佛教发展、蒙古入甘肃藏区等史实做了具体的叙述。贾霄锋在所著《藏区土司制度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从土司的渊源出发，详细叙述了土司形成、发展、到衰落的历史过程。书中指出，藏区土司制度的本质是“传统治边思想在封建时代的终极体现”。 根呷翁姆在《浅谈甘孜藏区的政教联盟制度》（《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中，对甘孜地方体制进行了探索，认为甘孜藏区所采取的“政教联盟”土司制度与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王晓霞在《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3期）中提到，明代通过对湟水地区土司的有效管理，使其成为抵御蒙古、管理西部藏区的重要依靠力量。对此，陈亮的《浅析明代甘青李鲁土司家族的发展与历史作用》（《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文章也认为，李、鲁为代表的西北土司在抵御蒙古管理，稳定边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明初在藏区设立行都武卫，实现了论文联盟藏区稳固。王建敏在《明初藏区行都武卫设置述略》（《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一文中，对行都武卫的设置和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政策为明代之后分封众建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在行都卫所的治理上，沙勇的《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2期）文章提出，明朝对洮州卫的经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民族经济交流。针对明代在安多、康区所制定的土流参治政策，贾霄锋在《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政治体制模式研究——以土流参治为核心》（《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明代以都司卫所为中心的土流参治，在土司势力较强的西南藏区，大多难以真正贯彻实施。与此同时，在僧官制度研究方面，张治东的《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认为，僧官制度对藏区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转贴于论文联盟
二、经济研究
一）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问题一直是明代藏族经济研究的热点。肖文清、武沐的《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4期）一文，从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角度论述茶马贸易的意义。王晓燕的《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文章则从农耕经济文化和农牧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研究茶马贸易对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对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在茶马互市的交易中，明廷一度颁布榷茶法来管理茶马贸易，以此实现对藏区的经济控制。在这个研究领域中，邓前程在《论明代“以茶驭番”的立法与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茶法是以经济手段实现对藏区的控制，弥补了政治、军事手段的不足。魏志静在其博士论文《明代茶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中论述了茶法对保障明王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巨大作用。明中后期，官营茶马互市开始衰退，王平平在《浅议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中就原因做了分析，认为茶马互市最终走向衰亡的根源在于是明政府利益协调和分配上存在问题。伴随着官方茶马互市的衰退，民间茶马互市随之兴起。王连连、王平平在《明代民营茶马互市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民间经济做了研究，提出民间茶马经济虽对官方茶马互市存在一定的冲击，但还是对藏区经济改善起到了推动作用。茶马贸易不仅加强了明廷对藏区的管理，而且藏区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李新贵、王亚勇的《论明清时期民族政策的变化对湟水流域市场格局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从地区市场形成出发，研究茶马互市经济模式与湟水地区市场形成的关系，并认为，这种经济模式影响了该地区的市场分布。为研究藏区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宋家乐的《述论川藏茶马古道的门户——邛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四川邛崃的研究，分析茶马古道形成的原因及对当地的影响。就茶马古道领域，王丽萍、秦树才在《论历史上滇藏茶马古道文化交融及其发展途径》（《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一文中也做了相关的研究，他们在茶马古道经济交流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上做了具体的阐述。
二）贡赐贸易
明期地区的朝贡贸易，政治意义往往起主导作用，因此，朝贡贸易被评价为“相对分裂的地方政教首领需要中原王朝的册封来取得合法的身份和地位” [3]。邓前程的《藏区僧俗首领朝贡与明朝对藏问题辨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一文从朝贡性质出发，驳斥了西方一些别有用心学者的错误论点。论证了明朝中央政府对于拥有无可争辩的。其次，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张向耀在《从朝贡看明朝汉藏交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朝贡经济促进了藏区经济繁荣，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巩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吴明娣的《明代丝绸对藏区的输入及其影响》（《中国藏学》2007年第1期）一文，从艺术领域出发，以贡赐贸易时内地输入藏区的论文联盟大量丝绸对藏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的影响做了一定的探索。针对明朝中后期日益普遍的“诡名冒贡”问题，喜富裕在《关于明朝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诡名冒贡”这种现象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是涉及僧俗首领和卫所官员复杂利益的社会问题。此外，在川、青、甘地区的贡赐活动也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格桑卓玛、陈改玲在《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甘南地区频繁的贡赐贸易加强了明廷对该地的控制，促进了当地经济进步。胡巧竞在《论明朝的藏区宗教政策对甘孜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中提到了中央贡市政策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明代的贡市政策对甘孜地区寺院经济、商品经济、农牧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相比较茶马互市与贡赐贸易的官方垄断经济模式，长期以来研究相对薄弱的藏区民间贸易问题转贴于论文联盟
也有进展。.陈崇凯的《地方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明代藏族社会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了经济与中原经济、北方游牧经济的区别。在滇藏民间贸易上，周智生在《历史上的滇藏民间商贸交流及其发展机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滇藏民间贸易在明代活跃发展的表现，认为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为滇藏民间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宗教研究
宗教领域主要集中于研究以格鲁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相比较其他教派注重修道和心理感受，15世纪初兴起的格鲁派的首要特点是“擅长理论争辩和哲学” [4]。因此，在格鲁派宗喀巴中观论研究方面，程瑜的《宗喀巴中观思想探析》（《天府新论》2008年第6期）、朱连增的《自性与无自性之间——宗喀巴宗教哲学思想透视》（《研究》2010年第4期）、周天策、龙计兵的《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初探》（《学术探讨》2010年第4期）以及徐东明的《论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及其影响》（《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等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观论的内涵及其对格鲁派教法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李学竹在其文章《四津谷孝道及其<宗喀巴的中观思想>》（《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中，对日本佛学家四津谷孝道出版的《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大藏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进行了相关介绍。从而管中窥豹，了解了近年来海外藏学界对明代藏族史的研究近况。陈楠在《藏史新考》（中央民族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对从吐蕃时期到清末的藏族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述，特别是在明代藏族史的藏传佛教领域有细致的研究。与此同时，江晓乐在《格鲁派初兴阶段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宗喀巴改革后中央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间的联系。
在安多、康区藏传佛教的研究上，李文君在《试论明代西海“流虏”对藏传佛教的护持》（《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中，研究了游走于蒙古和青海湖地区蒙古游牧部落迎佛、护佛的过程。蒲文成在《东科尔活佛系统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北渐蒙古地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青海藏区格鲁派历辈东科尔活佛传教蒙古的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蒙古族信仰格鲁派与东科尔历辈活佛的传教活动密不可分。王开队的博士论文《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暨南大学2009年）及其《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中国藏学》2010年第论文联盟4期）两篇文章，在对明代康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发展进行探索的基础上，又以寺院为据点对格鲁派在康区发展进行了研究。
明朝皇帝往往基于政治上的考量推崇藏传佛教。才让的《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和《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研究》2007年第2期）两篇文章，分别论述了明宣宗和武宗推崇藏传佛教的史实，作者认为，明宣宗继承洪武、永乐的一贯国策，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有利于汉藏文化交流。不过由于武宗宠信藏传佛教，导致士大夫阶层的抵触，致使藏传佛教卷入明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嘉靖登基后受到打压。赵改萍在其博士论文《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四川大学2007年）中也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北京、南京、五台山等内地的发展情况，以及对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转贴于论文联盟
在西方传教士早期入藏的问题研究上，在2010年出版的《柳?祺藏学文集》(上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总结了柳?祺先生生前的大部分发表以及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研究明代藏族史，特别是在西方传教士入藏的问题上大有裨益。刘锦涛、张箭的《明清时期传教士入藏传教述评》（《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一文针对17世纪早期西方传教士在藏区的活动进行了探究，对其在的传教行为进行了客观评价，认为传教士来华“虽然有其不可超越的时代背景，但是侵略并不是传教本身不是侵略，而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四、文化研究与考释
一）文化研究
以《红史》、《青史》、《贤者喜宴》、《米拉日巴传》等脍炙人口的藏族文史作品出现为标志，藏族文化在元、明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亦有藏族学者认为“与佛教后弘的初期相比，帕竹政权统治的时期可算是文化发展的最好的时期” [5]。杨茂森的《论元明时期的藏族文化》（《艺术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元明时期是藏族文化发展的特点，分析原因并进行了探讨。朱普选在《明代青海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政策背景》（《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一文中，从明朝对青海藏区的分封、设立僧纲司以及藏传佛教寺院兴起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究，认为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与明朝中央的支持密不可分。
明代在青海藏区设立行都卫所，伴随着大量的驻军，许多内地移民也迁徙而至。先巴的《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文章，就明代内地汉族迁徙至青海所形成特有的屯寨文化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作为当地汉族文化标志的的屯寨文化，在青海藏区与藏传佛教文化共同发展，促进了青海藏区民族文化的交流。杜常顺、郭凤霞的《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一文，也就移民对当地社会变化的问题做了探讨。在艺术方面，杨鸿姣在《明代藏传佛教八吉祥纹样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演变》（《艺术研究》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的八吉祥图形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从明早期的“典雅自然”到中期“轻盈柔美”再到后期“规整雅丽”，体现了藏族文化多样化的特点。
在康藏文化研究领域，郎维伟的《藏传佛教与康藏文化的关系》（《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文章认为，康藏文化虽然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但仍然不可以混为一谈。以此阐述了康藏文化的特点。贾霄锋、王希隆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以嘉绒藏区文化变迁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以土司制度对藏区影响为线索，探究了嘉绒藏区民族文化形态的变迁。同样对嘉绒藏区进行研究的邹立波，在《从土司封号看嘉绒藏族土司与宗教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中。对嘉绒土司封号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认为嘉绒藏区土司封号的宗教性日益淡泊，与明清两朝施藏政策的演变有关。
二）考释
长期以来，由于明代藏族史研究部分囿于史料有限，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因此对原始资料的整理与考证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明代藏族史考证成果丰富，这些成果对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洲塔、何威在《河州土司何锁南考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河州土司何索南及其家族做了详实论文联盟的考证。马顺平的《明代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建置考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一文对陕西行都司所下辖卫所的设置背景及过程进行了考证。郭红、靳润成所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明代藏区都司卫所研究上有较细致的考证。陈楠的《明代地方政教体制及职官制度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以《明实录》等汉文文献为线索，根据藏文史籍对明代政教官名及司职作了详尽了考述。与此同时，在《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史事考述》（《古代文明》2008年第4期）一文中，陈楠还考述了藏传佛教传播的相关史实。武沐在《明代吐蕃十八族考》（《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在明代时期活跃于甘青川地区的吐蕃大族进行了考证。张羽新、张双志的《明朝封赠大崇转贴于论文联盟
教寺下寺和西纳寺大喇嘛袭职圣旨释读》（《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文章对藏传佛教寺院喇嘛袭职的圣旨进行了考释，因为文中所提的三道圣旨未载于《明史》、《明实录》等汉文文献中，所以是研究藏传佛教和明治藏政策的宝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五、民族、人物、军事研究
一）民族研究
米海萍的《论明代青海多民族格局形成的原因和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认为，明代有效的统治政策是青海形成多民族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提出明代青海的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局部地区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诠释。”曾现江在《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其影响》（《研究》2008年第2期）中提出，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进入康区不仅对当地造成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之后蒙古和硕特部征服康区奠定了基础。陈立明的《门巴族、路巴族的历史发展与当代社会变迁》（《中国藏学》2010年第2期）一文提到明代噶举派在珞渝传教的相关史实，认为藏传佛教对珞巴族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郝相松的《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的藏族分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期）一文总结了河、湟、岷、洮藏族特点，同时对该地藏族族群分布做了详细考述。杨作山在《明代回藏民族杂居格局的形成述论》（《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随着明后期蒙古族、回族陆续进入青、川、滇藏区，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格局。周智生的《明代纳西族移民与滇藏川毗连区的经济开发——兼析纳藏民族间的包容共生发展机理》（《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一文，从明代纳西族迁徙至川、滇藏区出发，论证了以藏传佛教为纽带实现了藏族与纳西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川、滇藏区的发展。鄂崇荣在《明代以来青海草场冲突纠纷及解决路径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中认为，明代以来的草场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对当今社会民族问题的解决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
二）人物研究
曾国庆在《论固始汗在青藏高原上的历史作用》（《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5期）中概述了固始汗之生平，认为他在统一青藏高原、规范地方吏治、兴办寺院、发展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黄全毅的《固始汗对稳定的贡献》（《重庆与世界》2011年第4期）一文，从对藏稳定角度阐述了固始汗的贡论文联盟献。张发贤在《论固始汗进军之谋略》（《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中从军事角度出发，对固始汗在祖国统一方面所起的历史推动作用分析，认为他是一位少数民族杰出了政治家和军事家。
陈改玲的《侯显使藏简论》（《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 2007年第6期）一文就明廷代表太监侯显出使的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侯显对祖国统一、藏区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均有很大的贡献。杨士钰在《试述明代汉藏人民友好往来的信使侯显的历史功绩》（《甘肃高师学报》2009年第4期）一文中也提到侯显为汉藏民族友好做出的贡献“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李文君的《明代活动在西海的蒙古俺答汗后裔》（《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一文，研究了俺答汗四子丙兔在青海一带的活动，认为其活动促使了藏传佛教对蒙古的传播。转贴于论文联盟
三）军事研究
陈庆英在《固始汗和格鲁派在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一文中，剖析了17世纪初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格鲁派经历数次残酷战争最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的过程，并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考述和解释。高小强的《明朝洮州卫的军事戍防体系》（《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文章对明代洮州卫防御战略进行研究，认为“土流参议制”有效的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对洮州地区的防卫起到了积极作用。郭凤霞在《明前期对入藏交通的经营与防护》（《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中认为，明前期努力兴建驿站、征剿路匪，有效确保了内地与之间的交通安全，促进了汉藏之间的民族交流。
六、小结
总体而言，近五年内，明代藏族史在研究领域和内容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第一，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发表和出版。近五年来，关于明代藏族史研究方向共100余篇，著作出版10余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看，均较之前有所突破。
第二，研究的问题广泛而深入。如治藏政策层面，从以往注重对中央政策研究到注重中央施政和藏族地区的互动。茶马贸易层面，从研究官方贸易到私茶交易，都体现了明代藏族史研究的进步。
第三，研究视野不断开阔。如在明代治藏政策的失误研究上，抑或在西方传教士入藏的问题研究上，更多的学者能够辩证的看待历史现象和人物，为藏族史的客观全面研究提供了思路，也有利于我们以史为鉴。
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研究史料相对局限。汉文史料方面大多局限于《明史》《明实录》，大量地方州志、县志、族谱、文集、笔记、寺院文献等资料在运用、整理和研究上均略显匮乏。
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著论文联盟作多以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加之史料局限，因此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对此，可适当引入计量史学等西方历史学研究方法，或采取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以期提高研究的广度与精度。
第8篇：近代史研究范文
李平心运用唯物史观对近史的开创性，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他的多部史著，无论在叙事风格还是框架上，都为近代史研究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模式，在我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事业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
关键词：李平心；近代史；现代史学
第9篇：近代史研究范文
关键词： 高中历史教学 近代专题 内容特点 教学方法
历史学家将中英鸦片战争至这段时间界定为近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背景下，在历时半个多世纪的阶级斗争中，中华儿女用自己的生命抒写了一首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近代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起点，是新旧思潮交替的转折点，一声春雷惊醒了一个民族，中国的崛起在近代开始萌芽，并一路高歌，成就了今天的辉煌。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提高近代专题部分的教学实效对学生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笔者从理论层面剖析了近代专题部分的内容特点，并针对其内容特点从实践层面探讨了教学方法的选择和应用。
一、近代专题部分的内容特点
高中历史近代专题部分突出了三个内容特征，提取这些特征不仅为教师的教学工作明确了目标，更有利于提高教学实效，达到高效教学的目的。
1.事件特征。近代是以中英鸦片战争这一事件为开端的，截至，在半个多世纪的新旧思潮交替中发生许多改变当时政治格局的重大事件，如虎门销烟、甲午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袁世凯复辟等，而提取这些事件，并在教学中突出这些事件的特征是促使学生更好地认识“近代”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举措。
2.人物特征。近代中国产生了许多著名人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传统的思想中解放出来，用自己的行动推动中国前进的步伐，带领中国从封建与压迫中走向共和。在近代专题部分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必须提取近代中国的一些代表人物，如林则徐、康有为、郑观应、、袁世凯等，其主旨在于让学生了解是谁推动了中国的发展。
第三，文化特征。近代是中外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西方列强用鸦片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却也为中国带来了新思想，直接推动了封建社会整体结构的变革。文化是高中历史近代专题部分的核心，是赋予近代精彩与辉煌的动力源泉，提取近代专题中的文化特征并将其全面渗透到教学中，对构建有效课堂教学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二、近代专题部分的教学方法研究
要构建高效课堂，就必须结合高中历史近代专题部分的内容特征，应用具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实效和课堂教学质量。
1.深入剖析事件，探寻近代社会变革的根源。课堂教学的大部分内容是围绕课文展开的，其目标在于通过诠释课文加强对学生的影响，让学生在学习课文中获取知识。而事件则是课文的重要构成部分，只有深入地剖析事件，才能全面发掘课文的教育意义，实现课堂教学的预期目标[1]。
例如《鸦片战争》一课，在这一课中，笔者引导学生剖析战争发生的背景和当时的社会状况等，从而全面解析鸦片战争的全貌，使学生更深刻地掌握本课内容，提高本课的教学实效。首先，笔者在课堂开篇即提出问题：“为什么会发生鸦片战争？”让学生带着疑问进入学习状态。然后，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入手，向学生阐明清政府“闭关锁国”导致的中英贸易逆差是战争真正的导火索。其次，以“虎门销烟”为切入点，剖析战争的爆发点，并从战后中国自然经济解体和国人思想变化等角度剖析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2.细致诠释人物，探寻其与时代变革的关联。在高中历史近代专题部分的教学中，对于近代人物的介绍不能一言带过，不能仅仅让学生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个名字，而应当细致地诠释人物，从人物的心理变化、生平际遇和最终命运等角度加强对人物的刻画，让学生从人物视角更深刻地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如对林则徐的诠释。青年时期的林则徐仅是一名塾师，那么，为什么后来他成为民族英雄呢？在诠释这一人物时笔者将他的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青年时期，其个人理想还未能脱离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当时他的梦想是求取功名；第二阶段是步入仕途初期，其在厦门担任海防同知书记期间，看到民间鸦片横行，其心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三阶段是其成了朝廷要员，并发起了震惊全国的虎门销烟，其间他的理想在于救国，其心理发展到了顶峰；第四阶段是清廷迫于外来压力黜免林则徐，将其流放绝域，其间其心理在于“忧”，忧国、忧民，并最终成了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如此，通过这样的诠释方式，既让学生看到林则徐平凡的一面，又让他们感受英雄的成长历程，从而加深对近代认识的理解。
3.全面渗透文化，探寻其对近代社会的影响。鸦片战争前的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而自进入近代以来，西方文化随着商品的倾销一同来到了中国，并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融，因此，严格来说近代既是一部民族战争史，又是一部新文化的演进史。在近代专题部分教学中，要让学生认识到是文化促成了近代的辉煌，只有全面渗透文化意识，才能让学生更深刻地了解近代，掌握近代中国社会的全貌。这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突出中外文化冲突，用问题加强对学生的引导，如清政府为什么要抵制西方文化？为什么要反对维新变法？等等，并引导学生对这些问题进行解析，只有在全面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让学生认识到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才能提高学生对近代的理性认识。
三、结语
高中历史近代专题部分的高效教学需突出近代中国社会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中外文化，要加强对这三个层面的渗透力度，展开更加全面的剖析，以期将近代历史对中国产生影响的要素全部提炼出来，增强学生对各要素的认识，从而强化课堂教学效果，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