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医学模式精选(九篇)

第1篇：近代医学模式范文

[关键词] 医学模式；医学本体论；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 R-02 [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3-7211（2009）01（a）-156-03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medical ontology

WANG Hua-sheng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 Youjiang Medic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Baise533000,China)

[Abstract] Firstly, medical model contains medical ontology, medical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medical methodology. Medical ontology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foundation of medical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medical methodology. Secondly, the medical history saw the historic evolution of the medical ontology from gods and spirits ontology to nature human ontology, theology ontology, human body ontology. However, it is said the essence of medical science is science of human being in contemporary medical modal.

[Key words] Medical modal; Medical ontology; Historic evolution

自1977年恩格尔提出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理论界关于医学模式转变和现代医学模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但有相当一部分论者却忽略了医学模式转变中的一个前提性问题，即医学模式中的医学本体论问题。因而，从历史上来追寻医学本体论思想的发展轨迹，对于当代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医学本体论

在哲学上，本体论是指“关于宇宙万物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本质或基础的知识或理论。医学本体论，是指“关于医学的”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本质或基础的知识或理论，它是医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基础或逻辑根据，简言之，是指关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什么的问题。理论界一般认为，医学模式是指人们观察、思考和处理疾病与健康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它包括认知和实践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医学科学自身内在的科学发展问题，即医学认识论；后者是指医学科学实践或医药实践活动的问题，即医学方法论。我们认为，在医学模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思维模式，“关于医学的”思维范式，即关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什么的思维框架问题。这是对医学是什么进行的哲学追问，即医学本体论。“关于医学的”思想是“医学的”思想由以出发的逻辑前提和基础。因之，医学本体论，既是医学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医学模式的本质基础或逻辑根据，它是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的前提和基础；对医学本体论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回答医学认识论问题和医学方法论问题的基本路线和方向。医学本体论发生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也要随之发生变革。反之，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发生变化，也会影响医学本体论发生变化。从医史上来看，医学本体论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在此基础上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发生着量的扩张和变化；当医学本体论再也不能为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提供本质基础之时（表现为医学本体论不能诠释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医学本体论就会发生革命性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医学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2 神灵本体论

一切科学都发端于神话和传说。卡斯蒂廖尼认为：“生物界中的妊娠、分娩、生长变化、死亡等不可思议的现象，不是感官所能直接了解的，于是他们（远古时代的人―引者注）便将其归之于至大至远的神。”[1]远古时代各民族对这种超自然的力量的表述是不同的，如神灵、动物、祖先、生殖等。因之，史前巫术医学模式的本体论认为，人来源于神灵、动物、祖先或生殖。它以神灵崇拜、动物崇拜、祖先崇拜或生殖崇拜为表述。基于此，其医学认识论认为，生命与健康是神灵、动物、祖先或生殖的某种恩赐，而疾病与死亡则是魔鬼在作祟，或是动物、祖先或生殖的某种惩戒，对疾病的治疗主要依靠祈福与驱魔，从事这种仪式的人被称为巫婆或巫汉（巫医）。在神话和传说当中蕴育着巫术的医学和经验的医学。

3 自然人学本体论

在古代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中，关于医学是什么的哲学追问在于人即自然的一部分，人即自然人，因而医学在本质上是关于自然人的科学。古代自然哲学是对神学的否定，即以自然否定超自然的神灵，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一种或某几种自然的物质。如西方哲学始祖泰勒斯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水，人也是水产生的；亚里斯多德认为，世界的本原同水、土、火、气四种元素构成。此时的医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属于自然哲学的构成部分。例如，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和生命由血、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元素构成，此四种液体配合正常时，身体处于健康状态；配合不当便生疾病，他在《论气、水和地区》一文中，把大宇宙（自然世界）和小宇宙（自然人）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直接联系起来。卡斯蒂廖尼指出，希波克拉底一方面使医学摆脱迷信，一方面使医学摆脱哲学的思辨而走向临床方面，其医学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直观性的特征。中医本体论来源于《周易》。《周易》认为，世界的本原叫“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构成了世界周期性的矛盾运动。人法自然，人也是由其内在的阴阳矛盾构成的。《黄帝内经》吸取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观作为指导思想，认为大小宇宙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人体处在身体内环境与自然外环境息息相关的制约平衡状态中，人体的脏腑不仅与宇宙相通，而且局部与整体相通，机体的情况都可以反映到局部和体表来。因此，中医本体论是一种自然生态本体论，充满了辩证法思想。

4 神学本体论

在中世纪，医学与宗教思想再次融合，构成了神学医学模式。这是对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否定，形式上看似是向巫术医学模式的复归。神学医学本体论即“神创说”，即人是神所创造的。医学认识论为“原罪说”，人类的一切肉体的疼痛和心灵的苦痛都是人类所犯原罪之故，基督耶和华被看作是一切肉体和心灵苦痛的救世主。医学方法论为“赎罪说”，主要医疗方法为祈祷、行按手礼、涂圣油。虽然医学是神学院的四大课程（神学、法学、医学、文法）之一，但医学在本质上是神学的附庸（僧侣医学）。简言之，人类由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智慧果而犯了“原罪”，疾病和痛苦是上帝对人的惩罚，因而要向上帝忏悔和赎罪才能从根本上解脱肉体和心灵的疾病与痛苦。

5 人体学本体论

在近代医学模式的视域中，医学在本质上是人体学。人体学本体论是对神学本体论的否定。首先，人体学是医学可分性方法和还原论方法的本体论基础。近代医学模式，是在反对神学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它的特点是，以人性（人的理性）反对神性，以科学反对神学，张扬人的理性精神，高扬科学旗帜。它的哲学基础是近代西方哲学。近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身心二分、主客对立，无论是旧唯物主义把一切意识、精神现象归结于物质，还是唯心主义把一切存在、物质现象归结为意识或精神，都创设了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身体与心灵、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其典型则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真正始祖，笛卡尔认为，世界存在两类本体，即物质本体和心灵本体。物质的属性是广延，心灵的属性是思维，广延不能思维，思维没有广延。这种身心二分、主客对立的哲学本体论，为医学将人的心灵、精神、社会等因素从人中离析出来，着重研究人体――人的自然属性、生物生理属性方面奠定了本体论基础。事实上，近代医学在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时，首先就已经运思了可分性方法。然后，在运思可分性方法的基础上，运思着还原论方法。医生、哲学家拉美特利在笛卡尔“动物是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是机器”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机器由零件组成，人由器官组成，只不过人这一机器比动物机器多几个齿轮，距离更为和谐而能思维。这种哲学观点，为生物医学模式把生物生命现象还原为机械、物理、化学现象提出了哲学理论基础。既然身心二元、主客对立，医学就可以排除人的心灵因素，着重研究人体；既然“人是机器”，医学就可采用机械、化学、物理的方法来研究人体。因之，医学在本质上是人体学。其次，基于这种医学本体论，其医学认识论的特点是：将人的心理因素，人的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从医学中分离出去；重视人的生物属性、自然属性，重视人体器官之健全、身体之完整；健康也就意味着生理健康。正如姜柏生所说：“以桑克托、笛卡尔、鲍雷利等人为代表的医理学派，以西尔维为代表的医化学派就企图用物理和化学规律来解释生命和疾病现象。”[2]再次，其医学方法论的特点是：可分性方法、还原论方法和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仪器在医药活动中的广泛应用，做到了医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准确定位。但是，随着心理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在医学中的广泛运用，交叉科学、横断科学的诞生，生物学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也就凸显出来。

6 人学本体论

在现代医学模式的视域中，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人学本体论是对人体学本体论的辩证否定，形式上似向自然人学本体论的复归。首先，现代医学模式，无论是恩格尔提出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还是其他人提出的诸如整体医学模式、生态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自然医学模式等等，其医学本体论认为，“医学的本质是人学”。[3]这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相契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从事着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人类自身的生产实践。实践构成了物质与意识的中介，因而克服了主客对立、身心二分的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人既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精神属性、社会属性，但其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作为研究人的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医学，就不仅要研究生物―生理因素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影响，而且要研究精神因素、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换言之，医学本质上是以社会的人为研究对象的，相应地具有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和人文精神。同时，现代医学模式不是对近代医学模式的彻底否定，而是对后者的扬弃，自然科学性质和科学精神构成了医学核心和基础。因此，现代医学模式视野中的医学，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综合科学，它表征着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同时，医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与哲学以人为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哲学视域中的人学比医学视域中的人学更一般、更根本、更高，医学视域中的人学是哲学视域中的人学的基础，哲学视域中的人学是医学视域中的人学的指导。其次，基于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医学认识论的特点是：人既是系统，又是要素。人是系统，它由各要素组成，是认知、情感、意志的统一体，是生物（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统一体，是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的统一体。人是要素，是社会系统之要素、环境系统之要素。因之，现代医学模式重视人的心理因素、精神因素、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对人的生命健康的影响。再次，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其医学方法论的特点是：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系统论方法、信息论方法、控制论方法等现代科学方法在医学科学及其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但是，传统的可分性方法和还原论方法仍然构成了现代医学方法的前提和基础，并在现代医学方法中得以放大。

7 结论

在医史上，医学本体论经历了从神灵本体论、自然人学本体论、神学本体论到人体学本体论，再到人学本体论的演变，其历史发展的轨迹历经了多次的否定之否定。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医学本体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因之，医学本体论是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的逻辑前提和基础；对医学本体论问题的回答，决定着回答医学认识论问题和医学方法论问题的基本路线和方向；医学本体论问题发生变革，医学认识论和医学方法论也要随之发生变革；只有在前提和基础方面，在医学本体论方面实现重大突破，才能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也就是说，在医学模式的转变之中，其前提性的问题就是，在医学本体论方面必须实现革命性变革。如果仍然固守在医学即人体学视野里，就不可能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因之，要实现医学模式的转变，首先在思想上要树立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的本体论思想。

[参考文献]

[1][意]卡斯蒂廖尼.医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

[2]姜柏生.两种医学模式的方法论问题评价[J].医学与哲学,2000,（8）:9.

[3]周向阳,夏澍耘.论现代医学的人文理性回归[J].湖北社会科学,2003,（8）:89.

第2篇：近代医学模式范文

1.1初建时期

日本近代医学的引进始于18世纪后期，而近代教育的建立则是以1872年（民治5年）颁布的第一部教育法规《学制》为起点，此后于1873年（明治6年）4月文部省颁布了《学制二编追加》，首次对医学教育作出了明确规定。按照这个规定，把全国分为8大学区，每个学区都设有大学、中学和小学，同时还设有专门学校，该学校相当于大学水平的教育。日本将专门学校定义为由外国教师教授专门学科的高级学校，这些专门学校包括法律、医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工业等，所以医学校属于专门学校之列。专门学校直接由文部省管辖［1］，对入学者先进行3年预科教育，然后进行2－4年专门教育，这也是近代日本学制中对医学教育的最早规定。日本近代医学教育是走在其他各学科前列的，医学校算是起步早且教育水平高的一类学校。明治政府在颁布“学制”的时候，在东京、京都、大阪3个大学区，均设置了医学校，后又设置了长崎医学校。1873年对三地的医学校颁布了医学教育方面详细规定的《医制》。1877年4月，东京开成学校、东京医学校和其他几所学校合并成为东京大学，该大学拥有法律、理工、文学、医学4个学部［2］。伴随着近代化发展，日本社会需要大量的医疗人才，所以这一时期又发展起了短期速成医学教育，加快了对实用型人才的培养速度。医学专门学校学程短、教育费用低廉、以培养一般实用医师为目的。因此，医学专门学校在日本得到了快速发展。据记载，截止到1879年（明治12年），日本有医学校46所，占专门学校总数的38﹪，学生人数达2933人，占专门学校学生总数的48﹪［1］。

1.2发展时期

1879年（明治12年），明治政府颁布《教育令》，对早前“学制”的内容加以补充和完善。通过这次改革使教育办学更为民主化、自由化。在该学制中明确规定，大学是教授法学、理学、医学、文学等各类专业的学校，并将医学校归为大学之列。但是，日本于1885年再次修订为“专门学校是教授法学、理学、医学、文学、农业、商业和工业等各科学问的学校”，又将医学重新归入专门学校教育之列。这一时期政府政令多变。加之，财政困难，专门学校雇用外国教师费用高，学生人数少，学时长，每个学生的平圴教育费用极高。因此，政府将专门学校合并。由于专门学校中的大部分是医学校，所以很多医学校在这一时期被取消。另外，出于对急需人才的需求，这一时期的专门学校培养模式也向简易速成教育转变，如1880年4月东京大学医学部设立了为期3年的别科医学（短期医学）。为了促进专门学校制度的完善，明治政府建立了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制度。1879年2月公布了《新医师考试规则》，以提高职业资格考试水平。1882年（明治15年）5月，制定了《医学校通则》规定，医学校分为甲、乙两类，甲种医学校学生必须修业年限在4年以上，设置了“可以临床实践的医院”，配备“至少3名在东京大学学习并取得医学学士学位”的教员。乙种学校是“不具备设置甲类医学校能力”的学校，要求教员中至少有1名医学士，学生修业年限为3年［3］，凡毕业于甲种医学校的毕业生均可免试获得开业执照。这些规定，其目的是使医学校的学生摆脱沉重的应试包袄，专心于对医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提高医学研究能力。截止1883年（明治16年），日本共有公私立医学校31所，其中有15所公立医学校被认定为甲种，而未得到甲种认定的公立医学校有一部分自行取消，还有一些成为乙种医学校，私立医学校大部分规模小，无法获得认定则自行取消。借此契机，日本近代医学医学教育的发展得到了根本改观，其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快速提升。

1.3成熟时期

1886年初（明治19年），日本颁布了《诸学校令》，这是《帝国大学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学校令》的统称。由此，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教育改革，即推行国家主义教育方针，强调个人对国家的责任和对天皇的效忠，在学校中推行军事训练。此次改革充斥着忠君爱国的印迹，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发端。1890年（明治23年）10月，日本天皇签发了《教育敕语》，突出强调了国家主义思想和日本传统道德在教育中的地位，日本近代教育体制最终确立。1887年（明治20年）公布的《第48号敕令》规定：“从1888年以后，禁止将地方税用于各府县立医学校的经费”，各公立医学校的财政基础受到威胁，当时的23所公立医学校大部分自行取消了，只有大阪、京都、爱知3所公立医学校保留下来。这一时期奉行官学中心主义，高等教育的发展重心向官立学校倾斜，医学教育也不例外，1896年（明治29年）日本政府决定在千叶、宫城、冈山、石川、长崎5所官立中学开设医学部，促进了以官学为中心的医学教育体制的建立。1903年3月（明治26年）颁布《专门学校令》，随后又颁布了《实业学校令》，第一次出现了以专门学校为对象的独立教育法规。该法规的颁布，使部分以应对国家考试为目的的医学校转变为正式的高等教育机构。1918年（大正7年）制定了《大学令》，主要任务是专门学校向大学的升级，专门学校为了得到政府的认可积极的开展了升级运动，医学专门学校也随之向医科大学升级。截止1935年，官立、公立医学专门学校全部升级为医科大学，而私立医学专门学校只有个别获得升级。纵观日本近代以来医学教育，其发展呈现几个特点。首先，从最初混乱逐渐走向正规化，教育法规对医学教育的规定也日渐清晰完善。其次，教育程度由中等教育逐渐步入大学教育，层次不断升级，医学教育水平不断提高。第三，二级人才培养模式并存，以培养医学精英人才为主的大学和以培养一般实用人才为主的专门学校各司其职，共同推动了日本近代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第四，公立、官办教育居于主流，为国家主义教育政策奠定了基础，也为军国主义教育埋下了伏笔，军国主义教育思想不断强化，使医学教育最终沦为战争的服务工具。

2中国清末医学教育对日本的借鉴

中国清末的西医教育取法于日本，国人通过对日本教育的借鉴建立起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主要通过3种途径完成。

2.1考察日本教育

清末是中国建立近代教育体制的关键时期，早在1866年清政府就派谴人员随同英国人赫德游历欧洲，旨在了解西方风土人情。此后，考察活动渐频，而清朝末期的教育考察则更注重对日本的考察。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述：“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另外，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教育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其成功经验受到各国关注，对于当时急需走出困境的清政府而言更是不可多得的学习范本，得到清廷上下的一致认可。所以，这也是近代日本教育成为清末教育改革的模板，政府派遣官吏以及民间人士相继赴日本考察学务的主要原因。1898年初，张之洞派遣姚锡光赴日本考察教育，这是中国近代首次赴日本教育考察。姚锡光考察归来后向张之洞呈送了详细的考察报告，这也是国人首次将日本医学教育制度介绍到中国。1901年清政府再次派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1902年张百熙派吴汝纶赴日本进行长达4个月的教育考察，随行的还有京师大学堂提调及学生数名［3］。罗振玉、吴汝纶的考察正值清末“癸卯学制”制定之际，为这一学制提供了直接资料来源。1902年张百熙制定《钦定学堂章程》之时，吴汝纶正在日本考察，曾有6封书信寄给张百熙，及时将日本教育情况传递给张百熙［4］，成为这一章程的参照。从《钦定学堂章程》到稍后的《奏定学堂章程》，都浓缩了日本教育的影子。《奏定学堂章程》与医学教育的联系甚为密切，其中详细列出了关于医学教育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医科大学的学制年限、科目设置、课程开设、学时数。由此可见，“癸卯学制”中关于医学教育的规定是取法日本的成果。

2.2移植日本模式

清末学校教育直接移植了日本办学模式。日本医学教育对中国医学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当时政府官方办学中，也有个别国人私人办学采用日本医学教育模式。当时的政府办医学教育主要是以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为代表的医学教育。此外，还有各地、各省创办的官办医校，这些学校均采用相同的办学规程。对日本模式大加学习始于京师大学堂开展医学教育之时，特别是张百熙任管学大臣之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模式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之前洋务运动时期开办的新式学堂借鉴欧美办学，并没有带来如期的成效，甲午战争失败促使清廷官员反思而借鉴日本模式。所以1903年“癸卯学制”出台后，教育导向明显带有仿日倾向［4］。“癸卯学制”规定的学制体系完全照搬日本学校制度，从低到高，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等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共7级；而日本的学校是由幼儿园、初等小学校、高等小学校、中等学校、高等或大学预科学校、帝国大学、研究生院组成，也是7级，二者只是名称略有区别，体制则完全相同。清末高等教育也完全模仿日本设置了3级，京师大学堂包括大学院、大学分科、大学预备科3个层次，这是日本《学制》的翻版，预备教育这是欧美教育中所没有的。京师大学堂实行分科教育，医学列第7科。医术科目又分为医学和药学，与日本《学制》中对医学科目的划分完全相同。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就读学生原定3年毕业，自1906年学部要求医学馆按日本学制改为5年毕业。课程内容及教材主要由大学堂日本教习拟定，要求所有的学生必须学习日语，京师大学堂毕业的医科学生几乎全部懂日语和英语。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期间，主张开设“速成科”课程，旨在满足对通才的培养。这些主张完全源于日本教育理念，甚至房层建筑、学舍布置也参考日本式样。通过对日本学制的借鉴和办学模式的直接移置，清末医学教育与日本医学教育如出一辙。

2.3派遣人员互访

清末以来，为了学习日本先进的文化教育，政府加大了与日本的人员互通联络。1902年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后，官办学校中的日本教习的比例越来越大，京师大学堂将丁韪良及以往聘用的外国教习统统免职，在新聘的外国教习中以日本教习占了大多数。北洋医学堂、江西医学堂、杭州医学堂、广州医学堂都是采用日本模式办学，聘请日籍教习。据1909年日本学者吉野作造《在清国工作的日本教师》一文记载，当时在中国有500名日本教习，其中约有50名从事医学教育工作。1872，清政府开始外派留学生出国学习。派遣赴日学生始于1896年，首派13人，但这次赴日的人员中没有学习医学者。清政府下令各省派遣赴日留学生，赴日学习者才呈逐年增加。日本地近我国，政俗相同，成效最速，条理优洋，取而用之，大易措手。因此，清末年间大量中国学生纷纷赴日本学习，1903年出现了留日高潮。同年，京师大学堂“选派学生出洋，分习专门，以备教习之选”，向日本派出了31名学生，其中医学生1人，为蒋履曾。据统计，1904年留日医学生达到23人，1905年留学生人数逐渐增多，1907年达到高峰计95人，其中由于千叶医学专门学校与学部定有协议，所以接收的中国留学的医学生最多。近代医学史上很多有影响的人物都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对国内医学及教育做出了贡献。鲁迅1904年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虽然没有完成学业，1909年回国后，依然担任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生理学和化学教员。蒋履曾1910年回国后担任京师大学堂卫生教习。韩清泉、厉家福是1902年浙江省派遣的官费留学生，进入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学习。韩清泉回国后担任浙江高等学堂校医。厉家福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医。此2人也是1912年成立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的筹资创建人。汤尔和留日学医期间翻译了多部医学著作，回国后于1912年创办了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民国建立后，在汤尔和的推动下，出台了中国最早的《解剖条例》。留日医学生还积极组建学术团体，倡导学术研究。1907年留日学生伍晟、赵燏黄、王焕文等在日本发起组织了“东京留日中华药学会”。此外，还创办刊物，译著医书，向中国民众宣传医药卫生知识。他们回国后除直接投身于医学和教育领域，他们还学习日本近代文明，介绍日本学校教育制度，推动了清末明初的医学教育改革。还有一部分人进入医药卫生行政部门从事管理工作，并承担重要领导职务。

3日本医学教育引发了中国清末中西医教育的争论

日本引进西方医学之前的本土医学称为“汉方医”，是公元513年由中国传入的中医，成为日本主流医学。18世纪中期以后，西洋医学的引入使日本实施了一系列废止汉医的措施［5］，1906年汉医在日本已基本被废除，汉医教育也彻底被排除在学校教育体制之外，日本医学教育发展现状引发清末中西医教育的争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的发展。

3.1导致了中医西化的倾向

中医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思想。1900年，中国医界出现了对阴阳五行论的质疑，此后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并诱发西医同中医公开决裂，形成了中西医对峙的局面。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深受明治维新废止汉医的影响，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全面批判，对于阴阳五行之理，与占卜星相鼓巫为伍，故古今多以巫医并称。将阴阳五行论视作占卜算卦迷信巫术，很多受到过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都对中医大加批判。严复、梁启超等人对日本废止汉医的做法极为认同，否定中医，推崇西医。梁启超被西医误诊，病危之际依然在为西医辩护。吴汝纶早年奉旨考察日本教育，对西医有所了解，非常认可西医，而极端鄙视中医。清末与吴汝纶持类似观点的官员不在少数，所以清末颁布的学制中对医学教育的规定已明显倾向于西医，中医日渐势微。

3.2加剧了中西医文化的对峙

1912年民国建立，医学教育制度作为新学制讨论的重点，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医学教育的法令，但这些法令却没有涉及中医教育的内容，中医被排除出了学制之外。1912年的学制则完全以日本教育为蓝本制定的，引起了全国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也引发了中西医的激烈论争。当时，医界和政界很多有影响的要人都参加到这场论争，汪卫、余云岫、汪企张等人极力主张废除中医，进而有了之后的“废止中医案”。这场争论延续了20多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改革的主题和走向，重新划定了中国医界格局。这种影响表现在医学教育领域中，便是对中医纳入学校体制的合理性的质疑。

3.3形成了派系对立

日本近代医学并不是本土医学的沿升，日本近代教育是通过对西方教育体系的吸收借鉴而逐步确立的。汉方医被废除后，日本的医学体制引进的是德国模式。日本1872年《学制》是借鉴法国教育制度制定的，《教育令》则采纳了美国式教育，而《学校令》及之后的《教育敕语》最终主要确定了学习内容是对德国教育精神的借鉴。而中国西医教育最初是由外国教会医学校开办的，以英美教育模式为主。所以，日本医学教育模式引入后，西医教育就形成了“德日派”和“英美派”，西医界也呈现出学派纷争的局面。另外，日本国内学界历来存在“京大系”和“东大系”之争，即京都帝大系和东京帝大系，这种势力之争同样延伸到了中国医学界和医学教育领域，特别是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之后，中国医界和医学教育明显呈现出了各系控制下不同的特征。

3.4奠定了我国医学教育的基础

第3篇：近代医学模式范文

在图云关上当外科医生是一项比较辛苦的工作，除每天要爬山坡、吃杂粮外，还要紧张地学习、值班和参与各种手术。但3年的辛勤生涯，却也为我打牢了终生从业的基础。我从外科主任张先林教授那里学习到了普外科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又轮转到骨科、泌尿外科、眼耳鼻喉科等专业科室学习。特别是在眼科学习阶段，我从英国留学回来的李泰钧教授那里学到了做双眼皮的美容手术。图云关上有许多年轻的女护士，她们都爱美，经常请这位附属医院院长做双眼皮手术，而我则在一边做他的助手。李院长边做手术边为我讲述如何设计定点、划线、下刀，直到最后缝合。他谆谆善教的精神令人感动。故此，没过多久，我居然也能自己做了。他看我心灵手巧，后来就让我做主刀医生，他做我的助手，经过一段时期的锻炼，我终于能够独立地进行这项美容手术了，之后居然小有名气！新来的年轻护士就直接找我为她们做这项美容手术了！这也是我当时能够做的唯一的一项美容手术！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去了美国留学进修，在费城有名的宾州大学进修，专业学习项目是整形外科。导师是美国著名的整形外科先辈Robert H.Ivy。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修复重建外科这门修复先天性和创伤性残缺畸形的外科新专业。

Ivy老师非常认真地培养我。他为我介绍了一位来自德国的移民〖CD2〗鼻部畸形整形外科专家Hans May，安排我每星期六上午去那里观摩学习。这位May教授的专项手术是从事鼻子的各种畸形矫治。西方人种的鼻子，鼻背很高，有呈鹰钩的，有呈歪斜的，很少有塌鼻畸形；相反，我们东方人中塌鼻子的畸形较多。May教授的鼻畸形矫正技术非常高明，1例歪鼻畸形患者安详地睡在手术台上，经过1个多小时的手术，一个美丽而端正的鼻子出现了，真有些戏剧性的效果！一天下来，他能够完成5、6例这类手术，每天所收的手术费当然也不菲了！他有时也为年纪已达中年的妇女做全面部除皱手术，以改善容貌，使她年轻化。这种手术比较复杂、细致，从发际内做皮肤切开，层层剥脱皮肤，直达眉弓以及面颊部，然后向上后方拉紧，重新固位，缝合，切掉多余的皮肤，最后拉紧缝合切口，切口都隐蔽在发际和耳郭前后。除皱手术效果非常好，看起来年轻了10～15岁。这真是一项惊人的手术，我从心底里佩服他的高超技巧！但我只是一名观摩者，从来没想过什么时候自己也可以施行这项手术。

1948年底，我从美国回到上海，先后在同济大学医学院同济医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和第九人民医院工作。担任整形外科主任。从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受伤和先天性畸形的整复治疗工作。但当时全国的局面是崇尚闭关自守、反璞归真的，不论是谁，一套中山装，男女老少皆宜，寒暑风雨不论，但却偏离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崇尚“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初衷，以及历史上的燕瘦环肥习俗，更不要说涂脂抹粉，浓装淡抹等时尚生活了。但人们对美的追求，是生活和社会进步的自然规律，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一些著名演员上了年纪后，化妆遮掩不住岁月留下的皱纹，连老年男性领导或长者也是如此。上下眼睑松弛使眼睛睁不开，阻碍了视野，还得请整形外科医生帮助她（他）们做些美容手术，包括做双眼皮手术、去睑袋手术以及除皱术等。由此，可以让她（他）们重返舞台，恢复和延长她（他）们的艺术生命和活力，并使社会文化不断提升。这股不可磨灭的力量，自然地推动了“美容外科”的发展，虽然它是缓慢地进行着！途径说起来很简单，只要这些名演员和艺术家们请单位领导向上海市文化局批准盖章后，就可以让整形外科医生们放心地为她（他）们进行这类手术，而不用担心“违法”了。

1960年，那时我还在广慈医院工作，首批来找我做眼睛和鼻子美容手术的是上海和外地的话剧演员，这类手术相对比较简单，凭我个人那个时期的手术技巧，都得心应手地完成了任务！术后她（他）们带着笑容，愉快地重返舞台，尽情地表演！

但以一名整形外科医生来说，这类美容手术看起来比较简单，实际上却是重担在身，不容失败或降低质量。作为一名整形外科医生，主要诊治的病例，是一些严重烧伤后的瘢痕，或各种先天性畸形。手术治疗的目的，是在矫正畸形的基础上，恢复局部的功能和形态，这是件“雪中送炭”的医疗任务。而对于要做美容手术的求美者来说，却是在形体相对正常的条件下，做“锦上添花”的人体雕塑。这类手术只允许100%成功，而容不得1%失败。这对手术医生来说，是一种非常沉重、神圣的责任。手术刀虽小而轻，但责任却重于泰山！故此在进行美容外科手术时，我总是百般细致、万般专心地去完成它，不允许助手代劳，试切一下，乱缝1针。故此，手术效果颇佳，从未失手！

就这样，我在整形外科治疗领域里，慢慢地开展了美容外科这门分专业。但在那个特殊阶段，我还是认为美容手术像一只手有五个手指那样，美容外科只是它的一个小指而已，美容手术占很小的比例。比例虽小，但份量却依然十分沉重。没多久，一些十分著名的艺术家、名演员来找我做美容手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先后为顶级艺术家们做了美容手术。记得在60年代初，第一位来找我做手术的是著名话剧前辈丹妮，后来相继而来的有电影演员白杨、昆剧演员言慧珠、京剧演员张春秋等，以及包括为各地秦腔、晋剧等知名演员做的全面部除皱手术。这对我来说，则更是一个考验!我只是在美国期间，观摩过几次全面部除皱手术，如今却要独挡一面，完成如此重任，压力之大，自不待言。但任务已来，岂容推辞。就这样我被“逼上梁山”，独挑重任，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先复习书本，再充分做好各项术前准备，然后勇敢地上阵。记得言慧珠的除皱手术完成后，当她出院回家时，她家的护工阿姨见面就说：“啊，师母，你这次出去休养，效果这么好哇，怎么年轻了这么多”！慧珠大姐笑而不答，心中充满了愉快和自信！当然在此同时，我还开展了隆乳手术、肥大缩小术以及去除过多腹壁脂肪等各种大小不同、部位各异的美容手术。此外，还远赴北京、南昌等地，为一些老领导做因上睑组织过于松弛而导致的上睑下垂手术。因上睑下垂而影响视野的手术既属医疗，亦属整容的手术范畴。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20余年里，我先后做了不少这类美容外科手术，没有发生过一例差错或事故，在此同时，当然我也培养了一支技术和医德较高的青年队伍，其中不乏有后起之秀！

但总的说来，当时我们主要的医疗任务还是放在雪中送炭式的修复重建方面的手术，美容外科的排位始终是五指中的老五！

1978年，改革开放吹响了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号角，祖国大地吹拂阵阵改革开放的春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美也有了新的追求和认识，美容外科有了自由发展的园地，做美容手术不再要求有文化局的批准。故此，美容外科以飞快的速度，得以发展和壮大，各大医院的整形外科挤满了排着长队要求做美容手术的人，大有压倒需要修复重建手术的正规病人之势。除公立医院外，私营医院和私人诊所也获得了卫生部门的批准而相继成立。由于发展速度过快，难免有良莠不齐、事故屡出等情况的出现。我本人曾先后发表了多篇评论性文章，阐述了整形外科和美容外科的关系和发展趋向，以及如何整顿美容外科队伍的建议和感言。另一方面，在培养整形外科青年医生过程中，谆谆教导，以身作则。现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能够采用“派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强国际国内交流，曾多次在上海召开国际美容外科学术交流会，把我国的美容外科队伍纳入正常发展轨道。把从事美容手术的医生队伍培养成一支技术精湛、手术细微、医德高尚并具有强烈审美观和扎实基础的美容外科医师团队。看来，过去我把美容外科排在五指中的老五的旧观念，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美容外科这只小指，现在已经成长为和食指、中指并齐的一门大学科了！

美容外科伴我成长，在暗中，在明里，她是一门艺术，是外科技术的升华，美学和艺术的结合，在手术刀上谱写了一首新曲。如今我虽已步入暮年，久不挥刀，但仍然关心她，爱护她，指导她，为它的发展前途寄托希望，相信她必然会在科学技术的不断推动下，得到更宽广的发展。

（转载自《中国美容整形外科杂志》2009年第8期）。

《中国美容整形外科杂志》编后语：

读了张涤生院士撰写的《我和美容外科的贴身成长》一文深有感触。张教授已年过九旬，但身心健康、思维敏捷，仍然关心着美容外科规范化的发展。文章深入浅出、语重心长，倾注着对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深情厚意。

张院士首先描述了我国美容外科发展的近代历史。文内着重指出了“整形外科手术治疗的目的，是在矫正畸形的基础上，恢复局部的功能和形态，这是‘雪中送炭’式的医疗任务。而对于要美容手术的求美者来说，却是在形体相对正常条件下，完成‘锦上添花’的人体雕塑。后者手术只许100%成功，而不容1%失败”。文内再次强调了：“1978年改革开放吹响了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号角，美容外科以飞快速度发展和壮大，但由于发展的速度过快，难免有良莠不齐、事故屡出情况的出现，我曾先后发表了多篇评论性文章，发表了如何整顿美容外科队伍的建设和感言……把从事美容手术医师队伍要培养成一支技术精湛、手术细微、医德高尚并具有强烈审美观和基础扎实的美容外科医师队伍。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美容外科这支团队，已成长壮大为一门大学科了！”上述教导，值得我国从事美容外科专业的工作者深刻反思、理解并体现于临床实践中。

探索

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与

美容医学整体学科建设

彭庆星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医学专家提出世界医学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即由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同。

1.什么是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是指医学发展的不同时期的基本形态特征。它是人们对不同时期的医学本质的认识,即回答了“什么是医学的本质？”的问题。

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古代自然哲学医学模式近代生物医学模式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所谓医学模式的转变，是指医学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的模式转换过程。在医学发展的这三个基本阶段中，经历了两次模式的转变：第一次是由古代“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向近代“生物医学模式”转变；第二次是由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2.第一次医学模式转变的基本特点

由古代“自然哲学医学模式” 向近代“生物医学模式 ”转变导致的思维特点的转变的基本特点：

* 医学的研究方法，从综合走向分析；

* 医学的结构，从宏观走向微观；

* 医学的手段，从技术与人文的一体化，走向纯技术的机械论科学；

* 医学的思维方法，从整体走向部分，即从“整体论” 走向“还原论”。

3.第二次医学模式转变的基本特点

由近代“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基本特点：

* 医学的研究方法，从分析走向综合；

* 医学的结构，从微观走向宏观，即走向重组与整合；

* 医学的手段，从纯技术机械论科学走向技术与人文相结合的系统论科学；

* 医学的思维方法，从部分走向整体，即从“还原论”走向“整体论”。

4.还原论的特点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过去的几百年间，科学习惯于像拆卸钟表一样地将自然还原成一组组基本的、独立的零件，再通过对这些基本零件的研究来推知自然现象的性质。

自然科学以这种机械的还原论方法为基础取得了巨大成功，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家们尤其是物理学家都以为科学的大厦已经完工，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修修补补的活计了。因为大部分重要事情似乎都已经敲定，如：

在宏观领域，牛顿力学掌控着整个世界的运动，牛顿时空观也已经确立：时间均匀流淌，空间平直伸展，物质和能量、时空和运动互不相干各行其道。即宏观领域被牛顿所拆散。

在微观领域，像太阳系一样的原子模型在教科书上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像宏观世界的微缩，又像世界中的世界，其中的规则也与宏观世界相似。于是我们把“生命”被视为细胞的集合体，甚至“人体是机器”。

就这样，还原论的科学成功地建立起：

1.庞大而又完整的科学体系，在认识自然界的过程中卓有成效；

2.孕育出高度发达的工程技术；

3.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效率＝最大限度地削）……

从而，建造了空前昌盛的现代人类文明。

5.还原论的局限性

来源于还原论的物理科学，到了20世纪深入地提出了一些还原论无法回答的一些新课题，即牛顿物理学无法回解决的一些课题，如：

爱因斯坦发现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乃至整个宇宙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物质告诉时空怎样弯曲，时空告诉物质怎样运动”。一旦割裂它们就会产生严重失真。牛顿世界物质与时空分离、时空均匀平直的状况，只是忽略失真后的一种近似。

从而提示人们，还原论的科学所能够认识的世界，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于是，科学需要补充整体的观念。

6.从还原论到整体论的伟大飞跃

新世纪里的整体观念，继续推动着科学向更高层次、更加宏伟的目标发展。其基本特征是：以系统论为核心的科学方法论的运用。

系统科学提供了一种从整体出发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引导人们将所观察和研究的事物对象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充分考虑它所有的因素及其之间种种相互关联、不断变化的复杂关系。

由于系统论方法的运用，人们不再停留在某局部上一味地纠缠、故步自封，而是朝着全面的、整体的方向来思考和研究。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

7.整体论思维时代的医学使命

医学是一门以人为对象的科学。人具有生物、心理和社会三大属性。其中的本质属性是心理性和社会性。

近代西方医学，是一类生物学模式的成功的医学，但它只关注到人的生物性。

后现代的宏观医学模式还关注到人的本质属性，是为人的整体属的科学模式，反映了后现代医学发展的大趋势，一种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医学发展大趋势。新世纪的医学家及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于：努力顺应现代医学模式转变的大趋势，尽最大的努力将上世纪的这一理论成果转换为更加深广的医学实践。

在此，郑重地提醒当代医学家及广大医务工作者们：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凡本着完成医学发展这一历史责任而付出的种种创造性努力，将是医学发展最需要的成果，将是人类所期待的医学。

8.整体论指导下的医学分类

整体论的指导，实质上就是系统论方法的指导。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外人文医学界就已明确：后现代的医学分为基础医学、应用医学和人文医学三大类。其中应用医学大类之下又分为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三类。当年还没有“美容医学”这一说。今天，到了不能不明确美容医学学科类属的时候了。

美容医学的各分支学科基本上源于各自的临床母体学科，但它“年已及冠”了，应该从其自身所具有的学科性质来认识其分类问题。切不可简单化地仅凭“母代”的习惯来确定其归类问题。从学科性质上来探索，美容医学学科具有另一全新的内涵，与临床母体学科相比，存在四大差异：

⑴学科对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病人”，而是另一群健康（或亚健康）人自认为在容貌上和形体上存在某些缺陷或瑕疵，且心理上有求美需要的“美容就医者”；

⑵学科宗旨不是修残补缺、治病救人，即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

⑶学科内涵不仅包括基础医学与临床应用技术，还包括审美技能和美容心理学诊疗技能。

⑷社会学内涵上的差异：在专业技术实施的后续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临床医学的伦理学、社会学和法律学方面的原则和要求。

9.以整体论为主导来思考美容医学学科建设问题

美容医学整体学科是整体论思维时代典型的医学产物。因此，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于2007年1月26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的“学科建设研究座谈会”，在学习领会“从还原论到整体论”的基础上开题讨论学科建设问题的。

座谈会探讨了“学术方法”、“思维方式”等问题，高屋建瓴地认为：在“还原论”科学成果已达顶的新世纪，要自觉地以整体思维为主导来思考学科建设问题，思考21世纪的种种科学问题。在此基础上，会议取得了两点共识：

一是传统中医学是整体思维的伟大成果，可以用“还原论”去补充它，没有理由用“还原论”去否定它。

二是当代中国医学美学与美容医学整体学科的形成，是现代整体思维的一项最新成果，要用“整体思维”来建设它，以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第4篇：近代医学模式范文

【关键词】泌尿外科；临床教学改革；微创模拟教学；3D打印模型；PBL联合翻转课堂；微课

近年，现代医学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医学理论不断推陈出新，两者相互融合，各临床医学专业顺应时代变化，技术设备快速进步，泌尿外科无疑是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学科。如何运用新型的教学模式，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使医学生及初入临床的年轻医师能够快速掌握这些新理论和新技术，已经成为泌尿外科临床教学的重要课题。从单一化到多元化结合的教学模式改革，已经成为关系到泌尿外科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新挑战。

1微创模拟教学

进入21世纪以来，泌尿外科传统的开放手术，已经逐步被微创手术替代，微创时代已然来临。包括腹腔镜、经皮肾镜、输尿管镜等手术，经尿道手术，以及达芬奇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手术系统等，90%以上泌尿外科的手术都可以采用微创方式。但是，与传统手术相比，微创手术学习曲线较长，手术操作以个人为主，医学生动手机会非常少，临床教学培训的实施一直是急需解决的难题。利用仿真模拟技术，VR技术工程人员重建从尿道、膀胱、输尿管到肾脏等泌尿系统结构，医学生通过它来练习某些操作，是一种新的学习途径。腹腔镜仿真模拟器不仅能够缩短培训时间、提高初学者内镜操作能力，对于参加培训者开腹手术的能力提高，也同样获益[1]。微创模拟器能够清楚显示解剖细节，强化临床医师对于解剖结构的学习。通过微创模拟训练，可提高初学者手眼协调能力，帮助其掌握在现实内镜手术中所需的空间技能。微创模拟器可轻松实现复制手术并发症，有效降低手术风险。同时，整个模拟培训过程可反复进行，显著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学习兴趣，通过录像也有利于学习者进行评估和反馈[2]。微创模拟教学可快速提高学生泌尿外科微创手术临床技能，缩短学习曲线，为泌尿外科临床教学工作提供了一种安全、高效的学习方法[3]。

23D打印模型

泌尿系统脏器多为腹膜后器官，解剖位置较深，微创手术操作过程要求有较高的空间位置感，而这种三维空间感对于初入临床的学生往往不能即刻建立。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学、材料学及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医学模型的构建已采用3D打印技术（three-dimensionprinting）[4]。3D打印模型具有直观性、空间性及三维立体性等特点，可显著增加医学生对临床的真实体验[5]。3D打印模型更加直观地显示病灶的局部解剖、与周围脏器的位置关系以及血流供应等，帮助学生克服对于解剖位置不明、相关脏器立体关系不清的恐惧，吸引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充分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并有效将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牢固掌握所学知识要点[6]。使用3D打印模型，带教老师也可以更加直观形象的讲解局部解剖特点，演示手术入路及操作技巧，解释手术目的，加深学生对疾病整体诊治流程的认知。此外，3D打印模型在术前医患沟通方面也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帮助患者及家属更直观的了解病情，提前知晓拟实施的治疗方案，深刻认识手术相关风险，有利于双方交流，减少医患矛盾[7-8]。

3PBL联合翻转课堂教学

传统教学模式以“灌输式”或“填鸭式”为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参与性和计划性不高，长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同时，理论教学模式相对固定，教学时间有限，学生的临床思维缺乏很好的锻炼，学生的发展受到限制。将PBL（problem-based-learning，PBL）和翻转课堂（flippedclassroom）两种教学方法联合起来，引入到临床实习教学中，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思考[9]。PBL又称问题式学习法，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以小组为单位。教师可结合教学大纲设计各类问题，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导者，通过课本教材、文献网站、医学杂志、医学数据库等，主动学习知识，自主解决问题。教师只是教学的辅导者，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在课堂上作针对性的讲解，对学生尚未解决的难题，建设性地提供一些指导思路，课后学生根据自身情况继续去学习和探索，以此极大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显著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10]。翻转课堂教学是PBL教学实施的重要保证，近年来已被国内外多位学者应用于临床教学中[11-12]。翻转课堂教学法是一种集个性化、主动性及移动学习为一体的新型教学模式。学生的自主学习贯穿于教学的整个过程，逆转传统的学习环境。课前学生通过自学掌握知识，并提出相关问题，课堂上教师辅助答疑，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共同讨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生根据自身需要，主动学习知识，在深化对问题理解的同时，新知识、新技术完美融入到教学之中[13-14]。PBL联合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颠覆了传统教学“灌输式”的知识传递方法，学生通过课上主动交流和课后自主学习，在对问题的发掘中，掌握所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极大锻炼了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既具有趣味性，又有针对性。同时，教师的教学活动也更加灵活，从繁重的理论教学中得以解放，也解决了理论教学模式固定、时间有限的问题[9]。

第5篇：近代医学模式范文

关键词：中医学/科学 历史 趋势

科学是关于现实本质联系的客观真知的动态体系，是对绝对性或神性的渴望。客观真知是由特殊的社会活动而获得的和发展起来的，并由其应用而转化为社会的直接实践力量，它要由客观实践反复检验，而后者又要客观真知（即科学理论）反复论证。历史学就是一种根据结果析解它发生的过程的研究。许多历史的反思与理论的突破都是在科学精神的大旗下完成的。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土壤，古代哲学对中医影响很大，传统科学文化的实用理性价值观，使古代科学理论哲学化和科学研究技术化，古代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悟而不重逻辑的论证。中医先定经典著作于一尊，历代围绕它做“经典”式引申而预成化，经学化这对理论统一规范化有积极作用，而源自一家的学术争鸣促进了中医理论向规范化系统化发展，形成了完善了反映中医理论构建及其总特征的医学模式，它是中医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的映证，其先进性时代性对中医学发展有巨大推力并使之长盛不衰。文化的传播，使邻国医药学（如汉方医学）发展，也影响了本国其他民族医学。西学东进后，科学意识理性精神的倡导使中西汇通学派思潮涌现，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等争论热点升温，中医观点部分被科学阐明，但很少有新的系统化理论，庞大的中医体系仍树状分枝而屹立，天地人三维模式也没变换。

东西文化的融汇，产生了启蒙主义，带来了科学的昌盛与革命。或许受中国文化的启示，本世纪产生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但丝毫设改变牛顿一拉格朗曰一哈密顿经典力学的内容，只是使它的使用范围有所限定，这些理论是在19世纪科学的描述性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伴随现代科技，西医学出现许多分支学科，并不断丰富发展，形成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转变。在古代，科学与哲学混同为大统一的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所统属，自然科学只是神学的婢女。当今自然哲学（不是唯心的）仍是科学哲学的补充，科学离哲学越来越远，除关于相对论和测不准科学原理的哲学探讨外，哲学对科学的干预是灾难性的。

科学是很综合的文化，在中国更是如此。不同的层次观文化观历史观对科学方法的崇奉有程度上的差异。传统领域都有凝聚性且处于近饱和的类似状态。科学的发展是信息积累的一种特殊的链式反应，它可能具有一浪高一浪的性质，或是一时衰减停息的过程。科学史表明，先经验后理论的发展方式是迟缓的，能否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规范”是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20世纪科学中很多大进展是与某些或明或暗的统一化趋势相关的，科学与理论在分与合的对立统一中发展。脱离科学技术与经济部门的整体水平哪门科学技术都难发展，工程技术不正改变着中医模式。近百年来，西方医学或各种文化思潮不断冲刷着中医的阵地岸堤，并有淹没的危险，结核病曾是中医棘手也让鲁迅感慨的病，近年来又呈高发态势，耐药问题等似乎近期难以解决，多种传染病又死灰复燃。一场SARS的中医阻击战，让人为之叫好，赞叹之余，不禁发问：中医治病的思想非常先进，其阴阳运气术提前预报SARS等疫病是否经得起推敲重复？某些疫病当代医学都难以作为，而中医确能快速实用有效？关于阴阳五行的科学内涵曾获国家资助奖励，深入细致的研究从未间断，中科院院士数学家吴文俊却说阴阳五行没有科学的影子连伪科学都谈不上，简直是反科学。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易经》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阴阳系统论的阐述，经络的经典溯源，神经反射学说，攀登计划等以及方剂的实验研究交相辉映，折射出注释学，现代科技方法手段等对中医的研究已呈现多样化，即使不能得出满意明确的结果，伴随而来的多种副产品，也能使人开拓思路，知识创新，好的方法仍需拿来，应用时可以产生多种结论，历史与经验和科学的研究表明人体是复杂的开放巨系统，如何选择参照点就成为焦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与上帝相连的，有不少自相矛盾，除了美国的空间实验验证外，国人也对它做出质疑等，但无人回应，能超越它吗？不论是用生物模式，人文科学对中医做什么尝试，都将是一种观念方法的运用实验注释，也必将产生多种理论观念，质疑（如天人相应已遭学人的质疑）与价值经济等问题。如今生物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和各种实用或尖端科技的发展，都将对中医的文化观，价值观产生新的影响，人体实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中医养生家、修炼者（有人说中药方剂是历经无数人体试验试的结果，但其真实安全性已遭质疑），凡关注人类健康和疾病的科技手段、团体力量都将考与，由学术争鸣引发产生的共同和不同的参照标准（系）如对疾病的认识或科学真理观，也将影响一门学科或新学科及其文化价值观的兴衰结局，道变人亦变，经验的科学的历史都存在着新旧划分，推陈出新中的肯定否定、思维惯性、扬弃、模仿、吸纳实用创新等观念，也将影响着中医的未来趋势。有人预言，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协同性结合将导致新的科学革命。

第6篇：近代医学模式范文

[关键词] 医学史课程、高等医学教育、功能

医学史顾名思义是医学的历史，它是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人知道自己的历史；医学工作者与一般人的区别也就在于他们应该懂得医学的历史。医学史课程是医学生懂得医学历史的重要途径，因此，医学史教育在高等医学教育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医学史作为一门以医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史，它有典型的医学特征，但同时也具有一般历史科学的共同特点，因此，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能体现史学的一般功能。唐太宗《旧唐书》里对魏征有这样一句评价：“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其中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正是对历史的现实作用所作的高度概括。也有人指出“历史是一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充满生机的科学，在现代学科丛林中，历史学对现实和人生的意义不是任何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①具体说来，历史的现实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博古通今”、“鉴往知来”，即在认识历史过程中，揭示历史的规律性，从而加深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测。二是“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即在认识历史过程中，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为现实服务。三是有利于人生的修养，即通过历史的教育使人“明是非、别善恶”，用前人的智慧和德行净化心灵、提升境界。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也体现了上述功能。具体概括为：认识医学发展历程，把握医学发展规律，预测医学发展趋势；总结医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为推动现代医学发展服务；学习医学前辈的德行，明确自己的责任，从而提高自身修养。

一、 认识医学发展过程，把握医学发展规律，预测医学发展趋势。

历史就是指过去的人类社会活动，故有了人类便有了历史。医疗行为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行为，也是随着人类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因此，医学也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

最初的人类，出于生存和繁衍的本能，与疾病作斗争，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产生了原始的经验医学。又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能力低下，对大多数生命现象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普遍认为是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生死祸福。与这种认识水平相适应，禁忌、崇拜、巫术就成为当时医疗行为的主要形式。这个过程非常漫长，从时间来看，占人类历史的99%以上。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奴隶社会）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一些人开始对自然现象进行思考，于是产生了朴素的自然哲学观念。人们开始把一些医疗经验知识上升为理论，并试图用哲学思想来解释医疗经验，于是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医学”。例如：在欧洲就有希腊希波克拉底提出的“四体液学说”，在中国就有“阴阳五行学说”，印度有“地、水、火、风”四元素理论等。这些医学理论虽然不能像今天的医学那样科学地解释人类的生命现象，但这却是在原始经验与神巫医学基础上的理性升华。西方社会的中世纪，被称为最黑暗的时代，神学渗透到一切知识领域，医学也由僧侣所掌握。他们为病人治病，也替病人祈祷，呈现出“僧侣医学”的特征，寺院即医院，僧侣即医生。这种笼罩在宗教神学阴影之下的医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逐渐受机械唯物主义影响，出现了人体解剖学、病理学，开始了寻找病灶的过程，听诊器、内窥镜等多种诊疗设备也随之发明并投入使用。这种以机械唯物论为基础的，以生物性的人为研究对象的医学被称为生物医学模式。此时，西方医学得到了迅猛发展。自20世纪中期以后，除生理因素之外，人们开始关注影响人类健康的心理和社会因素。l946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其通过的中对健康这一概念作出了超越生物医学界限的解释，指出“健康除应在解剖生理上无病态表现以外，还必须在精神、心理上是健康的，并能够圆满地适应社会生活环境的要求”。l977年恩格尔教授根据现代医学的发展情况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因而医学也跨入到现代医学阶段。

通过回顾医学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医学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

首先，从医学模式来看，医学模式的转变呈现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本能、经验、巫术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几个阶段。其中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对于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以及唯心的僧侣医学模式相对于原始的巫术医学模式在形式上都有某种意义上的回归再现。例如现代医学模式中的“心理暗示”或“输导”与僧侣医学模式和巫术医学模式中“祷告”等在形式上有某种共同之处，但是这种形式上的类似绝不是简单的复归。现代医学模式中的“心理暗示”与“心理输导”是在经历了生物医学长足发展之后的理性的心理治疗活动；中世纪僧侣医学模式中的“祈祷”比巫术医学模式也多了一些如希波克拉底、盖仑等“实证医学”理论与医学实践的合理成分。又如生物医学模式在其哲学基础上也是对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的复归，两者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但是，生物医学模式发生在人类对世界的本源已有较清楚的认识之后，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所发生的时代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十分肤浅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因此，生物医学模比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更加科学。医学模式的转变所体现出的“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规律，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医学的发展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理性升华。医学每前进一步，都带有明显的历史痕迹，但又都不是简单地重复历史，而是在不断地继承历史，同时又不断地超越历史和不断地创造历史。

其次，从病理学的发展过程看，也可发现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综合到分析的过程，这也是医学发展的规律。在前生物医学时代，病人被视为一个整体，因而“整体观”是前生物医学模式中共有的观念。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在医学中的应用，这种整体观开始走向了分化。例如十八世纪意大利病理学家莫干尼(Morgagni)创立的“器官病理学”，就把人们对生命的认识推向器官水平。法国医生比沙(Bichat)把莫干尼的工作又推近一步，建立了组织的概念，认为器官由组织构成，并近一步描述了患病时器官和组织的形态学改变，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由器官深入到了组织层次。十九世纪50年代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Virchow)创立了细胞病理学，从而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深入到了细胞水平。从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剑桥结构学派克里克(Crick，H．C)和美国信息学派沃森(Watson，J．n)通力合作，提出了DNA双螺旋结构模型，表明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已深入到分子水平。

此外，医学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横向交叉或延伸，出现了医理、医文、医工交叉的多个学科群。这也表明医学的发展经历着由综合到分析，再由分析到综合的发展过程,这也是医学发展的规律。

上述规律只是几个典型例子，事实上在医学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出其发展的规律。揭示事物规律本身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其最终目的在于透过规律来预测未来。因此，通过对医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其最终目的在于预测医学发展的趋势。人们根据医学发展的规律，预测未来医学发展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医学的目的和任务，将从传统的治病救人,延长病人的生命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维护和增强健康、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为主；医学工作范围，将从现在的出生到死亡，扩展到生前到死后；分子生物学将成为医学的带头学科，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工程将成为医学的主导技术，高科技向医学领域渗透将使医学理论和医学技术的面貌发生改观；21世纪医学将朝着整体化、综合化、多元化方向发展；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将更加趋于完善；基因组医学的发展将会成为新世纪人类医学的主流等等。

二、 总结医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推动现代医学发展。

纵观医学发展的历史，医学每前进一步，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之上的。学习医学史，有助于医学生了解前人在推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成就与失误，并从中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从而为推动现代医学的发展奠定基础。

经验积累是医学发展的最初行为方式。正如鲁迅所言“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证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就是针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积累下去。乃有草药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南腔北调集·经验》) 鲁迅的这句话道出了经验在医学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又如，在巫医混杂时代，人们在征服左右人的生死祸福的超自然力量时就经历了从“禁忌”到“崇拜”再到“巫术”的过程，这就是经验作用的结果。早期人类对一些不可理解的现象感到奇怪和恐怖，因此不敢接触这些事物，从而产生了各种“禁忌”，即“远而避之”。例如当时人们由于对“死”的恐惧，因此把与死人有密切接触的人视为禁忌对象。菲律宾群岛的阿古泰诺族妇女，在丈夫死后七八日之内，就只许晚上出门，并且走一步路必须敲一下手杖以警告走近的人。然而，这种禁忌的方法往往并不能阻止灾祸的降临，于是人们就会对这些禁忌的对象产生敬畏心理，希望通过祈祷、祭祀或占卜的办法祈祷宽赦，这就是“崇拜”，即“崇而敬之”。然而，当这种崇拜的办法也无法阻止灾祸降临时，人们就开始另一种新的尝试，即对鬼神之类进行“驱而除之”，以保护自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巫术”随之产生了。人类对自然界中的不可知物，由禁忌到崇拜，再发展到巫术，虽然不能真正征服自然，但这应该说也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是在经验的推动下产生的。

再如，通过对近代医学产生和发展过程的考察，也可发现经验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个坚实基石。从解剖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罗马时代，被尊为解剖学之父的盖仑（Galen）在前人的认识基础上，通过对动物的解剖，来认识生命体的结构，积累一定的解剖学经验。但由于他把对动物的形态学认识强加到人体，因而难免有许多错误。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意大利的达·芬奇(L．davinci)在对盖仑的经验进行继承和对其谬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解剖学研究，使人体解剖学进一步走向成熟。十六世纪比利时解剖学家维萨里(Vesalius)也是在对前人的经验教训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解剖研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写就了《人体的构造》一书，从而奠定了近代解剖学的基础。从化学治疗学的发展历程看。德国细菌学家爱尔利希(Ehrlich)提出了“化学疗法”的概念。他在对结核杆菌染色时发现该菌对某一染料有特殊亲合力，由此他推测某些化学物质对病原微生物也有亲合力，决定研制只伤害微生物，不伤害人体的药物。经过反复实验终于发明了能消灭螺旋体、治疗梅毒和回归热等疾病的化合物“606”(Salvarsan)，从而开辟了化学疗法的道路，为抗生素类药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继埃尔利希之后，1928年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在这一经验的启示下发现了青霉素，成为二十世纪医学界最伟大的创举。1932年德国人多马克用同样的经验发现磺胺药的抑菌作用，解决了一些常见感染的特效治疗问题。从医学模式的转变看。生物医学模式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健康状况，并且促进了医学道德的转变。但是，生物医学模式在其向纵深发展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困惑或者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都为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或教训。比如，生物医学模式并不能真正完全解决病症问题；生物医学模式片面的思维习惯，也对医学的发展有消极的影响；生物医学模式也导致医患关系疏远，如医患关系物化的趋势，医患关系被分解的趋势，病人与疾病分离的趋势等。通过对生物医学模式的科学合理的成分和存在的不足进行充分的认识，就可以总结和利用生物医学模式时代的经验教训，从而促使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并使其逐渐趋于完善。

上述例子说明经验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任何医学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人积累的经验教训基础之上的。这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特点，因为个人的生命和能力是有限的，而文明却不因个人的逝去而中断，而是在“继承”、“创新”、“传递”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因此，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医学，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学习前人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不断创新。

三、 学习前人的德行，明确自己的责任，提高自身修养。

大学教育应当做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紧密结合，医学教育更应当如此，因为医学是直接面对人的科学。所以，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是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责任。何谓医学人文精神？人文指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精神是指人的人格、气质、修养。医学人文精神则是指医学工作者所具备的人格、气质和修养。人文是外在的，人文精神是内在的。因此，医学人文教育就是把外在的“人文”化为医学工作者内在的“人文精神”的过程。在医学人文教育中，医学史是最重要的素材。因为“历史学是各门学科之母”③，医学史从多方面记述了人类与医学有关的活动，是最全面的教材。医学史可以为医学生的人格塑造、气质培养、修养提高提供借鉴。

首先，可以使医学生接受人道主义精神的熏陶。人道主义精神是人文精神的内核，它是一个人面对他人、面对人类的一种情感或态度。对医学工作者而言，其人道主义精神则主要体现在如何面对病人，如何面对人类方面。早在公元前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誓词》中就强调了医疗行为的目的是为病人服务，把恢复病人的健康视为医生的最高职责。德国柏林大学教授胡费兰德（Hufeland）在其医德十二箴中也写道：“医生活着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这是职业的性质所决定的。不要追求名誉和个人利益，而要用忘我的工作去救活别人，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不应怀有别的目的。”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医学人道主义精神，医学人文教育就是要秉承医学人文精神。

其次，可以培养医学生为追求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在医学发展史上，许多的科学家为了追求真理而不惜牺牲情感、健康、乃至生命。例如，比利时医生、伟大的生物学家安德烈．维萨里（A．Vesalius），在欧洲社会还笼罩在神学权威的氛围中大胆进行科学实验，纠正了盖仑解剖学的许多错误并揭穿了神学关于人体的谬误，完成了《人体的构造》的伟大著作，奠定了近代解剖学的基础。然而，维萨里与哥白尼一样，为了捍卫科学真理，遭教会迫害。又如，西班牙医学家、神学家米凯尔.塞尔维特(M.Servetus)，通过解剖观察，提出了肺循环学说，为血液循环学说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违反了教义，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这项工作，就于1553年10月27日被统治阶级活活烧死在日内瓦。此外，还有许多的科学家，他们的献身精神无不启迪着后人。例如巴斯德不顾个人安危、多次深入疫区研究传染病的病原体，为揭开传染病的奥秘作出了贡献。琴纳首先在自己儿子身上接种牛痘苗，然后又把天花病人身上的脓汁接种到儿子身上。这种献身精神是今天的医学工作者应当继承的最宝贵的财富。关于这一点，爱因斯坦在赞颂居里夫人时就说：“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她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要大”。

再次，可以培养医学生的创新思维。医学史上的许多发明创造不一定都是通过理性的推理、论证或研究的结果，而是偶然的思想火花所致。例如，叩诊法的发明就是奥地利医生奥恩布鲁格把儿时的经验（常看见父亲用手指上下敲酒桶的木盖从木制酒桶发出的声音来判断酒桶内有多少酒）迁移到医疗行为中的结果。又如，英国医生李斯特从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关于有机物腐败和发酵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认为伤口化脓是由于细菌作怪，于是决定采取碳酸消毒，无菌手术获得成功。李斯特就是这样移植巴斯德的研究成果，发展了外科手术的消毒法。再如，英国人亚历山大·弗莱明在实验时发现，意外落在培养基上的霉菌斑点能够杀死引起葡萄球菌败血症的细菌，从而发现了青霉素，其后又发现了许多的抗生素。使许多另人束手无策的疾病得以治愈。这些例子表明医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是与科学家们独特的思维方式有关的。通过对医学史上这些事例的学习，可以引导医学生的有意识地培养其创新思维。

此外，通过学习医学的历史，还可以培养医学生对医学专业的感情。只有爱医学，才有可能为医学而献身。即通过学习医学史，了解医学发展的艰辛，看到医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体味其中的乐趣与奥妙，从而产生对医学的热爱。通常所说的“知之愈深，爱之愈切”就是这个道理。

论述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的功能，目的在于唤起高等医学教育的主体（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者）对医学史课程的重视。目前，由于受“重科学轻人文”的传统的影响，大多数高等医学院校对医学史课程不够重视，仅少数院校开设医学史课程，且多为选修课，因此医学史课程的上述功能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这有悖于高等医学教育的目标。这就要求高等医学院校采取有力措施，例如把医学史作为必修课，增加医学史方面的图书资料，提高医学史教师的水平等，从而使医学史课程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的功能得到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第7篇：近代医学模式范文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前言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

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

“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

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物质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

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修补”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第8篇：近代医学模式范文

护理学是医学领域中的一门学科,不仅具有医学的特征,而且也具有独立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世界上护理工作的发展经历了以疾病为中心到以病人为中心的过程,今后还要继续发展至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护理。1977年新的医学模式提出后,护理强调了人的整体观。护理工作重点从疾病护理转变到以病人为中心的护理方式。其特点是以人为中心进行身心护理,重视社会生活和环境因素在疾病中的作用,强调护理工作的独立性、科学性和整体性。护理工作的全程是以解决人的需要为目的,按照科学的护理程序所实施的系统护理行为,绝非发药、打针、铺床等简单操作的概念,而是从家庭、社会环境、心理、病情的多方需求出发,实施系统化整体护理。

2护理教育改革必须适应新医学和护理模式的转变

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求医学教育模式发生相应的转变。迄今我国的医学教育基本上仍旧沿袭50年代生物医学的课程设置,指导思想上重知识技术教育,忽视素质教育,方法上重知识传播灌输,轻能力培养,忽视人文知识教育和非智力因素的作用。(马学博.医学与哲学,1996,(17)10:512)100多年来护理教育改革也一直注重于学制、课程的增加,其模式处于与生物医学教育模式相匹配的,以教师———课堂———书本为中心的状态。近二十余年来,护理学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护理教育要按照新医学、护理模式的要求,重新设计面向21世纪的护理人才。

2.1更新护理教育观念医学、护理模式转变首先要求护理教育工作者在思想观念上完成这一转变,如实地把护理服务对象的人,看成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其健康和疾病的转化受生物、心理、社会诸因素共同作用的客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与对象性质完全适应的现代护理体系,满足现代社会保健的实际需要。新医学模式的健康观认为健康应包括躯体和心理两方面健康以及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它体现了现代社会卫生保健事业正朝着高度社会化的“大卫生”发展。1977年WHO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正是保证社会进步,普及卫生保健服务的战略目标。护理学作为近30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年轻独立学科,逐渐摆脱了医疗服务传统的从属地位,正以积极的姿态迎接这一新目标的挑战。护理教育必须适应新的医学模式和整体论的健康观要求,跳出单纯疾病护理教育的圈子,向心理、社会、环境和预防、医疗、保健三位一体的大卫生观转变。

第9篇：近代医学模式范文

    [关键词]医药人才 培养新模式 构建

    高等医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医药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学制内通过与高等医药教育机构中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达到我国教育方针指导下的人才培养规格的功能系统。它具有目的性、时间性、特色性、结构性、系统性等方面的特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国际医药模式的变化、本科医学教育国际标准(ISUME)的提出以及国家药监局对药品监控力度的加大,传统的医药行业也正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加上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步入,对医药院校人才的培养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目前的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

    我国高等医药教育几十年来在规模、结构、效益、质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进展。但面对时代和医药产业发展对创新的要求,如何从源头培养面向产业的应用型医药人才, 是高等医药学教育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医药卫生人才的培养模式是以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为基础的。目前,中医药院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三段式”,即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临床实习三个阶段。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现有的“三段式”教育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这种模式存在着课程设置单一,结构不合理;教学与实践脱节,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差;重视专业知识的传授,忽视整体素质的提高等问题,而当今世界,社会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无异也是瞬息万变。因此,这种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满足医药产业和医药市场对医药人才的需求。医药人才培养新模式的构建必须摒弃传统的教育观念,把以知识传授为主体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为以高素质为目标的教育体系上来,树立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新观念。

    二、构建新的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与现代教育理念和区域经济发展相对接的医药卫生人才

    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树立现代教育理念,注重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培养适应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医药人才。

    1.树立新的人才培养理念,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专业能力强的厚基础人才。高等医药院校树立全新的人才培养理念,加强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变化,不断调整专业设置:一是要培育特色医药专业,突出医药学等优势学科;二是形成涵盖医学、药学及相关专业的医药专业体系,在重点建设医药学专业的基础上,利用基础学科优势,调整专业结构,拓展新专业,融入医药信息、生物工程、医药管理等专业课程,以医药专业相关领域为重点,做到医药专业与相关专业协调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批高新技术诊疗设备和信息技术应用医疗卫生服务的出现,同时制药工业、卫生公共服务等产业亦迅猛发展,给医药学教育带来机遇和挑战,只有转变观念,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通过学科交叉, 构建符合社会需求的协调发展的医药专业体系,努力培养具备扎实的医药卫生专业知识及深厚的医药基础专业的厚基础人才。

    2.与区域经济紧密结合,不断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高等医药院校构建人才培养新模式,必须与区域经济相对接,在专业建设上贴近市场,提高教育质量,重视打造优秀本科教育。学校首先在专业设置上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依托良好的医药学科优势,通过不断地培育建设,调整优化专业结构,拓展新专业,使之形成与区域医药经济和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接的本科专业体系。高等医药院校要注重根据区域社会经济与医药卫生事业的需求,积极转变教育思想,进行教育改革,在教学改革方面从加强基础、拓宽专业适应面、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创新精神的培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等全方位进行探索。重视打造“优秀本科教育”品牌,从医药人才培养的特点和学校实际出发,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从各方面提高对教学的支持力度。高等医药院校要创新实践教学体系,围绕培养创新人才的目标,加大实践教学平台的投入,建设各级教学科研服务平台,强化产学研基地建设。同时,根据不同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特点,推行多层次的创新教育模式,培养高素质人才。

    3.转变教育观念,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培养综合素质强的复合型人才。高等医药院校要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树立教育新理念,结合现代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树立综合教育的理念,重视人文学科的发展,确立人文学科在大学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在课程设置、资源配置、经费投入、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人文学科充分的保证,在教育体制上尽快实现由专业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化。同时,人文素质教育还要渗透到校园生活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中去,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使人文教育真正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4.构建多元化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模式。传统的单一人才培养模式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医药产业和医药市场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因此必须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模式中,打破僵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创新教育的阻碍,建立起一种灵活的、具备生命力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如专业设置按照扩宽专业口径、增强人才培养适应性的原则进行调整、改革和重组,紧密联系社会人才需求,形成与区域医药经济和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接的专业体系,落实医药卫生行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人才培养模式在进行充分社会调研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随需而变,构建包括通识教育课、基础课、专业课、实践教学、特色(方向)课等5大平台的大平台课程体系,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实践教学体系由课程实验教学、实习教学、现场教学、实验室开放和社会实践五个层次组成,这五个层次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课内与课外衔接,校内与校外互补,基础训练与综合训练相结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种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保证了学校培养的学生始终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医药院校要进一步调整办学思路,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条件,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实现医药卫生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段涛,杨国柱.浅议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科技创业月刊,2007,(8).

    [2]王英文,王忠.医药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举措思考[J].理论界,2006,(2).

    [3]陈毅平,牛晓静.关于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考[J].广西中医学院学报,2007,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