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启蒙教学精选(九篇)

第1篇：汉语启蒙教学范文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急就篇>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急就篇>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急就篇>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孝经>：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第2篇：汉语启蒙教学范文

关键词：古代；蒙学教育；历展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4-0241-03

中国自古以来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中国文化早就意识到启迪儿童心灵和智慧的重要性。蒙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周文王所著的《易经》，其意思为若在蒙昧无知的时候，认真学习，修养正道，便可成就圣人之伟业。从字面上看，蒙学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启蒙文学。后来人们才渐渐将其与儿童的启蒙学习相联系，故蒙学之教导儿童学习是后人才赋予的意义。因此，蒙学又有“蒙馆”之意，是儿童学习的地方。在古代，蒙学教育贯穿始终，古人尊崇圣人之道，儒家之思想。儿童年龄尚小，不能明辨是非，对于社会交际礼仪多为苍白的理解。古人开设“蒙馆”进行正确的启蒙教育，教导儿童，使其摆脱幼稚蒙昧。通过教育的手段让儿童明辨是非，学习圣人之道，明白圣人之为圣，以圣人之礼仪言行要求自己。对于蒙学一词，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蒙学的含义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有些学者认为蒙学来自于《易经・序卦》中的“蒙者，蒙也，物之维也。”针对此问题，文章将在下文进行较为简洁的论述。

对于蒙学的含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则认为蒙学是一种教育机构。第二种观点是将蒙学看作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第三种观点大致将蒙学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一般对于八至十五岁的孩子进行的启蒙教育活动或者是对于这些小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私塾就是狭义的蒙学。除此以外的并含有教育所需教材的，私塾规定的礼仪言行以及古代学者关于此类现象的理论著作，便是广义的蒙学。对于蒙学的概念，很多学者都有着自己的看法，但是将其囊括总结起来，其本质是一致的。本文认为：蒙学是指我国古代家庭、社会、学校对儿童进行的早期启蒙教育，又称童蒙教育、蒙养教育或启蒙教育。其目的是通过对儿童进行基础的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的道德养成教育来启迪儿童智慧、培养儿童品德，使之健康成长。教育对象是蒙养阶段的儿童即蒙童，其年龄段大致为七八岁左右或更早。从入学时间和教育程度上看，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阶段。教育者被称为蒙师，为蒙童所编写的蒙学读物或教材被称为蒙书、小儿书、蒙学书。

一、古代蒙学教育的萌芽期

我国的蒙学教育在殷、周时期已有记载。原始社会末期主要特征尚没有系统的教材、成熟的教法，在官方的教育机构中一般情况下是不包含蒙学教育的，所以它大多数情况下是以私学的形式出现，蒙学只能是一种私有的教育教导方式，只有少数上层社会阶层才能享受。夏商两代，蒙学读物无史料可考，唯西周有相关文章记载，相传出自于周宣王时期的《史籀篇》，东汉班固书中有相关记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此书现已亡佚。据班固所云可知该书为“史官教学童书”，属于识字教学读本一类。我国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了学校性质的机构成均和庠。《礼记・文子世子》郑玄引注董仲舒的说法曰：“五帝名大学日成均。”根据记载和考证，可以推论出学校在夏代时就已经建立了。到了商代，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而国学又分为右学和左学。右学在西郊，为大学；“左学，为小学，在国中王宫之东”。乡学则指的是“序”，礼乐教育成为其基本内容。“左学”和“序”属于小学性质的教育。西周时期学校已有较完备的制度，西周贵族子弟的训练过程是先经家庭教育后再进行学校教育。贵族子弟从小在家庭中接受基本的生活技能和习惯的教育，进而教以初步的礼仪规则，确立初级的数的观念、方位观念和时间观念。比较夏商两代，西周的贵族家庭教育已有较大的进步，能够按照儿童年龄发展提出不同要求，有自身明确的教育方向和目标。

根据《周礼》和《礼记》等相关文献的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官府教育机构就分有“国学”和“乡学”国学的主要设置点是在王城和诸侯国都，乡学的设立是按政府机构的大小分别设立的，如州设序，党设痒，而闾里则设为塾或者是校。国学里是按照学生的年龄与程度可分为大学与小学两级。根据家庭政治地位的不同，学生进入小学的年龄有早有晚，越贵者入学越早，反之则晚。天子所设大学有五学之称，即辟雍、成均、上痒、东序、瞽宗。西周王朝衰落之际，上层建筑统治开始受到动摇，到了春秋时期，封建经济不断发展，奴隶主制度阻碍经济的发展，因而遭受封建地主的反抗，周朝开始没落，贵族中的一部分人开始想封建地主转化，贵族官学渐渐衰退取而代之的是私人的自由讲授“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春秋战国期间，各国虽然无学校，但未尝无教育，国家有保傅之官，教育王太子，而“士农工商四民”之子，则就“父兄之教”。由此可以判断，逐渐失去政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和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后裔其启蒙教育主要依靠保傅之官，而小民后裔主要接受家庭的启蒙教育。

二、古代蒙学教育的转折与发展期

1.秦汉魏晋开始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的发展期，以识字为主要功能

秦始皇灭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混战局面。秦国统一六国后，为巩固自身阶级统治，焚书坑儒，用暴力控制言论和学术研讨，废除了官学，也禁止私学。为使语言文字统一，秦国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新制定了学书内容，又有李斯、赵高、胡毋敬等人合力编写的三本书，这三本书分别为《仓颉》，《爱历》、《博学》，这些书并没有使用很久。到了汉代，出现了书馆，其教师称之为“书师”。书馆规模较大，学子也是数量众多，由此可见汉代对于蒙学的重视程度，因而汉代对秦的字书进行了修正改编。这三本书在汉初又被“阆里书师”合为《仓颉篇》。此后史游撰《急就篇》，周兴嗣编《千字文》，均流传于后世。

2.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和私学是蒙学的主要教授方式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处于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但同时又给文化学术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蒙学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类是集中识字教育即以“书馆”为主要教育形式，一类为初步经书教育即以“乡塾”为主要教育形式。从蒙馆教育用书中，可以将其分类：一是识字读书，二是读文读物。在基础教学中的识字教育大部分都是使用西汉时期的教材，到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大同年间，出现了新的读物，即是周兴嗣编纂的《千字文》。该书和西汉字书《急就篇》成为蒙学的主要读本。读文读本内容大多是简单的经书，现已无法考证其具体内容，儒家经典的《论语》以及《孝经》等书籍，其教育教学方法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综上所述，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化大融合时期，国家注重教学，其中最为侧重的是经学教育，因此使得蒙学的初级读物内容多为经书。此期间，读经教育的出现，使得蒙学语文教育与口语型书面相分离向着文言型书面语言教育的方向发展。

3.唐宋时期的蒙学教育，官学、私学与家学都有所承担

唐宋时期，是史上难见的盛世之时。特别是唐朝，农业方面，手工业以及商业都很发达，政治开明，人们生活稳定社会和谐。在这一时期，精神上的需求相对于其他朝代更为重要。盛世大唐，注重教育事业，完善传统教育机制，积极发展官学，同时扶持私学，共同发展。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唐朝的教育体系较为完善，教育基础也得到了长远的发展，例如：京师州县办了官方的小学，地方民间则有乡学、小学、乡塾等。另外一些士大夫还在家中设学亲自教授或者观看子孙受教。有史可鉴唐朝的政治以及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为宋元时期蒙学教育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宋时期的蒙学教材也有一定的发展。唐代有诸多新编蒙学读物，例如：《初学记》、《俗务要名林》》、《杂字》、《杂抄》、《太公家教》、《蒙求》、《兔园策》、《女论语》等，影响最大的蒙学读物主要有《太公家教》、《蒙求》、《兔园策》内容独具特色，富有张力的语言，对后来的蒙学读物编写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在《蒙求》的基础上编撰出来的《史学提要》和《名物蒙求》等。另外，唐代蒙学读物的重要内容包括古代儒家经史，宋初成书的《百家姓》、宋末所编的《三字经》与前代的《千字文》构成的识字教材。唐代新编《太公家教》，适用于小孩子的道德教育。宋学家们亲自编写蒙学教材，订立道德行为规范，强化封建伦理道德，如吕本中的《童蒙训》，朱熹的《童蒙须知》、《小学》等。还有为适应科举直接或间接要求而编写的《兔园册》、《蒙求》、《书言故事》、《神童诗》、《小学绀珠》等。这一时期的蒙学教育方法依旧以识字教学为重点，其蒙童要跟着教师学习读书认字，通过熟读背诵蒙童读物来强化认字能力。运用“六书法”进行字形教学。写字教学与读书教学没有捆绑在一起，而是进行分开学习。唐代的书法家字迹在写字教学书里用来让蒙童临摹学习。

三、蒙学教育的延续发展与兴盛期

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蒙学的进一步发展和逐渐鼎盛的时期，以教授三纲五常道德规范以及知识为主要功能。

元朝的蒙学教育，纵观元朝历史来看，终不过是个过渡期。从宋代蒙学的教育机制的完善和制度化向明清时期的程朱理学转换，元代的蒙学教育即尊崇经书，同时也有较深的宋性思维掺杂其中。元代的教育内容较为混杂，例如：元代教材多沿用前代的教科书，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纳入教育范围。在蒙学教育中，朱熹也是被纳入其中的，只是要求不深入理解，而是稍稍地作为了解并且知道其内容罢了。元代的蒙学多实行“分斋教学法”，即按照学生所读的书分“班”教学。元代蒙学的主要形式是“社学”，它得到中央政府的法律认可，普遍设立，在明清时期更是风行，成为乡村民子弟接受启蒙教育的主要形式。

中国古代的蒙学教育机构发展到明代达到鼎盛。明代蒙学在办学体制上官学、私学并举，形式多样、种类齐全。官学，主要是社学，另有义学，也叫义塾。私学，有蒙馆、家塾等。蒙学教学的基本程序是识字、写字、阅读、属对、作诗、作文。分为识字阶段和读经阶段两个部分。识字阶段的蒙童使用《童蒙训》、《小儿语》、《小四书》、《幼仪杂箴》、《日记故事》、“杂字”等教材；读经阶段的蒙学教育主要包括写字、背书、理书、属对和简单的阅读写作训练，选用教材为“四书”、“五经”、《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声律发蒙》等。

宋代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制度有所改变，学术著作以及文化的传承相对比较自由化，蒙学教学在此期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唐朝一样，宋朝政府更为重视教育，而蒙学教育是重中之重。政府多次颁布时令在各地方设立小学，加强蒙学教育。宋代的蒙学根据设立的性质可以分为民间办的私学，和政府办的官学。宋代由政府办的蒙学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设在京城宫廷内的贵胄小学。还有一类蒙学是由民间设立的私学。它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的称为小学。宋代的蒙学教材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编写蒙学教材的经验，并且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课本，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综合性的，以识字和常识教育为主。《三字经》是中国古代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本综合性蒙学教材。第二类是道德教育类的蒙学教材，这类教材是专门为培养封建道德观念和封建社会里修身处世的态度而编写的教材。主要包括：朱熹的《小学》、《童蒙须知》，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陈淳的《小学诗礼》等。第三类是历史教材与历史故事书。第四类是诗歌教学的教材，如朱熹的《训蒙诗》、陈淳的《小学诗礼》，以及《神童诗》、《千家诗》等。第五类是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教学的教材，以宋代方逢辰的《名物蒙求》为代表。

回顾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我国的蒙学教育最早出现在殷、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秦汉以后由于经济政治的原因，蒙学的地位逐渐抬高，蒙学教育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官办教育机构中一般不含蒙学教育，所以它大多以私学的形式出现。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随着历朝历代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蒙学教育体系逐渐趋于成熟，然而，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历时数千年，笔者凭个人之力无法在短期内对历代蒙学的情况逐一翔实记录。但同时笔者根据客观事物存在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就蒙学发展情况作为突破口，见微知著，找寻出一些规律性因素。既充分肯定前人探索规律的意义，利用前人的经验，也正视其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为今日学前教育的教材、教法等研究提出更多建设性的构想与方案。

参考文献：

[1]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人学出版社，1992.

第3篇：汉语启蒙教学范文

关键词：情景教学小学蒙班语文教师

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我国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新的调整，教育改革要求小学生的教学模式得到改善，小学蒙班语文课堂中采用情景教学方法体现了我国教育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所谓的创设问题情境就是指如何给学生营造一个问题氛围，让学生在教师问题的引导下对汉语文问题进行探索，最终掌握相关的汉语文知识。我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发现，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不仅可以激发学生语文学习兴趣，还可以提高我们的课堂教学质量。那么，究竟如何在小学蒙班语文课堂教学中创设问题情境呢？下面，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怎样上好小学蒙班汉语文课。

一、运用情景教学法

情景教学方法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模式那样死板机械，无法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无法实现课堂上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有效互动，无法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不利于现代教育教学的发展。情景式教学方法的优势就在于课堂上老师带领学生创造合适的情境，根据所学的知识联系现实生活，把学生引入到生动的活动场景中，学生们通过对情景的感知和认识、通过相互的交流和讨论，掌握一定的语文知识。从而实现教学的最终目的。因此，在当下新课程不断改革的背景下，小学生的语文课堂教学应大力推广情景教学模式。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问题情境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教师所熟识。但是遗憾的是，很多语文教师在如何创设问题情境这个问题上还显得一知半解。基于此种情况，本文主要针对如何在小学蒙班语文课堂教学中创设情境展开论述，希望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1、情景教学方法的具体步骤

采用情景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汉语文课堂的教学活动，要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是让学生在阅读汉语文题材的同时渗透情景教学：教师通过创设一种情景，把语言和场景结合起来，让学生进行句子或者短文段落的学习训练。第二、作文教学过程中运用，老师创设一种情景或者景象，让学生身临其境，学生通过思考和想象，激发了多种情感的体验，燃烧同学们的写作热情，从而提升学生的作文写作能力。第三、在语文课堂上的应用，通过音乐、图片等不同的手段，把学生的思维引入到场景中，通过感受从而触动学生的情感。第四是综合运用以上三个步骤达到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2.情景教学方法的作用

首先，情景教学方法能够提高学生的欣赏能力。情景教学方法的特点是利用各种道具创造一种真实环境，通过音乐等道具的采用能够生动的表现现实生活，给人们以启发和享受，触动人的心灵，情景教学方法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真实生活，从而丰富了学生的情感体验，加深了学生们的审美意识，让学生更亲近现实生活。在语文课堂上老师通过模拟真实的场景让学生认识到现实生活的状况，然后通过教学进行对比，学生很快的理解和掌握了语文知识，提高了教学的水平和效率。

二、转变教师观念、注重教材的选择

新课程的改革对小学蒙班语文课的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蒙班语文教学不再是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而是强调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教师要活跃课堂气氛，帮助小学生理解语文知识，加深记忆，提高语文课堂的教学效率。教师要认真钻研教学内容，做好和学生之间的沟通，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扩大学生的视野，增长学生的汉语文知识。

第4篇：汉语启蒙教学范文

［关键词］古代蒙学；知识与道德；中学语文教学；自主学习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非常重视教育，将其视为国家建设发展的重要事情之一。同时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十分重视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教育思想和文化，这些教育思想和文化是人民长期教育探索精华的结晶。继承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文化是构建中国特色教育体系，形成中国特色教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人生百年、立于幼学，蒙学教育作为自古以来文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古人在民族发展历程中对启蒙教育的艰辛探索，继往才能够开来，只有继承古代优秀的蒙学教育思想，才能够搞好现今的中学语文教学。因此，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归纳整理了古代蒙学教育思想的精华，结合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实际，阐述蒙学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学语文教育的启示，期望能够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对中国特色的中学语文教育发展提供有效建议，进而达到促进中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初衷。

一、古代蒙学教育思想

笔者通过对古人启蒙教育思想的有关论著进行整理，得出古代蒙学教育思想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知识与道理相融合的教育理念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是因为其非常重视教人如何做人的教育。启蒙阶段就将做人应该了解的知识及道理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教育，纵观古代的蒙学教材便会发现其中无不贯穿着这样的教育理念，既让学生掌握知识又将育人的教育思想理念蕴藏在教育教学中。如启蒙教材《三字经》中开篇“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1］。这句话的意思：人生下来的时候都是好的，只是由于成长过程中，后天的学习环境不一样，性情也就有了好与坏的差别。通过12个字，不仅向学生传授了知识，同时将做人应该具有的天性及教育对人后天造成的影响这一道理都明确地表达出来了。又如被称为百科全书的蒙学教材《幼学琼林》，里面包括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知识，还有许多蕴藏着深刻做人做事道理的名言警句、成语故事等内容，可谓是古人启蒙教育做人与做事最完美的结合。以“蜀犬吠日，比人所见甚稀；吴牛喘月，笑人畏惧过甚”［2］为例，蜀犬吠日和吴牛喘月等作为成语和典故，囊括了丰富知识的同时蕴藏着深刻的道理，巧妙地将知识教育与道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弟子规》也是我过古代著名的蒙学经典教材，如“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3］，古人在开头几句就将做人与做学问之间的关系道理及知识完美的展现出来了。古代很多蒙学教材的共同思想理念就是让学生从刚接触正式教育起就将知识与道理完美融合起来。思想理念是行动的指南，知识与道理相融合是我国古代蒙学教育思想的行动指南。

（二）侧重做人的教育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以儒家文化教育为核心，兼收佛、道等各家学派思想文化。各家思想文化的共同点都是教人如何做人，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其实就是做人教育。做人教育是我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教育传统，也是我国古代一切教育的目的。如古代儒家《大学》中的8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最为核心的是修身，而修身其实就是做人的根本，也就是做人教育。8条目无论是分开来看还是总的来讲其欲阐述的意义都是以做人为根本目的的，提倡修身之道。蒙学教育也是始终以教人如何做人为根本目的，如《三字经》中有“人不学、不知义，幼不学、老何为”［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如果不进行学习，就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我。小的时候不进行学习，等到长大后什么也干不成。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的“学”不仅仅指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泛指后天所接受的各种习染本领。通过教育达到做人的目的，其实就是做人教育。蒙学教材《幼学琼林》，从人类社会的各领域阐述了做人教育，如“毛遂片言九鼎，人重其言；季布一诺千金，人服其信”［5］，这些成语典故其实就是通过古人做人的方式方法来教人如何做人，都是在进行做人教育。《弟子规》通篇都在阐述如何进行做人处事的教育，如“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6］等，这些知识看似浅显易懂，其实都在宣传如何进行做人。蒙学关于做人教育的思想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所提到的这些方面，而是蕴含于古代一切蒙学教育教学活动之中。

（三）注重人类文明传承的教育内容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拥有延续几千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在于其非常注重对本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优秀文化地继承，这一点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其中教育方面最为突出。蒙学的教育内容便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十分注重对人类文明的传承。蒙学教育内容多是对前人积累的智慧进行总结归纳，通过简单易懂的文字进行表述，使得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和人类的精华能够方便快捷地传递给一代又一代人。可见，蒙学在民族文明传承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谓人类文明传递的重要载体。如家喻户晓的蒙学教材《三字经》，在这本书中随处就可以发掘到有关人类文明传承的内容，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7］，就是最好的例证，通过简简单单的12个字将孟母善于通过教育环境的改变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和自身教育子女的母亲形象展示出来，蒙学教材以这种方式将人类文明继承了下来，同时也起到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教育文化的作用。又如《幼学琼林》里的“《大学》首重夫明新，小于莫先于应对。其容固宜有度，出言尤贵有章。智欲圆而行欲方，胆欲大而心欲小”［8］，寥寥数语便将古代教育典藉《大学》及其阐明的事理展现了出来。再如《弟子规》中提到的“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9］，通过简短的12个字告诉人类应该怎样传承人类文明。不难看出，蒙学做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注重的人类文明传承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四）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

古代蒙学的一大特点是非常重视字的教育，其将教会学生掌握汉字做为教育教育的重要目标，形成了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蒙学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特色可以从多方面体现出来。从蒙学教材的名称及编排均可以看出其非常重视汉字教育，如3字连在一起的《三字经》《弟子规》，二者都是通过3个字的句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又如4个字连在一起的《幼学琼林》，其通过4个字连在一起的句式对学生进行教育，这类3个字和4个字连在一起的句式的教育较容易帮助学生记忆，且这些教材非常重视从易到难的编排理念。从教学过程来看，传统蒙学的教学都是教师读一句，同时要求学生字正腔圆的跟着教师读，且必须能够准确无误的读出来，直到能够读得滚瓜烂熟为止，达到熟读成诵的目的；另外传统蒙学教学还非常重视习字的教育，如对学生习字的坐姿、笔画顺序等都有严格的要求，还规定了习字的顺序：先临摹仿写、后自己写。文字作为民族的符号，重视文字教育，将文字教育视为启蒙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注重单独汉字教育的确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特色。

（五）重视学生实践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

古代蒙学十分重视学生在实践中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如宋代的大儒朱熹，就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学问需要你自己去学，某不过是个共同商量的人”。重视学生实践自我提高的教育方法还体现在蒙学的写作教学之中。我们知道古人非常乐于并善于写文章，其基础多是在蒙学阶段打下的，具体体现在古代蒙学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启发学生将现实所见所闻用文字表达出来，如对对子，均是从现实中取材进行对，好处在于可锻炼学生运用文字的表达能力，如果没有对现实的仔细观察和体悟，便很难写出富有真实情感的语句。另外，古代蒙学注重在教学中鼓励学生将自己所学用在生活和学习中，激励学生通过实践不断地提高自己。这在《弟子规》《三字经》等书中都有体现，特别是教育学生为人处世规范的《弟子规》，先生将规范、做人的要求等传授给学生，并让学生在实践中不断地体悟和提高。

二、古代蒙学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一）贯彻落实育人理念

各级各类教育中，教书与育人都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对中学来说亦是如此。随着高考的改革对语文教学的重视，且将语文分数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30分，这便直接导致了学校、教师、家长等群体越来越重视学生的语文成绩，特别关注学生在语文科目上的分数情况。处于基础启蒙阶段的语文教学得到重视本是一件好事，但语文教学中出现了单纯为了学生考试分数而教的突出问题：教学跟着考试走，考试怎样出题，教师就怎样教，如教师在教学生作文写作中就流传着龙头、猪肚、凤尾等“投机取巧”的教学方式。这是典型地过分追求教书职能而忽视育人职能的教学模式，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将育人理念贯彻落实到教育教学过程中去，那么如何将育人理念贯彻落实到当前中学语文课堂教学过程实践中呢？首先，学校等有关部门应认识到中学语文教师育人职能的重要性，通过多种方式对中学语文教师的育人方向进行正确地价值引导，可通过专家讲座、转变教师的量化考核方式等进行引导；其次，教师自身应该提高思想觉悟，树立正确的教学观，教师可通过持续不断地学习先进教育思想理念，树立正确的教学观点；最后，需要教师逐渐养成自觉地将育人理念贯彻到教学中去的良好习惯。

（二）强化立德树人教育

古代蒙学侧重做人教育的目的与当前教育界所倡导的立德树人教育是一致的。那么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强化立德树人教育呢？首先，教师应该形成树人教育思想意识，教师拥有树人的思想观念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的关注学生，真正把学生当作可塑型的人才看，才能够形成树人教育思想意识；其次，教师应自觉地学习新的教育理念与国家的各项教育方针和政策，如新课改的教育理念和国家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方针等，教师在不断地学习中，不但可以扩充学识，开拓视野，同时利于其形成全新的育人自觉性；最后，教师应通过多种方式将立德树人教育贯彻到教育教学实践之中。

（三）强化民族传统文化教育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民族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中华民族的符号，如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孔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培养能够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世界眼光，同时能够掌握建设现代中国所需才能的人才是中学语文教学的时代使命。笔者认为中学语文教学需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有关部门及教师应认识到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强化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可通过时代需要及语文教学的目的进行思想动员；二是教师应充分利用教材深入发掘其中有关传统文化的教学内容，如文言文、诗词等，注重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学，鼓励学生多诵读国学经典三、百、千等内容，提高学生的古代传统文化兴趣。

（四）重视字词教学

当前中学语文教学轻视对学生进行字词方面的教学，许多学生存在不会写甚或不会读字的现象。古代蒙学重视习字的教育特色对当前中学语文教学如何开展字词教学有哪些启示呢？首先，从思想上提高对中学语文字词教学的认识。需要有关部门及教师鼓励学生树立终身学习字词的好习惯，引导学生遇到生字、生词时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其次，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利用一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专门的字词教学。最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字词的习惯，教师可适时地教学生一些学习字词的基本方法，鼓励学生在日常学习中自主的学习字词，这也是字词教学的终极追求。

第5篇：汉语启蒙教学范文

一、什么是民、汉双语教学

根据双语教育的概说及其定义指出，民汉双语教学是指少数民族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运用民语和汉语（普通话）切换使用来引导少数民族学生获取知识的一种特殊的培养活动。

二、民语在教学中的作用

在少数民族地区小学低中年级课内时间全部用汉语进行教学是行不通，需要通过母语的支配形成双语教学模式来使学生更好的理解、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因此，民语在教学中的作用始终不容忽视。

第一，民语引导教学可以为学生提供直接性的易于接受学习的语言信息，有助于学生准确理解汉语的使用。

第二，民语引导教学有助于发展学生最基本的认读能力。

第三，民语引导教学能够为学生学习学科知识提供安全感。这里为什么提到安全感，由于任课教师能顺畅运用学生的第一语言组织教学，减少了学生害怕因为听不懂第二语言授课而产生的种种顾虑，从心理上保证学生对学习有安全感。

三、民、汉双语教学的类型

民汉双语教学主要易于引导学生认识汉语拼音和汉字、数和数学概念。母语辅助汉语教学有助于扩散学生思维，提高学生的想象力和记忆力，推动学生的写作能力和建立数感。民汉双语教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启蒙型、过渡型、短暂型。

（一）启蒙型双语教学

儿童刚入学组织教学时，使用民语引导，然后用汉语认读，再用民语释读，教师引导和师生在互动、交流所致的母语较多，汉语较少。这种类型称之为启蒙型双语教学。这种启蒙型双语教学着重在小学一至二年级或学前教育使用的教学模式。

（二）过渡型双语教学

教学初期还用到母语引导，但后期转型为汉语教学的，这种教学模式称之为过渡型双语教学。

这种模式模式着重在三至四年级使用。也就是说，教师在课堂教学引导时，口语交际时还使用母语较多，到后期逐步转换为汉语口语交流的多。即在三年级还用母语辅助教学，到了四年级所用的母语较少，或者几乎脱离了母语，直接用汉语组织教学。那么我们在这学段要把握好双语教学规律，正确使用母语与汉语的交接过程，让学生到四年级尽快脱颖而出，使课堂逐步转型为汉语普通话教学。

（三）短暂型双语教学

在学生已经掌握部分汉字（常用汉字2500个）的基础上，教师使用第二语言（汉语）进行教学，但教学中偶尔遇上一些难以用汉语说明清楚的，还需要用母语解释更为适宜，并且母语教学时间较为短暂的。这种模式称之为短暂型双语教学。这种模式一般在小学五至六年级有时用得上。

四、民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认真实施好双语教学

统一使用普通话是对的，但在民族地区要有一定的过程才能实现。有的理解不深，以为教学上使用普通是最好的，在民族地区从一年级开始就全部使用普通话，甚至还安排不懂民语的教师给不通汉话的低年级学生上课。这样的教学实在使学生难以接受，教学方式不对，结果事倍功半。

（二）使用双语教学有些教师只管教学生会读，忽视了引导学生去理解字义

经调研发现民族地区部分教师只管教学生会读，并不关注学生对字词的理解。我们调研组到部分民族乡镇学校针对低年级学生进行抽样测试，有相当部分学生只会读，不理解生字、词语的意思。

（三）不掌握双语教学规律，泛滥使用母语

（1）教学上，教师反反复复使用母语过多，挤占教学时间。（2）高年级仍然使用较多的母语，不符合双语教学规律，阻碍学生认知规律。

（四）忽视了启发式教学

课堂上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收获不大，质量不高。

五、正确处理好民汉双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1）识字教学，不仅教学生会读、会写汉字，还要教学生会理解汉字、句子，或者数学概念。

（2）母语使用要交代清楚，不能含糊不清。

（3）避免不通民语的教师对不通汉话的低年级学生授课。

（4）对教学内容要分清层次，民汉双语灵活切换使用得当。

（5）备课不仅备课标、备教材、备教法、备学生，还要备“母语教学”。该用母语的，要用母语引导、解释。

第6篇：汉语启蒙教学范文

徐霜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一年级上册，以全新的面貌与小学生见面了。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约而同地喜欢上了这套教材。那色彩明丽的插图、浅显易懂的内容、富有童趣的练习，不正是为学生们准备的一道“美味、可口” 的“快乐大餐”吗？有些学生书一到手就认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我这个从教近三十年的“老太婆”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一遍遍“爱不释手”地翻阅，一次次“不厌其烦”地向同行推荐……印象最深刻的是实验教材中汉语拼音编写的整合，这部分内容集“学拼音、读音节、识汉字、颂儿歌”为一体，彻底摆脱了过去传统拼音教学“单纯的”“孤立的”学拼音的束缚，开辟了汉语拼音学习与语言学习相结合的新理念、新教法。

一、活化语文 激发兴趣

六七岁的儿童，特别活泼好动，自控力很差，注意力难以持久。实验教材尽量考虑这些特点，每一课都配有精美的插图，还编排了一些儿歌，为教师在教学中，采用不同的形式与方法激发学生学习汉语拼音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例如：学习o、o、e三个单韵母一课时，教师可以利用教材生动的画面，绘声绘色地讲故事：这是个美丽的村庄，绿草如茵，小溪清澈。一天，太阳公公还没爬上山坡、一位小姑娘就站在小溪边唱起了a字歌，一只大公鸡听到歌声也跟着唱起来：他们的歌声引来了大白鹅，伴随着优美的歌声，大白鹅在水中翩翩起舞，它一回头发现了自己在小溪中的倒影，不由自主地e、e、e地大叫，几只刚刚学会游水的小鸭子跟在后面凑热闹……孩子们是最喜欢故事的，没有哪个孩子听了这么美的故事会无动于衷。这样，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认识了o、o、e的音和形，又在教师的故事里受到了美的感染。

二、训练思维 发展语言

实验教材汉语拼音的整合使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最终获得成功的喜悦。例如在教学声母“Ch”时，教师先出示挂图，问：“图上画了谁？他们在干什么？”学生说：“图上画了一只小刺猬和一个小男孩，他们都在吃苹果。”另一名同学补充说：“小男孩坐在椅子上吃苹果，小刺猬蹲在椅子后面吃得可香呢！”’我刚对这富有童趣的语言进行了肯定，又一名学生站起来说：“他们都吃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中，学生的思维得到了锻炼，丰富了语言。随后，我又引导学生再仔细观察图画，是否有新的发现。学生很快说出：“小刺猬蹲着的身体就像 ‘c’，小男孩坐的椅子就像 ‘h’，合起来就是‘Ch’，而吃苹果的‘吃’读得较短一些就是‘ch’的音了。”在观察图画启发思维、发展语言中，学生不仅掌握了声母“Ch”的音和形，而且悟出了学习方法，产生了轻松获得新知的喜悦感。

三、以人为本 倡导自主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件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评价方法的设计，都应有助于这种学习方式的形成。” 实验教材中复习部分，正是按照语文课程标准倡导的理念进行设计编写的。以“我会读”“我会写”“我会连”“我会摆”“我会认”“我会想”这样的形式出现。在学生喜闻乐见的情景中学习汉语拼音，有利于调动孩子们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有利于培养孩子的自主精神和自信心。我在深入了解了全班学生学习拼音的情况之后，发现有些学生在幼儿园就学过拼音，让他们以“我教你”或“我帮你”的心态重新学习汉语拼音，他们乐此不疲。另外，声母、韵母是记录汉语拼音音素的符号，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单靠死记硬背早晚会让学生失去兴趣。所以，在教学中启发学生用声、韵母说词造句，赋予字母以意义，是帮助学生记住发音的好方法。我的拼音教学中又出现了“我会说”“我会编”“我会讲”……这样，不仅有利于引起儿童的注意和兴趣，而且学生在思考和运用语言描述字母的同时，进一步训练了儿童的思维，丰富了语言积累，这也是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教学目的的一个基本要求。

四、多元设计 全面启蒙

第7篇：汉语启蒙教学范文

【关键词】教育模式 双语教育 双语教学 互通式教材

内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应该蒙汉语并重，以蒙汉兼通为教育目的，在教学中，注重蒙汉 互通，相互转换能力的培养，培养的学生既需要相当的汉语文能力，接受先进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又要有相当的蒙语文能力，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传播于本民族之中，他们是民族之间进行沟通的纽带和桥梁。

1.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模式

双语教育是一种通过使用学生第一和第二语言来进行教学从而达到某个目的的教育方法；而就教学意义，双语教学包括的范围比双语教育要广泛的多，是实施双语教育目标的主要途径，而且它包括了属于和不属于双语教育范围的教学方法。研究证明，这种类型教育出来的学生比过渡式教育出来的学生的双语能力高。但其缺点是保持其母语，也就是说其母语水平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只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这种教育方式同样也不适合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目的。笔者认为内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特别是蒙汉大杂居、小聚居地区的蒙古族学生的双语教育应该蒙汉语并重，以蒙汉兼通为教育目的，在教学中，不仅强调蒙汉并重，而且应该特别注重蒙汉互通，相互转换能力的培养，笔者暂且称之为互通式双语教育。因为我们所培养的学生，未来既需要相当的汉语能力用来接受先进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又要有相当的蒙语文能力，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传播于民族之中，以启发带动整个民族，振兴民族文化，推动少数民族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他们是民族之间进行沟通的纽带与桥梁。

2.大专院校双语教学的几个问题

对于双语教学与研究的诸多方面，国内外的有关学者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观点、思路、策略，就内蒙古少数民族双语教学问题，笔者也略谈几点看法。

2.1双语教育教学应注重、加强大专院校的教育。

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双语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大专院校教育和教学是关键，这个时期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时期，很多实验证明理想的双语人只有在儿童时期才能实现，而中学时期又是一个人一生中接受教育、可塑性的重要时期，同时这个时期的教育是普及教育时期，更有利于提高整体民族的素质。因此，我们应转变观念，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个时期，组织专家专门研究、制定完整的、科学的、系统的大专院校双语教学计划，这是十分重要的，甚至要比中小学的教学更重要、更迫切。因为，中小学时期没有好的基础，到了大中专院校再想学好双语已经是亡羊补牢，甚至会由于其接受知识能力的局限，阻碍其智力发展。为此，笔者认为我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教学的重点应该是大专院校的双语教育、教学，应首先重视加强大专院校双语教育、教学，这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之计。

2.2重视教材的编写质量，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

双语教材是培养双语人才的重要工具，也是做好双语教学工作的根本保证，好的教材就有可能较大程度上提高教学质量。笔者认为，我区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教材，在大专院校期间，最好是尽可能多的采用本民族的优秀语言材料，让学生真正体会原汁原味的民族语言，同时加人适当的优秀的汉语言材料，学习体会蒙汉两种语言各自不同的表达方式，认知不同民族的语言及所表现的文化特征和风格，使地道的蒙汉语言表达深人其心，巩固其民族语言和汉语语言双重根基，为以后进一步学习和使用双语打下良好的基础。

大中专院校的双语教材应从原汁原味的本民族的教材占多数份额逐步过渡到要让优秀的汉语文、中外译文、蒙汉译文和现代实用文体合占相当比例，同时加授语音、语法的蒙汉对比教学内容和翻译理论等语言基础课程，为完成蒙汉语言互通的教学目的设置教学内容。此外还应考虑专业技术的需求，加设相应的内容。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教学大纲及教材的参考书必须随教材而出，给予教学及时、明确的指导，这些教材及教学参考书应该组织专家严格审定。

2.3重视现代化教学，科技手段的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视听技术，网络技术，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远距离通信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到了发达国家和我国较发达地区的教育中。在此我们应清楚的认识到这些先进的教学技术，特别是远程双语教育可以直接应用到西部偏远地区、文化落后地区、双语教师短缺地区，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服务，这样可以尽快缩短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教育水平的差距，为民族地区的教育赶上发达地区提供跨越式途径。

2.4设立统一的，科学化的等级考试制度。

第8篇：汉语启蒙教学范文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前的蒙古国，还没有正规的学校，文盲率高达99.1%。60年代蒙古国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国家普及义务教育制，把教师列入公务员序列从而稳定师资，80年代扫盲基本终结，国民识字率高达90%以上。目前蒙古国平均每3人中就有1人受到过高等教育，蒙古国人总想办法接受高等教育后才找工作，因为就业对学历要求很高，即使报纸上登广告招清洁工，条件也得受过高等教育，蒙古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率在世界也属领先，人均教育程度达到发达国家的中游水平。这些快速而辉煌的教育成就与蒙古国建国后实行的教育体制有极大的关系。以下是适合蒙古国现行教育体制的、有关汉语语音教学总体设计的具体建议。

一、日课时安排要减少

建国后的蒙古国重视参与教育国际化进程，提出给学生留有一定的课余时间的基础教育课程理念，体现国际教育改革趋势。蒙古的小学上课时间平均不超过5个小时，初中的上课时间平均不超过6小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学生接受基础教育总时间过短的7个国家之一。蒙古国的中、小学实行半天制上课制度，比如4-6年级在上午上课，1-3年级在下午上课，在空余的那个半天去学校参加兴趣班。蒙古国高等学校也延续了初等教育松散的排课理念，因此，对蒙古国学生汉语教学的每日课时安排不宜排得太多、太紧凑，因为蒙古国学生已经习惯了慢节奏的、从容而不紧张的学习状态。

拿汉语语音教学来说，初级汉语综合课最初的语音教学阶段，其他国家学生的周学时数一般为10-12学时，而蒙古国学生的周学时数应为8学时，这意味着蒙古国学生完成同等学习量的教学时间会比其他很多国家的学生要耗时长。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从50年代至今有一个传统安排办法，就长期进修的零起点外国学生而言，一般安排有2-3周时间的集中语音教学阶段（有的是单纯的语音教学；有的是与汉字入门教学相结合；有的还要求掌握一些词汇和语法），例如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基础汉语系的初级汉语综合课的周课时为12课时，2周共计24课时。这样编排的目的在于用最短的时间让外国学生首先掌握汉语普通话的语音拼写规则。但对于蒙古国学生来说，这个集中语音教学阶段需要安排3-4周，因为欲速则不达，放慢教学节奏教学效果会更好。

二、教学模式要新活

虽然蒙古国学生的学习时间少，但是课堂气氛活跃。蒙古新课程改革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课程内容分为基础知识范围基本技能范围基本能力范围及健康个性范围。新课程教学方法有发现、激发兴趣法暗示教学法图表教学法直观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课堂讨论法迁移教学法情境激励法自主探究学习法等等。课程设置除了有学科课程外，还有大比重的活动课及选修课，重视生活经验、兴趣的培养，重视个体差异，满足多样化的学习需要，重视能力的培养。在教学模式上更重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个人创造创新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及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灵活、积极主动地思维。大都是小班制教学，每个班级多则20来人，少则几个学生，教师能够充分的照顾到每个学生的特点和个性，学生在课堂中能主动参与，经常是小组讨论，课堂教学尤其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提倡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的教学形式。

为此，要把建构主义的支架式教学模式协作学习模式和抛锚式教学模式引入蒙古国学生的汉语语音学习课堂，让蒙古国学生在有效、协作、轻松、活跃的课堂教学中提高汉语语音能力。

三、课堂质量要高效

蒙古国义务教育阶段推崇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独立生存、学会文明做社会人的教育理念，重视人的培养。蒙古国的教师没有那么大的权威性，能和学生打成一片，建立平等协调的师生关系，很注重师生交往，与学生作知心朋友，因而上课充满了和谐、欢乐及活跃的气氛。蒙古国的高考制度和美国相似，高校自主命题，考生自选大学参加考试，不是一考定终身的机制。蒙古国学生不像中国学生那样具有厚重的功名心及学习压力，灵活多样的考试只是为了让学生寻找自身的不足，更深刻地认识自己，让自己更加充分的发展自己的特长和天赋。因此，对蒙古国学生的汉语语音测试不是为了得个好成绩，而是为了真正地提高汉语语音应用能力。蒙古国很多人在大学深造仅仅是为了提高个人修养而已，牛津毕业的牧民在蒙古国是大有人在的，蒙古国学生很不能适应中国学生的应试教育。比起中国学生，蒙古国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是较差的，教师应严格考勤制度而不使其放任自流，但也不能用中国的教育体制严格要求而使其丧失活力。

就汉语语音教学而言，教师要注重课堂效率，让蒙古国学生在课堂时间内充分演练并掌握，不可以像对待中国孩子那样留一大堆家庭作业来课后完成。课堂语音练习的质量与效率，对于蒙古国学生显得尤为重要。

四、教学大纲要统一

蒙古国的教育没有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学校和教师有很大的自主权。学校可自行决定课程设置，随意性大。课程进度与教学内容也没有统一的规定，由任课教师自己决定。每学期初，教师可自主制定一个教学大纲，并依此选择教学内容自主教学。对蒙古国学生的汉语教学也还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不同学校的教师都在依据自己学校的要求各自教学，所以即使是同一起点的学生，由于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制约，学生的差异会越来越大。统一的教学大纲是衡量学校教学效果及学生成绩的重要手段，因此要依据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特点，依据蒙古国学生的特点，在多方调查和数据分析后，针对蒙古国学生整体的教学形式，制定出合理、统一的汉语教学大纲已势在必行，以强调规范并减少随意性。

就汉语语音教学而言，叶军的《〈对外汉语教学语音大纲〉初探》对汉语语音的教学项目进行了总体性的初步设计，但这是适合学汉语的所有外国人的语音大纲。针对蒙古国学生的汉语语音大纲，应根据蒙古国学生汉语语音学习的难点来设置具体的教学项目及教学顺序。本课题第一项研究成果《对蒙古国学生汉语声母韵母教学的切要、偏误分析及习得顺序》就是揭示蒙古国学生汉语语音学习的难点及教学顺序，这将成为制定对蒙古国学生的汉语语音大纲依据。本课题最后一项研究成果《关于编写针对蒙古国学生的汉语语音教材的建议》将具体展示蒙古国学生汉语语音学习的教学项目及教学顺序，这也是针对蒙古国学生汉语语音大纲的具体诠释。

五、课程设置要合理

蒙古国义务教育由于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学校和教师要自行决定课程设置，随意性、不规范性、不合理性就在所难免。同样对蒙古国学生汉语教学的课程设置也存在不合理性，刘正文的《蒙古乌兰巴托地区汉语教学的现状与思考》指出，首都乌兰巴托乃至整个蒙古国的汉语教学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课程设置不合理：具体表现为：一是课程结构体系不合理，二是课程总量不足，三是开设顺序不当。简单地说就是：不应开的课程开了，应开的课程却没有开；本该后开的课程提前开了，而本应先开的课程却推后了，尤其是汉语听说读写技能课没有开足量。应该说，蒙古国国内的汉语教学课程设置问题极其严重。

第9篇：汉语启蒙教学范文

论文摘要　敦煌儒家文献以写本为主,不仅有较高的学术和 历史 价值,还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但是,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一直被学界忽视。为了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就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类。敦煌儒家文献可分为经典、历史、蒙训和杂著四大类。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多达5万件以上的经卷和文书,其形态有卷子、册叶本以及单片纸叶等,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文字多为汉文,亦有古藏文、梵文等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 音乐 、天文、历法、宗教、儒典以及数学、医学等等。敦煌文献的发现,是我国也是世界20世纪最重大的发现之一,引起了世界的震惊。

这部分参照《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动,可分为正史类、编年类、谱牒类、地理类、诏令奏议类等五类。

正史类,包括敦煌遗书中已发现的《史记》、《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籍残卷。编年类,敦煌遗书中的编年类史书构成复杂,既有荀悦的《汉纪》、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等,还有中晚唐时期在敦煌地区流传的孔衍《春秋后语》、李筌《阃外春秋》等。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遗书中还存在数种不见著录的敦煌地区的编年史,如: 由s. 2506、p. 2810、p. 4073、p. 2830 共同组成的“唐朝年代纪”, s. 5693、p. 3721“瓜沙事迹纪”、s. 2252v“两汉至唐年纪”等,鲜明地体现出了敦煌地区史学著作的编纂特色及地区史学的特点①。以上这两类,从编撰指导思想到选材、谋篇,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以春秋笔法隐恶扬善,维护儒家所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孝、节义等伦理纲常,维护封建正统。谱牒类,家谱、族谱是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事迹的 文献 ,是对家族传承 历史 的记载,应该属于历史类。敦煌儒家文献中记录婚宦、世系的家牒,以及记述同一家族不同时代人物传记的家传均属于此类。地理类,敦煌地理文书,是敦煌遗书中珍贵的文献之一。主要有沙州、伊州、西州的地理残志、敦煌地理杂文书、全国性地志、西域行、五台山行记、姓氏地理书。诏令奏议类,诏令居多,以保留下来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的诏、敕为主。奏议类文献比较少见,附于此类。

蒙训类　属少儿启蒙书。这类文献在敦煌遗书中,数量不少,可专立一类。内容与儒家相关,包括儿童识字、日常生活常识、 自然 知识和历史知识、道德礼仪和行为规范等等的启蒙教材以及家书、家训等。《论语》、《孝经》、《毛诗音》、《礼记音》、《尔雅》等文献,虽然在敦煌地区也曾被用作启蒙教材,但从这些文献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不仅仅属于蒙书,更属于经书,这里不再重出。

蒙书的认定与其范围的划分,学术界看法不一,而且有的蒙书与类书纠结难辨,其功用不易区分。近人余嘉锡在《内阁大库本碎金跋》中指出了这一点:“诸家目录接收此书入类书类,盖以其上自乾象、坤仪,下至禽兽、草木、居处、器用,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颇类书钞、御览之体。然既无所引证,又不尽设词藻,其意在使人即物以辨其言,审音以知其字,有益多识,取便童蒙,盖小学书也。”可见,蒙书本应列为小学之流,从周至隋,主要以提供学童识字用的字书为主;隋唐以后,随着蒙学的 发展 与普及,蒙书的编撰也从单纯的识字 教育 中摆脱出来,发展成为包括识字教育、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等内容丰富的较为完善的体系。由于此类文献大多通俗鄙俚,史志多不著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