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发展史精选(九篇)

第1篇：政法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行政法学 行政法体系 大陆法系

目前，从我国部门行政法来看，某些行政领域甚至连一部基本的部门行政法律都没有出台。其原因与我国的部门行政法理论研究相关。

部门行政法是行政法学研究的新领域，各学者对其看法也有不同，如有学者认为：“行政法各论、分论谓之部门行政法。”①还有学者认为：“部门行政法是指规范和调整一定行政部门内发生的国家行政关系及监督行政关系规范的总称”。②我们认为，部门行政法学是以部门行政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科学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总称。

部门行政法学的诞生是以现代行政法的出现为前提的，现代行政法只有在依法行政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因此，现代行政法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国外的行政法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部门行政法还是个年轻的学科。

值得注意的是部门行政法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我国的部门行政法没有形成真正的学科体系。部门行政法研究远远落后于现实社会生活反过来又制约了部门法的进一步发展。从学界研究来看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新中国部门行政法律制度的重建阶段、部门行政法学产生的“孕育”阶段（1978-1982年）

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至1982年宪法的颁布，是中国行政法制重建时期。wWw.133229.COM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而确定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的法律、法令不与现行宪法、法律、法令相抵触者均有效。部分解决了行政领域无法可以的局面，使得行政制度重建工作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时期又颁布了大量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涉及经济活动、财政税收、文教卫生、人事管理等诸多领域，为依法行政提供了前提条件。其中主要有《经济合同法》、《个人所得税法》、《商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学位条例》、《律师暂行条例》、《海洋环境保护法》、《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等等。这些国家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出台也正在积极的孕育着部门行政法学在我国的出现，同时部门行政法学也在汲取着来自各方面的养分。

二、我国部门行政法学的萌芽阶段（1983-2000）

1983年王珉灿教授主编的《行政法概要》一书中概述了军事、人事、教育、公安、国民经济运行等部门行政法，开创了部门行政法之先河。由余书通、罗豪才等一批行政法学者和各国家部委局的法律实务工作者出版的《工商行政法》、《民政行政法》、《海关行政法》等十多部“部门行政法系列丛书”，对部门行政法研究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帮助与促进作用，但是这套书更侧重于对部门行政法律制度的介绍，并未达到研究的高度。我国的行政法学者在具有较强专业色彩和技术色彩的部门行政法面前驻足不前。

三、我国部门行政法学的初建阶段（2000-2007年）

在200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部门行政法研究》中对众多行政领域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又从宏观层面对部门行政法进行了总体研究。从而把我国的部门行政法大体总结为公共事务管理法、宏观调控法、组织与人员管理法、专业经济管理法、政务管理法五大类，并大胆的把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从而在整体上把握部门行政法概念、特征、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又能系统的比较我国现行各部门行政法制度的主要内容、特点和趋势。但对部门行政法作为管理调控诸如外交、国防、公安、教育、卫生、税收、人事管理、司法行政、新闻出版等多方面行政管理活动并没有在书中清晰的体现。

《特别行政法问题研究》一书由杨解君、孟红主编。这部书主要特点在于：一是体例安排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二是从理念、规范上和实效多个层次对部门行政法加以分析。三是与时具进，展现时代变迁与部门行政法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国行政法学者崔卓兰、王景斌的《部门行政法学》，可以说是从微观层面建构部门行政法学的尝试。这一阶段还有很多部门行政法学各论的专著和教材问世。如，《公安行政法》、《农村行政法》、《警察权益保护法》、《审计行政法》、《城市规划行政法》、等。

四、我国部门行政法学的系统构建阶段（2007年-自今）

部门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是部门行政法现象。我国行政法涉及国家生活的多各方面和不同领域，行政法的运用方式和手段也存在差别。这对系统构建我国部门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对于从事日常的行政实际运作的人们，一般不十分关心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应当如何构建的问题，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保障具体工作有效运作以及确保具体案件得以公平、妥善的处理。”③行政法学总论研究日渐精深，理论色彩也日益浓厚，行政法理论往往不能直接适用于各部门的具体行政实践，而部门行政法的深入研究，恰恰到了一个有抽象行政法理论通向生动行政实践的“桥梁”作用。“行政法学研究课题必然从总论转移到分论，即从一般原理到部门法学，落实到特定的问题上，这样，将使应用性和可操作性大大增强。”④

注释：

①余凌云．部门行政法的发展与构建—以警察（行政）法学为个例的分析．法学家．2006（5）．

②张正钊，李元起主编．部门行政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第2篇：政法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 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3-0052-05

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目的和研究宗旨是“阐述政治思想的发生和发展所固有的规律性,证明政治思想的历史是国家和法的学说有规律的积累过程”［1］。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一度取消,直到结束后,政治学才得以恢复。在最近30多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既在整体上呈现出主题突出、兼容并蓄、思考深入、注重比较、相互借鉴的总体趋势,又在几个主要研究领域呈现出不断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创新研究方法的良好局面。时至今日,政治思想史不但成为政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而且日益成为一个综合性学术领域。

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取得的主要成就

政治学恢复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真正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并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方法上看,对思想家及政治思想的论述和评价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分析或阶级斗争,研究者们已经有意识地试图从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头脑的政治教条主义中走出来。人们开始在研究中保持客观、冷静与理性,力求辩证地、唯物地看待历史上的思想命题和思想家。

第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得到重新界定。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从两个层面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归类：一是从“所表现的对象”来划分,可分为“纯理”和“应用”两类;二是从“能表现之主格”来区分,可分为“个人的思想”和“时代的思想”。梁启超虽然最早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进行了概括,但过于笼统。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成为学者们率先思考的研究课题。提出具有代表性观点的学者有徐大同、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刘泽华等。他们在合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指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2］

这些认识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论域的开拓和推动研究起到了引导定向的作用。

第三，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学者们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政治思想史都进行了专题性的研究。初步明确了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属性,较为清楚地划分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层次和结构,特别强调了科学客观的研究风尚,着力于系统性、错综性研究。出现了许多奠基性的学术成果,除了有大量的学术,还有多部专著问世。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主要有：王引淑编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纲要》、曹德本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刘泽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第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整体学术发展基本实现了科学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政治学恢复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坚持面向知识塑造和实践检验的研究局面。就研究的科学性而言,一方面,注重政治思想史中时代、流派、思潮、思想家等政治学说的挖掘和整理;另一方面,力求在综合上述时代、流派、思潮和思想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纵横结合的研究结构,努力使本学科研究的观点、结论与现实中国政治实践、政治比较相结合,推动兼容并蓄、知行合一的研究体系的形成。正是由于政治思想史研究面向科学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方向发展,才使得本学科研究的话语体系、思维模式、学术方法、基本范畴和现实功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一阶段的研究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在方法论上仍然比较单一。研究者们在政治学方法论的运用上仍然不够充分。80年代以后,研究者们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努力摆脱政治教条主义的束缚,但是方法论的转换并非朝夕之力可以奏效。研究者们在阐释和分析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上,阶级斗争学说仍然占了相当的比重。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逐渐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国外学术界的一些先进理论和方法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借鉴。但总的来看,对于现代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依然重视不够。尤其在如何将外国的现论作为方法论,然后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问题上,成就并不多。

第3篇：政法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研究模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原则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8-0023-0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是准确把握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关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展现出研究方法不断丰富、研究视角愈益多元等新气象。同时，由于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研究的范式和手段各异等原因，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几种价值取向具有明显差异的研究风格。

一、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分歧与三种价值取向的研究实践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首先，关于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和归属问题，至少存在三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1]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科。[2]第三种观点取以上两种认识的中间态度，坚持中共党史既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学科，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历史学，它是兼具政治学和历史学特点的特殊学科，是二者的交叉学科，或者说是带有十分浓厚政治色彩的历史学科，以中共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为代表。[3]

其次，关于中共党史的学科功能和学科价值问题，学者们认为中共党史存在着两个平行的学科功能和价值。一方面表现为意识形态功能、政治宣传教育功能以及为现实服务的直接的使用功能和“求善”功能等，具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中共党史学科又具有学术功能，认识功能，为现实服务的间接性的基础功能，具有学术价值。[4]

在研究的实践上，中共党史存在着三种不同价值取向的研究范式：

1.政治性的党史研究（或曰官修党史）。这种研究侧重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从现实政治需求的视角反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注重突出在党的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宣传，志在弘扬具有正面宣传效果的会议、事件和决议，专注于对论证现实政治合理性有帮助作用的历史因素的发掘。很显然，所谓的官修党史是与中共党史意识形态功能、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功能、为现实服务的直接的使用功能相对应的。

2.学术性的党史研究（或简称学术党史、民间党史）。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中共党史研究主体的独立意识不断增强，许多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们从被动依附现实政治需求转向学术自觉，并且开始尝试着用规范的学科语言系统解读中共党史，逐渐摆脱传统思维方式和消极因素的影响，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研究的方法不断丰富，一些跨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系统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甚至部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手段也被应用于中共党史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大批国内外党史档案、历史资料纷纷解密，使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

3.非政治性亦非学术性的党史研究（或称之为另类党史研究）。在一些党史研究者（或者党史爱好者）中，存在着既不与现实政治需要相一致的政治性党史，也非从学术化层面研究党史的现象，其主要特征是研究态度很不严肃，为了追求观点的标新立异和引人耳目，不顾客观事实，不惜歪曲党史，以戏说，调侃，甚至丑化、妖魔化党史的手段，对党史进行十分随意的“全新”解读。也许是出于对学术性党史研究理论的缺乏，或是对长期以来党史研究政治论断式的报复性排斥，这种既非政治性亦非学术性的另类党史研究，经过网络等开放性大众传媒以及海外媒体的传播，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严重和恶劣的，轻则混淆视听，重则会颠覆部分党史领袖人物的历史地位，甚至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稳定。

二、对三种研究实践的认识

尊重历史事实，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首要目的。通过学术性的研究，中共党史才能给人以一个全面的、不偏不倚的客观面貌。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历史研究中也可以找到现实政治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官修党史和学术党史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不过，无论政治性党史研究还是学术性党史研究，都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不足。

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官修党史研究注重党史研究的党性原则，在指导思想和相关概念、结论和提法上存在着诸多不足。如官修党史在很长时期里坚持革命史观的写作思路，一部内容翔实、涉及社会发展众多层面的中共党史容易被简单地描述为中国革命史和路线斗争史，出现严重片面化的学术弊病。还有，对不同的人物和事件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或为达到某种宣传效果，从而有意彰显或遮掩部分历史事实，厚此薄彼，不能给人以客观、完整的历史印象。另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有些政治性党史研究存在用个别领袖人物的论断和结论去裁剪历史，从而出现以论代史的现象，违背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研究原则。[5]这种现象使一部分读者对有些官修党史书刊，特别是较早时期的党史书籍和刊物产生厌烦情绪，在少数人中，甚至出现严重的逆反心理，即越宣传越不接受，越是你肯定的，我就越不相信，你越是否定的，我就越是认为它是正确的。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学术性党史研究就如何处理好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妥善解决与政治性党史研究之间的张力，是决定中共党史学术化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党史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能片面追求还原历史上某些史实的原貌，热衷于从微观上对一些历史细节的考察和探源，而忽视它的党性原则。同时，学术性党史研究既不能仅仅侧重于研究范式的调整和研究手段的创新，也不是对传统的研究模式的一味否定。如将现代化范式、社会学范式等引入到党史研究中，为从新的视角认识中共党史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益的平台。但是，传统党史研究中的革命思维是否全盘抛弃，也值得斟酌。

对于党史研究中第三种现象，即既不属于官修党史也不属学术化党史的另类党史，准确地说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首先它没有坚持政治性党史研究的党性原则，其次也毫不具备学术党史的严格的学术水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诚如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周金堂所言，历史不是“面团”，不可随意揉捏，也不可随意编造，滥施斧柯。党史研究无论认可何种价值取向，都要把符合历史真实作为第一要义，信守史德，坚持“慎辩”，不搞“曲笔”，不写“诬史”、“秽史”。不负责任的篡改历史、调侃历史、歪曲历史和伪造历史的做法，必然严重损害历史的严肃性和真实性。[6]对于注重考据、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基本要求的历史研究来说，这种做法是绝不可取的；对于政治性和现实性很强的中共党史而言，更是要不得的。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是中共党史研究健康发展的保证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学术活动的基本要求。因此，要促进中共党史的健康发展，任何研究路径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尤其不可偏离以下几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

1.实事求是原则。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之一，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坚持的首要原则。将实事求是原则贯穿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就是要求研究者从客观、公正和中立的立场出发，将所研究的对象充分地客体化，不是根据研究者自身的兴趣爱好，不被某种已有的结论和研究成果所左右，而是根据历史本来的是非曲直作出符合规律性的描述和评价。坚持实事求是也是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治史原则的基本要求和体现。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学术化党史研究才有生存和深入发展的前提。对于政治教育和宣传价值取向的党史研究，实事求是依然是一条不可丝毫忽略的指导原则，因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使结论、论断建立在可信的事实之上，更好地达到教育和宣传的效果。也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曲解、丑化党史现象的产生。

2.历史主义原则。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社会领域的运用，指从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空背景为出发点全面考察的原则。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围绕着特定的事件，总会有许多推动着它发生发展的主客观因素、直接间接的因素和内外部原因。历史主义的原则曾得到了的大力推崇，他在1942年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将历史主义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古今中外法”，主张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应在充分地占有原始的、可靠、全面得到、准确的材料基础上，注重从纵向联系去研究党史的活动和人物。还要把研究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从横向联系上进行考察。历史主义原则是对党史领域里长期存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现象的有力驳斥，它为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向深层次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它是进一步繁荣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3.群众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最大成就是坚持历史是人民群众创立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党史研究由于受现实政治中个人崇拜现象的影响，在研究的指导思想上表现出英雄史观的倾向。中共党史似乎成了论证个别领导人如何伟大正确的历史，绝对化甚至神化领袖人物，把领袖描写成十全十美无可挑剔的完人。相反，对于某些犯过一两次错误的人物却极力否定，宁愿放大其不足的方面，而对其正确的一面极力隐蔽，甚至绝口不提。这就是邓伟志教授所说的党史研究中出现的“一错百错”现象。这种做法既违背了党史研究“不虚美”、“不掩恶”的基本要求，也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历史观。党的事业是千千万万党员和群众共同的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可喜的是，当前已有许多学者将研究的兴趣转向了普通党员群众和党的基层组织，这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4.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要不要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如何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回顾中共党史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在“”结束之前，“阶级分析方法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近乎唯一的方法”。而在“”以后，“阶级分析方法在党史研究中很少使用，几近束之高阁”[7]。将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方法，是在方法论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固然不对。同样，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完全抛弃阶级分析方法，恐怕也不可取。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主要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一部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于这一部分历史的研究，如果脱离阶级分析的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当然，阶级分析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方法，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时候应该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对20世纪60年代重新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并非是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客观反映，就不适用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存在，特别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慎用。

5.坚持党性和科学性、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与学术化、科学化的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立和紧张是不争的事实，而如何减小政治性与学术性研究之间的张力，是促进党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党史研究中的政治性和学术性、党性和科学性其实是辩证统一的。党性或政治性体现了党史研究区别于其他历史的学科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需要，从而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其它学科不可能有的推动作用。反之，中共党史政治功能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术功能的实现程度，因为“意识形态宣传要有说服力，需要对欲张显和遮蔽的东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深刻的了解，而学术研究的客观、准确和深入，能为其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和借鉴”[8]。所以，中共党史研究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不但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在把握党史发展的主线和主题、主流和本质的前提下，推动党史研究学术化深入发展，就能实现“资政”和“育人”的双重效果。

参考文献：

[1]宋俭，丁俊萍.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2008，（3）.

[2]张静如，邹兆辰.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访张静如教授[J].历史教学问题，2004，（2）.

[3][4]周一平，许曾会.2000年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问题研究发展综述[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0，12（1）.

[5]宋学勤.试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价值取向[J].学习与探索，2008，（3）.

[6]周金堂.党员干部学习党史之我见[J].北京党史，2010，（2）.

[7]李贵树，秦国刚.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应该如何使用阶级分析方法[J].中国成人教育，2008.（4）.

第4篇：政法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司法行政体制；依法治国；封建司法制度

法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是对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反映。纵观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可以说是司法与行政的紧密结合。法律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极为复杂曲折的演变过程，从其形成到发展，再到逐渐完善，走向成熟，最终解体，其演变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给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带来了困难。中国古代司法行政体系的发展经历了由战国到秦汉的形成时期、唐代的发展时期、宋代的完善时期、明清的成熟时期。在提倡“依法治国”的今天，研究者通过对古代司法行政体系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对现有法制建设进行思考，不仅具有研究意义，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界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史研究已逾半个多世纪，关于中国古代法制史的研究成果丰硕，研究者对中国封建司法体制的演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白钢、韦庆远、柏桦、张晋藩等前辈，对封建司法行政体制下的司法、行政、监察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邱永明的《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以二十四史等正史相关文献为材料，按照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产生、发展、衰亡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内在规律与趋势，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历史分为六个阶段，向读者阐述了监察制度的效用及弊病。范忠信的《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研究导论》探讨了传统中国行政制度与中国行政法制文化的关系，同时作者阐明了中国传统行政法制的内在逻辑体系与构成，指出“家天下”的君治是中国行政法制文化逻辑体系的逻辑起点。人们通常认为，法律是一种贯彻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工具，并不涉及其他领域，但伯尔曼却认为“法律是解决纷争的程序，宗教是对生活终极意义和目的的集体关切和献身。二者都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宗教的法律，就是教条；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社会有效性”。

前人的研究成果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封建司法制度进行了研究，但对中国古代司法行政体制的具体运作情况，以及监察制度等问题，鲜有学者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他们没有能够将司法与行政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深入系统的专题研究。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刘长江等编著）则从古代各朝代司法行政体制形成的背景着手，探讨了中央与地方的司法行政体制，同时对司法人员的管理进行了说明，并考察了诉讼制度与审判制度的整个发展演变过程，跳出了从制度本身去考察历史的传统研究方法，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司法与行政体制的关系以及法制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对中国古代司法行政体制的流变以及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的特征研究，无疑是本书的灵魂与重点所在。回望封建时代的法政体制的形成轨迹，可以看到其与司法机构和职官设置相伴出现，形成于秦汉，发展于隋唐，明清时期最终得到了完善。那么，封建司法行政体制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其核心就在于行政与司法合一。在封建时代的政治体制内，行政官员兼领司法事务，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庞杂，行政、军事、财政都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中央各级机关看似设立了专业化的司法机构，但究其权力执掌，仍然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统一，除了主管司法事物的机构，还存在大量拥有司法权力的行政机构。我们不难发现，封建时代司法机构隶属行政机构，司法权的运用受到了君相的支配与监察权的监督。

司法行政体制的运作情况，也是作者关注的焦点。作者从诉讼制度与审判制度着手，指出秦代诉讼制度有自诉与公诉之别，自诉是指受害人本人向官府控诉；公诉是指官吏代表国家对违法行为进行纠举，这和现代法制中的公诉制度有类似之处。汉代出现了上级对下级的“劾”，“劾”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政府官吏纠举犯罪；另一种是由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或民事案件的原告向司法机关提讼。秦汉以后的朝代不断完善司法体制，最终形成了“控告―立案―审判―复审―执行”的程序。作者全面剖析了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制度下司法活动的本质特征，同时对司法行政体制运作模式进行了深入评价与分析，读者从中可以看出封建时代的司法行政体制运作处处反映出了君主的意志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君主破坏法律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究其原因，由于多种途径的司法行政始终是以政治统治为基础，突出特权，因而不免走上了“人治”的道路。尽管如此，君主也很重视案件的证据和刑讯。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司法行政体制得以不断完善，同时法典体系也日益完备，其所处时代的特征更明显。虽然司法官吏的判案能力参差不齐，但他们在判案时基本承袭了前朝判案的传统。从作者的评价当中，读者不难发现一幅奇妙的图景，那就是在封建时代，君主在向从事司法事务的行政官员施加压力时，并不能有效地使君主的意志得到很好的执行。相反，官员们往往利用自身熟练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凭借自身的优势，从容周旋，使得案件的判定并不完全遵循君主的意志，也具有一定的公正性。从上述研究中，读者可以看出“动态”的法律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刘长江等人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援引大量的历史文献，为读者呈现了中国古代的司法行政体制的面貌，并且结合政治学、历史学、法史学与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对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等各个职能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及运作情况进行剖析，揭示了其运作规律，使得其研究更具说服力。

从谋篇布局来看，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共八章，作者先对每个时期的司法行政体制进行概述，然后对司法行政体制运作进行梳理，最后对司法行政体制运作进行评析，说明了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下行政与司法合一的特点。

从研究路径与范式来看，作者摆脱了以往的研究思维模式，通过对大案、典型案件的分析，探讨了封建司法行政体制的得失利弊，论证了政治制度史与法制史的关系，从丰富的史料中去修正旧有的错误，这种研究取向及路径值得今后的研究者去学习。

依法治国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不断总结法治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对封建时代“人治”产生的弊端的描述，为我们当今法制建设提供了借鉴，同时与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相契合。

参考文献：

[1]邱永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范忠信.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研究导论[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

[3]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4]刘长江.中国封建法政体制的形成和演变述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

[5]白 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第5篇：政法发展史范文

一、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政治原理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历史课上，能作为生产力要素的比较多，如：劳动者、生产工具、科技等。生产力是国家发展的第一要素，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并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比如：世界历史中的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都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第一次是落后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第二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瓜分殖民地的高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基本形成；第三次加速了二战的爆发，进一步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各国开始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大力发展科技，走科教兴国之路。

同样，生产关系的要素也较多，如：国家政策的调整，战争的发生，社会形态的变更，社会的变革，等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比如：历史上有多次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以商鞅变法为例，变法虽然困难重重，但还是取得了成功，主要原因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即“顺历史潮流”之举，而历史上的王莽改制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主要原因在于王莽倒行逆施，其措施根本不符合社会实际需要，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最终失败。虽然导致改革成与败的因素复杂多变，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生产关系如果调整不好，就会激化社会矛盾，人民生活水平也就无法得到改善。

二、运用矛盾论可以揭示一些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一些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出现，都和矛盾有关系，如：农民起义的发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等等。以农民起义为例：历史上有过多次农民起义，每一次农民起义的发生都和社会矛盾的被激化有关系。当统治者过分压迫人民，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时，阶级矛盾就会很容易被激化，农民起义的爆发往往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教师在具体讲述一些政治、军事问题时，还可以通过分析矛盾的发展变化让学生认识事物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并可以把握一些基本规律。如：中国史和世界史是紧密相连的，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有着深刻的国内背景和国际背景：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使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中国人民反帝情绪日益高涨；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民主革命者看到胜利的曙光；新文化运动又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就在此时，巴黎和会召开，当中国代表的正义要求遭到与会代表的拒绝时，中国人民心中压抑已久的愤怒像火山般喷发出来，“五四”运动由此爆发。因此可以说：这场运动是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正确运用矛盾论不但可以站在理论的高度认识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些理论可以正确评价历史人物、认识历史现象。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看待事物要一分为二、客观公正，绝不能以偏概全、以点概面。正确评价历史人物也不例外，在历史长河中曾有无数历史人物，其中有功臣，有改革家，有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还有臭名昭著的千古罪人，等等。面对这些形形的历史人物，学生不知怎样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对他们进行综合评价。所以，教师要教给学生正确的评价方法，即要全面掌握历史人物一生的主要活动，不能以偏概全；将历史人物放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所处的阶段地位；既要作实事求是的肯定，又要指出其历史局限性，进行辩证分析，最后，对历史人物进行结论性评价，得出自己的观点。

再如：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联系是普遍的，任何事物都与周围的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着，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这就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比如：历史课教学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文化史部分一般都是授课教师的弱项，而这一部分内容的讲述应该与政治、经济联系起来。因为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必须联系当时的社会情况，才能阐述这一时期文化繁荣与否的原因，使学生得到全面掌握。如：隋唐文化繁荣灿烂的原因：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比较发达，以及前朝的积淀和对外交往的频繁。通过讲述使学生明白：文化的繁荣离不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

四、运用辩证对比的方法揭示历史现象的本质特征。

辩证对比联系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把两种相反或相对的事物，或把同一历史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联系在一起加以比较，进而辨别历史本质特征。

第6篇：政法发展史范文

具体施行“以人本、服务先行、安全第一”三大战略，大力增强“三个别系”建设，有用发扬“五位一体”、资政育人功能，为我县走在全省山区县市前列做出应有的奉献，力争再夺省市“档案系统先进集体”、“史志先进单位”。

二、落实行动：

（一）具体增强“三个别系”建设，具体增强档案馆、室工作。

1、加大档案资源征集和采取力度。增强科技档案、专门档案、民生档案的提早进馆采取工作，积极开展当地特征档案、名人档案、主要报刊典籍和宝贵史料的征集工作，增强县政府公开现行文件采取工作，充分发扬县政府公开信息查阅场合效果，全年采取进馆档案应不少于5000卷。

2、创新服务方法和服务手段。加速档案信息化建设，全年录入电子档案目录不少于10万条。测验开展核算机现场查询档案服务,争夺完成开放档案目录网上查询。增强档案史志信息网站建设，充分发扬县政府已公开信息服务中心效果，加大档案材料编研力度，开展档案信息进教室、进社区、进乡村活动，把档案服务送到广大人民群众身边和手中。

3、增强档案安全治理，保证档案满有把握。坚持健全档案安全治理规章准则和应急防备机制，装备需要的设备设备，改善档案馆（室）的保管前提，并按期进行安全检查，努力到达“九防”要求。

（二）服务经济社会建设大局，标准档案监督指导工作

1、增强乡村（社区）档案基本业务建设，提高服务领域和程度。将农业乡村档案工作纳入年农业乡村工作内容，逐渐坚持掩盖新农村建设各个方面和全体农民（社区居民）的“三农”档案工作系统，重点建好和管好土地流转、农业生产运营、社会保证、基本设备建设、文明建设、村务公开、民主治理、换届选举、林权准则改革等领域的档案，不断提高乡镇机关和行政村（社区）档案治理程度。

2、具体提高机关、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治理程度。继续开展机关档案工作目的治理和企事业单位档案工作标准治理考评活动，在抓好目的治理单位到期复检验收工作的基本上，县纪委、县总工会、县人社局、荷花镇4家单位创立档案目的治理省一级。还，具体完成全县一级机关的档案“三合一”准则修订、审核、复函工作。

3、切实抓好严重事项申报准则、违法案件季报准则、严重活动档案注销准则、档案按期移交准则“四项准则”的坚持与落实。

4、稳步推进重点建设项目档案治理工作。对国有重点建设项目档案执行全程介入，增强监督，监管率要到达100%。

（三）加强依法行政认识，推进档案史志事业有序发展。

1、增强档案史志司法法律宣传教育。加大《档案法》、《国务院当地志工作条例》、《湖北省档案治理条例》等档案史志司法法律的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的档案史志司法认识。继续开展对新上岗和在岗档案工作人员的培训教育。

2、加大档案行政法律力度。坚持健全档案行政法律责任制和工作准则，完善档案行政处分自在裁量权工作，推进依法治档工作的开展。标准施行档案法律年检准则，增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分档案工作的法律检查，对违背档案司法法律的案件，发现一同查处一同。

（四）抓紧争夺中西部档案馆建设项目，积极做好综合档案馆迁址新建项目标各项工作。要依照省、市、县发改部分的有关要求，组织专班，标准运作，认真做好档案馆新建项目标土地审批、规划制订、配套办法落实工作，保证综合档案馆迁址新建项目标顺利施行。

（五）发扬资政育人效果，扎实开展史志材料的编研应用工作。

1、具体完成《县志》（1979-2005）的出书工作。

2、抓好《年鉴（卷）》的编纂出书工作。

3、具体完成《社会主义期间中共历史专题材料（1949.10—1978.11）》编纂出书工作。

4、依据省、市要求，完成《中共市组织史材料（第五卷）》上报本编写工作，启动《中共县组织史材料（第五卷）》的编撰工作。

5、组织开展《中共历史》（第二卷）的编纂工作，完成送审稿。

6、组织开展留念建党周年系列活动。组织党史宣讲团，深化企业、乡村、社区、机关、学校进行党史宣传教育；应用播送、电视、收集等新闻媒体扩展党史宣传教育面和影响力；办妥《档案史志信息网》，扩展党史教育面和辐射力；举行“读党史、知党恩、跟党走”征文活动；征集“我看新转变”图片和改革开放期间党史专题材料。

（六）弘扬求真务实作风，增强档案史志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1、增强档案史志干部队伍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思想，指导实践，推进工作。把更多的档案史志干部培育教育成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领、作风上过得硬的优异人才，努力营建发展为本、实干为先、事业为重、团结为上的优越气氛，全力打造一支由治理型、专家型、技艺型人才构成的档案史志干部队伍。

第7篇：政法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 中学历史 史观体系 知识体系

一、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史观

文明史观认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又不是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以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和思想文明构建必修模块体系，实际上正体现了文明史观的精神旨趣。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以专题形式铺陈叙事，几个相关专题构成一个模块，强调长时段的历史变迁。如必修模块1的第2单元，叙述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和法治，第3单元则叙述了近代西方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国的民主政治。这样就勾勒出了西方社会从古到今的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民主法治――近代西方诸国的代议制民主法治。

全球史观以“社会空间”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位。所谓“社会空间”，指的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圈。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接纳了这种史观，并设置了相当比例的内容，如必修2就涉及“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必修1则涉及“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等。

现代化史观认为，18世纪后半期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出现了一个世界性的全球发展进程。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进而引发全球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组织、社会行为等领域的深刻变化。现代化史观强调非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明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成长资本主义经济？韦伯在对比研究了中西历史之后，指出是由于中国缺乏“资本主义合理因素”，而西方的新教伦理则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西方社会最终步入近代工业社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似乎接受了这种观点，其中有这样的表述：“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这实际上在引导学生思考明清时期的专制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摧残。

社会史观反对传统史学对于帝王将相等社会上层和战争起义等政治事件的过于关注，认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大众，提倡眼光向下，关注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这种研究历史的原则将诸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假娱乐、教育卫生、信仰崇拜等纳入其研究视野，这就大大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深受社会史观的影响，在政治史之外增加了大量有关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如必修2中有“近现代中国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等内容。

二、史观体系的建构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中的史观丰繁复杂，理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解读和中学历史教学的开展至关重要。概括如下：

静态文明史观：动态文明史观？摇？摇？摇？摇英雄史观――社会史观？摇演进：拓展：？摇阶级斗争史观――现代化史观地区中心论――全球史观？摇？摇

三、中学历史知识体系的建构

以史观体系为基础，对人教版必修1、2、3进行知识体系的建构时，考虑到现行中学历史只涉及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拓展三部分内容，而“演进拓展”占据大量篇幅，所以知识整合从“动态文明史”角度出发，着眼于“文明的演进和拓展”，“静态文明史”的内容则融合于“动态文明史”中，这是基于“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的哲学命题。

在“文明的演进”中，首先应罗列有关“农业文明”的内容，这包括中国部分的“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西方部分的“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文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起源”。其次可罗列“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的内容，包括“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确立与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19世纪西方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19世纪西方世界的文学艺术”。再次可罗列“工业文明深化”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俄国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罗斯福新政和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整”、“20世纪西方世界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

第8篇：政法发展史范文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 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第9篇：政法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以史为鉴 中国共产党 执政 精神法宝

新中国后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过去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这一角色转变过程中，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误，但总的来说，成功是主要的，失误是次要的。这些成功的取得，与党始终注重“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后人借缅怀刘少奇之际，评价这段历史说：“他想到，全国解放了，我们党成了执政党，领导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多么艰巨的事业！因此，必须熟悉历史，借鉴历史，从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汲取有用的经验”。

新中国党的几代领导人都重视“以史为鉴”

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着注重历史学习、总结历史经验的优良传统，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保持政权的长治久安，都热心于探讨和总结前朝兴亡盛衰、治乱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重视历史知识学习，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在执政的道路上注意“以史为鉴”。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总结，从乌龟壳（指甲骨文）到共产党，这一段历史应该总结”。邓小平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说：“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

在党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时期，这是对党的一个严峻考验。曾形象地称之为“进京赶考”，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在胜利面前不要滋生骄傲自满情绪，不要重蹈李自成失败的覆辙。古今中外经验的总结，尤其是党近90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党不断提高并强化自身执政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曾指出：“怎么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全党同志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要首先和经常考虑的非常重大的问题。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全面研究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总之，建国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把能否做到“以史为鉴”提到关乎党执政生命的战略高度来加以考虑。

以史为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道路上的重要精神法宝

历史上，党曾领导中国人民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党因此而成为广大人民衷心拥护的领导核心。党及时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结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自身建设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正是依靠这三大法宝，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胜利。和平建设时期，尽管遭受过挫折和失败，但总的来说在执政的道路上还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些胜利的取得，离不开“以史为鉴”的精神法宝。历史经验证明，以史为鉴的传统精神在党的执政道路上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丰富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的经验。治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历史提供的各种经验教训，党都引以为鉴。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派提倡“仁政”思想，主张对人民施“仁政”。历史经验表明，施“仁政”者则国家长治久安，反之则人亡政息。新中国成立后，等中央领导人以史为鉴，充分吸收这一思想，顺应广大人民的意愿，主张施“仁政”。同时，以战略家的胸怀，对“仁政”作了辩证的理解，把其区分为“大仁政”和“小仁政”。“小仁政”指暂时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提高其生活水平，“大仁政”指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强盛国力，待这一目标实现之后，自然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国家领导人高瞻远瞩，采取了施“大仁政”的方法，为新中国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有些王朝在治国方法上刚柔相济、儒法并用，取得了明显成效。这一治国方法被等中央领导人充分吸纳，2000年1月，在一次讲话中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主张儒法并用，就是思想教育手段和法制手段并用。法是他律，德是自律。一个社会治理水平的高低，与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有密切的关联。治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多管齐下”。正是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党提出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思想。

提高中国共产党掌握执政规律并按执政规律办事的自觉意识。历史和现实不能割裂，只有把历史和现实联系起来，才能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党员干部若只关注现在，不关注过去，看问题容易片面化。正如所说，“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入手，规律是说不清的”，“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

以史为鉴，党得出一个重要启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人心向背是关系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早在1950年，就曾提及：“要知道，天下是不能由少数人去包打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脱离了群众而能把天下包打下来的人物。如果你认为自己很了不起，本事很大，大到可以不要群众就能把天下打下来，那你不妨试试看，看你能弄个什么结果出来？我看结果不会有旁的，只能有一个：群众必然会把你抛弃掉”。说：“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很多都走了从得到民心兴起到失去民心衰亡这样一条道路。”党正是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找到了自己的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增强中国共产党把握时局、判断时势的主观能动性。当今时代，一个政党面对的客观形势往往是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这就需要政党领导人具备“多谋善断”的素质，才可能准确把握时局，判断时势，最终作出正确的决策。三国时期群雄并据，政治风云瞬息变幻，谈到这一段历史时，称赞曹操“多谋善断”，批评刘备、孙权、袁绍等人“多谋寡断”。他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曹操的判断力与决断力，吸取其有益的工作方法，增强把握时局、判断时势的主观能动性，他说：“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细致观察和认真分析，预测世界大战15年之内打不起来，于是作出了力争用18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大胆决策（实际上只用了7年）。“”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冷静观察世界形势，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果断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说：“我们的古人早就懂得多谋善断的道理，也懂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害处。成都的武侯祠里有一副对联，下联是‘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善于审时度势、果断决策。”2003年11月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9次集体学习会上讲话，要求党员干部“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进一步认清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规律性趋势，进一步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大势，更好地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

提升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境界。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至今，走过了幼年、青年和壮年期，已经到了成熟期，这期间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党一方面把成功的经验提升为理论，另一方面又敢于正视失败，勇于承担并检讨历史上的错误，体现了共产党人宽阔的胸襟和伟大的气魄。说：“研究中国党的历史，不仅要研究胜利的历史，也还要研究失败的历史。只有经过很多痛苦，才能取得经验。不要把错误认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看作同时是一种财产；不能说错误路线没有用处，它是有很大的教育意义的”。邓小平说：“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说：“人类的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更替，都经历了无数次的反复和斗争。目前经历一些挫折，从历史的长河看，不值得大惊小怪”。说：“做到对的就坚持，不够的抓紧弥补，错了的赶快改正”。共产党人正是依靠这种胸襟和气魄，才在执政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这种胸襟和气魄来自于共产党人以史为鉴、总结反思历史正反经验的优良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