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历史精选(九篇)

第1篇：管理学的历史范文

一、“公共管理伦理学”是公共管理的伦理学 在科学分类中，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伦理关系历来都被看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关系。在一种有着相似文化类型的社会中，大致有着相类似的伦理关系，以及由这种伦理关系构成的社会结构类型。即使同一文化类型的社会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差别也往往表现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于社会的存在来说，往往还是相对表面的现象，在更深的层次上，他们的伦理关系、社会的伦理结构及其伦理观念，有着不可怀疑的一致性。所以说，伦理学的话题往往是一些永久性的话题。在一定的同一文化类型的社会中，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在重复地谈论着同一话题。这表明，在历史的纵向维度上和在现实的横向维度上，伦理话题都是最具普遍性的话题。 但是，伦理话题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普遍性其实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在20世纪，一个明显的社会发展趋势就是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和科学的分化，社会生活在以往的历史发展的前提下进入了加速分化的阶段。同样，科学的学科分化也令人目不暇顾。在这种情况下，伦理话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开始得到证实，存在着一般性的伦理研究和特殊的伦理研究并存的科学事实。一方面，重复着以往时代的伦理话题继续加以研究，依然是伦理学的主流，甚至出现了更为系统、更为深入的伦理哲学省思。另一方面，关于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的伦理考察也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兴趣，人们深入地分析一些具体的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特殊的伦理关系类型，提出职业道德规范体系的建设。这就是在20世纪后半期开始成为伦理学研究热点的职业道德研究。公共管理伦理学就是在这种科学和社会发展条件下建立起来的一门科学，它是作为对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伦理关系作出专门研究的科学，并根据这一专门研究对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和公共管理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作出规定。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门新学科，它的前身可以看作为“行政伦理学”。在稍早的时期中，人们曾经试图通过对行政体系作出伦理思考去建立行政伦理学，但这个尝试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根据韦伯等人经典的官僚制理论，行政体系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基础上的，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科学性的追求，所以，以谈论价值问题为宗旨的行政伦理学一时很难得到人们的认为。近年来，行政管理的问题开始出现了社会化的趋势，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政府专有的管理形式，而成为一种扩展到许多非政府的社会公共部门的管理形式。当行政管理的方式被推广到非政府部门的时候，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情况，因而需要改革和调整。一方面，使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被改造为适应非政府公共部门管理的管理方式；另一方面，这种管理方式在非政府部门的成功又对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要求政府部门的管理也采纳非政府部门的管理经验。这样，就出现了公共管理这个特殊的管理形式。可见，公共管理是从传统的行政管理中发展而来的，但又不能根据传统的行政管理的理论和观念来认识它，它是一种新型的管理形式，根据管理学的术语，干脆把这种管理形式称作为管理的新模式。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与公共管理联系在一起的，是公共管理这种新的管理模式提出了建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要求。就公共管理自身而言，它的出现决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一些标新立异的学者们的杜撰。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管理模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逻辑上讲，管理的历史是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的，有了人也就有了管理。因为，人在今天已经被公认地称作为社会的动物。从人类历史的形成来看，单个的人是不能被称作为人的。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单个的人可以从猿进化为人，从猿到人的转变必然是一个整体进化的过程。人是在社会的整体中才能成为人和被看作为人，离开了社会的整体，就无法理解人与动物还有什么本质性的差别。而人作为社会的人，他的最为基本的存在形式就是他们之间的集体活动和协同作业。这之中，必然包含着管理关系。也许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种管理关系是极其简单的。但无论它多么简单，毕竟是作为一种管理关系而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即使在最为原始的人类社会中，也必然存在着管理

第2篇：管理学的历史范文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毛泽东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参考文献

[1]汤一介.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N].解放日报，2006-05-15(13).

第3篇：管理学的历史范文

1932年，雷恩出生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columbia, missouri）的一个零售企业之家。他18岁考上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在大学期间，他主修工业管理与人事管理。1954年，当雷恩22岁时，没有修完本科学业的雷恩参军了。服役期间，他任美国空军上尉。1958年，雷恩从部队退役，回到学校，继续完成他的学业，并于当年获得密苏里大学的科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雷恩回到家族企业经商。在工作期间，他修完了密苏里大学劳工关系与管理专业（management and labor relations）的硕士课程，并于1960年获得劳工关系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拿到硕士学位后，雷恩离开了自己的家族企业，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的霍尔马克贺卡公司（hallmark cards corporation）任生产主管。任职不久，雷恩又毅然离开这个公司，弃商从学，来到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攻读工商管理，主修管理学、市场营销、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并于1963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雷恩谋到一份来自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的助教职务，正式成为该校员工。

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雷恩教授管理入门课—管理思想史，积攒了大量的教学经验。在教学的基础上，1972年，雷恩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管理思想的演变》。在他的书中，他首次以史学的眼光对管理思想进行分类梳理。正是这本书，奠定了雷恩在管理思想史方面的研究者地位。

1973年，雷恩离开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来到俄克拉荷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任管理学教授，并兼任该校哈里巴斯商业史文献收藏馆馆长（curator of the harry w. bass business history collection），在俄克拉何马一呆就是34年。雷恩在任职期间，曾担任管理系主任和商学院院长等职务，并获得过大卫博伊德管理学教授头衔（the david ross boyd professor of management）和麦卡斯兰基金会教授头衔（the mccasland foundation professor of american free enterprise）。

作为专职管理学教授，雷恩参与了大量学术活动。他是美国南方管理协会（southern management association）的成员，并于1973年到1974年任该协会主席；同时，他也是管理学会（aom）会员，并于1980年到1986年期间任百年纪念委员会（centennial committee）成员；还是商业史协会（the 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 association）成员。他还担任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出版社、《商业视野》（business perspective journal）、《管理学会学报》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商业研究》（the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管理学会通讯》（academy of management newsletter）、《管理学会评论》（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管理史杂志》（journal of management history）和《管理杂志》（journal of management）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与审稿人。

作为管理学大师，雷恩的著作不算多。然而，一本《管理思想的演变》就足以使其在管理学界名闻遐迩。自1972年该书出版了第1版后，截至2005年，已经出到第5版（第5版更名为《管理思想史》）。他的其他著作有：1976年，他与丹沃伊奇（dan voich）合作出版了《管理原理：过程与行为》（principles of management：process and behavior）第2版和《管理者手册：管理的原则、过程和行为》（instructor’s manual, principle of management, process and behavior）；1984年，又将与沃伊奇的合著改名为《管理：过程、结构和行为》（management: process, structure and behavior）出版第3版；1987年，出版《流浪汉白领：怀特威廉的旅行》（white collar hobo：the travels of whiting williams）；1997年，与大卫博伊德（david ross boyd）合著出版《早期管理思想》（early management thought）；1998年，与罗纳德格林伍德（ronald g. greenwood）合著出版《管理创新者：塑造现代商业的人物和理念》（management innovators: the people and ideas that have shaped modern business）。除了这些著作外，雷恩的一些小书稿，也在管理思想史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例如，他与大卫范弗里特（david d. van fleet）1983年合著的《商学院史》（history in schools of business）就是其中之一。

雷恩的著作虽没有等身，但获得的荣誉证明了雷恩在管理思想史上的贡献。1972年，他获得美国杰出教育家奖（the outstanding educators of america award）；1975年，获得美国南方管理协会杰出服务奖（the 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 for the southern management association）；1980年，获得俄克拉荷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杰出教授奖（the outstanding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1991年，雷恩作为“当代最重要的管理史学家”获得管理学会年度杰出教育家奖（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distinguished educator of the year award）；他还获得过默里克基金会优秀教学奖（merrick foundation award for teaching excellence）。

《管理学家》杂志社在本期专题中对丹尼尔·雷恩进行了解读和采访，更多文章请参阅：

《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宏观图景》闻华（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知古以求真——史料学意义上的管理思想》闻华（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第4篇：管理学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高中历史 教研管理体系 管理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058（2016）160095

近年来高中历史实践调查研究的比例有所上升，同时社会提高了对教研成果的创新性、价值性和服务性的要求，导致历史科研管理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完善高中历史教育科研管理体系，尤其是优化教研经费投入及管理成了不可忽视的研究问题。

一、目前高中历史科研管理粗放的问题分析

现阶段高中历史课题研究的预算和决算管理不足，部分课题申报者的预算往往缺乏真实性、完整性、精细性、实际性等，给预算的执行和监管带来较大的困难。同时，高中历史学科的经费报销审核流程仍有待完善。部分课题项目的承担者忽视课题申请、报销以及审核等环节的管理，这就难以从根本上保障教育科研经费用到实处。此外，高中历史科研还存在评价标准缺乏科学性的问题。部分课题申报者等将经费资助数额的大小作为课题项目优劣的重要评价标准，忽视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价值性，导致研究偏离目标。

二、高中历史科研管理体系的完善策略

1.推进科研设计分层

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应完善历史课题申报的制度设计，避免项目重复建设。课题项目的合理科学分层和分工，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课题申报上的重复，为高中历史教研经费的有效利用奠定基础。还应完善课题申报的信息管理，强化管理能力。学校应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建立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数据库。这不仅能够强化技术，避免课题申报者凭借信息漏洞而重复申报，而且可以为申报者提供已有课题项目的信息，避免申报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重复申报。

2.促进教研管理优化

为了有效应对当前教研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相关机构应改变以往资助管理粗放的状况，从项目标准、责任主体、预决算管理等方面强化管理效力。

其一，明确管理标准和办法。教育部门应改变以往单一的结果性评价状况，提高对管理过程的重视，逐步制定明确的管理标准。其中，应充分开展评审回避、同行评审以及匿名评审等方式，并建立完善的评审信息公开、反馈制度，减免非学术因素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教育部门还应提高管理制度化程度，结合当前高中历史教育科研项目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制定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成果鉴定、结题管理等文件，强化对高中历史科研项目申报立项、中期检查、立项结题、成果推广的全过程管理，促进教研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其二，明确科研责任主体。为了提高经费管理的有序性和明确性，应结合高中历史教研情况，落实“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责任到人”的管理制度。学校作为课题项目申报的责任主体，应主动承担起领导、监督的责任，结合单位内部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人事、财务、审计、监察方法，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为高中历史科研管理体系的优化奠定基础。

其三，优化教研资助的预决算管理。地方教育部门应积极开展和完善绩效预算、零基预算，提高高中历史教研资助费用的使用价值。为了提高预算的严谨性，教育部门应结合相关教研资助费用的管理办法和课题研究项目的实际需求，编制科学、具体的预算项目。学校在开展高中历史教研时应营造勤俭节约的氛围，妥善安排经费项目支出，使经费能够用到实处。此外，高中历史课题项目的负责人在课题研究方案上应明确罗列相关研究项目以及开支预算，为经费合理安排及教研管理体系的完善奠定程序基础。

3.强化科研质量考评

为了提高对高中历史科研管理的实效，教育部门及学校应积极健全预算审核制度。同时，课题负责单位还应制定内部绩效管理制度，以“高水平的教研成果、高层次的教研人才”作为教研绩效评价的导向，充分利用绩效拨款开展深入的绩效评价，鼓励创新及实绩，提高对高中历史教研项目的管理水平。此外，教育部门和学校还应建立管理诚信激励机制，对科学、严谨、规范使用教研经费的学校及个人进行奖励，并通过信息渠道进行公开表扬；对浪费、违规、违法的经费使用行为进行责任追究，并公布具体单位及个人名单。通过科学编制项目预算、落实绩效评价和诚信激励机制等措施，将有利于建立完善的教育科研资助体系，提高教研人员违法违纪的成本和难度，为教研经费的高效应用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总之，为了保障高中历史教研落到实处，教育部门和学校应不断总结教研及实训工作经验，推进科研设计分层，促进教研管理优化，并逐步强化科研质量考评，提高高中历史教研项目管理实效，保证高中历史教研活动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 参 考 文 献 ]

[1]聂劲松.中国教研制度的形态演进[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第5篇：管理学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文物 保护 现状 问题 管理

众所周知，革命历史纪念馆文物对历史研究工作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是历史时刻的见证物，为了使得文物能够得到很好的保存，以为后人进行行为研究活动时而提供宝贵参考意义，则需要探讨为其建立专业研究机构以及保存场所，而历史纪念馆就是保存、陈列、研究、收集文物资料信息的场所，是一个为社会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因此，历史纪念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保障了文物的安全性，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文物的保护意识增强，则需要不断地对现有的保存方式以及措施进行创新，并且将目前文物保护错误方式进行不断地改善，从而探讨一些新的保护方式以及措施来对文物进行保护，以实现文物保护科学性、安全性的目的。

一、历史纪念馆文物保护分析

一是文物保护资金短缺以及设备较陈旧的问题。经调研发现很多市级历史纪念馆因缺乏文物保护资金而常年不更换保护设备，设置连续很多年都不更新保护设备，以至于文物遭到二次破坏，致使文物很快失去了其自身价值。另外，市级历史纪念馆因缺乏文物保护资金，以至于其所引进的保护设备缺乏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二是关于文物保护库房条件限制问题。为了突出历史纪念馆的文化教育机构身份的特征，往往选择历史纪念馆地址的时候，均选择古旧建筑，以实现历史纪念馆特点能够与文物保护工作相互融合的目的，但是古旧建筑的面积有限，以至于文物保护库房的面积不大，同时，库房的空气也不流通，致使历史纪念馆相关管理工作人员将该馆中的文物混合摆放，这样不仅不利于文物保护工作的开着在，而且对文物本身造成二次破坏。三是关于历史纪念馆管理人员配置不合理问题。历史纪念馆管理人才配置现状来看，不仅总体管理人员数量较少，而且文化保护人员的配置也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尤其文物修复、鉴定、保护等管理方面缺乏相应技术人才，这样极不利于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二、历史纪念馆文物保护现状的相关探讨

历史纪念馆文物具有着研究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因此，其是我国较宝贵的科学文化财富，对文物进行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提高文物保护水平，以及改善目前历史纪念馆文物保护现状。一是文物保护资金短缺以及设备较陈旧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地方相关政府需要对历史纪念馆文物保护工作相应的提供资金、人才支持，使得历史纪念馆的文物保护设备得以更换，以保障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并且有效保障文物自身价值，从而为后人进行历史研究活动时能够提供相应参考价值。二是针对文物保护库房条件限制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库房环境、条件对文物保护工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历史纪念馆库房条件受到限制，则不利于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而且还会对文物造成二次破坏。因此，需要改善文物保护库房环境、条件，从而有效延长文物的存在时间。同时，因文物易受到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而遭到破坏，需要将影响文物价值、质量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与了解，从而针对这些环境因素将其所放存环境进行改善，从而保障其质量与价值。三是加强历史纪念馆管理队伍的建设，历史纪念馆管理人员配置不合理现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物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需要对历史纪念馆管理人员进行重新配置，并且加强对文物修复、鉴定、保护等管理方面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从而有效提高文物保护水平。管理人员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水平，从而有效提高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水平，因此，还需要加强管理队伍的建设。四是做好文物登记工作，为了保障历史纪念馆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则需要及时对文物进行建档、清点与登记，从而在此过程中能够有效掌握文物数量与质量的信息资料，进而为制定科学合理文物保护工作方案提供有力可靠依据，另外，在对文物进行登记工作的时候，如遇问题需要及时采取措施对其进行解决，并且做好相关防控工作，以保障文物的安全。

三、文物保护管理模式的未来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了保障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则需要积极应用当今科学技术水平以及信息网络技术来对文物库房进行管理，从而保障文物库房管理实现信息化、科学化、规划化的目的，进而有效提高文物保护工作的水平，进而有效延长文物的存在时间。另外，加强对文物保护宣传教育工作，使得广大百姓以及文物爱好者能够积极参与到文物保护工作队伍中来，从而全面提高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

参考文献

[1]唐丽.抓住机遇迈向未来D关于免费开放后历史纪念馆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思考[A].湖南省历史纪念馆学会2010年会暨历史纪念馆免费开放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0.

第6篇：管理学的历史范文

摘要：“元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全部管理学知识；“元管理学”研究管理学知识的性质、来源和产生的机制，以及对管理学知识的可靠性和客观有效性进行检验。对“元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关系，予以“时间上在先”和“逻辑上在先”之辩证关系的探究不失为一种研究“元管理学”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逻辑上在先 管理学 元管理学 时间上在先 管理学属性

元管理学是一门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学科性质、体系结构进行系统研究与反思的学科。其中对管理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最为关键。这是因为，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得以成立和研究的最基本条件。“管理学”若成为一门学科，首先就要确定研究对象。元管理学的研究目的还在于认识管理学的性质特点、关系结构、运动规律和社会功能，并在认识的基础上，研究促进管理科学发展的一般原理、原则和方法。

 

“逻辑上在先”是指在逻辑顺序上，抽象性的范畴、命题相对于具体性的范畴、命题而言的先在性。这种逻辑上的在先性，是构建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时必须遵循的普世规则。“逻辑上在先”是指在逻辑上先于结论；“时间上在先”是指原因在时间上先于结果。在这里，显现的是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从发生的时间上看：管理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活动，存在于一切人类组织之中，而不论其组织的具体形式是家庭，还是企业，抑或政府，管理之于人类社会，自古使然。管理实践先于管理学；管理学先于元管理学。从逻辑顺序上来审视：元管理学先于管理学；管理学先于管理实践。对于这一点可以先从探讨管理学的学科属性开始。

 

一、管理学的学科属性

管理学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该学科中涉及了诸多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内容，并将各门学科融会贯通于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中；可以说，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为此，在该学科得以确立与发展的进程中便会出现诸如：是否存在“普适性管理学”；“管理学与管理科学”、“管理学与一般管理学”、“指导性与实践性”、“管理文化与管理组织”、“管理哲学与管理学”等名词的界定；“什么是管理科学、管理科学与管理学是什么关系；以及“什么是管理，什么是管理活动，什么是管理工作，什么是管理者”等一系列问题。

 

其中，关于管理学的学科属性的争论，从泰罗创立古典管理学到今天已经跨越了几个世纪。

有人强调管理学的科学属性，有人则强调管理学的实践属性。在关于“管理学”学科属性的争议中，可以将其分为“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其中，“应然”研究方法的实质是：第一步，对管理活动进行定义；第二步，从丰富的管理活动中抽象出管理理论。“应然”便是“逻辑”的。为此，先需要对管理学知识本身进行“实然研究”，或者说，要对人类社会迄今取得的关于管理活动的所有经验知识进行

一番全面、系统的考察。只有在对这些全部管理学知识的“实然研究”中，才能提取管理学的学科属性，进而指出管理学作为一种学科体系对于管理实践的意义。“实然研究”便是“历史的”即“时间”的。由此入手对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予以探究恰是元管理学的着眼点之一。

 

若从实践出真知的角度来看，首先应坚持“实然”研究的取向，而非“应然”。接下来才是针对大量“实然”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应然”研究。进而，对于“管理学自身”的研究，即元管理学的研究也应该强调“实然”的取向，当我们对各类管理学认识的来源、产生机制、可靠性、目标和类型积淀了充分的“实然认识”后，再谈作为一门学科的“管理学”有没有可能、如何可能，便更具有可行性。

 

元管理学对管理学进行“时间在先与逻辑在先的辩证关系”研究是同“历史的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完全一致的。历史的即时间的是指，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认识客观现实的历史进程（包括科学史、哲学史、思维史等）；逻辑的，则是指历史发展过程在思维中概括的反映。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指思维的逻辑应当概括地反映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必然性。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要求人们在科学研究和在建立科学理论体系时，要揭示对象发展过程与认识发展过程的历史规律性；在安排理论体系各个概念、范畴的逻辑顺序时，必须符合被考察对象的历史发展的顺序。

 

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辩证关系表现在：①逻辑的分析要以历史发展为基础，历史的描述要以逻辑联系为依据；②任何一门科学不能只用历史方法或逻辑方法，即使是以历史方法为主的历史科学，也不能排斥逻辑方法；同样，即使以逻辑方法为主的理论科学，也不能排斥历史方法。

 

综上所述，管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应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加以界定。其内容既有管理实践如大量案例等；也有管理理论如对管理五大职能的系统阐释。管理学兼具理论属性与实践属性，二者相辅相成而相得益彰。

 

至于管理学属于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属性之争，则可从研究方法的不同来审视：一般来讲，对其予以定量分析则多是自然科学的层面；定性分析则多是社会科学的层面。“实然”研究定量分析多些；“应然”研究定性分析多些。定性分析是对收集到的管理实践资料进行归纳、分类、比较，进而对某个或某类现象的性质和特征做出概括的一种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是对管理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进行分析的一种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则在于：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是经常结合使用的。在进行定量分析之前，研究者须借助定性方法确定研究对象的性质；接下来，研究者又须借助定量研究来确定定性分析的切入点。二者的不同点有：①着重点不同；②依据不同；③手段不同；④学科基础不同；⑤在研究中所处的层次不同；⑥结论表述形式不同。定性方法是定量方法的基础，是它的指南，但只有同时运用定量方法，才能在精确定量的前提下，做到准确定性。这是二者的辩证关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有机结合是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当然也是研究管理学的学科属性，进而探讨“元管理学”与“管理学”之关系时不可或缺的方法。

二、管理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科学，所研究的都是对象物所特有的运动（运行）规律，更确切地讲，是特定事物某个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运行规律。人们一般从管理的二重性出发，将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概括为对三层面的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

 

1.生产力方面。从生产力层面研究管理，则是研究如何合理组织生产力，包括如何合理分配和充分利用组织中的人、财、物、时间、信息，以适应组织目标及社会的需求，求得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生产关系方面。从生产关系层面研究管理，则是研究如何处理组织中的人际关系，建立和健全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组织目标。

第7篇：管理学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合署办公 历史文化名城 管理体制 文化遗产保护 城市规划

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管理体制建设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各级人民政府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下，设立专门机构、组织工作人员，通过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协调、监督和改革等方式，实现对历史文化名城事务的科学管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先后将112座城市列入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并对其进行重点保护。在管理体制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1]即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体制，中央以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作为主管部门，地方相应地以城建规划部门和文物管理部门作为主管部门。

在现行两级管理体制下，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管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城建规划与文物管理两大主管部门间分工不明确，且缺乏科学的协调机制，历史文化名城日常管理工作容易陷入混乱，不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管理。如何合理界定职能、科学设置机构、有效配置资源，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难题。安徽省黟县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文化名城管理体制上实行“文物管理局与规划局”合署办公的措施，颇具开创性。

黟县地处皖南山区西部，隶属于安徽省黄山市。它是徽商和徽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境内存有大量明清时期的民居、祠堂、牌坊、园林等古建筑，历史悠久，风光旖旎，被誉为“桃花源里人家”、“中国画里乡村”。1988年，黟县被列入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2000年，西递、宏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1年，黟县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实施细则，《办法》规定：“成立由县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镇政府和旅游企业、村委会组成的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由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主任，负责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重大事项；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办理日常事务。”[2]2006年4月，黟县改革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以下简称遗产办），将原有的文物管理局与规划局以股室形式纳入遗产办，实行合署办公。现在，遗产办内设三个股室：办公室、世界文化遗产管理股（文物管理股）、规划股；下属二级机构一个：黟县城镇规划所。[3]这一举措将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与城市规划两大职能结合起来，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管理体制中实属首创。

五年来，黟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管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规划建设上，先后编制《西递宏村保护规划》（2006年）和《安徽省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07年），后者是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总体性规划。在资金投入上，除积极利用国家及省政府文物保护资金和旅游门票收入外，还成立了安徽省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宏村保护基金会[4]，扩大资金的筹措渠道。在保护机制上，首创文物建筑认领保护机制[5]，吸引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古民居的保护与开发。这一机制造就了旷古斋、猪栏酒吧、归止园等一批新型文化客栈，不仅拯救了濒危的古民居，也使黟县的旅游产业结构得到了升级。在保护方法上，严格工作程序，开创古民居修缮“九步工作法”[6]，得到了国家文物局的肯定。在对外关系上，积极参与中外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与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国家都保持着合作关系。[7]

从国际范围来看，将城市规划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早已有之。“在英国，国家环境部和地方规划部门分别是中央和地方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机构；在日本，地方城市规划局也介入遗产保护，负责与城市规划相关的古都保护及景观保全等工作。”[8]黟县的改革举措与它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各地的发展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将城市规划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是一项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举措，它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它适应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本要求。仇保兴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四项基本要求：整体性、原真性、可读性、可持续性。[9]每一项要求的实现，都离不开整体规划与宏观把握。在现行的两级管理体制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事务由建设主管部门与文物主管部门共同管理。由于两大部门间分工不明确，城市规划往往不能明确、及时地反映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管理效果欠佳，使得许多文化遗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如果将城市规划的职能赋予文物管理部门，上述问题便可以得到有效解决。在这种体制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要求也就是城市建设的要求，二者合而为一，同时体现在城市规划中，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其次，它为城市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自上世纪以来，城市化建设的浪潮席卷我国的大江南北。由于缺乏实践经验的指导，各地的城市化建设呈现出“千城一面”[10]的特征，失去了地域文化特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地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规划，那么地域文化便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重拾与再生，城市化建设也更能彰显地方文化特色，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安徽省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明确将“特色性原则”作为四大规划指导思想[11]之一，提出了“在整体保护的基础上，建设有黟县历史城区特色的文化旅游开发和经营”[12]的规划目标，构造了黟县未来发展的蓝图。

概言之，这是两全之策，有助于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化建设的双赢。然而，以上积极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它们的充分发挥离不开一些现实条件的配合与支持。归纳如下：

（一）从体制内部看，领导者的科学决断是关键，被领导者的积极参与是保证。

领导是体制的掌舵者，拥有不同于一般工作人员的法定权力和影响力，通过指挥、协调、激励被领导者，推动体制运转，实现预定目标。在现今城市化建设的浪潮中，很多地方领导思想观念落后，政绩观狭隘片面，一味追求GDP增长，无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作用与意义，拆建不断，使许多宝贵的历史建筑化为废墟。又由于不合理的政绩考评制度的存在，这一形势愈演愈烈，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而在这一新型的管理体制中，领导者的权力覆盖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规划两大方面。如果领导者具备很强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能够科学决断，统筹兼顾，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便能充分地体现在城市规划中，这必将有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反之，如果领导者只是一味“向钱看”，而不是“向前看”，城市建设的目标代替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目标，这对文化遗产来说，将意味着灭顶之灾。所以，领导者思想观念进步、头脑清醒、决断科学是这一体制灵活运作的关键所在。

在领导者的科学引导下，被领导者（即一般工作人员）的积极参与也是必不可少的。体制职能的扩大，从根本上要求参与者改变单一的知识结构，积极拓展知识面，丰富自己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转变成符合体制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否则，负责文化遗产保护的人员只关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负责城市规划的队伍也只专注于城市规划事务，双方各行其是，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有效的措施也就无法落到实处，两种职能便不能有效融合，体制的作用也就不能得到体现。

从黟县目前情况来看，文化遗产保护和名城规划两方面的人才都较为缺乏，既懂规划又能管理文化遗产的复合型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县政府每年都组织业务骨干参加国家和省文物局举办的各种形式的保护管理培训班、短训班、研讨会等，并与其他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进行技术交流。在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方面，专业培训活动则相对较少，只是在编制具体保护项目时，主动联系高校研究机构与有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通过交流学习，提高专业技术水平与能力。《安徽省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即是在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建筑学院的帮助下编制而成的。[13]对此，黟县将加大投入，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制度与引进制度，努力打造一支专业化管理队伍。

（二）从体制外部看，完备的法律法规是前提，充足的资金投入是保障。

管理体制的运作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指导与规范。《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是黟县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性法规，自实施十年来，极大地推动了黟县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进步。然而，对于“文物管理局与规划局合署办公”的管理措施，目前尚无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予以确认，其职业规范、执法监督等也没有具体的法律文件可供遵循。这远远不能适应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要求。因此，应尽快完善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保障体制的顺利运作。

除此之外，充足的资金投入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2000年以来，黟县争取国家文物保护资金630万元、省政府专项保护资金1860万元，同时，每年从旅游企业门票收入中征收20%的文物保护资金4770万元，加上县、镇、村三级投入和个人自筹13500万元，共筹措资金20760万元，实施遗产保护等项目23个。”[14]然而，这依然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需求。濒危古民居亟待修缮、传统手工艺面临失传威胁、居民生活环境需要改善等，每一项难题的解决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对此，黟县人民政府要继续开动脑筋，努力拓宽资金筹措渠道，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工作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

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档案与载体，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是历史创造的机遇，是时代赋予的使命。黟县所开创的“文物管理局与规划局合署办公”的管理体制，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制度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即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规划有。在人才、法律、资金等条件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下，这种新型的历史文化名城管理体制一定能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091035723）。

参考文献

[1]黟县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黟县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情况的汇报.

[2]东南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建筑学院.安徽省黟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M］.2007.

[3]王景慧、阮仪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4]《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24号2008.04.22）

[5]《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黟县人民政府令第3号2001.03.18）

[6]刘敏、李先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调控机制的思辨[J].城市规划，2003，27（12）:52—54.

[7]仇保兴.城市化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J].中国名城， 2008，(01)：04-09.

[8]王咏、陆林、章德辉、陶平、王莉.古村落型旅游地管理体制研究——以黟县西递、宏村为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29(3):294—306.

[9]张骁鸣.风景名胜区行政管理体系的国际经验借鉴[J].热带地理，2005，25（1）：81—86.

注 释：

[1]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一章第五条。

[2]2001年《黟县西递、宏村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第六章第二十七条。

[3]黟县政府网. [EB/OL].yixian.gov.cn/sm2111112412.asp.

[4]主要来源：每年对县内各项旅游景点门票征收20%文物保护资金；单位资助和社会各界人士捐赠款；资金存入商业银行所得利息；其他。

[5]即以确保遗产地和部级文保单位所有权不可触动为前提，对于部分濒临倒塌、个人私有且无力承担维修费用的古民居，尝试通过市场运作募集社会资金，实行置换所有权、易主保护。

[6]包括申请、勘察、方案、公示、审批、缴纳资金、施工、验收、决算九项工作程序。

[7]参见黟县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黟县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情况的汇报》。

[8]刘敏、李先逵.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调控机制的思辨[J].城市规划，2003，27（12）:52—54.

[9][10]仇保兴.城市化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J].中国名城， 2008，(01)：04-09.

[11]四大规划指导思想：真实性原则、发展性原则、整体性原则、特色性原则。

第8篇：管理学的历史范文

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

叫xx，今年47岁，有24年的工作经历、22年的中共党龄，1989年7月调入省档案局，1998年3月任主任科员；党校研究生学历。

我这一次竞争的岗位是：历史档案管理处副处长。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岗位，基于以下四点考虑：

第一，自己需要实现工作转型。

我选择历史处，就是要通过竞争实现人事干部向业务干部的转型。我到局就在人事处工作，历经20年，希望有机会能到业务部门工作。这次局党组拿出6个副处长职位通过竞争选拔干部，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进行整改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我以这次学习的收获为动力，积极竞争，争取实现从行政管理到保管利用的跨越。王珉书记在去年全省干部工作会议上讲过，现在的中国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我信奉这句话。一个人只有面对压力才能迸发潜能和动力。我渴望档案管理理念的新突破。我相信，只要我踏下心来认真学习和钻研，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第二，我了解历史档案管理处的工作职责。在人事处我有机会和条件参与编制各处室职能、职位等工作。20xx年以来我多次参与局（馆）机构、编制和人员调整工作，参与实施全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工作。在工作中，根据三定方案和事业发展，对局（馆）内设机构和所属事业单位的职能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我了解历史处的工作职责。近几年来历史处围绕局馆中心工作，开展馆藏旧政权档案系统化整理和科学保管工作，向社会公布、转让历史档案信息资料，开展档案鉴定和重点档案抢救工作，在局（馆）两个体系建设中、在综合评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我具备担任副处长所需要的组织领导和协调能力。在人事处工作期间，特别是在局、馆合并以来，由于工作性质和岗位需要，按照局党组的要求，在处长领导下，在干部管理、干部教育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具体的组织协调工作。对外与省委组织部、原省人事厅、劳动厅等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调，对内向局处领导请示汇报，与各处室、所、社、中心组织协调落实各项工作。同时承担了大量的文字工作，先后起草了人事管理、干部任免、考核奖惩、机构改革、增设机构、调整编制、招考招聘、干部教育培训、持证上岗、岗位保健补贴等方面的文件30余份。在具体工作中，我能够动脑筋想办法，能够在岗位职责范围内独立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按章办事。通过三年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实践，使我从管理学角度理解了如何当好处级领导。20xx年以来，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支持下，我曾连续六年次被确定为年度考核优秀等次，20xx年被评为局（馆）优秀党员。在省委党校研究生班学习期间被评为优秀学员。

第四，赴外省工作交流的收获，决定了我的选择。20xx年7月，我按照局党组的要求，作为首批赴外省工作交流的干部，在甘肃省档案局（馆）工作两个月。在这期间，我有机会全面了解全省档案事业发展和局馆自身建设情况。通过虚心学习、广泛交流、主动工作，进一步拓宽了视野，锻炼了把握中心、捕捉信息、独立思考、协调工作等方面的能力。我通过参与档案资源建设年活动和工作考察，注意了解档案管理处室的情况，对历史档案管理的工作和性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被那里拥有丰富的馆藏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所深深吸引。也促使我开始关注历史档案管理工作。

我们局馆历史处负责保管、整理清王朝乾隆十九年以来旧政权各个时期的40余万卷历史档案，其中：清代满汉合璧全宗档案、时期关东军宪兵队档案、中央银行档案、中朝关系档案等珍贵档案是我馆镇馆之宝，是我省历史的鉴证。我是学中文的，这对我有着很大的诱惑力，我愿意在这里发挥作用。

竞争历史处副处长岗位，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次挑战。如果这次竞争成功，我将积极协助处长、配合副处长做到以下4点：

1．虚心学习，勤奋钻研。我将系统学习历史档案管理的基础理论和业务知识。特别要向老同志、向处里全体同志虚心学习，尽快地熟悉业务，进入角色，开展工作。

2. 找准位置，当好助手。按照分工摆正位置，强化大局意识，当好参谋助手，在工作中做到出谋划策到位，参与决策不越位，承担责任补位，执行任务当前卫。

3. 协助处长、配合副处长围绕中心，服务民生，履行职责，做好历史档案的整理、鉴定和抢救工作，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强化全处同志依法管档的责任意识，加强档案安全。协调有关处室做好历史档案数字化和档案文化产品加工工作，进一步统一、规范全省历史档案管理标准，加强专项业务指导。

4. 协助处长，配合副处长，开展有针对性、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同志，关心同志生活，进一步营造心齐、气正、和谐的历史档案管理处。

第9篇：管理学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独立学院 校史 编研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06-0007-02

自20世纪末起，独立学院迅猛发展，在高等教育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每所独立学院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史。编研独立学院的校史，探索其在办学过程中的发展规律，总结办学经验与特色，对独立学院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独立学院的发展

独立学院是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产物，是知识经济时代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需要。独立学院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998年至2003年的 “二级学院”蓬勃发展阶段，2003年教育部教发〔2003〕8号文起至2008年的独立学院整顿规范阶段，2008年教育部颁发的《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起至今的进行转制探索的提升发展阶段。在短短的十多年里，独立学院迅猛发展，至今在全国已设立了三百多所，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独立学院校史编研的意义

独立学院办学历史不长，其人文底蕴远不及历史悠久的公办学校，但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创新的产物，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亮点。编研独立学院校史，探索其在办学过程中的发展规律，总结经验和特色，对独立学院现阶段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在大量的校史档案文献基础上，提炼、整合学校的发展历程、经验教训、办学理念与特色等，在保存历史的过程中，凝练传承学校的文化。二是校史档案是大量的原始信息材料，通过分析、整合、总结，能形成对教学科研、管理活动等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源，有利于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三是作为历史教材，让师生员工了解学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学校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历史，在教育管理第一线的先进教职工以及奋发向上的优秀学子，激发其集体感、荣誉感，深化校史育人的作用。四是校史的精髓是学校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的沉淀，在发展过程中凝练的文化精神是学校独特的品牌形象，有利于获得师生和社会的认可，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三、如何做好独立学院校史编研工作

（一）领导应加强对校史编研的重视，进一步提高认识和支持

校史编研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领导应具有全局和长远意识，一方面加强对校史编研的指导，为校史研究指明方向，提供有力保证，另一方面将校史编研纳入重要工作日程，动员全校支持配合做好校史编研工作，强化工作意识，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编研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知识水平，确保校史编研工作的顺利推进。

（二）加强档案管理，夯实校史编研的基础

校史编研是在大量的档案资源的基础上整合而成，档案是校史编研的第一手可靠、真实的资料。校史编研与档案管理密切联系。独立学院开展校史编研，首先要加强档案管理，既做好档案的整理归档工作，又做好档案的保管利用工作。不同的档案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程度记载和反映了学校发展历程中的不同内容。在档案管理中，既要注重文字档案的管理，也要注意照片、录音、录像等声像档案的管理，不同的大量档案组合在一起，才可以真实形象地再现学校各方面的历史原貌，保证校史编研的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

（三）开展大事记和年鉴编纂工作，积累系统的素材

大事记和年鉴是校史编研的重要素材，其编纂质量直接影响校史研究。大事记编纂要根据学校的实际，站在为校史编研积累素材的高度，编制大事记编纂提纲，制定涵盖学校教学科研、管理活动等各方面大事记收录的原则、要求等；不仅要从学校层面，而且要从职能部门、院系层面进行大事记编写，从不同侧面为校史编研提供素材。年鉴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分类明晰，是在大量档案资料基础上编纂而成。年鉴编纂要设计科学合理的框架，并根据学校发展的特点，在保证框架稳定的前提下作适当调整、创新；紧密围绕教学科研、管理活动等方面的发展，系统、真实地反映学校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经验。

（四）编与研并重，彰显优势特色，传承文化精神

校史基于档案，但并非档案的简单组合，一部优秀的校史是既系统、全面、真实、准确，又具有重点和亮点。在编写校史的过程中，要注意研究学校发展的规律，既从学校的办学理念与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等总体上着手，也从某个学科、某个专业甚至某类学生的培养把握，在研究中总结，在总结中凝练，在凝练中彰显学校的优势特色，传承学校独有的文化精神，在发展历史中塑造学校的品牌形象。

参考文献：

[1]李延保，李小梅，屈琼裴.中国独立学院调查报告[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

[2]丁立新，王钰慧. 高校校史编研的功能[J].兰台世界，2010，18：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