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区域现状精选(九篇)

第1篇：文化产业区域现状范文

关键词：区域协调 产业协调 动态均衡模型 实证研究

区域产业动态均衡测度的理论模型

考虑到区域产业发展的特殊性，如部分产业可能因为国外相同或类似产业的竞争而停滞或倒退发展，甚至退出区域市场等，借鉴徐现祥和舒元（2004）的研究方法，构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理论模型的过程中势必也应考虑维持现状和倒退两种情况的模型动态演进一般化。为此，本文从几何和代数矩阵两个角度构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动态均衡理论模型。

（一）基于几何角度的区域产业动态均衡刻画

首先，假设某个区域的第一产业由n个地区构成，以人均第一产业（产值）来表示： ，其中x和t分别代表人均第一产业产值和时间，同时将整个产业区间划分为相邻但不相交的N个区间，f（xt）表示在t时期，人均第一产业水平在N个区间上出现的可能性。即有：

其中， ，因此，整个f（xt）即为人均第一产业的密度函数，因而可以通过密度函数在不同时期的演进路径来刻画n个区域人均第一产业增长及增长中的差距。将模型拓展至动态演进的一般化（见图1），其中水平最底层图a、b、c为原始状态，经过T段时间后模型演进至不同状态，水平第二层图a`、b`、c`为倒退型，水平第三层图a``、b``、c``为前进型，水平最高层图a```、b```、c```为维持型。

图1刻画了区域产业的演进路径。在纵向分析后，进一步进行横向分析。徐现祥和舒元认为，在t时刻的单峰，经过T时期，最终将演进到双峰或者仍为单峰，前者表示不协调或者出现分化，后者表示协调发展。但是，在模拟刻画区域产业动态演进的过程中，单峰状的更有可能演进为多峰状，如图c`、c``、c```。然而，这并不违背区域协调发展的分析框架，事实上，从数学角度考虑，函数出现多峰现象并不离奇，只是代表多极罢了，双峰其实是多峰的一种特殊情况。因此，图c`、c``、c```代表着多极分化，图b`、b``、b```代表两极分化，图a`、a``、a```代表协调发展，其中a``代表协调向前发展，也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最优发展。

（二）基于马尔科夫链的区域产业动态均衡测度理论模型

由几何角度直观刻画的区域产业动态均衡理论模型可知，在t时期的区域产业经过T时期后，将演进至不同的状态。新状态可能是协调发展的，也有可能是两极分化，更有可能是多极分化的。此演进进程必然是由在t时期属于区间mi的每一个区域产业个体xtj自身发展、转移到其他任何区间所形成的。在此，假定每一次的转移都与过去状态无关。用代数形式表示为：

因此，在此演进进程中必然存在一个非负转移矩阵的时间序列 ，并且每一列之和为1。同时还假定转移矩阵P具有时间不变性。于是有ft+1=Pft。显然，该假设满足马尔科夫转移矩阵，且根据有限齐次马尔科夫链的平稳分布恒存在可知，区域产业在整个分布区间的稳定状态恒存在。并且当∑f=1时，分布正好处于均衡状态（顾海兵，1990）。于是，从稳定状态出发，即PN×N×FN×1=FN×1 ，通过数理矩阵运算得以下结论：

前进型协调发展，即当n个地区的第一产业都集中于人均第一产业水平最高的区间mN 时，经数理矩阵运算得pNN=1 。

前进型弱协调发展，即当n个地区的第一产业都集中于人均第一产业水平最高或较高的几个相邻区间时，假设各地区第一产业都集中于最高相邻两区间mN和mN-1 时，则有：

倒退型弱协调发展，即假设各地第一产业都集中于最低相邻两个区间m1和m2时，则：

倒退型协调发展，即假设当各地第一产业都集中于最低区间m1时，有：

倒退型两极分化，即假设一部分地区的第一产业集中于最低区间m1，而另一部分集中于最高区间mN，实现极端化的两极分化时，转移矩阵满足：

多极分化，即当区域产业最终实现多级分化时，我们假定n地区的第一产业分散于区间mi 、ms 、mj（i≠s≠…≠j）等区间时，则转移矩阵满足：

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动态均衡测度模型实证分析

（一）几何面直观探析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动态

1.模型数据的选取。从各类年鉴以及相关文献中来看，对于地区产业发展的研究多数学者习惯采用产业总值或产业占比GDP等指标，很少采用人均产业。而在研究地区整体经济差距的过程中，学者们多数采用人均GDP。考虑到本文所探讨的是产业协调发展差距问题，因此，借鉴采用人均GDP研究区域经济差距协调问题的方法，选取中国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四省区45个地级市的人均第一产业、人均第二产业和人均第三产业为研究对象。

考虑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主要实行的是以计划为主的经济体制，其市场协调发展的功能不大或者说几乎丧失。因此，本文重点考察九五计划以来各年三大产业的发展状况，数据选取区间为1995-2008年。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四省各年的《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2.模型的实证及结果分析。对于以上理论模型中的密度函数，本文借鉴研究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运用非参数估计的Kernel密度函数：

其中N为观察值个数，h为窗宽，M为地区产业所面临的产业空间范围，k（）为核函数，核函数是一种平滑函数，包括高斯（正态）核、三角核、均匀核、Biweigh核、Triweigh核等类型。窗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所估计密度函数的平滑程度，即密度曲线的形态。一般情况下，样本越大，窗宽应越小，然而也不能太小，应为观察值个数n的函数。Silverman（1986）论证了其窗宽的最佳设定应为 ，其中，Se为标准差。本部分采用基于高斯分布的Kernel密度函数，选取其最佳窗宽，运用eviews6估计三大产业发展的密度曲线。结果如图2、图3、图4所示。

以上三大产业的Kernel密度函数直观的刻画了中国四省区产业发展的协调状况。首先，三次产业的Kernel密度函数都随时间向前推移，说明了中国四省区产业发展是向上、前进的。其中，第一产业的Kernel密度函数自九五计划以来逐渐趋于缓和，由1995年以来的双峰状态在进入二十世纪后逐渐演变为单峰状，且波峰逐渐降低、坡度逐渐缓和，说明了第一产业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趋于协调发展。而第二、第三产业的Kernel密度函数则出现了若干小波峰，表明中国四省区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协调，有多极分化的现状产生。再者，第二、第三两大产业的Kernel密度函数图都是有一个主峰、若干小峰组成，并且主峰都靠左，若干小峰则靠右收尾，主峰靠左说明中国四省区大部分地区处于产业发展低水平区域，小峰靠右则说明出现高产业发展俱乐部现象，尤其从若干年的密度图中可以发现，这种主峰靠左、若干小峰靠右收尾的现象一直存在，说明中国区域产业发展中若干发达城市如深圳、广州等地一直处于产业发达区域，而广西、云南等大部分地级及以上城市一直都处于产业发展较落后区域，有一定的固化性（固化特性主要是指欠发达城市与发达城市产业虽然都在迅猛向前发展，但其彼此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且有固定维持的态势）。此外，虽然这种多峰现象代表着多极分化，但是其峰型的特殊性表明并不是完全的多极分化，只是一小部分原发达地区与大部分非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一直存在而已，尤其是，各主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低趋于缓和，说明大部分非发达地区间产业发展正在趋于协调。

（二）转移矩阵量化分析区域产业协调发展进程

在直观分析区域产业协调发展动态的基础上，接下来的关键工作是找寻区域产业演进过程中的转移矩阵，以转移矩阵来量化分析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进程。

1.转移矩阵的构建。本文基于以上Kernel密度函数所选取的指标，即1995-2008年间的中国四省区各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均三大产业总值为一步转移矩阵的估计对象。考虑到数据的分散性，采用分位数的方式，将每一产业各地级市的所有样本数据划分为四类：最小值与四分之一分位数以下值的地区为产业不发达地区；四分之一分位数到二分之一分位数间为产业欠发达地区；二分之一分位数到四分之三分位数之间为产业较发达地区；四分之三到最大值之间为产业发达地区。进而基于第一产业561个样本，第二、第三产业分别都为562个样本，根据马尔科夫转移矩阵原理（由于部分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的若干年份产业数据的不可得性，本文在计算转移矩阵时，一并约定其概率出现的区间为原区间），运用MATLAB7.0及excel数理分析，分别建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矩阵。见图5、图6、图7。

图5中，区间为[79.645，1295.985）；[1295.985，1708.678）；[1708.678，2194.891）；[2194.891，17563.507）。

图6中，区间为[149.678，1895.604）；[1895.6040.9231，3604.392）；[3604.392，7502.501）；[7502.501，82224.806）。

图7中，区间为[147.565，1798.851）；[1798.851，3137.805）；[3137.805，6168.148）；[6168.148，75025.464]。

2.转移矩阵的结果分析。在上文的理论模型构建过程中最优协调发展条件分析可知，当转移矩阵满足pNN=1 的左下半矩阵时（其中N为最值），区域体实现最优化的前进型协调发展。从对以上三大产业的转移矩阵分析可知，中国四省区的三大产业并没有实现协调最优发展。然而，仔细观察图5、图6、图7，可以发现虽然三大矩阵呈现出来的都是多极分化的特征，即概率值遍布于各个区间，但是，三个矩阵的右上半部分的概率值都明显小于左下半部分的值，从而说明各地区的三大产业发展正从低区间趋向于高区间，有协调发展的趋势，这与上文Kernel密度函数所刻画的现象相同。虽然四省区的三大产业并没有实现单峰状、最优化协调发展的转移矩阵特征，但是其多峰状的密度图都是由一个大峰为主、若干小峰收尾所组成，且主峰波峰逐渐趋于缓和，直观体现了转移矩阵的这种特殊趋势，从而说明了中国四省区三大产业有协调发展的趋势，至少在撇开最发达的地区如深圳、广州等地，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产业发展正趋于协调缓和。

结论与建议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四个省区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从整体上来说都是向前发展的。从Kernel密度函数和转移矩阵测度来看，四个省区第一产业的发展差距逐渐缩小并趋于协调，但是对四个省区的地市级数据分析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存在地域性的不平衡，存在多极分化的情况。因而，要想缩小发达城市产业发展与大部分欠发达城市产业发展之间的差距，实现区域产业的超越式协调快速发展，不仅要继续保持发达地域产业发展的迅猛势头，更要发挥发达地域的携手带动作用以最大限度挖掘欠发达地域产业发展的潜在资源等优势。建议可尝试建立四省区区域产业经济轴带：

首先依托东西走向的广大铁路线路，培育三省之间的工业主轴（昆明-南宁-湛江），由于昆明和南宁分别都是云南和广西省的首府兼中心发展城市，其高科技人才及技术都较为集中，因此，可以发展电子等高科技产业。同时通过湛江又沟通了以广州、珠江、深圳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核，进而可以使昆明通过南宁一起更好的承接广东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学习并试图和其相关企业进行合作，形成斜字型L的高新技术产业带。再者，在主轴构建的基础上，以昆明、南宁市为核心，培育纵向的东中西两条产业轴带。西部产业轴带以昆明为核心，连接北部的煤炭能源型产业集聚区和南部的有色金属采选业及加工集聚区。而中部工业轴带则以南宁市为核心，北连梧、柳、桂重工业基地，南通防城港、北海市、钦州市沿海工业基地。东部则有湛江连通云南、广西主要产业发展基地与珠江三角洲发展区。而海南省则可以通过琼州海峡和经济带右端湛江相连，从而融入三省区之间的产业发展。

通过以上产业轴带，发达地区如广东省的一二线城市可以加速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高科技产业中心和现代服务业中心，逐步与国际接轨，增强国际竞争力。欠发达地区如广西、云南等大部分地级市及以上城市拥有水资源、岸线、矿产以及区位等优势，应依托该产业轴带发展石化、医药、能源、建材等重化工业，应当从整体上支持以南宁、昆明为中心的欠发达地区在医药、能源等重化工业的发展和升级，并达到全国领先水平。同时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与广东发达地区的高科技研究、开发技术优势以及雄厚的资金优势整合，实现医药业等传统产业的高质量、高水平发展，进而提升和优化欠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更有利于推进整个区域的产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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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文化产业区域现状范文

关键词：制造业；产业转移；相对规模系数；演进态势

中图分类号：F4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6-0066-07

一、引言

从20世纪末开始，为促进产业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间进行转移，进一步深化地区间的分工与合作，我国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战略，试图以此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但关于战略的实施效果究竟如何存在一定争议，部分研究认为实际产业转移态势与政策预期并不一致，产业转移并未显著发生[1-3]；另外也有研究认为已经出现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产业转移[4-5]。因此，沿海地区的产业是否如预期一样，大规模转移到资源供给相对充足的中西部地区以及沿海欠发达地区，仍需进一步验证。而合理有效地定量测度产业转移将更为客观地认识我国产业转移现状以及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避免政策偏差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对于如何合理有效地测度区际产业转移规模，近几年来受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与测度方法、标准选择的不同，导致测度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以及得出结论存在一定偏差。国外学者通过区位熵构建了国际产业转移指数，对意大利产业发展与国际间产业转移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6]，其他相关研究通常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指标度量国际产业转移[7-8]。在我国定量测度不同省份间的产业转移因缺乏各省份间直接投资的准确数据而无法使用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指标。国内学者多采用间接方法对区际产业转移进行测度，张公嵬 等（2010）将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与产业的绝对份额结合，对制造业转移的整体态势进行研究[9-10]，但其测度结果因产业绝对份额忽视了产业间投入产出关系而有失准确性，故仅反映了转移的相对规模。刘红光 等（2011）利用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对区际产业转移的绝对数量进行测度，发现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并不显著，而是具有明显的北上特征[11]，该方法完全依赖投入产出表，而投入产出表编制时间具有间断性，滞后性强，时间跨度大，故无法准确揭示产业转移的动态演变过程。陈建军（2002）[12]、桑瑞聪 等（2014）[13]基于企业层面的调查研究产业转移，一方面该方法所需的微观企业数据获取难度较高，另一方面从微观角度进行的企业生产转移分析对于宏观层面的行业转移并不完全适用。范剑勇（2004）运用SP指数与最高市场份额所属区域结合的方法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以及转移的状况进行分析[14]，该方法难以揭示承接产业转移地区的分布特征，而且对于某些生产高度地理集中的产业，将难以发现小规模的产业转移。冯根福 等（2010）[15]、龚晓菊 等（2012）[16]利用各地区相应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国该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变化，对我国工业产业转移的趋势与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仅发生了部分相对产业转移且转移并未完全遵循梯度规律，该方法可以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区际产业转移的方向与产业承接地区的分布特征，但并未直接呈现出转移的相对规模。

综观相关文献，首先，国内研究侧重于对我国工业产业或者对部分代表性行业的区际转移状况进行测度与分析，而完全针对制造业的转移测度比较缺乏。其次，相关研究多从整体上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产业转移状况进行分析，而较少对我国区域等细分区域的产业转移进行研究。基于上述相关研究的疏漏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在冯根福 等（2010）[15]产业转移测度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扩展与改善，构建产业转移相对规模系数，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与区域间的制造业转移状况分别进行定量测度。该方法不仅可以更加直观地反映不同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动态演变趋势、转移方向与相对规模，而且可以揭示产业转移承接地区的分布特征，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产业转移测度方法

产业转移指在区域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空间分布变化的过程，根据产业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之间进行转移的空间方向，将产业转移分为集聚式转移和扩散式转移。具体而言，集聚式转移是指产业由低水平区域向高水平区域集聚的过程，扩散式转移是指产业由高水平区域向低水平区域扩散的过程[17]。

产业转移规模具体测度方法：若在第t年和第T年（t

λ=IAVTqp/IAVTq-IAVtqp/IAVtq （1）

若λ>0，则说明第t年至第T年期间，地区p中产业q的增加值份额提高，即地区p中产业q存在产业转入，转入产业的相对规模棣耍蝗籀

（二）区域划分

相关研究多从整体上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产业转移状况进行分析，而较少对我国区域等细分区域的产业转移进行研究。本文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划分方法，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区域，分别是东北区域（黑龙江、吉林、辽宁）、京津区域（北京、天津）、北部沿海区域（河北、山东）、东部沿海区域（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区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区域（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西北区域（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西南区域（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18]。此外，本文选取的是除、港澳台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

（三）数据说明

考虑到我国从2000年开始相继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部级战略，本文选取2001―2014年为样本时间，并将其划分为2001―2006年、2007―2010年、2011―2014年三个研究时间段。为全面考察我国制造业产业转移动态演变趋势，本文选取20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进行研究，并将2012年、2013年、2014年中的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与汽车制造业合并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保持行业一致性。本文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3》《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4》《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5》。由于相关统计年鉴仅报告了2000―2007年样本行业的工业增加值，本文根据统计体系的数据估算原则构造出全部年限样本行业的工业增加值[19-20]。

三、计算结果及分析

根据前文构建的产业转移相对规模系数，计算出各地区制造业各行业产业转移相对规模系数值，各地区制造业产业转移相对变化状况如表1所示。

（一）东中西三大地区制造业转移的特征

1. 东、中、西部地区间制造业转移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而言，2001―2006年，东部地区发生明显扩散式转移的有食品制造业（-9.97%）、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5.68%）、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1.08%）、专用设备制造业（-2.91%）等4个产业，占样本总数的1/5。与此同时，东部地区有农副食品加工业（0.6%）、烟草制品业（10.98%）、纺织业（6.43%）等15个产业增加值比重在增长，占样本总数的3/4，多数产业转入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这些产业的增加值份额在下降，且东部地区产业增加值比重增长幅度与中西部地区对应产业增加值比重下降幅度之和相等。这说明，2001―2006年，我国大多数制造业还处于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集聚式转移的状态，东部地区多数产业尚未出现大规模的扩散式转移。

2007―2010年，东部地区发生明显扩散式转移的有农副食品加工业（-7.65%）、食品制造业（-5.52%）、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8.06%）等17个产业，占样本总数的6/7。其中，东部地区产业增加值比重降幅超过5%的产业，即发生大规模扩散式转移的产业有非金属矿物制品（-9.92%）、通用设备制造业（-9.13%）、金属制品业（-8.18%）等11个产业，约占转移产业总量的2/3。总的来看，从2007年起东部地区大部分制造业已经向外扩散式转移，转移产业的类型和数量剧增，转移规模大幅度扩张，已经出现了制造业大规模扩散式转移的现象。另外，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承接的产业数量为17个、15个，在承接产业的数量上，中部地区占有一定优势；在承接产业的规模上，中部地区承接产业的规模也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在这一时期，中部地区对东部地区转移产业的吸引力要明显大于西部地区，说明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实施的中部崛起战略取得一定成效。

2011―2014年，东部地区有农副食品加工业（-5.30%）、食品制造业（-3.13%）、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6.49%）等17个产业发生扩散式转移，其中烟草制品业增加值降幅只有0.84%，所以，在此期间东部地区有16个产业发生明显扩散式转移，约占到样本总数的4/5。产业增加值份额降幅超过5%的产业，即发生大规模扩散式转移的产业仅有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15.5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7.22%）、金属制品业（-7.10%）等8个，占转移产业总量的1/2。总的来看，在转移产业的数量上，2011―2014年较上一时期变化不大，转移产业的数量基本保持在较高水平，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持续保持较大范围。在转移产业的规模上，2011―2014年大部分转移产业的规模以及发生大规模转移的产业数量与上一时期相比均有所缩小。新时期的制造业转移不再具有转移产业数量剧增、规模大幅度扩张的迅速发展态势，而是持续保持在较大的转移范围和较高转移水平稳定不变，但转移规模较高峰时期略有s小。

从整体上看，2001―2014年，我国制造业转移的数量和规模均具有明显的增长态势，已经出现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的大规模扩散式转移。2001―2006年，东部地区制造业扩散式转移并不显著，转移产业的数量和规模均处于较低水平，此段时间内，我国制造业主要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集聚式转移。受国家政策的影响，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2007―2010年，制造业转移的趋势逐渐加强，达到转移的高峰期。该时期内，转移产业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整体比前一时期有了飞跃式的增长。2011―2014年，制造业转移基本保持了上一时期的较大范围与较高水平，但转移规模略有缩小。

2. 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制造业转移的次序特征。首先，在转移产业的次序方面。2001―2006年，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农副食品加工业（0.6%）、烟草制品业（10.98%）、纺织业（6.43%）、造纸和纸制品业（5.02%）等产业不仅未发生转移反而实现产业增加值比重增长，产业优势进一步增强；而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医药制造业（-0.14%）、专用设备制造业（-2.91%）则先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转移。这说明我国沿海区域的产业转移并未完全按照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梯度规律顺次进行，而是出现了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先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区域转移的状况。

其次，在转移区位的次序方面。2001―2006年，西部地区是承接东部地区制造业转移的主要地区，不仅在承接产业的数量与规模上，西部地区明显优于中部地区，而且部分产业如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越过中部地区直接转移至西部地区，研究发现与冯根福 等（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15]，本文不再赘述。2007―2010年，中部地区对东部转移产业的吸引力要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在此时期，中部地区承接东部转移产业的数量为17个，西部地区为15个。在承接产业的规模上，中部地区超过西部地区的产业有16个，而西部地区超过中部地区的仅为2个。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日渐成为东部转移产业的主要承接地。2011―2014年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的数量与规模上继续保持绝对优势，而西部地区承接的产业数量与规模有所减少，劣势越发明显。总的来看，在转移区位的次序选择方面，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并未完全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顺序转移，而是出现了部分产业优先转移到西部地区的梯度背离现象。

（二）区域之间制造业转移的特征

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内部不同区域的制造业转移与承接转移的特征和趋势各具特色，为了具体研究东、中、西部地区内部的区域差异与特征，现依据国家信息中心的区域划分，将中国大陆划分为区域，计算出区域制造业各行业产业转移相对规模系数值，其产业转移相对变化状况如表2所示。研究发现：

1. 四个沿海区域（京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为制造业转移的主要转出区域，转出的制造业类型、数量众多，规模较大。2007―2010年主要转出的产业，即四个区域均有转出的产业有农副食品加工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7个产业，占样本产业数量的35%；在其中三个区域向外转出的制造业有食品制造业（京津、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京津、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医药制造业（京津、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仪器仪表制造业（京津、北部沿海、南部沿海）等4个，占样本产业数量的20%。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三个区域向外转出的产业在另一个沿海区域的增加值份额却是上升的，这表明在沿海区域内部之间产业转移也在发生，即向产业更具实力与优势的其他沿海区域转移。2011―2014年，四个沿海区域制造业转移状况基本延续了前一时期的状况，产业转移持续保持较大范围，但大部分产业的转移规模相比上一时期有所缩小。

2. 东北区域产业发展缓慢，转出产业数量日渐增多。东北区域在2001―2006年、2007―2010年、2011―2014年，转出产业数目分别为12个、7个和17个，转出产业规模不大但数量较多。结合实际情况，该状况表明东北区域产业发展增速缓慢，大量产业在该区域无明显发展优势，甚至劣势更加突出，致使大量产业转出该区域。尽管2007―2010年我国重点推行了东北地区振兴规划而使东北区域在该时期内转入产业增多且转出产业明显减少，但在新时期，转出产业急剧增多至17个，说明该区域的产业发展态势不容乐观。

3. 中部区域作为制造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区域，其承接优势随着时间的延续越发明显。2007―2010年，中部区域承接的产业有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等17个，占样本总量的85%，且承接产业的规模也维持在较高水平，表明中部区域在承接产业的数量及规模上均具有领先优势，且这一优势在2011―2014年得到了保持。

4. 西部两个区域（西北区域、西南区域）在承接产业的数量与规模上，均低于中部区域，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2007―2010年，两个区域均有承接的产业有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10个，占样本产业总数的50%；而2011―2014年，两个区域均有承接的产业数量降至5个，仅占样本产业总数的25%。西部地区的产业增加值份额持续保持在较低水平，部分产业出现负增长，如2007―2010年，医药制造业在西北区域和西南区域分别下降了0.64%、0.44%，表明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西部地区处于不利地位，这一不利地位在2011―2014年并未得到改善，甚至产业增加值比重出现负增长的产业数量增多了，说明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的劣势更加明显。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产业转移相对规模系数，分别从东中西部地区和区域两个角度，对2001―2014年我国20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区际转移状况进行定量测度，分时间段从不同方面分析了我国制造业转移的具体方向、相对规模与动态演变趋势。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 2001―2006年，我国制造业转移的数量与规模水平均较低，制造业整体呈现出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集聚的态势。该时期|部产业的主要承接区为西部地区，说明我国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取得一定成效。2007―2010年，为制造业转移的高峰期，这一时期我国制造业转移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已经出现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地区的大规模扩散式转移。这一时期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占有明显优势，远超西部地区并较上一时期有了突破式增长，这和我国“十一五”期间正式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有着直接关联。2011―2014年，基本保持了上一时期产业转移的较大范围，但是转移规模比上一时期略有缩小，在转移产业承接地区的选择上，中部地区仍然具有绝对优势。

2. 2001―2006年，出现了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先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现象，并未按照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逐级转移；并且该时期在转移区位的选择上也并没有完全遵循梯度规律顺次转移，即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顺序转移，部分产业优先向西部地区转移而出现了梯度背离现象。

3. 区域的制造业转移状况有着各自的特点。四个沿海区域为我国制造业转移的主要转出区域，转移产业的数量和规模水平均较高；东北区域产业转移态势持续走低，产业发展速度缓慢；中部区域为制造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区域，承接优势愈发明显；西部两个区域在承接产业转移方面与中部区域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新时期，不利地位并未得到改善。

（二）建议

为有效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结合我国制造业转移的演进态势与不同区域的实际状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根据制造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把握时机，有针对性地提出差异化的产业转移政策，并制定相关合理有效的措施，如对于部分区域和部分产业给予一定的政策鼓励和财政支持等，结合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对产业转移进行科学引导。

2. 沿海区域应当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将传统制造业向外转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也为沿海区域自身的产业创新与升级创造空间，同时中西部区域以及部分沿海欠发达区域不能对转入的制造业全盘接受，应当选择本区域具有承接优势的产业，淘汰落后的技术，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与金融支持体系，实现优势产业的承接。

3. 对于东北区域，应将发展新兴工业与淘汰传统落后工业相结合，改造升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挖掘老工业区自身的发展潜力，加快技术的运用转化与创新，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创造更多的优势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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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文化产业区域现状范文

关键词：区域经济 高等职业教育 策略 宁波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3-0181-02

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必须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共识。近年来，宁波市高等职业教育因其直接培养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对区域经济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越来越为政府所重视，各高职院校办学思想也应体现经济发展规律，尤其在特色建设过程中，更要符合经济学的一些重要原理，其中区域经济理论对高职院校建设，最具借鉴价值。因此，深刻分析区域经济环境，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断调整优化专业设置，加快应用型人才培养，对于宁波市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区域经济的特点

生产资源是有限的，但有限的资源在区域内进行优化组合，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经济的区域化，是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我国经济正逐步向区域化发展，现已初见端倪。对于沿海地区来说，经济区域化已经是最重要的发展现实[1]。区域经济理论也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的特点如下：

1.区位性。由于某一区域在空间位置、自然资源、文化特征和政治组织方面存在相对独特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与之适应的产业结构、经济种类和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区位特点。因此，区域经济特征主要表现在区位差异和区位优势上。

2.非均衡性。由于同一区域内的资源条件并不均匀，因此，区域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区域内统一市场背景下，分布的非均衡性，具体表现为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使得同一区域内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不同的产业布局、经济结构以及文化特征。

3.竞争性。区域经济的区位性和非均衡性，使得整个区域的统一市场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中通过竞争配置有限的发展资源。在这种态势下，城市内外各种资源的交换十分频繁，各种经济体为了求得生存，不可能再保持自然发展的状态，全部投入到了竞争中去。人力资源的流动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表征之一。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区域特性

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更多的投入，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多元化更促使多渠道投入高等职业教育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同样也可以制约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也决定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及层次结构。因此，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都必然会体现明显的区域特性。

1.高等职业教育的区位特性。首先，区域高职教育不论其包括的空间范围大小，都可以按产业、行业进行分解。这样，区域高职教育不仅反映了区域劳动力构成结构，也侧面反映了区域的产业及技术结构。其次，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划基本吻合，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力系统，地区之间具有独立性，区域高职教育是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规划培养人才的。因而，属于同一经济区域内的区域高职教育在目标、层次、类型、运行等方面也具独立性。最后，区域职业教育可根据区域经济的区位性特点，通过整体规划，建立目标明确、组织规范、分工科学、资源共享的教育体系。政府及教育管理部门应有所作为[2]。

2.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的多元化特性。由于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特征，区域高职教育在整体布局的同时，应坚持因地制宜，根据区域内不同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需要，多元化发展职业教育。各高职院校应遵循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特点，把握自身的发展定位，在办学体制、专业建设、培养模式等方面，形成特色、避免重复建设，求得可持续发展。

3.区域高等职业教育的竞争特性。由于区域内办学资源的有限性，各高职院校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其生源大战、就业大战，就是最明显的表征。在整体规划的基础上，高职院校只有充分利用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大力建设特色专业，加强特色建设，形成办学品牌，才能在市场化的办学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

三、宁波市区域经济环境的特点

宁波的区域经济发展迅猛，城市综合竞争力已跻身全国十强。从宏观经济状况来看，宁波市三大产业比为3：53：44，县域经济与城区经济之比为5：5，属于区域经济发展比较成熟的地区。总体说来，宁波市区域经济环境有如下特点：

1.产业结构变化

随着科技在生产过程中的大量应用，宁波市的产业结构不仅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而且表现为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更频繁地表现为第二、第三产业间的转移，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是区域社会对于人才需求的变化。

2.产业集群趋势

宁波的产业组织呈现集群发展的趋势。据对宁波市33个制造行业1999年――2004年产业集聚度指数的统计，其中20个行业的集聚度指数有所增长，13个行业的集聚度指数有所下降，除烟草制品业之外的15个行业呈现出集聚现象。目前宁波市重点产业主要集中在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纺织服装、机电模具、IT产业、旅游会展、文化服务、港口物流、经管经贸、金融保险等10大产业。与产业集群发展相匹配的是宁波企业的块状分布。根据2006年底的统计数据，全市有块状经济145块，年产值786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60%以上。单体规模超10亿元的有6块，超5亿元的有10多块，超1亿元的有90多块。全市块状经济从业人员40万人，占全市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6%[3]。块状经济的发展，对于推进区域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培育专业市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块状分布，集聚发展的特点，使宁波全面形成了区域性规模企业群体、区域性生产基地、区域性规模品牌效应、区域性规模市场体系，产生立极强的区域竞争力。

3.体制多元混合

宁波区域经济是以混合经济作为主体，民营、集体、国有和外资互融模式的经济体制。至2002年底，国有、集体企业改制面已达到98.9%。宁波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共生共融的开放的混合经济模式，始终坚持国家、集体、个私和外资四种经济成分“四轮驱动”、共同发展，使宁波的区域经济发展成显出活力。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目前，宁波个私、民营以及其他类型的经济实体近30万家，数量和产值均占全市的90%以上[4]。这种混合模式被称为“宁波模式”。

四、宁波市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策略

2000 年以来，宁波市高等职业教育开始超常规发展，办学规模逐年扩大，专业基本覆盖了农林牧渔类、交通运输类、生化与药品类、资源开发与测绘类、材料与能源类、土建类、制造类、电子信息类、环保气象与安全类、轻纺食品类、财经类、医药卫生类、旅游类、文化教育类、艺术设计传媒类与公安类等16个大类。因此，宁波市各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必须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适用性，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策略选择上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区域经济的发展情况。

1.根据宁波市区域产业发展的趋势，增强专业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适应性

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人力资源的流动方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生产部门转到非生产部门；从工业转到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知识密集型产业。这种产业间社会劳动力的大幅度转移，对宁波市劳动力格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宁波市高职院校应及时适应区域经济产业格局的变化，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增强专业与产业结构之间的适应性。

2.根据宁波区域产业集群的特征，系统规划高职院校簇群式专业发展

所谓簇群式的职业教育专业发展道路，就是根据区域经济和产业的特点，建设与集群经济相对应的具有一定聚集作用的专业群[5]。这样的专业群，以重点专业为核心，根据集群产业所集纳的整个产业链，贯穿相关专业，形成簇群式专业链，从而体现出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使专业能够以重点产业为核心，以点带块，以块联片，发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宁波市区域经济的一个鲜明特色是产业的集聚性强，产业的高集聚性要求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既要符合区域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更要在总体的专业结构上形成具有鲜明的产业特色，打造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并具有区域经济特点的专业群。

3.根据宁波区域经济体制多元混合的特点，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有效途径

宁波市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和专业建设必须走校企合作之路，全面建立校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合作企业在专业申报、课程设置、专业师资培养、实习实训中的作用，鼓励学校兴办实业、产教结合，为实习实训创造条件。实施措施可以包括：高职院校成立有企业专家参与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在企业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专业设置，确定课程体系，制定教学计划，确保培养出合格的技术人才；在教学管理中，聘请企业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作为该专业的兼职教师，参与专业的管理和运行；在教学设备方面，企业要为学校提供专业实习基地和实验实习设备等。考虑到目前宁波区域经济体制多元混合的特点，与高职院校合作的企业应考虑到那些具有一定实力并在行业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充分发挥区域内所有企业在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和密切高职院校和社会、企业的联系，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

五、小结

经济是决定一个区域发展水平的基础性、根本性因素。一方面，区域经济的总量和水平、结构和层次，决定了这一区域对人才总量、结构、种类、层次的需求，也决定着这一区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结构、分布和水平，最终影响到高等职业教育的方式和特点。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也通过其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和种类，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甚至产业结构。基于区域经济和高等职业教育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宁波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必须强化与区域经济的适应性，在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同时，实现宁波地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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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郇军.宁波块状经济发展模式及策略选择[J].浙江经济，2002（22）：46-47

[4]鞠芳辉.论宁波混合经济发展模式[EB/OL]，http：///news_read.php？id=370，2006-04-04/2008-03-09

第4篇：文化产业区域现状范文

关键词:块状经济;品牌之乡;区域经济;品牌塑造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联2008年度研究课题成果《浙江省“品牌之乡”建设在块状经济中的发展与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8B52)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浙江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典型的事例和做法,近年来在浙江各地兴起的块状经济以及和块状经济相对应的经济形体发展迅猛,对于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国家相关部门对于各个行业具有代表性的产业、产品或者非物质品牌进行了命名,因而在各地涌现出了一批品牌之乡、特产之乡等,而围绕品牌之乡又有许多新鲜的事物和经济形态应运而生,品牌之乡作为在块状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强化品牌概念的元素,对于浙江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示范作用,同时也为浙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一、浙江块状经济发展现状

(一)块状经济的概念。块状经济,又称区域块状经济,通常都是以制造业为主,具有产业集群特征的区域经济形态,它是该产业在一定地域集聚,并且形成比较优势又能够带动本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色产业及其组织形式,是由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集聚形成的专业化产业区,其本质为一种产业集群。根据有关专家统计划分,如果某一个地区有10家以上企业生产同类或相关产品、年产值上亿元,则该产业区域就可以被称为块状经济。块状经济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既能发挥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效益,又可以带动某一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形式已经在世界各地有了成功的案例,如克鲁格曼等人所提出的硅谷型聚集和底特律汽车工业的集中是单一产业的地理聚集的两个最有名的案例。世界知名的聚集还有美国华尔街的金融业、好莱坞的娱乐业、加利福尼亚的酿酒业、华盛顿的炼铝业等。

(二)块状经济在浙江的发展现状。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从“资源小省”转变为“经济大省”过程中,块状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神奇的作用,由于浙江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块状经济在浙江的发展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状态。在地理版图上,块状经济分布于全省各地而且随处可见,如永康的五金、温州的皮鞋、嵊州的领带、义乌的小商品等100多个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撑起了浙江经济大省地位。据统计,浙江全省90个县(市、区)中,有76个存在块状经济(以工业总产值5亿元为统计起点),占全部县(市、区)的84.4%。从地域分布看,块状经济主要集中在环杭州湾和温台沿海地区。2007年全省块状经济的区块,以县(市、区)为基本单位,总共有462个。

二、块状经济与品牌之乡的关系

(一)品牌之乡及其在浙江的发展。品牌理论及其实践遍及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浙江则在发展特色产业的过程中,一直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用心地塑造本地区品牌,积极带动各个产业发展,逐渐形成了产业的集聚效应,浙江的地方特色产业和地方品牌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品牌之乡是指该地区通过“一村一品”的建设,挖掘或者创造可以成为本地区标志性的、特色突出、发展规模较大的主导产业链条,进而凸显品牌优势;形成可以使本地人民引以为豪的产品或者项目,并尽快将它培育成一流的产品和项目,这样的项目不仅可以是农特产品,也可以是特色旅游项目,甚至是文化项目。由于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有可能被上级主管部门进行命名,称该地区为“品牌之乡”、“品牌之城”或者“品牌之都”等。

在浙江,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也可以听到“品牌之乡”、“品牌之都”等诸如此类的称号,所有这些都是经过本地长期的努力而得来的。我国许多地方的“名、优、特”产品都具有悠久的历史,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品牌之乡的发展与历史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品牌之乡的良性快速发展也为浙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以农业为基础的品牌之乡为例,可以很明显得看出品牌之乡在浙江的发展,浙江虽然人均占有耕地仅0.52亩,但是江山的蜂蜜之乡、临安的山核桃之乡、黄岩的蜜橘之乡、仙居的杨梅之乡等散布于全省各地的“中国特产之乡”多达120多个,占全国1/3强。所有这些都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而形成的品牌,这种品牌之乡的称号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

品牌之乡规模化后会进一步发展形成产业聚集,有力地促进了产业优化升级。浙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乡镇工业起步逐渐形成各地比较有影响的“一村一品、一地一业”特色产业,逐步形成了许多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化产业区和企业集群,这也就是块状经济雏形。目前,浙江共有年产值亿元以上的工业区块601个,总产值15,826亿元,占全省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60%。其中,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285个,10～50亿元的202个,50～100亿元的46个,超过100亿元的37个。

(二)品牌之乡与块状经济的时空关系。块状经济的发展和品牌之乡的存在有时空上的联系性和必然性。品牌之乡的发展要早于块状经济,它是块状经济早期的发展状态;从规模大小上讲,品牌之乡所涉及的地域和资源等一般要小于块状经济。品牌之乡在世界各地的发展都和本地的特色紧密结合,品牌之乡和块状经济如何发展是由市场、本地区经济条件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决定的,有些则是和地区优势、人脉、传统技艺等密不可分,一般这些块状区域都经历了从家庭手工作坊、合伙企业、集体企业再发展成为诸多小企业集群和专业化产业区。如,“日出华舍百丈绸”的绍兴倚借的传统经济让如今的轻纺商贸城发展富甲一方,而依托“奉帮裁缝”传统技艺的宁波让服装产业又名噪一时,“鸡毛换糖”的货郎担精神成就了义乌小商品贸易让世界刮目相看的现实。

(三)块状经济下品牌之乡存在的必要性及其优势。品牌之乡是块状经济建设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块状经济和品牌之乡的发展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品牌之乡是块状经济发展的基础,块状经济是品牌之乡发展的高级阶段,块状经济的发展不断地强化品牌之乡的发展,品牌之乡和块状经济一般都交织在一起,很难分开。

建立在品牌之乡基础上的块状经济分布于全省各地,大规模的块状经济对于地区的发展和品牌形象的梳理起到了促进作用。调查发现,80%以上地区的块状经济的前身是“XX之乡”,这说明块状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基于品牌之乡打造的良好基础。而块状经济又会影响品牌之乡的走向和发展。品牌之乡建设对于浙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而今浙江众多的市县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不管是风俗、地理、人文、历史等都可以用来塑造品牌,利用原有资源进行品牌之乡建设成为品牌形象提升最快捷的方式。如,浙江桐乡号称中国杭白菊之乡、浙江安吉孝丰镇号称中国孝子之乡等。

三、块状经济下品牌之乡建设的重心

浙江块状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居于全国前列,对于本地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块状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影响到品牌之乡和块状经济的发展前景。

(一)块状经济下品牌之乡发展的前途性问题。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在浙江,块状经济是由市场选择、当地特定经济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共同决定的,而在其大发展之后作为基础的品牌之乡和块状经济的关系以及品牌之乡的发展成为首要问题。其实,块状经济的大发展和品牌之乡的发展并不矛盾,相反,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品牌之乡始终是起到基础性作用。对于品牌之乡发展的前途性问题首先要分不同的行业进行分析,可以从工业、农业、第三产业进行分析,这样会更加明确品牌之乡在各个行业中的发展。

以工业为基础的品牌之乡大多发展到后期就逐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块状经济,在这些地区,基础是品牌之乡所奠定,而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则是块状经济的作用。一般情况下,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产业规模,所以以农业为基础的品牌之乡很难形成与工业为基础的块状经济一样的规模和产值,但农业由于其地域性和时间性强的缘故,其他地区却很难移植或者模仿,在品牌传播中具有“唯一性”。

(二)块状经济下品牌之乡发展的重要性问题。块状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在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下,进一步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提高区域特色经济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对于品牌之乡的发展还是要非常重视。首先,产业体系逐步深化。块状经济体中的品牌之乡还要进一步拓展上下游的产业链接,在更大范围内实施产业整合,加强增值环节,最终打造成国内外知名的产业基地,完成从“乡”到“都(城)”的转变;其次,对外贸易要逐步扩大。不断地开拓国际市场;再次,进一步培育区域品牌,努力发展已有品牌,塑造新的、具有竞争力的品牌;最后,大力发展上规模的工业园区和专业市场,继而凸显品牌之乡。品牌之乡的发展对于浙江经济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在品牌之乡建设的基础上,块状经济正在努力转变增长方式,提升产业层次,产业链在拉长,块状经济中的龙头企业快速成长,从中小企业集群中成长出了一些几十亿、上百亿的大企业;从不注重品牌到区域品牌与个体品牌共进,行业协会有了较快发展,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

(三)块状经济下品牌之乡的培育问题。块状经济中品牌之乡的培育问题同样重要,首先是要明确品牌之乡和块状经济之间的关系;其次是结合块状经济的实际,依托工业园区、工业功能区、特色产业基地等载体,大力提升块状经济的总体水平,积极建设具有国际分工定位的特色产业基地,培育面向国际市场的产业集群,提高浙江区域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再次是要让小规模的品牌之乡更加专业化。如上虞市崧厦镇是全国最大的制伞基地,他们凭借雨伞制作成为闻名遐迩的块状经济发展代表。全镇共有制伞企业1,050家,就业人数1.58万人左右。在这里生产的雨伞品种全、数量大,产品远销28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收入30亿元。浙江类似崧厦这样的特色小镇还有很多,他们都具有很高的专业化程度,而且形成完整的产业链。这种形式的块状经济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城镇化发展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解决块状经济下品牌之乡建设问题的对策

浙江省品牌之乡在发展中充分立足本地传统产业和优势资源,逐步形成产业集聚和规模化发展的良好局面。但是,在块状经济下,品牌之乡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许多品牌之乡存在“散、弱、低”的状况,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特色、优势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其次,在块状经济区域内或者外面还存在很多同行业竞争者,无序竞争影响了品牌之乡的良性发展;再次,在品牌之乡无响亮的特色品牌,制约了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

解决以上问题:首先,在块状经济的范围内培育具有优势和竞争力的特色产业,把握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以及形成产业集聚效应的脉搏;其次,发展强势龙头企业。依靠龙头企业开拓市场,发挥带头作用,把小而散的作坊企业以及数量众多的加工点链接起来,向生产专业化、品牌统一化、配套协作化、营销集约化的格局发展;第三,强化品牌战略,创造更多的名优品牌;第四,人才培养的跟进。有计划地培养各类人才,为新的强化品牌之乡的发展“输血”;第五,强化政府服务功能,加大政策支持。政府应做好宏观的把控工作,给企业“放权”,让其施展开拳脚;第六,宏观层面上强化富有生机的县域经济,继续实行“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扩大部分经济发达县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引导和鼓励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为经济强县市的发展增添动力,形成各个县域不同的支柱产业和拳头产品。

(作者单位:1.浙江林学院人文学院;2.浙江林学院艺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汤黎路,周必健.推动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J].政策望,2008.10.

第5篇：文化产业区域现状范文

[关键词]旅游系统；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江西省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11-0035-07

不同学科体系对空间结构存在不同的研究视角。在旅游地理学中，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是旅游系统的空间表达，是指人类旅游活动中目的地、客源地和交通线路系统之间的地区差异和由此产生的空间相互作用，是旅游系统功能组织方式在空间上的投影或具体表现(吴晋峰，2001)。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研究及其在旅游开发、规划、营销和管理中的应用，是旅游空间结构乃至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旅游目的地发展阶段的总体把握，而且为当地旅游发展提供决策性的建议，有利于当地旅游空间结构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因此，加强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研究尤为重要。

作为旅游资源大省，江西省在过去的近30年旅游业发展迅速，并正向旅游强省迈进，在我国旅游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根据旅游地的不同尺度，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模式和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本文从区域旅游系统的角度出发，在建立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基础上，分析江西省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演化历程，并提出了优化模式和优化措施，不仅可以为产品开发、线路设计、区域合作提供决策依据，而且可以为江西省旅游空间结构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一、国内外发展与研究现状

1　国外研究回顾

国外学者对旅游系统空间结构进行的研究较早，始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提出并归纳了多种空间结构描述的数学模型和地理方法，应用的理论模型主要有区位论、核心一边缘理论模型。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64)、伦德格伦(Lundgren，1973)、密奥塞克(Miossee，1976)和格奥门森(Gormsen，1981)从区位论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将其应用到游憩活动与地理空间的结构关系的研究心；伦德格伦(Lundgren，1973)、赫尔斯(Hills)、伦德格伦(Lundrgen，1977)和布里顿(Britton，1980)建立了关于核心一边缘理论模型。(core periphery model)，他们强调了在旅游行为中边缘地区对核心地区的依赖；同时这些模型也被广泛应用到旅游开发的实践当中，例如，韦弗(Weaver，1998)利用核心一边缘理论模型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特立尼达和多巴格、安提瓜和巴布达群岛进行案例研究；前苏联地理学家建立了地域游憩系统的概念来描述旅游空间结构模式，形成了旅游经济地区组织的基本规律。

2　国内研究回顾

国内学者对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范围涉及旅游资源、旅游流、空间组织形态以及旅游地空间相互作用等方面，例如，吴晋峰(2001)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旅游系统构成、空间结构等进行分析研究；黄泰、张捷、解杼、刘泽华(2003)区分了地域、线性、等级、节点4种集中性，揭示了旅游资源经济、交通指向性的空间布局特征，通过分析旅游地域系统同区域城市体系在要素、结构及功能上的多层耦合关系，归纳出一定区域城市支持下的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组织――地域旅游城市网络等级体系模式；杨新军、马晓龙、霍云霈(2004)以西安市为例，对旅游目的地区域(TDD)进行了界定，得出其核心表现为旅游区、旅游节(景)点和旅游路径3种空间要素，发现其中对旅游目的地区域发展影响较大的两个要素是高级别景区与旅游路径，二者决定了区域旅游产业的规模、空间分布和旅游流向；黄金火、吴必虎(2005)在分析国内外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研究基础上，以西安地区为例，探讨了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模式和优化问题。

对江西省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旅游市场空间分布、发展战略与对策等领域等方面。例如，黄细嘉等(1999)对“京九”线的开通为江西旅游业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存在的问题及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毛端谦(2002)对全省主要旅游景区的旅游资源及其开发时序、重点和方向进行了分析与评价；陈志军(2006)对江西省境外旅游流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研究。总体来说，国内外研究偏重于旅游空间结构的单项要素，例如旅游资源、旅游流、空间发展战略与对策等个体，从系统的角度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研究甚少，而且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

二、相关概念解析

1　旅游系统

国内外很多学者分别从旅游系统的功能、空间结构、旅游系统与系统所处环境的关系等不同角度对旅游系统进行了研究和总结。虽然各学者所处的研究阶段、研究学科角度不同，但关于旅游系统构成基本要素的认识是统一的，即旅游系统是处在一定环境中，由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媒体等要素构成的开放系统。以吴必虎为代表的旅游系统结构模型，认为旅游系统应包括4个部分，即客源市场系统、出行系统、目的地系统和支持系统。

2　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

旅游地空间结构的演化，是由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共同作用所决定的。区域旅游系统的空间结构是多层次的，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它是指目的地、客源地及旅游交通线路之间的空间距离、组合等关系及由此引起的旅游流的变化规律。吴必虎在冈恩(Gunn)旅游目的地模型基础上，参考前人对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研究成果，将视点主要放在旅游目的地这一微观层次进行研究，将吸引物视为节点、目的地视为面域、交通线路视为连接，则旅游系统空间构成的各关键组成要素包括旅游目的地区域(Tourism Destination Districts)、旅游区(Tourism Districts)、节点(Nodes)、区内路径(Routes)、人口通道(Gateways)和客源地市场(OriginMarkets)。这六种要素是区域旅游空间构成的基本单元，各要素之间的空间相互关系和形成模式如图1所示。即在目的地核心吸引物影响下，游客通过对目的地的认同，从客源地市场经外部交通进入旅 游目的地区域，凭借区域内部旅游路径对不同旅游区内的旅游节点进行访问。

三、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建立

任何成功旅游地的发展必定经历4个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相对成熟阶段和优化阶段；旅游业发展是处于不断的演化状态，并由不发达状态逐渐向发达状态过渡、由不成熟逐渐向成熟方向演进优化的过程。旅游系统的各大要素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空间上的不同组合，表现为十分丰富的各种形态和结构，而这些形态各异的内部结构是建立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基础和依据。不同发展阶段旅游地域表现为不同形态结构，旅游发展重心、发展战略、发展机制也存在差别。因此，在不同发展阶段应采取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机制。笔者根据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理论及区域旅游系统的内部形态结构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把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分为点状模式、放射模式、凝聚模式和扩展模式4种类型，如图2所示。

1　点状模式

该模式形成于旅游地域系统的起步阶段。旅游活动首先在具有资源、客源和区位优势的零散景点产生，并带动和协调整个区域旅游业的发展。游客大多是具有多中心型心理特征的探险旅游者或区域内居民，周边近程市场是其重要来源，旅游活动基本上属于自发状态。随着游客数量的逐渐增多，在简单的景区建设基础上，当地居民开始有意识提供简易的吃、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是当地旅游业的主要构成因素，形成旅游产业体系的雏形。但由于劳动力素质和服务状况差，旅游接待设施不足，旅游产品单一等导致旅游经济效益低下。先天性资源优势突出、周边客源市场和交通相对便利是该模式形成的主要动力因素，其空间结构的主要特点是：旅游目的地内部所达空间范围狭小，区域内各旅游景点数量少，远未形成规模；旅游开发处于R－P共生、彼此独立阶段，与客源市场、其他景点等域外联系松散，节点数目少，区域综合吸引力小；区内路径系统薄弱，旅游流向呈单向性；旅游客源市场吸引力弱，仅具有近程市场的吸引向性，且较为脆弱，易受外界因素影响，波动明显，旅游业缺乏成熟稳固的产业链和横纵向联系，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力有限。

2　放射模式

该模式形成于旅游地域系统的发展阶段，是在点状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过渡阶段。此阶段，在游客数量增加的基础上，旅游景点景区建设得到深入，主要是旅游地域内外的路径系统、住宿、餐饮等旅游接待设施建设。随着旅游景点景区建设的深入，游客数量得到进一步增加，旅游景区(点)的范围扩大，区域内数量增加。客源市场仍然较依赖于近程市场，区域内旅游集散中心的作用渐趋明显，中远程客源主要通过旅游集散中心向各旅游景区(点)扩散，并成为区域内主要的客源市场，在空间结构上呈现放射状模式。随着旅游服务体系的逐步建立，尤其是旅游经营商的发展，再加上当地旅游宣传促销力度的加大，旅游活动打破以往的自发状态，游客以旅游团队为主。景区建设的深入、旅游设施的改善和旅游集散中心作用渐趋明显是该模式形成的主要动力因素，其空间结构的主要特点是：虽然旅游地内部所达空间范围有所扩大，区域内旅游景区(点)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仍处于分散状态，与客源市场以及相互间的联系不多，未形成规模效应；旅游景区(点)与主要客源地及旅游集散中心的可达性加强，但各旅游景区(点)间的互通性仍然较弱，旅游流向仍呈单向性；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诸如产品开发、宣传促销、人才培养、机构完善等软件设施虽然也得到了加强，但软件设施不完善仍然是主要问题，尤其服务水平是制约区域旅游业发展的主要问题；旅游客源市场范围有所扩大，但仍以近程市场为主，市场发展潜力仍待挖掘；各旅游企业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带动力日益明显，但规模偏小，呈现“散、小、弱、差”局面。

3　凝聚模式

该模式形成于旅游地域系统的相对成熟阶段。此阶段为区域旅游业相对比较发达阶段，旅游空间模式相对较合理。“凝聚”，一方面是通过旅游路径系统将各旅游景区(点)联结在一起，再通过规划策划将其凝聚在一起形成旅游圈；另一方面是旅游产业链的凝聚，旅游“六大要素”服务体系相对完善，各企业间相互联系合作扩大，区域内出现旅游集散中心，带动区域内旅游产业的发展。在旅游景区(点)内路径日益完善的基础上，各旅游景区(点)间路径系统在加紧建设中，通过产品策划与整体规划，各旅游景区(点)间联系不断加深，在一些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差异性较大，区内外路径系统都较完善的地区，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旅游圈，并在区域内引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服务体系、产业链相对比较完善，旅游企业的竞争力有所增强。旅游资源的整合、区域整体规划的制定、各旅游景区(点)间互通性加强和产业内外的合作是该模式形成的主要动力因素。但是此模式不是最优模式，仍然有不少问题：由于游客数量剧增，部分旅游区只顾眼前利益，旅游环境破坏严重，旅游环境保护问题突出；主旅游圈的旅游容量接近高峰，旅游旺季尤为突出，严重影响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区域内旅游业发展不平衡，主旅游圈以外地区旅游业仍然处于较分散状态，大部分缺乏联系，甚至出现恶性竞争的现象；主旅游圈的旅游容量接近饱和，内部旅游空间范围亟需拓展，次旅游圈亟待建立；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成为支柱产业，但是旅游产业链系统不完备、服务水平不高、“散、小、弱、差”的局面等仍然是主要问题，旅游企业的竞争力仍需增强。

4　扩展模式

该模式形成于旅游地域系统的优化阶段。以上模式皆不是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最佳模式，扩展模式是在凝聚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规划与管理建立起来的，包括旅游空间范围和旅游产业链的扩展。主旅游圈内节点的活动空间范围扩大，节点数量增加，以及次旅游圈的建立，拓展了区域内旅游活动空间范围，解决旅游容量饱和问题，有利于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次旅游圈的建立将各分散的旅游景区(点)凝聚起来，通过合理的规划与管理缓解了彼此间竞争，并形成更大区域吸引力，促进其共同发展；次旅游集散中心的建立，是旅游产业链在区域内的扩展，不仅分散了旅游流，缓解了主旅游集散中心的压力，而且对于区域内旅游范围的扩展有着重要作用，有利于次旅游圈的快速发展，形成成熟、完备的旅游产业链系统；旅游业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得到全面发挥，形成以旅游业为主导的成熟旅游产业链和前后联系。次旅游圈的建立、大量新型旅游景区(点)的开发、旅游活动空间范围的拓展和旅游产业链的建立是该模式形成的主要动力因素。扩展模式是在凝聚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旅游业空间结构在凝聚中的扩展，并不是分散，此模式对于扩大旅游地旅游容量、平衡区域旅游业发展、完善旅游产业链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的最优 模式。

四、江西省旅游空间结构模式演化历程

作为旅游资源大省，江西拥有数量丰富的品牌资源，如世界级资源――庐山、三清山、龙虎山、景德镇、鄱阳湖，部级资源――井冈山、婺源、武功山、滕王阁等，而且近年来江西旅游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在全国旅游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纵观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历程，江西省旅游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空间结构模式，大致表现为3个演化阶段：点状模式、放射模式、凝聚模式。

1　点状模式(1978―1989)

此期间，是江西省旅游业发展的起步阶段，旅游业发展主要集中在资源优势突出以及区位较好的南昌、九江(庐山)、吉安(井冈山)等地。旅游景区(点)数量少，且较分散，景区建设和旅游设施简易，客源主要来自周边近程市场，其中，南昌作为省会城市发挥其交通集散和客源输出作用。总体而言，此阶段旅游活动处于自发状态，旅游业发展比较分散，但已出现旅游业的雏形。此阶段江西旅游业空间结构特点与上述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第一个模式特征相吻合，属于点状模式，如图3(a)所示。

2　放射模式(1990―1999)

此阶段，是江西省旅游业的发展阶段，由于旅游供给和需求均得到很大改善，居民出游条件逐渐成熟，江西省旅游业开展范围扩大到九江、吉安、赣州、鹰潭、景德镇和上饶等7个设区市。旅游景区和旅游设施建设得到显著改善；客源市场虽仍以周边近程市场为主，但范围较前一阶段得到明显拓展；南昌作为全省旅游主集散中心的作用更加明显，旅游流呈现放射状；各旅游地间旅游产品有初步互动，为旅游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阶段江西旅游业空间结构特点与上述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第二个模式特征相吻合，属于放射模式，如图3(b)所示。

3　凝聚模式(2000―至今)

进入21世纪，旅游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需要，供求双方的动力共同推动了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江西省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发展的相对成熟阶段。此期间，不仅全省旅游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产业体系更加完善，而且形成了赣东北旅游圈(包括南昌、九江、景德镇、上饶和鹰潭)，此旅游圈基础设施完善、产品类型互补、资源级别较高，已成为江西目前最成熟和知名度最高的旅游产品。虽然旅游业得到空前发展，但仍存在环境保护、区域发展不平衡、旅游产业链不完备等方面的问题。此阶段江西旅游业空间结构特点与上述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的第3个模式特征相吻合，属于凝聚模式，如图4所示。

纵观江西旅游业30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取得了骄人成绩，旅游系统空间结构得到了巨大拓展，从发展之处的以南昌、九江(庐山)和吉安(井冈山)为主的点状发展模式，到以南昌为旅游主集散中心向九江、景德镇、上饶、鹰潭、吉安和赣州分散的放射模式，发展到现在的以“赣东北旅游圈”为主的、向“赣西”和“赣南”区域拓展的凝聚发展模式，结构模式也趋于合理，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一，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旅游业主要集中在少数的点上，传统四大名山(庐山、井冈山、龙虎山、三清山)旅游业较发达，虽然近年来兴起了一些诸如婺源、武功山等新景区景点，但是从整个区域角度出发，旅游业发展的面还不够宽，应进一步拓展，否则不利于江西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其二，部分地区旅游客流与交通“瓶颈”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一些重点旅游区的可进入性不强，景区内部旅游交通设施和方式有待改善；其三，各级旅游服务体系不完善，产业链系统不完备。

五、江西省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优化

1　江西省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优化目标

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优化，突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共同实现，以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以区域旅游一体化为出发点，充分考虑旅游设施的现有条件和发展基础，客观分析旅游资源在区域内的分布特点，深入挖掘各地旅游资源特色，建立一套科学的产品开发体系，为江西旅游空间结构模式优化提供战略性方向和发展对策。具体目标包括区域旅游业空间布局的合理性、旅游业空间关系的和谐性和旅游空间网络的完备性。目前，江西省旅游业空间结构模式属于凝聚状模式，全省旅游业发展集中在部分区域，区域发展不平衡，该模式制约了整个区域旅游业的和谐平衡发展，不利于区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向更加合理的模式转变。因此，根据旅游资源分布特点、交通网络状况以及和谐发展需要，给出了相对应的合理的空间结构优化模式。

2　江西省旅游系统空间结构优化模式

一个区域旅游业的发展不可能达到一个绝对成熟阶段，旅游空间结构模式总是处于不断的优化过程。因此，笔者根据旅游空间结构模式的演化规律，结合江西的旅游发展历程、资源分布特色和交通网络现状，构建江西旅游空间结构的优化模式――扩展模式，即以南昌为主集散中心、赣州为次集散中心，构建江西旅游空间结构模式，以此模式作为江西旅游空间结构模式的最优目标，如图5所示。南昌旅游圈包括南昌、樟树、靖安等旅游区，南昌作为主旅游集散中心，突出革命英雄城、历史文化、中医药研习及养生和都市休闲的产品特色；庐山旅游圈包括庐山、鄱阳湖、柘林湖、云居山等旅游区，突出世界文化景观，将名山、名江、名湖、名城融为一体，共建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旅游产品；大井冈旅游圈包括井冈山、吉安、万安等旅游区，突出革命摇篮及革命胜迹、庐陵文化和高山田园风光的“红绿相映”旅游产品；赣东北旅游圈包括景德镇、婺源、三清山、龙虎山等旅游区，突出世界瓷都、道教祖庭、峰林绝景、古村民居和丹霞地貌等产品特色；赣南旅游圈包括赣州、瑞金、三百山等旅游区，以赣州作为全省次旅游集散中心，突出革命历史文化、宋城文化、客家文化和自然生态等特色；赣西旅游圈包括仙女湖、武功山、安源等旅游区，突出山水生态、革命胜迹和禅宗文化(《江西省旅游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南昌旅游圈、庐山旅游圈、赣东北旅游圈和大井冈旅游圈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圈内基础设施较完善，工作重点应放在软件设施建设和旅游资源保护方面；赣南旅游圈和赣西旅游圈旅游产品特色渐显，工作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市场营销；赣东地区(即抚州)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不足以构成旅游圈，产品开发、景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营销策划等都应加强。此外，区域合作方面，在江西省内部应加强各旅游圈之间的合作，并充分发挥主、次旅游集散中心的作用，外部加强与周边省市的区域合作，构建“区内联合，区间联动”的旅游空间结构模式。

3　江西省旅游系统空间结构优化措施

(1)加强与赣南、赣西的联系，努力拓展旅游目的地空间。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凝聚模式不利于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为了扩大旅游容量，平衡各地和谐发展，促进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拓展旅游活 动空间是必然的选择。如图4所示，目前江西旅游空间结构发展模式为凝聚模式，旅游业发展主要集中在赣东北旅游圈、井冈山周边地区以及赣西部分地区。赣东北旅游圈的空间范围过大，应将其细分为若干个旅游圈，利用圈内开发成熟的旅游产品，带动众多处于“灯下黑”状态的资源较好的景区，不仅拓展了每个旅游圈内部的旅游空间，而且实现了“双赢”与“共赢”的旅游发展格局。赣南、赣西旅游资源丰富，尤其是自然生态资源优良，人文资源较有特色，拓展空间潜力巨大，应深入挖掘其内涵，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作为近期内旅游空间拓展的重点。赣东区域，应根据市场需要和资源特色有选择性地进行拓展。

(2)完善旅游产品谱系，实施多元化旅游产品战略。在拓展旅游目的地空间的基础上，根据各地旅游资源分布的特点以及各自资源的特色，完善旅游产品谱系，实施多元化旅游产品战略，满足不同细分市场游客的多样化需求。重点建设“生态江西”、“红色江西”和“文化江西”旅游产品，红色旅游产品主要以井冈山、南昌、瑞金和萍乡等地为主，生态旅游产品主要集中在环鄱阳湖区域、赣南和赣西等地，文化旅游产品则以陶瓷文化、宗教文化和历史文化为主。近期内，应以红色旅游产品为发展龙头，利用其在全国的巨大影响力，提高区域整体知名度，带动其他旅游产品的发展；同时，努力保护好整体生态环境，将生态旅游作为江西旅游业发展的中远期目标。

(3)优化行政管理体制，实施政府引导战略。旅游空间结构模式的建立是跨越行政区划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顺畅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引导战略是其重要的政策保障。在我国，行政区划往往是以分水岭或水界为划定标准，所以同类资源的分布和同类产品的开发往往是跨区域的。因此，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积极作用，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建构制度化的多层次组织结构、合理的区域利益分配机制、良性的区域竞争秩序和完善的区域合作规则，打破旅游发展中的行政区划界限。

(4)完善旅游形象，进行有针对性营销。整体形象和分项形象在旅游营销中所起作用各不相同：整体形象是一个区域旅游产品的高度概括，其营销是为了提高区域知名度；分项形象是具体旅游产品的形象，其营销是为了具体旅游产品的销售。“红色摇篮，绿色家园”，一度作为江西的整体旅游形象已深入人心，但还存在缺陷，对江西旅游产品特色不能完全进行高度概括，比如“陶瓷文化”就不能体现在此旅游形象中。因此，还必须采取专家研讨、社会征集等方式对整体形象进行完善，同时利用现代传媒对其进行广泛营销，进一步提高江西旅游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在此基础上，应抓紧制定各旅游圈与旅游景区(点)的旅游分项形象，方法亦根据情况采取专家研讨或社会征集的方式，并根据产品特色和市场需求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营销。

(5)加大旅游交通建设，解决交通“瓶颈”问题。旅游交通是旅游业发展的“咽喉”，旅游交通完善是旅游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之一。一方面，加大主要客源地与江西省的省际交通网络建设，譬如新开航线和车次或增开次数，加强主要城市与重点旅游区的高速公路网建设；另一方面，完善景区内部和景区之间交通网络建设，提高主要旅游区内部公路等级，增强旅游圈内各景区(点)之间以及各旅游圈之间的互通性，今后建设重点应集中在赣南、赣西的景区(点)内部交通及其互通性建设上。旅游交通的建设应注意入口通道设计以及交通设施与周边旅游景观保持协调等问题。

六、结论与探讨

根据旅游目的地的不同尺度，旅游系统包括旅游目的地系统和区域旅游系统，相应的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模式主要包括旅游目的地空间结构模式和区域旅游系统空间结构模式。本文从区域尺度的角度出发，在分析区域旅游系统构成的基础上，建立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旅游系统的各大要素在起步、发展、相对成熟和优化等四个阶段具有十分丰富的各种形态和结构，区域旅游空间结构演化模式表现为点状、放射、凝聚和扩展四种模式。在此基础上，以江西省作为个案分析，发现改革开放至今江西省旅游空间结构模式分别为点状、放射和凝聚模式，分析了旅游空间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空间结构的优化目标、措施和模式。

第6篇：文化产业区域现状范文

关键词：关中地区；县域城乡统筹；发展模式；蒲城县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1-34（6）

1 引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直接推动了城乡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城乡收入差距仍不断拉大，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五个统筹”，此后“城乡统筹”迅速成为国内学术界和城乡规划设计单位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探索的热点话题。其中理论界的学者们主要关注了城乡统筹的概念、基本理论、内容、动力、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框架（赵群毅，2009；彭震伟，2009；李兵弟，2010；薛晴，2010；周潮，2010；赵之枫，2011；赵四东，2011）；实践界的规划设计者们主要以实现城乡统筹为目的进行了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规划实践探索（成都市中心城非城市建设用地城乡统筹规划，2003；桐乡市域总体规划、嘉兴市城乡一体化规划，2004；全域成都规划及各区县城乡一体化规划、北京各区县的新城规划，2006；海南省城乡一体化规划，2009；安徽省繁昌县城乡统筹规划，2010；赵刚，2009；袁奇峰，2009；杨德智，2010；舒沐晖，2010；黄闯，2011；马璇，2011）都对我国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很好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以上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中可总结出推进城乡统筹的主要路径包括六个方面，即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一体化、城乡市场体制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管理一体化；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主要有台湾模式（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政府主导的“三农”系统扶持）、京沪模式（城乡统筹规划和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珠三角模式（以城带乡，开发区+地产发展）、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带动）、成渝模式（三集中、土地流转、确权赋能和农村自主发展及三级规划覆盖）、嘉兴“两分两换”（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宅基地与承包地分开；宅基地换城市房产、承包地换城市生活保障）、赣州模式（村庄“撤扩并”、“三清三改”）。然而，国内城乡统筹研究和实践重点集中于中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成渝地区，而西部地区尤其是陕西省的相关研究和规划实践成果则甚少，也没有形成完善的发展模式和路径，故本文以陕西蒲城县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的实践为例，来探索研究关中地区县域城乡统筹发展模式，以期对关中地区乃至全国条件类似的县域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2 陕西关中地区城乡统筹发展路径和模式研究

关中地区包括渭河平原、渭北台塬、关中北部低山丘陵和秦岭北部山地；依托资源禀赋，其装备制造、高新技术、高效农业、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等产业在陕西三大区域（关中地区、陕北地区、陕南地区）优势明显。但由于处于西部地区，其发展路径和模式与东部地区存在一定的差异，现阶段关中地区首要任务是积蓄力量，增强经济实力，实现跨域式发展。

2.1 路径选择——大力推进工业园区化、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建设

首先，应紧抓未来关中地区工业化大发展的机遇，依托工业园区、工业型城镇（县城、小城镇），使其成为市域城镇化发展的先导区；其次，依托中心城市发展壮大引导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和集中，进而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第三，依托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建设，在农村区域推进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通过“就地城镇化”和“异地城镇化”等不同模式推进乡村人口健康有序向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转移；第四，通过城乡空间、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管理体系等六个方面的一体化建设推进城乡协调融合发展。

2.2 发展模式——分区引导、错位发展

陕西关中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相比较我国东部地区而言均处于较低水平，其城镇对农村的带动和辐射能力较薄弱，而关中地区由于现状各区域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城乡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在现阶段要实现城乡全面均衡发展难度较大，因此，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则必须根据现状条件和基础，把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发展区域，通过“分区引导、错位发展”等发展模式，实现城乡统筹全面融合发展，其不同区域发展模式指引如下表所示（见表1）

3 蒲城县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思路与模式构建

3.1 城乡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蒲城县位于关中东部渭北黄土台塬地带（见图1），总面积1583.58km2。截止到2012年底，全县辖17镇，户籍总人口79.15万人，常住总人口74.49万人，全县GDP完成130.01亿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2234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603元。目前，蒲城县已发展成陕西的人口大县、农业大县、建材大县、能源大县和文物大县，有“中国酥梨之乡、焰火之乡”之美称。

蒲城县城乡发展现状特征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中心城镇发展不足，小城镇发展较为突出。2012年，蒲城县有17个建制镇，城镇化水平为43.7%，处于全省较低水平（陕西省为50.01%）。县城城镇人口仅为123039人，占全县域总城镇人口的37.8%，其辐射带动力不强，集聚效益难以发挥；而县域内各中小城镇发展相对较快，其中>4万人的城镇占总城镇人口比重达16.8%；0.5-2万人的城镇数最多，有12个，占总城镇数的85.7%，城镇人口规模占总城镇人口数接近50%（为45.4%），小城镇建设成为了蒲城县城镇化发展的主力军，在全县城镇化发展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城镇化、工业化建设滞后，区域带动能力有限。蒲城是一个农业大县，工业化水平低，骨干企业少，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刚刚起步，城镇化水平不高。由于长期以来所实行的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体制，使得县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空间相对狭小，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财政政策对大中城市的倾斜，使得县城和各小城镇建设缺乏资金，各类设施建设也相对较为落后，城镇的吸引力、凝聚力不强，功能不全，缺乏聚集产业及人口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村庄分布相对集中且具有一定规模。蒲城县位于关中腹地，地势相对平坦，自然地理条件良好，这种地形地貌条件对蒲城县域内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城镇和农村的生产生活、居住方式都存在较大的影响。由于地形地貌条件对农村居民点分布的限制较小，使得县域内各村庄分布相对集中，且村庄规模较大，平均每个行政村人口规模可达1700人以上，有利于农业生产活动和各类配套设施的规划落实。

——农业发展基础较好，二、三产业相对薄弱，产业层次较低。蒲城地处内陆腹地，综合实力处于全省中等偏上水平，但总体来讲，一产过重、二产不强、三产滞后。2012年全县GDP仅为130.01亿元，其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约占20%，且以传统农业为主，现代农业尚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化水平还不高，综合生产能力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农副产品深加工和矿产资源开发基本是初级加工，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相对不高，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工业几乎没有，企业规模也偏小。第三产业虽发展活力很大但现状发展滞后，消费需求总量偏小，层次较低。一二三产业之间关联度小，县域工业很难有力地反哺农业或其它产业的发展，而农产品多是以出卖原始产品或初级产品为主，产业整体层次还较低。

3.2 城乡统筹总体思路和模式构建

3.2.1 重构区划，构建三大发展区域

根据主体功能区的思想，结合现状蒲城县城乡一体化程度将全县域划分为城乡重点发展区、城乡拓展区和城乡起步区三个不同发展区域。

重点发展区是指与城区发展密切联系、距离城区较近且交通方便的区域，具体包括：主城区及辐射周边的翔村镇、椿林镇等几个城镇的部分区域。该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是通过“城乡并进”发展模式，即在发展城镇体系的同时，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地域的延伸，通过村庄合并或合建等模式建设新型农村社区；逐步消除城乡差别，加快城镇社会经济发展，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及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城乡共享。规划到2015年底，城乡重点发展区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目标，达到城乡的全面融合。

城乡拓展区是指现状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人口规模较大、交通相对便捷的区域，主要包括城乡重点发展区以外的桥陵区、孙镇区、荆姚镇的大部分区域以及罕井区、陈庄区、龙阳镇、党睦镇、兴镇、苏坊镇、高阳镇、洛滨镇、永丰镇所辖区域。该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是以载能工业、花炮工业、机械加工工业、农化工业及卤泊滩通用航空产业等黄金产业为主导，通过项目集中、产业集群、发展集约策略，延伸产业链，增加就业岗位，推动“一区一园一主业、产城一体、镇园一体”等工作，实现工业向园区集中的目的，到规划期末（2030年），加快实现城乡间高度融合、互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夯实城乡统筹发展的经济产业基础，同时，实现城乡基础设施的延伸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起步区，指除城乡重点发展区和城乡拓展区以外的区域，主要指上王镇、龙池镇及桥陵区、孙镇区、荆姚镇域范围原大孔乡、平路庙乡、原任乡所辖区域部分。该区域在规划期内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点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提升城镇的综合实力和辐射能力，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采取“基地+农户+公司”等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和组织方式，建立优质、高效的农业产业化基地，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走有特色的“村、镇企业发展带动”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到规划期末，城乡起步区发展程度至少达到现状城乡拓展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使得农民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3.2.2 优化布局，确定整体空间发展格局

借鉴中东部城乡统筹发展经验可知，当县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实施适当的空间区划重构，可以优化产业和城镇布局，有效带动城乡发展。

蒲城县现状城乡布局相对分散，规划考虑以强化产业引导、人口和经济的空间集聚为途径，实现蒲城县域城乡空间布局体系应从之前的不均衡发展战略逐渐向均衡发展战略过度，形成“一核、四心、多点、网络状”的城乡空间布局体系（见图2）。“一核”指中心城区，“四心”是县域发展的副中心，具体为北部的罕井区、南部的陈庄区、西部的桥陵区、东部的孙镇区。“多点”是由重点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等组成的城乡空间结构的点。“网络状”指县域内以西禹高速公路，渭白高速公路，省道S106，省道201和省道305等以高速公路及一、二级公路为主体，县道和乡道以及通村公路为辅助所组成的覆盖县域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网络状发展轴线。

3.2.3 区划调整，加强资源整合统筹

规划考虑到未来蒲城县域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及对中心城区功能的疏散，特对中心城市空间布局进行一定的调整，即：将现状城区及北部的罕井，东部的孙镇，西部的桥陵，南部的陈庄确定为新的中心城镇，构建“一城四区”的城市形态。其中现状县城作为中心城区承担全县的综合服务职能区，北部区域的罕井区承担县域的煤炭、石灰石等资源开采加工职能、东部区域的孙镇区承担县域的能源和煤化工职能；西部区域主要依托以桥陵为中心的唐代帝陵文化形成桥陵旅游服务区，即桥陵区，同时该区积极发展煤炭采掘、苹果销售、加工、建材、服务及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南部区域的陈庄作为全县重要的航空工业基地、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这四区作为中心城市的功能疏散区，承担着县域经济副中心的职能。

3.2.4 营造社区，促进城乡经济集聚发展

蒲城县素有陕西省粮仓之称，雄厚的农业基础、平坦肥沃的土地使得农民大多在自家农田周围择居而住，长此以往，形成了现状村庄布局均匀分散、居民点用地过于凌乱的状态，但这些现状村庄大多区位条件优越、农业生产半径大、人口具有一定规模、农业用地条件较好、农村经济支撑较强、现状设施配套较为齐全。规划为了便于公共服务设施的共享和实现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将这些发展条件较好的中心村及周围与中心村联系较为密切的基层村划分为一个社区，即新型农村社区进行重点发展， 作为衔接小城镇和村庄之间发展的纽带，发挥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以实现村民生产生活便利、设施共建共享、资源节约利用的目的，同时，以社区建设为载体，以农业现代化为手段，实现就地转移农民，就地富裕农民，就地城镇化的新型城镇化目标。

规划到2030年全县共形成新型农村社区77个，每个社区人口规模都在3000人以上。而对于本镇域内较偏远的基层村，规划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与相邻乡镇较近的中心村共建新型社区。

3.2.5 提升产业，实现城乡产业合理布局

农业方面，坚持“公司+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进一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走“稳粮、增畜、优果、扩瓜菜、重加工”的农业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工业方面，围绕特色经济，采用优选、集聚、分离的发展理念，推进“一区一园一主业、产城一体、镇园一体”战略，实现产业集群化、集聚化、园区化的目标；第三产业方面，积极发展旅游、物流、商贸及服务业，实现一、二、三产合理有序健康发展，其具体产业布局规划见图3。

3.2.6 统筹设施，实现城乡服务均等

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统筹配置是建立（上接38页）城乡统筹发展空间骨架和实现城乡服务均等化、共享化的基础。其中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方面，规划以城乡居民点的等级、规模、职能等方面来合理确定公共设施的分级配置与合理利用，以达到城乡共建共享。而基础设施方面，则主要通过全天候的交通线路、舒适的交通工具、廉价的收费及周到的服务，使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联系密切；同时，把现代通信技术普及到村庄的各个角落，实现城乡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最终实现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向村庄延伸及实现区域的共建共享。

4 结语

城乡统筹发展是推进陕西省未来转型时期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及工业化的终极目标，也是其战略举措，二者互相影响。本文通过分析了我国城乡统筹的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并对城乡统筹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陕西关中地区城乡统筹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并以蒲城县为例，从重构区域、优化布局、合乡并镇、营造社区、提升产业及统筹设施等方面分析论证了该县域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和模式，以期对同类型县域地区的城乡统筹发展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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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赵之枫，张建.城乡统筹视野下农村宅基地与住房制度的思考[J].城市规划，2011，35（3）：72-76.

第7篇：文化产业区域现状范文

文化生态研究是一门将生态学的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的新兴交叉学科，“文化生态”与“生态文化”不同，文化生态是一定空间下，文化的生存状态、存在形态和交往规律。对文化生态的研究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为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发展格局，我国又产生了许多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大到上升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环渤海经济圈，小到许多省市和地区，都规划产生了许多新经济区。这些新兴经济区对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大多新兴经济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经济发展环境良好。但作为为数不少的新兴经济区，在经济的迅速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文化生态及文化发展问题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整体而言，大多数新兴经济区域文化基础比较薄弱，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文化生态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尤其是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和人口激增，其文化及文化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在前些年我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中，一些经济带以及城市由于在发展中只重视经济开发，重视工业发展，而忽略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态问题，因此导致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陷入文化沙漠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良性的文化生态是推动一个区域和城市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力量。新兴经济区在开发和发展中，如何避免中国其他沿海经济区域早期的文化空场，避免陷入单级化的工业文明，使经济和文化同步发展，形成良性的文化生态秩序，这些对我国新兴经济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兴经济区域的文化生态问题

新兴经济区虽然所处区域不同，规模大小不同，但在文化生态以及文化发展方面上却存在着一些相似性问题。

1．新经济区普遍文化积淀不深，底蕴不足。在文化生态学理论中，一个地区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对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态的形成有着决定作用和巨大的影响，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态，往往是这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和社会发展演进孕育而自然形成的。对于新兴经济区而言，无论其规模大小，从区位选择上一般都选择交通便利、地域辽阔，适合大规模产业集聚的地区。因此新兴经济区大都依托母城(主城区)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建设而成。随着经济规模和人口数量的不断发展，其渐渐独立于主城区外，成为一个个新兴的经济区域或城市。有些经济新区原属于城市早期规划的开发区。比如辽宁沿海经济带，它由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6个沿海市所辖的21个市区和12个沿海县市组成，但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发展的主体依然是依托这些城市所建立的一些经济新区，以经济新区所建立的港口及产业集聚园区带动整个经济带的发展。作为新兴的开发区，与政治经济文化繁育比较成熟的腹地城市和一些老城区相比，其发展历史短暂，文化发展和孕育的时间相对较短，文化生态缺乏一个自然孕育、沉淀的过程，加之新经济区的人员构成主要以移民为主，文化群落众多，文化构成复杂，文化存在比较零散、脆弱、无法沉淀，因此普遍文化积淀不深，底蕴不足。

2．文化与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平衡发展，一些新工业园区出现了暂时性的文化空场。文化与经济的不平衡是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存在，但这一问题在新兴经济区域更为严重。新兴经济区建立的初衷是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因此经济发展的主体———工业产业发展追求产业的集聚效益是新兴经济区最根本的动力。在新经济区域的发展规划中，虽然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经济与文化的同步发展，但相对于其经济和产业的发展速度而言，文化发展还是相对滞后。无论是早就存在的大量保税区、产业园区，还是一些新兴的工业园区，大都存在过分强调区域产业功能和经济结构布局而忽略社会结构统筹，过分重视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忽略文化建设。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在前些年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开发中就已经出现，目前在大多新兴经济区也没有避免。笔者在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中五个重点发展区域: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包括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和盘锦船舶工业区)、辽西锦州湾经济区(包括锦州西海工业区和葫芦岛北港工业区)、丹东产业园区和大连花园口工业园区的文化生态现状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些地区目前大都处于热火朝天的产业园区的建设和经济开发过程中，但文化建设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目前尚处于暂时性的文化空场。

3．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发展也存在着结构性不平衡。评估一个区域的文化生态，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文化生态内部各种文化形态之间也存在一个结构平衡的问题。鲁枢元先生曾经讲到:“健全的文化生态应是由各种文化因素有机生成的文化网络，其中必然要包容那些相生相克的不同文化物种: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科技文化、宗教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功利文化、超功利文化、消费文化、非消费文化、都市文化、田园文化……任何一种文化的缺失，都将带来文化网络的破损、文化生态的失衡，甚至酿成文化生态灾难。如今的文化生态危机，在我看来，恰恰是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城市文化的唯我独尊、急剧膨胀造成的。”［1］鲁枢元先生所言的是我国当下一个普遍性的文化生态结构问题，但“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城市文化的唯我独尊”这一问题在我国一些新兴经济区域体现得更为明显。尤其是对一些发展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些经济区域，其城市文化比较发达，但是其城市文化偏重于发展文化中的物质形态，如城市建筑、景观、会展、服装文化等。从文化本身的存在方式而言，除了物质形态的文化外，还有精神形态的文化，如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哲学、艺术等非物质形态的文化。这些精神文化要素在文化构成中甚至更为重要，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于一个地区文化内涵的生成和积淀具有重要意义，它往往决定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的潜能、深度和持久的生命力。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城市文化相对比较发达，而历史文化、学术文化、文学艺术等发展相对滞后，文化内涵建设不足。这些结构性问题，是我国新兴经济区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这个地区文化发展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制约文化发展的后劲。

4．文化产业发展整体水平不高，缺乏统筹，急功近利现象比较普遍。文化产业由于其低能耗和高附加值，成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无论是国内、国外都非常重视。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活力还不强，应当加快发展。与前些年东南沿海大规模的经济开发时期相比，整个社会尤其是各级政府都意识到了文化及文化产业问题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各级政府也将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到战略高度，各地都在制定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但就目前我国新兴经济区域文化产业现状而言，文化产业发展整体的层次和水平还不是很高。辽宁沿海经济带文化产业的发展整体来讲还比较理性，但在调查时也发现大连、营口、丹东等都把动漫产业作为重点甚至支柱性文化产业，存在着趋同现象。建议有关部门搞好宏观调控和指导，避免文化产业布局结构趋同，避免一哄而上地进行“产业链升级”，大搞“动漫游戏产业”，这一点是许多文化产业方面的专家多次强调的问题。#p#分页标题#e#

5．文化归属感的普遍缺失和文化鸿沟的存在。经济开发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势必导致一些原有文化群落的迁移、重组，导致文化形态的碎片化。经济新区往往成为经济开发后原有文化群落发生迁移、重组后不同文化群落及文化个体以“碎片”的方式重新聚集的区域。例如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核中之核”大连金州新区，金州老城区的历史文化，由渔村发展而来的本土地域文化、欧美日韩的外来文化、高校的学术文化、大量东北移民带来的东北腹地的东北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类型杂糅共生于同一个城市空间下。而新区的主体———开发区是在渔村的基础上建设而成的新区，本身又没有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沉淀形成的主流文化来自然地融合和吸收这些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各个文化群落和文化个体都以“碎片”的形态存在，丧失了文化的归属感，每一个文化群落和文化个体似乎都有着遭到遗弃后无所着落和无法沟通的内心焦虑，也因此导致文化鸿沟的普遍存在。出现了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鸿沟问题以及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隔阂。虽然政府各级的文化主管部门和文化建设部门都在积极组织和整合，力求为各种文化主体寻找到归属感，探寻不同文化群落间相互交往的空间，消除文化隔阂和鸿沟，但是文化归属感的普遍缺失和文化鸿沟的存在，可能是包括辽宁沿海经济带在内我国许多经济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种典型的文化生态症候。

二、新兴经济区域文化发展对策

我国新兴经济区大多文化发展基础比较薄弱，与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状况相比，文化发展相对滞后，文化生态现状不容乐观。但是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下，在政府对文化及文化产业问题的日益重视下，新兴经济区如果激发出文化基因和文化资源中的活力因素，克服和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因势利导，繁育创新型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其文化发展的潜能和空间也很大。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将促使经济新区的文化生态结构更加平衡，有利于形成良性的文化生态秩序。借此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新兴经济区文化基础建设，尽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新兴经济区域的文化基础大多比较薄弱，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大新区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和力度，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这些是新区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经济新区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注意三个原则:一是以人为本，二是重视内涵，三是体现特色。对于“以人为本”，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本身就是为大众的基本文化权力的实现提供服务和保障的，而不是政绩工程，也不是经济指标。因此以人为本、惠及全民是其服务的根本。因此在今后的建设中要按照结构合理、网络健全、运行有效、以人为本，惠及全民的原则，从硬件到软件，统筹规划，着力改善经济新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网络，增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服务能力，使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文化权力得以真正实现。对于“重视内涵”，主要针对新兴经济区域大多没有文化积淀和底蕴的现实，依靠政府的支持和扶持，迁移大学到新区，或者在新区现有大学的基础上，推进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发展建设。大学的存在对一个地区的文化辐射能力很强，且深远而持久。同时新区也要积极推进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艺术馆、电影院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于“体现特色”，主要指各个新兴经济区要根据区域文化特点和居民的文化构成情况，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方面体现地区的实际需求和特色。如在辽宁沿海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大连金州新区，针对该地区有50多个国家的3000多家外国企业和公司，其公共文化建设充分考虑了这一区域的特殊性，所以该地区在其主城区的文化广场附近，建立了东北最现代的图书馆和大剧院，大剧院里经常举办国外的音乐会、钢琴演奏会等，使这一文化群体也能充分享有文化建设的成果。

第8篇：文化产业区域现状范文

关键词：经济发展　能源消耗　各区域　量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C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954(2010)10-060-03

随着改革开放30余年的进程，我国经济运行和能源消耗都发生了相应的改变。本文按照我国区域的划分标准(即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作者注)，利用东部沿海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1995～2008年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的数据，对其现状及变动轨迹进行分析，并利用“脱钩”“复钩”理论和方法，对这四个区域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关系进行量化测度。

一、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分析

(一)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分析

从我国经济整体看，1995～2008年，我国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年均增长为9.5％，经济增长在我国各不同区域之间差异较大，其中东部平均增速最高，为12.12％。东北地区平均增速最低，为10.73％，其历年地区生产总值也不及东部。中部年均增速为11.06％，略高于西部的11.00％。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各区域间生产总值的差距逐渐增大。1995年，东部与东北的差距为23924亿元，高于中部18560亿元，高于西部1942l亿元。2008年，这种差距已分别扩大到109816亿元、89974亿元和91581亿元。

(二)我国各区域能源消耗分析

地区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总值上，同样也体现在能源消耗总量及增长速度方面。从总体变动趋势看，四个区域能源消耗量与其生产总值变动比较类似。东部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在这13年间能源消耗以高达8.43％的速度增长，消耗的能源绝对量远高于其他地区，其能耗比重由1995年的38.07％上升到2008年的43.42％。而东北能耗规模最小，平均能耗增速仅为5％，其能耗构成由1995年的14.75％下降到2008年的11.07％。西部能源消耗增速为7.82％，略高于中部的6.25％，虽然在1995年西部的能耗绝对量略低于中部，但在2008年西部已明显高于中部了。

二、“脱钩”“复钩”模型的应用研究

(一)“脱钩”“复钩”的概念

“脱钩(Decoupling)”一词最初源于物理领域，物理学界一般理解为“解耦”，通俗的讲就是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的响应关系尽早分道扬镳。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有学者提出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脱钩”的概念，将“脱钩”概念首次引入社会经济领域。“脱钩”是指在工业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耗总量在初期随经济总量增长而一同增长，但在以后某个特定的阶段出现反向变化，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物质消耗下降。表现为人类经济发展对物质的依赖程度降低，物质消耗与财富增长的相互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的良性轨道，简而言之，“脱钩”状态就是要求在整体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实现能源消耗压力的下降。

与脱钩相对应的还有“复钩”状况，即能源消耗与经济实现“脱钩”后又重新恢复同步增长的状态。

(二)“脱钩”“复钩”的界定标准

根据单位GDP能耗降低是否引起能源消耗总量下降，可以将“脱钩”分为两种形式，即“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本文参考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脱钩”“复钩”分析理论，用各区域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总量指标报告期与基期变动比率进行对比，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义，得出6种涵盖了所有可能的情况。以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量为横轴，能源消耗的变化量为纵轴，同时将能源消耗与生产总值的比值定义为第三坐标轴并画出，建立坐标系，并将6种情况进行标注，如图1所示。

图1中“”的含义是指报告期的数值与基期数值的增量；“EC”的含义是能源消耗；(EC/GDP)的含义是报告期与基期相比单位产值能耗的增量。在图1中，针对我国目前情况看，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是比较理想状态；扩张性“复钩”、绝对“复钩”和相对“复钩”是不可取状态；衰退“脱钩”是可允许状态。若将图1中的数量关系利用表格形式说明，则类型划分更加明确。见表1。

三、各区域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关系的研究

以下主要以各区域产业构成分析，以及“脱钩”“复钩”变动特征进一步分析。

(一)各区域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

1　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相比第一、三产业，第二产业是能耗大户，不同的产业结构也会对能源消耗量有很大的影响。在探讨各地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复钩”进程后，通过各地区三次产业构成与能源消耗总量(EC)指标，对各区域产业结构变化进行分析。

1996～2008年期间，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在1995年至2001年有平稳下降的趋势，但2002年后逐步回升，2008年第二产业比重达51.65％。以1995年价格计算的第一产业产值在2008年为9034亿元，是1995年的1.92倍，但其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由1995年的15.78％降至2008年的6.84％。第三产业总体变动趋势与第二产业相反，自1995年至2002年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稳步增长，随后有所回落，稳定在41％左右。数据同时显示，伴随着前7年的第二产业降、第三产业升的产业调整过程，虽然东部GDP增长明显，但能源消耗总量并没有剧烈变化，说明前几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并没造成能源消耗的变化，但伴随经济增长高能耗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的提升，造成能源消耗大幅增长，在2003年至2005年甚至出现经济与能耗呈“复钩”状态。

2　冻北地区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

1995～2008年，东北地区呈现第二产业主导地位不断强化，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波动上升，第一产业有所下降的趋势。在这14年间，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由最初的49.20％升至53.00％，保持并强化了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第三产业比重变化呈倒“u”型，由1995年的32.77％升至2002年的39.64％，其后稳步下降至2008年的35.27％。而能源消耗总量，在1995～2001年期间变动较小，但自2002年起，随着第二产业比重的提升增幅较大，平均每年增加2702万吨标准煤，最终增至37171万吨标准煤。

3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

1995年，中部地区三次产业间虽有一定差别但并不巨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地位不断削弱，下降趋势

明显，最终降至14.60％。第二产业则被提升至主导地位，虽2002年前变化并不明显，但其后以平均每年1.58个百分点增长，2008年比重达到50.95％。第三产业比重在2003年以前增势明显，2003年所占比重最高为39.49％，其后明显下降，2008年降至34.45％。能源消耗总量在初期变动较小，但2002年后增幅明显，主要伴随着与第二产业比重的同步变化。

4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

西部经过14年的发展，最终拉大了三次产业间的差距，树立了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稳定了第三产业地位，削弱了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能源消耗总量同样反映出对第二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敏感。在2002年前，能源消耗总量并没有很明显的变动，但随着2003年后第二产业比重的稳步小幅直线上升，能源消耗总量直线上升，2008年升至8119375-吨标准煤，为2002年38037万吨标准煤的2.13倍。

(二)各区域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脱钩”“复钩”测度

根据图1构建的评价模型，对我国各区域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脱钩”“复钩”问题分析时，利用可比价(按1995年价格计算)GDP、能源消耗总量(EC)及能耗强度(EC/GDP)3个指标，分别计算其环比增长速度，分析1996～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关系的“脱钩”“复钩”进程。

1　东部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

“复钩”测度

1995～2008年期间，由于东部区域生产总值的环比增速均大于0，13个年份中有8个年份表现为相对“脱钩”。经济增速快于能源消耗量增长发展态势较为理想。

2　东北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复钩”测度

1995～2008年期间东北地区(EC/GDP)指标除2004年以外其余各年均呈现“脱钩”态势。其中1998年和2001年为绝对“脱钩”，其他年份(除了2004年)呈现相对“脱钩”。但也应注意到东北在能源利用效率上的基础薄弱，使得其在13年间降耗表现在4个区域中较为突出，但仍有一定改进空间。

3　中部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复钩”测度

中部地区变动较大，在1999年以前主要为绝对“脱钩”态势，2000年至2002年为相对“脱钩”，随后出现“复钩”，进入2005年后，又达到相对“脱钩”状态。主要是由于1999～2004年间能耗增速上升较快所致。在能源利用上，1995年中部地区万元GDP能耗已达2.88吨标准煤/万元，在2008年虽降至1.62吨标准煤/75元，但同样有一定降低空间。

4　西部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复钩”测度

西部地区在2002年以前以相对“脱钩”状态为主，2000年曾达到了绝对“脱钩”状态，但随后出现了能源消耗总量大幅增加的情况，2003年和2004年能耗增速甚至达20％左右，呈扩张性“复钩”状态。近3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源消耗总量增幅逐步下降，呈相对“脱钩”。经历了“脱钩”、“复钩”再“脱钩”，2008年西部的万元GDP能耗为2.00吨标准煤/万元，远高于同年其他区域能耗水平。不难看出，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西部降低能源消耗的潜力巨大。

四、综合分析

第9篇：文化产业区域现状范文

关键词：区域文化 发展战略 研究

1.前言

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新兴产业，一个地区文化的发展程度在其经济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河南省在进行区域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总体而言，其在政策、文化资源、消费市场等方面均有比较明显的优势。本文主要从以下方面对河南省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展开相关论述。

2.河南省区域文化的发展现状

目前，河南省的文化产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且已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文化的发展在文化体制的改革的影响下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总体而言，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处在不断发展及探索阶段[1]。文化产业的发展还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此外，为了使文化的软实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还需对文化进行不断创新。

3.河南省区域文化发展的意义

文化在城市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许多省份相比，河南省在资源方面有着比较独特的优势，对其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以下意义：使河南省的精神在全国得到有效传播，从而使河南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河南文化在发展的同时，也会对其周边省份的文化产生一定影响，其文化经济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周边省份文化经济的发展，进而会形成经济文化产链，并给河南省及其周边省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2]。此外，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河南地区经济社会主义及和谐社会的建设，从而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有效提高。

4.河南省区域文化发展中的问题

（1）政府的支持需加强。政府的支持尤其是经济上支持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关部门应在党及国家政策的指示下做好文化产业的发展工作。

（2）文化体制的改革还需进一步加快并深入。文化体制的改革剂深化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文化的不断发展[3]。河南地区的文化，在行业的发展中有着比较严重的壁垒现象，文化、电视广播、新闻杂志及旅游等在利用文化资源的过程中，都没有对其进行综合分析及有效整合。

（3）文化产业的发展缺乏总体性战略。目前，河南地区的文化产业在战略方面缺乏总体的长远规划战略，政府的相关部门及领导没有认识到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某些时候会因为经济的发展而忽略文化未来的发展，从而导致文化发展出现滞后现象。

5.促进河南省区域文化发展的措施

（1）建立以郑州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发展战略。郑州的周围分别是安阳、洛阳、南阳、开封，郑州是我国的的古都之一，其所覆盖的文化区域及地理位置在全省的文化产业中有着非常重要地位。因此，应以郑州为中心，加快其周围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如可通过洛阳的牡丹文化及佛教文化、开封的大相国寺及清明上河图等促进河南省文化的传播及发展。此外还可以通过政府的支持等手段促进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

（2）通过创新及传媒的力量使区域文化得以有效传播。借助电视传媒的作用，对河南省的电视栏目进行创新，把安阳的红旗文化、殷墟文化以及南阳的汉文化、玉雕文化等搬上河南电视台，以通过传媒手段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4]。

（3）让安阳、洛阳、南阳、开封、郑州四个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并在各中学、大学定期举行区域文化知识竞赛活动，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文化的传承及发展和他们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通过知识竞赛的开展，能在很大程度上使广大学生对这几个地区的文化有一个比较深入的认识，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的区域文化的建设及不断发展。

（4）建立乡土化的文化传播措施。把安阳、洛阳、南阳、开封、郑州各地区的文化深入到本地区的文化建设及传播中[5]。让市级政府、县级政府及乡级政府都重视本地区历史文化的建设及发展，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某些市、县、乡级地区建立博物馆、纪念馆及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此外，还可以在郑州以外的地区建立具有郑州特色的博物馆，如可在北京建立类似于安阳的殷墟沙盘模型，可在广西建立具有洛阳特色的佛堂等，并通过网络使河南省的区域性文化得以有效传播。

（5）通过政府相关政策及经济的支持对区域文化建设。通过政府的经济手段及法律手段优先支持区分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以郑州为中心的区域文化的发展。

6.结语

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区域文化的发展在区域文化的建设、传播及经济的发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河南省区域文化的发展现状、发展中的问题、发展的意义以及发展措施等相关方面对河南省区域文化的发展作了简要论述，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河南区域文化事业的发展。（作者单位：黄淮学院动画学院）

参考文献

[1]崔志胜；河南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因素及对策分析[J].经济论坛，2011，（10）：45—49.

[2]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方式论析——以华北五省区市文化发展战略合作为例[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11，（6）：47—57.

[3]洛阳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之我见[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31（5）：7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