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精选(九篇)

第1篇：财税体制范文

深化财税改革面临三大任务

财税改革要继续深化，当前仍然面临三大改革任务。

首先是预算改革。预算的公开性、透明度要明显提高。透明度是社会走向现代化民主法治状态的制度建设的切入点。同时还要求完整的全口径预算，即所有政府财力必须进入预算体系，不允许再有预算外资金概念。预算体系内的合理形式，包括一般公共收支预算、资本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以及土地批租收入等要进入基金预算，该体系已清晰化。在预算改革中必须编制中期规划，2015年开始，中央级的预算需要编制3年，称为3年滚动预算。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配套，如需引入权责发生制，各级政府都要编制资产负债表等等。

其次是税制改革，突出六大税改。目前已经推进的“营改增”改革，按照时间表要争取于2015年全覆盖，中国以后市场上的进项抵扣链条要完全打通，以利于企业专业化细分，公平竞争，也配合结构性减税，推进打造升级换代的中国经济升级版;资源税改革要继续按“从价”机制推进，除产生调节作用外，也将形成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消费税的改革有望迈出重要步伐，除优化设计外，还将考虑将征收环节从生产领域推到销售领域，使消费税能给地方政府提供一部分有分量的财力来源;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并推进以环境方面的费改税为第一阶段重点的环境税改革，这两个税种改革首先是完成“立法先行”的过程，对立法过程我们可拭目以待;此外，关于个人所得税，明确在本年度加快研究方案，条件成熟时启动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法修订。

再次是财税改革任务，涉及中央和地方如何理顺事权关系和财力分配关系。比如适合于事权合理化配置的税基和收入划分，对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制度优化方面，是十分重要的事项。事权方面，涉及投资权如何清晰形成中央和地方间的界定，还涉及司法管辖权如何以“先行先试”做系统化的调整，这已在改革过程中。

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六大路径

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路径应包括以下方面。

以政府扁平化改革为框架。近年来，以部分地区“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和“乡财县管”方式改革试点为切入点，财政“扁平化”改革取得较大进展。总体来看，中国的“省直管县”改革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像目前各省的改革试点搞的那样，省主要对直管县的财政进行直管，并适当下放经济管理权，但仍维持市对县的行政领导地位;第二步是市和县分治，统一由省直管，重新定位市和县的功能，某些市毗连的县可改为市辖区;第三步是市改革，在合理扩大市辖区范围的同时，合理调整机构和人员，总的方向应当是撤销传统意义上的管县的地级市（级别可保留，人员逐渐调整），全面落实市县分置，省直管县。

在上述过程中，还可大力推进乡镇财政体制改革，对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规模小的乡镇，试行由县财政统一管理其财政收支的办法，对一般乡镇实行“乡财县管”方式，在保持乡镇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财务审批权不变的前提下，采取“预算共编、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票据统管”的管理模式。

以合理调整事权为匹配逻辑。在顶层规划下调整、理顺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包括中央事权、地方事权、中央与地方共担事权、中央委托事权、中央引导与鼓励事权等等，进而按照政府事务的属性和逻辑原理，合理和力求清晰地划分政府间支出责任，尽快形成中央、省、市县三级事权与支出责任明细单的工作，并在其后动态优化和加强绩效考评约束。尽快将基础养老金、司法体系、食品药品安全、边防、海域、跨地区流域管理等划为中央事权。地方政府应退出一般竞争项目投资领域，同时规范省以下政府的事权划分边界。

以地方税体系建设带动税制改革和政府间收入划分改革。建设和完善地方税体系，以税制改革为配合，积极完善以税种配置为主的各级收入划分制度。积极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积极推进房产税立法。大力推进资源税改革，进一步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开征独立的环境保护税，并将该税种收入划归地方。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调整部分税目的消费税征收环节，将部分消费税税目收入划归地方;将车辆购置税划归为地方收入;在积极推进“营改增”过程中，将增值税中央增收部分作为中央增加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来源。

以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体现事权优先原则。按照人口、地理、服务成本、功能区定位等因素优化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公式，加强对欠发达地方政府的财力支持;适当降低专项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归并、整合专项中的相似内容或可归并项目;尽量提前其具体信息到达地方层面的时间，并原则上取消其“地方配套资金”要求，以利地方预算的通盘编制与严肃执行。此外，还应积极探索优化“对口支援”和“生态补偿”等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以建立现代公共预算管理制度为基础性支撑。结合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要求，在全口径预算前提下从中央级开始积极试编3～5年中期滚动预算;把单一账户国库集中收付制发展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配之以“金财工程”、“金税工程”式的全套现代化信息系统建设来支持、优化预算体系所代表的全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决策;落实新《预算法》关于地方债的规定，加快地方阳光融资的公债、市政债制度建设步伐，逐步置换和替代透明度、规范性不足而风险防范成本高、难度大的地方融资平台等隐性负债;地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建设也需结合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设而积极推进。

以举债权和产权管理为重要组成要素。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内含地方适度举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举债权是规范化的分税制体制下各级政府应有的财权，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已较为成熟和完善，成为地方融资的重要途径和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地方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预算法》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权，允许地方政府通过规范的法定程序，在有透明度和受监督的条件下以适当规模举债，筹集必要的建设资金，这有利于地方政府在分级预算运行中应对短期内市政建设等方面的高额支出，把支出高峰平滑化分摊到较长时段中，并借力于社会资金和市场机制发挥提供准公共产品的职能，有效弥补地方政府收入的不足。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第2篇：财税体制范文

关键词:新形势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与创新

一、新形势下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不完善的预算管理体制

我国始终处于改革发展的进程中，最近几年，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逐渐显现出一些弊端，使得财政税收体系出现漏洞。实际上，现行的财税体制在应用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而且对经济的发展无法真正起到作用。其中，地方财政税收的预算管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很突出的。因为地方管理不同于城市管理，地方的财税收入预算管理体制相对来说是较为落后的，具有不完善，不健全的特点。在地方上，财政税收有关部门的工作落实不到位。从财政收入方面来看，首先，财税的预算管理体制本身就有一些不足，这就导致在财税体制的开端问题的出现。其次，我国政府的财税监督体制不健全，工作人员没有有效的履行监督义务，没有做到对预算管理部门做到真正监督。而且有些工作人员自身的工作态度和有些部门的工作方式，不利于地方财政税收预算管理体制的形成。在地方的财政管理工作中，常常是形式主义之上，做做表面工作，走走过程，并没有实质性的解决问题。

(二)财政税收体制的局限性

从我国当前形势出发，可以看出如今的财政税收体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某些地方政府不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没有建立自身的财政税收体系，对于本地的财政税收毫无作用。因此要想地方的财政税收体系更加完善，那么地方政府就应该具备自己管理本地事务的能力，自己制定财政税收体制的权力。我国的每个地方的发展情况和经济能力都不相同，若是都运用来自中央的相同的管理模式，不利于当地健全的财政税收体制的形成，从而不利于推进当地社会的发展。在众多会议中，多次提及了财政税收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并且我们应认识到一个合理的财政税收体制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的促进作用。所以，对于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二、对我国财政税收体制进行改革与创新

(一)加大财政收入的预算管理力度

在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进程中，对财税的预算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在进行其改革与创新时，应该从大局角度出发，全方位，多角度，将众多因素全面涵盖在内的去思考与此相关的问题。对于国家而言，做出预算管理前，应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然后结合本国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线，制定与之相适应的财政税收的预算管理制度。对于当地的财税部门，也应立足于当地的经济基础，结合当地的社会发展形势，而后做出合理并且科学的财税的预算管理制度。国家和当地政府在财政税收上都要做出一些合情合理的改变，并且积极的研究创新方式。只有二者共同努力，齐心协力的做出改变，不断进行创新，对于处于新形势下的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有利无害。

(二)建立集权完善的财政税收制度

一套完善且相对健全的财政税收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做到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首先，针对地方而言，以前的财税体系使他们丧失了自身的很多权力。要想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增进，必须保证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由的管理权力，制定特色的财税收入制度的权力。同时，要明确政府中有关财政税收各个部门的职权，各自管辖各自的领域。其次，增强监管部门的工作力度。要求监管部门必须真正的履行工作义务，不能只是走过程，做表面功夫，这样才能对财政税收管理力度起到提高的作用。

第3篇：财税体制范文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公开表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政府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与现代财政制度主要包括的三方面内容相对应，此次会议指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应重点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二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三是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体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以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并非始于今日，而是始自改革之初。追溯一下我国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30多年的改革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放权让利。大致覆盖从1978年至1993年的15年时间。所谓“放权”，是指政府放权。在当时，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税上的管理权。所谓“让利”，也是指政府让利。在当时，政府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税收和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也就是减少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份额。正是通过财税上的“放权让利”，各项改革举措也才能顺利出台，整体改革方能平稳推进。

第二阶段，制度创新。大致可以覆盖从1994年至2013年的20年时间。从放权让利迈上制度创新轨道的转折点是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其基本着眼点就在于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为突破口和主线索，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支撑。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打下了1994年财税改革的制度创新基础，才有了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以及持续20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第三阶段，全面深化。就是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为契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开的以全面深化为基本特点的新一轮改革。这一轮改革全面覆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以及党的建设制度等所有领域。于是，在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定位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背景下，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自然要继续充当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表示，“此次财税体制改革将是一次‘大税改’，比分税制改革涉及的范围更大，这一过程可能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方面的建议，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将分为近期、中期、长期三个时期。近期（2014年-2015年），重点将食品药品安全、基础养老金等事权划归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营改增”，逐步将邮电通讯、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纳入；研究消费税在消费环节征收方案；建立全国不动产登记制度并实现全国联网，扩大房产税试点。

中期（2015年-2017年），将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划为地方税；全面征收房地产税；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债。适时实现国税、地税机构合并。

长期（2018年-2020年），形成收支结构改善，事权划分合理，事权与财力相匹配，中央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地方以消费税和财产税为主的体制格局；财政透明度、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权威财税专家指出，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出台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意义重大。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会上指出，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

第4篇：财税体制范文

关键词：财税体制民族区域转移支付财政自给

一、分税制条件下中央对实施的财税管理体制及其评析

（一）中央对实施的财税管理体制

1994年起，我国全面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也于1994年起开始试行分税制。1994年3月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试行意见》（藏政发[1994]21号），1994年4月21曰，自治区财政厅出台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有关预算管理问题的暂行规定，对分税制的具体内容和有关预算管理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工作座谈会，并形成了中发[1994]8号文件，在确立中央对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同时，赋予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按照中央第三次工作座谈会确定的“税制﹁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政策，进行了民主改革以来力度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税收制度改革，而且第一次实现了与全国税收制度的接轨和基本统一。目前开征了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资源税、车辆购置税等11个税种及教育费附加。

为加快发展，2001年，中央召开第四次工作座谈会，确定实行“核定基数、定额递增、专项扶持”的财政补贴政策，即除关税和进口消费税、增值税外，目前征收的其他各项税收全部留给；中央财政适当增加对的定额补助，并逐年递增；继续执行全国统一的转移支付、少数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办法。中央出台的重大调价措施对造成的涨价影响，继续由国家财政给予补助。继续实行“税制一致、适当变通、从轻从简”的税收政策，除关税、进口消费税、增值税外，其他各税的具体管理办法由自治区政府拟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实行。今后开征新的税种，按全国统一的税制执行，如需变通，应报国务院批准。“十五”期间继续实行免征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的政策。在内地所办企业，其所得税仍回缴纳。

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下，地方财政在规定的税种范围内，具有相对的自，收入征管积极性明显增强。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全区税收收入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长速度达18%以上，各项税收累计完成65亿元。2033年，税务部门组织的税收收入超过11亿元，达到实行分税制前1993年税收收入的5倍。地方财政收入2002年完成72082万元，是1994年的7.7倍，平均每年增加7965万元，年均递增29.3%.

1996年中央开始对实行特殊的转移支付政策，到2002年，中央对过渡期转移支付累计达20.55亿元，年均递增32%，对社会经济发展。财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现行分税制财税体系的缺陷

1.中央与地方职责范围的界定仍然不够明确，未能建立起在此基础上的规范化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而也未能实现长期以来一直想达到的既保证中央的宏观调控效果，又能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的目标。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在各级政府的职责划分和相应的支出范围没有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的，政府的各个层次间的职责还未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具体明确的界定，仍然存在事权不清问题。从的实际来看，政府行政成本过大，应由地方政府办好的事情不能完全办好。不该由地方政府处理的事务包揽太多。中央政府虽有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等措施，但规模小，办法随意性大，作用有限。客观上造成了地方政府职责和财力的矛盾。

2.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过几年的运行，《中央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对缓解地方财政的困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地方特殊，按该办法计算的结果往往与实际产生巨大的差距。以《2002年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为例，中央在测算工资薪金所得税时，未考虑特殊津贴和生活补贴等免税因素，导致标准收入高估；而在测算支出时，又未考虑的一些特殊情况，如，在职进藏干部职工休假费用、物价水平远远高于内地的支出成本等因素，导致标准支出低估。此外，在中央对地方的补助中。转移支付比例过小。而没有统一纳入中央政府对地方转移支付范畴的专项补助比例过大，如，2002年中央下达专项补助（不含增发国债补助）和转移支付二者之比为71：29，由于转移支付规模过小，均衡各地市发展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

3.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尽协调。实行分税制后，无论是在地方固定收入项目的划分上，还是在共享税收的分成比例上，都与其他省市没有区别；中央在国债分配、外汇留成、出口退税、中央驻地方企业的利润留咸、体制的转轨或局部调整等方面，无不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客观上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进一步拉大了与其他省市的财政差距。

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财税政策体系的几点设想

（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

由于目前分税制对事权的划分不够明确且交叉较多，同时存在中央政府由于财力不足，将本应由自己负责的事务下放给地方的问题。对而言，事权具有特殊性。全区的经济基础、经济总量、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在短期内是无法与内地省份相比。加之地处高原，地广人稀，气候恶劣，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牧民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常常发生的各类灾害对当地群众造成了财产损失和生命威胁。同时，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及政治地位，特殊的事权引发的地方财政支出与其他省份有着明显的差异，维护统一和保持社会稳定形成的支出成本高于其他地方。为了改善边境地区人民生活生产条件。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境的基层政权，这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边境县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应对中央与地方事权进行合理划分和准确界定，减轻地方财政压力，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健全中央对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体系

在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通过现行分税制收入划分办法及其财税政策的调整和改进，最终只能减少中央对地区创造的财力的输出，而不能解决地区财政向当地提供与全国大体均等的社会公共服务的问题，应合理运用中央财政对政府间转移支付政策，加大中央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改变目前税收增量中央集中大头后转移支付没有相应到位的现状，以进一步体现中央对的财政援助。

一是建立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主要用于平衡地方预算，满足地方履行政府职能的基本支出需要。这部分转移支付补助同现行中央对的定额补助在内涵上不同，分配办法主要根据财政收支差额给予补助，不规定专门用途，由地方政府统筹使用。支出基数的确定，采用因素法，即根据影响支出的各主要因素的影响程度确定标准系数，并据此确定财政支出水平。通过上述基本统一的客观标准，使中央对的一般性财政补助趋于合理规范。

二是建立专项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按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用于对地区的交通、能源、通信、邮电、教育、科研设施以及大型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开发等方面。按国家财政专项拨款补助的目标，根据财力可能，提供配套资金，发挥国家财政资金的导向作用，扩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的总体财力投入量，从而对整个经济繁荣起到启动和牵引作用。

三是建立特殊转移支付补助。中央财政应适当增加现有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和“民族补助专款”拨款额。中央财政从每年预算中划出一定比例资金增设“民族自治区文化建设发展基金”和“民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等，增加等民族地区科技文化建设事业投入。中央财政恢复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国家民族法规赋予民族自治地区的有关预备费、民族机动金以及对民贸企业的照顾政策。自治区机动金、预备费占当地预算总支出的比例可高于其他省区。以上各项资金，每年由中央财政单独专项核拨。

四是增加对的政策性转移支付。主要目的是为的、风俗习惯和特有的语言、文字、教育、卫生、宣传等特殊支出需求提供财政资金保障，弥补其因特殊支出需求所引起的公共服务成本高、费用大而增加的财政支出。因此，中央财政在设计比较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及其具体实施方案时，应努力提高政策性转移支付比重，使政策性转移补助额占整个转移支付补助额的比重逐年提高。

五是减少财政资金配套。目前，中央安排各专项资金，通常还要求地方安排一定比例的配套资金，但在配套资金比例的确定上，对民族自治地方实行“一刀切”，未能很好地体现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投入力度的精神。据不完全统计，仅2000年用于中央专款配套的支出就达到约3亿元。因此，在专项配套资金的分配及其配套比例的确定上应切实体现对的重点照顾。应按事权与财权相一致的原则，确定应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的配套项目。不属于共同事权，不应纳入共同配套项目范围。中央与地方财政配套比例的确定，应同中央与地方财力大体相适应，中央对的专项拨款增幅也应与中央财力的增幅大体保持同步，专项配套资金也不例外。

（三）赋予相应的财政自

一是财政收支自。自主地安排和使用依照国家财政体制规定属于地方的财政收入，上级政府及其部门不得擅自改变财政收入用途。在支出方面，可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自主地决定支出规模、支出结构及其有关支出项目的标准和范围。

二是举借内债的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决定了地区财政困难的局面将是长期的，即使中央健全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性好转。为了增加财政的发展能力，提高财政积累率，可考虑给予举借内债的自。举借内债可用国有资产作担保，在自我平衡的条件下，根据当地可用财力确定一定举借内债比例，如5%.

三是财政资金调剂使用权。对同一种用途的各项资金包括上级拨付的一些专款，允许捆绑起来统一安排，或者在上级拨付的各种专项补助之间适当调剂，以提高资金的规模使用效益。

第5篇：财税体制范文

关键词：财税制度；制度弊端；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 3198.2016.22.056

1 我国现有的财政税收体制

1.1 财政税收体制的概念

“财政税收体制”又称为“财税体制”，其实质为国家相关部门将税务收入当成是我国财政的一大来源，借助税收给相关部门运转以资金支持的一种制度。简而言之，就是政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1.2 我国现有的财税体制

我国现有的财税体制是经过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逐渐形成的。现如今共有23个税种，我们按照其性质和作用大概可以分成七类：

流转税类：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调节生产、流通和服务方面。

资源税类：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针对因开发和使用自然资源而产生的收入进行调节。

所得税类：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针对生产经营后所产生的利润进行调节。

特定目的税类：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调节特定对象和特定行为。

财产和行为税类：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屠宰税、契税调节的方向主要是财产和行为。

关税类。

农业税类。

2 我国财政税收制度存在的弊端

2.1 税收结构存在不合理的方面

税收制度的不完善，不利于建立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资源税计征方式不合理，我国资源税采取从量定额的方式进行征收，它难以对资源的过度开发进行有效的抑制，对于某些稀缺资源，更是难以保护它的稀缺性。（2）我国目前还是以流转税为主，但是从我国历史发展来看，从征收流转税为主体变成现金的以所得所为主体满足时代的进程。能够借助这一方式，促进各类税收的良好配合，完成税务收入的再次配置。（3）税收减免政策过于泛滥，缺乏关于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税种，例如教育税等。特别是在增值税之上，中央与地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致使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所以，健全和完善税收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2 财权与事权不匹配

自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各级政府之间缺乏协调和统筹，我国大部分的财政都由中央控制，而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却大大削弱。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我国各级地方政府所要承担的财政负担却越来越重，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地方的相关部门事权加以扩张，财政的收入与支出之间不平衡，导致地方与中央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矛盾逐渐突出。

2.3 预算体制不规范、不透明

我国现行的财政预算并没有全部覆盖到财政收支活动的方方面面，这就导致出现了很多预算外的资金收支情况，政府并没有将其纳入监管范围内。社会各个阶层和大众对预算整合、完善、公开有着不一样的标准，相关部门难以达到社会全体民众的标准。我国预算编制和执行约束力存在很大的不足，没有统一的规范体系，随意性强。对于年度预算的控制也不合理，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资金的效率。

2.4 转移支付结构不合理

转移支付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公开。直至今日，普通层面的转移支付规模所占比重比较小，而所占比重比较小的这部分，恰恰是地方政府能自主分配的部分。在另一方面来说，专项转移支出规模又过大，并且杂乱无章，种类设置不科学。我国转移支付标准一直沿用“基数法”的方法进行确定和分配，但实际上要完成转移支付的目的，主要受到转移支付形式与构架的作用。所以改革转移支付的结构，使它更加合理化，是稳定健康的发展我国经济的重要一步。

3 针对我国财政税收制度所提出的改革创新

3.1 完善现有的税收制度

（1）改革资源税的计征方式，在从量定额征收的基础上，对于稀缺资源税的征收加大力度，使其和一般的资源所征收的税区分开来，对于过度开发的资源进行加额征收，有效地遏制过度开发和保护稀缺资源。（2）改革流转税制，把改革的主要重点放在消费税和增值税上面。完善消费税，合理的增强消费税的调控能力。在我国，增值税的增收是属于生产型的，我们要将其转变消费型，把营业税和社会投资纳入增值税中。（3）合理的运用税收减免政策。首先应该提高减免税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首先在法律上应当对减免税的具体内容，实施办法等作出具体的规定，并详细的公示出来。优化减免税的调控方式，使用间接优惠的方式来代替直接见面为主，以避免减免政策混乱所带来的损失。

3.2 建立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

如果要设定完善的财力和事权相对应的财务政策系统，就必须对地方与中央的相对职权进行恰当的配置。事权上移是一种有效地解决办法。由于中央各种政策的出台，地方政府的压力不断增大，既要保障公共事务的运行，又要完成出台的政策，这时候就需要将一些不满足底层部门要求的事权移交给较高的部门，还可以一同承担。地方相关部门在教育与医疗以及社保上承担了过多的负担，所以应当提高中央和高层政府的支出比例。

财力下移是另一种有效地解决办法。前面已经提到，地方政府财力负担过大，所要解决的基础问题太多，所以应当将一些中央部门的财力下放给地方部门，借以确保地方部门的稳定运转。现今，虽然大多数的中央财力都借助支付转移这一形式分配给地方部门，但是由于没有合理的制度约束，导致了“跑部钱进”的状况。方式的多变化，总的来说就是应当先规划好地方和中央的责任，再根据划分好的职责，配置相应的财力。总结其根源，就是应当使中央和地方政府能够和谐统一，使各种服务和产品能够互相弥补。

3.3 建立健全预算管理机制

我国根据国情需要建立预算机制，这些预算机制应当透明化、公开化，接受社会舆论和大众的监督。我国目前的预算范围还不够广，还有许多方方面面没有覆盖到。所以国家要不断扩大预算覆盖范围，不仅要看到眼前的预算方案，更应该看到中长期的预算方案，并且把它与中长期的发展相结合起来。为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

3.4 建立合理搭配的转移支付系统

就建立合理搭配的转移支付系统而言，我国国务院出台了以下意见：（1）优化转移支付构架。现今，国内普通的转移支付占据了大部分的比例，必须要以此为基点进行结构的完善，目前我国一般性转移将普通的转移支付与专项支付的进行有机结合，对责任与事权加以适当的分配。全面而科学的考虑到各种特殊情况，例如某些地区底子薄、发展慢等等。考虑到各地方的支付成本差异，更应当建立全面而规范的转移支付配置的形式，对区域发展进行合理调控。（2）建立合理的激励规范基准，借助一定的奖励或是惩罚的形式，促进地方部门把普通性质的转移支付财力合理的用于民众。（3）对专项的转移支付加以严格的监控。专项转移支付一向杂乱无章，所以应当对专项资金的管控方案加以适当的约束，进而确保任意的专项支付都有与之对应的管控方案。必须根据我国的相关政策要求确定专项转移的补助目标，根据政府部门、事业机构、公司等加以划分，进而易于进行监控审核以及绩效评估。

4 结论

我国目前的财税政策是沿袭1994年所进行的财税制度的改革。自1994年改革以来，财税政策在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我国财政建设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与国际经济的接轨，以往的财税政策并不能完全适应现阶段的发展，创新财税政策成为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必要途径。税收结构不合理，事权和财权搭配不合理，预算机制不透明不公开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解决。

参考文献

[1]敖晓梅.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16，（21）.

第6篇：财税体制范文

(一)转移支付制度不够规范和完善

我国现阶段的转移支付主要包括财政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与体制补助三大类。转移支付体系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但问题是在现实的转移支付工作中，专项转移支付规模实际上要大于一般性转移支付。转移支付造成管理成本高、资金使用效率低、官员腐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缺乏对这项工作的监管，存在支出不透明、截留漏损、糊涂账难以说清的弊端。大多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又要求较高的地方配套资金，在地方自有财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更加剧了地方财政收支紧张的矛盾。

(二)管理监督工作不到位

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地方政府通过精简结构、收缩编制来达到节约财政管理成本，导致财政管理队伍人心涣散，不利于管理工作的开展，许多管理工作人员工作积极主动性不高，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出现不能坚持原则无视法律法规的现象。财政管理干部队伍的能力建设与科学化精细化的财政管理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虽然多年来也立在不断培养和锻炼他们的业务水平，但实践中仍存在执法水平不高，工作作风不实的问题，工作氛围也没有形成制度至上的理念，不能对财政管理工作人员的思想、心理和行为起到约束与规范的作用。监督部门工作做得不到位，职位形同虚设，权威性不足，且整改落实积极性不够，对财政税收政策执行未形成完善的监督体系，不利于国家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和良性运行。

(三)税收乱收费的现象严重

近些年来，我国的税收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乱收费现象严重破坏税制改革的成果，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之一是个别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将税收按人数进行成本分担。在财政税收管理中，应该形成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抑制乱收费现象，我们应该加强监管。

二、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构想

(一)正确处理和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相分离的制度

改革预算管理体制，加大预算管理监督对国家预算的覆盖范围进行扩大，完善复式预算体系。政府复式预算体系应包括资本预算、经常预算、社会保障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把政府所有涉及财务收支活动均纳入预算管理体系框架之中，有效地提高预算管理规范性，提高预算管理效率，对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经济制度改革、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能力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二)创建完善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

在专项以及一般性转移支付两种形式有机结合的基础上，能有效的增强资金来源的相对安全性与稳定性，从而创建较为合理有效的中央及省市级两级两类转移支付制度。第一，必须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有的比重，科学的调整专项转移支付，从而保证分配转移支付结构的科学性。第二，为了保证获得更加稳定的转移支付资金，应积极的完善分配转移支付模式。第三，为了保证支付金额的公平性与透明性，应该积极创建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资本配置的合理化。

(三)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管理职能作用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综合运用监督检查措施，强化日常监管，严格遵守责任的追究和移送制度，完善对违规责任人的查处制度，对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严厉的纠正整改，而且更要加以分析总结，提出改善完善的合理化建议，提高财政监管部门的影响力，完善监督检查信息披露和通报制度，保证监督检查成效。

(四)确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税负水平。

与我国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并不协调的是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处于发达国家水平，而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宏观税负应处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之间。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高的制度外财政收入，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是财政税收体制改革中一项急需落实的工作，成立民主理财领导小组，通过民主选举，让财务公开。遂应严禁遏制以政府名义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行为，政府部门更应该洁身自爱，不要接受非正当来源以外钱财，还要更加严格的规范政府性收入、建立完善政府收入的合理化和透明化的审查机制。

三、结束语

第7篇：财税体制范文

一、财税体制改革及其机制构建

财税作为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在国民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对于生态建设和环境资源的配置，财税同样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通过一定的财税政策和措施，合理调节财力分配结构，统筹安排基础性建设和公益性建设投资，有利于推进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我国生态环境财税政策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财税政策对环境资源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税收留成、补贴、优惠政策等减免税措施，对环境资源“市场失灵”造成的效率损失，以税、金、费等形式进行适当的补偿，削弱效率障碍，以扶持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产业、企业和经营活动，鼓励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刺激环保主体增加环保投入。二是国家通过课以罚款、征收资源补偿费和环境税等增税方法和限制性手段，阻止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和利用强度。

近年来，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强化了生态环保因素，在环保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调节和引导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税制按照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划分，严格划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环保职能，从而强化了国家承担宏观环保的职责，提高了税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加强了国家进行宏观配置环境资源的财力。二是现行税制明显增强了对煤、油、盐、土地等环境资源的征税力度，把环境要素纳入了依法征税的轨道。如《资源增值税条例》明确对经营油、气、矿等征收资源税，并列入地方税种，归地方管理，调动了地方发展资源产业的积极性；《土地增值税条例》对土地经营单位征税，限制土地的盲目过度开发；《房地产增值税》对房地产业过高的利润进行调节，保证土地的合理使用，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开征了城市建设维护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等税种，对地方政府加快城乡建设、改善城乡环境质量，保护生态及资源提供了财力支持。三是对一些规模小、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明令禁止。四是现行税制保留和扩充了环境保护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对环境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得到进一步明晰。五是突出了能源、交通、港口等与环境保护工作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如《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或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可以按15％的税率减征企业所得税；为鼓励企业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财政部规定，对严重污染扰民的企业可实行厂址有偿转让，进行搬迁改造。此外，还对有利于环境保护技术研究、开发活动给予明确的税收优惠。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规定，为改良土地、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生产高效低毒农药、节约能源、防止环境污染等方面的专有技术所取得的使用费，可按10％的税率减征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的或条件优惠的可免征所得税；对提供有关环境保护技术的固定资源投资实行零税率调节；财政部《关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有关财务税收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改进技术贴息办法，将技改贴息直接贴给企业，重点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等社会效益好的技改项目，合理确定贴息额度和期限，确保技改贴息资金及时到位”。

虽然，我国现行税制在鼓励“三废”综合利用、增加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还明显落后于环保形势发展的要求，存在诸多问题，特别是对于跨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尚无明确的规定。一方面，国家财政或政府对环保的投入力度仍明显偏弱。目前我国用于环保方面的治理资金渠道狭窄，主要来源于企业自筹或环保补助金，国家财政直接支持较少。另一方面，缺乏对综合性生态项目的具体财税优惠政策。像生态工程跨区域，涉及面广，综合性强，治理内容复杂，既包括防风固沙、水土流失、植树造林、退耕还林、还牧等活动，也包括城市绿化带建设、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再用等经常性环保活动。现行财税制度对这样的大型生态环境建设活动缺乏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财力保证。从理论上讲，这样的大型综合项目，中央财政应承担更多的财力支持，因为这类项目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深远而具有共享性，其受益者难以按区域划分，不仅实施地方受益，整个中国甚至周边国家都会受益。然而，中央财力投入毕竟有限，更主要还要靠地方财税支持，而在现行分税体制下，地方无权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尤其是国税和共享税。部门和地方的税收优惠调控能力很小，而中央的调控具有宏观性，优惠的宏观政策在落实中面临诸多约束。

2.财政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十分有限，主要包括：综合利用利润留成环保投资、企业更新改造环保投资、林业基金、行业造林专项基金、城建环保投资等。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财政支持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合理构建财政支持政策和运行机制，对生态环境建设投融资机制的运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明确财政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政策，构建政策支持体系。在现行财税体制下，运用财政政策支持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机制。充分认识生态环境建设的深远意义和影响，突出生态环境建设的长期效益，将改善生态环境作为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的切入点，由中央牵头出台各项支持政策。中央财政要配合地方政府尽快制定科学可行的规划和实施方案，并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建立以城市为核心，以周边地方财政为主力，以中央财政为支持的财政支持体系，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加大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力度。

第二，建立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制度。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预算科目中建立生态环境建设财政支出预算科目。各级政府要将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并逐步增加。政府投入主要用于重点工程建设，或用于银行贴息间接支持重点项目。

第三，逐步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1)通过制定有关法规，确定转移支付的基数，并随着中央财力的增长而相应增加，出台配套政策与操作措施。(2)通过国家预算，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的专项补助范围和数额，包括对退耕还林还草的补贴、对公益性项目的配套补助、对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专项补助以及扶持高新技术企业、循环型企业的贷款贴息等。(3)充分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动用一部分财政资金给投资于生态环境建设以及构建循环型企业予以投资补贴。(4)通过政府担保，财政贴息的办法，发行“循环型企业债券”，筹集资金用于循环经济的发展。(5)将更多的外国政府贷款项目、世行贷款项目和双边、多边援助项目引入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经济构建之中。

第四，我们要以财政支持为基础，推动建立投资来源多渠道、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生态环境和循环经济的投融资体制。同时，中央财政要支持地方培育自我开发能力，通过实施BOT投资方式、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等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向生态环境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流动。

3.税收体制改革

一方面，通过相应的程序和制定法律法规，确立税收支持政策。税收优惠是推动生态环境建设投资的一项重要措施。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差别税率和对投资实行减免税等。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对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型经济实施税收优惠和差别利率，调动生态环境项目和循环型经济项目投资主体的积极性。在未来10—20年内，中央及地方财政应对生态环境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实行全面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幅度应高于其他行业平均水平，并且，在税制设计上应强调税收优惠的独享性，以鼓励和刺激该项目的投资。

另一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税收支持措施，确保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1)在一些重点地区设立生态环境工程和循环经济的保税区，增加这些项目的诱惑力，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该区域的项目建设。(2)放宽征税条件。对污染少、资源能源消耗低、生态友好型的循环型企业，放宽增值税、所得税的征收条件，使企业得到税收实惠。(3)先征后返。对生产绿色食品或资源开发企业实施免征或全额返还资源税，免税或返还部分作为国家投资，继续用于资源开发和保护；对生态经济或循环经济协作项目，在税收上也可以采取先征后返的优惠措施。(4)退耕还林、还草、还牧的农民从事其他经营性活动的，给予免税或减税；对治理荒山、承包造林等行为给予税收减免。

财税支持是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要增加财政投入，加大财政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实施减免税收、差别利率等税收优惠政策，实现财政、税收双管齐下，强化对生态工程和循环型项目的支持力度，增强财税对生态建设和循环经济建设的支持和调节功能，这将是未来我国财税在这方面改革的主导方向。

4.财税联动机制构建

财税联动机制在于既要保证政府支出的来源，又要实现减税优惠，鼓励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投入，在动态上保证财政收入的增加能满足政府生态环境投入的需求。对此，我们应主要通过调整以下政策来实施：

第一，取消或改革不利于环境的补贴，减少政府不必要的支出。我国的补贴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政策手段，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早期阶段，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价格扭曲和平衡商品及服务的供求，稳定了生产和消费。然而，这些补贴政策更多地是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考虑的，而忽视了环境因素，对环境和资源的利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例如，对农产品实行价格补贴，促使农民增加投入，采用以化肥、农药、灌溉技术、杂交品种等为特征的集约经营措施，增加了粮食的供给，但这些措施却可能导致土地退化及水源污染。我国的财政补贴主要通过物价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两种形式。补贴主要反映在对水、电、化肥、农药及煤等能源上。例如，对水资源的补贴表现为水价控制、水利工程拨款和贷款中的优惠政策以及水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我国各种水价都低于其成本，需要财政补贴。水价低的结果是水力资源的严重浪费，水资源的短缺和滥用已成为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的突出矛盾。同时，水利工程中的截流、筑坝、分流等对水域内的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煤炭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其对生态环境的污染是直接的，但煤炭的价格却远远低于其成本，每年我国用于煤炭行业的补贴都高达数十亿元。原有的这些补贴政策对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具有逆向激励的作用。我国财政每年花费大量资金补贴在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和导致资源浪费的产业上，改变这种状况已成为财政改革的当务之急。取消不合理的补贴，不仅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直接减少污染，而且可以节约大量的财政资金，使之用于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型项目上来，使生态环境得以改善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第二，调整现行优惠税收政策，切实发挥税收对生态环境建设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正向激励作用。(1)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零税率政策的适用范围，准确界定零税率调节税的使用项目类型。例如，对治理污染、保护环境、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实行零税率的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界定生态产业和生态工业园区的范围，在规定期限内对参与生态工程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3)对国内目前不能生产的污染治理设备、环境监测和研究仪器以及环境无害化技术等进口产品，减免进口关税。(4)对清洁汽车、清洁能源以及获得环境标志和能源效率标志的家电产品和汽车，减征消费税。(5)对经营环境公用设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予优惠。(6)允许清洁能源企业、污染治理企业、环境公用事业以及环保示范工程项目，加速投资折旧。(7)对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免征增值税，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企业的增值税实行先征后返70％的税收优惠。(8)扩大对退耕还林，还草、还牧、植树造林、防风因沙等经营活动的税收优惠对象和幅度。

第三，改革排污收费制度。(1)改革排污收费标准体系。由超标收费向排污收费转变；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控制相结合转变；由单因子收费向多因子收费转变；由静态收费向动态收费转变；由低标准收费向高于治理成本收费转变。(2)改革排污收费资金的管理体制。目的是合理配置排污费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排污收费资金的使用效果。将排污费资金纳入预算管理，逐步取消排污收费资金的先征后用原则；坚持属地征收，建立全国统一的排污资金分级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参与排污费资金分成，集中一定比例的排污费资金，增强国家环保的宏观调控能力。(3)改革排污费资金的使用。近期可以考虑将利用排污费全部收入的60％建立各级环保专项基金，以有偿贷款的方式，用于重点污染企业的改造升级、社会综合性污染防治和发展循环型产业，其余40％无偿用于补助地方环保部门和排污收费制度实施的成本消耗。从长远看，可把40％的部分逐步降低而上缴国库，作为财政预算内收入，由财政部门统一安排使用。在省、市、地、县级财政预算内资金设立“环境保护行政事业费”科目，由财政部门从财政收入中分别拨入相应的资金。

第四，调整税收结构，实施税收制度化改革，实现财政税收动态协调。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现行税制的“绿色化”比重并不高，大部分税种的税目、税基和税率选择没有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对一些与环境“不友好”的产品(高硫煤)没有利用税收手段或高税率手段来“抑制”需求，而那些与环境“友好”的产品(如清洁煤、集中供热)等又没有享受税收优惠。实施税收绿色化改革，就是要提高有利于环境的税收在整个税额中的比例，降低不利于环境的税收在总税额中的比例，以最小的扭曲和对行为的影响来获得最大的收入。因此，建立绿色税制，要削减税收扭曲；要调整现行的税制结构，提高绿色税收的比例；要直接引入新的环境税，在引进环境税的同时，降低其他被扭曲的税种的税率，使总税收收入保持不变。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下进行“绿色税制”改革，将生态、环境考虑在综合的税制设计中，使税收体制更加符合市场经济和生态环保要求。

对于现行税制结构的改革，绿色化的重点是资源税和消费税。现行资源税主要强调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没有充分考虑资源税对节约资源和降低污染的功能。其中最为明显的缺陷是没有水资源税。建议：(1)理顺水资源的价格体系，确定水资源的全成本价格；(2)增加水资源税目，具体税额由各地根据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确定；(3)扩大征税范围，增加土地、森林和草原税目；(4)对高硫煤实行高税额，限制其开采和使用；(5)树立环境容量是稀缺资源的概念，把资源税改为“环境资源税”。现行消费税与环境“不友好”主要表现在没有把煤炭这一能源消费主体和主要大气污染纳入征税范围。建议：(1)在远期增设煤炭资源消费税税目，根据煤炭污染品质确定消费税额；(2)对低标号汽油和含铅汽油征收消费税附加，利用税收差异鼓励使用高标号汽油和无铅汽油；(3)对于危害健康和污染环境的消费品征收消费税附加，或提高征收税额。

此外，对车船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投资方向调节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使用税等进行适当的调整，在相关税目下包括尽可能多的环境成本，并将环境成本反映到税率中，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工程项目给予税收优惠。

二、金融体制改革及其机制构建

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形成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是生态工程和循环经济投融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在这种投融资体系的构建和转换中，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在不同时期将会承担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作用。

1.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投融资机制正处于转轨时期，市场化的商业运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投资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投资和政策性金融的专项贷款。因此，相对于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政策性银行建立的初衷就排除了单一的利润动机，其职责定位于承担国家政策性支持的重点项目和重点产业的资金融通活动。生态工程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长期效益。因此，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成为目前生态建设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由于生态环保投融资的长期性、微利性甚至公益性的特征，以往商业性金融对生态环保的投入是有限的。为推动金融业对生态环保的支持，早在1995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做出了《关于贯彻信贷政策和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规定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作为银行贷款考虑的因素之一；对未进行环境评价的项目、重污染项目等一律不准贷款、停止贷款支持；而对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的产业和产品，则给予积极的贷款支持、择优扶持等。这是运用信贷机制加强对生态环保支持的一大举措。在政策的倾斜和扶持下，商业性金融对环保行业的扶持不断增加，商业性金融的运作方式也正在向多样化转变，如各种形式的专项环保基金、环保企业上市融资、BOT方式利用外资等。尽管商业性金融逐渐增加对生态环保领域的投入，但目前，无论从投融资的总量来看，还是从投融资涉及的范围来看，尚处于辅助地位。

政策性银行是政府干预市场、弥补市场机制失灵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对于一些微利或无利，但却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长远效益的项目，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难以得到资金的支持，由政策性金融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体现政府在资源配置上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效益的综合考虑，协调了微观投资主体的利益动机和社会效益的矛盾，在金融市场上起到了引导和协调投资的作用。但是总体上讲，政策性金融存在着总量不足、范围过窄、力度不够的问题。(1)我国生态建设欠账太多，而政策性金融的资金有限，难以弥补欠账，更满足不了当前生态环境建设的资金需求。(2)政策性金融投资范围有限，涉及面窄，贷款条件要满足政策性约束，投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运作效率低和资源浪费问题；政策性银行要承担的具体政府职能范围很大，对于经济利益微薄或见效较长的生态项目在获得资金来源方面会有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受产业间利益差别悬殊的强烈驱动，容易造成许多已用于环保领域的资金向边际效益更高的产业流动和转移，出现资金的“水土流失”。(3)缺乏配套性措施，支持力度不够。(4)政府干预容易带来负面效应，违背市场调节原则，产业经济效益差等问题。

商业性金融以利益作为推动机制，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运作，有利于动员更广泛的资金投入生态项目，有利于运用多种投融资方式满足不同项目的需要，有利于实现资金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发展商业性金融是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市场机制失灵的缺陷，商业性金融以市场机制为主导，而市场力量不能反映商品和服务的全部成本，市场提供的信息常常给投资者带来误导，对于环境成本和生态影响在投资活动中往往缺乏评估和考虑。同时，经济利益目标容易冲淡社会目标和生态目标，如1990年环保贷款作为一种政策性低息专项贷款就已推出，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治理污染向银行申请环保贷款时，常常难以贷到款项，即使是按照一般利率贷款也很困难。相反，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因其在当前有较高的经济效益，更容易获得信贷支持，甚至获得延长贷款期限、贴息等优惠。无疑，这与资源优化配置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方向相悖。

2.金融体制改革及其机制构建

鉴于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利弊共存的现实，构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金融体系成为生态工程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的必然选择。根据目前投融资体制的基础和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发展的现状，在未来投融资体制的建设和转变过程中，二者应有节奏地进行进退取舍和功能转换，从中构建起与循环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运行机制。

从总体上说，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应遵循以下三大原则：(1)遵循市场规律，强化市场观念，引入市场机制。市场化是投融资机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充分利用发展市场经济和深化生态领域金融体制改革的时机，积极探索使生态项目的公益性向商业投资性转变途径，大力发展商业性金融，广泛开辟筹措社会资金的渠道，采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投资生态工程，支持循环经济发展。(2)用生态经济学的观点，在不违背生态法则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行为利益最大化。商业性金融要建立多目标评价体系，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考虑，尤其侧重对中长期效益的评价。(3)根据现实基础，灵活掌握转换的节奏。只有在政策性金融得以加强，生态工程投融资的环境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商业性金融才具有进入的基础。具体地说，我们的改革路径是：

第一，在近期，加强政策性金融，完善商业性金融发展的环境，构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的金融体系框架。在3—5年内，政策性金融的主导地位不能改变，而且要加大改革和支持力度，采取多种措施发展政策性金融，加强政策性金融商业化运作。同时，积极完善商业性金融进入的环境，合理划分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进退领域。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的具体措施包括四点：(1)进一步明确国家开发银行生态工程中的金融支持地位，加大开发银行的投资力度；(2)在政策性银行设立专项优惠贷款，作为生态和循环型重点建设项目的配套资金；(3)制定资本市场倾斜政策，通过股票、债券等融资形式支持生态和循环型项目及其产业的发展。在生态、循环型企业的股票上市、债券发行额度上给予倾斜；(4)组建政策性生态绿色和循环经济发展的专业银行。对这一“专业银行”实行优惠的货币调控政策，可考虑适当降低它的法定准备金比率，适当放宽它获得再贷款的条件，适当放宽它认购国债的比例，适当降低它获得贷款的自有资本比率的条件。当前对政策性金融改革要突出三个重点：(1)改革投入方式。通过市场化运作，由过去的“拨款”式贷款改为商业化操作。政策性银行由先确定贷款项目，后进行可行性分析，改为由先进行贷款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在项目切实可行的情况下再进行贷款，且要实行先行部分投入、按量分次核贷形式；(2)拓宽融资渠道，增加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政策性银行在资金上对政府财政有很大的依赖性，为减轻政策性银行的资金压力，可采取适当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做到政府投一点、银行配一点、社会筹一点、收益补一点，共同完成项目建设和运转；(3)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带动生态建设项目和循环型经济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相应改革，以提高政策性贷款的效率和效果。

第二，从中期看，我们应积极推动商业性金融介入，逐步健全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共存的金融体系。在政策性金融机制得以完善和健全的同时，商业性金融要逐渐渗透，加大商业性金融的支持力度，采取多种运作方式，扩大商业性金融渗透的领域，使其地位向主导化方向转变，明确划分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进退领域。(1)建立政府、政策性银行对商业性银行环保贷款的补贴制度，弥补因放贷于环保领域而造成的利益损失，以诱导和刺激商业性银行采取有利于生态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的信贷活动。(2)建立生态工程和循环经济项目建设基金、生态建设专业银行或投资信托公司等，按照市场化投资运作方式，筹措、管理和运用社会资金投向这些项目。(3)充分利用资本市场，通过发行中长期债券等形式，筹集大型生态项目和循环型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4)引入民间资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5)国家对生态项目和循环型经济项目的贷款条件和折旧等实行优惠政策，以优惠的利率政策等鼓励商业性银行向生态项目和循环经济项目投入。

第三，从长期来看，通过制定灵活倾斜的金融政策，加大政策性金融的倾斜力度，引导、扶持商业性金融介入：着重发挥资本市场对生态和循环经济建设资金筹措的作用，适当放宽信贷条件，加强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在倾斜的金融政策下，发挥市场配置资金的作用，促使商业性金融在生态工程和循环经济的投融资体制中发挥主导作用，形成在政府引导下的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同时完善政策性金融的商业化运作机制。新晨

三、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的竞争与配合

随着外资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增强以及汇率、货币兑换机制的完善，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已经成为现实。环境外交也日益活跃，环境合作项目成为国际金融组织和工业化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援助的领域。我国在利用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和双边政府援助方面取得了进展，开拓了我国环保利用外资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促进了生态环境目标的实现。外资逐渐成为我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要资金来源。国际融资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融资的不足，同时，随着国际融资的不断增加，在生态环境领域，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作为两种重要的金融力量，其间的竞争与合作也将成为一种必然。

国际融资在生态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的引入过程中，其正面的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扩大了生态建设和发展循环经济的资金来源渠道，弥补了国内融资的不足；与国内资金形成竞争态势，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使生态工程项目、循环经济项目更加容易地获得资金支持和更广泛的金融服务；有助于实现资金的有效配置；有助于引进国际融资先进的操作模式和投资理念，推动国内金融业的发展等。入世打开了外资进入中国生态领域的通道，外资进入的刺激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内资”的本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得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在环保投资、技术转让、环境服务方面对发展中国家的承诺，使我国环保产业进入更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先进生态投资理念和资金运作方式将教会蹒跚学步的国内融资业走得更稳。当然，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在竞争中也会产生负面效应。投资于生态工程，不仅要满足获得经济效益的目标，更重要的是还要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而生态效益是长期的，甚至是难以计量的。以市场机制配置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容易导致忽略生态目标而重视经济利益。作为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市场化的投资主体来说，在选择投资项目时，自然主要倾向于经济效益(短期)高的项目，这就容易造成(短期)经济效益好的项目资金竞争激烈，而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但有显著生态效益的项目融资却很困难。在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上，国内投资主体和国际投资主体是一致的，国际融资的引进，无疑会加剧经济利益优势项目的资金竞争，从而使生态建设项目资金配置不均衡的现象进一步恶化。因此：

第一，立足国内，放眼世界，主要打通国际融资的渠道，培育内外融资市场。在近期内，我们要抓住利用外资的机会，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为契机，利用国际环保热潮，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争取更多的国际资金投入到生态工程和循环型经济项目中。

第二，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国际融资的进入，逐步扩大利用外资的比例。生态工程是投资量大，回报期长的、具有很大公益性的事业，没有特殊的优惠政策很难吸引外资。因此，需要制定和完善投融资、税收、进出口以及外汇等方面优惠政策，更好地吸引外资。(1)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比如免征进口设备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延长所得税的免征期限；可以考虑将项目周围的土地开发权或者其他相关项目交给项目投资者，以作为补偿，比如将城市供水和污水建设一体化；对一些收益慢的项目，可以设立较长的特许期和宽限期，在宽限期内采取一定的税费减免鼓励政策。(2)确定合理的回报率。从国内外的经验看，政府为调动私人和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减少其投资风险，大都在特许协议中做到了投资回报保证。对于政府来说，回报率承诺的高低是至关重要的。过高，项目一旦亏损，政府将给予补贴，增加财政负担，达不到利用外资的效果；过低或没有回报承诺，外商没有积极性。政府如果自己出资建设，其支出将远远大于补贴支出。因此，政府要考虑合理的投资回报承诺问题。(3)为外汇兑换提供便利。在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外商投资者最担心的是能否在我国外汇市场上或银行得到足够的外汇以补偿其外汇投资及其应得的利润、以及项目投资和营运期间的汇率风险。针对这一问题，中央或地方政府应对外汇兑换风险提供担保，以保证项目投资者外汇偿还的最低要求。这种保证不一定会给国家外汇储备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压力，因为项目投资者的投资要在十几年内逐步收回，即给投资者一颗安全的“定心丸”。(4)积极探索利用外资的新方式。进一步规范BOT、资产权益转让的办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对外发行股票，积极探索采用收购、兼并、风险投资、投资基金等利用外资方式；鼓励和引导外商投资于特色农业、老工业基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等优势产业。属于国家鼓励和允许外资进入的企业可通过转让经营权、出让股权、兼并重组等吸引外商投资。

第8篇：财税体制范文

关键词：财政税收监督机制优化

一、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对财政税收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当前我国的税收体制监督管理机制，虽然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问题还是存在的，如财政税收的工作人员利用监督管理体制的漏洞谋取私利，因此如何将财政税收制度监督管理机制完善和健全，迫在眉睫。本文分析了当前财政税收存在的问题及学习国外财政税收监督机制的经验，以优化我国财政税收的监督管理体制，并通过这些方式来提高我国财政税收的监督管理水平，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国外财政税收监督机制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

(一)国外财政税收监督管理体制的运行国外在财政税收体制监督管理的过程中是从内部的人员管理出发，推动财政税收的管理。从监督管理的职责角度来看，要对各种监督管理模式进行分析。财政税收管理的过程中，财政税收管理部门要从各个方面出发，确保各个监督管理机制能够符合管理的要求，从而优化财政税收体制监督机制。

(二)国外财政税收监督管理体制的管理模式在财政税收监督机制优化的过程中，要不断进行监督管理模式的创新，通过有效的监督管理方式来完善立法程序，从而积极稳妥地实现监督管理模式的创新。

三、当前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监督管理水平较传统的体制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我国现有的监督管理体制对财政税收的实际监督工作不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一些地方性财政单位，相关的监督管理机构并不能完全具备监督管理的能力。其次，在财政税收体制监督管理的实践中，不难发现，经常会有一些现象存在，比如：监督管理“越位”、工作“缺位”等，这些现象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财政税收体制的监督管理不科学。再次，就是财政税收体制监督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强，在实际的工作中，财政税收的激励制度在一定的程度上不能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这些问题的发生，直接影响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监督管理。因此，必须对此做出优化，提高财政税收监督管理的工作。

四、财政税收体制监督管理机制优化的途径

(一)加强财政税收体制监督管理的法律支持任何一项体制的建设都离不开法律的支持，财政税收监督管理体制也是如此。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财政税收的监督管理和立法管理必须能够符合财政税收资金管理的要求。财政税收监督管理的过程中要把各种监督管理模式相结合，形成有效的管理机制，管理过程中要从管理的效率出发，确保各种监督能够高效的顺利的实施。

(二)财政税收监督管理人员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财政税收监督管理部门跟其他的部门和机制一样，也有专职的监督管理人员，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管理方式慢慢落伍，相应的跟进制度也不健全，因此，管理人员就会“捡漏”，此种情况，管理部门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而财政税收管理机制要想正常、有效的运行下去，相关管理人员必须肩负其自己的职责，只有在明确并认真履行了自己职责之后，财政税收监督管理制度才能够落实下去。除此之外，在财政税收体制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从不同的模式出发，实现监督管理方式的优化，推动新型的管理模式，提高财政税收的监督管理水平。

五、结束语

国外财政税收体制的监督管理的过程中，首先是从财政内部管理职能出发，推进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为财政税收体制监督管理体制创造有利的条件。财政税收体制监督管理的过程中，要将每个部门进行全面分析，保证各个监督管理部门中的每一位管理人员能够尽到自己的职责，促使监管工作能够顺利、有效的进行，从而进一步推动财政税收体制监督机制的优化管理，为财政税收机制的监督管理创设有利的条件。除此之外，财政税收体制的管理过程中还要时刻对网络活动进行监督和分析，保证各个部门履行自己的职能，从而提高财政税收体制的监督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第9篇：财税体制范文

从1978年到1993年，我国财税改革基本上是遵循放权让利的思路进行的， 导致了财税体制的收入功能逐渐减弱。 以实行财政大包大干的1988～1993年为例，中央财政每年从收入增量部分中取得的收入基本被包死，既不能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也不能与财政总规模的增长同步，致使中央财政收入不断萎缩，赤字逐渐增加，中央财政缺乏应有的回旋余地。

从1994年起，把承包制改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建立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体系；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和合理分权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

分税制与承包制相比，其财政收入功能明显增强，一是根据财政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分税，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共享税，将适宜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充实地方税种。二是对税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大大增强了税收收入功能。以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和营业税为补充的流转税制，具有随经济增长而不断扩大的税源，并且收入入库及时，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规范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保护了税基；扩大了资源征收范围，开征了土地增值税等新税种；清理取消了许多不规范、不合理的减免税政策。三是为加强税收征管，确保分税制体制的顺利实施，分设了中央与地方两套税务机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分税，中央财政建立了稳定增长的运行机制，一改过去依靠行政手段层层下达税收计划的办法，减轻了工作难度。

现行财税体制经过4年的运行，已基本进入稳定运行期， 其收入效应正在积极释放。中央财政相对地方财政增长少一些，但是进行纵向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中央财政增长的规模和幅度是很大的，对于缓解中央财政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现行体制也大大调动了发展地方的财源和加强收入管理的积极性，地方财政的大幅度增收减轻了地方对中央的依赖。

在充分肯定现行财税体制收入功能增强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财政收入占gdp下降的势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1994年为11. 2％，1995年为10.5％，到1996年为10.7％。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能同步增长的主要原因何在？我们扼要分析如下：

1.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存在一些税收“真空”，如农民自产自用的农产品、军工产品、出口产品、福利企业和校办企业生产的产品等，这些产品都计入gdp 中，并占有不小份额，而这些产品都享受不征税，免税或退税待遇，没有税收贡献。

2.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属于粗放型的，投入多，产出少，效益低，只注重产值而不顾产品是否适销对路。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对商品税和所得税的贡献低是必然的。

3.由于在对地区、行业和企业的考核中过分侧重经济增长规模和水平，虚报gdp的现象比较普遍，人为夸大的分母带来了占比的下降。

4.分税制存在不规范，不正确之处，如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划分，属于传统体制做法，又如把具有增收潜力和攸关经济稳定的个人所得税划为地方税。

5.现行税收体系还不健全，税制设计还存在不合理之处。

6.财经秩序比较混乱，税收征管不严，偷税、骗税现象时有发生，税收流失严重。

7.预算外对预算内的冲击较大，各种收费、基金侵占税基。

8.制度外收入比重逐年增加，中央三令五申，始终不能消除，大量侵蚀了税基。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导致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同步的原因是复杂的，需要探求多种政策措施。但必须特别强调的是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对税收收入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

1.中央与地方事权和财权划分不清楚。正确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财权是推进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很多，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一些本应由地方承担的事务却由中央来承担，一些本应由中央来承担的事务却由地方来承担，还有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等现象的发生。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不清楚，必然导致财权划分不清楚，事权和财权划分不清楚，就留下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讨价还价的余地，导致地方把一部分精力盯在上面，而不是把精力完全放在加强税收征管上，无形中加剧了税收的流失。

2.地方政府之间税收收入划分不规范。分税制改革，在中央与省一级分配关系规范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省以下各级财政的分配仍很不规范。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地方财政只是和中央“分了税”，大多省以下各级财政并没有“划分税种”，有的实行包干体制，有的实行总额分成体制，具体形式多种多样。也就是说，省以下财政体制并没有按照分税制改革的要求去规范，地方政府之间税收收入划分很不规范，仍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旧体制的痕迹。由于地方收的税有可能不归本地所有，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地方征税的积极性。

3.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在事权和财权没有划分清楚的情况下，转移支付制度也不可能规范。现行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仍然是按收支总额来确定，税收返还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更是五花八门，专项补助透明度也不高，造成地方注意向上而不是向内。

4.财政系统与税务系统之间，国税系统与地税系统之间的运作不协调。1994年在国税系统实行中央垂直领导之后，有一些地方又实行县级地税局的省、“垂直领导”。这样县级政府对县地税局的管理能力基本丧失，不时发生县税务机关向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讨价还价的现象。按理说，地税局作为地方的征税机构应依法征税，有税必征，但“垂直领导”以后，出现了地方税务机构以征税努力程度为要挟，多要补贴，多要经费等不正常现象，变成了县政府、县财政求县地税局征税，导致税收收入流失，财政收入没有保障。

此外，还有国税部门与地税部门之间的扯皮与摩擦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税收征管上，比如国税已核定的流转税税基，在地税征收城建税与附加税时认为核定有误时，双方各执一辞，互不相让；二是在人员待遇上，同为税务人员，经费情况、工作条件、生活待遇却有很大不同，造成互相攀比。

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完善

为了保证税收收入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

1.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应有助于减少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现象的发生。要确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首先必须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范围。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要承担以下职责：（1）负责提供公共产品， 如国防、外交等；（2）帮助提供混合产品，混合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属性， 又具有私人产品属性，如教育、医疗、卫生等；（3 ）直接控制或者管制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如电话、电力等；（4 ）对具有外部效应的产品进行调节或控制；（5）调节个人收入分配， 地区发展差距；（6）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具体到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划分， 大体上可依据以下三个原则来确定：（1）受益原则。也就是说， 凡政府提供的服务，其受益对象为全国民众，则支出应属于中央政府的公共支出；凡受益对象为地方居民，则支出应属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2 ）行动原则。也就是说，凡政府公共服务的实施在行动上必须统一规划的领域，其支出应属于中央政府的公共支出；凡政府公共活动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的，其支出应属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3 ）技术原则。也就是说，凡政府公共活动或公共工程，其规模庞大，需要高度技术才能完成的公共项目。则其支出应属于中央政府的公共支出；否则，应属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

2.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税收来源。在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事权划分比较清楚的情况下，分税制要求中央与地方都应有比较稳定、规范的收入来源，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各自要有稳定的税收来源，也就是说各自财政都应有自己的主体税种。如果税收收入划分清楚，税务机构的征税积极性必将得到很大的提高。在主体税种的选择上，应主要考虑以几个原则：（1）效率原则， 该原则是以征税效率高低为划分标准。一般来说，所得税由于所得地点流动性强，中央政府就比地方政府征收有效率，而财产税由于财产地点相对固定，地方政府征收就比中央政府征收有效。（2）经济原则， 该原则是以该税种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为划分标准。如果该税种有利于经济稳定，调整产业结构，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象所得税，消费税就应划归中央政府，否则归地方政府。（3）公平原则， 该原则是以该税种是否有利于税收公平负担为划分标准。如个人所得税是为了调节个人收入，公平税收负担而设立的，这种税如由地方政府来征收，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本级财政收入，就有可能擅自降低征收标准，搞税收竞争，不利税收的公平负担，所以个人所得税应归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