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化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能源化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研究视野；教学模式；自主教育；自我提高

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土壤中的地方优秀文化，既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和精神，又丰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在不断无声地对人们起着文明熏陶的同时也在助推着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对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开展地方优秀文化资源运用的理论价值

第一，有助于拓展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视野，更好地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理论。作为课程资源的地方文化资源运用，涉及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地方优秀文化的认同、选择、转化与运用等问题，因而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而言，需要从课程理论的角度，从教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学科领域进行如资源选择、教育环境、文化传承与弘扬等理论与实证方面的拓展研究，以体现当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前瞻性和前沿性，进而创新课程教学理论。

第二，有助于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与研究，更好地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体系。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离不开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而反映优秀传统文化的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以及名人、名景、名产等，都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资源。为此，教师不仅需要正确处理好学科、课程、教材、教学等方面的关系，还要探索如探究式、专题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更要学会运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如多媒体、慕课（优课）、微博、微信等反映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内容，从而不断地创新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方法体系。

第三，有助于促进师生在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实践教学中实现自主教育和自我提高，更好地提升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内涵。从笔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状况调查看，当前主流虽好，但存在如政治信仰迷茫、价值取向扭曲、法制观念淡薄、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结合运用各地富有个性特征且对大学生有很强的亲和力和吸引力的优秀文化资源，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理论内容相对枯燥乏味的问题，而且还能够激发师生爱家乡、爱祖国和爱民族的深厚情感，从而更好地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路径，丰富思想政治课理论教育的内涵。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运用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现实价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章总则第七条明确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中明确提出：“切实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要“通过充实教学内容，完善课程设置，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相对稳定的课程体系。”党的十报告提出了“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任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增加国民教育中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分阶段有序推进学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说，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党和国家既有系列明确指示，更有具体推进要求。

事实上，长期以来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对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运用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何在扎实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努力发挥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育人功能，促进思想政治理论的“大学生化”，切实提高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的信度和效度，这是摆在广大思政工作者面前紧迫而现实的重要课题。而且，作为地方优秀文化资源的内涵界定、开发依据、选择原则、运用途径以及课堂教学原则、教学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模式、教学评价等的研究和应用，不仅能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中运用地方优秀文化资源以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理论和实证的支持，而且能有效促进思想政治理论内容的“大学生化”。因此，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的地方优秀文化资源利用，需要做到：一是体现示范性。即在资源选择与把握方面，不仅是选择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作为素材典型，更要考虑教学运用中的可持续效果，克服地方文化资源利用上的单一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等现象。二是体现针对性。大学生对家乡有着深刻记忆，对高校属地（第二故乡）也有着特殊情感。形象生动、丰富多彩的地方优秀文化资源进课堂，不仅能弥补理论内容相对枯燥、单一的不足，而且可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教育熏陶，是其他教学内容所无法企及的。三是体现实效性。把富有亲切感的鲜活地方优秀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学习资源，不仅符合高校服务地方的办学理念，也使思想政治理论更加贴近大学生生活，贴近社会实际，增强了理论课堂的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从而易使大学生对理论自觉认同、接受和践行，最终实现思想政治理论内容为大学生“内化”的教学目的。

参考文献：

第2篇：能源化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网络社会 网络社会文化 同源性 非同源性

一、问题的提出及理论回顾

（一）网络社会是一种二律背反的社会文化现象

网络这种突生的全球性资源、媒体、社会联结是一个整体，它由信息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以数字形式流动的信息四个部分通过技术链接构成。网络是现实的，是现实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和一种新的技术条件与同构环境；同时，这种新的技术条件与同构环境，既为网络社会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又赋予了网络社会以人文精神。但需要指出的是：网络不是网络社会。网络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技术条件??网络；二是社会条件??社会信息化过程产生信息化社会结果??有赖于以此为基础的新的交往与存在方式的形成；而且正是因为后者，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并具有和反映着现实社会的人文精神。

基于“虚拟?真实”范式，网络社会是一种二律背反的社会文化现象。正如学界已有的研究认为：“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并依存于现实社会”（戚攻，2000），网络社会又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存在方式”（童星等，2002）；网络社会是“我们潜在的家”（埃瑟 戴森，1998），网络社会又是一种“流动空间”（M．卡斯特尔，2001）；同时，网络社会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两个人类活动的侧面产生交流的共同基础（M．卡斯特利斯，2000），网络社会又是“一种中观的技术结构”（戚攻，2004）等。

由网络社会二律背反的属性使然，网络社会既是人们能够借助以往经验和文化互动的新环境，又是需要人们重新认识的“另类空间”（胡泳，1999）。因而认知和揭示网络社会，就具有同源性与非同源性两种路径与方法。笔者提出同源性与非同源性命题，一方面是对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二律背反现象的性质的一种理论规制，并认为这一理论规制能更好和更准确地厘清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如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是同源性的，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又是非同源性的；另一方面，也是对“虚拟?真实”范式的一种修正。因为，“虚拟?真实”的研究范式及假设存在缺陷，如“虚拟”在中国文化中主要是指“不符合或不一定事实的，假设的”（引自《现代汉语词典》1978：1287-1288）而英文Virtual一词是指“实质上的、实际上的、事实上的（almost what is stated ;in fact thought not officially）”（引自《新英汉词典》1985：1572-1573）；而且“虚拟?真实”的研究范式，引导研究者侧重于一种“对立”或“区别”的视角，甚至诱导人们忽视??引导、矫正和规制网络社会文化的基元仍在现实社会文化中。

（二）网络文化与网络社会文化

“网络文化”与“网络社会文化”是两个相互联系但有区别的命题。网络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创造的一种物质技术条件或一种交往与互动的技术环境。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广义的文化与文明相近或相同，并包含着人们对自然界的开拓之意（郑杭生，1997）和“人类在复杂迷离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之意（顾小存，1982）。把网络本身作为一种文化进行研究和把网络这种物质技术结构及形态所孕育和表现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二者是不同的（这里并不否定其联系）。这里的区别虽然细微，但却很重要。事实上，学界已有的研究包括笔者本人，都是当研究需要从网络的物质技术特性转向它的社会属性时，便在研究的逻辑理路上进行了转换的，即“网络??网络社会”、“网络文化??网络社会文化”。

一个理论命题有它特定的研究界域和对象，而命题的拓展或缩小（转换），实质是理论命题研究界域的重新确定。这种转换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转换提供了增强研究的科学性的基元，如笔者的《网络社会学研究》一书（戚攻，2001），如童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网络与社会交往》一书（童星等，2002），如黄少华教授的《重塑自我的游戏??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一书等（黄少华，2002），都在研究中论述了该类理论命题的转换问题。

“网络文化”的研究界域主要在于它的技术特性及技术结构的功能揭示；而“网络社会文化”主要是研究网络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存在及存在方式和由此形成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及人文精神。前文已经说到，网络是网络社会产生和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与条件，因而网络社会文化的研究，也包括对网络技术文化的特性及功能的考察。同时，我提出“网络社会文化”研究命题，还可以从三个“节点”理解：一是网络社会文化是现实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二是网络社会文化是网络社会存在及存在方式的反映；三是基于社会结构的视角，网络社会是一种中观的技术结构，它的社会属性提供了建构现实社会“宏观?中观?微观”结构链的条件，即网络社会作为一种中观的技术结构的社会属性，既可以转化为促进社会宏观结构变迁的重要机制（技术的），又可以转化为增强社会微观结构弹性的机制（人文的）。

（三）同源性与非同源性的研究视角

网络社会文化既是现实社会文化的一种延伸和投射，又是网络社会自身特性及存在方式的反映（戚攻，2001）。前者决定了网络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与现实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同源性，并由此提供了人们基于现实社会文化的发展谱系与理论基元考察它（一种比较研究）的条件；后者强调网络社会相对于现实社会又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存在方式，因而网络社会文化相对于现实社会文化，又具有非同源性的研究视角和理路。

同源性与非同源性的研究视角与路径，既不对立，也不分离，而是交叉与互补的关系。正如，基于同源性的视角与路径，我们可以得出网络社会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基本判断，并在研究中把网络社会文化纳入到人类文化的发展谱系中去“定位”；而基于非同源性的视角与路径，我们需要研究网络社会文化产生的不同条件、环境和它自身的规律与特殊性；同时，基于同源性和非同源性两个相互关联的视角及路径，我们能够考察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网络社会文化与现实社会文化之间的同构关系及相互影响。

笔者注意到，在学界已有的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网络社会文化与现实社会文化相关研究中，主要是侧重前者对后者影响的研究；而关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以及二者的同构关系和相互影响的研究却较少。笔者认为，网络社会文化与现实社会文化之间，首先是一种同构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因为，网络社会结构比现实社会结构更具有扁平化的特征，这决定了网络社会更适宜于同构和更具有同构的特征，而且这种同构还培育着种跨文化主义意义上的互补关系。另外，同构是促进和谐的过程，但有同构并非就能实现和谐，而是同构的结果表现出共赢的趋势和特征时，事物的发展才能走向和谐。

同源性与非同源性命题，包含着两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研究方法与路径。正如，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1990：663）。由此，基于同源性的方法和路径，我们能够“发现”：在网络社会文化发展的技术条件背后，既存在我们“努力建设因特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的条件和重大机遇（周勇、邓新民，2001）；又潜在着西方发达国家霸权主义文化扩张的风险??Internet、Web、Windows视窗系统等，即这种风险在于：它悄然地解构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和迫使不同民族参照他们的思维方式去认知文化。而基于非同源性的方法和路径思考问题，意味着我们不能机械地、教条主义式地套用“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的基本原理，因为这种套用可能导致与网络社会文化内生的技术特性和特征的冲突。正如，当网络社会的生存环境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的生存方式有别于现实社会时，如网络社区中的多元共生和多元同构的跨文化现象，既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又未必如现实社会文化那样具有直接的影响力（畅游网络世界并不等于畅游了现实世界）；如人们在网络社会中形成的某些观念文化和伦理道德，可以不需要或不能回到现实社会中去接受检验，即网络社会的虚拟性及技术特征，支持了网络社会文化发展与网络社会实践之间关系的“完整性”；如当人们在网络社会中形成的观念文化需要通过现实社会验证时，网络社会的所谓生存环境又是非完整性的（网络世界的爱情之花只能在现实社会结果），若由此套用“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的基本原理，就可能潜在非科学的风险。

二、网络社会文化的同源性与非同源性引起的思考

笔者曾经提出，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有同源性和非同源性两种路径及方法的观点（戚攻，2005）。这一观点既在于区别“传统?现代性”的研究范式，又在于回应理论研究中一直困惑的不同理论体系在逻辑传统、价值观及方法上存在冲突的问题。把“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命题适用于网络社会文化的研究是一种理论延伸。为此，笔者需要清理已有的研究和观点，进而提出分析网络社会文化的视角。

（一）理论创新的两种路径与困惑

基于理论系统具有开放属性和兼容特征的假设，笔者认为，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发展，在其逻辑关系上都包括同源性和非同源性两种路径。同源性理论创新主要指人们遵循理论原有的逻辑传统和价值观，对其修正、扬弃或做源于实践的补充；这种路径与方法，在理论上是确保“一脉相承”的逻辑语境不被解构，而在实践上是力求保持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所谓和谐。非同源性理论创新主要指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关联与整合，即不同理论体系基于自身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当不同理论体系整合时，如果人们仍然基于同源性的路径和方法做出选择或判断，那么人们首先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不同理论体系的理论前阶和逻辑传统的非同一性问题；二是这种非同一性是否会导致价值观的冲突。恩格斯在解释他和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问题时说：他们创立的理论，是“从已有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并强调，“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恩格斯，1972：420）。可见，如果人们在不同理论体系整合中不考虑其非同源性的因素（理论假设的前阶、逻辑传统、价值体系及方法），那么理论发展的科学性就会面临挑战。正如，我们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理论，从其论证该理论的科学前阶中“抽出”，或者说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计划理论，没有考虑他们论证计划理论科学性的那种社会发展条件和基础，结果是，我们基于计划理论的几乎所有的理论建构和实践，都先后在科学性问题上发生了“问题”。 由此，当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并依存在于现实社会时，网络社会文化的生产和发展，与现实社会文化是具有同源性关系的；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基于现实社会文化的理论体系和逻辑传统、价值观对网络社会文化进行研究。但是，当网络社会又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存在及存在方式的反映时，网络社会文化生产和发展的特殊性，又与现实社会文化存在着非同源性的关系。当我们面对网络社会文化客观上存在同源性和非同源性的理论基元时，我们能选择哪一种理论体系、价值观和方法去解读它？而且，基于一种特定的理论体系能否系统地分析和做出科学地评价特别是当我们把“网络社会文化”与“思想教育”两个命题紧密关联时。笔者注意到，当这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的研究还相对薄弱时，已有的研究徘徊于“虚拟?真实”、“社会实存?另类空间”的现象讨论是必然的。

（二）理论体系的逻辑场域和谱系

在制度文化具有刚性和国家主文化鲜明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在研究中遵循已有理论体系的逻辑场域和它的谱系，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无可厚非。这种同源性的研究路径及方法，有利于国家主文化的张扬和增强理论与实践的和谐度，并在这一过程中建构和强化特定的逻辑场域和它的价值体系（一种惯习）。当一种理论体系的逻辑场域和谱系形成时，会对新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产生强大的规制作用。正如，在网络社会文化的研究中，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调理论体系的逻辑场域和谱系“一脉相承”的同源性，即强调该理论系统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然而，当一种新的社会存在及存在方式，超越了某种理论体系的逻辑场域和它的谱系时，人们仍基于同源性的逻辑场域来审视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人们在方法上必然是在做一种事前选择（主观判断和认定）；并且会基于一种理论体系的价值观，去解释另一理论体系的内生性关系，甚至不惜修正它的“规律”。正如，当我们把人们在现实社会中日益普遍的加班、加点的现象，视为或者解释为所谓“奉献精神”时，客观上是在用一种价值观规避《劳动法》的要义和“修正”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规律。

由此，当人们提出“网络社会文化与思想教育研究”，或者“网络文化与思想教育研究”命题时，主观上是希望基于我们熟悉和认同的理论做同源性研究，而且是希望把“网络社会文化”，放在“思想教育理论”的逻辑场域中“敲打”，从而为我所用。当然，这种同源性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是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因为网络社会文化作为现实社会文化的一种延伸和投射，本身也存在阶级性的基元。然而，网络社会文化又是一种新的文化及现象，而且许多内容和形式并不包含特定的政治因素；同时，网络社会文化生产和发展的逻辑场域不同于现实社会文化，如跨域性、虚拟性、自由度、价值坐标等，因而研究网络社会文化及文化现象，必然存在着非同源性的路径和视角。笔者的观点是：研究网络社会文化及现象，需要同源性和非同源性的两种视角、理路和方法的考察。正如，当我们把网络社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放在人类文化谱系、不同民族文化谱系、不同国家主文化谱系中去定位时，只有基于同源性和非同源性两种视角和方法，才能解释三重定位在价值系统上的统一与冲突问题；又如，对我们而言，“网络社会文化与思想教育研究”首先是一种同源性的比较研究，但我们也需要思考“网络社会文化”与“思想教育”之间客观存在的非同源性的发展场域、谱系和逻辑传统问题，以及在“网络社会文化与思想教育研究”的同一命题下与国际学界对话的问题。

（三）理论体系的张力问题

当一种理论被冠以“体系”之名时，说明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张力。理论体系的张力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相联系。因此，一种理论体系在一定社会发展条件下的张力有多大，不是一个无忧自扰的问题。笔者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一种理论体系的张力愈大，既源于它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科学性和方法论，又意味着这种理论体系本身具有某种“粗放性”，即一种理论体系的张力愈大，其体系的结构和内在的逻辑关系就可能愈不紧密，同时也意味着理论体系的价值系统可以“波动”的幅度也愈大。

理论创新的实质是实践创新，所以理论体系的张力与实践相联系。理论体系张力的显化有两种性质和路径：同源性和非同源性。当两种不同理论体系发生关系时，我们的路径选择与方法一般是把“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即基于一种理论体系的同源性，从另一理论体系中选择“精华”。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那些“精华”产生的相关支持因素（逻辑因素）。如果相关的逻辑因素可以忽略，那么“精华”产生的逻辑条件与逻辑语境的不存在，是否也能确保这种选择的结果仍具有“精华”的品质？

由此，对于网络社会文化的研究，如果我们要将其纳入我们已有的文化发展谱系，并基于我们熟悉和认同的理论体系的价值系统来解读，那么，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些相关的理论问题：如在坚持同源性的方法与路径时，思考我们熟悉的理论体系的张力，即它的价值观的区间有多大的问题；思考我们习惯的同源性研究方法与国际学界相关研究的回应和对话问题等。

（四）同源性与非同源性的方法与路径

当理论体系的张力主要表现为同源性路径与方法时，理论体系已有的“惯习?场域”，会要求人们事前检视理论的张力是否遵循原有的谱系和逻辑传统、方法论及价值观。

笔者认为，同源性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是“嵌入”，而非同源性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是“整合”。虽然二者是交替运用的，但二者毕竟存在区别。“嵌入”作为一种路径与方法有五个特征：一是以人们的主观选择为主；二是基于原有理论的价值观做事前择优；三是忽视不同理论体系的前阶和逻辑传统；四是基于原有理论的价值系统考察预期的实践结果；五是寻求不同理论谱系之间冲突的最小化。“整合”作为一种路径与方法也有五个特征：一是基于理论体系自身的开放结构；二是依据实践结果做事后择优或由实践择优；三是遵循不同理论体系内在规律的功能最大化原则；四是实践结果具有非预期性和风险增大；五是不同理论体系的价值观表现为一种“竞争”关系。

由此，网络社会文化既是现实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一种反映，又是网络社会自身存在及存在方式的反映；因而研究网络社会文化及现象，包括同源性与非同源性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同源性与非同源性的研究路径和方法的交叉运用，既由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品质使然，也是我们整合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同源性研究是坚持“主义”的基本路径和张扬我们社会主文化的基本方法；没有这种坚持，非同源性研究会失去方向；同时，同源性研究也是存在局限的，如前文所述。因此，同源性与非同源性的研究路径与方法都不可偏废，尤其是在关于网络社会文化的研究中。

参考文献

戚攻，2000，《网络社会是社会学研究的新课题》，《探索》第2期

??，2004，《论网络社会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社会》第2期

??，2001，《网络社会学研究》，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网络文化对现实文化的影响》，《探求》第4期

??，2005，《对和谐命题研究的十二个方面拓展》，《河北学刊》第2期

童星等，2002，《网络与社会交往》，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

M.卡斯特尔，2001，《网络社会的崛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埃瑟 戴森，1998，《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海南：海南出版社

M.卡斯特利斯，2001，《论著提要》，《国外社会学》第3期2000，转引自《现代社会学》第5期

胡泳，1999，《另类空间》，北京：海洋出版社

1978，《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第2版）

1985，《新英汉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新2版）

郑杭生主编，1997，《社会学概论新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顾小存译，1982，《文明和文化》，北京：求实出版社

黄少华，陈文江，2002，《重塑自我的游戏?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1991，《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二卷

第3篇：能源化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延安； 红色文化资源； 思想政治理论课； 育人功能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1）01－0072－03

2010年5月13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全体学员座谈时，提出“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1］。为此，我们深感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责任的重大，义不容辞，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地处革命圣地，更应该承担起这份重担。因此，我们建立了“延安红色文化”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加强对于大学生进行实践性教学环节，努力为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一门大学生真心喜欢、终生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尽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一、对延安红色文化的解读

要把握延安红色文化的内涵，首先还得从文化、红色文化谈起。关于“文化”一词在《辞海》中表述为，“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2］当然，这里讲的文化是从广义的角度而言的，是指文化资源包含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态。

红色文化是我国文化现象中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广义的角度上而言，所谓“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具体说来，它包括革命时期的井冈山文化、长征文化、延安文化、太行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文化、“两弹一星”文化、“九八”抗洪文化、“5.12”抗震救灾文化，以及反映这些文化的遗迹、文物、具体事件、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等等。就狭义而言（本文讲的红色文化是从狭义的角度而言的），红色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及其所遗留的纪念地、标志物。当然，红色文化资源又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种形态。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形象直观，在推动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民族文化遗产革命时期形成的文艺和民间习俗为核心，内涵丰富，有着更加巨大的开发空间和潜力。因此，所谓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延安全境解放期间，在延安所发生的革命历史事件、革命遗址，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革命文章、诗篇、歌曲、戏剧等作品（物质文化）以及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态。

二、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的作用

大学是人生接受教育最为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逐渐形成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青年学生在这个阶段除了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外，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事关国家与民族振兴的大事。在父母的眼里，孩子离开家庭就意味着把孩子托付给了学校；在学生眼里，进入大学就意味着开始独立决定自己的人生；从国家的角度而言，要求大学把孩子们培养成未来的栋梁之材。然而，近些年有关这个象牙塔里天之骄子自杀、打架斗殴、酗酒、、盗窃等行为的报道却屡见不鲜。反思这些现象的发生，与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直接的相互联系。为此，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加强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的基础上，又建立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进行实践教学的实践基地，多次的教学实践已证明，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推动我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具体表现如下：

1.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本源性优质资源

如上所述，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延安全境解放期间所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它折射着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思想作风和优良品质，彰显出中国革命理论的先进性，是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始终坚持为“为人民得解放”、“为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呈现出的理想信念、政治立场、价值追求、精神品质与思想作风，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内容同宗同源，同时在新的时代我们又赋予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新的内容，既体现其优质性，又凸显出教育的本源性。因此，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优质资源和本源性的思想理论教育支撑。

2.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价值观在《辞海》中表述为：“关于价值的一定信念、倾向、主张和态度的系统观点。起着行为取向、评价标准、评价原则和尺度的作用。［3］这说明了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取向，人类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取向，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就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彰显出的价值观来看，它再现了延安时期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观及其伟大实践，这种价值观与实践观科学地把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统一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这就客观真实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供了正确的价值观导向。特别是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所呈现出的要忠诚于党、忠于革命首先就是要以党的利益和革命利益为重；忠于人民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报效国家、献身革命就要坚持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坚持个人前途命运与国家前途命运高度统一。可见，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观教育教学内涵，形成了天然的“联姻”，并为其提供了正确的教育教学导向。

3.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奠定了优秀的革命文化根基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基本职能就是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所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是凝聚人心、激励全国人们团结奋斗的基础性工作”。［4］这也就是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是因为它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5］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应该充分体现出先进文化的支撑性和根基性。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先进思想和制度，承载着革命军人听党指挥、匡正勇胜的军魂，勇往直前、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保家卫国、爱国爱民的革命情怀，英勇牺牲、献身使命的革命气节。这种优秀革命文化的先进性，既被红色革命历史所印证，又被中国革命胜利的实践所检验，还被时代所认同和接纳。它的内涵特质、历史地位、精神价值，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基本内涵本源上达到了有机统一，因而客观上、本质上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奠定了优秀文化根基。

4.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是一种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种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是人们超越时空感悟红色历史的客观载体。每一件珍贵文物、每一处革命遗址、每一个革命事件、每一位革命先辈、每一种革命精神，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光辉历史，都以不容置疑的史实诠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热爱祖国、依靠群众、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思想道德境界，诠释着人民军队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爱国奉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关于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和道德观等方面的教育，可以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找到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教育素材。开发、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话，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三、充分发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育人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实质上是做人的工作、做人的精神世界的工作。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职能。正如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也就是人们的精神生活”。［6］

充分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是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极为重要环节。对此，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的教育价值，早在解放之初，就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邓小平指出：“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革命）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7］20世纪80年代末，指出：“无论现在还是今后，我们都应该发扬井冈山精神，发扬长征精神，发扬延安精神。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是我们的传家宝，永远不能丢。”［8］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引导大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充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这一地理优势，为进一步提高当代大学生们思想政治素质又开辟了一个新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达到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一目的，除了按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搞好教学之外，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创建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实践教学基地。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载体的红色革命精神，继承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中蕴涵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精神，无私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精神等，为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源泉。

因此，在加强课堂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的基础上，我们又建立了“延安红色文化资源”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可以进一步增强对大学生进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中国近现代史教育、艰苦奋斗精神等教育，帮助他们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国史，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必须倍加珍惜，从而使他们进一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同时，进一步开发、利用延安红色文化资源成果，利用实践基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其优势就在于它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与红色革命历史事实进行对话，与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利益观对话，让大学生在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信服的事实面前亲自去感知和体验，从而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以达到提高当代大学生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这一最终目的。

概而言之，以“延安红色文化资源”为实践教学基地，充分利用枣园、王家坪、杨家岭、凤凰山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以其承载的革命历史、宝贵精神作为当代大学生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和培养大学生们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加大对于大学生们在实践基地的教学环节，使民族精神渗透到大学生们的血肉之中，成为他们的内在灵魂，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

参考文献

［1］袁贵仁.努力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6）：11－14.

［2］［3］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

［4］［5］［6］.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28，65，53.

第4篇：能源化学论文范文

摘 要：高校政治理论课程资源的优化与整合，首先要有学校层面的大力支持，同时，更好地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的相关要求与制度，从而更好地对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控制。

关键词：前提；优化；整合；制度

从当前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利用情况来看，相当一部分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在浏览、学习网络教学资源方面的积极性和利用率较低 。这些不断地提醒政治理论课的教师，要通过提高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时效性提升信息化教学的课堂教学效果，在此前提下需要对信息化教学素材进行合理科学的优化并加以整合。

一、优化与整合的目标

（一）以提升德育素质培育为目标，对政治理论课程信息化教学资源进行优化与整合

（1）着重整合信息化视频资源，从而使大学生在视频欣赏中提升自身的素质。针对政治理论课的信息化视频资源特别丰富这一情况，教师要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此加以整合。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为例，如历年的《感动中国》人物的视频，《道德的力量》。

（2）着重优化与整合师生的论坛资源，从而使大学生在感悟中提升自身的素质。师生论坛的目的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对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碰撞。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作用是激发大学生的思考，从而使大学生在思维碰撞中受到触动和启迪。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为例，心灵哲理小短文是滋养大学生的精神食粮，因此将这类资源上传到相应的论坛栏目里，大学生就能从中获得一定的认知从而提升自身的素质。

（3）着重整合与此相关的信息化教学资源，让大学生在浏[网站时提升自身的素质。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根据教学的要求选择有特色的网站，并对大学生德育素质的培育方面作出相应的拓展。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为例，选取“中国普法网”和“中国文明网”两个网站，选择其中具有特色的栏目，尤其是德育素质培育方面的栏目，以此作为大学生学习的教学资源，并要求大学生在论坛上抒发学习后的感受，并能够选取其中自己感兴趣的教学案例进行认真的学习。

（二）以提升能力素质培育为目标，对政治理论课程信息化教学资源进行优化与整合

（1）积极运用社会实践资源更好地培育大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优化与整合社会实践教学资源并更好地为参与网络资源学习的学生提供了更好的方式。政治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可以分为综合性和研究性两类。综合性实践是通过社会调查和爱国主义诗歌比赛等形式，是提高学生的沟通交往、组织协调、语言表达等能力。研究性实践通过读书、调查报告、影视观后感等方式提高学生信息查阅、语言组织和文章写作等能力。

（2）积极运用信息化论坛资源培育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我们为培育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在多种网络平台上开展创新论文大赛，同时我们为培育学生多角度思考能力，可以在网络平台上举办各类沙龙活动。总而言之，教师应善于应用各种信息化资源，培育大学生创新能力，并不断表扬和鼓励在创新方面成绩突出的学生，提高学生积极性。

（三）以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培育为目标，优化与整合政治理论课程信息化网络教学资源

（1）大力加强书本知识的整合。在学生主动学习书本知识的前提下，教师更应鼓励学生走进图书馆借阅图书，并在网络平台上提供书单。

（2）大力加强信息化的自测平台建设。我们以单项自测和综合自测分类组织试题库，整合大量试题加以分类、归纳，减少重复性，加强实用性、时效性，并通过网络化自测平台建设使学生可以在课后完成自测。

二、优化与整合对教师的要求

政治理论课信息化教学要想取得好的效果，还就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又要有宽阔的视野，同时又要具备应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教学的能力。

（一）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开放的思维、宽阔的视野

在信息化技术不断发展、大数据时代的今天，现代教育也要与之接轨，这就对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目标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培养学生开放的思维、宽阔的视野就是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具有较高的素质

（1）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具有信息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本领。开创与建立信息化教学平台既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应用信息化手段实施的能力。教师要更多地采用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等方式开展教学，改变传统思维，成为信息化教学资源使用的引导者。

（2）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具备跨多学科的知识结构。由于信息化教学资源的优化与整合涉及多学科、各领域，包括新闻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因此需要政治理论课教师一定要对其具有较宽泛的知识面，对各学科、各领域都要有一定的涉猎。

（三）要求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与现代学生生活实际贴近的情怀

第5篇：能源化学论文范文

长期以来，美术学课程文化资源的结构在课程文化资源的载体上，偏重于教科书，比较忽略开发多样化的课程文化资源载体。课程文化资源的开发主要依*少数专家特别是学科专家，他们开发的课程在内在的学术性品质上可能是很好的，但就课程反映不同地区、不同学校和学生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来说，他们是难以顾及的；而且班级课堂成为实施课程的最主要条件，学生学习方式和内容主要集中在学科内容的课堂教学上，比较缺乏各学科知识的相互渗透与融合，远离学生的生活经验。所幸的是，现在各地出现的各种特色学校，办的有声有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校的美术教学课程的开发和实施，而且也走出了自己特色。

2.利用与开发的理论思考

课程资源是决定课程目标能否有效达成的重要因素。美术区域性课程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要运用一定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利用与开发工作。利用与开发的重点是关注学生的学习，特别是要更重过程，重视学生对生活的体验，和学习方法的把握，让学生在学科探究过程中积累知识与技能。所以，我们要明确利用与开发的目的，提倡教师指导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运用多元智能理论、合作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来开展这个课程开发活动。多元智能理论比较关注学生个性发展，认为每个个体都不同程度地拥有九种智能。每位教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它既可以用于特定学科或某一课程单元。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各种资源、媒体也不再是帮助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是用来创设情境、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

3.利用与开发的内容

课程与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课程的内容来源于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文化造就了课程，文化作为课程的母体制约并决定了课程内容的性质；另一方面，课程又创造和形成着文化，课程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和媒体，为文化的增值、创新及其育人意义的形成、育人标准的定位，提供核心与导向性的途径与机制。

文化资源是课程文化资源的基础与素材，但并非所有的文化资源都能成为课程文化资源，只有那些进入课程，与教学联系起来的文化资源才能成为课程文化资源。通过有效地利用与开发区域性课程文化资源，可使资源具有更多的教育附加值，进而开阔教师的视野，拓宽美术课程开发领域，为实施新课程提供更为丰富的课程资源。

我们可以知道，美术课程文化资源适合根据资源的来源这个角度去分类。校内课程文化资源是实现课程目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最基本、最便利的资源，校外课程资源可弥补校内课程资源的不足，为学校实施新课程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证。

3.1 教材类课程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为了达成三维课程目标，教材在美术课程标准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如湘版的活泼、人美版的成熟、浙教版的理性等，对多种版本教科书的内容进行选择和重构，以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规律；并将美术区域性课程文化资源引入课堂教学，以补充教材的不足。这些资源注重反映本地区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需求；选择和重构的内容呈现多样性、生动性、系统性，反映地方特色，贴近学生生活实际，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运用美术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2 学校课程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学校课程文化资源基本能反映学校的教学理念、办学特色，在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学校应当积极创造条件，不断丰富美术课程文化资源。应当设置美术“专用”上课场地，配备相应的美术图书及报刊、教学挂图、投影片、音像资料和教学软件等。校园中应当充分利用的课程文化资源。从一个学校的外显表象，可间接了解这个学校的课程文化资源情况，也可以基本了解该校美术组建设的大致情况。教师和学生要充分利用学校课程文化资源开展科学探究活动。

3.3 社区课程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结合具体教学内容的学习，发动学生走出教室，走向自然，走向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社区提供的有关资料等，是利用社区课程文化资源的主要方式。聘请有关专家和广告设计方面的操作者，来校进行环境美学之类的讲座和访谈，另外还可以利用社区文化资源开展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4.问题与展望

首先，怎样处理好原本教材课程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的关系问题。

其次，中学美术课程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怎样体现区域性特色问题。我们说，本区具有深厚的地方历史底蕴，区域性文化资源十分丰富，特色文化凸现，文化名人辈出，人文资源极为丰富；本区还具有优越的地理优势，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只有那些与学生生活息息相关，而又与中学美术课程紧密联系的视知觉资源，才富有生命力。因此，在进行课程文化资源的利用和开发过程中，对资源的遴选、提炼和提升，也十分必要的。

再次，区域性课程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怎样体现其价值问题。并不是利用与开发了区域性课程文化资源，就什么都好了。而是要看如何利用？有什么效果？区域性课程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开发的目的，是要在一定的教育教学理论的指导下，促进新课程的实施，促进教师教学行为的转变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如果这些方面兼顾到了，其价值自然将得到很好的体现。

第6篇：能源化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网络生态；网络社会；生态网络社会；海量微课程；网民生命样态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3）04-0010-05

一、网络生态的优化是时代呼唤

站在全球的时代战略格局，值得关注这样的重要事实，即：网民数量全球第一，并不意味着中国的互联网业及其网络生态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一。虽然我国互联网发展速度非常快，但目前主要应用仍然以娱乐为主，发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深入分析国外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其关注重点已经转移到网络文化的社会、网络文化下价值观传播的模式、网络文化的享用内容及方式、网络文化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影响力及方式等上面。大纽尔・卡斯特研究网络社会的崛起，揭示网络文化的特质。路易斯（Louis）把网络空间比作一种新经济，一种新的反主流文化，超越了政治樊篱。戴维（David）开展网络文化的综合研究，探索线上发生的社会、文化与经济互动，揭示和考察关于这种互动的话语，探及网络的文化结构。

有关中国网民数据变动研究、中美两国流量排名比较、中美网民上网目的性差异比较等研究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把网络作为了解信息、休闲娱乐的主要渠道。据CNNIC第21次互联网发展报告，在前七类网络应用的使用率排序中，网络音乐收听率居中国网络应用之首，比例达到86.6%，即时通信以81.4%位列第二，网络影视以76.9%排列第三。在网民对互联网的评价调查中，94.2%认为互联网丰富了娱乐生活。但这种娱乐性应用，属于网络文化的浅表层次。如果不注重引导这个庞大群体的文化品位、道德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难以成为社会共识；如果不注重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目的就不能完全达到；如果不能发挥和引导好他们的主体创造性，就会失去一支非常宝贵的网络文化和道德建设力量。

BDA比较美国前十名网站发现，其以社区为主，其中包括潮热的myspace和facebook。从中可看出，美国网络用户呈现出参与性、自主性强的文化特征，他们喜欢自己上传东西，比如wiki和youtube等，其主流模式接近于后web2.0时代。调查中美俄日韩等六个国家和地区，只有中国大陆流量排名第一的网站是搜索网站，这表明中国网民比较盲目，上网缺乏目的性，被动浏览、娱乐的比例偏高。

加强中国网络文化创造与享用的目的性引导，构建生态网络，已经是目前中国网络社会及其文化研究和建设的重要问题之一。“十”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

为此，积极关注网络文化背景下德育生态构建的研究，从社会和谐、生态文明建设和人格健康发展等多重视角看，都是一个时代性重要课题，值得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而且若要使网络社会臻于一个较高的水平并且持续保持下来，就必须共建共享优质网络社会并建设优质网络文化，并藉由优化网民的生命样态。

二、生态网络具有优化生命样态的功能

分析发现，当代人的交流与表达主要有四种模式：没有交互性的自言自语即自传播，一对一的口碑交流与传播，多人讨论的具有多向交互性的群体传播和一人对多人的大众传播。分析互联网的各种互动应用会发现，长盛不衰、影响力强大的互动产品一般都集纳了多种交流模式。如即时通信产品，其最根本的特性是一对一的口碑式交流，但它研发了QQ群，衍生了群聊功能，形成多人讨论，又通过迷你网页、弹出新闻窗口的方式达到大众传播的效果，还有QQ的签名档，本质上是一种自言自语的自传播。网络论坛也是集多种传播形式于一身的互动产品。多人的共同讨论是论坛的基本状态，实现了论坛的群体传播，但网络论坛也研发了站内短信，提供论坛好友站内一对一交流的通道。此外，论坛版主对热帖的推荐、置顶和排行，可看作是一种间接的大众传播模式。成功的互动产品不仅在于交流模式的聚合，还在于对web1.0与web2.0核心价值的叠加。Web1.0的核心是信息、新闻等内容产品，用门户网站的模式解决了人们“一站式”消费的需求；web2.0的核心是用户，诸多互动工具提供了便利的通道，形成了“去中心化的人与人互动”。即时通信与论坛以及微博的巨大效应正在于叠加了内容与用户，既有内容的聚合，更有用户的聚合。即时通信偏重于用户的聚合，以用户为核心嫁接内容产品；论坛偏重于内容的聚合，以内容吸引用户、影响用户、黏住用户；微博则不偏不倚，既有以内容为核心的聚合，也有以用户为关注点的聚合。

在内容上，从新闻的集散地、观点的集散地到民声的集散地。从信息结构看，论坛呈现树状结构，以公共事件为中心，参与者以各种方式参与到话题讨论中。如果说早期的论坛以提供、各类新闻、信息，关注天下大事、发表宏观高论为主而形成新闻的集散地、观点集散地，那么近些年论坛的议题越来越趋向民生，越来越贴近网民身边的小事、琐事，而成为民声的集散地。诸多在论坛热议并引发舆论监督的事件如“杭州飙车案”“‘被落榜’高考女生”等都是发生在网民身边的“小事”。换言之，网络论坛已成为网民陈述、申诉、表达社会不公的主渠道。根据新闻传播价值规律，新闻的地域性、接近性越强，新闻价值越凸显。当网络论坛成为社会公共领域的“第二法庭”时，其背负的社会责任和产生的影响力自然会扩大。

在用户上，论坛参与者从草根到精英到党政高层领导。这一变化明显反映在人民网强国论坛每年推出的“十大嘉宾”名单上。2003年的“十大嘉宾”中尚有民间保钓人士，但到了2007年，“十大嘉宾”中有七人是社会精英人物，再到2008年，“十大嘉宾”中的七人都是党政领导，包括多位中央领导……此外，强国论坛还组织了各种系列访谈，有“党委新闻发言人系列访谈”“大检察官系列访谈”“全国公安厅局长系列访谈”等。党政高官频频亮相网络论坛，既彰显出高层对网络论坛、网络民意的重视，也无形中增强了网络论坛的魅力，放大了网络论坛的社会价值。

在交互程度上，从早期单向度的话语通道、表达渠道到多向度的话题讨论、舆情收集和问政平台。每一个舆情、每一次网络问政都是对论坛话语的一次总结和再报告，随着论坛品牌的张扬和累积，论坛的影响力最终抵达社会公众层面。社会民意反馈制度化，达到了以“意见”影响社会进程的效果。

创立生态化社区论坛协力社区治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区已成为居民生活的重要物理场所。城市居民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居民也越来越依赖社区，主动地参与社区生活。但是由于空间环境的制约，线下的社区活动常常因难以组织而流于形式。互联网尤其是网络论坛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美国社会学者威尔曼把现代人的组织方式称作“网络化的个人主义”，即脱离传统家庭、单位或社区的“小盒子”束缚，建立起以个人为中心的多元社会网络。北京两个最大的社区天通苑和回龙观，都建有社区网站和社区论坛。居民在论坛上提问、讨论、协商，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强化了邻里关系。尽管社区论坛上的话题在外人看来都是鸡毛蒜皮、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在社区居民看来却是日常生活的“头等大事”。网络论坛的自我沟通能力、协调水平和自发建立的自主协商机制，能够简单而高效地处理可能引发激变的社区问题。对于社区管理者而言，网络论坛的特殊价值正好契合了社区治理的需要。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传统的社区传播渠道不仅覆盖范围过于局限，而且功能也明显不足，逐步嵌入居民日常生活的网络论坛则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将线上线下生活融为一体，弥补了传统渠道之不足，构建了一个全新的网络社区生活。

繁荣论坛，构建生态网络文化。不可否认，网络论坛在为用户创造内容、分享网民智慧上发挥独特作用之余，也为各种不健康思潮、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信息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网络论坛中也裹挟着一些低俗、庸俗和媚俗的内容以及重复表达、没有价值的垃圾信息，高水平的原创能力不足，优秀文化产品相对匮乏；有些网络论坛格调不高、品味低下，损毁着整个互联网的网络文化。网络论坛是用户使用较普遍的互动工具之一，论坛的开放性、分享性和多重传播的效果可以在网络文化建设方面大有作为。可以调动论坛用户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挖掘丰富的中华文化资源并在论坛平台上向全球展示；可以打造个性化、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文化产品并通过论坛向全球用户传播，可以让国际人士直接到论坛与网民对话来传播国家形象，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以用户为中心，进行“文化碎片”的“多节点扩散”。每一个论坛用户都是网络文化的建设者、管理者和传播者，通过网络论坛形成文化建设共识、通过口碑传播扩大覆盖范围，是网络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三、生态网络优化生命样态的可能空间

生态网络社会资源极其丰富，蕴含着丰富的体验性，为生态网络优化生命样态提供了巨大可能。

当前，我国正着力建立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亟需生态化网络社会资源的建设与优质资源的富集，其重要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发展现代远程开放教育。目前，国务院和教育部已经批准建立了国家开放大学，并在该战略平台中植入国家数字化学习技术集成与应用工程研究中心，推进“六网融通模式”，重构传统学科课程，建设海量微课程，重点打造大数据时代的远程开放教育和网络教育，把大学办在社会中。由此逐步建立开放性、标准化、信息化和社会化的巨型学习平台，共享开放的优质网络教育资源，实现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但是社会共享机制的建立，其起点就是要首先建立起各级各类教育体系间、院校间和社会各行业间的共建共享机制。

从上述意义上讲，网络教育优质资源共建共享问题已成为我国网络教育发展，乃至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一个重大而紧要的课题。客观上中国加入WTO后，也曾经允诺我国的教育实现向全世界的“有限”开放。其中，实现对国际远程教育的开放，必然带来国际远程教育资源的涌入。及早建立起优质网络资源共建共享的机制，积累一定的国内资源共享经验，可以为共享国外的优质资源提供很好的借鉴。

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质量管理链中，网络教育资源的质量和应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即使是国内重中之重的大学，光靠一家之力，也不能保证每个专业、每个学科课程都是优质的，何况一流大学与一流网络教育资源之间并不能划等号。无疑，普通高校共建共享优质资源有利于普遍提高质量和效益。对于现代远程教育试点而言，共建共享优质资源更为实现规范办学铺垫了必要的基础。此外，资源建设和使用必须考虑成本效益的问题。网络教育资源建设往往投资较大，如果一所学校独立建设、独家使用，相对成本较高、效益较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办大教育”的穷国来说，资源建设和使用的重复与浪费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必须自觉发挥国家开放大学及其系统的作用，稳步推进国家教育云平台的建设，同时使大学支持联盟、城市支持联盟、行业支持联盟和社会支持联盟获得健康持续的发展，进而为网络社会优化生命样态提供无限多样的可能性时空。

四、生态网络优化生命样态的实践探索

我国在网络社会优质资源建设的实践探索上，前期对高校网络远程教育已投入了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全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年报年检的统计数据表明，67所网络学院开发的教育资源计有：电子图书273981册、录像带420001盘、光盘724032张、网上视频点播课件近490万学时。其中许多教育资源在学校和社会上都获得了好评，并且得到了至少是本校网络学院教学的应用，维持了网络教育的正常开展。

在我国网络教育资源建设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背后隐藏的一些问题。我国资源低水平重复开发的现象仍很严重。各单位的资源开发立项少有查新，既没有充分调研国内外相应资源建设和使用的情况，也没有经过必要的论证、教学设计和人员培训便匆匆上马，加上制作时不遵循也不了解相应的标准和规范，更加剧了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优质资源（包括国家投入巨资立项建设的优质资源）得不到推广应用的现象。如果立项时能经过必要的调研、查新、论证，制作时能进行教学设计、人员培训并遵循相应的国家和部颁标准，加上能建立起资源共享的机制，这些现象完全可以避免。

随着我国远程开放教育迅速发展，政府和各院校越来越重视网络资源共建共享的工作。目前，我国远程网络资源的共建共享大概有四种形式：

一是国家支持建设的大型教育数据资源库和网络资源建设工程项目。其中有些资源库类似于美国的ERIC和OhioLINK项目，如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NKI）和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前者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在内的多个源数据库及中国基础教育知识仓库、中国期刊“世纪光盘”工程项目等多个知识仓库。后者于1998年由国家立项，联合全国35家加盟图书馆开展多种类型资源数字化的工作，旨在建设大型优质中文信息资源库群，并通过高速网络提供服务。此外还有国家投资4000多万元建设的“新世纪网络课程建设工程”，包括300多门基础性、示范性网络课程、案例库、试题库和课程平台。

二是国家建设的远程教育系统――国家开放大学及其系统。作为教育部直属的，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实施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大学，国家开放大学突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限制，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强调优质教育资源的集聚、整合和共享，通过云教室、学分银行和学位转换立交桥，探索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校，是克服应试教育积弊的战略载体，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撑，是一所人人、时时、处处可实现个性化学习和大学梦的国家高等教育大平台。

三是同类型或同地区院校在项目或政府的推动下实现资源共建共享。西安交大、上海交大、浙江大学在共同参加教育部“远程教育关键技术与支撑服务系统和天地网结合项目”的推动下，联合研究、开发远程教育的若干关键技术，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天地网结合的远程教育支持系统，提出基于天地网的远程教育优化解决方案及技术规范；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共建、共享优质数字化课程，实现学校之间优质教育资源及信息的共建、共享和共管。在广东省教育厅的推动下，华南师范大学已与同处广州石牌地区的另外5所高校开展资源共享的探索多年，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四是院校主动提供资源并主动争取与其它院校实现资源共享。华南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对教育部推介和经考察具有一定先进性的网络教育资源，通过必要的技术和教学改建后，正努力进行有偿使用其他院校优秀网络资源的探索。

另一支网络文化的力量不可低估。我国为数众多的中小学幼儿园和大学的校园网，基本上属于门户网站，都可以直接面对社会，向全世界开放。这些校园网对于学校内部来说，往往成为一种参与并促进规范管理、精细管理的“创新催化剂”。校园网的管理信息和教育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进而支持学校管理的精细化和人性化。校园网还可以成为一种有效整合、自主协作的“探究助推器”。教师、学生和家长登录校园网，不仅沟通育人信息，还在网上学习；不仅让教师、学生更方便、快捷地获取自己需要的相关资源，更可以轻松实现集体备课，解决各种育人难题。校园网逐渐成为一种推动并提升幸福成长、弘扬个性的“成长加速器”，成为教师专业发展和自主成长的“加速平台”和学生快乐成长、张扬个性的“提速跑道”。校园网发挥出越来越大的时代文化建设价值，起到社会文化净化的积极作用。

最后，再作一点理论反思。传播学创始人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深刻揭示：“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说来，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则更大。”这可以视为社会责任论在西方产生的背景，该理论针对新闻界一度低俗、黄色新闻肆虐的局面，强调大众传媒在享受新闻自由的同时，必须承当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取得商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社会责任理念是对滥用新闻自由的反驳，同时也提出了一种新的新闻价值理念，一种基于社会责任的新闻价值观，从而为新闻界重新树立了标准：低俗不是新闻。当年《纽约时报》为对抗黄色新闻泛滥成灾，提出“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不污染早餐桌布”，形成一种新的新闻价值观，成为美国社会主流新闻价值的标准。社会责任论及其实践不但适用于大众传媒，对新兴的网络媒体同样适用，因为互联网也存在着新闻传播自由与社会责任的问题。

深入网络社会及其空间之中，可以发现信息已经呈现出无限泛滥的存在形态。面对浩如烟海的网络社会信息潮，当代人学会知道何时可以忽略信息，忽略哪些信息，似乎比获得信息更加重要。这就需要构建生态网络，共建共享美丽网络文化。国务院新闻办有专家曾指出，互联网本身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如果网络媒体传播的内容与社会进步不相容，就违背了互联网本质，就抹杀了互联网的先进性。哲学研究已经发现，在因特网上输入的信息超过人的正常负荷后，信息便不再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反而开始制造压力和混乱，它扰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妨碍了我们深层次的思考，形成了对人类的身心在广度、深度以及强度方面空前的干扰。这符合《周易》中否极泰来的辩证思想。

为此，我们应当引导全社会，逐渐从“读”网页，臻于“写”网页的境界；从静态网络社会，跃迁至动态网络社会；从单方面提供网络信息，臻于共建共享网络文化，群集陶养生命样态。

可以探索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将中华传统美德和互联网这一新型传播平台紧密结合在一起。礼失求诸野。汶川地震中展现出来的网络民意力量，“上下同心同德，共赴时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扶危济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价值观在新时代的体现。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还需要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包括西方文化价值观中优秀的、有益的成分。网络“新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对人类一切文化成果的继承与创新。对西方以经济势力和科技实力等主导的网络文化应采取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态度，吸收其精华，同时对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等文化现象及其背后的价值观进行批判。目前的互联网还是由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网络文化主导，中文网站边缘化，中文新闻网站有失去网络话语权之虞。因此，新闻网站应当承担起在网络上复兴中华文明的责任和使命，对内形成民族文化的凝聚力，提高文化自信心，对外打破西方的网络文化霸权，在国内外重大事件、突发事件中发出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从而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和国际舆论。

第7篇：能源化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动态能力 价值性困境 环境

引言

动态能力类似流程的概念，高管们通过创造动态能力以执行高水平的内部惯例（Winter，2003），获取暂时的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理论体现了Nelson等（1981）的演化经济学，变革的来源是子系统的互动，而非高层管理者；其研究方法建立在Schumpeter（1934）的竞争理论，Cyert和March的企业行为特征，Williamson（1975；1985）的市场、层级与资产专用性等研究文献基础上（Véronique等，2009）。

动态能力理论学派的研究基于简单的理论，看起来能很好地解释复杂的现象：企业的差异之源，可能比社会学中那些复杂的技术更有用（Zahra等，2006）。但是动态能力理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动态能力的含义、动态能力的分析单位、动态能力的框架、动态能力之源方面仍然模糊不清。本文通过梳理动态能力相关文献，总结出动态能力理论和实践应用的价值性困境，在此基础上从动态能力的理论基础切入分析困境的原因，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提出展望。

动态能力理论的价值性困境

（一）动态能力含义的模糊性

Teece等（1997）指出动态是指更新竞争能力以与变化的竞争环境保持一致的能力；能力是战略管理中整合、重构组织内外的资源、技术和能力以符合环境变化的要求的重要角色。随后的研究者们一直未达成一致的观点。有的研究者认为动态能力是资源整合、重置、更新能力（Griffith等，2001）；有的研究者认为动态能力就是组织高阶流程（Winter，2003），是组织惯例（Eisenhart等，2000）；有的研究者认为动态能力是无形的根植于资源可以转换为流程，动态能力是比普通能力高级的能力（Wang等2007）；有的研究者认为动态能力可以转换成普通能力（Paull等，2011）。动态能力的定义含糊，存在同义反复问题（Eisenhart和Martin，2000）。动态能力的定义有待澄清（Wang等2007）。含义的模糊性影响了分析单位（维度）。

（二）缺乏统一的分析单位

理论界试图界定动态能力的维度以方便测量和研究。自Teece（1997）提出动态能力的三维度说后，其后的研究者们受研究样本和研究者主观认知的影响，对于动态能力维度提出各种学说。Winter（2003）提出低阶能力和高阶能力的关系；Danneels（2008）认为动态能力是组织构建一阶能力的二阶能力，二阶能力是动态能力，具体包括市场能力和研发能力。国内的一些学者曾提出三维度说：即适应、吸收、创新（Wang等，2007），四维度说即环境洞察力、技术柔性、组织柔性、变革更新（焦豪，2008），五维度说即组织价值观、个人动态和静态能力、组织的静态能力和动态能力（王文超，2005）或动态资源获取能力、动态内部组织能力、动态外部协调能力、动态资源释放能力、动态信息利用能力（曹红军等，2007），六维度说（贺小刚，2006）等。动态能力分析单位模糊，缺乏客观统一性，导致动态能力分析框架的缺失。

（三）系统分析框架缺失

由于全球竞争环境和商业模式的变化引起产业边界的模糊，定位学派（Porter，1980）的产业选择和产业内定位的分析范式变得越来越无力。演化经济学的动态分析框架将企业视为知识的存储库，从个体和组织的学习过程入手，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通过企业内部子系统层次的遗传、变异和选择，使企业之间相互区别，产生竞争优势和多样化（贺小刚，2006）。动态能力理论的开启者Teece（1994；1997；2007）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建立起路径、位势、流程的分析模式，认为组织发展的先前路径决定组织位势，组织位势决定组织流程，组织流程决定组织的动态能力，从而组织形成新位势，动态能力对组织绩效和竞争优势产生影响。Teece等（2007）改进了1997年研究的逻辑，认为组织动态能力包括组织对机会的感知、抓住机会的能力以及重新组合和重构的能力，他的研究说明了动态能力的性质和微观基础。这些阶层研究方法为定量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Teece之后很多研究者借鉴演化理论的子系统分析方法，在分析组织的具体动态能力时关注组织的流程，尤其是创新和变革的相关流程（Minzgerg，2012）。一些学者从人力资源管理（Rosenbioom，2000）、公司治理（Mayer，2006；Argyers，2007）、关系管理（Gulati，1999；Lorenzoni，1999）、管理决策（Oliver，2008；纪春礼，2010）、产品研发（Smith，2005；Lavie，2006）等组织内部各个流程创新和变革入手，研究动态能力对企业管理和绩效的影响（曹红军，2008），并且这些分析扩展了规范性的分析方法，使实证研究纳入动态能力的研究，但是这种流程的分析方法与Porter创造的企业价值链分析方法差别不大，并且战略的核心方向会逐渐分散成机动的战术策略。一系列的理想行动会使整体活动失去理性（Mintzberg ，2012）。由于动态能力涉及诸多不同的研究单元，如资源、能力、知识、管理、要素等，所以还没有出现一个比较系统的框架（贺小刚，2006）。

（四）动态能力之源的相关争论

动态能力之源的研究关系到动态能力如何培育实现的问题。Teece（1997）认为动态能力是重要的，企业必须通过学习来获得。动态能力的本质是集体学习（Minzberg，2002）。Winter（2000）指出组织对学习达到了满足，能力的进化也同时停止了。Zollo等（2002）从组织学习机制出发，提出学习机制影响动态能力，直接和间接影响运作管理演化模型。但是对于学习的过分强调可能会破坏一个连贯的、完美的可行战略。学习不应该是某种圣杯一样的实务，应该是建立方向感的一种方法。一个企业的战略应该在合适的时候改变，学习可能促使那些没想到或不希望的战略出现，这样组织会失去战略，组织因此被一步步引入困境。另外学习的成本可能是昂贵的（Minzberg，2012）。

借助资源观理论分析范式，Teece（1997）认为学习形成的知识和技能不容易被模仿和复制，是形成独特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是知识的集合体，企业的独特资源、能力源于企业所拥有的难以交易和模仿的知识。企业知识高度情境化，必须通过特定的实践获得。企业知识通过不断学习积累的特征决定了它的难以转移性和不可模仿性，并通过惯例反映到企业行为上（Grant，1996）。但是学习是能力之源意味着动态能力差异会因组织学习缩小甚至消失，这成为学者质疑动态能力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有力证据（曹红军，2008），动态能力理论需要寻求其它理论来解释动态能力之源。

价值性困境之源的分析

动态能力学派试图用组织理论中的认知学派和学习学派的观点，在市场动态因素的影响下分析构建组织产生竞争优势的源泉，弥补资源学派忽视环境、核心能力理论的静态分析的缺点，采用进化学派的分析框架解释组织差异。动态能力理论是组织理论框架中继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之后一个重要的分支理论（Mahoney等，1993）。通过上面的分析，如果说设计学派对于环境分析是静态并且过于简单，定位学派对战略是什么的解释未必正确，那么学习学派的动态能力理论在认知和学习中迷失。动态能力的价值性困境之源源于其分析对象、理论基础和研究过程。

能力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能力理论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结构，其中有两因素说、群因素说、智慧结构说，能力倾向的测量也不胜枚举（孙喜林，1998）。能力理论被应用于组织战略领域，能力理论对能力的研究只是探索阶段，导致动态能力的含义、动态能力之源模糊不清。

认知理论作为动态能力的理论基础，本身是一个缺乏严密系统的思想学派，是一些零散的研究集合；动态能力理论基础之一的演化理论，研究者分析演化过程借鉴学习理论，通过学习培养战略涌现的能力，支持学习学派的学者会发现，当战略进行重新定位时，很少通过正规计划，而是通过一些小决策和行动，经过长期积累达到重大改变。人们的学习认知过程一直没有被清楚地表达出来。如果学习认知能力被清晰的表达出来，它将极大地改变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战略教学和实践过程（Mintzberg，2012）。

动态能力理论除了理论存在模糊性之外，系统分析框架的缺失使其在实践应用性方面对组织绩效存在的差异解释不清，动态能力的过程研究很宽泛，存在用结果解释企业差异而非用过程来解释的问题。如果从能力提升过程研究动态能力对组织绩效的贡献，可能研究对象本身也说不清自己的能力是何时以及如何提升的，从而使研究无法进行。

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对动态能力理论、应用的价值性困境以及困境之源的剖析，对动态能力理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动态能力理论的模糊性以及与实践的背离让人觉得不满意。研究者首先应该弄清楚理论适用的环境，包括组织情境和组织文化。当组织处于高度复杂的环境，制定战略所需的知识非常广泛，如医院这种组织。与Quinn（1980）描述的组织异曲同工：核心管理者可以制定战略，但是政治现实要求战略的实施过程要么是一个集体学习过程，要么是一个取得集体认同的过程。有些组织不断面临新情况，无法形成清晰的战略，这种情况下学习是唯一灵活处理问题的方法（Mintzberg，2012）。在高权利距离组织文化中，讲究等级、领导权威、下属的服从，在这种组织文化影响下动态能力强调的任何有识之士推动战略进程的思想很难实现，因为战略形成的逻辑渐进主义需要政治上的支持和管理中的放权，而高权利组织文化对于权利和等级的观念很难改变。

超越组织边界进行学习。动态能力理论试图将复杂的环境问题和组织内部的学习过程，分解成简单的要素维度进行科学研究和预测，这种研究方法不能满足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动态的环境使组织的无序和混沌增强，为了增强组织的敏捷性和对环境的快速适应性，用简化的战略指导决策，以减少流程，所以不论在学术研究或实践应用中应该跳出流程的规范，发起一些实验行为，以吸纳更多的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如宝洁公司的创新团队独立于公司的任何部门，采用维基的思想，使企业将创新边界由内部向外部拓展，在对需求的认知过程中将顾客和供应商纳入组织创新（von Hippel，2005），使组织对环境的动态感知能力增强，使组织战略不但在组织中的每个角落实现，是组织内部的集体学习过程，而且超越组织的边界，开启了组织战略的另一扇大门。

重新定位领导的角色。战略通常被看做管理活动的高端任务，而动态能力理论假设前提是领导不再事先勾画出深思熟虑的过程，而是对涌现战略的思考、学习，最终推动行动和变革。领导者需要创立一套创新和变革流程，发现可提供动态能力的资源，做造钟者而非报时人。

研究者在实践中催生新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在具体的实践情境中，研究者研究如何有效解决更具体和现实的问题，促进多种理论融合共生。如在研究创新能力的过程中，研究者将心理学的创造力理论、社会学的社会交换等相关理论应用于组织的动态能力构建中，用新的理论解决组织动态能力问题。

在全球竞争环境中，竞争越来越激烈，变革越来越快而不可预测，企业需要运用多种战略获取竞争优势。动态能力理论撼动了战略管理理论界和实践界主流地位的思想（Mintzberg，2012）。希望动态能力理论在不断的应用中发展，成为更有震撼性的理论。

参考文献：

1.亨利・明茨伯格著.魏江译.战略历程[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2.焦豪，魏江，崔瑜.企业动态能力构成路径分析：基于创业导向和组织学习导向[J].管理世界，2008（4）

3.纪春礼.营销动态能力的构成：中国国际化企业视角[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第8篇：能源化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人力资源管理教学要强调亲验性。同时，人力资源管理教学需要中国文化背景。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人力资源管理案例教学的原则。并且对人力资源管理案例教学内容进行设计。

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学习它是为了应用它，以解决我国企业面临的实际问题.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教育工作的产出是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使其在实践中能够运用人力资源规划、甄选、培训开发、薪酬、激励体系，来招聘、保留和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和掌握它的教学方法。对于“人力资源管理”这样操作性和应用性都极强的课程来说，必须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到以“学生为中心”，树立教学为学生服务的理念，必须重视采用体验式的教学方法。同时，在教学中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探索具有东方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的体验式的教学方法。

一、人力资源管理教学需要东方背景

水教授认为:“现代管理学是东西方各国人民生产实践、摸索总结与不断相互学习的共同结晶，一国的管理教育也应该是立足于本国管理实践与管理文化，不断学习借鉴外部成果的教育体系。”他也指出:“要研究东方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在中国企业的实际运用，增强东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可行性，一方面要进一步丰富东方人力资源理案例的研究，尤其要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多年的实践，在融合东方人力资源管理与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探索用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规律;另一方面重视东方文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理的研究。在充分肯定定性研究价值的基上，在适当领域借鉴西方有意义的定量研究。”

二、案例教学法在人力资源管理课程中的运用

案例教学法与传统的课堂讲授方法具有显著的不同。首先是自主性:案例教学法将课堂讲授中教师与学生的角色进行转换，学生成为主角，教师则成为导演或教练，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展示自己的才能，自觉地学习。其次是亲验性:通过案例使学生感受到真实、具体的现实问题，以情景模拟的方式使学生们身临其境，并且运用所学的知识独立地观察、思考、分析问题。第三是交往性: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学生们可以互相交流看法，互相启发，开拓思路，有助于相互沟通。第四是实践性:案例教学的核心在于通过案例分析培养学生形成独特而有效的思维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因而强化能力培养、提高学生素质是案例教学法的一大特色。

三、案例教学设计设计原则

在人力资源教学活动中，所选用案例根据用途可以分为课题引入案例、理论解释性案例、分析讨论案例。其中课题引入案例可以多选用带有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特色的案例，体现教学内容的东方文化特色;理论解释性案例选用带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本土企业的案例，同时兼顾外国企业的典型案例;分析讨论案例选取适合分组讨论或者独立完成的案例，这些案例中矛盾冲突明显且具有代表性。

四、案例教学内容设计

体验式教学内容设计，最主要的就是教学案例的选择。本文研究中将案例分为三大类，课题导入案例、管理理论的解释案例、课后学生的案例分析作业。这些案例要覆盖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具体所选案例见表所示。

从表中看出案例的选择有如下特点，首先引入案例均选择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相关案例内容，这些多是一些历史典故或故事，在教学活动中不占用大量时间，在起到引入课题的作用时体现出浓厚的中国文化特色。管理理论的解释案例选择应该紧扣教学内容，能够对相关理论起到解释与示范作用。课后案例分析作业应该留给学生足够的讨论空间，让学生思考时有一个思辨的过程，同时还要能够复习课程所学内容。无论是解释案例还是案例分析作业都主要以国内企业的案例或国内社会与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对象。

第9篇：能源化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学翻译;源语(source language) ;目的语(target language)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 跨文化合作) ”、“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 ”或“t ransculturation(跨文化交际) ”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 , p277) 。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例如: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富含文化因素最多的一种文学体裁,无论是其形式或内容都充分展现了它自身的文化特性。例如:英语的十四行诗和汉语的七律诗都体现了各自浓厚的文化特色。在翻译实践中,除准确地再现诗的内涵、风格和原作者的思想外,还应译出诗的文化特色。许多翻译技巧,例如增补、注释、回译、替代等,都可以用来解决翻译中出现的文化差异现象,从而使目的语读者能够充分体会源语的文化风格。众所周知,汉语语言重视意合(parataxis) 而英语语言注重形合(hypotaxis) 。汉语意合的典型特征就是语言中有许多无主语句和不完整的句子,但是,在正常的英语语法中,句子必定有主语。因此,在英汉翻译中,可以通过增加或删减主语、宾语、关联词等来实现语言和篇章的连贯以及解决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矛盾。例如,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诗》中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译为了符合英语形合的特征,译者按照英语“主谓宾(svo) ”结构的语言模式,增加了主语“i”、关联词“if”和谓语动词“see”;译者采用诠释的方法,将“床前明月光”译成了“abed , i see a silver light”1替代也是通常用来弥补文化差异的一种翻译技巧。例如:“众人拾柴火焰高”可译作”many handsmake light work”。这里,译者根据英语读者的文化习惯用“众人干活活不累”替代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再如,“胆小如鼠”被译作“as timid as a rabbit”。当汉语转换成英语后,“兔子”代替了“老鼠”,因为英语国家的读者在他们的文化氛围中认为“兔子最温顺”,而不理解“胆小如鼠”。其它类似的例子如下:

如鱼得水like a duck to water

多如牛毛as plentiful as blackberries

一箭之遥at a stone’s throw

水中捞月to fish in the air

身壮如牛as st rong as a horse (陈安定,1998 ,p271)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二、动态对等和文化差异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的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郭建中,2000 , p65) 。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郭建中,2000 , p67) 。形式很可能掩藏源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 as 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 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鹭毛”(郭建中,2000 ,p63) 。再如,英语成语“spring uplike 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 但译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雨后春笋”。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郭建中,2000 , p67) ,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a cold. ”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刘宓庆,1998 ,p122)

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因此,如按照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来翻译,原句译为“他靠传染来思维,象感冒一样获得思想”,这样,原文的真正意义就无法清楚地表达。事实上,在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完全与英文对等的句型来表达同样的内涵。于是,译者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即用目的语中相应的词汇直接说明、解释原文的内涵,以使译文读者更易接受译作。

根据奈达的翻译理论,文化差异的处理是与从语义到文体将源语再现于目的语紧密相联的。只有当译文从语言形式到文化内涵都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精神时,译作才能被称作是优秀的作品。

三、异化和归化

近20 年来,越来越多的翻译者都将翻译视为交际翻译或文化翻译。为处理交际或文化翻译中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差异现象,产生了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理论,从而为解决文化差异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异化,在英语中可称作alienation 或foreignization ,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一种翻译理论。美国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 是异化理论的代表。他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即译作在风格和形式上应完全保留源语的特色,“不同于”目的语,且忽略目的语读者是否接受源语的文化意象。

对于赞成异化理论的译者而言,翻译的目的是推崇文化交流,是让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

因此,译者无需为使目的语读者看懂译文而改变原文的文化意象,相反,译者应将源语文化“移植”于目的语文化中,以让译文读者直接理解和接受源语的文化。在《红楼梦》的英译中,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异化理论,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例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truly , 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郭建中,2000 ,p281)

此处,杨先生直接将富含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转换到了英语中。“storm”和“luck”两个单词在汉语中就是“风云”和“祸福”,在英语中却失去了对等的含义。但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杨先生采用了异化的理论来处理不同的文化意象。再如:“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 heaven disposes”( 郭建中,2000 ,p628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一句源于英语的成语。

在英语国家的背景知识中,只有“神( god) ”,没有“天”。然而, 《红楼梦》是一部贯穿了中国佛教和道第5 期廖　红　如何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457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教思想的中国古典小说。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氛围,杨先生在翻译时根据异化的理论将“天”译作了中国人信仰中的“heaven”,而不是西方人所信仰的“god”。

与异化相反的理论是归化,即adaptation 或domestication。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理论。尤金·a·奈达是归化理论的代表。奈达认为“翻译作品应是动态对等的,不仅表达形式而且文化都应符合目的语规范”(郭建中,2000 , p79) 。对于赞成归化的译者而言,翻译作品时应排除语言和文化两方面的障碍,翻译的责任就是消除语言和文化障碍,让目的语读者接受译作。因此,只追求词汇上的对等是不够的,翻译最终的目的还应是通过将深层结构转换成表层结构或翻译“文章内涵”来获得“文化”对等(郭建中,2000 , p279) 。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 在翻译《红楼梦》时使用了归化的理论。例如,霍克斯直接将英语成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翻译为成语本身的风格,即“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他将带有佛教色彩的“天”译为西方读者更为接受的“神( god) ”。在翻译台湾小说家白先勇的英语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时,译者也使用了归化的方法来处理文化差异。“lyceum”的本意是指在希腊人们观赏戏剧、歌舞或交流学术经验的地方。在英译汉的过程中,为满足中国读者的习惯将其译为“兰心剧院”。“兰”源于中国文化中的“梅、兰、菊、竹”,是一个极富中国文化底蕴的词汇,远比直接将“lyceum”译为“剧院”意义深刻得多;其次,四字词组属典型的汉语特征。因此,“兰心剧院”的翻译是以目的语———汉语作为归宿的。

在翻译中,异化和归化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可以同时为翻译者所使用。通过对翻译所有因素的分析和比较,译者可以使用异化或归化处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以达到不同的效果。例如,当译者想介绍源语文化时,用异化理论来表达源语文化的风格和形式;反之,当译者打算适应目的语读者时,归化应是第一选择。

四、创造性叛逆和文化差异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源语文本还是依照目的语规范再创源语文本使其更像目的语的文本,更能为目的语读者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语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语文本相比较是一种再创造。法国文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认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埃斯卡皮,1987 , p137) 。创造性叛逆是一个与文化差异处理直接相关的术语。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和使用,出现了许多超过原作的优秀的翻译作品。例如,诗人惠特曼认为弗雷里格拉(freiligrath) 翻译的德语版的《草叶集》远远地胜过他自己的原作。

创造性叛逆广泛存在于文学翻译中。它具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是满足目的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和习惯并使他们较容易地接受译作。例如,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小说la cousine bette 和le pere goriot直译为汉语应是《表妹贝德》或《堂妹贝德》以及《高里奥大伯》,但是为了缩短目的语读者和原作之间的距离,翻译家傅雷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和作品独特的背景将这两部作品译为更符合中国读者习惯的《贝姨》和《高老头》。傅雷的翻译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以至原作的法语标题渐渐为人们所淡忘。

二是用强行的方式向目的语读者介绍源语,包括源语的语言和文化知识。例如:在翻译t. s. 艾略特的《j ·阿尔弗雷得·普鲁弗洛克的爱情歌》中的:“should i , after tea and cakes and iceshave the st rength to force the moment to it scrisis !”(谢天振,1999 ,p150)译者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欧化句型,将其译为:“是否我,在用过茶,糕点和冰食以后有魄力把这一刻推到紧要关头” ( 谢天振,1999 ,p150)

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这个翻译的句子无论是从意义还是从句型结构而言,都与他们所能接受的文化相差甚远。但译者使用创造性叛逆的手法再现了源语的风格和内涵。

创造性叛逆的使用为解决许多文化差异上的矛盾和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向。然而,在文学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叛逆绝对不能毫无止境、不经思索的乱用。在使用创造性叛逆之前,译者首先还应遵循一定的翻译标准或原则,例如严复的信、达、雅,奈达的动态对等,钱钟书的“化”等;其次,在处理一些特殊的富含文化底蕴的意象时,用创造性叛逆来满足目的语读者的需要或推介源语概念。

另外,译者应记住滥用创造性叛逆会导致对读者毫无益处的“坏译”、“误译”或“错译”。

从以上所分析的,我们得出结论文化是文学翻译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何处理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直接影响翻译质量和效果。只要译作能够生动、全面的再现源语作品并为目的语读者接受,处理文化差异的方法就是合理的、恰当的且值得在文学翻译领域内宣传和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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