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精选(九篇)

第1篇：现实主义范文

关键词:无边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典型理论

马、恩现实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抽象思辩哲学和自然主义,同时总结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经验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有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法国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的无边现实主义是对马、恩现实主义理论的再探讨。60年代初,围绕卡夫卡作品问题讨论,发展到关于现实主义问题大争论。主要争论的问题是:现实主义的界限以及它在现代艺术中的地位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问题;还有一个极敏感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存在异化现象。加洛蒂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异化,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相通的,“应该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1;在《论现实主义及其边界》一文里,他强调指出“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原理是:世界在我之前就存在,在没有我之后也将存在;这个世界和我对它的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是处于经常变革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对这种变革都负有责任。因而,加洛蒂说:“现实主义是无边的。”

问题在于能不能扩大现实主义的边界来囊括现实主义,能不能因在作品里那怕反映了一点儿现实性就把它看作现实主义呢?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就马、恩现实主义和无边现实主义进行比较分析。这里就马、恩异化观和加洛蒂异化观,马、恩反映现实生活的理论和加洛蒂现实本身无边论,马、恩典型理论和加洛蒂神话理论进行具体分析比较。

(一)

马、恩异化理论和加洛蒂异化理论都涉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关于异化问题的论述。黑格尔把异化概念看作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表现。他把历史上各种人奴役人的形式看作是异化了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越来越失去它的直接性就是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是一种精神活动,一切异化现象都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外化、对象化,自然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对象化,异化具有普遍性。由此看来,黑格尔异化观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费尔巴哈不是从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出发,而是直接用异化概念分析宗教。他认为,上帝是人创造的,是人按照自己的本质创造出来的,人创造了上帝,上帝却成了与人相对立的东西,主宰了人的一切,这就是异化、外化、疏远化。因而,他主张以人的权威代替神的权威,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宗教观。但是,费尔巴哈不强调人的社会性,把人理解为抽象的人,把人等同于生物。由此看来,费尔巴哈的宗教观、异化观是建立在人本学基础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都有自己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用异化劳动理论说明历史,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及一切私有制本身;异化劳动主要表现在工人和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异化。“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劳动者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3。工人和自己的生产行为相异化。劳动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工人在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异化劳动的直接后果就是人性异化,包括工人自我异化。人和动物之间没有类的差别,人退化到动物,人的东西等同于动物的东西,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人丧失了人性就是人的自我异化。人与他人(资产者)相异化,也就是说,伴随着人的自我异化,同时存在人与他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人性复归途径是消灭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使人类获得真正解放,人对人的本质真正占有,人才能向着自身、向着社会的人复归。

加洛蒂异化理论也深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观影响。加洛蒂认为,异化的根源在于现实中存在着某种异己化的社会力量,如他所说:“今天异化的产生不是由于人在自然面前的无能为力,而是由于在显得陌生而敌对的社会力量面前无能为力的感觉。”4异化的中心主题就是有与存在的对立。从文学创作角度,加洛蒂论述了歌德、毕加索、圣佩·琼斯、卡夫卡等人的作品,尤其是卡夫卡的作品完全是异化的形式化。从加洛蒂分析中,我们认识到他的异化观的深刻性。但是,他分析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悲剧,认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与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冲突。表现在于致命的劳动分工、阶级对抗、大多数人受剥削和压迫等等社会矛盾。加洛蒂的分析论述有明显夸大之处。我们知道,这些矛盾冲突都是社会存在的必然现象,而不是与之相对立。

马、恩的异化劳动理论和加洛蒂的异化观都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影响,但是两者基本观点明显存在不同。马、恩认为,废除私有制,扬弃异化劳动,才能恢复被异化的人性;加洛蒂认为,异化是某种异己化的社会力量,异化永远存在着,人性也永远被异化。他找不到人性复归途径,因而,他仅能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唱一曲悲伤挽歌。

(二)

马、恩反映现实生活论和加洛蒂现实本身无边论,实际上表现的是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

在马、恩看来,艺术是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马、恩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社会现实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土壤,艺术是它的必然升华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论述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观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符合实际生活的第二种观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5艺术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既不能“席勒式”的说教,又不能“拉斐尔式”夸大化,艺术要反映现实生活真实关系。列宁发展了唯物论反映论,突出唯物论反映论的能动性方面,强调作家要植根于人民群众生活和斗争之中,用真实艺术形象和艺术典型,描绘出无与伦比的社会生活的图画,反映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毛泽东更强调: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因此,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加洛蒂的艺术观不尽同于马克思主义艺术观。在加洛蒂看来,艺术和现实关系不是简单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而是反映和创造的双重关系。他说:“艺术不是别的,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的生活方式不可分割地既是反映又是创造。”6反映是基础,艺术创造要内在的、辩证地超越反映,从而达到真正的艺术。毕加索胸怀世界,而他的作品则使我们从感受走向构想的世界;卡夫卡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统一的。他生活过的世界和他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加洛蒂反对“黑格尔的传统”的反映论。所谓“黑格尔的传统”就是指把艺术看作借助于形象认识,反映客观的、特定的、十分完整的现实,这一现实可以借助于抽象观念表现出来,而艺术作品仿佛是这些概念的具体插图。加洛蒂所谓的反映,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事件、人物仿制品或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行动,发现它的内在节奏。因而,艺术真正的自由不是消极地反映或图解一种已经完全确定的现实,而是创造一种新现实。理解加洛蒂艺术观的关键在于理解他的现实观。加洛蒂认为,现实不是自然主义者所想象的没有人的事物,也不是浪漫主义者梦想的没有事物的自我,更不是超现实主义者所看重无意识而追求的超现实,而是事物和人在劳动中统一的现实。在加洛蒂看来,劳动是一种现实力量,在劳动中,人类改变着世界,创造新世界。而艺术产生于劳动。现实是人的现实,劳动是人的活动。加洛蒂说:“当现实包括人在内时,就不再仅仅是它存在的意义,而且也是它缺少的一切,它有待于变成的一切,而人类的梦想和民族的神话则是它的酵素。”7正如他在无边现实主义三条原理中所阐明的,现实世界处于经常变革过程中,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变革现实世界,体现了人的能动性,展示了人类的创造力。人类对现实世界的变革要担负历史责任,这是人的历史主动性的体现。这与加洛蒂强调意识是自觉存在的哲学观点是一致的。他说:“唯物主义,即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的主要论点——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从来不可能是别的,只是自然存在——绝不意味一种意识和生活关系机械决定论。”8加洛蒂所谓反映是反映人的现实,反对反映没有人存在的完全确定的现实,同时,人类“按照名为辩证法规律不断超越自己和创造自己”,创造一种新现实。正因为如此,加洛蒂才提出无边的现实主义。他说:“因为现实本身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所以恰恰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是无边的。”9在《时代的见证》里,他又说:“实际上,问题不只是在于知道现实主义,而是在于知道现实本身——人的现实——是否应该有边的问题。”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0“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但是,在加洛蒂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人的创造行为。”“这也是它的终点:使每个人成为一个人,即成为一个创造者,一位诗人。”12他认为人是唯一能通过劳动来自己创造自身历史的动物。加洛蒂的人是创造者的观点完全夸大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观点。加洛蒂强调人在现实中心位置上存在。他说:“一切真正的艺术品都表现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一种方式”13,把人作为艺术现实的主要因素,排除了一切封闭的现实主义观念。但是,他宣称:“从斯丹达尔和巴尔扎克、库尔贝和列宾、托尔斯泰和马丁·杜·加尔、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里,可以得出一种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标准。但是如果卡夫卡、圣琼·佩斯或者毕加索的作品不符合这些标准,我们怎么办呢?应该把他们排斥于现实主义亦即艺术之外吗?还是相反,应该开放和扩大现实主义的定义,根据这些当代特有的作品,赋予现实主义以新的尺度,从而使人们能够把这一切新的贡献同过去的遗产融为一体?我们毫不犹疑地走了第二条路。”14加洛蒂只用艺术标准来确定现实主义,而忘记了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现实主义,因而扩大现实主义的边界,容纳‘现代派’,这难道不是忘掉历史标准,用一只眼睛看问题吗?

(三)

典型理论是马、恩现实主义一个重要部分。马、恩要求作家如实地叙述,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现实生活,按照艺术规律创造典型形象。一方面要真实深刻地展现一定时代历史内容和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要描绘出人与环境之间真实关系,从而达到一种艺术真实,“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典型理论使马、恩现实主义最终与自然主义划清了界限。马、恩强调典型必须对人物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决不能让个性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反对纯粹的自作聪明的“恶劣的个性”。同时共性包含于个性之中,恩格斯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一定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15要求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典型人物要达到合乎生活规律性和合乎目的性统一,体现一定历史发展趋势,表现一定的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关系。

神话理论是加洛蒂无边现实主义的重要内容。但是,加洛蒂在许多地方消解马、恩典型理论。在环境和人物关系上,加洛蒂认为环境和时代对一部作品的产生起着某种主要作用,然而并非作品的成分,它们存在只是向人提出问题。马、恩要求作家担负起无产阶级艺术使命,加洛蒂却认为艺术的作用不在训诫人而在提醒人。马、恩要求通过创造典型形象达到高度的艺术真实,而加洛蒂认为,艺术真实首要因素是人的作用,“艺术真实是一种创造,即通过人的存在来改变日常现实的面貌。”16加洛蒂消解、放弃马、恩典型理论,他提出了自己的神话理论。加洛蒂认为,艺术创作是内心世界的客观化,也是与其他人的会合。艺术要创造一种新现实,正如毕加索在《奇迹国里的阿里斯》的画中,猫已经完全消失,阿里斯还见到猫的一掠而过的微笑,这不是一种奇迹,而是毕加索创造的一种新现实。从美学本质上讲,这是在人类存在的暂时表象和转瞬即逝的表现之外重新创造人类存在的深刻真实的现实。创造新现实就是创造神话。关于神话,马克思和加洛蒂对它的看法也不尽相同。马克思认为神话是一种幻想的艺术形式。关于神话,他论述到:“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力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实际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形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7而加洛蒂认为,神话是一种创造的艺术。它通过虚构凝结、转变为本质的东西,神话是现实内心客观化虚构艺术。他说:“神话,也就是具体而拟人化地表现这种意识:即对自然界和社会中人类尚未主宰的领域里所缺乏的和有待于创造的事物的意识。”18神话世界应该和现实世界是统一的,因而,神话的根本特征是揭示性特征。它借助于幻觉,把现实符号或“密码”重新组合,创造一个幻想的、虚构的神话世界,人类的渴望、未来都在神话的缩影里被反映出来。这种神话表现人类特有超越自然的主动性,体现人类在现实存在中的顽强意志,把目前现实变成神话,变成尚未存在东西的密码艺术,从而给予我们对它的无限尖锐意识,人类全部可能的无限性就体现在这里。在加洛蒂看来,毕加索、圣琼·佩斯、卡夫卡创造一种现实主义标准:这种现实主义表现在现实中存在,通过艺术创作的客观化,呼吁人们超越这个世界,唤起人们对现存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的疑问和焦虑, 正如他评论卡夫卡所说:“像一切神话的伟大创造者一样,卡夫卡看到和创造了形象和象征,觉察并暗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把经历和梦想,虚幻甚至巫术,合并成一种看不见的整体,而且在感觉的印象和重叠之中,使我们每个人想到日常事物的轮廓,隐蔽的梦想,哲学和宗教的观念,以及超越它们的愿望。”19神话创造者都是启示者,见证人。加洛蒂对诗歌有类似观点,诗歌就是启示,诗歌要表现人和正在变化的世界的一切。圣琼·佩斯全部诗学都汇聚在这一点。加洛蒂最后结论是:当代现实主义是神话的创造者,是史诗般现实主义,是普罗米修斯的现实主义。

综上所述,加洛蒂所说现实主义,就是指那些不断地对现实表示疑问别和提出问题,并且用神话式虚构来创造的艺术。由于加洛蒂强调人在现实中存在,人是创造者,他的现实主义观有合理之处,但是,他也有过分夸大之处。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把一切艺术都归入现实主义,即使强调人,也不能把现实主义扩大到无边的地步。现实主义是有边的,因为现实主义是一种理性主义,尽管现代主义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它也是有边的。马、恩现实主义从来不认为能够容纳一切,它始终是发展的。马、恩现实主义强调的是艺术基本原则的不可动摇性。60年代初,苏联文艺界曾暗中悄悄兴起一股‘无边现实主义热’,但随着苏联思想界的渐渐宽松,艺术有了自由天地,‘无边热’就悄然消失了,这不正说明无边现实主义的艺术生命力吗?探讨马、恩现实主义的基本态度是尊重马、恩现实主义基本原则,发展马、恩现实主义。

第2篇：现实主义范文

近年来事情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国产电视连续剧不仅在思想艺术性方面不断强化，导演的水平也有相当大的进步，国产电视连续剧正在变得越来越好看了。一些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热播热议，譬如《长征》《咱们的领袖》等。这类描写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和真实历史人物的作品，从文体特征上论，应该归于史诗类。而另一类被称之为革命斗争传奇的作品也有空前的收视率，如《星火》《亮剑》《暗算》等，这类作品的故事和人物则是虚构的。这些制作与国外的电视剧相比毫不逊色！

国产电视连续剧质量提高的原因

一剧之本是影视作品成功的关键。前些年的娱乐片多由草台班子临时强拉硬凑，这样的剧本决定着电视剧的品质不可能很好。近年来许多优秀电视剧则多改编于作家的作品，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于刘恒，《激情燃烧的岁月》之于石钟山，《星火》之于韩毓海、刘毅然，《暗算》之于麦家，《民工》之于孙惠芬，《亮剑》之于都梁等等。中、长篇小说的文学基础使得电视剧的情节、人物和语言有了可靠依托，从而也逐渐体现出风格化的特点，不再千人一面或一个口吻说话，人物也有了个性化的语言表达。文学介入影视，直接促进了影视作品质量的提高，此其一。

其次， 由于电影商业大片实际存在着的行业垄断（从事中国商业大片生产的不过几个人），把众多优秀的电影导演和很有艺术才华的电影演员逼到电视剧的创作中来，不仅使电视剧的镜头更有意味（如小制作《暗算》），而且也实际形成了培养影视演员和公众明星的机制。许多演员和明星不是从电影走出来的，而是通过电视剧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如唐国强、焦晃、陈宝国、陈道明、柳云龙、李幼斌、孙红雷等。

再次，在电视剧的创作和播出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和电影一样形成了明星制。一部作品成功与否，不仅要看宣传发行的情况，更要看当红明星能否引起社会预期。还有，演员在拍电影时往往把它当“艺术”对待，结果却因拘谨生硬限制了才华。而在拍电视剧时则相对放松和自然，这反倒把演员的才能充分调动并展示了出来，所塑造的角色也因此变得真实感人，这实在是个有趣的现象。

现以电视剧《暗算》举例。这部戏是由作家麦家的三部中篇小说改编的，据说导演柳云龙在把小说改编成剧本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三个独立成章又相互有着内在联系的中篇，构成了具有强烈命运感的长篇叙事作品。从实际播出效果看，相当广泛的收视率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证明了它的成功。我个人的看法是：这部电视剧把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民族的最高利益与个人的信仰选择之间的辩证关系，诠释得丝丝入扣又引人入胜！同时也把“自然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关系，揭示得相当深刻，因此是近年来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戏。《看风者》的主角是一位叫阿炳的盲人，眼虽瞎心却异常敏感，“自然道德”赋予他判断好人坏人的基本道德标准。因此他把母亲和引导他走向革命道路的“安同志”视为知己和恩人，而把生了“不是自己孩子”的妻子视为不可饶恕的坏人。有关道德的冲突和对抗使阿炳由新生走向毁灭，从701破译局大英雄的光环中步入暗淡的个人归宿，有着强烈的命运感和悲剧色彩。《捕风者》的主角则是位年轻漂亮的女数学家黄依依，这是位有着传统家教和西方知识背景的新潮女性。追求完美爱情的心理冲动属于女性的“自然道德”，而在社会道德层面，黄依依又是一个被称之为“乱搞男女关系”的人。黄依依当初并不是为了破译“高密”而到701破译局的，她答应接受破译任务只是为了爱情为了得到安在天。同时，作为人个信仰选择，黄依依与当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大同小异：不喜欢过问政治，却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同情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却又不接受共产主义；总想在大洋彼岸为现实中国找寻一条民主之路，却又改变不了梁上君子的尴尬处境，等等。新中国建立后，黄依依响应的号召从美国回国而成为建国后的首批“海归”专家。这个人从爱情至上到国家利益至上的转变，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道德感召力的佐证，也是革命营垒包容性的体现。第三部《捕风者》是全剧的华彩乐章，也是对前两部戏的思想统领。如果没有第三部对上世纪30年代共产党人斗争生活的描述，前两部戏似乎白白做了铺垫。同时也解释不清革命是怎么发生的，信仰之于共产党人为何如此坚定执著，新中国又是如何来的……这些问题都是要在第三部说清楚的。《暗算》第三部，以安在天的父亲钱之江的地下斗争传奇，以他雄辩的台词问答，以他舍生忘死而又大智大勇式的牺牲，使片尾响起的《国际歌》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同时也对《暗算》迷宫式的叙事做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因此，我认为《暗算》是高唱国家主义的作品，而这一点也正是多年来被一些文学艺术作品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倒是应该向美国影视作品学习。他们的大片和电视剧从来都是表现“三个主义”的：一是建立在美国价值观念上的所谓人道主义，这在《拯救大兵瑞恩》里有着纵情的表现，为了一位普通美国士兵的生命安全可以大动干戈雷霆救兵。相反，死了那么多伊拉克平民，在美国人眼里却是以视之而罪有应得，这就是美国式的人道主义。二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英雄主义，施瓦辛格专门饰演这类孤胆英雄，且永远有美妞相伴。三是强烈的美国国家主义色彩，即美国利益至高无上。这三个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的“主旋律”。然而，我们那些仿造的商业大片有这些吗？我们的影视剧作品为什么对中国的国家主义和主流意识形态讳莫如深呢？中国文化人的民族气节和道德感哪里去了？为了彰显“三个主义”，美国影视剧还有着“四大叙事策略”：一豪华盛大，二暴力打斗，三美女艳情，四悬念推动。这些主义和策略背后，则是强大的资金撑持和市场运作，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是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并由此构成了美国强权政治的“软实力”（相对于军事打击和经济侵略的硬实力），以巨无霸式的市场占有形成话语霸权，推行美国式的价值观和实现美国的世界战略。中国商业大片连美国电影的“四大叙事策略”都没悟透，更难解“三大主义”的精要。因此中国商业大片形不足魂更不足，画虎类犬，像个憋三儿。每当影视界人士高喊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时，我便产生滑稽感：这个世界究竟在哪儿？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一部作品是否走向了世界？说穿了，这个“世界”并不包括亚洲拉美，更没非洲什么事儿。这个所谓的“世界”甚至不包括欧洲，而是特指美国――这与文学界的“与世界文学接轨”说，同出一辙！问题在于美国的奥斯卡电影奖不可能授给中国，美国电影人不会傻到为支持东方文化大国――中国的大片而踹了自己场子的程度。美国人不会允许中国影片打破美国电影垄断市场的格局，中国大片每次从奥斯卡奖铩羽而归就是明证。受美国电影奖和中国观众的双重奚落，这是中国电影界共同的尴尬与耻辱。

中国电视剧正是从这种教训中总结并开辟了自己的道路：那就是扎根本土面向大众，踏实创作不图虚名。中国电视剧的进步对中国电影是有借鉴意义的，十几亿观众是最大的市场最大的票房。中国影视只有搞出中国文化特色，才可能登堂入室自创一派，学别人的东西永远不可能成为一流，当个二流已属不易。问题还在于，主管部门能否像韩国政府支持韩剧一样支持中国的电视剧，早日变“韩流”为“中国流”？

底层叙事与电视剧创作

2004年以来，中国文学界陆续涌现了一批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小说。如曹征路的《那儿》《霓虹》，陈应松的《太平狗》《马嘶岭血案》，刘继明的《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大嫂谣》，胡学文的《命案高悬》《淋湿的翅膀》，马秋芬的《蚂蚁上树》，荆永鸣的《北京候鸟》《大声呼吸》，陈昌平的《英雄》《肾源》，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野炊图》，葛水平的《地气》《喊山》等等。另外，以打工作家为主体形成的“打工文学”也以其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而引起阅读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且同时出现了“打工艺术团”的艺术与音乐实践。“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成为他们的口号。

在电影界，以第六代导演的转型为标志的“新纪录运动”，也拍摄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和民生疾苦的影片，如贾樟柯的《三峡好人》，王兵的《铁西区》，杜海滨的《铁路沿线》，李扬的《盲井》等。此外还应该包括第六代导演之外的赵本山的《落叶归根》（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底层叙事的作品，应该引起重视和讨论）。

在戏剧领域，黄纪苏的《切・格瓦拉》《我们走在大路上》，因多媒体戏剧的形式和别开生面的内容，而在文艺界和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与激烈争论。

在电视剧领域，《民工》与《星火》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分别创收视率的新高。同时，《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姊妹篇，反映都市平民生活的《亲兄热弟》也广受好评。

与以上艺术创作实践相对应，《小说选刊》《天涯》《上海文学》《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等部分文学核心期刊纷纷推出理论文章，对“底层叙事”和文学的“人民性”等重大问题进行研讨和论辩。“底层写作”属于文学界观念领域的重大变革，从而也引发并形成了新一拨的文学思潮。

这一思潮的形成与近年来思想理论界的争论密切相关，争论中各种不同声音集中于2006年，因此2006年又被称为“反思改革年”，其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下几个关键问题上：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还是要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改革究竟依靠少数知识精英，还是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人民群众是改革的动力，还是改革的包袱必须甩掉；等等。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看出，国产电视剧的一些优秀作品，自然与这场争论以及底层叙事的文学思潮有关。从实践的效果看，《小说选刊》2006年改版后，旗帜鲜明地倡导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积极支持“底层叙事”作品，努力使当代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建立有效联系的办刊主张，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刊物发行量猛增了40%，这在文学期刊订户大面积下滑的今天，堪称一个奇迹。经过本刊选载推介的底层叙事的作品，也多被片商和导演所看重。

根据左翼作家叶紫的三个短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星火》，就是近年来“底层叙事”大潮中涌现的优秀之作。该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后，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创中央电视台近10年来收视率的纪录。中央电视台四个频道先后播了4次，观众达2亿人次。不仅一般观众反映强烈，思想理论界也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形成网上热议。需要说明的是，该剧是在《大唐王朝》等大制作的前后夹击中冲绝而出的。虽然反映的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却与现实生活中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情感表达息息相关，这是《星火》成功的关键。导演刘毅然在选择演员时，一反常规地把外形漂亮作为一条重要标准，这与那些有意无意丑化农民，一拍农民就歪瓜裂枣的做法划清了界限。同时，对地主形象的处理也避免了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倾向。《星火》的成功，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说明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更是一种价值观念。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和价值取向，文学艺术就会受到观众和读者的欢迎。那种精英主义的创作理论和方法，只能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引向绝境。

国产电视剧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电视剧创作也和文学创作一样，面临着如何认识和把握现实生活、如何认识和理解当下读者观众的需要等问题。这是有难度的，但首先是认识上的难度，即认识生活把握时代的难度，而不是艺术形式上的难度。这些年来大家把形式探索求新看得比作品内容还重要，唯艺术而艺术，唯形式而形式，从而把认识生活的难度有意无意忽略了，因此创作离普通民众越来越远，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在艺术的源流关系上，这些年来文学创作上的问题是：重模仿西方，轻体验本土；重人个人想象书斋写作，轻了解社会认识时代。表现在电视剧创作方面，历史题材多于现实题材，戏说胜过正剧。演滥了清宫戏，再拍明朝那些事儿，创作资源枯竭，创作路数狭窄且互相撞车。即便在历史题材领域，也实际存在着思想偏移、人物符号化的倾向。在此，我想举都梁的作品《亮剑》为例。

《亮剑》是一部反映八路军129师抗日军事斗争历史的长篇连续剧，该片的编剧之一江奇涛，非常明智地截取了同名长篇小说的一部分作为拍摄内容，而把“”时期的故事放弃了。我个人认为，长篇小说《亮剑》只是半部成功的作品，说明作者在艺术上还有待成熟，在叙事文体的写作方面尚缺乏训练和长期实践。具体到人物设置和性格刻画方面，也有前紧后松之嫌。作品主人公李云龙是位草莽式的英雄，作品围绕他的成长史展开叙述。在艰苦卓绝又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里，李云龙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灵活多变的斗争策略。在具体的战役指挥方面，更显示出一名军事指挥员的决断力和战役指挥能力。这一阶段的李云龙呼风唤雨个性张扬且又语言生动，在艺术上大放异彩。李云龙在以往文学作品的人物画廊中从未出现过，因此是都梁在艺术上的创新与突破。并且，在团长李云龙与政委赵刚关系的处理上，也与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传统大不相同。不过我仍感觉这部戏在结构方面有些失衡，人物性格刻画在抗战结束日军受降之时已经完成（作为“成长”主题的作品，主人公的性格塑造一旦完成，作品也就到了收官阶段），主角李云龙在余下的戏里变得可有可无。除了搞对象上军校之外，似乎无事可做。人物的性格塑造离不开与环境的关系，特别是人物与环境之间的对抗关系，才构成人物的命运。长篇叙事作品不仅要讲故事，更要表现命运和命运感。然而李云龙在进了军校之后，除了调皮捣蛋别无长处。他甚至没有丁伟对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也不及孔杰对朝鲜战争痛切总结的思想深度，更不及赵刚对党内腐败现象的理论前瞻。作为“铁三角”之一的李云龙，其个性光彩完全被他的三位战友盖住了。因此，《亮剑》的剧情并未结束于当止之时，而是强拉硬抻至1955年的授衔。我想都梁不会不懂得命运感对于一部长篇叙事作品的不可或缺，因此他的小说在后半部分试图着力表现这一点。然而人物有他自己的行为惯性和性格发展逻辑，他往往不听命于作品主诉人的主观安排。如果作家不遵从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就会使人物性格产生断裂，俗话说就是把人物写折了。《亮剑》前半部写的是李云龙草莽英雄的成长史，后半部至“”时却变成了一位哈姆雷特式的悲情主人公。李云龙毕竟不是赵刚啊，也不可能成为赵刚。

电视剧创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主创人员过分相信所谓的“编剧法”，如“误会法”“突变法”等等。一旦情节卡壳发展不下去，便人为制造误会让人物之间产生矛盾，以便推动情节继续前进。当情节推动渐显平淡时，故事中的人物不是出车祸就是得了不治之症。这样的人为设计多了，就会让观众产生似曾相识的雷同感，观众就会游离剧情发展而对情节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生活有自己的主题、情节、人物、细节等待开掘；现实生活的复杂丰饶，永远大于作家的艺术想象。没有眼睛向下的精神，缪斯的想象力不会无端降临头上。相信生活比相信编剧法重要得多！

在这方面我想举《亲兄热弟》为例。这是继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后，又一部反映都市平民生活的作品。两部作品体现着相似的主题：“中国老百姓像地上的草，种长，不种也长，小人物中见大光辉！”前些年，为艺术而艺术，为形式创新而创新的做法很时尚，以至于有的专家形象地挖苦道：“作家被形式创新这条狗，撵得连撒泡尿的工夫都没有了。”《亲兄热弟》却能以补素的语言和简洁的形式表现普通民众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不玩花活，这一道德和艺术勇气让人十分钦佩。人民群众的命运沉浮和坚忍的奋斗精神以及含泪的微笑，这才是最为生动的艺术表达。只有人民的这种为而不有，厚以载德的高贵品质，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那种为艺术而艺术观点，那些总想在大洋彼岸为现实中国寻找出路的所谓知识精英们的言论，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他们忽悠中国老百姓二三十年，我们曾经上当但不会永远上当。

《亲兄热弟》写了一家哥儿四个，老大于大海善良窝囊很像贫嘴的张大民；老二于大涌经营一家私人公司，有点自顾自；老三一心想着结婚的事，却意外查出了败血病需要骨髓移植。这就牵出另一位重要人物，老四于大水。而这位于大水从小因家庭生活困难被送人做了义子，又因一时冲动过失伤人而在监狱服刑。但只有于大水的骨髓能治三哥于大江的命，作品围绕性格各异的兄弟四人之间的矛盾冲突铺陈剧情。我个人认为，陈建斌饰演的四弟于大水在艺术上是很有光彩的。如果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隐约有种苟活哲学的味道的话，那么《亲兄热弟》中的于大水则在与环境的抗争中显示出人性的光彩，作品的批判意义也随之凸显出来，我认为这是《亲兄热弟》思想艺术性高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地方。

但是这部作品也同许多电视连续剧一样，有拖沓注水之嫌。细细究之，恐怕还是与金钱有关。作为影视作品的投资方，最大限度地谋取商业利益这无可厚非；片子长度不够，当然会影响广告收入。然而艺术创作又有自身规律，并非可以任意长短。这就产生了一个深刻的矛盾，投资方与影视人之间的想法不同，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电视剧生产过程的苦衷。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国家增加投入，积极扶持优秀国产电视剧的生产，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国产电视剧能否被亿万电视观众赏心悦目地接受，也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如果让美国的影视作品充斥我们的文化市场，势必会削弱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核心价值观念的表达，斯事重大！

简短的结语

在我即将结束这篇文章时，书架上的一本书突然跳入眼帘，这就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的小册子，《1999，不战而胜》。历史已进入到2007年，我禁不住嘿嘿地冷笑。这位帝国主义预言家的预测落空了，仍在东方上空徘徊！曾几何时，苏联东欧的解体让西方政治家们欢呼雀跃。就在那一年的冬天，老布什在美国国会宣布：今天戈尔巴乔夫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冷战结束了，你们赢了！国会议员们全体起立鼓掌，个个热泪纵横，掌声经久不息。在美国人看来，历史终结了，今后全世界都要按照美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出牌了，道理异常简单――我是赢家！

第3篇：现实主义范文

关键词：超现实波普；波普艺术；超现实主义；当代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星星美展”开始，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当时还处在一个地下的状态，到了21世纪被大多数人当作时尚潮流一般追赶。我们80后一代在也是在听着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王广义中国当代艺术“F4”的名字，听着“玩世现实主义”、“泼皮现实主义”等中国当代艺术的摇旗呐喊中成长。

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这个年轻却被资本过度偏爱的市场，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经历兴起、发展、高峰和低潮的过山车式发展。时光回溯2004年10月的香港苏富起拍首场“中国当代艺术专拍”由此揭开中国当代艺术品全方位正式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序幕。2006年3月，张晓刚《血缘：同志第一百二十号》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被拍到了98万美元，相当于900多万人民币，一下子将中国的当代艺术推向高潮。一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上的持续走高始终无法掩盖其在全球艺术话语权的缺失。因为标准和话语权才是中国当代艺术及其市场持续发展的基石与动力。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艺术通过经过借鉴外来现代艺术样式，在其自身的地域背景和文化语境下，逐步的提炼出自己的一种语法――超现实主义波普。

波普艺术20世纪50年代初萌发于英国，50年代中期鼎盛于美国。作为现代商业文化的一面旗帜，对中国艺术发展的形态也起到了积极推进的作用。1992年初，以王广义（《批量生产的圣婴》、《中国温度计》1992）、魏光庆（《红墙系列》1992）、李邦耀（《产品托拉斯》1992）、任戬（《东经115℃北纬40℃》1990）等湖北艺术家为主体，构成了中国90年代波普艺术潮流初期的主要力量。他们努力从“高雅病态”中解脱出来，力求破除所谓的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之间的界限。随之而来的政治波普艺术家的主要代表有余友涵（《招手》1990）、《你办事，我放心》1991）、王广义（《大批判》系列1991～1996）、张培力（《1990的标准音》系列），1991李山（《胭脂》系列1992～1997）、魏光庆（《色情误》系列1994）、唐志冈（《开会系列》1997）、张晓刚（《大家庭》系列1996）等。政治波普以其中国政治形象和符号在全球的当代艺术视野中赢得了关注，并在其艺术市场的作用下产生了持续性的衍生现象，更多的艺术家利用中国的政治形象和历史碎片组装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波普艺术。

艳俗艺术作为一个现象被认为产生于1996年的“大众样板”、“艳装生活”这样的展览。艳俗艺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要把中国以来的革命文艺和90年代以来的流行文化作为他们创作的出发点。艳俗艺术家刻意表现“庸俗”、“艳丽”，充满来自商业和消费领域的平庸感，直截了当的利用和拼凑中国式的视觉符号，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治性符号。

中国的波普艺术一方面得益于市场经济、现代化商业和信息化社会、图像时代的发展与推进，另一方面它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波普艺术”。但是，由于艺术家的“明星效应”，艺术品的产业化和产品化，艺术市场的不规范性给中国当代艺术带来了诸多弊病。它对中国化符号的过度挪用和对中国以来这一时期的过度描述使其已经脱离了当代艺术的范畴。

北大教授，著名美学博士彭锋在《流动艺术――超现实波普》一书开篇中提到：“众所周知，超现实和波普艺术都已经成为历史。超现实主义有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历史，波普艺术的历史也超过了半个世纪。如果今天有人再画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式的超现实绘画或者沃霍尔（Andy Worhol）式的波普绘画，那就是不是当代绘画，无论在这些绘画作品中渗透了作者们怎样的关于艺术的自我理解。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两种风格结合起来，形成超现实波普，它就有可能成为当代艺术，而且在这种结合之中，必然渗透了艺术家关于艺术的自我理解。”

中国当代艺术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借用了波普的艺术方法和形式，成功的推动了当代中国艺术形态的历史性变革。同时，中国符号的愈演愈烈使得我们开始不满足于这种符号化的误读，艺术家所表达的情绪和个人诉求开始冲破符号的限制走入“超现实波普”的时代。以 “超现实”、“超理智”的梦境为艺术创作源泉，认为只有这种超越现实的“无意识”世界才能摆脱一切束缚，最真实地显示客观事实的真面目的超现实主义；直接借用产生于商业社会的文化符号，切断艺术一向遵循的高雅与低俗之分，将商业浮华，市侩贪婪的本性带入艺术的波普艺术。原本势不两立的超现实主义和波普艺术在21世纪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风格，也就是超现实主义波普（Surrealist Pop）或者波普超现实主义（Pop Surrealism）。

21世纪之所以盛行超现实波普，首先它符合简单、直接、刺激眼球的21世纪视觉经验。随着全球化、审美化的深入，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人们对“精英文化”就是高雅，“大众文化”就是低俗的划分感到厌倦。超现实波普的出现，体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由势不两立走向融合的趋势，也打破长期以此分类的必然性。波普式的文化态度与思维方式得到延伸，使人们更加容易解读艺术，并真正开始走进艺术，打开审美的局限。

其次，中国传统绘画中将物象随意列置并冲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其审美思想讲求内容美和形式美。中国传统艺术本身的超现实主义倾向，使中国艺术家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发泄，将潜意识中纠正现实，改变现实，创造出形形奇幻的形象。而西方绘画则严格遵守空间和时间的界限，着重再现与写实。西方的绘画从19世纪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到20世纪野兽派、超现实主义等，这些从“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变，都说明超现实波普在中国盛行的既然结果。2011年7月30日，“悦”美术馆以《流动艺术――超现实波普》为开幕展绚丽启幕，分别从国际语境、社会现状、观念、文化及心理等方面选取了潘德海、唐志冈、岳敏君、方力钧、刘野、瞿广慈、陈飞、江衡、李继开、韦嘉、熊宇等一大批超现实波普作品。宣告着在新兴的超现实波普中，中国艺术家由边缘走向了中心，由配角成长为主角。

与此同时，早期的新现实主义、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艳俗艺术被指借鉴西方艺术流派，受到缺乏创造性的指责。并在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这些简单、粗暴的符号背后却带着沉重的表达。相对而言，跟超现实主义结合形成的波普超现实主义，显得更加轻盈。精美的画面，向唯美主义趋势发展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很快放弃掉借鉴的标签，以波普超现实主义视角来重新解读，使中国的当代艺术有了全新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彭锋，鲍禹.超现实波普：当代艺术的一种新样式[M].江西美术出版社，2011.

[2] 高名潞，等.中国当代美术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 吕澎，易丹.中国现代艺术史[M].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

[4] 吕澎.中国当代艺术史[M].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

第4篇：现实主义范文

作为天津人艺排演的一部大戏，在首都剧场上演的话剧《望天吼》有着“进京赶考”的心态。从3月8日到11日连演4场，票房收入23万元，这个成绩让导演王延松很满意。外地戏剧进京上演，在操作上难免不大从容。而且“现在的戏剧倾向于依赖于明星路线，《望天吼》没有明星演员，就是靠戏本身打动观众。在刚过完春节这样的票房淡季，能有这样的成绩，说明戏本身是站得住的。”

《望天吼》把时间设置在1931年“天津事变”前后。“望天吼”是一樽玉制的祥兽，溥仪在被逐出故宫时，将其从天安门华表上取下，一直随身携带。蜗居天津的溥仪迫于生活压力，让贴身的太监将其卖给了“恒雅斋”古玩铺的老板赵如圭。但日本特务佐藤想从他手上收购“望天吼”，以便作为溥仪在伪“满州国”登基后的信物。为此，佐藤不断设计陷害，以迫使他交出“望天吼”，但承担着国仇家恨的赵如圭最终炸毁“恒雅斋”，与对方同归于尽。

在剧中，观众可以从鬼市、“洗三”、天津时调、“娃娃大哥”这些元素里体会到天津的味道，但王延松认为，仅凭地域色彩还无法让人物立起来，他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这些元素表现民族危急时“天津人的活法”，希望能让观众充分理解人物行为的心理动因。“比如我在开场时选用的靠山调，就是砍头时囚徒的唱词。天津人在掉脑袋之前都要唱两口，他们骨子里的豪情不是为了民族大义而准备的，但一旦到了生死关头，会自然流露出来。”

为了保证戏能在首都剧场站得住，王延松在听觉和视觉效果上做足了工夫：舞台设计成上下两层结构以突出空间感；引入法国式的梯子：来表现天津码头的殖民地风情；在炸毁“恒雅斋”时，耀眼的镁光灯和仿真的爆炸声把剧情推向顶峰，引来观众长时间的鼓掌。

“站得住”是王延松导戏时追求的标准。执导过不少原创剧作的他感到，一个戏很难“一部到位”，需要在不断地重演中，经过导演和演员的打磨，才能最终成为经典。比如《茶馆》这样的戏，内涵精深得几代人都演不完，就是人艺几代导演和演员不断为它注入新的内涵的结果。“但前提是，这个戏必须能保证持续不断地上演。”

根据他的经验，最终成为经典的好戏，一般都不是那种过分看重观念的戏，而是讲故事的戏，“讲好一个故事，是观众对戏剧人的基本要求，也是最高的要求。”1988年，他去美国访问时，虽然美国的实验戏剧方兴未艾，但美国的剧场上演率最高的，还是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等人的作品。这坚定了他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走下去的信心。

曹禺曾说过一句话，“现实主义也不一定那么现实。”这让王延松揣摩了很久，按照他的理解，“现实主义只是一个讲故事的框架，它本身不是僵化的，里面的内容必须被不断刷新。”2007年1月，他改编的曹禺作品《雷雨》在上海演出，剧将尽时，侍萍感慨地说：“人心靠不住，并不是说人坏，我是恨人性太软弱，太容易变了。”这个细节在老版本的《雷雨》中从没出现过，是他用前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对人物做出的重新解读。曹禺的女儿万方评价这个版本的《雷雨》是最贴近原著的。

第5篇：现实主义范文

关键词:女性主义;正义观;现实;实现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11-03

当今世界,虽处处宣扬男女平等,但“潜规则”依旧对女性不公平。女性与男性的阶级差异依旧存在,女性还没有拥有所谓的真正平等。劳丽・施拉格说:“只有当教育、财富、治理国家与生产方式的差异消失后,女性与男性才能达到平等。”当然,绝对的公平正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们可以保证女性的基本权利义务的公平正义。那么,如何正确理解女性主义的正义观,应从哪些方面保障绝大多数女性的公平正义?本文就此展开论述。

一、女性主义正义观的理解

纵观史今,正义的理想源远流长。上至远古时代,下至唐宋元明清甚至今天,正义一直在完善社会道德体系。古代的“梁山好汉”,近代的“戊戌六君子”等等都是正义的光辉使者。正义作为一种主观的价值判断,在原始的社会有了劳动成果的分配,人们就开始了关于正义的讨论。至于何种行为与状态是正义的,用不同的标准、角度和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其观察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的。

女性主义正义观就站在女性的角度与立场上表达并解释现实是否实现了对女性的公平正义。“女性主义是指两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的理论,代表妇女的权利和利益的有组织的活动。它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包括男女平等的理念及一种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旨在消除对妇女及其受压迫社会群体在经济社会政治上的歧视。”

关于女性主义的思想有很多流派,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流派、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流派、激进女性主义流派、后现代主义、文化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这些女性主义流派都有一个共同点:阐述了性别差异所带来的不正义现象,并且探讨了女性主义正义观中的一个重要原则:男女平等。但是,“正义社会中的两性平等不是简单的将两性的权利与义务对等起来”,女,陛主义认为,“更不是让女性全盘接受男性的价值标准,不是让社会对男性的要求一概加给女性。”女性主义正义观综合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等男女平等的思想,既强调在家庭中要消除女性歧视,打破传统的劳务分工,又强调在社会中男女两性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及社会地位。

二、女性的现实遭遇

1.家庭中的女性:无报酬的劳动者

翻阅众多女性主义的相关书籍,发现这些书籍都毫无例外地探讨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不正义现象。罗尔斯在《正义论》一开始就把家庭作为社会结构正义的一个“实例”。罗尔斯说:“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是正义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家是女性一个重要集聚地,正义在这里能不能真正实现直接影响其个人及社会的发展。

现实中,家庭地位决定女性成为无报酬的劳动者。夫妻夫妻,夫在前,妻在后,男人的地位可见一斑。亚里士多德认为,男人对妻子有统治权。纵观中国历史,除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外,男性长期统治着女性,这种统治至今仍存在。我们在对家庭重犬事件决策权访问中发现,绝大多数的家庭异口同声道“丈夫做主”。传统的社会思想麻木着女性,让她们自然地认为男性就是一家之主,自己无所谓什么权利,丈夫的意愿不能违背,一旦违背还可能遭受伤害,顺从丈夫就是对的:这种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决策与行使权利和义务的职能。正如洛克所说:“丈夫与妻子有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意志,因此,需要做出最后决定就会以某一方为基础进行统治,这一责任自然地落到男人的肩上,因为他们更有能力,更强壮。”

在以男人更有能力、更强壮的原因上,女性成为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者和无报酬抚养子女的劳动者。

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者。“家庭主妇”这样的称谓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女性作为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者在家庭中的角色。女性包揽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务活。传统的观念让女性从小就被告知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是自己的本质工作,男性更是认为家务活由女性做是理所应当的,是女性的义务。既然是义务,就无所谓报酬。

无报酬的抚养子女者。男性普遍认为,抚养和教育子女是女性的责任,甚至认为女性是用他们的车子接送子女上学、他们的钱来为子女提供物资基础,她们只是帮忙把金钱转换成子女的需求物品或服务而已。而如果女性没有履行好抚养子女的职务,如没有按时接送子女上学、没有在某件事或某个问题上正确教育子女,男性往往会责备女性,甚至辱骂殴打女性。

当女性不想成为男性和孩子的奴隶,而去开创另一片天地时,常常被人们不公正地攻击为“反家庭者”、“不爱家者”、“不守妇道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主妇为了争取自身权利和正义,不惜与丈夫离婚,拒绝这种无任何报酬的家庭照顾,一些妇女选择流产以示拒绝生育和抚养子女。但是,这种维权终究是建立在女性自我伤害与牺牲的基础上,男性却依旧未改其“霸主”地位。

2.社会中的女性:机会最少者

如果说家庭是女性的私人领域,那么,社会则是女性的公共领域。罗尔斯说:“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主要问题,如我们所见,这意味着首要的分配问题是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以及如此为基础的合法期望的调节。”那么,这种对女性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否做到公平正义呢?

就业机会最少者。我们通常可见一些企业组织、招聘商暗中不招女性,有的直接打着“只招男性”的标语进行招募。他们认为,家才是女性该工作的地方,他们更不愿意为女性支付怀孕期间的工资及福利。“女性很难在家庭与家庭以外的工作领域之间顺利转换角色。也就是说当女性实际上成功地从家务劳动者转换成专业工作者,社会还是会把她们当做家庭劳动者”,这给人一种错觉,不管女性如何与男性一样从事公共事业、社会劳动,她们作为私人领域的劳动者身份很难消除。“私人的”身份影响着她们公平正义地参加社会工作。今天社会承认男女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因遭遇性别歧视而不能就业的女性同胞都能深刻体会到女性的委屈,这是一幅政策与现实相互矛盾的画面。

获取财富机会最少者。一方面,同样一份工作女性收入往往比男性少;另一方面,在商谈业务上,男性往往是领导者和最后裁定者,很少有女性出面商谈重要业务。他们认为,男性更具有经济头脑。

搜索近年来的《全球财富排行榜》或是《中国财富报告》,有多少女性进入排行榜前十、前五十、前一百?寥寥无几。玖龙纸业主席张茵、富华集团总裁陈丽华、海尔集团总裁杨绵

绵有多少人熟悉?在商业界,人们的观念更多倾向于男性才能当CEO、男性创造的价值永远比女性多,因而,当张茵、陈丽华、杨绵绵、杨惠妍等商界女性创造了不亚于男性创造的财富时、当女性在某方面表现的有能力或超过男性时,人们通常不约而同的冠子她们“女强人”的“光荣”称号。“女强人”肯定了女性的能力,却也表现出对女性的原始轻视,为什么没有“男强人”一说?

政治参与机会最少者。在政治领域,“人们既承认自然状态下的所有成年人生而具有平等的权利,又不约而同地把女性从拥有政治权力的公共领域中驱逐出去。”近日,在欧盟峰会上,女性议员贴上男性胡须,手拿标语,高喊公平竞争的现象频频发生,在西方这样一些民主的国家,女性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无权投票,即使在今天,在全世界正式的政治决策主体中,女性代表的比例仍然明显不足。卢梭说“女性是共和国宝贵的半边天”,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物以稀为贵,女性因在政治领域中的鲜有而显得格外宝贵呢?

为什么只有解释妇女地位时,使用社会性别的策略才会奏效?“男性对自身地位既不会心存疑问,也不需要去解释”,似乎只有女人才需要社会性别,这其实清楚地表明了权力运作的不平等。

三、多方位保障女性主义正义观的真正实现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传统的历史文化中,男性始终占主导地位,并且,“男性主导的社会价值标准在制度的保证下得以普遍化,而女人被标志为适宜与孩子在一起,从事照顾与养育的工作。”男尊女卑、男强于女的观念让人们被赋予判断力的那天起就以为女性应该是温柔的、低弱的,顺服于男性的、为男性工作的。一些女性为了摆脱男性的压迫,不惜学着男性的姿态、行为、生活方式,拼命工作,努力向世人证明女性一样可以干重活,一样可以出色地完成工作。“女强人”、“男性化”极端地讽刺着女性的自尊,却又是女性面对社会“边缘化”,避免成为边缘群体的无奈选择。所谓边缘群体是指“主流的劳动制度不可能也不准备雇用的人群”。

对于女性的不正义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与国家的正义与稳定,这就需要社会及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减少女性受剥削、遭压迫、无权力、被边缘化的现象。

1.法律上公平正义地赋予女性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使男女在法律权利与地位上平等

前不久,中国新娘状告日本法务大臣的事件流传盛广。为什么任秀琴与栗饭原正则需要经过“待婚期”后才能结婚呢?原来,日本《民法》第733条规定,“女性在离婚之后的6个月内不得再次结婚。”也就是说,女性和男性离婚以后,如果要再结婚的话,需要经过180天即半年的“待婚期”。而这一法律却不用于男性的,男性离婚以后可以马上结婚,女性离婚以后却要等半年后才能结婚。

一国性别歧视对国际平等正义观影响深刻。中国人每年与日本人结婚的人数平均为4000人,每年平均有1000名在日中国人与日本配偶离婚。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为了躲避“待婚期间”可能被强制遣返回国,甚至不得不在怀孕期间离婚。这种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的法律无疑不是对女性最沉痛的打击。因此,一个国家会不会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真正摆脱性别不正义现象,法律公平公正是其首要前提条件。

2.保障女性基本权利的正义,并真正实现正义的劳动分工

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只要不正义就必须加以废除或改造。”女性主义普遍认为,性别不平等归根结底源于社会基本制度的不平等,尤其反对传统性别结构的家庭制度,这种传统性别结构的家庭制度依然让21世纪的男性坚定不渝地对女性做出定位,照顾家庭、抚养小孩才是女性的本质工作。女性主义正义观的实现就要求我们要敢于打破以性别不平等为特征的家庭制度和劳动分工。

在家务劳动上,男性应该和女性共同分担。事实证明,一个家庭要想保持长期的和谐,男性应尊重女性并与女性共同承担家务劳动。只有家庭劳动分工正义,女性才能更好地从“私人领域”向“社会领域”过度。

在抚养子女上,男性应同女性共同抚养和教育子女。如果男性不愿抚养和教育子女,那么,即使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对于子女来说是残缺的,如同单亲家庭。并且,只有当小孩同时获得父爱和母爱时,孩子才能健康正常地发展。

3.学校教育需要为两性平等做出贡献,使性别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首先,雇佣老师与校长应注意保持两性比例基本平衡。正如艾米・古特曼说的:“我们的学校是一个男人统治女人,女人统治学生的制度下进行教育的。”望望周围学校,的确如此,绝大部分小学老师是女性,而绝大部分校长都是男性,这种现象是一种隐形的障碍。因此,学校教育要平等,首先应在雇佣老师与校长时两性比例基本平衡。其次,老师在教育时应保持公平正义的态度对待学生,平等对待男生和女生,并且教育男生和女生树立公平正义观是教师的义务,也是学生获取知识的权利。再次,学校从小教育学生讲公平、讲正义、男女相互尊重。随着孩子上学年龄的逐渐“小龄化”,教育平等的观念从娃娃抓起是使性别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的有力手段。

4.自觉抵制网络媒体的女性歧视

网络媒体的女性歧视,主要表现在女性被作为“性征”和娱乐对象。比方说:新闻信息选择角度的歧视,女性新闻多以“性”为标准,如女性、虐待女性的事件;大量的女性图片形象暗藏色情,多是靓丽美女袒胸露背,搔头弄姿,性感撩人,这些有偏见的传播内容强化了男权对女性的压迫,扭曲了女性的自我认知,给女性的发展造成许多障碍。

而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部分,网络媒体,作为一个现代的新兴媒体,我们应努力使之成为展现、构建现代新型两性关系的平台,改善在网络媒体中女性的负面形象,破除女性歧视,给女性一个平等、友爱、自由、充分发展的空间。如:政府建立具有影响力的女性网络媒体,帮助女性认识自身的独立价值,建立性别平等文化;改变网络栏目的构成,加大女性正面报道力度;谴用技术手段对网络媒体的性别歧视进行监控,尽可能减少歧视的发生。

5.全面培养社会个体道德正义感

20世纪最伟大的四位时装设计大师之一:伊夫・圣・罗兰十分支持男女平等观念,并认为这种平等不仅从获得地位、权利等机会平等,还体现于女性的衣着打扮的选择权也与男性平等。他把女性从只能穿裙子的传统中解救出来,让她们像男人一样套上裤子,并且,女性还可以妩媚的穿上水手外套、军用防水服、骑士猎装、长筒靴等。这种从服装上展示男女平等渐渐瓦解了隐藏在服装话语中的男性霸权。正如伊夫・圣・罗兰的终生伙伴PierreBerge说的一样,“香奈儿设计出来的时装给予女性自由,而圣・罗兰设计出来的时装却是赋予女性权利。”个体的道德正义感强化了,女性的权利与地位就渐渐提升了。在当今21世纪里,我们有必要全面培养社会个体的道德正义感。

首先,男性个体要尊重女性,维护女性,杜绝对女性骚扰、性暴力、等违背女性意愿而强制实施的行为。其次。男性不管是在家庭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应公正的对待女性,不应对女性存在收入歧视、外貌歧视和能力歧视,要相信女性的能力,并认可女性的能力。再次,善于倾听女性的声音。改善男性普遍认为,女性目光短浅、思考问题不顾大局而强制性剥夺女性发言权、决策权等行为。

道德正义感得到普化了,社会正义也就深入人心了。女性的正义权利与义务就能得到真正的实现了。虽然,女性主义的正义观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我们无法计算这道路有多长,但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是,减少这段路的路程,尽量扫清它的障碍。女性主义正义观,其路漫漫而修远兮,我们需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英]简・弗里德昂.女权主义[M].雷艳红,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21-294.

[2]郭爱妹.女性主义心理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

[3]林吉玲.20世纪中国女性发展史论[M].脐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8.

[4]郭夏娟.为正义而辩――女性主义与罗尔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1-247.

第6篇：现实主义范文

一、影片的艺术表现形式

（一）快节奏多线叙事

《搜索》讲述的是在白领叶蓝秋发现自己得了癌症到死亡的7天之内，与她相关的人身上发生一系列事件。影片采用了多线叙事的手法，分别描写了“公车不让座”事件后，牵涉其中的各路人对事情的态度和反应，以及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原本不相干的几个人，由于叶蓝秋的缘故，发生了交集，并且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下，偏离了各自的生活轨迹。事件中每个人物都是自己生活的主角，因此，影片也通过快节奏的多线叙事，分列刻画了每个人物的形象，淡化了传统现实题材中单个主角对于受众情感的导向地位，以贴近事实的客观角度，还原每个人物的生活形象。

影片开头便以一组快速剪辑平行蒙太奇生动地交代了每个人物的职业、性格、生活环境以及事件发生的背景，为接下来的事件发展奠定了基础，让事态的发展更加合理化。影片风格是快节奏并且不带有主观感情色彩的，在叙事过程中，导演没有简单地讲述事件的发展，而是着力通过表现人际交往的过程来刻画人物形象，由此挖掘人性的软弱面。事件进程中个人的做法、态度及其产生的影响，远比事件的结果更有意义。

（二）旁观者视角记录

与陈凯歌导演以往个人特色鲜明的影片不同，《搜索》中绝大部分采用了类似新闻纪录片式的旁观者记录视角，并通过跳接的方式让观众通过片段自己还原事情全貌。由于现实题材的影片比较贴近受众的生活，因此，受众对于影片中所叙述的事情都有着自己的认知和理解，没有导向性地客观叙述视角反而更容易让受众产生共鸣。影片的主线是叶蓝秋，但是实际要表达的却是其他人物身上展现的社会百态，所以只有在对叶蓝秋形象的塑造中采用主观镜头、大量的手提摄影以及通过手机、相机和躲在暗处的偷窥视角，塑造了一个超脱于现实的空幻形象。与这样一个被极度美化的形象相比，其他人物的形象就显得更加真实并且现实。

（三）实验音乐的运用

作为一部描写现代生活的影片，《搜索》中也创新地运用大量的实验音乐。由于本片着重在于对不同人物的形象塑造，音乐也配合人物的性格有不同的变化。如：用口哨声表现社会精英沈琉舒的洋洋自得；用人声表现杨守诚与小偷追逐时候的急迫；用鼓点表现陈若兮发现男友背叛时候的紧张氛围以及用电子乐表现叶蓝秋飙车时候的刺激。片中大部分场景是采用自然音响，以凸显其真实性，只有在杨守诚和叶蓝秋相处的时候一直用单音节重复的钢琴声表现叶蓝秋的落寞和对死亡的畏惧。缓慢的钢琴声与其他人的忙碌和紧张形成鲜明的反差，一如都市生活的两面性——人前光鲜，人后孤独。

二、影片的现实意义

（一）反映都市生活状态

片中大量的对话不仅交代了事件的发展经过和人物的性格特色，也展示出社会百态。人际关系中的自私和冷漠以及网络时代下大众传媒的滥用，都是现代都市中唯“利”是图的表征。影片中的不同人物代表了社会中不同阶级和立场的人群，以及他们对于社会道德的态度。叶蓝秋作为事件的中心，代表了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和良知，其过于超脱和美化的形象是意识形态的象征，表明影片不单是围绕一个让座事件展开，而是揭露各个阶层对于社会道德的认知和态度。沈琉舒代表的金字塔顶端的精英人群，与下属交流中平和宽容的态度下是自负与猜疑，对于叶蓝秋前后不一致的态度也表现了社会精英在道德面前的伪善，道德只是为赢得更大利益的筹码，道貌岸然的外表下是被利欲蒙蔽的内心。陈若兮所代表的处在社会中层的大众媒介原本应该是社会秩序的卫道士，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但实际上，却被社会精英利用来维护自身利益。杨佳琪代表的社会底层，被动地接受上层的操控，失去自己的话语权，为了生存沦为他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莫小渝代表了底层对于上层不切实际的期望，企图通过依附上层来获得自己应有的权益，但实际上却是不断失望，最后只能以出走的方式脱离上层的控制。而杨守诚作为最接近“道德”的普通人，则是看到事实却不敢面对事实，从开头的婚礼取消就可以看出，他一直在生存与良知之间摇摆，从众心理让他不敢勇敢质疑外界的说辞，但是又无法抗拒内心深处对于道德的向往。片中人人都在追求所谓的道德，陈若兮制造各种舆论效应抨击公车不让座事件、莫小渝通过举报企图打压她心中的“小三”、沈琉舒因为被媒体触犯了利益而通过非常手段惩罚陈若兮。但实际上所有的出发点都是自己的利益，这也揭示了当下社会中利益至上的现状。

（二）反思网络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

网络传播作为当下最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原本传统媒体报道的事件会被网络不断追逐和放大，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而这些反响又会反过来影响主流媒体的报道和受众的价值观。《搜索》中主要聚焦的就是逐渐被滥用的网络上“人肉搜索”对于公民生活的极大影响。片中的社会背景贴近当下的生活，高压力的都市人群需要一个宣泄情绪的渠道，而媒介提供的这些涉及道德拷问的事件正好给了公众一个发泄口，以正义的名义去“审判”犯错的人，并且给予超过道德边界的惩罚方式，通过人肉搜索和人身攻击让网络传播上升为网络暴力，以至于严重干扰到当事人的正常生活甚至生命安全。叶蓝秋在事件爆发后曾经尝试通过直面镜头诚恳道歉的方式缓解公众对她的愤怒，但在事件传播的上升阶段，作为媒体“把关人”的陈若兮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节目的利益不仅没有公开叶蓝秋的道歉，反而通过采访专家和叶蓝秋身边人的方式放大了其负面形象，在“沉默的螺旋”作用下，叶蓝秋被丑化为“道德败坏的小三”，并遭到一致的攻击和谩骂。直到叶蓝秋自杀后，她的歉意和缘由才被公众接受，而此时，对于 叶蓝秋的惋惜和愤怒又转嫁到传播者陈若兮的身上，新人杨佳琪代替了陈若兮原本的位置，开始了新一轮媒体对个人的攻击。现代人已经习惯于通过网络表达自己的情绪，匿名的环境让人们愈发肆无忌惮，任何一点小事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网络狂欢。伦理道德、个人隐私以及法律的底线被不断突破，由于网络行为的匿名性和群体性，责任无法追究，给了网民们更多侵犯他人权益的自由。面对日益泛滥的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陈凯歌导演用《搜索》拷问了每个网民的良知。

三、国产现实主义电影的发展

（一）表现形式的多元化

纵观近年来的现实主义电影，从20世纪90年代冯小刚的一枝独秀到2006年宁浩引领的“疯狂系列”，多是以喜剧形式为主，通过夸张和黑色幽默的方式调侃现实。而一直关注社会底层的第六代导演们的作品，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及沉重的主题，又很难进入公众的视线。随着电影市场的发展，两极化的情况逐渐改变，现实主义影片开始采用更多元化的方式接近受众。第六代导演开始回归普通的城市生活，《左右》《日照重庆》《浮城谜事》《观音山》等一系列以家庭关系为主题的影片表现了对当下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探索；《钢的琴》《落叶归根》等影片则采用轻喜剧的形式展现了中国人在逆境中的乐观向上和人性中的善良面；《人山人海》《神探亨特张》用类似纪录片的方式探讨了人性。而《搜索》可以说是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的集大成者，融合了都市、爱情、网络、婚姻、职场、商战等众多当下影视剧中最流行的元素，把焦点对准了极少在电影中出现的人肉搜索，给人耳目一新的观感。多元化的表现形式让现实主义电影更丰富地诠释了生活的内涵。

（二）视角的转变

现实主义影片往往都关注的是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小武》中的小偷、《盲井》中的矿工、《春风沉醉的夜晚》中的同性恋以及《疯狂的石头》中身份各异的各路人马，特殊的身份注定了特殊的经历和结局。近年来，作为电影主要受众的普通人也开始作为电影形象出现在银幕上。现实主义影片的视角逐渐回归城市人群，婚姻问题、情感纠葛、家庭关系这些最常见的生活本质，同时，也不再用批判和审视的视角看待社会问题，反而在积极寻求如何去改变。《搜索》正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网络与生活息息相关，但又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看待网络事件，又会有不一样的认知。当下的现实主义电影立足于通过不同的视角看普通人的生活，发现问题并寻求出路，《神探亨特张》《人山人海》等影片的架构与传统的故事片相比，叙事比较散乱，但正是由于这种散乱才摈弃了电影对生活的艺术改造，体现出真实生活的全貌。

（三）商业性与艺术性的有机结合

中国的电影市场一直在蓬勃的发展，中国的电影人也逐渐开始意识到，现实并不只有灰暗，灰暗中的那一丝光亮更能打动人。作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领军人物的第六代导演回归电影市场的第一步就是如何增加电影的商业性，改变以往叫好不叫座的局面。李玉和范冰冰的组合是开拓市场的典范，《观音山》《二次曝光》收获的高票房证明了电影需要好的商业元素。近期的现实主义电影也开始纷纷打出明星牌，并开始在营销上下工夫。作为国产商业大片顶梁柱的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导演成功将商业元素与艺术相结合，《搜索》中包含了许多社会热点和时尚元素，但是更多的是让观众在热闹之余开始结合实际经历思索自己的生活与影片的交叉点，从而寻求对于网络传播无序化现状的改变。

市场化是推进电影艺术进步的最大动力，中国导演也开始改变有口碑没票房的局面，将艺术性与商业性相结合，创作更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影片。电影首先要被认识才能发挥其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国产现实主义电影不再一味追求深刻的内涵，而希望用更平易近人的方式向观众表达简单的道理，让观众逐步接纳这些影片。以《搜索》为代表的众多国产现实主义影片正在探索转型的道路上逐渐成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面对观众、面对市场。

[参考文献]

[1] 尹鸿.加法与减法——关于陈凯歌导演的《搜索》[J].当代电影，2012（08）.

[2] 聂伟.“搜索”网络正义：以电影之名？[J].当代电影，2012（08）.

[3] 饶曙光.国产电影“突围”与升级换代[J].当代电影，2012（09）.

第7篇：现实主义范文

要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应当首先考察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的内涵，因为这些概念的含混往往导致对文学现象判断的失误。在苏联文学理论体系中，诸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是作为“创作方法”而存在的。“创作方法”源于苏联早期“拉普派”的“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的理论。后来，“辨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理论随着拉普派的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创作方法”概念却保留下来，而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就与“创作方法”相联系，成为超历史、非美学的“创作原则”。中国接受了苏联文学理论，就出现了《诗经》、杜甫等属于现实主义，而《楚辞》、李白等属于浪漫主义的说法，以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等主张。事实上，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文学现象，不是所谓“创作方法”，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文学思潮。文学思潮一方面体现为特定的文学风格、艺术手法，另一方面，还具有某种历史的内涵，借用舍勒描述现代性的概念，是一种“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文学思潮更本质的方面。作为某种风格、手法，可以具有某种超历史性；但作为某种精神气质，又是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正因为如此，对五四文学思潮的认定，就必须首先考察其历史规定性。而所谓五四文学属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习见，其缺陷也在于仅仅考虑到世界文学思潮（主要是现实主义）对五四文学的影响，以及五四文学接受的具体艺术手法（主要是写实手法），而忽略了文学思潮的历史规定性，没有顾及五四启蒙运动的历史情境以及它的精神气质。如果从严谨的学术立场出发来，不是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概念仅仅理解为某种艺术手法和风格，而是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学思潮，就必须承认，五四文学还不具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不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和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而且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中国的特点，具有开放的、多元的性质。

启蒙主义是欧洲18世纪的文化思潮，也是一种文学思潮。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启蒙文学家，他们宣传的启蒙理性成为启蒙文学的指导思想。在德国有莱辛以及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狂飙运动。在俄国有从罗蒙诺索夫到普希金（普希金曾经被认为是浪漫主义作家，其实应为启蒙主义作家）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启蒙主义文学。还有意大利的启蒙文学等。启蒙主义接续文艺复兴时期的反封建、反教会的传统，继承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它高扬理性的旗帜，宣传人类进步的观念，从而发展和超越了文艺复兴精神。从现代性的角度说，启蒙主义确立的理性和主体性原则，成为现代性的核心。启蒙主义文学是鼓吹现代性的文学，而不是批判现代性的文学，这一点是它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根本上不同之处。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内容。18世纪欧洲封建主义统治尚没有被****，启蒙主义者正在开展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为将来****封建主义作思想准备。启蒙主义文学也加入了这场战斗，把封建主义作为自己的敌人。这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把资本主义作为主要批判对象不同。第二，启蒙主义文学坚持理性，主要是人文理性，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相信人的崇高和伟大。伴随着理性的乐观精神，启蒙主义文学也渗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这是启蒙主义者觉醒后的悲凉情绪。启蒙文学的理性精神与浪漫主义反叛理性甚至颓废倾向，现实主义对人文理性失望，自然主义肯定人的生物性不同。第三，启蒙主义文学既是对古典主义文学的反拨，又是前浪漫主义的文学，它还没有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离和对立，因此客观的描写和主观的抒情、说理融为一体。这与以后浪漫主义偏向主观性而现实主义偏向客观性不同。第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平民性，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平民知识分子的文学，体现着平民精神，与贵族化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有本质的不同。在以上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点中，核心的精神是对于现代性的鼓吹。这不仅是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界定，也适用于中国启蒙主义文学。

如果用启蒙主义文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五四文学思潮，就会发现，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更符合实际。文学的性质首先是由历史特点决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主要引进欧洲的启蒙理性，批判封建主义，呼唤现代性。它不同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从鲁迅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封建主义。五四启蒙运动高举启蒙理性的大旗即科学和民主。科学精神即工具理性，而民主不过是人文理性的政治内容，它们是都是启蒙理性的组成部分。因此，五四启蒙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任务是相似的。由于中国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时期历史语境的相似，五四文学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启蒙主义的性质。五四启蒙运动自觉地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文学中无论是被称为现实主义的一派，还是被称为浪漫主义的一派，都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受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且强烈鼓吹这种理性精神。科学主义是五四的主导思潮之一，对科学的崇拜已经形成了科学主义的话语霸权。正如胡适所言：“ 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科学主义的霸权在1923年的“科玄论战”中达到了顶峰，并极大地影响了五四文学。科学主义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向往是一致的。五四启蒙者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为中国的明天（陈独秀语），讴歌新的生产力，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憧憬，郭沫若把工业化的产物称为“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是严母呀！”（《笔立山头展望》）他歌颂着：“力呦！力呦！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呦！”（《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个力是以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派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更大，如矛盾就以科学主义的立场提倡写实。五四科学主义的重要内容是进化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传播到中国，演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成为进化的历史观的根据。这种历史观不仅对人性的进步充满信心，而且对科学的昌明寄予希望。对科学精神的歌颂是与启蒙主义文学的主题是一致的。歌德在《浮士德》中，让浮士德在科学的创造中找到了归宿，面对被改造过的世界赞叹到：“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在五四时期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条件具有相似性。当时，中国现代工业文明还十分幼小，它还远没有像欧洲19世纪那样成为人的自然天性的桎梏而引起批评和反叛；争取现代文明而不是批判现代文明成为时代的要求。因此，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文学一样，肯定工具理性，讴歌现代工业文明，也就是说，五四文学具有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同样，五四文学与欧洲启蒙主义文学一样，具有人文主义倾向。五四文学的主题，是批判封建主义，反对宗法礼教，宣扬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如鲁迅批判国民性、控诉吃人的旧道德，郭沫若讴歌理性的自我，郁达夫抒发内心的苦闷，王统照强调爱与美、冰心塑造童心，等等。这些主题属于启蒙主义，而不属于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从文学主张上看，五四文学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提倡“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文学，创造社主张“表现自我”等等，都是启蒙主义的思想主张。启蒙主义宣扬的个性主义是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结合在一起的，如鲁迅的“救救孩子”呼吁，对阿q的灵魂与命运的解剖是为了反思国民性和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即使郁达夫的颓废、感伤也与国家的命运联系着（《沉沦》）。这种理性精神区别于浪漫主义的自我反抗和现实主义的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同时，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也伴随着一种感伤主义情调。感伤主义是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一种流派和风格，它成为浪漫主义的前奏。鲁迅散文《朝花夕拾》、《野草》里面既有对童年的天真的怀念、对黑暗的奋勇的抗争，也有深沉的悲怆和孤独的绝望。郁达夫的小说展现了带有颓废情调的感伤风格。还有冰心的《超人》、许地山的《命命鸟》、王统照的《沉思》、叶圣陶的《隔膜》、庐隐的《海滨故人》等，在探索人生的过程中都诉说着感伤情怀。后起的“乡土小说”也渗透着隐隐的乡愁。甚至如郭沫若的《女神》在昂扬的激情中也有感伤情调。这种感伤情调体现了理性觉醒时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孤独和彷徨。五四启蒙运动给五四文学注入了启蒙主义的精神气质，这一点是无法抹掉的。

启蒙主义的第三个特征是没有像后来的流浪主义与现实主义那样发生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裂，它不是纯粹的客观写实，也不是纯粹的主观表现，而是把客观的写实与主观的表达融合为一。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也具备这个特征。鲁迅的作品因写实手法而被看作是现实主义，但《狂人日记》等有很强的主观性；而且像《阿q正传》这样的作品也在客观写实中糅合了明显的主观性，如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然是国民性的通病，但主要体现在道家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毒害，把它安在阿q身上，并不符合现实主义的严格写实标准，这是作家对文学形象的主观化创造。俞达夫被看作是浪漫主义者，但他的作品在主观表达的同时也展开了客观的描写。因此，用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来界定五四文学往往不能自圆其说，而用启蒙主义来解释五四文学则比较合乎实际。

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性质也表现在它的平民主义主张。启蒙主义是一种平民主义思潮。城市文明的兴起，使第三等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要****贵族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启蒙思想家大都出身平民，如卢梭、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当然也有像伏尔泰等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但最重要的是启蒙主义提倡平等思想，这是一种平民主义。启蒙文学也贯穿着平民主义，它的主体是城市平民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的思想主张。而浪漫主义文学就精神气质来说是贵族化的，虽然它也有平民出身的作家，但其思想资源来自中世纪文学，它对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叛，都表明了这一点。五四启蒙运动的主体是新产生的城市平民知识分子，他们提倡民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平民主义。五四文学主张平民文学，白话文运动的内涵就是平民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提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周作人也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茅盾提出“扫除贵族文学的面目，放出平民文学的精神”。1五四文学不是写英雄豪杰，而是写农民、小市民和平民知识分子等小人物，关注他们的命运、同情他们的遭遇，体现了鲜明的平民精神。五四文学的平民主义性质证明它属于启蒙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对五四文学的定性。创造社成员并没有自称是浪漫主义，据俞兆平先生考证，所谓以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是在30年代被郭沫若、郑伯奇等人追认的，原因是苏联对浪漫主义的肯定。2而此前郭沫若称创造社的文学倾向为“主情主义”。文学研究会确实主张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但这不等于他们的文学实践就真的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被定性为现实主义作家）在五四时期没有自称为现实主义，以后也没有给予追认，而是给自己定性为“启蒙主义”，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

所谓五四浪漫主义文学并非真是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中国形式。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是欧洲19世纪上半叶的产物。其时近代工业已经显著地发展起来，城市文明逐步取代传统社会的农业文明。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是历史的进步，但却使人类付出了代价，城市束缚了人的自由，科学排斥了人的灵性，因此文学开始反抗工业文明和工具理性的统治，它讴歌田园生活，回归自然，甚至缅怀中世纪，以想象和抒情甚至神秘主义和病态的颓废情绪来对抗理性的现实，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化传统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思想资源。正如浪漫主义思想家马丁·亨克尔对浪漫主义的说明：

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modernity）的第一次自我批判”。2

尽管各国的浪漫派有不同的特点，在政治立场上有进步与反动之分（因此从苏联传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区别了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但对现代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的反叛应当是它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它的精神气质，而想象和抒情只是附属于于这个本质属性的具体艺术手法。

如果认同对浪漫主义的这种概括——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那么，对照五四文学，就必须承认，它不属于浪漫主义，因为它没有反叛现代性，而是讴歌现代性。最明显的是，被称为浪漫主义代表的郭沫若却在热情地讴歌进步、讴歌新时代、讴歌科学和工业文明。他赞美道：

黑沉沉的海湾，

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

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囱都开着了黑色

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笔立山头展望》）

其他创造社作家也没有批评科学和工业文明，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工业文明还刚刚起步，十分幼小，而科学精神也刚刚传播进来，它们远没有压迫人的灵性、束缚人的自由，反而是中国从贫穷、愚昧、落后中解放出来的希望之所在。因此，五四文学不但不可能批判工具理性和工业文明，反而讴歌现代性，期盼现代化的来临。

五四文学缺乏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和怪诞风格，而体现出启蒙主义的理性精神和比较古典的风格。浪漫主义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希伯来文学传统，带有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甚至表现出颓废的情调。而五四文学植根于中国文化的理性主义土壤中，浸淫于启蒙主义的时代精神中，它没有吸收欧洲浪漫主义的非理性精神，也没有体现出神秘主义、传奇色彩和怪诞风格。即使被称为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也是如此。创造社主张表现文学的“全”与“美 ”，同时有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郭沫若的诗歌充满了激情和想象，但又洋溢着理性精神，他讴歌自科学、民主、自由，高扬自我，对未来满怀希望。这与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气质相去甚远。郁达夫虽然有某种颓废情调，但他的伤感仍然带有社会的、理性的内涵，他的性苦闷与作为弱国子民的压抑感联系在一起。在《沉沦》的结尾中，主人公感叹道：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这种情调正是五四时代的基本精神气质，它是理性的、启蒙主义的，而不是非理性的、浪漫主义的。

五四文学直接受到启蒙主义文学的强烈影响，像卢梭、伏尔泰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歌德、席勒、莱辛等启蒙主义作家的作品大量译介，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五四文学吸收了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理性精神和反封建主义的战斗精神，用以批判中国的封建主义和改造国民性。因此，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中的倾向于主观的一派，主要是创造社代表的一派，就更接近欧洲启蒙主义，特别是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突击运动”时期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可见一斑。郭沫若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内容“大体以歌德为中心”，他把歌德奉为人类仅有的两个“球形的发展”的天才（另一个是孔子）。在《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中，郭沫若说：“我译此书，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包括“他的主情主义”、：他的泛神思想“、”他对于自然的赞美“、“他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他对于小儿的尊崇”等。于此可见创造社为代表的文学流派是属于启蒙主义的。而同时，许多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的浪漫主义作家（即所谓“积极的浪漫主义”）的作品也大量译介，如拜论、雪莱、海涅、雨果、密茨凯维支等；而如许来格尔兄弟等所谓“消极浪漫主义”则很少译介。浪漫主义更多地是作为启蒙主义文学资源被接受的。五四启蒙文学接受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反叛性、抒情性，而没有接受它的反现代性。因此，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推动了启蒙主义文学的发生，而没有形成独立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如果说对五四文学的浪漫主义尚有怀疑的话，那么，对五四文学的现实主义性质则几乎是没有异议的。五四时期的文学家、理论家确实主张现实主义，也把五四文学定位于现实主义。但是，正像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依据他对自己的看法一样，不能根据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和对五四文学的评价来确定五四文学的性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的描述，都把五四文学的主流定性为现实主义，并认为五四现实主义的代表就是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但这种认识是经不起推敲的。现实主义的本质不仅仅是写实，而在于其精神气质等历史规定性。欧洲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是以写实的手段来揭露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灾难和人性的堕落，从而成为继浪漫主义之后又一次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人道主义为武器而展开的。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大师对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和堕落进行了揭露、控诉、抨击，并提出了以爱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同时，19世纪的实证主义哲学成为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只有抓住这个精神气质，才把握住了现实主义的本质。

五四文学虽然吸收了欧洲文学的写实手法、批判精神，但它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而是批判封建主义，呼吁现代性。因此，五四文学的精神气质是与现代性一致的，它的审美理想是理性的、乐观进取的。这一点是五四文学不属于现实主义而属于启蒙主义的最重要的根据。五四时期，中国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之下，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远远没有发展起来，封建关系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阻力。五四启蒙运动就是批判封建主义的运动，他的社会理想是建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而理性即科学和民主就成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五四文学不具有欧洲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即它没有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没有质疑现代性，没有对现代性的沉重的失望和深刻的反省。五四文学是指向现代性的，它坚信并憧憬理性精神（科学与民主），体现了少年中国的青春朝气。这种精神气质是与欧洲启蒙文学相似的。鲁迅批判的对象是农民的愚昧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消极，从而控诉封建主义文化的吃人本质，在强烈的批判精神中仍然饱含着对现性的认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作品也展开了对封建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并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创造新社会的信念。

五四现实主义说的主要依据是五四文学的科学精神，因为科学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基础。据米达安·格兰特的说法：“‘现实主义’源自哲学，描述一种‘目的’，即现实的获得。‘自然主义’源自自然哲学即科学，描述一种‘方法’，有助于获得现实的方法。”1但是，五四文学依据的科学精神主要是进化论。自达尔文的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就被当作生存竞争、社会进步的根据，演变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精神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体现出对人类前途的乐观精神，这种社会历史观成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重要指导思想。五四文学不是把真实性、客观性放在首位，而是把进步性、战斗性放在首位。它没有达到现实主义的严格的客观性，更没有达到自然主义的精密性。五四文学中标榜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一派，主要是以鲁迅和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派，在客观描写中渗透着鲜明的主观性。如鲁迅很明显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批判传统文化、改造国民性，成为他的作品的主导思想。因此他“排众数而任个人，掊物质而张灵明”（《摩罗诗力说》），并没有尊奉科学主义，倒是偏重于主观性。有关这一点，前面已经谈过了，此处不再重复。欧洲现实主义依据的是实证哲学；自然主义依据的是生物学，而五四文学既没有受到实证哲学的重大影响，更没有受到生物学的重大影响，而主要是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影响。甚至现实主义之被引进，也因为按照进化的文学观念，中国在摆脱古典主义以后，应该进入现实主义阶段。陈独秀认为：“我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2因此，不能以科学精神为根据把五四文学确定为现实主义，它的进化论只能导致启蒙主义。

五四文学倡导现实主义，也大力译介欧洲现实主义文学，但是，为什么没有形成现实主义思潮而形成了启蒙主义思潮呢？为什么理论主张与文学实践不一致呢？一个原因是，欧洲现实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近，五四文学受到现实主义余波的强大影响，五四文学自觉地学习和引进现实主义，并自称为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欧洲启蒙主义距离五四时期较远，因此虽然继承了启蒙主义精神，但启蒙主义并没有获得承认。这样，五四文学就发生了文学主张与文学实践的不一致。此外，外来文学思潮的传播要受到本国文学实践选择、改造、同化，从而使外来文学思潮发生了变形。中国启蒙时代的历史情境规定了欧洲现实主义思潮注定要融入中国启蒙主义的文学实践。五四启蒙运动需要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对欧洲启蒙主义文学大量引进，同时，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也进行了同化、改造，使之成为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五四文学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少，而受到俄国“人生派”的影响较大。郑伯奇在五四后总结道：“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始终接近着俄国的人生派而没有发展到自然主义”。319世纪的俄国正处于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历史关头，反封建的启蒙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相继出现并融合为一体，因此，被称作现实主义的俄国文学就包含着启蒙主义的因素或者就是启蒙主义。除了普希金等启蒙作家之外，像莱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岗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以及别、车、杜等虽然服膺现实主义，但他们作品的精神气质是启蒙主义的，因为这些作品是反对封建****、鼓吹自由主义的，是争取现代性的，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不是批判现代性的。即使如托尔斯泰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在批判新兴的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严厉地批判了腐朽的封建贵族统治，从而与启蒙主义相联系。这样，对俄国文学的接受就侧重于启蒙主义，而不是现实主义。五四文学对欧洲现实主义的接受也有被启蒙主义同化的倾向。如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本来是揭露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而在中国则演变为妇女解放和个性解放的主题，具有了反封建的意义，成为启蒙主义文学的样板。鲁迅对北欧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也是为了吸收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精神，从而成为五四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写实手法上，而没有深入到其精神气质即历史的规定性层面上。从文学革命开始，对现实主义（当时称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认识就停留在写实手法上，如陈独秀的“三大主义”中就有“曰推倒陈腐的铺陈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写实主义主要是针对古典主义的“铺陈”，而其自身特点也主要是真实（“立诚”）。五四启蒙主义者很少从批判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而多从符合科学精神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义。茅盾认为：“近代西洋文学是写实的，因为近代的时代精神是科学的。科学的精神重在求真，故文艺亦以求真为唯一目的。科学的态度重客观的观察，故文学也重客观的描写。”1他之所以由提倡新浪漫主义而改为提倡自然主义，也是出于对中国文学不善于客观描写而需要加强写实训练这样一个认识。2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的接受重艺术手法，而对其精神气质则有所屏弃。茅盾曾经批评现实主义“（一）是在太重客观的描写，（二）是在太重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但是徒事批评而不加主观的见解，使读者感着沉闷烦扰的痛苦，终至失望。”3他强调自己提倡的“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4同样，五四文学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不加区分，也是仅着眼于写实手法的相同，而忽略了二者精神气质的不同。由于屏弃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气质（“人生观的自然主义”），仅仅学习和引进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技术上的长处”），于是，五四文学就自以为属于现实主义，而实际上是启蒙主义的。

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不同于欧洲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它是多元、开放的启蒙主义。这主要因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所处的世界文学的环境造成的。在五四时期，欧美文学已经进入了现代主义阶段，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学思潮。这意味着五四文学虽然具有启蒙主义的历史规定性，但它的思想资源并不仅仅有启蒙主义，还有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因此，五四文学不仅吸收了启蒙主义文学的精神，而且还吸收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思想和写作手法。这种状况使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具有了多元化的特征。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虽然都属于启蒙主义思潮，但由于受到的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不同，吸收的文学思想资源不同，因此就具有了不同的风格。创造社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较大，因此偏于主观表达。文学研究会受到欧洲现实主义的影响较大，因此偏于客观写实。此外，现代主义对五四文学也有影响，如鲁迅吸收了表现主义的某些美学思想和艺术手法，写作了带有表现主义风格的《野草》、《故事新编》等。因此当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做总结时，他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5五四文学对欧洲多种文学思潮的开放性，也使五四文学具有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它已经不是“纯粹的”启蒙主义了，带有了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风格、特征。可以说，由于吸收了多种文学思潮的因子，五四启蒙文学较之欧洲18世纪启蒙文学要丰富、深刻得多，无论从思想内容上还是从艺术手法上都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五四启蒙文学就具有过渡的性质，拥有了自我超越的品格。它在五四以后发展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文学思潮。五四以后中国迅速走向官僚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文学的任务除了继续批判封建主义外，对被扭曲的现代化和城市文明的反叛、批判也提到日程上来，于是产生了沈从文的留恋淳朴的乡村文明、抨击堕落的城市文明的浪漫主义小说；老舍的描写市民的没落命运的现实主义小说，以及茅盾的《子夜》为代表的批判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还有李金发代表的象征派诗歌，施蛰存、刘呐鸥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张爱玲、无名氏代表的先锋小说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以现代性的视角来看待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就会发现，它也具有开放的启蒙主义的特征。与五四文学一样，以往对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定位起码是不准确的。新时期文学继承了五四启蒙主义的传统，以人道主义来批判封建主义的变体，呼吁科学、民主、主张个性解放，它的历史规定性是启蒙主义的。同时，它又吸收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思想资源，具有了多元形态。只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兴起，才产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如新写实小说）和现代主义（各种先锋文学）才出现。这一段历史的重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

最后，我们应当反省一下，为什么在长达大半个世纪中会对五四文学思潮作出不当定性。首先，受到苏联“创作方法”概念影响，对诸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的理解具有非历史性。其次，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质定位不准，把一个争取现代性的启蒙时期当成了批判现代性的现代时期，从而把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错误地当成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还有，就是受到苏联尊崇现实主义的观念的影响，硬把启蒙主义“拔高”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补充）。现在，以现代性理论为准绳，就可以拨开历史的迷雾，还五四文学的本来面目，并进而对20世纪中国文学作出新的描述。

注释：

[1] 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1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 茅盾〈〈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茅盾全集〉第18卷（中国文论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2 参阅俞兆平〈〈写实与浪漫〉〉，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0——143页。

1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2 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1 达米安·格兰特《现实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 陈独秀《答张永言》，1915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4号。

3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1 矛盾《文学与人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72年版，第58页。

2 参阅俞兆平〈〈浪漫与写实〉〉，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2页——75页。

3 《茅盾〈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学生杂志〉第7卷第9期，1920年8月版。

第8篇：现实主义范文

【关键词】进攻现实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论；中国修正主义论

问题的提出

现实主义一直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导的理论学派，在与其他流派的理论交锋中广受诟病，但现实主义者并没有就此沉沦，也在寻求发展和完善其理论体系。近年，该流派又以新的面目呈现于学者的视野，它的最新发展形式正是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提出的“进攻现实主义”理论。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尔斯海默旁征博引，追溯150多年来的大国角斗规律，力图证明该理论对大国关系的缜密解释力。进攻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思想可归结为：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促使国家为生存而担忧，体系中没有维护现状的国家（status quo power），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感到满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除非一国统治了整个国际体系。由于任何国家至多只能获得地区霸权，因此，大国毫无休止地追求权力最大化。[1]

较之经典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结构性现实主义），进攻现实主义既有继承也有发展。经典现实主义将国家性等同于人性，强调国家的“权力欲望”，认为国际政治的主要驱动力是体系中的“权力意志”；防御性现实主义则摒弃了“国家内在的侵略性是由于被灌输了权力意志”的假定，强调无政府状态的体系结构迫使国家追求“生存”这一目标，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不多于生存所需要的量；而进攻现实主义在“引起国家争夺权力的原因”上，秉承了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体系结构思想，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则回归了经典现实主义，却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2]

与经典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一样，米尔斯海默对国家间关系的认识也建立在对国际体系的基本假定之上：国家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永远无法把握他国的意图、生存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在同一前提下，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进攻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的解释却迥然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首要顾虑是维持其在体系中的地位，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大国极为关注均势，用兰德尔·施未勒的话说，防御性现实主义带有一种明显的“维持现状的偏见”。[3]相形之下，进攻现实主义则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一国的最佳生存之道是牺牲他国之利，为自己获取权力，最好的防御就是一种有效的进攻……由于这一信息被普遍认同，因此安全竞争连绵不断。”[4]可见，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完全充斥着安于现状的国家不同，米氏的理论中只有修正主义国家，而修正国际体系的候选国就是崛起的大国。因此，只要国家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均势”律是不可能改善安全困境的，国家必须采用“推卸责任” （buck-passing）甚至“跟着强者走”(bandwagoning)等诸策略来应对新兴大国的挑战。[5]不过，有学者批评米氏这种为“国家行为扩容”的做法抹杀了现实主义一以贯之的“个性”，模糊了现实主义与其他流派的界线，是对现实主义的明显背叛。[6]

必须承认的是，将体系结构和权力最大化命题相结合并由此引证“修正主义国家”论，从理论上说是进攻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一大创新。但遗憾的是该理论在这一立论的推演过程中存在着逻辑缺失。 笔者这里无意对进攻现实主义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及其赖以建立的基本假定进行颠覆，单就其中的“修正主义国家论”提出一管批评之见，进而认为基于这一命题得出的“中国最具修正主义意图”的论断不能自圆其说。

进攻现实主义逻辑下的“修正主义国家论”

经典现实主义强调，追求权力是任何国家的本能。但在宣示这一前提时，同为现实主义阵营的学者对“权力满足”和“权力欲壑难填”的国家有却不同的认识。汉斯·摩根索指的是“现状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弗里德里克·舒曼说的是“满足”和“不满足”国家，亨利·基辛格则将其区分为“现状国家”和“革命国家”，而尼古拉斯·斯巴克曼认为，有些国家特别具有对抗性，另一些国家则无这种嗜好。[7]无论使用何种标签，这些分类已足以说明，有些国家是不受权力最大化动机所驱使的。

在进攻现实主义世界里，现状国家的概念越加令人困惑。它认定“所有国家都追求权力最大化……国际体系中不可能有安于现状的国家。”[8]现状国家在进攻现实主义的逻辑中实际上是一种悖论，因为一方面它认为所有国家都是权力最大化者，都具有修正主义野心，而另一方面它又承认一个重要的例外，即当一个国家获得（地区）霸权后，它将停止争夺权力，而设法进行防御，试图阻止另一地区的另一大国建立霸权。[9]而迄今只有一个大国美国成功获得了地区霸权。言下之意，当今世界上，除美国外所有国家都是修正主义者。

事实上，“国家需要多少权力以及多少权力才是国家满意的度”这一核心问题正是进攻现实主义与防御现实主义的分歧所在。后者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促使它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前者认为，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10]按理说，检验这一流派两种分野的最好例子莫过于美国。如果说世界上有某个国家已无安全之虞，那一定是美国，“美国至少在过去一百年里一直是西半球的霸主。”[11]假若美国的安全合理地得到保障后仍继续追求权力，那么进攻现实主义就得到了证实。事实上，美国的扩张主义对外政策确实可为进攻现实主义提供最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其他较弱国家追求权力的行为理所当然是为安全所需。如此一来，进攻现实主义对强弱国家的相似行为应该都能给予恰当的解释。可奇怪的是，米尔斯海默却把美国从自己的逻辑中“豁免”了，认为它在获得有史以来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区霸权后，有一种规避增加权力引诱的自制力。[12]

何谓修正主义国家？大多文献将其看作颠覆和破坏国际体系主要法则和规范的国家。因此，它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构成威胁。但这些文献并不承认，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反过来也受到国际体系的威胁，在蔑视或敌视其他国家的同时，它也是对方挑战的目标，二者相互威胁而非单向攻击。与修正主义国家一样，所谓现状国家同样会为自己的利益而抗争，同样不会满足已有的权力而放弃从体系中争取更多权力的动机。[13]

因此，国家体系的非稳定状态并不是那种“崛起的大国挑战现有霸权”的观点所能解释的。然而，现实主义文献中有一种明显神话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的偏好，认为一些崛起大国的权力增长不足以消除它们的不满情绪。持续的不满与不断增加的国家权力相结合，只能意味着崛起的大国对居统治地位国家的更大威胁，甚至是更危险的战争策源地。[14]而进攻现实主义拓宽的“修正主义国家”名单又把这一偏好推向了极端。

如何判定一国对现有国际体系的不满，并因此获知它具有挑战体系中法则的意图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先解答：修正主义国家施加威胁的国际社会由谁构成？国际社会共享的核心准则是什么？伊恩·约翰斯顿（iain johnston）认为，这些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国际准则往往与最强大国家之意愿、利益不一致。[15]

正如上述分析所表明的，米尔斯海默在谈到美国个案时，明显支持“霸权国家一定是安于现状的国家”的说法，且有学者附和说：霸权国家从定义看不可能是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这一角色只能由实力相对较弱的新兴大国扮演。[16]如是看来，有关美国政府单方面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是否挑战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争论就毫无意义了，因为按理说，霸权国理应担当起支持和维护这些准则的责任。如果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即建立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础上的国家体系）作为国际体系的基本法则，人们自然会得出与美国完全相反的结论。事实上，很早以前，中国就倡导国家、领土完整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家行为准则，大多数国家（当然是发展中国家）赞同这一主张。相比之下，美国宣称其对外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宣扬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试图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就算美国这一对外政策得到许多国家的拥护，也很难说它的这一计划是安于国际现状而不是改变现状。

中国有“修正主义”意图？——五大国比较

一国被认定为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影响非常巨大。原因在于，在大多数关注权力分配的人看来，如果一国被挂牌为现状国家，那么即使它实力赶超霸权国，这种权力增生也未必预示着战争。西方许多学者认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即属此类。相反，当一国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一旦其实力超过领头羊国家，势必意味着冲突的迫近。[17]这一论断意味着，权力分配未必是解释国际体系稳定与否的决定因素，而新兴国家的属性——修正主义还是现状国家——起决定作用。这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悖论：国家的可能意图比客观权力更重要。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实际上继承了这一衣钵，在他的理论逻辑下，“富强的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护现状的大国，而会是决心要获取地区霸权的野心勃勃的大国。这不是因为富裕的中国有不良动机，而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生存几率最大化的最好方法是成为本地区的霸主。”[18]米尔斯海默表面上强调追求权力是国家的一切诉求，实际上他仍然肯定了动机在其理论中的价值，因为他的理论明显是拿“中国当前仍不具备挑战美国霸权的实力”这一前提预测未来中国权力增生后的图景，即强调中国未来的意图。[19]这就无疑为中国创设了似是而非的命题：如果未来中国强大了，它将觊觎地区霸权；倘若它仍然弱小，必然胸怀嫉恨，挑战国际体系。无论哪种情况，中国都被贴上“不满意”的标签。

一国是否具有修正主义倾向，必须在特定的国际共同体及其共享的规范和准则下接受评判。由于一国融入国际共同体和接受国际准则的态度会因时间而改变，任何给定的测度标准都可能不完整、不精确，因此，对其修正主义与否的评估有必要置于比较研究的框架下分析。迄今，最接近国际共同体的机构无疑是联合国。我们不妨把中国与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做一对照，看五大国谁更具修正主义意图。

一般认为，具有修正主义意图的国家往往与国际社会不和或意向相左。安理会这一政府间组织中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对提交理事会的各种议案都具否决权，否决票大体上能反映出一国对国际体系的满意度。[20]

表1表明，在联合国的头10年里，苏联无疑在政治上挑衅并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取代苏联成了投否决票最多的国家。事实上，在过去30年里，美国所投的否决票比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总和还要多。单是从这一数据看，就很难证明中国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只要研究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模式，也会得出相似的结论。

国际公约是各国意图的表述，加入和批准这些条约，就能很好地证明一国是否认可多边准则，接受国际行为规范。当一国抵制或退出政府间协约，就足以证明其无意履行集体决策。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拒绝加入自身提出的国联，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英国都退出了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华盛顿向联合国各类国际公约的相继发难也是有目共睹的。

也许一国由于特殊原因而反对某特定的公约未必是不正常现象，但是，倘若一国频繁排斥国际准则，就不能说是融入国际社会的行为。再譬如，美国一再宣称保护和改进人权是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但从上表看出，英国、法国和俄罗斯都签署了六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中国签署了六个中的五个，而美国对其中三个表示反对。当然，所有公开表示赞成国际规范和准则的国家未必都是安于现状的国家，但是，不愿承诺履行国际责任的国家就更难说是安于现状的国家了。

一般认为，修正主义国家一定会采取显著的步骤发展和维持军事能力，一心追求侵略的修正主义国家会不断增加军事开支，力求超越对手，而置外部环境于不顾。

表3数据显示，俄罗斯将国家资源用于军事目的的比例最大。这一状况即便在苏联解体后仍然如此。相比之下，中国的军事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最小。冷战结束后，中国的防御开支也是各大国中最低的。中国非升反降的军事开支比例无疑证明了美国学者伊恩·约翰斯顿的论断：“根据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看，中国的军事开支并没有达到有人指责中国的经济正军事化并有意制衡美国权力的水平……到目前为止的所有证据显示，尽管中国与一些国家有过领土争执，但它既主义图谋，也无帝国野心，而且就重大全球事务来说，人们会发现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合作，更愿意融入国际制度框架。” [21]事实上，除了上述指标不能证明“中国修正主义论”外，还有其他指标可以旁证这一结论的轻率。比如说，我们可以一国过去向外扩张还是收缩领土、向海外派兵的数目、军事争执或战争的次数、成为政府间组织的成员国次数等等，来衡量其究竟是安于现状国家还是修正主义者，似乎这方面的数据都不能证明中国具有这一资格。

必须承认，任何理论都有其缺陷，事无巨细都要求理论给出满意的解释显然过于苛刻。反之亦然，像进攻现实主义理论以其简单化逻辑预测和定性一个国家的意图也是不恰当的。米尔斯海默也承认，进攻现实主义不可能回答国际政治中的所有现象，“理论之所以遇到难以解释的现象，原因在于它们把现实简单化了，只重视某些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变数。”[22]而在论及中国的未来意图时，他却轻易地简化了现实。

[1] 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

[2] 见王义桅、唐小松：《进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评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载《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第128页。

[3]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126;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4]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18－19，49页。

[5] 米尔斯海默列出了一系列大国行为：战争、讹诈、诱捕、坐观血腥厮杀、建立均势、绥靖、推卸责任、跟着强者走等。见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二章：“无政府状态与权力竞争”，第五章：“生存战略”。

[6] 批评者是针对米尔斯海默此前一些论文中的观点进行驳斥的。见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2, 1999.

[7] 参见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publisher, p.50-51; frederik l. shum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 destiny of the western state system, new york: mcgraw hill, 1941, p.75; nicholas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p.108; 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castlereagh, metternic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1812-1822,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5, p.66.

[8][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6－47页。

[9][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47，53－54页。

[10][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20页。

[11][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3页。

[12][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3页。

[13]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 rienner, 1991, p.308.

[14] 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 “power is not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2, no 4, august 1998, p.511-516.

[15]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7, no.4, spring 2003, p.57-85.

[16] woosang kim, “power parity, alliance, dissatisfaction, and wars in east asia, 1860-1993,”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6, no.5, october 2002, p.658.

[17] 见ronald l. tammen and a.f.k. organski, ed.,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2000, p.131; randall l. schweller, “domestic structure and preventive war: are democracies more pacific?”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2, january 1992, p.235.

[18]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544页。

[19] 参见[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十章：“21世纪的大国政治”。

[20] 关于安理会政治的讨论，见erik voeten, “outside options and the logic of security council a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5, no.4, december 2001, p. 845-858.

第9篇：现实主义范文

关键词 现实主义 制度主义 经济学本土化

作者张建伟，1971年生，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

在国外最近几年的有关经济学论的中，"经济学与现实"、"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经济学帝国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学理论自身解释力的反躬自省，也透露出世纪之交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个"范式转换"的前夜。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在世界性的经济学现实主义潮流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经济学在关注现实问题方面的本土化努力也就提上了日程。

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作为一种学术思潮自"李嘉图恶习"在经济学界存在和产生影响以来一直沉沉浮浮、曲曲折折地发展着(德国学派和美国旧制度学派的出现曾使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出现过短暂的高涨)。在当代，现实主义运动随着二战后经济学形式主义化的日益加重，也在60年代初出现回潮。以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成本问题》为标志，制度主义作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正引导着经济学去探索更加纷繁复杂的"真实经济世界"。当今现实主义运动潮流中的制度主义、演进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起作为与主流学术秩序相对抗的异端派别，倍受国际学术界瞩目。

这支在主流学术体系的周遭生长出来的现实主义的学术思潮的纵深发展，正在规范的意义上对各种理想主义、空想主义、抽象模式所蕴含的"市场神话"、"国家神话(政府神话)"、"私有产权神话"等理念产生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主流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放宽假设，修改前提条件，引进新的工具、拓宽研究领域。从这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思潮的勃兴也许暗示了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向，值得关注。在现实主义运动中，这些相互交叉的学派的学说包括:不确定性经济学、非线性经济学(混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组织经济学、新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学、演进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等。它们的名称各异，但在对现实的关注方面却表现出相似的理论倾向，即，将经济学重新拉回到"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状态。

一、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

(一)"为经济学而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当代主流经济学的窘境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中译本，1991)倡导实证经济学分析方法，他认为，经济理论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否对尚未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预测;与理论假设有关的问题并非是它们在描述方面是否现实(因为它们从来就不现实)，而是分析逻辑本身;某一理论越是杰出，它的假设就越超脱现实。他的这一看法对当代经济学的形式主义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当代经济学已经害了"形式主义病"。美国学者艾克纳(中译本，1990)指出，当代主流经济学除了建立在一系列形而上学的、从而非的公理基础上的一系列演绎推理而外，几乎一无所有。它只是在大学的象牙塔中构思出来的"逻辑精品"。

一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形式主义的泛滥深表忧虑。1991年由12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经济学研究生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大学的研究院正在费劲地培养一代技术高超、但对现实经济问题一无所知的"低能特才"者(卡西迪，1996)。但是由于主流学术秩序为形式主义提供了牢固的堡垒和文化土壤，并已形成强化形式主义的机制，他们的劝说和忧虑并没有产生多少实际影响。在西方国家，"个人要从事经济学家这个职业，必须要足够聪慧地理解新古典理论的抽象结果，并出色地装聋作哑，对它们忠心不二。"(尼尔·凯，1984;霍奇逊，中译本，1993，第9-10页)经济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学术"象牙塔"中同行之间的孤芳自赏的尤物。经济学家既然遗弃了公众，公众也就对经济学产生了失望情绪。

(二)经济学现实主义的历史渊源---两个"斯密定理"和两条思想发展线索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两个定理或两种分析思路:其一，"看不见的手"的定理，即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能够使经济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市场的配置功能)。这条理念后来被新古典主义采用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等方法进行了形式化处理，以效用函数、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和市场均衡等数学工具进行了描述，到德布鲁那里用拓扑学中的分离超平面定理描述价格和供求量之间的关系，用不动点定理描述一般均衡理论等，我们已经从这些方程式中看不出什么现实经济过程了。其二，斯密第二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并且劳动分工的精细化造成的专业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进国民财富。这种思想还可理解为:分工与经济进步和演化是互为因果的，其中必然包含着收益(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和经济组织进化的有关原理。这就与斯密第一定理的无规模报酬或报酬递减假定、生产函数、消费函数给定等假设相冲突。斯密思想的二重性在马歇尔那里再次显现。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1890)一书中的第8-12章就是专门论述专业和分工问题的，而另外的部分则以边际分析或数学模型分析资源配置问题。斯密和马歇尔之后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分别沿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条形成崇尚数学演绎的"杰文斯-瓦尔拉斯-阿罗-德布鲁-弗里德曼-卢卡斯"的主流分析传统;另一条则以杨(Young，1928)的经典论文《报酬递增和经济进步》为代表，形成"凡勃伦-杨-熊彼特-舒尔茨-阿瑟"的演进分析思路，侧重历史过程分析。前一种分析范式着重在时间无涉、制度无涉、技术无涉的前提下，分析市场机制运行和资源配置问题，而后一种分析范式则试图捡拾起主流经济学形式化过程中所遗漏的几个因素，分析历史过程的细节(如收益递增)和动态演进趋势。后者不断地对前者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作风展开批判，从而使主流学派在与他们的竞争中改进和放宽前提假设。我们把经济学发展史上经济学家在面临复杂的现实问题时，对形式主义的经院作风的不断克服甚至批判，以及经济学家和现实之间的扣问和解答称为经济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运动。

(三)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1.对人类行为假设的拓展与修正。以西蒙和贝克尔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家致力于探索新古典假设关于人类行为在经验中的有效性的研究，并对新古典假设进行实证检验，从而根据实际经验修正新古典的有关行为假设。西蒙认为，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有限理性)，这就决定了行为者无法在诸种可能的选择中作出最佳选择。贝克尔则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引入利他主义行为来说明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这就拓展了"经济人"的假设，将非经济因素纳入到经济模型分析中来，同时为家庭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模式提供了经济分析视角。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威廉姆逊则提出"契约人"假设来增进人们对契约过程的理解。由于在契约过程中，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小数目谈判、资产专用性、可交易数量的有限性和地理位置等现象的存在致使交易费用为正，机会主义行为就有了更多的实施空间(Williamson，1975)。威廉姆逊通过在经济学假设中引入社会学假设，来弱化新古典传统假设的严格性，使经济学研究更贴近现实的交易过程的考察。

在厂商行为假设的现实化方面也很值得关注。新古典理论坚持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假设，一些现实主义者对这种厂商效用函数提出质疑。鲍莫尔认为可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为此鲍莫尔(1959)提出了几个经验性证据:(1)销售收益增加使职工收入增加，便于处理内的人事;(2)销售收益增加使企业能更多地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3)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塞尔特和马奇则认为厂商并非严格遵守利润最大化原则，他们有时由于有限理性更倾向于"令人满意"的原则(SyertandMarch，1963)。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也认为"舒适"也是经理人员效用函数中的一个备选变量，并且它和利润之间有某种替代关系(Leibenstein，1976)。演进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尼尔森和温特提出了一个动态的厂商行为模型(NelsonandWinter，1982)，他们认为新古典企业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没有考虑到不确定性、技术进步、信息不完全、有限理性等因素，应该用演进的观点观察企业应对复杂环境的行为。

2.正交易费用的引入改变了新古典环境的无摩擦力世界。新古典环境主要是指完全竞争的"无摩擦力"(无交易费用)环境。凯恩斯革命将预期、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引入经济分析，使政府、厂商和个人决策时面临的环境参数发生了改变，这也是凯恩斯革命的现实主义精髓，但是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寻找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时将这些精髓丢掉了，走向了新古典主义的道路。倒是新剑桥学派秉承了凯恩斯的遗风，其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坚持认为凯恩斯体系的本质是不确定性。她在微观上也已经注意到企业面临的是不完全竞争环境，但她没有一个可操作的概念来分析企业和市场的边界问题、企业的内部权力结构问题，以及企业所面对的市场交易及其契约过程的外部环境问题，也就是说她还缺少一个关于微观组织分析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不完全竞争产生的内在深层原因。科斯和威廉姆逊的交易成本理论正好弥补了她的理论缺陷。威廉姆逊从契约过程的角度对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新古典环境所遗漏的问题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了市场和科层两种组织类型的内在行为机理和替代边界，为比较制度分析(制度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正交易费用及其相关假定已经构成了一个可能替代新古典环境的所谓新制度环境，正在影响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和信念。

3.新方法的引入与"经济学帝国主义"。正统的主流经济学受经典物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影响，经过长期的积累，已经形成了崇尚科学精神的传统，这也使经济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更具"科学"的外观。同时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也使它有能力侵犯到别的学科去拓展自己的理论疆域，形成一种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经济学方法在向其它学科渗透时，也受其它学科方法和范畴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和渗透已经形成了一系列交叉学科如法律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新经济史学、经济心理学、管理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经济、信息经济学等等。在这种融合中，经济学得到的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同时也引进了一些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增强了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使学科交叉本身也成为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部分。(1)案例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对案例研究方法的倡导，科斯教授的贡献不容忽视。案例研究可以有两种思路:其一，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那些法庭诉讼案例，得出一些在相对意义上具有普适性的原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就运用了大量的此类案例，来说明交易费用与制度运作之间的关系。其二，观察、搜集现实生活中厂商行为、个人行为有关决策过程的案例，用以检验经济学中关于人类行为假设的有效性。(2)实验方法。受心理学上心理试验研究方法的影响，西蒙、洪等人试图通过实验来研究经济行为，从而对现实问题作出合乎逻辑的推理(Simon，1976;HongandPlott，1982)。实验经济学者希望通过实验来检验理论上和现实中有意义的假设，与其它方法相比，其好处在于实验的可控性和可重复性，缺点在于实验者必须对实验对象的决策环境做极大的简化才能在实验室里发现一个决策环境(汪丁丁，1995)。(3)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一些现实主义者并不满足于抽样调查、普查等统计技术分析。因为对于一些宏观模型来说，统计数据往往来源于一些总量数据，其中干扰因素很多，很难准确说明经济行为者的决策过程。从微观角度来说，一些公司的人员会利用"创造性会计程序"(creativeaccountingsystem)制造虚假数据信息;而一些计量分析人员也往往为发表文章而存在某种机会主义倾向或"道德风险"，去操纵"时滞"(timelag)或自己编造数据以迎合自己的某种理论直觉，这些都会影响计量分析的声誉。一些研究地下经济的学者甚至认为，动态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预测效果之所以不好，可能与一些地下经济活动的数据没有进入官方统计资料有关。看来，新的调查方法必须为经济学者所利用和掌握，有时亲自去实地采访、调查、搜集有关数据仍是必需的。(4)科学哲学方法论的影响。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受科学哲学方法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生物学中常用到的整体演进方法，以及与之对应的历史归纳法，其二为牛顿经典力学的拉普拉斯决定论范式，即静态抽象演绎实证方法。近二十年来，科学哲学中的演进主义、历史主义重新受到重视，尤其是普里戈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的发现，使科学家认识了界进化中的"时间之箭"，科学哲学中的一些方法重新点燃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实主义、历史主义的火焰。制度主义和演进主义这两个相互补充、观点相近的学派，成为现实主义运动的两面旗帜，引导着经济学从一个相异于主流经济学的方向发展。

(四)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的方法论意义从内容来看，现实主义运动的实质是在倡导一种研究历史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历史的动态、非均衡理论体系，因此是一种对新古典主义的制度无涉、时间无涉理论体系的反叛。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历史归纳法和案例分析是现实主义者所倡导的研究方法。它表明现实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界长期积累的"李嘉图恶习"(熊彼特语)(抽象演绎实证方法)的不满和抛弃。现实主义运动的潮流表明，经济史理论是重要的，而且现实总是可以从历史中去寻找。熊彼特早就指出过其重要性:"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有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熊彼特，中译本，第三卷，第92页)。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运动还体现出对人的主体性的关注，它恢复了经济学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传统。例如:新制度环境不再像新古典环境那样，将经济主体理解为原子式的互动，而是看到了有限理性、不确定性、机会主义，以及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不协调之处，而这正是现实中所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制度主义的潜台词是:人类应该在制度方面有所建树，以引导人类社会走向更为文明的佳境。而这种理念正体现了与马克思相同的信条: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当代经济学现实主义运动对经济史理论的重新发现表明，未来的经济学理论应该是不同于新古典的静态封闭的自足的系统，而是开放的动态的系统，其中必然包含着经济学理论中的各个学派之间的竞争和融合。因为，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吴承明，1995)，其最终的目的是解释现实问题和发现经济过程中潜藏的，为人类社会的制度设计提供理论指导。

二、当代制度主义: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

制度主义是当代学现实主义潮流中最大的流派。在制度主义的旗帜下，集结了一批有制度倾向的许多分支，这些流派都不约而同地对新古典的抽象演绎模式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它们又表示了相似的对过程和现实的关注。

(一)制度主义的几条线索1.凡勃伦-康芒斯传统。凡勃伦和康芒斯以及米契尔等人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在美国形成制度学派。该传统的当代传人主要继承了凡勃伦的演进经济思想和他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精神，强调经济的整体、演进观点，倡导结构分析。其代表人物塞缪尔斯高度赞扬了欧洲演进经济学(EAEPE)的一些学者坚持凡勃伦传统用进化论思想分析制度与经济的互动和整体演进的思想，并指出未来的制度经济学很可能将是在凡勃伦-康芒斯传统基础之上的综合。这一派制度经济学理论在当代最前沿的或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强调技术变迁的演进经济学与制度分析的融合，这种融合被称为演进制度分析。而在分析上，它吸收了博弈论的方法。尼尔森和温特(NelsonandWinter)在其《经济变迁的演进理论》(1982)一书中，分析了常规在制度演进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制度是以常规作为基础的，企业制度的演进是常规演进的结果，它起到了一种类似于基因在生物进化中所起的作用。按照他们的理解，常规具有知识属性，它存在于组织的记忆之中，是组织内部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也是合作的源泉(NelsonandWinter，1982)。正式将博弈论引入制度分析的是斯考特(Schotter)、克莱普斯(Creps)和宾姆尔(Binmore)等人。斯考特根据经济人假定，构造了一个制度博弈分析模型。"当行为当事人处于一个重复的博弈状态，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行为就具有一种性，当且仅当它是真实的并且是共享性知识的时候，就是制度 。"(Schotter，1981，p.11)他认为，"......在经济中，制度倾向于为当事人整理记忆，并因此而将他们正在进行的博弈从不完美记忆博弈转化为制度支持的完美记忆博弈。"(Schotter，1981，p.109)。斯考特的演进制度分析有与新制度经济学融合的倾向，并且在其分析框架中承接新奥地学派哈耶克的有关知识认识论思想。

2.科斯传统或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旧制度学派相比，新制度经济学体现了知识传统的渐进发展，这又表现在它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假定展开的边际修正方面。他们采用的是"新古典分析+交易费用"的范式，但其研究对象不再是脱离现实的"零交易成本"世界，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机会主义等因素的现实的正交易成本世界。该学派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包括以下几个理论分支:(1)产权经济学。(2)交易成本经济学。(3)合同理论。(4)新经济史学(计量经济史、经济史的新制度分析)。由于该学说在当代学术界讨论颇多，故在此不予详述。

3.威克塞尔传统或宪政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宪政经济学的理论先驱是威克塞尔(Wicksell)。他曾在其《财政理论研究》(1896)一书中指出，要影响行为者的决策就必须注意改变规章制度(宪政约束)，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采取一致性原则。这就将宪政规则的选择和选择的原则纳入到经济分析框架中来，有力地启发了布坎南等人对公共选择问题的研究。布坎南(1987)认为，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选择，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是"制约因素下"的选择，因此可以用成本-收益分析模式;而宪政经济学研究的是"立宪层次"的选择，是"制约因素"的选择，则必须注意程序、过程的公正性，这就要求对政治过程中的"经济人"进行立宪制约。与宪政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研究还包括塔洛克的"寻租的政治经济学"、奥尔森的关于集体行动的经济学分析。他们都和布坎南一样将政治过程纳入到经济分析中，并注意到利益集团斗争在经济决策、政治决策中的重要性，不仅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还对现实经济运行提供了超越纯交易经济分析的更为深刻的洞察。

4.奥地利传统或市场的扩展秩序论。最著名的奥地利学派的当代传人是哈耶克。他遵循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维塞尔和米塞斯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传统，主张将注意力从古典经济学集中于被定价的客体转移到从事于定价的主体研究上来。他不满于主流经济学所沿用的科学主义的物方法在经济学中运用，认为科学主义将不可避免地忽视现实的一些关键方面，如:感觉、目的和预期等。在社会制度方面，他强调制度作为一种自然秩序不是人为设计的结果，而是人类活动演进的结果，例如:语言的使用和货币制度的出现就是明显的例子。市场制度对人类合作前景的贡献在于，市场作为一个过程，不断地提供有关物品和劳务的价格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作为人们选择的基础。而在这种选择中，传统和知识是至关重要的。制度是传统的演变，是信息和主体预期互动的结果。任何理性的设计都不可能创设出理想的制度。哈耶克的思想尽管保守，但他对市场过程的观察以及对知识、信息、等的重视，启发了后世的现实主义者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家对市场演进过程中共享性知识(传统)的研究。其思想已经为从事演进制度分析的克莱普斯和斯考特进行博弈分析提供了知识认识论基础。

5.左翼制度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布逻姆利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或新制度经济学很多有关"效率"的论述是一种同义反复，往往在私有产权-市场-效率的表层现象之间兜圈子。他更关注利益和制度的相互作用，强调制度结构包括产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和其它界定交换领域和范围的博弈规则等对个人选择的影响。因此他主张应该同时注意激励因素和剩余控制权不同所导致的财富分配的差距(马克思强调)两种因素的作用(布逻姆利，中译本，1996)。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对制度主义的研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研究涉及经济、社会权力、商业周期、环境污染、异化、组织、民主等问题，常常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研究工作的继续(塞缪尔斯，1995)。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有很丰富的制度经济思想(诺斯就是马克思制度变迁思想的直接受益者)，如: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与经济理论、技术和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之间张力的理论，恩格斯关于家庭制度、私有财产制度以及国家起源的理论等。和西方主流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们将眼光投向更幽远的历史与未来，并且强调社会制度变迁中既有量变也有质变。支撑他们这些理论的基础或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此他们能够透过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表层看到制度结构深层的矛盾运动。在他们的眼里，技术不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构成矛盾累积的内生变量，人们为了生存而累积的技术进步因素成为推动制度变革的根本性动力。

(二)当代制度主义的综合倾向和发展趋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总有一天交易成本和对合同的选择作为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富有成效的分析的源泉而取得的位置，将可以与边际效用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占的位置相比美"(张五常，中译本，1992)。然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却对此持一种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他认为，新制度经济学作为对主流经济学的正面袭击的结果所造成的变革将不会发生，只有当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性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才能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Coase，1998)。制度主义作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学术思潮，其潜力已有所显现，在实力方面则略显不足。制度主义目前仍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理论大杂烩，在它的内部需要各分支流派的综合，在外部则需要吸收更多的理论营养，以壮大实力。而这种综合的趋势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

1.制度主义在现实主义基础之上的综合。制度主义的综合表现为其内部分支之间的综合趋势，也表现为它和新古典主义以及其它流派之间的综合趋势。制度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外部综合表现为它们之间的双向交流。(1)首先是制度主义中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融入主流的努力。以科斯、威廉姆逊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在基本精神和方法上都借鉴了新古典主义的，如实证主义效率观等。最近几年又倾向于将其理论体系严密化(如采用数学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主流学派的一些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内容也开始进入。(2)制度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合流，形成后凯恩斯制度学派。他们注意到对宏观问题的解决方法，不能仅仅局限于宏观变量的短期政策调整，还要将不确定性、预期、制度等因素内生化进行制度结构改革，以求从长期的角度解决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宏观经济问题。(3)制度主义和演进经济学的合流，形成演进制度分析学派。演进经济学是一个宽泛的、边界很模糊的学派，有时它被作为制度主义的一个分支来处理(它与制度主义有诸多方法论和研究程序方面的交叉之处)，有时它又作为专门致力于技术变迁研究(继承熊彼特传统)的"新熊彼特主义"的面目出现。它强调对历史过程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被新古典传统所遗漏的命题，如:正反馈、报酬递增、多重均衡、混沌、非线性等。新熊彼特主义与制度主义的融合，使制度变迁的研究者将技术进步纳入到他们的理论体系中，而这种结合又与马克思关于技术和制度的矛盾的分析相接通。

在制度主义的内部，新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知识认识论、信息、竞争与合作等有关命题，被演进制度分析学派的斯考特(Schotter，1981)用到其制度演进的博弈模型中。新经济史学的当代杰出代表葛瑞夫则受公共选择学派的国家理论的影响，认为国家作为"经济人"一方面具有界定和保护产权的功能，另一方面也会由于税收利益因素的影响扼制市场的发展。由于这种"国家困境"的存在使中世纪的行会并不依托于国家，而是凭借商人之间共同的文化信仰和长期交易中建立起来的信誉机制而产生，并起到一种替代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以及解决一些产权纠纷的作用(Greif，MilgromandWeingast，1994)。诺斯则受哈耶克、布坎南、奥尔森等人的影响，越来越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重大，并使他逐渐改变了他在早期著作《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中，用相对价格的变动和均衡概念等解释制度变迁的方法。左翼制度主义者布逻姆利(Bromely)和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奥尔森，则明显受到马克思的利益冲突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认识的制度的非中性特征。

2.制度主义综合过程之中也凸现出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第一，将经济嵌入社会之中，试图从人类历史长河的长期变迁中理解经济过程的内在规律;另一方面又试图使其理论体系体现出一种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而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确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范本。马克思的研究从整体上来看是历史的研究，而且有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马克思将人既视为"社会的人"，也视为"历史中的人"。他认为，私有财产制度使人变得愚蠢和片面，在这种制度下，人的感觉和肉体都绝对地受私有财产这种"异化"的形式的支配而贫困化，因此私有制度阻碍了人向自己的生命本质的全面复归(即阻碍了人的全面解放)，是应被取代的制度形态。可见，马克思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是建立在他对历史的深厚理解基础之上的。而他在考察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制度时又是用辩证逻辑和抽象法来分析的。正如恩格斯所评价的:"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在联系的逻辑研究。"(转引自陈彩虹，1998，第25页)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体现出的思想和方法必将对当代制度经济理论产生持续而强有力的影响，并将促使制度主义在理论形态上形成一个系统的经济哲学观。第二，在中观形态上，制度主义追求理论建构的现实性，重在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经济现象，尤其强调前提假设应是真实而易于处理的，而在研究的重点方面强调对现实约束条件进行实际调查。第三，追求一种目的，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其理论基础。在政策的制定中，将现实和抽象的模型等同起来，往往会产生误导。熊彼特就曾批评过演绎实证主义的始作俑者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倾向，他认为李氏试图将其理论直接运用到政策制定中，是从高度抽象的、非常繁琐的理论一下子跳到政策结论(斯坦费尔德，中文版，1990)。与李嘉图所不同的是，制度主义者重在观察制度运行所需的现实条件，以及条件变化后的制度应如何适应变化了的现实。因此，制度主义能为政策制定和立法提供理论基础，并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应用性转化架起一座桥梁。第四，接受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的有关理论和方法，将混沌理论、正反馈、自组织理论引入制度分析，并通过机模拟建模注入数学的严密性，将能使制度分析更为有效地探究经济系统中的"复杂现象"。

三、学的

(一)现实主义与中国经济学197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现实发生了重大变革，改革和发展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旋律。一些经济学者隐约地感到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倾向，在经济学的发展上也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他们开始寻求一种能够解决现实经济发展的，以解释发展变化了的现实。

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主要引进的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的理论，包括新古典学派和古典学派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在80年代中期，宏观经济学在中国尤其兴盛，原因在于80年代上半期尤其是1984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过热和需求膨胀导致的经济波动的出现，迫使人们对宏观作出思考。这一时期的一些经济学者虽然有一些现实主义的想法，但由于理论储备不够，食洋不化，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解和存在生搬硬套之嫌(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学的现实主义倾向，或许仅仅停留在对各学派理论对中国现实的适用性的选取上)。80年代中期到1989年风波期间，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现象:(1)在理论引进上，侧重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和介绍，这也是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2)出现了改革对策论的热潮。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改革突破口、改革路径等问题发表见解，形成几个不同但有些交叉的改革流派的理论交锋，如:协调改革派、所有制改革派、产权改革派、宏观改革优先派、宽松学派、经营权主导改革派、体制改革派等(叶选胜，1993)。(3)在这一时期，西方自由化思潮对中国冲击非常明显，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有关部门曾采纳一些浪漫主义的、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的建议，几次进行价格闯关都因招致通货膨胀而流产。1988年的那次闯关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很多人认识到改革没有浪漫曲。产权改革派中的一些学者也曾受主流产权理论的，设想从产权明晰的角度去尽快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产权神话"在中国的翻版。(4)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因为和中国改革现实相契合，开始引起中国一些中青年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开始翻译和介绍这方面的理论，并用其中一些理论中国现实。当然这一时期的理论发展仍基本上处于引介评述阶段。

总之，整个80年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呈上升趋势，并接受中国经济现实的检验。实践证明，主流西方经济理论不能有效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因为，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和一些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都有其较完备的市场条件作基础，而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不具备的。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央决策层开始反思改革思路，经济学理论界也开始反思中国到底该以什么样的理论，作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建构的生长点。

从90年代初到现在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盛时期。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理论评介，还是以中国的现实为基础检验和重构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和命题，都达到了一个新阶段。人们发现用新制度经济学有关理论和来描述、解释中国改革和过程，很具有说服力。科斯教授倡导的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在中国得到了回应。

(二)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理论贡献中国经济改革现实是中国制度经济学理论生长的试验田，它催生出许多有关中国经济转轨的经济理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制度经济学已经从改革对策(寻找改革突破口)、目标模式研究转向对改革过程本身的研究。20年改革和发展史为经济学家提供了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变迁的机会，到80年代末中国制度经济学者愈加注意对改革成本、利益冲突的研究，改变了以往对改革所持有的浪漫主义简单看法。改革要付出代价，此代价应该由谁承担，政府该怎样补偿利益受损者，这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樊纲、盛洪和张军等人的系列论文(见《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盛洪主编，1994)提供了这方面的深刻洞察。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又有了新的突破，这表现在林毅夫等人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1994)和张曙光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1996)、第2集(1999)的出版上。它们标志着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从简单模仿、运用国外现成理论解释中国问题走向自主创新阶段。尤其是90年代后半期，一批挑战主流新制度经济学的论文的出现，将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至此，一些建立在中国经济现实基础上的独特的理论话语，如:增量改革、试点改革、计划利权交易、渐进改革、补贴改革、"模糊产权"、"超产权"、"内生产权所有制"、承包权、法人财产权等出现在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专业之中。同时一些现实主义的计量实证分析也试图为这些理论提供经验数据的支持。本文将主要对制度经济学在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主要理论贡献作一简要综述。

1.林毅夫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下，考察了中国十几年改革和发展史，提出了一系列有广泛影响的理论命题。他与那些具有明显新古典倾向的经济学家不同，他更加注重对经济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的考察，力图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两大现实问题融合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并以此为出发点，探讨中国经济体制的形成逻辑、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以及国有改革等相关的难题(林毅夫等，1994， 1997)。他们还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核心论"提出质疑，指出了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市场竞争环境的重要性，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学者的研究。

2.以张曙光为代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案例研究。天则所已经完成了两项"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1993-1994年完成10个案例，1995-1997年又完成了12个案例，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整体上来说，这20多个案例分析中所体现的是主流制度经济学(即以科斯、威廉姆逊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和方法论倾向，它们以"效率"为核心和导向，以个人和契约过程分析来观察评价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度的转轨过程。在这些分析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市场经济制度比计划经济制度要更有效率。同时，他们注意到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本土化特征，对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过渡性制度安排"的二重性、易变性进行着力关注和重点刻画，从而力求使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在"融入主流"的同时，作"发展主流"的努力(张曙光，1996，1999)。

3.樊纲(1995)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华文化传统在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和局限。他认为华人文化不重视理性化的正式制度安排，更注重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因此华人企业多为家族式企业。而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特质("重不重形式"、重非正式关系而不重正式制度)使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相对成功。但是他认为华人经济如果还要取得进一步的长期发展，还必须注意依靠"法治精神"来实现自我完善。樊纲的分析也表明文化传统等意识形态范畴对制度变迁的路径有重大影响，但这方面的研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很薄弱的。王询(1999)也注意到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形式变迁的影响。他认为，东亚国家由于在文化传统方面的特殊性使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空间往往较大，更容易发展出各种中间形式，而这种中间形式在中国的特殊背景下往往成为节省交易费用的组织形式。另外，由于制度环境的不完善，中国的家族式组织和交易的人际关系模式有可能又是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

4.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的研究方面，杨瑞龙(1998)根据中国的转轨现实的特殊性提出了"制度变迁方式的三阶段论"和"中间扩散型假说";黄少安(1999)则提出了"制度变迁主体的角色转换假说"。不过杨瑞龙更加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尤其考察了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中间扩散效应"。而黄少安则更强调制度变迁中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特征，认为制度变迁往往是由不同主体联合行动才能完成，并且不同主体在创新中的角色随着创新过程的演进而不断发生变化。

5.挑战西方主流新制度经济学。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家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表现出了更多的主体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方面表现为对主流经济理论的批判性吸收，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以中国经济现实来证实或证伪西方经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能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模型。中国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就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学者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分析逻辑表示怀疑。(1)盛洪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般历史观提出挑战。盛洪(1995)认为，由于公共选择的外部效应，一些人在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时，有可能采取非市场手段，通过对公共选择过程的不当运用，使制度变迁走向以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替代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的路径上去。这种观点与主流经济学认为的制度是人们互相趋利避害的选择的结果，因此对个人都是有利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2)汪丁丁对"交易费用"概念提出质疑。汪丁丁(1995)指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交易费用"自身的逻辑缺陷。他认为，交易费用实际上也可用"机会成本"来定义，它作为制度的运转成本，在一般均衡中不过是某种实现了的博弈均衡，是对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的主观价值而言的机会成本。但是由于主体知识结构的影响，参与博弈的主体实际上没有选择博弈均衡的自由，制度选择也就无所谓替代性，或者说对制度选择而言，再谈论"机会成本"(交易费用)问题似乎没有意义了(因为交易费用在多数情况下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一个演进过程)。(3)程恩富(1997)对"私有产权神话"的批评。程教授认为产权仅仅是经济发展函数的一个变量，完整的经济发展函数为:F发展=f(c产权、t土地、l劳动、z资本、j技术、g管理......n)，私有产权也并非先验的永恒的安排。(4)柯荣住对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提出挑战。柯荣住(1997)认为，诺斯的"如果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将会被创新"的论点在现实中无法得到证实。他认为该论断考虑的仅仅是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忽视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A.创新的不连续性;B.创新的不确定性;C.制度创新中的供求一致性;D.制度创新主体的行为理性;E.一定利益格局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在考虑以上五个因素后，他给出了一个模型来解释制度变迁中长期谈判的均衡博弈问题。柯荣住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了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古典分析倾向的不满，他认为应该修正新古典主义的绝对时空观和连续性假设，关注不确定性、混沌、耗散结构等更为复杂的现实问题，从而加深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现实的理解。(5)崔之元博士对"主流"范式的挑战。崔之元认为，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制度改革应寻求次优结果，而不是"最优"结果(崔之元，1999)。他还对"软预算约束"命题作了富有新意的阐发，他认为"软预算约束"不仅仅存在于东方主义国家，西方私有制经济中也广泛存在这种现象。他进一步强调"软预算约束"在一定的制度条件下也能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他还指出了产权理论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内在联系，提出了"产权明晰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有权，通过什么过程来界定产权"的命题(崔之元，1999)。

其次，建立在中国转轨经济现实经验基础之上的本土化的理论模型，是中国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特殊贡献。(1)李稻葵的"模糊产权"理论。李稻葵(1995)对教条化的"科斯定理"提出挑战，他认为产权安排与制度环境互为因果，在不同的环境下，都会有一种最佳的产权制度选择，但此选择未必是清晰界定私有产权。现实中具体采取何种产权安排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中国乡镇企业采取"模糊产权安排"，在中国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选择。(2)田国强的"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田国强(1996)构造了一个非完全市场环境下内生产权所有制模型，来说明所有制安排的内生性，即所有制类型(国有、民有、集体所有)分别与经济自由程度和市场完善程度相关，也就是说，产权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经济环境的有效对应。(3)刘芍佳和李骥(1998)的"超产权论"。他们挑战西方的私有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产权论仅仅阐明了收益激励机制对企业效率提高的作用，没有注意到市场竞争因素的作用。他们认为利润激励只有在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刺激经营者努力的效果，应该在企业治理结构模型中同时引入市场竞争和产权两个变量。这就丰富了主流产权理论的内容。

(三)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反思1.关于案例研究方法。在中国目前统计数据失真而且现有数据缺乏的情况下，开展案例研究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替代方法，但是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案例分析结果的一般化问题，也就是如何将案例分析上升到总量分析的高度，归纳出一般的理论形式的问题。这与案例选取的典型性有关，也与分析者的理论素养有关。如果案例分析结果不能一般化，则各个相关案例的结果就不能联结成一个整体，那么我们对历史和现实过程的观察就难免有支离破碎之感。

2.基础理论研究的薄弱。中国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但是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却出现了各种制度主义流派相互融合的趋势，尤其是旧制度经济学派由于和演进经济学、博弈论等的融合显示了更强的生命力，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在分析长期变迁方面显示出了局限性，因此西方制度主义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历史过程和利益冲突的分析。而中国以效率为导向的改革在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许多社会矛盾，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造成的利益冲突，失业人员增多造成的社会混乱逐渐显露出来，使改革成本明显加大，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因此，利益冲突与摩擦将是中国后期改革所必须着重关注的问题。这些现实问题要求理论工作者转换理论视角，尤其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应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对价格分析、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和旧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康芒斯的社会控制理论、左翼制度经济学家布逻姆利的利益分析和公共政策分析以及演进制度分析学派的博弈分析甚至马克思的利益矛盾分析、公共选择理论的利益集团分析等综合起来，形成一个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理论框架。目前，可能最为急需做的工作是，挖掘经济思想史上的制度经济理

论思想，进行理论梳理，并进行各流派之间的比较与综合，同时摆正制度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者之间的位置。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都已经构成了中国制度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3.如何将中国的产权结构、制度结构、政治结构和市场结构结合起来，并融合中国经济史进行研究，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四)中国经济学发展中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几个问题1.关于"范式危机"。学术界对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苏联范式"的危机给予了诸多关注。笔者认为，所谓"范式危机"，与其说是某一理论范式的危机，不如说是各种教条主义经济理论的总危机。近几年中国经济学发展中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思潮的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意识"、"历史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者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但是，要形成一个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还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努力。

2.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目前的最大现实，中国经济学要想在现实的理论解释力方面有所突破，制度主义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是必然选择。但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仍不容忽视。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具有历史属性，在对历史过程和对现实矛盾的关注方面，它和制度主义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有沟通和融合的潜力。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正反映了这种趋势。因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马克思经济学都应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指南，并在经济层面上提供思想认识源泉。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蕴涵的精神和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洞察也应为中国经济学者所吸收，并在方法论意义上成为中国经济学者工具箱里的一个重要分析手段。在全球化语境中，本文强调经济学的人文属性、历史属性，并且笔者坚信，越是历史的才越是民族的;"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进一步说，经济学的历史价值也就是经济学的永恒价值(惟有历史的才是永恒的)(陈彩虹，1998)。

3.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是中国经济学能否在世界经济理论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重要前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既有意识形态必然影响到中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于西方国家。这种独特性应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所认识。而要认识这种独特性就必须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变迁史，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往往成为纯粹的史学家的专有领域，经济学者却鲜有涉足。同时中国经济学理论也缺少经济史的视角和经验支持。因此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未来发展尤其需要经济史理论的奠基。当然，这种经济史理论研究必须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在这方面新经济史学派的理论可以提供一些借鉴。对于一些人主张的中国未来的经济学必须"融入主流"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要求的恰恰是"主流融入中国经济史"!

4.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精神、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理念作为指导。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人文科学，它应以"人"的发展作为最后的归宿，不仅仅关注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还应该关注"人"在效率提高中的"主体性"的发展。同时经济学还应该不断地关注历史和现实，以增进其理论解释力。当然，这些仍然不够，经济学者的眼光还不应仅仅停留在现实的细枝末节上，也就是说，还要关注未来。这在中国表现为关注改革后期的"后市场化"问题，如异化、犯罪、环境污染、经济周期、道德沦丧等。这就是说，要以一种马克思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以免重蹈覆辙。

5.中国经济思想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或是否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曾有过影响世界学术思想发展的辉煌成就:我们能从法国"重农学派"的学说中找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谈敏，1992);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也被认为是受到司马迁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扬格，1996);在当代，又有人考证出美国"新政"时期的有关"农业调整法"的条款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思想(李超民，1999)。看来，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学术领域，而且影响到别国的施政纲领和立法实践。因此，面对西方强劲的"文化殖民"倾向，我们大可不必数典忘祖或妄自菲薄。然而，由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专利制度的缺乏以及长期的闭关锁国，致使中国曾经辉煌过的经济思想衰落了。可喜的是，近二十年的体制改革又一次给中国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经济转轨成功的经验又势必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的学术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改善(知识产权法的实施，匿名审稿制度，文献制度，竞争、开放的学术秩序)。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否意味着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崛起的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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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姆利:《利益和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基础》(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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