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科技政策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er de ，Political　Culture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18〕《论语·里仁》。

第2篇：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创新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自强不息与永攀高峰的精神、“重人伦”思想对现代科技创新起到积极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的思想、“中庸之道”、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又是与现代科技创新文化要求格格不入的。应通过机制建构与“文化形塑”，构建有利于我国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

科技创新是基于创新主体的文化与价值取向而进行的一项合逻辑与合价值的实践活动。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它潜移默化地对科技创新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涉及到从观念、方法、价值等等各个方面。一方面，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促进性的，亦可能是消极的、阻碍性的。另一方面，脱离实际的文化背景进行科技创新，或对科技创新进行理解与评价，既是不可能亦是毫无意义的。本文拟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创新的影响。本文所指“中国文化”指的是中国传统精神形态，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等；还近代以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释道合一的文化体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都是都是基于“重人伦”这一核心展开的。即“重人伦”这一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基本准则，进而影响到科技创新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重人伦”的思想对于科技创新活动而言只有积极影响，而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都可在“重人伦”思想那里找到根源。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有益于科技创新活动。这种凝聚力表现为文化心里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当代的科技创新，尤其是高科技创新，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需要各领域、各层级的科技创新主体共同协作完成。创新主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创新主体有着共同的目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是与当代科技创新的趋势相适应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自强不息，永攀高峰的精神。《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代人观察到自然运行的规律，又将它作为激励人们的准则，即表现出“重人伦”的方面。科技创新活动总是充满着困难与曲折，这在根本上是由科技创新主体的历史性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的复杂。因此，对于科技创新主体而言，百折不挠、永不放弃、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就尤为重要了。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重人伦”思想是与当代科技创新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相适应的。特别是在当代，科技的广泛应用所引起的各种灾害日益引起人类的注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全球变暖等等问题都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而在本质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所倡导“重人伦”的思想同样要求科技创新主体要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因此，“重人伦”思想实际上是当代科技创新的应有之义。

第四，教育功能是作为文化的科技创新的基本功能之一。而中国传统文化一贯重视教化作用，这亦反映了传统文化“重人伦”的一面。科技创新的教育功能不仅仅在于它提供的科学知识或强大的工具，还在于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而传统文化历来将伦理道德教育置于第一位。在某种程度上说，科技创新的目的就在于扩展人类的视野，提高人类认识能力，即开化人类。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能够通过教化科技创新主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求科技创新主体始终将开化、解放人类作为自己的目标。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亦包含这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看似繁杂，但是仔细审视之下便会发现“政治本位”思想始终隐藏在这些因素的背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科技创新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通过分析我们将看到这些因素与“政治本位”思想的内在联系。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的思想。传统文化中重官轻民的思想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而科技创新在在古代曾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上述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容易导致将科技创新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从而或有人根本不屑于从事科技创新事业，或有人将科技创新事业作为“做官”的进身之阶，无论如何，上述思想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是危害极大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一条重要的伦理道德标准（亦即指导规范古代官员言行的金科玉律），对于处理人伦关系，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科技创新总是一种对原有传统的反思、批判的行为。科技创新内在地具有冒险，激进的特征。因此，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的思想是与科技创新的精神相背离的。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这亦是“政治本位”思想的延伸。中国传统上一贯强调“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关系。在奉行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环境里，科技创新主体日益滋生崇拜权威的思想，进而导致创新主体个人个性和创造性的泯灭。同时它还不利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公平竞争与进取。

三、构建有利于我国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

首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就“为何要扬弃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而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文化的历史性所决定的。首先文化总是变动不居的。虽然文化在某一特定的地域与历史时期，保持着宏观的稳定形态，但是从整个历史长河，以及微观层次上，都可以观察到文化总是处于流变之中。而科技创新又受到文化的根本性影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创新本身的历史性是由于文化的历史性所决定的。始终处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创新主体规定者科技创新事业。锁业科学认识与科技创新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总是与文化紧密相关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包含能够促进科技创新的因素。譬如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等等。但同时亦包含着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如政治本位，遵循守旧等方面。因此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应科技创新之要求，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也是文化实现自我否定、不断演进、辨证发展的体现。

其次，要构建合理的与文化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机制。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的构建性力量，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知识或能够让人类移山填海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既包括科技本身的系统化样式，还包括相应的科技创新机制。

科技创新机制包含两个基本维度，即组织和制度。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两大思潮的影响下，17世纪英国成为了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发生兴趣。但是对科技感兴趣只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条件之一。而近代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标志就是以格雷山姆学院为代表的新型大学的诞生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英国皇家学会的诞生，其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官方认可的科技创新组织。这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所认可，另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一个有共同目标并遵守一定规范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在法国，科技创新的体制化进一步确立了，其标志便是法国科学院的建立。在19世纪，科技创新体制化在德国最终完成，其标志是1826年于吉森大学建立的现代化学实验室。从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新型大学的出现、科学学会的建立以及实验室制度的建立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基本表现。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组织也越来越丰富。

科技创新机制的制度维度指的是相应的科技政策与法规。这其中又包括课题申请机制，评议机制，奖励机制等等。各国通过科技政策与法规实现着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宏观管理，引导，激励着本国的科技创新。

在19世纪中叶，德国的产品以低质、仿冒闻名。而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德国的科学技术突发猛进。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当时德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深入，一些有识之士倡导成立了国立研究所。因此帝国物理研究所（PTR），德国威廉皇室学会（KWG）等各类研究所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德国政府缺乏资金支持科技发展的情况下，一批银行家、科学家等则成立相应的基金会。而现在，遍及德国的各类基金会已经成为资助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第三，现行的匿名评议制度，其雏形亦是在德国形成。近年来，德国通过产权制度、专利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规以保护科技创新主体的利益，激励科技创新活动。并且在科技奖励方面，德国洪堡基金会与联邦科研部联合设立的两项科研奖——沃尔夫冈-保尔奖和索菲亚-克瓦雷夫斯卡奖以高额的奖金吸引着国内外的科技创新主体来到德国，投身于科技创新事业。有次可见，科技创新机制对于科技创新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再次，改革应试教育，倡导创新思维，提供有利于现代科技创新的良好教育基础。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与前提。从创新主体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1810年，威廉-洪堡等人倡导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倡导教学自由，教育与研究相结合，且这一理念很快成为欧洲新型大学共同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就是从柏林大学开始的。可见大学的功能之一就是进行研究，生产知识。另一方面，从上面的例子同样可以看到，大学的另外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教育。因此大学还是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基地。

在当代，应试教育已然不能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基于知识的教育是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大趋势相背离的。当代科技呈现出的一个基本态势就是学科的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这一态势亦解释了当下知识爆炸的现象。在当代一个人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知识都所有掌握。因此，倡导科技创新就必然要求对应试教育进行改革。

对应试教育的改革，首先在于改变教育观念，即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这一转向实际上标识的是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转向。在英文中，导师被称为“consultant”或“instructor”，前者还有“咨询师”之意，而后者则还有“指导者”之意。这表明，在西方高等教育中，教师不再以“教授者”的身份高高自上，而倾向于与学生进行平等的讨论。

教师与学生的这种身份转变，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的权威。它鼓励人们提出“异见”，挑战权威，而科技技术史的发展也表明许多科技创新就来自于这些“异见”，无论这些“异见”在最初提出之时有多么幼稚或离经叛道。由此可见，倡导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向实质上是倡导创新思维，倡导创新思维是改革应试教育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第3篇：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信息科技；典范移转；传播理论；网络传播

网络媒体成为报纸、杂志、广播、影视之后的第五大媒体。网络传播突破时间、空间的藩篱，其信息传播过程中不仅信息科技不断地创新，传播方式亦随工具的变化而逐步改变。国际电信联盟（ITU）的调查报告指出，在人类媒体产业发展的历史中，其产业使用人口超过5000万。从发展所需时间来看，电话是74年、收音机是38年、PC是16年、电视是13年，而因特网只用了4年，是人类媒体产业史上发展速度最为惊人的。从这快速增加的人口数与时间信息中，可以看出因特网对人类传播方式已造成极大影响。目前，对传播科技所引起变化的研究，大都以社会学为研究对象，如传播科技与（后）现代性、传播科技与社会（信息社会）、传播科技与政治参与、传播科技政策与社会、传播科技与市场、传播科技与文化、传播科技与自我、传播科技与性别等。有的学者从哲学角度探讨因特网与传播理论，还有的学者综合传播方面的讨论，将网络传播研究策略以分析层次、信息产制和消费而列为研究分类的重要指标。而从信息科技发展角度来探讨传播相关议题，目前研究文献较少，因此，本文探讨网络传播下新传播方式对传统传播的影响。

1典范的概念及其变迁

典范，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层面，广义指科学社群（ScienceCommunity）里的成员共同享有的信念、价值、世界观、宇宙观等全貌；狭义则是指科学工作者从事研究时，所采信的主要范例，如公式、公理公设等，都可以作为解谜的工具。在科学典范的革命过程，库恩提出所谓常态科学（NormalScience）和非常态科学（ExtraordinaryScience）概念，来阐释科学典范的转变过程。其认为任何一个科学社群在典范的导引之下，能建构出一个常态科学。而任何一个常态科学也无法解答每一个科学社群所关心的问题或谜题，此时就面临异常现象，当常态科学所无法解谜的异常现象愈多，意味着出现典范混沌的现象，即库恩所说非常态科学出现的时机。假如典范无法解的谜愈来愈多，则混沌现象将会恶化甚至产生危机，终至发生典范革命，这时新的典范将取代旧有的典范，否则此科学社群无法继续进步。根据库恩的说法，必须彻底抛弃旧有典范，否则无法解释旧典范所无法解答的谜。科学典范是如何转折或演变的呢？库恩提出科学的革命观，认为科学的进步并非如过去一般人所想象的渐进或累积，相反的，他认为科学革命才是科学发展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而革命的历程，就是一个典范全然、取代旧典范的过程。瑞哲（Ritzer，1975）具体指出典范在科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认为一个典范就是某一个科学领域对它所要研究的主题的核心所在，用来界定这个学科该研究什么？该问什么问题？该怎么问？该如何解释找到的答案？所以说典范是各学界中最具根本的、广泛的共识，它界定了各学界的理论、方法、研究工具和范例，甚至学术结构和学术信仰。

2大众传播理论与信息科技典范移转

认知的兴趣是决定典范谁属的重要基准。Burrel&Morgan（1979）则逐一整理诸多社会学理论和各个不同派别，提出社会本质和社会科学本质的架构，结构社会学派的四个类型是激进的人文主义、激进的结构主义（RadicalStructuralism）、解释性研究及功能主义等四个理论典范。Rosengren（1983）认为有关传播学界典范的争议问题，可从知识性的争议、政治上的争议、国际性的争议等三方面区分。而有关传播典范的争议，1985年全球传播年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即以终结争论，以典范的对话为主题，邀知名传播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评论。大众传播理论典范的发展，迩来即有不同分类方法，有按各种理论出现早晚区分；有依拉斯威尔(Lasswell)所创见的传播模式中单元区分；有依美国学派或欧陆学派区分，但不论何种区分均无法掌握大众传播理论发展的轨迹；其建议以掌握主导传播研究的理论起源、传承、发展、及转折的整个脉络。故以典范作为思考架构，参酌大众传播理论的源起及重要转折，作为主要分界。Severin&Tankard则以主流的传播效果研究作为大众传播理论发展的分水岭，将传播效果分为媒介效果万能论、媒介效果有限论、中度效果模式、大效果模式。而对于大众传播理论典范移转和新科技发展间的关系，McLuhan曾提出四阶段论，将人类传播历史分为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与电子传播。McLaughin&Antonoff（1986）则将信息传播事业按照服务性和产品内容探讨传播科技的转变对整个传播生态的影响。述学者论点，传播理论的典范移转与信息科技典范发展息息相关，而新的信息科技正改变着传统传播方式。

3网络传播的产生及影响

3.1网络传播中新传播方式的产生

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驱使研究者建构一个超越特定媒体或科技的传播理论。社会学家曾针对为何新媒介较历史上任何早期社会的传播过程都有效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整理出新传播方式的四个因素：一是表达性；二是记录永久性；三是迅速性；四是分布性。新的大众媒介由于其在社会中广泛被接受与使用，使得这些媒介不仅影响社会互动也影响个人心理观念的形成。传播科技发展的结果之一是，人们不再认为电视是一个统一或磐石般的体系，传送着同质的讯息给受众。这种科技发展的结果对以往假定媒体具有单一效果或统一信息的传播理论有所冲击。McQuail（2000）认为信息与传播技术最根本的发展方向可能是数字化；透过数字化的过程，所有的文本能够缩减成二进制编码，并且可以采用同样生产、分配与储存的过程。这对媒介机构所造成的潜在影响最广泛，并为人们所注意的就是所有既存媒介在组织、分配、接收与管理形式上的整合。网路传播所探讨的主体，既着重非多媒体、非超链接的网络传播形式，如电子邮件、电子布告栏、新闻组、泥巴（Multi-UserDungeon，MUD）、电子会议、ICQ等，亦含多媒体传播与纯人机的传播，如搜寻数据、电子报、（非）同步远距教学、游戏等。若以Lasswell模式来比较传统传播理论与网络传播内涵的差异，可知网络社会中的网络传播，是以网络为中介和桥梁，网络成为未来传播的重心，而且不再有传统所谓传播者和接受者(或传播者与阅听人)的区别，所有沟通者都是网络用户。

3.2网络传播的特色与冲击

因特网提供的即时反应的双向功能，是网络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的优势之一。电子化媒介的功能在于，一是储存信息，二是加快信息传递速度。其对社会与人类的塑造为视、听系统的整合，全球村的形成，空间取向和时间取向的整合，重新部落化与个体创造性问题。

4网络传播对传媒媒介的冲击

因特网的特色在于无线传播信道、小区营造、电子商务，以及模糊信息提供者与消费者的高度互动特质。Poster（1998）则指出因特网与广播、电影、电视及印刷媒体的差异，其认为网际网络结合了广播、电影和电视，并且透过推播的技术来传达，使多对多的交谈成为可能，使文化事项同步接受、交流与再分配成为可能，使传播行为脱离国家的疆界，脱离现代性的领域化间关系，提供实时性的全球接触，将现代/晚现代的主体置入网络性的器械中。Postmes等（1998）将计算机描述成一种特别的非专一性（UniquelyUndedicated）的传播技术。Livingstone等（2011）亦提出：因特网所带来的新气象，可能结合了互动性以及那些对大众媒介来说属于创新性的特征：无限范围的内容、接触的阅听人幅度及全球性的传播本质。网络媒体具有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体的七大特性：互动性、个人性、立即性、全球性、多媒体、超链接与数据搜寻。谢清佳等（2000）从科技方面看，网络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两项前所未有的特性：可连接性、可达性。可连接性代着表它能够连接到任何想使用网络资源的人，在网络上分享信息或从事活动。可达性代表着它不受任何地域上的限制，可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而不需花费昂贵的代价。从社会角度来看，因特网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社会形态，其中以日常生活模式与商业行为模式最为显著。苏席仪（2000）从网络上商品信息中归纳了其科技特性：信息量、时间性、空间性、多媒体、互动性、个人化与隐私性。许嘉惠（2001）指出网络包含了4种重要特性：开放性的全球联机、高速通讯能力、多媒体的传输能力及丰富的网络资源。

5结语

Bell(1973)比较工业后社会(Post-industrialsocity)和工业前社会(Pre-industrialSocity)和工业社会的特质，就指出后工业社会的重心不再是原料或能量，而是信息；更重要的是，后工业社会的竞争不再是原料或能源，而是知识与创新。因此把因特网可能构建的虚拟现象抽离出来，对传播研究及传播理论的发展具有时代意义。新媒体正促进人类进入智能型社会。从本文分析可知，网络传播与传统传播的最大差异在于虚拟、互动、创意、快速的产生。随着科技进步，无线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届时立即性的讯息获得、反应，个人化的服务将应运而生。人们无法预测网络传播是否完全取代传统传播方式，但可预测其必对传统传播产生重大影响。虽然网络传播类型众多，但因科技发展限制，利用因特网作为传播工具，在现阶段亦隐含传播瓶颈，其可利用网络特性而发挥到极至，亦会冲击传统传播产业。因特网特性使网络传播有别于传统传播，网络传播可发挥网络特性，对传统传播方式产生影响，导致其发生结构性改变。一是社会结构层面，从文献得知，人们因网络传播兴起而排挤其他传播工具的使用时间。随着应用程度的普及，原有实体的建构逐渐消失，人际沟通方式改变，新的族群形成，法律修订永远跟不上科技的改变，新的社会问题衍生。二是内容结构层面，网络内容多元化、回复快速容易，具高度实时性，提供个性化服务。从消费、商务、工作到学习，无时无刻的信息获得，衍生不同于实体的商品。而消费通路的变化，导致不同经营模式的产生。三是传播经营层面，因特网突破时空限制，具有连锁性放大作用，新业者不再受频道限制。四是技术层面，具多媒体、失真与干扰小、超链结、数据搜寻、处理能量大等优势。五是阅听人层面，阅听人不必于固定时间守着媒介，反而因数据库的设计，可享受非定时、可重复的信息接收。六是现有科技环境下利用因特网传播隐含传播瓶颈：首先，网络技术成熟问题：在固网、带宽问题解决之前，需要考虑到网络宽带及传输的顺畅问题，在制作网络广播节目时，将声音加以压缩，会造成音质失真，形成经营瓶颈。其次，传输中断问题：网络广播的有线或无线接收，均依附于因特网，受到频宽的限制，网络上人数增加，网络拥堵问题立即出现。第三，收听习惯问题：一般的上网族已经习惯上网进行纯图文的阅读，网友是否能改变上网习惯，接受网络广播，还需时间上的等待。第四，网络盈利问题：网站何其多，虽然进入门坎低，然在众多网站中，如何让网友认知网络世界中所存在的网站，进而由人潮引进钱潮，是任一网站要努力之处。第五，知识产权问题：网络上立法尚未完备，对于音乐、图文、影片等在网络上进行广播，将出现知识产权问题。

参考文献：

第4篇：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传统太极拳；继承和发展；传承队伍 据中国武术史学家唐豪等考证：太极拳发源于河南温县陈家沟，是明末清初陈氏第九世陈王廷(1600——1680年)在祖传拳械的基础上，博采诸家拳术之精华，以太极阴阳学说为理论依据，并结合中医经络学说和导引吐纳术而创编的一套拳术■。太极拳运动自明末清初陈王廷创拳以来，三百年间演化发展出杨式、吴式、武式、孙式等几大流派，1956后，国家体育部门又组织专家在传统套路的基础上，创编出8式、16式、24式、32式、42式、48式、88式太极拳及32式、42式太极剑等普及套路和竞赛套路。为了与1956年之后新出现的太极拳练习形式进行区别，我们通常把在此之前在民间普遍流传的陈、杨、吴、武、孙等几大流派的太极拳称之为传统太极拳。

太极拳中的普及套路和竞赛套路是在传统太极拳的基础上，为了向大众普及以及为了在比赛中便于规范评比而创编的，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和竞技武术的长足发展，普及套路和竞赛套路发展迅速，与之相比，传统太极拳的发展却明显缓慢。传统太极拳比竞赛套路和普及套路具有更深刻文化内涵和高深的技击技术，重视传统太极拳的发展才是太极拳发展的根本。本文通过对传统太极拳的文化内涵和传承现状进行分析，得出传统太极拳的继承和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传承者，并提出塑造高素质传承队伍的途径和方法。

1传统太极拳的文化内涵

传统太极拳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所以传统太极拳的继承和发展永远也离不开传统文化。传统太极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哺育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它不仅有精湛的技艺，而且还蕴涵着中国古典哲学、养生学、中医学及兵法学的精华，可以说，太极拳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肢体的运动，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有些人称之为“太极文化”。

既然传统太极拳植根于传统文化，那么在传统太极拳的继承和发展中，我们就不能脱离开太极拳的文化内涵，仅仅把眼光停留在技术的表层现象上，而是应该在抓好传统太极拳动作技术推广的同时，深入挖掘太极拳的文化内涵，扎扎实实做好理论探讨和科学研究工作，要把太极拳的文化内涵诸如有关传统太极拳的哲学基础、美学思想、生理机制、人体生物力学等做出科学的阐释，使太极拳形成一整套的科学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达到科学的巅顶，必须有理论思维”，太极拳也是一门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要想让我们这块民族文化的瑰宝发出璀璨的光芒，就需要我们传统太极拳的传承者不能只囿于技术的小圈子，而应该放眼全人类的文化成果，用现代科学原理和知识去探究、补充和完善太极拳理论。我们应该把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哲学、美学、中医学等理论同现代科学中的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训练学等学科以及比较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等与之相关的深层文化形态相结合，构建科学完善的太极拳理论研究体系，用以指导太极拳的发展。正如前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徐才所倡导的，应该把武术“从武术活动向武术意识上升”，从“小武术”向“大武术”发展。

2当今太极拳传承现状

传统太极拳基本上还在延续师傅带徒弟的老传统，体育院校的太极拳基本上只注重竞赛套路及普及套路的教学，而对传统太极拳的拳理及技术深入研究不够。竞赛套路和普及套路是为了规范太极拳的演练，为了在太极拳的比赛中规范评比而创编的，但它们还是要以传统太极拳为根基的，传统太极拳才是普及套路及竞赛套路的根。在专门的体育院校，只注重竞赛套路和普及套路，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传统太极拳的传承与体育院校的太极拳教学分离的现象，对太极拳的传承与发展非常不利。

3太极拳的发展需要传承者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

在传统太极拳的继承和发展中，作为传承者的人的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承者的知识结构和技术水平直接决定着传统太极拳的继承状况和发展趋势。然而，当今，传统太极拳传承者的现状却令人堪忧，正如形意拳名家布秉全先生在《传统与现代》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我们以历史的眼光看，当今在武坛上最活跃的中青年力量，所缺乏的东西，或是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没有过硬的传统实践功夫。”脱离开传统文化的沃土，再丢弃了实战技击这个宝贵的灵魂，照此发展下去，太极拳这块中华民族的瑰宝终将被异化，甚至被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重视和提高传承者的综合素质对继承和发展传统太极拳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传承者素质的提高可以减少当前传统太极拳挖掘整理过程中的一些缺憾，有利于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和推广太极拳。

翻开太极拳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对太极拳的发展和传播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名家高手，莫不是技艺高超且学识广博者。《太极拳论》的作者王宗岳不仅精于拳法、剑法、枪法，而且是一位熟读经书的儒生，他所著的《太极拳论》说理透彻且文采飞扬，因而广为流传，被后世奉为太极拳理论的经典之作■。陈氏太极拳的创始人陈王廷，《陈氏家谱》中记载他是“明末武庠生，清初文庠生”，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才使得他能够“依据祖传之拳术，博采众家之精华，结合太极阴阳之理，参考中医经络学说以及导引、吐纳之术”创造出寓健身与技击于一体的太极拳。陈氏十六世陈鑫，自幼随父习武，深谙太极武功之精奥，后遵父命从文，获岁贡生，文武兼备有成，晚年，他感到陈氏拳术历代均以口传为主，文字著作较少，为阐发祖传太极拳学说，遂发奋著书立说，以自身实践为基础，并结合中国古典哲学及中医经络学理论，以易理解释拳理，历经十二载著成太极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陈氏太极图说》四卷，被奉为陈氏太极拳理论的奠基人，对陈氏太极拳的发展传承起到深远的影响。武式太极拳的创始人武禹襄也是既精拳法，又能精研拳理，著有《太极拳解》、《太极拳论》、《十三势行功要解》、《四字秘诀》等经典文章。历代名家文武兼备、理法俱精、勇于创新的例子不胜枚举。

清代初期著名的学者、教育家颜元曾说过“文武缺一岂道乎”，这句话很有道理，文化知识水平低的人习武，只能从师傅的口传身授下学得一些功夫，而难以有能力领会拳理中高深的内涵，最多只能将前辈的武功依葫芦画瓢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很难超越前人而有所发展。只有具备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知识广博的习武者，才能在习武的过程中精研拳理，用拳理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并且他们能够将太极拳与自己所掌握的其他学科的知识相结合，进行融会贯通，并将它们运用到太极拳中，或以其指导太极拳的理论研究，这样才能使太极拳在我们这些后辈传承者手中超越前人，有所创新和发展。因此，塑造一支高素质太极拳传承队伍是当务之急。

4塑造一支传统太极拳高素质传承队伍的途径

4．1提高现有传统太极拳传承者的科学文化素质

传统太极拳的传承者大部分在民间，这部分人技术相当全面，并且在实战方面具备相当高的水平，在太极拳的技击作用渐渐被遗忘，甚至被认为不过是“长拳慢练”，被日益“操”化的今天，这部分人应该成为对传统太极拳进行挖掘整理的重点保护对象，太极拳之所以是“拳”，而不是“操”或是其它的健身术，就在于它不仅能健身，而且它还具有强大的技击功能，如果“太极拳”要继续以一个“拳”种的名分流传下去，而不至于流于一般的健身术，就应该健身与技击并重，健身为本，技击为魂，不应该一味强调健身而丢掉它的技击功能。因此，对太极拳民间高手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但传统太极拳传承者不能只满足于仅仅能够掌握传统太极拳的技术技法，应该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既要掌握拳理，还要了解与之相关的知识，要对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从当前传统太极拳的传承者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人太极拳的技战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在向学生讲解时却词不达意，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清楚。太极拳是取法于道家养生思想，并结合中医经络学说和导引吐纳术所创编的拳术，在历代的口传身授过程中基本上还是以古拳论中的字句来阐发的，但在向大众尤其在向国外的太极拳爱好者传播的时候，就需要教练者能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用现代生理学及医学的原理来解释太极拳的理论，这就需要太极拳的传承者不能仅仅会背诵几句古拳论，更重要的是要把练拳过程中涉及到的中国古典哲学、中国传统医学的相关知识同现代科学理论结合起来，要学会用大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现代生理学和医学的观点来解释古典拳论。传统太极拳的教练者一部分是业余进行教拳，还有一部分是以教拳为生，建议有关部门要对太极拳教练定期进行培训和考核，以促使他们注重加强自身素质的培养。

4．2定期对高校武术专业教师进行传统太极拳培训

高校武术专业的教师在太极拳的普及和推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不仅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据调查，有大学学历的体育人口中50%以上的人群体育生活方式的选择基本上都是取决于他们在大学期间所掌握的体育健身方法，而高校武术专业教师对技术的掌握水平和教学水平则直接影响着授课对象对本项目的兴趣，所以，提高高校武术专业教师对传统太极拳的掌握水平，可以收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可以间接影响和提高更多武术爱好者的练习兴趣和技术水平，更好地发挥高校体育教师在太极拳的传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要定期对高校武术专业教师进行传统太极拳培训，并利用多渠道为高校武术教师提供互相交流，切磋技艺的机会，以提高其综合素质。

4．3在武术专业研究生的教学中应重视传统太极拳的位置

武术专业的研究生是未来武术科学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这部分人在身体素质和专业知识方面占有双重的优势。他们一般都是从小习武，在身体的力量、速度、耐力、柔韧及灵敏性等素质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水平，由于长期从事武术运动，在对动作的记忆及理解上都比一般的练习者要到位，并且通过体育专业的基础理论的学习，已经系统地掌握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他们能自觉地用相关的知识指导自己的实践，这样在练习中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们还掌握了进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方法，在练习的过程中能及时地发现问题，并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寻求答案，并且，通过在体育学院其它学科的学习，能够把太极拳与其它的知识或技能联系起来，进行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对其它学科或技术的掌握也可以为太极拳的发展提供借鉴。武术专业的研究生所要从事的就是武术的教（下转第25页）（上接第7页）学和科研活动，他们对太极拳理解和掌握的程度对太极拳的发展和推广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应重视传统太极拳在武术专业研究生教学中的位置。

4．4加大传统太极拳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力度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能比较深刻地理解素有“哲拳”之称的太极拳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并且，这部分人自身已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不仅在对传统太极拳的理解领会和接受能力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还能够把他们所掌握的其它学科的知识运用到传统太极拳中来，不断地为传统太极拳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加快太极拳发展的步伐。因此，应努力在高校里推广和普及传统太极拳，太极拳运动经过先辈们的不断创新、提炼与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融哲理、医理、拳理于一体的传统武术拳种，太极拳博大精深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在体育文化领域中独特的创造力和卓越的成就，只有在当代大学生中得到推广，才能使太极拳所包含的民族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正如徐才同志指出的：“发展、推广武术仅仅有一个单纯的习练拳法，健身防身的小武术观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大武术观，从武术内层和深层认识武术的哲理、伦理、拳理和医理。”推广太极拳同样必须有“大武术观”思想。因此，应该努力吸收一大批有学识的人来习练传统太极拳。

参考文献

〔1〕唐豪，顾留馨.太极拳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4，9.

〔2〕 陈正雷.陈氏太极拳术〔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3.

〔3〕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M〕.上海:上海书店，

1986，1.

〔4〕 (清)王宗岳等.太极拳谱〔M〕.第2版.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7.

〔5〕 李绍成.太极拳运动发展之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6,(3).

第5篇：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1中医学的发展与科研

    科学是以特定的客观实在为其研究对象的分科之学。在自然、社会、生命、思维这四大范畴里，一切针对特定的客观实在而具有确切知识体系的分科之学都是科学。科学研究是指利用科研手段和装备，为了认识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运动规律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实验、试制等一系列的活动。科学研究使分散的经验事实互相联系起来，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公理和原则，是整个科学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为创造发明新产品和新技术提供理论依据。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探索、认识未知。进人新世纪之后，中医科技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国家对中医药科技事业的投入不断加大，尤其是近年来，强调中医药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潜力行业，因此对中医药科技的投入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中医研究院更名为中医科学院，标志着国家对中医科学性的极大肯定以及对中医药产业化发展的极大关注。然而，探索适合中医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和中医药传承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科学研究都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中医学的科研亦如此，无论以哪种形式进行科研工作都必须建立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通过文献的形式保存下来，所以查阅研究文献，掌握前人的研究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就中医学而言，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大量的方药知识和丰富的辨证论治经验，无不记录在历代中医文献之中，如果不学习中医文献，不研究中医古籍，不了解本学科的理论内涵和研究水平，便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科研课题，制定不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也不可能取得有助于中医学发展的研究成果。中医药文献整理是中医药各项工作的基础，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术的前提；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仍然是中医药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版本的讲求、校勘的加人、注文的撰写和文字的处理更是文献整理中的核心问题；计算机手段是中医药文献整理研究上规模、成系统的必要保障，但应注意在使用该手段时与传统文献研究方法的结合。

2文献研究与继承发展

文献研究的目的是应用，是为临床、科研、教学、生产提供指导，要想充分发挥文献研究的导向作用，就必须将回顾性研究与前瞻性研究相结合，对文献进行深加工，对学科、专业、专题领域提出新的理论方法或发展预测。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传统的文献研究方法是指校勘、训诂、注释、辨伪、题录、索引等，现代科技方法包括视听资料、建立数据库、计算机阅读、卫星通信及激光存取等新技术。现代科技方法以其存贮容量大、分析整理和传播速度快、提取利用简便等特点，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传统文献研究方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可以大大提高文献研究的速度和精度，提高研究成果的水平。中医文献的研究整理，既是对中医学术的继承，又是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既是对前人经验的总结，又可对后人运用给以启示；既是对前代文献的整理，又是对前人文献的提高；既可丰富基础理论，又可指导临床实践；既有历史的意义，又有现实的意义。总之，中医文献整理研究的过程是对中医学术继承发扬的过程，是整个中医工作的重要方面，是研究中医学术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工程。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已成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资源。中医药古代文献作为一种古老的信息资源，其存在形式与传播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对信息获取的需求，所以，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实现中医药古代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彻底改变其存储与传播方式，使大量沉积的文献信息展现出时代风貌，使中医药古代文献中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以此来激活中医药文献资源，使其成为中医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源泉。数学被称为“科学之皇后”，是基础学科基础之基础，中医学对数学的应用是薄弱环节，也是其发展滞后的重要表现之一。基于数理基础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全息论、协同论、突变论，中医学科曾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深人，但是作为研究方向仍是十分重要的。现代数学中的模糊数学、逻辑分析、统计学、聚类分析等都为中医学分析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些好的方法。在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工作上，以文献整理研究为基础，坚持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基础与临床研究，以提高中医药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能力，提高临床疗效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促进中医药现代化。其中临床实践是中医药科学研究的源泉，也是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根本途径，要组织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既要积极运用传统的研究方法，也要引进适于中医药研究的现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积极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

3中医学发展之机遇

近年，国家对中医药科技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医药关键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研究领域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促进中医理论自主创新，在提高中医防病治病能力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中医普及程度与国际化程度等。胡锦涛主席曾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蓝图，其核心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同时“支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也成为政府高度重视的大事，这些都为中医药学全面创新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中医工作者应抓住机遇，加强文献研究工作，从浩如烟海的中医文献中吸取知识，探索、揭示疾病发生发展规律，服务于临床、应用于临床，充分运用中医药科技为人类健康保驾护航。

作者：王传博/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安徽 合肥 230061

第6篇：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工科；大学生；传统文化；意义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大学的四大功能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传承与创新最为重要的载体与对象之一，深刻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大学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是当代大学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全国高校中，工科生的比例要多于文科生和理科生，2015年我国工科在校生数量总计约1072万，位居世界第一，无疑工科大学生是我国大学生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在工科院校，由于人文学科的处于弱势甚至缺失地位，工科大学生接受的人文课程熏陶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工科大学生长期接受工科教育所形成的重视实用、重视客体的思维方式，使得工科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不能正确认识到作为工科学生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意义。笔者结合工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四个认识误区，解读对他们加强传统文化素养的意义。

一、留住经典，传承爱国基因

认识误区之一：中国传统文化陈旧落后。在大学生活现象中，所谓过圣诞节、情人节乃至万圣节早已不是时尚，而已成为大学生中的一种新传统，外国歌曲、戏剧等艺术形式备更受大学生追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国传统节日的日渐平淡没落，京剧等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无人问津。究其原因，一是开放中的中国与世界同步，以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在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中已不再是初来乍到式的体验，而是得到了全方位的融入。二是由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科学技术发展的落后，在工科高等院校绝大部分的工科专业知识体系都来自于西方，易使工科学生产生中国传统文化陈腐落后、非科学和不产生工科科技的印象。三是工业生产的全球化，使处于产业技术领域前沿的工科学生更易于接受国际化的文化。四是在接受教育过程中，工科大学生在中学阶段接受的是以知识点为主的应试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系统了解和深入思考的能力，进入大学阶段后工科学生的思维深度加深，但工科院校对传统文化教育投入较少甚至缺失，使工科大学生仍然无法补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缺失，仅抱持固定的思维而不能正确全面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全球化时代和社会加速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的衰落是整体社会现象，并非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独有现象。在全球化时代下，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极度深化，西方文化话语权与流行度在全球化中占据优势，要避免文化全球化变成文化西化的趋势，就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守住根和魂。“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传统文化是在全球化浪潮下保持文化独立性的根本，缺乏传统文化素养，就割断了个体的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将直接动摇个体爱国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接受技术知识本身就多于人文艺术知识、学校传统文化教育又相对较少的工科大学生而言，这种危害与影响显然会更为明显。而工科生作为大学生中的最大群体，其精神价值取向对国家民族的影响也最大。因此，加强工科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教育，首要目的是通过使之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经典所蕴含的精神内化，树立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陶冶心性，涵养人文情怀

认识误区之二：中国传统文化不产生实用价值。这一认识误区，主要因工科学生对于知识价值判断的坐标是以“实用”为中心。工科是研究应用技术和工艺的学问，其最大特征是应用科学和技术的原理来解决问题。以更为高远的工科视野思维来审视人文科学，会肯定人文学科对科学产生与进步的影响，但对于大学阶段的工科学生而言，其思维更多尚停留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操作主义的就事论事阶段。所以我们往往发现工科学生对文史哲等人文科学的质疑是“有什么用？”，即认为人文科学不产生具体实际可见的效用价值。而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主体恰恰是人文知识和精神财富，又多以文言文的形态存在。所以工科大学生往往会产生中国传统文化既读不懂、又没有用的误解。工科学习的内容是工具理性，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方法和途径。而人文社会科学则代表价值理性，是人自身内心的观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工科大学生所学习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所建构的思维均偏于客观，并不能用来调适人类自身的情感理性和人际关系，而这恰是人文科学的价值所在———解决人自身的问题特别是心灵的问题。具体到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其博大精深的内涵，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心态与情怀始终无可替代的共鸣。对于工科大学生而言，以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来抒释心性陶冶情操，不仅有利于他们涵养人文情怀，砥砺性格气质，其认同感与接受度也会更为贴近。例如最为典型的“儒道互补”心态，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小就接受文化典籍的训练，熟悉并受儒道二家的思想薰陶，很多人形成儒道互补的人生价值取向，即一方面受儒家孔孟思想的影响，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赶，采取积极入世的态度，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又受道家老庄哲学的影响，遇到挫折时采取超然和通达的态度，顺应自然而不刻意强求，能够安于平淡和自得。“这种两重素质使得士君子的生命富有弹性，他们用儒家进取，用道家调节，形主义与自然主义交融的风格，可以适应顺境和逆境的转换。”对于以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工科大学生而言，如果多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类似哲学精神，对他们的生活态度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指导。又如中国古典诗词等文学遗产，其阅读感受既是一种审美，更是一种基于民族普遍心态的情感共鸣，中国书画、戏曲等艺术形式，强调韵味、虚实，无不都体现出独特的中国风格的美学观念，学习了解这些传统文化，对于以面对枯燥数据与冰冷技术为主的工科大学生，无疑能起到巨大的精神调节作用。

三、积累智慧，储备管理经验

认识误区之三：工科大学生工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在工程技术，用不上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这一误区的原因，一方面同于前文所述是以“实用”为价值坐标来衡量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是作为在校大学生还缺乏对职业发展的远见。工科大学生就业初始，必然依靠技术为主，终身以工程技术为业者也不在少数。但对于工科大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而言，更为高远的规划应是由技术层逐步转入管理层，从技术人员走向中高层管理岗位的职业转变。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技术更新换代剧烈将逐步超出其所学知识范围，另一方面从技术走向管理则能利用懂技术的优点对管理进行优化，是实现个人与单位共赢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发展。管理工作不同于技术工作，管理工作既要处理一些技术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组织单位成员有效完成目标。管理的知识、经验，有许多内容可从中国传统文化别是诸子思想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中借鉴。我国古代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工科大学生在掌握工程技术专业之余，如果从大学阶段就有意识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从中积累借鉴智慧，对未来走上管理岗位将是一种极大的知识和经验储备。工科大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关键在于领会其正确的思想精髓，而非皓首穷经熟悉知识点。一是要善于活用中国传统文化并转化为当代应用。这一古人为我们做出了良好的示范，无论是正史还是戏曲小说都可从中汲取大量经验，如北宋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本身就是从历史事实中学习治理经验。清代开国与皇太极等人大量运用小说《三国演义》中的计谋不无关联，也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的典型。[4]二是不能食古不化或歪曲误读。如对于儒家思想，应当借鉴其“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即注重规则和表率、要把握宽严与平衡、用人德才兼备）的管理原则和“致中和”（《礼记•中庸》，即中庸和谐）的管理愿景，却不能去纠结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又如学习老子的“无为之治”，绝非无所作为，而是指不妄为，顺乎事物发展规律去管理。

四、补充专业，联结中西知识

第7篇：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科技创新；因素分析

一、 引言

“随着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系统的出现，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经济生产领域”。①科学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杠杆，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创新型社会目标下，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得知识形态生产力大量物化，人类认识资源、开发资源的能力不断加强，随着科技研发成果的不断涌现，使得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速度大大加快，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

文化是科技进步的母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声；科技则为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插上翅膀。两者的互动共进是现代人类文明演进的显著特点。“科技对文化产业种类、形式、格局始终产生着极为深刻、从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文化作为商品进行生产和消费古已有之。但文化产品成为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文化产业的业态、种类和格局发生深刻的变革，则往往有赖于科技进步之功”。②技术的更新必然带来观念的革命，新媒体的建立基于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基础之上，而延伸出来的各种媒体形式。新媒体反映着科技创新对文化产业的渗透和影响，而这种渗透和影响正体现了文化与科技融合。

二、 新媒体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新媒体是科技创新与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形态，是在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

1. 新媒体的概念特征。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一般认为，新媒体的定义从狭义而言为：基于数字基础的，非线性传播的，能够实现交互，具有互联传播特性的媒体。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以电视、电脑、手机为主要输出终端，向用户提供视频、音频、语言数据服务、连系游戏、远程教育等集成信息和娱乐服务的所有新的传播手段或传播形式的总称。

“无论是新型媒体还是新兴媒体，其发展呈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原生的新传媒形态不断涌现；二是是基于新信息网络技术与传统媒体融合而产生的新媒体形态日益丰富”。③新媒体所谓的“新”字是主要体现在技术上和形式上的，新媒体的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有些新媒体的出现是前所未有的或者说崭新的，比如互联网等；其二，有些新媒体是在旧媒体的基础上引进新技术后，新旧结合的媒体形式，比如电子报纸等。

2. 科技创新的理论描述。“创新”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最早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A.Schumpeter）提出的。1912年，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所谓创新，是指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以下内容：引入新产品；引入新工艺；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实现工业的新组织。从熊彼特的定义可以看出：创新首先强调的是一个“新”字。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创新的内涵与外延也在不断地拓展和提升，相继出现了“技术创新、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等概念。科技创新一词常见于政府报告、规划与文件，主要从政府宏观管理的层面提出。钱学森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认为科技创新是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协同演进下的一种复杂涌现。它包括以科学研究为先导的知识创新、以标准化为轴心的技术创新和以信息化为载体的管理创新三大体系。

3. 新媒体产业科技创新的社会作用机理。创新就是人们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活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的国家竞争力模型认为国家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两者互为补充，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在于企业竞争力；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作者迈克尔·波特认为产业竞争力决定国家竞争力，同时，国家又通过“环境的塑造”来影响产业竞争力，而企业作为产业经济、国民经济的基本承担者、具体参与者，其竞争力决定产业竞争力，最终决定国家竞争力。体现新媒体特征的相关企业为了更好的发展和盈利，不仅具有强烈的自主创新要求和愿望，而且也具备相应的条件进行自主创新，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由这些企业涌现出的科技创新能力反映着文化产业竞争力。发展经验表明，只有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依靠创新获得竞争优势和持续发展的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并带动更多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一个行业或一个地区才能真正实现率先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三、 科技创新对新媒体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产业的影响

在新兴的文化产业价值链中，新媒体最具创新性，其高科技依存度最高，对日常生活的覆盖、渗透最直接，并辐射到相关产业之中。

第8篇：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觉悟；“力量型”科学；和谐；中国现代科学体系

一 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 ［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和谐”思想对“力量型”科学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纪以来，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复杂科学为代表的前沿科学，通过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理念创新，打破了时空对立等二元对立观念，演绎了自然宇宙和谐一体的更为纯正的科学自由精神。这种情况下，强调和谐一体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上，较之西方“力量型”科学所依赖的机械自然观显得更加优越。［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科技的有序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子论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始终把宇宙看作为一个整体，如孟子认为自然之天产生万物，人和万物只有一个来源，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赖。儒家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反对把人与自然相分割和对立，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学中还原论、原子论的错误理念，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关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学范式中的主体外化倾向。在和谐的状态中求发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给予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如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不同分职，只有充分把握好天与人的分职，才能清楚地认识天与人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与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观有助于改变西方“力量型”科学的控制论世界图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如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社会再扩展到自然万物，进而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这种崇高的境界引导人类理性地控制物质欲望，并把物欲导向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塑造人类“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胸怀，即理解、赞美和协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人性，而成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幅符合机械力学规律的自然图景，是一个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体系，是人类的能源场与垃圾场，从而培养了人对自然的傲慢感、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则对自然有一种热爱、同情、亲近之情，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强调对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这样，儒家文化的生态智慧显然能够弥补西方“力量型”科学观念的不足。它警示人类，应该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负和傲慢，应该敬畏自然，停止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2 道家文化中的生态觉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启迪

道教文化也是华夏母体上土生土长的血脉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畴“道”把人类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统中，从自然现象推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其思想路径和特征，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生态趋向是一致的，从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态思想可以为科学提供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老子认为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二元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根本不同的，从而可以为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提供新的哲学基础。其次，道家的循“道”而为的价值原则与当代生态科学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态价值的意蕴，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与“道”一致，要与天地万物一致，尊“道”贵“德”，顺应自然，体现在实践上就是“无为”。当代生态科学十分推崇老子的这一思想，与老子把天地之“道”作为确立人类道德的根据一样，生态科学的整体论思想、价值观原则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自然性质为根据的，主张要对自然过程作出谦卑的默认，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律运行而不要去破坏它。其三，道家的生态哲学与当代21世纪科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整体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它要求人们的活动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生态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他们共同指向“天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总之，在生态整体系统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应当站在生态系统和地球的角度，成为大自然的神经和良知，关心其他生命，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并弘扬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维持自然界的美丽与和谐。这就是道家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对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今天我们提出科技生态转向的理论支撑点也在于此。

西方科学的畸形发展而带来的一些文化困境，为东方文化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使人类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图式，从儒学、道学等东方文化中寻找生态智慧与启迪。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态智慧和觉悟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范导科学应有的气质，现代科学与蕴涵了东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对于人类超越科技文化困境、迈向澄明之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生态智慧的发掘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科学家在“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平行之处”，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1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虽然对于克服和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一种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世界观，成功地实现中华科学技术的腾飞，这还取决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声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天人分离思维摸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复杂科学等前沿领域，因而当代西方科学正经历着从主客二分转向主客融合的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崇尚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思与诗的交融贯通；都鄙视对外在对象作还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对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体验。因此，西方的一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学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力量型”科学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不知不觉排除在“体”之外而流于“用”的危险。中国人的“现代化之忧思”，既有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发掘传统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现代的一面，也有前现代的一面。［12］因此，为了彻底摆脱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中国人不仅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以消融西方近现代科学“工具理性”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发掘并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觉悟，建立起与西方科学平行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进而将这种生态智慧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而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则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世纪前沿科学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科学和文明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这些前沿科学领域将成为中国人大显身手的场所。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东方科学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统科学、协同科学、混沌科学以及生态科学等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领域。［13］如何将可能诉诸于现实？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科学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学精髓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阐述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

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创造性地阐释中国科学传统背后所蕴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来制约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学，是一条十分恢宏而又漫长的道路，但又是一个十分诱惑的思路。一方面对西方而言，他们则有可能获得突破工具理性这个“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学自身内在的修复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提供了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科学体系建立的绝佳机会。当中国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旧传统之时，就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腾飞之日。

参考文献：

［1］［4］ 姜岩东方科学与文明的复兴［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8

［2］［12］ 吴国盛科学与人文［j］中国社会科学，2001.4

［3］ 吴国盛.何为科学精神［j］百科知识，1998.2

［5］ 吴国盛 20世纪的科技展示了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回顾百年科技

［j］国际经济评论，1999.z2

［6］［11］ 陶渝苏论作为科学精神生长点的西方思维模式［j］贵州大学学报，1998.1

［7］ 梅萨罗维，等人类处于转折点［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148

［8］ 吴国盛.反思科学［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23-24

［9］ 李承宗,谢翠蓉.试论道教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与启示［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6

第9篇：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从武术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入手，分析中国武术的文化特征，论述了当今传统武术及其文化发展的策略，最后提出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美德的基础上，研究和开发具有时代价值意义的武术文化资源，对发挥武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为武术真正走向世界，被大众所熟知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武术是一项再平常不过的体育运动，在普通学校里，它的魅力和教学重视程度往往不及篮球等项目，而在不少武术探索者的心中，它却是魅力无穷、源远流长、内涵深邃的民族文化。本文试图从武术形成与演变史着手，以技术体系形成与演变过程和结果为研究主体，从文化视角探析其文化特质与特征，进而探讨传统武术的自身发展规律，结合当今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阐述武术未来宏观发展的策略。

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

纵观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武术文化原始形态、准武术文化形态以及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等几个阶段。由于中国武术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于复杂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之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生成、发展、心理、文化、艺术、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因而，具有了独特的魅力，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武术文化的原始形态。几万年前，甚至更为遥远的史前时代，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原始人必须一方面依靠群体力量抵御猛兽的袭击，一方面还要发挥自己顽强的斗志和强悍的体魄去进行积极的自卫，这就造就了原始人勇猛的性格和格斗技艺。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文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原始武术文化的形成。

准武术文化形态。从时间跨度上看，是指先秦到两汉时期的武术。这一时期武术形式初步形成，武术意识逐渐出现。独立的武术形式的形成是准武术文化形态的一大特征.意味着武术已开始从原始社会多位一体的状况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经过秦汉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武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与军事技术分离走向竞技，而且得到交流，出现了系统的武术理论著述，《汉书·艺文志》中就收有“剑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等论述。自两晋到隋唐，武术意识更加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口诀要领，说明人们已能用较精练的语言把技击精华要点加以浓缩和概述。到了隋唐五代，随着社会的繁荣，武术得到蓬勃发展并出现了套路的雏形。武术意识的出现促成了中国武术文化从原始形态到最终的形成。

中国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武术文化形态得以最终形成。它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武术文化体系的完善;二是中国武术文化内涵的成熟。到了宋代，民间武术界就流行着“十八般武艺”的说法。

中国武术的文化特性

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孕育出了中国所特有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技击文化的武术，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独特表现形式，中国武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接收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跟中国的古典哲学、政治伦理、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医学理论、社会习俗等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成绚烂多姿的中国文化整体。可以说武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武术文化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

“德、艺”的统一。中华武术武德观念最为鲜明的表现为“德”与“艺”的统一。儒家的“仁义思想”.深深地浸透在古代武术的武德观念之中。“学拳以德行为先”就反映出了这样的观念。综观我国传统武术的各个项目，均能呈现出东方文明的气质—争斗而有礼让，有劲而不粗野，艺纯熟而不玄浮，情饱满而含蓄内向，富于观赏且迫求高尚的精神气质。传统武术所显示出的美，也具有东方文明的特点，以优美为主;与西方文明所突出的壮烈、惊险，富于强烈刺激性的审美观构成鲜明的对照。可见，传统武术中“德、艺”的统一，使武术在其本质特征之上，又渗人浓厚的理性因素。

“内外合一，形神兼备”。中国武术生长在传统文化的环境之中，它的指导思想无不体现传统文化。武术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因此哲理性很强。“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道家哲学本体论的一种表现。认为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应顺乎自然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武术练功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训练，讲究“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内外合一，形神兼备”。武术练功要求按不同的季节、时辰、时令等，根据自然界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练功的目的。

传统的辫证思维。我国古代哲学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包含了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互转和阴消阳长等基本理论。这些朴素的辩证法在传统武术的劲力运用、技击法则、演练风格及战术思想等方面都得到充分体现。对刚与柔这一矛盾关系的处理，是区别不同武术拳种的劲力标志之一。传统武术认为:“无柔无以至刚，无刚无以即柔。”没有纯粹刚的拳术，也没有纯柔的拳术，刚与柔是相互存在而又相互对立的。太极拳是“极柔软然后极刚坚”，体现了“阴极生阳，阳极转阴”的阴阳辩证观;而刚劲勇猛的少林拳等外家拳，也是“刚中寓柔”的，“柔在他力之后，刚在他力之先。”攻与防的辩证关系，是武术技击术的一个重要原则。提倡进攻与防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进攻能转化为防守，防守能转化为进攻，“攻不忘防，防不忘攻”，“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攻中寓防，防中寓攻，这蕴涵了阴阳辩证法思想。

养生性。人们从事武术练习，总是把技击实用、健身娱乐等作为主要目的。武术是一种身体运动形式，属子人体科学的一部分。中国武术传统练功的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脏相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之一身，“唯精气神，，为三宝。武术练功不仅重视内在的“精气神”的锻炼，而且还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因而收到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健身效果。

哲理性。中国武术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它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因此哲理性很强。中国武术把人放到自然中去，把人的运动同周围环境密切联系起来。武术练功要求按不同的季节、时辰对令等，根据自然界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练功的目的。如孙福全《八卦掌》借助天地之气候形式法，《少林八卦五行功》按不同季节练不同的功法等。此外，从“天人合一”思想引发出“圆”与“空”的观念，是人对天地自然特色的领悟，因而也是动功最佳方式与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阻，圆而又空则做到活泼自如，循环不息。故不少拳种以圆、空为基本架式与手法，如峨眉拳和太极拳等均以圆、空为技击特色。特别是太极拳更是吸取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和“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等太极哲理而产生的。由于中国武术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思想，具有修心养性的功效，因此，它在世界上对很多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如我国古老的健身术与气功早与印度瑜伽相互渗透，少林拳法于明清时代传人日本等国，都足以说明中国武术与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有着传统的思想基础。

技击性。武术的核心是技击性。武术的健身功能、娱乐功能、竞技表演功能、教育功能等，都是通过以技击性为动作设计原则形成的各种玫防技术动作来实现的。虽然各家各派在技击方法和技击原理上各有不同，但都遵循攻防的规律，表现攻防的特点。武术因具有攻防技击的特征而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

健身性。中国武术是一种身体运动形式，属于人体科学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人体科学建立在传统医学—中医学的基础之上。中国武术传统练功的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之一身，“唯精气神”为三宝。精气神三者是相互联系的，“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精生于气，气化于精，精化于气，气化于神”。武术练功不仅重视内在的“精气神”的锻炼，而且还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因而收到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健身效果。

娱乐性。中国武术早在奴隶社会就进人娱乐文化的领域。它以丰富多彩的表演内容、精湛无比的技艺、精深广博的内涵，赢得了古今中外人们的赞誉，这是与武术本身的娱乐性分不开的。千百年来，武术以其独特鲜明的娱乐性体现在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生活中。

当今武术文化的发展策略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传统武术发展的基本策略，只有认真总结历史，切实结合当今形势才能更好地制定发展蓝图，武术之树才能在原有的高平台上长得更健康、长得更茂盛。

武术的发展要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的发展首先是一种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传统武术可谓是一种“文化体育”，也是一种“体育文化”，它的发展不应背其文化性，它的发展也不能被小个体发展所代替，否则就是片面的，其发展也会失去平衡。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违背其发展规律和舍弃其特质的改革或改良势必给武术的发展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就如当前人们把武术分成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一样，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今武术改革后出现“文化断层”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