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生育政策范文
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起源于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自此“独生子女政策”成为计生政策的代名词。1991年中央“9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要求全国各级党政“一把手”亲自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实施严厉的“一票否决制”，由此确立了刚性的生育政策。三十年来，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全面实施，成效颇为显著。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之初就引发了很多学者的争论。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发生变迁，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等……这些问题甚至可能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计划生育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不容忽视。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对于在中国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学者们各持己见。而是否应当放开二胎政策，一直以来都是被相关研究人士所争论的话题，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蒋红英（2007）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提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催化剂，改善老龄化状况的直接方法就是放开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石齐平（2007）认为：一个社会人口老龄化，不仅大幅加重全社会的养老、医疗、保健负担，更会减缓整个社会的活力、积极性与创新能力。穆光宗（2009）指出：独生子女家庭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九大风险，其中就包括独生子女政策下传统生育文化的改变最终威胁人口持续发展的风险；陈友华（2009）认为：中国目前最突出的人口问题已经由人口数量过多转变为人口结构不合理，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加速，一方面是生育率下降过快，性别比严重失调，独生政策还导致了高风险的家庭。此外，他还指出，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都已经错过，现在放开政策虽然会带来短期的人口增长，但是可以采取技术性的手段来规避这个问题。顾宝昌（2010）指出，经过课题组对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坚持实行“二胎”政策的地区的深入调研发现，其生育水平一直维持在低位，没有出现大幅度反弹，生育政策已不是决定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因此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二胎政策有条件在全国广泛推行。
（二）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
有学者指出，中国维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仍有必要。例如，于学军、杨书章（2000）利用多区域分孩次递进人口发展模型对中国未来50年的人口发展趋势做了预测，并最终认为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重点不应是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而是稳定目前的生育水平。李小平（2007）指出：从紧控制生育，进一步减少生育数量并早日转入减少人口总量的进程，而不是放宽生育政策，才是优化人口结构的真正出路。李小平（2009）表示，中国人口数量依旧严重过剩，若没有人口数量的绝对降低，中国无法从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方面追赶上发达国家。他主张进一步显著地降低生育率、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从而根本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程恩富（2009）认为，我国不仅不能放松现行生育政策，而且还要继续把城乡的生育水平降到“一对夫妇一个孩子”这一底线，即严格的“一胎化”生育，宏观上控制社会的人口数量，来促进家庭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逐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有研究者认为，应逐步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谨慎的调整。桂世勋（2008）教授认为：“在2015年以前，有一个20到29岁育龄妇女的人数高峰期，如果放开政策，会使人口高峰变得更加高。因此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说，为了减少每年出生人口数量的大幅波动，最好在这个时期不要有大的政策波动，但是各个省、区、市，由于具体情况有所不同，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6期2013年第43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可以自己对放开时间的快慢进行调整。如果普遍允许生两个孩子的话，我认为最好还是2015年以后。”马骁骁（2010）提出：为了在着手解决现有的人口结构问题时避免人口重新走上增长过快的道路，应当避免大规模的调整，而应该做适当的调整，采取小范围的、有选择性的放开计生政策，并且采取各种措施使人们的生育愿望降到一个较为合理的水平。
三、小结
上述研究，虽然考虑到了计划生育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各具证据和理由，但都存在着一些共性的不足之处：第一，都是着眼于全国的人口状况，坚持“全国一盘棋”，没有或者很少关注到各个地区的差异情况和不同的人口状况。第二，大多数学者对政策影响只注重逻辑分析，而很少使用实验检验，其观点和结论缺乏实际数据的支撑。其中于学军、杨书章（2000）和马骁骁（2010）根据计量模型和部分数据来得出结论，但作用仍十分有限。第三，理论分析大多基于宏观宽泛的数据推算，没有详细精准的统计资料作为依托，其结论缺乏实证基础，难以信服。对于人口政策在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不仅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更需要有实际可靠的数据作为支撑。第四，在涉及到计划生育与人口结构的关系时，多数研究都没有事先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的具体影响程度。人口结构变迁，究竟有多大程度、速度和趋势以及与经济发展所引起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回答，然而这个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应当放开的判断紧密相关。此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速度、趋势以及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在国际处于何种水平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明确的回答。计划生育政策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项“基本国策”，与“改革开放”已经同步延续了30年。这一政策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未来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伦理和心理建设。在提倡“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在反思改革的时候，这样一项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政策，已经到了公众进入和参与讨论的时候了。我们应在新的起点上回顾历史，正视现状，总结经验，找准症结，综合治理。
第2篇：生育政策范文
接渝人口计生办发〔**〕23号《关于开展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专项宣传活动的通知》文件要求，为了进一步提升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社会影响力，使各项奖励扶助政策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推进中央《决定》和市委《意见》的深入贯彻落实，县人口计生委决定，在全县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奖励扶助政策专项宣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加大奖励扶助、共建和谐计生
二、宣传内容
重点宣传提高整合标准后的奖励扶助政策（具体内容以市人口计生委、市财政局联合发出的文件为准），结合宣传人口计划生育“惠民计划”以及各级出台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
三、时间安排
**年4-6月。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年5月10日前）：安排部署阶段。
主要任务：县人口计生委制发《通知》，制定活动方案，对专项宣传活动进行全面安排布置。
第二阶段（**年5月11日至6月10日）：集中宣传阶段。
主要任务：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载体，采取多种宣传方式，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以及“惠民计划”、其他利益导向政策进行大规模集中深入宣传。
第三阶段（**年6月11日至6月30日）：总结评估阶段。
主要任务：对专项宣传活动进行检查、总结和绩效评估，各街镇乡于6月10日前向县人口计生委宣技科报送活动总结。
四、活动内容
在专项宣传活动期间，各街镇乡要重点组织开展好以下工作：
（一）抓好新闻宣传
1.召开新闻通气会
县人口计生委认真策划和组织召开有新闻媒体参加的奖励扶助政策宣传新闻通气会，向新闻媒体集中通报市政府提高整合奖励扶助标准的背景、重大意义、提高整合标准后的各项具体政策，以及本地区制定的其他利益导向政策、利益导向工作开展情况、取得的突出成效等。为了增强新闻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向新闻媒体提供有上述内容的新闻通稿。
2.发挥领导在宣传活动中的带动作用
邀请县党政领导发表署名文章、电视或广播讲话、接受专题采访，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专项宣传活动中的带动作用。
3.组织新闻媒体开展集中采访报道
新闻媒体集中采访报道突出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1）提高整合奖励扶助标准的背景及重大意义、提高标准后的具体政策、本地区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建设情况及成效；（2）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实地采访，通过群众现身说法的方式，宣传报道提高奖励扶助标准后的良好社会反响；（3）本地区及基层利益导向工作的典型经验。
（二）抓好社会宣传
1.组织街头宣传咨询活动
各街镇乡统一于**年5月15日前后，通过领导人发表讲话、发放宣传资料、展板展示、播放宣传片、文艺演出、知识竞赛、咨询服务等多种方式，集中开展奖励扶助政策大型街头宣传咨询活动，在全县形成奖励扶助政策宣传的强大声势。
2.营造浓厚环境氛围
各街镇乡要依托各种宣传阵地，利用流动宣传车、宣传画、标语、板报、专栏、广告牌、电子显示屏等多种方式，开展全方位环境宣传，扩大宣传覆盖面和受众量，努力提升奖励扶助政策的社会影响力。按照市里统一设计奖励扶助政策宣传挂图样本，由县人口计生委统一印制各街镇乡免费发放到基层和居民户。
宣传挂图的印制规格为：正度128克铜版纸，单面四色。印制数量为：县城区50套、每个乡镇（街道）20套、每个村（居）10套、每个村（居）民小组5套、每个人口较多的农村院落1套的标准计算印制数量，并发放到基层张贴，确保宣传挂图城市进社区，农村进村组进大院。
（三）抓好进村入户宣传
1.开展院坝宣讲活动
各级人口计生部门要组织宣讲小分队，深入农村院坝面向群众宣讲奖励扶助政策，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收集群众反映。
2.送宣传品入户
由县人口计生委按照市里统一设计奖励扶助政策入户宣传折页样本印制，由各街镇乡免费发送到每个育龄群众户。宣传折页的印制规格为：200克铜版纸，大度16开（210毫米×285毫米），双面四色，加一专色。同时各区县要自行由县人口计生委统一设计制作包括奖励扶助政策、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法规、生殖健康知识、优生优育知识、避孕药具知识等宣传内容在内的各种文图和实物宣传品，由各街镇乡结合实际自行印制，并免费发放到户。
五、有关要求
第3篇：生育政策范文
关键词： 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过程；政策利益；有限理性利益人
中图分类号： G659.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381(2012)03-0057-06一、 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提出
根据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派出的6个督查组赴17个省（区、市）和6所部属师范大学所开展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项检查的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4月30日，全国10 614名首届免费师范毕业生已签约9 557人，签约率为90.04%。16个省份超过90%，7个省份在80%―90%之间，8个省份在80%以下\[1\]。2007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了《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施行）》。该政策文本中明确了6所部属师范院校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并对其中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做出了详细规定。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时至今日已近4个年头，恰逢首届学生面临毕业，即将走上中小学的任教岗位，也昭示着该政策的政策周期已经正式进入了评估阶段。
本文试就以下问题对该政策展开解析：该政策中有哪些政策利益相关者？其政策利益具体所指是什么？政策环境对他们的政策利益变化产生了何种影响？这种变化如何作用于该政策过程？笔者选择从“有限理性利益人”假设的视角来审视“教育政策利益”是如何在教育政策过程中发挥作用或施加影响的。
有限理性利益人的主要假设是：从事政策实践活动的人是“利益人”，他们不同于公共选择理论假设的“理性经济人”，在具体的政策实践活动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的行动并非为了利益最大化的“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美国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指出：“有限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刻画为一种剩余类型――理性在它缺乏全知全能时是有限的。不能全知全能大多是指不能知道所有选项，相关外生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不能计算各种后果。”\[2\]具体来说，以有限理性利益人的视角审视教育政策，存在以下四方面的假设：（1） 教育政策过程中涉及多方政策利益相关者，且拥有各自的政策利益。（2） 各方政策利益相关者在教育政策实践活动中就各自的政策利益展开博弈。（3） 政策制定和执行主体由于拥有教育行政权力在博弈中成为“强势群体”，政策目标群体则成为“弱势群体”。（4） 各方政策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利益因“有限”而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发生变化，进而产生其他政策利益相关者。
本文基于以上有限理性利益人的假设并以此为视角，对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中的政策利益及其变化进行解析。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全过程涉及多方利益主体，主要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即教育部及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政策执行主体，即省级地方政府及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政策目标群体，即免费师范生；其他政策利益相关者，即义务教育学校学生群体、教师岗位及编制需求群体。本文试对各方政策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利益进行分析，指出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中可能存在的政策利益变化，并提出应对这种变化的策略路径。
二、 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过程中的
政策利益及其变化
教育政策是有关教育权利与利益的具体体现，这是教育政策的本质属性，政策的本质是不会偏离利益这个核心轨迹的。教育政策具体代表了不同人群在教育领域中的权利与利益，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中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接受教育的基本状况\[3\]142。任何一项教育政策都代表着某种利益，不存在不承载某种利益的教育政策。只不过这种利益在不同利益主体上的表现有所不同，我们称其为“政策利益”。教育政策对政策利益相关者进行的利益分配并不直接体现为金钱、物质、权力、地位等利益，而是表现为受教育权利的分配，即对个体身心发展机会与条件的分配以及对个体身心发展水平的权威性认定――受教育者凭借这些“认定”，便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进一步获得其他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4\]。而有限理性利益人的假设认为，复杂的现实环境会带来多元的价值取向或偏好，每一个行动者在现实中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是有限的。以此出发，我们来审视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过程中各方政策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利益。
（一） 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利益分析
1. 政策制定主体的政策利益。从现实的教育政策实践看，教育政策制定主体可分为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政策制定参与者两类。从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来看，对民生的关注和教育家情结的持有使得本届政府非常重视“教师教育的发展”这一现实社会问题。先是国务院总理在东北师范大学讲话时指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教育家，中国得有成千上万的杰出的教育家来办学。”\[5\]随后教育部在2007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要加强教师教育和发展，开展师范生免费教育的试点，引导各地建立鼓励优秀人才当教师的机制。”这标志着“免费师范生教育”已上升为教育政策议题。而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正式提出则标志着免费师范生教育正式进入政策议程。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的政策目标在文本中是这样描述的：“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培养大批优秀教师，鼓励更多的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为培养造就大批优秀教师和教育家奠定基础。”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政策提出者，教育部在该政策中的政策利益主要是在其自身的主导价值取向对国务院及国家领导人“民生和教育家情结”价值取向的主动回应作用下形成的。
这种“教育家办教育”的终极理念和价值取向实际上就是教育部政策利益中的一部分，表现在文本中的描述为“培养大批优秀教师，鼓励优秀青年投身教育工作”。此外，教育部作为政策制定主体中的教育行政机关，可以运用教育行政权力完善规章制度，为政策运行提供各种资源保障，随时监控政策评估效果。这种权力本身及其行使构成了教育部在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中政策利益的另一部分。
进入教育政策议程之后，便是政策方案的设计与起草。在现实的政策过程中，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直接参与了具体政策方案的设计。6所部属师范院校是该政策制定主体中的政策制定参与者，参与免费师范生培养方案的设计。尽管他们无法像教育部一样直接行使教育行政权力，但可以在接受教育部的行政外部分权（授权或委托）后间接行使教育行政权力，将自身的价值取向通过具体内容的设计作用于政策目标群体――免费师范生。例如，免费师范生在入学前签订的协议中关于学生在校期间完成的培养计划和学业任务、毕业后到农村学校服务的具体年限、违约金的数额等内容，均由6所部属院校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通过谈判协商来完成。此外，我们注意到，6所部属院校既是该政策的制定主体之一，又是政策的执行主体之一，其政策利益在政策的实际过程中较为复杂。
2. 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利益。教育政策执行主体在现实的政策实践中有正式实施者和中间人士两类。在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中，省级教育行政机关是政策的正式实施者，而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则是中间人士。《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书》对省级教育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做了规定，省级教育行政机关须根据教育部的行政命令，负责免费师范生的招生和就业工作。在招生工作中，须协助并配合6所部属师范大学做好招录工作；在就业工作中，需要在免费师范生毕业时组织用人单位与其在需求岗位范围内进行双向选择，落实任教学校，安排师范生在农村工作两年后返回城镇工作等事宜。由此可以看出，省级教育行政机关除了拥有常规的教育行政执行领域内的行政权力之外，还拥有灵活的自由裁量权，尤其是在师范生分配去向上拥有较大的自主空间，为其自身和免费师范生的政策利益变化埋下“伏笔”。
作为中间人士的6所部属师范大学，其政策利益则主要表现在其作为被授权者享有的办学自、日常行政权力和在教学培养环节中的相关权利和义务。从政策的制定和最终形成的政策文本中，我们不难看出，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具有明确的政策要求，这与大学自身的发展和办学自利的落实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也可能导致师范大学政策利益的变化。
3. 政策目标群体的政策利益。《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书》对免费师范生群体的权利义务规定主要表现在：（1） 教育诉求。免费师范生既已签订协议，他们就当然地具有了接受优质师范教育的权利，同时也需要按时完成学校规定的教育教学计划，达到教育培养方案的要求。免费师范生接受和完成高等教育的程度和质量如何是该政策首要关注和实现的目标，也是关系到这些学生的个人前途与命运的关键所在。（2） 就业诉求。这是免费师范生作为目标群体的政策利益的核心。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已实施了十余个年头，大学生就业的压力巨大，这也成为许多学生选择免费师范生教育的影响因素之一。享受就业方面的优惠待遇和就业指导服务是免费师范生的权利，尽管该政策实行的是双向选择机制，但省级政府统筹安排的规定仍为他们提供了许多便利。同时，他们也需要履行相应义务，如毕业后回生源所在地的省份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不少于10年等。（3） 其他诉求。这里的其他诉求是指《协议》中关于违约和继续深造的权利义务的相关规定。免费师范生有违约的权利，但要承担退还学费和缴纳违约金的义务；有申请攻读在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权利，但必须达到相应的条件和要求，如任教满1学期后方可申请，毕业前及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不得报考脱产研究生等。
4. 其他政策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利益。教育政策过程中还存在一类政策利益相关者，他们受到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常常会使起初的政策问题发展成为其他问题或者产生新问题，进而影响到自身的政策利益。许多教育政策在政策环境的作用下都会使除目标群体以外的个人或群体受到影响。对于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来说，抛开该政策隐含的缓解大学生就业的政策目标不谈，该政策本身的实施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免费师范生群体的前途和命运。
如前文所述，2010年是首届部属师范高校的免费师范生进入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的第一个年头，这标志着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正式进入了政策评估阶段。免费师范生群体作为该政策的目标群体，其政策利益的实现无疑是应予以评估的首要内容。然而，另一个群体的政策利益更应该被关注，它直接关系到该政策能否按当初政策出台时所蕴含的政策价值取向持续运行。这个群体即这些已经毕业的免费师范生在走入学校之后直接面对的义务教育学校的学生群体。比起高度发达的城市义务教育学校，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各个方面完全处于下风。缩短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义务教育的发展差距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义务教育作为基础教育，关系到整体国民素质的提升，除了非选拔性和非淘汰性的均等公平内涵，还具有激发学生求知欲望的内在品格，应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求知趣味和习惯。从这个角度来看，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能否取得成功实际上应取决于义务教育学校的学生接受教育的质量如何。
作为该政策的其他政策利益相关者，中小学生群体在该政策中享有接受较高水平的知识传授和寻求激发兴趣的权利。与此相对应，这也即是上文中提到的免费师范生在该政策中在校学习期间的一项义务，即在努力学好专业知识和熟练掌握教育技术的同时，必须在精神和道德层次达到“为人师者”的要求，而这种权利义务的实现则应完全反映在政策制定和执行阶段中，即某项义务一旦履行不力，将如何问责，这直接影响到与此对应的某权利的实现。
教师岗位及编制的需求群体是该政策第二类其他政策利益相关者。从教育部每年制定颁布的《关于做好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政策文本中可以看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已被摆在了突出位置。包括“特岗教师计划”、“支教计划”、“免费师范生教育”等一揽子单项政策经聚合汇总成为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单项政策的共同点为：其一，政策目标群体均有高校毕业生；其二，政策指向或目标均有基层就业导向。而在此类政策出台之前，基层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教师岗位大部分被代课教师或中等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生占据，这两类群体的政策利益均未在相关政策中得到有效反映。由此可以看出，其他政策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利益不但不应被忽视，反而应视具体教育事务的性质在某种情况或程度下成为政策利益的核心。
（二） 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利益变化分析
现实的教育政策实践告诉我们，绝大多数教育政策的目标群体都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学生或刚刚成年未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学生群体作为政策的目标群体，是教育政策区别于其他领域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无论是尚未成年的青少年，还是刚刚成年还未走向社会的大学生，他们的政策利益都有着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即带有比较明显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除了跟处世能力不强、心智尚不成熟有关之外，还与对政策本身的学习或解读能力有关。这些可能导致他们的政策利益极易受到影响或发生变化，政策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需要对这些变化高度敏感并准确把握。从“免费师范生”政策的全过程角度，我们可以将政策执行过程再分为以下四个环节：招生环节、培养环节、就业环节和任教环节。政策利益相关者和政策环境是引起该政策的政策利益变化的主要诱因。
第一，招生环节中，从招生的实际情况来看，2007年6所部属师范大学共计招收免费师范生11 833人，生源数量、质量、结构均超出预期。2010年，免费师范生的报录比已达到10 ∶1。这意味着该政策在招生环节已成功规避了潜在的生源危机风险，效果良好。然而，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在政策评估阶段需要评估的另一项更重要的内容并未得到反映和重视，即是否并如何通过科学的政策设计保障该政策目标群体――免费师范生的报考动机，是出于学费、住宿费的免除和生活费的补助，还是出于对教师职业的社会认同感与责任感？这是该政策在制定阶段时就招生环节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很难想象，仅凭免费和补助吸引优秀学生就读师范院校，这些学生能否在10年的教师生涯中最终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甚至教育家？
第二，培养环节中，根据2010年西南大学首届免费师范生的现状调查结果显示，在涵盖了西南大学免费师范生所在的12个学院中的324份有效问卷中，有4%的学生在“你目前的学习状态怎么样？”一问中选择了“完全放松”，63%的学生认为自己“还算勤奋”\[6\]。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学生自身的问题之外，还与政策设计的缺陷和学校培养环节的漏洞有关。接受免费的师范教育和享受某些就业优惠不意味着免费师范生进入了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保险箱”。对于这种具有选拔性的分配性教育政策而言，它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这些学生毕业之后面向的中小学生群体的利益。因此，在缺乏激励和淘汰机制的政策设计的情况下，免费师范生难免会产生迷茫和消极的情绪或行为。若如此，那将不单单是教育部、省级教育行政机关、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中小学学生的损失，而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此外，随着大学办学自的增强，大学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和近年来教师行业的不景气构成了现实的外部政策环境，致使师范类院校纷纷作出了战略调整，多数部属师范院校提出了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战略定位。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培养优秀教师”为目标的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与“学术型”、“研究型”的师范院校人才培养战略和办学理念是存在冲突的。因此，拥有政策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双重身份的师范院校在价值取向和自身利益上需要作出正确的选择，否则就可能会在该政策中以各种形式规避责任。
第三，就业环节中，大学生就业难的外部环境直接影响了免费师范生的政策利益变化。尽管从2011年最新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免费师范生成功签约比例较高，就业形势乐观，然而单从签约成功率并不能准确反映出免费师范生在整个就业过程中的利益诉求及变化。4年的免费师范教育不仅是师范生接受师范教育和培养的4年，还是这些学生群体同自身所处的内外部政策环境相互作用的4年。由于教育政策的制定主体和执行主体可以通过行使教育行政权力对自身的政策利益产生影响，这种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力使他们成为强势政策利益相关者，相比之下，免费师范生则只能通过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知识水平、年龄结构、自身素质、风俗习惯等）和自身对政策的学习或解读，在已经界定好的政策利益中进行一种利益博弈。从利益博弈的角度看免费师范生违约问题。我们前面已提到，选择继续深造（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和违约（另谋出路）是免费师范生应享有的权利，在履行任教义务和违约之间进行博弈：一边是10年的义务教育任教，在达到规定要求的前提下可以选择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一边是违约，可以选择考取脱产全日制的普通学位或自由择业。而一旦违约，将被纳入诚信档案，向社会公布违约记录，并记入本人人事档案。未能履行协议的，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违约金，如已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要由培养学校取消学籍。假如免费师范生不考虑诚信记录被记入人事档案的违约代价，那么他们会选择提前违约，因为违约越早意味着损失越少。这种可能发生的变化应该在政策中通过人性化的设计得到反映，如何合理地设计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申请条件和培养方案，人性化地解决违约与诚信档案的关系同样是就业环节中应予以高度关注的问题。
此外，免费师范生的就业主要由省级统筹，各省在出台相关具体措施的内容、节奏和方式上有所不同，加之“弱势”的身份地位会给学生带来较大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进而导致他们的“政策利益受损”，如对跨省就业的规定。另一方面，由于省级教育行政机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因而存在寻租的可能，如对不能履行协议的特殊原因的规定。
第四，任教环节中，由于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具有师范院校培养大学生和大学生施教于小学生的双重教育过程的特征，其中的变数较大。如免费师范生是否已经真正熟练地掌握了专业知识和教育技术，是否已经真正具备了“为人师者”的素质与风范，能否在教师岗位上坚持10年，都必须接受并通过完善的任教考核体系的评估。
三、 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利益
变化的应对策略
通过以上对免费师范生教育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利益及其变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政策利益相关者的政策利益在实际的政策实践中都存在着变数，政策制定及执行主体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如何全面、准确地反映这些政策利益，如何敏感地应对这些政策利益变化，是该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政策评估的关键。
（一） 确立新的政策价值取向，完善政策过程，在政策过程体系中通盘考量政策利益及其变化
现实的教育政策实践告诉我们，一些教育政策在制定时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长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的制定从区域看，带有较为明显的“城市取向”；从动机看，则带有明显的“经济利益驱动取向”。价值取向是公共政策最本质的规定性，是公共政策的灵魂，直接影响政策的内容和结果\[7\]。教育政策制定具有价值负载的特质，与其他公共政策领域相比，教育政策领域除了存在物质性资源分配的义务，还存在着大量的价值性资源分配义务\[3\]191。教育政策应确立以人为本、公平均衡、质量效益等新的价值取向，进而将其贯穿于政策全过程。有限理性利益人假设认为，各方政策利益相关者在教育政策实践活动中就各自的政策利益展开博弈。
综观我国教育政策实践，教育政策过程中各方主体的参与程序不合理、参与程度不高、目标群体的缺位等问题凸显了利益博弈更多的是掌握着决策权力的政策制定主体的单向度内部博弈。“自由进退的丧失无疑使教育制度形成由多方博弈（谈判）、重复博弈演变为独家经营、一次性博弈。在高度集中控制下的教育系统中，讨价还价的行为几乎是不存在的。”\[8\]因此，应建立有效机制保证免费师范生能够进入政策议程，确保其有效表达利益诉求。
（二） 建立合理的免费师范生退出、准出和清退机制
免费师范教育同非免费师范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显然是不同的，这种不同需要师范院校进行科学的论证和设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免费师范生在培养环节已经出现了与非免费师范生和非师范教育生同样的问题。根据西南大学对首届免费师范生的学习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免费师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已经出现了缺乏明确的学习目标与动力，课程成绩高低不等、逃课、沉迷于网络游戏等现象。虽然这些问题在当前我国大学中较为普遍，但是免费师范生享受的是免费的高等师范教育，每一个学生身上都承载了国家对他们的殷切希望，如果没有完善的激励和淘汰机制，将无法保障教师岗位所需要的素质水平。此外，“回生源地任教”，“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一刀切”做法和各省出台的就业政策内容的不同限制了免费师范生在求职时的选择空间和余地，因此，应建立流动的准出机制，灵活地、人性化地处理跨省、市任教申请的相关事宜。而对于那些在免费师范教育期间和走向教师岗位之后不认真对待师范教育和教师事业的，应通过必要的清退机制予以清退。
（三） 明晰教育行政机关的权利和义务，建立监督与问责机制
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中并未对教育部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这与我国的教育政策基本上属于由教育行政决策活动而产生有关，教育行政机关作为权力机关是强势的，很少在政策文本中对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晰的界定。而问责机制则是在明晰教育行政机关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未有界定，问责也将成为一纸空文，同时这也触及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敏感核心地带。
完善的监督机制可以监督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履行自身的义务，妥善处理免费师范生就业事宜，如岗位设置和要求、就业咨询和指导等。合理的问责机制则有助于明确各方责任，在政策进入评估阶段时，一旦出现寻租行为导致政策利益受损，可以有效追究责任方的责任。同样是上海市《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实施方案》中的一项关于违约的规定：“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履行协议的，须报经市教委批准。”这种“特殊原因”的规定是教育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的一个突出表现，究竟是何种“特殊原因”可以在享受了4年的免费教育后又不履行任教义务，这种自由裁量空间显然已经触及了公众的问责底线。
（四） 进一步完善“弹性指标”，验证“刚性指标”可行性，建立免费师范生教育的评价指标体系
教育政策区别于经济政策的一大重要特征在于存在诸多“弹性指标”，而非“刚性指标”。4年的免费师范教育期限、要求达到的学分与成绩标准、10年的任教期限、违约金的数额、签约就业率等这些都是该政策的“刚性指标”，而4年的免费师范教育能否培养出一名合格的具备各方面素质的优秀教师？10年任教的年限能否客观反映出政策的实际效果？这些问题都很难在这些刚性指标中得以反映。
实际上，无论是弹性指标还是刚性指标，如果无法在政策中得到合理的设计和明确的规定，都可能使具体个人的利益蒙受损失。如上海市《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实施方案》中关于“鼓励毕业生到本市远郊和薄弱学校任教”的规定。“远郊和薄弱学校”界定不明晰使这项规定给免费师范生带来了困扰和不便。而对于一些备受争议的“刚性指标”则需要进一步科学地验证其可行性，同时，将两者结合并施。在此基础上，研究设计该政策的评价体系，这有助于明确各方权利与义务，考核各方主体在执行过程的各个环节中的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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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olicy Interest in the Process of
Free Normal Education Poli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 Interest Man of Bounded Rationality
XU Ziqi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第4篇：生育政策范文
关键词：生育权；人权；计划生育政策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122-02
一、公民生育权概述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变迁、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整体推进，劳动力由体力型逐步发展为智力型、技术型。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改善，人们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逐渐淡化，社会不再需要大量的人口，相反庞大的人口基数成为各种社会的沉重负担，这时生育的权利便不能随意地行使。
（一）生育权的提出、内涵
关于生育权的内容现有法律并未作出规定，有关生育权的国际公约在对生育权进行界定时也有所不同。生育权是一项颇受争议的人权，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对于生育权的认识也是不尽相同的。对生育权的确认之所以没有被达成共识主要在于：从人类早期的发展史来看，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个体生存能力极弱，必须依靠群体才能生存，人口越多，越能与自然和猛兽抗衡。所以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和社会几乎不存在对生育自由的侵犯问题，生育权自然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上升为需要极力主张的人权问题。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社会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使生育权不再只是一项无人关注的自然权利概念，而成为一个法律概念，成为现实的人权保护的重要内容。
本文所指的生育权的内涵是对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从应然层面所涵盖的内容进行的界定。生育权的内涵在于对“生育”一词的理解。生与育有密切的关系，多数情况下是既生又育，但二者毕竟处于不同的阶段。因此本文中的生育权主要指的是“生”的阶段。它通常包括：“决定生育与不生育的自由；决定生育子女时间与数量的自由；对生育子女性别和选择生育方式的自由和决定生育质量的自由。”[1]
（二）对中西方生育权现状的分析
生育权观是指人们对生育权完整的、系统的看法的总和。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今主要存在两种主要生育权观：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生育观，另一个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生育观。
西方发达国家认为，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一切政治组合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的天赋和不可侵犯的权利” ，“生育完全是个人的事情，生育多少和时间间隔完全是个人或者家庭的权利，个人在生育行为方面的自由具有最高的价值，国家不应以法律、法规或者政策的形式加以干涉。”[2]
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认为，生育权与其他人权一样是有条件的、社会的和相对的。个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要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相应的义务。各国由于社会经济条件，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应从自身发展出发，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而言，第一要务是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发展起来，才能保障生育权的实现，人权也能得到不断促进和改善，从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
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一）计划生育政策概述
计划生育是指依据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实行人类自身生产的计划化。特别是1974年世界人口年以来，许多国家政府，其中包括一些人口增长过快的发展中国家，都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面推行的，1982年定为基本国策，2001年就成为国家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和制度措施等的主要意义是有效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过快的情况，以防人口过快增长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破坏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及环境、资源的不足而引发的矛盾。现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对人口和生育政策的制定，势在必行。
（二）生育权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法理分析
“生育权”作为一种“人权”，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具有以下功能：一是维护生存权的手段；二是作为向父母提供其他服务的来源；三是出于保护种族或者使遗传特征永存的一种天性或者愿望；四是无意识的产生。1994年联合国安理会在决定召开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时强调：“所有国家有制定、采用和实施有关人口政策方面的国家。这些人口政策应当考虑到这些国家的文化、价值和传统以及它们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并且应该与人权标准以及个人、夫妻和家庭的义务相符合。”[3]
因而我们不难发现，从国家人口政策来看，符合人权要求的人口政策应是与自己国家国情相适应，并且能够确实保障公民的生育权；从公民自身角度来看，其生育权的享有是自由而负责的，不能强调任何一个极端，而应该是两者的平衡，即公民既充分享有生育的自由，又必须承担因生育而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义务。
在中国，作为“公民权”的“生育权”采取的政策是“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人口与计划生育》，第十七条）可见，中国既保护公民的生育权又对公民的生育行为实行有计划的规制。这项政策既满足了社会或者民族生存权的要求，又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推进家庭幸福，民族繁荣和社会的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一条）。总之，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是在坚持保障公民应有的“生育权”这一应然权利的基础上推行的符合国家，民族全人类利益的科学政策。
三、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现状及问题
近几十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几乎每年都对保护状况进行批评，对中国计划生育权政策的推出提出抗议。我们并不否认他们做法的别有用心，但我们也不能断然就此而否认保护，一味地认为生育权状况存在很大问题，那是本末倒置的。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人口的巨大压力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使计划生育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控制人口的目标不择手段，在行政过程中做法粗暴，而不服从该政策的公民几乎不能获得任何法律救济。这些极端的措施和状况严重侵犯了公民的生育权以及人身权、财产权等其他相关权利，而且也违背了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初衷，损害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国际上形象。面对现实，中国应该必须比任何国家更重视、更强调对生育权乃至人权的保护。
（二）改进和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首先，要坚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保持现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关注人口大省、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较晚省和流动人口大省，重点加强对人口计生工作基础薄弱、政策落实难度大的地区的指导和督查。加强计划生育管理服务。强化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规范管理，促进长效措施为主的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有效减少非意愿妊娠。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逐步扩大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少生快富”工程和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政策的覆盖面，提高奖励标准。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加大对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保障力度，提高保障水平。加强解决对节育手术并发症患者的扶助，建立健全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奖励制度。推进新农保制度与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衔接。推动扶贫开发、农业开发、教育、劳动力培训、危房改造等政策向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倾斜。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计划生育家庭的扶持力度。
其次，进一步提高出生人口质量，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法规，使计划生育工作真正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格局，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完善。重视对公民权利的弘扬和宣传。全面宣传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公民应承担的义务。全面开展健康促进、优生咨询、高危人群指导、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等工作，促进出生缺陷一级预防深入开展。免费开展妇女孕期保健服务、产后访视服务，对孕产妇进行一般身体检查及孕期营养、心理等健康指导。开展儿童保健服务，为婴幼儿建立儿童保健手册，开展新生儿访视及儿童保健系统管理，进行体格检查和生长发育监测及评价，开展心理行为发育、母乳喂养、辅食添加、意外伤害预防、常见疾病防治等健康指导。开展优生优育管理和技术培训，改善服务机构服务条件，从而提高优生优育服务能力。
最后，要始终贯彻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的思想，改善中国计划生育行政执法的状况，提升计划生育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品格。自计划生育政策颁布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少数个别计划生育的行政执法人员法律意识淡薄，态度不够严肃端正，在行政过程中有法不依，弄虚作假，乱收费，乱罚款，不按法律程序办事，工作中遇到困难，不去用法律手段解决争议和冲突，致使违法侵权的行为时有发生。这些行为的存在，损害了政府形象，不利于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正常推行，同时也给计划生育工作中的人权保护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针对上述现象，需要相关部门进行规范惩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评价一项政策、一种方案好坏的标准不在于它是否适合于某种模式，而在于它是否适应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解决人口问题必须充分考虑各国人口问题存在的程度与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与价值观念的差别，根据各自的情况确定不同的计划生育方案。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应当拿出大国的态度对自身推行的人口政策负责。充分尊重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是国际人权法的基本要求。但人权也应服从依法治国的原则，在享受人权自由的同时是以承担责任为前提。人权不能用来为不负责任的个人行为辩护。国家干预个人生育行为，应当注意适度，并且随着人口压力的减轻，放松对公民生育权的限制，扩大公民在生育方面选择的自由，从而真正达到对人权保护方面的完善，进而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优质服务。通过依法行政改进管理，通过科学管理加强服务，通过优质服务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加快建立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促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使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真正成为造福于人民的事业。
参考文献：
[1] 于学江.生育权的研究[D].北京：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6.
第5篇：生育政策范文
关键词：师范生；免费教育；伦理困境；教育政策为培养优秀教师和未来教育家，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国家决定重推师范生免费教育。2007年5月国务院下发了《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2007〕34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决定在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大学重新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根据政策要求，考生在录取前需要签订定向就业协议，承诺在毕业以后到基层从事基础教育10年，其中2年必须在农村中小学从教，以保证基层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教育发展和免费师范生的成长。实施6年以来，各政策主体从理念设计、招生培养和践约就业等环节认真落实和实施，基本实现了政策的预期绩效。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由于一开始就围绕效率这一中心，以国家功利主义和实用思想为价值取向，过分注重政策的操作层面，缺乏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本身伦理价值层面的探寻，导致政策的伦理困境。本文试图从道德伦理的视角出发，对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进行反思与追问，以期为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理论基础。
一、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在理论预设上的伦理困境
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在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急需的优秀教师的匮乏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均衡发展，进而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城乡之间、中西部跟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教育发展的差距呈加大趋势，进而导致我国发达地区跟欠发达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加大。而能否确保各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教育发展是评判一个国家政体的公正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因此，国家通过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来促进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以此来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无疑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政策的理论实质在于使用免费的手段和精英教育方式招收优秀考生到我国最高水平的师范教育机构进行教育培养，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培养优秀教师和教育家，以此缓解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基础教育优秀教师匮乏的现状，而不是通过均衡发展高水平的地方师范教育的水平来培养优质师资的途径，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我国因为教师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的教育不均衡发展这一现状，且招收的优秀的考生不一定就是具有强烈的教师信念的学生。这样一来，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理论预设在追求政治善的同时，却陷入伦理层面诸如公正性、合法性和合理性等深层诟病之中。因为政策设计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吸引一大批有强烈教师信念的优秀生源参加教师教育，为造就大批优秀教师、未来教育家在源头上提供保障。但免费教育手段的使用可能使得相当部分考生并非出于对教师教育的热爱而是考虑经济因素和名校效应等，也就是说，一部分免费师范生是冲着免费和学校名声而来的；另一方面，一些有强烈教师信念的考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进入免费教育行列，这样，选择师范生免费教育的动机跟国家制度设计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使得政策陷入了理论预设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困境之中。
师范生免费教育理论预设上的困境还表现在政策本身目标之间的矛盾，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与培养优秀教师和未来教育家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为了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政府必须通过计划加市场的手段对免费师范毕业生进行统筹安排和调配，以确保优质师资均衡分布，而在免费师范生看来，反正毕业以后就业有保障，学好学坏都一样，从而影响学习积极性和进取心，这样势必影响培养优秀教师和未来教育家的目标实现；另一方面，因为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显著，毕业于相同学校同一专业的免费师范生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平台迥异，这无疑会影响优秀教师和教育家的培养效果，这样就形成了政策目标之间在理论预设上的困境。
・理论探讨・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伦理困境就伦理层面而言，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理论预设从根本上牵涉到优质师范教育资源配置平等权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优秀教师需求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看，人类社会的一切冲突都是基于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之中的，这种矛盾又具体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和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我国的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矛盾是个体和群体、群体和群体之间基于培养优质师资的师范教育资源布局和配置的利益冲突问题。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培养优秀教师的师范教育机构主要是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且大多是位于教育发达地区，如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分别位于北京、上海、长春、武汉、重庆和西安等教育和经济发达地区，还有一些“211”类的师范大学也都是位于教育和经济发达地区，如华南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在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没有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也没有“211工程”师范大学，这就使得教育发达地区和教育落后地区之间在高水平师范教育资源分布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导致欠发达地区培养本地区教育发展需要的优质师资能力欠缺。这对大多数没有高水平的师范大学的地区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而今天的局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的布局调整过程中，以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优质师资培养资源配置进行限制乃至剥夺为前提形成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价值诉求凸显，在教育领域人们对优质师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识越来越深刻，而优质师资的培养更有赖于地方优质的师范教育资源的拥有，利用自身所拥有的优质师范教育资源为本地区培养急需的优秀教师，很显然，我国目前的欠发达地区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这就形成了欠发达地区师范教育资源拥有的有限性与优秀师资需求强烈的矛盾。基于此，国家希望通过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来调节这一矛盾，但这本身并不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办法，只是一种应景之举，反而使得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陷入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危机，从而使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在理论预设上陷入了伦理困境。
二、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伦理困境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在理论预设上的伦理困境，直接导致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伦理困境，反映了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完善的急迫性。
首先，招生计划分配的方式手段在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从根本上缺乏合理性。免费师范生的招生指标是分配到省、市、自治区的，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生源地对教师需求不同，那么，招生指标分配的依据是什么？《实施办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我们以河南省和山东省这两个省为例，看看两个人口数差不多教育发展水平相差不大，且都没有部属师范大学的省份在免费师范生招生指标分配方面的差距。2011年河南省免费师范毕业生474人，2012年为589人，2103年为609人，而山东省相对应的年份的免费师范毕业生数分别为233，276，263人[1]，显然，这样指标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事实上，各个省、市、区的指标制定应是先对省内教师需求包括专业、数量等进行调研和预测，然后制定招生计划，因为招生计划跟就业是紧密联系的，如果制定招生计划缺乏科学合理的过程，对省内各个学科的需求预测不准确，就会导致免费师范生回生源所在地就业的失序状态，无法顺利完成“入口”与“出口”的对接，导致政策在招生方面的合理性缺失。
招生指标的分配的合理性缺失还表现在招生指标的投放没有充分照顾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如贵州省，其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教育发展水平也落后，省内没有一所部属高校，对优秀教师的需求十分强烈。2013年贵州省免费师范毕业生568人，专场招聘会共提供3255个就业岗位，岗位需求与免费师范毕业生人数比例为5.7：1。 毕业生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准备引进外省籍免费师范生。
其次，招收考生的学科专业分布失衡导致了政策合理性和正义性缺失。近年来，我国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对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优秀教师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在招生时候应考虑学科专业的平衡，有些需求不大的学科应该控制招生指标，在招生培养时应该以需求量大的的专业为重点。但从政策实施来看，政策实施的几年来，在某些省存在专业失衡问题。如山东省，2011届山东省免费师范毕业生总数为233人，其中美术学专业为72人，占总数的31%，而2011年山东省公布的美术教师岗位需求总数为57个，毕业生数大于岗位需求数，这就是招生计划没有充分考虑学科专业的需求情况导致的。[2]另外，经过大学教育培养，在招生时候是急需的学科专业，可能经过4年教育以后，该专业毕业生已经饱和，又会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加大免费师范生就业难度，导致专业难以对口，可能会带来政策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的危机。
最后，如果说招生指标投放和专业结构的调节不合理违背了政策伦理精神的话，那么，在培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则直接构成了对个体的人文关怀的危机。免费师范生对政策认同危机是政策人文关怀不够的直接反映。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实施6年多来得到社会外部的积极认同，但在免费师范生内部存在一定的认同危机，使得政策的公正性受到人们质疑。免费师范生对政策存在认知偏差，导致对政策的认同度低。在免费师范生中存在教师信念很弱的现状。少数免费师范生的教师职业理想信念不够坚定，不愿意终生从教，以成为一名免费师范生而自卑。免费师范生对教育事业的认同度较低，师范生免费教育制度的就业意向不利于免费师范生政策的施行，免费师范生对“2+8”政策条款的认同度低（即毕业以后从事10年基础教育的经历）。“免费师范生虽然认同新政策，但还有一部分学生对新政策不了解，并且他们基本不认同新政策的违规惩罚条款。”[3]免费师范生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满意度不高是免费师范生对政策的认同度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学校的教育培养模式没体现对个体在学习过程中差异的尊重，不利于个体的发展，这在事实上构成了对个体的伦理侵犯，并不能获得政策在伦理道德上的公正性与合理性。
三、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在实施结果上的伦理困境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实施为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培养了一批急需的优秀教师，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毋庸置疑。从这个意义上讲，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实施实现了国家在培养优秀教师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上对于政治善的追求，然而，相伴这种政治善而来的却是道德伦理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构成了对伦理善的侵犯。
就业中的自主选择的个人流动意愿跟政策规定回生源地就业之间的冲突和就业中的违约行为问题是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实施带来的直接后果。政治善要求免费师范毕业生回到生源地工作，以确保政策的实施绩效，但从伦理善的角度来分析，政策的实施应该以个体的发展为核心，尊重个体的价值诉求，不应该设定各种硬性限定条件来限制个体的发展。但从政策实施结果来看，存在政策规定个人发展与个体发展需求的伦理冲突。“免费师范生的就业政策不利于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的实现，形成了个体流动意愿与政府政策期待之间的矛盾，这导致免费师范生就业偏离政策初衷。”[4]根据有限理性理论，个人的行为都是趋向利益最大化的有限理性，政策设计的理念应该关照个人发展，反映政策的伦理意蕴。由于免费师范生就读的学校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名校，接受了高质量的培养教育，具有较高的素质和能力，具备向东部发达地区或者大城市流动的人力资本，但是按照政策规定，他们毕业后只能回到生源所在地工作，就业选择不如非免费师范生宽广。他们毕业后回到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定向就业，那里不能提供所需的发展平台，工作环境影响发展，而且工资报酬较低，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个体的发展。“毕业于教育部直属‘211工程’大学的免费师范毕业生按照协议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就业，这跟非教育部直属‘211工程’大学毕业生在东部发达地区城市就业产生了落差，从而导致部分免费师范毕业生产生‘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座房’的想法，不想履约就业，进行违约。”[5]
退出机制不完善导致免费师范毕业生无法顺利就业是政策在实施结果上的伦理困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合理的退出机制是政策设计的重要环节，它能保证免费师范生的顺利就业。一方面，在合理的退出机制中使用淘汰方式，淘汰那些不愿意从事教师教育工作的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免费师范生的教育质量，保证高质量的就业；另一方面，在合理的退出机制中，可以对那些由于自身生理或者心理等方面原因所引发的不适宜从事教师教育工作的学生进行合理安排。但《就业办法》对就业的退出机制只是一个原则性意见，对实施细则并不明确，致使不适合从事教师教育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生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因为根据协议，即使不适合从事教师工作，也不能违约，到最后只得由生源地政府进行分配。因此，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自身所隐含的道德伦理问题在我国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背景下便造成了现实中的伦理困境。
四、在伦理困境中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走向的思考
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伦理困境的透视并不是要否定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而是希望通过借助这种透视来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进行理性思考，清醒认识到当前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伦理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对政策进行完善。
我国现阶段东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不均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合理评价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便成了政策在伦理困境中实现向伦理善发展的前提。合理评价一项政策应当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伦理的层面，也就是说，对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合理评价应当涉及到政治的、经济的和道德伦理的层面。我们不能仅仅以社会效益、政治效应和技术操作层面来遮蔽道德伦理层面的问题，以社会效应和政治效应来取代道德伦理的评价。诚然，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实施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教育的均衡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政治善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能否认其自身理论预设上的不公正性，更无法遮蔽其在政策运行中存在的道德伦理问题。我们需要直面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从理论预设到实施结果中存在的伦理困境，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伦理的公正性和合理性进行追问和反思，惟其如此，才能在困境中实现政策的健康走向。
在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进行伦理追问和反思的同时，我们必须实现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重心与政策实施模式的实质性变革，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在伦理困境中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发展走向。如果说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在培养优秀教师和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方面已取得的成就主要依赖于外援发展模式的话，那么，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深入发展和时代背景变迁，继续依赖外援式的教育资源和政策强制执行的模式，其效果必将大打折扣，且其政策自身的伦理隐患可能会进一步凸显。在现有的政策调整方面，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需要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不断创新，在指标分配上科学合理进行，设计政策实施措施，观照教育培养过程和就业环节中的伦理关怀，合理设计政策的推出机制，实现政策效应最大化。从长远看，我们必须对政策重心进行变革，必须进行教师教育资源布局的调整和专业结构的深化，政府加强优质教师教育资源在欠发达地区的布局，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教师教育布局不均衡的现状，实现欠发达地区教师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真正实现政策重心的战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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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免费师范生签约率7成 部分地市仍挑本地生[EB/OL].http：//.cn/xwdt/277738.shtml，2013-05-10.
第6篇：生育政策范文
【关键词】师范生 免费教育政策 内涵 特征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提出是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与和谐社会发展的条件下解决基础教育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本篇论文主要研究分析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内涵和特征，此项研究分析不仅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深入理解有重要意义，而且希望对其他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性有所帮助。
1.概念界定
1.1教育政策问题概念
在中国教育的各种相关政策以及各种相关的法规还处于初级阶段，所以，现在教育界基本没有对教育政策问题的概念与想法达成一致。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教育政策问题是教育决策部门认为有责任、有必要加以解决的一种教育问题”教育这个问题一直是广大人民群众较为关心的话题，那么现在中国教育政策问题更是新的领导班子关注的问题。作为新的领导班子首先要对国家的教育政策做出强有力的政策，要有责任，有必要对目前中国贫穷落后的地方给出比较要领性的提纲，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有学可上，有书可读，这是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基本政策。
基于中国的教育自身存在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盲目的采用西方国外的教育方式和理念，我们要根据自身的教育客观规律以及情景，要制定出符合中国发展的特色教育政策，要能够实现教育所带给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满足未来公益性教育存在的价值，以及政府要给予最大的支持与扶持。在中国只有教育强国了，那么人民群众才会变强，人民群众变强了，中国自然而然变强了。所以政府以及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大力度解决教育问题，解决未来的公共教育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对公益性教育的价值需求和体现。
1.2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概念
让教育成为全社会最受尊重的事业”、“鼓励更多优秀青年终身做教育工作者”的价值诉求，这是对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的概念，在很多的城市这个政策基本是已经实现，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个别的因为环境等因素尚未完善。那么在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实则上就是落实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国内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素养。为了协调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为了让更多有志读书的孩子能够上学，以及让不同群体不同区域的孩子们都能享受到国家的爱护，能够踏实的读大学，也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够成为教书育人的老师，能够桃李满天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师范生免费教育这个政策刚好解决了贫困学生入学的问题，以及中西部师资力量短缺的需求等问题，可以说是锦上添花，既解决了教育读书问题，又解决了教书育人问题。
2.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的内涵分析
2.1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源于特定的教育客观情境
我国任何一个教育政策问题都是由国家形势而定的，国内教育情形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未来与发展。就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而言，出台这个政策是由国家特殊的发展形式所决定，以及国家当下的发展作为背景。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可以解决中国目前部分贫穷落后的家庭，让没钱上学的学生能够圆大学梦，同时最重要的为中西部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教育岗位，中西部教育的人员短缺使得中西部的教育一直都是落后一二三线城市，长期发展下午很容易形成教育不均衡的状况，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刚好解决了这个不足的地方。还有一点也是相当的重要，因为中西部的教育发展比较落后，中西部大学的生源一直都是不能满足中西部的发展，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同时也解决了中西部大学生源的问题，让更多的人投身到中西部为中西部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能使得自己能够圆大学梦圆教师梦。
2.2教育政策问题以协调既存教育利益冲突及满足未来教育价值诉求为目的
教育政策问题是我国比较关注的问题，如何做到双赢的状态，是需要一定的过程才可以实现的。教育政策问题要面全兼顾，既要协调教育的利益冲突也要考虑教育所带来的各种教育需求，要考虑到师范生免费教育的师资力量如何，能否做到学生的多元化发展，能否在毕业时找到相对口的工作，能否让毕业生发挥自己的才能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值得思考的，也是要做好相关的准备。
2.3教育政策问题是主体“能作为且积极作为”的公益性追求
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的积极作为就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而言，中国政府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2007年在部属六所师范大学试点免费师范生政策，至今继续推进该项政策，应该说，这是政府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一步，是政府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所做的最大努力，表达了政府对“以人为本”教育价值观的追求，是政府的一种积极作为。国内所面临的教育政策问题是由许多方面的原因构成的，涉及的部门非常多，其中最主要涉及政府以及相关的教育行政部门等作为公共教育利益的决策者。那么一般说来我们的政府部门要做到使得政府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良好的作用，当然也是各个部门也是要在自己的指责权限范围内的。
3.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的特征分析
3.1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公共领域的公共教育利益问题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是作为公共政策问题分析的价值基础和精神内涵。那么在我国进行相关的公共教育的成果进行多方面的考察交流，对国内教育可以制定出相应的教育政策等。师范教育问题是关涉大多数公众的公共教育问题，最主要是关涉“因为贫穷而上不起学的优秀学子”这个群体的切身教育利益以及“中西部地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教育公平问题，当然还牵涉到国家利益层面。
3.2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是主体选择、分析和认定的主观人为问题
首先，由客观存在的情境上升为教育政策问题，需要通过主体的选择，这是一种主观认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决定了哪些问题能成为教育政策问题。其次，主体在对教育政策问题进行分析和认定时，是以一定的利益和价值观为基础的，受决策主体自身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的影响。
3.3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是动态形成、发展及解决的问题
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是动态形成、发展及解决的问题。首先，在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的形成上，体现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动态生成的过程。其次，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问题本身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之中，一定的教育政策问题，其性质、严重程度及解决方案是随着外界客观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的。
应该说，中国在历史上就存在着师范生免费教育的传统。如今，师范教育的发展遇到了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在国家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的特殊背景下，解决师范教育遇到的新问题，免费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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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福东.唐建光.温总理报告———定位新一届政府[J].新闻周刊，2004，（9）
第7篇：生育政策范文
关键词：拓展任务；训练方案；实践体验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4-0305-04
2004年11月，和教育部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指出：“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 在经济全球化、网络国际化、价值西方化的新形势下，高校意识形态阵地，承受着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强大进攻和重重渗透。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加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提高大学生对国内外形势和国内政策的理性认识，提高大学生的政治觉悟，成为了当前高校的重要教育课题。因此，运用新的教育方式来加强和改进大学形势与政策教育，是当前势与政策教育的重大战略任务，运用拓展训练来提升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效果，是当前势与政策教育的有益探索。
一、拓展训练在形势与政策教育中的应用价值
拓展训练（Outward Development）最早由德国人库尔特・汉恩（Kurt Hahn）提出，美国马萨诸塞州哈密尔顿韦恩哈姆高中校长皮赫20世纪70年代把拓展训练引进了学校教育，20世纪90年代中期，拓展训练被引入中国，在企业培训上广泛使用。目前，中国学校教育对拓展训练的应用处于尝试阶段。2002年3月，联合教育部和全国学联，启动实施了“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该计划对加强和改进形势与政策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训练，指明了发展方向，奠定了政策基础。近年来，拓展训练在高校思政教育中获得了初步运用，把拓展训练应用到高校思政教育中来，是高校思政教育工作发展的新趋势。把拓展训练应用到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中来，是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发展的必然选择。运用拓展模式对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进行训练，在教育模式改革，学习动力更新等方面，有着重要价值。
第一，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训练把形势与政策教育说教模式转变为分享模式。中国传统形势与政策教育有个致命弱点，就是在教育过程中，无论是采用讲座，报告或讲课的方式进行，主要以说教模式为主，说教模式，就是以说的方式传达信息给别人。这种模式好比“杯与壶”，听者像空杯，等着说者这个“壶”，将知识注入杯子里。这是一种被动的学习方式，学生针对主题内容，不会主动去调动自己的情绪、感觉和想法，如果主题内容引发了学生自己或他人的情绪反应，大部分学生习惯持观望态度，很难主动配合。因此，在说教模式下，学生不仅学习积极性不高，而且厌学逃学现象严重。一些教育者为取悦学生，在教育过程中会插讲故事笑话，而不得不忍痛割舍许多重要内容。更多的教育者，则为了符合政治教育的严肃性，习以为常地采用满堂灌的说教模式，向学生灌输理论观念，教育成了老师牵着学生鼻子走的活动，教育者很辛苦，受教育者很痛苦，忠言逆耳而效果甚微，一相情愿敬职敬责而费力不讨好。
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不能只采用说教模式，而必须改革这种模式，要改变这种模式，就要去考虑学生心理状态，考察学生接受知识的规律。拓展训练的实践体验可以控制在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中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改变形势与政策教育说教模式的被动局面，变学生被动的听教为主动参与的学习，让学生在体验中把理论说教模式变为理论分享模式，达到寓教于乐的教育目的。拓展训练把形势与政策教育融入现场环境体验中，使学校与社会、与自然紧密联系，它突破了形势与政策教育封闭式格局，丰富了形势与政策教育体系，符合现代课程改革发展趋势。
第二，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训练为大学生辨析社会形势和国家政策提供了专职服务平台。形势与政策教育不是简单的读报看新闻，也不是点评国内外重大事件。而是对社会的发展形势，对国家的相关政策，学生要有科学的理解和把握，大学生要能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能把杂乱的社会事件联系起来，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社会事件发展的规律。这样，大学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才能更好地理解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要达到这样的高度，高校教育必须提供相应的专职服务平台，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训练就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平台。一方面，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训练的实践体验，就包含着让学生运用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去思考社会形势与国家政策的训练活动，学生在训练活动中，独立思考，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训练的交流体验，可以让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启发、相互校正、相互验证、相互监督和相互激励，既可以从内在增强学生学习的动力，又可以从外在建构学生共同学习的制约机制。
第三，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训练可以充分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形成强大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合力。形势与政策教育对象多层次性和多元化，决定了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的多元性和综合性。这就要求形势与政策教育者要不断寻求新的教育资源，以满足受教育者不断增长的需要。新的教育资源必须通过剪辑和整合，才更加容易融入到形势与政策教育中去，拓展训练是剪辑和整合形势与政策教育资源的平台。拓展训练将形势与政策教育安排在特定环境中，扩展了学生学习和实践的时空，精心设置一系列新颖刺激的教育情景，让学生在教育情景中去参与去体验去学习，拓展训练充分激发学生情绪，调动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合作意识和进取精神，让学生心理受到挑战，活力得到激发，潜力得到挖掘。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训练，能够把课堂内外、校园内外的教育资源有机结合起来，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及其训练方案的构建
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学生准确全面了解掌握党在制定方针政策时所依据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方法，提高学生的政策素质和政治觉悟，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个根本任务决定了形势与政策教育必须以社会现实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基本内容。
形势与政策教育基本内容既包含相对稳定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方面，又包含动态性很强的国内外重大事件，热难点问题等方面。这就要求形势与政策教育既要有相应的理论功底，又要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能及时捕捉最新时事动态，准确传达给学生。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基本内容要求必须既紧扣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又紧扣时代脉搏，做到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不断增强教育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达到这个要求，就要充分挖掘教育资源，发挥教育优势，拓展训练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基本内容来说，是一种有效的挖掘教育资源，发挥教育优势的新型模式。
通过拓展体验训练，可以把形势与政策教育基本内容落到实处，具体到学生身上，拓展训练对形势与政策教育基本内容进行细化和深化，便形成了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内容。这个内容包含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中国对外政策、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状况、发展趋势、世界重大事件及中国政府原则立场的教育五个方面。
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内容进行具体的实践训练之前，要围绕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五个方面的内容，制定周密翔实的拓展训练方案。因为“在拓展训练中的规则与活动计划都是事先制定的，活动中主要是为了解决项目中的各种问题，由于在各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会得到各自的认知，在体验后与大家分享，换位思考别人的认知与自己的差异，得到再次的学习”[2] 。所以，拓展训练方案是实践训练的蓝图，它是指导实践训练有序有效进行的指示标，也是进行拓展训练总结和评价的重要依据。结合具体的拓展条件，可将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内容的训练方案构建（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内容训练方案包含拓展内容、拓展任务、拓展场景、拓展目的、拓展导师、拓展对象和拓展时间几个方面。拓展内容是核心，其他方面围绕它展开、符合它的要求并向它服务；拓展任务是对拓展内容的进一步细化和深化，是拓展训练的基本结构单位，即每一个拓展任务构成一个独立的主题；拓展场景是为实现拓展任务，根据拓展任务要求而选择或设计的典型环境形象；拓展目的是指通过拓展训练后，要求学生达到的培训目的，主要包括观念、意识；知识、方法；信心、自信；格局、高度；立场、态度几个方面的目的；拓展导师就是邀请的对该拓展任务比较专业的专家或嘉宾，在拓展过程中扮演某种角色；拓展对象专指被训练的学员，不包含临时参与的观众或其他列席人员；拓展时间以分钟为计算单位，分为总时间和每阶段时间，拓展时间不包含阶段与阶段之间的休息时间。
三、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内容训练的实践体验
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内容训练方案确定后，就要把它付诸拓展训练的实践体验，拓展训练是“通过体验从而转化为知识的过程”[3] ，体验则是整个拓展训练的本质部分。体验（experiences）是指人响应某些刺激（stimulus）的个别事件（private events）。它对事件直接观察或直接参与而形成，它包含受训人员的视听嗅味肤感官和情感情绪等感性因素，包含知识、智力、思考等理性因素，也包含身体行为因素。
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内容训练实践体验，是指亲身体会训练过程，直接认知、欣然接受、感悟道理、自由运用知识形成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趣味、活力和魅力，它根据学生认知特点和规律，通过创新或重复情境，用拓展流程呈现或再现教育任务，还原教育内容，使学生在亲历的过程中理解并建构知识、发展能力、产生情感，让精神经由训练而获得彰显和扩张。
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内容训练实践体验过程具有两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内容训练实践体验的硬件方面条件。拓展训练实践体验中，环境媒体是必需的硬件条件，没有环境媒体，无法充分调动受教育者感官感受，就无法进行拓展训练。无论是实地环境媒体，还是虚拟环境媒体，都不是现成的，而是经过精心选择和设计的结果。尽管有好的环境媒体，也不能把它们一层不变地搬到教育过程中来，要根据训练内容的需要，选择符合主题的环境媒体层面，经过剪辑和设计，重新整合出一个综合的教育环境媒体，才能有效推动拓展训练的发展。
实地环境媒体硬件条件要求很高，必须有自然环境条件或人工建筑环境条件，最好两者兼而有之。实地环境媒体分为专业性职业性实地环境媒体和一般性的实地环境媒体。专业性职业性实地环境媒体一般指教育基地或某方面的专职场所，一般性的实地环境媒体是教育者自己动手布置的像会场一样的环境媒体。如进行党的基本理论教育拓展训练的实践体验，可以在专业性职业性实地环境媒体中进行，将学生带到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去，当学生走进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首先看到巨大的铁骨铮铮的红军战士石雕，然后会看到红军首长和战士的遗物，还有一些历史标语，学生甚至可以去扮演一些历史角色，感受一下当初的历史氛围，体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艰辛过程；也可以在一般性实地环境媒体中进行，教育者带领受教育者，根据拓展任务训练要求，用黑板画或幕布等形式来布置教育场所，让学生对党的基本理论教育产生亲近感，扩大拓展训练的感官影响。
实地环境媒体硬件条件带来的拓展训练效果虽然相当高，但是必须以自然环境条件或人工建筑环境条件为依托，实地环境媒体硬件很难全面满足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任务的需要；更多情况下选择的是虚拟环境媒体条件，虚拟环境媒体条件主要指多媒体技术条件，多媒体能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仿真虚拟视听环境材料，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充分调动学生感觉功能，有利于激起学生兴趣，增进学生理解，提高学生拓展体验的质量。
第二，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内容训练实践体验的软件方面条件。拓展训练实践体验的环境媒体充分调动受教育者视听嗅味肤的感官，让其产生学习渴望和学习冲动，受教育者在拓展训练互动气氛的影响下变被动为主动，非常自然自觉地参与整个拓展训练实践体验的过程。因此，整个拓展训练实践体验效果的取得，除了要有外在的环境媒体硬件条件之外，还要充分利用好受教育者自身的感性和理性机能条件。
1.感官（Sense）。感官是感受外界事物刺激的器官，包括眼、耳、鼻、舌、身等。感官拓展体验诉求目标是激起感觉知觉体验，尤其是感觉中的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与嗅觉的体验。感官拓展体验能引发学生学习欲望与增加拓展任务的附加价值。
2.情感（Feel）。《心理学大辞典》中认为，“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态度体验”。情感拓展体验诉求目标是激起学生内心的感情与情绪体验，尤其是激起学生喜怒哀乐的感情与情绪体验。情感拓展体验的运作，需要真正了解什么刺激可以引起什么情绪，不能故作姿态违反常情，要让学生自然受到感染，并融入情景教育中。如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教育为主题的拓展体验，可以通过雄壮的音乐画面来激起学生爱国的情感体验。
3.思考（Think）。思考指针对某个或多个对象进行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等思维的活动。思考拓展体验诉求是以创新引起学生的惊奇感和兴趣性，从而产生对问题思考的体验。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内容训练而言，思考是学生感性飞跃到理性的必要条件，思考拓展体验是层层深入的过程，它渗透着学生充满创意热情的精神，能召唤出学生的连带理性动力。
4.行动（Act）。行动特指拓展活动影响学生心理，触动学生身体产生互动交流等的行为动作体验。行为拓展体验分为说和做两种体验方式，这两种方式的结果都是让别人知晓行为者的意图，意图不明之处是整个拓展训练需要及时清晰确认的盲点。学生在拓展训练进行过程中，不能持续闷着，而是要把自己的所感所想整理后，通过说或做的行为把它表现出来，让受教育的产品（学生）形成拓展共振和叠加效应。如在中国对外政策教育拓展内容训练中，可以通过互动交流或外交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推动学生的这种行动体验。
在整个拓展体验中，教育者不要只去凑热闹，瞎起哄，而要引导好学生，随时留心观察，及时抓到触发点，对学生进行即兴激励。因为在体验拓展中，学生可能会偏离主题，也可能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教育者要通过激励让学生及时回到主题上，或激励学生克服困难，学生在激励之下学习热情一般会高涨，学习信心会倍增。因此，在体验环节中，教育者要善于激励学生，调整拓展节奏，保持训练热场，一步步把体验环节推向高潮。
拓展体验训练结束时，教育者必须进行总结，否则功亏一篑。对本次拓展训练要进行客观评价总结，分析它的得失，继续巩固好的方面，修改不足之处，并提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综上所述，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训练内容丰富，形式灵活，给人耳目一新感觉。它针对学生思想实际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帮助学生了解国内外重大时事，正确全面了解掌握党的基本路线、重大方针和政策，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推动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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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Students’ Situation and Policy Education Development Training Research
QIN Hong-ping，ZHANG Yu-sheng
（Guizhou Normal College of Marxism-leninism，Guiyang 550018，China）
第8篇：生育政策范文
关键词：“单独二胎”；生育政策；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生育政策是通过干预出生人口来影响人口再生产过程，并进而对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各种社会现象表征我国自80年代以来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需要改革。学者们对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维持现有的生育政策不做变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调整放宽。政策变动容易，关键是要深刻把握政策变动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在本篇文章中试图通过理论架构来推演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教育进步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影响，由此来审定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究竟是“优”还是“劣”。
一、教育影响与生育政策
假设：低出生率不一定对教育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而提高人口质量更为重要。在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最基本的主要手段，所以也把人力投资视为教育投资问题。
由于我国多年推行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出生和人口增长从而节省了巨额的人口教育投资，使得我国的教育资源匹配得以优化，就业状况改善、贫困人口大为减少，而且使得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由此看出，人口政策与教育息息相关。但是，我国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已经处于1.5的低水平。而从维持世代更替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3时，人口才不会出现零增长或者负增长。考虑到“人口红利“会向“人口负债”的转变，未来我国人口政策也会由“单独二胎”向“全面放开”转变。但是，单从人口政策这一趋势来看，增加人口数量会给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因为，生育率的降低会促成人口再生产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极大地改善了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使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使教育投资更加合理化。但是，我国目前生育率为1.5左右，即使在单独二胎政策的开放的情况下，据估算生育率也只会上升0.06，不会造成人口数量激增，教育负担过重的局面，在未来单独二胎政策施行下，我国还会继续在低的生育率上滑行，具体分析来说，较低的生育率会对人力资本以及教育带来积极的影响：包括教育投入的合理配置、教育办学质量的提高、高等教育结构的优化、有利发挥普通高校在成人教育中的作用等。从这一方面来说，我国政策趋势应该由“单独二胎”政策向“全面放开”转变。
二、国际竞争力与生育政策
人口转变理论认为，在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下，人口再生产类型会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但是不同的国家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用的年限却存在很大差别。对这一进程的研究，关系着本国老龄化的程度和进度，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也关系着本国和其他国家相比人口竞争力的大小，展现国际市场上未来潜在的竞争力。
就和国外比较而言，计划生育政策效果可能辐射在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人口竞争力的下降。人口竞争力是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人口竞争力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其规模、质量、结构与动量而显现或蕴藏的相比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或比较优势。就我国而言，在人口规模竞争力和人口结构竞争力上，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将会导致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现象将使得我国在人口竞争力上全无优势，对比其他同样人口类型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我国在近年来借由密集型产业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发展优势将消失殆尽，进而影响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地位和发展战略。
其次是大国责任的可能缺位。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增强，导致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中国也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充分发挥作用，但是政治姿态背后一定要有国家实力对其进行有效支撑。
综上所述，我们从孩子的成本-效益模型以及人口转变理论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放开对教育进步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虽然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没有问题，但是深刻的社会属性导致人类社会已经不单单是自然社会的进化演变那么简单，生育还是需要计划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计划生育要求。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必定伴随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目前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经济发展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生育政策的变革，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我国在目前实施逐步放开的生育政策是顺应发展需求的，其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但怎样把握放开的度还需要各方学者进一步论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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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中堂.人口学[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第9篇：生育政策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工具;中央十六号文件;文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243-02
引言
我国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承担着执政党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和控制的功能。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工具将这一政治性目标通过技术性手段得以较好地贯彻和落实，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本文将以政策工具分类的视角，对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件[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以下简称“中央十六号文件”）中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文本分析，力求为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工具的创新与发展提供参考。
一、政策工具研究概况及类型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工具研究逐渐在公共管理学界兴起。而国内直至21世纪初才逐渐关注此领域，并就公共政策工具研究的意义、基础、层面、范式、模型构建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2-5]。
恰当地选择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前提。政策工具分类是政策工具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迈克尔・豪利特和M・拉米什根据政府介入公共物品与服务提供的程度把政策工具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型工具三类[6-8]。
一是自愿性政策工具，它是指由家庭、市场或志愿组织在自愿的基础上为公共目标服务，包括家庭和社区、自愿性组织、市场、自我管理和服务等。
二是强制性政策工具，它是指政府借助于其统治权威直接作用于个人或群体，包括规制（包括体系建设和调整、机构设置、法律、设定和调整标准、特许、禁止、法令等）;公共企业;直接提供（包括直接生产、直接服务、直接管理、公共财政支出、政府购买、转移支付）;命令性和权威性工具（政府机构改革、政府机构能力建构、政府间协定、政策试验、指示指导、计划、命令执行、强制保险）。
三是混合型政策工具，它兼具自愿性工具和强制性工具的特征，混合型工具在允许政府将最终决定权留给私人部门的同时，还可以不同程度地介入非政府部门的决策形成过程。它包括信息与劝诫（包括建设舆论工具、学习教育、舆论宣传、鼓励号召、象征、信息公布、示范、信息公开、呼吁等）;补贴（包括直接补助、税收激励、票证、产量限制等）;产权拍卖;征税和用户收费;契约（公私合作、服务外包）;诱因型工具（社会声誉、权力下放、利益留存、信任、程序简化）。
本文选用迈克尔・豪利特和M・拉米什对政策工具的三分法作为分析框架，一是因为该分类依据政府介入公共物品与服务提供的程度，这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物品属性相吻合;二是该分类方法相对比较成熟，也广为运用。如扶松茂、曲洁等依此分类方法以最新颁布的国家和地方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为文本分别就我国民族教育和义务教育领域政策工具的运用情况进行了探讨[7-8]。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工具的运用现状
（一）整体运用情况
2004年出台的中央十六号文件共九大部分，前三部分分别阐述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意义、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等，后六部分为落实前述主要任务的具体政策，包括“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等六个领域。针对这六大领域，中央十六号文件共确定了107项具体政策工具。具体而言，中央十六号文件中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工具的运用有以下特点。
1.强制性工具占主导地位
在107项具体政策工具中，强制性工具68项，占63.6%，混合型工具32项，自愿性工具7项。这一特征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政府公共意识形态政策的属性相符，因为它承担着向其政策受众（即大学生）传播和灌输执政党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必要的强制手段。
在强制性工具中，运用较多的是指示指导、建立和调整规则、体系建设和调整、禁止等。
首先，运用“指示指导”来指明具体的工作任务和发展方向，如要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宏观指导，切实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等。
其次，通过建立和调整规则、体系建设和调整来建章立制，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化。如建立大学生形势政策报告会制度;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保障体系，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建立完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队伍的激励和保障机制等。
第三，运用“禁止”工具来明确某些不被允许实施的活动或行为。如在讲台上和教材中不得散布违背宪法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和言论;禁止在学校传播宗教;在事关政治原则、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问题上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不得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等。
2.混合型工具的运用比较单一
在32项混合型工具中，23项为“鼓励号召”，如完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专业职务系列，从思想政治教育专职队伍的实际出发，解决好他们的教师职务聘任问题，鼓励支持他们安心本职工作，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专家。而其余的“学习教育”、“舆论宣传”和“补贴”三项混合型工具仅分别运用了5项、3项和1项。应该看到，“鼓励号召”的强制程度没有强制性工具高，这可能造成其执行力度不足的困境。而且这种单一化的混合型工具运用，也表明目前尚未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少量自愿性工具得以运用
作为一项强制性比较强的公共政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工具创设中也注意到了自愿性工具的运用。在7项自愿性工具中，自我管理和服务4项，如高度重视大学生生活社区、学生公寓、网络虚拟群体等新型大学生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自愿2项，如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完善资助困难大学生的机制，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困难;家庭和社区1项，如要探索建立与大学生家庭联系沟通的机制，相互配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二）分领域运用情况
在中央十六号文件确定的六个领域中，不同领域采用的政策工具组合是不同的。
1.部分领域混合型工具运用较多
在“努力拓展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和“努力营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良好社会环境”两大领域，混合型工具的运用占半数及以上，这与整体上强制性工具的运用占主导地位这一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在“努力拓展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的26项政策工具中，强制性工具和混合型工具各占13项。在“努力营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良好社会环境”的16项工具中，混合型工具占7项，强制性工具占6项，自愿性工具占3项。这是因为在“努力拓展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中，比较多的工作是需要高校根据学生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项目或活动，所以只能原则性的运行“鼓励号召”这一混合型政策工具。而在“努力营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良好社会环境”中，其参与主体比较多样化，涉及政府、高校、社会、家庭、市场等，这就导致了在该领域需要采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
2.自愿性政策工具的数量随领域特征而变化
在六大领域中，只有“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努力营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良好社会环境”、“切实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三大领域才运用了自愿性工具。这是因为在党团组织中包括了班级、社团等学生自治组织，这些组织需要学生开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在社会环境营造中涉及参与主体多样化;在加强工作领导中，涉及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等学术研究机构和团体的自身建设。正是这些领域的特征，产生了对自愿性政策工具的需求。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领域中，由于其鲜明的主流价值观传播职能，对自愿性工具的需求非常不明显，政府基本上不希望其他力量参与此领域。当然，在拓展途径和队伍建设两大领域，本可以运用自愿性工具而尚未运用，这是今后需要加强和改进的方面。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中央十六号文件中政策工具运用的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工具运用的多样性仍不足，强制性工具占主导地位，部分领域混合型工作运用相对较多，少量自愿性工具被采用。在强制性工具中以命令性和权威性工具以及规制为主;在混合型工具中，以鼓励号召为主，比较单一;自愿性工具以自我管理和服务为主，且总体运用频次不高。
为了更加有效地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来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政府在今后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工具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注重分类规划。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政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就决定了强制性工具必须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大学生党建、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等领域。同时，在意识形态色彩相对不浓的领域，如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心理健康教育、奖助学金、队伍培训等领域，应注重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积极创设混合型工具和自愿性工具。其次，在强制性工具中更加注重规制工具的运用。事实上，这种规制工具正是制度化的手段。而由于制度建设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相比命令性和权威性工具等其他强制性手段而言更加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第三，加强政策工具的多样性。一方面，要在部分领域更多地创设混合型工具和自愿性工具;另一方面，在三大类型工具中增加多样性，如在混合型工具中，可以引入服务外包等契约工具，在自愿性工具中，更多地引入自愿性组织、市场等工具，以此充分发挥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组合互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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