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精选(九篇)

第1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如上所述，计划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是，与此同时，它的负面效应在这几十年中也在不断累积，并呈日益扩大化趋势。“一孩”以及“一孩半”政策对生育数量的控制，使我国生育率长期保持较低水平，形成了我国少儿人口比例逐渐减少，社会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问题。这也给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特别是农村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两个孩子”至少要养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这将给孩子未来的生活造成很大负担。并且，在社会“男孩偏好”的影响下，生育率的控制，使社会出生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波动范围。因而，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口结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的问题在于，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重;而性别结构的问题在于，出生性别比长期居高不下。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性别比上升，均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直接研究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汪伟指出暂时没有发现老龄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但是，这可能是因为我国现在处于老龄化初期，老龄化对于储蓄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影响的方向和大小还有待观察。一旦未来老龄化的负担效应超过寿命效应，并占据主导地位，老龄化很可能对经济增长和储蓄率产生负面影响［6］。周俊山和尹银通过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是居民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性别比失调，导致婚姻挤压，进而使家庭为儿子婚姻问题，储存比其他家庭更多的财富，最终导致竞争性储蓄。并且，这一结论与WEI等的研究结论一致。这种储蓄动机本身，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比如竞争性储蓄下的消费行为，很可能表现为结婚时期的“井喷”消费［9－10］。

间接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影响的一类文献主要探讨了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储蓄、消费、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余额等的影响。考察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和储蓄率关系的文献认为，老龄化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其中，胡鞍钢等通过1995—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老龄化将降低中国储蓄率，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冲击［5］。马骁骁的研究表明，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升高，劳动人口比例连续下降，老龄化将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1］。范叙春和朱保华认为，个体年龄阶段不同，其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不同。该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显著影响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上升将提高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赡养比上升，将减少国民储蓄率。在不考虑时间效率的情况下，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赡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恰好相反［12］。还有部分讨论年龄结构对消费影响的文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很有可能是消费下降的重要因素。李通屏和郭熙保考察了人口增长率与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增长率对消费率提高具有拉动作用［13］。张乐和雷良海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少儿抚养比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导致居民消费率下降［14］。李春琦和张杰平通过对1978—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的研究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影响［15］。还有其他研究显示，老龄化有利于提高消费。如王宇鹏对200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进行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16］。此外，也有部分文献研究了年龄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魏下海等研究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影响个体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生产的资本集约程度;在资本与劳动替代的情况下，资本集约程度降低劳动收入份额［17］。汪伟的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是我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动的重要原因，它可以解释近45%的账户余额变动［18］。

另一类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的文献主要探讨性别结构失衡对经济的影响。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不是促使性别比上升的根本原因，但是它间接与性别比上升相关。性别比上升，不仅造成了大量男性终生未婚人口和逐年攀升的男性未婚人口比例，而且其影响已经涉及经济领域。相关研究显示，性别比影响储蓄率［9－10］。WEI等的竞争性储蓄假说指出，性别比上升，促使男孩家庭为儿子在婚姻市场处于有利地位，通过提高家庭储蓄而相互竞争，进而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现象。此外，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在性别比更高的地方，地区房价也更高［10］。李树茁和胡莹表明，男女在储蓄、消费、投资等方面存在性别差异，在女性储蓄倾向高于男性的情况下，女性相对收入增长，使女性在家庭中的谈判力上升，从而有利于提高储蓄率。在性别结构失衡的地方，女性在婚姻市场有更高的谈判能力，而且在家庭消费和孩子投资方面，也享有较大的发言权［19］。因此，性别比上升有利于提高储蓄率。而这并不利于我国消费的提高。据以上大多数文献的分析，无论是计划生育政策本身，还是该政策引致的人口结构变化，均对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储蓄和消费等存在不利影响。从总体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了从“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型。这有效地控制了我国的人口数量，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被更多的人口“稀释”。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而且这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日益增多的不利影响。

二、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既有文献关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建议

一般认为，“一孩”政策或“一孩半”政策无法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难以解决未来更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和经济长期增长问题。因而，既有文献关于调整生育政策的建议基本集中在放宽生育数量方面［1、6、9］。他们认为适当放宽生育限制，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未来严重的社会老龄化问题。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在长期内，人们生育孩子的意愿数量将进一步下降。生育政策可以限制人们生育数量，但无法在生育意愿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促使生育率上升。政府放宽生育数量限制，在短期内有效，但在长期中效果不确定(这是因为人们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届时，通过放宽生育数量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为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应对人口结构引致的经济问题，政府除了适当放宽生育数量限制以外，还要有长期政策应对未来人口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程度和个体生产力，应对未来生育率的“自愿”下降。不少文献基本上主张运用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来平衡性别比。比如严格限制鉴定胎儿性别技术的应用范围，从而降低性别比［20］。总体上讲，这是通过提高性别选择成本，引导性别比恢复正常状态。当然，随着生育数量的放宽，人们性别选择的原动力将下降，性别比可能逐渐恢复正常状态。还有如王金营和赵贝宁主张通过其他公共政策(社区养老、公共福利养老、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生育政策配合，应对目前社会老龄化和生育性别偏好问题［1］。显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相关人口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问题。因而，调整其他公共政策，使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互配合，对于缓解人口结构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以上建议难以应对生育率自愿下降和“男孩偏好”同时并存的情况，也难以处理这种情况导致的人口结构问题及其造成的经济影响。

(二)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思考

第2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单独二孩政策；人口发展模型；灰色系统GM（1.1）模型

一、研究背景

从古至今，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一直都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晚育，提倡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该政策实施30多年来，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人口增长率，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如小学招生人数（1995年以来）、高校报名人数（2009年以来）逐年下降，劳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步入下降趋势，人口抚养比的相变时刻即将到来，这些对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将产生一系列影响，引起了中央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开放单独二孩，许多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出台了具体的政策。

人口问题历来受各学科研究的重视，其中不乏经典的理论和模型，但却鲜有考虑单独二孩政策对人口数量与结构的影响。考虑到我国现有政策变化的国情，一个合适的适应政策变化的模型是进行人口预测的关键。本文考虑到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根据2005-2015 普查数据，通过人口发展模型、生育率Lognormal预测模型、灰色系统GM（1，1）模型对2015-2024我国人口进行了预测。

二、模型建立

1.人口发展模型

通过该模型，即可对人口总量和各项人口指标进行预测。

2.生育率Lognormal预测模型

为了进一步提高模型的精度，对育龄期妇女的生育率建立模型，进行预测。

生育率可以近似看成育龄期妇女年龄的正态分布。由此建立Lognormal模型，其中（ ）b r为r岁妇女的生育率：

其中0r为妇女开始生育的年龄，即15岁，1k为与生育水平相关的系数。

3.二孩政策的影响

4.结果检验

二孩政策直接影响了我国人口的出生率，而出生率的变化影响着人口的增长率，并且影响人口结构，但同时对于死亡率影响十分微小，在此为了简化求解假定死亡率恒定不变。考虑到各个年龄段人口迁移率变化不大，可以近似的认为迁移率不变，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准。

通过2010年到2015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通过求解灰色预测GM（1.1）模型，可以得到出生人口性别比。求解Lognormal模型，得到参数，再次利用GM（1.1）模型对3个参数进行预测，即可得2015-2024年各个年龄生育率。

最终预测结果如下：

三、结果分析

人口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因素之一，因此不同的社会政策，尤其是新生育政策，与人口发展的密切关系决定了其对社会结构、运转的重要影响，同时对社会经济、资源利用等方面产生的不容忽视的作用力。

1.对人口结构和人口总量的影响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到，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后，生育率上升，新生儿数量明显上升，人口总量相比较原政策上升较快，这都与二孩政策密不可分。从宏观上看，二孩政策实施后的几年内将会引发生育小高峰，从而使得人口增长率提高，能够优化人口结构，更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男女比例降低，表明未来男女比例将进一步走向均衡。

2.对经济的影响

二孩政策的落实，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增加市场劳动力供给，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有益影响。

人口的增加必将扩大需求，短期内如孕产妇和婴幼儿商品的需求、家政服务的需求等，长期也将引发对改善型、学区房的需求，促进商品市场的发展，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3.对社会的影响

过去，独生子女政策在国家公职人员、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得以很好贯彻、实施，但在农村却有着一孩半、二孩甚至三孩政策，使得农村与城市人口增长并不协调。因此，二孩政策的实施，可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之间生育率的差距，有助于提升人口的资本成本，人口素质本质逆淘汰。一些社会失独家庭也可从这项政策中收益，缓解社会不稳定，以及家庭需求与政策制度之间不协调。

同时，也不可忽视由二孩政策引发的人口数量增加，将加剧对社会资源分配的竞争力，加大对公共资源的需求，增加其供给压力。

四、小结

本文通过人口发展模型、生育率Lognormal预测模型、灰色系统GM（1.1）模型预测了我国2015-2024年人口数量，通过分析发现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后，我国人口数量相比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人口数量有了进一步上升。为了更好的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口发展政策，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加大技术创新能力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抓住机遇努力发展经济来加强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

参考文献：

[1] 何 朗等.人口发展的参数预测模型.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6月.

[2] 刘 苗等.GM（1.1）模型的优化及应用.陕西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12月.

[3] 张世强.基于灰色系统理论与logisitic模型的中国人口增长模型.Scientific research.

第3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生育文化；生育率；新型

生育率的变动不仅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生育文化的直接影响。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影响生育率高低的最终因素，生育文化对生育行为有更直接的影响，生育率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育文化的作用。

一、生育文化的内涵

学术界对生育文化的定义和内涵阐述较多，共同赞同的定义是生育文化是人类生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文化特征，是指人类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所形成的对待生育活动的一套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价值标准以及行为规范等。

这个定义包含了三层很重要的思想，首先，把文化界定为一种观念形态，把文化看做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生育文化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其次，生育文化是在生育活动中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和相应的规范制度，这就将生育文化和其他文化区别开来。最后，指出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等都属于生育文化的范畴，确定了生育文化的范围。

二、生育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

在影响生育率的诸多因素中，生育文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考察生育文化对生育率的作用可以采取多种指标，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数据的可靠性，我们采用贫困带各县生育率和超生罚款情况的指标，并与张家口的10个贫困县县域数据进行比较，从而凸显不同县域不同的生育文化对本地区生育率的影响。根据六普数据可知，河北省县域生育水平为38.81‰，张家口这10个贫困县的妇女生育率为28.122‰，明显低于河北省县域的平均水平。张家口贫困县的生育率普遍较低，其中蔚县相交于其他县来说生育水平最高为37.376‰。张家口10贫困县均属于农村二胎政策覆盖范围，生育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这些地区政策内和政策外生育的差异，生育文化的不同也是影响这个地区生育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根据张家口市各县调查数据统计我们发现，此地区农村出现超生情况的家庭很少，不仅如此，许多符合国家生育政策，满足生育间隔条件可以生育二胎的家庭也不再生育，甚至第一胎是女孩的家庭，也放弃生育二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来自经济的压力，坝上贫困县的家庭收入水平低，养育子女的花费大；另一方面是坝上县的生育文化，在坝上一些地方人们普遍认为生孩子会影响到他们原本较清闲的生活，人们早已形成了这种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文化。

生育率高的县，计划外生育情况也多。我们对贫困县超生情况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超生罚款比例较高的县和生育率较高的县具有一致性，生育率高的县罚款比例也高。张家口10个贫困县中，蔚县的生育率最高为37.376‰，罚款比例也是最高的为17.33%。根据调研，蔚县地区生育二孩的现象比较普遍，大多数家庭的生育意愿为儿女双全。这种生育文化的影响深刻，甚至是不在生育二胎政策范围内的公职人员，同样受本地区儿女双全等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生育二胎。还有部分人们对儿女双全的生育文化产生从众心理和示范效应，也是本地区生育率和超生罚款率高的原因。在生育问题上，人们受本地区生育文化的影响，内部的生育文化氛围就决定了人们的生育行为。同一地区中的人们，在生育意愿、对孩子的性别偏好等方面往往是一致的。因此，有什么样的生育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生育行为，生育文化对生育率的影响比经济水平更直接。

三、加速实现新型生育文化

针对以上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张家口10贫困县受生育文化的影响生育率较其他地区来说较低，这和本地区人们“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念密不可分。然而10贫困县中蔚县的生育率和超生罚款率和其他9县相比都比较高，本地区的生育观念仍受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从而可以看出不同的生育文化影响不同地域的生育率水平，生育文化比经济发展水平对生育率的影响更直接。虽然说传统生育文化已基本转变为新型生育文化，但是我们仍不可低估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传统生育文化观念仍然顽强的存在人们的意识中。

对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间还有一定距离，因此，我们应全方位的营造适宜生育文化变迁的环境，采取一些当地人容易接受的方法，努力挖掘传统习俗中积极的因素，使之与生育政策相结合，建立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生育观念的新习俗。

第4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背景下的家庭发展能力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有力实施，我国的人口要素以及家庭结构、功能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结构以及功能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家庭发展能力。所谓家庭发展能力，从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来论述，指的是家庭在各个生命周期阶段所拥有的权利、对家庭的发展任务的决策能力，以及追求更好的家庭生活水平的综合能力。

家庭发展能力核心要素分别为家庭功能的发展、家庭策略的发展以及家庭禀赋的发展，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且不能够相互取代。家庭功能是家庭关系结构、家庭规模、家庭适应性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家庭策略则主要指家庭成员对家庭资产的配置、生育的安排、家庭收入方式选择等实现家庭发展的行为;家庭禀赋则指的是家庭生存发展过程中有助于家庭功能完善的物质基础。

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功能的影响

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实施，我国的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的结婚率、离婚率、死亡率等家庭功能性结构也产生了变化。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我国的婚姻家庭逐步朝向小型化、核心化和松散化方向发展。家庭成员的数量减少，家庭资源呈现一种集中化，特别是在独生子女家庭里，由于独生子女的特殊性，以及对家庭后续发展的重要意义，造成了许多独生子女家庭里所有家庭资源集中在子女一人身上，这种过度的资源让许多独生子女的生活习惯、生活观念发生了不良改变，使得独生子女的性格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以至于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啃老族”的不良风潮，家庭的反哺模式弱化，家庭养老问题尤为突出。与此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成员性别比例进一步失调，导致了家庭生育功能逐渐弱化。

（二）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策略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导致人们的许多生活观念产生了变化，直接导致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策略发生了变化。在传统的中国家庭，由于子女众多，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大部分都用来养育儿女，少量用来生活消遣。而当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子女数量减少，一方面，家庭养育子女的费用减少，在总的经济收入不降低的前提下，家庭对于资金的自由分配能力上升，消费能力增强;另一方面，子女的减少，家庭对于子女教育资源的投入会更多，父母在有限的资源下必须实现对孩子的教育效益最大化，家庭人均人力资本投资所占比重就会越高，而家庭收入多样性也会趋于增加。

计划生育政策下对于城乡采取二元分治的政策，导致了我国人口素质的参差不齐，造成了城乡的二元户籍制度的生成。目前，我国通过对城乡普遍开放“二胎”政策，统筹推进城乡改革，实现城乡一元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为了进一步的改善由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城乡家庭策略的差异性影响。实行城乡一体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采用分阶段、有步骤的逐步过渡方式。有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降低人口性别比，加快人口素质提升。

（三）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禀赋的影响

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家庭成员数量受到了一定的约束，家庭结构因此也发生了转变，例如在我国农村的传统家庭中，家庭土地一般是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导致了家庭整体自然资本减少，从而造成了家庭面对生活的机会减少，对于家庭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不足以应对，对家庭外部冲击力的回复能力也减弱。而在我国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不断增长，虽然子女人数的减少，家庭结构相对更加稳固，但同时也出现了核心化和集中化的趋势，也就是所有的家庭资源集中在子女身上，但独生子女家庭大多面临着严重的空巢家庭风险以及失独家庭风险，这对于家庭的进一步发展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第5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针对高等教育中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印度政府制定并颁布了相应的政策。一方面，相关政策对印度高等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宪法》、《国家教育政策》、“女性平等计划”、“新贷款计划”、“奖助学金计划”等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印度政府有力地干预了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性别公平问题。另一方面，政策对印度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方面的促进作用较小。

 

从印度高等教育机会、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等方面来看，男女在高等教育中的差距仍然存在，且自1950年《宪法》颁布的60年里，这种差距并没有明显的改观。中印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对印度高等教育研究的同时也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反省。因此，对中国高等教育性别平等的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印度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政策效果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制度“锁定”、交易费用等因素都可能成为导致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政策难以实施的关键因素，从而阻滞政策实施的效果，影响政策的合法性。

 

1、制度环境与制度“锁定”

 

制度环境是非正式约束和正式约束的统称，即包括人们在长期生活交往过程中无意识自发形成的行为规范、文化习俗、行为准则，简称非正式约束;又包括政府制定的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简称正式约束。正式的约束可能因为政治决定而在一夕之间发生改变，但已经嵌入的习俗、文化、传统及行为准则中的非正式约束并不会因为政治的决定马上改变，这些阻碍政策实施的非正式约束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改变，从而影响政策效果的合法性。

 

非正式约束在政策决定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了路径依赖的根源。制度具有路径依赖，无论制度合理与不合理，一旦制度确定实施或在无形中形成，便会随着原有的发展路径继续下去，然而不论制度好坏，很容易形成制度“锁定”，即便是不合理的制度，也只能继续向前，直到制度环境的改变，或制度创新，找到新的解锁办法。

 

2、制度合法性与制度效率

 

合法性通常指政府或法律的权威得到民众认可的程度，它是政府行政的最基本条件。制度的合法性则取决于被统治者们的普遍认同，它是制度存在的理由和前提，意味着民众对制度的接受和支持程度。效率一般是指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制度效率就是实施制度带来的收益与投入成本之间的对比关系。制度与组织间的交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也决定了制度效率。什么样的组织与什么样的制度，以及它们如何演化发展，决定了制度的合法性，也影响了制度的效率。

 

3、交易费用与转型成本

 

交易费用泛指促成交易发生而产生的费用。在政治学中，制度的交易费用可以包括政策决策费用、政策执行费用和政策评估引起的费用等等。制度的产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但是制度本身也会形成交易费用。制度决定了构成总成本的交易费用和转型成本。制度转型(改革)中所需的政治成本、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都是转型成本，转型成本的分布和分担影响着制度转型的进程，因为转型成本的不同分布与分担将影响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各自所承担的成本，影响改革者的收益、失败风险以及他对改革的态度，从而确定新制度成功转型与否。

 

二、印度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策的合法性是国家政策制度和法律权威被统治者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是对统治者权利的认可。

 

1、组织影响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政策的合法性

 

组织影响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政策的合法性。组织包括政治团体(政党、议会、行政机构)、经济团体(工会、合作社)、社会团体(教堂、俱乐部)以及社会团体(学校、职业培训中心)等，这里说的组织主要是指政府或政治决策者。组织通过有目的的学习和活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是制度变迁的主角。而制度的创造不一定是为了社会效率，相反，很多时候是为了服务于那些制度创立者即组织的利益，所以组织很大程度上影响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政策的合法性。

 

印度的组织是在变化中成熟起来的。独立前，印度的主权归英国所有，即英国才是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当时的《宪法》和《国家教育政策》中虽然有许多切实可行的法律条例来推行高等教育性别平等，但是却无法得以具体落实。独立后，印度虽然重拾主权，但是由于组织对教育的不够重视，直接阻碍了高等教育平等政策的发展，具体体现在每年的教育经费上。1990-1991年，印度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0.77%，1997-1998年下降到了0.62%。由此可见，组织影响制度的效率，影响高等教育性别平等的合法性。

 

2、制度“锁定”影响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政策的合法性

 

制度“锁定”影响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政策的合法性。根据社会等级和法则权威，印度的种姓制度从高到低依次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地利、吠舍和首陀罗。种姓制度对人们的生活、社交、职业以及受教育的权利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只有高种姓人群才能享受至高无上的荣耀，而位于底层的——首陀罗种姓人群，只能世代为奴。时至今日，种姓制度在弱势群体中尤其是女性中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很多地方仍然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

 

在印度，针对女性的暴力除了种族歧视之外，还有早婚制、嫁妆制、萨蒂制。这些制度和种姓制度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为保护女性受教育的权利，实现社会公平与进步，政府确实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来解决高等教育中存在的性别平等问题。但实际的效果并不如预期效果令人满意，原因在于制度“锁定”的影响，使种姓观念和早婚意识根植于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中，这种根深蒂固的“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绝非一朝一夕能改变的。因此，必然影响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政策的合法性。

 

3、交易费用影响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政策的合法性

 

交易费用影响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政策的合法性。不可否认的是，政策的实施效果有时候会与预期效果背道而驰。原因在于，除了行为人的主观感知以外，还有政治经济的交易费用，都使得最终的政策选择不一定是最优的，所以，结果也不一定总能实现改善社会福利或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目标。

 

在印度，即便国家有公立学校作为支撑，为女性提供免费的义务教育，然而高等教育是不在免费的行列中的。而且，政府的各项激励举措中并不能囊括高等教育所需的所有费用，毕竟在印度，与高等教育相关的书籍和资料都是相当昂贵的。交易费用的需求量大必然导致交易费用的不足，最终给政策实施过程带来阻力，甚至使政策被迫中断。由此可见，交易费用能影响政策效率，影响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政策的合法性。

 

三、对我国的启示

 

女子高等教育公平问题是高等学校内部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中国和印度同为发展中大国，也是邻国，关注印度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中国实现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在借鉴印度教育发展有效经验的同时，也能从中总结出发展道路上的规律和失误，从而明确自己在未来教育改革中的方向，取长补短，去粗取精。

 

1、促进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意识常态化

 

促进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意识常态化要求将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意识的创建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项基本工作。只有树立平等意识，加强意识建设，提高全民综合素质，将平等意识的观念植根于每个人的心中，才能逐步消除非正式因素对女性的束缚，减少制度“锁定”给女性高等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首先，强化意识是基础。强化性别平等意识是促进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意识常态化的基础。意识是行为的先导，只有强化意识的建设，才能促进政策的实施;其次，力求平等是重点。

 

力求平等是促进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意识常态化的重点。具体要求在教育机会、教育过程、教育结果上，都达到相应的平衡。只有在性别平等的基础上，社会动力才不会失衡，公共政策才不会偏颇，高等教育才能平衡发展;最后，落实教育是根本。落实教育是促进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意识常态化的根本。以教育为根本，因材施教，鼓励女性在不同学科领域发挥自身长处，科学调整教育教学结构以保证高等教育性别平等政策有效实施。

 

2、促进高等教育性别平等决策科学化

 

促进高等教育性别平等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者以促进高等教育性别平等为目标，以充足的事实为依据，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充分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理论进行决策。首先，实事求是。促进高等教育性别平等决策科学化，必须以充足的事实为基础。坚持真理原则，价值原则，符合客观实际，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和实质，明确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其次，科学规划。

 

促进高等教育性别平等决策科学化，必须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理论，通过科学合理的程序进行决策。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问题进行大胆假设和科学预测，建立体系科学、运转有序的决策机制;最后，公平民主。促进高等教育性别平等决策科学化，必须充分发挥民主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以群众中的调查研究为事实基础，提高民众的参与能力和决策能力，这样的决策才能切实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民众的难题。

 

3、促进高等教育性别平等保障经济化

 

发展实体经济一定要有坚实的政策作为保障，相反，推动政策实施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作为支持。只有促进高等教育性别平等保障经济化，才能有足够的实力支撑政策实施中的交易费用，保证政策顺利实施。印度针对自身高等教育中存在的性别平等问题，陆续出台了各种激励性的政策和措施来鼓励女性的发展，促进教育的平等。然而现在来看，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的激励举措表面上是层出不穷，变换更新，其实也是成效甚微所导致，原因在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后续的经济实力作为强有力的支撑，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举步维艰，前进困难，中途夭折。

 

因此，要想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平衡发展，摒弃高等教育中的陋习，发展经济是首要，储存实力是必须。只有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政策的实施才有力度，有强度，有实效。否则，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是空谈，再严格的执行也只能是模型，再美好的期盼也只能是泡影。

第6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全面二孩”政策是指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随着我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20世纪70-80年代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近几年加快了调整的步伐。“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是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的大调整（表一）。

二、我国人口现状及基本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大陆人口已达到了13.67亿人，比上年末增加了710万人，其中，当年出生人口为1687万人，出生率为12.37‰，死亡人口为977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6‰，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5.21%。全国人口的结构特征主要呈现为：

（一）从性别比来看，男女性别比正在逐渐缩小。2014年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6，较2013年缩小了0.04。

（二）从年龄结构来看，老年化程度不断增大。2014年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5.6%，较2013年的24.6%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老龄人口也由2013年的3.34亿人，增长到了2014年的3.5亿人，增加了0.16亿人。

从城乡结构来看，人口城镇化率不断提升。我国人口城镇化率由2014年的53.73%提升到了2014年的54.77%，增长了1.04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减少有所放缓，但人口流动速度在不断加快。

三、“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现实影响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的规定，2016年1月1日起，我国将正式全面放开“二孩” 政策。那么在“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我国人口结构以及社会发展中将会出现哪些变化呢？

（一）对人口发展趋势的影响。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80年代、90年代和00年代的人口分别为2.19亿、1.88亿、1.47亿。00年代的人口数量比80年代的出生人口萎缩了32.8%，而这两个年龄段的群体还相差不到一代，实际平均生育低于1.4，，在如此较低的生育率下，几乎每隔一代人，出生的人口就会降低1/3。目前，我国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是19%，但每年1500万左右的新生儿仍低于世界年出生新生儿12%的比例，预计到2050年，我国的年新生儿出生约800万，约占届时全球人口的5%。“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虽然会出现人口数量的增加，但要把目前的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需要2-3代人时间。

（二）对人口结构的影响。从历年统计的数据来看，1979年，我国的0-14岁少儿的人口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3，而2009年，该比例降到了1/5以下，目前也只有约16.5%，与世界平均27%相比，差距较大。2015年，我国20-34岁年龄阶段的青年人口为3.25亿，预计到2030年将会降低到2.21亿人。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2亿人，占全部人口总数的15.5%，预计在未来数十年里，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平均年均净增长600万-1200万左右，此刻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将会延缓我国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之一的步伐。此外，人口性别比失衡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问题，“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这一问题将会得到有效改善。

（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未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既是科技创新的竞争，同样也是人口资源的竞争，人力资源在推动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和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如果解决不了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由此带来的未富先老、财政拮据、创新乏力等问题就会出现，反过来又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常态，即将进入人口老龄化发展阶段，适时调整人口政策，允许和鼓励“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对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应对“全面二孩”政策影响的举措

人口政策事关国家长远发展和民族前途的大事，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所揭露我国的人口领域正发生着重要变化：生育率水平偏低、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进程加快等等，“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的片面认识已不能准确反映当前我国的人口状况。为此，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全面实施“二孩政策”，面对“二孩”政策实施后可能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应采取积极对策予以应对。

（一）制定落实“全面二孩”政策的具体措施。从当前我国的人口规模、结构特征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等分析，我国人口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是，要保持每年出生人口的总体稳定，防止出现人口出生率的过快上涨或急剧减少，要把人口规模稳定在资源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并最终将生育率稳步提升至更替水平，要在“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各个年龄阶段人口结构预期目标，为后期人口政策的制定提供具体的目标引领。例如，其中，14岁及以下的人口比例要由目前的16.5%，未来五年里要将青少年比例再提高1-2个百分点左右，进一步降低人口老龄化比重。

（二）完善家庭养育扶持政策。随着养育成本的增加，即便是“全面二孩”政策的松绑，仍然有不少年轻人抱有观望情绪，主要是现在的育儿成本高，政府在家庭养育扶持方面还没有完全补齐政策短板。要让生育政策落到实处，减轻家庭育儿经济上的负担。政府可以直接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养育“二孩”。譬如：像新加坡：目前，在职母亲的有薪产假为16个星期，产假期间月薪分别由雇主承担和政府支付，最高补还额是每月1万元，父亲还可享一周带薪陪产假。

（三）改善学前教育条件。城市入托、入幼、入学耗时耗力，致使很多家庭不敢生育“二孩”，也导致很多农村孩子成为留守儿童。我国城市完全有能力为此提供足够的教育资源。中国很多行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却严重不足。建议政府在新建公建配套幼儿园时，同步配套托儿所；同时盘活社区资源腾出空间、协调社区内的幼儿园、公办早教中心、民办早教机构等，举办半日制、计时制的托幼服务，让家庭可以就近享有便捷、平价、优质的公共托育服务；更要积极协调整合社会资源，鼓励、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公共托育服务，满足家庭的不同层次需求。

（四）更加注重妇女儿童权益保障。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应适当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我国的产假远短于大部分低生育率国家，延长产假由政府买单，是维护职业母亲权益的重要保障。此外，建议废除任何歧视非婚生育的政策；充分保障非婚生孩子、补偿失独家庭等的合法权益；立法保护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等技术辅助生育的孩子；加强优生优育、亲子教育等科学理论和技术的研究，为我国公民的高素质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第7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210-03

一、引言

吕安民等人研究了中国省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特征，结论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徐嘉祺从经济角度探讨了我国人口生育率及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李政分析了我国经济、教育发展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抑制作用。李保军、李太成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类似研究并不少见，但很少发现有学者综合应用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来研究新世纪十一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特别是对于中部六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缺乏针对性的研究。故本文拟综合应用相关指标进一步探索山西省区别与中部五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特点及其成因，为山西省人口政策提供可行建议。

二、研究区概况

中部六省是指居于中国大陆中部的六个省份，包括河南省、山西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六省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地理范围24°29'5.71"N～40°44'4.19"N，108°24'9.58"E～119°37'46.60"E，总面积102.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2011年中部六省GDP总量达10.43万亿元，总人口3.58亿，人均GDP2.9万元。其中山西省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地理坐标34°34'N～40°43'N、110°14'E～114°33'E，2011年山西GDP达1.11万亿元，总人口为3571万人。六省在地理和社会人文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内部也有巨大差异，特别是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雄踞六省最北端，在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上有区别于其他省份的显著特点。

三、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及原因

（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

由图1、图2可知：

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大致呈西部吕梁山区、北部五台山区最高，东部太行山区次之的空间分布格局。这和山西省地形地势中吕梁山、五台山、恒山地势最高，太行山区海拔相对较低大致吻合。

图1 我国中部地区地形

地势图 图2 中部六省人口

自然长率市级分布图

河南省西部、西南均地形崎岖高峻，海拔较高，只有中部地形平坦开阔，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两地之间的空间分布也为西部西南较高，中部较低，与地形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安徽省人口空间分布从整体上看大致呈现了从北向南逐步降低的趋势，这和安徽省的地势在长江以北从北往南逐步降低是一致的。

江西省整个地势呈现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状分布，除中北部是较为平坦的平原外，其余三面地形皆高峻复杂。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也大致是四周较高，而中间的南昌市、鹰潭市、上饶市较低。

湖南省西、南、东部为海拔高，地形复杂的山地，中部为洞庭湖平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表现出了在洞庭湖平原的长沙、娄底、湘潭、益阳市较低，在周边山地恩施及永州等市的较高的空间分异特征。

湖北省西部、东北部是海拔较高，地形复杂的山区，中部为江汉平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呈现在江汉平原的武汉、荆门、荆州较低，而在周边山区的襄阳、十堰等市较高的空间分布

格局。

（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原因

1.自然原因分析。综合六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地形的空间分布关系可以得知，自然环境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布及变化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在地形崎岖，海拔较高的地方，人口自然增长率往往较高，反之，则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往往较低。山西省整体海拔更高，地形复杂，因而地形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当是使其相对其余省份更高。

2.社会经济原因。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口自然增长降低的根本原因，而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则造成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差异。图3是对各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GDP分别进行了十一年均值处理后绘制的折线图。

图3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相互关系图

根据图3，可以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非常明显，人均GDP高的的省份如山西、湖北多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也较低；人均GDP居于中间的河南、湖南，其多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正好居于中间；而人均GDP最低的安徽、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是最低的。这反映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其余各省表现出的的空间差异是山西省在经济上与之相差别的结果。

3.政策原因。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这对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各个地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力度的不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省份之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图4是对十一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计划生育率平均值进行均值处理后绘制而成。

图4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计划生育率相互关系图

根据图4，可以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计划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计划生育率较低的省份如江西、安徽两省，其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很高；而如湖北、河南两省则计划生育率很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新世纪十一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各个省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执行力度的影响，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是人口政策执行力度相对其它五省居中分布的结果。

四、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及原因

（一）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

图5 年山西省与中部五省人口自然增长的变化趋势图

图5为2001～2011年山西省与中部五省人口自然增比较率的变化趋势图，由图中数据可知：

从时间角度来看，中部六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山西与河南，近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第二类是湖南和湖北，近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逐步上升；第三类是安徽和江西，大致先下降后上升最后又下降。山西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时间演变上，呈现出随时间稳步下降的趋势，与河南省较为接近，与其余各省则差异较大。

（二）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原因

由于一地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固定，必须通过影响其他因素才能对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起作用，这使得具有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省份，虽然其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空间分布上有着很大差异，但对当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变化的直接影响则相对较小，故而对于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演变则主要从社会经济和政策原因进行分析。

1.社会经济原因。

表1 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各因素的相关关系

**.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通过表1可知，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该省人均GDP，人均公路里程数，每十万人高中在校生，每万人医疗床位等因素都表现出了强相关关系。这说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是经济文化卫生等各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受到了经济发展，教育进步和基础设施完善的影响。因为伴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大多数人的思想越来越开放，少生优生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推动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不断降低。

河南省与山西相比，人均GDP和人均公路里程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每万人在校高中生的影响更大，说明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受教育的影响更为明显，教育的发展和与之带来的对生育观念的影响是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江西省与河南的情况较为相似，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受教育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

安徽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新世纪11年间非常平稳，而此时，社会经济，医疗教育并未止步，仍然处于不断发展中。这暗示，可能有其他因素影响了人口自然则年增长率的变动。这将在政策原因里进一步阐释。

湖北省人口自然变动在新世纪与经济和医疗相关关系最为密切，但与山西不同的是，其表现出高度正相关。新世纪十一年湖北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并不符合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下降的总趋势。湖南省与之较为接近，这两省的人口变动状况显然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山西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各个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都较高，明显受到了这些因素共同的影响；河南省与江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受教育的影响较大；安徽、湖南、湖北则受社会经济的影响相对更小，更可能受到了政策因素的影响。

2.政策原因。自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这一人口政策已对中国的人口再生产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比较计划生育率对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其中为便于在同一图中比较，将计生率的单位转化为“十分制”。其中2003年和2011年数据缺失。为便于观察，纵坐标数值最小值设为60。

图6 山西省与中部五省计生率折线图

从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省际空间差异的角度，可以看到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计划生育率都较高，而山西、江西和安徽三省则较低。计划生育率高的省份往往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计划生育率低的省份则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从时间变化角度，山西省与河南省多年计划生育率都表现十分平稳，没有明显下降，受其影响，这两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随时间变化而逐步下降；其余四省计划生育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且变化都较大，与之对应的是四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或不断上升或出现波动性的平稳。

由于山西的计划生育率具有自身的特点，其计生率较湖北、河南两省为低，较江西、安徽两省又高；同时就多年变化趋势而言，相对于其余数省计划生育率又较为稳定，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持续稳步的下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结论：

通过对山西省2001～201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空间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空间分布上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介于江西和湖北之间，与其他中部三省大致相当，这种空间差异性的形成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上山西地形高峻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政策的实施上介于江西和湖北中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也就表现出了高于江西、安徽而低于湖北的格局，与其余三省较为接近。

2.时间变化上山西省多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稳步下降，与江西、安徽先下降后略微上升最后又下降的反复趋势及湖北、湖南的逐步上升显著不同。分析其原因，山西省多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与省域人均GDP，基础设施，文化，卫生各个因素呈现了高于其它四省的高度负相关，说明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更为明显。同时山西省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持续较好实施，也促使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稳定下降。

讨论：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各个影响因素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贡献到底有多大尚需进一步探究，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才能构建适合山西省省情的人口发展预测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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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新加坡；人口变动；成因

中图分类号：C9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35-08

一、引言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城市岛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2010年在近377.17万新加坡居民人口（包括新加坡公民和新加坡永久居民）中，华人占74.1%。中新两国渊源颇深，在地理位置上，新加坡与中国一衣带水，是中国在东南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在文化传统上有诸多相似之处，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人口发展过程中，两国也表现出很多相似的特点，譬如：两国都曾经采取过严格的抑制生育政策，两国老龄化速度都较快，等等。故而，探讨新加坡人口变动史，研究其人口变动历史当中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或许能够为我国人口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人口变动是人口状况随着时间和所处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程，包括人口的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人口的自然变动和机械变动不但会引起人口数量的增长变动，同时也会带来人口结构的变动，而人口老龄化正是当今世界社会经济变化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人口变动的一个重要结果。本文着重研究了新加坡人口变动的总体态势、人口的增长变动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状况，并且对影响新加坡人口变动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影响一个国家人口变动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自然因素和非自然因素等。假定自然因素变化不大，那么非自然的社会经济因素将对一国的人口变动起决定性作用。世界上已有一批靠政策力量降低生育率的例证，其中较为显著的当推新加坡，它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使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由6个降至2个以下；同时世界上也有一批老龄化速度较快的国家，其中速度较快的也当推新加坡，其老龄化倍增时间仅用了17年。那么，新加坡人口变化为何出现上述特点？历史上新加坡人口变动到底是怎样一种状况？导致这些变化的原因何在？这些正是本文研究关注的焦点。带着这些问题，本文将在后面对新加坡人口数量变动和人口结构变动状况及其成因作进一步探讨。

二、新加坡人口变动状况

1.历史人口变动的总体态势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世界上靠政策力量降低生育率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除经济因素影响之外，这一巨大的变化是与该阶段新加坡的人口政策密不可分的。1950年以来，新加坡的总人口是在波动中增长的。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业部有关人口统计的中位预测数据，本文将新加坡历史人口变动的总体态势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较快增长阶段、增长趋缓阶段和再次回升阶段。

（1）较快增长阶段。1949～1965年，新加坡总人口增长较快，人口增长率在28‰～48.8‰间。这一时期政府并没有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来对人口进行干预。该时期对家庭计划干预的是由一个志愿者团体自发成立的新加坡家庭计划协会。该协会为公众提供家庭计划教育，并向他们提供避孕设施以满足已婚夫妇扩大或者限制其家庭规模。从联合国人口统计中位预测数据来看，这一时期新加坡总人口增长比较平稳，总人口从1950年的102.2万人增加到1965年的188万人，共增加了858万人，每年增加大概在5.7万人。

（2）增长趋缓阶段。1966～1986年，总人口增长幅度明显趋缓，人口增长率在13‰～23‰之间，较上一阶段明显下降。总人口的这一变化态势是与该时期政府实行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密切相关的。1966年起，新加坡政府开始实行抑制生育政策，其中：1966～1982年为严格控制人口增长阶段，1983～1986年为鼓励部分人口群体生殖阶段。从总人口变动来看，1966～1974年间，新加坡总人口年增长在4万人左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总人口年增长仅为2万～3万人，1977年以后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以下，成为这一时期人口增长的最低点，这一时期新加坡绝育和堕胎自主化等政策的实施是这一结果形成的助推器。80年代后，新加坡开始鼓励部分人群，主要是高学历人群多生育孩子，这一时期总人口年增长幅度又开始回升，大概每年增长6万余人。

（3）再次回升阶段。1987年以后，新加坡总人口再次回升，人口增长率回升到21.5%o以上，较上一阶段高，但低于第一阶段的人口增长率。1980～1985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由1950～1955年间的6.61下降到1.59。政府意识到生育率过快下降可能给经济社会带来的问题，于是从1987年起新加坡政府开始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从图1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口开始大幅增加，1987年新加坡总人口为282.3万人，2011年新加坡总人口增加到518.8万人，共增加236.5万人。但是从总和生育率来看，到2011年，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7，一直处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此外，从图1来看，新加坡男性与女性人口的数量变动基本能够拟合成一条曲线，这说明新加坡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数量差异很小。

2.新加坡人口增长变动

二战后，尤其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新加坡人口增长变动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战后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下降，人口自然增长变动主要受粗出生率变动的影响。人口自然变化是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变动引起的。如图2所示，从整体趋势来看，战后人口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粗出生率变化曲线走势基本一致，死亡率的变化对新加坡人口自然增长变动影响很微弱，人口自然增长变动主要受粗出生率变动的影响。

从具体数字来看，1950～2010年这60年间，新加坡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大幅下降，1950～195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7.5‰，2005～2010年为4.3‰，下降幅度高达33.2个千分点。另外，二战后，随着新加坡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善，以及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设施的引进，新加坡人均预期寿命也大幅提高。自1965年新加坡正式退出马来西亚联邦并宣布独立后，截至2010年，新加坡人口粗死亡率一直徘徊在4.3‰～5.5‰，变动幅度很小。正如图2所示，新加坡人口粗死亡率曲线为一条相对平稳的曲线，死亡率的变动对人口自然增长变动影响不大。

与变化不太明显的死亡率相对应，战后新加坡生育率迅速下降的特征非常明显，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而国内生育政策的调整造成新加坡生育率迅速下降。

（2）从新加坡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前，人口增长变动主要受生育率变动的影响。由图2可知，从1965年新加坡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间，粗出生率曲线、自然增长率曲线和人口增长率曲线走势基本趋于一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该期间人口增长率曲线与人口自然增长率曲线基本重合，这说明该时期人口增长变动主要受人口自然增长变动的影响，而受迁移变动影响微弱。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死亡率变化小，从而使得人口自然增长率主要受粗出生率变化的影响。从图2来看，1965～1980年，粗死亡率在5.1‰～5.5‰之间徘徊，变化幅度仅为0.4个千分点，也即是说粗死亡率变化对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的影响不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主要受粗出生率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人口净迁移水平低，人口变动增长主要受人口自然增长变动的影响。从1965年新加坡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人口净迁移率在1.2‰以下，使得这一期间人口增长变动主要得益于新加坡人口的自然增长变动。

由上述分析可得知，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新加坡粗死亡率、人口净迁移率变动的走低，使得这一时期新加坡的粗出生率曲线、自然增长率曲线和人口增长率曲线走势基本趋于一致，人口增长变动主要受生育率变动的影响。

（3）20世纪80年代之后，移民净迁入的增长是新加坡人口增长变动的主要动力。正如前面所述，从新加坡独立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新加坡人口净迁移率很小，人口增长变动主要受生育率变动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状况发生了转变。1980年以后，新加坡人口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这一时期人口净迁移率较80年代以前增长幅度明显，移民净迁入的增长成为该时期新加坡人口增长变动的主要动力。

自1975年以来，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出生率导致人口增长率减缓，使得新加坡有必要放宽移民政策来吸引外国人前往新加坡，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维护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这些外国人变成永久居民并最终成为新加坡公民后还可以维持人口的增长_。新加坡一系列吸引移民的政策措施起到了很大成效，促使每年净移民率增加。从图2中曲线来看，1980年以后新加坡人口增长率主要受净迁移率的影响，人口增长率的波动与净迁移率的波动基本保持一致，1995～2000年净迁移率为1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o，净迁移率开始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此后，二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这说明移民成为新加坡总人口增长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3.新加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新加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2000年以后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时间短、速度快。同时，随着死亡率的逐步下降，以及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高龄人口增长较快，其比例不断提高。

（1）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基本状况。国际社会通常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时，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阶段。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人口年龄结构较为年轻，老龄化不明显，19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2.4%，到1970年这一比例也仅仅达到了3.3%。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新加坡绝育和堕胎的自主化，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达到并最终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另外，死亡率也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进步而持续下降，老龄化程度明显加深。2000年，新加坡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4%，正式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此后，随着生育率的稳步下降以及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新加坡人口老龄化水平呈现出更加惊人的发展速度，同时高龄人口（80岁及以上）在总人口中增长速度也很快（如图3）。根据联合国对新加坡人口发展的中位预测，2065年新加坡65岁以上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为200.4万人，占比为33.7%，从而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人口金字塔和老年人口支持率来说明新加坡人口老化状况。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金字塔能形象地、直观地、综合地反映该国或地区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特征。从图4新加坡人口年龄性别金字塔来看，新加坡人口金字塔呈缩减型，塔形上尖下窄中宽，表明少年儿童所占比重越来越少以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较长。同时，从新加坡老年人口支持率来看，1970～2010年间，该国老年人口支持率呈下降趋势。1970年支持单个老年人的劳动年龄人口有17人，到201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8.2人，这也说明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增加，老龄化程度在逐步加深。

（2）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点。新加坡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是在其生育率迅速下降的过程中迎来的，老龄化速度快是其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特点。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并在短短的十几年中将总和生育率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且此后一直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在此过程中，新加坡于2000年进入了老年型社会。

老龄化倍增时间和人口老龄化在单位时间内的提高程度都是衡量老龄化速度的重要指标。国际社会大多用老年人口比例从7%（65岁及以上）和10%（60岁及以上）翻一番的时间（即老龄化倍增时间）来衡量人口老龄化速度。若仅对2007年及其之前已进入老年型社会的7个亚洲国家（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朝鲜、泰国、斯里兰卡）计算人口老龄化倍增时间，那么，无论是从65岁及以上老龄化倍增时间，还是从60岁及以上老龄化倍增时间来看，新加坡人口老化速度都是最快的，仅用了17年。另外，中国65岁及以上、60岁及以上老龄化倍增用时分别为26年和25年，人口老龄化速度也较快（见表1）。

三、新加坡人口变动的成因

新加坡人口变动，包括历史人口变动的总体态势、人口增长变动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等，并不是孤立的人口现象，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政策等原因。我们可从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生育政策因素和移民政策因素等三大方面来分析新加坡人口变动的成因。

1.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是新加坡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重要原因

前面已经介绍了新加坡人口结构变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2000年以后该国进入老年型社会，而且老龄化的时间短、速度快。从人口统计学角度来看，一般而言，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上升或由生育率下降引起，或由预期寿命延长引起，也或者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新加坡人口结构老化是由新加坡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尤其是新加坡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战后新加坡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是造成新加坡人口结构老化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国内生育政策的调整促进了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从粗出生率来看，1950～1955年间新加坡粗出生率为46.5‰，2005～2010年为8.9‰，60年间下降了37.6个千分点。同时，从战后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来看，1950～1955年为6.61个，1975年以后由于绝育和堕胎的自主化，总和生育率迅速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1975～1980年仅为1.84个）。从1950年到1980年，新加坡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使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由6个降至2个以下，这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也是较为罕见的。1980年以后，新加坡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态势并未停止，到2005—2010年总和生育率为1.25个，已经低于超低生育率水平（见表2、表3）。

其次，战后新加坡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二战以后，一新加坡改善了居住环境，引进了现代医疗和公共卫生设施，使得人们的预期寿命也明显延长。根据联合国人口中位预测，1950～1955年新加坡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60.2岁，到了2005～2010年间，人均预期寿命上升到80.6岁，短短60年中提高了20.4岁。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使得高年龄组人口数量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程度。

2.生育政策的调整，是造成新加坡人。口增长变动和结构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新加坡生育政策变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政府对家庭计划活动的间接干预阶段（1949～1965年）、抑制生育阶段（1966～1986年）和鼓励生育阶段（1987～现在）。

（1）第一阶段：间接干预阶段。1966年以前新加坡没有家庭计划和生育控制方面的官方政策。1949～1965年间，家庭计划协会是家庭计划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该协会是由一个志愿者团体建立的，主要为公众提供有关家庭计划教育、避孕工具、不孕和小型妇科疾病的治疗等服务，并且鼓励家庭生育健康的孩子。这一时期粗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都比较高，1950～1955年粗出生率为46.5‰，总和生育率为6.61；1960～1965年粗出生率为33.6‰，总和生育率为5.12（见表2、表3）。

（2）第二阶段：抑制生育阶段。1965年8月，政治上取得独立的新加坡，面临着关系其生死存亡的重大课题。岛国资源的有限性、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水平，给刚独立的政府带来了较大压力，人民行动党不相信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的岛国能够独立生存下去。为此，新加坡政府推行了广泛的人口控制计划促使生育率下降，以降低人口增长率。这些计划包括：政府家庭计划、堕胎、自愿绝育，以及一些旨在降低生育率的奖励与限制政策。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阶段的人口政策对此后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起到了深远影响。

新加坡政府实行限制生育政策，具体包括：宣传晚婚、少生和小家庭模式。家庭计划局提出“一个家庭，两个孩子”计划，号召节制生育，对晚婚、晚育和少生的家庭给予分配房屋和教育上的优惠；对多生实行惩罚，如对生育第三胎以上的家庭征收高额所得税，生第四胎的母亲不能享受带薪假期，对生三、四胎者，医院提高医疗收费；鼓励公务员实行绝育手术。1967年8月，政府宣布堕胎合法化。1969年12月通过堕胎方案。1969年，政府又通过自愿绝育法案，1974年该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而且条件进一步放宽，人们只要提出申请，就可以施行绝育手术。

这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政策实施后，粗出生率从1960～1965年每千人口生育33.6个孩子下降到1985—1990年每千人口生育17.9个孩子，下降幅度高达15.7个千分点。总和生育率也在1975～1980年下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为1.84。截至1985—1990年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为1.7，远远低于政策实施前的水平。另外，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速度也在加快，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从政策实施前1965年的2.6%上升到1990年的5.6%（见图3）。

（3）第三阶段：鼓励生育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新加坡政府开始意识到未来人口发展可能会给本国带来的危机。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新加坡政府开始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来鼓励有负担能力的家庭生育3个或者更多的孩子。这些措施包括：①降低抚养孩子的财政负担（对生育第三个孩子和第四个孩子的家庭进行部分退税的激励、对生育超过四个孩子的家庭进行所得税减免的激励）；②减轻女l生工作和抚养子女之间矛盾的激励（儿童保育补贴、保姆退税、照顾生病孩子的休假、无薪假和公共部门的兼职）；③对早期两孩激励政策的修正以及与之相一致的新政策（取代过去对两孩家庭的激励政策，对三个孩子的家庭的住房分配以及小学入学注册给予优先权利）。此外，还包括：要求有堕胎和绝育需求的有两个或者更少孩子的妇女接受咨询服务并重新考虑她们的决定；通过住房津贴和儿童教育奖学金鼓励低教育水平、低收入水平的夫妇履行家庭计划（尽管不要求堕胎）并限制他们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

新加坡人少生育的观念已经形成，生育意愿也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虽然新加坡政府为鼓励本国人口多生育子女做了很多努力，但事实上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人口出生率并未因此而提高，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仍在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在逐年提高。2000年以后新加坡总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进入了超低生育时代，同时人口也开始进入老化阶段；2005～2010年，总和生育率更低，仅为1.25，201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而且这一比例呈快速上升趋势，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23.3%（见图3、表3）。

3.鼓励移民迁入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加坡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

1975年以来，新加坡总和生育率持续低于世代更替水平，这导致了新加坡人口增长率的减缓。20世纪80年代中期，尽管新加坡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但总和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的态势并未扭转。这使得新加坡人口政策发生很大转变，尤其是在移民政策上，开始把吸引外来移民作为补充本国人口数量的关键措施。

为此，新加坡政府放宽了移民法规，移民政策更加有利于吸引外国专业人才和商业人士移居新加坡，并且给予他们在新加坡的永久居住权；同时，公民身份法律也变得更为宽松灵活，从而使得那些已经获得新加坡永久居住权的人可以更容易地通过“入籍”而获得公民身份。

新加坡近期的一些机构设置也反映了人口政策的这一转变。2006年6月，新加坡在总理公署设立了一个永久性机构——国家人口秘书处（NPS）。该秘书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人口政策发展目标，同时为增加出生人口和在吸引外来移民方面协调好各部门的工作。该机构由3个署组成，分别是国籍与人口策划署、新加坡侨民联系署以及策略与计划署。国籍与人口策划署主要负责协调和推动各政府部门和机构的移民和融合计划；新加坡侨民联系署的职责是负责策划和协调跨机构的计划，协助在海外工作、学习的新加坡人保持相互联系以及与新加坡国内的联系；策略与计划署的工作职责范围更为宽泛。另外，2011年新加坡又成立了国家人口及人才署，该署成立以后，负责由新加坡国家人口秘书处、国民融合理事会、内政部、社青体部、人力部和贸工部等部门所掌管的三个主要政策领域，即：扩增人口，吸引人才、移民事务与帮助新移民融入社会，以及联系海外新加坡侨民。

这一系列鼓励移民迁入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使得移民人口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加坡人口增长的主要补充来源。

四、结语

前面笔者就新加坡人口变动，包括人口变动的总体态势、人口增长变动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做了分析，同时还对新加坡历史人口变动的成因进行了探讨。不难发现，新加坡的人口变动史与人口政策调整史是密切联系的，20世纪新加坡独立后采取的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对新加坡人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9篇：生育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范文

关键词：民族政策　经济转型　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　OLS方法　分位回归

作者孟大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苏丽锋，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赖德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875。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转型。伴随这三十多年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也被众多文献观察到。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注意到，对于中国转型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应当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需要细分差距扩大的原因并区别对待，即有些是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有利于提高效率的激励部分，应当加以肯定；有些是由于不合理的既有政策和制度因素造成的，应该防止和避免的部分。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教育对收入分配的贡献逐渐增强，就被认为是需要加以肯定的部分。

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可依据教育收益率的高低作出判断。针对我国的教育收益率问题，已有了大量实证文献。孙志军的综述工作表明，最早对中国教育收益率进行估算的是Jamison和Gaag，至2003年这一领域已出现了近40篇文献，近年来的研究则更多。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十分明显，因此，已有文献除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整体状况进行估计以外，还对教育收益率在城乡、地区、部门、企业，以及不同群体中的差异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专门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文献却很少，仅有三篇。其中，刀福东的研究是基于云南一个傣族村寨的2006年抽样数据进行的，发现农村傣族居民的教育收益率非常低，仅为1.5％。另外两个研究都是基于城镇样本进行的。孙百才利用2007年从甘肃两个自治州得到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资料，主要比较了藏族、回族与汉族之间的教育收益率差异，发现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高于汉族；Mishra和Smyth考察了朝鲜族的教育收益率，他们使用的数据取自2009-2010年对大连、延吉两地商业区购物人员的调查，实证结果表明城镇朝鲜族的教育收益率极高：OLS回归结果在10％左右，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甚至高达20％。可以看出，由于这些文献仅使用了某一年份的截面数据，仅对某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教育率进行了估计，因此，现有研究还无法全面系统地回答人们关心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总体状况如何?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是高是低?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又如何?

实际上，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问题颇有意义。第一，虽然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并不高，但数量规模巨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49％，人口规模高达11.379万，甚至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量都多；第二，通过估计中国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对少数民族群体有何种影响，即他们是改革的赢家还是输家(winner or loser)；第三，估算中国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并将其与国外的状况进行对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评价中国政府长期实行的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国外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大多数文献都发现，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在前苏联、东欧等转轨国家，结论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在控制了相关因素后，估算结果为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高于汉族，那么就可能说明政府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是有效的，应当继续坚持。

基于上述考虑，有别于现有文献，本文针对转型期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总体水平及其长期变化趋势进行经验分析，并将之与汉族比较，经验分析所依赖的数据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1995、2002和2007年的样本，本文除了使用传统的OLS方法进行教育收益率估算之外，为了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还使用了分位回归技术。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考察城镇地区的样本。这是因为，在转型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大大落后于城镇，农村地区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还远未形成，教育对收入影响最大的是城镇地区。而本文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讨论转型对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选择城镇样本比较合适。

一、分析框架

前文已述，对前苏联、东欧等转轨国家的研究表明，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即他们是改革的输家。同时，研究中国农村少数民族问题的实证文献也发现，在转型期这一群体的经济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由此可以判断，中国农村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有可能会低于汉族的教育收益率。那么，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水平会发生一种怎样的变化，与汉族相比，他们的教育收益率水平会更高还是更低?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由于政策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有机结合、相互叠加所产生的效果，将导致城镇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水平即使不高于汉族，也不会与汉族群体有很大的差异。原因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转型期t政策的力量使中国城镇少数民族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确立并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鉴于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与汉族相比有一定差距，中国的少数民族不仅平等地享有所有公民权利t还依法享有一些特殊的权益保障。这一民族政策，在经济转型期不但没有被削弱，甚至还有所加强。在教育领域，中国政府长期实行惠及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政策。如南京市从1987年起在全国率先实行少数民族考生优先录取政策，少数民族考生报考高中加5分投档，报考技校加10分投档，报考高校同等分数优先录取，报考民族院校加20分投档。国家还规定，少数民族在进入高等学校前期，可以比汉族学生优惠80分的成绩进入高校预科学习，一年后转入本科学习。在城镇地区，少数民族学生本身就与汉族学生享用同样的教育资源，再加上入学照顾政策(这会使得少数民族学生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更低)，可能就有更大的概率优先升学，最终得以优先进入大学，甚至重点大学学习。

第二，市场的力量和政策的力量联合作用使受教育状况得到改善的少数民族群体获得了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岗位。在转轨中国，多数劳动者都希望进入城市、国有部门等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但由于这一市场存在激烈的职位竞争，招聘单位在招聘时通常都会设置一个学历门槛，且职位竞争越激烈，学历门槛设置得越高。因此，少数民族的受教育状况越好，获得主要

劳动力市场工作机会的概率就越大。另外，就业安排中的少数民族政策更增加了他们进入城镇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例如，在招录公务员时就对少数民族考生放宽了条件，通过划定比例、定向招考、适当加分等优惠政策增加了少数民族考生进入公务员队伍的机会。截至2008年，全国公务员队伍中，少数民族占9.6％。所以在工作找寻中，一方面，拥有较好的受教育状况提高了城镇少数民族人口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就业安排中的少数民族政策更提高了他们进入城镇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概率。

第三，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依照同样的工资决定机制对少数民族和汉族劳动者支付工资报酬。伴随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工资制度改革的推进，既有的工资决定机制发生了变化，教育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力增大，城镇地区的个人教育收益率逐年上升，而且，个人教育收益率表现出明显的递增性――劳动者的学历越高，教育收益率就越高。可以预期，由于工资决定机制相同，加之前文所述的城镇少数民族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更低，所以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还有可能会略高于汉族。

二、方法讨论和数据描述

(一)OLS方法

明瑟收入函数法(Mincerian earnings function)是估算教育收益率最常用的方法，模型中的基本变量是教育和工作经验。其基本形式为：

LnY=a+bS+cEX+d(EX)2+∈

(1)式中，LnY为收入的对数，S表示受教育年限，EX表示工作年限，a表示截距，b、c、d为回归系数，∈为误差项，其中b就是每增加一年教育的私人收益率。

对明瑟收入函数最简单的估计方法是普通最小二乘估计(OLS)，OLS方法的基本假定是每个人获得教育的机会是相同的，而实际上人的能力有差异，能力高低可能同时影响到个人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水平，所以该假设会带来内生性，造成估计结果上的偏差。解决这种估计偏差问题的方法通常有工具变量法(IV)和固定效应法(FE)。工具变量法的思想是要找到一个变量，这一变量与教育有关，而与收入无关。有学者曾证明工具变量法是一种很好的估计方法，能准确估计预期收益率。但这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通常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与可观测到的教育年限相关，但与影响收入的不可观测变量不相关的完全外生的工具。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工具变量法同样可能造成估计结果的偏差。固定效应法通过找到完全相同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以克服因个体不同而造成的不可观测的能力偏差的影响，如研究双胞胎的教育收益率等。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照组之间的个体能力是否相同很难判断，如果对照组间个人能力也不相同，这样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估计偏误，甚至远高于OLS估计的偏差。

(二)分位回归法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对教育收益率估计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这种方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小估计的偏误，即如何区分个体的能力特征。上述各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减小了估计的偏差，但都不能发现不同收入水平上教育收益率的详细情况。分位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能观察到不同收入水平上教育收益率的详细情况，而且相比OLS只能描述自变量X对于因变量Y局部变化的影响而言，分位回归能更精确地描述自变量X对于因变量Y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其方程表达形式为：

Q0(lnwage｜ Eduyear，X)β0Eduyear+y0X

(2)式中，Q0为工资对数ln wage的第0个分位点，β0和y0为受教育年限Eduyear和其他控制变量X的分位回归系数，通过最小化绝对离差求得。由公式可以看出，因为分位回归是求解不同分位点条件下的教育收益率，所以这种方法能够捕捉分布的尾部特征。当自变量对不同部分的因变量的分布产生不同的影响时，如出现左偏或右偏的情况时，它能更加全面地刻画分布的特征，并能较好地纠正异方差，从而得到全面的分析，而且研究发现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比OLS回归系数估计更稳健。因此，对于只能得到估计参数以及预测值的平均水平，但无法得到相关的条件分布特征的OLS回归来讲，分位回归是最好的补充。所以本文首先利用OLS回归估计教育收益率，然后利用分位回归方法，来估计不同分位点上的教育收益率，进而通过对比得到更加可靠的实证结果。

(三)数据说明及描述

本文经验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1995、2002和2007年的城镇住户样本。1995年调查11个省、直辖市，包括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广东、云南、甘肃、四川，共6931户，总人口21.694人。2002年调查加人了重庆市，计12个省市，共6835户，总人口20.632人。2007年调查保持了上述12个省、直辖市的规模，共7536户，总人口27.719人。为保持样本一致性，笔者选择了这三次调查中相同的前11个省、直辖市，并结合研究目标，选取了男性年龄在16至60岁之间，女性年龄在16至55岁之间，有工作收入的样本。1995年、2002年、2007年少数民族样本所占比例分别为4.47％、3.99％、3.55％，与全国城镇少数民族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实际比例比较接近。

为使各年度间的工资收入可比，使用Brandt and Holz测算的中国各省份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以1995年为基准年对三个年度的工资收入进行了平减。从表1可以看出，从1995年到2007年，工资收入水平有大幅度提高，同时受教育年限也逐步增加，其中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增长幅度比较接近。除了表1列举的基本解释变量外，我们还选择年龄、性别虚变量(女性=1，男性=0)、所有制虚变量(国有部门=1，非国有部门=0，国有部门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行业虚变量(垄断行业=1，非垄断行业=O，垄断行业包括金融、房地产、科研实验、地质勘查、石油天然气开采加工供应、交通运输、邮政、电信、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社保福利业等)、职业虚变量(自领=1，蓝领=0，白领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来控制因个人特征差异、就业背景不同而引起的估计偏差，其详细统计描述见表2。常见的控制变量还有家庭背景，如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但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就业背景相比要小，而且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对教育收益率的结果做横向比较分析，而不是研究变量对收益率影响的大小关系，加之少数民族样本量较少，再从中选择家庭背景等变量会减小样本量而影响估计的准确性。同时，增加过多的控制变量也会使得回归中同组样本减少，影响到估计的结果，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上述最主要的控制变量。

本文使用的1995年、2002年、2007年样本中，工资收入的分布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左偏态特征，按照常规做法，对工资进行了对数化，但处理后发现，三个年度对数工资的分布仍表现出

很强的偏态特征。这种工资对数收入分布的非正态性表明，用分位回归分析教育收益率更适合，这也是笔者使用分位回归的重要原因。

三、回归结果

(一)OLS回归结果

作为比较，笔者对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标准明瑟方程和加入个体特征、工作特征等控制变量后的扩展方程分别作了回归。OLS结果(见表3)表明，不加控制变量时方程的拟合优度较低，而加入控制变量后方程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所以比较可得，加入控制变量后的计量结果更可靠。观察表3的结果可以发现，三个年度受教育年限的系数均显著且逐年增加，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与李实、丁赛的研究结论一致。不加入控制变量时，1995年汉族教育收益率为4.80％，2002年为7.34％，2007年为13.7％，从少数民族与教育年限交互项的估计系数看，1995年、2002年、2007年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比汉族分别略高1.73％、O.199％、0.812％，但均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三个年度汉族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2.91％、4.85％、10.4％，由交互项系数可知，这三个年度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比汉族分别略高1.61％、0.125％、0.535％，但也都不显著。

上述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中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教育收益率是没有显著差异的，而研究国外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的大多数文献都发现，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一个国家主体民族的教育收益率，对前苏联，东欧等转轨国家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这表明，在经济转型期我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在受教育水平和工资收入方面的境遇已经与汉族相同，证明了我国城镇地区少数民族扶持政策的有效性，所以从提高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地位的角度看，应该继续坚持既有政策。

(二)分位回归结果

为了降低能力因素对收益率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实证教育收益率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变化并探究其原因，下面通过分位回归技术对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教育收益率进行回归分析。与OLs估计相对应，分位回归估计中也使用了相同的控制变量，结果总结在表4中。

按收入10、25、50、75，90五个分位点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三个年度各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与汉族没有显著差异，这与OLS方法所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为了进行更直观的描述分析，将少数民族和汉族三个年度各分位点上的教育收益率作图表示。图1具体描绘了教育收益率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所有曲线均向右下方倾斜，即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分位点提高而逐渐减小，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收益率越低。已有的教育收益率研究文献大多都发现忽略能力变量会引起教育收益率估计的上偏，而笔者的分位回归结果发现，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下降，这正好表明分位回归可以降低能力因素带来的对教育收益率高估的影响，因为越是高收入人群中能力因素的影响作用也会越大，也越能引起OLS对教育收益率估计的上偏。值得说明的是，教育收益率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的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建议实用性，即收入水平高的群体接受更多教育并不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相反，提高低收入者的教育水平则更利于增加他们的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具体来看，在1995年各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均高于汉族，在收入水平较低的10分位点上，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比汉族高出2.64％，而收入水平较高的75和90分位点上，这一差距缩小到了O.277％和1.13％。可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教育收益率差距逐渐缩小。在2002年，除了在中间收入的50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略高于汉族外，其他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均略低于汉族。2007年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即在低分位点上少数民族的教育收益率较高，而在高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较低。例如，在10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比汉族高出5.33％，在最高的90分位点上少数民族教育收益率比汉族低5.71％，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说明，对于低收入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提高他们的受教育年限，可以有效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同时，对于那些高收入少数民族群体而言，因为他们的教育收益率比汉族明显偏低，所以应该通过制度层面的改革，保证他们获取更加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待遇，以提高教育的收益率。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