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精选(九篇)

第1篇：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范文

关键词： 音乐学科 校本教研 专业发展

音乐学科在很多中学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学科，学校没有认识到开设音乐课程的重要性，课时不足，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对教学设施的投入也不及时，不到位，导致音乐教师不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学校音乐教研工作也不能常态化地认真进行。在实施新课程的大背景下，学校要转变工作思路，努力开设音乐课程，把音乐学科校本教研工作当做学校教学科研常规工作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开展。音乐教研工作相对其他学科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1.机制呆板。新学期伊始音乐教研组所有教师也和其他学科教师一样撰写教学计划和教学小结，以及时对学生进行测试。但许多老师都是流水账似的写小结和计划，缺乏思考和创新，多半是应付式地完成任务。即使开设公开课也是轮流坐庄式的，积极性不高。校本教研活动没有把学生、学情作为立足点，更没有把教师专业成长作为出发点而有效开展。

2.教研虚假。音乐教研组活动都是按照惯例简单评课，填写学校存档的表格，抄写和阅读学校印发的理论文章，音乐老师参与性和主动性较低，根本没有深刻的教研意识，甚至只是在一起聊天谈家常，这样的教学研究难以产生新的教学思想和教学火花。教研活动流于形式，效果差强人意。

3.管理缺失。音乐学科教研活动缺乏一定的管理水平，部分学校教研组长缺乏教研意识，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重要性，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甚至学校音乐教研组寄生在其他学科参与教研活动，其效果可想而知。学校的教学管理部门没有足够重视音乐学科的校本教研工作，领导主观意识不到位，认为音乐学科教学在学校起点缀作用，逢节日编排节目搞一台晚会就万事大吉，偶尔培养出一个艺术特长生，音乐教师和音乐教研组就获得充分认可。这样的错误观念导致音乐教研工作不能高效开展。

针对以上不足之处，广大音乐教师要自加压力，努力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转变以往一贯的教研方式，在教研的夹缝中求生存，开创适合中学音乐教师专业健康、高效、快速发展的教学研究新天地。我校音乐教师进行充分酝酿和深刻思考，创立了适合中学音乐学科教情的校本教研方式。

一、创设沙龙式的教研模式

每次教研活动都根据音乐教师的专业和兴趣特点推荐一个教研活动主持人，并由该主持人确定一个课题，全组教师根据这个课题进行教研活动。如对“音乐高效课堂的构建”、“校本课程的开设”、“音乐教师基本功提升的思考”、“音乐高考分析”、“音乐欣赏课的模式探索”等一系列与教学工作相关、与教师的专业成长密切的问题进行讨论，形成意见后在教学过程中进行落实。

二、建立录评研讨课模式

根据我的建议，对教师的教学过程进行录像，并在教研活动时进行点评，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认可。录评课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公开课录评模式，另一种是随机点录评课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打磨，全组教师的教学水平有了很大提升，录评课为所有老师积累了一套完整的教学影像资料，这套资料记录了老师们教学成长的历程。教师根据大家的意见对照录像不断改进教学方式，完善了教学形象。一名音乐老师通过录像才发现自己多年的教态需要改进，他总喜欢坐在钢琴旁，不深入学生当中和学生进行互动交流，教学气氛沉闷。之后他不断地努力改进，进行启发式教学，搞活了课堂教学气氛，师生关系更融洽。

三、同课异构展现教师的个性和特色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音乐教师因为自身的专业特点和气质内涵产生了截然不同教学风格。为了吸取他人的长处，我们决定经常性地开展“同课异构”教学活动。“同课异构”就是按照同一教材的同一课题，由全组音乐教师按照自己的教学风格和教学特色重新备课进行碰撞教学，对课堂教学进行分析和研讨，扬长避短，全面改进教学行为。通过“同课异构”教学活动，我们清晰地观察到每位老师对教材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各不相同，教学风格也各具特色。“同课异构”下的教研活动，老师们的思路活了，话题广了，校本教研更加深入。“同课异构”碰撞产生的智慧火光照亮了他人，也使我们扬长避短，增长智慧。

四、学习是音乐教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信息时代背景下，在高校所学的知识是远远跟不上教育发展步伐的，音乐教师不能停留在原点裹足不前。面对现代中学生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我们必须制订音乐教师个人发展规划，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否则就会被迅猛发展的教育大潮所淘汰。根据中学生的心理特点，我们必须重温《心理学》和《教育学》课程，努力把所学知识运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去，用教育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解决教学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教育写作是音乐教师教学科研工作的短板，音乐老师平时不善于思考，不善于总结经验，导致职称评定和提升层次之时缺乏有力的材料。音乐教师要进行细致的课堂观察，找准写作切入点，从很微小的话题入手写一些教学反思和体会，久而久之就会练就一定的写作能力；网络时代教学资源丰富多彩，它像一个巨大的宝藏等待我们发掘，我们要熟练掌握信息化教学技能并将其应用于课堂教学；音乐教师要积极参加省、市、县、校开展的各层次的信息化与教学大赛，通过教学竞赛不断磨炼、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

五、课题研究提升音乐教师科研能力

课题研究是音乐教师提升业务水平和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课题研究将教师多年的教育教学成果汇总进行推广，也可通过研究解决教学中的疑难问题和困惑；课题研究也是一个团结协作的过程，通过研究能增强音乐教研组的团队合作精神；课题研究也是广大音乐教师个人的评优和职称晋升的重要条件。

第2篇：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范文

选题不仅是论文写作的前提与基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论文的成败，因此，重视音乐教育论文的选题，了解论文选题的一般方法，对于论文作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客观上标志着作者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一、选题是论文写作的前提与基础

选题是任何一项科学研究的起点，课题不选定，研究工作就无从开始。对于音乐教育研究来说，选题不仅是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同时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工作。因为选题标志着音乐教育研究的方向，意味着音乐教育研究的目标，决定着音乐教育研究的价值。选好了题就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确定了合适的研究目标，具有了理论上或应用上的研究价值。一个好的音乐教育论文选题，一个方向正确、目标适宜、基础扎实的前期准备工作，会给音乐教育论文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选题正确、适宜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论文写作的过程是否顺利。

音乐教育科研成果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深度；二是实践效果；三是音乐教育界的反响和认同。其中最重要的是音乐教育实践效果，而音乐教育科研活动的实践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题。选题如果游离于音乐教育实践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之外，那么其研究成果就很难得到音乐教育界的认同，获得满意的社会效果。相反，在音乐教育科研中有些重要问题的提出和理论上的成功解决，往往可以启发、影响很多音乐教育工作者，为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贡献。

二、选题关系论文写作的成败

论文选题不仅是论文写作的必要前提，而且往往决定论文的成败。常写文章的人都知道，一个好的选题等于论文成功了一半，即“题好一半文”之说。而相反，如果选题不好，则会导致写作过程中的困难重重，甚至造成论文中途夭折或研究成果甚微，由此足见选题对论文的成功关系重大。音乐教育研究的历史证明，凡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学者、专家，之所以能获得卓越的音乐教育科研成就，首要的因素就在于选题良好，从而为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对于大多数撰写过音乐教育论文的作者来说，凡属能够发表或获奖的成功之作，亦往往具有一个令人关注的良好选题。选题如果草率，必然会埋下论文失败的种子，所谓研究就难以获得成果。

选题的成败，主要取决于论题的价值和解决问题的条件。这就要求，所选论题必须具有真实、客观的属性，而不是虚假的、虚构的、纯主观设想的所谓问题。那种异想天开、无的放矢、杞人忧天式的问题，因为毫无价值，自然也就不会有好的结果。此外，选题的同时必须考虑时代条件与环境因素，不然，尽管所选问题具有一定价值，但解决问题的条件不具备，选这样的论题来写文章，那么也必然会无功而返。

三、选题标志着科研能力的高低

选择和确定论题，作为开展音乐教育研究和论文写作的第一步，并不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第一次写作音乐教育论文的人来说，都会不同程度地感到选题的困难。论文选题困难是客观存在的，这正如科学学创立者贝尔纳所说：“课题的形成和选择，无论作为经济技术要求，抑或作为科学本身的要求，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复杂的一个阶段。”一般说来，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困难。要在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音乐教育领域中选择一个具有价值又适合自己研究的课题，不仅需要作者具备一定的学识水平和理论素养，还必须具有敏锐的观察问题和良好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可以说，音乐教育选题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教育科研行为，是关于音乐教育的一种学问。一个好的音乐教育选题所以称之为好，是因为它弥补了音乐教育之缺，纠正了音乐教育之偏。而作者怎样才能发现这种“缺”和“偏”呢?是否可以说，音乐教育选题是音乐教育领域中具有特定心理状态的人对音乐教育现实中待解命题的一种认识和感悟。我们说，好的音乐教育选题虽然离不开时势和环境因素，但作者本人的积累和准备亦相当重要。积累不够，准备不足，都会在机会面前失去机遇。所以，成为一个在音乐教育领域中具有特定心理状态的人应是所有音乐教育论文作者努力的方向。

四、选题可利用课题指南和参考资料索引

音乐教育论文选题的方法很多，不同领域、不同目的音乐教育科研，选题的途径会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利用课题指南和参考资料索引的方法进行选题是最常见的方式。

课题指南是有关方面开展音乐教育研究时编写设计的课题题目集成，提供给相关研究者选题过程中参考。如高校的音乐教育专业本科生在做毕业论文以前，为了方便学生选题，所在系科往往分专业编有《课题指南》，把本专业开展学术研究的问题罗列出来，引发学生选题的思路。这种《课题指南》一般由任课教师根据所教课程中的重点问题拟出，再由系里进行综合而成。又如某一地区的音乐教研组织在开展音乐教育科研活动时，会根据音乐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本地区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概括和提出一系列研究课题，以方便该地区音乐教师在进行音乐教育研究和论文写作时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课题指南》一般只是拟定了一个题目，它只是提供了选题的范围，指明了一定的研究方向，目的是为了开阔选题者的思路。因此在选择时，应避免对《选题指南》中的题目原封不动地照搬，而应根据自己的主客观具体情况，对论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变动后再确定。

利用音乐教育资料索引进行选题是一种便捷而有效的方法，要善于从他人论题中受到启发，发现问题，引发灵感，获得思路。能够在报刊上发表的音乐教育论文都是作者一定研究成果的体现，选题者应该认真地学习和借鉴。从中可以了解别人在研究什么问题，想想还有什么问题值得研究。有的问题虽然别人发表了意见，但是否深入?是否正确?有没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有没有不足和错误之处?因此，选题过程中大量翻阅资料和参考索引，能有效地打开选题者的思路。

查阅资料索引，有许多具体的方式方法，如可以查阅全国报刊音乐教育研究文章索引、全国音乐教育研讨会论文目录、全国音乐教育优秀论文评选获奖目录，以及音乐教育报刊的全年总目录等等。

五、选题要在积累中思考，继承中创新

对于论文作者来说，平时的积累和思考非常重要，而善于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更是音乐教育论文选题的主要方法之一。一个研究型教师，平时就要注意收集所任学科的资料，以及自己感兴趣的材料，只要自己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确立论题和论点也就不难了。

第3篇：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范文

关键词: 声乐艺术 科学技术 人文价值 研究路径

目前,现代科学技术及其技术成果对声乐学科的影响势不可挡,科学的功绩已经把包括声乐艺术在内的艺术家们催眠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们在科学技术支配的声乐规律之外,根本无法设想声乐人文价值存在的可能性。需要肯定的是,我们破解困惑和忧思的起点在声乐艺术本身,不仅聚焦在声乐发展的科技因素与人文关怀的孰轻孰重上,而且涵盖了对声乐研究路径的寻找。因为,声乐艺术本身不但具有科学的物理和生物力学意义,更蕴涵着人文的文化和审美意义。对于声乐艺术的研究路径来说,科学技术的介入,只能是作为一种手段和研究的起点,而声乐艺术的人文意蕴或者具体说来声乐艺术的美学价值,才是声乐艺术研究的目的或者说是高级阶段,因此,我认为,声乐艺术的研究应该从科学走向人文,即在人文的语境下的声乐研究才是声乐艺术研究的正确路径。具体说来,不能只对发声器官的物理功能方面研究发声的方法,而应该对声乐艺术的具体作品的艺术处理方面多下功夫。

一、科学与人文分水岭下的声乐艺术研究

历时地观照声乐艺术研究的发展路径告诉我们,科学与人文精神从融合到分裂的现实状况深刻地影响着分别以科学和人文为文化依托的艺术教育与相关研究实践,其中声乐艺术在其分水岭下的已经流向各异,泾渭分明,被割裂并局限在不同的话语领域。这种科学与人文各自独立的、单线条的研究一直是当今声乐艺术研究的弊端所在。

在科学与人文旷日持久的矛盾和冲突中,科学技术倍受推崇,人文价值受到意外冷落,其结果是,人文价值逐渐被科技的工具理性压制,甚至被忽视,从而导致人文价值的缺场、人文性的遮蔽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同样,在科学及其技术成果的长期浸润下,声乐艺术的技术生命线思想独占鳌头,被类比为征服和改造自然(包括人本身的自然条件),促进物质财富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手段之一,更多地在开发人的智力教育的循环论证中难以自拔。多数研究者认为,声乐教学实质上就是用科学的手段认识和了解自身的“乐器”(发声器官),并对其进行合理的调整与“改造”,最终能自如地运用其“演奏”音乐的过程。无论是训练歌唱嗓音发声技能的“声”,还是训练歌唱表演能力和音乐风格的“乐”,都会被科技因素所渗透和掌控。而声乐艺术的精髓――人文意义上的情感和美学价值却被消解,这种只重视声乐艺术的工具而忽略声乐艺术精髓的研究路径的弊端正是激发我提出“从科学走向人文”路径的学术原点。

声乐大师沈湘先生很早就说过,“在声乐训练制造乐器的过程中,既要懂得在活人身上制造乐器的原理,又要有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文化艺术修养。要懂得并掌握各个时代、各种作品所需要的唱法,以准确地表现出歌曲或歌曲或歌剧中人物感情”。[1]沈先生提出声乐教育中科学与人文并重的构想,也许是对其后声乐艺术研究人文价值缺失的一种预见、担心和警醒,然而,声乐艺术发展的现实图景不幸被先生言中。所谓人文语境下的声乐艺术研究,是指在人文价值的关怀下,声乐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被定格在培养人文精神的范畴中,即注重学科内智慧精神、心性精粹与阅历经验的传承,以期使人洞察人生、完善心智、净化灵魂,理解人生的意义与目的,寻找正确生活方式的实践方法。令人惋惜的是,无论是人文精神母体中的声乐艺术,还是声乐艺术的人文价值属性,都在实际操作方法上呈现出式微的倾向。从科学与人文分野的角度审视声乐研究的未来空间,一种焦虑油然而生。一方面,片面强调声乐艺术的人文属性,往往导致违背自然法则或社会规律,难以达到声乐教育的预期目标,只能在感觉的体验和经验的传授中延缓声乐艺术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只强调声乐艺术的科学与技术属性,而忽视了它的人文价值,那么不仅会导致音乐审美主体性的沦丧,而且会衍生声乐教育的异化现象,即声乐艺术研究走向纯粹的科学路径,并使艺术本身的真正内涵丧失殆尽。因此,人文价值的滋养与科学精神的培育两者水融的研究模式必然成为声乐研究的一种积极思维模式,同样也是声乐发展的本质要求和必由之路。

二、科学对声乐艺术研究发展的反向效应

声乐艺术研究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语境中,科学技术的工具与人文价值的缺失始终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确切地讲,科学技术的工具化导致了包括声乐艺术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困境,消弭了人文精神在声乐艺术发展中的导引作用。科学技术拉大了声乐人才培养与人才应用的距离。具体说来,声乐人才培养强调声乐学科系统技能技巧的发挥,在呼吸、发声、咬字吐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规范要求,这种歌唱方法建立在广泛的科学知识体系基础上,这种科学的发声方法可以使学习者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通过发声、共鸣等技巧将歌声传送得很远,这就是目前研究声乐艺术的用科学思维研究发声的所谓成果。其实,声乐艺术的全面素养远远不止这些,学习声乐艺术不但涉及作曲、曲式学等音乐理论知识,而且涉及语言学、文学诗歌,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知识。然而,在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之后,电声寻放技术的依赖大大削弱了声乐人才演唱技能,许多歌唱演员通过扩音技术来掩盖自己贫弱的歌声,通过录音合成技术来包装自己的声音,这种做法使科技手段支撑的声乐表演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假唱。赵群英教授认为:“与声乐艺术相关的科技手段的应用普遍具有模式化、定型化的特征,其优势是可以批量生产,效益高,但这一属性与艺术美的创新本质是大相径庭的。”[2]这种声乐艺术对科学技术的绝对依赖所形成的结果,严重脱离了声乐艺术创造的初衷和本意。

从结果上来分析,科学及其技术成果对声乐艺术的负面影响更加令人堪忧。

一方面,声乐艺术的表现力急剧下滑。表演者长期依赖技术传播和录音剪辑手段,将丧失完整表现作品的能力,丧失歌唱的情感表达能力。基于情感认知的不同,一个演唱者将对相同作品可以作出不同的表演诠释。同样,艺术表现需要在气息贯通中加以舒展。然而,技术代替现场,复制代替体验,合成代替连贯,演唱者的情感表达将最终被技术的工具化属性取代,并陷入理解力和表现力下降的恶性循环“怪圈”中。另一方面,演唱者身体机能萎缩加速。随着电子音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扩大、优化声音的设备使歌唱者肌体负荷急剧减少,伴随这种负荷的减少与歌唱肌体机能的过早衰退,有研究者认为:“歌唱者肌体负荷的减少与歌唱肌体机能的过早衰退,恰好可以描绘出声乐艺术应用科技成果的时间脉络。”[3]大剧场、露天剧场中,人声演唱的优美与雄浑正与我们渐行渐远。现代音响技术与建筑技术提供给我们的审美空间其实是虚拟的,只不过歌唱者与欣赏者的习惯于此罢了。

三、声乐艺术研究的正确路径――从科学走向人文

在声乐研究的思维发散点上,捕捉科学与人文交合的路径,不仅是出于厘清声乐艺术发展问题的目的,而且为声乐艺术实践进行战略构思与谋划提供正确思路。声乐艺术研究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声乐艺术学科的规律性和科学性值得肯定。声乐艺术自身发展有着规律性的一面,如果以美声学派的创始者(G・卡契尼、J・贝里)小组开启声乐艺术先河测算,在4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声乐艺术经历了三次跃迁。第一次是1855年以前的直观技术训练时期;第二次是以1855年玛・加尔西亚(M.Garcia)发明喉镜为代表的科学训练时期的到来;第三次是声乐艺术与心理研究结合的时期,以卡・依・西肖尔(C.E.Sershore)发表《微颤》(Onvibrato),1938年发表《音乐心理学》(Psychologyofmusic)为代表。[4]沿着这样的发展路径,声乐艺术习惯于歌唱技巧的全过程研究,侧重于音乐作品的旋律、呼吸、发声、共鸣、语言、表现等要素的探讨,这样就为声乐艺术的技术依赖埋下了伏笔。现在的问题是,声乐的技术发展需要从技术依赖中加以调适,而不是对技术依赖的简单否定。

所谓“科学与人文的交合”,就是采用科学与人文并举的方式跨学科研究声乐艺术。这种研究方式实施的意义和作用包含如下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我认为,所谓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对声乐艺术审美尺度的把握,这种把握可以消除长期技术依赖所形成的不良影响。而西方声乐艺术的审美却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系统之上的一种美学概念。在西方传统声乐理论系统中提倡以“声”为重的观念,“声音优美”被确立为声乐艺术审美的首要标准。从公元2世纪的“涡流学说”到20世纪声区学说;从解剖学实验与生理学研究,到物理学测试与共鸣腔理论,声乐艺术始终不懈地追求着“美妙的歌声”。上述目标的技术运用,体现了声乐学科发展的规律性,也体现了西方人文审美艺术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之上的,即人文与科学的交互性体现。

其次,声乐艺术发展需要将科技手段置于人文价值的关照之下。要扭转技术研究对声乐艺术遵循科技发展路径的狭隘认识,彰显声乐艺术教育的人文关怀价值和情感审美意义。如果从积极因素考量,则科技手段的运用为声乐艺术人文价值的挖掘奠定了技术基础。自1855年玛・加尔西亚发明喉镜后,经过无数声乐家、医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的共同努力,声乐艺术终于解决了声区、共鸣、放置和呼吸等主要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物理学、生理学领域的技术发明,为科学解释混乱的传统声乐概念提供了可能。譬如,发声的共鸣、气息、声源的理论,奠基于现代科学知识和理论基础之上;人体发声器官的生理构造以医学生理解剖学为基础;人体发声时的共鸣现象需要物理音响学的知识背景;发声器官发声的生理机能和运动规律依赖人体生理运动学的合理解释,等等。显然,科学及其成果在声乐领域的广泛应用,可以使声乐艺术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意义上实现复兴和回归,重塑其人文价值、人文关怀的终极目标,实现科学与人文的和谐统一。为此,在教育实践层面,我们才能构建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声乐艺术教育相结合的真、善、美三位一体的价值目标。

最后,声乐艺术的人文价值需要重塑或进一步彰显。声乐艺术作为一门艺术,它是歌声和音乐以及文学语言的有机组合。有研究者认为:“以文艺学作为声乐艺术的理论基础,导致了中国传统声乐技术审美准则的理想化,以生理学作为声乐艺术的理论基础,导致了西方声乐技术审美准则的理性化。”[5]正是一些秉持这种思维观点的研究者将声乐艺术的人文价值问题与技术理性问题割裂开来进行分析,并在两者的差异与对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认为,声乐艺术人文价值的重塑,必须与声乐教学与训练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要把声乐艺术定义为集技能性、知识性、艺术性为一体的综合学科。正如岸根卓郎所说:“追求宇宙的真、善、美,并以自我实现为目标,放射独特光芒的创造性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6]要培养全面的歌唱技能,并在歌唱中做到“声情并茂”,深深地打动别人,准确表现出作品的内容,就必须在教育环节上注重人文价值的培育。要在培养学习者科学地发声歌唱的同时,促进他们对作品所蕴涵的思想和情感有深刻的感悟和体认。

总之,尽管随着岁月的洗练与打磨,身体的机能将日渐消隐与退缩,造化的规律以违背我们所掌握的声乐技术与技巧也会交付自然。然而可喜的是,我们对声乐训练规律的认识将以理论思维的形式得以保存和传承,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科学方法向人文思想转化的客观途径,即科学与人文的交合。倘若这样的思维转化与声乐研究、声乐训练能够保持同步状态,无疑会给声乐艺术研究的发展留下很好的空间,并为声乐研究成果的圣殿增添更多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詹士华.欲得声乐法,须求科学方[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06.

[2]赵群英.现代科技对声乐艺术的影响[J].中国音乐,2004,(3):55.

[3]邓小英.浅论科技对声乐艺术的影响[J].中国音乐,2002,(1):62.

[4]徐行效.当代声乐艺术科学体系论[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8,(4):58.

第4篇：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范文

回顾上音的发展历程，几乎在所有的学科领域和每一个发展阶段中，都拥有重量级的大师作为各个学科的领军人物，也由此形成了扎实、严谨、细致和开放的学科传统。

自1996年以来，上音连续取得了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第三第四期建设以及上海市重点学科“作曲与音乐设计―优势学科”、“音乐文化史―特色学科”的学科建设扶持。2005年“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落户我院，成为我院音乐学创新学科建设的一大亮点。就在我院音乐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正式起步之时，经e-研究院孵化的“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又获得了“上海市教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培育基地”的支持，进一步夯实了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学术研究基石。此外，在表演学科的建设方面，我院在2007年又分别获得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委支持的“声学-声乐艺术实验室”，以及上海市教委第五期重点学科“钢琴艺术”学科，还有以“周小燕声乐工作室”命名的上海市第一家市级大师艺术工作室的系列支持。凡此，充分显示了我院学科建设正在向纵深发展，并在更新理念、聚焦内涵、调整布局、增加投入、凝聚人才（培养和引进并重）等措施的促进下，形成了以音乐学（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和音乐学理论研究）为核心、以音乐表演艺术学科为基础的音乐艺术学科体系。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在新世纪经济与文化高速发展的当前，我国的音乐创作、音乐理论以及更大意义上的音乐文化事业，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和理念迎接时代的挑战，如何在保持本土文化传统的同时更好地接纳和吸收外来的文化养料，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全球化”局势中理顺和摆正创作和理论的位置与功能，如何在严肃艺术音乐、本土传统音乐、流行通俗音乐、以及外来异邦音乐中保持动态的平衡和发展，这些问题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当前中国的音乐工作者。而这些也正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力图面对和解答的问题。我们认为，作为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音乐学学科，理应具有“海派文化”新颖、敏锐、开放和包容的特色，以应对我国当前音乐文化所面临的挑战。因此，围绕文化建设的需求，上音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将立足中国音乐的当下实际，秉持聚集优秀人才，构筑人才高地；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紧密结合；本土传统与当代潮流构成融汇；音乐艺术和现代科技相互支持；思想先导与介入现实平行并重的原则，围绕1.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实践与研究；2.当代电子音乐设计与传媒；3.音乐形态学研究与应用：4.音乐人类学；5.音乐文化史；6.当代音乐文化批判六个子学科方向进行建设。

我们知道，学科内涵建设的核心在于创新能力，它离不开“学科内部的理论创新”和“跨学科领域的新兴、交叉”。在六个子学科方向的建设中，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实践与研究将保持和发展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现当代音乐创作实践与研究方向的创造性优势和学术特色，注重“创学研”三方面同步、可持续化的发展，在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创造多元的、丰富的艺术佳品的同时，更加旗帜鲜明地鼓励作曲家作个性化的、新的尝试和探索。当代电子音乐设计与传媒，将建设并完善音乐科技与艺术开放性实验基地，从事本方向高端理论、设计、创意、技术与科学研究或研发工作。音乐形态学研究与应用，将按照音乐创作的规律，淡化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的传统分界，建立具有整合意义的各子领域相互交叉的新型音乐形态学体系；加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形成更为突出的有本土文化特征的音乐形态学。音乐人类学方向，将在理论方法研究上着重从理论层面建构起“中国经验的音乐人类学理论框架”；在资料积累和数据库建设中，以收集、整理和认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为思路；在实践应用方面突出人文关怀，关注音乐在社会、文化及人中的作用和影响，积极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以及以音乐人类学思想、方法和实践的传播。音乐文化史方向，将一方面以“文化的历史性理解”和“历史的文化性理解”为先导，突出中国视角，从中国当前的问题出发来审视中外文化，由此寻找理论切入点，达到理论创新；一方面将填补学术空白点与传统课题的深入开掘并举；并在文化要素与文化整体，文化个案与区域性关联，异时空文化间的比较性研究方面进行探索，由此逐渐形成覆盖性的音乐文化史论研究框架。当代音乐文化批判方向，将面对音乐艺术作品与音乐文化现象，以音乐思想与音乐作品研究为轴心，依托当代哲学，从历史、观念与形态诸方面切入，通过学科资源配置之后的有机增长与合理整合，立足中国当代音乐的实际，深化音乐美学、音乐分析、音乐教育和当代文化思潮研究。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学科建设需要体制与机制的保证。因此，在发展思路上，上音将在学科建设所辖科学研究（以课题规划与项目实施为主）、人才培养（以团队成员及其研究生梯队建设为主）、基地培育（以重要学术活动、学刊创编与网站建设为主）三大任务的范围内，展开以学理-学院-学会-学刊-学派-学统六个功能分明又交互支撑的结构运作。强化学科意识，在已有基础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前提下，进一步研究每一具体学科的基本问题与基本范畴；围绕科研搭建人才梯队，充分利用不同层级研究生的招生与教学，进一步合理配置乃至有机整合学科资源；加强与全国性专业学会乃至国际性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在扩大学科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学科整体水平；组织具理论原创性的优秀成果发表，通过高质量的成果展示与具前沿性的课题推进，建设学科高地；建立有明确学科目标指向的学术共同体或者学术俱乐部，并以教授工作室体制来统领科研与教学以及内外交流，尝试体制创新；通过学科建设成就一种持续增长的机制，逐渐从“小学”基础（知识奠基）的积累到“中学”能力（理论架构）的历练，最后再到“大学”精神（思想升华）的焕发。

第5篇：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范文

关键词：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洛秦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3）04006209

缘起

2005年初冬，人类学家庄孔韶教授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内容是介绍使其蜚声海内外的关于四川小凉山彝族宗族祭祖仪式戒毒的民族志电影《虎日》[1]的建构。席间笔者询其编著的在国内很有影响力的《人类学通论》[2]（2002）中音乐人类学章节缺失的缘由，庄教授只说再版时请洛秦教授补写。但是一直到2011年洛秦教授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3]（以下简称《导论》）出版，还是没有见到忝列“音乐人类学”章节的《人类学通论》修订版。缺失的缘由是人类学家囿于音乐研究的专业技能望而生畏的习惯性放弃，还是国内民族音乐学研究缺乏与人类学界必要的学术沟通与交流？音乐学者去做人类学家的研究很是鲜见，而人类学家说说音乐的事儿还真有如彭兆荣[4]等凤毛麟角的代表。对于人类学知识的缺失或说渴求已使当下一些音乐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到人类学院所读博士和做博士后等，这屡见不鲜的事实昭示人类学对音乐研究的影响在逐渐加强。

《人类学通论》没有“音乐人类学”章节，使号称研究“人类文化”的人类学在实践中绕道音乐而露出了人类学（者）研究文化的“软肋”。但《人类学通论》的出版，体现了20世纪初以来近百年间从林惠祥、吴文藻、许烺光，到费孝通、林耀华先生等学者前赴后继的学科贡献，并吸收借鉴了国内外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将许多新兴的、成长的人类学领域如历史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医学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等分支学派纳入书中，召集全国学界三十余名中青年精英参与编写，反映了学科成熟的团体风貌和后劲迅猛的学术势头。洛秦教授编的《导论》出版对于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的影响与庄孔韶教授主编的《人类学通论》出版对于人类学界的影响，有异曲同工之妙，并因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特殊发展背景而彰显重要的学科品格。

一、《导论》主要内容及结构

《导论》“编者前言”相当于简短的“序”，是一个谦和的编辑动机言说。在以Ethnomusicology即音乐人类学（或称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实践的低调叙述中，凸显了一种务实和朴实的、和风细雨的学术品格。面对国内音乐学术界对音乐人类学认识的褒贬不一的现实，“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表明了一种务实研究的实践作风而不是空谈，有着“实干兴邦，清谈误国”的当下旨趣，也力图避免空谈论争的浮泛。“编者前言”断判王光祈将比较音乐学引入开启音乐人类学中国实践的萌芽，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南京民族音乐学术会议是音乐人类学正式登陆中国的“标志”，由此至今的三十年间基本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同步对话和交流，完成了基本的学科建设框架、积累了中国初步实践经验。轻描淡写之间，掠过多少学科成长的步履维艰。随后是同类少有的“学术及编写凡例”，以及洛秦、萧梅、薛艺兵、杨民康、宋瑾、管建华、汤亚汀、齐琨、胡斌、黄婉、吴燕、徐欣、庄晓庆和张延莉等14位作者简介及生活近照，表明编写规范和对合作者的尊重及推崇，增强读者对书著的感知和把握。

全书主体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学科发展历程”是本书历史性素描，以单一的章节“第一章，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为题，分别从19世纪前，19世纪，20世纪初、中、晚的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描述以及中国人前后的跟进与实践，这个线性素描勾勒了音乐人类学的昨天、今天以及对明天的展望，特别是清晰叙述西方音乐人类学的历史脉络后，作者巧妙地处理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研究的关系，使用“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一词，如同使用“中国特色”一样，消解和包容了学术上不必要的排外和内耗的可能。可以说，“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的提法是洛秦教授独具匠心的创作，是在多年游历西学之后结合中国本土经验的智慧结晶。他兼顾当前中国音乐学术界对Ethnomusicology或称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或学问或学科）或称音乐人类学（人类学之音乐研究）的认知和考量。

主体之第二部分“理论与方法”共有六个章节。第二章“音乐人类学的性质和学科名称”在介绍Ethnomusicology译名的多种论争之后，对于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采取兼容并蓄的思路，化解了纠结着三十年来学术界因对民族音乐研究之热爱的、观念史问题之贡献。而这种贡献和热爱有学术路径“民族”化的文化标签式的情结，也有趋于构建中西合璧的良苦心智使然，亦有人文大学科构建的抱负顶真。见仁见智，诸多的名号逐渐归为“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之别。作者在谈音乐人类学“学科”的话题中触及到了学科的硬伤，在阐明音乐人类学主要研究活态音乐事件和口传音乐以及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的性质后，坦然说了“音乐人类学”是一种非学科的“观念、思维和思想”（46页），这的确需要勇气和智慧。而我们的音乐人类学在边界膨胀之后如何重新建构洗牌？作者留下一个缓冲带——加了一个附录：《称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既然是“学科认识中……”，自然暂时可以没有定论。

第三章“音乐人类学的实地考察”开宗明义，马林诺夫斯基在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田野调查模式及其《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为科学民族志诞生的标杆，彰显着音乐民族志学习人类学文化民族志范本的风向。不过，鉴于国内音乐学术界解读Fieldwork的现实，人类学界习以为常的“田野工作”（field works）变成了被音乐学界些许认同或从众理解的“实地考察”，以求国内音乐界对非“田间野外”的风雨桥、游方场、堂屋唱等民族尊重的语言性规避，毕竟国内的传统音乐研究不是建立在迥然各异的他文化的基础上，而是深深扎根于情同手足的民间情谊的血肉文本书写。而第四章“音乐民族志写作”从人类学“民族志”（ethnography）说到“音乐民族志”（Music Ethnography），虽说广泛意义上任何记录族群文化的材料都是民族志，但具有学科方法品格的民族志是居于个体田野工作经历的个人著述，其学理渊源是西方人类学的田野书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方修志的“地方志”“民族志”“音乐志”“民族音乐志”的集体性志书以及个人游记大相径庭。而作者在打开“音乐民族志”与“民族音乐志”的纠结后，用人类学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与“阐释”利器，再度阐明“音乐民族志”所应有的人类学底蕴，也体现由音乐记写（“浅描”）向音乐阐释的“深描”的强调。

第五章“音乐人类学的观察与参与”在“主位-客位”和“局外-局内”的方法与视角的叙述中，让我们感觉到音乐领域研究如同马林诺夫斯基“库拉”交换研究形同“经济人类学”（经济的人类学研究）、格尔兹研究巴里岛人的斗鸡看到法律人类学（法律的人类学研究），音乐研究有作为人类学部类意识之感（在这里我们不必论争Ethnomusicology前世今生的异同，只是此地共时性的“音乐人类学”认知）。作为类同于人类学的部类研究，第六章“音乐人类学的记谱与分析”和第七章“乐器文化学与乐器分类”使我们顿时明白了为什么从事人类学研究的一群人，面对包打天下“文化”研究抱负的人类学理想，却不得不舍去这块蛋糕。因为涉及音乐本体的研究，需要非常专业的音乐知识和技能，而这些知识和技能不仅仅是符号阐释，而且也是个人音乐技能的考验。作为音乐的民族志，音乐本体是躲绕不开的拦路虎，记谱就是一个基本研究的试金石。记谱不仅需要知道记谱的符号，明白表达什么意思，还要会读谱，知道写的是什么，最后，还要有音乐的理论水平，根据记谱和临场体验，分析音乐本体，这就必须是音乐的专业表达，[美]彼得·基维（Peter Kivy）在《纯音乐：音乐体验的哲学思考》一书的《导言》中非常精辟地说道：“在所有美的艺术中，音乐是唯一一门拥有了专业知识和专业词汇才能跟‘学者对话’的一门艺术”[5]。由于需要较为专业的知识，就把这种人类学的音乐研究独立出来，起了“音乐人类学”的名称，而很多不以关注音乐为己任的人类学著作，遇到歌舞也就一带而过，不做仔细的研究。事实上，一个社区，只要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音乐的存在，至于人类学家是否研究音乐本体（能否研究是另一个话题），就由课题的需要决定了。作为音乐人类学者即便是研究音乐文化事项，最后的落脚点也不一定是音乐本体，也可能是音乐作为艺术门类或作为文化门类体现出来的特点或启示。

主体之第三部分分为九章。这一部分主要编写了当前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新方法和论域，体现了《导论》并非重复“概论”的与时俱进思想，让我们及时跟进音乐人类学的学术前沿，而不仅仅是“音乐人类学概论”式的基本概念普及。

第八章“‘新史学’视野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介绍了西方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新史学”倾向，并以“附录”的文本佐证音乐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经验参与。传统的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以研究无文字民族和口传文化为旨趣，其历史维度先天贫血，没有记载或缺少文献，使得共时研究成为必然的选择，因此遭遇了历时性缺失的谴责。时过境迁，今天的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研究，不仅蒂莫西·赖斯（Timothy Rice）在《关于重塑民族音乐学的模式》[6]（1987）中借用格尔兹针对仪式研究提出的“历史构成、社会维护和个体适应经验”分析观念对梅里亚姆（Alan P. Merriam）的“概念、行为、声音”三维模式进行改造，理论化地对音乐人类学提出了历史维度的研究要求；而且要求共时性与历时性并重，这意味着音乐人类学研究从无文字族群向高文化研究的拓展和迈进。只有这样，无文字族群文化的泛历史或口传历史的研究在文明社会中才有了根本性的转型，“附录”的昆剧研究成功例证就是汉族文献丰富的注脚。人类学化的历史学互文性研究使历史研究部有了当代的烙印，凸显了个体对历史的感性认知，如作为“新史学”代表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7]，[美]柯文把发生在中国晚清时期的“义和团运动”在历史不同时空中的认识和解读进行挖掘，体现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巨大人文价值。历史学化的人类学研究彰显了人类文化的时空底蕴，全球化的时空没有了“异样”的他者，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没有理由置之度外，而更应跟进当下，走向更加立体化的历史视角。

第九章“城市音乐人类学”不是音乐研究的中国式“农村包围城市”宣言，而是从农村到城市的研究视阈的扩展。城市音乐人类学也不是作为一个学科的添设，而是学科历史转型的一个论域。诚如上文所说，现代化过程中“全球化的时空没有了‘异样’的他者”，封闭的社区已经不复存在，不管是对于现实中国的研究者难以作实际居住式的参与观察而变通作“家门口的田野”，还是学科跟进现代社会社区多样化音乐活态的现实，拓展学科边界包容日新月异的城市音乐如摇滚等非艺术音乐的即兴表演活动，失去了艺术审美尊贵地位的城市音乐生活在不同价值指向的牵引下进行着平俗的展演，或服务于政治的布道，或歌颂于企业的投机，或从众于市民的戏虐，或认同于纨绔的宣泄，换言之，与主流话语大相径庭的社会音乐活动层出不穷，并因城市巨大的人力资源而甚于乡村的变化，内特尔1978年写的《八城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前言”[8]说，财富、权力、教育、职业分化、人群整合、民族交融、文字传媒、贫富差距等问题以及生活样式的繁杂使得城市化过程中来自各地不同的音乐风格和体裁汇集导致的文化变迁吸引了学者将目光从乡村城镇转向城市音乐文化生活，同时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也可以更好地借鉴和实践“新史学”的研究方法。

第十章“象征主义和音乐符号学”和十一章“仪式音乐研究”，前者主要是一种研究观念和方法，后者主要是一个研究领域和论题。它们都因音乐语言的关联而分别与象征、符号、结构及仪式搭上不同的关系。作者不辞辛苦，在仔细梳理这些理论的来龙去脉后，最后落脚在中国的实践现实上。第十章说明了象征理论和符号学在音乐人类学研究前景以及中国实践，而第十一章则从宗教仪式的角度叙述了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视野和中国经验的创新拓展和丰硕成果，全面地介绍我国仪式（宗教）音乐研究的不菲成绩。

十二章“文化相对主义与音乐人类学”追述了“文化相对主义”产生的历史过程，并对其应有的学理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梳理，对于初入人类学门槛的研习者，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文化相对主义”是一个聚讼不已、欲说还休的话题，其产生本身就是“欧洲文化中心论”流布的悖论（副产品），也是人类学（音乐人类学）洗心革面的产物。对于西方学术界，服务于殖民时期的文化中心论（源于进化论）在二战后纷纷独立的民族国家和地区没有了市场，文化相对主义恰好成为了人类学学者反思性研究的方法和利器，既解决了与作为田野工作对象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关系，又成为发展中国家和人类学者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理论根据。问题在于，强调文化相主义的人类学在取得重要研究进展的同时，却留下一个难以释怀的症结，即作为进化结果的人类族群，自从殖民时期以来打破族群边界跻身共时性世界空间，人类社会文化能否回归历时性的坐标体认？同智力文化的个体差异是可以相对而论，而不同智力的文化是否还是必须有一个普同性价值判断？既然唯物（生物进化与社会进化）进化必然快慢有异，又何以判断非同智力及其文化？无论如何，“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对于推动西方学术界和非西方学术界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找到了共同的价值支点，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

十三章“社会性别与音乐”和十四章“音乐人类学新研究，‘离散’音乐文化”是一种新研究视角和论域，也是我国音乐研究的薄弱环节。“社会性别与音乐”的问题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研究视角，实际上作为文化的音乐在被研究时，往往忽略性别角色的问题。“乐者为和，和则相亲”（《乐记》），享乐向来是男子的特权，也因此音乐研究中的性别视角会因为男权社会思想的影响而简化为忽略女性声音的单一呈示，女性操演音乐文化的把控又往往附属于男性权力的需要，难有独立话语权去拒绝男性知晓甚至是参与。只有个别的音乐可以从社会性别文化去关注，往往也是那些作为非主流文化而活跃在女性边缘话语圈中的亚叙事，如中国妇女的“哭丧”“哭咒”和“哭嫁”三哭等音乐文化，值得从性别的角度去加以解读。女权主义在音乐人类学中的应用在于提示我们从女性角色的角度诠释音乐，为传统的音乐研究拓展新的研究路径和视角。“离散音乐”研究也是近年来逐渐为人们关注，其中“飞地”音乐文化现象在中国为人们关注是因为1979年至2009年《中国民族民间十部文艺集成志书》编撰中大规模地毯式的音乐调查，但由于集成编撰工作的艰巨和离散文化缺少理论指导，所以没有很好取得“离散音乐”研究的成果。但随着21世纪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城市里聚集某地某些“离散”族（人）群和“离散”文化的存在，使“离散音乐”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与时俱进的现实。上海音乐学院已开研究风气之先，取得了“离散音乐”文化研究的初步成效，不管是拓展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领域还是佐证国家文化策略的建设，“离散音乐”文化研究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十五章“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多元文化教育”介绍了北美人类学家参与音乐教育合作的源流，并在多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会议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发言，使多元文化教育价值得到世界范围内认同，特别是1994年著名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B. Nettl，1930～）参与起草和主稿的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为世界范围音乐教育倡议的信仰宣言》和《关于世界音乐文化的政策》两个政策性文件，佐证列举了1996年出版的由[美]杰·托德·提顿（Jeff Todd Titon）主编的《音乐世界》、1999年出版的由众多音乐人类学家参与的远程电视教材《探索音乐世界》和2003年出版由内特尔主编的《世界音乐概览》等三本多元文化的音乐教材。为音乐人类学的多元文化教育价值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行，增添了新的出路，而且也为和谐世界程序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人文给养。

第十六章“后现代思想与音乐人类学”把音乐人类学放到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从后现代文化哲学思潮的角度，对音乐人类学遭遇的可能性影响做了广泛的关注和大胆的预测，在学科边界和特定情境的悖论中审视音乐人类学，提出了中性化研究的走向。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研究现存文化，并与民族民间的传统活态文化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非后现代性是否可以移植后现代人文思潮的方法和观点？作为《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9]和《写文化》[10]之后的人类学特别是音乐人类学，很难与“—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接轨并继续，当下主体叙事的传统性使然，后现代思潮对音乐人类学的影响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遭遇叙事危机挤兑的人类学，是否能够在对音乐的描述叙事中轻松地采用浪漫的笔调和奇特的结构整合田野的材料？走进日常生活的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与后现代思想有多远距离，本章促使我们思考。

该书主体部分的十六章之后有长达78页的三个附录：附录一是《西方音乐人类学家简介》英文原文，有37位西方音乐人类学家的简介；附录二是375篇西方音乐人类学英文原著的参考书目及推荐阅读书目；附录三是中文类音乐人类学的276篇论文、57部著作和13部译著等参考文献及推荐阅读书目。

二、《导论》的编写特点

《导论》不是一个概论性的教材，而是引导年轻学人入门现代音乐人类学的专业向导，其所涉猎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谱系极其丰富。此书编写站在音乐人类学学科建设的高度，高屋建瓴，娴熟驾驭中外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理论和方法，旁征博引，从学科历史、理论与方法、研究新论域等方面作了宏观、系统的介绍，体现了以下几个鲜明的编写理念和特点：

（一）系统梳理和介绍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来龙去脉

目前国内音乐学术界对音乐人类学的认识还处在仁智不一的阶段，而系统介绍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并不多见。不仅仅是出于普及和扫盲音乐人类学学科知识的需要，而且对于初入音乐人类学门槛的青年才俊，也有必要有一本系统而仔细介绍音乐人类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导引著作，更何况对于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认知，还必须有一个系统的介绍和宣传，《导论》的产生就是居于这个思想的产物。撰写者在广泛认真而细致地查阅大量相关音乐人类学研究文献及其相关学科理论的基础上，不厌其烦地梳理介绍学科术语理论，对于重要的术语人类学家及音乐人类学对于重要的理论与方法，认真谨慎地梳理其源起、发展脉络，其代表学者和著作，附有英文原名、生卒年限、出版年限等，使人阅读后能够清楚地了解理论与方法的来龙去脉，而不是使人如坠云里雾里的空降的术语和理论。

如第一章“音乐人类学的历史与发展纲要”讲到“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的产生时，追溯到音乐记载在早期殖民主义对殖民地文化做全景式描述时作为附带品和点缀，采取“科学性”的中立态度，产生欧洲中心论的萌芽和欧洲标准的观念，发展了“社会文化进化论”及对“和谐的普遍性”的推崇。启蒙运动倡议批评“欧洲中心主义”和更为严谨研究“非欧洲文化”，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出版《音乐辞典》（1768）对非西方音乐文化多样性的认可。“和谐的普遍性”推崇是自然法则和数学的魅力所致，17世纪美尔瑟尼（Mersenne）用数学规范音乐的企图得到赫尔姆霍尔茨（Helmholtz，1821～1894）发明实验测音仪器的支持（P.9），受普理查德（Prichard）民族学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依然是“摇椅式”研究的卡尔·恩格尔（Carl Engel）用比较的方法建立了“民族音乐”理论，而英国语言学家A.J.埃利斯（Alexander John Ellis，1814～1890）则在其基础上建立比较音乐学学派，使埃利斯成为“比较音乐学”的创始人。1885年埃利斯《论各民族的音阶》提出的“音分法”和1877年爱迪生留声机的发明推进了音乐的实验室研究，以施通普夫（Carl Stumpf，1848～1936）和霍恩博斯特尔（Erich Moritz von Hornbostel，1877～1935）为代表人物的“柏林学派”成了比较音乐学的大本营。至此，我们厘清作为音乐人类学前身的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及其与人类学民族学（派）的历史渊源。

又如第十章“象征主义与音乐符号学”讲述“象征”（Symbol）理论来源，不是空降术语，而是从涂尔干（Emile Durkheim，1912）群体研究和象征表达，弗洛伊德（SigmundFreud，1950）精神现象的象征表现研究，马林诺夫斯基语言象征研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1963）文化象征体系研究，克利福德·格尔茨把文化活动作为象征符号研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仪式的结构象征研究以及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日常生活的仪式象征研究等，按照理论发生和影响的时间顺序，娓娓道来，清楚而明白。讲到符号学时，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 Sanders，1839～1914）的符号学理论讲起，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能指”和“所指”、“语言”与“言语”，皮尔士的“符号”与“对象”、“象征”与“意义”都具有二元结构的特点。认为文化类同语言，可以作为符号体系观察，从而构成音乐人类学的符号学和象征理论的来源。如此等等，这样的溯源，使读者特别是音乐学的读者容易找到入门的路径，对于需要进一步深入的人，提供了一个学习的向导，而不至于被共时性话语呈现而遮蔽了理论和方法应有的历时性特征，使读者成了摸象的盲人。

（二）引介音乐人类学新的学科前沿

《导论》虽然叙述音乐人类学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却经过了“比较”“民族”和“文化”三个阶段；从“摇椅式”研究到“田野观察”，再到“新史学”视野，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地更新；从“非欧音乐”研究到“全部音乐”，关注、研究对象不断扩大，学科边界不断扩展。一方面，19世纪学科林立的分门别类划分研究的需要，没有独特学科方法和固定对象，使得借鉴方法和泛化对象的音乐人类学不断招致非议，是学科还是方法观念的论争不绝于耳，但追随者却不断增多，逐成气候。不管是音乐学的人类学研究，还是人类学的音乐研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却一刻没有被人们放弃。而至于叫什么学科名称，中外均有论争，但跟随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观念没有什么大的改变。受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在经过传统的小社区研究之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在不断扩展边界的同时，也在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导论》放弃一般概论的基本叙述路径，不再面面俱到讲述田野工作的相关事宜，而是直接切入音乐人类学新研究，重点引领好学之人进入学科研究的学术前沿。居于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实，《导论》中“‘新史学’视野下的音乐人类学与历史研究”是历时性维度缺失的矫正导引，是对历史语境的一种研究关顾；“城市音乐人类学”是从乡村社区口传音乐研究转向城市社会音乐研究的新领域，是简单社区向复杂社区音乐文化研究的现代转向；“象征主义与音乐符号学”是音乐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新拓展，也是人类学叙事危机在音乐人类学中阐释突围的路径寻找；“仪式音乐研究”是音乐研究的仪式学观照，赋予了音乐研究中仪式音乐本体研究的文化意义和深层解读；“社会性别与音乐”一反音乐研究中的无性研究惯习，以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视角深入挖掘音乐文化中女性角色意识和女性亚文化特色；“音乐人类学新研究：‘离散’音乐文化”是对居于传统飞地文化（或孤岛文化）的解读和现代移民群体文化的漂移关注，是极度扩张的现代社会亚群体文化的研究引领；“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多元教育”引入音乐教育有些唐突，但是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解决了音乐人类学知识生产“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赋予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而十六章“后现代思想与音乐人类学”则是人文学科“表述危机”在音乐人类学中的思辨体现，也让我们在关注社会日常生活音乐文化地位的同时，有一种关怀象牙塔文化思潮的情怀。这几个方面，无一不是传统音乐人类学的新突破和新拓展，体现出《导论》引领音乐人类学学科前沿的抱负和雄心。

音乐人类学是舶来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我们这个亟需音乐人类学学科史论与方法滋润的中国音乐人类学实践，作者罗列了西方音乐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学者和重要的代表文献，使执著于音乐人类学学习的学人能够查阅原文和找到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方向和路径。

（三）学科团队的集体编撰及中国实践的展现

《导论》是洛秦教授及其合作者的力作，建立在大量“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了非同一般的、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宽广的学术视野。一反个人编著的惯习，组织了我国主要从事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中青年学者，对“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采用了较为独特、新颖的叙述方法，体现了其较为前沿的学术观点，为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实践打开了一扇崭新之门。特别是召集全国学界14名中青年学者参与编写，反映了音乐人类学学科中国实践“筚路蓝缕”走向壮大的团体风貌和后继有人的学术势头。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实践遭遇了较多的尴尬和难堪，第一个问题是民族音乐学会改弦易辙，使襁褓中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成了“无妈的孩子”（见下文“学科重建标志”）；第二个问题是学科名称是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学还是音乐人类学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1]；第三个问题是舶来品的民族音乐学（即Ethnomusicology）传入的标志性事件“南京会议”的发起人是否是高厚永先生[12]？第四个问题是音乐的文化研究（即音乐人类学）是学科还是思想方法？蒲亨强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3]，洛秦教授表达了许多情况下不得不把“音乐人类学”尴尬的作为“学科”（P45～46）。我们在想，有哪一种思想和观念对音乐研究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致追随者前赴后继？是传统的科学规范过于苛刻，还是音乐人类学边界的自我膨胀坍塌了本身的学科大厦？如何看待这个“不是学科又是学科”的奇特研究范式，值得我们思考。第五个问题是“音乐人类学”研究存在的所谓“去音乐化”现象，是有回避本体还是本体过于简单亦或是课题需要使然？李方元教授做了很好的探讨[14]。

不管是第一个问题学科“少年丧母”的先天不足，还是第二个问题学科“正名”之争的无奈，对于这个本身就是“槲寄生式”的殖民成果的学科（或学问），面临着学科合法性的追问，亦或是第四个问题音乐人类学是学科或是观念思想？我们的困惑是“槲寄生”于殖民时代的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随着二战后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提供殖民统治资治的动力和市场已不复存在，“他者”已不是殖民对象，异文化研究不再只是[美]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研究《菊与刀》（1946）[15]的殖民需要，也有[美]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研究《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16]以观照自身的目的。研究的动力，有的是得到某一机构的资助而为其提供资鉴服务，有的是为了学科学术的发展而乐此不疲。缘起于殖民需要（或说槲寄生式）的人类学由于有了特别的研究方法（田野作业）和研究对象（他者文化）而跻身于学科之林，而同样缘起于殖民时期（或说槲寄生式）的比较音乐学如果不嫁接于人类学阵营——代表事件是乔治·赫尔佐格（Herzog George，1901～1983）1925年投奔到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门下——还会有怎样的发展？比较音乐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会是什么？学术空间还有多大？音律的比较？音阶的比较？换言之，比较音乐学向民族音乐学的转换是偶然的事件还是必然的选择？

从1885年“比较音乐学”（埃利斯：Comparative Musicology）到1950年民族音乐学（孔斯特：Ethno-musicology）再到1964年音乐人类学（梅里亚姆：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关注族群、关注文化成为一种趋势，并且沿袭应用人类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进行研究，如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安东尼·西格尔的《苏雅人为何歌唱》等等，通过音乐的研究最后落脚到文化的启示上，唯有此，通过个案的研究提升研究的视角和品格，达到与大学科对话的目的。可以说，比较音乐学与人类学的嫁接后的Ethnomusicology，在失去殖民需要推动的支配后，处于更加“寄生”的状况，田野作业的方法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音乐学的，达不到构成传统学科的标准。因方法论而不能归属音乐学被责备为“去音乐化”倾向，归属人类学又因人类学者难以驾驭“音乐本体”而困难重重。如果我们囿于学科的归属而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不妨我们把这个称为观念的“音乐研究”归属“人类学”学科，作为下属部类研究，名正言顺。至于在研究中强调是本体还是文化，那根据课题需要而定，不必固执己见。窃以为梅里亚姆用“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音乐人类学）强调Ethnomusicology研究的人类学路径后，虽然学科名称沿用“Ethnomusicology”没有用“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或“Music Anthropology”，但是后继者多用了梅里亚姆关于音乐研究人类学方法的“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模式，换言之，梅里亚姆之后的名称没有变，但是研究方法的梅里亚姆模式已广为接受。

音乐人类学与中国“民族音乐学”是有区别的，所以，洛秦教授称为“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在编著《导论》前，洛秦教授就主编了一套五卷本的“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文库”[17]，较为全面地收集了国内具有音乐人类学思想和观念的文献，成为编著《导论》的文献基础；又组织团队进行了城市音乐人类学-上海城市音乐历史与文化研究、“离散文化的音乐飞地研究”等新研究，提出了“音乐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18]等，成为编著《导论》的实践经验基础。《导论》是十多位作者的集体心血，也是三十年来音乐人类学的中国集体实践经验的成果展现。

三、《导论》的学术贡献及价值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以人类学视角撰写的“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导论”，反映了作者的学术取向，对我国音乐学学科及民族音乐研究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分化后的学科重建标志

众所周知，虽说有王光祈、萧友梅在20世纪初将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引入，但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真正进入大陆音乐学界却是以1980年南京艺术学举办首届“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为标志。由于“民族”一词在中国的多义读解，既可以泛指“中华民族”，也可以特指“少数民族”。因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以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都可以皈依“民族音乐学”旗下，使之可以囊括民族音乐之学科或民族音乐之学问的含义，并且由于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具有“民族音乐学”的译名而被包容进去。这一个兼容并包研究的名号，汇集了一群从事民族音乐研究的学者和音乐集成编撰的工作者，为中国民族音乐研究轰轰烈烈地工作着。

可是好景不长，伴随着“为民族音乐学”名号的论争，经过1982年中国音乐学院举办“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二届年会”，1984年分化为“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少数民族音乐专题）贵阳会议和“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民族音乐形态研究）沈阳会议，贵阳会议倡议成立“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或者过于厚重的历史使汉族音乐必然成为专门的领域，过于宽广的族群使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必须设定专门的旗号，进而到1986年在齐齐哈尔市召开的民族音乐研究学术讨论会就直接成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年会，并追认“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少数民族音乐专题）贵阳会议为第一届年会；而时隔一月之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第四届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也改弦易辙，成立“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取代“民族音乐学会议”，新成立的两个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学会年会。至此，“民族音乐学会议”已不复存在。

这个轻描淡写的学会历史叙述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学科伤痛，就是以“民族音乐学”名义起家的研讨会（学会）最后抛弃了“民族音乐学”，使Ethnomusicology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1980年的“民族音乐学会议”囊括了“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或研究）”“（汉族）传统音乐学（或研究）”和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1984年开始分化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剩下的“民族音乐学会议”理应还有“（汉族）传统音乐学（或研究）”和Ethnomusicology，可是1986年成立“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取代“民族音乐学会议”（高厚永语）[19]后，主要以研究汉族传统音乐为目的的“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已经不能涵盖“民族音乐学”含义，Ethnomusicology只能游离出来，没有了安身之所，开始了从1986年至今长达二十多年的漂泊。

俗话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不管人们是否承认，以洛秦教授为代表的学人群体，以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以及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专业建设为学科平台，以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和《音乐艺术》为学术阵地，彰显音乐研究方法的事实选择，结出丰硕成果——即是这本洛秦主编《导论》的出版，使之成为中国“民族音乐学”学会分化后的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学科重建标志，成为一面旗帜，其过程有些惨淡经营的悲壮色彩。

（二）音乐人类学“中国实践经验”的明证

Ethnomusicology直译为“民族音乐学”或意译（或另用）为“音乐人类学”等名称，区别在哪呢？是空穴来风吗？“Ethnomusicology”分明是个舶来品，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学科，而实际上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热衷于学科分门别类的研究时，我国的学科意识也不是十分的强烈。从构词法译“Ethnomusicology”为“民族音乐学”可以兼容我们习惯的“民族音乐之学”，难道改弦易辙的“传统音乐学会”成立时就没有意识到是对“民族音乐之学”某种意义的扬弃或说放弃？学会更名行动时不去论争称“民族音乐学会”或是称“传统音乐学会”是否有利中国民族音乐研究，而是囿于“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称谓的辨析，对“民族音乐学”有些“抽象的肯定（名称之辫），具体的否定（学会哗变）”的意味，这个“羊头”还要不要挂？基于中国的现实，又何必要“民族音乐学”的嘘头？因有“传统音乐研究”使得“民族音乐学会”有了“民族音乐之学”的底气，而失去“传统音乐研究”之后的Ethnomusicology（以学会为标志，即民族音乐学会）还有多少中国的“民族音乐之学”的维度？

音乐人类学，爱之则趋之若鹜，恨之弃之如敝屣。这也正如《4′33″》，如果约翰·凯奇（John Milton Cage，1912～1992）不是音乐大师，有谁会把《4′33″》当音乐看？因为凯奇是音乐大师，我们难以望其项背，所以我们没有怀疑过《4′33″》的音乐性！音乐人类学，这个扰乱我们音乐研究传统思维惯习的“怪物”，究竟要如何理解，如何贴上标签，才能让我们跟上大师们的思路？人类学传入国内没有跟民族学打架，接受了！数学传入后取代了“算术”，也为国人接受了！可是，这个“音乐人类学”怎么就会招人另眼相看？

时来运转，2005年1月1日成立的由上海市教委主办、以上海音乐学院为依托、以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主题的研究机构——“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研究院以洛秦教授为首席研究员，特聘研究员有杨燕迪、韩锺恩、萧梅、汤亚汀、薛艺兵、宋瑾、杨民康、管建华，以及台湾大学沈冬、美国威斯利安郑苏、美国巴德学院Mercedes M. Dujunco、美国加州大学Helen Rees等著名专家学者组成，分别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国大学等。“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成立，使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在中国有了安身立命的居所，结束了近二十年（1986～2005）处于散兵游勇的研究状况。在E-研究院的倡导下，从国际语境中的音乐人类学观念和方法、中国视野中的传统音乐声像行为、上海地域中的城市音乐文化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在与国际学界广泛交流的学术环境中，建立现代信息化工作平台，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联手，整合和优化研究资源和人才，围绕“中国视野的音乐人类学建设”为目标，开展扎实且具有创新意义的基础研究。

正像《导论》“编者前言”所说，“30年后的今天，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已经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学界的同步对话和互动，并且已经获得了不少成果和新的认识，不仅完成了重要而基本的学科建设框架，而且‘中国经验’探索进程也已逐渐开启，并获得了初步的积累。”回想三十年前（1980年）在南京艺术学院登陆的“民族音乐学”在学会改制（1986年，如同釜底抽薪）失“陆”（失学会依托）之后，好不容易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才有了今天的以洛秦教授为首席研究员的“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一是从2010年开始以音乐人类学方向（原为民族音乐学）招收了博士研究生及硕士研究生，并开设了音乐人类学博士后工作站，其毕业生已经逐渐成为当前音乐研究的骨干；二是E-研究院研究员居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领军地位，其研究如城市音乐文化研究等引领和辐射了国内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前沿；三是以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和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为阵地，出版和发表了国内外大量的音乐人类学研究著作，诸如“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文库”（三辑）、《启示、启示、觉悟与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三十年》（5卷）、“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研究丛书”“西方音乐人类学名著译丛”“音乐人文地理丛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文库”“西方文化视角中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系列”“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系列”、《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文集》《艺术人类学文集》等，以及《音乐艺术》连续多年刊登年度“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专栏”（教育部社科“名栏”）。当然，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诸多学者付出了心血，是那些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学者的贡献为学科的建设注入了活水源头，由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资助、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如梅里亚姆《音乐人类学》、约翰·布莱金《人的音乐性》等著作推动了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等等。因此，我们说，建立在中国实践基础之上的《导论》的出版是“中国经验”的明证，也是褒贬不一之下的音乐学术研究的事实选择的宣言。

当然，《导论》无疑还有些不太完满，一是是否可以把撰写者的范围扩大一些，请一些旅居海外的学者介绍当前海外音乐人类学现状；二是是否对传统的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也有必要增添介绍的章节，以便读者较为全面知晓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三是如作为非主流话语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音乐人类学发展的影响是否真的这么大？等等。期待《导论》在再版之时可以斟酌考虑。

结语

《导论》编撰者殚精竭虑，集团队功力而作，为中国音乐人类学的实践经验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其成绩必定会对中国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大有裨益。1986年中国民族音乐学会议分化为“中国传统音乐学”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两个学会，而不能归属或不全归属于这两个阵营学术路径的个人和群伙坚守和追求Ethno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学术旨趣和学科理念，以一种筚路蓝缕的悲壮操守，经过二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以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及上海音乐学院为龙头，逐渐形成了旗帜鲜明的“音乐人类学”研究群体，取得了不菲的业绩，成为当前音乐文化研究的第三支重要力量。洛秦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的出版，是音乐人类学中国实践的标志性成果，是音乐研究中音乐人类学事实选择的写照，表明音乐人类学在中国音乐研究实践取得了不可忽略的地位。

注释：

①洛秦编：《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

参考文献：

[1]庄孔韶.“虎日”的人类学发现与实践——兼论《虎日》影视人类学片的应用新方向[J].广西民族研究，2005（2）.

[2]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3]洛秦.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

[4]彭兆荣.人类学视野中仪式音乐的原型结构——以瑶族“还盘王愿”仪式为例[J].音乐研究，2008（1）.

[5][美]彼得·基维.纯音乐：音乐体验的哲学思考[M].徐红媛，王少明，刘天石，张妹佳，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4）.

[6][加]赖斯.关于重塑民族音乐学的模式[J].汤亚汀，译.中国音乐学，1991（4）.

[7][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M].杜继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8][美]内特尔.《八个城市的音乐文化：传统与变迁》前言[J].洛秦，黄琬，译.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9（4）.

[9]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M·M·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98.

[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北京：三联书店，2006.

[11]洛秦.称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论学科认识中的译名问题及其“解决”与选择[J].音乐研究，2010（3）.

[12]杜亚雄.民族音乐学传入我国的途径和过程[J].音乐艺术，2012（2）.

[13]蒲亨强.音乐人类学：学科或方法？[J].艺术百家，2012（3）.

[14]李方元.对梅里亚姆研究理论“三步骤”的思考与解读——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取向与“两张皮”困境[J].音乐探索，2011（2）.

[15][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田伟华，译.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1.

[16][美]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M].周晓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7]洛秦.启示、觉悟与反思—音乐人类学的中国实践与经验三十年》（1980～2010）1-5卷[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第6篇：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范文

一、回顾与分析

（1）我国中小学音乐课大半个世纪以来几乎就是“唱歌课”。50年代前后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民间艺人“梨园式”的教唱――教师唱一句，学生跟一句，唱会即为完成教学任务。另一种是受专业音乐教学的影响，其模式为：基本训练（发声训练、视唱练耳）――歌唱（范唱、识谱、教唱、歌唱处理）。

（2）五六十年代，音乐课受其他文化课的影响，强调文化知识的传授，学习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教学法，凯洛夫的教学模式引入音乐课，其模式为：组织教学，复习检查，讲授新课，巩固、布置作业。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音乐教育开始出现了生机，音乐教学改革逐趋活跃。如：为了改变大声喊叫的唱歌，开展了童声训练的研究；为改革枯燥的乐理知识教学，出现游戏教学；为改革单一的歌唱型教学，增加了器乐教学。但是从总体上看，其指导思想与教学目标仍然停留在重知识传授上，其教学模式还是属于“凯洛夫式”的。

（4）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音乐教学法开始传入我国，尤其是奥尔夫音乐教学法及达尔克洛兹教学法的传入，开拓了我们的思路。国外音乐教学法强调即兴创作，从观念上促进我国的音乐教学改革，使音乐教学研究上了一个台阶。

但从现代教育论上分析，一个时期内课堂音乐教学的主要模式仍属于单纯的知识与技能的传授，其教育理论基本是赫尔巴特的教师中心论。在一部分音乐教师观念中，专业音乐教学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在教学中往往对学生进行烦琐的乐理知识教学，枯燥的发声训练、视唱练耳，学生随着年级的递增而反感情绪增加；对作品（绝大部分是歌曲）的理解，完全是教师说了算；在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状态。所以中小学音乐教学在一定程度上曾出现“中学不如小学”，“小学高年级不如中、低年级”，“学了九年音乐课，有些学生仍然是一片空白”的不正常现象。因此，从整体上研究教学模式，改革音乐教学已迫在眉睫。

二、研究的思路

1.明确目标、转变观念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对教学过程进行优化组织、设计相对稳定而又系统、简化的教学结构。我们必须认识，中小学音乐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非专业音乐教育，它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而非音乐专业人才，这一性质决定了中小学音乐教育必须以全体学生为对象，以普及音乐文化、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任务，要彻底改变以专业音乐教育为目的，以教师为中心，单纯知识、技能传授的教学思路。中小学音乐教育要以学生为本，以音乐教育为手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研究、总结国内的经验及其模式

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音乐教研网络相继建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教研活动，同时也涌现了大批音乐教学的有志改革者，他们在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各方面进行单因子改革或整体改革的实验，他们的思路及经验，在各地的刊物上都有报导，我们要认真做好收集、整理工作。

3.加强对国外音乐教学思想与模式的研究

本世纪以来产生的音乐教育体系和流派，对世界音乐教育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瑞士的音乐教育家达尔克洛兹独创的体态律动教学，具有划时代的作用，首次确立了身体运动反应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在理论上开拓了近现代音乐教育的研究视野，在实践上推动了近现代音乐教育的进步。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创造的柯达伊教学体系，立足于弘扬本民族文化，采用首调唱名法，柯尔文手势、节奏唱名等手段，有效地造就出大批热爱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爱好者。德国作曲家奥尔夫创立的奥尔夫教育体系，一切从儿童出发，提倡学习“元素性”音乐，注重培养创造力，使儿童能以最自然的方式进入音乐，并从中获得个性的发展。美国的曼哈顿维尔音乐课程计划，强调学生主动地进行探索学习，以及螺旋型课程等，为音乐教育的研究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美国的综合音乐感教育，强调音乐学习的各个方面应当相互联系，综合成为一个整体，通过表演、听赏、创作等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获得音乐态度和音乐素质的全面发展。

以上这些体系与流派，共同的特征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以学生为主体；强调创造性，注重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在教学环境上都以宽松的形式，在没有课桌椅的宽敞教室内进行音乐实践与活动.我们可以将这些体系的教学模式简约为如下图式：探索――模仿――即兴――创造。

三、音乐教学策略

1.德育与美育

“音乐教育――不是培养音乐家，首先是培养人”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名言。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意义，远远超出艺术的范围，是陶冶高尚情操的有力手段，而德育与美育是它的灵魂。我们要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完善的人格，音乐教育首先要教会学生“学会做人”。

第7篇：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范文

一、在精准定位中培育特色

有学者总结过，学术刊物形成特色的标准包括：第一，是否能够在某一学科中形成某种学术优势；第二，是否能在学术界中有较大的反响；第三，理论思维和见识是否有前瞻性；第四，对现实文化生活是否有干预性；等等。①音乐学术期刊的主办者有很大一部分为各大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即作为这些院校的学报）和音乐专业机构，以刊登反映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教学科研的成果为主，要脱颖而出，形成特色，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以特色栏目作为发展的着力点期刊宜以前沿的科研成果作支撑，以创办特色栏目作为发展的着力点，以特色立刊，以特色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走特色化办刊之路，加强特色栏目品牌化构建，展示刊物的独特风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理论原点研究，抓准科研的着力点。如，地方院校学报可依托学科优势和地缘优势，立足本土，以地域文化前沿的科研成果作支撑，根植于本地区文化，建设特色栏目，为促进区域音乐文化交流与合作做出贡献。如西安音乐学院的西安古乐研究、武汉音乐学院的编钟音乐研究、沈阳音乐学院的东北亚音乐舞蹈文化研究、星海音乐学院的岭南音乐研究、云南艺术学院的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新疆师大的木卡姆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特色栏目依托深厚的地域文化根基和传统，找准科研立足点、着力点和切入点，可组建研究团队，以区域音乐文化为研究“红线”开展研究，打造艺术文化研究的品牌，既关注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也注重连续性发展研究。用开阔的学术视野进行观照名刊建设离不开名栏工程。栏目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栏目设置要坚持可持续、高起点的原则，以精品意识、阵地意识为引领，与科研走向、学科建设紧密相连，集中优势力量和资源，整合和优化各类学术资源，既立足于地缘优势、人才和学科发展优势，又符合学术发展大方向。栏目建设还应打破按学科设置栏目的传统方式，以开阔的学术视野融合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深化传统学科，拓展新兴学科，关注学术动态和社会现实，注重刊物的学术引领效应，打破学科壁垒，跳出学科限制,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如音乐心理学、音乐治疗学、音乐传播学、音乐艺术管理等前沿/交叉学科——注重学术研究的前瞻性，窥见当代音乐理论研究的新趋势、新热点和新方向，力图解释新态势、新发展和新突破，推进和探索新的学术研究。同时，还可引导作者在基础性研究中加强对策性研究，在反思性研究中加强技艺性研究，在业态性研究中加强区域性研究，把既往专注于音乐之“史、论、法”的研究拓展到技艺传承、产业链接、市场营销及生产新要素、服务新手段和传播新媒介等方面的研究。②

二、在创新发展中坚守责任

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媒体市场中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等各类媒介竞争日趋白热化，作为纸媒的音乐学术期刊，虽然因其专业性仍拥有固定的读者群，但面对新媒体的不断冲击，如何在发展中坚守和创新，也是摆在办刊人面前的课题。音乐学术期刊与科研活动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音乐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功用，既有对音乐现象的研究，也有对音乐技术的研究；既有传统研究，也有创新研究；既有基础研究，也有应用研究。音乐学术刊物对音乐研究成果的刊载，具有集中性、全面性和连续性的特点，刊物作为科研成果传播、交流的主要阵地和重要渠道，吸纳了很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依托。音乐学术期刊不仅是呈现和记录学术发展沿革的载体，更是推动、服务、提升科学研究，丰富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边界，扩大研究影响力，深究学术精髓的媒介——这是学术期刊的社会责任与使命。由此，音乐学术刊物应该积极参与和推动学术创新、学术传承和学术积累，聚焦理论研究，促进理论建设，引导学术走向，切实成为学术界了解科研进展、展示科研成果的公共平台。

第8篇：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范文

一、加强学习,提高认识,制定目标,实施计划

(一)学习中应抓重点、记纲要,积极调整观念,逐步提升认识。

在《高中新课程标准》的学习中,除掌握课程性质、课程的基本理念、模块内容和学分分配、课程目标等内容外,还要深刻地领会“音乐鉴赏模块的内容标准”。牢记“引导学生――参与音乐体验,鼓励学生――探究学习、发表独立见解,帮助学生建立起音乐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为终身学习音乐、享受音乐奠定基础”。普通高中《音乐学科教学指导意见》中又指出:“在信息量较大的鉴赏模块教学中需要教师设计具有探究性和启发性的问题,培养学生对音乐的联想与想象,鼓励学生,交流鉴赏心得与体会,要求上好每一课,确保教学质量。”通过学习,我们能加深对新课程的理解,积极调整观念,逐步提升认识。

(二)领会新课程教学的关键。

只有明确其目标意义,才能增强对新课程教学的信心,才能为新课程鉴赏模块的教学做好准备。要结合学校教学工作计划,制定出与之相符的音乐教学工作计划、鉴赏模块教学进度(计划)等,为新课程的实施做好时间和目标上的准备。

二、集体备课,听课互评,反思教研,促进教学

(一)课前集体备课。

首先要明确单元目标,细化课时目标;围绕目标,探究目标过程的实施;紧紧围绕教学的时效性,探讨教学的方式、方法。另外,集体备课,除确定中心发言人外,其他教师也要求发言,说出不同的观点、建议。备课中,教师应注意以下内容:

1.说出你所理解的教材思路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该作品,目的用意所在,说出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对于不理解的地方也要提出来。例如:《音乐与人生》这一课,为什么把“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一主题音乐和柴可夫斯基的“悲怆”放在同一课题中?从音乐中能感受到什么?音乐的语言又都有哪些特点?音乐用怎样的表现手段实现了情感的传达、体验……

2.说出预设学习目标和实践中的难点;要求教师站在学生学习的立场上,确立目标,应具体、易于操作,明确管法,要能体现出学生学习行为变化等,所定的目标教学起到导向、激励、调控的作用。希望教师能对音乐作品的人文内涵、情感意蕴、艺术特色和社会价值等方面的目标做一些创新挖掘和提炼。

3.说出目标过程及教学策略、方式方法;所谓目标过程,就是实现学生――目标学习的过程。即第一、第二、一切是学生实现哪一个目标的学习或者是为哪一个目标学习进行的铺垫,结合的又是哪一个音乐作品、哪一个问题实现的。采用的教学策略、方式方法是什么,是否体现出体验、比较、探究、使用的教学方法。是否考虑到学生的学习方式,能否激发学生兴趣、促使学生自主参与探索,等等,要有其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教师在每一环节的教学中所体现出的学生的学法过程是什么?

4.集体交流探讨,综合优势设计,确定课前教学目标和目标的学法过程。而这一切都需要经过课堂教学实践的检验,才能验证其可行性。

(二)课堂教学实践与听评课。

怎样教学才能打动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怎样把学生学习目标变成一种情境、一种挑战、一种发现或有价值的问题……让学生在探究中寻找答案,并以此达到最佳学习效果呢?首先,针对不同班级的学生、不同的教学策略,发现学生兴趣与学习目标的结合点,努力营造最佳的教学秩序和教学氛围。其次,在教学及听评课中,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所有的教学方法及策略,能否激活学生思维,能否让学生感兴趣,并逐步引向深层思考。

2.教师课堂的导语、连接语、证据、表情等,能否感染、激发学生的情感。

3.从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表现和回答问题中看是否抓住了音乐内容所在。

4.在教学中哪些方法是有效的,哪些方法是无效的。

5.要看老师在教学中,是否具有独创性,能够激活课堂教学,使音乐课堂真正成为生成、开放、发展的活动过程。这也是鉴赏模块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6.课后要及时总结或交流。对教学目标实践中的可靠性及设计过高、过低等现象进行及时调整修正,提高教学,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三)用反思性教研提高教学。

反思性教研,是对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方法等制定与实施的检测,更是对有效教学提出可行性和有效性的指导建议,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在集体教研中,尤显重要性,在实践中我们总结出反思性教研应关注以下几点:

1.在教学过程中,你认为最佳的教学方法是什么?

2.在教学过程中,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是否有无效、低效或资源浪费的情况?是否需要有补充目标?教学过程中是否有新的生成目标?

3.对教学内容、容量有无增减、补充意见?

4.存在困难和问题是什么?

在教学实践中,经过集体反思性教研,使其对教学目标更加清晰明确,对教学策略、方法、学生心理、情感、意愿要求等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学习了多种教学方法,丰富了教学经验,并把反思中的收获转变成了教学行为并落到实处,形成了教学教研的宝贵资料。

三、考核评价、完善机制、关注学生、检验教学

随着教学的深入,考核评价是检验教学的关键一环。鉴于学校的考核办法,考虑音乐学科特点,具体考核如下:

(一)出勤考核:记录学生的缺课的原因、次数、学号、姓名。

(二)学习态度考核:通过学生在课堂中表现出的情感认知、价值取向、理解想象、实践运用及联想创新能力等进行评价。

(三)作业考核:由于音乐学科特点没有固定作业要求,但由于新课程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深层性,课后的一些具有情感认知价值取向意义的拓展与探究题有时在课堂难以完成,若作为课后作业,是很好的教学延续。每半学期可留2―3次作业。另外,也可将校本教学所探究的内容留为作业。

(四)期末试卷考核:音乐鉴赏模块,除考核学生应知应会及具有独立见解的问题外,更应注重考核学生对音乐的听辨、比较、感悟与理解能力。因此在音乐试卷中,要设计好听音乐回答问题。试卷中所设计的听音乐回答问题,学生感到很新奇,答题很有兴致,90%同学达到80分(良好)以上。

第9篇：音乐教学研究工作思路范文

关键词：钢琴教学 艺术环境 民族音乐意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艺术氛围和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都给我国钢琴教育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钢琴教育工作者们要将中国钢琴音乐继承和发扬下去，就必须认真钻研，不断提高音乐素养，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做好钢琴音乐教学工作，促进中国钢琴音乐乃至整个钢琴艺术事业的进步。

一、当下我国钢琴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钢琴事业也迅速发展，创作了很多的优秀钢琴作品，但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大部分人都觉得只有西方的钢琴作品才是正宗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在大部分专业院校的课本中，中国作品也非常少，对于这些先进的文化，我们不应该持全盘否决和抵制的态度，但是，我们也不能全部盲目地进行模仿和吸收，需要对西方钢琴音乐文化的精髓进行学习和借鉴，同时根据中华民族的特点，创作属于自己文化特色的音乐作品。我国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这些文化不仅影响着我们的中华儿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个世界，因此，在中国钢琴音乐发展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需要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促进民族钢琴音乐的发展，把传统中国钢琴音乐纳入到课程体系中，通过钢琴作品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民族音乐意识。

二、在钢琴教学中引入中国钢琴作品的重要意义

钢琴起源于西方，西方拥有着成熟的钢琴教学经验。通过对西方钢琴教学经验的学习，我们同样可以将一些经典、优秀的中国钢琴作品引入到我们的钢琴教学课程中。通过对这些中国钢琴作品的学习和演奏，学生感受到了我们的优良的音乐文化传统，在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的支撑下，学生会努力提升自我，将中国钢琴音乐发扬光大。同时，在钢琴教学工作中，只有对中国钢琴作品进行学习，学生才能真正领悟到中国钢琴文化的内涵，促使自身音乐文化意识的提高。因此，在我国的各大音乐院校中，要加大中国钢琴音乐宣传，提升中国钢琴作品的知名度，举办各类钢琴文化活动，例如举行中国钢琴交流大会，举办中国钢琴作品比赛等。对于一些有条件的学员，优秀的钢琴教师还能举办个人钢琴演奏会，对中国钢琴作品进行推广和宣扬，让学生感受中国钢琴作品独特的魅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教师在钢琴教学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教师通过提升音乐素养，改善教学方法，能够很好地促进钢琴教学的发展。

三、中国钢琴音乐的多元化创作

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外来经济文化的影响，我国的钢琴音乐的发展不断的吸取着西方钢琴音乐的方法和经验，不管是在创作题材，还是创作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中国一直坚持原来的“民歌加和声”的创作基调，很难走出条条框框的束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的作曲家开始做大胆的尝试，将西方的音乐元素和中国自身的音乐元素进行有机的结合。也有一部分人坚持创作自己独特的技法体系，也就开始出现了很多别具一格的钢琴音乐作品。在这样的音乐文化背景下，中国钢琴曲风逐渐的摆脱了传统单一的模式，逐渐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各种优秀、新颖的钢琴作品被创作出来。

传统中国钢琴作曲以“民歌加和声”为基本创作理念，这样的创作思维严重束缚了钢琴作曲的发展，随着中国钢琴音乐的多元化发展，这种思维框架慢慢的被打破，逐渐走上了独立创作的道路，现代中国钢琴作品在浓厚民族韵味的基础上还体现出了钢琴音乐文化的多元性。总体上来说，现代中国钢琴作品实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在这样的道路上，中国钢琴作品正进行着量和质的升华。

四、我国钢琴教学的相关研究和思考

从我国各大高校钢琴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总结出这一特殊时期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在研究方向上，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础音乐教育、社会基础音乐教育几个方向。但是各个研究方向间联系不够紧密。此外，在研究方法方面，目前采用的比较多的是经验总结法，缺少实证方法，这就导致研究可信数据的缺乏，论据不足，说服力不强。

2.在研究内容方面，主要集中于教学改革、学科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模式以及集体课形式等几个方面，这些课题都比较符合时代信息以及教育改革的需求，促进了现代钢琴教学的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教材教法的研究以及中国作品在教学中的研究等方面，研究程度还不够。

3.在研究视角方面，对国外高师钢琴教学的对比研究不足。对新型教育教学理论、新的视角对高师钢琴教学的研究比较缺乏，从美学、哲学以及文化学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微乎其微。高校音乐专业的教学质量需要进行保证，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才，毕业后很多从事的都是各种基础的音乐教育工作，这些人的音乐素养、专业技能以及人文素质等，都对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但是，在目前我国一些高校音乐专业中，许多学生对民乐学习缺乏兴趣，不喜欢学习中国音乐史、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等课程，因而对各种优秀的中国钢琴音乐不熟悉、不了解。因此，加强中国钢琴作品教学，培养学生对中国作品的审美兴趣和学习兴趣，促进民族音乐在学生中的传播和接受，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结语

中国钢琴作品在中国钢琴教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需要对其进行重视，在教学中学习和演奏中国钢琴作品，学生能够感受到作品中所包含的中国文化思想以及审美情趣，能够促进学生继承我国优秀的音乐艺术遗产和中国音乐艺术责任感的提升。中国钢琴教育需要始终以发扬中国钢琴教育为己任，踏实敬业，在现有中国钢琴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中国钢琴演奏、教学、作曲以及人才培养等工作的发展，促进中国钢琴艺术事业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