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精选(九篇)

第1篇：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关键词:中庸;现代管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

一、《论语》的管理价值

作为儒家思想集大成的《论语》是集中孔子言行的学说,是孔子一生管理思想的概括,是孔子入世的集中表现。在这里孔子对于管理目标、管理主体、管理方式、管理空间、管理时间、管理情境都有充分的体现。

孔子注重自身的修养,但孔子不主张远离尘世,闭门苦修,“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孔门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孔子生平为例,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欲行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但数番受挫,终于不达,未能成其兼济天下的雄心,最后退归田园,独善其身。但孔子的独善其身也与当时的隐逸之人不同,他并没有藏到深山大川之中,避世避人,而是一边修订儒家典籍,使得“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同时笔削春秋,以正世道人心;一边讲学杏坛之下,使得知识广泛传播,使更多的人可以知道。可以说,孔子的一生是入世的一生。

孔子的言论主要保存在《论语》中,《论语》就是孔子之学的载体。孔子没有像老子、庄子、孟子、荀子一样,对自己的学说有长篇大论成系统的表述,他以“文、行、忠、信”教弟子,他“不语怪力乱神”,他只是踏踏实实的教人注意自己的言行,去行“中庸之道”,去守住自己的道义。《论语》中没有玄虚的出世的东西,它只是脚踏实地的入世的学问。孔子其人,是入世之人;其学,也是入世之学。孔子虽然一生不达,但他自称是“待沽者”,他也周行各国,欲求自售。他认为“不仕无义”,孔子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虽然孔子一生不仕,但是孔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希望“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中处处充满了这种类似管理篇言的表述。

对于管理目标而言,《论语》强调“义”与“利”的统一,强调“和谐”的境界;对于管理主体,《论语》中既强调统治者要有高超的智慧和谋略,也强调管理者要有人文关怀,强调大仁大义,强调修炼浩然之气,提高自我品德修养;对于管理方式,《论语》中强调既要有“术”与“道”,即用合适的方法、谋略来进行管理,又强调“仁”与“德”,即着眼于对人性的尊重,按照人世间的道德要求进行管理;对于管理空间,《论语》中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类管理活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统一性;对于管理的时间,《论语》既注重抓住时机,当机立断,更着重于深谋远虑,考虑到资源可利用的时间,要“用民于时”,而不是“用民于时时”;对于管理的情境,《论语》强调对变化的管理,是顺应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为的过程,即孔子认为的“时中”和“通权达变”。不难看出,“中庸”思想更是在其中处处体现。

宋代赵普曾言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古人也知道《论语》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中庸”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有着深刻的内涵,它虽然只是两个字,却基本上包含着儒家管理上的深刻内涵。因此,“中庸”的管理思想自然是儒家管理学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在经营管理上忠于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他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认为,“儒学”是“和魂”的基础。在他创办的500多个大企业中,极力推行“中庸”的管理方针;广为人知的日本管理之父、“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在企业管理中广泛的推行《论语》之学,他曾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绝“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在此等信念下,松下的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台湾塑料大王“经营之神”王永庆认为,一个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一个公司经营的成功,人的因素起作用很大,属于人的经验、管理智慧、品行、观念、勤奋等无形资源比有形资源更重要,他认为这里诸多无形条件的核心就是儒家的“中庸”、仁、义、礼、智、信;具有“中国式管理之父”美誉的培训大师曾仕强教授更是认为:中道管理是中国式管理最核心的思想体系,不掌握中道管理,无以掌握中国式管理的精髓和全貌。并结合儒家的“中庸”思想构建了著名的M理论,使之成为企业各级管理者、政府与事业单位管理者以及从事其他各种管理工作者全面领会中国式管理之道,获取中国式管理智慧的宝库的重要理论。可见“中庸”之管理学价值已受到很多管理家的重视。

二、“中庸”的现代管理学价值

目前,世界管理学的主流还是西方管理学,西方管理学的发展无疑受到西方实证性思维方式的影响,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物理学发展的辉煌成果使人们以为凭借实证的科学分析方法可以认识任何一个学科的规律,这种思维特点深刻影响了西方管理学的发展。“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建立在实验基础上,对当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济人的假设不利于劳动者主观积极性和潜能的发挥。古典组织理论认为,通过科学方法可以发现存在于组织中的管理原理,并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原则,例如统一指挥、部门化、授权等,仍然指导着今天的管理实践,但他们把管理对象视为客观存在,对人性的挖掘不够。

以著名的人际关系大师梅奥的霍桑实验为标志的行为科学学派开启了人性研究的全盛时期,虽然梅奥的社会人假设仍然存在缺陷,但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中国先哲对人本性的分析在此得到了回应。此后,关于人性的继续探索层出不穷,构成了心理学对人的需要、动机、和群体动力分析的理论基础,代表性理论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麦克莱兰的成就动机理论等,至此,人在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性得到了一致认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管理学派迎来各种学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社会系统学派、权变主义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济角色学派等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管理本质规律,拓展了管理学视野,丰富了管理学的内容和实践。目前各学派还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很难说哪个学派会成为管理学的主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对人的研究,向人本方向发展,注重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将继续主导未来管理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21世纪人们的伦理观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化,20世纪人的心智模式和思维方式是20世纪众多约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约束因素在21世纪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管理的出发者,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将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重利不重义的20世纪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应该转变为全新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以此来构造未来的社会和经济体系。21世纪以人为本的管理学将覆盖全新的管理伦理、管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在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东周王朝由于礼崩乐坏,制度开始动摇,社会呈现出十分动荡不安的状态。孔子立志行道,企求恢复天下的秩序与和平。他行道的目的,在于训练一批公正廉洁、忠勇爱民的行政人员,来推行古圣先贤的德政,实现为老百姓服务的目标。其具体的步骤,则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能够完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目标。这种以人为本、为政在人、以德化人的中道管理思想就蕴含在“中庸”的管理思想之中。首先,“中庸之道”讲究“天人合一”。《中庸》首章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管理依照“老天爷赋予人的本性”来管理,最合乎人性的需要,是人性化的管理。承认天的重要性,同样也重视人的作用。“中庸之道”也就是“以人为本”,以尊重一个人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谐与统一为目标,同时追求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其次,“中庸”管理讲求“情’,“中庸”管理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管理。孔子指出“时中”、“通权达变”便是一个要求管理“合情、合理、合法”的问题。中国的管理由于崇尚西方的科学理性管理模式,反对“合情”的呼声此起彼落,“以礼制情”、“以法厌情”,这种片面的否定态度,其实是不了解我国先哲安排“情、理、法”的真义,事实上在21世纪的今天,情、理、法的管理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作者单位:安徽众益医考培训中心)

主要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费・霍金森著,刘林平等校对.领导哲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2]钱学森,杨沛霆.现代领导科学和艺术.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

[3]彼得.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实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4]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第2篇：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同时，上海、天津、浙江衢州、云南建水、甘肃武威、福建泉州、台北、香港，韩国汉城、日本足利、新加坡菜芭、德国、美国等地也都举行了类似的祭祀活动。

今年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创始人孔子诞辰2556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儒联、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中国国家旅游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首次主办“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全球30多家孔庙同时举行祭祀大典。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曲阜孔庙是此次祭孔大典的主会场。

曲阜的祭孔大典由明故城开城、孔庙开庙、现代公祭和传统祭祀四部分组成，整个祭祀活动持续了4个多小时。是日，孔府、孔庙庄严而肃穆，神圣的音乐声中，身穿明朝服饰的表演队伍和2556名各届代表，从明故城外徐徐行进到孔庙大成殿，展开祭孔游行。祭礼者追风圣贤，感怀历史，虔诚朝圣。在宣读完祭文后，140多名身着古装的表演者演出了祭孔乐舞――八佾舞。

在浙江衢州，今年祭孔的主要形式是“学祭”，体现“当代人祭孔”的鲜明特色 。来自衢州市各大中院校的青年教师和中小学生代表共700余人是今年祭孔的主要祭祀者。全体参祭人员合唱根据儒家经典谱曲的《大同颂》。

甘肃武威文庙的大成殿是此次武威祭孔的主场地，祭孔活动包括清代祭孔大典、孔子后人家祭、《孔子六艺乐舞》表演等，是近年来武威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祭孔活动。参祭的武威各界人员及游客有500多人，其中有武威籍孔子后人100多位。

有着700多年历史的云南建水文庙，近千名各族群众举行了大型祭孔巡游活动，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这里祭孔活动的突出特点。参加祭祀活动的除乐工、歌工、舞佾生和阵 容庞大的仪仗队外，还首次增加了气势恢宏的彝族过山号队伍和哈尼族鼓队，充分 展示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对云南各民族带来的广泛影响。

上海文庙的祭孔活动首先从4位年过80的老人撞响大成钟开始， 然后是新编孔子乐舞表演、楹联新作展以及楹联精品赏析等，而其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大型情景诗表演《走近孔子》，透过孔子及其弟子同当代青年跨越千年的对话交流， 让人清晰地看到孔子历尽坎坷不懈追求自己理想的人生际遇，形象深刻地理解儒家 思想的精髓。

长春文庙也是今年祭孔大典的一个分祭点，上午10点左右，钟鼓齐鸣，主祭者行三拜九叩之礼，其中祭孔的六个乐章高度评价了孔子伟大的一生，颂扬了其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

在台北市的孔庙，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在早上6点钟就开始，台湾各地的1000多人参加了祭礼。今年的祭孔大典是按照传统方式举行的，其中的音乐是按照北宋宋徽宗时代的大成音乐，舞蹈部分是按照明朝的有关文武图谱沿袭而成的。整个祭奠仪式分37个程序完成。

此前，香港各界于24日在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韩国、日本、新加坡、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祭孔仪式也同时举行，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孔子：中国文化的王牌

“孔子是中国的王牌”。曲阜孔子文化学院的骆承烈教授如此评价本次全球祭孔。

这次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全球范围的祭孔，是一次对世界人民肯定孔子的思想价值的行为。从2004年11月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全球已经建成了26所孔子学院，报名者络绎不绝。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称此为“儒家思想的自然传播”。他说，认真研读《论语》和经书里的孔子思想，可以发现很多普遍适用的、永恒的智慧与价值，对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团体与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有启发作用。如孔子的“天下为公”、“和而不同”、“仁者爱仁”、“和为贵”等思想，不但主导了中国体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也铸造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我们所祭的孔子不再是封建帝王树立和塑造出来的孔子，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中的孔子，一个聪明、风趣、生动的孔子，我们吸收他的智慧，是为了“古为今用”、“打通古今中西之争”。

“孔子热”的背后是孔子思想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伴随着人类所共同面临挑战的增多以及“文明间冲突”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转向孔子思想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寻求和谐、和平之道。生活在2500多年前的孔子是国际公认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仁爱”、“天人合一”等思想影响古今中外。如今，其思想学说日益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代表处主任青岛泰之说：“孔子教导人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世界和平取决于个人思想的认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念不约而同。”用以弘扬儒学的“全球祭孔”表达了世界对传统文化复归的重视、支持和推动。

其实，孔子和儒家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并发扬光大。儒学在大和时代进入日本。今天，日本的儒学已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情感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韩国被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韩国不仅拥有儒教学会、儒教文化研究所等机构，而且在20多所大学里还设有专门研究儒教的学科。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

儒家思想在欧美地区也有影响。法国作家伏尔泰曾说，假如世人都像孔子那样仁义，世界就不会发生战争了。他把孔子的塑像放在自己的书房里朝夕膜拜。德国人卫礼贤在精通儒家文化之后这样教导他的学生：“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在他看来，孔子思想比西方哲学思想更好，所以能统治中国数千年。美国人从19世纪开始认识儒学。1844年，美国学者爱默生说：“孔子是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

到今天，海内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现有孔庙1300余座，许多孔庙在孔子诞辰日都举行祭孔活动。韩国祭孔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今年仍按照中国古代礼制，身着汉服举行释典大祭，礼制严谨完备。美国旧金山湾区齐鲁会馆在1982年孔子诞辰日举行了首届祭孔大典。2000年，美国加州州长格雷戴维斯签署法令，规定每年孔子诞辰日为“加州孔子日”。

第3篇：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周天子名存实亡，天下出现了诸侯争霸、大夫擅权、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孔子正处于“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王纲解纽”、“礼坏乐崩”的春秋晚期，是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大裂变大冲突大组合的时期，是对三代以来神权政治观念、人文思想进行理性检讨和反思的时期，同时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在这一历史转型时期，涌现出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如齐之管仲、晏婴、孙武，郑之子产、邓析，鲁之孔子，楚之老聃、范蠡，宋之墨翟，等等。这一批思想家基于各自的阶级利益及政治立场，对传统思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理性的检讨和深刻的反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旨在改造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道德的方案，构成了中国“轴心时期”政治、军事、思想领域最早最典型的代表群体。他们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卓越才智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为中国早期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深厚的思想基础。在这批思想家群体中，孔子以其关注问题的全人类性，以其思想的包容性、普适性而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孔子是继周公以后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政治思想家，他继承了殷周以来的政治文化遗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理论思想体系。孔子的政治理论学说具有强烈的伦理政治意义和政治实践精神，他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命题、概念、范畴及思想观念、政治主张不但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命题、概念、范畴，而且规定了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由他创建起来的儒家学说体系不但成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源头之一，而且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文化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探讨的重点就是对孔子的天命、人性思想与政治价值依据做一番剖析与阐释。

二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天命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即神学决定论、道德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 在殷商统治者那里，天命被用来解释现存政权及君力存在的合法性与至上性，属于典型的神学决定论。西周时期，在价值层面上，已经开始了由神学决定论向道德决定论的过渡，从神学政治框架中已经突涌出人性、道德的内容，但仍以神学决定论形态为主，道德决定论只处于附庸的地位。自西周末年以来，随着恨天、骂天思潮的出现，传统的天命价值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春秋中后期以后，神学、道德决定论在社会政治舞台上互相消长，在扮演重要意识形态角色的同时，从其母体中衍生出第三股趋向——即向自然决定论转换的趋向，这一方面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现象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表明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因此，重新评判和估价传统的天命观已成为春秋时期鲜明的思想潮流之一。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里仍然笼罩在浓郁的天命鬼神形态中，一般人只能在现存的思想观念形态中思考或行为，要轻易怀疑或否定它简直是不可能的。孔子能够对当时人们普遍信奉的天命鬼神观念由信奉、怀疑直至超越，由神学、道德天命观向带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念转化，不但是对殷周以来天命神学的改造与创新，而且还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无畏的思想品格。

天命虽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概念，但它对了解和把握孔子政治思想之内在本质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孔子对天命的理解和体认，是在对殷周时期对天的基本价值观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孔子的天命观虽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当我们把孔子的天命观放在一个发展变化的思想背景下，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固态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矛盾时，就会对孔子的天命思想有一个历史的把握和合理的诠释。

孔子曾对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深信不疑，他关于天命的用语和表述，还明显带有殷周天命论思想的痕迹和影响，这与他早年所受的文化熏陶及仕途多舛、经历坎坷有关。孔子幼年就“多能鄙事”、并“入大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孔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具有主宰一切的伟力，孔子相信人的命运都是天命安排的，并借子夏的话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贫贱富贵夭寿完全与天命有关，绝非芸芸众生之力量所能改变，孔子认识到人的生命中潜藏着某种人事所无能为力的客观限制。正因为天是有意志有威严能主宰操纵一切，若获罪于天，即使祷告也无补于事；这一时期孔子对天命还完全沉浸在盲目的崇信意识中，在心理层面上完全接纳了殷商时期的天命价值观，他所标榜的“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与商纣王“我生不有命在天”在思维路径上可谓如出一辙，毫无新意可言。然而孔子虔信天命，天命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回报。相反，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孔子对天命有了新的思考，陷入了深深的肯定与否定、笃信与怀疑、崇拜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之中。“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有诸”的反问及“丘之祷久矣”的慨叹，透露了孔子对威威天命矛盾犹豫怀疑的心理，与孔子曾经对天命的深信不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特别是其弟子颜渊与子贡的不同命运遭际（颜渊遵天命，却穷困潦倒；子贡不受命，却财货满箧），更加深了孔子对天命的怀疑情绪。若孔子对天命的疑虑动摇仅到此为止，则孔子在天命观上并没有任何新奇创新之处，而只是在重复、重弹殷周以来的天命观老调而已，并没有跳出殷周天命思想的藩篱。但是，孔子之为孔子就在于他毕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他睿智独到的思想智慧使他在对传统的天命观进行怀疑的同时并没有沉溺纠缠于天命观，没有局限在怀疑传统天命思想的范围内不能自拔，而是在借鉴春秋时期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及其他各派思想发展的基础上，从此不再言说天命如何如何，不再把天命作为言说的重点，而是对自己的思想辐射点做出了重大抉择，实现了价值层面的两大重大转向：一是超越殷周以来天命具有权威和人格力量的层面，初步完成了由旧的天命观向自然天道观的过渡和转换（尽管这种转换是非常不完善不彻底的）；二是超越殷周以来的神权政治框架，初步完成了由天命神学向人学（现实人生、人道）、由外在向内在、由彼岸向此岸方面的价值转换。正是由于孔子完成了这两项价值观的转换，他的恢弘广博的理论体系皆由此价值转换的基础上衍伸推展而来，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不朽功勋和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思想体系的限制，孔子对自然现象（天道）并没有做过多的探究，而是把全部理论热情转向了社会人生（人道）方面，因此，孔子的天命观尽管已经出现了向自然天道观转换的趋向，但这种转换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彻底性，还带有很大的思想局限性，处处显示出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冲突。可以说，直到战国末期的荀子，才最终完成了由天命向天道的形态转换。相反，孔子对社会人生（人道）方面的思考和观察则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自孔子开始，天命鬼神被悬置起来，天命、鬼神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支配一切的人格神，人们只是偶尔把天命鬼神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思想背景和价值依据，采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人们把关注的重心由天命鬼神转移到了社会人事人生（人道）方面，并在人道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震古烁今、具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一系列影响中国政治思想数千年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使儒家最终没有走上宗教之途，完成了儒家政治理论的一个重大价值转折，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发展演进的一大里程碑。诚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孔子在《论语》里，暂时撇开从天命天道说性这一老传统，而是别开生面，从主观方面开辟了仁、智、圣的生命领域；孔子未使他的思想成为耶教式的宗教，完全由于他对主体性仁、智、圣的重视。这是了解中国思想特质的最大窍门”（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1页）。以至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认为，要解决当今人类所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还必须回到孔子时代，从孔子思想中汲取思想智慧。

孔子天命观的另一重要方面体现在他对鬼神的态度问题上。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与其天命思想一样，同样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同样需要我们把它纳入一个宏观的动态的背景下来理解。前面已指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人们还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鬼神迷信思想还是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往往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无法解释的现象统统归之为鬼神。那么，孔子是如何对待鬼神的呢?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最容易引起歧义的是两段话：一段是“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还有一段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有学者据此来证明孔子具有无神论的思想倾向。确实，对孔子的这两段话，历来歧义颇多。但笔者认为，这两段话并不能得出孔子不信鬼神的结论，由于历史的局限，在孔子时代要做到完全不信鬼神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两段话只是表明了孔子对鬼神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已。也就是说，孔子对鬼神的存在与否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理智的态度，一种信仰而非拒斥的姿态。他既不盲目肯定，也不盲目否定；既不说有，也不说无；人们对待鬼神，既要诚敬严肃不能亵渎，又不可陷溺其中难以自拔，反映了孔子对鬼神的理性的态度，对传统的鬼神文化进行改造与创新的一面；当然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孔子在经历了对鬼神的相信、怀疑以后，理性地意识到，鬼神问题并不是一个容易弄清楚的问题，因此他对鬼神问题是慎之又慎，不随意回答（《 论语·述而》）。对千百年来作为一种人们普遍心理认可的鬼神的存在，孔子在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采取了“阙疑”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论语·为政》）的实事求是的实证态度。他认为，对待鬼神，最明智的处理方法就是“敬而远之”、“祭神如神在”，这一话语把孔子那种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或许，孔子通过对三代思想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可能已经完全意识到鬼神迷信的不可信，但他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言论通行于世而又不可能采取非常过激的方式，于是，孔子便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摸棱两可的态度来对待鬼神之事，当子路问事鬼神时，孔子不直接给予回答，而是以反问的方式回避了问题，孔子的回答显然不能使子路满意，他更深一层追问：人死之后又如何？孔子仍旧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答，指出要关注人生之事，而不要一味追究人死之事（《论语·先进》），对子路试图通过祭祀鬼神来医治自己疾病的想法也以“丘之祷久矣”（《 论语·八佾》）给予了否定。这一模棱两可的话语及态度为后世理解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留下了极大的争论空间和思想空间。孔子并没有陷泥于“鬼神”有或无的泥潭，以至避免了像中世纪西欧神学家、哲学家们花毕生精力讨论所谓“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上帝到底是几天把人给造出来的”这类问题的发生，而是让人们首先考虑“人事”上的事情，孔子主张智者应把“务民”之事放在首位，而不可把主要精力放在鬼神之事上。其“敬鬼神”最终落脚于“人道之所宜”，落脚于世俗的道德实践上，这正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奥秘所在。

孔子虽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他认为，在社会政治实践中，人们必须保留对鬼神的敬仰之情，这是孔子的政治目的使然。孔子作为变革时代的思想家，作为“时之圣者”，他对天命、鬼神的态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构想和逻辑推演，而是与其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其现实政治目的服务的。他的天命鬼神思想与其所要建构的严格等级制度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若完全抛弃了天命，抛弃了祭祀鬼神的仪式，就等于抽掉了君臣等级制度的灵魂，这是孔子所不希望出现的事情。所以，尽管孔子怀疑鬼神的存在，但他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仍主张祭祀鬼神，以期达到维护社会和谐与等级制度的目的。

三

人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思想文化中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是人类自我觉醒、自我认识的开始。千百年来，对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在中国思想史上，先后出现过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超善恶论、性三品论、性善恶混、性善情恶论、性二元论以及性日生论等观点，这些人性论观点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的人性理论。但最早提出人性问题并对人性问题进行阐述的思想家则是孔子。综观《论语》全书，虽然孔子对人性问题没有展开讨论，但人性不仅在孔子政治思想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探究和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及特点有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启蒙读本《三字经》中有两句流传甚广的启蒙话语，“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两句启蒙话语看似简单朴实，实则隐含着至深至远的哲理，是儒家思想文化基本命题和基本价值观的概括。这句话前半句来自孟子，后半句出自孔子。“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对于孔子的这句话，张岱年先生有一段中肯的说明：“孔子所谓性，乃与习相对的。孔子不以善恶讲性，只认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所谓的相异，皆由于习”（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孔子作为“人性”理论的首倡者，既奠定了以后儒家思想中对人性问题叙述和理解的基调，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人性善恶问题，但在《论语·阳货》中仍记载着孔子对人性的最基本见解，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环境和教育（“习”）的原因，才使得人性发生了差异和改变。由于孔子没有直接言明人性究竟如何，而此问题又直接关涉到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论性基础，所以后来的孟子、荀子将人性问题从善恶两个方面做了极端性的发挥。

四

第4篇：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1 儒家教育的历史巨匠

儒家学派创立于春秋时期，始祖孔子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在孔子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和创新，成为孔子之后的又一巨儒。他对儒学的发展，标志着儒家思想日臻成熟。及至现代教育开始，与教育相关的论述，大都是对孔孟教育思想的阐发。

1.1 孔子：儒家教育理念的开创者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孔子出身卑微，而立之年，他在曲阜设舍讲学。50岁始，孔子在鲁国先后任中都宰、司寇，后来因政见异于朝廷而辞官率弟子游学。68岁时，孔子再次回到鲁国，仍不受用。直到逝世前，孔子一直专心传道著述。关于中国私学开创的具体时间以及私学究竟是谁首创，因史料缺乏等原因无从考证。但史书记载，孔子“弟子三千”，还培养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学生，号称 “七十二贤”。应该说，孔子设舍讲学、传道著述的规模、成效以及影响在私学创办者中是佼佼者。

1.2 孟子：儒家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是我国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和孔子的人生经历大体相似。他在孔子“以礼治国”和“德政”理念的基础上，主张法先王、行仁政，又曾历时二十余年通过游说齐、宋、滕、鲁等国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在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强者以期扩大疆土，成就霸业；弱者则力求保国安民，巩固基业。因此，君主们只感兴趣于成就霸业的“霸道”，自然对孟子的“仁政”思想表示怀疑。由于孟子的学说被认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孟子晚年退居讲学，并对孔子的思想进行阐释，著书立说。

孟子对孔子十分敬重，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他在弘扬孔子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他从孔子“仁者爱人”的人道观出发，深入论证了人性的价值判断问题，总结出“性善论”。其次，他发展了孔子“以人为本”的思想，将“仁”过渡到“人”，在孔子“德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思想。在人格理想方面，他提出“大丈夫”，强调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的意义，丰富了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

2 儒家教育理念的现代价值

在我国寻求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儒家的传统教育理念一度被西方新式的现代教育所代替。但在历经种种挫折后，儒家教育理念于20世纪末开始复兴，这说明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开始挖掘传统教育的现代内涵，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回归，培养具有传统内涵并顺应时展的复合型人才，以便为中国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于是，儒家教育理念的现代价值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

2.1 有教无类是现代教育的内在要求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权接受教育。到了孔子的时代，下层民众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孔子开办私学的影响也日渐扩大。孔子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成德成才，主张“有教无类”。“有教无类”是指不分贵贱，不分智愚、善恶，只要愿意学习，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一极具时代意义的教育公平理念，冲破了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人为障碍，对于普及现代教育和提升整个社会全体成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促进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化资源的交流、（下转第21页）（上接第3页）融合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2 诗书礼乐是现代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孔子在继承西周“六艺”的基础上，将教育内容的基本科目概括为“诗、书、礼、乐”。“诗”，即是孔子删定以后的古诗书，称“三百篇”，也就是《诗经》。孔子十分重视“诗”的作用，他认为，从诗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风俗盛衰，进而激发我们内在的道德情感，增进人人相处的情谊，还可以利用“诗”来评判国家政治，为治国安邦提供依据。“书”是指历史。孔子整理了春秋以前的政治历史，并将其汇编成书，为重要历史材料的保存作出了重要贡献。“礼”即周朝的礼仪，它涵盖了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度、仪节以及道德标准等方方面面，是教育人们立身处世的重要规范。“乐”即音乐，用于陶冶学生的情操。

现代教育具有丰富的教育内容，采取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使教与学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但是，礼乐陶冶仍旧与现代教育的成效是分不开的，现代社会丰富的诗文朗诵、音乐陶冶便是最好证明。

2.3 因材施教是现代教育的得力手段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提倡“教学相长”，总结出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就是从个体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差别教学，使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扬长避短，获得较好的发展。孟子也非常重视“思”的作用，认为“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外，孟子强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种教学方法坚持了循序渐进的原则，对现代教育颇有启示。

综上，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的原则与方法，是与现代教育教学理念相统一的，在实践中又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是中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理应吸取的精华。

2.4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现代教育的终极追求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孔子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崇高理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崇高理想。孔子是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最受推崇的伟大思想家，其影响已远超出中华民族的范围。孔子的核心思想是 “仁”，而“仁”要达到的目标是社会大治，最终理想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①如果我们将这种思想产生的特定时代局限性放于一边，并在深刻认识现实社会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去充实它的合理成分，那么它的现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现代教育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完善人格”为目标，这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是内在一致的。因此，现代教育应取儒家教育理念之所长，结合自身发展实际，以更好更早地实现教育现代化。

第5篇：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关键词】 孔子 社会 价值观 精神

儒家 哲学 是 中国 传统哲学的主流，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影响 极为深远。而价值论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 那么儒家道德价值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之主导，而孔子的思想却是儒家思想之原典、源头所在。孔子的思想经孟子、荀子继承和 发展 ，董仲舒等弘扬和尊独，宋明 理学 各派的阐释和复兴。孔子的思想一直被统治者奉为正宗学派，作为统治思想，孔子本人也被推崇为“大成至圣先师”。

孔子所生活的 时代 是一个“礼崩乐坏”、诸侯混战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天下征战自诸侯出”、“八佾舞于庭” （《论语•季氏》）的环境。而孔子又是一个博学多才、畅怀大志的“弘道”之人，面对乱世，他主张道德、 经济 、 政治 等价值相结合，以达到复礼的地步。而他在社会价值观上一系列的观点思想影响是深远的，其提出的仁义道德对于治理国家、巩固政权、统治人民的价值功能思想；提出关于仁义道德是维持人类社会的根据，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以道德作为社会的支撑、以正名作为社会的原则、以“庶、富、教”作为社会的条件、以“修己安人”作为社会的宗旨。这一系统的社会价值观在当时虽没有被统治者所充分利用，但其思想价值却是深远而重大，这一思想也被后世一直继承发展并推崇。WwW.133229.COM其其中的意蕴很值得我们反思。

一 道德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支撑

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需要内在的动因和外在的动力的结合并促动支撑的。而其社会的发展无外乎需要四个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军事力量以及精神文化。正是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存在发展的支承点。离开这四个支承点，一个社会很难得以维持和发展。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始终存在的理念就是把道德与政治相结合，以道德来指导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的贯彻。孔子在这点上是这一思想的发创也表现尤为突出。在孔子的思想里，社会存在发展必然需要经济、军事、制度以及的道德的支撑，并认为道德是最重要最根本的支承点，也是核心和主导。

《论语•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在孔子看来，任何人的生存、任何社会的维持、任何国家的存在，是需要先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生活资料的，“足食”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但同时作为一个国家尤其是在战乱纷争的时代，要想不被欺凌和侵略还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足兵”是维持最基本的存在；再加上拥有一套完善的社会制度，“使民以时”，在中国这样的以农立国的农业大国，其国家经济就是农业经济，而其发展的条件是必须要具备一个完善的制度来保证“使民以时”的，从而促使人民安定生产而粮食充足。

但在孔子心目中，认为一个社会、国家光具有丰富的经济基础、强大的军事力量、完备的社会制度仍然不够，而最根本最重要的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核心、主导是“信”，是“仁”之贯彻，即是仁义道德要在社会生活得以贯彻、得以普遍。只有这个核心之支撑才能让一个社会、国家真正得以生存与发展。

孔子认为只有道德才能够做到“尚贤”，只有统治者具有仁义道德才能表率、感召人民，才能更好的统治，才能“子欲善而民善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只有道德作为社会的原则才能治国平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只有道德才能使“民信之”，只有道德原则的贯彻，才能够是整个社会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论语•颜渊》）。社会才能安定、稳定。

在孔子的社会价值坐标中，仁义道德是高于其他社会支承点的，高于一切价值。道德高于生产、经济、利益、军事、 艺术 、宗教等等。早整个价值体系里，仁义道德是处于最高的层次，居于最上的地位。

孔子身怀救世之情怀，一方面为社会的存在发展寻求到其支承点的所在，认为社会的存在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基础、军事力量、社会制度以及道德精神之上的，而且在另一方面还同时把道德做为社会的最根本的支承点。这一思想具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也是以后的统治者当作统治国家的思想发扬广大。

二 正名主义是社会存在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则

孔子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让孔子感到一个社会的存在发展需要有支承点之外，还需要正名定分，认为“政者，正也”。他目睹当时各种制度的崩坏且人伦失常，他认为当时各国之所以出现“子弑父、臣弑君”、“天下征战之诸侯出”的状态，是因为名分不正、人伦不常，而解决这个 问题 的途径就是要“正名”，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

《论语•季氏》中记载“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 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 有道,则庶人不议。”认为如果“名不正则言不顺”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就会导致一个社会的崩溃。所以应该要“克己复礼”以正名。

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应该需要一个明确贯穿于整个社会领域的原则，孔子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就是认为这个原则就是“正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只有正名，才能挽救秩序的崩溃，促进周礼的复兴；也只有正名，才能恰当的运用刑罚，制止邪说暴行的产生和流行；只有正名，才能使得一个社会得以正常的发展。

在孔子的理想中，一个美好的社会应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伦有常的，应该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公冶长》）的社会，而贯彻这样的社会的最重要的原则就应该是“正名”。通过正名字、定名分、寓褒贬来使得整个社会处于“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的状态，使得每个社会成员能够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各敬其事，做到“在其位谋其政”。

孔子这一思想也是给后世之影响深远且重大，后来被董仲舒等发扬广大，且一直被后世的统治者作为治世的重要原则。另这一思想对于人们的正常人伦也有着重要的意义，给人伦的正位提供重要的原则。

三 “庶、富、教”是社会存在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在

在春秋 时代 ，儒墨道法等都在寻求着一个 社会 的良好 发展 模式，而其中大多都认为人口是十分重要的资源，因为在当时，无论是作为生产力最重要的主体还是作为军事力量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人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人口众多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强盛的标志之一。孔子也看到这一点，并认为社会存在和发展、国家兴盛和强大，首先应该要惠政于民以发展人口。而在当时发展人口有两条途径：一是使本国人民安居乐业，生儿育女，从而繁殖人口，另一个就是通过本国的各项惠民政策使得其他地方民众来到自己的邦国以增加力量。而在孔子看来对于发展人口的具体举措就是《论语•子路》中记载：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近者悦是因为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生活蒸蒸日上；远者来是因为声名远扬，吸引外地人才。朱熹说得好：“被其泽则悦，闻其风则来。然必近者悦，而后 远者来也。”（《论语集注）卷七）　所以，首先是要为人民谋幸福，增强国力，使“近者悦”。使得本国的人口得以安居乐业。其次就是广开言路，知人善用以“尚贤”，使得外地人才闻风而至。

孔子在看到人口因素的重要性外，还主张应该惠民爱人，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富裕起来，因为在孔子思想里一个社会真正的兴盛不是作为君王和官员的富裕，而应该是百姓人民之富裕。《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是孔子弟子有若答鲁哀公所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时所言。也即是发挥孔子“政在使民富”（《说苑政理》）的儒家思想。孔子认为，民富在于薄税敛“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同上）。 孔子认为一个社会要想长足发展必须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择其可劳而劳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要仁民、富民，主张限制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应该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富裕起来，这样一个社会才真正谓之发展，一个国家才得以有强大的民众基础。

在注重人口因素和人民生活的 问题 上孔子还看到了精神文明和 教育 的重要性。物质生活的丰富固然能够带来精神文化的进步，“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管子•牧民》）；但同时在另一方面物质生活的丰富往往也伴随着道德的沦丧，“饱暖思淫欲”，随着物质财富、享受欲望在不断积累和增加，“无耻者富，多信者显”，贪婪无耻，自私狡诈，阴险毒辣等现象也随着增多 。孔子正是看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在“富”的基础上发展精神文化的建设和对人民的“教之”。在这一点上，孔子可以说极其睿智、眼光长远的，极大地超出了当时各家学派有识之士的思想。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培养出众多之人才，他深深的看到了精神文化的塑造、教育对于人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择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 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 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认为作为统治者应该要加强精神道德的塑造，要进行对人民教育宣传，要使得“民信之”。

而且孔子把“德”与“礼”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 内容 。认为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要做到以“礼“统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以说孔子是有机地把社会发展的三个基本条件：人口因素、生活水平和精神信仰结合统一起来。他看到了在大力发展 经济 的同时往往会伴随着道德沦丧的现象，这就需要进行道德文化建设。这一思想也值得我们今天所借鉴。

四 修己安人是社会存在发展的最主要的宗旨

孔子一生中以君子具有“仁“之品德是为“成人”。而“仁”的内容却包含多重，但无论是“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还是“忠恕”之道，映射到社会领域那就是“修己安人”的价值观。

《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怀着“修己安百姓”的终极情怀，而落实这“修己安人”的社会宗旨。在他看来，通过”修己“而达到“安人”的目的，进而起到改变社会的作用。“安人”是经世之道、治世之道。可以说安人之道体现了孔子的强烈社会 历史 责任感。

在孔子的思想中，济世救民的社会最高宗旨是子贡所提出的：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博施於民而能济众”是最高的社会宗旨，是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圣”了。在孔子肯定“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为圣境的同时并认为其落实到社会生活层面上就是“修己安人”。而“修己安人”这一社会宗旨是通过“为仁由己”从而“能近取譬”般推己及人，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落实的。

孔子认为“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十分重视主体的作用，通过自我修养，“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自律的 方法 ，来大到”仁“的境界。然“为仁”、“修己”的内省、自律截是为“立人”、“达人”进而到“安人”的目的。孔子带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舍生成仁之信念，怀着“博施於民而能济众”的终极情怀，把“修己安人”作为社会存在发展的最主要的宗旨，并认为通过“内省”自律达到“修己”进而“立人”、“达人”、“安人”，实现“老者安之，友者信之，少者怀之”的价值理想。

孔子这一思想后来在《大学》中被进一步发展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思想。也说明了孔子这一社会价值观对后世 影响 深远并被后世发扬成重要的社会宗旨。

五 孔子社会价值观的当代意义

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脉，礼乐文明的重要依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 而孔子一生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其社会价值观为后世治国治世提供了重要标准和规范，也是值得我们现在探索和寻思的。

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必然离不开其系统的社会支承点结构；也离不开社会本身各项条件的存在；另作为人与人所结成的社会必然要有重要的原则和主要的宗旨，而人与人关系的调整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个体发展，另一方面又同时要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助，而这就需要既要明确人伦，使得各得其位，还要人际关系是互利双赢，从而使得一个社会得以正常健康有序的发展。

而 目前 的 中国 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时期。一方面社会发展迅速并取得一定的成绩，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物质资料得到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另一方面，目前社会问题还比较众多，矛盾还比较突出，金钱至上、信仰缺乏、精神空虚、职责不分、权责不清等等一系列现象尚存在严重，而这些都严重的影响了社会的正常健康有序的运行和发展。这也就需要我们既要从现实状况寻找原因，同时还要充分寻求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尤其孔子的社会价值观来匡正人心的迷失、精神的迷乱、信仰的缺失，要充分发扬其中的理念和经验来为我们社会的发展所提供 理论 上的指导。

【 参考 书目】

1 赵馥洁 著：《中国传统 哲学 价值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赵馥洁 著：《中华智慧的价值意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赵馥洁 著：《价值的历程》， 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2006年版

4 张岱年 著：《中国伦理思想 研究 》，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 匡亚明 著：《孔子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钱 穆 著：《孔子传》， 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

7 王恩来 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

8李中华 主编：《中国人学思想史》， 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

9齐冲天等 编译：《论语》，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

10【美】•顾立雅 著 高专诚 译：《孔子与中国之道》，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第6篇：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这是一座青铜孔子像，高达9.5米，重约17吨，以孔子站姿为造型，面部温和睿智，长髯垂胸，衣袂飘飞，双手合于胸前，目视远方。雕像身体部分以简朴、概括的手法，将人体的结构融入自然的山石形态当中，古朴雄浑，气势磅礴。

就是这样一尊雕塑，引来无数热议，还有质疑和批判。为什么是孔子站在这里々因为这里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紧邻的天安门广场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这里曾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还因为这尊雕像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却在近百年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批判。

透过非议，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文化契合：一个中国文化的巨人站在象征民族历史文化的国家博物馆大门前，显得是如此的恰如其分、交相辉映!

一座文化高山

“孔子像和政治没有关系，要从文化的角度去诠释。”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解释说，博物馆历史、艺术并重，要有厚重感，你没有个文化巨人，那你就显得没有文化，也没有历史。孔子与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一样是世界公认的文化巨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化的名片，因此在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全面竣工之际，孔子像落户国家博物馆，与国博自身的文化含量是非常相配的。

本着这个指导思想，孔子雕塑就成了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吕章申找到了著名雕塑家吴为山，请他为扩建后即将开馆的国家博物馆创作一座孔子雕像。

吴为山这位雕塑大师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尽管他一直潜心研究孔子像的雕塑艺术，先后创作了20多个不同样式的孔子像，作品被英国、法国、韩国等多个国家收藏，但要为国家博物馆塑一座孔子像，还是有些诚惶诚恐。孔子像要一副什么样子，才能配得上国家博物馆这个珍藏着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殿堂?

为找到他心目中的孔子形象，吴为山曾专门找到了孔子嫡传后代的照片，还参照过一些儒商的形象，但仍很难确定一个清晰的轮廓，因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孔子的形象，古书中对孔子的形象也有很多描写，自己也创作过一些孔子雕像，要有创新还是很不容易的。”

最终，吴为山为他创作的这尊孔子像找到了一个突出点，就是“儒雅”，把孔子塑造成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慈祥、谦恭、渊博。在吴为山看来，孔子的仁爱思想与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一致，而谦恭也能体现出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大使独具的文化智慧和礼仪风采。

而为了与博物馆建筑风格相协调，吴为山考虑到了孔子像造型也需要有所创新。“高达9.5米的孔子像是要矗立在室外的，这就要求必须和周围已有的建筑相融合，至少看着不能让人感觉突兀。”本着这样的理念，吴为山最终将人体与山体结合起来，整体上以山体的形象作为造型参考，意在表现孔子的正大气象；其次，在人物姿态上又借鉴了孔子的写实性造型。通过人物造型的谦恭、和善、仁义、智慧气质来表现孔子的内在文化精神，总体思路是“面含春风，满怀仁爱，智者谦恭，巍然山巅。”

一次思想传承

“孔子像在这个时候走向天安门广场是历史的选择。”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大千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巨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把孔子像立在国家博物馆门前，是非常恰当的。在经济崛起之后，文化大国必然需要文化巨人。在诸子百家中，孔子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历史的影响力显然是最大的，因此选择孔子无可厚非。

王大干表示。所谓历史的选择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依然需要孔子思想，“现在环境问题、民族问题都比较突出，这些问题都需要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树立孔子像也是我们时代文化自觉、自强、自信的标志。孔子思想集中体现我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具有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是不会过时的。”

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政治漩涡中的孔子如坐过山车般大起大落，有无限抬升尊为“至圣先师”崇敬至极的时代，也有贬低、丑化甚至妖魔化孔子的时代。但这些起起伏伏并没有影响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地位，这就是孔子学说的生命力所在。

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以儒学为正统，儒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深刻地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其伦理道德、仁爱和谐内容成为一个个朝代的执政思想和一代代中国人恪守的行为准则。一个世纪之前，西方文化涌入中国，西方文化崇拜开始在中国流行，儒家学说被封建政权维护统治所利用的“三纲五常”等封建糟粕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上世纪60年代的“”。又提出了破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四旧”。儒家思想彻底失去了主体地位。

然而，儒学失去了统治地位后却没有出现继任者，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社会思想在中西文化的交织间徘徊，艰难地寻找着根植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

但儒学的影响已如血液般流淌在中国人的身体里，成为了国人固有的文化基因。即使完全浸润于西方文化之中的海外华人，其思想深处那些尊老爱幼、和睦相处的家庭伦理道德等仍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所在。

今天的中国，正在发展中崛起。对于许多的中国人来说，重新树立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尊与自信，对于未来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从目前来看，国家的发展需要和谐，世界的发展需要和平，孔子学说中“和为贵”的思想，正成为当今及未来全世界一个共同的追求。

国家博物馆门前竖起孔子像，引来无数国人的大声叫好。著名学者易中天认为，孔子学说里的忠君思想、贬农之说，的确不合时宜，其稽粕也人所共见，可是作为一门学说、一家之言，不能因其存在瑕疵而放弃对其整体价值的尊重。尊重无须拔高，无须像封建帝王一样，为他加官进爵；学说无须膜拜，不需要在各地建孔庙，搞大规模祭拜。“只要把孔老夫子放在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地位上，汲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便是尊重，就足够了。”

一个价值符号

“作为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至圣先贤，作为我们中国人一个精神归属，孔子雕像在天安门的建立，反映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视。”著名文化评论人于丹认为。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历朝历代都对他有着不同的评价，在上一个世纪更是经历了两次根本性的颠覆，所以在21世纪我们要完成的实际上是一次修复。“孔子像在天安门的竖立，仅仅是一个符号，是一种意识，是一种价值传递，但它绝对不是终结。以后真正的发展是让这种巨热的温度降到和我们生命体征一样的温暖，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在中国文化中相随相伴，体会入心，可以让它结合当下价值，进入我们自己的生

活体系。”

而在吕章申眼里，孔子像更是一张国家名片，代表着中国的形象。中国人对孔子形象的向往和憧憬，几千年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艺术家用各自的智慧将他们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作出了不同的演绎，成为人们瞻仰和礼拜的圣像。今天当人们面对这尊塑像时，会发出许多文化的感慨，会产生与孔子思想相关的许多联想，所谓的“思接千古”，正是通过这一特殊的媒介而获得雕塑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

实际上，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孔子，以其优秀的思想在国际社会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美国诗人、哲学家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2005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设立“孔子教育奖”。这是第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国际大奖，主要用于奖励世界范围内在全民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具有杰出贡献的个人。

孔子作为中国的文化品牌和形象不断走向世界。从2004年开始，中国在国外创办以普及汉语教育、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理解与友好的孔子学院，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和欢迎，许多国外教育机构主动联系中国国家汉办要求建立孔子学院。如今孔子学院已经在全球五大洲开花结果，9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近70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1月21日，国家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专程到芝加哥佩顿参观了设在那里的芝加哥孔子学院。

在孔子故乡山东，山东省对外文化交流团每次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都会有孔子文化的内容。每到一处，代表团都受到了格外的欢迎，孔子文化展引起了国外观众的极大兴趣。他们通过展览看到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中国智者，看到了孔子文化的魅力。

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文化世界行”是山东省着力打造的文化“走出去”品牌工程。2010年2月22日，孔子圣迹图展和汉像化石图展走进了法国卡昂市。法国下诺曼底州议会副主席博诺飞先生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孔子思想和学说在世界的影响力。充分肯定了孔子思想中以“仁爱”为核心的“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博诺飞认为，孔子的思想理念在中国历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在那个时代远远超过了欧洲。举办的“孔子文化世界行”展览内容精湛而丰富，为大家更好地了解孔子和学习中国文化提供了机会。

而在“孔子”走进美国旧金山时，加州众议员马世云异常激动，“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美国的、加州的。加州是多元文化交流荟萃之地，孔子文化深受大家喜爱，我们热烈欢迎孔子的到来。”

孔子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特点、伦理道德等方面影响很大，在世界上也很有影响。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公元前551年出生在鲁国(今山东曲阜)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少年时代生活贫困，管理过仓库，也看管过牛羊。孔子很喜欢读书，学习刻苦而又虚心，认真地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逐渐成为学问广博的学者。那时候，很多读书人愿拜孔子作老师，于是孔子就创办了私学，广收学生。

孔子50岁时在鲁国做了官，表现出了良好的政治才能。不久，孔子对昏庸的鲁国国君十分失望，就辞官不做，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各个诸侯国，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孔子晚年一面继续讲学，一面整理古书。他整理了《诗经》、《尚书》等几部书，还对鲁国史书《春秋》作了修订，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和传播做出了贡献。

公元前479年，73岁的孔子在鲁国去世。第：年，鲁国国君把孔子的家改建成庙，这就是孔庙。孔庙后来成了历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地方。

外媒评论孔子像

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说：汉代已有人称孔子为“素王”，“素王”就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无冕之王。清代统治者封给他一个称号：“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概是2000多年中读书人的最高头衔。今天孔子走进天安门是理所当然的，

英国《独立报》称：孔子雕像的竖立，标志看中国人对孔子的一次重要反思，标志着这位学者、思想家以及教育家在中国的高调复兴。

第7篇：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一、孔子道德责任思想的四个维度

孔子处于我国的春秋晚期，当时战争频繁发生，各种思想不统一，道德失去航标，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也不均衡，处于奴隶制度衰退、新兴的封建制度正在萌芽的时期。各个国家的战争、社会的动荡，孔子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他收了很多弟子，通过言传身教，发表了一系列包含道德责任意识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展开，归纳起来包括四个方面：1、对他人的道德责任思想孔子教育弟子在日常生活中要承担对于他人的道德责任，在与他人交往时要善于帮助别人，不能鼓动别人做坏事，也要做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事要换位思想，从别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不能强行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不能随意损害别人的利益。孔子注重诚信，表示人活一世要讲信用，只有这样别人才会拥挤和尊重你，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孔子要求弟子在社会实践中也要落实诚信意识，要经常反省自己，全面提升自身素养。孔子还告试弟子要“听其言观其行”，在日常生活中要庄重、明礼诚信，交朋友时要谨慎。2、对家庭的道德责任意识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具有家庭责任感，才能承担社会责任，在家庭里要孝敬父母，礼敬兄长，认为“人之行，莫大于孝”。孔子在家庭道德责任思想方面主要注重孝悌，做人的根本首先要孝敬父母。子女在物质层面要尽孝，要照料父母，同时也要尊重、顺从父母，让父母精神愉悦。3、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思想孔子从君子和士两个方面论述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思想，所谓社会道德责任指的是社会责任以及具备的品质，君子要明道、卫道、树仁、扶正、扬善，孔子一生追求道，认为生命的价值与道的价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为君子应具备的最重要的社会道德责任是明道和卫道。4、对国家的道德责任思想孔子认为，任何人要忠于国家，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也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为轻体现了将老百姓放在首位的思想，“忠”指的是要让国家富强，人民安康，并认为君子要步入佳作，可以更好的尽到社会责任。

二、孔子社会道德责任思想对当代大学生道德责任意识养成的启示

第8篇：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关键词:责任伦理;权;时;信念伦理

    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对,是由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在一次演说中同时提出的。表面看来,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极其对立的,因为前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者的意图,而后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的后果。但如果进一步去探索二者背后的深层动因,就会发现二者又是统一的,因为它们都根源于行为者内心所秉持的信念。所以,信念伦理是只关注信念而不关心后果,责任伦理则是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来看儒家伦理,也是信念与责任并重,所以儒家伦理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当然在儒家伦理中,我们也可以同时发现信念伦理这种取向,但儒家伦理所追求的,则是信念与责任的和谐统一。儒家哲人尽管在言行中有诸多的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责任伦理精神,这源于他们内心强烈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在孔子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以往我们常认为,孔子是个迂腐的迂夫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既不是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道顺应时势的人,也不是只知道固守原则、不知道灵活变通的人。《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来,孔子杜绝了四种不好的倾向:凭空猜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可见孔子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

    孔子非常重视“权”的思想,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在孔子这里是最高的处世原则,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贤虽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却往往是固执一端而不知权变。不过孔子非常自信,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贤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权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权变呢?这就要掌握“时”。时即合乎时宜,就是要符合时势发展和变化的要求。首先要审时度势,认清时势发展的趋向;其次要随时变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顺应时势的变化。孟子对此十分景仰,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道理。

    通权达变,应时而动,并不意味着可以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说可以毫无原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而是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顺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将原则的坚守与方法的灵活运用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是无所谓可也无所谓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义的原则。生当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最大的义,莫过于匡正这个元道的、混乱的社会。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在他看来是必须坚持的。至于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可以变通的。与道义的原则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时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某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可以暂时违反的。只知道一味坚守道德规范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的,是浅陋固执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在这样的见解之下,孔子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当时的士君子道德规范的举动,结果招致了弟子的非议。在卫国期间,为了求得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此人名声极坏),引起了子路的不满,以至孔子不得不对天发誓,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礼的。更有甚者,当一些叛臣来礼聘时,孔子也想去一试身手,这更加让子路不满,对此他进行了辩解:“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在孔子看来,他不是白去,而是去弘道的,如果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可以让周礼在东方复兴起来;他深信以自己的德行,决不会与乱臣同流合污,但如果身怀治国安民之才而不去施展,想为国为民做事却又屡次丢掉机会,这样是不对的。可见,孔子并非认可那些叛臣们的做法,他一向是反对犯上作乱的,他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遇到有志于治国安民的为政者,能否给予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之所以“欲往”,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当然,如果为政者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真的去应召,他也从未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精神,不能不让人钦佩。

    孔子不仅自身如此,对别人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精神,其中尤其以对管仲的评价最为典型。管仲在道德方面的修养确实不高,孔子曾经对其大加批评,说他不节俭、不知礼、不忠,确实有悖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孔子却极力称赞他的仁德,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功,非常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则。可见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中,孔子是将事功与道德分开来看的。管仲成就事功的手段可能有问题,但其结果与其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的安定有序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在一个道德上并不完美的世界中,在目的、手段和结果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在责任的驱使下,通过道德上成问题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与结果的统一,这就是责任伦理精神的体现。孔子看到了这种伦理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所以他能容忍管仲道德上的污点,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确实富有责任伦理思想,不过他也有着信念伦理倾向。比如,面对“有道”与“无道”两种不同的境遇,君子究竟应该如何抉择,对此孔子曾经多次加以讨论,其典型表述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孔子作出的是基本相同的选择: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该积极入仕,如果甘于贫贱而出世,是可耻的;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君子可以消极出世,如果入仕以求富贵,也是可耻的。“有道则见”体现的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责任意识,可以说是一种责任伦理精神;“无道则隐”则是为了坚持信念而放弃了责任,表现的是信念伦理倾向。这种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并存的现象,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

    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和冲突,也体现在他的弟子们身上。孔门弟子众多,其思想也各异,在责任与 信念的问题上也有争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问弟子说:“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对此问题,子贡与颜回分别给出了不同回答。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而颜回则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子贡认为老师的主张确实伟大,但太理想主义了,所以不能为世所用,最好能把标准稍微降低一点,这样才具有现实上的可行性。颜回也认为老师的主张伟大,但不能为世所用,这不是自己的错,而是有国者的耻辱,正显出老师理想主义的崇高。孔子听后,批评子贡志向不高远,对颜回则大加赞赏。不过最终,还是子贡到楚国搬来救兵,孔子及其弟子一行才得以脱离险境。

    孔门弟子不仅在思想上有争论,在实践中的表现更不相同。仍以子贡和颜回为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颜回则没建立什么功业,这当然和其早死有关,但即使不如此,恐怕也没法和子贡相比,这是他们不同的人生哲学所决定的。基本上可以说,子贡遵循的是责任伦理,颜回坚守的是信念伦理。孔门弟子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冲突在其弟子身上的一种展现。

    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弟子,而且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哲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当前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但问题也不断显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的责任感的缺失和相应伦理观的混乱。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旧的价值观念已经动摇,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但还未普遍确立。价值观念缺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责任感的缺失,造成了当前社会中不负责任的现象大量出现。所以,责任伦理建设在当前中国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西方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值得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中丰富的责任伦理思想,同样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韦伯是从政治伦理的立场来提出责任伦理概念的,而儒家伦理最终也要归结为一种政治伦理,所以以下仅从信念与责任并重的角度,来看一下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对当前政治责任伦理建设的积极作用。

    责任伦理是信念与责任的有机结合,而且信念是责任的源泉,任何负责任的行为都是在信念的引导下实施的。所以政治家一定要在内心充满崇高的信念,否则就很难保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担负起真正的责任。韦伯指出,政治家是为了某种事业而去追求和运用权力的,至于这项事业是什么则属于信仰问题。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于他为之献身的崇高信念,而不在于责任本身。如果没有崇高的信念做后盾,怎么能保证现实的责任不流于权力政治的工具?

    孔子坚守着崇高的道德信念,那就是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这在《礼记·礼运》篇中借孔子之口所描述的大同世界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这种道德情怀是推动儒家哲人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资源,它从伦理的角度说明了权力的根源、归属问题。现代的政治家必须了解,公共权力在根源上是属于公民大众的,只有对这一理念具有深切的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手中执掌的权力视为私人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为公作为政治家的道德情怀,它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仍能起到一种支援作用。如果现代的政治家都富有这种道德情怀,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力量。

第9篇：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范文

[关键词]“儒” “礼” “仁” “中和、中庸” “性善说” “道德境界”

一、孔孟儒学的意义及地位

儒本来是一种职业，所谓儒者，就是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对于孔孟，这话是不能说的。孔孟虽亦儒者，但他们又创立了儒家。儒家与儒者是不同的。儒者是社会中的教书匠、礼乐专家，这是孔子孟子以前有的。儒家是孔子所创立的一个学派。他们也讲诗书礼乐、“古之人”等。但他们不是照着“古之人”讲，而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孔子因其以述为作，所以他不只是儒者，也是儒家的创立人。儒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不了解儒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文化。而要了解儒学，则必须领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二、孔孟儒学思想的具体阐释

儒家是以仁、义、礼、智见称于世的。后人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但孟子讲“四端”则只说道仁、义、礼、智。此四者也是孔子常讲的。将其并列为四，则始于孟子。

先说孔子的“仁”、“礼”为主要内容的思想体系，孔子生当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奴隶制一触即溃。面对时局，孔子不惜以年迈之身，周游列国，宣传以礼治国，主张恢复“周礼”以重整社会秩序。其思想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仁者爱人。“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对“仁”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阐释和规定。从正面讲，“刚毅、木讷近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博学而笃直，而同近思，仁在其中矣”。从反面讲，“巧言令色，鲜矣仁”。就其具体的内容而言，仁者即是爱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亦所谓恕，合忠与恕，谓之忠恕之道，忠恕皆是推己及人。忠是推己及人的积极方面说，恕是推己及人的消极方面说。如是“推其所为”，以及他人。所以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仁是孔子哲学的中心，而忠恕又是“为仁”的下手处。

第二，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求，通过对个体道德的自觉培养，提高修养，使一切视听言动都符合“礼”的要求。能立即能循礼而行，则可以“克己复礼”。

第三，和贵中庸。《论语尧曰》载：尧禅位于舜，教四字之诀“允执其中”，意即以“中道”为政教的准则。舜受尧命，唯中是用。孔子对此大加赞赏。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可以说，它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这些思想，就是其本身而言，有其合理性，但就时局而言却不合潮流。孔子死后，儒家很不景气，杨朱、墨翟的学说很有市场。孟子把自己视为孔子的传人，立志恢复儒学，并对孔子的仁学作了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给仁学找到了人性论的根据；另一方面，又把“仁”的道德内涵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基础，建立起仁政学说。

第一，为了寻找仁政学说的自然基础，孟子提出了性善的人性论。性善的核心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丑下》），即人人都有不忍伤害别人之心。这种不忍人之心又可称为“恻隐之心”，即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心。围绕“不忍人之心”，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概括为“四心”。

第二，仁义礼智与人性美。孟子突出了仁、义、礼、智，他把这四者与人性善组成一系列。孟子的仁当然不只停留在动机上，它也要转化为行动，行动的原则是由心而行。由己及人，由亲及疏，孝和亲中亲是仁的根本。仁蕴涵义，是义的行为，不必是仁的行为。孟子所说的礼，指揖让进退之类的行为规范。礼从属于义，是仁义的外在表现，是进入仁义道德之境的门户。智是对于仁义礼的了解。人必对于仁义礼有了解，然后才可以有仁义礼的行为。如无了解，他的行为，虽可以和乎仁义礼，但严格地说，不是仁义礼的行为。其只顺性而行，或顺习而行，他的境界，不是道德境界，而是自然境界。

孟子的思想体系还有道、德、信、思等等，但仁、义、礼、智是核心，其他可视为外延。孟子与孔子相比，伦理内容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孟子的新贡献主要在于把伦理范畴与人性善连接在一起。人伦关系出自人的本能，就这一点论，在儒家伦理观念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儒家的系统性格

民族的心态和性格特征，既是民族文化的主要表现，也是一个民族的象征。直接影响民族心态和性格特征的是文化的核心，即价值取向。中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以儒学作为宗教信仰的民族。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它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必然对中华民族性格特征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构成了我们民族共同的性格和主要的思维方法——道德境界。

儒家讲道德，并不是只宣传些道德规律或道德格言，叫人只死守死记。因此，孔孟从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力求用道德境界的精神遗产进行社会教化，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天下大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积极政治理念，所以儒家把家国并称，把修齐治平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孟子则把他继续向前推演到“仁者无敌”。然而，道德境界的实现，需要个人的高度自觉；个人的自觉当然取决于个人抵制自然欲望的能力、抵制追求利益的过分强烈愿望。孟子提到“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就是道德境界的最主要最实用的修炼过程。

四、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儒学是人类文化性高度发达的产物，它培养人们特有的高尚道德情操和礼仪文明习性，它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良性互动中发挥过沟通、融合的重要作用，它也会在当代世界文明对话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儒学之所以能够推动世界文明对话，就在于儒学体现了人类的道德自觉，揭示了人生常道，维护了人类的尊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民族将不仅发扬儒家文化仁爱宽厚的精神，使自己的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进行更深入更有效的对话和交流。而且中华民族也将以儒学“中和之道”的态度和智慧促进正在发生冲突的各种文明之间的沟通和了解，起到中介和桥梁的作用。

总之，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塑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和塑造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其消极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隐暗性格。今天，我们已致力于建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价值体系，就不能不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学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分析，使之成为新价值体系的有机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新原道，1986，（11）：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