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人生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是接受美学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接受美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借鉴与转换;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那里得到了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得到了全面研究和系统开掘，中国学者结合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

在人类文艺理论史上，历代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考察过艺术的本质与特点，提出过不同的理论主张和思想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论的角度考察艺术，认为艺术是人类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更加突出了艺术创作自由自觉的生产本性，既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又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它是人类文艺理论史上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一 接受美学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借鉴与转换

过去，理论界在谈到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时，一般都认为它的理论渊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欣赏的观点。传统文学理论虽然没有将读者放到重要地位，没有形成系统的接受理论，但却有零星的欣赏、接受方面的论述。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的“净化说”，已接触到了文学在接受过程中产生的审美效果问题。中世纪阿奎那对基督教徒接受《圣经》的论述:无论虔诚者接受什么，他们对真理和上帝的启示都是用自己的尺度来理解的，这已涉及到了接受的能动性问题。随后，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观点的解释，以及他在《汉堡剧评》中对戏剧观众的重视，都对接受美学提供了启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关于审美判断性质与特点的论述，也为接受美学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二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阐释学理论。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我们理解任何东西，都不是用空白的头脑去接受，而是用活动的意识去积极参与。也就是说，阐释是以我们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为基础的。这种意识的“先结构”使理解和解释总带有解释者自己历史环境所决定的成分。在文学作品的解释方面，伽达默尔的看法是，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并非作品本文所固有，而是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与作品相接触时的产物。他说: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给定的原意，而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历史对人的意识活动的重要影响，否定了作品具有恒常不变的绝对性和理解的唯一正确性，把解释看成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对话，同时还注重了读者对意义的创造作用。可以说，阐释学理论为接受美学提供了直接的启发 ① 。当然，也有人认为接受美学的理论渊源不止以上两个方面，而是多个方面。概括地说:“对接受美学有所影响的前人理论大概有:1.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2.布拉格结构主义文学理论:3.茵格尔顿（应为英伽登——引者）的现象学美学;4.加达默的解释学。” ② 无疑，过去理论界对接受美学两个理论渊源或四种理论影响的看法都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生产与消费关系论，也是接受美学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接受美学关于作品在读者的阅读中才最后完成的论述，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产品在消费者的消费中才最后完成观点的借鉴与转换。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只是在消费中产品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在把产品消费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作为内心的意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的目的。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③ 马克思关于“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的论述，包含着四个重要观点。即:产品只有通过消费才能成为现实的产品;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才最后完成，只有主体——消费者的参与才能最后完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需要和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和生产对象的主观形式——意象性产品。

接受美学关于接受对作品和创作影响的主要观点，直接受到马克思消费对产品和生产影响有关论述的启发。接受美学认为，接受活动对作品和创作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作品通过阅读才能成为真正的作品。“例如一部小说，在未经读者阅读之前，只不过是一叠印着铅字，经过装帧的纸张，就象一部电影在与观众发生关系之前，只不过 是一堆正片胶卷;存放在博物馆仓库里的雕像，只不过是一块具有某种形态的石头、或者木头、金属一样。” ④ 第二，作品通过接受才最后完成。接受美学认为，作者创作出的作品，在未经过主体——接受者的参与和接受时，仅仅是包含了许多不确定性和空白点的“框架结构”，只有当这个“框架结构”被接受者体验、加工、补充和创造，作品才最终完成，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才得以体现。诚如姚斯所强调的那样:“在作者、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形中，读者绝不是被动部分，绝不仅仅是反应连锁，而是一个形成历史的力量。没有作品的接受者的积极参与，一部作品的历史生命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仅仅是通过他的中介，作品才进入一个连续的变化的经验视野之内，在这里面发生着从简单接受到批判性的理解，从消极到积极的接受，从公认的审美规范到超越这些规范的新创造的永恒转变。” ⑤ 这种作品通过接受才最后完成，用伊瑟尔的话说，也就是从“艺术极点”向“美学极点”的转变。“文学作品就有两个极点，我们可称之为艺术极点和美学极点。所谓艺术极点是指作家创作的作品;所谓美学极点就是由读者完成的实现过程。这种极性使得文学著作既不与其本身等同，又不与其实现等同，而应该介于二者之间。著作不仅仅是作品，因为作品只有被实现才会显示其活力。实现过程依赖读者的个性——尽管他反过来受到其他格式作品的影响，作品与读者的融和使作品得以生存。” ⑥ 第三，接受活动促进新的创作需要和创作前提的产生。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接受活动会反作用于作者，是作者产生新的创作需要和创作前提的推动力，是影响作者具体写作活动的潜在因素。用接受美学的表述方式，就是“隐含读者”理论。伊瑟尔在《读者作为小说结构的重要成分》一文中说:“在文学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作者头脑里始终有一个‘隐在的读者’，写作过程便是向这个隐在的读者叙述故事并与其对话的过程。因此，读者的作用已经蕴含在文本的结构之中。” ⑦

在接受美学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与消费关系论的比较研究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理论不仅可以作为科学的接受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而且如上所述的各方面的理论内容都可以移入对文艺生产与接受现象的分析中” ⑧ 。当然，在这种理论框架建构和理论内容的移入过程中，接受美学又实现了从经济学批判向美学分析重点的转移，从物质生产的生产—消费向艺术生产的创作—接受的理论发展。

二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继承与发展

艺术生产，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个经济学术语，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文艺学概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谈到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时认为，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其全过程都具有生产特性:“不仅艺术传达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构思也具有生产性;不仅艺术创作具有生产性，而且艺术消费也具有生产性。只不过有物质性的生产性和精神性的生产性之别。” ⑨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那里得到了深入研究与大力弘扬，特别是瓦尔特·本雅明、皮埃尔·马歇雷、特里·伊格尔顿等人，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作出了突出贡献。

本雅明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论述，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重点是研究艺术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雅明艺术生产论的基本内容是:艺术是一种社会生产形式，艺术生产同物质生产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一种特殊生产活动，即它们同样由生产与消费、生产者、产品与消费者等要素构成，同样受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制约。” ⑩ 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最有创新性的地方是充分肯定现代科学技术对艺术生产的重要作用，把科学技术看成是艺术发展与艺术普及的新的生产力，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看成是新的生产关系。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中最有影响的观点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发展了艺术生产力，促进了艺术的进步。本雅明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学院的演讲《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提出艺术生产同

物质生产一样依赖于生产技术，而以现代科学技术 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构成了艺术生产力的重要部分，代表了艺术发展的一个阶段。本雅明关于艺术生产技术与艺术生产关系的论述，包含了以下三层意思。其一，“文学的倾向性可以存在于文学技术的进步或者倒退中。” 11 本雅明认为，艺术生产中的技术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而是关系到形式与内容，艺术性与思想性的艺术生产整体性问题。艺术的倾向性，不仅仅取决于艺术家的世界观，而主要取决于艺术家是否运用进步的艺术生产技术。其二，“对于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来说，技术的进步也是他政治进步的基础” 12 。本雅明认为，对一个先进作家的基本要求不仅是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且追求艺术生产技术的进步更为重要，后者甚至是前者的基础。其三，作家要引导别的生产者进行艺术生产，并为“他们提供一个改进了的器械” 13 。概而言之，艺术生产中的生产技术，是艺术生产中最重要的生产力，是艺术作品倾向性、艺术家政治进步性的必备条件和必要基础。第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促进了艺术的普及。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本雅明认为，现代艺术生产技术的变革对艺术生产和艺术接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通过机械复制，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促进了艺术生产的普及。他说:“总而言之，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 14

马歇雷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思想，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重点是研究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意识形态生产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是对意识形态原料的加工;其艺术生产理论的创新之处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是意识形态性质的生产，变成了文学是对意识形态原料的生产并生产意识形态。他说:“作品确是由它同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确定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类似的关系（像复制那样）;它或多或少总是矛盾的。一部作品既是为了抵抗意识形态而写的，也可以说是从意识形态产生出来的。作品将含蓄地帮助把意识形态揭示出来。” 15 换言之，文学创作在生产意识形态的同时又对抗意识形态和瓦解意识形态。基于对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矛盾关系的认识，马歇雷十分称赞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作品，认为两位大师的创作就典型地体现了文学生产利用意识形态向意识形态诘难的矛盾性特征。他进一步发挥了列宁评价托尔斯泰的有关思想，指出托尔斯泰的“作品具有一种思想内容，但它赋予这一内容以特殊的形式。即使这一形式本身也是思想性的，思想体系便借助于这种加倍而出现了内部换位:这并不是思想体系在思考自己，而是暴露了思想缺陷的镜子效果在揭示差别和混乱，或是显著的不一致。”如果借用列宁的话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但这面镜子却是被打碎了的镜子，它没有反映出托尔斯泰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均匀性、连贯性，而是撕裂、对抗、偏离了托尔斯泰的思想体系，使托尔斯泰的作品与作品中的托尔斯泰主义相矛盾，“借助作品，它变得有可能逃出自发的思想体系的领域，摆脱对于自己、历史和时代的虚假意识。” 16 一句话，马歇雷的艺术生产理论，一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意识形态属性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艺术意识形态属性论的思想，它“贯穿着一条揭示文学创作和批评同现存意识形态的对立、对抗的基本思路，……同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突出文学艺术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性关系的思想暗合，体现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意识形态的强烈批判精神” 17 。

伊格尔顿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关系的观点，建构了自己的艺术生产理论。其艺术生产理论的重点是研究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和物质生产的关系;其艺术生产论的基本观点是艺术既有意识形态属性，又有经济基础属性，艺术生产既是意识形态的生产，又是经济性质的生产;其艺术生产论的创新之处是对艺术生产多重属性、多种关系的高度重视和辩证分析。伊格尔顿提出:“如何说明艺术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即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关系，依我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18 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与意识形态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它包含在意识形态 之中，但又尽量使自己与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使我们‘感觉’或‘觉察’到产生它的意识形态” 19 。另一方面，“作为生产的艺术”，又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艺术家作为生产者摆脱不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者的身份，艺术生产作为经济生产是资本主义制造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艺术品作为市场流通物是一种商品。当然，“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和“作为生产的艺术”也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的，它们具有多重属性、多种形态。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止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戏剧不止是文学脚本的集成: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雇佣一些人（作家、导演、演员、舞台设计人员）产生为观众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作家不止是超个人思想的结构的调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去生产能卖钱的商品” 20 。伊格尔顿建构了以“一般生产方式”和“文学生产方式”为主要内容并兼及诸种意识形态成分的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对传统的‘生产方式’范畴作了进一步的考察，探讨了生产方式的多种共时结构，提出了‘文学生产方式’概念并分析了它的运动原理”，克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套用政治经济学的现成定义来注解艺术现象” 21 的弊端。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创造性表现在，他们“发掘了马克思有关论述还没有展开的思想原点，明确地提出艺术生产问题，并且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理论，运用到艺术中”，研究了艺术生产与艺术生产力、艺术生产与现代技术、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艺术生产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多重属性，多种关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的思维空间、理论空间” 22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一个新领域。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他们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理论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的原意，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认为艺术创作是一种生产，但同时强调它是一种个性化、创造性的精神生产。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艺术生产理论，在将艺术创作视为一种生产时，则对艺术生产的精神性、特殊性注意不够，并有将艺术生产等同于意识形态或等同于一般商品生产的倾向。即使如此，我们仍应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艺术生产理论，毕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的发展并使其走向了丰富。从根本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艺术生产论，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艺术生产论在现代西方社会合乎逻辑的延伸，顺应了时代潮流的发展。

转贴于 三 中国当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阐释与建构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关注是很不够的。虽然20世纪50年代末期学术界讨论过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问题，但是由于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场讨论并没有深入下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匆匆收场。20世纪70年代末期又旧话重提，继续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中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的讨论，但在层次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深入，范围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扩展。真正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系统构成和重要意义，并结合中国当代文艺实践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

20世纪80年代，我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是董学文。从1983年至1985年，他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的理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概念及其理论》、《艺术生产论》等多篇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特别强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的科学性与方法论意义。他指出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的概念，不是一个多义性、含混性的日常用语，而是严格规定的科学语言。这个文艺学和美学的新名词，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司空见惯，但它的产生和发展，它的真实含义和基本内容，以及在文艺学和美学上的变革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我国最早提出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指导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文艺研究和文艺理论建设的是程代熙、肖君和等一批学者。程代熙于1985年发表的对董学文《马克思与美学问题》一书的述评文章中，进一步论述了艺术生产力问题。他认为，艺术生产力主要指从事艺术生产的艺术家，发展艺术生产力也就是调动艺术家的创作积极性和创造 性。发展生产力——调动艺术家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解决我国当前艺术发展中新问题、新要求的需要。而艺术生产力是否得到发展，最终要体现在文艺是否繁荣上;而怎样发展艺术生产力，他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改革文艺领域的生产关系” 23 。肖君和1986年发表的《要用马克思的“生产论”指导文艺》一文提出:“人们都说，指导我们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的具体的理论基础是列宁的反映论。这种说法对吗?不对。指导我们文艺思想、文艺创作的具体的理论基础应该是马克思的生产论，而不是反映论。在文艺观念更新的今天，我们应该用生产论代替反映论，以便对文艺思想、文艺创作进行有效的指导。”作者坚信，在马克思主义生产论指导下的我国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定会出现“一个开放的繁荣兴旺的新局面” 24 。

董学文是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的较早提出者，也是以马克思主义生产论为逻辑起点建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他提出把“逻辑起点”确定为“生产”，似乎更贴近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体系精神。他“选择‘生产’为逻辑起点”，“集中组织起以‘艺术生产—艺术作品—艺术消费’三一式流程为骨架的新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25 。他于1989年出版的《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以“艺术生产”概念作为逻辑起点，从“当代形态的宏观设定”、“当代形态的微观展现”、“当代形态的理论依据”三个维度，建立了一个从多种角度、多个层面来把握文艺现象的动态结构。其内容涉及到“文艺学的形态学考察、文艺理论诸范畴的探讨，以及现代各种文艺观的批判吸收”。该著作为一部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其成绩是突出的:“第一，它找到了文艺学从‘经典形态’（或‘历史形态’）过渡到‘当代形态’的理论起点，即‘艺术生产’;第二，探索了艺术生产理论的较为完整的范畴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更接近全面;第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多维的思维空间。” 26 如果说，董学文《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还是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毛坯”，还留有一定“空白”和值得进一步完善之处的话，那么，他于九年之后出版的《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已接近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成品”了。该著对《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的“空白”进行了填补，对不足给予了完善。全书分为五编十五章。第一编:当代形态产生的逻辑和历史必然性;第二编:文艺的本体论透视;第三编:能动反映与主体建构;第四编:价值生成与价值取向;第五编:在现实与未来之间。全书视野宏阔，体大虑周，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在“新的综合”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 27 。何国瑞也是以艺术生产论为主干建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学者之一，他主编的《艺术生产原理》曾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著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整合了以往文艺理论史上有益的思想资料，改造了以往文艺理论史上的有关理论观点，以艺术生产的生成、发展、特征为本体，以艺术生产者的本质、创造能力、生产倾向为主体，以艺术品的性质、类别、关系为客体，以艺术生产媒介、属性、种类、艺术性为载体，以艺术消费者的消费本质、消费心理、消费方式为受体，建构了一个具有“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体系，朝着“更全面、更正确地接近艺术特性、本质和规律”方向跨进了一大步 28 。

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建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不仅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复归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较科学地衡定了文艺的性质和社会功能，还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论的精义作了许多令人信服的阐发”，“对文学自身的规律——艺术生产、消费的全过程给予了充分关注。使文艺学理论与文艺活动的实际大大地靠拢了。” 29 但是，以“生产”为逻辑起点建构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也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一是“生产论”与“反映论”的关系问题。“生产论”与“反映论”到底是何关系，“是并列、对等关系，还是矛盾、对立关系，抑或包容、互补关系，抑或其他关系?”何国瑞把“生产论对应于一般的反映论”，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建立于唯物史观基石上的艺术生产论在逻辑上高于、在内容范围上大于、在性质上优于奠基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之上的艺术反映论”，因此，在对生产论与反映论关系的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30 。董学文在深化反映论，努力破解主体认知结构和创作心理机制上“多下了些功夫”，确定了“反映论与主体论之间的联系”，阐明了“文学与生活之间”的“曲折而复杂”的“反映的关系”，将 艺术反映论包容到了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艺术生产理论）中 31 。但对反映论与艺术生产这个逻辑起点之间的内在联系仍需进一步阐释和深化。二是“生产论”与“艺术生产”的整体联系问题。在用“生产论”来建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时，如何避免“用‘生产论’来规范艺术创造，必然要把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分解成部件的艺术要素，并把艺术创作变成一种工艺流程，变为如本杰明所主张的‘文化工业’，也是值得进一步思考和论述的 32 ”。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思考更为深入，眼界更为开阔。其间，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朱立元、王杰等人。朱立元于1991年至1993年发表了《艺术生产论与艺术反映论之关系辨析》、《艺术生产论与唯物史观》、《关于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关系》等一组论文。这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作了立体的、综合的考察与研究，提出了不少新颖的见解，特别是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艺术生产论，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设想 33 。王杰的《简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一文，探讨了文化全球化时代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问题，全面地考察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学生产方式的理论规定性，回答了如何使我国的文艺作品具有“社会主义文化时代的文学现代性”等问题 34 。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阐释与建构，得益于新时期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理论上的拨乱反正。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这一思想路线和战略方针，具体化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实事求是就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恢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丰富内涵;解放思想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禁区，大胆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改革开放就是引进外国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学术思想，吸纳一切优秀的文艺理论资源。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中去寻找新的线索，于是就开始了艺术生产论的探讨” 35 。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阐释与建构，虽在某些方面借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它学者的研究成果，但这并非主流。相比之下，学者们更加注重从源头上去挖掘理论资源，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艺术生产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艺术生产论中寻找研究课题，并以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为指导去阐释并建构中国化的艺术生产论。

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文艺理论系统中的一个独特范畴，更多地属于未来。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会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产生更加强烈的影响，显示出更为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⑦郭宏安等著:《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333页。

②［联邦德国］ H·R·姚斯、［美］ 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译者前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页。

④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等单位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

⑤⑥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85页。

⑧谭好哲:《文艺与意识形态》，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⑨李中一:《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⑩马驰:《“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11 12 13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4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257、259页。

14［德］ W·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15转引自童庆炳等著:《马克思与现代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另可参考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

年版，第612—613页，两书译文略有差异。 16转引自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612—613页。17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7卷（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81页。18［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19 20朱立元总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242—243页。

21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22 35冯宪光:《马克思美学的现代阐释》，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187、201页。

23程代熙:《一本值得一读的美学论著——董学文〈马克思与美学问题〉述评》，《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4肖君和:《要用马克思的“生产论”指导文艺》，《文艺争鸣》1986年第4期。

25 31董学文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3—127页。

26王德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文艺学当代形态建设——兼评〈走向当代形态的文艺学〉》，《东岳论丛》1990年第6期。

27董学文主编:《文艺学当代形态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8何国瑞主编:《艺术生产原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29 32童庆炳等主编:《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

30朱立元:《理解与对话》，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186页。

第2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关键词：艺术理论艺术审美艺术批评当代美学理论重建重要参考

艺术与美学有着复杂的关联。美学曾经是关于美和艺术的哲学，由此又被称为艺术哲学。但是随着当代艺术实践的变化所导致的“艺术的终结”，以及艺术学学科的独立，艺术不再是美学的中心对象，美学也无法再全面地把握艺术，美学不再等同于艺术哲学。因此，当今的美学理论建设要走出艺术中心主义的窠臼，把艺术之外的自然、生活、身体、文化纳入自己的研究视域。虽然如此，艺术在美学研究领域中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艺术理论仍然可以说是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艺术审美仍然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代美学理论的重建，必须回到人类活生生的多样化的艺术与审美经验的世界，以艺术批评为中介，关注现实中各个具体门类艺术的审美特征，在此基础上建构当代美学理论。

一、艺术理论是当代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重要依托

美学最初被称为艺术哲学，以美的艺术为研究对象，欧美现代意义上的美学和自律艺术理论由此形成。这种美学和艺术理论中所蕴含的艺术中心主义倾向导致“艺术终结”的后果，导致人们对与现代自律美学相关的概念和理论术语如审美距离、静观、无功利等的普遍质疑，甚至导致人们对诸如美学、艺术、审美经验等定义的解构主义趋向，从而有所谓“艺术史的终结”“艺术理论的终结”“审美经验的终结”“美学理论的终结”等与现代自律美学体系相关的种种理论危机和理论的“终结”。这一系列的“终结”话语表征出美学研究中的艺术中心主义倾向所潜藏的危机和存在的局限。这启示我们，美学研究不能仅仅以艺术为中心，尤其是仅仅从对“美的艺术”的研究中来建构美学理论和话语的途径是非常危险的，其建构出来的美学理论也是不完整、不充分、不够丰富的。美学研究的视域是比较广泛的，除了艺术之外，自然环境、生活、身体、文化等领域都与美学息息相关，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美是使人幸福的东西，只要有助于人类更好、更幸福地生存和生活的感性活动都可以纳入美学研究的视域中，艺术、自然环境、生活、身体、文化等领域都是美学研究的重要维度，也是我们建构完整的美学理论的重要出发点。从艺术出发建构美学理论话语仅仅是美学研究和美学理论建构的一条路径之一。现代自律美学理论建构的要害在于仅仅从艺术出发，以艺术为唯一的研究对象来建构美学话语，这种理论建构的路径从一开始就危机四伏，其理论大厦的最后坍塌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启发我们，今后的美学理论建设要“去艺术中心化”，走出艺术中心主义的研究窠臼，从艺术、自然、生活、身体、文化等广阔的维度出发，建构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美学理论话语。

今后美学研究中的“去艺术中心化”，不等于不要艺术，不涉及艺术，不等于说美学研究与艺术无关。“去艺术中心化”只是抛弃以往以艺术为中心来建构美学理论的路径，因为在美学研究的领域中，艺术不是唯一的，只是其中的“之一”。但是这“之一”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是十分重要的，艺术理论仍然可以说是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重要依托。“艺术问题、艺术的审美经验问题以及艺术意义与真理的问题，作为美学和艺术哲学的重要主题，并没有在历史中的种种‘终结’预言和‘终结’理论中结束”，[1]如同从生活出发、从人生出发、从自然环境出发、从身体出发来思考和建构生活美学、人生美学、自然和环境美学、身体美学理论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样，从艺术出发来思考和建构美学理论也是今后美学重建的重要路径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艺术理论仍然是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重要依托。

因为艺术依然在各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没有艺术的现实生活是难以想象的。艺术从来不曾远离社会、现实和人生，艺术来源于我们现实生存中的感性活动，表达我们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的思考。艺术是关乎意义的，艺术理论是关乎人生在世的意义世界的思考，关乎我们人类更好地、更幸福地生存。艺术有助于人类感性世界的丰富和感性认识的完善，有助于增强人类敏锐的感觉力，从而有助于世界的审美化和人类的人性化，有助于实现知情意并置、真善美合一的人类生存的完整性。而对艺术实践和艺术问题进行阐明和思考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哲学也因此与美学有着重要的关联。因此，从艺术出发思考美学问题依然是今后美学理论建构的重要途径之一，对艺术现实进行理论阐述的艺术理论依然是今后美学理论重建的重要依托。

二、艺术审美是人类审美活动的重要领域

美学作为感性学，它关注的是人类的感性经验和感性生活，而艺术与人类的感性生存是密切相关的。按照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观点，人类原初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感性生活世界，是真善美合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事物呈现其自然本性和本然样态，而艺术把我们带入到这个世界之中。因此，艺术审美在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类的审美活动包括自然（生态）审美、生活审美、艺术审美、身体审美等。虽然对自然、对生活的直觉、体验和领悟也可以把我们带到事物的本然样态，但是我们更多是通过艺术审美来实现。因为在现实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忙于各种各样的工作和日常琐事，往往以对象化、工具化的眼光来衡量事物和与事物打交道，把自我之外的世界、自然、他人及其他事物当作对象来看待，难以通达其自然本性。而艺术审美是我们进入生活世界、通达事物的本然样态的重要途径。正如叶秀山先生所指出的，生活世界作为人生活于其中的“基本的经验世界”，是一个“‘活的世界’，是要在‘生活’中去‘体验’的”，[2]而艺术表达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把我们带入对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的感受、体验和领悟之中，让我们回到最原初的经验基础，艺术表现人类的生活世界和原初经验，“艺术的任务就是揭示，在生活的某个瞬间，人和围绕在他周围的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3]艺术审美是人类审美活动中的重要领域，像流行音乐、电影、电视、文学、绘画、雕塑、建筑、舞蹈、戏剧、民间艺术等等，围绕着我们的生活，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表达我们“个人亲自经历过的对有关物、人或者情境的真相——对真相的‘感觉’——的直接理解”。[3]比如文学艺术通过文学语言和意象的组合营造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意象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主体的情思与客体的物象是融为一体的，主体的境界与天地的境界是合一的，文学审美的过程就是通过审美主体的身体性出场和参与让文学中的意象世界和意境世界呈现出来的过程，伴随着欣赏主体的感知介入、身体介入和想象（意识）介入，物我合一的意象世界渐次明朗起来，审美主体逐渐进入审美境界之中，在通达最高的审美境界之时，也领悟到最高的人生境界和天地境界。绘画艺术也通过色彩、画面、线条等的组合把人与世界的关联呈现出来。音乐艺术通过特定情境下音乐艺术家的表演唤起强烈的情感气氛和观众的想象力，把现场观众带入到对人类经验和情感世界的感受和领悟之中。电视、电影“用时间和空间塑造一个现实”，[3]以时空结合的方式营造出现实世界和人类的经验世界，我们在对电影、电视的审美欣赏中直接进入到人类的日常经验和生活世界。建筑、园林艺术是与人类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人寓居于其中的艺术，人们不仅审美于其中，而且居住于其中，生活于其中，通过对建筑、园林艺术的身体化审美，人与自然、环境的亲缘关系呈现出来。建筑、园林不仅以其形式结构和自然景观之美吸引我们，而且以其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协调及其对于人类的功能适应价值成为人类宜居、乐居的美好家园，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民间艺术如民歌、戏曲等，通过不同时空、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语境、不同审美情境之下的表演、呈现和出场，连接着不同的感知主体、感知对象和感知场景，营造出不同的审美经验，把我们带入“天地神人”共处的生活世界整体中。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创作者和艺术欣赏者都具有塑造和完善作用。比如壮族民众创造了极具壮族特色的民歌艺术，在壮族民众之间广为流传，而壮族民歌也塑造了壮族人以歌代言、以歌交际、以歌展才的社会传统，以歌择偶的婚恋传统，以歌通神的信仰传统，以歌乐生之生存观，以及壮族人重情重义、尊老爱幼、勤劳勇敢、樸实善良、宽容博爱之民族价值观，塑造了壮族人之所以为壮族人的精神文化内涵。艺术不仅关乎审美，还关乎道德、关乎人性，关乎宗教，关乎社会，对艺术的身体化审美有助于个体成为真善美合一的完整的人。

三、艺术批评是当代美学基本理论重建的重要参考

在“美学之父”鲍姆嘉通那里，美学与人类的感性世界、经验世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美学是感觉学，它研究的是人类对感性经验的感官感知。然而，自18世纪以来，西方美学开始朝着哲学化、理性化、概念化的方向发展，在对艺术和美学问题的阐释上遵循哲学的探求理论，集中于对艺术和美学本质性、普遍性问题的关注，追求对美学和艺术问题的理性化、抽象化理解，试图在从概念到概念、从思想到思想的逻辑演绎中建构出自洽的普遍性的美学和艺术理论。这种倾向的要害之一，是使美学理论严重地脱离感性世界和艺术经验，不能反映艺术活动，只能建构空洞的理论，正如柏林特所说：“随着美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哲学学科，美学与感觉的这种联系往往被忽略了。美学往往把自己的范围局限于普遍艺术，把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理性化，专注于概念问题以及艺术的本质和审美判断的标准之类的普遍性问题。……由于失去了与审美理论的经验基础的联系，这些问题显得空泛无物，已经蜕化成为一张张空洞的逻辑蛛网。”[3]这种美学倾向的要害之二，是使美学理论缺乏对艺术审美现实和具体门类艺术的解释力。由于致力于自洽性、普遍性、思辨性、概念化的理论追求，忽视活生生的感性世界和艺术经验，忽视艺术的特殊性以及具体门类艺术的审美特征，这种美学理论缺乏对艺术审美现实的解释力，不能反映艺术史的审美发展历程，不能对变化了的艺术实践和艺术活动作出积极回应，也不能对不同阶段的、不同门类的艺术的审美特征作出合理解释，也因此而缺乏对艺术创作和艺术实践的积极指导意义。美学是感性学，当代美学理论的重建，要求我们回到感性的日常生活中，回到活生生的艺术现实中，关注现实的艺术实践和艺术审美活动，在立足于艺术现象和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建构出反映艺术活动的美学理论。

在感性的艺术实践和抽象的美学理论之间，艺术批评占有关键性的地位。艺术批评是对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欣赏等艺术现象的描述、分析、解释和评论，它介于艺术现象和美学理论之间，是连接感性的艺术现象与抽象的美学理论之间的桥梁。在对感性的艺术现实的关注中，仅有对艺术创作、艺术审美等艺术实践活动的重视是不够的，还需要艺术批评。艺术批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艺术现象的印象式的、直觉感悟式的评论；另一种是结合相关的美学理论对艺术现象所作的理论性的解读和评论。

首先，艺术批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鉴赏艺术作品，提高我们的鉴赏能力和鉴赏水平，加深我们对艺术经验的体会和艺术现象及规律的认识。其次，艺术批评可以加深我们对相关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理解。此外，艺术批评还可以通过对新作家、新作品的分析和评论，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艺术和美学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美学理论。因此，当代美学理论的重建需要以艺术批评为中介，在关注艺术实践和艺术批评的基础上建构出能够反映现实的审美和艺术活动、对艺术实践具有解释力、对现实中的艺术创作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而不是空洞的宏观的美学理论。

艺术批评的方法和流派主要有社会历史批评、伦理批评、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语义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解释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现象学批评等。社会历史批评主张结合艺术家的生平经历、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来对艺术作品进行解释和评价，即孟子所说的“知人论世”，认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再现，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艺术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社会认识意义和历史意义。

伦理批评侧重从伦理道德的视角对艺术家及艺术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评论。心理批评从心理学视角对艺术家创作的心理动机、艺术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活动、艺术欣赏者的心理感受等进行分析。原型批评侧重对艺术现象、艺术作品的整体研究，从宏观的视角寻找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艺术作品以及同一地域同一族群的不同作品中承载的共同的原型、集体心理经验、种族记忆和文化结构，寻求艺术的共同规律。

形式主义、新批评、语义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等艺术批评流派都侧重对艺术作品本身的内部研究和本体研究，他们认为艺术有其特殊的规律，即艺术性，艺术性体现在艺术作品之中，体现在艺术的语言、形式、风格、结构之中，而与艺术内容无关，与艺术作品之外的现实社会、历史、文化、时代、艺术家、艺术欣赏者也无关，艺术作品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整体。因此，艺术批评应该把艺术作品之外的世界、艺术家、艺术欣赏者等要素排除在外，侧重对艺术作品本身的语言、形式、风格、结构等因素进行语义和结构分析，从中探讨艺术的意义。解构主义批评在对传统理性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的基础上，立足于对艺术作品语言和结构的拆解来探讨艺术的意义问题。

解释学批评不满于传统艺术批评以艺术家、艺术作品为关注中心，忽略读者在艺术活动中的作用的观点，强调完整的艺术活动是由世界、艺术家、艺术作品、读者共同完成的。艺术作品如果没有欣赏者的参与，艺术活动就没法形成，读者在艺术活动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他们通过联想和想象填补艺术作品中的空白，这样，艺术作品的意义才能最终实现，应该重视读者的理解和阐释活动之于艺术的意义。

女性主義批评不满于传统男性与女性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以及艺术批评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如对女性艺术家及其作品的忽视，把女性当作艺术对象来展露和审视（如女性裸体艺术）以满足男性的窥视和观看欲望，以男性的视角来欣赏艺术的审美传统等，提出让以往被忽视、被掩盖的女性艺术家及艺术作品重见天日，重建女性艺术史，尊重女性艺术语言和审美感知特征，建构一种以女性感受和体验为基础的艺术审美话语。

后殖民主义批评反对艺术批评中宗主国对被殖民国家的文化殖民传统，这种传统坚持二元对立的立场，认为以白人为代表的欧洲民族、西方民族文化和艺术是先进的、文明的、进步的，而非欧洲、非西方民族和文化艺术是原始的、野蛮的、落后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往往以这种二元对立的种族歧视的眼光对非西方文明和文化艺术进行“想象性的建构”，以证明西方文化和艺术的优越性。后殖民主义批评要颠覆这种以西方文化和价值取向为中心的不平等的文化艺术观，颠覆传统西方学者对非西方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偏见，强调文化艺术的多元性、特殊性和历史建构性，强调在尊重不同传统中的文化和艺术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乎历史实际的建构，而不是主观的臆测甚至是有偏见的“想象”和建构。

有学者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审视中国传统艺术研究，发现其中有一种明显的汉民族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传统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主要关注精英艺术和汉民族艺术，俗艺术、民间艺术以及汉族之外的其他55个少数民族的艺术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未曾受到应有的关注。以往对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也往往秉持汉族中心主义立场，强调汉族艺术对少数民族艺术的单向影响和贡献，少数民族对汉族艺术的影响，以及不同少数民族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他们强调，今后的艺术研究要关注以往被忽略的民间艺术和少数民族艺术，关注中华大地上丰富多彩的多民族艺术文化，在立足于不同自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基础上对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传统中的艺术进行在地化的合理阐释和批评。

现象学批评是运用现象学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艺术现象进行评论。现象学的口号是“回到事物本身”，它认为，在我们以为真实的现实世界之前还有一个更加真实的“前真实”的世界。这是一个灿烂的感性的世界，是人与对象遭遇时的原初世界，这个世界保持了主体对世界万物原初感受的丰富性和真实性，这个真实的原初感受是概念描述和知识理解的基础，在这个世界中，主体与对象都以本真的样态存在，主客体是交融合一的。原初世界也是人类以及万事万物存在的本真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事物以“是其所是”的本然样态存在，我们只能通过身体感受才能进入这个原初的世界。艺术不是对世界的模仿和再现，也不是主体情感的表现，而是表达艺术家与对象遭遇时的原初感受，是让事物显现或出场，把事物如其所是的本然样态呈现出来，把人类存在的本真样态呈现出来。我国当代美学家及艺术批评家彭锋在现象学美学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显现美学、身体美学、参与美学、气氛美学等理论，对中国当代艺术，如李鹤的雕塑，吕鹏、肖进、吴松、马路、张国龙、王克举、马堡中、祝彦春、胡明哲、徐晨阳、石煜、王彦萍、王强的绘画等进行有见地的评论，既加深了我们对现象学等美学理论的理解，也培养了我们运用现象学的态度看待事物的能力。

第3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艺术学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大环境，离不开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政策。 2016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满两周年，《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实施也已一周年。最富有标志性的是，在本年度，在两大场合发表了与艺术学理论学科相关的重要讲话，如5月17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的两次讲话是本年度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重要文献，让艺术学理论在获得前序政策持续性力量的同时又赢得了新的机遇。

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从中外历史的高度和中国现实的战略需求角度出发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艺术理论家应当在一个需要理论而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大显身手，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做出应有的贡献。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 ”而要创作出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必须正确面对 “人民”二字。在讲话中指出：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真实的人物是千姿百态的，要用心、用情了解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人民的实践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 ”的这番讲话，为“人民”二字赋予了新的内容。无论是文学家、艺术家，还是理论家和评论家，都需要正确理解 “人民 ”二字所包含的丰富内涵，都需要从根本上做到让文艺为人民服务，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国家、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优秀作品。 ”的两次讲话，要求我们在艺术理论建设与批评方面，应当及时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有血有肉的人民所面临的处境，关注鲜活的艺术创作现象，注意从历史和现实出发总结规律，让理论研究富有建树，让文艺批评富有生机。

2016年，也是艺术学理论学术组织日益完善并频频发力的一年。 7月25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艺术、音乐舞蹈艺术、曲艺杂技艺术、网络文艺委员会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标志着部级的文艺智库建设初见端倪。其中的网络文艺委员会成为艺术学理论学科密切相关的委员会。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网络时代的艺术开始受到专业人士的关注，标志着网络时代的艺术理论建设势在必行，也标志着艺术理论界面对日益兴起的网络艺术的高度敏感性。在组织机构建设方面，中国文艺“长安论坛”于8月20日在西安正式揭牌，成为继 2015年“西湖论坛”之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所开辟的规模更大、话题更加宏远的高端学术论坛。 2015年9月，中国评论家协会在各地建立的 22个基地也在 2016年开始发挥作用。这些基地分别从各自的角度，主要运用专题会议和人才培养两大方式为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批评实践探路，为艺术理论和评论培育后备人才，在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各类文艺机构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大批优秀青年被吸引到这些基地所开展的活动中来，一大批艺术评论成果也相继涌现。与此同时，艺术学理论的传媒阵地建设也在本年度获得了可喜的进步，如10月27日，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与光明网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将共同致力于加强网络阵地建设、拓展文艺评论传播空间、培育过硬评论队伍、打造权威网上阵地。自此以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所构建的《中国文艺评论》杂志、中国文艺评论网、中国文艺评论微信公众号等“一刊、一网、一号”形成规模，并与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学术网络形成了联动机制，为艺术学理论研究和艺术批评及时有效发声营造了良好的传媒生态。 2016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创办的《艺术学理论》杂志编辑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宣布该刊将于 2017年面世。该刊的创办将会汇聚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前沿成果，成为引领艺术学理论学术研究的风向标，也是艺术学理论学科的重要传媒阵地。

2016年，也是艺术学理论不断开拓新话题的一年。 8月20日，首届中国文艺评论长安论坛正式启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一百余位专家，大家围绕文化自信与世界眼光、现实主义与中国传统、中华美学与当代呈现、网络文艺与时代审美等四大理论热点问题进行研讨，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9月16，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 43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多位专家参与了为期四天的研讨。本次大会以“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中的艺术和艺术史”为核心概念，突出强调了从中国古老文明中孕育起来的中国艺术魅力及其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由此以历史的眼光回溯中西文明同等的重要性，形成对人类文明和文化艺术遗产新的认识与阐释。本次大会是在一个新的时代为中国艺术重新定位，也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把中国艺术放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考量的自觉行动。 9月23日，由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发起的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当代社会建构国际会议在长沙开幕。本次会议围绕“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当代社会建构”，从艺术民族志的书写范式研究、艺术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个案研究、设计与日常生活四个议题进行探讨，体现出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觉楔入当代社会建设的新的姿态。 11月26日，第12届全国艺术学年会在南京开幕，本次年会以“跨界”为视角，分别围绕艺术理论跨学科研究、中西对话中的艺术理论研究、艺术理论与社会功能作用的重新审视、艺术生存环境的变化与艺术审美特征的变迁等四个议题进行了探讨。本次大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约 200位学者的积极参与，尤为可贵的是一大批青年才俊加盟其中，以大胆的跨界话语讨论艺术问题，体现出艺术学理论学术后进的勃勃生机。

2016年，艺术学理论在开辟新话题的同时，也体现出清晰的理论指向。这就是在强调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一方面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艺术理论重新定位，让中国艺术理论在世界艺术理论话语体系中彰显力量。不少学者呼吁重新估价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资源的价值，许多学者在强调中华美学精神的时代特质，也有大批学者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体系探路。另一方面，艺术学理论也体现出一种务实精神，在强调艺术与当代社会之间密切关系的同时，让艺术渗透到当代社会的构建过程当中，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有生力量。此外，艺术学理论也试图在“跨界”当中拓展自身的视野，调整自身的焦距，从而在交叉融合的过程中寻找到新的研究方法，让艺术学理论获得新的话语机制。

在艺术评论方面，本年度也是热点迭起。 2016年，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三位戏剧大家逝世 400周年，这三位巨匠的周年纪念引起了艺术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全国各地围绕这个话题大约进行了数十场研讨，一大批评论成果涌现出来。最令评论界关注的是这三位巨匠在当下的价值。他们在四百多年前所创造的经典之作时过境迁之后还能给当下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人们应当怎样面对曾经辉煌的经典？怎样从经典当中汲取力量化为今天的创造活力？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美国的民谣歌手鲍勃 ・迪伦，引起评论界的热切关注。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位歌手是诺贝尔文学奖设奖以来的重大突破，不少专家认为，虽然歌词也很具有文学属性，但本次颁奖也让人们不禁思考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关系、文学未来的出路，不禁担心诺贝尔文学奖在滑出文学的轨道上还要走出多远。这种现象反过来也让人们思考文学的跨界趋势，思考文学从文字文本向相邻文本的渗透现象。 2016年，以虚拟现实和交互特征而著称的 VR技术的出现也让艺术评论界为之震惊。评论界的第一反应就是 VR技术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而改变人与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 VR技术应用范围很广，而在艺术创作、艺术传播与接受方面可能会引起革命性的变化。对于艺术批评而言， VR技术的出现能否进一步消解主流批评话语的作用？能否让大众在脱离现实的技术语境中获得艺术滋养？ 2016年，在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第十一届艺术节等重要文艺创作与展演中，吸引了大批评论家积极参与，让评论在大型艺术展演活动中发挥作用。评论家对大型艺术汇演和艺术节庆的渗透，体现出艺术评论从坐而论道向关注重大事件迈进的主动性，也体现出艺术评论试图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影响创作、引领风尚的积极姿态。此外，本年度持续引起评论界关注的还有艺术的评价标准，互联网时代艺术评论的内涵及其发展趋势，对于网剧、直播等新现象的思考。

2016年，艺术教育也成为热点话题。 10月23日，艺术学晋升学科门类 5周年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艺术教育论坛”在杭州举行，该论坛以“梳理艺术学科建设成就，推进艺术教育转型创新”为宗旨，为中国艺术教育发展以及艺术学科建设建言献策。在本次会议上形成的中国艺术学科建设“杭州共识”，强调进一步兼顾高等教育的共性和艺术学科的特性，艺术创作成果应当成为评估艺术学科建设水平的核心指标之一，构建多中心并存、多层次共进的发展格局，弘扬中国艺术创造和艺术教育主体意识和自主精神，希望进一步扎根中国土壤，聚焦中国特色，弘扬中国精神，从中国文化根源和现实经验出发，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科体系和艺术教育体系，推进艺术教育转型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一份精神力量。 12月3日，以“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 2016国际艺术教育高端研讨会在杭州召_，来自海内外的四百余位专家共同探讨艺术教育的本质意义与实践方法。论坛强调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加强学生的综合素养，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12月10日，第11届全国艺术院（校）院校长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发扬和增强艺术院校的改革创新意识，积极探索中国艺术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路径，为创新艺术人才模式、实现艺术教育的新跨越提供助力。

2016年，艺术学理论学科也在谋划未来。国务院学位办组织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制定《硕士博士学位点申报基本条件》，这种行动意味着国家将启动新一轮的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在该行动的影响下，一大批高等院校在自行调整学科，许多高校重新制定政策、规划班底，备战新一轮的学科点申报。艺术学理论学科在目前全国 20个博士学位授权点、 6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基础上，将有部分高校在新的一年获得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授权点，一批高校获得艺术学理论硕士学位授权点。这也意味着艺术学理论学科队伍的壮大。

2017年，艺术学理论学科将迈向新的一年。在未来的一年里，于 2016年关于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讲话精神将会启动 2017年度艺术理论研究新的热点。 2016年度艺术理论界和评论界启动的新话题也将于新的一年围绕的讲话精神继续发酵。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随着学术组织的完备，在新的一年里，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设必将继续完善，富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体系探索必将取得新的进展，以主流评论为路径的艺术评论也必将会在网络时代的众声喧哗中引导走向，获得应有的地位，艺术教育也将启动新的模式，尤其是学术界所倡导的艺术学科的评价标准将会在新的一年里呈现力量，引导艺术教育健康发展。

第4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指向

在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对任何一种理论研究、一种学问乃至一门学科，都认为应该是有特定的指向、依据特定的视角研究现象世界的特定方面，从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抽象提升而形成概念、范畴及其逻辑体系。当我们运用这些已知的规律或范畴去探究未知世界时，它们便成了方法。由此可知，理论研究乃至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向的确立，其规律、范畴与方法是对同一“智识”的不同认知或不同表述;另一方面所谓研究、学问、学科可以由两种不同的路径来完成，一是自上而下，一是自下而上。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也是如此。很显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以及学位论文的选题也不例外。如上所述，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从高度抽象的艺术理论(即艺术学原理)出发，运用艺术学所特有的范畴与方法研究具体的艺术现象，解决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具体问题，这便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我相信，艺术学理论也应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那样，有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具有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也热切希望我们的研究生能够做出这样的理论文章。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艺术的一般规律正是从艺术门类的特殊规律中抽绎出来的。没有一种艺术的一般规律，可以脱离各种艺术门类而存在，因此从艺术门类研究中抽绎出的艺术学理论一般规律，这便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从学理上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两种研究路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间也是不可偏废的。但是，鉴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以及我们的研究生实际的知识积累与研究能力，我们又不能不对这两种路径作务实的考量。首先，我们应当认清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与文学学或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文学学或文艺学属下的各文学门类(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虽然同样存在着形式的差异性和规律的特殊性，但它们都是以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物质载体和表现手段，应当说，文学学或文艺学研究者作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相对方便一些。而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则大不同，不仅美术、设计等造型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音乐、舞蹈、影视等表演艺术门类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直至造型艺术门类与表演艺术门类之间更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研究者几乎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这给艺术学理论研究进行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想，西方的一些艺术学理论学者常常将自己的研究设定在某一领域也是依据其差异而定的，比如有选择造型艺术门类范围，或者说设定在相邻近的几种艺术门类的范围。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专家们跨门类跨得太大，难免要说外行话，闹出大笑话。换言之，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选题，不仅需要有抽象思辨能力和对艺术学原理的把握，还需要具备既广阔又深厚的艺术门类研究的积累，二者缺一不可。依此推论，没有对各种艺术门类既深且博的研究，绝无可能做好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从现实状况看，我们的大部分研究生，不仅硕士生很难有这样的知识积累，博士生也很少有能这样精通两门或者更多艺术门类专业知识的储备。即便是我们的教师，在这方面的积累又能做到什么样程度呢?再者来看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的研究现状，尤其是它在我国的发展，也同样制约着我们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在西方，现代意义的艺术学理论研究虽说是建立于19世纪末，但始终是被当作处于变幻流动的学术研究，没有真正进入到高等教育的常态化教学体系。所以，它可以不断出现新视角、新指向，产生新观点、新方法，却难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等其他学科那样形成精密完备的、具有经典意义与权威性的理论体系。西方艺术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传入我国，但真正全面产生影响，以至在我国学界获得认同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的事。而且，在我国又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艺术学学科设立在前，理论研究反而滞后。就是说，我们已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有一些学者在努力撰写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但由于学界至今对艺术学理论的基本理念、基本构架、基本范畴还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共识，甚至还在为“什么是艺术学”争论不休，还在为艺术学学科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存有疑虑，因而学界始终没有能拿出一部普遍认可的艺术学理论教材。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求研究生作自上而下的研究呢?因此，我认为，现阶段的自下而上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绝不仅仅是由于个人能力或整体研究的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可以说，这主要是一种务实的、有利于学科建设的长久之计。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者精通每一门艺术，但同时我们也无法相信，一个甚至连某一个艺术门类都不精通的人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学理论家。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在这里，我只是就共性而言，就事论事。事实上，倘若研究者不能根植于艺术门类的研究，甚至连研究对象的学术发展状况、学术前沿都不了解，又如何去深入研究，揭示出规律性的问题呢?同样，对各艺术门类都只知道一点皮毛，不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就急于提升上去，描述一般性规律，犹如沙滩上造房，没有不失败的。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包括我们教师在内，如果能够扎扎实实地以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从中抽绎出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的艺术学理论，逐步形成高度抽象、较为完备的艺术学理论体系，这无疑是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极有价值的贡献;也只有学科建设发展到这一阶段，才能有真正属于这个学科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

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的区分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一谈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因为，艺术学理论偏重思辨、指向一般的特征，从表面上看与同样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这里主要是指18世纪末以来又被称为“艺术哲学”的美学概念)很近似，所以人们常常将二者混淆起来。现在有不少采取自上而下研究路径的艺术学研究论文，实际上是不自觉地从美学立场出发的。我在这里不能不加以辨析。大家知道，艺术学创立之初，是因为其时对艺术做理论研究的任务主要由美学(艺术哲学)承担。然而，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来自于对人的感性认识的研究。艺术之美包括形的美、音的美、色彩之美，乃至风格之美，固然也是美学的研究对象，与艺术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合，但由学科性质所决定，美学对艺术现象的哲学思考是指向人类的一般认识规律的，与艺术学理论对艺术现象的研究指向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大相径庭。由此，也决定了二者的着眼点、思维方法的不同。换句话说，美学(艺术哲学)是从美学本身的观念原则出发评判艺术，它对艺术品的研究方法、所获结论，与其把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在内的一切美作为对象，并没有根本的不同;美学的任务，是要揭示人类感性认识的基本规律，揭示作为人类认识“初级阶段”或“低级形式”的审美活动，有怎样的独立价值、特殊意义，以及如何发展与完善人类的感性认识。这种以艺术作为典型性对象自上而下的美学研究，对于以往偏重理性认识进行研究的哲学，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补充，但对于艺术领域涉及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来说，却显得有点不着边际，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弊。美学家可以不精通艺术门类，艺术家也可以不懂美学(艺术哲学)。正因为如此，艺术学应运而生便有了自己的存在空间。进言之，与美学(艺术哲学)不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其指向必须是包括艺术起源、艺术本质、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发展规律等等在内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换言之，艺术学理论不仅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与出发点，更把艺术作为自己研究的终极指向。费德勒曾经严辞批评美学对艺术的研究只是抓住了艺术表层的、部分的附加属性，而无法深入研究艺术活动内层的本质，这样的研究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是有害的。因此，他在创建现代形式的艺术学的同时，努力与美学划清界限、分道扬镳。用日本学者黑田鹏信的话说:“美学，把美做对象，是最稳妥的事。倘使把艺术当作对象，还是艺术学来得妥当。”④由此可见，美学(艺术哲学)理论体系再高深、再抽象、再完备，也不是今天的艺术学理论应该直接拿来作为自上而下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如果我们仍以美学(艺术哲学)的立场来讨论艺术学，那只能是走回老路，扼杀艺术学。了解这段历史，认清艺术学与美学(艺术哲学)关系的目的性，是要提醒我们的研究生不要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写成纯粹的美学文章。艺术学理论研究偏重思辨、指向一般，唯有深刻的理论抽象与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揭示，艺术学理论才有可能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产生启发、引领的作用;但它的抽象上升是有特定的范围的，也就是说，艺术学理论研究只能抽象上升到艺术一般，而不需要像美学(艺术哲学)那样指向认识一般。由此，我想概括出以下几点艺术学理论研究应有的特征:1．艺术学理论论文应立足于艺术本身并且以艺术活动为终极指向，而不是泛泛地立足于哲学，并且以哲学认识为终极指向;研究对象不是以艺术为典型的感性认识，而是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本身。2．艺术学理论论文选题应侧重研究艺术创造者与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艺术创造者如何从事艺术创造，其基本问题是艺术创造者与艺术对象之间、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3．艺术学理论论文主要是考察具体的艺术活动，从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中总结抽绎而来，所要揭示的应是艺术活动内在规律，或者艺术创造者观照现实、从事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而不是从一般美学原则演绎而来，以主观性原则对艺术现象作一般的价值判断。4．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艺术主体可以是艺术接受者，但更主要指向艺术家，艺术创造可以涉及艺术审美，但主要指向艺术品的创造、传播过程。5．艺术学理论论文的研究结论，不应是给艺术家一些何为美与不美或者如何判别美与不美的抽象原则，而是必须对艺术家及其创作行为具有直接的引领作用。可以说，是艺术家迫切需要的，对艺术活动有指导、引领意义的研究命题，就是艺术学理论论文的好选题。如此说来，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并不意味着我们绝对排斥借鉴美学的一些理论来研究艺术学。为什么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各种学科的观点或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却独独不能借鉴美学的观点或方法呢?当然不是。艺术学研究可以从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获取营养和方法，当然也可以从美学中获取营养和方法。我们反对的是，不知道艺术学与美学的分工，直接以美学原理来研究艺术，甚至以美学取代艺术学，以为这就是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结果一脚踩空，得出一些大而无当的结论。

艺术学理论研究

所谓广度，是衡量涉猎艺术门类或多或寡、运用方法或综合或单一、研究结论或普适或专门的维度。所谓深度，则是衡量我们的研究无论抽象提升，还是深入挖掘，所能达到的透彻程度的一个维度。相对而言，广度是一种横向的研究视角，而深度则是一种纵向的研究视角。这两种视角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例如，我们可以借鉴、运用多种其他学科的范畴或方法来考察某一艺术现象。从跨学科的开阔视野或方法的综合运用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深入理解这一艺术现象，那么，这种研究的广度也同时具有深度的体现。但如果对所运用的各种范畴或方法缺少深刻的理解，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深层次把握，这样的研究必然是杂芜零碎的，既没有深度，也不见广度。同样，我们可以用一种范畴或方法来考察多种艺术门类，从涉猎的范围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从多种艺术现象中认识艺术一般规律，它又体现出另一种深度。但如果不精通所涉猎的多种艺术门类，对它们的共同艺术规律缺少把握与抽绎能力，这样的研究又只能是生搬硬套的，同样是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广度。此外，从揭示某一艺术现象所隐含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一反三的研究，也可视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同样，从综合考察多种艺术现象所共有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三证一的研究，也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但如果举一而不能反三，其深度必然大打折扣;举三而无法证一，其广度也会受到质疑。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在这里，我想侧重谈谈艺术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从目前本学科研究状况看，艺术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艺术自律”的认识，将艺术视为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艺术家特有的精神活动，侧重于艺术形式、艺术活动自身规律的内部研究;这样的研究被称为艺术形式分析。一是基于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认识，认为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始终处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学术、宗教、风俗乃至技术的全面包围与直接影响之中，努力揭示社会文化与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必然联系;这样的外部研究被称为艺术文化学。据此来说，无论艺术形式分析(内部研究)还是艺术文化学(外部研究)，这两类论文选题也都属于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范畴，都是我们需要和欢迎的。至于艺术形式分析大多表现为对深度的追求，艺术文化学大多体现出研究的广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错误认为，艺术形式分析方面的论文只应追求深度而无须考虑广度，或者艺术文化学方面的论文只需追求广度而可以不考虑深度，那样做，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深度或广度。如前所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中，深度与广度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作为关于艺术的内部研究，艺术形式分析既可以侧重研究艺术一般，也可以重点考察艺术特殊;既可以从艺术一般出发而指向艺术特殊，也可以从艺术特殊出发而指向艺术一般。可见，它的广度，可以表现为对多种门类艺术中存在的共性形式因素的综合考察与比较研究，也可以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某一艺术门类的某种形式的考察，甚至还可以表现为某一艺术门类某种形式的研究结论具有较为广阔的艺术学意义。假设这样的研究只限定在某一门类艺术的某种形式，只会运用某一种方法作就事论事的研究，获得的结论也仅仅局限于此而不具有艺术一般的意义，那么，它既没有广度，也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如果说它有价值，充其量也只是艺术门类研究的价值。反过来看，假设艺术形式分析虽然横跨几种艺术门类，但考察的形式因素并不真正具有跨艺术门类的共性;运用的研究方法虽然种类繁多，但研究者并没有理解这些方法各自的功能、适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性;获得的结论虽然抽象、具有一般意义，但超出艺术之外而指向其他学科，那么，虽然表面上看它有广度，但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因而这种广度也是虚假的。作为关于艺术的外部研究，艺术文化学同样必须是广度与深度的统一。其深度的体现，主要是研究者能够深刻把握与透彻阐发社会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宗教、习俗乃至技术)对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在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之间，存在着各种层面的联系与种种发生作用的中介环节。假设这类研究不能揭示出其间真正的联系，做实中介环节，也就是说，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缺少深度，便会造成两张皮的现象，其广度只能是虚假的。假设这类研究虽然揭示出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联系与种种中介环节，但只停留于表面，而未能深入到艺术形式内部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或者所得的结论不是指向艺术，而是指向社会文化，那么，它既不见深度，也不具有艺术学理论意义的广度。进言之，艺术形式分析如果真正做到了研究深度与广度的统一，常常会类似于艺术文化学研究。同样，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真正能够深入，又常常与艺术形式分析有相似之处。换言之，艺术形式分析与艺术文化学这两种研究仅仅是各有侧重，而不应该绝对的对立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艺术形式分析如果能够有效地引入艺术文化学的一些观点与方法，便获得了研究的广度;艺术文化学如果能够有效地进入艺术形式分析的层面，便获得了研究的深度———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基本意见

当然，我的这一说法和提倡也多为个人意见，是根据现实状况而提出的，期待大家的讨论。最后，我想补充谈一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各类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硕士生和博士生所选择的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关系。它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也有直接的影响。我们知道，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艺术理论侧重研究艺术本质、艺术起源、艺术分类、艺术活动(包括艺术创作和艺术形式)的基本范畴或基本规律等等。艺术史侧重研究作为历史现象的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可以包括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又可切块为艺术通史、艺术断代史、艺术思想史、艺术风格史、艺术类型史、艺术接受史、艺术传播史、地域艺术史、民间艺术史、艺术考古等等。这是两门最主要的艺术学基础理论学科，也是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主要选择的研究方向。作为应用理论研究，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也可以涉及多方面领域，包括古代的、现代的，研究领域所涉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在史与论、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我们不能只注意专业方向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它们的相互关系。否则，将它们孤立对待，只能作茧自缚，致使研究思路受到很多限制。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仅着眼于二级学科之间的差别性，这些专业方向看起来很细碎、很繁杂，但实际上，它们是密切联系的，是我们研究同一艺术问题的不同观照侧面。同样以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为对象，艺术理论侧重于观念体系、范畴体系、方法论体系的研究，虽然比较抽象，但却是靠艺术史研究支撑的，是从艺术史研究中抽绎出来的。艺术史侧重于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的研究，从中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发展规律，这样的研究显然也离不开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支持。而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作为直接干预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研究，更是以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的把握为根据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依据对艺术学理论研究与艺术门类研究的关系的认识，从总体上把握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命题的性质，确保其属于艺术学研究界域;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清艺术学理论各专业方向的各自侧重及其相互关系，使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既有明晰的专业方向的指向性，又不至于割裂地看问题，而能综合运用艺术学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展开史论结合、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结合的研究。关于艺术史研究，有必要多说两句。现今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大多放在历史学的门下。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造型艺术史，除绘画外，建筑、雕塑和陶瓷等工艺美术及其他造型艺术都包括了。这相当于我国在美术与建筑、设计分家之前的美术史范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狭义的艺术史。前面我已经提到，造型艺术史之外，包括音乐史、舞蹈史、影视艺术史在内的表演艺术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狭义的艺术史呢?西方的艺术史似乎不包括它们;我国现在设置在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中的二级学科艺术史，与西方现存的艺术史最大的不同，是不仅将造型艺术作为研究的对象，也把音乐、戏剧戏曲、电影电视等作为研究对象。概括来说，视觉艺术史、听觉艺术史、表演艺术史都涵盖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艺术史。我们如果注意到艺术史研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应该根据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的不同，对其研究范围的广、狭采取包容的态度。要一位艺术学理论学者什么门类艺术都懂才能做研究，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可以要求研究者能够将一般落实到特殊、在特殊中抽取出一般，能够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统一起来，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融汇起来，将史、论研究结合起来。那么，什么样的命题才是艺术史的研究对象而有别于常见的门类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呢?我提出如下几点仅供参考:1．以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但研究宗旨是讨论艺术本质、艺术分类、艺术起源、艺术形式的发生与演变等问题。2．以两个和数个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3．以历史上重大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而这些艺术现象并非局限于某一艺术门类，而是多种艺术门类共有的表现，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4．以历史上某门类艺术的艺术现象、艺术作品、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图像学、经济学、政治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抽绎出其中与其他艺术门类具有共性的规律。5．以历史上某一艺术流派、团体或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与社会之间产生的多种相互影响，揭示其艺术思想、风格、传播等在社会历史中的发展规律。6．以上诸种研究的交叉研究。总之，不论是从两种或数种门类艺术素材出发，还是从一种门类艺术的素材出发，艺术史的研究，在总体上表现为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它可以做微观的研究，但必须回到宏观的宗旨上来;它可以深入地剖析研究对象，但必须揭示某个具有共性的艺术规律问题。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回到一般。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的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必须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上升到“艺术一般”。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满足于从特殊到特殊，仅仅在某个自己熟悉的艺术门类中兜圈子，不去思考或者没有能力从自己的特殊研究中抽绎出艺术一般规律，我们就无法真正建构起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框架，而只能永远停留在艺术门类研究的层面上，这同样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扼杀。

结语

第5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是指情景中的传播过程”,“所有远距离的传播都包含某种媒介或某种形式的技术,他们给讯息以形式”〔1〕。也就是说只要有传播活动,必定有媒介或者说技术的参与。传播生态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传播生态有时也被称为媒介生态。

    民俗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人的身边。特别是在与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民俗艺术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俗艺术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民俗艺术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其保护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的情况下,其传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俗艺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保护,更需要传播,只有在传播中才能永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仅在于保护层面,更应让其广为流传。

    民俗艺术作为“传承性的民间艺术,往往作为文化传统的艺术符号,在岁时节令、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应用”〔2〕。“‘传承’、‘传统’和‘群体性’作为民俗艺术的特征,使其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坚实的社会基础”。〔3〕作为艺术学的分支学科,民俗艺术学“愈来愈受到学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尤其是在我国艺术学学科的迅速发展中和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的实践中,民俗艺术学理论的构建已成为十分急迫的任务”〔4〕。以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研究,可拓展民俗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把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其次,民俗艺术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对于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要立足于对民俗艺术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的思考,将传播生态理论运用到民俗艺术的题材、主题、特征、性质、价值、功能、传承、变迁等方面的分析中去,研究传播与民俗艺术间的共生、互动关系,从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民俗艺术传播过程中的生态特色与魅力;通过传播生态这个研究视域,考察民俗艺术传播中媒介表述、干预和构筑民俗艺术及生活之关系,进而探询审美、气象、文化、科技、受众诸生态因子对民俗艺术发展产生的影响。因此,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有其价值所在:其一,传播生态关注民俗艺术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二,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艺术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其三,民俗艺术的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当今民俗生活和民俗艺术均处于“媒介环境”中,传媒日益成为民俗艺术变迁过程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艺术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艺术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

    二、相关研究成果及研究现状

    民俗艺术研究自我国上世纪40年代便已开始,最早是从对民俗学的研究开始的,后逐渐从中剥离出来并自成体系。解放前关于民俗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从艺术史研究出发,较集中在民俗艺术文物的调查与研究方面,而较少涉及民俗艺术的基本理论问题”〔5〕。建国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民俗艺术研究取得了突出进展,相关着作也陆续出版发表。其中与民俗、艺术、传播和生态等关键词相关的研究着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研究向度。

    一是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如包鹏程、孔正毅的《艺术传播概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主要研究艺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之关系;江帆的《生态民俗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民俗生成的生态性本原、剖析了生产民俗、经济民俗的生态特征以及对生活民俗、社会民俗的生态蕴涵阐发;唐家路的《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依据文化学、民俗学、艺术学,尤其是文化生态等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民间艺术及其文化生态进行综合、整体、系统的研究;仲富兰的《民俗传播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构建了民俗传播学研究体系,从对象、语言、结构等方面深入阐发,并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的民俗传播特点以及民俗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理论阐发深入且观照视野全面;曾耀农主编的《艺术与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陈鸣的《艺术传播原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书主要从艺术与传播关系的历史考察入手,分析了艺术传播的信息、形态、受众、方法、效果和管理等;陈立生、潘继海、韩亚辉编着的《艺术与传播》(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其中一章节从艺术传播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系统之关系方面略谈到艺术传播生态问题,但较为笼统;另外略有相关的着作有谭华孚的《文艺传播论——当代传媒技术革命中的艺术生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郝朴宁等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上述研究成果出现时间较新,基本为近十年内的着述。这些着作对民俗与传播、与生态,艺术与传播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系统理论的论述,体现了其研究的时代性特点。虽然并未有专门针对民俗艺术传播生态方面的研究着述,但这些着作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引导、拓宽了研究视野、启发了研究路径,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启发。

    二是专题性研究。此类研究中论及民俗艺术与传播和生态及与此相关内容的着作较为有限,有:熊术新、苗民、孙燕的《中国云南两个少数民族村落影像民俗志:民俗文化在传播中的意义蜕变》(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后:明代建阳书坊传播生态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泽洪的《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朱慧珍的《诗意的生存:侗族生态文化审美论纲》(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这些研究对民俗艺术的某些类型或品种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以实证为基础,或从传播意义角度、或从生态文化角度着重于对其艺术特色的个案分析。这可为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提供鲜活的个案资料,并启发本研究微观探究与宏观概括相结合的思路,以个案材料的分析探究支撑研究的宏观理论观点。期刊资料与民俗艺术传播或生态有关的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约有几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传承的基础理论研究,如王汝澜《试论民俗的传承、传播与新民俗》(《民间文学论坛》,1983第3期),周福岩《民间传承与大众传播》(《民俗研究》,1998第3期),黄静华《民俗艺术传承人的界说》(《民俗研究》,2010第1期);有关于民俗艺术传播与文化生态的专题研究,如冯光钰《鼓吹乐的传播与文化生态环境》(《人民音乐》,1996第1期),孙信茹《甘庄的民俗生活及民俗艺术:传媒视野下的个案分析》(《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刘祯《论民间小戏的形态价值与生态意义》(《文化遗产》,2008第4期),艾亚玮、刘爱华、张成玉《文化生态的迁变与瓷板画艺术发展路径探究:以南昌瓷板画为例》(《装饰》,2010第6期)。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传播生态理论,以此为理论启发点,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俗艺术的综合研究,相关的传播生态理论着述主要有:徐国源、谷鹏的《当代传媒生态学》(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支庭荣的《大众传播生态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苏炜的《大众传播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邵培仁等着《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大卫?阿什德着、邵志择译《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华夏出版社,2003年)等。

    纵观上述文献,基础理论性研究的相关着述多集中于民俗学研究视野,或集中在大艺术传播研究;专题性研究的着述多集中于民俗艺术的文化传播形式与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上。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对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作专门的、深入地研究的专着、论文,但是相关书籍、论文资料是本研究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将对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个案启发,启迪本研究以整体性的融合的眼光、以深入的理论阐发与规律概括、以加深理论整合度与纵深感为宗旨展开。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将以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梳理和确认传播生态研究的学术基础,进而对民俗艺术传播的主客体关系、民俗艺术传播生态的维度、传播内涵与生态形式等各方面进行探索,力求对民俗艺术的现代传播生态进行深透地阐释,致力于以整体而科学的艺术学视角把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研究作不同层面与视角的意义呈现。

    三、研究方法与视点

    民俗艺术的传播生态论,拟结合文献研究法、分析归纳法、交叉研究法、历史比较法等方法展开。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几种方法可互相渗透、互为参考,以此打开民俗艺术传播生态论的方法论路径。文献研究法是根据研究目的,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了解民俗艺术传播生态问题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助于在此基础上发掘本论题现存在的研究空白点、以进一步探讨并深挖其研究意义。

第6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在中西方艺术史中，20世纪是个艺术飞速发展、艺术观念迅速更新、艺术思潮频繁更替的世纪，这为艺术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和挑战。同样，这种背景也为人们探讨再现与表现这个问题带来了契机。综观中西方艺术理论(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都有很丰富的成果。对于中国社会来说，20世纪是个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遭受打击，被迫重新调整、铸造的世纪;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化来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挑战，中西文明不断冲撞，中国文化不断走出封闭状态，逐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视野开阔了、观念更新了，中国的艺术(包括艺术理论）以比较的眼光来正视自身的局限，借鉴、吸收西方的资源，推陈出新，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艺术理论面对艺术实践，积极地吸收国外的理论资源，虽然不乏教条式的机械套用，也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总体上讲，是有成绩的。同样，对艺术“表现说”的认识也是如此。

一

通常来说，艺术“表现说”更强调艺术家对于创作的决定作用，艺术家的主观方面，如情绪、情感、想象，以及艺术表现的内容是自我、情感、理想等。艺术表现理论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尚书尧典》就有“诗言志”的说法，并将其解释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从整体而言儒家更为强调艺术的教化作用，因此，艺术自由抒发感情的维度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但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古典的抒情文艺非常发达，因此，在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中，“表现说”的影响很大。但是，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五四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精神的影响，客观上为艺术发挥抒情功能提供了条件。但从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的发展看，由于社会的动荡，社会要求艺术更多地为自己服务，这样，对艺术的表现本质的强调往往受到政治的影响，这也使艺术理论对艺术“表现说”的认识变得复杂。因此，对艺术理论中的“表现说”的认识，也要注意其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

在中国20世纪的文艺理论史中，“创造社”的理论家第一次大规模地主张以表现来看待艺术的本质。“创造社”的旗手成仿吾最初就很重视文艺的表现:“诗的作用只在由不可捕捉的东西，于抽象的东西具体化，而他的方法只在运用我们的想象，表现我们的感情。”[1他甚至据此来贬低再现:“文艺的标语，到底是'表现’而不是'描写’,描写只不过是文学家的末技。[1郭沫若更是结合创作，从理论上肯定了表现:“文艺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而不是没我的，模仿的。“创造社”片面地夸大了表现，只是成仿吾的表现论较为复杂，有论者指出，其表现论“既涵盖了富有深度和生命情绪的写实，又包括了部分积极浪漫主义，具有超越于两者的深刻含义。同时，成仿吾视野中的主客观也并非截然分开。此外，成仿吾虽然坚持自我表现，但又要求文艺“批评人生”，有明显的二元论倾向。这与郭沫若所说的“大我”、“小我”有共通之处。这决定了他们难以遁入“纯艺术论”的狭小圈子，他们后来的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的理论还强调情绪，排斥理智。因此，从总体上讲，“创造社”的艺术理论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再现与表现的对立，机械而片面地夸大了艺术的表现因素，贬低甚至于取消了再现在创作中的作用，这种解释是不利于科学地认识艺术的再现与表现因素的。但也应该看到其特定的原因，他们对创作中表现的主观因素的探索是有价值的。

在主张表现的艺术理论中，也各有侧重。提倡“人的文学”的代表人物周作人也逐渐转向了自我表现：文艺以自己表现为主体以感染人们为作用，是个人的而亦为人类的，所以文艺的条件是自己表现，其余思想与技术上的派别，都在其次，张泽厚则强调艺术要表现社会情感:“所谓艺术不过是感情社会化的一种方法”。“艺术是一种集团的'感情的社会化’。持艺术为“人类底意识之具体表现”的向培良对艺术表现有深刻而全面的认识。首先，艺术表现的情感始于情绪，但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自己，有人类性，即“既然承认艺术是表现，便会知道艺术必从情绪出发。表现必非止于自我表现的发泄，也可以说，表现必非是为自己的。表现者，根本负着一种任务，即供给可以认识之资。……故表现者，须基于人与人之间的认识才能成立，没有认识，即失其所以为表现的意义。其次，为了克服本能反应的情绪，也使转瞬即逝的情绪固定下来，作者需要确切地了解自己的情绪，才能把情绪表现为艺术品。所以，艺术表现还需要认识、理智的介入。再次，艺术表现是主客观的融合：以情绪为艺术内容所自成，即从自我表现与绝对外界的情境之关系去掘发内容，于是产生主观与客观的融会。最后，艺术表现虽然也需要理智的介入，但主要是依靠情绪、情感等感性因素：艺术的内容，虽存在于主观与客观之融会，但仍不能不从感觉出发。但感觉不独有很重的主观性，并且有很大的流动性。当其融入艺术内容时，无疑地需要超越此主观性与流动性。”他从自我与人类、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智的统一来把握艺术表现，不仅有效地总结了艺术创作实践，而且也充满了艺术辩证法，克服了片面强调艺术表现的偏颇。胡秋原则强调艺术表现也应该包含对思想的形象表现:“所谓艺术只表现人类底情感同样也是不对的。不，它不独表现人们的情感也表现思想;不，它不是抽象地，而是藉活动的形象而表现。艺术最主要的特质即在乎此。精通各门艺术的丰子恺认为，并不是任何情感都是艺术表现的对象，艺术应该发现、表现美的情感：艺术是美的感情的发现。美的感情起于艺术家的心中，因美欲而变成艺术冲动，表现而为客观的艺术品。这经过叫做创作。实际上“表现说”常因盲目提倡表现情感导致情感的粗糙和泛滥，他的观点对于克服这种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强调了艺术对生活的积极的、能动的反映，在当时起到了推动文艺发展的作用。但应该看到，他的艺术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主要着眼于发挥艺术的宣传作用、文艺对政治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艺术自身的要求。之后，反映论就在中国艺术中占据主导位置，并具有了指导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表现说”的影响，也影响了艺术理论对艺术表现的探索。

建国后，现实主义被规定为艺术创作的主要方法，一直被视为最具合法性的艺术理论，并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中国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这也使艺术表现情感的观念受到了压抑。而且，写人情、人性的主张经常被定性为阶级调和论和“人性论”受到批判。这样，表现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表现自我则成了个人主义。因此，探讨和研究“表现说”便显得不合潮流，艺术理论“表现说”也难有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60年代，周谷城非常重视艺术对情感的表现。他连续发表了《史学与美学》、《礼乐新论》等文章，提出了“艺术表现情感”的系统理论:情感是艺术的源泉，情感通过物质的表现形式便成了艺术，情感使艺术发挥其作用，“一切艺术品务必表现情感。但被视为“人性论”遭到了批判，影响了学术的探讨。有趣的是，朱光潜在批判周谷城的情感艺术论时提出，反映是“客观世界在人头脑里的反映，是一种能动的反映，在这里面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意识(包括思想和感情)当然要起作用，所以反映现实并不排除表现思想感情。朱光潜强调反映论对思想感情的表现，是在允许的范围内，试图吸收情感等因素，以纠正反映论的偏颇。

后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被发展成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起来的“两结合”的艺术创作方法。但是，“两结合”最终发展到了完全无视艺术特点的登峰造极的程度。只有在“两结合”的艺术创作中，才能够表现感情。但这种感情是有规定的:要表现“大我”、对理想的憧憬和集体主义精神。今天看来，这种情感的虚假性、虚幻性和粉饰现实的特点都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几乎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

新时期以来，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艺术创作的繁荣，人们以开放、自由的心态来探讨反映论。随着一大批注重表现的艺术作品的出现，艺术理论中的“表现说”逐渐占了上风，并且把表现与再现对立起来，甚至出现了要求抛弃“再现说”的声音。

     三

80年代初，以“朦胧诗”等有着浓厚现代主义色彩的文艺的出现，艺术开始重视自我表现，三个“崛起”把文艺的自我表现的性质系统化、理论化了。其中孙绍振赋予自我表现以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精神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而要“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应该说，在正常的情感被压抑，文学几乎与情感绝缘的不正常的状态下，这种反拨是非常有必要的，非常合理的，但有些矫枉过正，这势必影响到对文艺的表现性质的认识。由此，出现了“表现自我”与‘反映生活”的争论，对“再现说”、反映论的反思也随即展开。

新时期，伴随着对再现、摹仿的反省又开始了对“表现说”重新认识。夏中义对摹仿说提出了批评，进而指出：文艺所直接表现的并不是社会生活的原型，而是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印象、评价及其理想，生活素材在其中不过是充当了表现作者主观意识的某种变形载体罢了。因而，艺术的本质乃是客观生活和作家自我表现的结合体。周来祥分析了艺术的构成要素:“从认识论看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感性中理性内容的表现；从心理学看，是理智(物的本质)和意志（人的目的要求）的结合，因而也可以说是认识的内容和心理的形式的统一。而认识、情感又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艺术包含着认识内容，但不只是认识”;“艺术以情感为特质，但又不只是情感。要从情感与认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来看待艺术。而王元骧则尝试以情感来界定艺术的本质:“只有当我们承认情感是现实关系的反映，就其性质来说，也是人们对现实的一种认识的前提下，把它视为文学艺术的基本特性，那才是正确的。而且，“艺术所表现的是在认识过程中产生、以人们对对象性质与自身需要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为基础的情感”。这样，艺术表现说就演变为“情感说”。但有论者对“情感说”提出了质疑，即“情感说”不能解释情感的产生和表现，而且“还会导致艺术唯心主义。”

刘光耀认为，反映论是机械论，文艺是“反映”，但它首先是对生活的反映、创造。其区别在于：前者是对现实的客观的'摹写’，揭示的是现实自身的本来面貌，后者是对现实的主观的评价，揭示的是人的主体需要和感受与现实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理性、理智的认识，后者表现为感性、感情的发抒;前者对于现实用的是历史主义的标准，力求揭示现实的本质和规律，后者对于现实用的是人道主义的标准，力求淋漓尽致地表现人性。他并且希望反映论“寿终正寝”。他重视艺术的创造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对反映论的理解也有不当甚至错误的地方，全盘否定反映论也是有失公允的。对反映论作了较为系统反思的是刘再复，他的主体性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主体性文艺理论吸收了“表现说”的许多观念，强调发挥作家的主观能动性。

徐亮则从艺术本体论场的角度认识“表现说”的局限，艺术表现说克服了再现说的缺陷:“更深入地设计了艺术的本质。它把被再现论遗忘的部分显示出来，也恢复了情感（特别是个人情感）的应有地位。但“表现说”也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应该从艺术本体论中寻找艺术的本质:“表现论太局限于自我表现的自在状态，它把感情束缚于狭小的自我领域以至对于宽广的大千世界不能采取一种坦然的进入态度。看来应当从表现论那儿解放自我表现，解放情感，使自我和情感到更为广大的世界中去生存，并使之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应该说，徐亮确实抓住了艺术“表现说”的局限。

此外，有论者从宏观的角度，客观地分析了艺术“表现说”的得失，也有助于深化我们的认识。何国瑞结合中国艺术指出了艺术“表现说”的优点和意义:’表现论’从心理学的角度加强了对艺术的主观能动性方面的阐发，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和弥补了'再现论’的机械唯物论的偏颇。‘表现论’强调艺术的伦理实践价值，认为艺术是治心’之具的观点，是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它创立和丰富了关于'意境’的理论，过去曾经、今后还将对艺术创作起良好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其缺陷：“第一，是它的唯心主义倾向。”“第二，忽视艺术传达的重要性。这种贬低、乃至取消技巧的观点，把艺术完全当成了一种即兴活动，乃至随意的胡来。应该说，这个结论是客观、公允的，而且考虑到了艺术的理论与实践。但他只结合了中国的艺术实践来说明该理论，实际上，西方的艺术对表现的探索也是很丰富的。因此，似有不全面之嫌。李心峰则针对否定艺术再现、反映本质的做法，指出了应该全面而辩证地看待艺术及艺术本质:“在艺术的本质中，完全抹煞了再现性、反映性，显然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艺术活动作为人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性活动，同所有的精神性活动一样，都存在着一个精神与现实、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都具有反映的属性，这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完全无视这一点，仅用主观表现来规定艺术无论对这种表现怎样界说，正像只用模仿、再现规定艺术一样，都是无法圆满解决艺术本质问题的。艺术表现与“表现说”在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中都有重要的作用，充分认识这种作用，恢复艺术“表现说”的合法地位是必要的。但在一段时期内，人们反感于对反映论的庸俗化解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常常以肯定表现、“表现说”来贬低、否定或取消再现、“再现说”，这种非此即彼式的思维对于艺术理论的研究和艺术实践都是非常不利的。李心峰指出的这种现象是非常中肯的，也是我们认识艺术“表现说”时应该注意的。

四

在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还有一种从表现与再现之间的关系的视角来阐释“表现说”，这经历了一个从对立到互补的过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艺术理论界关于表现与再现相互对立的说法很流行。通常的说法是，表现是写意，中国重表现;再现是写实，西方重再现。但在当时就有不同的意见，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从表现与再现结合的视角来理解表现说、把握艺术的本质，才多了起来，艺术是表现与再现相互统一也逐渐成为主流观点。但当时也有学者反对这种区分，杜书赢在探讨艺术特征时指出：不论重再现的艺术还是重表现的艺术虽各有侧重，却都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只强调艺术的再现性，而忽视其表现性；或者只强调艺术的表现性，而忽视其再现性，都是片面的。重视研究审美现象的王朝闻从区分标准的相对性谈了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前者着重反映的客观性特征，后者着重反映的主观性特征。但是这种区别只有相对性，因为某一艺术形象既有再现的性质也有表现的性质。倘若把再现理解为对于反映对象完全被动的机械的模仿或复制，它就不属于艺术的反映。不论艺术形象与反映对象在形式方面接近到什么程度，只有当它相应地表现了艺术家对现实的主观感受，我们才承认它为艺术。与再现相对应的表现，内涵比较侧重于形象对艺术家的主观态度的体现。而且，艺术欣赏中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究其根源是:“客观对象与我对它们的感受有复杂性。当这种复杂性在艺术中得到有选择的反映时候，也就形成了表现与再现的对立统一”。刘纲纪则直接说明了以表现、再现概括中西艺术的错误:“我们可不可以说西方美学只讲再现，中国美学只讲表现呢？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在我看来，任何艺术都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而表现归根到底也是对现实的反映，不是艺术家头脑中主观自生的东西。但他把艺术最终归结为反映。黄海澄认为，“艺术是以形象反映生活、表现思想情感的、美的意识形式。因此，再现说与表现说分别说明了艺术本质的一个侧面，但都是片面的，都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当时，这些见解都为科学、全面地理解“表现说”奠定了好的基础。

通常人们认为，18世纪启蒙运动前，西方艺术和艺术理论的主流是“模仿自然”，但以18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为标志西方艺术和艺术理论的主流变为“表现自我”。但到了20世纪，已有理论家对此提出了质疑，如美国文艺理论家克令格尔在其!〈批评理论》中以“摹仿与表现理论的虚假对立”为标题指出，从摹仿到表现并不是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是意味着把摹仿对象由模仿外部事物转移到模仿诗人的内心，但诗歌仍然主要依赖于“外在于自身的某种内容，诗歌自身的形式本体仍然未能确立，它的从属

地位仍旧没有改变。虽然，克令格尔是站在形式主义立场上来看待摹仿与表现之间的关系的。但他揭示的这种现象在中国的艺术理论中也有针对性，对二者之间“虚假对立”关系的揭示无疑指出了我们的错误，也有助于我们纠正以往在理论上和具体的艺术分析中所出现的错误。

80年代末以后，艺术理论界逐渐接受了表现与再现的互补性，虽然都主张艺术的再现与表现的统一，但其角度却不尽相同。有论者认为，这两种说法都说明了艺术本质的一个方面，但都有缺点，即忽视了“艺术是艺术家借助于某种感性媒介物进行构形(foimative)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意象世界的活动”。因此，“艺术不是任何一种自然情感的自发流溢，而是将情感纳入一个明确的艺术结构，从而把它符号化为一个'意象’。正因为艺术是一个符号化的'意象结构，一个目的性结构，所以它也决不可能是对一个现成的被给定的实在的单纯复写。它不是对实在的模仿，而是对实在的发现。不仅如此，它还是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的建设性的创造。这个观点吸收了西方现代美学，注重艺术对世界的发现、创造，有助于重新发掘这些为我们所忽视的艺术的特征。李心峰则是把二者的对立归结为艺术类型学的分歧，并主张以艺术生产将二者的对立统一起来:“艺术本质问题上体现出来的再现与表现的现代矛盾应该得到超越和克服。而对它的超越，只能用理性的方法，以艺术生产为凝结点，在对艺术本质的系统的、整体的透视中才能完成。应该说，在艺术的本质构成中，不存在再现与表现的决然对立。再现与表现的矛盾与差异，不是艺术本质的问题，只是艺术中的类型学的分歧。艺术生产是个动态的、立体的过程，能够将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智、表现与再现、心灵与世界等因素统一起来，这为探索艺术本质开辟了新的思路。

第7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艺术学理论是使艺术学之所以成为学科门类的逻辑基础和理论依据，相比各个门类艺术学在各自领域的高歌猛进，音乐、美术、舞蹈、戏剧戏曲、广播影视等在国家重大文化活动以至代表国家形象的各种历史性重要场合的闪亮登场，艺术学理论研究愈发显得默默无闻。但是，没有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扎实推进，没有艺术发生学、艺术分类学、艺术文献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基础理论的学科支撑，没有艺术史论、艺术批评、艺术美学、艺术原理等学科研究的有机构成，艺术学门类就会是一盘散沙，不仅会动摇艺术学存在的理论基础，而且还会丧失艺术学作为门类存在的逻辑前提。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意义的否定或是认识的模糊，显然是忽视或至少没能清晰认识和理解哲学中一般与特殊之间的辨证关系。门类艺术学是艺术学理论的源头和基础，艺术学理论是门类艺术学的归纳和提升。艺术学理论的广阔视野和缜密思维，成就了艺术学门类自身的体系基础。

艺术学理论相比其他各门类艺术学科更加宏观，更加着重于思想、文化层面的把握和梳理。艺术学理论在艺术学门类学科建设中的具体作用表现在艺术学理论沟通、整合各单科门类艺术学并对其实践发展构成了理论支撑；艺术学理论超越了门类艺术学的单一变化发展规律，探讨时代艺术发展的总的普遍性艺术规律；艺术学理论超越了门类艺术学在各自作品理论和艺术创作技术技法之间巨大的差异和分歧，实现了宏观理论上的打通。首先是艺术学理论沟通、整合各单科门类艺术学并对其实践发展构成了理论支撑。所有门类艺术学之所以共同存在于艺术学门类之中的基础是因为艺术学理论的存在，也只有艺术学理论这个一级学科能够打破各个单科艺术学院自立门户的现象；如果没有艺术学的一些基础的、形而上的理论支持，那么艺术会越来越走向支离破碎。因为不论是美术、音乐、设计、舞蹈，还是戏剧戏曲、广播影视等各门类艺术，分别依靠色彩、造型、声音、肢体语言以及胶片摄影技术等等，不论是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是内在的创作技法、外在的呈现方式，都迥然不同。艺术学理论的建设、完善取决于门类艺术学的发展，但同时艺术学理论也对各门类艺术学的发展构成了学术和学科的理论支撑。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不同于门类艺术学自身的史、论、批评的理论研究。所以，在艺术学理论和音乐、美术、设计、戏剧戏曲、电影、广播电视、舞蹈等门类艺术学学科的相互借鉴、密切发展中，要注意既相互独立、又辩证统一的相互关系。特别自近代以来，艺术史论自身的研究范围已经逐步从单一的概念梳理拓展到了专门的体系性研究和建设阶段，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因此，作为学科支撑的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批评三个二级学科，从思维方式到表述方法，都需要再进行新的探索。最明显也最迫切的就是需要把握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或是音乐史、音乐理论、音乐批评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在艺术史研究中，我们必须借鉴门类艺术学史论研究的成果，因为他们具有悠久的历史，具备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规律总结，也为具体艺术创作及理论批评确立了一些基本的法度和原则。显然，如果不关注具体的门类艺术史，我们不可能建立一门翔实、可信的艺术史。但是，一门具体的门类艺术史，不论是美术史、音乐史、书法史，还是设计史（工艺美术史）、戏剧戏曲史、电影史、广播电视艺术史、舞蹈史，都不可能等同于、更不可能替代艺术史。

有的学者一直坚持认为，西方没有艺术学理论学科，与中国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相对应，在西方的这一研究领域实质就是艺术史研究，而艺术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美术史研究，所以，中国的艺术学理论学科不仅缺乏学科存在的国际环境，而且从研究对象的角度上看也没有学科存在的必要。这种认识在一定范围内的学术圈子里是有代表性的。从对人类社会认识的角度，这些理论认识在哲学上尚未过关。因为从一般和特殊之间关系的角度看，就是用美术史研究也很难概括或等同于更细分出的中国画史研究、油画史研究、版画史研究、雕塑史研究。所以，艺术学理论、艺术史研究和美术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决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门类艺术史的发展规律显然不等同于人类艺术史的一般发展规律。“艺术史”和“美术史”分别是作为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美术学的重点研究方向和主要理论支撑而设置的。由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的艺术史内容不可能是艺术的抽象概念的演绎和发展流变，研究艺术史必然要牵涉到美术史的具体内容。但是，艺术史并不因此混同于美术史。艺术史研究的是从宏观整体的视角对人类社会中各历史阶段最具代表性的艺术体裁的变化发展规律，以及这种代表性艺术与其他非代表性艺术在历史发展中彼此消长的演化规律。这是一种整体的逻辑关系。美术史研究的是美术概念内建筑、雕刻、绘画（国画、油画、版画等）、书法、工艺设计之间的逻辑发展关系，是一种基于美术学学科门类内部的变化、发展的演化规律的概括与归纳。

所以，艺术史要从大历史观的宏观视角研究代表那一时代的主流艺术体裁的形态变化发展规律，而其间各时代的具体艺术形态的表现肯定不尽相同，研究对象是不同艺术体裁的不同形态在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社会环境下表现出来的不同艺术现象及其演化规律，其中每一个时代的代表性艺术或为美术，或为音乐，或为雕塑、或为戏曲、杂剧等等；门类艺术史要研究该艺术形态自身的变化发展规律，各时代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本体是相同的，就是单一的美术、音乐、戏曲等等的自身发展变化的门类史。一个宏观、一个微观；一个整体，一个具体，既相互包涵，又相互影响；但是，从研究视角到具体表述又完全不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两者之间既独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艺术学理论自身的重要性和社会现实对它的迫切要求并不能使其就此已然成为一门科学的理论，况且这一科学的理论还要时刻接受社会发展中各种现实的检验。艺术学理论在自身发展中应尽量避免成为空中楼阁，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涵义。一是在艺术学研究中，艺术学理论不要成为纯粹抽象的艺术理论和概念的集合；二是在当代文化建设中，艺术学理论不能成为空洞的文化理论，而要成为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的艺术理论，要具备当下现实中的应用性的社会功能和实践基础。在具体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艺术学理论除了从艺术学的宏观视角去观照和解释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之外，它还必须拥有实际的工作抓手（宏观理念之外的微观的技能和可操作的切入点），同时更要追求实际的社会现实效果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社会实践意义。

二、艺术学理论创新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的艺术发展历史悠久、门类众多、成就辉煌，与世界其他文化脉络发展相比，中国艺术不仅具备独特的艺术精神，而且中国传统艺术形态在当代仍然拥有很强的生命力。①作为专门致力研究中国艺术形态变化发展规律的艺术学理论，要建设成为真正的学科体系，就必须实现自身研究范式的转型，即从单一的文本研究、书斋里的文献研究走向田野的实地考察和实证研究，同时需要艺术发生学、艺术分类学、艺术文献学、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基础理论的学科支撑，需要具备艺术学宏观视角的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的基础性学术建设。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仅要关注传统，更应面向本土现有的艺术实践，关注当下的文化建设。作为一门具有“现代形态”的交叉学科，艺术学理论应该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建立起与其他门类艺术学及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交流对话体系。艺术学理论一般研究的基础建立在各门类艺术的特殊创作规律和具体艺术形态的发展演化规律之上，所以，艺术学发展变化的普遍性和一般规律离不开对具体的艺术形态研究的挖掘和对各种不同的特殊艺术规律的普遍概括。艺术学理论与门类艺术学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门类艺术理论的土壤也是肥沃丰厚的。早在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已经在美术史学科中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体系并提出影响深远的绘画史观。先秦时期属于中国艺术理论的滥觞阶段，产生了“乐以安德”、“致乐以致心”的音乐理论，“善恶之状，兴废之戒焉”的绘画理论等；在两汉特别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文思想空前活跃，产生了书论《非草书》、《笔论》、《笔阵图》、《书论》，画论《画山水序》、《魏晋胜流画赞》、《古画品录》，还有乐论《声无哀乐论》等一批重要的艺术理论著作，美术、音乐、书法等主要艺术门类都出现了专门的理论成果。所以，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与各门类艺术学科建立密切的关系。我认为，在完密的艺术学理论体系构建完成之前，任何关于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至少应该以一个方面的门类艺术学的学科研究为基础，以尽量避免艺术学理论的空泛化。艺术学理论的一般研究，离不开实证的方法，既要有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又要有充分的实证材料，最好还要具备规范的文法与流畅的文采，需要“义理，考据，辞章”的协调统一。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作《古史新证》演讲时进一步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为之。”这一治学方式在学术界具有深远影响。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对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②其后，学界又相继有饶宗颐先生提出的“三重证据法”、叶舒宪先生提出的“四重证据法”等。这些基本的治学方式和学界通行的研究方法对当代艺术学理论的创新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文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具体的门类艺术研究的对象是拥有具体艺术形态的声音、图像、色彩、肢体语言、立体造型甚至三维、四维空间等等各种艺术作品，唯独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是门类艺术特殊规律之上的一般艺术规律。但是这些门类规律之上的一般规律、门类理论抽象归纳之上的普遍理论不能脱离作品和创作，在规律的探讨上不能脱离实证材料，不能走向玄奥的概念，要力求做出合情合理、符合历史逻辑的推论，起到合理阐释艺术现象和揭示艺术发展规律、进而引领发展方向的作用。就具体成果而言，如果艺术学理论中普遍存在隔靴搔痒、空泛无当的理论，不仅不会产生出符合社会历史发展本质要求的理论，而且必然遭至学界对艺术学理论学科存在的怀疑。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都曾大力倡导“不通一艺莫谈艺”③，都极为关注和重视艺术本体的重要性，即不通晓一门具体的艺术最好不要妄谈美学和艺术规律的道理。所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学者和从业人员最好能够以对某一门类艺术技法的熟谙为基础，除了对造型与美的敏锐感知（这也需要长期艺术创作实践的积累），还需要田野调查的亲身体验和有力的实际数据，以及门类艺术学实践与研究的经验积累。所以，从事艺术学理论研究最好具有门类艺术学的研究经验，能够精通某一门类的艺术实践，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才能更加具备可信度和说服力。

人类的文化需要不断的更新，艺术也需要不断吸收新的养分。当前，艺术学门类之下各艺术学科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正确处理目前所面对的两难取舍，一方面，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诉求要求采取开放的姿态并尽可能多地吸收其它兄弟学科（各门类艺术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优秀成果，进而实现自身功能的日趋完善和有效发挥，而门类艺术学之间也需要相互借鉴，相互贯通，与艺术学理论一起合力实现文化艺术的共同繁荣；另一方面，由于各艺术学科之所以成为学科，自身必须拥有学科研究的边界，所以也都拥有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独立的利益诉求，它由此不得不拒斥同一艺术门类之下其它相邻学科的渗透、影响和同化。而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这辩证统一、互为基础、相互支撑、协同共进、兼容并包之中，艺术学理论以至艺术学门类真正实现了自身的创新、发展以及宏观的壮大、完善，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一员，为当代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三、当代艺术学理论创新的现实作用和实现方式

艺术学理论对于中华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艺术学理论研究中有两个非常常见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一个是文化特征，一个是艺术精神。艺术学学科的蓬勃发展，内在的深层基础正是蕴藏在中华民族古老艺术中的文化符号及其深邃的文化特征，以及其艺术精神的底蕴支撑。第一个关键词是文化特征。文化特征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和基础。在当代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传统文化顺势而为，成为国家文化的基础。国家文化代表本民族的文化内核和基本特征，建构在坚实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并得到本国家人民的认同。在近代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形成之后，国家各自在坚实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建构了国家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源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国大陆地区和台湾省正源于同根同源、血浓于水的血脉关系，基于这种共同的历史根源和文化特征，中华传统文化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民族文化包括各种形态、不同样式的文艺作品，能够增强民众对于民族国家统一的认同感，而且艺术学理论对社会艺术现象与艺术规律的研究把握，常常能够起到超越社会现实、甚至超越文化界限的独特作用和显著社会效果。所以，在促使中华民族核心凝聚力的形成与促进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艺术特别是艺术学理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现实责任是紧迫的，使命是光荣的。这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中值得全社会关注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

第二个关键词是艺术精神。艺术精神依托的基础仍是相对民族文化而言的。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化，就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的整合，文化整合后透射出的整体气质和场域形象的艺术表达就是中华艺术精神。而这种艺术精神，必然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化精神，它通过艺术的形式在国家的层面上把国家形象折射出来，反映出文化形象、时代特征，而它的载体是艺术创作和作品，其中也包括艺术理论成果。鲁迅先生曾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④艺术创作的形式是多样的，在美术领域，国家实施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在音乐领域，每逢重大节日，类似于“茉莉花开颂祖国万人歌咏大会”的各项社会性大型艺术活动此起彼伏、必不可少，各类大型交响音乐会不胜枚举；在舞蹈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大型歌舞《人民胜利万岁》，后有《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直至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公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上演的《我们的旗帜》；在戏剧戏曲领域，从《雷雨》到各级精品剧目汇演直到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京剧、昆剧、各种地方戏演出，从《十五贯》到青春版《牡丹亭》、《1699桃花扇》，从《程婴救孤》到《曹操与杨修》、《成败萧何》，精彩纷呈；在电影、广播电视领域，《士兵突击》、《人间正道是沧桑》、《悬崖》、《赵氏孤儿》等等，无不透射出时代的艺术精神。另外，在重大节庆日的一些文化艺术活动，如各地按照年度举行的吴文化节、汉文化节等；祭祀先人的一些艺术形式，如傩戏、民间社火等，其中透射出来的艺术精神，在文化上强化了个体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在社会价值观念上强化了对国家、民族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同时激发出对国家和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艺术学理论对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征与艺术精神的揭示，使得扎根民族文化传统的中华艺术精神得以彰显，这些文化精神凝聚提升之后，进一步得以弘扬、引领、塑造、形成了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这些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精神文化内核，必然会鼓舞和重建我们对于民族文化精神的自信，进而造就生成我们完整健康的国民艺术素质。当代中国开展艺术学理论创新研究的现实作用是实现引领并进而形成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凝聚力；实现方式是挖掘传统、关注当下、注重联系、理论创新。需要深入挖掘整理我国传统艺术理论、关注当代艺术创作最新进展、加强与各个门类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坚持深入开展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研究这四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一是深入挖掘整理我国传统的艺术理论，也同时注重借鉴西方艺术理论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新的理论创造。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与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并做好扬弃和转化工作，使之在当代艺术学理论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在艺术批评的理论建构中，可以借鉴西方，但要真正切合中国的实际，应形成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和理论的自身特点，尤其是坚守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核心价值理念，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西方，构建、完善中国的话语理论体系。

二是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必须关注当代中国艺术和世界艺术的最新进展情况。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也有一代之艺术。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网络信息的变化就在倏忽之间，要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才能跟得上社会的最新发展。我们要力争建立起中国的新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学和艺术批评理论，为艺术学理论创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三是要加强艺术学理论学科和美术学、设计艺术学、音乐舞蹈学、戏剧影视学等门类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关注文学、哲学、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管理学以及建筑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使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处于艺术学门类以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立体交叉之中，从而寻找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创新点和支撑体系。四是坚持深入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创作方法的研究工作，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文艺批评，坚持正确的文艺发展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高雅的艺术品味和高尚的艺术情操，力推可以引领当下的优秀文艺作品，坚决打击具有“三俗”特点的文艺作品和理论倾向。

仲呈祥教授曾经提出几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文化课题：如何在多元、多变、多样的文化语境下增强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历史观的引领作用；如何在快速增长的经济形势下加快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如何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保证在全球化语境下既充分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又抵御西化、分化图谋；如何在现代化高新技术、互联网的新时代条件下占领文化阵地；归结起来就是在改革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符合精神文明建设规律，又符合市场规律的新的机制和运作方式。我以为，这也是对当下社会现实语境之中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直接面对的迫切问题的精辟概括。艺术学理论不能是空中楼阁式的空洞理论，艺术学理论创新应该是着眼于解决现实的问题。在当代中国，艺术学理论自身创新发展的实现方式应该是“引领”，所坚守的价值底线应该是超越现实的理想价值理念，社会意义应该是“构建核心价值”。艺术学理论应高扬现实主义精神，时刻站在社会思潮的最前端，成为引领全社会文化发展的鲜明旗帜，采用文化和艺术的方式影响和塑造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定性的内在推动力量。

四、“引领”发展：艺术学理论创新的文化意义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在当下，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实现重大突破之后重新回头弥补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课，由此，文化事业在硬件设施大建快上之后，也一定要重视和弥补艺术学理论基础研究的历史性欠缺这重要一课。艺术学理论作为文化建设、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研究的高度归纳和综合表达，必须实现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引领发展、创新发展和“文化自觉”的基础作用。在当下，引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对于艺术学理论的社会意义异常深远。每一次文艺思想热潮以及群众性文化热潮之后艺术理论的繁荣和进一步提升，都是艺术学学科完善、发展的历史契机。艺术学理论的思想内涵、逻辑体系和自觉“引领”的理论前瞻性，直接关系到艺术创作的繁荣和理论境界层次的提升，关系到当代重塑中华文化主体精神的历史进程。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关键。

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作用直接表现为对当代艺术创作方向与价值导向的“引领”。艺术学理论需要在艺术创作满足人类最根本的艺术审美需求的同时，对艺术创作进行深化、总结、提升，探索、理清艺术发展、运行规律，并结合人类社会应有的或应该倡导的社会价值取向，提出引领性的思想和理论。其引领作用的实现，在于着力于人类社会的艺术境界、审美追求的提升，引导艺术创作并在社会文化实践中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并最终构建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价值观念体系。艺术学理论不仅要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追求，还要引领艺术创作转化为符合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实现艺术作品本身思想品质、艺术品格和观赏品味的有机统一，力求创造出一条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光辉道路，建设出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好精神家园。此外，还必须着力于先进文化理论、优秀文艺作品的生产机制、发展规律及其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以实现其引领职能。

艺术学理论的引领，以及“以文化人”的实现，需要每一个社会个体艺术境界的提升。艺术境界是人生境界的文化呈现，传达出人生的理想、信念、憧憬和追求。正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艺术生产不可避免地带有“商品”属性，所以，我们更应该自觉强调艺术学理论自身特有的精神属性。我们说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是要让艺术学理论研究成果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就是要通过对艺术境界的追求来提升社会整体的理想境界。任何时代的文化建设都是在历史的逐步积累基础之上的传承和创新。对于文化意味和艺术境界的追求，主要是传承历史文化精神和守望民族文化经典，籍此坚持我们的文化身份，坚定我们的文化理想以及我们对艺术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并以此开启我们的文化自觉。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自觉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最大限度发挥艺术学理论研究的社会功能。在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是艺术创作和理论建构永葆青春和生命力的源泉，也是艺术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所在。所有被尊奉为经典的艺术创作和理论成果，都是创新的结果。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急速变革的伟大时代，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文化需求迅速增长，文化消费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大众的艺术鉴赏水平逐步提高，艺术审美趣味快速变化，文化传播方式极大改变，艺术传播的范围已经跨越了不同社会文明的界限、制度的藩篱以及意识形态的鸿沟，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现实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8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关键词】艺术区；网络艺术区；当代艺术；艺术生活

一、艺术区与网络艺术区

艺术区是由艺术家村落发展而来的，艺术家村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于西方：一些青年作家、画家和诗人为了摆脱城市文明，逃避现代社会，聚集在乡村，共同生活，实践艺术，并逐渐形成传统，成为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欧洲的艺术村落分布广泛，典型的艺术村落如法国的枫丹白露、亚威农等地。90年代，欧美的青年艺术家逐渐放弃群居，走向个体创作，艺术家村落在西方衰落，部分艺术村落转为季节性聚会。

中国内地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受到来自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一些追求自由创作的职业艺术家开始在北京郊区的圆明园和宋庄等地聚集，形成“画家村”，即所谓的“东村”和“西村”。

从2001年开始，一些艺术家将北京大山子地区原国有798电子工厂闲置的厂房改造为艺术展示和创作的空间。在此期间，中国当代艺术创作进入繁荣时期，当代艺术作品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国际知名画廊、文化机构和批评家纷纷涌入798地区。该地区邻近著名艺术院校，形成了集艺术工作室、画廊、美术馆及演艺于一体的艺术区。

继798艺术区之后，北京地区逐渐出现了酒厂艺术区、环铁艺术区、上苑艺术区、索家村艺术区、草场地艺术区、黑桥艺术区、一号地艺术区、房艺术区，加上原有的宋庄艺术区，称为北京十大艺术区。艺术区是一个艺术综合体，它的存在无疑为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和收藏家构建了一个开放而良性的艺术环境，艺术区能够帮助艺术家收获各种当下的文化信息，把握前卫艺术思潮，激发创作灵感；便于批评家把握艺术创作的最新动向与艺术家及时接触，发展新的当代艺术理论。艺术区内的美术馆、画廊基本上是一些专门性美术馆和画廊，艺术区使一些展示场所更靠近艺术家工作室，更便于展览和推出艺术新作、新人。

北京周边地区的艺术区内聚集了中国当代艺术最活跃并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群体，以及观念相对自由开放的艺术批评家、策展人，还汇集了尤伦斯艺术中心、佩斯画廊等一些国际著名的艺术机构。他们在艺术样式和艺术取向上趋向前卫，作品以现代艺术的面貌呈现，逐步确立了艺术区在当今国内乃至国际的前卫文化地位。共同建构了中国当代艺术最具活力的部分，在公众的当代艺术生活中日益扩大着自己的影响。艺术区具备原创、观摩、批评、策展、展览和艺术品交易等功能，这些功能基本包括了当代艺术生活的各个方面。

20世纪中期人类发明了互联网技术，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媒，不仅将人类既有的文化艺术作了进一步传播和发展，并且引导产生了新的艺术样式。互联网提供了一个互相交流、互相沟通、互相参与的互动平台，其宽泛性、包容性、公开性特点，使更多人的生活融入新的时代文明。网络介入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艺术生活。它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参与当代艺术生活，进而诞生了新的艺术生态。20世纪中期以来，网络间与艺术生活关联的信息无所不在，一些国际知名的艺术网站应运而生，其中包括Arts Economics网站，业务包括艺术研究咨询服务和出版；Artfacts网站，主要内容涉及艺术展览、艺术家、艺术机构的信息动向等；Artnet网站业务包含艺术家个人信息、艺术作品在线拍卖以及画廊动态、艺术品价格数据库等；Artprice网站内容包括艺术品评价、艺术品数据库等。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和市场迅速扩张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艺术网站异军突起，逐渐担当了媒体的主力，成为艺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国内艺术网站主要分为以下类别：综合艺术网站、美术馆和画廊网站、展览和艺术博览会门户网站、艺术品交易网站、艺术院校网站、艺术家官方网站、公共艺术论坛、艺术协会和机构网站、艺术家个人网站等。其中较有影响力的综合艺术网站有雅昌艺术网、艺术中国网、美术同盟、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等。

如今的艺术网站在功能上涵盖了艺术区的几乎所有功能，而其巨大的辐射能力则远远超越了艺术区，因此被称为“网络艺术区”。如开创于2000年的雅昌艺术网，网站立足于艺术咨询平台，由艺术综合频道群、行业服务子网群、互动社区和英文网组成，“利用资讯、交流、交易、搜索平台有效地拓展学术、市场、教育等领域”，致力于“打造全艺术主流新媒体”。开设有《新闻频道》、《画廊・拍卖》、《画廊推手》、《展览推荐》、《尚品生活》、《艺术投资》、《艺客空间（博客、论坛）》、《评论・专栏》、《专题・视频》、《图书》、《交艺网》、《艺术家数字资产管理》等栏目，目前登记专业会员逾50万，浏览量达到日平均80万人次，在中国互联网协会评测的全球中文互联网排名中位居前400名之列。

艺术中国网是由中国互联网中心领导、由国务院新闻办管理的对外传播网站，也是中国网旗下的专业网络艺术媒体，开设有《热点关注》、《新闻中心》、《艺术沙龙》、《名家档案》、《视频》、《展览推介》、《DIY》、《独家专访》、《艺术讲坛》、《好书连读》、《民俗》、《影像记录》、《论坛》等栏目。艺术中国网以“经典艺术、国际视野、大家格调、主流声音”为宗旨，秉承“新文化、大视野、全资讯”的媒体精神，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图文报道、论坛互动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把握当代艺术业界的脉搏与动向”，力求通过精心整合的及时新闻和翔实的背景资料，集各方学术视野，向世界及时全面地介绍中国当代艺术。

二、网络艺术区对当代艺术生活的影响方式

所谓艺术生活主要是一种精神生活，从当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史和当代艺术的思潮来说，当代艺术生活包括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艺术批评、艺术品交易等多个方面，在后现代艺术理论看来，艺术创作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和审美影响着人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从艺术品交易、收藏的角度来看，艺术生活也包含有一部分经济生活的成分。

网络艺术区首先带来的是艺术交流与传播的便利。与传统艺术区相比，数字技术的天然优势可以使数字图片与数字本身制作艺术作品（比如3D动漫和数字影像），艺术家通过网络发表作品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参与论坛，个人网站、主页和博客等。通过网络上传，网络艺术展览打破了传统展览的时空局限，甚至成为艺术家作品的形成方式。

艺术家博客和艺术家主页不仅能使公众及时了解到自己所关注的艺术家的创作状况，还能够了解艺术家的生活状况和情感状况。由于艺术家是将个体经验通过网络渠道直接与公众交流的，必然有利于在创作主体和受众之间产生有益的共鸣。而艺术家将自身感受与公众及时共享，最终也会成为公众共有经验和情感的一部分，进而扩大社会群体之间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彼此了解。

近年来每逢大型展览，如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广州国际艺术三年展等，门户网站就会成为主要的宣传手段。展览方通过门户网站公告、公布进度、公示结果，不仅扩大了展览自身的影响，也使展览的评选更加公平透明。

艺术论坛是网络建立的自由讨论空间，它带来的是文化权利的公平分配。艺术家与公众可以利用论坛这个工具，发表作品、交流思想、获得咨询，拉近艺术家与公众、艺术家与艺术家之间的距离。论坛所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包括理论研讨、创作观念和艺术教育等。论坛为艺术家提供了自由发表作品的机会，这反映了互联网接纳所有普通公众的理念，其形式也反映出超越社会偏见和阶层界限的文化理想。网络时代，有才华的艺术家再也不会像他们的先辈一样轻易被埋没。论坛的出现为一些重要展事的评选设立了一个场外的舆论氛围。

近年来，网上艺术品交易已经开始出现发展势头。除了一些专业艺术品经营机构的网站，各主要艺术综合网站也都开设了艺术品的交易网页，如雅昌艺术网的交艺网等。网上艺术品交易在欧美等国已经相当常态，但是国内网上艺术品交易的规模受各种因素的限制，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当代艺术作品的市场几乎是空白。如果网络艺术区一如既往地抱持高度的文化责任，那么当代艺术在未来成为艺术市场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类别是可以期待的。

艺术教育是公共艺术生活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一般说来，“民间诞生艺术，学院产生学术”。而来自民间最前卫的艺术观念被相对保守的传统学院接受，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网络的即时咨询能力，使学院及社会有更多机会目睹前沿艺术的发生，学院与艺术创作前沿沟通的频率加快，在民间艺术中加入更多学院精神。其积极的一面是将优秀的艺术推介给学院，促进学院艺术教育作出新的变革。同时，由于信息的传递过于迅速，使学院可能因此接触到一些负面艺术信息和观念，影响艺术教育的健康运作。

三、网络艺术区对当代艺术生活的影响意义

中国当代艺术是在当今文化的边缘地带产生的，网络艺术区的产生逐渐将当代艺术呈现于艺术生活的主流。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有其特殊的外向型背景。在它的诞生初期，模仿与复制成为最简易的途径。由于民间基础相对贫弱，使得中国当代艺术的本土性和原创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其后果是当代艺术逐渐失去前卫意识，在精神层面出现泡沫化。网络艺术区的出现将当代艺术面貌更加宽泛地呈现于现实社会的话语氛围之间，并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特点，引起公众对艺术的讨论，摆脱权威势力与世俗偏见，使艺术品的评价能够超越意识形态与市场的困扰，更加平面化与社会化，促使当代艺术更加严肃与深刻地思考自己的发展之路。当代艺术具有批判性和多元性，网络艺术区在面对当代公众艺术生活时也自然担负起愉悦、启迪或警示大众的公共职责。网络独辟蹊径的文化观念也有助于促进文明的进步，培育和造福艺术家及民众的文化生活。网络艺术区的主办者主要来自民间，它的形成对于艺术评价机制的完善、艺术生态的平衡会产生催化、调和的作用，便于鼓励艺术家以个体身份对艺术事件进行多元化探索，便于确立艺术家的独立性。［1］

网络艺术区的出现，是技术革命带动文化进步的典范。它通过技术性完成公众性，实现了对当下文化丰富性、公众性的一种召唤。我们有理由相信，网络艺术区在未来的发展还将进一步促进艺术走进大众文化艺术生活，网络艺术区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流通手段，它作为播种机，将使当代艺术观念根植于民众之中。

参考文献：

［1］王林.拒绝操控――关于当代艺术的公众性［J］.当代艺术，2008(10).

第9篇：艺术与人生论文范文

关键词：情感；形式；艺术；符号论

中图分类号：J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1

苏珊・卡纳斯・朗格是美国著名的符号论美学家，在其著作《情感与形式》一书中，她从艺术符号、符号的创造、符号的力量这三个部分来详细阐述符号论的美学思想，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该书的核心观点是：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①。全书首先把艺术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而分章研究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艺术类型，最后着重探讨了艺术符号的表现力以及文本与观者之间的张力关系等问题，从而顺利地建构起符号论美学的理论框架。

一、表达人类情感的艺术符号

艺术是一门结合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的生命形式，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统一性，应该把艺术提升至哲学高度进行思考，经过不断地概括、总结，通过普遍原则得以构造一个哲学概念。

朗格从美学的种种异端这一角度入手，阐述了一部分著名的美学家和哲学家关于艺术表现、情感传达等问题的理论，重点指出“客观的情感”所存在的缺陷。紧接着朗格探讨了有关“表现”的几种含义，在书中以音乐为例，选用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式做比较，认为艺术符号与其原始意象之间拥有某种共同的逻辑形式，符号易于被人们接受与感知。此外，通过艺术，可以了解并表现人类的情感结构，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表达，艺术符号之所以是艺术的，因为它不同于任何已经被人们公认或习以为常的符号或者语义学概念。所以，用克莱夫・贝尔的理论来说，所有的艺术都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艺术与哲学、宗教具有同样的地位却不属于典型的人类思维创造，对艺术的反应应该是一种超越一般乐趣的独立情感。即：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

二、艺术创造中的意象与原型

朗格认为，对于以艺术谋生的艺术家来说，美的欣赏是一种持续而直接的经验，必须要培养审美态度。任何一件艺术作品都是一个脱离现实的虚幻物象，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并不只是小说中的人物，绘画中的图像，戏剧里的事件，电影里的镜头，或是人类内心诸种感觉因素的简单结合（这些内容都只是艺术家在作品中运用的虚构物，称之为“二度创造物”，并非真正的创造物）。对此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现实中我们看到的花草、树木、人物等存在物是不能被再次创造的，如果把这些形象转化为图像、文字或情节，它就不再是原本的花草、树木、人物了，而是以真实的材料创造出来的意象，意象脱离了实际的因果、秩序的束缚，仅作为人类的感知而存在。对于意象与原型的关系进行思考是艺术理论的基本论题。

朗格对艺术进行了分类，以幻象为分类的标准，她划分了虚幻的时间和虚幻的空间。在此分类标准下，绘画、雕塑、建筑等视觉艺术被划入“虚幻的空间”，音乐则划入“虚幻的时间”，舞蹈则是处在音乐之上的可见的形体力量。因此，在朗格看来，所有的艺术都是虚幻的，我们并不需要借助艺术探求某种有形之物，而是通过对艺术的观感，引导我们去体味与之关联的象征，进行一种关于感觉性质的思考。

三、艺术符号的价值与作用

朗格从艺术的表现力和观众接受这两个方面阐述符号的力量。从表现力方面来说，朗格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艺术品对每个人所产生的意义，以及衡量优秀艺术品的尺度，还有美与艺术的关系等问题。朗格认为艺术品的情感价值不在于其基本含义，而在于智力水平所达到的高度。因此，艺术品的各个因素只有在典型情境中才能被形象地反映出来。如何使一件艺术品的意义不仅能被其创造者所了解，而且能被每一位接受者所了解，这就需要直觉的理性活动来认识艺术符号的意义。在艺术的真实与虚假的关系问题上，朗格认为艺术的关键就是对情感的恰当处理，衡量优秀艺术的标准在于艺术是否能够把握人的思维和表达虚构的真实情感。违反真诚性，严重扭曲的艺术是低劣的艺术，不能对人们产生积极的情感作用。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为了能够更好的理解艺术，受众必须具备敏锐的感应能力，这样才能体悟到艺术独特的表现力。

此外，朗格对电影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还做出了自己的独特理解，她认为电影是一种新的“诗的形式”，是银幕上“梦境化的现实”，这体现出朗格对新生的艺术形式的关注。

四、对前人理论的扬弃

纵观《情感与形式》一书，其中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在对这个观点的论述中，朗格摈弃了索绪尔语言符号学中“能指”和“所指”的划分，提出“艺术品也就是情感的形式”，这样的观点能够说明朗格的符号论区别于传统的符号学，这与朗格受到卡西尔的影响有关。卡西尔最著名的理论是符号论哲学，他认为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都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经验，朗格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给符号的创造活动和理解活动打下更清晰的印记。

朗格的符号论美学对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的表现理论也有继承和突破，她在一定形式上吸收了表现主义的理论精华。克罗齐表现主义的核心是直觉，是指心灵赋予杂乱无章的物质世界以形式，不依赖于理智、知觉、感受和综合等手段。科林伍德的表现论从巫术和娱乐的方面考察艺术。朗格的符号论美学认为，这些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艺术思维在艺术创作中的理论指导作用。朗格在借鉴前人的理论时，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修正，做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五、结语

苏珊・朗格一生都在探求如何认识艺术符号的意义，她对不同的符号加以确定从而给符号创造活动和理解符号意义创造条件。艺术是一种能表现人类情感的本质并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形式，“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那么，艺术如何表现人类的情感呢？苏珊・朗格认为，艺术要表现人类的普遍情感应采用全世界通用的形式，这需要艺术家借助感性形式来创造艺术品，把混沌不整的客观现实变成可见的形式。

任何理论与现时的时代都是密切相关的，对于任何问题的思考与研究也必须结合现实情况，苏珊・朗格的符号论美学具有极大学术魅力和价值，她在当代美学理论上作出了卓越贡献，值得我们不断去研究。从苏珊・朗格的论述中我们能获得对艺术的新认识，从不同角度观照艺术与接受者、艺术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许我们对艺术问题能看的更深，理论研究也能走的更远。

参考文献：

[1] [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傅志强、周发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2] [意]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4]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