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年度总结精选(九篇)

第1篇：机构年度总结范文

2017年是值得振奋人心的一年，郑州市共享文化艺术中心自成立以来，得到了郑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郑州市民政局民管办各位领导的关怀、关心及大力支持，积极响应各级党政组织安排的公益活动和文艺、文化普及推广活动，大力发挥文化，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的作用，传递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共享文化艺术中心作为文艺推广的一份子，不断深入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为建设文明河南，美丽郑州做出应有的贡献，2017年做了大量的基层文化艺术普及推广和公益活动。工作活动总结如下：

1、推行“文艺社区行”；通过我们组织、号召实行等，让社区退休朋友精神焕发的开展各项文化艺术爱好学习活动，如合唱、舞蹈等。

2、做好“关爱社会、关爱他人”活动，2017年4月17日 郑州市共享艺术中心部分学员走进天伦家园敬老院为老人们献上了一台精彩演出，为老人们送去爱的祝福。

3、2017年6月1日共享文化艺术中心携手郑州市中原区百花路艺术小学、帝湖小学、郑州晚报、ZAKER新闻网以及郑州市中原区万达商厦在中原万达广场一楼中厅举办“放飞梦想 童心向党”欢庆六一儿童才艺展示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合唱《梨花又开放》第一个点燃了现场激情；民乐合奏《茉莉花》让观众们重温民乐经典；二胡合奏《我爱北京天安门》展现对孩子们的爱国教育；30多名来自中原区帝湖小学的小朋友带来集体舞《童趣》令观众们眼前一亮，小朋友们如同天使一般，在优美的音乐中尽情表演，扎实的基本功获得了阵阵喝彩。

4、 2017年6月25、26日中考期间共享携手郑州一中团委在一中考点（校大门口和校内教学楼入口处）设置中考考生服务点，准备了考生需要用的黑色签字笔、2B涂卡铅笔、橡皮、矿泉水等物资免费向需要的考生发放，提醒广大考生带齐考试物品提前到场。并设有家长休息区，让家长能安心等待孩子考试。

5、2017年7月15日举办了爱心公益活动“爱音乐—爱生活”艺术之旅，让孩子们享受盛夏的美景，奔跑在自阳光下，和成群的同龄人一起开心的知识竞赛，培养孩子的团队意识，尊老爱幼，教育孩子富有爱心，互帮互助的精神从点滴开始。

6、2017年10月23日参加由郑州市中原区华山路小学主办的“郑州华山路小学国学教育成果展”由本中心编排指导的合唱《祖国在我心窝里》和集体舞《国学礼赞》获得了区教体局领和校领导的高度赞扬和认可。

7、2017年10月21日，由郑州市中原区汝河新区小学主办共享艺术中心携办举办的“2017年汝河新区小学第一届师生音乐会”由本中心老师演奏的小提琴独奏《卡农》将孩子和家长带入音乐的海洋，师生大提琴二重奏《大红枣》展现了孩子们较高的演奏水平，由汝河新区小学压轴演出的《美丽的鲜花在开放》得到了家长和老师的一致好评。

第2篇：机构年度总结范文

国库集中支付即国际上的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它是指将政府所有的财政性资金集中在国库或国库指定的银行开设的账户，进行归口管理，所有财政资金的收支都通过这一账户进行集中收缴、拨付和清算，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的运行模式。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我国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财政支出管理方式的一场根本性变革，是整个预算执行机制和财政收支管理的制度性创新。但预算会计如何适应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才能促进财政国库制度改革，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

预算会计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协调的主要表现

(一)预算会计核算基础与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协调

预算会计制度规定：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的会计核算和事业单位会计非经营性收支业务的核算实行收付实现制。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两个直达”的精神实质也是收付实现制。但是，为了解决年终结余的核算问题，财政部规定实行国库制度改革的地区财政总预算会计年终结余资金核算可以实行权责发生制；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结余的用款额度，财政部规定年终要收回，同时要求单位记入“拨人经费”或“财政补助收入”。预算会计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会计核算基础不协调，预算会计核算收支结余的标准不统一，就难免出现人为操纵收支和结余数字的现象，从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二)财政总预算会计支出列报口径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协调

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实施后，预算单位向财政部门提出用款申请，财政部门批复的是用款额度。财政部门根据国库支付执行机构的财政直接支付(财政授权支付)汇总清单列报支出，其实质是以实际支出数列报支出。而我国《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规定，财政总预算会计以财政拨款数列支、列报。这样就造成实行国库集中支付的地区，预算支出进度相对比较缓慢。在实行收支统管，定额或定项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如按实支数列报，产生的财政结余就是虚假结余。

(三)预算会计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核算的范围不协调

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上连财政总预算会计，下接行政事业单位会计，成立此机构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财政性资金进行全面、全程监控。然而该机构却只核算当年的财政拨款支出，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的其他收支业务、以前年度结余和暂存、暂付往来业务则不核算。可见，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核算的范围明显小于预算会计核算的范围。

(四)预算会计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在会计信息的提供上不协调

目前，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虽然执行《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但财政总预算会计报表中只反映预算收支，不显示预算单位的用款额度使用情况、国库存款中有多少是未支付预算单位的资金等内容。

协调预算会计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对策

预算会计和国库支付制度的协调问题处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财政国库制度改革的成败。笔者认为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一)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程序基本保持不变，但相关内容调整。

1.对于财政机关下达各预算单位的财政直接支付、财政授权支付用款额度，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要按照收付实现制进行会计核算；

2.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停止使用“已结报支出”科目。办理财政直接支付(财政授权支付)手续，向财政国库机构结算资金时，不再作为一般预算支出、基金预算支出，而作为用款额度支出核算。

(二)财政总预算会计

1.财政总预算会计以批复的用款额度数列支，用款额度剩余退回时，作冲减支出处理。年终预算结余资金核算不实行权责发生制。

2.《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负债类增设一个“待结算支付资金”科目，此科目用于核算与国库支付执行机构的往来待结算款项。财政机关下达用款额度时，借记“一般预算支出(基金预算支出)”科目或者“行政事业支出(专项支出、基本建设支出)”科目，贷记本科目；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办理财政直接支付(财政授权支付)手续与财政国库机构结算资金时，借记本科目，贷记“国库存款”科目或者“财政专户存款”科目。本科目借方余额，反映财政国库机构超拨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的现金数；本科目的贷方余额，反映财政国库机构欠拨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的现金数。

(三)国库支付执行机构会计

作为财政机关资金调度中心的国库支付执行机构，目前主要承担两项任务：一是根据财政机关下达预算单位用款额度，办理财政直接支付、财政授权支付手续；二是负责监管预算单位的财政性资金。那么其会计核算的重点就应放在预算单位用款额度收支结余情况及单位其他收支结余情况上。据此，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可以实行以下一套会计科目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会计科目表。

除上述之外，行政、事业和建设单位会计仍按现行会计制度及相关的补充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即可。

预算会计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协调对策的优越性

上述方案不仅能够解决预算会计和财政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不协调的问题，而且具有如下优越之处：

(一)预算单位从单位零余额账户提取现金支出后，可能有少量的结余。

预算单位的财政性资金在没有支付给供应商或劳务提供者之前，都沉淀在财政国库账户上。

(二)财政总预算会计掌握和提供的会计信息更加全面，便于领导进行科学决策。

1.以“用款额度”列报支出，能够及时地核算预算支出和结余。

2.通过“待结算支付资金”科目可以清楚地了解国库单一账户和预算外资金专户存款余额中包括的未支付预算单位资金数额。“待结算支付资金”科目年终余额，实质上就是预算单位当年的经费结余数。

3.通过计算一般预算支出、基金预算支出和待结算支付资金的差额，可以随时掌握预算单位当年的实际支出数。计算公式为：

预算单位当年的实际支出数=(一般预算支出+基金预算支出)-待结算支付资金=(一般预算支出+基金预算支出)一预算单位经费结余数

4.可以计算广义预算结余数。通过上述改革，我们就可以很容易计算出包括预算单位经费结余数在内的广义预算结余数：

广义预算结余数=预算结余+预算单位经费结余数=预算结余+待结算支付资金

(三)扩大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监管范围

1.可以及时掌握用款额度结余即预算单位国库集中支付年终预算结余资金情况，即：

用款额度结余=上年用款额度结余+拨人用款额度-用款额度支出

2.可以了解预算单位其他资金的收支结余情况，即：

第3篇：机构年度总结范文

关键词：医疗机构；费用收支；结构分析

中图分类号：R197；F27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02

根据我国政策，建立规范的医院运行制度，就要遵守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的远侧，强调以病人我中心，优化服务流程，保证规范用药，认真检查，要落实医院政府补助的政策，医疗机构在数量上有绝对的优势[2]。根据卫生总费用的调查中可以看出，医疗机构的总收入在2012年的196.3亿，增长到2015年的465.1亿，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5.3%，比卫生总费用的增长速度还要快0.13%。医疗总收入占卫生总费用的76%，其中84%主要集中在二级和三级医院，社区服务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乡镇卫生的收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呈降低状态，2012年为19.8%，2015年为16.4%[3]。

一、医疗机构收支状况

1.收支基本状况分析

2012～2015年，医疗机构的总收入和总支出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4.37%和15.98%，支出增长率高于收入增长率。2013年达到峰值后开始逐渐缩小，14年呈负值[4]。见表1。

2012～2015年之间，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和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的总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7.69%，12.9%，13.97%。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以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支出的增长率比收入增长率高1.8%，0.68%和1.28%。2015年，一级医院、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的总体收支结余分别为0.5亿，0.9亿和0.7亿的亏损[5]。见表2。

2.收入情况

（1）总体收入情况分析

2012～2015年 ，医疗机构的总收入平均增长14.83%，收入来源主要依靠药品收入、医疗收入还有政府财政补助三个方面，三者收入的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9.44%，14.56%和14.78%。由此可见，政府的补助在近几年有所增加，但是对医疗的总收入比起来仍然不足，药品是医疗收入的主要来源[7]。见表3。

（2）门诊和住院收入情况分析

2012～2015年要机构门诊收入和住院收入的平均年增长速度为13.7%和15.9%，门诊收入和住院收入的比例保持在1：0.68和1：0.89之间，门诊收入中的药品收入在60%以上，住院收入有67.8%是医疗收入[8]。

（3）医疗收入的状况

2012～2015年，医疗机构收入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手术，手术治疗收入在医疗收入中所占比例由原来的17.96%上涨到21.68%。再有就是检查、化验和其他治疗收入，三项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15%。随着物价的上涨，医疗用品的价格也随着进行调整[9]。

3.支出状况

（1）总体支出状况

2012～2015年，医疗易购的总支出的平均年增长为18.4%，比收入增长速度快1.3%，2015年总支出的98%是药品支出和医疗支出，分别占总支出的39%和57%。2012～2015年支出总额由原来的57.9亿元增长到117.8亿元，年增长为14.68%[11]。虽然近几年来政府补助资金有所增加，但是政府的补助并不能解决人力成本增加的问题。

（2）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人员的支出状况分析

2012～2015年之间，三级医院的人员支出占总支出的28%左右，并且几年来波动较稳定，二级医院和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人员支出占总支出的30%，比以往有所降低[12]。

二、医疗机药品加成状况分析

1.药品加成总体情况

医疗机构的药品成本收入较为稳定，药品的平均年增长率也逐渐增加，比药品收入要快3%左右，药品加成率在2014年带到最高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015年下降到20%，计算发现药品差价损失20亿元左右[13]。因此，药品控制加成的政策实施后，以药补医的情况虽然看似缓解了，但是医疗机构的经营状况实际上正在严重恶化，真正受益的是药品的流通领域，并没有为病人谋取福利[14]。

2.不同等级医疗机构药品加成情况分析

2012～2015年，随着药品加成政策的实施和改革，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的药品加成率渐渐下降，到15年下降非常明显[15]。三级医院的药品加成率从25%下降到16.9%，二级医院的35.6%下降到21%，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从38.7%下降到23.6%[16]。

三、讨论

医疗机构的费用收支状况有两大特点，第一就是医疗机构的收入逐年增长，医疗机构的补偿是服务费、药品加成费和政府补助三个方面构成的[17]。第二就是医疗机构总支出也在迅速增长，医疗机构处于亏损状态中，人员支出增长缓慢，医疗医院的劳务价值不能充分开发出来。政府财政补助不足，药品收入是医疗机构的主要来源，但是以药补医的情况虽然看似缓解了，但是医疗机构的经营状况实际上正在严重恶化，真正受益的是药品的流通领域，并没有为病人谋取福利[1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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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机构年度总结范文

关键词：区域金融 长三角 金融资产 金融结构 金融发展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8-050-04

一、引言

金融资产结构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的重要性。金融结构研究的先驱Goldsmith（1969）比较了不同国家的历史数据，创造性地指出金融发展是金融结构变化等结论，形成了著名的“金融结构理论”，并得出金融相关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平行相关的结论等。Shaw（1973）及Mckinnon（1973）从金融资产、金融机构规模与结构等角度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据此判断该国处于金融深化或是金融抑制状态。Levine（1997）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谢平（1992）、易纲（1996）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变化情况，并指出中国金融深化进程及金融该给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易纲、宋旺（2008）在考虑国际金融资产的前提下重新度量了中国金融资产总量，深入分析了中国1991年到2007年之间的金融资产结构的演进过程，指出继续加大开放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重要性。

但是，当前对省域金融资产结构变化的研究不足。一方面，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从金融差异的角度研究区域差异（王元凯，2010a,b）。另一方面，衡量国家的金融资产指标与衡量一国之内省区金融资产指标不同。本文试图建立计量省域金融资产的指标体系，据此研究安徽、江苏、浙江、上海金融资产结构变化情况，评价长三角四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为中西部地区发展金融与经济提供政策建议。

二、长三角金融资产总量统计

为了深入研究长三角地区的金融资产结构，这里首先统计出长三角地区安徽、江苏、浙江、上海三省一市的金融资产总量。本文提供了一套计量省域金融资产的主要指标，便于横向地比较地区之间的金融资产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

准确地测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资产总量是比较困难的，主要在于金融资产界定及其测度指标存在差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中，流通中的通货、存款、非股票证券、贷款、保险准备金、股票和其他股权、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金融衍生品和其他应收账款等，均属于金融资产的范畴（IMF，2002）。在金融发展学领域中，Goldsmith（1969）对特定国家的金融资产进行了比较明确的分类统计，将全部金融资产划分为股权和债权两类，并且把债权又细分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和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前者包括存款，后者包括贷款。易纲（1996）较早地给出了统计中国金融资产总量的指标体系，包括流通中现金、金融机构存贷款、财政向银行借款、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股票市值、国内保险费等十多项指标。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进程中，易纲、宋旺（2008）进一步考虑了我国国际投资头寸对统计金融资产总量的作用，将国外金融资产纳入到金融资产总量范畴中。由此可见，准确地测度一个地区的金融资产是相当复杂的，不仅涉及到金融资产的权益说明，还涉及到地区范围。鉴于当前研究并测度中国国内地区金融资产总量的成果较少，本文根据金融资产的重要性及其地区之间的可比性，建立了一套指标体系用于测度长三角地区的金融资产总量（见表1）。

根据金融资产的权益属性等特征，这里选择四大指标衡量省域金融资产总量，涉及到债权、股权、保险等，其中债权又细分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全部金融机构存款）和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全部金融机构贷款）。需要说明的是，IMF等研究中的金融资产范围比较宽，比如包含通货、金融衍生品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等因素，本文中的金融资产范围相对比较窄。在本文中，以全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本外币）衡量省域地区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忽略了通货、金融债券等资产；以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本外币）衡量省域地区对非金融机构的债权，没有计算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国内A股在省域地区的托管市值衡量该地区股权金融资产，不采用省域地区上市公司股权资产指标；以中外资保险总收入衡量保险准备金。与国内外已有研究保持一致，本文采用金融相关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即为金融总资产与GDP比值（以%为单位），其中金融总资产为年末存量，忽略了存量平减问题。

建立省域金融资产统计指标之后，可以初步衡量省域金融资产总量及金融相关率。根据表1数据，比较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得出一些有益的结果：（1）长三角地区金融资产在“十一五”期间呈现上升趋势。对比2006年和2009年数据，安徽、江苏、浙江及上海四省市的金融资产总量均上升一倍左右，但是呈现出三个阶梯，依次为上海属于第一层级、浙江和江苏属于第二层级、安徽属于第三层级。（2）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总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地区层面看，对比安徽、江苏、浙江三地的金融资产总量和经济总量，呈现出二者正相关趋势。在时间层面上，对比2006年和2009年四地的金融资产总量和经济总量，也呈现出二者正相关关系。但是，上海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2009年上海GDP为14900亿元，低于同期的江苏34601亿元和浙江22832亿元，但其金融资产总量却高于同期的江苏和浙江两省。2006年数据也说明了上海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特点。（3）上海是长三角地区金融最为发达地区。金融相关率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是金融资产与经济总量的比值，金融相关率高则表明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2009年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的金融相关率分别为779.7、400.2、269.4、253.3，其中上海是长三角地区金融相关率最高地区，也是金融发展水平最高地区。2006年数据也表明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金融相关率最高。（4）江苏具有发展省域金融的巨大潜力。从时间序列看，长三角四省域的金融发展水平均处于提高态势，从2006年到2009年均提高到1倍左右。从金融相关率看，按照金融发展水平分类，长三角地区可划分为三个层级，上海、浙江分别属于第一、二层级，江苏和安徽近年来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差不大，同属于第三层级。

三、长三角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含义。一方面，金融资产结构变化反映了各类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如信贷市场、股权市场等之间的相对关系。同时，金融资产结构变化也深刻地反映了特定地区经济发展变化（Goldsmith，1969）。另一方面，金融资产总量与经济总量的比值即金融相关率的变化，不仅标志着金融结构的变化，更深刻地体现了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在构建一系列计量省域金融资产指标之后，从时间、省域两个维度比较长三角地区金融结构及其发展水平。

（一）金融资产结构分析

比较金融资产结构可以得出有意义的结果。从时间角度看，长三角四省市的金融资产总量及各分项金融资产的绝对量均呈现增长态势，单纯地研究金融资产总量意义不大。这里以金融资产总量为分母，把债权、股权、保险及其子项目换算成占比（%），选取了“十一五”期间2006年和2009年两个时间点，从时间和地区维度比较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见表2）。

1.债权资产比重相对下降，股权资产比重相对上升。比较2006年和2009年数据，长三角四省市对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的比重均相对下降，如安徽从2006年到2009年对金融机构债权、对非金融机构债权的比重分别从55%、39.9%下降到52.6%、37.1%，江苏、浙江、上海股权资产比重分别从2006年的2.7%、3.5%、20%提高到2009年的5.8%、7%、35.5%。

2.债权资产因地区差异存在结构性变化。从2006年到2009年，长三角地区居民储蓄存款比重在不断下降，安徽等四省市居民储蓄存款比重分别从31.5%、26.0%、22.6%、16.7%下降到26.1%、21.8%、19.9%、12.4%。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企业存款比重趋于上升，而上海则从2006年的23.3%下降到2009年的19.6%。四省市短期贷款比重、票据融资比重均呈现下降，如上海短期贷款比重、票据融资比重分别从2006年11.2%、1.9%下降到2009年7.3%、1.6%。安徽、江苏、浙江三省中长期贷款比重趋于上升，但是上海中长期贷款比重从2006年18.7%下降到2009年15.4%。

3.不同地区金融资产结构存在差异。从2006年到2009年，尽管股权资产及保险在金融资产总量中的比重在上升，但是江浙皖沪对金融机构债权及对非金融机构债权资产比重均占据绝对优势。在债权资产方面，以2009年为例，安徽和江苏的存款比重高于浙江和上海，安徽和上海的贷款比重低于江苏和浙江。在对金融机构债权方面，从2006年和2009年，安徽和江苏居民存款比重均高于浙江、上海，安徽和浙江企业存款比重均低于江苏和上海。在对非金融机构债权方面，以2009年为例，安徽和江苏短期贷款比重低于浙江和上海，安徽和江苏中长期贷款比重、票据融资比重均高于浙江和上海。

（二）金融相关率分析

金融相关率是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是金融资产与GDP比值，以百分数为单位（见表3）。前面研究已经说明，从金融资产总量的金融相关率看，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分为上海、浙江、江苏及安徽三个层次。从单项看，无论是债权、股权还是保险，长三角四省市各子项目的金融相关率均逐步提高，如安徽的债权、股权及保险的四个子项目的金融相关率分别从2006年的116.9、84.7、8.3、2.7提高到2009年的133.3、93.9、22.5、3.6。各地区在不同资产的金融相关率上存在差异。从2006年到2009年，安徽和江苏的债权资产的金融相关率均低于浙江和上海。上海在股权资产的金融相关率上具有显著优势，分别从2006年的110.4提高到2009年的276.5。安徽和上海在保险上的花费均高于江苏和浙江，其中安徽相对而言偏好于保险支出。

（三）债权资产相关率分析

债权资产在金融资产总量中仍占据绝对重要地位。在长三角地区，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比重在65%-90%之间（见表2）。这里以债权资产与GDP比重衡量债权资产相关率。在时间维度上，四省区金融机构存贷款资产相关率均处于上升趋势，但是存在差异。在居民储蓄存款资产相关率方面，在2009年中安徽高于江苏居于第三位，从2006年到2009年安徽呈现下降、其他地区上升（见表4）。在企业存款资产相关率方面， 2009年安徽为43.5居于第四位，相对于2006年四省市均得到提高。在短期贷款资产相关率方面，2009年安徽为35.4居于第四位，相对于2006年安徽、江苏、上海均下降，但是，浙江则从76.4提高到95。在中长期贷款资产相关率方面，从2006年到2009年四省市均得到提高，其中安徽一直居于末位。在票据融资方面，安徽和江苏有所下降，上海从2006年到2009年均居首，从10.4提高到12.5。

在长三角地区中，安徽与其他地区的债权资产相关率差异较大，其原因涉及到金融机构行为和金融市场结构。一方面，安徽贷款比较低，2009年安徽贷存比为70.4%低于江苏的73.6%和浙江的86.9%。并且，从2006年到2009年安徽贷存比在下降，而江苏和浙江的贷存比在提高。另一方面，上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存贷及贷款的相关率均较高，但是其金融机构贷存比较低，其深层次因素是上海资本市场的发达及服务业发展较快。

四、结语

长三角地区内部金融发展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建立一系列计量省域金融资产的指标，本文选取了“十一五”期间的2006年和2009年的数据，深入地分析了江浙皖沪的金融结构，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果：“十一五”期间，长三角地区的金融资产总量在不断提高，金融资产结构不断优化，金融相关率快速上升，总体金融发展水平得到提高；长三角地区的债权资产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其比重大概处于65%-90%之间；从金融资产结构、金融相关率等指标看，上海金融发展水平相当高，其股权资产比重显著重要，其金融相关率是江浙皖的2-3倍；总体上，金融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平行状态，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的金融发展水平依次提高，其中江苏发展金融业的潜力相对较大。

如何精确计量省域金融资产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中国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其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需要不断地挖掘金融发展与省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理顺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提高金融政策对省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谢平，1992：《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经济研究》第11期。

2.易纲，1996：《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分析及政策含义》，《经济研究》第12期。

3.易纲、宋旺2008：《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进：1991-2007》，《经济研究》第8期。

4.王元凯，2010a：《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对称性与模式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5.王元凯，2010b：《政府行为、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商业时代》第8期。

6.Goldsmith, Raymond W. 1969.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7.Shaw, Edward S. 1973.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Mckinnon, Ronald I. 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第5篇：机构年度总结范文

关键词：控制权防守；利益侵占；终极股东；资本结构

中图分类号：F27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9-0038-05

一、引言

资本结构决策一直是公司财务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Llsv[1]提出的终极所有权概念为研究资本结构决策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一些学者对终极股东控制下的公司资本结构决策进行了研究，但得到的结果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Du和Dai、孙健以及Bany-Ariffin等研究发现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度与资本结构正相关[2～4]；而肖作平的研究却发现终极股东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分离度与债务水平显著负相关[5]。不仅如此，虽然Du和Dai、孙健以及Bany-Ariffin等得到基本一致的研究结果，但他们给出的分析也不尽相同，Du和Dai[2]、Bany-Ariffin等[4]主要从终极股东维系控制地位的角度出发解释公司的高负债率，Filatotchev和Mickiewicz、Faccio，Lang和Young以及孙健主要从利益侵占角度进行解释[5，6，3]。由此可见，关于终极股东的资本结构决策研究尚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

本文把终极股东资本结构决策动机分为控制权防守和利益侵占两种，并分别根据两种动机提出研究假设，特别是本文考虑了控制权防守和利益侵占两种动机交互作用对终极股东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本文的贡献是将控制权防守和利益侵占动机结合起来分析终极股东的资本结构决策，揭示出控制权防守和利益侵占两种动机对终极股东资本结构决策的交互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1.控制权防守动机对终极股东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

Du和Dai（2005）对东亚9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市公司终极股东控制与资本结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终极股东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偏离程度与上市公司负债比率正相关，他们认为终极股东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主要是考虑债务融资不会稀释控制地位，从而选择有利于维护自身控制权的资本结构[2]；Bany-Ariffin等以2001～2004年马来西亚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终极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具有高负债的特征，认为产生高负债的主要原因是终极股东为了保持对上市公司的有效控制[4]。以上研究体现了终极股东在进行资本结构决策时的控制权防守动机。为此，从终极股东控制权防守动机出发提出假设1：终极股东控制权与资本结构负相关。

2.利益侵占动机对终极股东资本结构决策的影响

Filatotchev和Mickiewicz发现大股东控制下的公司，债务融资规模往往会大于实际需要量，他们认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控制性大股东试图通过扩大债务融资获得更高的控制权私有收益[5]；Faccio、Lang和Young发现在资本市场制度相对较差的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等，被终极股东控制的公司具有较高的负债率，负债作为一种治理机制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这种高负债有助于终极股东对负债资源进行利益侵占[6]；孙健也认为终极股东选择债务融资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各种途径掏空上市公司获得的债务资源[3]。因此，从利益侵占动机分析，提出假设2：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程度与资本结构正相关。

三、研究设计

1.模型及变量界定

为检验以上假设，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式（1）中，根据假设1和假设2，预测β1的符号为负，β2的符号为正。模型所涉及变量的具体界定见表1。表1变量界定

变量分组变量名称代码变量解释被解释变量资本结构LevM有息负债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权益市场价值）LevB有息负债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权益账面价值）解释变量终极股东控制权Vote采用终极股东投票权衡量，投票权用终极股东控制链中最低持股比例表示，如有多条控制链，则将各条控制链最小持股比例加总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DevD终极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其中，终极股东控制权计算同上；终极股东现金流权是通过将控制链中每个链条的持股比例相乘得到，如有多条控制链，则将各条控制链计算得到的现金流权加总DevS终极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控制变量股东制衡Con上市公司第二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终极股东控制权董事会独立性Inde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投资者保护Law采用樊纲、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报告》法律制度环境指数公司规模Size总资产的自然对数盈利能力Profit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总资产，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净利润+所得税+利息+折旧+摊销成长性Grow托宾Q值，（负债账面价值+权益市场价值）/总资产账面价值有形资产Tang（固定资产+存货）/总资产非债务税盾Shield固定资产折旧/总资产所属行业Indu样本共包括21个行业（其中把制造业C按二级代码划分），以A农、林、牧、渔业为基准，引入20个哑变量，属于某一个行业取1，否则取0年度Year以2002年为基准，引入7个哑变量，属于某一年取1，否则取0（1）被解释变量

资本结构作为被解释变量，衡量方法有很多，如总负债/总资产、长期负债/总资产等。Rajan和Zingales注意到采用不同的指标来衡量资本结构会得到差异很大的实证结果[7]。因此，本文在选择衡量资本结构指标时主要参照国内外学者近期普遍采用的主流衡量方法（Cook和Tang[8]、姜付秀等[9]），即有息负债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权益市场价值）和有息负债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权益账面价值）两种方法衡量资本结构。其中，有息负债总额=短期借款+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应付短期债券+长期借款+应付债券，权益市场价值=年末流通股数×流通股的年底收盘价+限制性流通股股数×年末每股净资产。

（2）解释变量

终极股东控制权采用终极股东投票权衡量，投票权用终极股东控制链中最低持股比例表示，如有多条控制链，则将各条控制链最小持股比例加总；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一般采用控制权/现金流权、控制权—现金流权和控制权与现金流权比较的哑变量等来反映，本文主要采用前两种方法。

（3）控制变量

根据国内外资本结构决定因素研究（Titman和Wessels[10]、Wu和Yue[11]、孙铮等[12]、肖作平和廖理[13]、戴亦一等[14]、沈艺峰等[15]、王跃堂等[16]），本文运用了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规模、盈利能力、成长性、资产有形性、非债务税盾、行业特征以及投资者法律保护等因素。

2.样本选择

根据CCER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提供的统计资料，选择2002～2009年在沪、深主板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样本筛选经过以下步骤：①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②剔除控制权低于20%的上市公司；③剔除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④剔除交易状态为ST、PT的上市公司；⑤剔除资产重组、退市或相关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后，得到共计1720个民营上市公司混合横截面数据（Pooled Cross Section）。这些样本的年度分布是：2002年131家、2003年178家、2004年220家、2005年235家、2006年242家、2007年240家、2008年237家、2009年237家。

3.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终极股东控制权、现金流权、主要财务数据等来自CCER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和一般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反映投资者保护程度的法律制度指数来自樊纲等（2010）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09年度报告》[17]。样本公司2002～2006年的固定资产折旧、摊销等数据通过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上市公司财务分析数据及定期报告汇编》光盘获得；有关2007～2009年样本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摊销等数据通过手工查询各公司年报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获得。其他数据利用巨潮资讯网提供的公司年报资料补充获得。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主要变量分组描述性统计

按照控制权、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两权偏离度的中位数对研究样本进行分组，把控制权大于中位数的样本归为高控制权组，低于中位数的归为低控制权组；把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度大于中位数的样本归为高偏离度组，低于中位数的归为低偏离度组（H、L分别表示组高、组低）。根据样本分组情况对资本结构、控制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度基本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制权组中小于低控制权组，在高偏离度组中大于低偏离度组，初步表明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可能存在负相关关系，两权偏离程度与资本结构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由表2还发现：衡量控制权的Vote在高偏离度组中小于低偏离度组，衡量两权偏离程度的DevD在高控制权组中小于低控制权组，DevS在高控制权组中大于低控制权组，这些结果初步表明控制权高低与两权偏离度高低存在不一致性，控制权防守和利益侵占动机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资本结构就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

2.控制权防守、利益侵占对终极股东资本结构决策的单重影响

控制权防守、利益侵占动机对终极股东资本结构决策影响的回归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终极股东控制权Vote与衡量资本结构的LevM、LevB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假设1得到证实。这表明，终极股东控制权越小，终极股东控制权防守动机越强，在资本结构的选择上，终极股东偏好债务融资。同样，终极股东控制权越大，牢固的控制地位降低了权益融资对其地位的撼动。因此，在资本结构决策中可以采取权益融资。

衡量终极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的DevD和DevS两个指标均与资本结构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2得到证实。这表明，终极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度越大，终极股东利益侵占动机越强。因此，终极股东倾向通过负债融资扩大控制资源，为进行资源转移做好准备。

另外，方程中反映公司治理结构的股权制衡Con、董事会独立性Inde与资本结构正相关，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Law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与沈艺峰等（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

3.控制权防守、利益侵占动机对终极股东资本结构决策的交互影响

为进一步考察控制权防守、利益侵占动机对终极股东资本结构决策的交互影响，构建如下两个回归方程。

LevM or LevB=β0+β1Vote+β2Vote×DevG+β3Con+β4Inde+β5Law+β6Size+β7Profit+β8Grow+β9Tang+β10Shield+20j=1+β10+jInduj+7k=1β30+k+ε （2）

LevM or LevB=β0+β1DevD+β2DevD×VoteG+β3Con+β4Inde+β5Law+β6Size+β7Profit+β8Grow+β9Tang+β10Shield+20j=1β10+jInduj+7k=1β30+k+ε（3）

式（2）考察两权偏离度对控制权与资本结构敏感性的影响，DevG为哑变量，等于1代表高偏离度组，等于0代表低偏离度组；式（3）考察控制权对两权偏离度与资本结构敏感性的影响，VoteG为哑变量，等于1代表高控制权组，等于0代表低控制权组。两个方程的回归结果见表4。

4.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根据DevS中位数对两权偏离程度进行分组，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选择控制权比例至少达到30%的样本进行检验，结果也与前文一致。篇幅所限，因此不再报告具体检验结果。稳健性检验显示，主要结果无明显的变化，因而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

本文以2002～2009年我国民营上市公司1720个观测值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控制权防守和利益侵占动机对终极股东资本结构决策的单重影响和双重交互影响，结果发现：高控制权减弱了两权偏离度与资本结构的敏感性，低控制权下两权偏离度与资本结构更敏感；高偏离度减弱了控制权与资本结构的敏感性，低偏离度下控制权与资本结构更敏感。这表明：终极股东控制权防守和利益转移动机对终极股东资本结构决策产生交互影响。本文进一步揭示了终极股东控制下的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决策机制，提高了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公司利益相关者对终极股东控制下的资本结构选择行为的认识，丰富了公司治理与资本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围绕利益侵占动机，进一步提供终极股东负债资源转移行为的经验证据，也可以进一步探讨终极股东控制权防守和利益侵占动机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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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姜付秀，黄继承.市场化进程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J].管理世界，2011（3）：12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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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Wu L，Yue H. Corporate Tax， Capital Structure and the Accessibility of Bank Loans： 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9，33（1）：30-38.

[12]孙铮，刘凤委，李增泉.市场化程度、政府干预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J].经济研究，2005（5）：52-63.

[13]肖作平，廖理.公司治理影响债务期限水平吗？[J].管理世界，2008（11）：143-156.

[14]戴亦一，张俊生，曾亚敏，潘越.社会资本与企业债务融资[J].中国工业经济，2009（8）：99-108.

[15]沈艺峰，肖珉，林涛.投资者保护与上市公司资本结构[J].经济研究，2009（7）：131-142..

第6篇：机构年度总结范文

托幼机构是学龄前儿童集中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样也是容易造成各类传染病发生和传播的环境，托幼机构消毒管理制度的落实及消毒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幼儿的身体健康。为了解新泰市托幼机构消毒工作，现将2008~2010年全市各级各类托幼机构的消毒质量监测结果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新泰市62家幼儿园2008~2010年监测资料。

1.2 方法 检测室内空气（教室、寝室、活动室）细菌菌落总数和溶血性链球菌，物体表面（玩具表面、课桌台面）、工作人员手（保育员、老师）细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和致病菌，使用中消毒剂有效浓度和染菌数，食（饮）具（饭碗、饭勺、筷子、水杯）大肠菌群和致病菌，紫外线灯福照强度等。检测采样与结果判断标准，依照卫生部《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和《托幼机构消毒卫生标准》WT001-2004规定的方法进行采样与检测。

1.3 结果判定 空气细菌菌落总数≤500cfu/m3，并不得检出溶血性链球菌。物体表面与工作人员手细菌总数分别为≤15 cfu/cm2和≤10cfu/cm2，并都不得检出大肠菌群与致病菌。使用中消毒剂染菌总数≤100 cfu/ml，有效使用浓度≥500mg/L。食（饮）具不得检出大肠菌群和致病菌。紫外线强度≥70µW/cm2。

1.4 统计分析 率的比较采用2检验。

2 结果

2.1 各年份检测结果 共采集托幼机构各类样品6581份，合格5786份，总合格率为87.92%；各年份检测合格率分别为2008年85.03%（1750/2058），2009年87.63%（1402/1600），2010年90.11%（2634/2923）；不同年份消毒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87.32，P

2.2 不同年份不同样品检测结果 不同年份各类样品合格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107.55，P

表1 2008-2010年新泰市托幼单位检测项目结果

第7篇：机构年度总结范文

【关键词】定向降准 政策

一、“定向降准”政策背景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传统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己经难以为继，各方面环境及条件均己发生变化。我国经济增长逐步呈现“增长速度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与升级”、“经济增长模式由要素驱动与投资驱动模式逐渐过渡到创新驱动模式”的特征，整体经济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复杂内外部环境中步入“新的常态”。与此同时，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的冲击、提振市场信心并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政府均推出了一系列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亦出台了大量的刺激性政策。伴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不计成本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开始暴露出如“流动性陷阱”和“零利率下限”等多项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问题，此前推出的系列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经逐渐下降。市场对于能够消耗更少成本的同时发挥更加精准作用的新型货币政策的呼声也随之越来越高。

在2013年年中“钱荒事件”发生后，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开始从以往倚重基准利率和信贷数量控制的调控方式，开始向倚重资产负债表调控方式变革，以定向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下简称“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补充抵押贷款为主体的系列定向宽松货币政策工具与降息、降准等传统工具的组合逐渐明确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基本框架的改革方向。央行不再继续实施统一口径式的调控方式，而是开始尝试通过“精细化、滴灌式”的调控方式有效缩短货币政策传导链条、合理引导资金流向、重点扶持经济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和保障房等基建项目，最终进一步缓解金融不能够很好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并促进经济结构转向平衡。目前，在己经推向市场的定向调控类货币政策工具当中，以“定向降准”的使用最为频繁、最具代表性。

二、“定向降准”政策执行情况

截至2016年6月，央行前后共实施8次“定向降准”货币政策，如下表1所示：

按照存款准备金管理原则，曲靖市将14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机构数量占近全市银行金融机构三分之二）纳入定向降准管理。截至2016年6月末，全市地方法人机构总资产达925.97亿元，各项存款823.45亿元，比年初增加6.59亿元，增速0.81%，同比增长1%；各项贷款528.45亿元，比年初增加42.08亿元，增速8.65%，同比增长17.07%。以最近两次“定向降准”为例，2015年10月24日实施“定向降准”后，按照“定向降准”政策规定：曲靖市商业银行、辖内9家农村信用社和4家村镇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总共释放资金约7.62亿元万元。2016年2月16日实施“定向降准”后，曲靖市商业银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释放资金约0.10亿元。两轮“定向降准”过后，总共释放资金总量约7.72亿元。

三、“定向降准”产生总量、结构效应分析

（一）“定向降准”产生总量、结构效应的机理分析

1.“定向降准”的基本情况。“定向降准”是指中央银行为了引导信贷资金进入特定领域、行业或地区，从而对符合一定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降低其存款准备金，增强其信贷能力的政策。目前我国实施“定向降准”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建立促进信贷结构优化的正向激励机制，引导商业银行把更高比例投向小微企业和“三农”领域，在不大幅增加贷款总量的同时，使小微企业和“三农”获得更多信贷支持。

2.“定向降准”产生总量效应的机理分析。从单个机构看，操作工具降低目标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使其可贷资金增加，从而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从整体银行体系看，操作工具降低部分机构存款准备金的同时，整体体系中超额存款准备金增加，相当于中央银行对银行体系投放了基础货币，这笔资金从目标金融机构以贷款形式流出后将在银行体系中流转并产生派生货币。

3.“定向降准”产生结构效应的机理分析。政策宣示信贷支持的目标领域，并降低满足条件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一方面使得金融机构可贷资金增加，信贷能力增强；另一方面通过正向激励重构其信贷投放机制，提高目标领域信贷占比。

（二）“定向降准”政策总量、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

第8篇：机构年度总结范文

课题组成员：张严，王震颖，董建萍，邵，王海生；

执笔：王震颖（上海市统计局），邵（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海，200120）

摘要：本文运用上海市金融业经济普查和GDP核算数据，从上海市金融业的发展现状、金融业对经济的支持程度、金融业基础统计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2004年上海市生产总值扩大8.4％，金融业增加值减少17.4％。金融业增加值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普查年度的核算方法与以往年度的核算方法不同；（2）金融业对上海市经济直接拉动作用减弱，且波动性较大。但是金融业对全市经济的间接支持作用不变、贷款流向与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3)目前，金融业基础统计中仍存在一些影响GDP和金融业增加值核算的问题。文章最后就完善现有金融业统计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上海；金融统计；数据解释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428（2006）09-0013-05

一、金融业增加值的核算范围

金融业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其他金融业活动组成。其中，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含农村信用社)和其他银行(即政策性银行)。证券业包括证券市场管理、证券经纪与交易、证券投资、证券分析与咨询活动。保险业包括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和保险辅助服务活动。其他金融活动包括金融信托与管理、金融租赁、财务公司、典当以及其他未列明的金融活动。

金融业增加值是金融业从事金融中介服务及相关金融附属活动而新创造的价值，是一定时期内金融业生产经营活动最终成果的反映。金融业增加值采用生产法和收入法核算，以收入法的计算结果为准。具体方法如下：

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二、上海金融业增加值的状况

(一)普查结果：全市生产总值扩大8.4％，金融业增加值减少17.4%

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显示，2004年末，上海市共有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全部单位数41.1万家。其中，法人单位34.4万家，法人单位的分支机构6.7万家。

根据《经济普查年度GDP核算方案》(以下简称《普查年度方案》)，对上海市2004年GDP进行重新核算的结果显示，上海市生产总值达8072.83亿元，比年度快报核算的总量多了622.56亿元，增加8.4％。两种核算结果出现变化，一方面与第三产业单位量大、行业类型多、新兴服务业发展快、经营情况复杂有关；另一方面与现行常规统计核算范围有遗漏、新兴行业统计不全、经济普查与年度快报GDP核算方法有所不同等因素有关。

本次普查金融业的调查范围为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与以往年度金融业年报的统计范围相比，增加了对期货公司、异地在沪期货营业部、证券分析与咨询公司、典当公司、担保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统计。

普查结果显示，2004年末，上海市有金融业法人单位635家，产业活动单位3658家(见表1)。其中，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产业活动单位3317家，上海市注册的法人单位在市外设立的产业活动单位594家。上海市金融业主要呈现出四个特点：（1）银行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全市共有各类银行业法人307家，银行业产业活动单位2183家，分别占全市金融业的48.3％和59.7％；(2)保险业加速发展。2004年末上海市共有保险业法人150家，保险业产业活动单位380家。其中77.3％的法人单位和65.6％的产业活动单位于2002至2004年期间开业，迅速扩张的态势明显；(3)证券业向市外拓展的力度最大，上海市33家法人单位在市外设立了从事证券业务的产业活动单位568家，比异地在沪经营证券业务的营业部多238家；(4)金融服务功能日益完善。2000年以来，中国银联、城市商业银行资金清算中心、黄金交易所、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汽车金融公司和各类专业化金融机构业务运营中心相继在沪开业。这些功能各异的金融机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它们为上海市和全国提供着多种金融服务，完善上海市金融体系，大大增强了上海市金融业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根据普查资料和《普查年度方案》核算的结果显示，2004年上海市金融业增加值为612.4亿元(见表2)，比上年同期增长13.5％。从金融业增加值的行业构成看，2004年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活动单位增加值占比高达86.3％，保持主导地位；其他依次为证券业增加值(10.6％)和保险业增加值(3.1％)。从金融业增加值的项目构成看，企业所得的营业盈余和固定资产折旧合计占64.8％，个人所得的劳动报酬占22.6％，国家所得的生产税净额占12.6％。

（二）差异解释：根据普查数据修订的金融业增加值比年度快报减少129.28亿元的主要原因

虽然，近年来上海市金融机构数量不断增加，业务规模逐步扩大，总体运行情况比较平稳，此次普查的覆盖面也比常规年报更加全面。但是，2004年根据普查数据修订的上海市金融业增加值，比年度快报的741.68亿元减少129.28亿元，减少17.4％。两个结果差异较大，主要是与经济普查年度的核算方法与以往年度的核算方法不同有关。

1.金融中介服务处理方法不同。

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存贷款服务，并不直接向客户收取费用，而是通过向借款人收取较高利息，并向存款人支付较低利息的间接方式来弥补其各种营业成本并获取利润。金融机构从事这种服务的产出称为金融中介服务产出。

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产出=金融机构的应收财产总收入-应付的总利息

原则上应扣除金融机构利用自有资金所获得的财产收入。

对于这种金融中介服务产出，联合国1993年SNA采取了一种间接计算方法：首先确定一种参考利率，它介于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将金融机构实际收取的贷款利息与假定按参考利率收取的贷款利息之差作为对借款人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务价值。将金融机构假定按参考利率支付的存款利息与实际支付的存款利息之差作为对存款人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务价值。

以往我国在年度核算时，对金融中介服务的处理并没有采用联合国1993年SNA的方法，而是采用了一种特殊方法，即把各行业的利息净支出作为中间投入处理。由于合计的各行业利息支出净额大于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产出价值，从而人为地扩大了某些行业金融中介服务的中间投入，进而低估了这些行业的增加值。为了弥补漏掉的这部分增加值，在金融业增加值核算中补加居民储蓄利息收入。因此，这就将把本应属于各行业的增加值部分弥补到金融业之中，从而扩大了金融业的增加值。

为了更接近国际的通行做法，《普查年度方案》规定：利用各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部门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和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和的比例，向使用者分摊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产出。这种处理方法保证了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的产出与使用的一致，而居民储蓄利息不再作为金融部门的增加值处理，造成金融业增加值有所减少。

2.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处理方法不同。

以往年度核算时，计入上海市金融业增加值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产生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为总控制数，并根据上海市证券机构交易额占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额的比重计算。

《普查年度方案》规定，计入地区金融业增加值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产生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为总控制数，根据各地区证券交易额占全国证券交易额的比重计算。

因此，计算时使用的总控制数增加了60多亿元，上海证券交易额占全国证券交易额的比重仅为15.5％。虽然总控制数有所增加，但是其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小于比重下降的程度，使计入上海市金融业增加值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少。

三、金融业对上海经济的支持程度分析

(一)金融业对上海市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减弱，且波动性较大

2004年，根据经济普查数据测算的金融业增加值占上海市GDP的比重为7.6％，比年度快报数据低了2.4个百分点(见表3)。金融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4％，比年度快报下降2.6个百分点。比重降低主要由于金融业增加值核算方法发生变化引起。

同时，为保持历史资料的可比性，对1993-2004年的GDP作了修订。金融业增加值占上海GDP比重及贡献率指标来看，修订后的平均比重为10.3％，比修订前的低1.6个百分点。修订后的平均贡献率为9.2％，比修订前的低1.4个百分点。

从12年的变化趋势看，修订后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致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化。1995―2000年基本呈上升态势，2000年后则逐年下降。比重的最大值(2000年12.6％)和最小值(2004年的7.6％)之间相差5个百分点。金融业对上海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波动则更大，12年贡献率的标准差达29.7。最高(1997年)达19.3％，表明1997年上海市生产总值12.8％增长中，有约2.5个百分点是由金融业增长拉动的。最低为2001年，由于当年金融业增加值的下降，不仅对上海市经济增长没有贡献，反而制约了上海市经济的增长。

修订后上海市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贡献率变动

(二)金融业对上海市经济的间接支持作用不变，贷款流向与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1993―2004年，影响上海市经济增长的各类主要资金总量累计达2.15万亿元。各类资金的主要特点是：(1)财政资金是稳定的资金来源。从增速看，财政支出除1998年仅增长4％以外，其他年份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信贷资金是主要的资金来源。1993―2004年累计新增本外币贷款达1.32万亿元，占全市资金总额的比重超过六成。(3)直接融资规模最小，波动性最大。1993―2004年直接融资累计融资额仅占全市资金总量的6％。其中，1995年仅为19.6亿元，2001年则高达212.84亿元。(4)利用外资略有波动，但总体仍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1993-1994年上海市各类资金情况由于信贷资金是支撑上海市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因此，我们利用1993――2004年的数据，分别以修订前后的GDP、修订前后的GDP可比增长作为因变量，贷款余额、扣除异地贷款后的余额、贷款余额增长作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见表4)。希望通过分析贷款与修订前后GDP之间的关系，来分析金融业对全市经济增长的间接推动作用。

从总量上看，贷款余额与修订前后GDP总量的相关程度均很高。方程1、2、3的R2和调整后的R2均为0.97以上。其中，方程2表明贷款余额每增加1个单位，修订后的GDP将增加0.4948个单位，比修订前GDP的数据(见方程1)略高0.0478个单位。由于发放给市外企业的贷款对上海市GDP不发挥作用，将其扣除后重新回归得到的方程3表明，贷款每增加1个单位，修订后的GDP将增加0.5213个单位，比方程2的0.4948个单位高0.0265个单位。

从增速上看，贷款增长10％，可支撑GDP11.3％左右的增长速度，与修订前的GDP可比增长11.1％基本持平(见方程4、5)。

考虑到贷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滞后效应，我们利用前一年贷款的相关数据与次年GDP的相关数据，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相同。

从结构上看，贷款流向与上海市经济结构存在较大差异。2004年末，上海市贷款余额中第三产业贷款余额占51.3％，个人消费贷款余额占20.5％(见表5)。个人消费贷款中，90％以上为住房消费贷款，其最终流向是房地产业。如果将这部分贷款余额计入房地产业，则第三产业贷款余额的比重超过了七成，比修订后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高出21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贷款余额所占的比重仅为27.8％，比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低20.4个百分点。

从各行业的情况看，贷款集中流向房地产业和工业。2004年末，上海市贷款余额中，这两个行业的贷款余额占了近六成。其中，房地产业贷款余额(含个人消费贷款)所占比重达33.6％，位居各个行业之首，比列第二位的工业贷款比重高9.2个百分点，比房地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更是高出25.3个百分点。工业贷款余额所占比重为24.4％，比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低20.1个百分点。

四、进一步完善金融统计的思考

(一)现有金融业统计制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一：影响金融业增加值总量核算的问题

1.没有全面反映总行本部、总部设在上海的专业化机构的经营成果。

2004年末，上海市共有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中国银行华东信息中心、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等19家总行级专业化机构或部门。从普查结果看，仅有工商银行票据营业部填写了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和财务表，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等3家机构填写了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表，其余的机构均因为是总行的一个部门，未经相关部门登记注册、不进行独立核算等财务核算原因，未填写基本情况表和财务状况表。虽然根据在地原则，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所有常住单位创造的新价值，均应纳入上海市金融业增加值的核算范围。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财务资料，并没有计算这些未填写财务报表的机构创造的增加值。从3家机构填写的产业活动单位基本情况表看，一些机构(如信用卡中心)不仅年末从业人员上百、而且全年营业收入上亿，相当于十几家规模较小的外资银行，显然这部分机构创造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同样根据在地原则，核算总行在上海市且在市外有分行的机构(交通银行、浦发银行)的经营成果时，应剔除其在市外的部分，即仅包括上海分行和总行本部的经营成果。从普查结果看，浦东发展银行总行由于不进行总部自身的核算，无法填写相关的财务报表，因此没有计算其总行本部创造的增加值，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上海市金融业增加值的真实水平。

2.使用累计折旧之差核算，低估了金融业增加值。

由于普查中使用的银行及相关金融业损益表中，未设“当年折旧”科目。因此，在核算2004年金融业增加值时，只能用银行及相关金融业资产负债表中累计折旧比年初增减的数据来替代。从数据上看，2004年末，银行业的年末累计折旧比年初增加7.52亿元，仅为2003年当年折旧的二分之一(2003年度银行业的当年折旧为14.61亿元)。显然，由于存在固定资产报废等因素，当年计提的折旧与年初年末累计折旧差额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异的，采用差额的方法计算会低估金融业增加值。

3.会计年度的差异导致金融业增加值低估。

部分外资金融机构的会计年度与我国不同。例如，日本的会计年度为当年4月1日至次年的3月31日。因此，普查中日本银行提供的是2004年4―12月期间的财务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进行核算，低估了部分外资银行全年的经营成果。

问题二：影响金融中介服务产出核算的问题。

《经济普查年度方案》规定，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按使用者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和占全部金融机构全部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和的比例分摊。计算公式如下：

使用者分摊的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产出=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产出×(使用者的存贷款余额之和/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

由于目前没有异地贷款的行业分类资料，因此，在金融业中介服务产出分摊时，没有考虑扣除上海市金融机构向市外企业发放贷款的因素，而是使用上海市全部的贷款余额的总数计算。这种处理方法，将本应该分摊给市外企业的、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产出，分摊给了上海市的各个行业，这种做法可能会影响GDP的行业构成。

问题三：影响实际情况判断的问题。

增加值应该反映当年的经营成果。但是目前会计核算中，有一些对以往年度的调整处理影响了真实经营成果的反映。例如，从普查的财务数据看，全市有9家银行2004年提取的准备金为负数，共计6.75亿元，这主要由冲减以往年度提取的准备金引起。在核算金融业增加值时，当年提取准备金和营业利润均计入营业盈余，因此这部分冲减的准备金并不影响当年增加值的总量数据。因为，如果提取的准备金增加，则营业利润减少；提取的准备金减少，则营业利润增加。但是这样高估了企业当年的营业利润，对于企业真实经营成果的反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外，投资国债、央行票据获得的收入应在损益表中的投资收益科目中核算。但是，目前上海市部分外资金融机构并没有将投资国债、央行票据获得的收入计入投资收益，而是作为利息收入在损益表中反映。这虽然不影响企业营业利润的多少，但是不利于企业收入来源结构分析。

(二)进一步完善金融统计的一些思路

1.建立专业化运营机构的常规统计渠道。

2005年末，上海市共有24家总行级专业化部门或机构，比2004年末增加5家。上海市“十一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要实施金融集聚战略，大力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可以预见，上海市此类机构的数量将不断增加，其对全市金融业增加值水平的影响也将越大。因此，应尽快建立常规的统计渠道，根据业务性质，将其进行分类，建立起有针对性的统计制度。对于负责技术开发、信息收集等机构，可建立从业人员数量、劳动报酬等统计指标。对于票据中心、资金交易中心、信用卡中心等经营具体业务、创造营业收入的机构，应建立较为全面的财务核算指标。

2.建立中、外资金融机构普遍适用的指标体系。

截至2006年5月，上海市外资金融机构数已达60家，占到了全国外资金融机构总数的一半以上。除日资银行外还有个别外资金融机构的会计核算年度与我国不一致。此外，目前我国的金融统计指标体系实行的是中、外资两套统计指标，即中资采用全科目统计指标体系，外资采用的是由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等19张报表内容组成的统计体系。因此，建立一套能适应中外资全部金融机构的更为合理的统计指标体系尤为重要。只要在我国境内开展业务的金融机构都应按统一指标、频度、时间及会计核算年度报送数据，以便全面把握我国金融运行状况，准确分析金融对经济的影响。

3.细化金融机构存贷款统计。

第9篇：机构年度总结范文

一、控制硬件架构的设计

根据太原刚玉为蒙牛配送中心预设的系统要求，项目组大胆地采用了AS―I总线作为检测信号与控制信号的底层传输总线。

AS-I(Actuator-Sensor-Interface)是执行器―传感器―接口的英文缩写，它是一种用在控制器(主站)和传感器／执行器(从站)之间双向交换信息的总线网络，它属于现场总线(Fieldbus)下面底层的监控网络系统。一个AS―I总线系统通过它主站中的网关可以和与PLC、儒C或上层现场总线(Profibus、Interbus、DeviceNet、CAN、Modbus、Modbus+、CC-Link、Ethernet)相连。AS―I主站可以作为上层现场总线的一个节点服务器，在它的下面又可以挂接一批AS―I从站。AS―I总线主要运用于具有开关量特征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系统，传感器可以是各种原理的位置接近开关以及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开关等。执行器可以是各种开关阀门，电／气转换器以及声、光报警器，也可以是继电器、接触器、按钮等低压开关电器。当然，AS―I总线也可以连接模拟量设备，必须注意的是在连接主站和从站的两芯电缆上除传输信号外，同时还提供工作电源。其网络拓扑结构灵活(线型、树型、总线型、星型等)，数据传输速率在167Kbit／s，系统安装调试扩展简单，带有故障预警功能，维护、诊断简单迅速，停机时间短。

在设备选型上，我们选择了P+F(倍加福)。德国P+F公司(PEPPERL+FUCHS)是全球最大的传感器专业公司，创建于1945年，于1958年向世界推出具有革命意义的第一代电感式传感器，成功应用于化工石油行业。德国P+F公司与上海自控电器厂在1993年底建立合资企业上海倍加福自动化有限公司，生产和销售P+F传感器。

每个AS-I总线长度为300米，从站数为31个，每个从站可连接4个输入和4个输出。在这个方案中，我们采用了双AS-I总线，把系统从电器上一分为二，保证了电器安装调试的方便，也为控制软件实现设备故障自诊断功能打好了硬件基础。其电控系统结构原理图如上图所示(与实际结构稍有差别)。

二、控制软件架构的设计

自动化立体仓库设备的控制系统，经历电气控制、电气程序化控制、数字程序控制等几个时期。目前对于立体仓库的库前处理系统，一般采用输送机、传输小车、放货台等方式进行处理。对于由输送机构成的库前处理系统而言，会随着用户的要求，其规模、排列方式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设计其机械结构时，就需要考虑输送机控制系统的复杂度与控制实现的难度。除此之外，在现场安装调试时因为其系统是为用户定制的新的系统，在检测信号的特征、控制信号的特征以及工作流程上都是特殊的。目前大多数厂商采取的控制系统，由程序代码勾画设备工作流程，其控制复杂度与系统规模息息相关，这种程序结构不但调试难度大，就其运行可靠度、稳定度而言，将随调试人员的技术能力与心理素质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为了满足蒙牛配送中心需求，达到系统预设计要求，项目组依托AS-I硬件基础设计了一种适合由输送机群构成的立体仓库库前处理系统的控制技术，以克服现有技术的在设计、调试时的瓶颈问题，降低设计复杂度，提高调试效率，稳定运行可靠度，提高整体输送机群的工作性能。本技术通过对输送机系统进行树星数据结构处理后，产生的由设备检测信号、设备控制信号、输送机拓扑结构数据、物料运行路径数据所构成的数据群。由一个通用的数据引擎对数据群进行处理后，再由执行控制单元控制调度单个输送机个体的控制结构。实现了输送机控制与数据引擎、执行控制单元无关性的控制技术。

建立输送机的逻辑模型，使输送机可以在逻辑上进行控制，即逻辑模型的输送机同实际物理类型的输送机有相同的功能。在检测信号的处理上，逻辑模型以一种完美型输送机结构设计，即到货检测、有货检测、换速检测、等待检测等功能都具备的输送机模型。在控制信号的处理上，同样采用一种完美型输送机结构设计。完成之后，把物理输送机输入信号与控制输出信号同逻辑输送机相应功能的数据连接起来，构成一个输送机控制实体。同时，用相同的办法，构建升降机的控制实体。

首先，对输送机结构进行分层处理，本控制技术可以对多达200层的输送机结构进行控制。其次对输送机物理拓扑结构进行分类，目前输送机的组合结构一般有直线型、直角型、丁子型、十字型，后三种类型的结构在进行传输时还需要升降机配合工作。由此就产生了由四种控制工艺所组成的数据引擎。在控制引擎中通过对设定路径分析，拓扑结构分析得出货物在输送机上传输路径的组合结构，调用相应的控制工艺进行处理。

其次，建立输送机、升降机的拓扑结构描述数据，以及输送机与升降机的耦合机构描述数据。

最后，设定输送机可能出现的运行路径数据。

至此，我们就可以控制货物沿输送机的逻辑路径在物理输送机上进行搬运处理。在输送机系统的设计时，就不需要考虑输送机可能出现的控制复杂度。在调试时，只要把物理输送机输入信号与控制输出信号同逻辑输送机相应功能的数据连接起来，构成一个输送机控制实体以及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输送机群的拓扑结构数据与物科搬运路径数据，就可以完成对输送机的调试工作。

在输送机群的数据模型确立后，为了使系统协调工作，需要有路由功能模块、路径解析模块、工艺生成模块以及设备监控模块、设备调度模块、过程控制模块等组成的一个公用的数据处理引擎，完成输送机群的协调工作，其各个模块的逻辑结构如下图所示。

这种控制技术是一种数字路径优化技术，通过托盘条码将管理系统的物料搬运同设备数字化调度绑定到一起，由设备监控模块，监视物料运行状态，成功地实现了设备故障自诊断与故障现场保护，为库前处理系统的稳定可靠地运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现场应用的状况

首先，AS―I总线用简单经济的方式将二进制的执行器和传感器连接起来。因为所有的信号处理的采集点同处理单元的距离很近，电器安装调试工作异常方便；安全、故障隐患降至最低。